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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法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鄭揚耀選任辯護人陳鵬宇律師許文懷律師丁榮聰律師上列被告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偵字第207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鄭揚耀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詐偽罪，處有期徒刑伍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玖佰貳拾萬肆仟柒佰伍拾元，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鄭揚耀（原名鄭金城）與不知情之陳廷鴻（業經檢察官以10 8年偵字20757號為不起訴處分）前於民國97年間起共同經營鎧躍工程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0樓，下稱鎧躍公司），由陳廷鴻擔任登記負責人，並由鄭揚耀擔任總經理，鄭揚耀因結識李適維而得悉其所經營之綠陽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址設屏東縣○○市○○○○○○區○○路0號，下稱綠陽光電公司）擁有太陽能光電技術，惟因研發成本過鉅而致虧損，正辦理減資並停業中，亟需營運資金挹注，遂與林允澤（原名林進宏、林宥成，業經檢察官另行通緝）謀議，由林允澤以綠陽光電公司之光電技術為募資題材於103年9月間找李適維洽談，一方面允諾李適維將在3個月內籌資新臺幣（下同）3億5,000萬元，讓李適維同意配合募資，另一方面則由鄭揚耀商請不知情之友人黃復國（業經檢察官以108年偵字20757號為不起訴處分）於103年10月23日設立綠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綠陽國際公司），並擔任登記負責人，俾便使用綠陽國際公司名義對外募資，惟因綠陽國際公司並無實際業績，以致募資不力，遂於103年11月間，由鄭揚耀另商請陳廷鴻將鎧躍公司更名為綠陽新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綠陽新創公司；陳廷鴻雖同時退出經營，惟仍暫時掛名登記負責人，嗣於104年7月間變更為黃復國），並改以綠陽新創公司名義繼續對外募資，鄭揚耀則繼續擔任總經理。詎鄭揚耀及林允澤即謀議以向金主短期借款作為驗資之資金證明，虛偽墊高綠陽新創公司登記資本額，藉此發行新股，大量印製實體股票，後再對投資人刻意隱瞞綠陽新創公司未實際取得增資股款之此等對一般理性投資人而言具重要性之不實資訊等情，使投資人誤認綠陽新創公司有充足之資本，將來定可取得綠陽光電公司之經營權而掌握其技術，而願意購買該公司股票，即共同基於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買賣有價證券詐偽等接續犯意聯絡，為下列行為：　㈠於鎧躍公司更名為綠陽新創公司後，林允澤、鄭揚耀旋指示不知情之陳廷鴻於104年間之某日，至聯邦商業銀行（下稱聯邦銀行）通化簡易型分行開立二個等金融帳戶（①帳號：0 00000000000，戶名：陳廷鴻；②帳號：000000000000，戶名：綠陽新創公司；下稱：聯邦銀行0000號陳廷鴻帳戶及0000 號綠陽新創公司帳戶）；林允澤另透過不知情之友人林勳華向不知情之金主曹毓庭調借6,400萬元，曹毓庭允諾出借後，旋於104年2月2日前後將共6,400萬元匯入聯邦銀行0000號陳廷鴻帳戶內（資金來源詳如附表一所示），林允澤於同日即將該筆6,400萬元轉入聯邦銀行0000號綠陽新創公司帳戶內充當股東繳納之股款，再以前開綠陽新創公司帳戶存摺影本充為股款業經股東繳納之證明後，旋於翌日將前開虛偽驗資用途之6,400萬元匯還曹毓庭，其後將前開帳戶存摺影本連同不知情之升騰會計事務所楊繼德會計師所製作之綠陽新創公司資本額變動表、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及公司資本額查核報告書等不實資料，持以向主管機關（即臺北市政府）申辦綠陽新創公司變更額定資本額為7,900萬元，並辦理現金增資6,400萬元及發行新股6,400仟股，表明該公司現金增資股款6,400萬元均已收足而行使之，使不知情之臺北市政府承辦公務員形式審查後，於104年2月16日核准綠陽新創公司上開增資變更登記，並將該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司登記公文書上，足以生損害於臺北市政府對於公司管理之正確性。　㈡鄭揚耀及林允澤旋於104年2月間，透過不知情之黃麗蓉（已歿）及其胞妹黃碧文、邱潤華，向投資人招攬投資「綠陽光電」募資案，表示綠陽光電公司之CIGS薄膜太陽能電池極具市場競爭力，綠陽光電公司與綠陽新創公司即將合併，將來投資人得以1股換1股之比例，將所購綠陽新創公司股票轉換為綠陽光電公司股票，並提供「綠陽新創全球CIGS太陽能技術綠建築光電玻璃的領導者營運說明計畫書」（下稱上開營運計畫書），復安排投資人前往綠陽光電公司屏東廠參觀，聽取不知情之李適維簡報研發技術及營運概況，卻隱瞞綠陽新創公司未實際取得增資股款，而實係以虛偽驗資方式印製股票等情，致投資人陷於錯誤，誤信綠陽新創公司之資本充實，該公司將來定可取得綠陽光電公司之經營權而掌握上開技術，而同意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該等投資人購買股票之情形詳如附表三編號1至17所示）。　㈢林允澤接續指示不知情之陳廷鴻於104年7月間之某日，至聯邦銀行通化簡易型分行開立2個金融帳戶（①帳號：00000000 0000，戶名：陳廷鴻；②帳號：000000000000，戶名：綠陽新創公司；下稱：聯邦銀行0000號陳廷鴻帳戶及0000號綠陽新創公司帳戶），並將存摺及印章均交與林允澤，復透過不知情之林勳華向不知情之曹毓庭調借1億2,000萬元，曹毓庭於104年7月15日，將1億2,000萬元借款匯入聯邦銀行0000號陳廷鴻帳戶（資金來源詳如附表二所示），林允澤旋於同日將前開1億2,000萬元轉入聯邦銀行0000號綠陽新創公司帳戶，充當股東繳納之股款，再以前開綠陽新創公司帳戶存摺影本充為股款業經股東繳納之證明後，旋於翌日將上開虛偽驗資用款項1億2,000萬元匯還曹毓庭，其後將前開帳戶存摺影本連同不知情之楊繼德會計師所製作之綠陽新創公司資本額變動表、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及公司資本額查核報告書等不實資料，持以向臺北市政府申辦綠陽新創公司變更額定資本額為1億9,900萬元、辦理現金增資1億2,000萬元、發行新股12,000仟股，表明該公司現金增資股款1億2,000萬元均已收足而行使之，使不知情之臺北市政府承辦公務員形式審查後，於104年8月5日核准綠陽新創公司上開增資變更登記，並將該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司登記公文書上，足以生損害於臺北市政府對於公司管理之正確性。　㈣嗣鄭揚耀及林允澤接續於104年8月20日至同年10月20日間，以上開相同手法，致投資人陷於錯誤，誤信綠陽新創公司之資本充實，該公司將來定可取得綠陽光電公司之經營權而掌握上開技術，而同意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該等投資人購買股票之情形詳如附表三編號18至43所示）。二、鄭揚耀及林允澤以前開方式，共計募得如附表三所示之購股價金共計2億1,040萬9,500元（起訴書誤載為1億6,960萬9,5 00元），然鄭揚耀及林允澤僅挹注綠陽光電公司1億1,100萬元（詳如附表四），所餘9,940萬9,500元則由鄭揚耀、林允澤取得，且因綠陽新創公司遲未取得綠陽光電公司經營權，投資人李光廷即向李適維查詢其投資款項之去向，始悉受騙。三、案經和美公司及萬駿公司訴由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壹、程序事項（以下理由欄卷證出處之卷宗代碼，均詳參如附件一「卷宗代碼對照表」）：一、關於證人即同案被告陳廷鴻跟黃復國於偵查中之證述：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作為證據。惟是類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即得為證據，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以彌補法律規定之不足，俾應實務需要，方符立法本旨。是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如以證人身分訊問並經具結，應以同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判斷有無證據能力，倘非以證人身分訊問，未經具結之陳述，則得本於同法第159條之2或第159條之3等規定之同一法理，認定其有無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04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次按被告之反對詰問權，雖屬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第16條所保障之基本訴訟權，不容任意剝奪。然詰問權既係訴訟上被告有在公判庭當面詰問證人，以求發現真實之權利，應認被告具有處分權，倘被告於審判中捨棄對質、詰問權，自無不當剝奪被告對質、詰問權行使之可言（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629號判決意旨參見）。　㈢查證人陳廷鴻、黃復國於檢察官偵訊時，以被告身分所為之陳述，雖非以證人身分經具結而訊問，然參酌檢察官於訊問同案被告陳廷鴻、黃復國前，已依法告知權利事項，且筆錄交閱覽無訛始簽名等陳述時之外部客觀情況，復無證據得以證明認定其等陳述當時非基於自由意志而為，或有何出於不正方法、違法取供之情形，是綜合其等陳述當時之原因、過程、內容、功能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堪認證人陳廷鴻、黃復國係出於自由意志而陳述，渠等真意之信用性均已獲得確切保障，應認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又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所「必要」，且被告鄭揚耀及其辯護人雖否認證人陳廷鴻、黃復國於偵查中證述的證據能力，但均未聲請詰問該等證人（甲1卷第277至281頁、甲2卷第432頁），應認係明示或默示之方法捨棄詰問權之行使，又本院於審理期日，業就該等之檢察官偵訊筆錄，依法對當事人及辯護人提示，並詢問有何意見，賦予被告及辯護人充分辯明之機會，惟被告及其辯護人均未主張或釋明，其等於偵訊中所陳有何顯不可信之情事，則依上開說明，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之法理，渠等偵訊中所證自有證據能力，且應認為已經合法調查而得為證據，是辯護人主張「證人陳廷鴻、黃復國在本案均以共同被告證述，而非證人身分，且其等並未具結，認無證據能力」等語（甲3卷第467-469頁、甲4卷第48頁），即有誤會。二、本院認定下述事實所憑下述其餘證據方法，其中屬供述證據者，均經本院踐行法定證據調查程序，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亦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各項證據作成時之情形，認以之作為本案認定事實之基礎核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其餘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亦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取得，有證據能力，均得作為本院認定本案事實之基礎。貳、得心證理由：一、訊據被告否認有何違反證券交易法等犯行，辯稱：103年間鎧躍公司還有實際營運，在鎧躍公司更名為綠陽新創公司時，我所有綠陽新創公司的股票都賣給林允澤，該公司就是由林允澤或其女友或老婆即葉妍棠、張秋香等人掌握。公司更名是為了綠陽光電公司的專利可以延用給綠陽新創公司，但我賣了公司以後是林允澤自己負責的，林允澤才是實際負責人，我雖有看到募資的資料，也有到現場，但我並沒有負責募資，且資料上的財務資訊我也不懂，而募到的資金，由黃麗蓉、黃復國、李適維、我、黃復國、林允澤、邱潤華6人均分，但我、黃復國的部分都給綠陽光電公司升級設備了，所以沒有一個投資人是我找來投資的，我也沒有因為有投資賺到任何佣金，我與林允澤並無犯意聯絡。況綠陽新創公司分別於104年2月及7月間，所增資6,400萬元及1億2,000萬元之事宜，係由林允澤全權負責，我並未參與，縱設上開部分係虛偽驗資，亦與我無涉，且我發現遭林允澤欺騙後，立即對林允澤提出刑事告訴，更於案發後積極協助將股款退還給投資人，是難認我與林允澤有犯意聯絡等語。二、不爭執事項及本案重要爭點：　㈠被告與陳廷鴻前於97年間起共同經營鎧躍公司，由陳廷鴻擔任登記負責人，被告擔任總經理；同案被告林允澤透過被告結識綠陽光電公司負責人李適維，並勸說李適維配合以為綠陽光電公司募資；黃復國依被告所託設立綠陽國際公司，並對外為綠陽光電公司募資，然因綠陽國際公司並無實際業績，以致募資不力；103年11月間，被告將鎧躍公司更名為綠陽新創公司；陳廷鴻於104年間之某日開立上開聯邦銀行帳戶，林允澤即透過林勳華向曹毓庭借得6,400萬元，並將該筆款項轉入聯邦銀行5925號綠陽新創公司帳戶，以充當股東繳納之股款，並透過楊繼德會計師向主管機關申辦綠陽新創公司已辦理現金增資，且變更額定資本額，經主管機關形式審查後，於104年2月16日核准上開增資變更登記；104年2月間，由上開不知情之黃麗蓉等業務以前揭方式向投資人招攬投資，投資人因誤信綠陽新創公司之資本充實，該公司將來定可取得綠陽光電公司之經營權而掌握上開技術，即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詳如附表三編號1至17所示）；陳廷鴻於1 04年7月間開立前揭聯邦銀行帳戶，後林允澤透過林勳華向曹毓庭借得1億2,000萬元，並將該筆款項轉入聯邦銀行0000 號綠陽新創公司帳戶，以充當股東繳納之股款，並透過楊繼德會計師向主管機關申辦綠陽新創公司已辦理現金增資，且變更額定資本額，經主管機關形式審查後，於104年8月5日核准上開增資變更登記；104年8月20日至同年10月20日間，由上開不知情之黃麗蓉等業務以前揭方式向投資人招攬投資，投資人因誤信綠陽新創公司之資本充實，該公司將來定可取得綠陽光電公司之經營權而掌握上開技術，即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詳如附表三編號18至43所示），總計取得如附表三所示之購股價金共計2億1,040萬9,500元，然僅挹注綠陽光電公司1億1,100萬元（詳如附表四）等情，有證人即綠陽新創公司登記負責人陳廷鴻、黃復國、綠陽光電公司負責人李適維、仲介林勳華、金主曹毓庭、曹毓庭之子王家駒、業務黃碧文、邱潤華之證述可證，並有臺北市政府105年7月 6日府產業商字第10589455700號函、綠陽新創公司登記卷、綠陽國際公司登記卷、綠陽新創全球CIGS太陽能技術綠建築光電玻璃的領導者營運說明計畫書及如附表一至四之證據欄所載證據等在卷可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情已足認定。　㈡是本件應審究者為：被告是否明知如附表三之投資人所購買綠陽新創公司之股票，係林允澤以虛偽驗資方式所印製，竟與林允澤共同隱匿此事，以營造綠陽新創公司之資本充實，該公司將來定可取得綠陽光電公司之經營權而掌握上開技術之假象，而具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詐偽罪之犯意聯絡？三、被告明知本案投資人所購買之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係林允澤以虛偽驗資方式所印製，竟與林允澤共同隱匿此事：　㈠依被告與林允澤（暱稱「阿宏新」）於案發期間（即104年9月9日）之LINE對話紀錄所示：林允澤表示「今天綠陽走到今天雖然不完全成功，但個人認為尚可對大家交待，或許過程不完美，但最難踏出的一步，老天爺以及大家的努力，總算有點成果，今天您說的分配比例，從原先大家協議的，我的部分2/5，改為6人均分，我沒有意見，（就算我有意見，也傷了和氣），但我有個不情之請，就是此次5,600萬的佣金，在我這裡1,600萬，其中4,008,000(400萬8千元)，我已經匯入新創新光銀行，9/4匯的，剩餘我還是要拿回我1,200萬的佣金，扣除我、黃姐（即黃麗蓉）共2,800萬，尚餘2,800萬，由鄭董（即被告）您分配，當初說好的12元，不能因為我與黃姐的口角，而被踢出，這是我萬萬無法接受，如果是這樣，大家是否都能每天改來改去，我只能請求您幫忙，往後從我分配的股份扣除，我都沒有意見....」、「我只能說每次大家所提出的議案，我都附議，今天我有不得已的苦衷也希望鄭董能成全我，若您認為難做，我只好退出董事局，我會把剩餘掛在我名下的股份全數交出，不用再查我的帳了，當初我拼了命擔保了一些籌資合約（這是經過大家允諾的，總比去借8分利來籌募資金要好太多了，我也背負了不少的壓力）……」（A1卷第25頁、甲1卷第137至141頁），則從上開對話中林允澤提及「我會把剩餘掛在我名下的股份全數交出」、「當初我拼了命擔保了一些籌資合約（這是經過大家允諾的，總比去借8分利來籌募資金要好太多了」等語，即可知被告知悉林允澤係先借款來虛增綠陽新創公司資本額，並再將該等股份登記在人頭持股人員名下（關於人頭持股人員部分詳後述），後再將該等虛增之股票墊高價格後出售予如附表三之投資人獲利。　㈡又證人即綠陽光電公司登記負責人黃復國於警詢即證稱：「我記得我當了綠陽新創公司董事長後不久，林允澤就有介紹上海李董（即李光廷）要來參與投資，當時林允澤要求我給他上海李董投資款的20%作為抽佣，但被告（即鄭揚耀）認為太高了，不合理，所以後來被告只同意給林允澤1400萬元作為抽佣」（A1卷第34頁）；證人即林允澤之女友葉妍棠於警詢亦證稱：「綠陽新創公司、綠陽國際公司辦理現金增資時，每股價格我記得都是10元，後續林允澤及被告賣出股票時，價格好像都至少12元以上，中間的價差應該就是他們的佣金」、「我曾經聽到被告跟林允澤討論從投資款項中抽成的話題，但我不知道他們的計算方式及比例」、「我知道本案有部分投資人的投資金額是被用來作酬傭，但我不清楚實際匯入綠陽光電公司的款項究竟有多少」（A1卷第203、205 頁、A3卷第121頁），可知被告與林允澤事前即約定上開虛增之綠陽新創公司股份出售後，渠等朋分獲利之比例。　㈢復依被告與業務黃碧文之LINE對話紀錄所載：黃碧文先稱「黃太太（即和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與萬駿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決策者黃徐澄寶）公司林經理（即上開二公司之財務經理林道源）有打電話來，認為新創有問題」，被告回稱「她們認為錢比較有問題，碧文投資人都問錢的問題我投多少錢在新創，新創給光電多少錢，您想黃太買16元，妳分3元，妳姐分2元（即黃麗蓉），阿宏（即林允澤）分1元...還有平均的200張賣18元，進新創多少才11元...」（A1卷第173頁），且依林允澤上開與被告商討其應取得多少佣金之對話內容（即「今天您說的分配比例，從原先大家協議的，我的部分2/5，改為6人均分」、「但我有個不情之請，就是此次5,600萬的佣金，在我這裡1,600萬，其中4,008,000(400萬8千元)，我已經匯入新創新光銀行，9/4匯的，剩餘我還是要拿回我1,200萬的佣金，扣除我、黃姐（即黃麗蓉）共2,800萬，尚餘2,800萬，由鄭董（即被告）您分配，當初說好的12元，不能因為我與黃姐的口角，而被踢出，這是我萬萬無法接受」），及被告告知黃碧文其了解渠等能從和美公司與萬駿公司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中獲利之比例，益徵被告與林允澤事前即約定上開虛增之綠陽新創公司股份出售後，渠等能獲利之比例，則倘本案僅由林允澤自行虛偽增資，而被告並未涉入，林允澤自無須與被告討論如何分潤，甚至在協調不成時提及「退出董事局」、「將剩餘掛在我名下的股份全數交出」等語。　