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銀行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訴字第4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洪啟珉選任辯護人林盛煌律師邱姝瑄律師郭眉萱律師被告洪啟原選任辯護人周信亨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2145號、113年度偵字第3315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洪啟珉、洪啟原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壹月壹拾柒日起延長羈押貳月。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駁回。　　理　由一、本案被告2人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本院訊問後，認其等涉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2 款之情形，並有羈押之必要，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裁定羈押。二、茲被告2人羈押期間即將屆滿，本案雖經本院調查完畢、辯論終結，並定於114年2月21日宣判，是本件雖已審結，然尚未確定。經本院於114年1月3日訊問後，其等雖否認有起訴書犯罪事實所載之犯行，惟有證人即同案被告陳美宜等人之證述，並有幣安執法調取基本資料、扣案電腦畫面、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等在卷可參，足認被告2人涉前開罪名之犯罪嫌疑重大。三、再查，被告2人所涉均為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且非法匯兌之金額非低（達新臺幣1,700餘萬元），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且依被告 2人所涉地下匯兌情節（即透過「香蘭兒」將韓幣送到陳美宜位於韓國之公司後，再指示陳美宜交付韓幣予客戶），可見被告2人極可能在國外尋求「香蘭兒」接應，故有事實足認為被告2人有逃亡之虞，堪認原羈押之原因仍存在，是本件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之羈押原因，且審酌被告2人前開涉犯情節、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被告2人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並衡量比例原則，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本案審判或後續之執行程序，且無從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羈押，是本院認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四、至被告2人於本院訊問時雖請求具保停止羈押，並稱：本案已經調查證據完畢，並無繼續羈押其等之必要等語，惟本件羈押被告2人之原因及必要性仍繼續存在，已如前述，復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不得駁回具保聲請之事由，是為確保將來訴訟、執行程序能順利進行，現階段仍有繼續羈押被告2人之必要。從而，被告2人當庭所為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自難准許，併此敘明。五、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許芳瑜　　　　　　　　　　　　　　　　　　　法　官　楊世賢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2025-01-07

TPDM-113-金訴-41-20250107-1

金重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銀行法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1年度金重訴字第15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淑慧選任辯護人吳祝春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4706號、110年度偵字第27711號、110年度偵字第29174號、110年度偵字第30516號、110年度偵字第37219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林淑慧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壹月拾柒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　　理　由一、被告林淑慧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前經本院認為犯罪嫌疑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第3款之事由，且有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自民國111年5月17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並經三次延長限制出境、出海各8月（即至114 年1月16日為止），合先敘明。二、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必要時檢察官或法官得逕行限制出境、出海。但所犯係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不得逕行限制之：一、無一定之住、居所者。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者。三、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第93條之3第2項：「偵查中檢察官聲請延長出境、出海，第一次不得逾4月，第二次不得逾2月，以延長二次為限。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8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5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逾10年」；第93條之6：「依本章以外規定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者，亦得命限制出境、出海，並準用第93條之2第2項及第93條之3至第93條之5之規定」等旨，限制出境新制施行後，刑事訴訟法之限制出境有二種，一種為第八章之一「逕行限制出境」（獨立型限制出境），另一種則為第93條之6所稱該章以外之限制出境（羈押替代型限制出境）；二者同須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但後者必經法官訊問，且以有羈押原因（無羈押必要）為要件。三、又限制出境、出海處分，目的在防止被告逃亡，確保被告能於審判時到庭，以利刑事訴訟程序之進行，是考量限制出境、出海與否，自應以訴訟之進行及證據之調查是否因此而受影響為其判斷依據。再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僅在保全刑事偵查、審判、執行之順利進行，屬於刑事訴訟之保全程序，非為確定被告對於本案是否應負擔罪責與是否應科處刑罰之問題，故有關限制出境、出海之事由是否具備及是否具有限制出境、出海必要性之審酌，並無需如同本案有罪或無罪之判決，應採嚴格證明法則，將所有犯罪事實證明至「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易言之，僅須依自由證明法則，對前揭要件事實證明至讓法院相信「很有可能如此」之程度即可。倘依卷內證據，被告犯罪嫌疑重大，確有出境、出海滯留他國不歸而逃亡之可能性存在，即足影響審判之進行或刑罰之執行，依法當得為必要之限制出境、出海強制處分，以確保被告到庭接受審判或執行。至被告是否有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而予以限制出境、出海之強制處分，核屬事實認定問題，受訴法院自有依法認定裁量，並按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狀，斟酌認定之權。四、茲前開期間將於114年1月16日屆滿，本院審核相關卷證，並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暨聽取檢察官意見後，認被告涉犯銀行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法定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非屬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犯罪嫌疑仍屬重大，良以被訴重罪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非無因此啟動逃亡境外、脫免刑責之動機，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 項第2款之事由；又酌以我國司法實務經驗，多有被告於偵、審程序遵期到庭，且國內尚有家人、固定住居所及相當資產之情況下，猶恣意棄保潛逃出境，致案件無法續行審判或執行之情事，而刑事訴訟程序係屬動態進行，本案亦尚未完成審理程序，若未持續限制被告出境、出海，仍有在訴訟程序進行中發現對己不利情事發生時潛逃不歸之可能性及疑慮，勢將影響刑事案件審判之進行，為確保本案訴訟程序及證據調查之順利進行、司法權之有效行使，於平衡兼顧公共利益及被告之人權保障，認目前亦有繼續對被告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綜上，本院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而有予以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之規定，裁定被告自114年1月17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至被告如有特殊必要而需單次出國或赴海外處理個人事務或工作業務，宜於每次具體敘明理由、預定行程期間及檢附相關資料，向本院聲請在該期間內暫時解除限制出境、出海之處分，由本院審酌所涉具體情節、必須出境事由之必要性、急迫性，及所提替代措施是否足以擔保其將來按時到庭接受審判或執行，而得以暫時解除限制出境、出海之處分，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第93條之3第 2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許芳瑜　　　　　　　　　　　　　　　　　　　法　官　楊世賢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2025-01-07

TPDM-111-金重訴-15-20250107-12

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貪污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陸正義律師蕭奕弘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胡原龍律師越方如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30939號、113年度偵字第30940號、113年度偵字第3 0941號、113年度偵字第31357號、113年度偵字第32436號、113 年度偵字第32437號、113年度偵字第33756號、113年度偵字第34 170號、113年度偵字第40264號），前經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嗣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年度抗字第277 4號），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後，再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 年度抗字第280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理　由一、按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 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案件經發回者，其延長羈押期間之次數，應更新計算，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6次為限，第三審以1 次為限。審判中之羈押期間，累計不得逾5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第3項亦有明文。次按執行羈押後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仍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真實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及羈押後其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應否延長羈押，均屬事實認定之問題，法院有依法認定裁量之職權，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故關於羈押原因之判斷，尚不適用訴訟上之嚴格證明原則，而應適用自由證明程序。從而，是否有重大嫌疑，在決定羈押與否之心證程度上，僅需檢察官所提證據足使法院相信被告「很有可能」涉有罪嫌即為已足，無庸到達「毫無合理懷疑」之有罪證明程度。二、按法院對被告執行之羈押，本質上係為使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保全對被告刑罰之執行之目的，而對被告所實施之剝奪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是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重罪」羈押事由，係因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時，其可預期判決之刑度既重，則被告為規避刑罰之執行而妨礙追訴、審判程序進行之可能性增加，國家刑罰權有難以實現之危險，該規定旨在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以維持重大之社會秩序及增進重大之公共利益。又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被告犯上開條款之罪嫌疑重大者，仍應有「相當理由」認為其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之虞，法院斟酌命該被告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追訴、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始有羈押必要，然此所稱之「相當理由」，與同條項第1款、第2 款所指之「有事實足認有……之虞」，尚屬有間，其條件當較寬鬆。良以重罪常伴有逃亡、滅證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倘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可認為該犯重罪嫌疑重大之人具有逃亡或滅證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已該當「相當理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此經司法院釋字第665號解釋在案。且其認定，亦以自由證明為已足，並不排斥傳聞證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668號、99年度台抗字第804 號裁定意旨參照）。三、本院之前裁定及臺灣高等法院歷次發回之意旨：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訊問後，本院以被告等人犯罪嫌疑確屬重大，被告4人分別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審酌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等人前經本院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另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上開羈押原因於起訴後、法院審理中，應採取較為嚴格之認定，則依被告等人涉案情節、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並衡量比例原則，認被告等人非不得以具保及其他必要處分方式替代而免予羈押，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於民國113年1 2月27日裁定：㈠被告柯文哲准予新臺幣30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㈡被告沈慶京准予新臺幣40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㈢被告應曉薇准予新臺幣15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㈣被告李文宗除偵查中交保之200萬元外，准予另提出新臺幣8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並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嗣檢察官不服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27 74號裁定諭知原裁定撤銷，發回本院。其理由略為：　　原裁定就本件無羈押之必要性，並未就其衡量之事項為必要之說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4人逃亡。何況法院命被告提供相當保證金額以停止羈押，其目的在於確保被告不致逃匿，能到庭接受審判及執行，所指定之保證金額是否相當，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被告之身分、地位、職業、經濟能力、逃亡可能性、所造成法益侵害、犯罪所得金額等一切因素，為綜合考量。原審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未見原裁定妥適說明，非無再行斟酌之餘地。又沈慶京資力甚豐，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判之情，原裁定僅命其具保4,000萬元，輔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為，容有疑義。另應曉薇於原審論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另有一非屬中華民國之護照資料，若屬實情，其當日上午仍透過辯護人當庭重申無任何外國護照，顯見已有刻意隱瞞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佐以其先前將受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出境，似不能排除有逃亡意圖。　㈢本院認依據上開發回裁定意旨，就本院前開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及就被告等人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因此無逃亡之行為？以及被告應曉薇是否確有第二本護照等情加以查明。嗣本院於113年12月29日訊問被告後，認為：　⒈被告應曉薇雖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時，經查明疑持有其他國家之護照，惟業據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庭訊時當庭提出加拿大政府100年2月10日核發的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00年5月10日收據，經本院當庭核閱無訛。再徵之被告應曉薇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上所載之姓名「HSIU-PING YING」即被告應曉薇之舊名，經查詢結果並無入出境紀錄，復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示被告應曉薇現已無持有加拿大國籍之護照，亦無相關入出境紀錄，足認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手續時，所聲明其並未持有外國護照一節，尚與事實相符。　⒉並審酌本案相關證人均已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傳訊，縱使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行使詰問權，聲請詰問該等證人，但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外，亦有證據能力。相關證述是否可採，基本上仍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質言之，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出被告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足以佐證，嗣後法院審理時，共犯或證人之證詞倘有翻異，亦屬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而於起訴後，依本案之具體情形，若仍以上述情形，即認有羈押被告4人之必要，恐係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是以，本院認為如能酌定適宜保證金額，令被告等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替代羈押之目的。　⒊另就被告等4人有逃亡之虞之部分，本院綜合考量被告4人身分、地位、職業、資力等情（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壹、人物暨組織之說明」所載，以及被告等4人於本院訊問時所述），併參酌其等之涉案情形、犯罪惡性，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因素，並審酌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3年12月29日診斷證明書可佐，並參酌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4人如能向本院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供擔保，並為相關防逃措施，對其 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無羈押之必要。　⒋又考慮我國四面環海，存有偷渡出海潛逃之危險，就我國司法實務經驗以觀，縱命被告提出高額具保金，仍有不顧國內事業、財產及親人而棄保潛逃出境，致案件無法續行或執行之情事。為確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考量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採取電子腳環、個案手機等科技設備監控，及命其4人各以如附件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方式之性質、功能、效果，權衡對其4人名譽權、身體健康及生活狀況之影響，對其等居住遷徙自由權受限制之程度等情，認有於對其4人限制出境、出海及限制住居之同時，併依上揭規定命其等遵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之必要。　⒌綜上，本院審酌上開各情，於113年12月29日裁定：⒈被告柯文哲准予新臺幣700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 3000萬元）具保；⒉沈慶京准予新臺幣1億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4000萬元）具保；⒊應曉薇准予新臺幣300 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1500萬元）具保；⒋ 李文宗准予新臺幣200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1000萬元）具保。並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①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②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㈣本案再經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 2803號裁定諭知原裁定撤銷，發回本院。其理由如下：　⒈原審於113年12月26、27、29日就被告4人及同案被告進行訊問後，除同案被告彭振聲坦承被訴圖利罪嫌外，被告4人均否認本件起訴書所指涉犯罪嫌，且多所辯解；另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顯示本案多數被告均持否認犯罪之答辯，而為相關辯解。參酌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顯尚存勾串空間，及❶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傳送訊息給彭振聲；❷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傳訊息； ❸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❹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 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❺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删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❻ 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宗傳送訊息；❼李文宗1 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勾串、滅證各情，基於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之基本人性，且被告柯文哲為前臺北市長及民眾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負責人、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又本案既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原裁定以被告4人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被告等人之供述、證人之證述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認被告4人無羈押之必要，似嫌速斷，是否妥適，自非無疑。　⒉又以現今科技發達，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判斷，於被告4人經保釋在外後，顯得輕易利用相關通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此並不因被告4人、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關陳述，而有何影響。是以，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既不排除仍有前揭相互勾串之虞，則僅憑原裁定併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工作所必須以外接觸之誡命，該除外條款範圍是否涵蓋過廣，而無法避免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證人間為不當之接觸等行為，且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防免被告4 人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且依上所述，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確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及湮滅證據之虞，原裁定亦認被告4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以現階段命被告4人以主文欄所示之金額具保，並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等，對被告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性，然原裁定未說明如何執行被告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足見原裁定之理由難認完備，自非允當。況何以被告4人僅具保在外，並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作所必須以外接觸，即可替代原羈押之處分，原裁定未為必要之說明，亦嫌理由不備。是檢察官前述抗告意旨所為指摘，尚非無據。四、本院本次裁定之理由：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聽取檢察官、辯護人、被告等人之意見後，並參酌起訴書所列證據，認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刑法第336條第1 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行為交付賄賂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洗錢罪等罪嫌；被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益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犯罪嫌疑重大。　　㈡本院審酌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利罪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非少，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亡之可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告等人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量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日，檢調至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　㈢另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業如前述，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同案被告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於 11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另依據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附之撕碎紙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內容，足認被告柯文哲指示同案被告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以認定被告4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　㈣依據上揭事證，被告4人均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且被告4人所犯均為最輕本期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是被告4人均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　㈤本院於前次裁定命被告等人具保並接受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及諭知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然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縱使依據本院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本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並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而有羈押必要，被告4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 2款、第3款，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而諭知被告等人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㈥被告沈慶京辯護人固具狀辯稱：被告沈慶京在進入臺北看守所前即患冠狀動脈血管疾病，因病情複雜變化，需規律於門診接受檢查，復因腎水腫併接受永久性腎臟造廔管等病情，多次戒護就醫且住院，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謂「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又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禁、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度搔癢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4年1月2日診斷證明書可佐，實有必要赴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等語。惟現今執行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務部○○○○○○○○，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罹有病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情形，是被告沈慶京此部分主張，尚難認有據。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楊世賢　　　　　　　　　　　　　　　　　　　法　官　許芳瑜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2025-01-02

