Know99判決書

選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當選無效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選字第1號原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蔡正傑訴訟代理人李岱憶檢察事務官張妙如檢察事務官被告黃仁訴訟代理人梁宵良律師越方如律師上一人複代理人許智全律師上列當事人間當選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事項　　按當選人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99條第1 項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之行為者，選舉委員會、檢察官或同一選舉區之候選人得以當選人為被告，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60日內，向該管轄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第11屆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於民國113年1月13日舉行（下稱系爭選舉），中央選舉委員會於同年月19日公告被告當選為原住民立法委員等情，有中央選舉委員會113年1月19日中選務字第1133 150030號公告及選舉當選人名單影本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 425頁至第429頁）。原告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被告涉有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行為，於同年3月18日依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規定，向本院提起當選無效訴訟，符合上開規定。貳、實體事項一、原告主張略以：被告為系爭選舉之候選人，經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3年1月19日公告當選為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被告聘請訴外人陳泰宇擔任桃園市競選服務處總召、訴外人洪國治係擔任桃園市競選服務處主任委員，被告之妻王春梅於競選期間，陸續交付新臺幣（下同）50萬元予陳泰宇，用以辦理競選活動。陳泰宇於112年12月28日發現遭檢調偵辦，離開桃園前往臺東躲避(113年1月5日回桃園)，事先將王春梅交付之餘款10餘萬元，轉交給洪國治繼續辦理競選活動。被告竟容任洪國治利用競選之機會，為下列賄選之行為：㈠於112 年12月31日，在具有平地原住民身分之訴外人陳金祥經營之桃園市○○區○○○路○○○0000號鐵皮屋檳榔攤，交付金額不詳之紅包要求支持被告，陳金祥允諾支持，然因知悉違法而拒絕收受紅包；㈡於113年1月1日下午1時許，由具有平地原住民身分之訴外人陳信妹帶領下，欲前往亦具有平地原住民身分之訴外人黃春輝位在楊梅區楊湖路鐵皮屋等原住民聚落拜票，洪國治於陳信妹帶領前往拜票前，在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內，以支付工作費為由，交付2000元與陳信妹，並出言要求支持被告；陳信妹表明其什麼都沒做，並推辭款項，洪國治稱「你就拿去吧」勸說收下後，即基於收受賄賂之犯意，即收起洪國治交付之2000元，代表允諾支持被告；㈢洪國治旋在陳信妹帶領下抵達黃春輝位在楊梅區楊湖路鐵皮屋居處外拜票，趁隙交付現金4000元向黃春輝賄選買票；黃春輝基於收受賄賂之犯意，收下4000元後代表允諾支持被告。被告對於洪國治所為之賄選行為，基於競選團隊工作人員即屬當選人直接或間接認可為其服勞務之人，即為當選人手足之延伸，而屬當選人自己之行為，依民法第188條、第224條前段規定之損益同歸原理，即應由當選人與自己行為負同一責任。而洪國治、黃春輝、陳信妹並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選偵字第50、73、76、77、78號提起公訴，爰依選罷法第 12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提起本訴，請求判決被告當選無效等語。並聲明：被告就系爭選舉之當選無效。二、被告抗辯略以：原告主張被告有賄選行為所引據之桃園地檢署113年度選偵字第50、73、76、77、78號洪國治等人違反選罷法案件，經鈞院刑事庭審理後，已於113年12月20日宣判諭知洪國治、黃春輝、陳信妹無罪，原告對於被告如何教唆指使洪國治買票或容任賄選一節，並未舉出任何事證，甚至洪國治賄選行為亦經法院為無罪認定，自難以被告與洪國治之間有共同賄選之犯意聯絡而為被告當選無效之理由。此外，選罷法第120條之「當選人之行為」仍應以當選人與其競選團隊甚至周圍助選員間有無犯意聯絡為認定；若有，當適用選罷法第120條規定，依法進行當選無效之訴；反之，如無法證明當選人與其競選團隊甚或周圍助選人員間有選罷法第120條各款情形，即一律責令當選人承擔當選無效之不利結果，除不當倒轉舉證責任，加諸當選人過苛義務外，甚至引發競選對手設計陷害，製造對手賄選假象，即可置當選對手於當選無效之困境，無法達到遏止選舉賄選之歪風。本件原告未盡舉證之責，主張之事實與當選無效之訴要件不合，自相矛盾且無證據支持，其訴顯無理由，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為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候選人，嗣經投開票結果，被告得票數為20,087票，並經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3年1月19日以中央選務字第1133150030號公告被告當選。　㈡陳金祥、陳信妹、黃春輝均為第11屆立法委員平地原住民選舉之投票權人。　㈢陳泰宇、洪國治於競選期間分別於被告桃園市競選服務處擔任總召及主任委員，被告之妻王春梅於競選期間陸續交付予陳泰宇50萬元辦理競選活動。陳泰宇復於112年12月28日前某日將餘款10萬元交予洪國治，以續行辦理競選活動。　㈣嗣洪國治於：⒈112年12月31日，在具有平地原住民身分之陳金祥經營之桃園市○○區○○○路○○○0000號鐵皮屋檳榔攤，交付金額不詳之紅包要求支持黃仁，陳金祥允諾支持，然因知悉違法而拒絕收受紅包；⒉於113年1月1日下午1 時許，由具有平地原住民身分之陳信妹帶領下，欲前往亦具有平地原住民身分之黃春輝位在楊梅區楊湖路鐵皮屋等原住民聚落拜票，洪國治於陳信妹帶領前往拜票前，在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內，以支付工作費為由，交付2000元與陳信妹，並出言要求支持黃仁；陳信妹表明其什麼都沒做，並推辭款項，洪國治稱「你就拿去吧」勸說收下後，即基於收受賄賂之犯意，即收起洪國治交付之2000元，代表允諾支持黃仁；⒊洪國治旋在陳信妹帶領下抵達黃春輝位在楊梅區楊湖路鐵皮屋居處外拜票，趁隙交付現金4000元向黃春輝賄選買票；黃春輝收下40 00元後代表允諾支持黃仁。上開行為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 113年度選偵字第50、73、76、77、78號提起公訴，洪國治、黃春輝、陳信妹經本院以113年度原選訴字第1號判決無罪。　㈤王春梅前開所涉犯違反公職選舉罷免法乙案（桃園地檢署113 年度他字第2347號），於偵查中表示前開50萬元係交予陳泰宇包紅包、白包、加油、豐年祭使用，並告知經費要用在選舉等語，而陳泰宇、洪國治均否認賄選，於偵訊中亦未指訴王春梅涉及刑事部分，經桃園地檢署予以簽結。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認定事實所使用之證據，初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其使用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再依據間接事實，依經驗法則之作用，推認主要事實亦無不可，惟證明之程度，應達到真實蓋然性之程度，舉證責任始為成功；單純的懷疑或臆測，尚不足使負舉證責任之一方獲得有利之判斷。若原告所主張當選人即被告違反選罷法之行為，經綜合全卷直接證據或其他間接事證，仍不足以證明，自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固主張洪國治向有投票權人之陳金祥、陳信妹、黃春輝賄選，並以其等於調查、偵查中之供述為據，惟查：　⒈陳金祥於113年1月10日調查時證稱：黃仁的競選團隊於12月3 1日掃街拜票時，黃仁競選團隊的主委洪國治等人有來到我開設檳榔攤休息、買水，並發給我約二十來頂競選帽子請我幫忙發放，競選團隊的人休息十多分鐘後就離開繼續掃街拜票，洪國治就單獨留下來到櫃檯將水錢200元給我，隨即拿了一個紅包給我，並向我表示請多多支持黃仁，但我隨即將紅包退回，只收水錢200元，但我會支持黃仁，洪國治就將紅包收起來後向我表示，請我將周遭住戶集合起來，並向他們拜票尋求支持等語（選偵字第50號卷第42頁）；於同日偵查中則證稱：112年12月31日候選人黃仁他沒有來，只有洪國治有來，當天還有古德胡及其他女生大概10幾個人，他們當時來宣傳，在我店裡休息，競選團隊離開後，洪國治要付飲料費200元，之後他還給我一個紅包，但我拒絕，我說我不要收，他給我紅包的意思可能是要幫他找人，也就是說要請市民支持黃仁，我不知道紅包裡有多少錢，我沒有打開，紅包薄薄的，當時我老婆陳萬玉蘭在客廳有看到洪國治拿紅包給我等語（選偵字第50號卷第82至83頁）；另於113年2月 23日偵查中證稱：我不確定我老婆陳萬玉蘭有沒有看到等語（選偵字第50號卷第475頁）。陳金祥復於113年10月1日本院刑事庭審理時證稱：洪國治112年12月31日有來松柏林檳榔攤幫黃仁助選，大概10幾個人過來檳榔攤喝水，競選團隊離開檳榔攤站在馬路上，洪國治來付水錢及給我一個紅包袋，這件事情沒人看到、我老婆也沒看到，我沒有收紅包、沒有觸摸紅包袋，不知道紅包袋裡裝什麼，只是用眼睛看感覺紅包薄薄的，沒過多久洪國治也走了等語（原選訴卷315至3 26頁）。而陳萬玉蘭則於警詢、偵訊時證述：我不知道也沒看到洪國治當日付飲料費200元時，還有給陳金祥一個紅包的事情，陳金祥也沒有跟我說此事等語（選偵字第50號卷第 458至459頁、第477頁）。可知陳金祥於偵查時先證述陳萬玉蘭有看到洪國治拿紅包，紅包摸起來薄薄的不知道裡面有多少錢，隔數日復證稱不確定陳萬玉蘭有沒有看到，後於本院審理中再變更稱其沒有觸摸到紅包，也不知道紅包裡面裝什麼，只是用看的覺得薄薄的，陳萬玉蘭沒有看到上開過程等節，所述關於紅包交付之情節前後矛盾歧異，亦與陳萬玉蘭證述不一，難以採信。且關於洪國治交付紅包時請託之事由，陳金祥初稱：請我多多支持黃仁，後稱：他給我紅包的意思可能是要幫他找人，也就是說要請市民支持黃仁等語，何以有如此前後不一之認知？則其所稱之紅包，究否為對價關係之賄賂？均屬有疑，難遽以為斷。　⒉黃春輝於113年1月10日調查時陳稱：洪國治於113年1月1日帶領宣傳車及競選團隊人員前往我居住鐵皮屋住家，但我當時開車出去附近買東西不在家等語（選偵字第50號卷第95頁），而經調查局偵查人員提示行動蒐證報告表示黃春輝車輛當日停放在住家旁邊後，黃春輝稱：黃仁競選團隊人員及我的平地原住民朋友陳金鳳當天來我住所拜票，並發放競選帽子及文宣，競選團隊走了後，陳金鳳有進來我家給我4000元現金，沒有包裝，他邊把錢給我邊握著我的手說「黃仁加油加油」，我點頭說好，並把4000元收下等語（選偵字第50號卷第95至101頁）。嗣由調查局偵查人員請陳金鳳與黃春輝對質，黃春輝稱：陳金鳳113年1月1日並沒有到我們工寮這邊，當天是黃仁競選團隊開宣傳車及洪國治一同進來我們工寮拜票，競選團隊的人有發放黃仁競選帽子及宣傳單說拜託拜託，洪國治在後面下車後過來跟我握手，並且把我單獨叫到我住家那邊的鐵皮屋，從他上衣口袋拿出4張千元鈔票給我，並跟我說「加油加油」，我沒有拒絕他而收下這4000元等語（選偵字第50號卷第107頁）。再於同日偵查中稱：113年 1月1日下午，總共有2台車，1台是洪國治開的黑色休旅車，黃仁本人有來，黃仁一下車就說「拜託拜託」，一人發一頂帽子，洪國治把我叫到旁邊給我4000元，並跟我說「加油加油」，洪國治的意思是叫我投票支持黃仁，余玉蘭有看到我拿錢等語（選偵字第50號卷第140至143頁）；同日偵查中復證稱：113年1月1日當天黃仁沒有來，只有洪國治，余玉蘭有看到洪國治拿4000元給我等語（選偵字第50號卷第145至1 46頁）。惟其於113年10月1日本院刑事庭審理時復更異前詞，證稱：洪國治於113年1月1日有到楊湖路鐵皮屋拜票，後來有一個女的在我們烤肉的時候，從後面拿錢出來給我，說拜託拜託，我想不到拿給我4,000元的人是誰，我朋友有看到，黃仁及陳金鳳那天沒有到鐵皮屋工寮這邊（原選訴卷第 343至360頁）。可見黃春輝於警詢、偵查時，先稱：當日因伊外出買東西而未能會晤黃仁競選團隊人員，後又稱：係陳金鳳有進來我家給我4000元現金，再改稱：係洪國治把我叫到旁邊給我4000元，末於審理中變更稱：係一個不認識的女生給的云云，是關於自何處受領4000元？當日現場有哪些人？歷次說詞反覆前後不一，難以採信。復據余玉蘭於偵查中證稱：113年1月1日有宣傳車到場，陳信妹有發帽子給我，但我不確定洪國治有沒有來等語（選偵字第50號卷211至215 頁），亦未見余玉蘭知悉或見聞洪國治於113年1月1日拿400 0元與黃春輝之事實，自難僅憑黃春輝前後不一之陳述，遽認洪國治有交付4000元之事實。　⒊陳信妹於113年1月22日調查時稱：洪國治113年1月1日請我幫忙帶他去有原住民的地方拜票，當天洪國治下午1點多來我家接我，車上只有洪國治跟我，被拜訪的人都沒有事先預約，下午3時16分左右前往楊梅區楊湖路鐵皮屋拜票，現場我不知道有這麼多人，離開楊湖路鐵皮屋後，接著前往桃源山水社區、電研路拜票，當日並未看到洪國治有整理錢包、拿取現金或是塞錢給誰的動作，洪國治在車上有給我現金2,00 0元作為報酬，跟我說謝謝協助黃仁的選舉及帶他跑楊梅的跑票行程等語（選偵字第50號卷第354至358頁），復更正稱：洪國治在前往楊湖路1段239巷鐵皮屋前就有塞給我2000元，並沒有用紅包袋裝，跟我說這次選舉請支持黃仁等語（選偵字第50號卷第358至359頁）；同日偵查時則稱：113年1月 1日下午我坐上洪國治的車一起拜票，黃國治要去楊湖路鐵皮屋前有交給我2000元時有說我辛苦了，帶他跑一趟，我一直認為是工作費，你一直說這個錢，我今天一整天被他們問，我頭有點昏，也搞不懂，我到底要說哪一句比較好等語（選偵字第50號卷第376至378頁）。再於本院刑事庭審理中稱：洪國治於113年1月1日直接連絡我，希望我帶他去原住民選區拜票，大約下午1時洪國治來接我，我帶洪國治去楊梅原住民聚落拜票，沿路看到人就發宣傳單，沒遇到人就投放在信箱，跑了好幾個行程之後到SEVEN買咖啡來喝時，洪國治就在車上給我2000元說我很辛苦，我帶他這樣子跑，他沒說這是甚麼錢，也沒有說要我支持黃仁，我心裡覺得他應該是要給我帶他拜票的勞務費等語（原選訴卷第126至127頁、第328至342頁）。由上開前後陳述可知，陳信妹主觀上已經陳述洪國治所給與之2000元，非與投票權行使具對價關係之賄賂，僅因於調查及偵查中不斷訊及此事，致使其出現混亂而為更正陳述，甚至反詢問檢察官其該如何陳述比較好等語，亦據陳信妹於偵查中陳述明確。是無以陳信妹於調查及偵查中所為更正之陳述，遽認洪國治有投票行賄之犯行。　⒋參以洪國治於113年1月10日調查及偵訊時陳稱：我113年1月1 日當天確實有去楊梅區楊湖路一段239巷旁的鐵皮工寮，是我委託一個在楊梅彩券行經銷商「阿信」婦女帶我進入，現場只有發文宣跟口頭拜託，並沒有塞4000元給黃春輝，且我不認識黃春輝，我認為是黃春輝在栽贓我。我一開始並不認識陳金祥，是陳泰宇說可以找陳金祥幫忙找八德區選民參加 1月7日政見感恩活動，我於112年12月31日前往陳金祥經營的檳榔攤拜票，並向陳金祥購買水跟飲料，飲料費200多塊，我拿給陳金祥1000元，並跟他表示不用找錢等語（選偵字第50號卷第19至20頁、第33至36頁）；於113年1月11日偵訊時陳稱：112年12月31日當天宣傳結束後我就請志工們到陳金祥的檳榔攤休息喝飲料，所有志工就逐一出去準備趕下一場行程，我就請陳金祥清點我們飲用多少飲料，陳金祥跟我說200多元，我就交給他1000元，因為他找不出零錢給我，所以我就說不用找了，當天除了飲料錢只有發放文宣、名片及帽子。而113年1月1日是我帶著宣傳車去拜訪原住民的工寮群住戶，我跟宣傳車司機及一名叫「阿信」婦女，由她領路我們到哪裡拜訪，向選民發文宣、握手，懇託支持黃仁等語（選偵字第50號卷第318至321頁）；於113年2月26日偵訊中陳稱：陳信妹是刮刮樂經銷商，我是做彩券的，我們很早就認識了，因為我不清楚楊梅區原住民聚落路線，所以我請陳信妹帶路，113年1月1日當天13時左右接她到下午18時左右才結束，因為當天是元旦假期她本來有聚會要參加，所以我特別感謝她給她2000元酬勞，另外在楊湖路鐵皮屋時，向在場的10幾位民眾發文宣，我不認識黃春輝，大庭廣眾下也不可能只發給一個人，不合常理等語（選偵字第50號卷第49 5至496頁）。而於本院刑事案件審理中陳稱：我帶服務志工去陳金祥的檳榔攤喝飲料，有付飲料錢1000元，但沒有交付任何紅包給陳金祥。而陳信妹部分，係因她在楊梅居住很久，也非常熱心活耀，經常參與楊梅地區各項活動，所以她比較了解平地原住民聚集的聚落跟社區，因此我請她幫忙帶路，而當天為了感謝她帶我們跑了大半天，所以我認為陳信妹有付出勞務，為了酬謝才給她2000元，並說「今天特別謝謝你帶我們跑楊梅的所有行程」，她只說「你為什麼要給我」後就收下了，這2000元不是我要求陳信妹投票給黃仁的對價。另黃春輝我完全不認識，當天大家都在外面，我們去那邊除了發文宣、握手、懇託外，10來分鐘我就離開了，我無法理解為什麼他會講這些話等語（原選訴卷第36至38頁、第36 1至367頁），均否認有何違反選罷法之犯行。　⒌至原告主張被告於桃園市競選服務處總召陳泰宇，於112年12 月28日發現遭檢調偵辦，離開桃園前往臺東躲避，可佐證被告之競選團隊欲為賄選之犯行等語。然據陳泰宇於113年1月 10日調查及偵訊時供承：因為我太太陳馬秀蘭在臺東成功花海有一塊地要租給農會使用，並向臺東縣成功鎮公所申請休耕補助，截止日期到113年2月2日，所以我於112年12月28日有回去臺東看一下狀況，並請人做整理，後來在113年1月5 日左右回來桃園後，因為我大哥小孩罹病，約在112年11、1 2月間住進桃園療養院，我就接續協助我大哥照顧小孩，沒有辦理黃仁競選團隊總召事務（選偵字第50號卷第156頁、第162至163頁、第189至190頁）。參以陳泰宇之妻陳馬秀蘭確有農地出租予臺東縣成功鎮農會作為成功花海使用，並於 113年1月22日向臺東縣政府申請休耕補助等情，有成功鎮農會函附契約書、憑證粘貼單、土地租金印領清冊、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臺東縣政府函附113年綠色環境給付計畫休耕補助申請書等件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88至208頁)，可徵上開證述內容並非純屬虛構，可認陳泰宇應非知悉賄選為規避查緝而前往臺東，是原告上開主張實無可採。再者，被告之妻王春梅關於洪國治上開行為所涉違反選罷法事件，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亦簽結在案，經本院調閱上開卷宗（桃園地檢署113年度他字第2347號）查閱無訛，復為兩造所不爭執，亦無從證明被告之妻王春梅有選罷法第99條第 1項之行為。　㈡從而，綜合上開證據，無足證明被告之妻王春梅、被告所聘請之桃園市競選服務處總召陳泰宇、主任委員洪國治有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行為。參酌系爭選舉選區遍及全臺灣，經依職權調閱其他選區查緝賄選結果，亦查無被告或其親友、競選團隊成員間，在系爭選舉密接於本件之時間點，採行相同或類似手法賄選之事實，有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 3年度選偵字第19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選偵字第8號不起訴處分書附卷可參（本院卷二第156至162頁），亦無法認定被告於本次系爭選舉中有參與、授意、同意或容任其親友、競選團隊成員，實行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賄選行為。五、綜上所述，本件無法證明被告之妻王春梅、競選團隊成員洪國治、陳泰宇有何賄選行為，被告自無何共同參與、或授意、或同意等不違背其本意之情事，難認合於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之規定。則原告主張被告有參與、授意、同意或容任其競選團隊成員為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行為，依同法第120 條第1項第3款規定請求宣告被告當選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黃漢權　　　　　　　　　　　　　　　　　　　法　官陳炫谷　　　　　　　　　　　　　　　　　　　法　官　劉哲嘉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鍾宜君