㈣被告確有因本案投資人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而獲利，並分配佣金予業務：　⒈證人即投資人李光廷之特助林祝安於警詢、偵查即證稱：「我及李光廷在104年11月間發現被詐騙後，我就向被告詢問李光廷投資款後續流向為何，被告向我表示黃姊拿走其中5,600萬元作為佣金，林允澤拿走1600萬元，他自己則拿走3,000餘萬元投資鎧勝公司，至於剩餘約2,000萬元則去向不明；後來被告有另外拿50萬元現金及匯款90萬元給我，要我不要催促他們將李光廷投資之資金盡速匯給綠陽光電公司」（A1卷第271、273-274頁、A3卷第208-290頁），顯見被告確有將李光廷之投資款3,000餘萬元挪為己用。　⒉又證人即業務邱潤華於警詢亦證稱：「我介紹李光廷投資時，就馬上被被告隔絕，當時黃麗蓉拉我一起到時任綠陽新創公司負責人黃復國的個人辦公室討介紹費，黃麗蓉當場一開口就要了1200萬元的佣金，後來黃麗蓉不曉得用什麼方式讓被告同意付款，被告領現金給黃麗蓉，黃麗蓉則分三百多萬元現金給我，亦即，被告在104年8、9月間提一袋現金拿到遠企斜對面的咖啡廳給黃麗蓉，黃麗蓉叫我坐隔壁桌，黃麗蓉收到現金，等被告走了以後，黃麗蓉沒有從被告那袋現金拿錢，而是另外拿了一袋300萬元現金給我，說是我的佣金」（A1卷第99-100、108頁、A3卷第191頁），則被告既能掌握販售陽新創公司股票之款項，而從中獲利，並將部分款項交付業務黃麗蓉作為佣金，顯見被告確與林允澤共謀此虛偽增資案，方得決定取得多少獲利並分配佣金，是被告辯稱「我並沒有因為本案投資案獲取利益」云云，顯不足採。　㈤被告知悉本案投資人所購買之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係林允澤以虛偽驗資方式所印製：　⒈證人即綠陽新創公司之登記負責人陳廷鴻於警詢、偵查中亦證稱：「關於我有開立前揭聯邦銀行帳戶之事，被告當然知道，因為是被告交待我配合林允澤處理公司更名變更登記及開戶等相關事項」、「鎧躍公司更名為綠陽新創公司後，先後增資6,400萬元及1億2,000萬元，是林允澤與被告說要增資的，還通知我去律師事務所簽名，從頭到為都是被告及林允澤主導的，因為我不懂，當時我只相信被告」（A1卷第62 -63頁、A5卷第339-340頁），可見因陳廷鴻僅信賴被告，始會依被告指示配合林允澤到聯邦銀行開戶，並配合處理增資、變更登記資本額等事。　⒉又證人即仲介林勳華於警詢即證稱：「當時是陳素梅於104年 2月2日前一週向我表示，臺北有間叫『綠陽』的公司需要做財力證明，所以要跟我調度做財力證明的資金，那次是要調6, 400萬元，不過因為我錢不夠，所以我就想到可以找我認識的金主曹毓庭，並跟她說要跟她調6,400萬元的資金，幫我的客戶做財力證明，當時我有請綠陽公司的人員簽立私人名義6,400萬元的本票，之後陳素梅就拿了2本聯邦銀行通化分行的存摺給我，我就先將其中一個帳號告知曹毓庭，請她把錢匯到這個帳戶中」、「我手上確實掌握2本聯邦銀行通化分行的存摺，因為我必須要保障我自己的權益，所以在幫人借款時，我一定會要求借款人到我熟悉的聯邦銀行去開立帳戶並提供該帳戶存摺給我」、「至於104年7月15日那次借款也是這樣，同樣也是陳素梅向我接洽，說客戶也需要做財力的證明，我才再找曹毓庭借款，印象中這2次所借的公司是同一間，都是『綠陽』公司」（A1卷第231-232頁）。　⒊證人林勳華上開所證，核與證人即金主曹毓庭於警詢中所證：「陳廷鴻的帳戶是林勳華提供給我，他跟我說要匯到該帳戶，我也沒看過陳廷鴻本人」、「借款時我會叫林勳華跟對方寫借據及本票交給我」、「對方還錢後我再把借據給林勳華，要他轉交給對方」、「借據都是林勳華拿給我的，兩筆借據都已經返還給陳廷鴻了。借據上記載借款人是陳廷鴻，貸方是我」等語相符（A3卷第63至64、141頁），可見林允澤透過林勳華向曹毓庭借款時，陳廷鴻有簽立上開鉅額之本票、借據，林允澤更將上開帳戶之存摺交給林勳華保管。　⒋又證人葉妍棠於警詢即證稱：「104年8月間，我在黃復國及被告的要求下，將我原先保管的綠陽新創公司大小章、陳廷鴻的小章、綠陽新創公司銀行專用章、黃復國小章以及綠陽新創公司設於華泰銀行及台北富邦銀行的存摺及印鑑分別交接給黃復國及被告的會計人員石芳旬及葉美華」、「在我把相關業務交接給葉美華之前，我沒有看過綠陽新創公司於新光銀行、聯邦銀行的帳戶資料，但我印象中，我是在後期才得知，綠陽新創公司好像有在新光銀行及聯邦銀行開戶，這2個帳戶的存摺印章分別是由林允澤及鄭揚耀保管，總之在我任內，我完全沒有接觸到這2個存摺及印鑑」（A1卷第193頁、第197頁）。　⒌證人葉妍棠上開所證，核與證人即會計葉美華於警詢所證：「因為綠陽新創公司是沿用鎧躍公司設於永豐銀行及富邦銀行原有的帳戶，更名後繼續使用，永豐銀行及富邦銀行的存摺及印鑑都是放在我這裡，因為林允澤約105年突然消失了，所以綠陽新創公司永豐銀行、富邦銀行的存摺及印鑑，我都還沒還給林允澤。至於綠陽國際公司的帳戶部分我不清楚」、「我不清楚綠陽新創公司設於聯邦銀行帳戶的存摺印鑑係由何人保管」（A1卷第180至181、188頁）、證人石芳旬於警詢所證：「交接帳冊時葉妍棠有跟我簽一個交接清冊，當時她把綠陽國際公司設於上海國際商業銀行、台北富邦、新光銀行等銀行存摺、大小章及葉妍棠所製作的簡單流水帳給我」等語相符（A1卷第217-218頁），並有證人葉妍棠所製作之104年8月27日綠陽新創公司交接簽收表、綠陽國際公司交接簽收表（A3卷第335至340頁），可見葉妍棠於104年8 月27日將綠陽新創公司大小章、陳廷鴻小章、綠陽新創公司銀行專用章、黃復國小章，以及綠陽新創公司設於華泰商業銀行及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之存摺，交予被告之會計葉美華簽收，並將原先保管之綠陽國際公司銀行專用章、綠陽國際公司設於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松山分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忠孝分行、新光商業銀行東台北分行之存摺、綠陽國際公司人事支出明細及租賃支出明細等，交予黃復國之會計石芳旬簽收，然惟獨上開綠陽新創公司之聯邦銀行帳戶並未在葉妍棠交接之列。　⒍據此，因陳廷鴻僅信賴被告，即依其指示配合林允澤在聯邦銀行開戶，並處理增資、變更登記資本額等事宜，嗣林允澤透過林勳華向曹毓庭借款時，陳廷鴻更因信賴被告而簽立上開鉅額之本票及借據，並將上開聯邦帳戶之存摺讓林允澤交給林勳華保管，衡情，被告對於林允澤前揭所為虛偽增資之款項來源及過程，自知之甚詳，否則其如何指示陳廷鴻配合辦理。又上開證人葉妍棠、葉美華、石芳旬既未保管綠陽新創公司聯邦銀行帳戶，證人葉妍棠更證稱「該等聯邦銀行帳戶係被告保管」，則此等聯邦銀行帳戶既在被告保管之列，被告當可查知曹毓庭之資金在匯入後旋即提領轉匯，此等資金顯係供作虛偽驗資使用。　㈥關於被告為綠陽新創公司總經理，有處理綠陽新創公司虛偽增資及招攬投資人部分：　⒈被告於警詢及審理中即自承：「我擔任總經理的鎧躍公司更名為綠陽新創公司後，即以綠陽國際公司、綠陽新創公司名義替綠陽光電公司進行募資，我則擔任綠陽國際公司、綠陽新創公司的總經理」（A1卷第4頁、甲4卷第67頁）、「記載我為綠陽新創公司、綠陽國際公司及綠陽光電公司執行董事的名片，是綠陽光電公司的宋瑞明給我的」（A1卷第6頁），可見被告確為綠陽新創公司之總經理，且對外宣稱為該公司之執行董事，並處理綠陽新創公司為綠陽光電公司募資之事。　⒉被告上開所陳，核與證人即投資人李光廷於警詢時所證：「在與被告、林允澤洽談本件投資時，被告自稱是總經理，林允澤自稱是財務長，而董事長黃復國根本沒有決定權，相關事項都是被告及林允澤說了算」（A1卷第261-262頁）；證人即李光廷特助林祝安於警詢中亦證稱：「當初該投資案是由邱潤華向李光廷介紹，邱潤華就帶我去認識一些綠陽公司的人，我印象中邱潤華有介紹被告、林允澤等人給我，當天中午與林允澤等人吃飯時，被告有給我他的名片，名片上有載明他是綠陽光電公司的執行董事，被告並表示林允澤是綠陽光電公司的財務長」、「我為了確保李光廷能順利取得股票，就於104年8月20日受李光廷委託至臺北某間律師事務所，在周定邦律師的見證下與被告簽立股權投資合約書」、「後104年10月間被告又向李光廷表示綠陽新創公司要辦增資案，需要董事會同意並訂定價格，我就受李光廷委託返台於同年10月20日至黃復國辦公室參加綠陽新創公司的董事會，當時我有向被告及林允澤詢問綠陽新創公司及綠陽光電公司何時合併，當時他們向我表示該增資案通過後，就有足夠資金於同年11月20日與綠陽光電公司合併並取得綠陽光電公司的股票，我就將該訊息向李光廷報告，李光廷認為有異，就不願意再挹注資金」（A1卷第268-270頁）；證人即業務邱潤華於警詢同證稱：「我是在104年7、8月間介紹李光廷投資綠陽光電公司，李光廷是在上海的大客戶，跟我們這種幾十萬的小投資人完全不在同一個等級，他一次就要投資1億4,000萬元，等李光廷表達投資意願之後，被告就一直纏著李光廷及代理人林經理，且不讓我再跟李光廷接觸，一直拉他去高雄看廠」（A1卷第97頁、第102-103頁）；證人即受被告招攬之劉玉蓮於警詢復證稱：「我在桃園機場免稅商店工作，因被告至其商店消費而認識，被告向我推薦可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並帶同我前往屏東參觀經營太陽能板面之工廠，嗣被告向我告知，因募資失敗，故不用匯款」等語相符（A1卷第435至440頁），並有被告代理黃復國與李光廷簽立之股權投資合約書、被告之名片等在卷可證（A1卷第51至53頁、486頁），可見被告有以綠陽新創公司總經理名義招攬他人購買該公司股票，且透過邱潤華知悉李光廷有意投資後，即阻止邱潤華與李光廷及其特助林祝安接觸，後再由其代理綠陽新創公司登記負責人黃復國與李光廷簽立上開股權投資合約，嗣更勸說李光廷加碼投資綠陽新創公司。　⒊況證人黃復國於警詢即證稱：「綠陽新創公司實際負責人是被告，財務是林允澤，資金調度是上開2人共同負責，但林允澤要聽被告的指示」、「被告曾與林允澤講過綠陽新創公司要增資6,400萬元及1億2,000萬元的事，但我不知道增資的實際情況」（A3卷第264頁、A5卷第341頁），而證人即業務黃碧文於警詢時亦證稱：「林允澤曾說他是協助綠陽光電公司增資，並跟被告一起負責增資的事情」、「當時林允澤拿綠陽光電公司目錄向我介紹，他說綠陽光電公司之前花很多錢在研發，現在要減資再增資，後來被告也有跟我說他曾擔任台電包商，對於光電部分有所瞭解，他覺得綠陽光電公司不錯，已經投資綠陽光電公司，一直跟我說這個產品及提到未來性很好」、「綠陽光電公司曾辦過一次說明會，林允澤、被告、李適維等都有出席，主要由李適維主講介紹公司產品，現場有發放公司介紹資料及財務報表等文件」（A1卷第84、85、90頁），益徵被告為綠陽新創公司總經理，有指示林允澤出面處理本案虛偽增資事宜，亦有出面招攬投資人購買其等虛偽增資之綠陽光電公司股票，更負責與李光廷簽約，並能決定將多少登記在人頭持股人員名下之綠陽新創公司股份出售予李光廷，足見被告對該等虛偽增資之股份有所掌握。又倘林允澤能獨自掌握高達數億元之綠陽新創公司增資款，林允澤理應居於主導者地位，惟林允澤反而需受被告指揮，並請求被告調整分潤比例，遑論被告既將持有之綠陽新創公司股票賣給林允澤，並任由林允澤處理該公司，然被告竟能朋分本案投資人之投資款，此即與常情不符，是被告辯稱「我對於林允澤如何驗資均不知情，本案沒有一個投資人是我找來的」云云，即不足採。　㈦關於綠陽新創公司虛偽增資之股份登記於人頭持股人員名下部分：　⒈依下列證人所證，可見被告、林允澤上開虛偽增資之股份均登記在人頭持股人員名下：　⑴證人即綠陽新創公司之登記負責人陳廷鴻於警詢、偵查中亦證稱：「我在104年7月間，卸任綠陽新創公司登記負責人之後，有應被告及林允澤要求掛名董事，當時被告及林允澤告訴我，我卸任負責人後，還是要掛個董事，要不然會很奇怪，之後綠陽新創公司還是有通知我出席董事會，我只出席過2、3次後，就不再去了」、「我沒有實際出資，但為何我還持有綠陽新創公司股份，我也不清楚，也是事後才知道我有分配到綠陽新創公司的股份，被告說那是鎧躍公司之前的老股，但我覺得我只是人頭」、「綠陽新創公司董事會於104年1月27日及同年7月10日決議各辦理一次現金增資，這2次董事會我都有出席，但都是被告及林允澤決定後才告訴我的，我也沒有過問原因和目的，因我在出售鎧耀公司時，就有明確跟他們說，我不參與綠陽新創公司的事情，所以這兩次現金增資的資金來源為何我並不清楚」（A1卷第62-64頁）。　⑵證人葉妍棠於警詢時證稱：「綠陽新創公司在104年7月間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都是由林允澤及被告主導，我記得10 4年7月間的增資，林允澤有要求我就他所指定的金額及名單繕打一個表格，並有用我的名義認了好幾張綠陽新創公司及綠陽國際公司的股票，但我沒有實際出錢」、「之後林允澤及被告透過黃麗蓉賣給投資人的綠陽新創公司及綠陽國際公司股票，有部分就是前述以我名義認的」（A1卷第198-199 、201頁）。　⑶證人石芳旬於警詢時證稱：「我沒有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當時是黃復國向我表示，要我以人頭來認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並交將該等股票交由黃復國保管，而黃復國都是聽被告的指示在作事」（A1卷第220-221頁）。　⑷證人即被告之配偶龍文蓮於審理中證稱：「綠陽新創公司給我的這些錢都是賣出該公司股票的錢，我請葉美華、陳廷鴻拿給林允澤，這些綠陽新創公司的股票都只有登記在林麗娟、歐慎渝名下而已，我並沒有出資」（甲3卷第424、428頁），亦即，龍文蓮並未出資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僅將之登記予林麗娟、歐慎渝名下，待股票出售後，即將款項交付林允澤。　⑸證人即被告員工楊詠昇於審理中證稱：「被告是我後來的老闆，我一開始在陳廷鴻那裡當工讀生，陳廷鴻跟被告鄭揚耀認識，所以我退伍後就去被告的公司工作」、「當時陳廷鴻請我當綠陽新創公司股票的名義持有人，實際上股票是誰的我不清楚，我只是出名，後來這些綠陽新創公司的股票賣掉，有款項匯到我的帳戶，我就到銀行把款項領出來交給葉美華」（甲3卷第425-426）。　⑹證人葉美華於審理中證稱：「我並非綠陽新創股票的實際持有人，當初是龍文蓮叫我當掛持有人的，關於綠陽新創公司給我的這些錢，後來林允澤當時是說這是綠陽新創公司股票的錢，我就將該等款項，連同楊詠昇、陳廷鴻、龍文蓮的部分一併交給林允澤」（甲3卷第427-428頁）。　⒉又依104年度綠揚新創股票轉讓暨成交金額統計表、104年度個投資人之股款後續流向所示：附表三之投資人李光廷等人取得之綠陽新創公司股份（即老股），部分係自葉妍棠、林麗娟、歐慎渝、楊詠昇、葉美華、石芳旬、陳廷鴻等人頭持股人員名下轉出（A1卷第651至654頁）。復依本案投資人投資款項之流向金流圖所示：該等投資款項嗣確由葉妍棠、被告之配偶龍文蓮（股票由林麗娟、歐慎渝出名登記，如前所述）、楊詠昇、葉美華、石芳旬等人頭持股人員取得（甲3 卷第53至56頁），而被告於偵查中亦自承「這兩次增資我都沒有出資」（A5卷第342頁），則被告就上開增資案既未出資，然上開人頭持股人竟有其配偶龍文蓮尋得之葉美華、林麗娟、歐慎渝等人，及被告之友人陳廷鴻、員工楊詠昇等與被告有密切關係之人在內，復參諸被告為綠陽新創公司總經理，指示林允澤處理上揭增資案，而居於主導者地位，衡情，被告應知悉將增資之綠陽新創公司股票登記予該等人頭持股人名下，即為虛偽增資之手法，益徵被告係與林允澤共謀先將上開虛偽增資之股份登記在人頭持股人員名下，後將該等股份（即老股）出售予如附表三之投資人，以矇騙投資人而從中賺取價差牟利，故該等投資人之出資款自不會全數投入綠陽光電公司，是被告辯稱：「我將綠陽新創公司的股票賣給林允澤後，就沒有處理增資之事，係由林允澤全權負責，我並未參與，縱設上開部分係虛偽驗資，亦與我無涉」、「本案募到的資金，由黃麗蓉、黃復國、李適維、我、黃復國、林允澤、邱潤華6人均分，但我、黃復國的部分都給綠陽光電公司升級設備了，所以沒有一個投資人是我找來投資的，我也沒有因為有投資賺到任何佣金」云云，認不足採。四、至辯護人雖主張「附表三之人並非自公開證券交易市場買受綠陽新創公司之股票，其等係分別與特定人訂立買賣契約，而自綠陽新創公司原有股東受讓取得該股票，前揭告訴人係經由林允澤或其他人之介紹而購買股票買受人之身分均可具體特定，並非不特定之對象，且林允澤所安排至綠陽光電公司屏東廠所參觀之人，亦為特定身分之人，並未公開由不特定多數人參加，足證其等所買賣股票，性質上為『特定人』間有價證券之買賣，故被告之行為不構成證券交易法之證券詐偽罪」（甲4卷第81頁）等語。　㈠惟按證券交易市場首重誠信，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人之正當利益，證交法第20條第1項規定，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是上開有價證券無論是否公開發行，均有適用，且除適用於集中市場及店頭市場外，亦適用於場外面對面交易，並以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等為交易型態。又證交法第7、8條已就募集、發行、私募有所明文，唯獨闕漏買賣之定義，依證交法第2條規定，應適用民法關於買賣章節之規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92號、112年度台上字第53 2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依綠陽新創公司變更登記表所載（甲1卷第109至121頁），綠陽新創公司雖非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然該公司股票之募集、發行、私募、買賣等相關事項，不論係增資前、後發行者，依上開說明，自應受證券交易法之規範。又本案被告與林允澤招攬投資之對象並無限制，如附表三之投資人分別係被告、林允澤及透過黃麗蓉、黃碧文、邱潤華等人招攬而參與投資，此有如附表三之投資人證述可佐，則該等投資人既非綠陽光電公司原有之股東、員工，反而係被告與林允澤利用其等人際關係自行對外招攬，或輾轉經由他人介紹而與被告與林允澤等人接洽，顯見其等已將投資對象擴及不特定公眾，非僅出售予原有股東、員工及協議認購股份之特定人，認屬對非特定人所為之買賣行為，被告與林允澤以詐偽方式共同出售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之行為，自應受證券交易法之規範，是辯護人上開主張，應有誤會。五、駁回調查證據之聲請：　㈠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而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應認為不必要，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 項、第2項第3款定有明文。　㈡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辦理增資之會計師楊繼德，以證明被告未參與綠陽新創公司之驗資過程（甲3卷第485頁、甲4卷第15 頁），然縱被告未出面處理增資之事，惟本案依前述證據，足認被告明知本案投資人所購買之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係林允澤以虛偽驗資方式所印製，竟與林允澤共同隱匿此事，而為本案詐偽犯行，如前所述，是事證已臻明確，則前開辯護人所請，依前述說明，並無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六、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參、論罪部分：一、新舊法比較：　㈠按證券交易法第171條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於000年0月 0日生效施行，惟該次修正主要是針對該條第2、4、5、6、7 項原定「犯罪所得」之定義予以特定範圍及酌為文字上之修正，及因應沒收新制而調整關於犯罪所得沒收之規定，並不涉及構成要件、刑度或加重減輕要件之變更，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又同法第179條規定於108年4月17日修正公布，於1 08年4月19日生效施行，修正前原條文規定：「（第1項）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第2項）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修正後乃將此2項規定合併為：「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 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等語，是此部分僅係文字修正，與罪刑之論斷不生影響，亦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逕均適用裁判時法即現行證券交易法之規定。　㈡又被告於行為後，刑法第214至216條已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12月27日起生效施行。惟依修正意旨，係配合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之規定，修正罰金數額提高之倍數，以增加法律明確性，並使刑法分則各罪罰金數額具內在邏輯一致性。