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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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25號抗告人即受刑人朱鴻源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3月5日裁定(114年度聲字第38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朱鴻源（下稱抗告人）認為原裁定定刑過重，懇請從輕定刑等語。二、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又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應執行之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及第51條第5款分別規定甚明。又執行刑之量定，係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倘其所酌定之執行刑，並未違背刑法第51條各款規定所定之方法或範圍及刑事訴訟法第370條所規定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即法律之外部性界限），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即法律之內部性界限）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315號裁定意旨參照）。三、經查：本件抗告人因妨害公眾往來等案件，先後經判處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刑，並均確定在案，有各該判決書、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原審法院依檢察官之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應在各罪最長刑期即有期徒刑3月以上，不得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法律之外部界限，即不得重於如附表所示罪宣告刑之總和即有期徒刑6月。原審裁定說明抗告人犯各罪分別為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施用第二級毒品罪，所侵害之法益及罪質尚有不同，並考量受刑人犯罪行為態樣、手段、動機、犯罪時間間隔及其所犯各罪所反應之人格特性、加重效益、整體犯罪非難評價，並考量受刑人之年齡、欲達到犯罪預防目的所需之制裁程度等總體情狀，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裁量權之行使與結論，尚未違背定刑外部性界限與內部性界限，亦無裁量權濫用之情形，難認違反公平正義原則及比例原則。抗告意旨泛稱原裁定刑度太重為由，指摘原裁定定應執行刑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黃宗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楠婷

2025-03-31

KSHM-114-抗-125-20250331-1

原抗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明異議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原抗字第3號抗告人即受刑人陳柚序上列抗告人因聲明異議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 4年2月27日裁定(114年度聲字第14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㈠聲明異議人明知己身前已有4次酒駕紀錄，且其中第4次酒測值已達每公升0.75毫克，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及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111年度交簡字第2735號判決可參，竟於民國113年6月29日第5 次再犯本案酒後駕車犯行，且酒測值更高達每公升0.85毫克，由聲明異議人上開行為，顯見其無視既存之法秩序以及漠視其他用路人之安全，法治觀念相當淡薄，倘僅以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之方式，顯然不足以生刑之矯正效用甚明。是檢察官以上開理由認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所持理由核與刑法第41條第1項但書之裁量要件具有合理關連、並無逾越或超過法律規定之範圍，應屬執行檢察官裁量權之合法行使，自無執行指揮違法或不當。㈡又按是否符合「難收矯正之效」、「難以維持法秩序」之不准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要件，核與受刑人有無職業、家庭等執行困難事由無涉。而現行刑法第41條第1項有關得易科罰金之規定，已刪除「因職業、家庭等事由，執行顯有困難」之規定，亦即執行檢察官考量是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時，已不須考量受刑人是否因職業、家庭等事由致執行顯有困難，而僅須考量受刑人如不接受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執行，是否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以作為其裁量是否准予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依據，倘其未濫用權限，自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45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依聲明異議人所陳述，其為單親父親，需扶養7歲之兒子等節，固值同情，然此與前述法律賦予檢察官裁量是否准予易刑處分之執行要件無涉，仍未能以此指摘執行檢察官之裁量有所違誤，故聲明異議人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㈢從而，檢察官不准聲明異議人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依法執行其職權，核無違誤。聲明異議人指摘檢察官之執行指揮違法、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如附件），請求撤銷原裁定云云。三、經查：㈠本件抗告人即受刑人甲○○（下稱受刑人）因公共危險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3年度原交簡字第59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5000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嗣經移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執字第9594號案件指揮執行等情，有該刑事簡易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堪認上情屬實。又本件受刑人曾於99年間初犯酒後駕車犯行，又分別於102年、103年間、111年間再犯第2 次、第3次、第4次酒後駕車犯行，嗣本案於113年6月29日已第5次再犯本件酒後駕車犯行，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審酌受刑人明知己身前已有4次酒駕紀錄，且其中第4次酒測值更高達每公升0.75毫克，此有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交簡字第2735號判決可參，而本件受刑人於113年6月29日第5 次再犯酒後駕車公共危險罪，其酒測值亦高達每公升0.85毫克，顯見受刑人無視既存之法秩序以及漠視其他用路人之安全，而其多次酒後駕車經法院判刑確定後，竟仍不斷再犯相同公共危險之罪名，益見其法治觀念相當淡薄，若再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方式，已不足以生刑之矯正效用。㈡又按現行刑法第41條第1項有關得易科罰金之規定，已刪除「因職業、家庭等事由，執行顯有困難」之規定，亦即執行檢察官考量是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時，已不須考量受刑人是否因職業、家庭等事由致執行顯有困難，而僅須考量受刑人如不接受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執行，是否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以作為其裁量是否准予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依據，倘其未濫用權限，自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本件抗告理由固以:其任職工作因素、家中尚有待撫養未成年子女及待照顧年邁重病母親作為延緩執行之抗告理由云云。然此與前述法律賦予檢察官裁量是否准予易刑處分之執行要件無涉，自不能以上開理由作為指摘執行檢察官之裁量是否有所違誤之依據，故抗告人此部分主張尚非有據。另抗告意旨主張請求再延緩執行入監（檢察官曾同意抗告人延緩至114年4月8日執行）云云，則屬執行檢察官之權責，亦非本院審酌之範疇。㈢綜上所述，原裁定駁回受刑人異議聲明，核無不合且屬適當，抗告人仍執前詞提起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曾鈴媖　　　　　　　　　　　　　　　　　　　法　官　李政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馬蕙梅

2025-03-31

KSHM-114-原抗-3-20250331-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29號上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鉉皓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89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25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本件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係針對原判決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76頁），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⒈原判決認被告於偵查、審理均自白犯加重詐欺罪，應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本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然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立法說明，及同條例第43 條之立法說明，可知就本條例而言，「犯罪所得」係指被害人受詐騙之金額，同條例第47條前段所規定如有「犯罪所得」自應作此解釋，從而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 3589 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負責向被害人收取詐欺款項，再轉交詐欺集團上游成員之工作（俗稱車手），但否認有實際取得報酬，而未繳回犯罪所得，更未同時全額滿足被害人所受財產上之損害，依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應不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所定之減刑條件，然原判決誤認被告符合上開條例減刑規定，有適用法律之違法。