2025-02-11

TYDV-113-選-1-20250211-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訴字第5095號 114年度聲字第253號上訴人即被告葉育忻選任辯護人謝良駿律師黃靖珣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上訴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葉育忻羈押期間，自民國一一四年二月十八日起，延長貳月。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駁回。　　理　由一、上訴人即被告葉育忻（下稱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前經原審法院審理後，以112年度金訴字第545號判決，就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部分判處有期徒刑12年6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法官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訊問被告後，依卷存相關事證，認被告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之有調查職務人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4條、第41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之犯罪嫌疑重大，被告所犯有調查職務人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係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且甫經原審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2年6月，衡情被告面臨此重罪的審判及執行有逃亡之高度可能性，考量被告身為執法人員、知法犯法，以本案犯罪情節及卷內事證依比例原則權衡後，有羈押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規定，自113年 9月18日起執行羈押，復裁定自113年12月18日起延長羈押2 月，延長羈押期間將於114年2月17日屆滿。二、按羈押之目的，在於保全刑事偵查、審判及刑之執行，或預防被告反覆實施特定犯罪。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之情形，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復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 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審判中延長羈押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6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同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 2項亦定有明文。又重罪常伴有逃亡、滅證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倘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可認為該犯重罪嫌疑重大之人具有逃亡或滅證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已該當「相當理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　三、經查：　㈠茲因被告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於114年2月7日訊問被告，並聽取檢察官、辯護人之意見後（見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5095號卷二第381至382頁），認被告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之有調查職務人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4條、第41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業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12年 6月，堪認其涉犯前揭罪名之犯罪嫌疑確屬重大。復考量被告所涉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之有調查職務人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屬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刑度非輕，衡以重罪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則被告既經原審判處重刑，面臨入監服刑之高度風險，客觀上當可合理判斷被告存有畏罪逃亡之高度誘因，而可預期其為規避後續審理程序及刑罰執行而逃匿之可能性甚高，是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足見被告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項第3款之羈押原因。　㈡本院審酌被告身為執法人員，竟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知法犯法、敗壞警紀，嚴重危害官箴，損害警察機關執法之威信，是其犯罪情節及惡性非輕，經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並與比例原則綜合判斷，為確保日後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本院認被告仍有羈押之必要，尚無從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限制出境（海）、命定期至指定機關報到或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等手段替代羈押。　㈢綜上，被告之前開羈押原因仍然存在，且有繼續羈押之必要，爰裁定被告自114年2月18日起，延長羈押2月。四、至被告雖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其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就本案之犯罪事實、罪名均已坦承不諱，僅就犯罪所得請求為適當估算，且相關事證均已扣案，無串證、滅證之虞；被告過去擔任警職，並無龐大資產得以移居或藏匿，而被告之家人亦均在臺灣，父母高齡且罹患慢性疾病，被告僅求得陪伴家人盡孝道，無逃亡能力，請求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海）等手段替代羈押，即可有效預防被告逃亡。又被告入監後出現高血壓問題，服用監獄提供之藥物成效有限，有保外就醫尋找合適藥物之必要，故請求具保停止羈押云云。惟查：　㈠被告涉犯上開罪名之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而具保、責付、限制住居、限制出境（海）、命定期至指定機關報到或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本案後續審理、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仍有羈押原因及必要乙節，業經本院說明如前。至被告雖稱其父母年事已高且罹患慢性疾病，希望可盡孝道云云，然刑事訴訟程序關於羈押之規定，係為防免因被告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致妨礙追訴、審判或執行，核屬確保國家司法權對犯罪之追訴處罰所採取之必要手段，與被告家庭生活機能之圓滿，難免衝突，不能兩全，其個人及家庭之生活狀況，與其是否存有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之判斷無涉。　㈡又被告固謂其有高血壓症狀，然其於羈押期間，若有就醫需求，可在監所內接受醫師診療與照護，如經醫師診治後認有戒護外醫之需求，亦得依法辦理戒護外醫，是本案尚難認被告有何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定因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亦查無被告有何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其餘各款所列不得駁回具保停止羈押聲請之情形，是被告所執前詞尚不影響本院上開認定；從而，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張育彰　　　　　　　　　　　　　　　　　　　法　官　郭峻豪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翁子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2025-02-10

TPHM-114-聲-253-20250210-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貪污治罪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訴字第5095號 114年度聲字第253號上訴人即被告葉育忻選任辯護人謝良駿律師黃靖珣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上訴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葉育忻羈押期間，自民國一一四年二月十八日起，延長貳月。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駁回。　　理　由一、上訴人即被告葉育忻（下稱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前經原審法院審理後，以112年度金訴字第545號判決，就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部分判處有期徒刑12年6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法官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訊問被告後，依卷存相關事證，認被告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之有調查職務人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4條、第41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之犯罪嫌疑重大，被告所犯有調查職務人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係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且甫經原審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2年6月，衡情被告面臨此重罪的審判及執行有逃亡之高度可能性，考量被告身為執法人員、知法犯法，以本案犯罪情節及卷內事證依比例原則權衡後，有羈押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規定，自113年 9月18日起執行羈押，復裁定自113年12月18日起延長羈押2 月，延長羈押期間將於114年2月17日屆滿。二、按羈押之目的，在於保全刑事偵查、審判及刑之執行，或預防被告反覆實施特定犯罪。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之情形，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復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 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審判中延長羈押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6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同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 2項亦定有明文。又重罪常伴有逃亡、滅證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倘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可認為該犯重罪嫌疑重大之人具有逃亡或滅證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已該當「相當理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　三、經查：　㈠茲因被告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於114年2月7日訊問被告，並聽取檢察官、辯護人之意見後（見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5095號卷二第381至382頁），認被告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之有調查職務人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4條、第41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業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12年 6月，堪認其涉犯前揭罪名之犯罪嫌疑確屬重大。復考量被告所涉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之有調查職務人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屬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刑度非輕，衡以重罪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則被告既經原審判處重刑，面臨入監服刑之高度風險，客觀上當可合理判斷被告存有畏罪逃亡之高度誘因，而可預期其為規避後續審理程序及刑罰執行而逃匿之可能性甚高，是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足見被告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項第3款之羈押原因。　㈡本院審酌被告身為執法人員，竟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知法犯法、敗壞警紀，嚴重危害官箴，損害警察機關執法之威信，是其犯罪情節及惡性非輕，經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並與比例原則綜合判斷，為確保日後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本院認被告仍有羈押之必要，尚無從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限制出境（海）、命定期至指定機關報到或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等手段替代羈押。　㈢綜上，被告之前開羈押原因仍然存在，且有繼續羈押之必要，爰裁定被告自114年2月18日起，延長羈押2月。四、至被告雖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其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就本案之犯罪事實、罪名均已坦承不諱，僅就犯罪所得請求為適當估算，且相關事證均已扣案，無串證、滅證之虞；被告過去擔任警職，並無龐大資產得以移居或藏匿，而被告之家人亦均在臺灣，父母高齡且罹患慢性疾病，被告僅求得陪伴家人盡孝道，無逃亡能力，請求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海）等手段替代羈押，即可有效預防被告逃亡。又被告入監後出現高血壓問題，服用監獄提供之藥物成效有限，有保外就醫尋找合適藥物之必要，故請求具保停止羈押云云。惟查：　㈠被告涉犯上開罪名之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而具保、責付、限制住居、限制出境（海）、命定期至指定機關報到或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本案後續審理、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仍有羈押原因及必要乙節，業經本院說明如前。至被告雖稱其父母年事已高且罹患慢性疾病，希望可盡孝道云云，然刑事訴訟程序關於羈押之規定，係為防免因被告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致妨礙追訴、審判或執行，核屬確保國家司法權對犯罪之追訴處罰所採取之必要手段，與被告家庭生活機能之圓滿，難免衝突，不能兩全，其個人及家庭之生活狀況，與其是否存有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之判斷無涉。　㈡又被告固謂其有高血壓症狀，然其於羈押期間，若有就醫需求，可在監所內接受醫師診療與照護，如經醫師診治後認有戒護外醫之需求，亦得依法辦理戒護外醫，是本案尚難認被告有何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定因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亦查無被告有何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其餘各款所列不得駁回具保停止羈押聲請之情形，是被告所執前詞尚不影響本院上開認定；從而，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張育彰　　　　　　　　　　　　　　　　　　　法　官　郭峻豪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翁子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2025-02-10