是前開修正事項，並不涉及犯罪成立要件或處罰效果等實質規範內容之修正，自無有利、不利之情形，而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裁判時法。二、按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應收股款股東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之處罰規定，旨在維護公司資本充實原則與公司資本確定原則，茍於提出申請文件時，公司股款未實際募足，而以暫時借資及人頭股東之方式虛偽表示股東已繳足股款，提出於主管機關，即與公司資本充實原則及公司資本確定原則有所違背，無論其借用資金充作股款之時間久暫，均構成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之犯罪（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4037號判決參照）。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應收股款股東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之處罰規定，旨在維護公司資本充實原則與公司資本確定原則，茍於提出申請文件時，公司股款未實際募足，而以暫時借資及人頭股東之方式虛偽表示股東已繳足股款，提出於主管機關，即與公司資本充實原則及公司資本確定原則有所違背，無論其借用資金充作股款之時間久暫，均構成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之犯罪（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4037號判決參照）。次按公司之設立、變更、解散登記或其他登記事項，於90年11月12日公司法修正後，主管機關僅形式審查申請是否違法或不合法定程式，而不再為實質之審查。是行為人於公司法修正後辦理公司登記事項，如有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即有刑法第214條之適用（最高法院96年度第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三、又按證券交易法係針對公開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加以規範，旨在確保證券市場之交易與管理，而保護證券交易之安全；且證券交易法所稱財務報告，指發行人及證券商、證券交易所依法令規定，應定期編送主管機關之財務報告；前項財務報告之內容、適用範圍、作業程序、編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不適用商業會計法第4章、第6章及第7章之規定，101年1月4日修正之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考其立法理由為「近年來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接軌過程中，常與商會法有所扞格，而主管機關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於符合授權之內容、目的及範圍下，應較商會法優先適用，為明確起見，爰修正第1項，明文排除商會法第4章、第6章、第7章規定之適用」，可知證券交易法第1 71條第1項第1款本為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之特別規定，對於違反該罪名者，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不另論商業會計法之罪名，是公訴意旨認本件被告應另論以商業會計法第71 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容有誤會。四、再按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法人違反該法之規定者，依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該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自然人）既為依上述規定受處罰之主體，並非代罰規定。查被告擔任綠陽新創公司總經理職務期間，於執行業務範圍內，為公司法第8條第2項之公司負責人，是被告就本件犯行，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9條之規定處罰。五、是核被告所為，係法人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其為行為之負責人犯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1條第1項第1 款之詐偽罪、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及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又被告利用上開不知情之業務及會計師等人，遂行前揭犯行，為間接正犯。另被告與林允澤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至公訴意旨漏未引用證券交易法第179條之條文，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均已敘明被告之職務，且被告與林允澤係以綠陽新創公司名義犯本件犯行，故屬起訴條文之漏載，尚無庸變更起訴法條，亦無礙上開被告之防禦權，本院自得予以補充。六、被告本案犯行係本於詐欺投資人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之同一犯意而為，其行為有局部重疊且犯罪時間密接，應評價為擴大一行為之概念，以免刑罰過苛，是認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之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詐偽罪處斷。被告於如附表三所示之時間，詐偽販售綠陽新創公司股票，致投資人陷於錯誤而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之各舉動，均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且係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且均為達同一詐欺目的之接續動作，在主觀上顯係基於一貫之犯意，核屬接續犯之性質，應僅論以一詐偽罪。又本案被告、林允澤雖因共犯本案詐偽罪而獲得投資人交付款項共 2億1,040萬9,500元，惟其等確已將其中的1億1,100萬元挹注綠陽光電公司，而僅餘9,940萬9,500元，是認渠等就本案詐偽之「因犯罪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則公訴意旨認被告所涉同有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之適用（甲2卷第233頁），即不足採，爰不另無罪諭知。　七、末按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其效力及於全部，受訴法院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對於未經起訴之其餘事實，應合一審判，此為犯罪事實之一部擴張。公訴意旨雖漏未敘及被告關於附表二內部分投資人因受騙而匯款之情形，惟此部分與被告被訴且經認定有罪部分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理，併此敘明。肆、科刑部分：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綠陽新創公司總經理，明知本案投資人所購買之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係其指示林允澤以虛偽驗資方式所印製，竟與之共同隱匿此重大足資影響投資人判斷之資訊，向不特定投資人販售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使投資人誤信綠陽新創公司之前景大好、資本充實，進而購買綠陽新創公司之股票，非但使諸多投資人蒙受損失，亦對金融秩序造成重大危害，更致其自身及林允澤獲取非微之不法所得（2人共獲取9,940萬9,500元），且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更卸責予林允澤，絲毫不知悔悟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之損害，暨自承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伍、沒收部分：一、被告於行為後，刑法沒收新制於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於105年7月1日施行，依刑法第2條第2項，本案應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既已全盤修正，自應回歸刑法一體適用，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乃增訂「施行日前制定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明白揭示後法優於前法之原則。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亦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係因應上開刑法施行法第10 條之3施行後所為之修正，為刑法沒收規定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其餘未規定部分，則回歸刑法適用之。修正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至第5項定有明文。考量其立法目的，係因過往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不予宣告沒收，以供被害人求償，但因實際上被害人因現實或各種因素，卻未另行求償，反致行為人因之保有犯罪所得。是修正後刑法之沒收、追徵不法利得條文，係以杜絕避免行為人保有犯罪所得為預防目的，並達成調整回復財產秩序之作用，故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封鎖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前揭修正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顯係創設刑法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封鎖沒收或追徵之條件之例外，自應從嚴限縮解釋，以與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揭示之立法價值協調一致。本院審酌沒收犯罪所得之本質是一種不當得利的衡平措施，使行為人所造成財產利益的不法流動回歸犯罪發生前的合法狀態，並非在使國庫終局享有犯罪利得，因此，犯罪被害人之民事請求權應優先於國庫利得沒收權，當屬確論，惟其優先性並不排斥沒收宣告，而係使被害人（權利人）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規定請求。　　二、次按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至5項之沒收規定，此一制度乃基於「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思維所設計之剝奪不法利得之機制。而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乃為避免任何人坐享犯罪所得，並為遏阻犯罪誘因及回復合法財產秩序之準不當得利衡平措施，是以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 立法理由說明五（三）中，即以「依實務多數見解，基於徹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明白揭示採取「總額沒收」原則。而107 年 1月31日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有關應沒收之「犯罪所得」，依前揭說明，既已齊一採取刑法沒收新制關於犯罪所得範圍之定義，於計算應沒收之「犯罪所得」時，亦應採取「總額沒收」原則，以達新法沒收犯罪所得透過修正不法利益移轉的方式達成犯罪預防效果之立法目的。三、再按刑法第38條之1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定有規定。另按，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其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惟事實審法院仍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於各共同正犯有無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多寡，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結果，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四、末按刑法第38條之1關於犯罪所得應予沒收之規定，旨在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因犯罪而直接、間接所得，或因犯罪所生之財物及相關利益，以貫徹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犯罪所生利益之理念，藉以杜絕犯罪誘因，而遏阻犯罪，並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限於個案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時，始無庸沒收。故如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或被害人已因犯罪行為人賠償而完全填補其損害者，自不得再對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以免犯罪行為人遭受雙重剝奪。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之情形而言，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產犯罪，行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91號判決意旨參照）。五、本案被告與林允澤係以藉由綠陽新創公司名義為本件詐偽犯行，是就整體犯罪過程觀之，實為2人共同取得9,940萬9,50 0元，又依上開說明，渠等為此給付予不知情業務之佣金等成本，即不予扣除，並應扣除其等業已返還投資人部分（如附表三編號3、17部分），故所餘犯罪所得為78,409,500元（計算式：9,940萬9,500-19,500,000-1,500,000=78,409,5 00）。另被告、林允澤上開共同獲利部分，因渠等就上揭犯罪所得之實際分配情形，卷內查無具體事證足資認定，故就其等犯罪所得分別應如何分配無法認定，承前開判決意旨，應認平均分擔應沒收部分二分之一，是認被告之犯罪所得為 39,204,750元（計算式：78,409,500/2=39,204,750）。該等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應諭知沒收，並為維護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之求償權，依證券交易法第171 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錦鴻提起公訴，檢察官邱曉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許芳瑜　　　　　　　　　　　　　　　　　　　法　官　楊世賢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證券交易法第20條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違反第一項規定者，對於該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或出賣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委託證券經紀商以行紀名義買入或賣出之人，視為前項之取得人或出賣人。證券交易法第171條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一、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二、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三、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資產，致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五百萬元。犯前項之罪，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有第一項第三款之行為，致公司遭受損害未達新臺幣五百萬元者，依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及第三百四十二條規定處罰。犯前三項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超過罰金最高額時，得於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範圍內加重罰金；如損及證券市場穩定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二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違反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準用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至前項規定處罰。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二項至第七項規定，於外國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適用之。證券交易法第179條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公司法第9條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或股東雖已繳納而於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或任由股東收回者，公司負責人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有前項情事時，公司負責人應與各該股東連帶賠償公司或第三人因此所受之損害。第一項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但判決確定前，已為補正者，不在此限。公司之負責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以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罪辦理設立或其他登記，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後，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職權或依利害關係人之申請撤銷或廢止其登記。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2025-03-26