TPDM-113-金訴-51-20250102-3

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貪污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陸正義律師蕭奕弘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胡原龍律師越方如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30939號、113年度偵字第30940號、113年度偵字第3 0941號、113年度偵字第31357號、113年度偵字第32436號、113 年度偵字第32437號、113年度偵字第33756號、113年度偵字第34 170號、113年度偵字第40264號），前經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嗣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年度抗字第277 4號），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後，再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 年度抗字第280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理　由一、按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 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案件經發回者，其延長羈押期間之次數，應更新計算，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6次為限，第三審以1 次為限。審判中之羈押期間，累計不得逾5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第3項亦有明文。次按執行羈押後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仍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真實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及羈押後其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應否延長羈押，均屬事實認定之問題，法院有依法認定裁量之職權，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故關於羈押原因之判斷，尚不適用訴訟上之嚴格證明原則，而應適用自由證明程序。從而，是否有重大嫌疑，在決定羈押與否之心證程度上，僅需檢察官所提證據足使法院相信被告「很有可能」涉有罪嫌即為已足，無庸到達「毫無合理懷疑」之有罪證明程度。二、按法院對被告執行之羈押，本質上係為使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保全對被告刑罰之執行之目的，而對被告所實施之剝奪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是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重罪」羈押事由，係因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時，其可預期判決之刑度既重，則被告為規避刑罰之執行而妨礙追訴、審判程序進行之可能性增加，國家刑罰權有難以實現之危險，該規定旨在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以維持重大之社會秩序及增進重大之公共利益。又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被告犯上開條款之罪嫌疑重大者，仍應有「相當理由」認為其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之虞，法院斟酌命該被告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追訴、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始有羈押必要，然此所稱之「相當理由」，與同條項第1款、第2 款所指之「有事實足認有……之虞」，尚屬有間，其條件當較寬鬆。良以重罪常伴有逃亡、滅證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倘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可認為該犯重罪嫌疑重大之人具有逃亡或滅證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已該當「相當理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此經司法院釋字第665號解釋在案。且其認定，亦以自由證明為已足，並不排斥傳聞證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668號、99年度台抗字第804 號裁定意旨參照）。三、本院之前裁定及臺灣高等法院歷次發回之意旨：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訊問後，本院以被告等人犯罪嫌疑確屬重大，被告4人分別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審酌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等人前經本院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另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上開羈押原因於起訴後、法院審理中，應採取較為嚴格之認定，則依被告等人涉案情節、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並衡量比例原則，認被告等人非不得以具保及其他必要處分方式替代而免予羈押，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於民國113年1 2月27日裁定：㈠被告柯文哲准予新臺幣30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㈡被告沈慶京准予新臺幣40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㈢被告應曉薇准予新臺幣15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㈣被告李文宗除偵查中交保之200萬元外，准予另提出新臺幣8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並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嗣檢察官不服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27 74號裁定諭知原裁定撤銷，發回本院。其理由略為：　　原裁定就本件無羈押之必要性，並未就其衡量之事項為必要之說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4人逃亡。何況法院命被告提供相當保證金額以停止羈押，其目的在於確保被告不致逃匿，能到庭接受審判及執行，所指定之保證金額是否相當，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被告之身分、地位、職業、經濟能力、逃亡可能性、所造成法益侵害、犯罪所得金額等一切因素，為綜合考量。原審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未見原裁定妥適說明，非無再行斟酌之餘地。又沈慶京資力甚豐，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判之情，原裁定僅命其具保4,000萬元，輔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為，容有疑義。另應曉薇於原審論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另有一非屬中華民國之護照資料，若屬實情，其當日上午仍透過辯護人當庭重申無任何外國護照，顯見已有刻意隱瞞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佐以其先前將受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出境，似不能排除有逃亡意圖。　㈢本院認依據上開發回裁定意旨，就本院前開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及就被告等人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因此無逃亡之行為？以及被告應曉薇是否確有第二本護照等情加以查明。嗣本院於113年12月29日訊問被告後，認為：　⒈被告應曉薇雖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時，經查明疑持有其他國家之護照，惟業據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庭訊時當庭提出加拿大政府100年2月10日核發的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00年5月10日收據，經本院當庭核閱無訛。再徵之被告應曉薇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上所載之姓名「HSIU-PING YING」即被告應曉薇之舊名，經查詢結果並無入出境紀錄，復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示被告應曉薇現已無持有加拿大國籍之護照，亦無相關入出境紀錄，足認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手續時，所聲明其並未持有外國護照一節，尚與事實相符。　⒉並審酌本案相關證人均已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傳訊，縱使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行使詰問權，聲請詰問該等證人，但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外，亦有證據能力。相關證述是否可採，基本上仍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質言之，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出被告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足以佐證，嗣後法院審理時，共犯或證人之證詞倘有翻異，亦屬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而於起訴後，依本案之具體情形，若仍以上述情形，即認有羈押被告4人之必要，恐係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是以，本院認為如能酌定適宜保證金額，令被告等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替代羈押之目的。　⒊另就被告等4人有逃亡之虞之部分，本院綜合考量被告4人身分、地位、職業、資力等情（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壹、人物暨組織之說明」所載，以及被告等4人於本院訊問時所述），併參酌其等之涉案情形、犯罪惡性，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因素，並審酌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3年12月29日診斷證明書可佐，並參酌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4人如能向本院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供擔保，並為相關防逃措施，對其 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無羈押之必要。　⒋又考慮我國四面環海，存有偷渡出海潛逃之危險，就我國司法實務經驗以觀，縱命被告提出高額具保金，仍有不顧國內事業、財產及親人而棄保潛逃出境，致案件無法續行或執行之情事。為確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考量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採取電子腳環、個案手機等科技設備監控，及命其4人各以如附件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方式之性質、功能、效果，權衡對其4人名譽權、身體健康及生活狀況之影響，對其等居住遷徙自由權受限制之程度等情，認有於對其4人限制出境、出海及限制住居之同時，併依上揭規定命其等遵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之必要。　⒌綜上，本院審酌上開各情，於113年12月29日裁定：⒈被告柯文哲准予新臺幣700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 3000萬元）具保；⒉沈慶京准予新臺幣1億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4000萬元）具保；⒊應曉薇准予新臺幣300 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1500萬元）具保；⒋ 李文宗准予新臺幣200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1000萬元）具保。並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①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②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㈣本案再經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 2803號裁定諭知原裁定撤銷，發回本院。其理由如下：　⒈原審於113年12月26、27、29日就被告4人及同案被告進行訊問後，除同案被告彭振聲坦承被訴圖利罪嫌外，被告4人均否認本件起訴書所指涉犯罪嫌，且多所辯解；另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顯示本案多數被告均持否認犯罪之答辯，而為相關辯解。參酌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顯尚存勾串空間，及❶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傳送訊息給彭振聲；❷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傳訊息； ❸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❹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 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❺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删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❻ 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宗傳送訊息；❼李文宗1 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勾串、滅證各情，基於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之基本人性，且被告柯文哲為前臺北市長及民眾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負責人、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又本案既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原裁定以被告4人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被告等人之供述、證人之證述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認被告4人無羈押之必要，似嫌速斷，是否妥適，自非無疑。　⒉又以現今科技發達，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判斷，於被告4人經保釋在外後，顯得輕易利用相關通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此並不因被告4人、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關陳述，而有何影響。是以，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既不排除仍有前揭相互勾串之虞，則僅憑原裁定併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工作所必須以外接觸之誡命，該除外條款範圍是否涵蓋過廣，而無法避免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證人間為不當之接觸等行為，且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防免被告4 人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且依上所述，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確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及湮滅證據之虞，原裁定亦認被告4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以現階段命被告4人以主文欄所示之金額具保，並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等，對被告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性，然原裁定未說明如何執行被告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足見原裁定之理由難認完備，自非允當。況何以被告4人僅具保在外，並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作所必須以外接觸，即可替代原羈押之處分，原裁定未為必要之說明，亦嫌理由不備。是檢察官前述抗告意旨所為指摘，尚非無據。四、本院本次裁定之理由：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聽取檢察官、辯護人、被告等人之意見後，並參酌起訴書所列證據，認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刑法第336條第1 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行為交付賄賂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洗錢罪等罪嫌；被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益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犯罪嫌疑重大。　　㈡本院審酌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利罪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非少，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亡之可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告等人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量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日，檢調至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　㈢另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業如前述，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同案被告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於 11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另依據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附之撕碎紙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內容，足認被告柯文哲指示同案被告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以認定被告4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　㈣依據上揭事證，被告4人均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且被告4人所犯均為最輕本期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是被告4人均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　㈤本院於前次裁定命被告等人具保並接受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及諭知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然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縱使依據本院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本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並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而有羈押必要，被告4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 2款、第3款，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而諭知被告等人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㈥被告沈慶京辯護人固具狀辯稱：被告沈慶京在進入臺北看守所前即患冠狀動脈血管疾病，因病情複雜變化，需規律於門診接受檢查，復因腎水腫併接受永久性腎臟造廔管等病情，多次戒護就醫且住院，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謂「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又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禁、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度搔癢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4年1月2日診斷證明書可佐，實有必要赴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等語。惟現今執行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務部○○○○○○○○，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罹有病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情形，是被告沈慶京此部分主張，尚難認有據。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楊世賢　　　　　　　　　　　　　　　　　　　法　官　許芳瑜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2025-01-02