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本條例第47條文義解釋及規範體例說明: 　　本條例第47條已明確記載「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即指該犯罪行為人之「個人犯罪所得」，不及於其他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法條文義尚無不明確之處。就規範體例而言，本條例第47條前段屬個人減免事由，於數人共犯一罪情形，僅符合法律所期待積極行為之人，方可援引該事項減免刑責，而該積極行為之存否，自當以其個人所得控制或管領之作為或範圍者為限，無須就其他共犯之支配領域合併觀察，始符個人責任原則。而同條後段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係將破獲詐欺犯罪之成果，擴及「物的延伸」、「人的延伸」，亦即使扣押物或查獲對象之範圍，藉由更優惠之條件，提高行為人供出犯罪集團人物及金流全貌之誘因。相對於此，前段「減輕其刑」自然僅及於行為人自身之事由，賦予相對較不優厚之「減輕其刑」待遇，以符層級化之減刑規範構造。　㈡就本條例第47條立法目的而言: 　　本條例第44條第1、3項之規定，對於犯刑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行為人，若同時涉犯其他加重詐欺類型，或在境外利用設備詐騙國內民眾，均有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之特別規定；且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者，亦予提高刑責。較之其他加重詐欺複合類型或組織犯罪涉及其他犯行者，均有明顯差異，足以凸顯本條例對於打擊跨國性、組織性詐欺犯罪之刑事政策考量。以此對照本條例第47條前後段之條文安排及立法說明寬嚴併濟之刑事政策，可看出立法者欲藉由對悛悔有據（主觀上坦承犯行及客觀上不再保有不法所得者）之行為人予以從寬處理，使其鬆動詐騙組織，進而使檢警人員向上追查，終致不易破獲之組織性甚至跨國性之詐欺犯罪得以瓦解，而達成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之目的。基此刑事政策目的，第47條解釋上自不宜過苛，過苛之減刑條件解釋，將降低被告對供承犯罪減刑之意願，而無端耗費司法資源。　　　㈢又本條例第47條之立法理由固揭明係為「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落實罪贓返還」，惟尚非限於被害人全額受償、全額返還之情形，自不能以此即認「其犯罪所得」係指全部犯罪（含其他共犯共同犯罪）所得之意。本條立法目的應側重在行為人有無自動繳交行為，而非被害人所受損失是否全額獲得充分填補，自不應將其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範圍擴及未享有犯罪所得之範圍，而解釋為被害人損失之全額。況本條例第47條依立法理由，亦未將使被害人可以取回全部財產上所受損害，列為唯一目的，亦未論及本條應排除未有犯罪所得之適用，況若行為人未有犯罪所得，其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又均已自白犯罪，倘未能適用本條例第47條，則將永無適用本條例第47條規定之可能，其不僅對行為人顯然過苛，亦未符本條例第47條之立法意旨。　　㈣原審判決理由已敘明「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並增設第47條減刑規定。查本件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且於本案並無犯罪所得可繳交，自無所謂『自動繳交犯罪所得者』的問題，所為當合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減刑規定，減輕其刑」（見原判決理由第 4至5頁）。核與上開說明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適用本條例第47條減刑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宗毅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莉紜提起上訴，檢察官鍾岳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曾鈴媖　　　　　　　　　　　　　　　　　　　法　官　李政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馬蕙梅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31

KSHM-114-金上訴-129-20250331-1

抗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再審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514號抗告人即被告周文亮上列抗告人即再審聲請人因聲請再審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再字第15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2日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案件緣由及抗告意旨　㈠案件緣由　　　本件抗告人即再審聲請人周文亮（下稱抗告人）因犯恐嚇危害安全、不能安全駕駛及妨害公務等7罪，前經判決確定，抗告人就其中恐嚇危害安全罪（2罪）及不能安全駕駛（1罪）、妨害公務罪（2罪）部分聲請再審，經原審臺灣屏東地方法院駁回其聲請。　㈡抗告意旨　⒈抗告人經過了一年多的累訟，今日再檢附屏地院審判筆錄引用和解書效力裁定書狀，與科刑判決有同等效力的裁定書，請求鈞院庭上，就本件聲請若僅係量刑酌減問題，懇請各級鈞長能細究和解內容及聲請人事後與被害者遺屬和解以及與盧姓員警以1萬2,000元達成和解共識，抗告人請求本件能相較刑法第57條遞減其刑。　⒉抗告人主張原確定判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未慮及抗告人與盧姓員警以12,000元達成和解，且盧員亦同意撤回民、刑事告訴等情部分。茲盧員已表示撤回告訴，屏東地院仍將已撤回告訴乃論之罪，納入應科刑妨害公務部分而導致量刑過重。然而104年6月6日凌晨因酒駕而衍生妨害公務事件，同是當晚的事，卻被分論判決，如果這不是雙重標準，那什麼才叫雙重標準判決，當初開庭時，抗告人說沒有意見，是基於犯後態度的考量，不想與其爭論，屏東地院卻抓著沒有意見這句話，當成痛點作司法攻擊，抗告人由此不服屏東地院利用話術作出不法取證，聲稱會輕判等語，屏東地院在證據權衡方面確實有取證瑕疵，自非的論云云。二、適用規範之說明　㈠按聲請再審，由判決之原審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426條第 1項定有明文。又再審係為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救濟程序，是聲請再審之對象應為確定之實體判決，倘第一審判決經上訴後，業由審理上訴之第二審法院為實體審理進而為實體判決並終告確定，則應以該第二審確定判決為聲請再審之對象，並向該第二審法院提出。此項得否作為聲請再審之客體，以及再審之聲請是否具備合法條件，受理再審之聲請法院，應先加審查，若其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時，即應以其聲請不合法，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規定，裁定駁回之，必再審之客體無誤，且聲請合法，始能進而審究其再審有無理由。　㈡次按對於有罪確定判決之救濟程序，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有再審及非常上訴二種途徑，前者係為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立之救濟程序，與後者係為糾正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者有別，是倘所指摘者係關於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不當之情形，核屬非常上訴之範疇，並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　三、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抗告人前因犯①持有槍枝罪1罪、②持有槍砲主要組成零件罪1罪、③恐嚇危害安全罪2罪、④不能安全駕駛罪1罪、⑤妨害公務罪（對傅姓警員等人所犯）1罪、⑥妨害公務罪（對交通隊警員所犯）1罪等，共7罪，經原審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4 年度訴字第287號、105年度訴字第240號合併判決，均為有罪科刑之判決後，經抗告人僅就上開③部分所示2罪提起上訴（其餘各罪因未經有上訴權之人合法上訴而先行確定），經本院106年度上訴字第276號、第277號判決就該上訴部分駁回上訴而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4年度訴字第287號、105年度訴字第240號判決書、本院106年度上訴字第276號、第277號判決書在卷可稽。茲抗告人不服上開原審判決③、⑤、⑥、⑦（後三部分即上開原審判決事實欄一、㈤所示）等部分之確定判決而聲請再審，就其中關於③部分所示2罪之第一審判決經上訴後，既由審理上訴之第二審法院即本院為實體審理進而為實體判決並終告確定，抗告人自應以該第二審確定判決為聲請再審之對象，並向本院提出，方才適法。茲抗告人就此部分逕向原審法院聲請再審，其聲請即不合法且無從補正，先予敘明。　㈡次就抗告人對前開原審確定判決⑤、⑥、⑦部分聲請再審，依其聲請意旨，無非以其認為原判決就此3罪分論併罰有所違誤、量刑過重等節為聲請之理由，然此部分既僅涉及量刑及法律適用問題，依前開說明，自不得據以為聲請再審之理由，抗告人就此聲請再審，於法亦有未合且無從補正，自不待言。四、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聲請再審，既有前開不合法之情事且無法補正，原審以抗告人聲請再審為不合法而予駁回，並因認為顯無必要而未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前段規定通知抗告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抗告人之意見，均無不合。抗告人不服原裁定而提起抗告，請求本院將原裁定撤銷，即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林柏壽　　　　　　　　　　　　　　　　　　　法　官陳松檀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楊馥華

2025-03-31