TPDM-111-金重訴-6-20250326-2

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誣告等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42號公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馮馨儀上列被告因誣告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15 7號、第1836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馮馨儀犯偽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　　事　實一、緣馮馨儀前於民國110年11月4日某時，以其所有之車牌號碼 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質押車輛）為質押品，向高雄市○○區○○路000號「奕金當舖」借款新臺幣（下同）24萬元，並在「車輛取回同意書」上簽署其姓名2枚，及在「押當車輛借用切結書」上簽署其姓名3枚（下合稱本案簽名）。嗣因馮馨儀未繳納利息，「奕金當舖」業務員李建泓於111 年2月14日某時，委由拖吊車拖吊質押車輛，馮馨儀則以李建泓違法拖吊該車為由，向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對李建泓提起強制罪之告訴（即屏東地檢111年度偵字第4528號案件，下稱A案，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非本案誣告起訴範圍），復於111年6月30日提起侵占、竊盜等告訴（即該署111年度他字第1961號案件，下稱B案，後經檢察官簽結，非本案誣告起訴範圍）。二、馮馨儀於111年9月30日9時8分許，以B案告訴人暨證人身分，在屏東地檢第十偵查庭內接受檢察官訊問時，明知本案簽名為其所簽署，卻就本案簽名是否為其所簽署，此一與李建泓拖吊質押車輛之行為是否具有違法性或不法所有意圖，因而涉犯B案罪嫌之重要事項，經供前具結後，基於偽證之犯意，虛偽證述本案簽名非其所簽署，又於該次訊問時，基於非指定犯人誣告之犯意，以前揭虛偽證述內容，對屏東地檢檢察官誣告「奕金當舖」不詳人員涉犯偽造文書罪嫌（即該署111年度偵字第12330號案件，下稱C案，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就起訴書所載之偽造指印部分內容，由本院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詳後述）。嗣李建泓於111年10月31日以C案被告身分接受訊問時，提出馮馨儀自行簽署本案簽名之照片，而查悉上情。三、案經李建泓告發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令轉屏東地檢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甲、審理範圍之說明　　按檢察官之起訴書記載不明確或有疑義，法院自應經由訊問或闡明，使之明確，且當事人復無爭執，法院就已更正之被告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依法定訴訟程序進行審判，即不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97年度台非字第108號判決意旨參照）。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中，雖記載被告馮馨儀於111年2月14日對告發人李建泓（下稱李建泓。因被告並未指定李建泓為誣告，且李建泓非屬偽證之直接被害人，應認其屬告發人）提出A案告訴，又於111年6月20日對李建泓提出B案告訴，惟此是否屬於本案誣告部分之起訴範圍，尚有未明。而此部分據屏東地檢函稱誣告範圍為被告接受B案訊問時，所提出之C案告訴，有該署113年1月31日屏檢錦良112偵5157字第1139004 849號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7頁），揆諸前揭說明，本院自應以該函所指特定內容，為本案審理範圍，合先敘明。乙、有罪部分一、證據能力方面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不符刑法第1 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65至166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揭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㈡本判決所引用之其餘文書證據及證物，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作為本案裁判之資料。二、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事實欄所載時、地，向「奕金當舖」質押車輛借款，並在「車輛取回同意書」、「押當車輛借用切結書」上簽名，且對李建泓提告A案、B案，並以告訴人暨證人身分接受檢察官訊問時，經供前具結後，證述本案簽名非其所簽署，且對「奕金當舖」不詳人員提起C案告訴（見偵一卷第75至77頁，本院卷第41至48、157至167頁），惟否認有何誣告、偽證犯行，辯稱：我當時忘記本案簽名是不是我簽署的，因為時間間隔有點久，簽過哪個文件也不確定等語（見本院卷第44、159至160頁），於審理時則行使緘默權（見本院卷第244頁）。經查：　㈠被告前揭坦承部分，與證人即告發人李建泓於警詢及B案偵查時之證述相符（見警一卷第9至10頁，C案偵卷第21至22頁），並有「奕金當舖」當票（見A案警卷第18頁）、高雄市當鋪商業同業公會流當證明書（見A案警卷第19頁）、借款契約書及本票（見A案警卷第20頁）、車輛取回同意書（見A案警卷第21頁）、押當車輛借用切結書（見A案警卷第22頁）、被告證件影本2份暨簽約照片（見A案警卷第23至25頁）、質押車輛車籍資料（見A案警卷第26頁）、被告簽署借款相關文件之照片共9張（見C案偵卷第23至39頁）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按未指定犯人之誣告罪，以明知所告事實之虛偽為其成立要件。若係出於誤認或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縱令所告不實，因其缺乏誣告故意，仍難令負刑責（最高法院86年度台非字第36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偽證罪，係以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為其構成要件。所謂「虛偽陳述」，係指證人對於所知實情故作虛偽之陳述而言，亦即行為人主觀上明知反於其所見所聞之事項而故意為不實之陳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008號判決意旨參照）。由上可知，未指定犯人誣告、偽證罪均係以明知為構成要件，如係單純誤認、誤解或懷疑有此事實者，縱使為間接之故意或過失，仍難繩以該等之罪。　㈢然誣告罪，本不限於所告事實全屬虛偽時，始能成立，倘所告事實之一部係出於故意虛構，亦屬誣告。若以自己親歷之事實，堅指他人有犯罪行為，向該管公務員告訴，因非出於誤會或懷疑而係出於故為虛構者，即無解於誣告罪之構成。所謂虛構事實，係指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者而言，若係單純誤認、誤解或懷疑有此事實者，固難謂與該罪構成要件相符，然慮及司法資源係全民所共有共享，本不容少數人無端濫用，且刑事訴追為國家打擊犯罪之重要手段，一旦啟動將使訴追對象蒙受調查、強制處分、偵查或審判等公權力措施衍生之不利益，從而誣告罪目的即在於禁止妨害司法權之正當行使，但為兼衡合理保障人民訴訟權起見，行為人所申告內容仍須本諸合理之基礎事實為之，要非可徒憑己意，虛構事由，無端申告他人，事後再以係單純出於主觀誤認、誤解或懷疑而飾詞卸責，即難符事理之平（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61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偽證罪之成立，亦應為同一解釋。茲說明本院認定如下：　⒈本案簽名為被告親自簽署，業經認定如前，且被告於供前具結後，仍證述「車輛取回同意書」、「押當車輛借用切結書」上簽名和指印都不是其所簽署，並執之對「奕金當舖」偽造簽名之人（按：未指定特定人）提起偽造文書告訴一節，有被告於111年9月30日作為告訴人及證人接受訊問之筆錄（見B案他卷第32頁）、證人詰文（見B案他卷第35頁）在卷可佐，由此可知前開簽名為被告「自己親歷之事實」，並非輕信他人傳說，因而產生懷疑、誤會之情形。復細繹「車輛取回同意書」、「押當車輛借用切結書」上之被告署名，與「借款契約書」所載之被告署名，在筆順、長度、形狀均屬類似（具體而言，如「馨」字之「声」部，筆畫會延伸至底部；或「儀」字之「我」部，左下至右上之筆畫有相連之情形），與被告於111年間歷次訊問筆錄上署名亦無明顯差異，有該等文書（見A案警卷第20至22頁）、筆錄上載簽名可佐（見A案警卷第9頁，B案他卷第7頁），足徵被告本案簽名係以其日常生活中慣用方式為之，被告理應能辨識該署名為其親簽。參以被告於審理時亦自承：因為有隔一段時間了，我要看到紙本才會想起來是不是我簽的；（法官問：在案發時即111年9月30日如果當時有給你看紙本，你應該就知道是誰簽署的？）「對」等語（見本院卷第43頁），堪認倘經提示紙本文件予被告辨識，衡情被告不會誤認。　⒉復經本院勘驗前揭偵查時之錄音檔案，於「錄音時間（下同）00：01：17至01：01：35」處，檢察官問：「那這個案件檢察官要請你當證人，當證人要說實話不可以說謊，若說謊會有偽證罪有期徒刑七年以下處罰，這樣了解嗎」，被告答：「了解」，隨即朗讀證人詰文內容、其姓名、日期，並於證人詰文上簽名；於「00：02：09至00：02：52」處，檢察官問：「馮小姐，那輛BDQ-5265這輛車子是你自己名下的嗎？」，被告答：「對」。又檢察官問：「好，這個車子後來現在有還你了嗎？」，被告答：「沒有」，復檢察官問：「那時候你是跟當鋪借多少錢？」，被告答：「25萬元」。檢察官再問：「25萬。我看你這個契約寫24欸，是25嗎？」，被告答：「喔24啦」；於「00：02：52」處，檢察官問：「那時候錢都有領到嗎？」、「是拿現金嗎還是匯款給你？」，被告答：「現金，現金」、「沒有全部拿到，他先扣第一期的那個利息起來」；於「00：04：11」處，檢察官提示借款契約書、車輛取回同意書、押當車輛借用切結書，問：「你幫我看一下這三頁，就是契約書、車輛取回同意書跟這個押當車輛借用切結書，這三頁，我看三頁上面你有簽名，其中有兩份你有蓋指印，這個是你當時自己簽名蓋章的嗎？你幫我確認一下」、「你看一下你的筆跡，那個是你自己的筆跡嗎？」，被告答：「不是」，後經檢察官再行詢問：「三張都不是嗎？還是哪一張不是？」、「你先幫我從第一張看好了，借款契約書那張是嗎？」、「指印呢？」，被告答：「借款契約書是」、「我忘記當下有沒有簽指印，我忘記了」；於「00：05：08至00：05：27」處，檢察官再次問：「車輛取回同意，你幫我翻一頁的那一張，有嗎？這一張呢？我三張分開問」，被告答：「沒有」。又檢察官問：「這張不是你簽的？」、「上面你的名字不是你簽的？」，被告答：「對」、「不是」。檢察官再問：「第三張呢？」，被告答：「更不是啊」；於「00：07：24至00：07：51」處，檢察官問：「你說那個筆跡都不是你的？這樣…」，被告答：「好像只有一張是我的筆跡，然後其他就不是了」。檢察官再問：「只有第一張？」，被告答稱：「對」。檢察官又問：「那你，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他們偽造你的簽名？」，被告答：「對」。經檢察官告知「你剛剛有具結喔你知道齁？當證人要說實話喔」，被告答：「對。我知道，我知道。」；於「00：08：18」處，檢察官問：「你剛剛稱，你說後面兩個車輛取回同意書跟押當車輛借用書上面不是你自己的親筆的簽名也不是你的字跡？」，被告答：「不是」；於「00 ：08：49」處，檢察官問：「你說指印你忘記了？」，被告答：「對」。檢察官又問：「簽名不是你的簽名？」，被告答：「對，不是我的」；於「00：09：32」處，檢察官問：「你要告他們偽造文書？」、「你要告誰啊這個部分？」，被告答：「對」、「就是『奕金當舖』的人」，檢察官又問：「奕金當舖的人偽造文書，就是你的意思是說，看誰偽造你的簽名就要告那個人這樣子？」，被告答：「對」；於「00 ：10：08」處，檢察官問：「所以這兩張紙都沒看過？」，被告答：「對」，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7 1至177頁），可知被告經檢察官提示「借款契約書」、「車輛取回同意書」及「押當車輛借用切結書」，並數次告知具結之法律效果，須說實話等旨後，仍明確證述本案簽名非其簽署，並稱欲對偽造其簽名之人提起偽造文書告訴，顯非出於一時誤認、有所懷疑或記憶不清。　⒊又依前揭勘驗筆錄，可知被告於訊問之初，就檢察官所詢其向「奕金當舖」借款數額、給付方式、質押車輛現況等事項，均可正常回答，且回答內容與前揭當票、借款契約書之記載大致相同（見A案警卷第18、21頁），更可就檢察官所未詢問或提示之細節（如預扣第一期利息部分）為陳述，因此可推知被告於受訊問當時，對於借款、質押車輛等事項，並未遺忘，再參以被告於當時亦可明確區分「借款契約書」上之署名為其親自簽署，另指印部分則遺忘是否為自己所蓋印，可知其如確已記憶不清，亦能清楚表達自己遺忘之旨，因此可反徵其證述本案簽名非其所簽署時，係有意為之，非單純出於記憶不清或誤會。復本院就被告於111年9月30日之精神狀況及記憶能力有無受到影響等節，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鑑定結果略以：被告於111年9月30日製作筆錄時，儘管被告稱自己有時無法清楚回憶事件細節，但卷宗資料與觀察均顯示其並未有實質記憶障礙，且在訊問時能回憶事件細節，於鑑定時的會談，被告則展現合理化行為與誇大記憶缺失的傾向，與心理評估中顯示的傾向相符，另被告亦否認製作筆錄時有飲酒或使用精神科藥物導致精神恍惚等情形，且被告能清楚描述製作筆錄時的狀況，當時在行為辨識與控制能力上並無顯著降低，因此鑑定人判定被告於製作筆錄時，具備辨識行為違法與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等語，有該院113年12 月10日高市凱醫司字第11372617800號函暨所附精神鑑定書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91至219頁）。　⒋綜合前述，被告於111年9月30日接受B案檢察官訊問時，經檢察官提示「車輛取回同意書」、「押當車輛借用切結書」後，依其當下認知能力，可辨別本案簽名為自己的筆跡，然被告於實際閱覽前揭文書，並經檢察官提醒、告知具結之法律義務後，竟未有任何懷疑或不確定之保留，仍堅稱本案簽名非其所製作，並提出告訴，故能排除係單純因誤會或記憶不清等其他原因，揆諸首揭說明，自足認定被告具偽證、未指定犯人誣告之故意。被告所辯，應為臨訟卸責之詞，不可採信。　㈣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論罪之法規適用　⒈按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需針對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亦即該事項之有無，足以影響於偵查、裁判之結果者而言。