TPDM-113-金訴-51-20250102-2

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貪污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陸正義律師蕭奕弘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胡原龍律師越方如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上列被告等因貪污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 0939號、113年度偵字第30940號、113年度偵字第30941號、113 年度偵字第31357號、113年度偵字第32436號、113年度偵字第32 437號、113年度偵字第33756號、113年度偵字第34170號、113年度偵字第40264號），前經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嗣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一、柯文哲部分：　㈠柯文哲准予新臺幣柒仟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參仟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北市○○區○○○0 段00巷0 ○0 號4 樓，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二、沈慶京部分：　㈠沈慶京准予新臺幣一億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肆仟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 11樓，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三、應曉薇部分：　㈠應曉薇准予新臺幣參仟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壹仟伍佰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北市○○區○○○道0段0 0號，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　四、李文宗部分：　㈠李文宗准予新臺幣貳仟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壹仟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新竹市○區○○路0段000號1 3樓之1，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　　　　理　由一、按羈押為確保偵查、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及刑之執行為目的，將依法傳喚、拘提、逮捕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拘禁於特定處所之強制處分，不得逾越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之法定要件，且須符合社會期待，為維護國家法秩序之正當性與必要性，以維護憲法所保障犯罪嫌疑人之人身自由。故法院對被告所執行之羈押，其本質上係屬為保全被告使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保全對被告刑罰之執行之目的而對被告所實施之對人強制處分，是對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當由法院以有無羈押之原因及目的，依職權為目的性裁量。故法院審酌被告有無羈押必要，除被告犯罪嫌疑已屬重大外，自當基於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審慎斟酌有無上開保全目的，依職權妥適裁量，俾能兼顧國家刑事追訴、刑罰權之順暢執行及人權保障。又按刑事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等情形之一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羈押之目的，在於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真實，因此，就已知之證物可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在，惟有部分尚待扣押、尚有共犯或證人待傳訊、有以不正當方法影響共犯或證人之嫌疑存在或有其他類似之行為，致使真實之發現增加困難者等情形，得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而是否「有事實足認為有勾串證人之者」，應依具體事實客觀認定，惟此事實並非串證之事實，而為有串證之虞之事實，因此，應就案件進行情形及所舉證人與被告之關係等因素判斷被告是否有此等行為之虞，綜合以觀，不可徒憑主觀之認定即謂被告有串證之虞。故羈押應由法院依案件之性質、態樣及訴訟之進展、被告、共犯及證人之供述等一切情狀為綜合之判斷，以非予羈押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為要件，是若尚無須以羈押為達成事實明確及保全證據之唯一手段時，則尚不能逕認有羈押之必要。二、經查，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訊問後，被告柯文哲雖否認有檢察官起訴之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 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雖否認有檢察官起訴之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行為交付賄賂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雖否認有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洗錢罪等罪嫌；被告李文宗雖否認有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益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惟有下列證據足佐（其餘起訴書列載之證據不予一一臚列）：　㈠被告柯文哲部分：證人蔡壁如、朱亞虎、張益贍、張志澄、彭振聲、邵琇珮、周俊吉、周王美文、邱佩琳、謝國樑、李文宗、李文娟之證述、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柯文哲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0 日便當會裁示、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林欽榮書面報告、109年10月27日簽呈、應曉薇傳給柯文哲之訊息、柯文哲與李文宗之對話紀錄、柯文哲與李文娟之對話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民眾黨網站於112年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證據。　㈡被告沈慶京部分：證人林洲民、朱亞虎、張志澄、吳彩仙、陳佳敏、106年4月26日論壇會議資料、京華城公司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林洲民提出之106年8月22日「有關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案辦理情形說明」簽呈、證人林青傳給沈慶京之訊息、109年3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等證據。　㈢被告應曉薇部分：證人彭振聲、吳順民、邵琇珮、楊智盛、張立立、劉秀玲、胡方瓊、陳佳敏、國稅局華夏協會所得清單、都發局109年2月24日簽呈、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 日、110年8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陳佳敏與應曉薇之對話紀錄等證據。　㈣被告李文宗部分：有證人張益贍、張志澄、朱亞虎、黃珊珊之證述、李文宗與蔡壁如之對話紀錄、李文宗與黃珊珊LINE對話、許芷瑜與林鼎峰之對話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柯文哲與李文宗之對話紀錄、民眾黨網站於112年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證據。　㈤綜上，足認被告等人犯罪嫌疑確屬重大。三、被告等人固有羈押之原因：　㈠被告等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斟酌本案行賄、收賄款項均高達數千萬元，渠等共同使京華城公司圖得高達百億元之不法利益，被告李文宗更與被告柯文哲共同侵占達6千餘萬元之公益金，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被告等人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綜合研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主觀動機甚強、可能性甚高。且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臺中機場出境，雖稱是要購買香港某款中藥給母親以治療失智，但其母親年邁，如有購藥需求自當規劃妥當，其臨時出境之此一理由難謂符合常情，固足認被告4人分別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　㈡至被告應曉薇雖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時，經查明疑持有其他國家之護照，惟業據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庭訊時當庭提出加拿大政府100年2月10日核發的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00年5月10日收據，經本院當庭核閱無訛。再徵之被告應曉薇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上所載之姓名「HSIU-PING YING」即被告應曉薇之舊名，經查詢結果並無入出境紀錄，復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示被告應曉薇現已無持有加拿大國籍之護照，亦無相關入出境紀錄，足認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手續時，所聲明其並未持有外國護照一節，尚與事實相符，而不能認為屬於足認被告應曉薇有逃亡之虞之新事證。四、本院認無羈押之必要性：　㈠按羈押被告之目的，其本質在於確保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確保證據之存在與真實，或為確保嗣後刑罰之執行，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所謂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故有無羈押之必要性，得否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而停止羈押，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裁定書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226號裁定要旨參照）。　㈡經查，被告4人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均已如上述，然尚無羈押之必要，理由有下：　⒈本院審酌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等人於偵查中前經本院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本案復已有如上證據可佐。另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　⒉且被告4人雖有上述理由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但不代表於起訴後，依照此等事由就一定應該繼續羈押被告，而應該要具體審酌個案情形，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並依照比例原則加以判斷。　⒊就被告柯文哲部分，本院認為：　⑴檢察官雖指同案被告許芷瑜係經被告柯文哲指示逃亡在外，並稱同案被告許芷瑜涉案甚深，但並未指明同案被告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中之涉案之情節究竟如何，何況目前本案其他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也未提及同案被告許芷瑜在本案之角色。故不能認為於同案被告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被告柯文哲之必要。　⑵至檢察官指被告柯文哲曾為臺北市長，現為民眾黨黨主席，對同案被告、證人具實質影響力，且其於處理民眾黨黨務工作期間，仍有接觸本案相關證人、證據資料之高度可能等語。但依照被告柯文哲於本院訊問時所述：「我必須辭掉民眾黨黨主席，否則民眾黨無法運作，但程序也要走完，我希望一個禮拜之內把事情處理好」等語，另參酌在被告辭任黨主席之前後，與本案相關證人「因工作必須而接觸」之情形，已經會大幅降低，能否以此認為有羈押必要，亦有疑義。　⑶又檢察官稱證人陳佩琪與被告柯文哲係夫妻關係，顯有勾串之可能，然對於檢察官所指證人陳佩琪於本案的待證事實，被告柯文哲於本院訊問時，整體而言也均不爭執。自無依此認為有羈押之必要。　⑷檢察官雖提及被告柯文哲於113年8月15日使用許芷瑜為其申辦之手機門號，設定手機名稱為羅廷暐，與本案辯護人即鄭律師聯繫案情時，鄭律師因該手機顯示名稱為「羅廷暐」，而不知道與其通訊者係何人，鄭深元律師回復「請問閣下是」，被告柯文哲回答「柯文哲」，足徵許芷瑜與被告柯文哲關係密切等情。惟被告柯文哲以手機與他人聯繫時，起初並未使用本名，但隨後即表明身分，顯示此部分其無隱匿身分之意。又縱被告柯文哲與許芷瑜關係密切，此一事實亦尚與勾串共犯、證人有間。　⑸檢察官認為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利害關係一致，有高度勾串之可能，但其2人就檢察官所指之犯罪嫌疑事實，既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多次訊問，並就相關疑點加以質問。則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之供述、答辯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不能以此認為有羈押被告之必要。　⒋就被告沈慶京部分，本院認為：　　被告沈慶京雖與應曉薇就案情相關之重要內容均以過世之余雪鴻作為答辯藉口，不排除為檢察官所認之「幽靈抗辯」，然縱使被告應曉薇、沈慶京否認犯行，然其等既於羈押禁見中即多次經檢察官傳喚訊問，仍堅持相同說詞，僅能就其等供述判斷是否與事實相符，應亦屬證據採認問題。　⒌就被告應曉薇部分，本院認為：　　檢察官指稱被告應曉薇就可疑資金去向等，均推為不知、避重就輕。然依檢方查得之事證，非不足認定被告應曉薇實質管領本案5協會，就陳佳敏、王尊侃動用款項情形縱使彼此陳述有異，惟因被告應曉薇於本案羈押期間，已經於113年8 月27日、113年8月28日、113年8月29日、113年9月11日、11 3年9月13日、113年9月20日113年9月24日、113年10月15日、113年11月7日、113年11月8日、113年11月27日供述明確，其供述果有不實，相關金流非無不能藉由客觀事證彼此勾稽比對，而昭明確。　　　⒍就被告李文宗部分，本院認為：　　檢察官固認被告李文宗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且與共同被告朱亞虎之供述不相符合，為避免共犯間相互勾串如何解釋上開訊息字面上之意義，而使供述逐漸趨於一致，認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本案被告李文宗供述內容攸關被告柯文哲之犯行應如何評價，以及京華城案高達上百億之違法容積獎勵應如何評價之重要事實，公益性極高，經衡量其個人權益保障及公共利益維護之動態平衡等語，惟就被告李文宗部分，其業於113年 8月14日、113年8月15日、113年9月3日、113年9月27日、11 3年10月1日、113年10月4日、113年10月17日、113年11月5 日、113年11月6日、113年11月8日、113年11月19日、113年 12月12日、113年12月18日為供述，顯見檢察官實已經就被告李文宗所知案情部分密集提訊，相關證人亦均已到庭作證，就被告李文宗供述與證人所述不合之處，乃證據證明力或證據取捨之問題，難遽認有羈押之必要。　　⒎至被告柯文哲雖擔任政黨領袖、被告應曉薇擔任市議員、被告沈慶京擔任威京集團主席，均具有相當之權勢及影響力，但本案相關重要證人業經偵查中具結而有相當之完備。難僅以位居要職此等原因，即遽推斷有對證人證詞之實質影響力。果爾，只要是政府要員或是集團高層涉有犯嫌，均能直接認定有勾串可能，不啻架空刑事訴訟法關於羈押要件之嚴格認定，侵害人身自由甚深。故本院認為另以被告4人之身份而論，為避免其等與本案其他共同被告或證人就案情有所討論或指示，而妨害真實之發現，爰命渠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被告等人亦當庭表示絕不與工作同仁提及任何攸關本案之事項，相關證人也絕不有私下聯繫之行為。　⒏復且，審酌本案相關證人均已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傳訊，縱使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行使詰問權，聲請詰問該等證人，但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外，亦有證據能力。相關證述是否可採，基本上仍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質言之，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出被告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足以佐證，嗣後法院審理時，共犯或證人之證詞倘有翻異，亦屬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故雖然本案於偵查中有上述理由及事證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但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而於起訴後，依本案之具體情形，若仍以上述情形，即認有羈押被告4人之必要，恐係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是以，本院認為如能酌定適宜保證金額，令被告等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替代羈押之目的。　⒐另就被告等4人有逃亡之虞之部分，本院綜合考量被告4人身分、地位、職業、資力等情（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壹、人物暨組織之說明」所載，以及被告等4人於本院訊問時所述），併參酌其等之涉案情形、犯罪惡性，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因素，並審酌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3年12月29日診斷證明書可佐，並參酌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4人如能向本院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供擔保，並為相關防逃措施，對其 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無羈押之必要。　⒑又考慮我國四面環海，存有偷渡出海潛逃之危險，就我國司法實務經驗以觀，縱命被告提出高額具保金，仍有不顧國內事業、財產及親人而棄保潛逃出境，致案件無法續行或執行之情事。為確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考量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採取電子腳環、個案手機等科技設備監控，及命其4人各以如附件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方式之性質、功能、效果，權衡對其4人名譽權、身體健康及生活狀況之影響，對其等居住遷徙自由權受限制之程度等情，認有於對其4人限制出境、出海及限制住居之同時，併依上揭規定命其等遵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之必要。六、綜上，本院審酌上開各情，認現階段命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以主文所示之金額具保，並自113年12月3 0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及限制住居於如主文所示之址等，應能防止其4 人逃亡，且依照上述考量因素酌定相當保證金額，令被告等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保全被告之目的，亦應可以保全其4人在日後可能之審理或執行程序均能遵期到庭接受審判或後續之執行，以達到原羈押處分所欲達成之目的，而得以作為羈押之替代手段。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楊世賢　　　　　　　　　　　　　　　　　　　法　官　許芳瑜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2024-12-29