KSHM-113-抗-514-20250331-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業務侵占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66號上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長毅選任辯護人李祐銜律師（法律扶助）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業務侵占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26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緝字第4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定有明文。本件檢察官提起上訴，已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陳明係針對原判決諭知被告林長毅（下稱被告）有罪（即被訴業務侵占新臺幣〈下同〉7萬2063元）部分量刑上訴，另對原判決諭知被告無罪（即被訴業務侵占7萬7083元）部分上訴（本院卷第36頁、第70頁），是以本院僅就原判決諭知被告有罪部分之量刑妥適與否及無罪部分為審究，核先敘明。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於案發時受僱於告訴人中南海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告訴人）被派遣到為大學綻大廈擔任駐衛保全，於任職期間侵占向住戶代收之費用7萬2063元及7萬7083元，犯後並未就起訴之事實全部坦承，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原審竟論處最低刑度且諭知緩刑，顯不符合量刑之比例原則。又被告於調解程序時坦承侵占款項除民國111年10月間代收之7萬2063 元外，尚包括112年2、3月間代收之7萬7083元，嗣於原審審理中得知其主管鮑昭陽於113年8月7日死亡，始就7萬7083元之部分予以否認，然卷內之大學綻大廈112年2、3月間管理費收費單據上，有數張原記載由被告簽收，嗣經鮑昭陽以立可白塗改為由鮑昭陽簽收字樣之收費單據，足資證明鮑昭陽代墊管理費7萬7083元一情，況倘被告並未侵占，又何需於1 12年3月上旬即無故不出勤而離職？是以原審就被告被訴侵占7萬7083元部分諭知無罪，容有未洽。為此依告訴人之請求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更為適法判決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被告被訴業務侵占7萬2063元部分：　⒈按量刑之輕重本屬法院依職權裁量之事項，亦即在有罪判決時如何量處罪刑，係實體法賦予審理法院就個案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準此，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酌刑法第57條各款例示之犯罪情狀，於法定刑度內量處被告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或未能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或顯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以外，不得遽指為量刑不當或違法。又按法院對於具備緩刑條件之刑事被告，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者，得宣告緩刑，為刑法第74條所明定，至於暫不執行刑罰之是否適當，則由法院就被告有無再犯罪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一切情形，依其自由裁量定之。　　　⒉原判決審酌被告不思克盡職守，竟利用職務上機會，擅將業務上所持有之款項7萬2063元侵占入己，所為誠屬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所侵占款項非鉅，該款項由其主管鮑昭陽出面墊付予告訴人後，被告已與鮑昭陽書立借據1紙，約定被告應自112年4月起至同年10月止，分7期清償鮑昭陽共7萬2000元（他卷第17頁），又酌以被告無前科之素行，及自述高職畢業、離婚、有3名未成年子女、現從事臨時工、日薪1300至1500元、與小孩同住、有椎間盤突出及坐骨神經痛病情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再衡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犯後坦承犯行，並與鮑昭陽約定分期清償，堪認被告尚知悔悟而有積極彌補其行為所造成他人損害之意，並考量被告依上開借據，有賠償鮑昭陽或其法定繼承人之契約義務，如對被告執行上開宣告刑，將有使鮑昭陽之繼承人難以獲得賠償之虞，而不利於損害之填補等情，認被告經過本次偵查、審理程序及罪刑宣告，應能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並依同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向鮑昭陽或其法定繼承人支付如附表所示內容之賠償。　⒊原審就被告業務侵占7萬2063元犯行所為刑之裁量，業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之情狀，並敘明其理由，其量定之刑罰，所為量刑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未濫用裁量權限，上訴意旨所指被告並未全部坦承，應係針對被訴業務侵占7萬7083元之部分，本件被告自始即承認有業務侵占7萬2063元犯行，並無供詞反覆之情，另被告雖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然其侵占之7萬2063元已由鮑昭陽全數墊付予告訴人，是堪認告訴人所受損害已獲填補，本院因而認原審所科處之刑度妥適，核與被告本案之罪責程度尚屬相當，並無過輕之失。又審諸緩刑制度旨在以暫緩宣告刑之執行，促使犯罪行為人自新，藉以救濟自由刑之弊，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犯後坦承犯行，對被告上開宣告刑諭知附條件之緩刑宣告，已足達到預防再犯之效果，難認有何非予執行，否則難期達到矯正效果之情形，原審審酌上開情狀後，認被告上開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諭知緩刑2年，並命被告應向鮑昭陽或其法定繼承人支付如附表所示內容之賠償，核屬兼顧刑罰處罰目的，兼收啟新及惕儆之雙效，要屬原審法院依其直接審理、言詞審理所得心證之裁量權正當行使，經核並無違誤或不當。至被告固主張已賠償2萬元予鮑昭陽，惟原審附表所列給付方式已敘明被告於判決前已給付部分無庸重複給付，是被告僅需就餘款5萬2000元為給付，附此敘明。　　⒋綜上，檢察官就此部分以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關於被告被訴業務侵占7萬7083元部分：　⒈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另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於112年2、3月間，將其擔任大學綻大廈保全及管理人員時，業務上代收保管之款項7萬7083元侵占入己，因認被告此部分亦涉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嫌等語。　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6 1 條第1 項、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證據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參照）。　⒊公訴意旨認被告有此部分業務侵占犯行，係以證人鮑昭陽於偵查中之證述及告訴人提出之手寫112年2、3月份被告所拿款項統計表、值勤人員工作日誌、管委會日報表、管理費繳交動態表、管理費收費單據等件（他卷第13至14頁、原審易字卷第87至151頁），為其論據。　⒋經查：　⑴本件被告之警詢筆錄，並未針對被訴事實進行詢問（警卷第3 至6頁），而被告於112年9月21日之偵訊筆錄，即否認有業務侵占7萬7083元之犯行（偵緝卷16頁），嗣經檢察官將被告與告訴人送高雄市楠梓區公所調解，因當事人一方未出席，故調解不成立，有該區公所112年11月14日函文可憑（調偵緝卷第3頁），是以並無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稱被告於調解程序時坦承侵占款項除7萬2063元外，尚包括7萬7083元，嗣於原審審理中得知鮑昭陽死亡，始就7萬7083元之部分予以否認之情。　⑵證人鮑昭陽固於偵查中證稱：被告於112年2、3月間侵占代收款項共7萬7083元，我這次沒有幫被告墊付，而是向告訴人反應等語（他卷第85頁），惟其僅單純陳述被告有侵占7萬7 083元之事實，並無敘明其如此認定之具體事證依據為何，則其可信度已有疑問，況觀諸告訴人提出之手寫112年2、3 月份被告所拿款項統計表，其上記載各住戶繳納之日期及金額，末頁下方又記載「2月+3月共計$77083，僅收＄74330」等文字，此與鮑昭陽上開所證被告侵占7萬7083元乙節容有不符。而告訴人指訴被告於112年3月上旬即離職，對照告訴人提出之112年2、3月間值勒人員工作日誌，足見大學綻大廈此期間之駐衛保全係由被告、鮑昭陽、林耕正、鍾秉豐、夏國祥等人輪值，彼此相互交接時會記載移交管理費之金額，被告最後值班時間為112年3月9日6時12分至18時22分，其於值班時前手交接之管理費為2萬2800元，值班結束時移交管理費3萬1001元予夏國祥（原審易字卷第89頁、第91頁），是由此亦難推論被告有侵占7萬7083元之情。再依告訴人所舉之管委會日報表，可見大學綻大廈於112年2月1日至同年3月9日止管理費之收款人除被告外，尚有鮑昭陽及林耕正，其中鮑昭陽收款43筆、林耕正收款12筆，而被告收款13筆，該13筆金額合計為2萬8584元（金額各為1648、2298、229 8、1648、1648、1648、2100、2255、2600、2597、2603、3 593、1648元，共計28584元，原審易字卷第117至121頁），此金額與告訴人指訴被告侵占代收112年2、3月間款項7萬70 83元亦有差距，且可見於112年2、3月間，經手代收大學綻大廈住戶繳納款項之人，除被告之外，尚有鮑昭陽及林耕正，而非只有被告一人。又本院將前揭值勒人員工作日誌、管委會日報表與管理費繳交動態表、管理費收費單據相互比對勾稽，亦無法得出有短少7萬7083元之結論，實難僅憑前開證據，逕認被告確有於112年2、3月間，侵占代收款項7萬70 83元之犯行。　⑶至告訴代理人於原審陳稱：告訴人於本院提出之112年2、3月間管理費收費單據上，有數張原記載由被告簽收，嗣經鮑昭陽以立可白塗改為由鮑昭陽簽收，並由鮑昭陽先代墊短少之 7萬7083元予管委會，以免管委會對告訴人產生誤會等語。觀諸上開管理費收費單據，固然有以立可白塗改後重新寫上由鮑昭陽簽收款項意旨之字樣（原審易字卷第129至151頁），然鮑昭陽於偵查中並未說明其有無、為何塗改管理費收費單據，且縱認上情屬實，亦僅能證明鮑昭陽事後有塗改被告所代收管理費之收費單據，仍無法作為被告確有侵占112年2 、3月間代收款項7萬7083元之具體佐證，自難據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⑷檢察官上訴意旨另主張被告於112年3月上旬即無故不出勤而離職，可見被告確有侵占112年2、3月間代收之7萬7083元等語。惟按刑事訴訟新制採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法院僅立於客觀、公正、超然之地位而為審判，是倘檢察官無法提出證據，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俾落實無罪推定原則，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第161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規定即明。本件檢察官所舉之證據，並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將112年2、3月間代收之7萬7083元侵占入己之行為，業如前述，自難僅以被告於112年3月上旬無故離職為由，逕認被告有此部分犯行，況被告並不負自證無罪之義務，本件原判決業已依據卷內事證，認定並無足夠證據證明被告確有被訴業務侵占7萬7083元之犯行，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供本院調查審認，其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並無足取。　⒌綜上所述，原審針對被告被訴侵占7萬7083元部分，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循告訴人請求提起上訴，猶執前詞指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正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提起上訴，檢察官洪瑞芬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毛妍懿　　　　　　　　　　　　　　　　　　　法　官　莊珮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淑菁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第2項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附表：被害人給付總額給付方式鮑昭陽或其法定繼承人新臺幣7萬2000元。被告應給付左列被害人新臺幣7萬2000元。（被告如有於判決前已給付部分，無庸重複給付）

2025-03-31