TPHM-113-上訴-5095-20250210-2

國選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選訴字第3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蘇惠美選任辯護人孫志鴻律師張正忠律師被告莊俊雄選任辯護人李代昌律師陳奕豪律師蘇淯琳律師被告黃博群被告顏炳豪上二人共同選任辯護人葉婉玉律師宋明政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選偵字第52號、第90號、第9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一、蘇惠美共同犯反滲透法第七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八十六條第一項之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資助交付不正利益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禠奪公權貳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萬柒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二、莊俊雄共同犯反滲透法第七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八十六條第一項之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資助交付不正利益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禠奪公權貳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萬柒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三、黃博群犯有投票權人收受不正利益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禠奪公權壹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四、顏炳豪犯有投票權人收受不正利益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禠奪公權壹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蘇惠美為喬安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喬安旅行社）之負責人；莊俊雄為台灣中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下稱台灣中國旅行社）之經理，黃博群為高雄市前金區民生里里長，顏炳豪為高雄市前金區榮復里里長，附表編號1至2 9所示之人均係民國113年1月13日舉行之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下稱本案選舉）之投票權人；立法委員選舉包含區域選出立法委員、以及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出立法委員，不分區立委選舉部分，係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其席次依政黨得票率計算。蘇惠美、莊俊雄均明知大陸地區台辦等機構，於本次選舉之政治傾向係不支持民進黨及其推薦總統候選人賴清德，且附表編號1至29所示之人，均為本案選舉之選舉權人，而對於本案選舉具有投票權，仍共同基於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資助，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不行使之犯意聯絡，蘇惠美先於112年11月初，接獲大陸地區廈門市建發國際旅行社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廈門建發旅行社）入境遊事業部副總經理戴曉輝以微信聯繫，為促進兩岸和諧，需安排至少3團廈門市翔安區5天4夜社區交流團行程（每團不要超過25人，成員需包括里長，比例為1比5，即1 名里長帶5名里民，所有交通及赴陸旅遊費用均係大陸地區政府負擔）後，即聯繫莊俊雄招攬里長赴陸旅遊，蘇惠美基於自身公司營運之考量，故向莊俊雄稱「里長免費，其餘團員1人需收新臺幣（下同）3,000元之費用」等語，莊俊雄旋即向如附表編號1至29所示之人招攬，並表示「里長免費，其餘團員1人需收6,000元之費用」等語，嗣莊俊雄將附表所示名單交與蘇惠美轉交戴曉輝確認符合落地招待規定後，莊俊雄即指示其公司不知情員工訂購機票、船票，並收取每位團員6,000元之費用（若欲升級為單人房，則須另外繳交3,5 00元之費用），莊俊雄再將每位團員之3,000元費用部分轉交蘇惠美，並指派其公司員工胡麗珠擔任領隊，莊俊雄可獲得每位團員3,000元之利潤。黃博群、顏炳豪均明確認知大陸落地招待團係大陸地區行賄台灣地區有投票權人就政黨票、總統票為一定不行使之手段，且明知不應收受大陸官方為影響臺灣選民投票意願之不正利益，卻貪圖赴陸落地招待之不正利益，基於收受不正利益而約投票權為一定不行使之犯意，支付9,500元之費用（含6,000元之團費，及升級單人房之費用3,500元），參加於112年12月5日至同年月9日由大陸地區廈門市翔安區人民政府台港澳事務辦公室（下稱翔安區台辦）落地招待之廈門旅遊團（下稱本案旅遊團）。如附表所示編號1至29之人於112年12月5日至同年月9日前往大陸地區廈門市接受翔安區台辦落地招待，落地招待內容包含：翔鷺國際大酒店、成旅晶贊酒店各2晚住宿、廈門市著名景點行程費用及全程餐飲等，以此方式暗指團員就政黨票、總統票應為一定之不行使，亦即勿投民主進步黨（下稱民進黨）及其推薦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一、被告黃博群、顏炳豪之辯護人爭執證人即本案旅遊團領隊胡麗珠於調詢時之證述，認為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無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185頁）。惟按刑事訴訟法第1 59條之2所定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如符合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且其先前之陳述，具備「可信性」及「必要性」二要件，即得適用上開規定，認其先前所為之陳述，為有證據能力。此所謂「與審判中不符」，係指該陳述之主要待證事實部分，自身前後之供述有所不符，導致應為相異之認定，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簡略，甚至改稱忘記、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如經許可之拒絕證言）等實質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所謂「可信性」，乃屬程序上證據能力信用性之問題，並非對其陳述內容之證明力如何加以論斷，二者之層次有別，不容混淆。至所謂「必要性」要件，乃指就具體個案案情及相關證據予以判斷，其主要待證事實之存在或不存在，已無從再從同一供述者取得與先前相同之陳述內容，縱以其他證據替代，亦無由達到同一目的之情形（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9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證人胡麗珠於調詢時，對於受被告莊俊雄委託帶領本案旅遊團之事實經過，證述詳盡，而後其於審理中則未就細節多做描述。本院審酌上開證人於調查處詢問時之證述，依筆錄記載內容，係採取一問一答方式，且陳述時點距離案發時間較近，記憶較為清晰，並於接受詢問後簽名確認筆錄記載內容無訛，復未面對被告4人之質問，較無人情壓力，亦無充裕時間考量斟酌彼此間之利害關係，客觀上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係有發見真實之需求並有重要關係，而為證明被告 4人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應認證人胡麗珠於調詢時之證述有證據能力。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於審判外之陳述，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爭執之上開部分外，均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當事人及辯護人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185至186頁、317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揆諸前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三、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至其他未引用作為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自無再說明有無證據能力之必要，併此敘明。貳、實體部分：　　訊據被告4人均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被告蘇惠美辯稱：我們只是一般的旅遊商業行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1頁）；被告蘇惠美之辯護人另為其辯護稱：本案證人均未提及有何人要求其等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更未聽聞有何大陸地區官員為特定政黨總統候選人、立委拉票之行為，或提及選舉之事；縱使鐘世祿及不詳台辦人員於聚餐時對附表所示之人宣傳「兩岸一家親」之政治理念，因被告蘇惠美並未參與或介入，自與被告蘇惠美無涉，且上開政治理念可否推論為要求或約定前往旅遊之人，應就政黨票、總統票應為一定之行使、不行使，存有重大疑義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27至229頁）。被告莊俊雄辯稱：我就是單純幫公司作生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6頁）；被告莊俊雄之辯護人另為其辯護稱：①本案旅遊團並未限制團員需有投票權，亦未要求需為特定政黨才能參加，故團員由國民黨、民進黨、無特定政治傾向者組成，足證本案旅遊團與選舉無關；②團員一致證稱，行程間並無舉辦座談會，亦無中國大陸官員或台辦人員陪同旅遊，從未有人言及選舉、要求支持或不支持特定政黨；③團員均認為「兩案一家親」、「兩岸和平」僅為外交辭令，並非表示政黨票或總統票應如何行使之意，縱鐘世祿於午餐餐敘敬酒時曾提及「兩案一家親」、「兩岸和平」等語，仍不足以使團員知悉中國大陸在傳遞應投給國民黨及其推薦之總統候選人侯友宜之訊息；④中國大陸舉辦社區基層交流落地招待團已行之有年，並非113年1月13日選舉前才出現，故難以本案旅遊團出團期間於選舉前，即推斷廈門市翔安區臺辦係以行求之意思而有對價關係；⑤被告黃博群等里長均比照其他團員繳交團費，可證其等不願接受中國大陸免費招待，自始欠缺收賄之犯意，又團員有認為本團為購物團應為行情價，亦有認為划算者，故無從以部分團員之個人意見據認大陸臺辦有向本案團員提供「顯低於市價且行程優良」之不正利益； ⑥被告莊俊雄從未與陸方接洽連繫，自無從與被告蘇惠美共同基於受廈門市翔安臺辦人員資助、委託、指示，對本案團員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之犯意聯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2至261頁）。被告黃博群辯稱：純粹購物行程出去玩而已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1頁）；被告顏炳豪辯稱：就是一般廉價購物旅遊行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1頁）；被告黃博群、顏炳豪之辯護人另為其等辯護稱：①被告黃博群、顏炳豪自付6,000元之費用參加廈門市翔安區台辦落地招待之廈門旅遊行程，該行程為購物團，行程中不斷有購物行程，食宿也沒有很好，被告黃博群、顏炳豪自付6,000元參加購物旅遊，此費用並未低於市場合理行情，而未構成收受不正利益之對價；②「兩岸一家親」僅係中共呼口號之用語，無從認定係支持特定政黨或特定候選人，且被告顏炳豪為賴清德總統高雄市前金區競選團隊會長，被告黃博群為副會長，政治理念偏向民進黨之政治理念，不可能因此改變投票行使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2至196頁）。經查：一、本案選舉於113年1月13日舉行，立法委員選舉包含區域選出立法委員及不分區立委，不分區立委選舉部分，係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其席次依政黨得票率計算。附表編號1至29 所示之人就本案選舉均具有投票資格。本案案發時，被告蘇惠美為喬安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被告莊俊雄為台灣中國旅行社經理，被告黃博群為高雄市前金區民生里里長，被告顏炳豪為高雄市前金區榮復里里長。被告蘇惠美於11 2年11月初，接獲廈門建發旅行社入境遊事業部副總經理戴曉輝以微信聯繫，為促進兩岸和諧，需安排至少3團廈門市翔安區5天4夜社區交流團行程（每團不要超過25人，成員需包括里長，比例為1比5，即1名里長帶5名里民）後，即聯繫被告莊俊雄招攬里長赴陸旅遊，被告蘇惠美基於自身公司營運之考量，故向被告莊俊雄稱「里長免費，其餘團員1人需收3,000元之費用」等語。被告莊俊雄旋即向如附表編號1至 29所示之人招攬，並表示「里長免費，其餘團員1人需收6,0 00元之費用」等語。被告莊俊雄將附表所示之名單交與被告蘇惠美轉交戴曉輝確認符合落地招待規定後，被告莊俊雄即指示其公司員工訂購機票及船票，並收取每位團員6,000元之費用（若欲升級為單人房，則須另外繳交3,500元之費用），再將每位團員之3,000元費用部分轉交被告蘇惠美，並指派其公司員工胡麗珠擔任領隊，被告莊俊雄可獲得每位團員3,000元之利潤。訂購機票、船票之費用由被告莊俊雄先支付後，被告蘇惠美嗣轉交費用給被告莊俊雄。被告黃博群、顏炳豪有支付9,500元之費用（含6,000元之團費，及升級單人房之費用3,500元）。本案旅遊團於112年12月5日至同年月9日間舉辦，參加人員如附表所示。於行程之第二天中午，翔安區台辦人員鐘世祿有出席本案旅遊團之聚餐等情，為被告4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78至181頁、312至313 頁），且有附表編號1至19、21至28、30所示之人於調詢時之證述（見警一卷之一第109至127頁、145至163頁、185至2 03頁、251至260頁、警一卷之二第3至10頁、15至19頁、27 至31頁、37至41頁、45至49頁、55至59頁、65至71頁、89至 93頁、99至104頁、109至113頁、125至129頁、135至143頁、147至154頁、161至167頁、173至181頁、183至189頁、19 1至197頁、201至206頁、211至214頁、219至222頁、229至2 33頁、241至245頁、247至251頁、253至256頁）、被告蘇惠美手機中與戴曉輝之對話紀錄截圖、被告莊俊雄手機中與被告蘇惠美之對話紀錄截圖、被告顏炳豪手機中與被告莊俊雄之對話紀錄截圖、本案旅遊團行程表及名單、餐廳敬酒照片、本案旅遊團繳費收據影本、喬安旅行社及台灣中國旅行社工商登記資料、本案旅遊團團員之入出境資料、中央選舉委員會112年3月10日公告之網路頁面截圖（見警一卷之一第17 至36頁、49至65頁、289至291頁、警一卷之二第11頁、287 至315頁、317至320頁、321至324頁、325至326頁、本院卷一第45至47頁）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二、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賄選罪，其客觀上必須具備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始能成立。而上開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始足當之；易言之，應符合：①須對於「有投票權之人」為之；②須有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之行為；③須約使有投票權人為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投票權。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而投票賄賂意思表示合致，不以明示為必要，包括默示之意思表示，亦即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相對人客觀上已可得知其效果意思而為允諾者，亦屬之。又此等法律禁止之行為，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之金錢多寡，因選舉種類、局勢、收賄者影響力等節而有不同，亦無所謂市價或行情之絕對標準，法院應詳就行為人之主觀犯意及共犯犯意聯絡等心理狀態、行為時之客觀情事，本於邏輯推理為綜合判斷，且須異時異地，衡以社會常情及經驗法則作為論斷之基礎，苟認為行為人所為對選舉人秘密投票暨國家正當選舉程序法益有侵害之危險者，即可認為犯罪，尚非以該等財物或不正利益之交付，實際上確已動搖或影響有投票權人之投票意向，抑或收受者確已承諾或進而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為其判斷標準。倘具相當對價關係，縱假借餽贈、走路工、到場造勢之報酬等各種名義之變相給付，不影響其具有對價關係之認定，更無所謂市價或行情之絕對標準。次按判斷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罪「對價關係」之有無，包括交付、收受即授受行為是否偏離常軌及有無影響力二個層面。前者在於授受行為有無符合一般社會普遍容許之禮尚往來，亦即判斷授受行為是否合理、正當而未逸脫常軌；後者在於授受行為依一般社會普遍意識，是否可以影響有投票權之人的投票意向，亦即判斷交付之一方所提供之金錢、財物或利益，是否可以加深、動搖或改變有投票權之人為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其投票權。具體而言，關於是否偏離常軌，應探求授受雙方之認知或法律規範容許範圍，並兼及審酌授受之目的是否暗藏有擔保投票權之行使或不行使的用意，抑或目的在凝聚人氣、宣傳加深印象；是建立在一般性、慣常性社會扶助關係，抑或專為特定選舉投票之特殊情況；代價是否合理正當等客觀情形，本於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加以判斷。關於有無影響力，必須綜合衡酌授受之對象、時間、地點及方式，與投票行為之決定有無關聯性等客觀情形。至於收受者實際上是否受影響、有無踐履交付者所冀求之行使或不行使特定投票權，皆不影響對價關係之認定。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之行求期約與交付賄賂犯行，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期約與交付賄賂犯行，性質顯然相同，上開就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條第1項之論述，自可適用於同等性質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之行求期約與交付賄賂犯行。三、關於本案旅遊團發起及籌辦之經過，被告蘇惠美於調詢時供稱：一開始是廈門建發旅行社戴曉輝於今年11月初，透過微信通訊軟體多次向我表示，廈門市翔安社區有一個5天4夜的社區交流團，只有半天社區交流行程，其他期間都是走旅遊行程，希望我能幫忙邀約里長等相關人員赴陸交流，行程也是廈門建發旅行社提供，當時我有建議有趣的觀光行程，廈門建發旅行社也有接受修改。至於出團費用的部分，戴曉輝表示由於是大陸邀約的交流團，所以赴陸旅遊的所有行程，包含來回機票、以及赴陸之後的住宿旅遊費用，都由大陸方面支付；我沒有里長路線，所以我委請中國旅行社高雄分公司同業莊俊雄，他跟里長比較熟，幫我招攬臺灣里長宣傳赴陸行程。