被告前揭虛偽證述內容，形同指述該等文件上之被告簽名遭人偽造，李建泓在未經被告同意之情形下逕行拖吊質押車輛，具有不法所有意圖。從而，「本案簽名是否為被告所製作」一節，確為B案案情之重要事項無訛。　⒉次按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係以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為構成要件。所謂「他人」，乃指特定之人，固非必須具體指出被誣告者之姓名；但須在客觀上可得確定其為某特定之人，始足當之。如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犯罪者，且依其所誣告之事實，亦無法認定其所指犯罪之人，則應成立同法第171條第1項之未指定犯人之誣告罪（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05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提出C案告訴時，僅表示其欲向「奕金當舖」偽造其簽名之人提出，並未指明欲對「奕金當舖」之何特定人提起告訴，且亦無證據顯示「奕金當舖」僅有李建泓1人，揆諸前揭說明，自難認被告已有指定特定之人為誣告，僅能成立未指定犯人誣告罪。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68條偽證罪，同法第171條第1項未指定犯人誣告罪。有關論罪之說明：　⒈起訴書認被告誣告部分，係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誣告罪（見起訴書第4至5頁），有所未洽，惟此業據檢察官更正起訴法條為同法第171條第1項未指定犯人誣告罪，有屏東地檢11 3年1月31日屏檢錦良112偵5157字第1139004849號函（見本院卷第27頁）、本院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第42頁）在卷可佐，基於檢察一體原則，本院毋庸再引用刑事訴訟法第30 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⒉又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ㄧ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又偽證與誣告行為均係侵害國家司法權正確行使之法益，如從行為人主觀之意思及所為之客觀事實觀察，依社會通念，其偽證與誣告間自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法律評價自應認屬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較為適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第244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111年9月30日接受檢察官訊問時，於同一訊問程序中，先行就B案案情相關事項為虛偽證述，後又以該虛偽證述內容未指定犯人提起C案告訴，雖屬不同案件，然客觀時間、行為仍有重疊，實質內容亦有關聯性，依一般社會通念難以分離，揆諸前揭說明，自應評價為想像競合犯為適當。從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前揭偽證、未指定犯人誣告罪名，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應從一重論以偽證罪處斷。　㈢刑減輕事由之說明　⒈被告所為，不得依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予以減輕或減免：　　查本院將被告送往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為精神鑑定後，該院認被告於111年9月30日接受檢察官訊問時，並無辨識行為違法與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下降或缺失之情況，業經認定如前，自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之適用。　⒉被告所為，不能依刑法第172條規定減輕其刑：　　犯第168條至第171條之罪，於所虛偽陳述或所誣告之案件，裁判或懲戒處分確定前自白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刑法第17 2條固有明文。惟此所謂「裁判確定前」，除指經檢察官起訴而尚未經裁判確定者外，並包括「案件未經檢察官起訴繫屬於法院而終結之情形，例如經檢察官處分不起訴、緩起訴或行政簽結等情形（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45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迄本院審理時仍未自白，本無前揭規定之適用，又其雖於112年8月10日訊問時即坦承本案簽名係其所簽署之客觀事實（見偵一卷第75至77頁），然斯時B案業經檢察官於111年10月4日簽結（見B案他卷第51至53頁簽呈），C案亦於112年3月21日為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見C案偵卷第55至57頁不起訴處分書），揆諸前揭說明，自無刑法第 172條規定之適用。　㈣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偽證、未指定犯人誣告之行為有使偵查、審判機關發生錯誤之危險性，對裁判正確性公益之傷害甚深，雖幸為檢察官發覺，未生冤抑，然已耗費司法資源，妨害國家司法權之行使，所為於法難容，本應予嚴懲，惟被告雖於審理時未坦承犯行，然其於偵查時即自承本案簽名確為其所簽署，並無爭執，且被告係於111年9月30 日接受訊問時，經檢察官提示「車輛取回同意書」、「押當車輛借用切結書」後，始為前揭偽證行為，並經檢察官主動詢問是否提起C案告訴後，被告始為未指定犯人之誣告行為（見本院卷第171至177頁勘驗筆錄），雖然仍無解偽證、未指定犯人誣告犯意之認定，惟仍可知被告並非預謀為之，況其於案發時確罹患有環境適應障礙、混合焦慮及憂鬱情緒、鬱症等疾患所擾（見A案偵卷第25頁診斷證明書，B案第83至 217頁病歷資料，本院卷第133至146、193至221頁診斷證明書暨病歷、精神鑑定書），又面臨質押車輛遭拖吊之司法訴訟與債務問題，所處情況尚屬可憫，並兼衡被告於審理時自陳學歷、工作、收入及家庭狀況（見本院卷第253頁）等一切情狀，本院認本件毋庸為過重量刑，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啟自新（又本判決宣告之罪刑不得易科罰金，惟得於本案確定後依刑法第41條第3項規定，向執行檢察官聲請易服社會勞動，由執行檢察官依職權審酌）。至前揭情狀雖得為被告量刑之有利考慮，然被告於審理時終未坦承犯行，且前揭精神鑑定結果仍認其意識違法之能力並未降低，具承擔罪責之能力，本院因認不宜宣告緩刑，附此指明。丙、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偽證、誣告指印部分）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明知「車輛取回同意書」、「押當車輛借用切結書」上載其指印各4枚，為其親自按捺，李建泓並無偽造指印之情事，竟於本判決事實欄二所載訊問程序中，經供前具結後，基於誣告、偽證之犯意，就此部分為虛偽證述，並誣指李建泓涉有偽造文書罪嫌。因認被告就前揭指印部分，亦涉刑法第168條偽證罪，同法第169條第1項誣告罪嫌（嗣於準備程序時更正為同法第171條第1項未指定犯人誣告罪嫌）等語（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確已載明指印部分事實，難認為誤繕，況該內容雖與本判決事實有所關聯，惟仍可獨立作為誣告、偽證內容之一部，屬構成要件事實之具體內容，非單純為犯罪手段之不同，自無從以更正方式修正犯罪事實，附此敘明）。二、惟依前揭本院勘驗前揭偵查時之錄音檔案，於「00：08：49 」處，檢察官問：「你說指印你忘記了？」，被告答：「對」；於「00：09：32」處，檢察官問：「就是你的意思是說，看誰偽造你的簽名就要告那個人這樣子？」，被告答：「對」，有該勘驗筆錄可佐（見本院卷第175至176頁），可認被告並未明確證述他人有偽造其指印，或執此內容作為提起 C案告訴之一部。從而，起訴書認被告亦有就指印部分為虛偽證述及誣告等犯罪事實，即屬不能證明，惟此部分倘成立犯罪，與本判決前揭論罪科刑部分有接續犯之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68條、第1 71條第1項、第55條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錢鴻明、邱瀞慧提起公訴，檢察官吳紀忠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以齊　　　　　　　　　　　　　　　　　　　法　官　林鈺豐　　　　　　　　　　　　　　　　　　　法　官　吳品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沈君融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168條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171條第1項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犯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卷別對照表組別簡稱卷宗名稱備註 1 警一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高市警新分偵字第11273454500號卷本案部分偵一卷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157號卷偵二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7197號卷偵三卷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361號卷本院卷本院112年度訴字第642號卷 2 A案警卷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130666800號卷 A案部分 A案偵卷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528號卷 3 B案他卷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1961號卷 B案部分 4 C案偵卷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330號卷 C案部分

2025-03-26

PTDM-112-訴-642-20250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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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交付法庭錄音光碟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18號聲請人葉譩鴻上列聲請人就請求確認界址事件（本院112年度簡上字第33號），聲請交付法庭錄音光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人於繳納費用後，准予交付本院112年度簡上字第33號事件中華民國113年1月16日、114年2月12日之法庭錄音光碟。聲請人就第一項所示法庭錄音光碟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　　理　由一、按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得於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6個月內，繳納費用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時，應敘明理由，由法院為許可與否之裁定。法院受理前項聲請，如認符合聲請要件，並在聲請期間內提出，且就所主張或維護法律上之利益已敘明者，除法令另有排除規定外，應予許可。其聲請經法院裁定許可者，每張光碟應繳納費用新台幣（下同）50元。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第1、2、3項亦定有明文。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即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期日中陳述諸多不實抗辯，然上開陳述未完整，此涉及當事人法律上利益，為使聲請人就相對人不實抗辯於第三審提出相關佐證，聲請交付光碟。另法院於言詞辯論程序中，雖准聲請人以書面補充狀方式事後補提陳述，惟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允聲請人於庭上再行補充陳述意見，為保障聲請人訴訟權，聲請交付光碟。再者，聲請人為釐清相對人於言詞辯論程序中所為不實抗辯，具狀聲請閱覽該期日筆錄，然經駁回聲請，並諭示需俟本案判決宣示後始得依法聲請閱卷，爰依法聲請交付系爭錄音光碟等語。三、經查，本件聲請人葉譩鴻為本院112年度簡上字第33號請求確認界址事件當事人葉温柔之訴訟代理人，屬民事訴訟法第 242條第6項及民事閱卷規則第2條規定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復已敘明聲請交付法庭錄音以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又持有法庭錄音、錄影內容之人，就所取得之錄音、錄影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違反前項之規定者，由行為人之住所、居所，或營業所、事務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處3萬元以上30 萬元以下罰鍰。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4第1、2項定有明文，併特予裁示以促注意遵守，附此敘明。四、爰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黃佩韻　　　　　　　　　　　　　　　　　　　　　　　　　　法　官　張佐榕　　　　　　　　　　　　　　　　　　　　　　　　　　　　　　　　　　法　官　陳美利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雪鈴