KSHM-114-上易-66-20250331-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020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江燕蓉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886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817號）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程序事項：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㈡本件上訴人即檢察官於本院已明示係針對原判決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66頁），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本件原判決依被告江燕蓉（下稱被告）之自白、證人即告訴人林宗瑋於警詢中之證述，及監視器畫面暨截圖9張等憑以認定其於民國112年8月間，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希拉蕊」、「BOSS」等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之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擔任詐欺集團中之面交車手，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8月23日開始，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鄭雲天」、「郭」、「築夢薪未來」之帳號向告訴人林宗瑋佯稱：可向其購買虛擬貨幣US DT獲利、領取獎金云云，致告訴人林宗瑋陷於錯誤，被告則依依「希拉蕊」、「BOSS」之指示，於112年8月29日20時30 分許，前往高雄市○○區○○○路000號之統一超商港東門市向陷於錯誤之林宗瑋收取新台幣（下同） 10萬元後，再轉交予「BOSS」，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經比較113年7 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與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 1項之規定，認以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後，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較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另敘明：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 日制定公布，該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所指詐欺犯罪，依該條例第2條規定，本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且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自白減輕其刑規定，經比較新舊法，新法顯然有利於被告。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已坦承詐欺犯行，且無犯罪所得，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後，審酌被告無視近年來詐欺案件頻傳，行騙手段日趨集團化、組織化、態樣繁多且分工細膩，每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損失慘重，仍擔任取款車手，造成告訴人林宗瑋受有10 萬元之財產損害，對社會交易秩序、社會互信機制均有重大妨礙，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及被告自述之教育、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經核原判決於量刑時已依刑法第57條規定詳為審酌，所為刑罰裁量亦無不當。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之立法說明：為使犯本條例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行為人自白認罪，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應減輕其刑，以開啟其自新之路。是行為人須自白犯罪，如有犯罪所得者，並應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且所繳交之犯罪所得，須同時全額滿足被害人所受財產上之損害，始符合上開法條前段所定之減刑條件。再參照同條例第43條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利益達500萬元者，量處3年以上10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萬元以下罰金。達1億元者，處5年以上12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億元以下罰金。立法說明，就犯罪所得之計算係以同一被害人單筆或接續詐欺金額，達500萬元、1億元以上，或同一詐騙行為造成數被害人被詐騙，詐騙總金額合計500 萬元、1億元以上為構成要件。因此第47條所稱「犯罪所得」應作如此解釋。再以現今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詐欺犯罪行為之既遂，係詐欺機房之各線機手、水房之洗錢人員、收取人頭金融帳戶資料之取簿手、領取被害人受騙款項之「車手」、收取「車手」所交付款項之「收水」人員等人協力之結果，因其等之參與犯罪始能完成詐欺犯行，其等之參與行為乃完成犯罪所不可或缺之分工。法院科刑時固應就各個共犯參與情節分別量刑，並依刑法沒收規定就其犯罪所得為沒收、追徵之諭知，惟就本條例而言，只要行為人因其所參與之本條例所定詐欺犯罪行為發生被害人交付財物之結果，行為人即有因其行為而生犯罪所得之情形，依民法第185條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本應由行為人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否則，若將其解為行為人繳交其個人實際獲得之犯罪報酬，則行為人僅須自白犯罪，並主張其無所得或繳交與被害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之金錢，即符合減刑條件，顯與本條立法說明，及本條例第1條所揭示之立法目的不符，亦與憲法保障人民（被害人）財產權之本旨相違。此為行為人獲得減刑之條件，與依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精神，宣告沒收其實際犯罪所得，並無齟齬，且係行為人為獲減刑寬典，所為之自動繳交行為（況其依上開民法規定，本即應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與憲法保障人民（行為人）財產權之本旨亦無違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刑事判決）。是被告尚應自動繳交告訴人因本案所受之損害即新臺幣10萬元，始得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原審判決僅憑被告於審理中自白即依該條規定減刑，顯與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有違。㈡再原審法院判決被告有期徒刑6月，然本件詐騙金額為10萬元，對告訴人所造成之經濟衝擊巨大，被告卻始終不思積極與告訴人進行和解或尋求合理之道歉方式，其犯後態度顯難認為良好，原審判決未慮及此，是否適當已屬有疑。況從原審判決之刑度觀之，可見原審判決係先以刑法第339之4第1項之最低刑度即有期徒刑1年併以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最低2分之1之刑，換言之，原審判決以最低刑度配合最高減輕刑度之標準而為原審判決主文諭知之刑度，然從原審判決就量刑理由欄中所述，實無法看出有何理由做出如此刑責之評價，要難認對被告已罰當其罪，並符於社會之法律情感、罪刑相當及實現刑罰權分配之正義，是此亦應屬上訴之理由，並請求撤銷原審判決，並對被告宣告以有期徒刑1年4月以上之刑，而為適當之判決等語。四、惟按：　　　　　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法文業已明確記載「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即指該犯罪行為人之「個人犯罪所得」，不及於其他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法條文義甚明。就規範體例而言，第47條前段屬個人減免事由，於數人共犯一罪情形，僅符合法律所期待積極行為之人，方可援引該事項減免刑責，而該積極行為之存否，自當以其個人所得控制或管領之作為或範圍者為限，無須就其他共犯之支配領域合併觀察，始符個人責任原則。而同條後段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係將破獲詐欺犯罪之成果，擴及「物的延伸」、「人的延伸」，亦即使扣押物或查獲對象之範圍，藉由更優惠之條件，提高行為人供出犯罪集團人物及金流全貌之誘因。相對於此，前段「減輕其刑」自然僅及於行為人自身之事由，賦予相對較不優厚之「減輕其刑」待遇，以符層級化之減刑規範構造。　㈡依同條例第44條第1、3項之規定，對於犯刑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行為人，若同時涉犯其他加重詐欺類型，或在境外利用設備詐騙國內民眾，均有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之特別規定；且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者，亦予提高刑責。較之其他加重詐欺複合類型或組織犯罪涉及其他犯行者，均有明顯差異，足以凸顯本條例對於打擊跨國性、組織性詐欺犯罪之刑事政策考量。以此對照本條例第47條前後段之條文安排及立法說明寬嚴併濟之刑事政策，可看出立法者欲藉由對悛悔有據（即主觀上坦承犯行及客觀上不再保有不法所得者）之行為人予以從寬處理，使其鬆動詐騙組織，進而使檢警人員向上追查，終致不易破獲之組織性甚至跨國性之詐欺犯罪得以瓦解，而達成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之目的。基此刑事政策目的，第47條解釋上自不宜過苛，此與最高法院先前解釋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時，提及「其目的既在訴訟經濟，並以繳交犯罪所得佐證悛悔實據，莫使因犯罪而保有利益，解釋上自不宜過苛，否則反而嚇阻欲自新者，過苛之減刑條件解釋，將使被害人更難以取回財產上之損害，顯非立法本意。」可相互呼應。㈢第47條之立法理由固揭明係為「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落實罪贓返還」，惟並限於全額受償、全額返還之情形，恐不能以此即認「其犯罪所得」係指全部犯罪所得之意。本條立法目的應側重在行為人有無自動繳交行為，而非被害人所受損失是否全額獲得充分填補，不應將其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範圍擴及非其享有之範圍，解釋為被害人損失之全額。又在立法過程中，立法機關已意識到採取犯罪所得指個人報酬是否妥當之疑慮，而最後結果足認在充分衡平個人報酬說可能之疑慮及第47條欲達成之目的下，立法機關仍然選擇將減輕或免除刑責的範圍與適用，交由法院依具體個案審酌。此等立法過程，已清楚明瞭立法機關選擇與考量，則法院在無違憲疑慮前提下，不宜過度介入為妥。依立法史與立法資料，立法者並無意以系爭條文規範方式實現犯罪所得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之立場，即歷史解釋亦支持個人報酬，因此檢察官認本件被告應繳回告訴人遭騙之10萬元始能邀減刑之寬典，並無理由。㈣原審於量刑時已依刑法第57條為審酌，參以告訴人遭詐之金額為10萬元，所受損害並非鉅大，且無證據足以證明其獲有報酬，復自偵查伊始即毫無保留之坦承，則原審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而量處有期徒刑6月，難謂有輕縱之嫌，是檢察官執摘原判決量刑不當，要求量處有期徒刑1年4月以上，亦無理由。　　　㈤綜上所述，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為指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五、被告經合法傳喚未於審理期日到庭，爰不待其到庭陳述，逕　　由檢察官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良鏡提起公訴及上訴，檢察官李啟明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林青怡　　　　　　　　　　　　　　　　　　　法　官　李嘉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賴梅琴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