TPDM-113-金訴-51-20241229-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871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遵富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262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4日第一審判決（追加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5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件經檢察官起訴認被告王遵富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原審審理後，認檢察官所舉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被告確有上開檢察官所指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犯行之程度，而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是以被告犯罪不能證明，而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認事用法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理由略以　㈠被告就其何以於民國108年4月29日，在金額新臺幣（下同）6 67,000元之存摺類存款憑條上簽名，而使上開款項自買家李峻鋠於臺灣土地銀行信義分行所申設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轉匯至李峻鋠土銀778帳戶（實係以無摺存款方式存入李峻鋠所任職之亞緹國際有限公司〈下稱亞緹公司〉於該銀行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上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尚有誤認）乙節，於原審審理時辯稱：當天係要送名片或型錄至亞緹公司，亞緹公司樓下是土地銀行，而我抵達亞緹公司樓下時，遇見一位亞緹公司員工，稱要將一筆66萬多元的款項匯入亞緹公司，但其未帶身分證，所以請我幫忙提供身分證件，我想說不是洗錢，所以不疑有他，遂在匯款人欄位簽名；我只是好心幫忙，我只知道跟我一起去做匯款的這個人是亞緹公司的員工，但我不知道是誰，因為我去亞緹公司送貨很多次，見過很多亞緹公司員工，只是無法個別確認等語。然被告於111年3月2日經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係供稱：我後來有認出李峻鋠，因為我介紹李芳菲所有之位在臺北市○○區○○ 街00號3樓房屋（下稱本案房屋）給亞緹公司老闆，亞缇公司老闆又介紹給李峻鋠，所以我認識李峻鋠，李峻鋠也有要買本案房屋。我想應該是金德儀那些人辦買賣過程手續，我只把這個事情介紹給金德儀；本件貸款款項並非我提領，當天應該是我與亞緹公司會計一起到銀行，可能是他們叫我在存款條上簽名，但我忘記原因，該筆66萬7000元款項是存到亞緹公司，但我沒有拿走299萬元現金。而我介紹買本案房屋，可獲得佣金，是在領完錢後到亞緹公司時給我，大概約幾萬元現金等語；又於111年7月27日經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我有陪李峻鋠於108年4月29日到銀行，將履保公司僑馥公司於該日將所餘買方溢入款364萬7,092元匯至李峻鋠於臺灣土地銀行信義分行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當天應該還有亞緹公司員工一起去；我為了拿紅包錢才跟李峻鋠過去；但我只經手66萬多元轉到亞緹公司帳戶的那筆，是亞緹公司的人叫我簽名的，他們說錢到公司帳戶再領紅包給我，所以之後就上去亞緹公司拿紅包等語。足見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中供述之情節顯然不同，被告應非如其於審理中所辯稱僅係單純出借名義在本案金額667,000元之存摺類存款憑條上簽名而已。　㈡再參以被告與金德儀等人另案涉有多起利用人頭以假契約、假所得資料向銀行詐貸案件，業經提起公訴，現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原金重訴2號審理中，而與本案利用不實買賣契約詐貸之手法具有高度類似性，應可佐證被告就本案亦係參與以金德儀為首之詐貸集團，以相類似之偽造買賣契約向銀行申貸等手法涉犯本案。　㈢原審片面採信被告於審理時之辯詞，認定被告僅係單純出借名義在存摺類存款憑條上簽名，而難認被告有與李峻鋠及其他不詳成年人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因而諭知被告無罪，有違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認事用法尚嫌未洽，應予撤銷，而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三、惟查　㈠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此所稱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無從使事實審法院獲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 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原審斟酌取捨被告之供述、另案被告李峻鋠之供述、證人李芳菲、陳韋廷、許家豪、吳素蓉、林毅君、鍾啟瑞、林家豪之證述、以「陳煥壅」之名義與李芳菲就本案房屋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真實買賣契約書）、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不動產買賣意願書、房地產權點交書、土地登記申請書、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10年6月8日北市稽文山乙字第1105103327號函附契稅及土地增值稅申報書、建物買賣移轉契約書、土地買賣移轉契約書、契稅及土地增值稅繳款書、本案由李峻鋠擔任買受人、價金為1,550萬元之不實金額買賣契約書（下稱不實買賣契約書）、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書明書(成屋) 、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證書、華南銀行貸款契約、切結書、房屋貸款申請書及調查表、房地產鑑定表(買賣成交價) 、僑馥公司110年6月10日僑馥(110)字第225號函附收受買方匯入信託專戶款項及撥款明細、另案被告李峻鋠之臺灣土地銀行信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存摺類取款憑條及存款憑條、另案被告李峻鋠及亞緹公司於臺灣土地銀行信義分行所設立帳號000000 000000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開戶交易資料、交易明細、亞緹公司設立登記表及歷年變更登記表、異動索引等證據資料，認定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李芳菲、吳素蓉、林毅君有遭偽造印文、署押，華南銀行則因不詳成年男子行使不實買賣契約書而陷於錯誤，准予較實際成交金額為高之貸款款項之事實，惟無法證明被告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私文書或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檢察官所舉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程度，認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㈢而本件依起訴意旨所指，被告所參與部分，僅為於108年4月2 9日前往臺灣土地銀行信義分行，提供身分證件，並於金額為667,000元之存摺類存款憑條上簽名，將上開款項匯至亞緹公司於該行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就此被告亦未否認。然上開被告所參與部分，並無從據以推認亦涉及本案房屋買賣或不實貸款，遑論認定被告有何與另案被告李峻鋠及其他不詳成年人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而另案被告李峻鋠於原審112年3月27準備程序時亦陳稱：因為我一直想買台北的房子，本案房屋是我任職亞緹公司的鐘姓老闆介紹仲介給我，不是被告王遵富介紹的；仲介名字及仲介公司我不記得，就直接約在亞緹公司樓下；當時仲介有給我看兩間房子的照片，只問我中意哪一間，我說我不太懂，要先看貸款可以貸多少，仲介說如果是1,700多萬的房子，定金至少要50至100萬，我說我身上的現金沒有那麼多，後來仲介就要我看1,300多萬的房子，當時我問說可不可以貸到這麼多，仲介說要看銀行；實際上我看的就只有本案房屋，後來都只有接洽能不能貸款；本案房屋的貸款我全部還清了，我把房子賣掉了，中間有延遲還貸款1、2期，亞緹公司從我的薪資扣除房貸，剩餘的錢才給我，每個月我實際拿到的錢就是 2萬多，好一點會拿到3、4萬；我有在亞緹公司見過王遵富，我不知道當時王遵富來幹嘛等語（見原審111年度原訴字第57號卷一第91至101頁），以及本案房屋賣方李芳菲及仲介人員陳韋廷於111年7月27日經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亦均表示買賣過程沒有看過王遵富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18559號卷第52頁）。顯見被告並非介紹另案被告李峻鋠購買本案房屋之人，且並未參與另案被告李峻鋠與李芳菲買賣本案房屋之過程。被告前此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為上揭陳述，當係因其前此或涉有其他相似案件而記憶錯置所為錯誤陳述，惟被告業已於原審供述正確事實經過。　㈣又刑事訴訟之審判以直接審理為原則，事實審法院必須基於合法調查所得之證據，自行本於法之確信，獨立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不受其他法院判決之認定拘束，亦不得以他案判決所為事實認定或證據判斷，逕援引為本案之事實認定或判決基礎；縱使調查證據結果，為相異之判斷，仍非法所不許。被告雖有另案涉有多起利用人頭以假契約、假所得資料向銀行詐貸案件，並經提起公訴而由法院審理中，被告坦認其前此確有涉犯不實申貸案件，其亦未否認犯罪，然本案確實僅有於金額為667,000元之存摺類存款憑條上簽名，將上開金額匯至亞緹公司帳戶，其餘均不知情，而本案依全卷資料，雖得以證明李芳菲、吳素蓉、林毅君有遭偽造印文、署押，華南銀行則因不詳成年男子行使不實買賣契約書而陷於錯誤，准予較實際成交金額為高之貸款款項之事實，然實無證明被告有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私文書或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自不得於無證據相佐之情況下，逕以被告涉有其他相似案件且於本案前後供述尚非合致，即推測、擬制被告就本案由不詳他人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私文書或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同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而違反無罪推定原則。　㈤綜上，原審以檢察官所舉證據之證明程度仍無法使法院達於可排除合理之懷疑而形成被告有罪之法律上確信程度，尚不足證明被告有涉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私文書或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何檢察官所指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業已說明其證據取捨之依據及認定之理由，並經本院補充說明如上，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就原審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後，本於經驗法則所為證據取捨、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可採，其上訴並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江文君提起公訴，檢察官戚瑛瑛上訴後，由檢察官王啟旭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林君縈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262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王遵富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1年度偵字第185 5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王遵富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遵富於民國108年間，依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下稱不詳成年男子）之指示尋找購買房地及申辦貸款之人頭，嗣透過介紹認識另案被告李峻鋠( 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15806、25306號案件提起公訴)，李峻鋠同意出借其名義擔任房地買受人及貸款申請人，而購買李芳菲所有之位在臺北市○○區○○街00號3樓房屋（下稱本案房屋）；王遵富、李峻鋠及不詳成年男子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不詳成年男子以買受人身分於 108年3月中旬出面，向李芳菲表示欲以新臺幣（下同）1,00 0萬元之價格，購買本案房屋，隨即於108年3月22日，在新北市○○區○○路000號有巢氏房屋新店中央央北店，以「陳煥壅」之名義與李芳菲就本案房屋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真實買賣契約書），約定以1,000萬元對價買受本案房屋，並指定登記李峻鋠為買受人後，李芳菲再委由不知情之地政士許家豪辦理簽約後續過戶登記手續。不詳成年男子則於不詳時、地，以冒用不知情之吳素蓉、林毅君之名義分別作為見證地政士、仲介方，偽造吳素蓉、林毅君及出賣人李芳菲之印文、署押之方式，偽造由李峻鋠擔任買受人、價金為 1,550萬元不實金額之買賣契約書（下稱不實買賣契約書）、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說明書(成屋)、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證書各1份後，由李峻鋠擔任貸款名義人，持上開不實買賣契約書等資料於 108年3月26日前往新北市○○區○○路000號華南商業銀行(下稱華南銀行)新莊分行申辦房貸借款，以行使上開不實買賣契約書等資料，並於108年4月18日配合辦理對保，使華南銀行誤信本案房屋係由李峻鋠以較高之價格購得，致陷於錯誤准予核貸，並經華南銀行於108年4月26日先後撥款920萬元、3 90萬元至經辦本案房屋買賣價金履約保證業務之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僑馥公司)之履保帳戶，再經扣除應給付李芳菲尾款、賣方仲介費及地政士費等相關費用後，僑馥公司於108年4月29日將所餘買方溢入款364萬7,092元匯至李峻鋠申設之臺灣土地銀行信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內，嗣由王遵富與李峻鋠於同日前往臺灣土地銀行信義分行辦理提領上開溢貸款項，而以此方式詐取貸款得手，並足以生損害於李芳菲、吳素蓉、林毅君及華南銀行。