2025-03-26

CYDV-114-聲-18-20250326-1

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55號公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彭薪運（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暫寄押法務部○○○○○○○○○○○）選任辯護人周書甫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2425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彭薪運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貳年。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拾萬捌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彭薪運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規定之第二級毒品，不得非法持有、販賣，竟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民國110年12月16日晚間10時12分前某時許，以通訊軟體iMessage與馮建忠聯繫，雙方達成買賣甲基安非他命之合意後，彭薪運遂於110年12月16日晚間10時12分後約1至2小時後，在馮建忠位於新北市○○區○○路00巷0弄00號3樓之住所，販賣重量2台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馮建忠，並由馮建忠當場交付新臺幣(下同)10萬8,000元予彭薪運，而完成毒品交易。　　理　由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辯護人雖主張證人馮建忠於偵查中之證述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屬傳聞證據，無證據能力等語。惟查，偵查中檢察官通常能遵守法律程序規範，無不正取供之虞，且接受偵訊之被告以外之人，已依法具結，以擔保其係據實陳述，如有偽證，應負刑事責任，有足以擔保筆錄製作過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乃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蓋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有訊問被告、證人、鑑定人之權，且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甚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而對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乃同法第159條第1項所謂得作為證據之「法律有規定者」之一，為有關證據能力之規定，係屬於證據容許性之範疇。而被告之反對詰問權，屬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第16條所保障之基本訴訟權，不容任意剝奪。此與證據能力係指符合法律所規定之證據適格，而得成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與否之證據資格，性質上並非相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2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證人馮建忠偵訊時所為之證述，係基於證人地位，經合法具結所為之言詞陳述，且查無檢察官違法取證而有「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被告彭薪運及辯護人未曾提及檢察官於偵訊時有何不法取證之情形，亦未釋明上開證述有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卷存證據資料亦未見有此情況，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無不當取證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馮建忠於上述檢察官偵訊之證述自有證據能力。又證人馮建忠於本院審理時經合法傳喚、拘提均未到庭，且其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而經通緝等節，有送達證書、拘票、拘提報告書、法院通緝紀錄表在卷可憑，堪認證人馮建忠於審判中確有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之情，而無從於審判中踐行詰問、對質之程序，不能認有何可歸責於法院之事由而不當剝奪被告訴訟防禦權之問題。綜上，證人馮建忠於檢察官偵訊之證述，經依法調查、辯論後，已給予充分防禦機會，且本件非以該證人之證述為唯一證據，仍有其他補強證據，自得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是辯護人以辯稱：馮建忠於檢察官偵訊時之證述，並無證據能力等語，並非足採。　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上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有明文。查本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因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對上述證據之證據能力均不爭執，迄言詞辯論終結時，亦未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121、131、181至182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之情況，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前揭法條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㈢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復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均有證據能力。二、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及依據：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辯稱：我不記得我有沒有販賣給馮建忠這件，我有販賣給馮建忠過，也已經被判刑了，但我不記得這件我是否有販賣給他云云；辯護人亦為被告辯稱：馮建忠係為減刑才任意指認被告，本案沒有辦法確定買賣毒品客體、數量、價格，本案無其他證據足以補強證人馮建忠之證詞，故無法證明被告有販賣毒品等語。經查：　㈠馮建忠如何於110年12月16日22時12分後約1至2小時後，在馮建忠位於新北市○○區○○路00巷0弄00號3樓之住所，以10萬8, 000元，向被告購得重量2台之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等情，業經證人馮建忠於偵查中具結證述明確（見113年度他字第1910 號偵查卷第40頁至第42頁）。此外，並有馮建忠與被告間聯繫購買毒品之訊息內容在卷可稽（見同上偵查卷第4頁至第7 頁），再觀以上揭通話內容，證人馮建忠與被告間有以通訊軟體iMessage傳送如下之訊息內容：被告（暱稱為「朋朋」，下同）於110年12月15日傳送「54二台108一路發」、「要嗎」等訊息予馮建忠，馮建忠則回覆「好」，馮建忠又於11 0年12月16日傳送「到哪裡了」、「我很準時的，十點半沒到，我就下別人單了」，被告回覆「別這樣」、「我已經到土城了」、「在金城路」、「三段了」，馮建忠則傳送「再慢十點半也到了」、「樓下有先開了」、「但若被鄰居關了，我再下去幫你開吧」等情，有被告與馮建忠間之通訊軟體 iMessage訊息內容翻拍照片在卷可參，是以被告向馮建忠表示「54二台108一路發」等語，顯屬一般進行毒品交易者常見隱諱地描述毒品之語句，矧以毒品交易中，交易雙方多互相熟識或具有特殊默契，同時為逃避偵查機關之查緝，商談毒品交易細節（諸如毒品種類、數量、價金等）多以暗語為之，且暗語之意涵，多為買賣雙方所知悉、交易慣性（如交貨地點）或相互默契，是買受者對於暗語及通話內容含意所為之解釋，當屬可信。而施用或持用、購買毒品者，關於其毒品來源之陳述，固須有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真實性，始得作為判斷依據。而所謂補強證據，不以證明全部事實為必要，只需因補強證據與該購買毒品者之供述相互利用，足以使其關於毒品來源之對象及原因所陳述之事實獲得確信者，即足以當之。本案證人馮建忠於偵查時，對於上揭訊息內容中暗語解釋、交易時間、地點、交付毒品數量、價金等節，均與上開訊息內容翻拍照片內容大致相符，再衡以證人馮建忠於偵查中證稱：因為有接觸到安非他命，誰介紹我忘記了，因為對方知道我有在用安非他命，所以就介紹說被告有賣毒品，叫我跟他聯絡等語（見同上偵查卷第40頁），被告亦於偵查中供稱其與證人馮建忠間沒有仇恨、糾紛一節在卷（見同上偵查卷第48頁），卷內亦乏證據足認其與被告間有何仇隙，若非被告確有為其上開證述內容之情事，證人馮建忠當無捏造不實情事，誣陷被告之必要及動機，益徵證人馮建忠上揭證述，應與事實相符，並非故意設詞構陷被告，此外，被告亦於偵查中亦供承上揭對話內容為其與馮建忠之對話紀錄，且其通訊軟體iMessage暱稱為「朋朋」，「一台」是毒品數量等情在卷（見同上偵查卷第48頁），核與證人馮建忠上揭證述相符，益徵證人馮建忠上揭證述非虛，應堪採信，是證人馮建忠於偵查中證稱被告於上揭時、地，以10萬8,00 0元之代價，販賣重量2台之甲基安非他命給馮建忠，應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被告、辯護人前開所辯，即難憑採。　㈢按以營利之意圖交付毒品，而收取對價之行為，觸犯販賣毒品罪；苟非基於營利之意圖，而以原價或低於原價有償轉讓毒品與他人，僅得以轉讓毒品罪論處；若無營利之意圖，僅基於幫助施用毒品者取得供施用毒品之目的，而出面代購，或共同合資購買並分攤價金及分受毒品，則屬應否成立施用毒品罪或係幫助犯之範疇，三者行為互殊，且異其處罰（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216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認定行為人是否有營利之意圖，當可審酌供需者間接洽之情形、該交易如何起始、商議、達成合意，並勞費及風險之承擔等客觀情狀，以為判斷之所據（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字第1282 號判決意旨參照）。販賣毒品者，其主觀上須有營利之意圖，且客觀上有販賣之行為即足構成，至於實際上是否已經獲利則非所問。即於有償讓與他人之初，係基於營利之意思，並著手實施，而因故無法高於購入之原價出售，最後不得不以原價或低於原價讓與他人時，仍屬販賣行為。必始終無營利之意思，縱以原價或低於原價有償讓與他人，方難謂為販賣行為，而僅以轉讓罪論處（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86 5 號、105 年度台上字第1684號判決參照）。復按販賣毒品係違法行為，亦無公定價格，可任意分裝增減份量及純度，且每次買賣之價格、數量，亦隨時依雙方之關係深淺、資力、需求量、對行情之認知、來源是否充裕、查緝是否嚴緊、購買者被查獲時供出來源之可能風險評估等因素，而異其標準，故常機動調整，非可一概而論。從而，販賣之利得，除非經行為人詳細供出其販賣毒品之進價及售價，且數量俱臻明確外，實難察得其具體得利之實情；然販賣者從價差或量差中牟利，方式雖異，惟其販賣之目的在於意圖營利則屬同一。是舉凡有償交易，除足以反證其確係另基於某種非圖利本意之關係外，尚難祇因無法查悉其精確之販入價格，作為是否高價賣出之比較，即謂其無營利之意思而阻卻販賣犯行之追訴。再者，毒品之價格不低，取得不易，苟無利可圖，應無甘冒被查緝法辦之風險，平白無端轉讓他人，而有從中賺取價差或量差以牟利之意圖（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 1229號、105 年度台上字第2185號、105 年度台上字第738 號判決均同此見解）。查被告與證人馮建忠彼此間並非近親或有任何特殊情誼，被告當無可能甘冒重責逕自無償交付該等毒品之理，是被告販賣重量2台之甲基安非他命之毒品予證人馮建忠，揆諸前開說明，顯有營利之意圖，當無疑義。　㈣綜上，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均不可採，本案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罪證明確，堪予認定，應予依法論科。至於被告雖聲請傳喚證人馮建忠，惟證人馮建忠業經本院於審理時合法傳拘無著，且另案遭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通緝中，核屬不能調查之證據，因認並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三、論罪科刑：　㈠罪名：　　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其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而持有毒品之低度行為，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壢簡字第130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9月1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且被告亦對前揭紀錄表所載上開執畢一情，於本院審理時表示無意見（本院卷第185頁），應足以證明被告因上開案件已執行完畢之事實，是被告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本罪，自符合累犯之要件，本院審酌被告前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前科紀錄，足徵其就此類犯行之刑罰反應力甚為薄弱，猶有矯正之必要性，並參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基於防制毒品氾濫、維護國民身心健康等重要公共法益，就本案適用刑法第47條累犯加重之規定，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事，是除死刑、無期徒刑部分外，加重其刑。　　　　　㈢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得酌量減輕其刑。」該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本係指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因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於犯罪情節輕微及犯後坦承犯行等，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減量減輕之理由。本件被告實行本案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戕害他人身心健康，其犯罪並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不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且其所犯本案販賣毒品之對象雖僅有馮建忠1人，然其販賣之第二級毒品之重量達2台、販賣金額為10萬8,000元，其犯罪情節非輕，是被告本件犯罪情狀，衡情尚無可憫恕之處，是本件自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餘地。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制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販賣第二級毒品欲藉以牟利，足以助長毒品之流通與氾濫，所為殊值非難，惟審酌其販賣毒品之數量、金額、對象人數，對於社會治安之危害程度，兼衡被告有毒品前案紀錄之素行，且自偵查迄至本院審理中均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其犯罪之動機、手段、情節，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185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四、沒收部分：　　被告販賣毒品之犯罪所得為10萬8,000元一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彭毓婷偵查起訴，經檢察官陳力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志中　　　　　　　　　　　　　　　　　　　　　　　　　　　　法　官　游涵歆　　　　　　　　　　　　　　　　　　　　　　　　　　　　法　官　劉芳菁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翰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主要之法律條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 3 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 5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 50 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26