由於廈門建發旅行社戴曉輝表示該團所有團員基本上免費，我出於公司營運利潤考量，有向莊俊雄表示里長免費，但同行者要一人收3,000元；廈門建發旅行社戴曉輝於疫情前就有曾委請喬安旅行社安排旅遊同業赴陸交流的情形，當時臺灣旅遊業者赴陸要自付機票費用，其餘落地招待。本次邀約里長赴陸全程免費，我是第一次聽到與承接，當時戴曉輝只有跟我說要「社區交流」，沒有提到太多細節；但就我與廈門建發旅行社的互動經驗，我知道廈門建發旅行社有承接「福建省臺辦」的活動標案，像是舉辦論壇之類的，所以這次交流活動的經費來源可能是福建省臺辦；戴曉輝只有向我透露邀訪臺灣里長赴陸活動是「大陸官方給的預算」，目的是為了要促進兩岸和諧等語（見警一卷之一第6至7頁），於偵查中供稱：喬安旅行社只有做觀光團，這是第一次跟廈門建發旅行社做團員到大陸地區接受落地招待行程；（問：本次行程團員不管是里長或是里長親友，船票、機票，當地食宿費用都是中國廈門地區招待？）是。他們是完全免費，機票部分由喬安旅行社先代墊，成團後廈門建發旅行社會再匯款給我；（問：疫情恢復後，戴曉輝突然聯繫你要做一團喬安旅行社沒有做過的參訪交流團，指定要找里長，且完全免費，你不覺得有異狀？且依據喬安旅行社開團規模，不至於為了貪圖一人3,000元費用而舉辦該旅行團？）我是指我沒有做過廈門交流團，我有做浙江的交流團，是浙江的人過來臺灣參訪。我確實認為有點奇怪，但我為了維持跟廈門建發旅行社日後生意往來，我還是配合答應，喬安旅行社確實跟廈門建發旅行社長年來往非常密切。廈門建發旅行社戴曉輝有跟我說這團廈門團的費用是大陸廈門官方會支付，但沒有說所謂的官方是廈門市或是國台辦；我跟莊俊雄說廈門那裡有給我三團的額度，是廈門交流團，里長免費，一個里長可以（帶）五個親友，一個人要收3,000元，但我沒有說3,000元是誰會拿走，至於莊俊雄自己要收多少我沒有干涉，莊俊雄在找人過程中有跟我說他一個人收取6,000元；本團是莊俊雄先墊支機票跟船票錢，我將交通費用扣除他應該要給我的每人3,000元團費以支票支付給他；廈門團五天四夜，若沒有購物行程大約是1萬2,000元或1萬3,000元；廈門建發旅行社跟我說他們官方有編列這筆預算從事交流活動等語（見偵三卷第238至241頁），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機票及船票費用，建發旅行社已經支付給喬安旅行社；所有團員每個人莊俊雄轉交給我3,000元，其他的錢都是莊俊雄取走；我的利潤就是每人3,000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7頁）。被告莊俊雄於112年12月13日調詢時供稱：該團里長本身到大陸廈門旅遊就是免費；因為我有認識許多里長，因此喬安旅行社蘇惠美要我招募時，我便把旅遊訊息發給認識的里長，再由里長去找有興趣的人成團。當初蘇惠美聯絡我時，沒有設定篩選標準，僅有提到要低調一些；蘇惠美有向我表示，福建省官方有意邀請臺灣里長到大陸參訪，因此請蘇惠美幫忙招募，福建省官方對里長不收費，里長親友收費3,000 元，每位里長可以帶3位親友。但我們對外的宣傳單是寫里長親友收費6,000元，多收的部分就是我們旅行社的利潤；（問：蘇惠美取得廈門5日遊落地招待行程之來源中國大陸接洽對口為何？）我只知道是福建省官方，因為是到翔安區參觀，應該是區台辦所接洽，但我不清楚蘇惠美接洽的對口是誰；該團里長是免費，里長親友一人6,000元；因為當時新聞陸續播報臺灣里長到大陸落地招待遭檢調約談，該團的 6位里長對於免費去大陸廈門旅遊感到不安，因此當天有4位里長到現場參加說明會並比照親友繳交6,000元團費，另外2 位未到的里長也表示要繳交6,000元團費，並由我去收取，有到現場的是黃崑光、陳宗佐、陳振琦、黃玉英，未到現場的是顏炳豪及黃博群；（問：里民及里長去廈門旅遊之旅費是否皆由大陸落地招待？）是的等語（見警一卷之一第76至 80頁），於偵查中供稱：（問：你們公司有無辦過大陸地區落地招待旅行團？）疫情前每年寒暑假，大陸地區都會招待臺灣大學生到大陸地區打工實習，大學生只需要支付機票錢，由大學生打工換宿。像本次因為選舉所辦的招待旅遊是第一次；是喬安旅行社董事長蘇惠美找我，跟我表示是福建地區官方邀請我們里長過去旅遊，所以叫我找一些里長辦一個旅行團，旅費部分，只有里長免費，其餘團員一人6,000元，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跟秘書也都需要付錢，但6,000元已經是非常優惠的價格，廈門團五天四夜的市價是1萬5,000元；（問：就你在旅遊界的經驗，中國會定期辦理招待里長到中國旅遊？）只有今年2月開始才有；蘇惠美當時是跟我說廈門要招待里長去旅遊，里長免費，親屬要收取6,000元，我認識的里長比較多，問我可否幫忙邀請里長，但我從業這麼久，我認知上一定是官方，否則不可能有這麼優惠的價格或是免費等語（見他一卷第86至87頁），於113年1月3日調詢時供稱：我向里長跟里民都是收取每人6,000元的團費，該團費係喬安旅行社負責人蘇惠美委託我招攬該團團員所定的價格，當時蘇惠美告知我每人6,000元是定價，我僅需繳交每人3,000元給蘇惠美，剩餘3,000元是蘇惠美分給我的利潤；（問：據你手機112年11月16日與「喬安蘇惠美」Line 對話紀錄，蘇惠美傳「翔安區基層社區治理及鄉村振興交.p df」內容及用意為何？）該行程就是蘇惠美委託我去招攬高雄市里長及里民赴廈門交流的行程，該檔案是原始檔案，但我看到行程過於無聊，怕引不起里長們的出團意願，有向蘇惠美反映要修改，蘇惠美當下向我表示，主要活動是在第二天這不能變，其餘都可以商量；因為該團是參訪團，通常有參訪的重點，該團參訪重點是「翔安區基層社區治理及鄉村振興」，主要活動安排在第二天，所以不能變，其他天則是旅遊行程，可以彈性調整等語（見警一卷之一第68頁、70頁），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喬安告訴我收6,000元，我付給喬安3,000元，所以我的利潤就是3,000元，行程表是喬安給我的，除了第二天的基層交流外，其他都是我自己再修正調整的；（問：本案旅遊團的船票、機票等的預定及付款，是否均是你負責的？）是我負責的，原本的部分是要蘇惠美負責，但因為她沒有處理的很好，所以我跟他說我來處理，所以我請同事將機位、船位處理好；（問：上開船票、機票費用，是否是你先墊付後，蘇惠美再把錢給你？）是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9至310頁）。四、綜觀被告蘇惠美、莊俊雄前開所述，可知附表編號1至29所示之人所繳交每人6,000元之團費，實際上係由被告蘇惠美、莊俊雄以每人3,000元之方式均分，作為其等各自旅行社之利潤，而本案旅遊團自臺灣往返大陸地區之交通費用，係先由被告莊俊雄負責支付後，被告蘇惠美將費用支付給被告莊俊雄，嗣後廈門建發旅行社再支付給被告蘇惠美，足徵本案旅遊團之所有費用，包含交通、食宿及旅遊行程之其他相關費用，實際上均非由本案旅遊團之團員所負擔，被告蘇惠美復供稱：廈門建發旅行社戴曉輝有跟我說這團廈門團的費用是大陸廈門官方會支付等語，而被告莊俊雄供稱：我認知上一定是官方，否則不可能有這麼優惠的價格或是免費等語，又本案旅遊團第二天有「基層社區交流」、「參觀翔安鄉村振興示範點」等行程，有本案旅遊團之行程表可參（見警一卷之一第317頁），而被告莊俊雄供稱，被告蘇惠美表示主要活動是在第二天這不能變等語，另於該日中午，翔安區台辦人員鐘世祿有出席本案旅遊團之聚餐一節，為被告4人所不爭執，已如前述，從而，本案旅遊團既將大陸廈門市之社區參觀列為主要且不能更動之行程，並且於行程當中，有翔安區台辦之官員前來與本案旅遊團之團員一同餐敘，足認本案旅遊團與大陸官方有相當密切之關聯，且本案旅遊團之所有費用均係由翔安區台辦所全額資助無訛。復依被告蘇惠美上開所述，本案旅遊團係以里長為主要之招募對象，惟倘若本案旅遊團之舉行目的為兩岸人民之一般、正常交流，大可招募所有有意前往大陸地區交流之臺灣民眾前往，當無對於參加成員做出必須要有里長、且由1位里長帶5位里民之限制之理。又被告蘇惠美上開供稱，先前喬安旅行社承辦旅遊同業赴陸交流時，臺灣旅遊業者赴陸須自付機票費用等語，被告莊俊雄亦供稱先前大陸地區招待臺灣大學生至大陸地區打工實習，大學生須支付機票錢等語，顯見若為一般正常之兩岸交流活動，參加者仍必須自行負擔部分之費用，並無全然免費之情事，然而，本案旅遊團之所有相關費用竟均由翔安區台辦所資助，團員所支付之6,000元「團費」實際上僅成為被告蘇惠美、莊俊雄各自旅行社之利潤，而並未作為任何大陸地區旅遊之用途，顯然極為反常。另佐以被告莊俊雄供稱，於被告蘇惠美向其聯繫辦理本案旅遊團事宜時，被告蘇惠美提到要低調一些等語，衡以常情，本案旅遊團倘若為正常之兩岸交流活動，理應廣為宣傳，使有交流意願之人踴躍報名參加，何以有須要「低調一些」之必要？因此，在在彰顯本案旅遊團顯然並非僅為一般之旅遊團，亦非僅具有一般兩岸交流之性質。審酌本案旅遊團之辦理時間為112年12 月5日至同年月9日，與本案選舉之舉行時間即113年1月13日僅相隔約1個月左右，兩者於時間上具有相當之密接性，又本案旅遊團係以里長作為必要之參加人員，並原係邀請里長免費參加，衡以里長為臺灣最基層之民選公職人員，向來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程度影響民意之力量，於地方或全國性之選舉往往得以扮演號召支持特定候選人之角色，從而，堪認本案旅遊團之辦理，係出於翔安區台辦為影響本案選舉之目的，至為灼然。而於本案選舉以前，大陸地區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之發言人曾發表：「近8年兩岸關係急轉直下，由和平發展轉為緊張對立，證明『蔡英文路線』就是台獨路線、對抗路線、害台路線，是台灣兵凶戰危、社會撕裂對立、民眾利益受損的『禍根亂源』；而賴清德聲稱將延續這樣條路線，就是要接著走謀『獨』挑釁的邪路、對立對抗的老路，讓台灣離和平、繁榮越來越遠，離戰爭、衰退越來越近」、「衷心希望廣大台胞，認清民進黨台獨路線，以及賴清德引發兩岸對抗衝突的極端危險性，在兩岸關係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做出『正確選擇』，共同創造同胞『友愛互助、兩岸繁榮發展』的新局」、「賴陣營一邊拒不承認『九二共識』、頑固堅持台獨立場，一邊又空談所謂兩岸溝通對話、維護和平，無非是為了掩飾台獨本性與危害，騙取選票」等言論，此有網路新聞頁面在卷足憑（見本院卷一第56至61頁），而大陸地區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係大陸地區負責研究、擬訂對臺工作方針政策等事務之機構，則該機構之發言人上開所言，自應得以代表大陸官方對於臺灣事務之立場，因此，可見大陸官方就本案選舉而言，對於民進黨及其推薦總統候選人賴清德係採取不予支持之立場。綜合上情，本案旅遊團之辦理，既係出於大陸官方為影響本案選舉之目的，佐以大陸官方對於民進黨及其推薦總統候選人賴清德係採取不予支持之立場，堪認係翔安區台辦指示、委託被告蘇惠美、莊俊雄辦理本案旅遊團並予以全額資助，係為約使有投票權人即附表編號1至2 9所示之人為投票權之一定不行使，亦即於本案選舉中勿投民進黨及其推薦總統候選人賴清德。五、又觀諸證人即本案旅遊團團員於調詢時之證述，證人陳振琦證稱：約於11月23日、24日左右，台灣中國旅行社的莊俊雄打電話問我要不要去廈門，並表示陳宗佐、黃崑光都有報名參加，費用為6,000元，我因為沒有去過廈門、又覺得團費便宜，所以就與太太姜玟秀報名參加等語（見警一卷之一第 155頁）；證人黃玉英證稱：（問：為何原本參加廈門參訪團的里長不用繳錢，後來又繳了6,000元？）我不知道原本不用繳錢，陳宗佐就是跟我收6,000元團費，而且6,000元已經很便宜了，我還擔心會不會又是購物團等語（見警一卷之一第258頁）；證人許榮城證稱：（問：你認為以前述廈門五日遊行程而言，僅需支付6,000元即包含機票、住宿、所有吃飯及參訪門票，是否相較於行情划算許多？為何如此？）我認為該廈門五日遊行程6,000元真的比外面行情便宜，外面通常價錢至少要1萬元左右等語（見警一卷之二第17頁）；證人陳蔡根針證稱：（問：你認為以前述廈門五日遊行程而言，僅需支付6,000元即包含機票、住宿、所有吃飯及參訪門票，是否相較於行情划算許多？為何如此？）我並不知道廈門五日遊的市場行情如何，但我覺得6,000元相對來說比較便宜，雖然我參加完旅遊後，覺得也沒有吃、住特別好，但我認為還算划算等語（見警一卷之二第66至67頁）；證人舒永健證稱：陳振琦里長在里內遇到我時順道邀請我去的，他當時跟我說長生里里長陳宗佐有去接洽金廈旅遊，5 天只要6,000元，問我要不要去，我心想挺便宜的，於是我就找我老婆朱碧霞一起去，我有問陳振琦為什麼這麼便宜，他告訴我「你就來嘛！一起去！」；我之前去過金門一兩次都很貴，這次真的很便宜，但我不知道為何會這麼便宜等語（見警一卷之二第136頁、139頁）；證人蕭筧瑛證稱：我不清楚里長全程免費，反正我只交了6,000元，我認為是有比較便宜，至於中間的差價是誰負責支付的我也不清楚；我覺得6,000元團費有點便宜，且沒有強迫購物行程等語（見警一卷之二第149至150頁）；證人王茂樹證稱：陳宗佐邀請我一同前往，他將行程傳給我，表示小三通過去廈門旅遊，團費1個人6,000元，我想說這麼便宜，我就答應他要去；因為我覺得非常便宜，所以我傳訊息給舒永健，邀約他們夫妻一起去，陳宗佐沒有要求說多少人出團，是我自己覺得很便宜才約我朋友一起去等語（見警一卷之二第185頁、187頁）；證人朱碧霞證稱：（問：你們去廈門五日遊，詳細行程為何？你認為6,000元之價格是否異常划算？）我認為比較便宜，以為是政府機關或是其他補助，我也沒有多想等語（見警一卷之二第203頁）；證人王麗玲證稱：我不清楚行情，不過我覺得廈門5日遊支付6,000元還算划算等語（見警一卷之二第213頁）；另證人即本案旅遊團之領隊胡麗珠證稱：（問：你們去廈門五日游，詳細行程為何？你認為6,000元之價格是否異常划算？）我不清楚，因為我是領隊，到了大陸廈門後就交給當地大陸導遊負責，所以當地的行程要看行程表才知道。據我在國內帶團經驗，6,000元已經算是非常便宜的價格等語（見警一卷之二第6頁）。綜觀上開證述之情節，本案旅遊團之領隊及多位團員均認為僅繳交6,000元之團費即可參加本案旅遊團十分划算、便宜，徵之被告蘇惠美供稱：廈門團五天四夜，若沒有購物行程大約是1萬2,000元或1萬3,000元等語（見偵三卷第240頁），縱然團員所繳交之6,000元團費，實際上均未用於本案旅遊團之任何旅遊支出，若以被告蘇惠美所述較為低價之市價1萬2,000元計算，本案旅遊團之團員僅繳交6,000元之團費，其等均獲有節省6 ,000元之利益（計算式：1萬2,000元－6,000元＝6,000元），其價值於客觀上顯然已非一般社會普遍容許之禮尚往來，而已逾越社會相當性，足以影響有投票權人之投票意向，益徵本案旅遊團之辦理與本案選舉間具有對價關係且對價並不相當甚明。　　六、又被告莊俊雄供稱：因為當時新聞陸續播報臺灣里長到大陸落地招待遭檢調約談，該團的6位里長對於免費去大陸廈門旅遊感到不安，因此當天有4位里長到現場參加說明會並比照親友繳交6,000元團費等語，復依被告蘇惠美、莊俊雄間之對話紀錄截圖所示，被告莊俊雄於112年11月27日傳送標題為「中國介選？上海、無錫團只收1萬多北市里長揪團人大常委接待」之網路新聞截圖給被告蘇惠美，被告蘇惠美回覆：「台北出發的」，被告莊俊雄稱：「我知道，里長開始受到一些影響了」（見警一卷之一第27至29頁），對此被告莊俊雄則供稱：這個事件在11月，媒體上已經有爆發出來在討論，所以後面的里長不想再去，就是本案旅遊團以後的旅行團，但是這團應該票都已經開好了，不去就會造成公司的損失，所以就正常出團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11頁），觀以上情，顯見被告蘇惠美、莊俊雄於本案旅遊團出團以前，對於里長於本案選舉以前參加赴陸之旅遊團，可能與大陸地區介入本案選舉有關一節，已然有所知悉，加之以被告莊俊雄於偵查中業已供稱：像本次因為選舉所辦的招待旅遊是第一次等語（見他一卷第86頁），足見被告莊俊雄主觀上早已充分知悉本案旅遊團之辦理，乃出於大陸地區官方即翔安區臺辦為影響本案選舉之目的，甚為明確。參以前揭大陸官方就本案選舉而言，對於民進黨及其推薦總統候選人賴清德係採取不予支持之立場乙節，業經新聞媒體所廣為報導，應當為一般具正常智識及社會經驗之臺灣人民所得以認知，而於本案旅遊團出團以前，被告蘇惠美為年滿57歲之成年人，自述學歷為科技大學畢業，本案案發前從事旅遊業之工作（見本院卷一第169頁），被告莊俊雄為年滿62歲之成年人，自述學歷為五專畢業，本案案發前曾從事旅遊業之工作（見本院卷一第311頁），均係具有一般正常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之成年人，對於上情，均難諉稱為不知，然其等卻仍為賺取利潤，而一同辦理本案旅遊團，足認被告蘇惠美、莊俊雄主觀上具有受翔安區臺辦之指示、委託、資助而對有投票權之人交付不正利益之犯意聯絡至明。七、關於被告黃博群、顏炳豪參加本案旅遊團之經過，被告黃博群於調詢時供稱：我剛好去前金區里長聯誼會主席顏炳豪的服務處聊天，而顏炳豪告訴我12月5日有一團免費招待的「廈門基層社區交流參訪旅遊團（5日）」，詢問我有沒有意願參加。我當時回答，因為現在時機敏感不願意接受免費招待，要付一些費用才願意前往，所以顏炳豪應該是詢問過旅行社後，隔幾天當我再到顏炳豪里長服務處時，顏炳豪跟我說如果我要付費的話，需要自付9,500元，之後我就將現金9 ,500元和我的護照交給在顏炳豪服務處辦理赴陸手續的旅行社人員，我記得顏炳豪好像叫對方莊俊雄等語（見警一卷之一第268頁），於偵查中供稱：一開始是顏炳豪邀請我一起去參加，他稱團費是免費，當時我不要，因為現在風頭上有點敏感，我就跟他說我要自費才願意參加，所以我有自費付 9,500元，是6,000元團費加上我要求自己的額外費用3,500 元；（問：6,000元團費包括哪些旅遊中會產生的費用？）我不知道，我全部交給顏炳豪，請他去安排；（問：你稱時機敏感的理由為何？）因為是跟大陸有關；（問：依你所述，你參加的旅遊圑名義是社區交流參訪，並到大陸廈門地區遊玩，且你知道可能與中國政府有關，並本來無須支付任何費用，這樣你會無法知道或預見所需團費是由中國政府或由相關團體進行補貼？）當下顏炳豪跟我講的時候，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覺得奇怪怎麼這麼便宜；（問：在你們旅遊過程中，機票、船費、住宿、吃飯、交通、門票都只花6,000 元夠支付嗎？更何況還要支付旅行社一定費用，對此有何意見？）我覺得太過低價，但我不知道背後到底是怎樣等語（見偵三卷第104至105頁、108頁），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一開始是去顏炳豪服務處，旅行社的人在那邊，問我是否要一起出去玩，大陸算是比較敏感，我想說沒有出去，那麼便宜，一起出去看看，我沒有想那麼多；（問：上開所稱風頭上有點敏感是什麼意思？）因為本身是民進黨籍，過去大陸那邊有點害怕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9至170頁）。被告顏炳豪於調詢時供稱：今年11月中旬台灣中國旅行社莊俊雄向我邀約到廈門五日團，當時有提到現任里長免費、里長親友收費 6,000元團費，莊俊雄要我找親友參加，我便找我哥哥顏平坤及朋友黃文生夫妻共4人報名；由於當時媒體一直報導全國各地里長受邀至大陸參訪接受招待，事後遭司法單位偵辦，我等里長私下聊天認為如果不付費就出團可能會偵辦，所以私下取得要付團費的共識，所以12月初莊俊雄來向我收取里民團費6,000元及報名資料時，我也向莊俊雄表示我也一定要付錢，否則我就不去，另外因為安排的住宿原本是兩人一間的雙人房，但我和我哥哥顏平坤都不習慣與人同房，因此我和我哥哥都要求各自加價3,500元改為單人住宿，我就繳交4人共2萬4,000元的團費、單人房差價7,000元，共計3 萬1,000元現金及報名資料給莊俊雄，他也有開收據給我；我只是覺得該團團費相當便宜，自己也想去大陸走走看看，所以才想報名參加，至於中國大陸為何要提供免費旅遊招待，我並沒有想太多等語（見警一卷之一第280至281頁）。觀諸被告黃博群、顏炳豪上開所述，可知其等於報名參加本案旅遊團以前，均知悉本案旅遊團就里長部分原係免費參加，並均對於免費參加本案旅遊團感到不妥，嗣後被告黃博群、顏炳豪雖均繳交團費6,000元及升級單人房之費用3,500元，亦仍然表示團費相當便宜等語，此外，若係正常之大陸地區旅遊或交流活動，被告黃博群當無僅因其自身為民進黨籍，即認為「風頭上有點敏感」之理，從而，堪認被告黃博群、顏炳豪對於本案旅遊團並非單純之大陸地區旅遊、交流活動，而實則另有其他目的，當已有所認知。另依被告顏炳豪與本案旅遊團團員陳宗佐間之對話紀錄截圖所示，於本案旅遊團出團前之112年11月28日，被告顏炳豪傳送標題為「這個時間還要接受招待到對岸？中國邀里長5天4夜廈門...」之網路新聞連結給陳宗佐，陳宗佐隨後亦傳送標題為「獨家/ 介入選舉？中國邀台灣里長5天4夜廈門行「免費...」之網路新聞連結給被告顏炳豪，並稱：「莊ㄟ太高調了亂傳一通」，被告顏炳豪嗣後詢問：「你覺得去還是不去」，陳宗佐回覆稱：「去阿，怕什麼？」