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二、刑事訴訟法第308條規定：「判決書應分別記載其裁判之主文與理由；有罪之判決並應記載犯罪事實，且得與理由合併記載」，同法第310條第1款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分別情形記載右列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及同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揆諸上開規定，刑事判決書應記載主文與理由，於有罪判決書方須記載犯罪事實，並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所謂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該法第 154條第2項規定之「應依證據認定之」之「證據」。職是，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另外涉及僅須自由證明事項，即不限定有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及彈劾證人信用性可不具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則被告並無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存在，既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所規定「應依證據認定之」事實存在，因此，判決書僅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理由內記載事項，為法院形成主文所由生之心證，其論斷僅要求與卷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或其論斷與論理法則無違，通常均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之不具信用性，無法證明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存在，所使用之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說明，本件經本院審理後，既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判決之諭知，即無庸就卷附證據有無證據能力逐一說明，先予敘明。　　三、按犯罪事實應按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之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含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此有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等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修正後同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亦著有判決可為參照。四、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及另案被告李峻鋠之供述、證人李芳菲、陳韋廷、許家豪、吳素蓉、林毅君、鍾啟瑞、林家豪之證述、真實買賣契約書、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不動產買賣意願書、房地產權點交書、土地登記申請書、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10年6月8日北市稽文山乙字第1105103327號函附契稅及土地增值稅申報書、建物買賣移轉契約書、土地買賣移轉契約書、契稅及土地增值稅繳款書、不實買賣契約書、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書明書(成屋)、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證書、華南銀行貸款契約2份、切結書、房屋貸款申請書及調查表、房地產鑑定表(買賣成交價)、僑馥公司110年6月10日僑馥(110)字第225號函附收受買方匯入信託專戶款項及撥款明細、另案被告李峻鋠之臺灣土地銀行信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存摺類取款憑條及存款憑條等為其主要論據。五、訊據被告固承認曾於108年4月29日於臺北市基隆路亞緹公司之土地銀行，提供身分證件，並於金額為667,000元之存摺類存款憑條上簽名，將上開金額匯至另案被告李峻鋠任職之亞緹公司之帳戶，惟堅詞否認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犯行。被告辯稱：我沒有去領錢，那天我要送名片還是型錄去亞緹國際有限公司（下稱亞緹公司），我去到亞緹公司樓下，亞緹公司樓下剛好是土地銀行，他們公司有一個人說他沒有帶身分證，問我有沒有帶身分證，我說有，他說要匯一筆款到亞緹公司，問我可不可以幫忙提供證件，在匯款人的欄位簽名，我寫上我的名字跟身分證字號，當時他說有一個66萬多的錢要匯去亞緹公司，我就不疑有他，我想說也不是洗錢的錢，我只是好心幫忙，我只知道跟我一起去做匯款的這個人是亞緹公司的員工，但我不知道是誰，因為我去亞緹公司送貨很多次，他們公司很多人我見過，但我不知道誰是誰；我自己有做過很多類似的案子，做過的就會認，也被判刑，但之前檢察官問時，我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個案子，這一件真的不是我做的；在106年以前我才有辦法做這些案子，奢侈稅開始時，我們的方法已經沒有辦法用；106年我們被調查局抓後，我就沒有在做這些案子了，所有案子都在106年前，但是108年後的本案真的不是我做的，包括所有的買方、賣方、仲介、銀行的人員沒有一個人認識我，我也沒有跟任何一個人講過話，也沒有交集等語。六、是以，本件被告僅承認曾於108年4月29日前往土地銀行，提供身分證件，並於金額為667,000元之存摺類存款憑條上簽名，將上開金額匯至另案被告李峻鋠任職之亞緹公司之帳戶一節，否認有與不詳成年男子或另案被告李峻鋠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私文書或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則本件仍應有積極事證證明被告曾施用詐術、偽造私文書並行使之，或有與不詳成年男子或另案被告李峻鋠為犯意聯絡之事實。經查：　㈠不詳成年男子以買受人身分於108年3月中旬出面，向李芳菲表示欲以新臺幣1,000萬元之價格，購買本案房屋，隨即於1 08年3月22日，在新北市○○區○○路000號有巢氏房屋新店中央央北店，以「陳煥壅」之名義與李芳菲就本案房屋簽訂真實買賣契約書，約定以1,000萬元對價買受本案房屋，並指定登記李峻鋠為買受人後，李芳菲再委由不知情之地政士許家豪辦理簽約後續過戶登記手續；不詳成年男子則於不詳時、地，以冒用不知情之吳素蓉、林毅君之名義分別作為見證地政士、仲介方，偽造吳素蓉、林毅君及出賣人李芳菲之印文、署押之方式，偽造由李峻鋠擔任買受人、價金為1,550萬元之不實買賣契約書、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說明書(成屋)、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證書後，由李峻鋠擔任貸款名義人，持上開不實買賣契約書等資料於108年3月26日前往華南銀行新莊分行申辦房貸借款，以行使上開不實買賣契約書等資料，並於108年4月18 日配合辦理對保，使華南銀行誤信本案房屋係由李峻鋠以較高之價格購得，致陷於錯誤准予核貸，並經華南銀行於108 年4月26日先後撥款920萬元、390萬元至經辦本案房屋買賣價金履約保證業務之僑馥公司之履保帳戶，再經扣除應給付李芳菲尾款、賣方仲介費及地政士費等相關費用後，僑馥公司於108年4月29日將所餘買方溢入款364萬7,092元匯至李峻鋠申設之臺灣土地銀行信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內，嗣由王遵富與不知名之成年男子於同日前往臺灣土地銀行信義分行辦理提領上開溢貸款項，而以此方式詐取貸款得手，並足以生損害於李芳菲、吳素蓉、林毅君及華南銀行等情，固據證人李芳菲、陳韋廷、許家豪、吳素蓉、林毅君、鍾啟瑞、林家豪證述明確（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北檢】 110年度他字第1197號卷【下稱北檢1197卷】第5至6頁、第2 3至26頁、第123至125頁，北檢110年度偵字第15806號卷【下稱北檢15806卷】第155至159頁、第207至209頁、第223至 224頁，北檢111年度偵字第18559號卷【下稱北院18559卷】第51至55頁，北檢111年度偵字第28637號卷【下稱北檢2863 7卷】第101至102頁，本院111年度審原訴第75號卷【下稱本院75卷】第91至92頁，本院111年度原訴字第57號卷一【下稱本院57卷一】第99至101頁，本院111年度原訴字第57號卷二【下稱本院57卷二】第39至40頁），並有真實買賣契約書、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不動產買賣意願書、房地產權點交書、土地登記申請書、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10年6 月8日北市稽文山乙字第1105103327號函附契稅及土地增值稅申報書、建物買賣移轉契約書、土地買賣移轉契約書、契稅及土地增值稅繳款書、不實買賣契約書、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書明書(成屋)、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證書、華南銀行貸款契約2份、切結書、房屋貸款申請書及調查表、房地產鑑定表(買賣成交價)（見北檢1197卷第45至93頁、第135至137頁，北檢15806 卷第35至49頁、第53至111頁，北檢8275卷第3至52頁)，以及僑馥公司110年6月10日僑馥(110)字第225號函附收受買方匯入信託專戶款項及撥款明細、另案被告李峻鋠及亞緹公司之臺灣土地銀行信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存摺類取款憑條及存款憑條、傳票、貸款及帳戶資料、亞緹公司設立登記表及歷年變更登記表、異動索引等件(見北檢15806卷第51頁、第295至297頁、第311至317頁，北檢1197卷第95頁，本院75卷第51至55頁，本院57卷一第105至135頁、第143頁、第147至226頁、第2 29至235頁、第239至247頁，本院57卷二第57至63頁、第67 至69頁)為憑，且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或審理中均未爭執上情，堪信屬實。惟上開事證，僅足證明李芳菲、吳素蓉、林毅君有遭偽造印文、署押，華南銀行則因不詳成年男子行使不實買賣契約書而陷於錯誤，准予較實際成交金額為高之貸款款項，然尚不足以此遽認被告有與另案被告李峻鋠及不詳成年男子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而提供身分證明，並於存摺類存款憑條上簽名，將上開金額匯至亞緹公司之帳戶。　㈡又對照另案被告李峻鋠於本院112年3月27準備程序時陳稱：因為我一直想買台北的房子，本案房屋是我任職亞緹公司的鐘姓老闆介紹仲介給我，不是王遵富介紹的；仲介名字及仲介公司我不記得，就直接約在亞緹公司樓下；當時仲介有給我看兩間房子的照片，只問我中意哪一間，我說我不太懂，要先看貸款可以貸多少，仲介說如果是1,700多萬的房子，定金至少要50至100萬，我說我身上的現金沒有那麼多，後來仲介就要我看1,300多萬的房子，當時我問說可不可以貸到這麼多，仲介說要看銀行；實際上我看的就只有本案房屋，後來都只有接洽能不能貸款；本案房屋的貸款我全部還清了，我把房子賣掉了，中間有延遲還貸款1、2期，亞緹公司從我的薪資扣除房貸，剩餘的錢才給我，每個月我實際拿到的錢就是2萬多，好一點會拿到3、4萬；我有在亞緹公司見過王遵富，我不知道當時王遵富來幹嘛等語（見本院57卷一第91至101頁），以及本案房屋賣方李芳菲及仲介人員陳韋廷於111年7月27日北檢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均表示買賣過程沒有看過王遵富等語（見北檢18559卷第52頁）。足見被告並非介紹另案被告李峻鋠購買本案房屋之人，且並未參與另案被告李峻鋠與李芳菲買賣本案房屋之過程，且本案房屋之貸款債務皆已還清，華南銀行並未受有損害。　㈢再者，本件被告於本案審理中抗辯本案房屋不是其介紹給亞緹公司一節，雖與其偵查中供稱認識亞緹公司，曾介紹本案房屋給亞緹公司老闆知道，介紹有給佣金，領完錢有給現金等語不符（見偵15806卷第383至386頁）。惟縱認被告確有介紹買賣本案房屋之情事，此部分尚不足遽認被告對其介紹後之偽造文書或詐貸等事實，有所知情或曾參與。而本件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涉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則僅以土地銀行存摺類取款憑條證明被告曾於108年4月29日於臺北市基隆路亞緹公司之土地銀行，提供身分證件，並於金額為667,000元之存摺類存款憑條上簽名，將上開金額匯至另案被告李峻鋠任職之亞緹公司之帳戶之事實，而與本案房屋買賣、貸款有涉，然並無被告自己施用詐術或偽造文書之證據，亦無得以證明被告與不詳成年男子或另案被告李峻鋠曾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私文書或行使偽造私文書為犯意聯絡之相關事證，難遽認被告有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私文書或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七、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人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充其量僅能證明李芳菲、吳素蓉、林毅君有遭偽造印文、署押，華南銀行則因不詳成年男子行使不實買賣契約書而陷於錯誤，准予較實際成交金額為高之貸款款項之事實，尚無法證明被告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私文書或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是公訴人所舉證據所舉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之偽造及行使偽造文書等犯行之程度，本院自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前開法條規定裁判及意旨，自應均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江文君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安紜、戚瑛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4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解怡蕙　　　　　　　　　　　　　　　　　　　　　　　　　　　　法　官　楊世賢　　　　　　　　　　　　　　　　　　　　　　　　　　　　　　　　　　　　　　法　官　林奕宏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閔翔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5　　日