PCDM-113-訴-555-20250326-1

審金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841號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450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坤明（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9 60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18771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王坤明犯附表主文欄所示之罪，共玖罪，各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一、王坤明、張育誠（張育誠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結）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由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年成員，向附表編號1之黃瑀心施行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寄送其申設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玉山帳戶）提款卡（含密碼）與詐欺集團，王坤明乃指示張育誠於民國112年11月15日上午10時46分許前往址設高雄市○ ○區○○路0號1樓統一超商愛河門市領取內有黃瑀心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玉山帳戶）提款卡之包裹，以供詐欺集團收受詐欺款項。二、王坤明、張育誠（張育誠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結）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以及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之洗錢犯意聯絡，由王坤明向張育誠收取前開黃瑀心玉山帳戶提款卡包裹上繳詐欺集團後，嗣由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年成員向附表編號2至7所示之人施行詐術，致附表編號2 至7所示之人陷於錯誤而匯款至詐欺集團指定之上開黃瑀心玉山帳戶內，再由詐欺集團不詳成年成員持提款卡自前開人頭帳戶內提領款項（詳見附表編號2至7所示），同時藉此製造金流斷點，隱匿各該筆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所在。三、王坤明、張育誠（張育誠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結）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以及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之洗錢犯意聯絡，由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年成員向附表編號8至9所示之人施行詐術，致附表編號8至9所示之人陷於錯誤而匯款至詐欺集團指定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局號00 00000號、帳號0000000號帳戶內，再由王坤明指示張育誠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何青海持提款卡自前開人頭帳戶內提領款項（詳見附表編號8至9所示），同時藉此製造金流斷點，隱匿各該筆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所在。四、本案改行簡式審判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之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傳聞法則之限制，合先敘明。　　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坤明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坦承不諱，核與附表編號1至9所示之告訴人及被害人、證人即同案被告張育誠、何青海所述相符，並有轉帳交易明細、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附表編號2至9所示之收款帳戶交易明細、貨件明細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均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被告就其所參與之前揭犯罪事實欄所示之犯行，既在其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負共同正犯之責。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皆堪以認定，均應予依法論科。六、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 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就何者有利於被告，分別說明如下：　⒈洗錢防制法第2條僅在文字簡化並將洗錢行為與保護法益做明確連結，毋庸為新舊法之比較。　⒉洗錢防制法第14條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則將該條移列至同法第19條，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 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上開條文之修正結果，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情形，有期徒刑之上限由7年降低為5 年，依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規定，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所定有期徒刑最重本刑較諸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為低，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對其進行論處。　　　㈡核被告附表編號1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附表編號2至9所為，均係犯刑法第 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9所示之犯行，與張育誠及其等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皆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本件附表編號5、6所示，被告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雖有多次向各該告訴人實行詐術使其轉帳之犯行，及附表編號2至8 所示，被告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亦各有多次提款而製造金流斷點藉此隱匿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與所在之洗錢犯行，然各均係分別基於同一概括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施，各侵害同一法益，均為接續犯，各應論以單一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及單一之洗錢罪。　　㈤被告就附表編號2至8所犯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各均為想像競合犯，應各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㈥被告所犯上開9次加重詐欺取財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㈦爰審酌被告明知當前詐欺集團橫行，政府窮盡心力追查防堵，且大眾傳播媒體亦屢屢報導民眾被詐騙之新聞，竟不思以己身之力，循正當途徑，賺取所需，為貪圖個人利益，致各該告訴人及被害人受有相當程度之財物損失，且迄今尚未實際賠償各告訴人及被害人之損失，實不可取；惟念及被告並非主要詐欺計畫之籌畫者；兼衡犯後就其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均已坦承不諱；暨審酌各告訴人及被害人遭詐欺之金額，被告於本院自述智識程度、經濟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各罪，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1至9 主文欄所示之刑。併斟酌被告所為之犯行，均係其於加入本件詐欺集團期間所為，犯罪時間相距非遠，且其各次參與詐欺取財犯行之犯罪手法亦相類，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採之限制加重原則，爰就被告所犯附表編號1至9所示之罪，合併定其應執行刑如其主文所示，以評價其行為之不法內涵，並示儆懲。　六、沒收　　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其他法律針對沒收另有特別規定，依刑法第11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該特別法之規定。又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於113年7月3 1日變更條號為洗錢防制法第25條，且修正該條第1項為：「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立法理由乃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立法者係針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避免無法認定是否為被告所有，而產生無法沒收之情，故採取「義務沒收主義」。然本案並無查獲任何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爰不予諭知沒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明確供稱其每日（112年10月30日、112年11月15日）之報酬為新臺幣（下同）3,000元，共計6,000元，此既為被告所收取，而屬被告之犯罪所得，縱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七、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公訴意旨雖以：被告就如附表編號1所示經論罪科刑之犯行，亦應構成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等語。惟被告就如附表編號1所示犯行，係與本案集團成員共同向告訴人黃瑀心詐得玉山帳戶提款卡，行為本身並未涉及掩飾、隱匿詐得提款卡來源及去向，是其此部分行為顯與一般洗錢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自不成立該罪。此部分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倘成立犯罪，與其所為如附表編號1所示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係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且因被告自白本案全部犯行，本院始踐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檢察官及被告對該程序均無異議，又檢察官於本案辯論時亦全程到庭執行職務，其與被告各自充分實行其訴訟權，就此自無須再撤銷原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之裁定而改行通常審判程序（最高法院96年度台非字第208號判決參照），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斐虹提起公訴，檢察官胡詩英追加起訴，檢察官王奕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翁碧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沂㐵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編號告訴人/被害人詐欺實行時間及方式匯入時間及金額（新臺幣，不含手續費）提領時間、金額（新臺幣，不含手續費）主　　　　　文 1 告訴人黃瑀心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13日某時許，向黃瑀心詐稱須提供提款卡及密碼，以購買代工材料云云，致黃瑀心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將玉山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交與詐欺集團成員。王坤明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2 告訴人方宇辰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15日下午2時許，向方宇辰詐稱有抽中獎項云云，致方宇辰陷於錯誤，而依指示為右列之匯款。 112年11月15日下午2時19分許、4,000元 112年11月15日下午2時29分許、2萬元；同日下午2時30分許、1萬9,000元（含編號3、5至7所匯款項）王坤明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3 告訴人吳宥臻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12日上午11時44分許，向吳宥臻詐稱購買商品可獲得抽獎機會云云，致吳宥臻陷於錯誤，而依指示為右列之匯款。 112年11月15日下午2時1分許、4,000元同編號1 王坤明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4 告訴人嚴偉倫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12日某時許，向嚴偉倫詐稱購買商品可獲得抽獎機會云云，致嚴偉倫陷於錯誤，而依指示為右列之匯款。 112年11月15日下午2時54分許、3萬元 112年11月15日下午2時57分許、2萬元；同日下午2時59分許、2萬元；同日下午3時1分許、2萬元；同日下午3時2分許、1萬2,000元王坤明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5 告訴人范芸瑄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15日下午1時35分許，向范芸瑄詐稱購買商品可獲得抽獎機會云云，致范芸瑄陷於錯誤，而依指示為右列之匯款。 112年11月15日下午2時15分許、2,000元；同日下午2時31分許、2,000元；同日下午3時19分許、2萬元同編號1、4 王坤明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112年11月15日下午3時28分許、2萬元；同日下午3時29分許、1萬9,000元 6 告訴人蒲冠菻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14日某時許，向蒲冠菻詐稱有抽中獎項云云，致蒲冠菻陷於錯誤，而依指示為右列之匯款。 112年11月15日下午1時28分許、4,000元；同日下午2時40分許、3萬6,333元同編號1 王坤明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7 被害人陳佳妮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15日某時許，向陳佳妮詐稱有抽中獎項云云，致陳佳妮陷於錯誤，而依指示為右列之匯款。 112年11月15日下午2時5分許、2,000元同編號1 王坤明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8 告訴人楊松亮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某日，向楊松亮詐稱公司遭駭客入侵，須監管帳戶以保障安全云云，致楊松亮陷於錯誤，而依指示為右列之匯款。 112年10月30日晚上6時14分許、2萬9,985元 112年10月30日晚上6時20分許、2萬元；同日晚上6時21分許、9,900元王坤明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9 告訴人楊雅玲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30日晚上8時許，向楊雅玲詐稱蝦皮帳戶遭凍結云云，致楊雅玲陷於錯誤，而依指示為右列之匯款。 112年10月30日晚上8時48分許、1萬2,998元 112年10月30日晚上9時許、1萬3,000元王坤明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025-03-26

KSDM-113-審金訴-1450-20250326-1

審聲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聲請閱卷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審聲字第12號聲請人即被告劉政彥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110年度審簡字第694號），聲請檢閱卷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劉政彥為提報假釋，計算償還具體金額，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之規定，聲請准予閱覽110年度審簡字第694號判決全部卷宗等語。二、按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及第3項分別規定「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但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限制之」、「被告於審判中經法院許可者，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但有前項但書情形，或非屬其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者，法院得限制之」。上開檢閱卷宗及證物之限制規定，其立法理由揭明「於判斷檢閱卷證是否屬被告有效行使防禦權所必要時，法院宜審酌其充分防禦之需要、案件涉及之內容、有無替代程序及司法資源之有效運用等因素，綜合認定之，例如被告無正當理由未先依第2項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即逕請求檢閱卷證，或依被告所取得之影本已得完整獲知卷證資訊，而無直接檢閱卷證之實益等情形，均難認屬其有效行使防禦權所必要」等旨。而依司法院釋字第762 號解釋意旨，被告之卷證資訊獲知權，屬其受憲法訴訟權保障之範疇，判決確定後之被告，如有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等訴訟上之需求，其卷證資訊獲知權應等同於審判中之被告，而得類推適用上揭包括但書在內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抗字第622號意旨參照）。基此，刑事訴訟法第33條之卷證資訊獲知權不應拘泥於文義，窄化侷限於「審判中」被告始得行使，應從寬解釋包括判決確定後之被告，因訴訟目的之需要，而向判決之原審法院聲請付與卷證影本，實無逕予否准之理，仍應個案審酌是否確有訴訟之正當需求及聲請付與卷證影本之範圍有無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但書規定應予限制之情形，而為准駁之決定。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因詐欺取財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審簡字第69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並於民國111年3月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見本院卷第12至 13頁）可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聲請人係於114年2月27日向本院聲請閱卷，有其聲請狀上本院收文戳章為憑（見本院卷第5頁），可知聲請人聲請閱卷時，本案已經判決確定，聲請人已非「審判中」之被告，依前開說明，本院自應審酌聲請人於判決確定後聲請閱卷，是否確有訴訟之正當需求。審以聲請人以提報假釋，需計算償還具體金額為由聲請閱覽本案全卷資料，目的顯非為聲請再審、請求非常上訴，或出於何種訴訟目的之正當需求，自無上開刑事訴訟卷證閱覽規定之適用。從而，聲請人之聲請於法無據，應予駁回。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 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何宇宸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涂頴君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2025-03-26

TYDM-114-審聲-12-20250326-1

憲裁

憲法法庭

聲請人因加重詐欺等罪定應執行刑案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憲法法庭裁定 114 年憲裁字第 58 號聲請人曾國乙上列聲請人因加重詐欺等罪定應執行刑案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本庭裁定如下：主文本件不受理。理由一、本件聲請人因加重詐欺等罪定應執行刑案件，認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抗字第 513 號刑事裁定（下稱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 477 條第 1 項（下稱系爭規定一）及刑法第 51 條第 5 款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二），有違憲疑義，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其聲請意旨略以：檢察官依系爭規定一聲請法院定應執行刑暨法院為裁定，均未事先告知聲請人或使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剝奪聲請人之訴訟權，牴觸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系爭規定二使法官裁定應執行刑時，以疊加二裁判以上所定執行刑之方式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 8 年 6 月，致聲請人所受之應執行刑重於其他情狀一樣之案件所定之應執行刑，有違憲法之罪刑法定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及第 80 條法官獨立審判原則等語。二、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其聲請應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 個月不變期間內為之；聲請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者，憲法法庭應裁定不受理，憲法訴訟法第 59 條及第 32 條第 1 項分別定有明文。三、本庭查：（一）行為人因數罪併罰，經法院分別宣告其罪之刑者，應如何定應執行之刑，其聲請與決定程序，係屬刑事處罰制度設計問題，立法者享有一定立法形成空間。系爭規定二就宣告多數有期徒刑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期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 30 年，而非採絕對執行累計之宣告刑，旨在綜合犯罪行為人及其所犯各罪之整體非難評價，重新裁量應執行之刑罰，除達刑罰謹慎恤憫之目的外，亦兼顧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區別及刑罰衡平原則。又個案就犯罪行為人應執行刑期之決定，乃屬審判權之核心作用，如有爭執，應循法定審級救濟途徑解決，非屬法規範憲法審查範疇。（二）聲請人無非主張法院定應執行刑刑期過重、未給予聲請人陳述機會等，僅屬以一己主觀之見解，爭執法院個案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與定應執行刑刑期之當否，並爭執定應執行刑之聲請主體與決定程序之制度設計。揆諸上開說明，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聲請人究有何憲法上權利，遭受如何之不法侵害，系爭規定一及二又有何牴觸憲法之處。四、綜上，本件聲請核與上開規定不合，爰依前揭規定，裁定如主文。五、至聲請人另就確定終局裁定及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抗字第 420 號刑事裁定，所適用之刑法第 51 條第 7 款、第 53 條規定及最高法院 80 年台非字第 473 號刑事判例，及就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抗字第 420 號刑事裁定，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及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業經憲法法庭 112 年憲裁字第 134 號裁定不受理在案，併此敘明。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26 日憲法法庭審判長大法官謝銘洋大法官呂太郎楊惠欽蔡宗珍蔡彩貞朱富美陳忠五尤伯祥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 ┌──────────────┬──────────────┐ │同意大法官 │不同意大法官 │ ├──────────────┼──────────────┤ │全體大法官 │無 │ └──────────────┴──────────────┘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戴紹煒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2025-03-26