，並稱：「旅行社招待」，被告顏炳豪隨後稱：「你打給趴奇夠統一口徑」、「說他們招待」（見偵三卷第155至157頁），陳宗佐上開所傳送網路新聞之內容係提及本案旅遊團，有網頁截圖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49至151頁），對此被告顏炳豪於偵查中供稱：趴奇夠就是莊俊雄，我叫陳宗佐跟其他參加的里民說旅費會這麼便宜是因為莊俊雄旅行社招待，但實際上我當時真的不知道是否是他們旅行社招待等語（見偵三卷第145頁），然而，被告顏炳豪倘若認為本案旅遊團僅係單純之大陸地區旅遊、交流活動，而與上開新聞報導所指之「介入選舉」無涉，則何以有必要於出團前向陳宗佐確認是否要如期前往旅遊，復指示陳宗佐聯繫被告莊俊雄「統一口徑」，而逕稱本案旅遊團係由被告莊俊雄之旅行社招待，是被告顏炳豪於本案旅遊團出團以前，對於本案旅遊團與大陸地區介入本案選舉有關乙情，顯然所有知悉。參以於本案旅遊團出團以前，被告黃博群為年滿42歲之成年人，自述學歷為高職畢業，曾從事保全人員、立委服務處助理、里長等工作（見本院卷一第173頁），被告顏炳豪為年滿43歲之成年人，自述學歷為高中畢業，從事里長之工作（見本院卷一第177至178頁），被告黃博群、顏炳豪均係具有一般正常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之成年人，且更分別為現任之里長，對政治及選舉事務當具有高於一般選民之認識及判斷能力，其等對於大陸官方就本案選舉而言，對於民進黨及其推薦總統候選人賴清德係採取不予支持之立場乙節，顯難諉稱為不知，再佐以本案旅遊團係於與本案選舉相隔僅約1個月、相當密接之時間舉辦，並特意邀集里長參加，而里長原係得以免費參加、毋庸負擔任何費用，且縱然繳交6,000元之團費後仍顯然低於市價等諸多情狀，以被告黃博群、顏炳豪上述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自得以輕易地意識到本案旅遊團之辦理係由大陸官方所資助，並與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不行使間有連結性。綜上所述，被告黃博群、顏炳豪主觀上均知悉本案旅遊團係大陸地區官方為約使有投票權人就本案選舉為一定投票權之不行使，卻仍執意參加本案旅遊團，因而分別收受6,000元之不正利益，其等具投票受賄之默示意思表示，堪以認定。　　八、按一、境外敵對勢力：指與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之國家、政治實體或團體。主張採取非和平手段危害我國主權之國家、政治實體或團體，亦同。二、滲透來源：（一）境外敵對勢力之政府及所屬組織、機構或其派遣之人。（二）境外敵對勢力之政黨或其他訴求政治目的之組織、團體或其派遣之人。（三）前二目各組織、機構、團體所設立或實質控制之各類組織、機構、團體或其派遣之人，反滲透法第2條定有明文。觀諸大陸地區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之發言人曾表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有網路新聞頁面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66至67頁），是大陸地區政府既已言明對臺灣「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顯屬主張採取非和平手段危害我國主權之國家、政治實體或團體，構成反滲透法第2條第1款所規定之境外敵對勢力，而本案旅遊團係由翔安區台辦所資助，業如前述，其係大陸地區政府所屬之機構，自屬反滲透法第2條第2款第1目所規定之滲透來源。九、公訴意旨雖認為鐘世祿及不詳台辦人員餐聚時對本案旅遊團之團員宣傳「兩岸一家親」之政治理念，暗指團員就政黨票、總統票應為一定之行使，亦即投給較有助於「兩岸一家親」之國民黨及其推薦總統候選人侯友宜等語。然觀諸上開大陸地區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之發言人於本案選舉前之發言，僅可見其對於民進黨及當時之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採取反對之立場，至於是否可從宣傳「兩岸一家親」之政治理念，即推認係暗指團員應投票予國民黨及其推薦總統候選人侯友宜，卷內尚無充足之證據可佐，是尚難逕認本案旅遊團之辦理，有約使本案旅遊團之團員就本案選舉為公訴意旨所指之一定投票權之行使，附此敘明。十、被告4人及其等辯護人辯解之判斷：（一）被告蘇惠美、莊俊雄之辯護人均稱本案旅遊團之團員均未提及有何人要求其等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更未聽聞有何大陸地區官員為特定政黨總統候選人、立委拉票之行為，或提及選舉之事等語。綜觀本案旅遊團團員證述之情節，其等固均證稱於旅遊過程中，並未聽聞任何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之言論，然以本案旅遊團之辦理時間與本案選舉舉行時間相近，且本案旅遊團係以里長作為必要之參與人員等情狀，已足認本案旅遊團之辦理與本案選舉有密切之關聯，業經論述如前，況且賄選係法所不許之犯罪行為，其行為者自必低調行事，務求以隱密、隱諱方式達其約定目的，則即便本案旅遊團之團員中未曾明確見聞有人論及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事，亦難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故辯護人此節所指，尚非有據。　（二）被告4人之辯護人均稱「兩岸一家親」僅為政治理念、外交辭令，無從認定係支持特定政黨或特定候選人等語。觀諸「兩岸一家親」之字面涵義，應係指大陸地區與臺灣同為一家人或具有血脈相連之意，而語意相類之詞句，向來多為我國不分黨派之政治人物所提及，是僅以大陸官員於本案旅遊團之行程中，向團員提及「兩岸一家親」等語一節，固難認有何暗指本案旅遊團團員應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之意涵，然本院之所以認定本案旅遊團之辦理，係翔安區台辦為約使本案旅遊團之團員為一定投票權不行使之理由，業經本院詳述如前，是縱然「兩岸一家親」確實僅為政治理念、外交辭令，亦無從為有利於被告4人之認定，是辯護人此揭所辯，要非可採。（三）被告莊俊雄之辯護人稱本案旅遊團並未限制團員需有投票權，亦未要求需為特定政黨才能參加，故團員由國民黨、民進黨、無特定政治傾向者組成，足證本案旅遊團與選舉無關；中國大陸舉辦社區基層交流落地招待團已行之有年，並非113年1月13日選舉前才出現，故難以本案旅遊團出團期間於選舉前，即推斷廈門市翔安區臺辦係以行求之意思而有對價關係等語。然本案旅遊團與本案選舉有密切之關聯，業如前述，又被告莊俊雄於偵查中明確供稱：像本次因為選舉所辦的招待旅遊是第一次；（問：就你在旅遊界的經驗，中國會定期辦理招待里長到中國旅遊？）只有今年（按：即112年）2月開始才有等語（見他一卷第86至 87頁），足見本案旅遊團具有以里長為招募對象，以及為選舉所籌辦之性質，而與過往舉辦之一般赴陸之基層交流團顯有不同，是辯護人此節所指，尚屬無據。（四）被告莊俊雄之辯護人稱，被告莊俊雄從未與陸方接洽連繫，自無從與被告蘇惠美共同基於受廈門市翔安臺辦人員資助、委託、指示，對本案團員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之犯意聯絡等語。經查，本案旅遊團係廈門建發旅行社副總經理戴曉輝聯繫被告蘇惠美辦理，被告蘇惠美再聯繫被告莊俊雄處理招募團員及收取團費等事宜一節，固經本院認定如上，而本案雖無證據證明被告莊俊雄就本案旅遊團之相關事宜，曾親自與陸方人員接洽或聯繫，然依被告莊俊雄前開供述之內容，在被告蘇惠美說明、轉告之後，被告莊俊雄已知悉本案旅遊團係「福建省官方有意邀請臺灣里長到大陸參訪」、「廈門要招待里長去旅遊」，被告莊俊雄即在此一認知之下，與被告蘇惠美一同籌辦本案旅遊團及收取利潤，堪認被告莊俊雄係與被告蘇惠美共同受翔安區台辦之資助、委託、指示而籌辦本案旅遊團無訛，是辯護人此節所指，亦屬無據。（五）被告莊俊雄之辯護人稱被告黃博群等里長均比照其他團員繳交團費，可證其等不願接受中國大陸免費招待，自始欠缺收賄之犯意等語。被告黃博群、顏炳豪雖有支付本案旅遊團之團費，然以被告黃博群、顏炳豪上述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得以輕易地意識到本案旅遊團之辦理係由大陸官方所資助，並與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不行使間有連結性，是其等主觀上仍具有投票收受不正利益之犯意一節，業如前述，則辯護人上開所辯，要不足採。（六）被告顏炳豪辯稱：我認為這次是採購團，他們有在車上賣東西（見偵三卷第142頁）；被告黃博群、顏炳豪之辯護人稱本案旅遊團係購物行程，被告黃博群、顏炳豪支付6, 000元之團費並未低於市場合理行情，而未構成收受不正利益之對價等語；被告莊俊雄之辯護人亦稱：團員有認為本團為購物團應為行情價，亦有認為划算者，故無從以部分團員之個人意見據認大陸臺辦有向本案團員提供「顯低於市價且行程優良」之不正利益等語。惟觀諸被告蘇惠美與被告莊俊雄間之對話紀錄截圖，被告蘇惠美於告知被告莊俊雄本案旅遊團之相關資訊時，已向被告莊俊雄稱：「無購物」等語（見警一卷之一第17頁），且被告蘇惠美於偵查中亦供稱：（問：該團有無購物行程？）完全沒有等語（見偵三卷第240頁），復觀諸本案旅遊團之行程表，並未見任何專以購物為目的之行程（見警一卷之二第317 頁），從而，堪認本案旅遊團並無任何購物行程，是被告顏炳豪辯稱本案旅遊團係採購團等語，洵非可採。又本案旅遊團之團員僅支付6,000元之團費，與前述之一般五天四夜廈門旅遊團之市價1萬2,000元相差甚多，而本案旅遊團之多位團員，以及被告黃博群、顏炳豪均表示，認為本案旅遊團之團費相當便宜等語，已如上述，尚難認被告黃博群、顏炳豪所支付之團費符合市場合理行情，而無收受不正利益之情事，是辯護人上開所指，亦顯屬無據。（七）被告黃博群、顏炳豪之辯護人稱被告黃博群、顏炳豪政治理念偏向民進黨之政治理念，不可能因此改變投票行使等語。然關於對價關係有無認定，不以收受者實際上是否受影響，或確已承諾或進而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或不行使為其要件，則被告黃博群、顏炳豪之政治理念為何、是否實際上因參加本案旅遊團而改變其等之投票行為，均與是否具有對價關係，以及被告黃博群、顏炳豪主觀上有無投票收受不正利益犯意之認定無涉，辯護人此節所指，顯有誤會。十一、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4人之犯行洵堪認定，均應予依法論科。參、論罪科刑：一、核被告蘇惠美、莊俊雄所為，均係犯反滲透法第7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之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資助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不行使罪，及反滲透法第7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 項之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資助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不行使罪。被告蘇惠美、莊俊雄對如附表編號1至29所示之具有投票資格人之行求、期約之低度行為，應為交付不正利益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黃博群、顏炳豪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43條之有投票權人收受不正利益罪。公訴意旨固認被告黃博群、顏炳豪係涉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然按所謂「賄賂」，係指有形並得以金錢計算之財物。而「不正利益」則指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要或滿足人之慾望，一切有形無形之利益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0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黃博群、顏炳豪係參加本案旅遊團而享有節省旅遊費用之利益，應認其等係構成投票權人收受不正利益罪，公訴意旨容有誤會，併此敘明。二、被告蘇惠美、莊俊雄就本案犯行，與戴曉輝、翔安區台辦之其他成年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三、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所定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之賄選行為，乃行為人基於賄選之目的，反覆向多數人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約定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構成要件類型本質上具有反覆、延續之行為特徵，於刑法評價上自應僅成立集合犯一罪。經查，被告蘇惠美、莊俊雄共同辦理、招攬本案旅遊團，對於有投票權之多數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不行使犯行，係侵害同一國家選舉公正之法益，且均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間內為之，應論以一行為。四、被告蘇惠美、莊俊雄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反滲透法第7 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資助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不行使罪處斷。五、被告蘇惠美、莊俊雄本案係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資助，而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不行使，均應依反滲透法第7條規定加重其刑。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大陸地區政府本案利用免費至大陸旅遊之方式，企圖干預、破壞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又選舉制度乃民主政治重要之基石，透過投票選舉之方式，得以顯現每個人民對於政治之意見，賄選則為敗壞選風之主要根源，影響選舉之公正性與社會之風氣，扭曲選舉制度尋求民意之真實性，被告4人均係具有一般正常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之成年人，對於上情自當有充分之認識，然被告蘇惠美、莊俊雄僅貪圖賺取利潤，竟受翔安區台辦之指示、委託、資助，以辦理本案旅遊團之方式，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足以影響投票權人之投票意向，被告黃博群、顏炳豪則貪圖小利參加本案旅遊團，而收受翔安區台辦所提供之不正利益，被告4人所為均妨害選舉投票之公正及公平性，且於對選舉及民主法治之危害重大。復審酌被告4人均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另衡酌被告4人自承其智識程度、工作、收入、生活情狀等節（因涉及個人隱私，故不予揭露）、刑法第57條之各款事由等一切情狀，就被告蘇惠美、莊俊雄、黃博群、顏炳豪，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黃博群、顏炳豪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七、按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99條第3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寓有強制性，性質上為刑法第37條第2 項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但其就褫奪公權之期間並無明文，故此部分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仍為1年以上 10年以下，使其褫奪公權之期間有所依憑始為合法（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135號、98年度台上字第62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蘇惠美、莊俊雄均係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5章，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罪，被告黃博群、顏炳豪均係犯刑法分則第6章之罪，並均經本院宣告如主文所示之有期徒刑，被告4人均應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之規定，併參酌刑法第37條第2項有關宣告褫奪公權期間之規定，及被告4人之犯罪情節，分別宣告褫奪公權如主文所示。　　肆、沒收部分：一、被告蘇惠美、莊俊雄就附表編號1至29所示之本案旅遊團團員所繳交之6,000元團費，以每人3,000元之方式均分，業如前述，又本案旅遊團之領隊胡麗珠稱其係工作人員，不用繳交報名費等語（見警一卷之二第5頁），故有繳交本案旅遊團之團費者係附表編號1至29所示之人，從而，堪認被告蘇惠美、莊俊雄本案之犯罪所得均為8萬7,000元（計算式：3, 000元×29人＝8萬7,000元），且未扣案，均應依刑法第38之1 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二、被告黃博群、顏炳豪係繳交6,000元之團費，而以被告蘇惠美前開所述之市價1萬2,000元計算，被告黃博群、顏炳豪本案之犯罪所得應估算為6,000元（計算式：1萬2,000元－6,00 0元＝6,000元；至其等另外繳交之升級單人房費用3,500元，則不予列入計算），且未扣案，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侑姿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胡慧滿　　　　　　　　　　　　　　　　　　　法　官　陳一誠　　　　　　　　　　　　　　　　　　法　官　戴筌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許白梅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反滲透法第7條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或資助，而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或公民投票法第五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中華民國刑法第143條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附表：本案旅遊團團員名單編號姓名職稱 1 陳宗佐長生里里長 2 陳蔡根針前長生里里長 3 秦世明長生里鄰長 4 朱碧霞草江里志工隊隊長 5 舒永健草江里鄰長 6 曾志明草江里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7 王麗玲草江里社區發展協會秘書 8 黃玉英社東里里長 9 許榮城社東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10 黃玉華社東里環保志工隊長 11 江玟秀草江里里長夫人 12 蕭筧瑛長生里環保志工隊副隊長 13 王劉素月長生里環保志工隊隊長 14 王茂樹長生里鄰長 15 陳振琦草江里里長 16 王茂清長生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17 黃富娣社東里鄰長 18 侯玉花社東里鄰長 19 黃崑光文東里里長 20 黃博群民生里里長 21 林麗雪文東里鄰長 22 葉子瑛文東里鄰長 23 林麟坤民生里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24 戴雙喜民生里社區發展協會秘書 25 顏炳峰榮富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26 顏平坤榮富里鄰長 27 林秀鳳榮富里環保志工隊長 28 黃文生榮富里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29 顏炳豪榮富里里長 30 胡麗珠領隊