2025-03-31

KSHM-113-金上訴-1020-20250331-1

侵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家暴妨害性自主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66號上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 AV000-A109356Z（年籍詳卷）選任辯護人黃敏哲律師蔡涵如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暴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47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19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代號AV000-A109356Z（年籍詳卷）係AV 000-A109356（民國76年12月生，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三姐夫，其等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之家庭成員關係。AV000-A109356Z明知A女於事發時年紀尚輕，仍為下列犯行：㈠於90年至95年間，以1週1次之頻率，在A女當時位於高雄市阿蓮區之住處（詳卷），趁其他人不在或睡覺之時，違反A女之意願，親吻A女胸部後，要求A女為其口交後以陰莖插入陰道之方式，強制性交100次得逞(即原判決附表編號3)。㈡另曾在不詳時間，在A女當時位於高雄市阿蓮區之住處，明知A女未滿18歲，仍未經A女之同意，強行拍攝A女之裸照及性行為過程之照片或影片，後並於A女專科3年級（即 18歲）時，散布上開照片或影片(即原判決附表編號4)。因認被告如附表編號3部分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未滿 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罪嫌、附表編號4部分係犯刑法第221 條第1項強制性交罪嫌、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起訴書誤載為「第24條」，業經檢察官更正) 、第28條第1項強迫少年被拍攝性交之照片、影片、散布少年為性交之照片、影片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次按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指述，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此補強證據，係指被害人之陳述以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固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但以與被害人指述具有相當之關聯性為前提，非僅指增強被害人人格的可相信性而已，尚需與被害人之指證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於使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言。至於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並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本件檢察官起訴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A女、證人即A女五專時學長兼男友沈ＯＯ(下稱沈某，年籍詳卷)、證人即A女五專時好友廖ＯＯ( 下稱廖某，年籍詳卷)、證人即A女母親AV000-A109356E（年籍詳卷）、證人即A女國小高年級好友洪ＯＯ(下稱洪某，年籍詳卷)於警詢及偵查、證人即A女五專導師何ＯＯ(下稱何某，年籍詳卷)於偵查之證述、屏東縣政府函覆A女諮商資料及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精神鑑定書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為A女之三姐夫，並曾與A女發生數次性關係等情，惟否認有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強迫少女被拍攝性交之照片及影片、散布少女為性交之照片及影片之犯行，辯稱：我於93年即A女念專科時，方與A女交往而合意性交，但交往時間不長就被我太太發現而分手，在交往期間以外就沒有與A女發生性行為，在交往前與A女也沒有太大交集，更不可能進入A女房間；我並沒有拍攝A女裸照或性交影片，A女裸照及性交影片外流的事情，我是事後才聽我太太說的等語。五、經查：㈠、被告於87年9月21日入伍、93年5月26日退伍，於94年3月12日與A女之三姐結婚；A女為00年00月生之人，有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年籍對照表、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被告戶籍資料、被告兵籍資料及官兵服務軍職經歷證明可考(見偵卷彌封袋內彌封卷第1、33至36頁、原審侵訴卷一第308、31 2、394頁)。而A女之母為ＯＯ公司代表人，因A女母親於106年 8月間向A女及A女當時男友蘇某協議，將ＯＯ公司資產以買賣名義借放在蘇某開設之公司名下，嗣後A女母親於同年9月欲將資金移交A女大姊所設立之公司，遭A女及蘇某拒絕，A女母親因而於107年8月1日對其二人提出侵占、背信告訴等情，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A女之母之公司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下稱雄高分署)檢察長發回續查，再經橋頭地檢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及經雄高分署駁回再議，復經原審法院裁定駁回聲請交付審判(現改制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有橋頭地檢上開不起訴處分書、上開刑事裁定、A女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刑事告訴狀可參(見偵卷彌封袋內彌封卷第57至81頁、原審侵訴卷一第284至305頁、卷三第221至225 頁)，此部分事實均可先予認定在案。㈡、證人即告訴人A女之證述如下：　⒈證人A女於警詢證稱：自上國中一年級後，不管早晚，被告只要看到我一個人就強拉我至三樓輪流不同房間或2樓及客廳性侵我，直到91年我姊姊及家人都知道後，我開始避開被告，但後面也是有性侵。被告都是強迫強壓性侵，先抓手就脫我衣服內褲，親吻我胸部，陰莖插入陰部，還有逼我口交，性侵一百餘次，被告暴力威脅如強拉我手，及有次把我抱起來拋摔到床上，並以散布裸照及性侵照片影片恐嚇我，我有推他，而且我的表情也是不自願的。被告把錄影機放在床尾拍照我全身及性侵我的影像，影像中是我國中短髮時期。我交到男朋友後，被告就散布我的裸照、性侵影片在網路上給不特定人觀覽，我當時專三，國中及專科同學、我當時男友、老師都有看過影片，我叫媽媽處理，但媽媽不想把事情鬧大就沒報案等語(見警卷第19至27頁)。　⒉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91年我家人及姊姊都知道我遭性侵之事，他們有跟被告說，但沒有特別警告被告，被告還是有機會可以單獨跟我相處，房間可以鎖門，但被告時間自由可無預警回來。我母親有說他會去解決，但被告還是一直來我家並跟三姐結婚。被告將性侵影片散布在社團網站，是我同學及男友告訴我的，甚至我國中同學都看到了，後來接觸性平議題我才意識到以前的事情，我有4年沒有回家了。當時我年紀這麼小，怎麼跟他交往等語(見偵卷第19至21頁)。　⒊證人A女於原審就性侵部分證稱：遭性侵前我把被告當哥哥，我四姐與我同睡一間，我們房間是上下舖，房間可以上鎖、功能正常，但大部分時間不會鎖門。被告在當兵時就跟我姊姊交往滿久了，常常來我們家，但我忘記被告與我三姐實際交往年份，不是被告說的91年，全家都知道被告跟我三姐交往，被告才跑來我們家住。我們搬到新家的時候，被告會來過夜，忘記被告在舊家即住工廠上面時有沒有過夜；被告曾穿軍服性侵，當兵休假時到我家性侵，有的時候是白天、有的時候家裡沒有人。性侵的地方很多，甚至客廳也有，就是我配置圖上有畫星星的地方。被告還對我施暴過，我要逃離時把我抱起來摔在床上，也有恐嚇我，威脅我說要告訴我的家人，另方面安撫我說不要跟家人說。一開始我怕家人知道，在家人面前還是會跟被告說話；後來家人全部都知道我被性侵的事情，是我自己在國中尾或專科初跟母親講，但沒有親口跟其他姊姊說過。家人盡量安排被告不要來我家，但被告與我三姐結婚前後仍一直有來我家。母親及姊姊都沒有處理，也不願意報警，我說我不能再待在這間學校，她們希望我自己忍耐，我只能向外人抒發。我曾在與被告發生性行為時被三姐撞見，大家都嚇到了。我對法律不是很懂，不知道可以提告，是我於109年時幫一個協會做性平講義時，才知道追訴權已經最後一年，也發現這件事情我過不去，故於10 9年提告。我當時年紀還小，並沒有跟被告交往，儘可能避開被告、不理會，被告會寫信給我塞進我房間門縫，表達他喜歡我，我拿著被告寫給我的書信約洪某去學校談心，被告表達對我的喜歡時，已經跟我姊姊交往。我專一或專二與沈某交往前被告仍有性侵我，交往後就沒有。我母親、姊姊於前幾年對我提告，告了6年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47至352 、354至355、357至359、361至368、372至374、376、378、 379頁)。　⒋證人A女於原審就散布性影像部分證稱：我不知道被告有拍我的裸照、性侵影片，被告還把這些都散布出去，攝影機那次我不知道，還有用相機拍過，手機是摺疊機沒辦法拍，拍攝時間點我不記得，我記得有的時候是我不知道的。我國中同學打電話來跟我說在班級的奇摩社團網站上有看到，當時男友沈某也說班上同學拿給他看影片，但我不知道沈某看的影片來源，後來我同學也有跟我說，不是我拿給同學或男友看。我私下約廖某去學校電腦教室給廖某看裸照、影片，要跟他說我被被告性侵的事情。我看到的影片是在我住處被被告性侵的影片。我國中三年都是耳下的短髮，就沒有再剪慢慢留長，專二時留到肩膀以下但沒有及腰。沈某看過影片後氣憤地去找我媽媽，叫我媽媽報警，並不是我與沈某談心聊到，我媽媽把沈某掃地出門，說這是我們家的事情，我忘記當時我有沒有在家裡，可能在我家外面看到沈某被趕出來。老師有看到我的私密照片，只有找其他同學說不要散布，忘記有無找我談話。我跟沈某交往期間並沒有在性行為時拍攝照片或影片，我問被告為何影片外流，被告說不是他外流的，事發時我還年輕，不知道去看身心科，最嚴重時就不想吃喝只想玩電腦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55至357、364、368至3 71、374、377頁)。　⒌證人A女之指證情節有若干寬泛、歧異及不合情理之處，已難謂全無瑕疵可指：　⑴就A女國中以後至專科期間遭被告性侵之情節，A女所指述之時間地點實未足具體特定，且僅泛稱被告「曾施暴過、將其抱起來摔在床上」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74頁)，而未能得知被告被訴100次強制性交行為中，各次行為違反A女意願之情節是否悉數如此，及被告係在何時地有此舉動；就被告脅迫行為之描述，A女同時稱：「被告恐嚇威脅我說要告訴我的家人，被告安撫我說不要跟家人說」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74頁)，然倘A女所述為真，被告此舉豈不自暴犯行，且A女與家人關係係近年彼此間發生訴訟後始轉趨交惡，當時如受害甚深，A女尚無不能讓家人得知之理。