2024-12-18

TPHM-113-上訴-4871-20241218-1

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銀行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訴字第34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洪健祥選任辯護人邱邦傑律師（法律扶助律師）沈晉瑋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被告零若沂義務辯護人蕭筑云律師被告鄭書甫選任辯護人郭志偉律師被告顏嘉葰選任辯護人許朝昇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被告陳韋廷選任辯護人林智群律師上列被告等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9268號、110年度偵字第11737號、110年度偵字第24890號、 110年度偵字第298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壹、主刑部分：一、洪健祥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萬元。二、零若沂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三、鄭書甫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萬元。四、顏嘉葰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五、陳韋廷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貳、沒收部分：一、洪健祥、零若沂、鄭書甫、顏嘉葰扣案已繳回如附表三編號 1至4所示犯罪所得均沒收。二、陳韋廷未扣案如附表三編號5之犯罪所得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扣案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一、洪健祥、零若沂、鄭書甫、顏嘉葰、陳韋廷（下稱洪健祥等 5人）知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竟基於非法經營辦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之新臺幣與人民幣匯兌業務之單一集合犯意聯絡，由洪健祥先於民國 107年5月11日起，在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米米克亞中國臺灣海空運」社群及通訊軟體「Line」主頁上刊登可以協助兌換人民幣並儲值至支付寶等相關訊息，並創立「 Line@」官方帳號「純淨麥草」，用於提供匯兌資訊予有意兌換人民幣之客戶，而獨自非法經營匯兌業務，嗣零若沂、鄭書甫加入後，便與洪健祥共同管理上開社群，3人即以虛擬貨幣交易、請大陸地區人士供應人民幣等方式，儲值人民幣至大陸地區之支付機構「支付寶」，或將人民幣匯款至客戶指定之大陸地區金融機構帳戶，而共同非法經營匯兌業務。後因零若沂、鄭書甫離開，洪健祥即尋得顏嘉葰加入共同管理上揭社群及官方帳號，且顏嘉葰在其人民幣不足時即找陳韋廷提供，並由洪健祥、顏嘉葰、陳韋廷儲值人民幣至大陸地區之支付機構「支付寶」，或將人民幣匯款至客戶指定之大陸地區金融機構帳戶，而共同非法經營匯兌業務（洪健祥等5人分別以附表二之金融機構帳戶收取換匯客戶支付之新臺幣共計434萬8986元以賺取匯差；又換匯客戶匯款時間、金額、帳戶、取得人民幣金額及收款帳戶等節詳如附表一所示）。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甲、證據能力（以下理由欄卷證出處之卷宗代碼均詳參如附件「卷宗代碼對照表」）：壹、關於被告陳韋廷於110年1月13日偵查中之自白部分：一、被告陳韋廷及其辯護人雖主張：「被告陳韋廷於110年1月13 日在面對檢察官訊問時已堅持表明自身並無違反銀行法關於地下匯兌之規定，然檢察官卻以『有罪偏見』訊問被告陳韋廷，造成被告陳韋廷恐懼，且未給予被告陳韋廷與辯護人足夠討論案情之時間，致被告陳韋廷在檢察官節節逼迫下，而為非任意之自白」（甲1卷第467-474頁、甲2卷第187、193-19 4頁）。二、按任意性，指被告之意思決定與意思活動之自由，不得以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予以影響。故關於詐術或「不正方法」，由於因果關連性之故，具決定性的並非是疑似存有不正方法之狀態，而是該所謂之不正方法，是否導致決定自由遭受影響。而「要脅」或「威嚇」等，與「曉示」或「告誡」等，兩者應加以區別，後者是一種分析教示，雖不能昧於事實地否認詢（訊）問人之目的不在於為取得被告之自白或不利陳述，然亦不能偏狹地否定曉以法定事項之勸諭認罪，實兼具促使被告能注意諸如自白、窩裡反等罪責減免權利之目的，蓋「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被告得請求前項公務員，為有利於己之必要處分」，仍為訊問者之法律誡命。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以不正方法取得之被告自白不具證據能力，其所指不正方法之一「利誘」，即約定給予利益，誘使被告自白，一般固係指關於刑事責任之利益，例如：緩刑、減輕或免除其刑等，然如訊問或詢問人員，係就法律本即形諸明文之減免其刑等利益，以適當之方法曉諭被告，甚或積極勸說，使被告因而坦承犯行，苟未涉有其他不法，要難解為係上開規定所稱之「利誘」（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539號判決意旨參照）。三、經查，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陳韋廷110年11月13日偵查訊問之錄音光碟，當日被告陳韋廷在接受檢察官訊問前，雖辯護人先表示「因為我警詢不在，請檢察官讓我跟當事人談話後了解狀況再做答辯」，惟檢察官仍就被告陳韋廷是否涉及本案地下匯兌相關犯罪事實為訊問，並向其確認「對於觸犯非銀行經營匯兌業務是否認罪？」，然因被告陳韋廷沈默未答，檢察官則稱「還是我這樣好了，我先問一下律師的意見。大律師，你有什麼意見？」，辯護人即表示「我可不可以先跟當事人談一下，我跟他分析，我覺得有些，他就沒有跟律師討論過，他也不曉得他到底要怎麼，如果基本上，我覺得溝通之後他可能會比較清楚他現在的狀況，他比較好做出判斷。因為事實上該問的檢座剛都問過了，我想沒有什麼就是再改口的問題，而是我現在要讓他知道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那認罪或不認罪的利弊得失我總是要讓他知道，我想當事人還是，他知道這些事情之後，他比較好去做判斷」，嗣經檢察官同意，辯護人即與被告陳韋廷暫出庭外約8分鐘，後檢察官再向被告確認是否認罪，被告陳韋廷便自白犯行，並表明「就價格部分，其大部分係以臺灣銀行買入及賣出人民幣之中間價格報給顏嘉葰，並從中賺取價差」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可證（甲1卷第438-463頁）。四、後被告陳韋廷於110年1月15日警詢即再次自白稱「就獲利部分，通常我跟顏嘉葰是以臺灣銀行當天牌告匯率的中間價來議價，顏嘉葰頂多跟我殺價0.01至0.03不等。如果要說我有獲利的話，就是我提供的匯率扣掉臺灣銀行的買入價加上銀行會收取的手續費就是我的獲利」、「我想再請求檢察官體諒台灣跟大陸兩邊經商金錢週轉困難之原因，能夠從輕量刑」（A5卷第13-14頁），而仍為不利之陳述。從而，辯護人於偵查時，先在庭聽聞被告陳韋廷答辯後，經檢察官同意與被告陳韋廷於庭外討論案情，嗣被告陳韋廷即當庭認罪，更於數日後之警詢坦認犯行，可見其係在與辯護人充分討論始數度自白，且縱檢察官有勸諭被告陳韋廷認罪而獲減輕其刑之意，亦係其本於一併注意有利及不利被告情形之法律誡命，並無違法之處，衡諸社會通念，殊難謂係非法之不正手段，是認被告陳韋廷110年1月13日偵查中自白係出於自由意志，具有任意性無訛，該自白具有證據能力，辯護人上開主張，即不足採。貳、本件當事人、辯護人對於本判決所引用其餘下述被告5人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不當取得情形，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亦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參、本院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即具證據能力。乙、得心證之理由：壹、訊據被告洪健祥（A1卷第21-34頁、A3卷第101-107頁、A2卷第35-39頁、第155-160頁、甲2卷第179頁）、零若沂（A12 卷第13-29頁、第229-232頁、甲2卷第179頁）、顏嘉葰（B3 卷第129-131頁、A3卷第203-231、293-298頁、A7卷第327-3 30頁、甲2卷第179頁）於警詢、偵查及審理時就上揭事實均坦承犯行，被告鄭書甫於審理中就上開事實坦承犯行（甲2 卷第179頁）。被告陳韋廷則否認有何違反銀行法犯行，並辯稱：「洪健祥、零若沂、鄭書甫我都不認識，也沒有交集，我只認識顏嘉葰，我完全不知道洪健祥在臉書、Line上刊登可以協助兌換人民幣並儲值至支付寶等相關訊息。我雖然也有換錢，但是向顏嘉葰換，是葉書綸介紹給我的，我想換錢是因為我在大陸經商，有人民幣想要換成新臺幣，所以我找顏嘉葰換，我也有借顏嘉葰人民幣，然後顏嘉葰用新臺幣還我，顏嘉葰跟我借人民幣是因為他說他在做淘寶，需要人民幣。我有提供自己的帳戶，但是沒有收到錢，我另外有提供顧修銘的帳戶收新臺幣，是因為我幫顧修銘做虛擬貨幣搬磚，我已經登入顧修銘的網路銀行帳戶，為了方便，我就以顧修銘的網路銀行帳戶為主收新臺幣，我只是調度人民幣給顏嘉葰的客戶，並沒有經營地下匯兌」；其辯護人則主張「若被告陳韋廷為本案地下匯兌集團之一份子，被告陳韋廷自可與該集團換匯，怎會因誤信其他地下匯兌業者而受詐騙；又換匯客戶阮彥哲匯款至前開顧修銘帳戶時，即依顏嘉葰等人指示於備註欄記載『還款』，且顏嘉葰扣案筆電之資料亦載明陳韋廷為客戶，可證顏嘉葰有向被告陳韋廷借人民幣，被告陳韋廷僅為換匯客戶，其未與顏嘉葰共同經營本案匯兌業務」等語。貳、被告洪健祥、零若沂、鄭書甫、顏嘉葰所涉上開犯罪事實，業據其等坦承不諱，並有證人即如附表一之證人即換匯客戶證述明確，復有如附表一之「證據」欄位所載證據在卷可憑，是認其等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被告洪健祥、零若沂、鄭書甫、顏嘉葰此部分犯行已堪認定。另就起訴書附表誤繕而應更正之處，均詳如附表一「起訴書附表誤載之處」欄所載，附此敘明。　參、被告陳韋廷雖以前詞為辯，然查：一、附表一之換匯客戶係透過「米米克亞中國臺灣海空運」或「純淨麥草」等社群或Line官方帳號與顏嘉葰等人聯繫換匯事宜，顏嘉葰在其人民幣不足時，即找陳韋廷提供人民幣，並指示換匯客戶匯款新臺幣至陳韋廷所持有之顧修銘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後則由陳韋廷儲值人民幣至大陸地區之支付機構「支付寶」，或將人民幣匯款至客戶指定之大陸地區金融機構帳戶（換匯客戶匯款時間、金額、取得人民幣金額、換算匯率、人民幣收款帳戶等節詳如附表二編號4所載）等情，除有前揭事證可佐，亦為被告陳韋廷所承認，故此部分事實，已堪認定，是本件應審究者為：被告陳韋廷是否與顏嘉葰、洪健祥共同非法經營匯兌業務，而負責提供人民幣予換匯客戶？抑或如其所辯，其僅係將人民幣兌換為新臺幣之客戶，並無共同非法經營匯兌業務之意。二、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有參與。故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不以在實施犯罪行為前具共同犯罪之意思為必要，於他人實施犯罪中途，基於共同之意思而參與實施者，即所謂事中共犯，亦得成立共同正犯。三、被告陳韋廷確與顏嘉葰、洪健祥共同非法經營匯兌業務：　㈠被告陳韋廷於110年1月13日偵查及同年1月15日警詢中均自白稱「對於涉犯非銀行經營匯兌業務部分認罪」、「顏嘉葰需要人民幣時會來問我，我會向顏嘉葰報匯率是多少」、「就獲利部分，通常我跟顏嘉葰是以臺灣銀行當天牌告匯率的中間價來議價，顏嘉葰頂多跟我殺價0.01至0.03不等」（甲1 卷第438-463頁、A5卷第13-14頁），已可見其確自白有與顏嘉葰共同非法經營匯兌業務而獲利，此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顏嘉葰於偵查及審理所證「我需要人民幣時，會告訴陳韋廷需要的數量，陳韋廷會告知換匯的匯率，之後我會根據陳韋廷給我的報價再加一點點利率上去來獲利」（A7卷第328頁、甲2卷第20-21、31頁），足認被告陳韋廷會先報價給被告顏嘉葰以決定其獲利為何，被告顏嘉葰則加上其利潤後向客戶開價，並由客戶逕依被告顏嘉葰指示將新臺幣匯至被告陳韋廷持有之上開顧修銘帳戶，則倘被告陳韋廷僅偶一提供人民幣予被告顏嘉葰協助換匯，被告顏嘉葰理應指示客戶將新臺幣匯至其持有帳戶，並自行將新臺幣匯給被告陳韋廷，以確保其能取得該次換匯之利潤，惟被告顏嘉葰卻命客戶直接匯款給被告陳韋廷，致被告顏嘉葰需每次另向被告陳韋廷索取換匯利潤，此即與為常情顯不相符。況依附表二所示，被告陳韋廷自108年11月11日起至109年2月29日止，多次與顏嘉葰配合而提供人民幣長期合作，甚證人顏嘉葰於偵查及審理中即明確證稱「我不會把自己的獲利分給陳韋廷」（A7卷第328頁、甲2卷第31頁），顯然2人因長期合作而會定時結算彼此獲利，使顏嘉葰能確實從中取得報酬，足認被告陳韋廷有與顏嘉等人共同非法經營匯兌業務。　㈡再者，證人顏嘉葰於警詢、審理中即證稱「在向被告陳韋廷調度人民幣時，被告陳韋廷會要求先收款（即需先將新臺幣匯至其持有之顧修銘帳戶）」（A3卷第223-225頁、甲2卷第 27-28頁）。衡情，倘被告陳韋廷係向經營地下匯兌之顏嘉葰換匯的客人，理應由身為客戶之陳韋廷先給付人民幣予業者，而非要求地下匯兌業者先交付新臺幣，益徵被告陳韋廷並非單純之換匯客戶，而係與顏嘉葰等人共同非法經營匯兌業務之人。　㈢又被告洪健祥、顏嘉葰與被告陳韋廷共同為本案地下匯兌，本不以被告洪健祥需接觸被告陳韋廷為必要，其透過被告顏嘉葰居中聯繫被告陳韋廷以提供所需人民幣，而各自獲利，此已足使渠等完成地下匯兌之實行，被告陳韋廷並非單純基於需求方而協助顏嘉葰等人匯兌，而係「有收取一定報酬」，並具有「單獨報價」、「是否接單」、「要求先收款及指示收款帳戶」等與匯兌經營行為相關之決定權限，是認被告陳韋廷與被告顏嘉葰、洪健祥各自分擔之行為核屬辦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之新臺幣與人民幣匯兌業務不可或缺之一環，故被告陳韋廷與洪健祥、顏嘉葰間，確有非法辦理新臺幣與人民幣匯兌業務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堪認定，不因證人洪健祥表示不認識被告陳韋廷，即認被告陳韋廷所為，非屬非法經營地下匯兌之行為。據此，被告陳韋廷上開警詢、偵查之自白應屬實情，其確與顏嘉葰、洪健祥共同非法經營匯兌業務，是其辯稱「我只是調度人民幣給顏嘉葰的客戶，並沒有經營地下匯兌」云云，即不足採。四、關於被告陳韋廷之辯護人為其主張部分：　㈠該辯護人雖主張「若被告陳韋廷為本案地下匯兌集團之一份子，被告陳韋廷自可與該集團換匯，怎會因誤信其他地下匯兌業者而受詐騙」，並提出另案判決為證（即嘉義地方法院 111年度訴緝第1、2號、111年度金訴緝字第3、4、5號判決，見甲1卷第195至233頁）。惟依另案判決所示，被告陳韋廷係在108年10月9日為取得人民幣而受騙交付新臺幣予行為人，而本案被告陳韋廷係遲至自同年11月11日起始負責提供人民幣予顏嘉葰而共犯本案，是實難以被告陳韋廷另案受騙為由，即認被告陳韋廷日後不會加入被告顏嘉葰等之地下匯兌集團。況被告陳韋廷另案是否係因他人提供之匯率甚優而選擇與之交易，尚非無疑，是難以此即認被告陳韋廷顯無與顏嘉葰共犯本案之可能，則辯護人前開主張，容有誤會。　㈡辯護人復主張「換匯客戶阮彥哲匯款至前開顧修銘帳戶時，即依顏嘉葰等人指示於備註欄記載『還款』，且顏嘉葰扣案筆電之資料亦載明被告陳韋廷為客戶，可證顏嘉葰確有向陳韋廷借人民幣，而陳韋廷僅為換匯客戶，其未與之共同經營本案匯兌業務」，惟查：　⒈依顧修銘上開中國信託帳戶交易明細所載（A5卷第15-52頁）：被告陳韋廷共犯本案期間（即自108年11月11日起至109年 2月29日止），僅換匯客戶阮彥哲於108年11月13日匯款時有註記「還款」，其餘換匯客戶於匯款時均無為此等註記，然被告陳韋廷並未陳明該借款原因，並提出相關證明，則此是否係被告顏嘉葰、陳韋廷在合作初期，為避免犯行遭查獲而為，尚非無疑。　⒉況被告顏嘉葰扣案MacBook Pro筆電翻拍擷圖所示（A3卷第28 3頁）：「已設定被告陳韋廷、顏嘉葰之對話訊息將於1日後焚毀」，且被告顏嘉葰於110年1月13日警詢即證稱「（問：警方提示你遭扣案之筆記型電腦翻拍截圖，從你安裝之sign al通訊軟體翻拍可知你和陳韋廷有聯繫？你們是否會用這個軟體談論有關換匯事宜？）會聊到換匯的事情」、「（問：承上，警方發現你和陳韋廷的對話紀錄有設定『訊息讀後焚毁』功能，且你們對話紀錄内容完全空白，是否你與陳韋廷有關地下匯兌的對話紀錄均已遭刪除滅證？）對話紀錄確已遭軟體刪除。我沒有對陳韋廷設定閱讀訊息1天後焚毀，陳韋廷有沒有設定我不知道」（A3卷第227頁），可見被告顏嘉葰、陳韋廷2人就換匯相關對話已因設定而經通訊軟體自動刪除，應認其等有意遮掩本案犯行，益徵前揭「還款」註記在混淆真相，是尚難以此推認被告陳韋廷僅為換匯客戶。　⒊況證人顏嘉葰於110年3月19日警詢、審理中即證稱「最早是洪健祥創立『純淨麥草』，後來洪健祥跟零若沂等人配合經營『純淨麥草』，但當時我跟洪健祥沒什麼接觸，後來零若沂等人跑路之後，我才跟洪健祥合作經營『純淨麥草』，也是那時候開始陳韋廷才提供人民幣給我們，否則之前陳韋廷也只是人民幣的需求方」（A3卷第298頁、甲2卷第28-29頁），顯見被告陳韋廷在108年11月11日與顏嘉葰合作而負責提供人民幣之前，其僅為向顏嘉葰換取人民幣之客戶，故顏嘉葰之扣案筆電內客戶名單始會記載「108年5月17日」、「客戶：陳韋廷」、「12000」（甲1卷第285），是辯護人據此主張「陳韋廷僅為換匯客戶，並未與顏嘉葰共同經營本案匯兌業務」，洵不足採。肆、綜上所述，被告5人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處。丙、論罪科刑部分：壹、新舊法比較：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包括構成要件之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種類及範圍之變更。而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所修正，然其修正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則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二、查被告5人行為後，雖銀行法第125條於108年4月17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9日施行，但本次修正僅係將同條第2項「經營『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修正為「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與本案涉及之罪名及適用法條無關，依前揭說明，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貳、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稱「匯兌業務」，係指行為人不經由現金之輸送，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例如在國內收受客戶交付新臺幣，而在國外將等值外幣交付客戶指定受款人之行為，即屬銀行法第29條第1項之「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反之亦然。而「國內外匯兌」則係謂銀行利用與國內異地或國際間同業相互劃撥款項之方式，如電匯、信匯、票匯等，以便利顧客國內異地或國際間交付款項之行為，代替現金輸送，了結國際間財政上、金融上及商務上所發生之債權債務，收取匯費，並可得無息資金運用之一種銀行業務而言。是凡從事異地間寄款、領款之行為，無論是否賺有匯差，亦不論於國內或國外為此行為，均符合銀行法該條項「匯兌業務」之規定。再資金款項皆得為匯兌業務之客體，本無法定貨幣或外國貨幣等之限制，人民幣雖非我國所承認之法定貨幣，但卻為中國大陸地區內部所定之具流通性貨幣，則人民幣係屬資金、款項，並無疑義（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910號、98年度台上字第5266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89 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5人本案所為，乃是在國內接受客戶委託換匯，並收受客戶支付之新臺幣，而後其等再代儲值人民幣至指定之支付寶帳戶，或將人民幣匯款至客戶指定之大陸地區金融機構帳戶，以為該等客戶辦理異地間資金移轉款項收付之行為，自係完成資金轉移之「匯兌業務」。參、核被告5人所為，均係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銀行業務而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規定，其等經手地下匯兌之金額未逾新臺幣1億元，各應依同法第125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論處。又被告洪健祥先後與零若沂、鄭書甫、顏嘉葰、陳韋廷間，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均應以共同正犯論處。