JCCC-114-憲裁-58-20250326

憲裁

憲法法庭

聲請人因審理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206 號偽證罪案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憲法法庭裁定 114 年憲裁字第 5 號聲請人最高法院刑事第五庭上列聲請人因審理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206 號偽證罪案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本庭裁定如下：主文本件不受理。理由一、本件聲請人因審理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206 號偽證罪案件，認刑法第 168 條關於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檢察官偵查時，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部分（下稱系爭規定一），及刑事訴訟法第 186 條第 1 項關於證人應命具結之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二），未排除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證人之適用，牴觸憲法，經裁定停止審判程序，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二、聲請人主張要旨（一）系爭規定一，侵害被告訴訟防禦權 1.系爭規定一之構成要件，包括「檢察官偵查時」，德國、美國或日本，證人在檢察官偵查時所為證述，均不會成立偽證罪，刑事訴訟不論採當事人進行主義或職權進行主義，均有武器平等原則的適用。 2.偽證罪成立的前提，必須證人於供前或供後「具結」，具結係擔保證言真實性的形式要件，依系爭規定二前段之規定，凡列為證人者，強制均須具結。 3.刑事訴訟法第 196 條規定之立法理由揭示：證人唯有在法官已合法訊問之前提下，始得不再行傳喚，以與傳聞法則之理論相符。為保障被告憲法上對質詰問權，偵查中訊問證人，如未賦予被告對質詰問權之保障，審判中必須補正此程序之欠缺。於檢察官偵查中必須具結證述之證人，其證言如涉及被告犯罪事實是否成立，原則上於審判中仍必須到庭具結證述，行交互詰問程序，並使被告有與之對質詰問之機會。此時，證人會有兩次具結後所為之證述，偵查及審判中所為之證述如有前後不一，甚至矛盾，即面臨偽證罪之處罰，是否合理？ 4.檢察官於偵查中，除以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證人之方法，直接由犯罪嫌疑人或關係人取得供述證據外，亦可依刑事訴訟法第 97 條第 1 項、第 184 條第 2 項規定，透過犯罪嫌疑人、證人、鑑定人等供述對質，有助釐清案情並確認偵查方向；「對質」相較審判程序的交互詰問，亦同屬偵查階段取得供述證據的一環。另外，偵查實務常態，幾乎難得一見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 248 條第 1 項規定，進行被告與證人對質的程序，且該規定所指「詰問」，實質上應認仍屬「對質詰問」性質，非類如法庭審理程序的交互詰問。反對詰問始為程序上最有效的發現真實的利器，但偵查程序的人證調查，容許檢察官命證人具結，卻不必，也不可能進行交互詰問或有效對質，證人只因為必須具結，因而透過系爭規定一，產生偽證刑責的壓力。 5.證人因畏懼其證述前後不一，會遭到偽證罪的追訴，因此可想而知會選擇與偵查中證言一致的立場，以免於偽證罪的追訴，而反於真實的供述內容。在偽證罪處罰偵查中具結證言的前提下，被告美其名於審判中有反對詰問的利器，實質上卻不敵偵查中早因具結而定錨的結論。 6.檢察官偵查不公開，其所為供述保全，非如法官於公開法庭所為來得可信。國家以刑罰效果確保檢察官偵查中取得證言的證據能力，甚至證明力，但辯護人偵查中卻連自行詢問證人的依據都沒有，不僅明顯與當事人進行主義精神牴觸，更是對被告防禦權的實質侵害，有違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 7.倘使證人於偵查中為虛偽證言，導致被告經起訴，其於審判中願據實以告，修正於偵查中有礙司法公正之虞的證述，其對於偽證罪所保障妨害司法公正的法益，已無侵害，甚且尚屬有功，反而須就其於偵查中具結所為虛偽證述行為受罰，可知本條處罰於檢察官偵查時的具結陳述，有違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 8.系爭規定一從中華民國 24 年刑法公布施行至今從未修正。參諸我國刑事訴訟法已改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原則為主，以及憲法第 8 條法官保留原則，檢察官不應享有強制處分權的現代思潮，實有改弦易張之必要等語。（二）系爭規定二，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1.在嚴格證明法則下，要求證人必須具結的程序，並非規範檢察官的偵查程序，毋寧是對法官在審判程序中的要求，屬於檢察官起訴後，對於認定犯罪事實有無的法定確認程序。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制就檢察官偵查階段，對犯罪嫌疑人以外之人的供述證據保全，係全然比照法官訊問證人之職權，並因證人具結規定之共用，導致法官與檢察官所製作證人供述筆錄之證據評價幾近相同。足見檢察官偵查中所為訊問，已因具結而取得證據能力的確保。是否合理？有無侵害被告之訴訟防禦權，是否有違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制度設計精神？是否侵害被告憲法上的對質詰問權，而有違憲法第 8 條的正當法律程序及第 16 條的訴訟權保障？ 2.檢察官於偵查階段就證人供述證據之保全，因未採行「對審制度」，僅檢察官單方面要求證人具結，卻不可能踐行交互詰問。而是否令被告對質，也是可有可無，此種僅有具結，卻無其他法定調查程序的實施，更足證檢察官得要求證人具結的不當。此時檢察官實不應擁有與法官一樣的程序要求權力。 3.檢察官得命證人具結，會混淆偵審區別，誤導審、檢訴訟定位的不同；實施偵查當事人一方之檢察官，卻可適用屬於獨立超然中立客觀第三方的法院權責，如此規範體例明顯不妥，有偏重檢察官，更輕忽對造的辯護人權利之虞。 4.犯罪偵查階段關於供述證據的取得，屬強制處分的本質，此等強制處分權力，交由檢察官自行發動行使，亦不符歷來大法官解釋所強調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官保留原則的要求。 5.偵查機關藉由犯罪嫌疑人以外之人取得供述證據的行為，原則上並非出於追究供述者刑事責任的立場。且目擊者、被害人等證人供述的證據資料，多係協助偵查機關追訴犯罪，實不宜授權檢察官得實施強制要求到場，避免相關「友性證人」心不甘、情不願積極配合，反有所保留，有害真實。 6.系爭規定二關於證人應命具結之規定，於檢察官偵查中及法官審判中無分軒輊一體適用，已與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設計有悖，更有違正當法律程序、法官保留原則，進而侵害被告訴訟防禦權。 7.立法設計上，不應強制命證人具結。或許，賦予檢察官有所裁量權，且證人得「拒絕具結」；如欲使證人具結，仍應在法官面前為之。我國已有「強制處分專庭」設計，其「偵查法官」的設置，自能因應需求。 8.檢察官於偵查中之證人，不適用具結規定後，由於審判程序仍有傳訊證人強制須具結，亦不致影響不起訴處分之正確性，因而不影響證言真實性，甚或司法公正及正確性等語。三、按各法院就其審理之案件，對裁判上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範，依其合理確信，認有牴觸憲法，且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其聲請應以聲請書記載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違憲之情形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聲請判決之理由、該法律位階法規範在裁判上適用之必要性及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等，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5 條、第 56 條第 3 款及第 4 款定有明文。所謂「裁判上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範」，係指法院就其審理之原因案件，作成終局裁判所必須適用之法律。所謂「依其合理確信，認有牴觸憲法」，聲請法院應於聲請書詳敘其就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之闡釋，以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並基於以上見解，提出其確信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且其論證客觀上無明顯錯誤者，始足當之（司法院釋字第 371 號、第 572 號及第 590 號解釋意旨參照）。聲請法院就其聲請審查之法律規範，僅存有違憲與否之疑義，客觀上仍有作成合憲解釋之可能；或其關於聲請審查之法律規範牴觸憲法之主張，欠缺必要之法理論證；或所提出之法理論證，客觀上存有明顯謬誤者，均難謂聲請法院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其聲請即與憲訴法第 55 條所定要件不合。又，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其聲請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者，憲法法庭應裁定不受理，憲訴法第 32 條第 1 項亦定有明文。四、系爭規定一部分（一）按法官就其裁判上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範，須有認牴觸憲法之合理確信，始得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是聲請書應載明其聲請審查之法律規定違憲之情形，及所違反之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並應詳敘其就聲請審查之法律規定之闡釋，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進而提出確信應受審查法律規定違反該憲法規範之法理論證，已如前述。就系爭規定一所涉憲法上權利而言，綜觀聲請書所陳內容，聲請人主要係主張系爭規定一侵害「被告訴訟防禦權」，間或提及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比例原則、法官保留原則、正當法律程序等。惟查，聲請人雖以相當之篇幅，陳述其主張系爭規定一侵害被告訴訟防禦權之理由，然聲請人於此所稱被告，係指證人為虛偽陳述所涉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稱犯罪嫌疑人），並非系爭規定一所處罰之證人；換言之，聲請人主張系爭規定一違憲所據之憲法上權利，乃第三人（即證述所涉案件之被告）之「訴訟防禦權」，而非系爭規定一所處罰之證人之「訴訟防禦權」。系爭規定一作為刑罰實體性規定，縱使其對相關證述所涉案件被告之刑事訴訟程序產生某種實質影響，該等被告於此是否即享有憲法位階之「訴訟防禦權」，已非無商榷餘地，遑論「被告訴訟防禦權」究如何得為聲請人確信系爭規定一違憲之憲法論據，未見聲請人為相關說明，僅一再浮泛主張檢察官偵查中訊問證人，可能影響被告對質詰問權等。另聲請人雖亦提及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比例原則、法官保留原則、正當法律程序等，但均未見提出系爭規定一究如何涉及並牴觸該等憲法規範之說明。就此而言，本件此部分之聲請，已不符法官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應載明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並就其憲法規範意涵詳予說明，進而提出確信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違反該憲法規範之法理論證之要求。（二）又聲請人主張系爭規定一違憲之主要理由，無非認系爭規定一成立之前提，須證人於供前或供後具結，而於檢察官偵查中須具結陳述之證人，其證言如涉及被告犯罪事實是否成立，原則上於審判中仍須到庭具結陳述，證人會有兩次具結後所為證述，如有前後不一或矛盾者，即須面臨偽證罪之處罰；且偵查程序之人證調查，容許檢察官命證人具結，卻不必也不可能行交互詰問或有效對質，證人只因系爭規定一之規定產生偽證刑責之壓力，造成被告反對詰問或對質詰問權形同虛設等語。核其所陳，實僅就系爭規定一關於證人於供前或供後具結之要件規定，於實務運作所可能產生之影響（例如證人可能須為 2 次具結、可能面臨偽證罪之處罰、被告於偵查階段無法對證人為具實效之反對詰問等），及偵查階段得命證人具結之制度設計之合理性等，抒發一己之見，且其陳述內容，主要著眼於檢察官於刑事偵查程序之證人證述程序之進行方式等；就系爭規定一作為犯罪處罰規定，究如何對系爭規定一之規範對象之何等憲法上權利，造成如何之違憲侵害，欠缺必要之法學理據與論證。整體而言，聲請人實難謂已就系爭規定一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其為違憲之具體理由。（三）聲請人另提及「德國、美國或日本，證人在檢察官偵查時所為證述，均不會成立偽證罪」等語，惟即便其所述為真，外國法制規定，本非系爭規定一違憲與否之理據。況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制錯綜複雜，各國法制設計均有不同，難以割裂而為局部條文之形式性比較，進而主張我國法制設計方式違憲。（四）綜上，本件關於系爭規定一之聲請，核與憲訴法第 55 條所定要件不合。五、系爭規定二部分（一）就系爭規定二所涉憲法上權利而言，綜觀聲請書所陳內容，聲請人雖主張系爭規定二違反「正當法律程序」，間或提及法官保留原則、被告訴訟防禦權等，惟系爭規定二究如何涉及並牴觸上開憲法規範或權利，實未見聲請人為必要之說明。就此而言，本件此部分之聲請，亦不符法官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應載明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並就其憲法規範意涵詳予說明，進而提出確信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違反該憲法規範之法理論證之要求。（二）又聲請人主張系爭規定二違憲之主要理由，無非認系爭規定二關於證人應命具結之規定，有強制處分之性質，屬法官保留範圍，應僅法院審判程序始得適用，檢察官不應享有命證人具結之權力，系爭規定二未排除檢察官偵查程序之適用，即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等。惟何以證人應具結之要求，屬強制處分，應僅得由法官為之，未見聲請人提出必要之法理論據以支持其說；其所陳內容，率皆屬聲請人就相關刑事訴訟制度設計之合理性與妥適性，所提出之一己主觀見解與刑事政策主張，非屬聲請人用以表明其確信系爭規定二違憲之具體理由。整體而言，聲請人就系爭規定二規範範圍及於檢察官偵查程序之規定，實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學理據與論證。（三）綜上，本件關於系爭規定二之聲請，核與憲訴法第 55 條所定要件不合。六、據上論結，爰依憲訴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裁定如主文。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26 日憲法法庭審判長大法官謝銘洋大法官呂太郎楊惠欽蔡宗珍蔡彩貞朱富美陳忠五尤伯祥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 ┌──────────────┬──────────────┐ │同意大法官 │不同意大法官 │ ├──────────────┼──────────────┤ │呂大法官太郎、楊大法官惠欽、│謝大法官銘洋、陳大法官忠五、│ │蔡大法官宗珍、蔡大法官彩貞、│尤大法官伯祥 │ │朱大法官富美 │ │ └──────────────┴──────────────┘ 【意見書】協同意見書：蔡大法官彩貞提出。朱大法官富美提出。不同意見書：尤大法官伯祥提出，謝大法官銘洋加入、陳大法官忠五加入「一」部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朱倩儀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2025-03-26

JCCC-114-憲裁-5-20250326

憲裁

憲法法庭

聲請人因定應執行刑案件，聲請解釋憲法。

憲法法庭裁定 114 年憲裁字第 8 號聲請人姜義國上列聲請人因定應執行刑案件，聲請解釋憲法，本庭裁定如下：主文本件不受理。理由一、本件聲請人因定應執行刑案件，認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抗字第 945 號刑事裁定（下稱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刑法第 51 條第 5 款規定（下稱系爭規定），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憲法。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個人吸食毒品之行為，依系爭規定數罪併罰之一罪一罰，導致刑期長達有期徒刑 11 年 2 月之久，未顧及刑度對聲請人侵害性與法益保護之重要性，牴觸憲法第 7 條平等權、第 8 條人身自由、第 16 條訴訟權、第 22 條人性尊嚴及第 23 條比例原則等語。二、按於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4 日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下同）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但案件得否受理，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即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定之；聲請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者，憲法法庭應裁定不受理，憲法訴訟法第 90 條第 1 項及第 32 條第 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人民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始得為之，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定有明文。三、本庭查：（一）聲請人於 106 年 06 月 19 日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解釋憲法，依上開規定，案件受理與否，應依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決之。（二）行為人因數罪併罰，經法院分別宣告其罪之刑者，應如何定應執行之刑，係屬刑事處罰制度設計問題，立法者享有一定立法形成空間。系爭規定就宣告多數有期徒刑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期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 30 年，而非採絕對執行累計之宣告刑，旨在綜合犯罪行為人及其所犯各罪之整體非難評價，重新裁量應執行之刑罰，除達刑罰謹慎恤憫之目的外，亦兼顧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區別及刑罰衡平原則。又個案就犯罪行為人應執行刑期之決定，乃屬審判權之核心作用，如有爭執，應循法定審級救濟途徑解決，非屬法規範憲法審查範疇。（三）聲請人無非主張其所犯之各罪均屬輕罪，法院合併定應執行之刑，竟長達有期徒刑 11 年 2 月，實屬過重等，僅屬以一己主觀之見解，爭執法院個案定應執行刑之決定，揆諸上開說明，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聲請人究有何憲法上權利，遭受如何之不法侵害，系爭規定又有何牴觸憲法之處。四、綜上，本件聲請核與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不合，爰依前揭規定，裁定如主文。五、至聲請人另就刑法第 53 條及刑事訴訟法第 389 條規定聲請解釋憲法部分，業經憲法法庭 112 年審裁字第 1747 號裁定不受理在案，併此敘明。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26 日憲法法庭審判長大法官謝銘洋大法官呂太郎楊惠欽蔡宗珍蔡彩貞朱富美陳忠五尤伯祥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 ┌──────────────┬──────────────┐ │同意大法官 │不同意大法官 │ ├──────────────┼──────────────┤ │全體大法官 │無 │ └──────────────┴──────────────┘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戴紹煒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2025-03-26

JCCC-114-憲裁-8-20250326

家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訴訟救助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救字第34號聲請人甲○○ 代理人曾靖雯律師上列聲請人因與乙○○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聲請訴訟救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准予訴訟救助。　　理　　由一、按當事人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者，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准予訴訟救助，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家事事件法就費用之徵收及負擔等項並無規定，其中家事訴訟事件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該法第51條規定），固得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訴訟救助之規定，惟家事非訟事件，僅於該法第97條規定準用非訟事件法，而非訟事件法對訴訟救助則漏未規範，自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07條以下有關訴訟救助之規定。憲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並受法院公平審判之權利，而民事紛爭事件之類型，有本質上為非訟事件，然因強調需以訴訟法理加以裁判，故依訴訟程序審理裁判（如分割共有物訴訟），亦有本質上為訴訟事件，因強烈需求適用簡速之非訟法理，而於非訟事件法中予以規定（如宣告停止親權事件），便利人民使用法院解決紛爭，增加實現權利之機會，實質上保障人民之基本權，則訴訟救助制度不應侷限訴訟事件始有適用，非訟事件法縱無規定，亦應類推適用之（最高法院101年度第7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再按經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之分會准許法律扶助之無資力者，其於訴訟或非訟程序中，向法院聲請訴訟救助時，除顯無理由者外，應准予訴訟救助，不受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之限制，為法律扶助法第63條所明定。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聲請乙○○給付扶養費事件，因聲請人經濟窘困、無力支出聲請費用，業經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南分會准予扶助，為此爰依法向本院聲請裁定准予訴訟救助等語。三、查聲請人聲請乙○○給付扶養費事件，未據繳納裁判費，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4年度家補字第70號家事事件卷宗核閱綦詳。又查聲請人主張其經濟窘困、無力支出聲請費用，業經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南分會准予法律扶助之事實，業據聲請人提出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南分會審查表 1件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聲請人之112年稅務資訊連結作業表核閱綦詳，堪認聲請人全戶可處分之收入及資產確未逾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受法律扶助者無資力認定標準所規定之上限，是聲請人之主張應屬真實。再由聲請人聲請給付扶養費所提出書狀上記載之事實，尚難認定其所提出之聲請顯無勝訴之望。綜上所述，聲請人聲請訴訟救助，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爰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葉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姝妤

2025-03-25

TNDV-114-家救-34-20250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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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閱卷

聲請人因加重詐欺等罪定應執行刑案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聲請人因審理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206 號偽證罪案件，聲請法 規範憲法審查。

聲請人因定應執行刑案件，聲請解釋憲法。

訴訟救助

聲請人因審理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206 號偽證罪案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