A女雖另稱遭被告拍攝性影像並恐嚇將散布給他人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74頁)，惟A女復又自陳在其專科交男友後被告已未與其發生性行為(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68頁)。果如A女所述，被告在與A女三姐結婚後仍常出入A女家中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64頁)，倘被告仍有意對A女為強制性交，自不因A女交男友與否而有異，仍能趁出入A女住家之機會、威脅A女持有其性影像而侵犯A女，何以被告於A女專科期間與沈某交往後即主動罷手。是就被告各次強制性交所用之手段如何，被告與A女不再發生性行為之原因，A女始終未能清楚說明，而存有瑕疵可指。　⑵而A女於警偵中避談曾遭三姐撞見其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及被告曾書寫情書對其表示好感等事，嗣在原審經辯護人質疑始吐露上情，亦顯其供述難以盡信；況就A女與被告發生性關係遭三姐撞見後，A女雖稱自己並非願意的狀況，然其亦自承第一反應是嚇到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58頁)，並非於被其三姐發現後急於向三姐求助、尋求保護。且對於其三姐後續仍決意繼續與被告交往、結婚，A女也未嘗試制止，容任一長年性侵自己之人成為姻親，擔任其等之伴娘(見偵卷彌封卷袋內彌封卷第95頁)，豈不置自己於險境，更對其三姐之婚姻是否幸福、人身安全無關緊要，此等反應顯悖於常情。另A女於偵查中證稱：家人知道自己遭被告性侵，並沒有特別警告被告等語(見偵卷第19頁)；又於原審證稱：家人盡量安排被告不要來我家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55頁)，關於家人是否刻意避免被告與A女接觸一節，A女所述亦有矛盾。　⑶A女雖指稱被告有時白天、有時趁家裡沒有人，在家中各處性侵等語，惟被告於87年9月起至93年5月止擔任軍職，業如前述，被告尚有軍職在身，實難不分時間隨時出入A女住家；況被告與A女之三姐公開交往情形前，A女家人既然尚未熟知被告背景，又如何能同意被告獲取A女住家鑰匙而得任意進出。而A女與母親及大姊、二姐、三姐、四姐同住，A女家中人口眾多，被告如何能長期自由進入並掩人耳目，更遑論A 女既然自承家中房門門鎖未故障，卻始終未以更積極之房門上鎖方式避免與被告再有接觸往來，誠與A女所述儘可能避開被告、不理會之應對方式有違。　⑷關於A女係如何告知母親自己遭被告性侵一事，A女於原審證稱：我忘記我如何跟母親說的，我的記憶都留在想要家人幫我處理這件事情；她們一直跟我說有處理了，叫我忍耐，我說我不能再待在這間學校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72頁)，然是否遭被告性侵一事實屬私密，A女家人縱未予處理或處理太慢，亦不致影響其求學之人際關係，使A女自認無法繼續在此學校就學，則A女所指時間應係性影像流傳於同學間之後。惟A女於原審亦稱自己係在國中尾、專科初告知母親自己遭被告性侵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72頁)，則關於其究係遇性影像外流事件後始告知家人，或國中至專一間即告知家人，亦有疑問。A女於警詢證稱：「被告把錄影機放在床尾拍照我全身及性侵我的影像」等語，於原審則證稱：攝影機那次不知道，被告還有用相機拍過，我記得有的時候是我不知道的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56、374頁)，則A女於警詢能明確指稱遭拍攝性影像之道具及其位置，後於審理時改稱攝影機那次不知道遭拍攝，前後所述已有歧異；但A女於原審審理時並未堅指自己從來不知悉遭拍攝性影像，且就被告為何開始拍攝性影像，拍攝時是否及如何違反其意願等情節，亦有含糊其辭之情。　⒍A女於提出告時適與其家中成員正值另案訴訟期間：　⑴A女之母為ＯＯ公司代表人，向A女及A女當時男友蘇某提出侵占、背信告訴，後經不起訴處分確定等情，業如前述。A女於偵訊及原審證稱：當時家裡狀況需要有人幫忙處理債務，我引進一個朋友幫忙處理，在該案件中母親、姊姊跟我利害關係對立，告了6年，我已4年沒回家了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75至376頁、偵卷第21頁)，核與證人即A女三姐（年籍詳原審卷侵訴卷二證物袋）於原審證稱：108年時母親公司為了要追回款項就對A女及蘇某提告，提告後A女不見面、不接電話也不跟家人聯絡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66至268頁)、證人即A女二姐（年籍詳原審卷侵訴卷二證物袋）於原審證稱：母親成立的公司曾於108年間對A女及蘇某提告，A女避不見面，完全沒有連絡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88至289頁) 大致相符。堪認A女於109年12月提出本案刑事告訴之時，其與家庭成員間正處於另案訴訟之對立狀態，且因此案件雙方幾無往來，則A女在被害10餘年始終未訴諸司法之情況，於此際提告是否全無動機反擊纏訟之對造方，已非無疑，更有賴堅實之補強證據佐證。 ⑵A女於原審雖證稱：我決定提告的契機是替協會作講義時，整理到性平資料，才知道提告有20年年限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76頁)，固有中華民國航空運動協會「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訓練機構教材(編輯：A女)」可參(見原審侵訴卷二第85至88頁)。然該教材資料係影本，且無從確認製作之時間，且該協會於109年11月18日始經臺灣體育署認定，110年 1月29日公告「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訓練簡章」，110年 4月16日進行第一梯次「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訓練」，有該協會網頁資料、訓練簡章可查(見原審侵訴卷三第207至 220頁)。訓練簡章中明定開課時間、人數、課程內容，衡情應係簡章出爐後始開始編訂教材，故A女整理該協會訓練教材之時間應晚於提告時間；另觀諸卷內教材資料內容，並無敘及追訴權時效，則A女自述提告之原因係因整理協會講義、憂心追訴權時效已過等語，即有可疑。㈢、其他證人之供述尚不足補強A女證述：　⒈證人洪某部分：　⑴證人洪某於警詢證稱：國小六年級某日下午在操場，A女很恐慌，拿一封被告寫的信給我看，內容是愛她及喜歡她，A女跟我說被告會對她毛手毛腳、摸身體，國中以後較少聯繫但還是有，最後五專時遇到A女，A女也跟我說被姊夫性侵的事情。性侵影片A女有跟我講過，說被告散布在學校網路，A女當時有交男友沈某，沈某去A女家裡找A女母親及姊姊理論，後面就分手，那是A女五專時在住家客廳跟我說的等語(見警卷第33至36頁)；於偵查中證稱：在國小六年級時看過被告寫給A女的信，內容是被告很喜歡A女，當時A女非常害怕一直哭，當時被告已經是A女姊姊男友，說被告會在家對A女作不好的事情，毛手毛腳、摸身體，A女說只有自己跟被告在場。國中時A女就有跟我說被被告性侵，過程沒有說。A女跟我說被性侵時情緒激動，但很害怕不敢報警。我沒有看過被拍的影片及裸照，但A女當時男友有告訴我這件事。爆發那件事，沈某進去A女家跟A女媽媽及家人理論等語(見偵卷第1 73至175頁)；於原審證稱：A女與我是國小五六年級同學，經常向我訴說被告對她做不好舉動，對她毛手毛腳，具體動作不清楚，因為是隱私沒有多問。又在學校操場將一封情書拿給我看，那時剛好體育課，但我不太記得有無署名，A女說是她姊姊的男友寫的，A女感覺神情很恐慌、一直哭，講到很激動、一直流淚、顫抖，不知怎麼處理，我也有跟A女說要不要跟母親家人講，A女一方面是想保護我，一方面是自己很害怕，並沒有跟家長或老師反應。第一次聽到A女被性侵是國中一年級時在A女家聽A女說的，沒有詢問細節，五專再次遇到A女，A女再次跟我說被性侵的事情，原來從國中到五專期間被告還是有對A女性侵。我去A女家玩時，有時會遇到被告，被告時不時出現，不記得A女是否會鎖門。五專不知道幾年級時，A女也有跟我說影片在A女學校被散布的事情，是A女及A女當時男友沈某告訴我的，沈某非常氣憤，跟我說去A女家找A女媽媽理論被趕出來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100至101、105至108、110至111、113、115至116、118至 121頁)。　⑵證人洪某就A女曾於國小六年級時在學校操場給其看情書之事，雖前後證述一致，惟「情書」一詞至多僅代表書寫者對收件人示好之意，尚難證明有進一步交往或肢體接觸之情，且其始終僅稱此部分係「毛手毛腳」，而就對方之具體動作不甚清楚，甚至稱係國中時A女始告知性侵一事。證人A女則於原審證述：我約洪某去學校講這件事，那時已經發生被告性侵我的事情，我帶著被告寫給我的書信去找洪某談心，忘記講什麼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66、367頁)，洪某與A女無論就臨時在課間或特地相約到校、看情書時A女是否已遭性侵等重要情節均有不合，況卷內並無洪某所述書信可佐，洪某亦稱不確定情書有無署名，僅憑A女之說法即認定係被告所為，自無從佐證A女所稱已遭被告性侵之事。況A女此際傾訴之事件如成立犯罪，亦應為免訴之諭知（詳原判決關於「免訴」部分之論述）。　⑶證人洪某雖又敘及國中及五專時有與A女保持聯繫，A女告以曾遭被告性侵等語，惟此部分轉述其聽聞自被害人陳述被害經過部分，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並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且洪某雖於偵查及原審均證稱曾聽聞沈某及A女告知A女性影像在學校外流一事，及沈某因此至A女家人找A女母親理論等語。然證人沈某於原審證稱：A女突然打電話給我，哭哭啼啼說自己被被告性侵，我去A女家請A女母親處理，隔沒多久照片就出現了；我應該沒有跟洪某說影片的事情，我只有想著讓A女之後不受傷害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126至127、143至144頁)，是洪某及沈某就沈某至A女家中理論之原因，係因A女向沈某哭訴或A女性影像外流，及沈某是否曾告知洪某A女性影像外流之情節，均有明顯齟齬，而有瑕疵可指。　⑷至證人洪某雖於偵查中證稱：A女跟我說被被告性侵一事情緒激動等語(見偵卷第175頁)，然證人洪某於原審證稱：A女拿情書給我看時，情緒非常害怕，會講到有點激動，神情恐慌一直流淚、發抖；我與A女同學階段，聊到被告時A女就會情緒激動，講一講會哭、顫抖、害怕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1 10至111、113頁)，則洪某所見聞A女之情緒反應，於偵查時並未明指A女講述之時間，於原審則稱係A女拿情書時、與A 女同學階段，則洪某所觀察之A女情緒反應，究係指A女國小時或指A女國中時，實有可疑。　⑸另A女雖提出書信1份欲證明係被告所書寫，然該信件內容為：A女，我就知道你中午不會回來，本想中午請你吃個飯，慶祝一下你15歲的生日，誰知你還是不領情，也好，我又省了一攤！不管怎樣，還是祝你生日快樂。快聯考了，加油喔！(見原審侵訴卷三第325頁)，僅語帶關懷尚難謂有曖昧情愫。且縱如A女所述，該信件係被告所書寫(被告對此係否認，見原審侵訴卷三第27頁)，A女保留此信件原本長達十餘年，亦未於決意進入司法程序時之第一時間提交偵查機關，反係交互詰問過程提及，方由原審督促其提出，此舉亦與性犯罪被害人多所迴避與加害人有關一切事物之反應有違，更與洪某所述看到信件之時間不符合，不能資為洪某證述之佐證。　⑹證人洪某於原審證稱：國中後就慢慢比較少聯繫，偶爾打家裡電話，上五專後聯絡頻率差不多，也是會聯絡但比較少。後來A女來找我，希望我能協助出來作證，有跟A女稍微討論一下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106至107、120、122至123頁) ，洪某與A女國中後聯絡頻率驟減，亦係A女先來找洪某，並告知洪某希望其可出面作證，2人並有討論案情，則洪某歷次所述是否確係10餘年前親身見聞之實況，是否全無記憶不清或混淆之情，更非無疑。　⒉證人沈某部分：　⑴證人沈某於警詢證稱：A女跟我說從國小五年級被被告性侵至五專，A女打電話與我傾訴心事沒多久，我就騎車到A女家，跟A女母親說A女遭人性侵要去報案，A女母親回應說這是我家的事情，隔1至2個月後，A女裸照及影片就在班上流傳。影片是同學拿手機給我看，A女躺在床上，拍攝者正對A女性侵，A女影片中痛哭流涕，照片則為A女裸照，不知道拍攝人身影。