肆、再按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既予以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基於同一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續實行之複數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罪，俾免有重複評價、刑度超過罪責與不法內涵之疑慮，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賣、製造、散布等行為概念者。而銀行法第29條第1項規定所稱「辦理匯兌業務」，本質上即屬持續實行之複數行為，具備反覆、延續之行為特徵，行為人先後多次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犯行，依社會客觀通念，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概念，屬於集合犯實質上一罪關係。查被告5人於附表一所示時間先後多次非法辦理匯兌業務之行為，依社會客觀通念，各具有反覆、延續性之性質，揆諸前揭說明，應各論以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伍、刑之減輕：一、關於銀行法第125條之4部分　　　㈠按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犯同法第125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復按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規定：犯第125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本條項前段之規定，係為鼓勵犯罪行為人勇於自白並自動繳交其因參與相關犯罪之所得而設，並以在偵查中自白，與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為其要件；至於本條項後段之規定，則在鼓勵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供出其共犯結構之成員，俾澈底打擊犯罪，重在對於其他成員之追查訴究，除前段規定之兩要件以外，尚應具備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必要條件。足見本條項前、後段規定之寬典效果雖然相同（本條前段雖僅規定減輕其刑，然依刑法第66條前段規定，亦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然而規範目的有別，適用範圍不一，且僅有部分合致，如同時該當前、後段各該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自應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其刑，始屬適法。　㈡被告零若沂、顏嘉葰部分：　⒈被告零若沂、顏嘉葰本案之犯罪所得詳如附表三所示（詳後述），且其等業已在偵查中自白犯罪，並已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此有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附卷可考（見甲2卷第211-2 13頁），爰均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至被告顏嘉葰之辯護人雖主張「被告顏嘉葰在110年3月19日警詢時，有主動交出共犯鄭書甫之國泰世華金融卡予警方扣押，對犯罪偵查有助益，請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甲2卷第183、205-206頁），惟查，就被告零若沂、鄭書甫共同涉及本案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部分，被告洪健祥前於109年5月26日警詢時即供出 2人而為警掌握（詳後述），是難認因被告顏嘉葰提供上開警方已知情資，即認被告鄭書甫有因被告顏嘉葰之自白或供述而查獲，故認其無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後段減輕規定之適用，辯護人上開主張，於法不合，自非可採。　㈢被告洪健祥部分：　　被告洪健祥本案之犯罪所得詳如附表三所示（詳後述），且其業已在偵查中自白犯罪，並已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此有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附卷可考（見甲2卷第215頁），又被告洪健祥於員警尚未發覺被告零若沂、鄭書甫共同涉及本案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行為前，即於109年5月26日警詢時供出零若沂、鄭書甫亦有共犯本案（A1卷第23至34頁），並於109年9月16日警詢指認2人（A3卷第101至113頁），嗣經員警始循線於110年間查獲被告零若沂、鄭書甫，堪認確因被告洪健祥偵查中自白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是被告洪健祥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再應依同條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並遞減輕之。二、刑法第59條部分：　㈠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復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法定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之重罪，立法意旨之所以從重訂定該條之法定刑，乃鑑於社會上非法投資公司以高利吸引民眾投入資金，其所吸收之資金規模，甚至不遜於地區合作社及中小企業銀行者，投資公司以高利向社會不特定之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給予憑證，約定返還本金或高利之行為，不僅造成銀行存款之流失，更重要者係各投資公司於高利率之壓力下，大多從事炒做股票、外匯、房地產等投機性活動，經營風險偏高，一旦經濟不景氣或一時之週轉不靈，均有釀成金融風暴之可能，且該等投資公司並非銀行，既未依法計繳存款準備金，其資金運用，亦不在銀行法約束之列，如允許一般投資公司向社會大眾收受存款，一旦失敗，甚至惡性倒閉，廣大存款人之利益必難獲得確保，而衍生諸多社會問題，造成社會大眾財產上之損害，並損害國家正常之經濟及資金活動，因之該條重罰之目的在於藉由嚴懲地下投資公司以杜絕銀行法第29條所稱之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或「受託經理信託資金」。至於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雖亦同為該條所規範，然非銀行辦理國內外匯兌，係違反政府匯兌管制之禁令，影響正常之金融秩序及政府對於資金之管制，對於一般社會大眾之財產未造成直接危害，因之「國內外匯兌業務」與「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固同列為銀行法第125條所應處罰之行為，然其不法內涵、侵害法益之範圍及大小則非可同一視之。　㈢被告零若沂、鄭書甫、顏嘉葰、陳韋廷部分：　　查被告零若沂、鄭書甫、顏嘉葰、陳韋廷為本件非法辦理國內外地下匯兌業務，固有危害金融秩序及助長洗錢風險，但對於他人之財產並未造成直接影響，依現存卷證資料，亦無證據證明其等有利用辦理地下匯兌業務之機會對他人施行詐騙，其犯罪情節尚非至為重大，且參酌4人實際犯罪所得均非鉅大（詳如附表三所示），考量前揭各情，認被告零若沂、顏嘉葰固已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然減刑後法定最低刑度仍為有期徒刑1年6月，猶屬過苛，而被告鄭書甫亦已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此有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附卷可考（見甲2卷第217頁），是認被告鄭書甫、陳韋廷如適用上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規定處以最低本刑有期徒刑3年，亦屬過苛，實屬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爰均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並就被告零若沂、顏嘉葰部分依法遞減其刑。　㈣被告洪健祥部分：　　被告洪健祥雖請求再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惟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或背景，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且於法律上別無其他應減輕或得減輕其刑之事由，認即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案地下匯兌社群及官方帳號係被告洪健祥所創設，且其實際犯罪所得近萬元，復其既經本院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及同條項後段規定遞減輕其刑，已無情輕法重之情形，應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故此部分請求，難認有據。陸、科刑部分：　　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等業務，均事涉金融專業事項，非銀行業者不得經營，被告5人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並不得辦理匯兌業務，卻前後共同為本案犯行（匯兌總額為新臺幣434萬8986元，犯罪所得詳如附表三所載），所為並非可取，且被告陳韋廷犯後否認犯行，態度不佳；惟被告洪健祥、零若沂、顏嘉葰犯後始終自白犯行，被告鄭書甫犯後終於審理中自白犯行，且4人均已繳交犯罪所得，足見其等確實具有悔悟之意；又被告零若沂、鄭書甫前未曾因刑事犯罪遭判處罪刑及執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素行良好；暨渠等自陳之學經歷、職業、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甲2卷第188-189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二、被告零若沂、鄭書甫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被告洪健祥則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其等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本院審酌前開情形，認3人經此偵審程序後，應知警惕，當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均併予宣告緩刑4年，以勵自新。又為使渠等能於本案從中深切記取教訓，避免其等再度犯罪，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 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洪健祥、零若沂、鄭書甫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各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以惕儆之效。另依同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受緩刑之宣告而違反上開本院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併為說明。丁、沒收部分：　壹、犯罪所得部分：一、按刑法及刑法施行法沒收相關條文，業於10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依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2項：「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 項：「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等規定，沒收應直接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且刑事特別法關於沒收及其替代手段等規定，均不再適用，惟刑法沒收新制生效後，倘其他法律針對沒收另有特別規定，依刑法第11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仍應優先適用該特別法之規定。嗣銀行法第136條之1於107 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2月2日起施行，修正後規定為：「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此規定既在刑法沒收新制生效後始修正施行，依上開說明，違反銀行法案件之犯罪所得沒收，即應優先適用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處理，至新法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例如：犯罪所得之追徵、排除、過苛等項），仍回歸適用刑法沒收新制相關規定處理。二、次按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犯罪模式，通常是由行為人以提供較銀行牌價優惠之匯率對外招攬客戶，利用匯款、收款兩端之銀行帳戶，直接進行不同貨幣之匯率結算，行為人則從中賺取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於此情形下，匯款人僅藉由匯兌業者於異地進行付款，匯兌業者經手之款項，僅有短暫支配之事實，不論多寡，均經由一收一付而結清，匯款人並無將該匯款交付匯兌業者從事資本利得或財務操作以投資獲利之意，除非匯兌業者陷於支付不能而無法履約，其通常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權，遑論經由一收一付結清後，該匯付款項之實際支配者係約定匯付之第三人，更見匯兌業者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地位。從而，匯兌業者所收取之匯付款項，應非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稱應沒收之「犯罪所得」，此處所稱「犯罪所得」係指匯兌業者實際收取之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等不法利得。（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再按二人以上共同犯罪，採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之見解。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至於上揭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因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參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 號判決同此意旨)。次按若共同正犯對於犯罪所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如彼此間分配狀況未臻具體或明確，自應負共同沒收之責。所稱負共同沒收之責，參照民法第271條「數人負同一債務，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之」，民事訴訟第85條第1項前段「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訟費用」等規定之法理，即係平均分擔之意（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111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037號判決意旨參照）。四、又上開條文所稱犯罪所得，固包括「為了犯罪」而獲取之報酬或對價，及「產自犯罪」而獲得之利潤或利益，前者指行為人因實行犯罪取得對價給付之財產利益，例如收受之賄賂、殺人之酬金、非法匯兌所得之報酬或手續費，此類利得並非來自於構成要件之實現本身；後者指行為人直接實現犯罪構成要件本身，而在任一過程中獲得之財產增長，例如竊盜、詐欺等財產犯罪所得之贓款，違反銀行法吸收之資金、內線交易之股票增值。而上開條文將「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之利得排除於沒收之外，其規範目的與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相同，均係基於「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即被害人權利優先保障原則）。從而，該條文所稱「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係指因刑事不法行為直接遭受財產上不利益之被害人。換言之，得主張優先受償之利得，僅止於直接「產自犯罪」之利得，不及於「為了犯罪」所得之報酬。蓋後者所受領之報酬既非取自被害人，被害人自無向國家主張發還之權利，其理甚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95號判決意旨參照）。五、查被告5人分別係以附表二之帳戶收取換匯客戶之新臺幣賺取匯差，故本院以其等從事地下匯兌所使用之銀行帳戶匯入金額，並依臺灣銀行即期匯率買入收盤價，估算被告5人實際賺取犯罪所得數額（詳細計算過程詳見附表一、二所示，即被告洪健祥自附表二編號1持有帳戶中獲利新臺幣8,218元，被告零若沂、鄭書甫自附表二編號2持有之帳戶共同獲利新臺幣4,560元，被告顏嘉葰自附表二編號3持有之帳戶獲利新臺幣794元，被告陳韋廷自附表二編號4持有之帳戶與被告顏嘉葰共同獲利新臺幣2,448元）。六、另被告零若沂、鄭書甫（即附表二編號2）及被告陳韋廷、顏嘉葰（即附表二編號4）上開共同獲利部分，因渠等就上揭犯罪所得之實際分配情形，卷內查無具體事證足資認定，故就其等犯罪所得分別應如何分配無法認定，承前開判決意旨，應認平均分擔應沒收部分二分之一，是認被告零若沂、鄭書甫之犯罪所得各為新臺幣2,280元（計算式：4,560/2=2 ,280），而被告陳韋廷、顏嘉葰此部分之犯罪所得各為新臺幣1,224元（計算式：2,448/2=1,224）。七、綜上，被告5人共同經營本案地下匯兌業務之犯罪所得，應認被告洪健祥獲得新臺幣8,218元、零若沂獲得新臺幣2,280 元、鄭書甫獲得新臺幣2,280元、顏嘉葰獲得新臺幣2,018元（計算式1,224+794=2,018）、陳韋廷獲得新臺幣1,224元（詳如附表三所示），且被告洪健祥、零若沂、鄭書甫、顏嘉葰已於本案審理中繳回犯罪所得，均如前述，爰依銀行法第 136條之1規定，諭知沒收其等前開犯罪所得，而無不能執行之問題，爰無庸依刑法第38條之1條第3項之規定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陳韋廷之犯罪所得 1,224元雖未扣案，仍應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另上開犯罪所得均係本案被告5人「為了犯罪」所得之報酬，而非直接「產自犯罪」之利得，故無上開被害人權利優先保障原則之適用，附此敘明。貳、扣案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分屬被告洪健祥、顏嘉葰所有，且其等均自承「有以扣案物作為本案聯繫使用」（甲2卷第192 -193頁），並有LINE官方帳號「純淨麥草」蒐證照片（A3卷第95-94頁）、被告顏嘉葰MacBookPro翻拍截圖（A14卷第26 7-271頁）、洪健祥扣案手機翻拍與「書甫」之LINE對話紀錄（A3卷第115-133頁）等可證，是認屬其等犯罪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參、另其餘扣案物僅屬證物，且非屬違禁物，又無證據證明與前揭被告所涉犯行具有關連性，自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江文君提起公訴，經檢察官邱曉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許芳瑜　　　　　　　　　　　　　　　　　　　法　官　楊世賢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銀行法第29條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銀行法第125條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2024-12-18