2025-02-10

KSDM-113-國選訴-3-20250210-1

清上

懲戒法院

懲戒

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清上字第7號上訴人即被付懲戒人張子房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工務室前工程師 50000000000000000 辯護人梁志偉律師被上訴人即移送機關經濟部代表人郭智輝上列上訴人因懲戒案件，不服本院112年11月22日112年度清字第 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上訴人即被付懲戒人張子房經被上訴人即移送機關經濟部以：上訴人前擔任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下稱煉製部）工務室修護組經理，為台灣石油工會推薦之中油公司採購審議委員會（下稱購審會）委員，負責在該公司各類重大採購案件招標前審議採購內容。依據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起訴書，上訴人因審議「台中港供油中心潤滑油油槽及灌裝工程案」（下稱甲案），及協助案外人銘榮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銘榮元公司）早完成驗收得以請款，於民國110年7月21日收受該公司所交付賄款新臺幣（下同）140萬元，與案外人中油公司前勞工董事陳枝章共同朋分得款70萬元（下稱違失事實一之㈠）；在審議「第二柴油加氫脫硫工場反應器汰舊更新統包工程案」（下稱乙案）時，其應銘榮元公司請託，與陳枝章在本採購案購審會審議階段及「董事會採購審議小組」議決階段，協助運作說服煉製部桃園煉油廠（下稱桃園廠）變更原始設計規範，將原本限定使用Weld CLAD反應器銲接工法，要求加入銘榮元公司指定之Weld Overlay反應器銲接工法未果，銘榮元公司仍於109年4、5月間某日交付賄款50 萬元予上訴人，與陳枝章共同朋分得款25萬元（下稱違失事實一之㈡）；辦理「永安廠增建氣化設施興建統包工程案」（下稱丙案）時，於108年11月間，翻拍屬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中油公司「採購審查小組」第673次會議丙案部分資料，以LINE傳送案外人銘榮元公司專員何承翰，轉知該公司負責人廖晟合。數日後，再交付該案已批核之招標文件予廖晟合，俾該公司提前準備投標文件，又因銘榮元公司商請上訴人協助與永安廠人員溝通協調，使銘榮元公司得以順利於假日施工，該公司於110年5月14日將40萬元現金交付予上訴人，與陳枝章朋分得款20萬元（下稱違失事實一之㈢）；審議「石化事業部林園廠（下稱林園廠）No.28鍋爐興建統包工程案」（下稱丁案）時，該採購案原要求廠商具特定資格，且僅能單獨投標，因廖晟合有意投標承攬，但不符合投標資格，廖晟合遂透過何承翰請上訴人要求於本採購案中油公司購審會審議階段運作增列「共同投標」，使銘榮元公司可找具指定實績之廠商共同投標，上訴人遂於中油公司採購審議小組第665次會議審查意見，提出應准許廠商共同投標之建議而獲變更，改為允許共同投標乙節，銘榮元公司雖未得標，惟廖晟合為感謝上訴人在變更採購要求過程所提供之協助，於109年5、6月間交付30萬元予上訴人（下稱違失事實一之㈣）；審議「RFCC CATALYST COOLER E-1101B管束組案」（下稱戊案）時，上訴人明知以不公開預算金額之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之採購案，預算/採購金額8,816萬元，其明知該採購金額既不公開，屬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竟於108年1月30日以LINE向何承翰透露，再由何承翰轉告廖晟合，俾利銘榮元公司於議價時得以掌握中油公司談價籌碼，使銘榮元公司順利於108年4月16日以7,900萬元之超底價得標，廖晟合為感謝，於108年底、109年初交付10萬元現金予上訴人（下稱違失事實一之㈤）等違失行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第5條第1項第3款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及刑法第132 條第1項交付或洩漏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文書或消息等罪嫌，經橋頭地檢署檢察官於111年7月18日提起公訴在案（下稱本件刑事案件），另上訴人於偵查中均坦承犯行，並已主動繳回不法所得共155萬元等情，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 1款之應受懲戒事由，且有懲戒之必要，移送本院第一審審理。經本院112年度清字第7號審理結果，判決上訴人撤職，並停止任用貳年（下稱原判決）。上訴人對原判決不服，提起上訴。二、被上訴人移送意旨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三、原判決認定略以：上訴人為煉製部工務室修護組前經理〔業經中油公司因上訴人本件刑事案件，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為后述有罪判決確定，依「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進用辦法」第9條規定，予以免職，並自113年1月2 4日起生效，見煉製部113年3月4日書函，本院上訴審卷㈠第9 1至92頁〕為台灣石油工會推薦擔任購審會委員，於104年至1 10年間擔任「採購審查小組」成員。中油公司之各事業部所屬單位，如有符合「採購審查小組組織簡則」所定「適用範圍」之採購案，在招標前須先送請「採購審查小組」審查採購需求（如廠商資格、公安規定、工作說明等）、經費（如預算、付款條件等）、採購策略（如招決標方式、履約條件等）、招標文件等事項，又若該採購案滿足相關規定（如採購金額鉅大等），即須再依序提請中油公司「董事會採購審議小組」、董事會就上開採購相關事項進行審議。上訴人因前述職務有權出席「採購審查小組」會議，負責審查議決中油公司各重大採購案件之採購內容，屬依政府採購法從事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為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後段之授權公務員，亦為公務員服務法第2條第1項後段所定之公務員。上訴人於下列5項採購案，分別為違失行為：㈠違失事實一之㈠：中油公司於106年間辦理甲案，上訴人、陳枝章分別於106年6 月14日、同年9月1日參加「採購審查小組」第603次會議、「董事會採購審議小組」第675次會議，審查議決甲案包含執行目的、工程範圍內容概要、使用情形及效益分析、預算來源及編列依據、工程期限、廠商資格、招標方式等與採購有關之重要事項，公開招標後由銘榮元公司於107年1月22日得標。嗣銘榮元公司施作竣工，甲案進入驗收程序，雖已於 110年7月6日完成初驗，廖晟合仍為及早完成驗收以便請款，而基於對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於同年7月21日上午在煉製部新北門停車場（下稱新北門停車場）與上訴人見面，請上訴人協助甲案儘速通過驗收，並交付現金140萬元，上訴人思及可請陳枝章處理，遂與陳枝章共同基於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聯絡，由上訴人收受140萬元後，與陳枝章朋分各得款70萬元，陳枝章即以中油公司董事身分，於110年7月21日出面聯繫履約管理單位即案外人中油公司液化天然氣工程處（下稱液工處）處長黃榮裕，請其儘速讓銘榮元公司通過驗收並撥付工程款項，而液工處會同相關單位於110年7月21日開始驗收，復於110年 7月27日驗收完畢，銘榮元公司因此得以請款。㈡違失事實一之㈡：緣桃園廠以預算6億元著手辦理R101反應器更換之採購，有意投標之廖晟合自認為招標規範就反應器之內襯銲接係要求以 Weld Clad工法施作，將對設備品質可靠度及操作設備安全性造成危害風險，而主張以Weld Overlay工法施作較妥，即在諮詢上訴人後，於108年3月13日以「中油公司工程採購廠商詢問單」建議中油公司改採Weld Overlay工法。廖晟合復基於對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請託上訴人、陳枝章分別在乙案進入「採購審查小組」、「董事會採購審議小組」議決階段時，協助說服桃園廠變更原始設計規範，要求加入銘榮元公司主張之Weld Overlay反應器銲接工法。上訴人與陳枝章即共同基於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聯絡，先由上訴人於108年6月20日之「採購審查小組」第667次會議過程中，提出增加Weld Overlay反應器銲接工法之建議資料，續由陳枝章於108年7月24日之「董事會採購審議小組」第697次會議時，口頭提出贊同上訴人上開在「採購審查小組」所提出之加入Weld Overlay反應器銲接工法建議，銘榮元公司甚至在上訴人協助下，於108年11月5 日再次發函建請中油公司參考在乙案中使用Weld Overlay反應器銲接工法，然桃園廠評估後仍決定採用原設計規範。嗣乙案辦理公開招標，銘榮元公司固未標得，惟廖晟合仍為答謝上訴人及陳枝章在前述過程所提供之協助，而於109年4、5 月間某日，在新北門停車場交付50萬元予上訴人，與陳枝章共同朋分，上訴人得款25萬元。㈢違失事實一之㈢：上訴人於108年10月14日參加「採購審查小組」第673次會議而提前知悉丙案，明知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機關辦理採購之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竟基於公務員交付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文書之犯意，於108年11月間，先將上開會議中所發放、屬於應保密之招標文件即丙案提案資料（內容含有請購單、工程範圍內容概要、履約期限、廠商資格、工程預算書、預算詳細價目表、預算編列說明等，且印有「本資料僅供審核參考用，不得外傳」字樣），以LINE翻拍成照片之方式傳送予何承翰轉告廖晟合及廖士銘父子知悉，數日後，上訴人在煉製部再將該提案資料交付廖晟合，俾利銘榮元公司提前準備投標文件。嗣丙案於109年2月10日第一次公開招標，上訴人旋於同日透過LINE傳送「三個月前就將資料請何經理代轉給廖董了，若尚未著手因時間緊迫，可能要加緊腳步！」等語，提醒廖士銘注意投標期限並應加速準備，然丙案於109年4月6日流標，同日進行第2次公告公開招標，最終由銘榮元公司於109年11月26日以23億1,630萬元得標。開工後，因廖晟合希望假日亦能施工，以免延誤工期，又商請上訴人透過陳枝章協助與永安廠人員溝通協調，使銘榮元公司能順利於假日施工，避免延宕工期遭到罰款。廖晟合為感謝上訴人、陳枝章對於銘榮元公司能得標丙案並順利於假日施工等情施以前述之助力，即於110年5月14日在新北門停車場交付40萬元予上訴人與陳枝章朋分，上訴人得款20萬元。㈣違失事實一之㈣：中油公司興建工程處辦理林園廠內NO.28鍋爐興建，規劃以預算17億7,073萬3,440元辦理丁案，於108年4月22日在政府電子採購網先行公開閱覽，廖晟合見狀即有意以銘榮元公司投標承攬，惟丁案要求廠商單獨投標，且須具備特定資格，銘榮元公司因不符該資格而無法單獨投標，廖晟合於是指示何承翰於108年5月29日拜訪上訴人，要求上訴人在丁案進入「採購審查小組」審議階段時提議增列「共同投標」，使銘榮元公司得以偕同具備上開資格之廠商一起投標，上訴人遂於108年6月6日「採購審查小組」第665次會議之審查意見中，提出准許廠商共同投標之建議，以手寫載明「P4.本案為公開招標，採最有利標，工期為900日曆天，除購買外貨鍋爐本體入廠安裝7.61億元外，共有5大工項工程，為何不能允許共同投標？僅能單獨投標？」及「P4.本案既為採最有利標……避免類如桃廠僅一家參與投標之困境，整個工程為一家廠商控制，因此採購共同投標方式，本公司即可明確評選優良廠商團隊，不用等到一家得標，才由得標去找分包商造成本公司無法掌握之窘境，因此建議本案採共同投標較為妥適……」等語，並於108年7月23日以LINE回報何承翰「28鍋已調整可共同投標」乙情，隨後丁案於109年1月30日正式招標公告，即改為允許「共同投標」。廖晟合為感謝上訴人前揭提供之協助，於109年5、6月間在新北門停車場交付賄款30 萬元予上訴人，惟銘榮元公司最終並未參標。㈤違失事實一之㈤：煉製部大林煉油廠於108年1月間著手規劃戊案，以不公開預算金額之限制性招標方式向原廠商銘榮元公司辦理採購。上訴人因身為審議戊案之「採購審查小組」成員，乃提前知悉戊案之預算/採購金額為8,816萬元，其明知該預算/採購金額既不公開，應屬須保密之消息，竟基於公務員洩漏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消息之犯意，於108年1月30日以LINE向何承翰透露「Catalyest cooler E-1101B管束組，陳董有找我去談。交待全力支持，但有跟陳董說本案預算晚8816萬超市場行情2千左右。我盡量促成」等語，再由何承翰轉告廖晟合，俾利銘榮元公司於議價時得以掌握中油公司談價籌碼。嗣於108年1月31日，上訴人參加「採購審查小組」第654次會議審議戊案，預算/採購金額確為8,816萬元，銘榮元公司復於108年4月16日順利以7,900萬元之超底價得標，廖晟合為感謝上訴人，即基於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於108年底、109年初交付10萬元予上訴人。㈥上開違失事實，業據橋頭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239 、9168、10275、10620號起訴書提起公訴，並經橋頭地院ll 1年度訴字第301號刑事判決（下稱刑事第一審判決）就上訴人犯如該判決附表（下稱刑事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罪，均免刑。又犯刑事附表編號4至5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4 至5主文欄所示之刑、褫奪公權。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0月，褫奪公權5年（没收部分均從略）；其中刑事附表編號4至5 部分，經上訴人提起上訴，亦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 年度上訴字第621號判決（下稱刑事第二審判決）上訴駁回在案，有上開起訴書、刑事判決在卷可憑，足認上訴人之違失行為，事證明確，堪以認定。㈦核被付懲戒人所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第1項所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構）機密之義務；第6條所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等規定之旨，核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違失行為，戕害人民對公務員之信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乃審酌上訴人上開職務，對於中油公司攸關公共事務之重大採購有審查議決之權限，竟貪圖私利主動索賄，多次為本件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文書及消息、違背職務、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行為，收賄金額高達155萬元，其違反義務之程度嚴重，並考量其犯罪後坦承犯行且繳回全部所得，行為後後悔自新態度良好及其關懷弱勢團體等生活狀況，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列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上訴人撤職，並停止任用2年。四、上訴意旨略以：懲戒處分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處分輕重之標準：（1）行為之動機。（2）行為之目的。（3）行為時所受之刺激。(4）行為之手段。（5）行為人之生活狀況。（6）行為人之品行。（7）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8）行為所生損害或影響。（9）行為後之態度。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定有明文，所謂「應審酌一切情狀」，係指除該條文上述各款所列舉之情狀外，其餘對於被付懲戒人有利與不利之情狀，亦應予以全盤斟酌考量其情狀而言。上訴人除原判決所指有關懷弱勢團體之外，另於橋頭地院111年度訴字第301號刑事案件第一審審判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後，有依檢察官之量刑論告意見繳納公益金40萬元，對此刑事第二審判決未予斟酌，形成理由不備、調查證據未盡周延及不適用法則等瑕疵，上訴人前已依法提起上訴並敘明上訴理由在案。依此，上訴人於本件刑事案件，繳納公益金之有利情狀，且上訴人刑事另案之最終審判結果，亦可能影響原判決附表所示刑事判決主文之內容，凡此均為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應審酌一切情狀之範疇，原判決未全盤審酌考量，容有未詳為斟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規定之瑕疵。五、經查：國家對於公務員懲戒權之行使，係基於公務員與國家間公法上之職務關係，就公務員之違失行為，整體評價該公務員是否適任而為適當之懲戒處分，此與刑事法院對犯罪行為科以刑罰，二者之性質、功能與目的均有不同，本院不受刑事判決之拘束。再者，懲戒處分之輕重，係屬懲戒法庭第一審職權裁量之事項，如未逾越規定之範圍，無違反比例原則，即無違法可言。查原判決關於懲戒處分之酌定，審酌上訴人擔任中油公司經理、購審會委員期間，對於該公司攸關公共事務之重大採購有審查議決之權限，竟貪圖私利主動索賄，多次為本件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文書及消息、違背職務、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行為，收賄金額高達155萬元，其違反義務之程度嚴重，並考量其犯罪後坦承犯行且繳回全部所得，行為後後悔自新態度良好及其關懷弱勢團體等生活狀況，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列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上訴人撤職，並停止任用2年之懲戒處分，業已充分考量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列各款之事項（包括行為之動機、目的、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人之生活狀況、行為後之態度等），核屬原審對於懲戒處分輕重裁量權之適法行使，並未逾越規定之範圍，亦無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又上訴人於111年5 月4日繳納40萬元公益金，經刑事第一審判決予以斟酌，依刑法第59條規定遞減輕其刑，就刑事附表編號4至5所示之罪，各處同附表編號4至5主文欄所示之刑、褫奪公權。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0月，褫奪公權5年（至同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罪，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後段、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 1項規定，為免除其刑之諭知），有該刑事判決附卷可按，並據原審依職權調取本件刑事案件全卷電子卷證資料審閱結果，與上開刑事第一、二審判決，相互勾稽研判，業已審酌刑事第一審判決所載：檢察官就上訴人在宣判前已繳納上開公益金之情況，不反對橋頭地院審酌各情後適用刑法第59條，遞減其刑等詞，刑事第二審判決駁回上訴人對刑事第一審判決之上訴各節，上訴人指原判決未審酌上訴人繳納公益金乙情，容有誤會。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有理由不備、調查證據未盡周延及不適用法則等瑕疵，均無理由。末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後，最高法院113年1月24日112年度台上字第5483 號刑事判決已駁回上訴人就刑事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定讞，有該判決在卷可按。上訴人辯稱：本件刑事第三審判決結果可能影響上訴人違失行為之認定等語，亦屬無據，附此敘明。六、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並作成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或另為適法之判決，為無理由，且無行言詞辯論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74條第1項但書、第76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6 日懲戒法院懲戒法庭上訴審第三庭審判長法官林輝煌法官葉麗霞法官周玫芳法官張祺祥法官吳光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7 日書記官嚴君珮

2025-02-06

TPPP-113-清上-7-20250206-1

金重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貪污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重訴字第43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蔡鴻燊選任辯護人鄭智元律師周信亨律師上列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791號、113年度偵字第30709號、113年度偵字第3135 6號、113年度偵字第31660號、113年度偵字第34477號、113年度偵續字第253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蔡鴻燊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貳月貳拾壹日起延長羈押貳月。　　理　由一、被告蔡鴻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本院訊問後，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所犯為重罪，認有逃亡之虞，而具羈押之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規定，自民國113年11月21日起羈押在案（甲1卷第483-499頁）。二、被告經本院訊問後否認犯行，惟有起訴書所載證人即共同被告蔡尚岳、鄭家欣、鄭叔聞、文祥威、張國忠等人之證述，以及被告與他人之對話紀錄、佣金分配筆記等證據存卷可憑，足認本件被告所涉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期約或收受賄賂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三、又被告於本案中經檢察官認定涉犯多罪，其中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期約或收受賄賂部分，係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衡諸面臨重罪之訴追或遭判處重刑者，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人性。且本案檢警發動搜索後，即在其事務所扣得由蔡尚岳口述、鄭家欣紀錄之虛構故事（即任曼屏等記事），甚被告就本案詳情、與常情不符及是否存有鉅額金流等節（如證人李冠儒、張國忠及魏劍秋均證稱被告認證時未曾與其等確認細節，且遺囑日期跟認證日期相差甚遠，另證人鄭叔聞供稱曾交付鉅款給被告等節），均辯稱不知悉、證人所述不實、其係被欺騙利用等語，足見被告對起訴事實爭執甚劇，意圖脫免本案刑責之可能性相較更高，佐以被告就本案共同參與之案件即達8案，反覆數次涉犯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復共同詐得之金額非低，且檢察官認其獲得之報酬甚鉅，倘若經法院認定有罪，重刑可期，民事上亦可能衍生高額之賠償責任，依一般社會通念，其顯有高度逃亡之動機及可能性，堪認原羈押之原因仍存在，是本件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四、又審酌本案目前尚未進行審理程序（就被告所犯部分，當事人及辯護人共聲請傳喚20餘名證人），復佐以本案卷宗繁雜、共犯甚多，未來很可能須長時間、密集進行審理，若未持續羈押為主嫌之一的被告，其在本案動態之訴訟程序進展過程中，發現對己不利情事時潛逃、不願到庭之可能性及疑慮顯然更高。況依起訴書、卷內事證所示被告獲得報酬達新臺幣（下同）數百萬元，可見其獲益甚高，受害人數非少，所為危害我國金融秩序、社會公益，以及社會對律師、公證人信任之程度嚴重，是審酌被告前開涉犯情節、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並衡量比例原則，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本案審判或後續之執行程序，且無從以具保、責付或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羈押，是本院認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五、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何孟璁　　　　　　　　　　　　　　　　　　　法　官　楊世賢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2025-02-06