我跟A女說如果願意報警，我會協助，如果不願處理，我想就當一般朋友關係就好等語(見警卷第41至44頁)；於偵查中證稱：A女說被姊夫性侵，我聽到很生氣就去A女家， A女母親卻說這是他們家的事情，不願意報警，我有跟A女說不然我們去報警，A女當時比較聽母親的話，因為這件事我們分手了。我看過影片，是我同學拿給我看，因為影片被傳到班上社交軟體，我一看就知道A女，看不到另一個人，過程看起來像是A女被強暴。A女母親看起來早就知道這件事， A女姊姊也知道，當A女跟姊姊說的時候，A女姊姊說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現在記不得影片、照片中A女頭髮長短，當時A 女說拍攝者是被告等語(見偵卷第39至40、161至162頁)；於原審證稱：A女小我一個年級，我曾與A女交往不到一年。A 女當時跟我說被被告強姦，沒有說時間、地點，一直在哭，我就騎車到A女家，衝進A女家客廳想討公道，A女母親在客廳，當時A女也在客廳一直哭，A女媽媽感覺已經知道此事，說「這是我們家的事情」，好像不想處理，我被趕出來，我那時覺得A女家人很奇怪，發生這樣的事情竟沒有想要報警。A女當時說被性侵的事情，我沒有問很仔細，我怕讓她回憶傷害到她，且看到A女一直哭就相信A女。不確定什麼時候 A女跟我說過，已經有跟家人反應，但家人不理會；我有跟A 女及A女母親說不處理就去找媒體爆料或報警，但A女被母親壓下來。五專時同學拿影片給我看，影片中A女是短頭髮的、耳下一點點，我與A女交往時A女長髮及腰，我只看10秒就不看了，A女是正面往後倒、一直哭泣，性交行為進行式，A 女上半身裸體，沒有看到掌鏡之人，是有人拿手機的角度、畫面會晃動，A女有搖頭但沒有聽到A女呼救。我問A女為何會有影片，A女說被告拍的，沒有說自己與被告交往過。老師也看過影片，為何老師知道此事卻沒有報警，這也是我覺得很生氣的地方，隔沒多久A女離開學校去澳洲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126至130、132至138、141至142、145、147頁) 。　⑵證人沈某雖敘及A女告以自國小至專科期間屢遭被告性侵等語，惟此部分轉述其聽聞自被害人陳述被害經過部分，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並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且沈某雖證稱曾至A女家中向A女母親理論一事，惟沈某為此舉之緣由，據其自稱：因A女向我訴苦曾遭被告性侵，其至A 女家，事隔一個月後影片外流等語(見偵卷第161、162頁)；然A女卻於原審證稱：係沈某看過影片，氣憤地找我母親，並非我與沈某談心聊到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68頁)，就A 女性影像外流及沈某至A女家理論之先後順序，A女與沈某所述顯有不合。性影像部分，沈某證稱拍攝者拿著手機、畫面晃動等語，A女就拍攝道具及影像狀態，於原審審理時證稱：那時手機是摺疊機沒辦法拍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56頁 )，及A女警詢所證：被告將錄影機放在床尾等語(見警卷第2 0頁)，二人所述針對此重要情節歧異，自不能互為補強。　⑶至證人沈某雖證稱A女向其敘及遭被告性侵一事時不斷哭泣等語，然A女於原審卻證稱：並非我與沈某談心時聊到我遭被告性侵，是沈某看到影片質問我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64 、368頁)；又關於沈某至A女家中找A女母親理論一事，沈某雖證稱A女同在場且一直哭等語，A女卻於原審證稱：忘記自己有無在場，可能在我家外面，看到沈某被趕出來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71頁)，則沈某此部分證述與A女所述均有不合，既無從確認真有沈某所述A女致電訴苦一事，其就此部分A女神情、反應之觀察，自無由斷言為真。且證人沈某自承並未詳細詢問A女，亦未與A女家人釐清A女家人執意低調處理之理由，復衡以其等當時為男女朋友關係，沈某立場勢必傾向相信A女，其證述既有前指瑕疵，就若干細節亦有模糊之處，且附和A女之可能性高，不能遽採。　⒊證人廖某部分：　⑴證人廖某於警詢證稱：A女在電腦教室外以筆記型電腦播放性侵影片給我看，影片是A女國中時，當時A女頭髮是短的，A 女五專是長頭髮。A女說國中開始被被告性侵，影片中A女上半身裸體，躺著、面無表情不自願，拿著錄影機的人正在拍攝、陰莖裸露，身形是有肉的，場景是A女房間。我有叫A女去報案，我知道A女媽媽及三姐都知道等語(見警卷第45至48 頁)；於偵查中證稱：影片爆發害A女跟沈某分手，聽A女說沈某很生氣還跑去A女家中，A女跟我說時口氣平靜，A女本來情緒就沒有什麼起伏。當時班上很多人看過性侵影片，A 女崩潰想要刪照片，我剛好在旁邊而看到，有看到A女裸體及對方生殖器，但我被嚇到就沒看了，A女面無表情、眼神死，看不出對方是誰。畫面中A女頭髮是短的，而且非常年輕，是A女跟我說約發生在國中時候。A女說是被姊夫性侵，當下我問A女為何沒報警，A女說母親不願意，後來我去A女家逼A女要請母親報警，A女說母親會再處理並找老師。我也有問A女家人是否知情，A女說家人早就知道等語(見偵卷第4 5至46頁)；於原審證稱：大約專二至專三間看過A女遭性侵影片，上課完A女在外面走廊看學校借的筆記型電腦，我說你都不避諱我在旁邊，A女說全部人都看過了，有什麼好避諱。一開始是聽A女說不雅影片傳到網路上，班上同學跟沈某都知道，確定在走廊不是在電腦教室裡面，也不是A女把我叫到旁邊說要給我看。影片中A女是短髮、大概耳下幾公分，專科時A女長髮大概及肩，影片很短，但我被嚇到就說不要給我看。我看的影片是A女在鏡子前面梳頭、面無表情，也有看到口交，裸體，比較像蹲著、面向鏡頭，鏡頭是晃動的，A女沉默、面無表情，眼神死，沒有主動、沒有反應，感覺不自願。我問A女這個人是誰，A女說是姐夫，是國中時期，但我沒有看到拍攝的人，也不知道用什麼東西拍的，只有看到拍攝人的大腿，不是瘦的身型。A女看照片時很恍惚，我問A女家人知道嗎？A女說曾經有跟媽媽講過，我逼A 女一定要跟他家人講，還跟A女回家壯膽，聽起來是A女媽媽叫A女不要管，A女媽媽有去找老師，好像老師也知道並叫同學不要再傳，這我是聽A女講的。因為不想要A女二次創傷，我其實不會自己去問同學，也沒有跟A女家人求證。發生這件事情後，學校有辦遊學，A女媽媽就讓A女去散心。A女是靜靜的人，不太想回家的感覺，跟家人相處很冷淡，A女在影片外洩後變得不敢說生活大小事，連我都懷疑，本來出去會笑，發生這件事情天天都在哭；A女陳述影片外流時沒有什麼反應，就靜靜的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21至232、234 、237至245頁)。　⑵證人廖某所證關於其看到A女性影像之場景，係稱在電腦教室走廊外、A女自行觀看筆電時為在旁之廖某所窺見等語如前；惟證人A女於原審證稱：我不敢進去社團看照片，廖某看到我的不雅照應該是在學校電腦教室，我私下約廖某去電腦教室，要跟她說我被被告性侵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70頁 )，二人所述情節不甚相同。且證人廖某所證專科時A女長髮及肩(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25頁)，亦與證人沈某所證交往時A 女長髮及腰不同(見原審侵訴卷二第145頁)，其二人所述關於A女於影片中及認識A女的之頭髮長度有明顯落差。況無論廖某或沈某均係專科後始結識A女，對於A女於專科入學前乃至國中時之髮型如何未必了解，設耳下長度留至及肩雖依個人情形不同，也不過數月已足，卷內亦無相關影像可資佐證，殊難僅以其等具有瑕疵之證詞，論斷所見聞影像中之A女即為A女於警詢時所強調留短髮之國中階段。　⑶證人廖某及沈某均證稱曾詢問A女其家人是否知情，A女表示家人知情，及其等鼓勵A女報警，A女卻被動未為之等語；惟 A女前稱因不願家人知道、恐性影像遭散布而遭被告脅迫，在家人因故得知(詳後述)及性影像已然外流後，應已無此層面顧慮，A女當能請家人為其主持公道，揭發被告惡行；反之，A女家人在知悉A女與被告發生性關係後，實無必要要求至親之A女隱忍包容，反縱容非親屬之被告。又依證人廖某所述A女性影像外流一事已為A女專二至專三期間，即A女應已18歲或接近18歲，縱家人不甚支持，依其當時之年紀及智識，且有好友廖某及當時男友沈某之鼓勵，亦能不顧家人反對為自己主張權利，廖某、沈某均敘及可報警等語，A女卻始終未呼應渠等期待，直至109年12月始對被告提告，則A女自沈某、廖某給予報警建議後長達10餘年間，不欲訴諸司法之想法，固繫諸於個人學經歷、處事態度等而無法一概強求應積極舉發，然其在已無與廖某、沈某密切聯繫後之此時點何以突然改變意向，實屬費解。　⑷復參證人廖某所述影片內容，A女在鏡子前面梳頭，口交、裸體，蹲著、面向鏡頭，沉默、面無表情，眼神死，沒有主動、沒有反應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26至228、238、243頁) ；證人沈某則稱：A女正面往後倒、一直哭泣，性交行為進行式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133頁)，其二人所述A女於影片及照片中之神情及姿態並不一致，且在本案並無任何客觀影像證據在卷之情況下，關於廖某所證「眼神死」、「感覺不自願」等A女神態，實無從具象化為一般第三人均有共識之標準，自無從作為A女證述之補強。又證人廖某、沈某均未敘及影片拍攝者之特徵，又無影片可供原審查證，自無法單以A女之供述特定拍攝者即為被告。且證人廖某於原審證稱：A女專二時有跟班上一個男生交往過、同班但很短暫就分手了，後來跟別的科系的沈某交往，我專科畢業有次找A女，有遇到A女馬來西亞男朋友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33頁) ，證人即A女二姐於原審證稱：A女專科時有交男友，不是沈某，長相很像原住民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91至292頁)， A女則於歷次供述中對於沈某以外之交往對象三緘其口，實有待更多證據確認拍攝者之身分之必要。　⑸證人廖某於原審證稱：我跟朋友聯繫頻率沒有很強，畢業後就沒有到A女家過夜過，我是桃園人，去高雄玩才會找高雄的朋友。A女跟我說需要做筆錄，就是A女學生時代性侵事件，A女打算要提告，問我能不能去、有無意願，當天A女有跟著我一起去，剛進去時A女有在旁邊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 234至236頁)，可見A女於證人廖某製作警詢筆錄前即已先與其接觸，則廖某歷次所述，是否確係10餘年前親身見聞之實況，是否全無記憶不清或混淆之情，已非無疑。　⒋證人即A女三姐及A女二姐之證述：　⑴證人即A女三姐於原審證稱：被告是我先生，居住在舊家時被告與A女沒有什麼互動，我也還沒與被告交往，91年交往、9 2年才讓家人知道，被告在戀情公開前不可能到我們新家過夜。A女二姐做美容業較晚下班，母親、我、A女會等A女二姐吃完宵夜才去睡，A女在新家的房間通往洗衣間，也沒有在關門、鎖門，因為家人每天要去洗衣服、晾衣服、收衣服，晚上11、12點才會去處理。93年被告偶爾會到新家住，也開始跟A女有互動，那陣子被告跟A女會騎機車出門買東西回來吃，A女沒有迴避被告舉動，很積極跟被告講好就一起出門。A女在家裡比較愛撒嬌，活潑、愛講話，會湊來黏著我們，沒有什麼情緒低落或吃不下的情形，我覺得媽媽生的五個小孩裡面，媽媽最關注的就是A女，沒有疏於照顧。某日被告說要先回房間休息，我跟A女二姐在客廳，走回我房間把門推開看到A女跟被告在我床上發生性行為，A女躺在床緣面對被告腳勾著被告的腰，手輕扶被告的手，被告站在床邊，我當下就是嚇到，他們也嚇到彈開，我就轉身去找A女二姐協助。A女就回到自己房間，被告東西收一收離開我家，我當下質問他們，兩人都沒有說任何話，如果A女被迫，都已經被我發現應該來求援，心情恢復了也還是沒有求援，且那不可能是被強迫的姿勢，A女沒有哭泣、搖頭或用手抵抗被告，A女只跟我說不是故意的、對不起我，不會再跟被告聯絡。被告說這是控制不住的意外，並不是真的要跟A女在一起，如果我還願意跟他在一起，會斷絕跟A女任何聯繫。基本上我在，被告才會來我們家，不然怎麼進家門，被告沒有鑰匙，不然是否A女背著我開門讓被告進來。我撞見他們性行為跟我結婚中間還有一段時間，如果A女跟我說被性侵或被脅迫，我不可能再繼續跟被告交往甚至結婚。我有給A 女機會，如果有問題要來跟我講，沒有講我就默認是背著我私下跟被告發生性關係，雙方都只說對不起我、不會再接觸，被告此後到結婚後三年都沒有來過我們家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51至252、254至263、269、271、272至274頁)。　⑵證人即A女二姐於原審證稱：90年時搬到新家，91、92年時被告跟A女三姐交往，公開戀情前被告沒有過夜。要通過A女及 A女四姐房間才能洗衣服，我們都大概11、12點才會睡，因為我在當美容師下班都11點多了。依照我觀察A女沒有刻意迴避被告，還會一起騎車買東西吃。A女跟我們互動話比較多，就像平常兄弟姊妹一樣，並沒有覺得母親無心管教或疏於照顧A女。