TPDM-111-金訴-34-20241218-2

簡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竊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13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吳俊賢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11 3年度簡字第2288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923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上開刑之撤銷部分，吳俊賢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且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 第3項規定，對於簡易判決不服之上訴，亦準用之。查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吳俊賢業已明示僅針對量刑的部分上訴，並表示對於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均不爭執（見簡上卷第82頁），是本案上訴範圍不及於原審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等部分，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進行審理，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理範圍，先予敘明。二、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與告訴人平安集成股份有限公司達成和解，希望從輕量刑等語。三、被告所為本案犯罪事實、所犯法條部分，固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本案既屬有罪判決，且科刑係以犯罪事實及論罪等為據，故就本案犯罪事實、所犯法條部分之記載，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吳俊賢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簡上卷第82頁）、本院調解筆錄（簡上卷第109至110頁）外，其餘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均引用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四、原判決撤銷之理由：　㈠刑罰之量定，雖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然刑事審判之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210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刑法第57條第1 0款所稱「犯罪後之態度」，乃屬主觀事項，包括行為人犯罪後有無悔悟之心、是否力謀與被害人和解或賠償損害等情形在內（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428號、108年度台上字第3874號判決論旨參照）。　㈡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於原審判決後即113年9月26日已與告訴人以新臺幣8萬元達成和解（尚未履行），且經告訴人表示即便被告沒有履行，希望給被告一個機會請求從輕量刑等語（見簡上卷第83頁），是本案量刑情狀有所變動，且因前揭事由發生在原審判決後，致原審未及審酌，然因已達影響判決結果之程度，被告據此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合議庭予以撤銷改判。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任意竊取他人之財物，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法治觀念，所為並無足取，復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情節、本案所竊物品價值、所竊得之物已發還告訴人，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復經告訴人表示希望給被告一個機會請求從輕量刑等情，暨被告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五、沒收：被告竊得電纜2捆為其犯罪所得，本應依法宣告沒收，惟考量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其賠償金額與犯罪所得相當，雖被告尚未履行賠償，然告訴人得以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已足達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故本院認如就被告前開犯罪所得再予以沒收或追徵，尚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為沒收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蕭惠菁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品妤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黃怡菁　　　　　　　　　　　　　　　　　　法　官　吳家桐　　　　　　　　　　　　　　　　　　法　官　胡原碩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徐維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附件：原審刑事簡易判決書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288號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吳俊賢　○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籍設○○市○○區○○路0段0號0樓　　　　　　　　　　（○○○○○○○○○○）　　　　　　　　　　居○○市○○區○○街00巷0○0號0樓　　　　　　　　　　（另案在押）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923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吳俊賢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證據部分補充「證人即目擊者劉建德、回收業者王嘉峰之證述」（偵卷第17、 23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二、本院對被告所為之量刑：　㈠犯罪行為人之品行：被告吳俊賢前有竊盜等犯罪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　㈡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竊得電纜2捆，價值約新臺幣（下同）4萬元。　㈢犯後態度：犯後坦承犯行，並將電纜2捆歸還告訴人平安集成公司，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可證（偵卷第53頁）。　㈣本院審酌以上各項事由及其他刑法第57條所列一切情狀，就被告涉犯本件犯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三、查被告所竊取之電纜2捆，雖屬本案犯罪所得，惟已返還予告訴人，如前所述，是此部分犯罪所得既已合法發還告訴人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爰不予宣告沒收。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本案經檢察官蕭惠菁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楊世賢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華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12

TPDM-113-簡上-213-20241212-1

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銀行法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訴字第35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睿駿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許文哲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7978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陳睿駿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起延長羈押貳月。　　理　由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官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又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於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及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刑事被告羈押必要與否，應按照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由法院斟酌認定。羈押之目的，在於保全刑事追訴、審判及刑之執行，或預防反覆實施同一犯罪，故審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應由法院斟酌具體個案之偵查、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依職權裁量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或有以羈押防止其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必要之情形；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另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二、經查：　㈠被告陳睿駿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於審判中經本院受命法官依法踐行訊問程序後，認其涉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等罪，犯罪嫌疑重大，考量被告本案犯行對於社會秩序影響重大，權衡羈押對被告個人權益所生限制程度，認有羈押之必要性，故本院受命法官乃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裁定自民國113年9月13日起執行羈押3月在案。　㈡茲因本案之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於113年11月19日訊問被告，並徵詢檢察官、辯護人之意見後，認被告前開羈押原因仍然存在，復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定法定停止羈押之事由，且被告涉犯上開犯罪，對經濟秩序之危害非微，參以本案之訴訟進行程度，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程度，就其目的與手段依比例原則權衡後，認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爰裁定被告自113年12月13日起延長羈押2月。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楊世賢　　　　　　　　　　　　　　　　　　　法　官　許芳瑜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2024-12-03

TPDM-113-金訴-35-20241203-1

重附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因銀行法附帶民訴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重附民字第92號原告謝欣妤郭俊良郭少倫曾言翎王億祿共同訴訟代理人吳宗華律師被告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現於法務部○○○○○○○○○○羈押中）顏妙真陳振中潘志亮黃繼億詹皇楷洪郁璿陳正傑陳宥里李耀吉潘坤璜陳侑徽許峻誠李寶玉李凱諠（原名李意如）鄭玉卿洪郁芳許秋霞劉舒雁黃翔寓呂明芬陳君如李毓萱王芊云呂漢龍胡繼堯吳廷彥陳振坤上列被告等因112年度金重訴字第42號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1日所為裁定原本及其正本有誤，應裁定更正如下：　　主　文原裁定之原本及正本當事人欄第2頁第3行之被告陳振中，應更正為被告許峻誠。　　　理　由一、按裁判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或其正本與原本不符，而於全案情節與裁判本旨無影響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刑事訴訟法第227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二、經查，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日所為113年度重附民字第92號裁定之原本及其正本之當事人欄位，於第2頁第3行重複記載被告陳振中，並漏列被告許峻誠，是以應將第2頁第3行之被告陳振中部分更正為被告許峻誠，然此並不影響於全案情節與裁定之本旨，依前揭說明，自應更正如主文所示。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27條之1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楊世賢　　　　　　　　　　　　　　　　　　　法　官　許芳瑜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2024-11-18

TPDM-113-重附民-92-20241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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