TPDM-113-金重訴-43-20250206-1

簡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貪污治罪條例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80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鄭紹翔選任辯護人趙家光律師上列被告因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992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訴字第359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處刑如下：　　主　文鄭紹翔非公務員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捌月，褫奪公權貳年。緩刑參年。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並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法治教育參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事　實鄭紹翔於民國111年10月間經友人介紹認識張耕誌（通緝中），經張耕誌表示有同學（即時任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下稱新興分局】偵查佐之李育輝，另案審理中）擔任警員，若有需要可幫忙查詢個人資料，鄭紹翔明知「刑案資訊系統」、「國民身分證相片系統」查詢得知之個人資料，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之個人資料，其蒐集、處理及利用均應於法令職掌之必要範圍內為之，並須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且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然鄭紹翔為得知相關債務人之個人資料，竟與張耕誌共同基於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與張耕誌、李育輝共同基於違法蒐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於112年3、4月間某2日，前來張耕誌經營之匯通通訊行，要求張耕誌代為轉達幫忙查詢如附表所示之個人資料，李育輝隨即於附表所示時間，在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新興分局偵查隊辦公室，以其個人帳號及密碼使用其職務上配發之公務電腦，登入附表所示系統查得如附表所示資料，並將該等資料拍照後透過LINE傳送予張耕誌，旋由張耕誌告知相關資料查詢情況，再由鄭紹翔於112年5月31日後某日，前來張耕誌前揭通訊行交付新臺幣（下同）5萬元予張耕誌轉交李育輝。　　理　由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鄭紹翔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坦承不諱（偵二卷第269至274、287至293頁，偵三卷第411至414頁，偵四卷第35至38頁，本院卷第86頁），核與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育輝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我受被告張耕誌所託查詢及提供如附表所示資料（偵一卷第23頁，偵三卷第355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張耕誌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李育輝知道我幫他調現金是作為他幫我調取資料的代價，就是大家互相幫忙，附表所示資料是鄭紹翔委託我請李育輝幫忙查詢的，但我沒跟李育輝說是鄭紹翔要查詢的，在鄭紹翔請我幫忙查資料以前，我有跟鄭紹翔說過請李育輝查資料多少是需要一點費用，李育輝傳給我資料後，我就直接傳給鄭紹翔，我有跟鄭紹翔說李育輝常以借款名義向我拿錢，鄭紹翔也知道我不會向李育輝催討，我才跟鄭紹翔說李育輝查資料算是幫忙我們，請鄭紹翔贊助，這是鄭紹翔要查的資料，我怎麼會幫他負擔，所以跟他催了幾次，大約於112年5、6月間某日，鄭紹翔拿這2次查詢資料的錢共5萬元來通訊行給我，後來李育輝跑過來跟我開口借錢的時候，我再把鄭紹翔給我的5萬元交給李育輝，這是鄭紹翔請我向李育輝查詢個人資料的代價等語（偵一卷第393、396頁，偵二卷第249至253、265至267頁，偵三卷第429、447頁）均相符，並有附表「資料名稱」欄所示證據附卷可參，足認被告鄭紹翔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鄭紹翔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鄭紹翔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1項之非公務員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公訴意旨認被告鄭紹翔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4條、第41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惟被告鄭紹翔並不具公務員身分，其與另案被告李育輝就此部分犯行雖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而應論以共同正犯（詳下述），然其既不具公務員身分，依刑法第31條第2項規定，僅科以通常之刑，自無從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4條加重其刑，亦即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1條規定論處即可，公訴意旨顯有誤會，惟因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㈡被告鄭紹翔在客觀上固有數次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然被告鄭紹翔係在實行同一個對公務員賄賂之計畫與目的交付現金予同案被告張耕誌轉交李育輝，以換取李育輝持續違背職務進行個資查詢，被告鄭紹翔上開各罪之數個舉動，實出於單一決意而予以實施，時間上尚屬密接，手段方式相同，且交付賄賂與收受賄賂者為同一對象，足認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為接續犯之一罪。　㈢被告鄭紹翔與張耕誌就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1項之非公務員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鄭紹翔與張耕誌、李育輝就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因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罪，並非因身分而成立之罪，亦即學理上所稱之「身分犯」，被告鄭紹翔不具公務員身分，即依刑法第31條第2項規定，科以通常之刑，亦即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規定論處即可，公訴意旨認此部分屬刑法第31條第1項之規範情形，容有誤會。　㈣被告鄭紹翔所犯上開二罪，係基於同一行為決意為之，且各罪之行為具有部分重疊關係，應認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非公務員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處斷。　㈤被告鄭紹翔於審理時就非公務員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自白犯行，爰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後段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鄭紹翔藉由知悉張耕誌與擔任警職之李育輝熟識並有往來之機會，請託張耕誌轉由李育輝違背職務擅自使用警方資源進行個人資料之查詢、提供，交付5萬元之賄賂予李育輝，危害公務員之廉潔，所為甚無可取。惟慮其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佳，委託代查個資之次數非多、期間相距非久，兼衡被告鄭紹翔於警詢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與經濟狀況（偵二卷第270頁），暨其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如卷內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所載之相關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㈦「犯本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定有明文。又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對於褫奪公權之期間，並無規定，故依本條例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1項或第2項，使其褫奪公權之刑度有所依憑，始為合法（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5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鄭紹翔所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經本院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應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及刑法第 37條第2項規定，併予宣告褫奪公權如主文所示。　㈧被告鄭紹翔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五年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其所為前揭犯行固有不該，然其一時失慮致誤觸刑章，且於犯後坦承犯行，對社會造成之危害程度非鉅，犯罪情節尚非重大，本院斟酌認被告鄭紹翔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判決，對其應已有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若先賦予被告鄭紹翔非在監之適當社會處遇，許其能有效回歸社會，故上開對被告鄭紹翔宣告之刑，應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宣告緩刑3年。又為使被告鄭紹翔能夠就所犯記取教訓，認所受緩刑宣告亦有附條件之必要，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其應向公庫支付10萬元，另斟酌被告鄭紹翔因法治觀念不足而觸法，為使其於緩刑期間內，能深知警惕，並導正其行為與法治之觀念，避免其再度犯罪，本院認另應課予預防再犯所為必要命令，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諭知被告鄭紹翔於緩刑期間，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被告鄭紹翔如未遵循本院諭知之緩刑負擔而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 款規定，聲請撤銷緩刑宣告，併此敘明。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第450 條第1項、第300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本案經檢察官李汶哲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啟明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方錦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陳美月附表編號時間系統資料名稱 1 112年4月24日23時16分4月28日14時55分許刑案資訊系統（CF）車籍資訊（TA2)----車籍查詢頁面國民身分證相片系統（OJ)----國民身分證相片、智慧分析決策支援系統（AI) 陳建忠（同名之7人）之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摘要表、「AVP-0828」及「AEG-3637」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及資本資料、Z000000000之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各別查詢、鄭武隆及鄭德旺之基本資料及刑案紀錄 2 112年5月31日1時22分許刑案資訊系統（CF）陳佑儕之基本資料及刑案紀錄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對於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之公務員，就跨區貿易、投資或其他商業活動有關事項，為前二項行為者，依前二項規定處斷。不具第二條人員之身分而犯前三項之罪者，亦同。犯前四項之罪而自首者，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者，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處罰規定，均依本條例處罰。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2025-02-05

KSDM-114-簡-380-20250205-1

北簡

臺北簡易庭

損害賠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10957號原告蔡壁如訴訟代理人林宏鈞律師陳冠智律師被告洪健益訴訟代理人蘇千晃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一、原告主張：被告為臺北市市議員，自民國113年9月14日起至同年10月29日止陸續在Facebook發佈如附表所示的言論(下稱系爭言論)，被告利用一般民眾不明白京華城違法爭議之時序及原告離開臺北市政府（下稱北市府）的時間，竟隱藏重要時序，暗示原告為京華城違法爭議容積率840%一手主導之人，此不實言論，已散布於不特定多數人，透過網路散布至全國，使見聞者對原告產生貪污等負面形象，甚而前往原告Facebook個人帳號下留下負面評論，造成原告之品德、操守等社會評價受到嚴重貶抑，侵害原告名譽權甚鉅，爰依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500,000元，為此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00,0 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二、被告則以：被告在Facebook上發佈系爭言論前，業已取得訴外人朱亞虎手寫給原告之信件及原告手寫之便簽，依信件及便簽之內容可確認朱亞虎曾在106年7月21日針對京華城容積率乙案寫信給原告，表達希望原告能予以協助之訴求，而嗣後原告亦於同年8月1日以手寫便簽給時任北市府都發局局長林洲民，表示京華城案的陳情人希望安排拜會事宜，被告於 Facebook所發佈之言論，均係基於上開信件及便簽所確認之客觀事實，且原告亦自認上開信件及便簽之真實性，據此足認被告在發表系爭言論前已盡查證義務，且內容並無不實；再京華城容積率爭議之案，已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提起公訴，涉案被告人數眾多且含括政、商界人士，為重大矚目案件，而容積率核定之標準亦攸關公共利益，當屬可受公評之事，系爭言論係被告就原告時任北市府市長辦公室主任涉入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案提出質疑之言論，應推定係以善意發表言論，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難認有何足以使原告在社會上所保有之人格及聲譽，受有貶損之危險性或可能性；縱認系爭言論有聳動或誇張之虞，然其目的不外係為喚起一般民眾注意，藉此增加一般民眾對於京華城容積率爭議之瞭解而已，基此，被告所發表之系爭言論，當無侵害原告名譽，原告之訴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 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可資參照。所謂「名譽」，係指人在社會上之評價，通常係指其人格或信用在社會生活上所受之尊重。而若以言語、文字、漫畫或其他方式貶損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使其受到他人憎惡、蔑視、侮辱、嘲笑、不齒與其往來等，即屬名譽權之侵害。是否構成侵害名譽，並不以被害人主觀感受為準，而應以現代社會一般人之評價標準，客觀判斷之。按言論自由旨在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名譽則在維護人性尊嚴與人格自由發展，二者均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二者發生衝突時，對於行為人之刑事責任，現行法制之調和機制係建立在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不罰」及第311條「合理評論」之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所創設合理查證義務的憲法基準之上，至於行為人之民事責任，民法並未規定如何調和名譽保護及言論自由，固仍應適用侵權行為一般原則及509號解釋創設之合理查證義務外，上述刑法阻卻違法規定，亦應得類推適用。詳言之，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而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法就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該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刑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亦在不罰之列。蓋不問事實之有無，概行處罰，其箝制言論之自由，及妨害社會，可謂至極。凡與公共利益有關之真實事項，如亦不得宣佈，基於保護個人名譽，不免過當，而於社會之利害，未嘗慮及。故參酌損益，乃規定誹謗之事具真實性者，不罰。但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又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否則箝束言論，足為社會之害，故以善意發表言論，就可受公評之事，而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概不予處罰。上述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之情形，於民事上亦然。是有關上述不罰之規定，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亦即，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㈡原告主張被告所為系爭言論，暗示原告於擔任北市府市長辦公室主任時期，為京華城違法爭議容積率840%一手主導之人並讓民眾產生原告貪污之等負面形象，侵害原告名譽權云云，然查，朱亞虎確實有於106年7月21日針對京華城容積率乙事寫信給原告，請求召開協調會且林洲民局長需與會，原告亦確實有於同年8月1日寫便簽給都發局局長林洲民，請其於回國後安排朱亞虎拜會林副市長事宜並要求林洲民局長在場，有原告提出之朱亞虎手寫信及原告手寫便簽可稽(見本院卷第39、41頁)，且兩造就上開信件及便簽之真正均不爭執，復參附表編號1：「…三問蔡壁如：⒈蔡壁如委員您是否認識朱亞虎，兩人是否見過面，朱亞虎先生還為京華城寫信向您請託？⒉蔡壁如委員您是否曾為京華城案親下＃手諭交辦，要求市府官員與相關人士碰面？⒊蔡壁如委員您是否曾跟京華城高層見面，過程中談了什麼？…呼籲蔡壁如委員盡快把真相說清楚、講明白…」、附表編號2：「＃一封朱亞虎給蔡壁如的親筆信　我今天公布時任中工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朱亞虎給時任台北市長辦公室主任蔡壁如的＃一封親筆信，上面疑似有蔡壁如手寫『＃8/3之後約時間』，蔡壁如也在媒體上公開承認，有下手諭安排晨會，在朱亞虎給蔡壁如的信中最後一段說到『衷心的希望您賜教任何疑難不決及無解之事　我會全力無償及無悔　而且不會藉此彰顯由您的任何要求，拜託…』。這難道不是朱亞虎在暗示蔡壁如，還有哪些地方要我做的，您儘管吩咐，我沒有做不到的事情？甚至，朱亞虎還承諾蔡壁如，我不會對外說這個會是由你安排的？蔡壁如說他2019年離開台北市政府，但這份陳情函是2017年辦理世大運前就存在，…請問蔡壁如：…＃下手諭是你的決定，… ？…今天我揭發這件事，就是希望蔡壁如出面好好面對…請蔡壁如說清楚講明白。」、附表編號3：「＃既然您不面對真相就讓真相來面對您　請問蔡壁如顧問：您到底跟朱亞虎是什麼關係？就京華城案跟朱亞虎、沈慶京見過幾次面？會談中談了些什麼？…京華城案真的是2020年才開始的嗎？…您要確定捏？您的手諭告訴大家的不是這樣耶？您從接到朱亞虎將軍的陳情信、親下手諭、甚至迅速安排開協調會，…整個京華城案您是否也『＃涉入其中』？…但這封手諭清楚署名是您親筆簽名『壁如』的真跡，現在『＃壁如手諭』公布於世，難道您還要否認『不知道』嗎？請您…說清楚講明白，好嗎？」等言論，顯係就朱亞虎之前揭信函及原告之前揭手諭，本於其主觀認知，針對原告和朱亞虎的關係，及有無就京華城案跟朱亞虎、沈慶京見面及見面談話之內容，或原告是否可能涉入京華城容積率變更等提出質疑，請原告親自釋明，應屬被告之主觀意見表達；況京華城容積率一案，已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涉案被告包含政界、商界人士，為社會矚目案件，且公機關關於容積率之核定攸關公共利益，屬可受公評之事，故被告之系爭言論，應認係出於善意，而對可受公評之事件發表意見；至原告主張系爭言論有暗示原告於擔任北市府市長辦公室主任時期，為京華城違法爭議容積率840% 一手主導之人並讓民眾產生原告貪污之等負面形象云云，然綜觀系爭言論全文，除於附表編號2有提到林洲民局長離開市府後，換了新的局長，京華城就拿到840%容積率外，並無任何關於京華城容積率之變動或原告主導京華城取得840%容積率的陳述，亦無任何關於原告有自朱亞虎或京華城高層收受賄賂之陳述，僅憑系爭言論，實難令人產生原告為京華城違法爭議容積率840%一手主導之人，及原告有貪污之連結，原告之主張顯有過分解讀，自不足採。是系爭言論為被告之主觀意見表達，或係出於善意，而對可受公評之事件發表意見，尚非毫無憑據之指摘，自難認原告名譽因被告之系爭言論而受到貶抑，自無構成原告所主張之侵害其名譽權之侵權行為。　㈢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之系爭言論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云云，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500,000元，洵屬無據。四、綜上所述，原告據以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4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葉藍鸚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4 　　日　　　　　　　　　　　　　　　　書記官　黃慧怡附表：編號時間內容 1 2024年9月14日 2 2024年9月16日 3 2024年9月19日 4 2024年 10月15日 5 2024年 10月29日

2025-02-04

TPEV-113-北簡-10957-20250204-1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發還扣押物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6號聲請人即被告許宏成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貪污治罪條例案件（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2 38號），聲請發還扣押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本件已在民國113年2月1日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原審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502號判決，判決書第23頁「被告於審理時供述均非渠等犯罪所用之物，且未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聲請宣告沒收，無證據可認為本案被告犯罪所用之物或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聲請人即被告許宏成（下稱被告）「於審理時自承均已於偵查中繳回繳回等語，並於111年5月6日至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25萬0,950元，亦經本院認定如上，而無庸再諭知追徵其價額」，足認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1至1-1-19（除編號1-1-11手機外），即扣案紅包現金共43,700元及銀行存摺，非本件犯罪工具，業經原審法院認定而未宣告沒收，自無扣押之必要，爰聲請發還上開扣案物品等語。二、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其係贓物而無第三人主張權利者，應發還被害人」、「扣押物因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之請求，得命其負保管之責，暫行發還」、「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應即發還，但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情形，得繼續扣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142條第1、2項及第317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者，乃指非得沒收之物，且又無留作證據之必要者，始得依前開規定發還，至已扣押之物是否有繼續扣押之必要或應予發還，事實審法院自得本於職權，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進行之程度，審酌裁量（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255號裁定意旨參照）。三、經查：　㈠被告因貪污治罪條例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嗣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502號刑事判決（下稱原審判決）判處被告共同犯公務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共17罪，各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至3年8月，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褫奪公權3年，被告提起上訴，現由本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238號案件審理中，本案尚未確定等情，有原審判決書、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為憑。　㈡法務部廉政署在被告處所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除編號1-1-1 1手機外）雖未經原審判決諭知宣告沒收，然被告既已提起上訴，上開物品是否與被告本案犯行有關，尚未確定。本院審酌被告上訴對於犯罪事實仍有爭執，裁判結果尚未可知，被告如有不服本院判決仍可再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則上開扣押物品仍係本案之重要證物，且與本案存有相當程度之關聯性，難謂已無留存必要；復為日後審理之需要及保全證據，仍應認有繼續扣押之必要，尚難先行發還予被告。　㈢綜上，被告聲請發還上開扣押物，尚難准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曾鈴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陳憲修附表：

2025-02-03

KSHM-114-聲-56-20250203-1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貪污治罪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再字第1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張天猛上列聲請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對於本院98年度重上更㈢字第57號，中華民國99年1 月20日第二審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張天猛（下稱聲請人）依據徐德興和劉其君之錄音帶、歐偉良之帳冊及審訊資料發現新事實及新證據，足認聲請人應受無罪之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 項第1 、2 、6 款聲請撤銷原確定判決，逕為無罪判決或發回更審，理由如下：　㈠徐德興和劉其君錄音帶部分：徐德興和劉其君之電話錄音及錄音帶，經勘驗内容與事實不符。例如；其中談到「他們給他（指聲請人）多少我是不曉得，但是是給他了啦！因為審計部帶來的標就是9.2 （意指9.2%）的，他昨天（民國80年 9 月19日）就跟我講。」其意味已經給聲請人新臺幣（下同）70萬元，底價是9.2%。但聲請人根本不知道底價是多少，聲請人是在隔天（90年9 月20日）開標會核底價時，才打開底價表，也才知道底價。劉其君提到底價是9.2%乃虛偽不實的詐騙，說有給70萬元回扣更非事實，因為圍標是在寄標即80年9 月18日之前，劉其君與廠商的圍標會議就在決定個人分配金額，這是主辦單位與廠商進行的違法行為，聲請人是臨時被派去參加監標，不可能將圍標回扣款錢分配給聲請人。次查，劉其君於87年6 月11日調查員訊問時亦供稱：「（你於電話中告訴徐德興制定底價過程意義為何？）我只是想騙錢」等語，可見劉其君與徐德興於電話中之談話内容與實情不合（本院卷第217 至219 頁、第221 至229 頁意旨相同）。　㈡編號001-1 帳冊（即附件五）内容疑點甚多，其中更有可以證明歐偉良及王光漢二人「台北行，行賄70萬元」不可信之證據：⒈歐偉良及王光漢二人稱送70萬元日期可能是在80年8 至10月間，但遍查該帳冊9 、10月間，並無歐偉良及王光漢二人到台北花費之機票、計程車資、茶藝館等支出記載，足見該帳冊内容並非實在。⒉歐偉良曾改稱其記載送70萬元之日期，是80年12月28日記「審計張70萬元」之前幾天，但遍查12月份帳冊，亦無去台北之支出紀錄，其中12月19日雖有「機票台北，1200*2」項目，但該次在台北之人有「小陳、小歐、歐、董」，並無王光漢，足證無歐偉良及王光漢二人到台北之支出。所謂「到台北致送70萬」乃一張偽造不實之紙條，此帳冊絕非流水帳。⒊高雄、台北二人來回機票、計程車資、茶藝館費用合計應高達數千元，觀之該帳冊記載鉅細靡遺，連600 元計程車資（10月5 日）、300 元晚餐（ 10月31日）、120 元涼水（11月13日）、120 元郵資（1 0月25日）都記錄明確，果有到台北之事，該筆高達數千元支出豈會未見記載？足證所謂「台北行送張70萬元」應非實在。⒋同頁帳紙記載「老三1,000,000 」、「審計張700,000 」。歐偉良更稱其意指：我等致送宋昆良100 萬元、審計張70萬元。歐偉良及王光漢二人在調查及偵查中均稱是一起到台北時送聲請人70萬元、宋昆良100 萬元，但第一審判決已認定宋昆良未收受100 萬元而諭知無罪。依此認定，該張帳頁中「老三1,000,000 」之記載並非實在。另外，同頁記載「劉鵬飛150,000 」，原確定判決亦認難以認定劉鵬飛有收受15萬元。因此，同頁所記載「審計張700,000 」應確定也不實在。因歐偉良在原審供稱該帳冊係歐偉良事後回憶告知其配偶，由配偶添加記載，可證該便條並非即時由歐偉良親自記載，違背會計原則，自無法採為證據。尤有甚者，依王光漢於87年6 月22日在市調處供稱，81年3 、4 月間於劉鵬飛到高雄學電腦時，有致送15萬元。但劉鵬飛於87年6 月26日回答市調處問此事，則稱「沒有這回事」。可見歐偉良胡亂將所謂81年劉鵬飛之事，與80年送宋昆良、聲請人之事，同記於同一頁便條帳冊上，當係完全杜撰並非事實。⒌ 查核帳冊後，「132…138、139 在帳冊内」應該屬於同一冊；「140 頁應是另一本」、而「141 頁以下應又是另一冊」因為139 頁最後一項日期記載是12.28 」及「141 頁最先記載是81年6 月4 日」。記帳法均包括日期、科目、摘要及收支金額及字樣，而「140 頁」是單獨一頁有「南埔借400 萬＋400　萬明細」標示，其中「南埔借400 萬」未註明日期及科目，此又可證明與僞造宋昆良及劉鵬飛的是同一張僞造單，原確定判決有調查證據之違誤。　㈢聲請人辦理南埔營區工程監標，依法準時到達開標現場，於主辦單位審查廠商資格等完成規定後，才在司令官辨公室拆開審計部密封之預估底價進行底價之會核，審計部監視人員不可隨意變更、修訂。因此，劉其君證稱：「審計部帶來的標就是9.2 （意指9.2%）的，他昨天80年9 月19日就跟我講」云云，根本不是事實。因為聲請人是在隔天開標80年9 月20日會核底價才打開底價表，看清楚密封底價後，立即裝入封袋内，依審計部財務審計稽察作業規定「因本部（審計部）修正數較主辦機關及其上級機關提出預估底價核減數為低時，本部監視人員即無須另表意見」（附件六），聲請人預估底價其他人員根本不知道底價是多少，錄音帶所言絕非事實。　㈣原確定判決認聲請人於開標前一日80年9 月19日，自臺北市南下應董梁之邀，與王光漢、歐偉良、徐德興、宋昆良、劉其君等在高雄市飲宴，席間應允尊重軍方所核定之底價不予殺價，王光漢等人則表示將支付70萬元以資酬謝一節，絕非事實。⒈董梁稱其係經歐偉良之介紹始認識聲請人，自無舊誼可言，董梁未參加開標前9 月19日之宴會，聲請人更非應董梁之邀請而參與餐飲，徐德興、宋昆良、劉其君等亦已證明未參與聚餐，故聚餐一節純為虛構（本院卷第219 至221 　頁意旨相同）。⒉允諾幫忙，不殺底價，更非事實，因為依審計部財務審計稽察作業規定監視人員對於預估底價應根據本部預先審核之「查核預估底價工作紀錄表」所載修正意見，作為會商底價之依據，監視人員不可隨意變更、修訂。況聲請人之密封底價是在80年9 月20日在司令辦公室會核底價時才拆封，哪可能有所承諾，又何來前述錄音帶所言之 9.2% ，全是虛偽不實（本院卷第221 至227 頁意旨相同）。　㈤圍標的回扣只有主辦單位與廠商能在投標前秘密進行，聲請人只是臨時派去參加開標，不可能、也不會參與圍標。協議圍標回扣決定為決標金額的2.5%，於投標80年9 月18日前為 815 萬元，是由劉其君全額收受再分配軍方人員（見附件七劉其君自白書），聲請人哪有份？又劉其君於87年6 月1 日調查員訊問時亦供稱：「（你於電話中告訴徐德興制定底價過程意義為何？）我只是想騙錢。」等語。則劉其君與徐德興於電話中之談話内容，殊與實情不合，原審未及詳查，遽採徐德興與劉其君之電話錄音及譯文，對聲請人為不利認定，殊未盡調查證據之職權而有違誤。　㈥本工程於80年9 月20日開標時，報價結果是瑞鋒公司最低優先減價，當瑞鋒公司領優先減價單後，堅持許久不填寫優先減價單減價，希望以超底價決標，司令林世芬也要求超底價決標，聲請人作為審計部代表，稱：協議底價既是後勤部提出經共同同意，應尊重，不同意超底價決標，堅持良久最後廠商以報價低於底價，主持才依法當場宣布決標。此係聲請人依公務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以其職務範圍所應為或得為之之行為辦理，因而節省公帑4,207,870 元。聲請人因為不同意超底價決標，而讓廠商多付出400 多萬元，因此，所謂協議如果聲請人不刪底價，將給予70萬元賄款一節云云，不攻自破（本院卷第221 至227 、229 至231 頁意旨相同）。　㈦關於歐偉良70萬元帳冊部分，其中有關宋昆良100 萬元、劉鵬輝15萬元部分，已證明不實。又依原確定判決認定致送聲請人70萬元之金錢來源，係以徐德興為行賄而匯款300 萬元、206 萬6700元進入歐偉良帳戶的金錢所支出。惟查：徐德興匯款日期為80年10月1 日及11日，若以上開金錢行賄，則行賄日期決不能在10月1 日之前，原確定判決認定行賄日期為80年9 月下旬，其理由矛盾，亦可證明該帳冊僞造不實。本案調查送70萬元時間及地點有多樣內容，聲請人要求提出正確日期，原確定判決並未詳細調查，認定可能是什麼時候，模稜兩可，致聲請人無法提出出勤表證明其為僞造，甚至於調查歐偉良長時間多家銀行及聲請人所有銀行之進出帳目，亦無此相當之金額。　㈧原確定判決就本案應調查董梁提出該公司所有工程資料，查明是否董梁與聲請人有因工程驗收而認識，以明真相，此與聲請人是否有舊誼之待證事實確有重要關係，但原確定判決未為調查，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　㈨原確定判決對於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456號判決所指摘事項，即：在有關審計部80年9 月20日開標前，是否會事先通知承辦單位，告知當日指派何人前往監標？如何派人監標情形？經審計部96年11月26日函覆：「本部並未事先通知承辦單位，當日指派何人監視‧‧」另有審計部吳明芳科長到場證明主辧單位劉其君並不知道審計部派何人監標，劉其君如何能居間聯絡此項飲宴，原審對於聲請人有利之證據均未予採納，亦未說明理由。　㈩依調查筆錄顯示，80年9 月19日有一大批人聚餐，起訴書起訴僅列聲請人、宋昆良、劉其君、董梁、徐德興、王光漢、歐偉良，但是到原確定判決時只剩下王光漢及聲請人無法證明未聚餐，所以到底有無聚餐，有幾個人參加，誰召集聚餐，尚無定論。調查筆錄以羈押之共同被告，用以不正之方法取得多種版本之供述，再摘取不利聲請人之自白，作為判決聲請人之證據，其他共同被告迫於無奈及儘早交保只好依其意做串供筆錄。聲請人曾多次聲明「調查員告訴我說如果不配合他的話就要收押我，剛好隔天我小孩要考大學，我想如果沒有配合的話，就可能無法回家，他就自己一直寫，我根本沒有拿70萬元」（本院卷第213 至217 頁意旨相同），無奈原確定判決視若罔聞，不但不調查其他必要證據，在審理其他共同被告時也完全否決聲請人主張筆錄有不實在情形。聲請人提出錄影帶查證，調查員稱實際有錄影，經函請調查單位查詢，竟稱「已不保存」，依國家資料保存法規定整個案子未結案，不能銷毀或遺失，且本案資料存於不同調查單位，同時喪失怎麼可能。　共同被告徐德興、廖武雄於審判程序具結以證人身分接受詰問，明白表示：「股東歐偉良、王光漢沒有跟他講，聲請人開標時沒刪底價，要送他70萬元，事後送完錢，也都沒有講，此事我不知情，也未和聲請人吃過飯，我也不認識聲請人」。而共同被告歐偉良、王光漢於審判中也陳稱：「我和聲請人、宋昆良的事情，是調查局看我帳面有這個帳目，我記不清楚，他叫我和王光漢一人擔一條，聲請人這條錢，我們一開始沒有預期，時間的差別，是因為投標以後劉其君說我們工程標的不錯要吃紅，才叫我們拿這些錢出來的」、「之前我都不認識聲請人，劉其君叫我拿錢給聲請人，我到法庭才認識他是聲請人」；「我送錢給聲請人時，那時候我也不認識他，開標我也沒去，出庭才知道是這個人，但是不是給錢給這個人，長相都不一樣了」、（法官問：「70萬元如何決定出來的」）「劉其君通知我的」、「開標以後的事」。也就是說，這70萬元是開標以後劉其君叫我拿錢給的，那個人是誰我也不知道等語。另外王光漢也供稱：「我們股東沒有人送給聲請人70萬元，當初在地院開第一庭，我就反應，市調處要我跟歐偉良一人擔一條」、「我個人沒有跟歐偉良一起到台北去找聲請人，送給聲請人70萬元」（本院卷第231 至233 頁意旨相同）。王光漢、歐偉良於更審時，又再度表明絕無行賄聲請人70萬元之事，足見所謂因本工程監標未刪減底價，而事後送聲請人賄款70萬元一事，完全子虛烏有，而是調查處就帳目不實之記載斷章取義，誤會是賄款，命歐偉良做不實之供述，嫁禍聲請人，此種形同栽贓誣陷於人之行為，應已觸犯刑法，但調查人員豈有自承之理，所以調查局不敢提出訊問時之錄音錄影帶，以免露出破綻。原確定判決不查，不依據審判所得心證審慎用法，又不斟酌前述證人當時在調查處所為陳述之處境或條件，是否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僅以承辦調查局人員到庭結證未有不法取供情事，便遽採前述調查筆錄作為認定本案事實之證據，顯然是顛倒是非，違反直接審理原則，與修正之刑事訴訟法之立法精神背道而馳，其判決為違背法令。　聲請人再提出法院函詢審計部有關本案90年9 月20日開標前，是否會事先通知承辦單位告知當日指派何人前往、如何派人監標的情形之審計部函覆（即附件八）。經審計部該函覆略以：「機關通知本部派員監視，本部並未事先通知承辦單位，當日指派何人監視。至於監視人員之派遣，係於當日決定派員名單：如係外埠地區，則先期決定派員名單。」本案在臺南開標跑到高雄聚餐、喝花酒再回臺南開標嗎？這不是真實的。其次，劉其君、歐偉良、徐德興、董梁羈押日期為 87年6 月9 日、王光漢在87年6 月25日才羈押、劉其君於87 年7 月2 日停止羈押、歐偉良、徐德興於87年8 月3 日停止羈押。聲請人另提供有關法務部調查局北機組公文書函覆：「鈞院93年9 月16日93雄分院文刑平93上更㈠200 字第076 81 號函（即附件九)有關聲請人87年6 月29日之詢問錄影帶『因逾時已久未予保存』等」，均已逾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8 2 號解釋及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908號刑事判決要旨，顯然於法有違，其判決為違背法令。　聲請人經檢察官以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起訴，依據第一審即臺灣高雄地方法院87年度訴字第2377號刑事判決判決有罪部分（即附件三），於事實欄第八項稱聲請人「明知其未刪減底價，並不違背職務，惟亦不應取得與其職務顯不相當之報酬，仍收受之。」本案聲請人行使審計監標職務不違背其職務，本案賄賂款為決標款2.5%之815 萬元已由軍方劉其君朋分（即附件七）其中30萬元另行交付，已無回扣賄款。然而，公務員接受餽贈如有不當（聲請人決未收受），依服務法規定僅應受行政處分，故本案聲請人依貪污治罪條例判刑，顯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用者，為違背法令，為此聲請再審（見本院卷第3 至21頁）。　　二、就聲請意旨㈠至再審之聲請不合法部分　㈠按經法院認無再審理由而以裁定駁回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34 條第3 項、第433 條定有明文。所謂同一原因，係指同一事實之原因而言，法院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暨所提之證據方法，與前經實體裁定駁回之聲請是否同一加以判斷。若前後聲請再審原因事實以及其所提出之證據方法一致者，即屬同一事實之原因，自不許其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亦不因聲請意旨陳以不同之說詞或論點，即謂並非同一事實原因。　　　㈡經查：聲請人本次係以原確定判決有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 項第1 、2 、6 款規定所示事由，向本院聲請再審。然而，聲請人前以原確定判決有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 項第1 　、2 、6 款規定所示事由，數次向本院聲請再審，扣除程式不合法駁回部分；第一次經本院於99年10月7 日以99年度聲再字第101 號刑事裁定，以聲請再審無理由，駁回聲請人再審之聲請，並經最高法院駁回聲請人之抗告確定（見本院卷第145 至166 頁之聲請再審狀及刑事裁定，下稱第一次再審，本次僅以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 項第6 款規定聲請再審）；第二次經本院於100 年6 月1 日以100 年度聲再字第501 號刑事裁定，以聲請再審無理由，駁回聲請人再審之聲請並經確定（見本院卷第167 至178 頁之聲請再審狀及刑事裁定，下稱第二次再審）；第三次經本院於113 年4 月 23日以113 年度聲再字第37號刑事裁定，以聲請再審無理由，駁回聲請人再審之聲請，亦經最高法院駁回聲請人之抗告確定（見本院卷第179 至212 頁之聲請再審狀及刑事裁定，下稱第三次再審）。　㈢經比對聲請人第一次至第三次聲請再審理由狀（見本院卷第1 47 至159 、169 至173 、181 至190 頁），與本次聲請再審理由狀（見本院卷第3 至21頁），除前述聲請意旨所示之再審理由外（此部分詳後述），經核與前三次聲請再審理由之原因事實同一；而本次所提出之證據（見本院卷第95至 127 頁之附件四至附件九），係屬原確定判決卷內既存之證據，亦與前三次聲請再審理由提出之證據均同一。　㈣綜上，依據前述同一事實原因之判斷標準，比對本院第一次至第三次再審聲請意旨及本次聲請再審意旨，聲請再審理由經核與前三次再審聲請意旨相同，聲請人所提出之聲請再審證據方法均屬同一，且均係以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 項第 1 、2 、6 款作為再審事由，又屬同一。依據前述說明，聲請人本次聲請再審既與本院第一次至第三次再審之聲請再審事由，確有同一原因事實之情形存在，聲請人本次聲請再審之程序已違背規定而不合法。三、就聲請意旨再審之聲請不合法部分　㈠按受理再審聲請之法院，應先審查再審之聲請是否具備合法條件，若其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時，即應以其聲請不合法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33 條定有明文。故必再審之聲請合法，始能進而審究其再審有無理由。又刑事訴訟之再審制度，係為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救濟程序，故為受判決人利益聲請再審者，必其聲請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 0　條第1 項第1 款至第6 款或第421 條所定之情形，始得為之，再審係對確定判決之事實錯誤而為之救濟方法，至於適用法律問題則不與焉。詳言之，對於有罪確定判決之救濟程序，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有再審及非常上訴二種，前者係為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立之救濟程序，與後者係為糾正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者有別，是倘所指摘者，係關於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不當之情形，核屬非常上訴之範疇，並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如係以法律適用有無錯誤作為再審事由，因無從依再審程序救濟，自與上述法定得聲請再審要件不相符合，而與法律程式有違。　㈡經查，聲請意旨引用原確定判決之第一審判決，認為聲請人並無違背職務，縱有接受餽贈之不當，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僅應受行政處分，不能依據貪污治罪條例判刑，主張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依據前開說明，聲請再審就此部分所為主張，純係對於聲請人等所為行為僅應論以行政罰，而不應處以刑罰規定為辯，聲請再審上開主張核屬法律解釋適用範疇，並非對於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有何違誤而為主張，本無從依再審程序予以救濟，尚與聲請再審之要件不合。四、綜上，聲請人本次聲請再審，部分與本院第一次至第三次再審之聲請再審事由，確有同一原因事實之情形存在，部分係對法律適用聲請再審，因此，聲請人本次聲請再審之程序已違背規定而不合法，爰駁回本次再審之聲請。末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前項本文所稱「顯無必要者」，係指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且無可補正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刑事訴訟法第429 條之2 、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77 條之4 定有明文。查本件再審聲請既有上述程序違背法律規定之處，顯屬程序上不合法而無可補正，審核後認無踐行通知聲請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意見等程序之必要，一併敘明。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433 條第1 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石家禎　　　　　　　　　　　　　　　　　　　法　官　李東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黃瓊芳

2025-02-03

KSHM-114-聲再-1-20250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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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賠償

聲請發還扣押物

貪污治罪條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