我沒有聽過A女說被性侵拍攝裸照，如果知道哪可能不處理。93年即A女三姐結婚前一年，我本來在客廳，A 女三姐到樓上去，又突然跑下來拉我上去，A女三姐在哭、叫我上去看，然後跟我說A女跟被告發生性關係，到樓上A女已經回房間鎖起來，不出聲也不出來，被告在收東西。被告在與A女三姐結婚後很久才出現，連逢年過節都不會來家裏。被告並沒有新家鑰匙。被撞見前幾個月A女會常約被告出去買東西，之前的互動並沒有什麼特別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79至280、282至285、288頁)。　⑶證人即A女三姐、二姐一致證稱家中人口眾多且作息較晚，被告在公開與A女三姐戀情前未出入家中，洗衣需經過A女及A 女四姐房間，家中無上鎖習慣等語，A女及A女四姐房間與洗衣間連通，亦有A女所繪房間配置圖可資確認(見偵卷彌封袋內彌封卷第37頁)，當能佐證此部分證述。是A女家中人多，作息本未必一致，A女與四姐同住，其等房間復連接家人隨時欲使用之洗衣間，被告在與A女三姐戀情公開前，斷無理由留宿於女性居多之A女家中，既然A女家中並無上鎖習慣，被告對A女有任何舉措，甚容易遭人發現，被告係如何趁無人注意之際，控制A女行動、避免其呼喊求救，遂行強制性交犯行百次，不能僅有A女單一指訴為斷。　⑷承上證人即A女三姐、二姐所述，確曾有A女與被告發生性行為而遭A女三姐當場撞見之事，此節亦為A女所是認，業如前述。惟A女縱先前不欲家人知悉，至此也無可隱瞞，應趁此機會詳為向家人解釋以自證清白，然A女卻未多所辯駁，A女三姐因而認為A女與被告係自願發生性行為，在被告擔保與A 女斷絕聯繫後，願意繼續與被告交往進而結婚。且參諸A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與被告性行為部分，在我與沈某交往後就沒有了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68頁)，故時間序上應是被告在與A女發生性行為時，遭當時女友即A女三姐撞見在先，A女與沈某交往在後。倘如A女所述其私密性影像為被告所拍攝且將之散布於眾，甚可能口耳相傳而為A女家人所知悉，不免再次將其外遇之事搬上檯面，被告此舉勢將造成A女及A女三姐嚴重情緒反應，對於被告安撫A女三姐並無助益，則影片外流是否與被告有關，尚乏明確證據可以認定。　⑸復核證人廖某於原審證稱：我在專一時就與A女很熟，專一至專五都同班，這五年都有陸續去過A女家，也有至A女家過夜超過10次，中間還有個暑假去A女家打工1個月，一次都沒有在A女家中看到被告，也沒有跟被告有接觸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20至222、232至233頁)，可資佐證A女三姐、二姐所述，被告與A女遭A女三姐撞見發生性行為後，被告已鮮少再來A女家中等語，足認證人即A女三姐、二姐此部分所述應屬實情。亦可合理解釋前述證人廖某、沈某均不能理解A女母親為何不積極為A女報警；及沈某至A女家中理論時，發覺A 女家人知悉A女與被告性行為一事，卻並未向沈某多做解釋，實不欲家中不堪往事為外人所知之理。　⑹至A女之母親雖於偵查中證稱：並沒有被告與A女發生性行為而被發現的事情，我們家人不知道，沒有人跟我講等語(見偵卷第55頁)，然A女與被告性交遭撞見之情節業據證人A女、A女三姐、A女二姐一致證述在卷，且為被告自承不諱，若非果有其事，被告亦無庸自承此一不利於己之事實。依A女及A女三姐所述，當時A女三姐撞見此事後找A女二姐陪同，A 女母親並不在現場，A女母親因此對此事不甚清楚，尚不能以此認定並無被告與A女發生性行為遭A女三姐撞見之事。至 A女母親雖證稱被告一直都有陪同A女三姐回娘家等語(見偵卷第55頁)，而與A女三姐、二姐所述不符，惟被告被撞見後並非旋即與A女三姐結婚，且結婚一段時間後被告仍有偕同A 女三姐回娘家，然訊問A女母親之問題僅指稱「結婚之後被告有無陪太太回娘家」，A女母親不無可能因對問題理解不當而影響其回答。　⒌證人即A女母親及A女老師：　⑴證人即A女母親於警詢證稱：我不知道A女被性侵許久之事，A 女五專時老師有叫我去，說有裸照散布，老師說也在調查、不用擔心，學校會處理，照片跟影片我沒有看到，也不知道是誰等語(見警卷第49至51頁)；於偵查中證稱：A女男友有來家裡暫住過一個月，應該是網友。A女沒有提過性侵的照片及影片，我也沒有看過，只知道A女五專時有次A女老師叫我去學校，說有照片在外流、同學在傳，老師說他要處理就沒有下落，我有問A女但A女不說，也沒有再提就不了了之等語(見偵卷第56頁)。 ⑵證人即A女五專時導師何某於偵查中證稱：我有看過照片，是 A女同班同學給我看，我有叫他們刪除。我沒有問過A女照片來源，我以為在惡作劇，有問同學照片來源，同學也不曉得，照片裡是A女側上半身裸露。私下我問A女，A女笑笑的沒有正面回答，印象中A女沒什麼表情，感覺不出快樂也沒有生氣，有點徬徨的感覺，我並沒有找家長來詳談、也沒有跟家長提過，一方面基於隱私、一方面我認為是惡作劇。但因為這件事情A女成績下降，有問過A女成績下降原因，家長說再觀察等語(見偵卷第113至114頁)。 ⑶核A女母親及A女老師就其等是否就A女性影像外流一事討論，其等所述不符，A女就此則證稱：只記得老師有看到，叫其他同學不要散布，有無找我談話我忘記了；也沒有印象母親因裸照的事情被五專老師找去學校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 71頁)，與何某供述較相近。且精神科病人因年齡、疾病本身因素、服用藥物副作用可能發生記憶力減退，A女母親可能因使用藥物發生記憶減退狀況，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111年3月28日長庚院高字第1110350153號函可佐(見偵卷第105頁)，應認何某之供述較為可信。 ⑷至證人何某雖曾親眼見聞A女裸照及照片中A女無表情，惟本難僅以證人何某對A女表情之描述，判斷A女對於性交行為之意願。又縱A女家人因種種複雜因素無欲積極處理，何某具教育背景，在眼見學生裸照後尚且能依其專業判斷有無涉及刑事犯罪之可能，或有為A女通報引進輔導機制之必要，何某卻同未報警，究係因何某詢問A女後見A女反應正常，或見裸照並無明顯遭強迫之狀況，始輕忽嚴重性認為係惡作劇； A女亦始終未對於師長不作為表達不滿，或透過學校輔導機制確保自身安全、紓解情緒壓力，有原審公務電話紀錄可憑 (見原審侵訴卷一第189頁)，則何某所見聞之影像是否可明確判認A女係遭強制性交過程中所拍攝，亦值探究。　⒍綜觀上開證人之證述，就A女曾否遭性侵害部分，洪某、沈某、廖某所述曾聽聞A女遭被告性侵害一事，均係A女轉述之累積證據；至其等曾見A女講述時之情緒反應，均有瑕疵如前所指，尚不足作為A女證述之補強。㈣、鑑定報告及心理諮商亦無從補強：　⒈A女經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下稱凱旋醫院)精神鑑定，評估A女於本案遭受長時間且持續多次性侵害與恐嚇威脅影響之下，對於拍攝與網路相關散播工具有高度恐慌感，受害至今會產生擔心、害怕、焦慮、社交退縮、憂鬱情緒、躁鬱、睡眠障礙、自則、反覆想起並持續痛苦等身心症狀。有逃避痛苦、重複經歷痛苦、過去警覺等症狀。會談可發現案主因遭受性侵事件，有鬱症的臨床表現，即使在進行心理諮商後，創傷後壓力症狀雖有改善但尚未緩解，A女符合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下稱PTSD)診斷準則等語，有凱旋醫院111年10月14日高市凱醫成字第0000000000號函可查(見偵卷第125至157頁)。另A女自110年11月22日起至111年8月22日止、112年9月18日起至同年12月18日間，曾進行心理諮商，有屏東縣政府112 年1月18日屏府社工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諮商輔導個案紀錄、諮商結案紀錄表、屏東縣政府113年1月22日屏府社工字第00000000000號函暨諮商資料可佐(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9至 56頁、卷二第61至82頁)。　⒉證人即凱旋醫院醫師江紅於原審證稱如下(見原審侵訴卷二第 170至189頁)：　⑴就PTSD判準部分說明：PTSD症狀超過1個月以上，並且要達成社會職業功能損害，不滿1個月為急性壓力症候群。如符合診斷準則超過6個月以上，比如有情緒困擾但沒有符合嚴重職業功能損害，到6個月以後完全符合，則為延遲發病，如韓戰、越戰士兵有些人是晚年才出現延遲性創傷反應。PTSD 判斷準則有數個，比如有哪些侵入性症狀、情緒認知症狀、焦慮症狀，如果只是情緒低落、不想出門，比較像憂鬱，需要更多資料評估社會功能是否有下降。人都能裝得很憂鬱，但是否生活上出現難過想自殺想死，是否跟生活表現跟職業功能符合，需要客觀評估。「再度體驗」如作惡夢或解離、「反應麻木」、「逃避、過度警覺」指對加害人保持一定距離，或對相關場景。PTSD要自己經歷生命威脅或性暴力，或目擊親友有上開情形。　⑵就A女是否符合判準之說明：　①A女在我們鑑定當下，在症狀嚴重度、數量及功能減損等客觀上來看，符合PTSD的症狀，還有量表也符合，如創傷事件量表、心理衡鑑報告，不管性侵事件時間多遠或多近。當中最主要的還是案主的自陳，即A女提到有何種症狀，再從中作客觀評估，是否生活上表現、反應及職業功能符合。A女說以第1名成績錄取五專，後來成績退步，因而認為A女學習有受影響；且A女稱畢業後本來可以擔任工程師，後來工作變成類似打工性質，也有影響職業功能表現。A女提到與同學沒有交流，很多時間都在玩網路遊戲，可能是這部分有減損，不能因為學業不錯、都有到校就說沒有受到功能損害。A 女自陳症狀在與男友分手後更加嚴重，後期有性平意識才認知過去經驗可能跟性侵有關，不代表性侵當下沒有症狀，像是壓垮駱駝最後一根稻草。　②A女沒有接受過正統精神科治療，是在經過心理諮商才聽從諮商師建議，開始至精神科就診，這些年的症狀也是我們後來聽A女陳述的，客觀事實佐證不足；A女自陳在屏東基督教醫院有躁鬱症的診斷，這部分沒有看到病歷。報告中「A女從遭受性侵後就持續出現PTSD症狀」、「89至95年間情緒明顯偏低落，不想吃喝、不想出門，不想跟任何人說話、互動」之記載，都是與A女訪談時A女所為陳述，除非找到家屬或客觀第三人才能知道事情真相，否則就只能聽案主陳述。功能下降有很多背後原因，如A女同時有憂鬱症，也因過去發生性侵事件導致PTSD，到底哪一個導致功能下降很難釐清。鑑定人是依照案主自己所陳述，除非鑑定時有家屬在旁可以佐證。關於性愛影片外流，是否可能造成A女PTSD，若是全校都知道，對小女生來說是個嚴重打擊，但這都是自陳，沒有辦法切割到底性侵當下，還是後來大家都知道時才感覺PTSD ，很難釐清。如要認定89至95年間有PTSD症狀存續，以本案來說會比較困難，因為事件到鑑定隔了這麼長時間，A女沒有持續到精神科就診，客觀佐證不夠，只能透過A女陳述，也有可能病人會說謊。　⒊另證人即凱旋醫院心理師曾巧君於原審證稱：報告內心理衡鑑部份是我依照心理衡鑑結果及專業判斷所作認定，包含現場行為觀察及過去史，以及目前有的症狀像是病史等相關資料綜合判斷，過去史及症狀會依照卷宗資料及案主本身，心理測驗是對案主施測。沒有辦法完整確定案主在這段時間內受到症狀影響的程度，PTSD延遲發作的情形偏少，但也非不常見，會有個別差異。重點在症狀對這個人本身影響，有沒有明顯影響到社會、人際或職業功能，很難回答PTSD延遲發作是沒有任何事件就會引發，或要再次出現創傷事件才會引發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190至196頁)。　⒋綜合上述醫師及心理師之證述，其等雖鑑定A女客觀上符合PT SD的症狀。然PTSD之判準主要為兩大方面，一者為有情緒反應及身心症狀，一者為有社會及職業功能影響，分述如下：　⑴情緒反應及身心症狀部分：　①A女於原審證稱：事發時不知道怎麼去看身心科或精神科，比較大時才有次陪同母親看精神科時順便看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77至378頁)，復經原審職權調閱A女之精神科就診資料，A女於不詳時間曾至河堤診所就診(病歷已超過7年保存期限而銷毀)、102年至維心診所就診1次、111年間至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下稱屏基)身心內科2次、112年間至興安診所就診2次，有健保門診申報紀錄表、高雄市河堤診所112年9月6日河字第0000000號函、維心診所112年9月 1日函文暨檢附病歷、興安診所112年9月4日興安病歷字第00 0000號函暨檢附病歷、112年9月8日興安病歷字第000000號函、屏基112年9月26日(112)屏基醫社工字第1120900088號函暨檢附之病歷可考(見原審侵訴卷一第201、209至221、22 8至278頁)。故依卷存證據僅能認定A女在附表編號3、4所指時間至本案提出告訴前，至精神科就診1次之情形，無從斷言A女有經常性情緒困擾。　②而維心診所認A女就醫病情起因不詳，與PTSD無關；興安診所雖認A女有焦慮、憂鬱、失眠等症狀，經診斷為憂鬱症，該病情與PTSD是否有關建議進一步至醫院做詳細檢查；屏基醫院亦認病情起因與PTSD是否有關，建議司法精神鑑定，有維心診所112年9月11日函、興安診所上開112年9月8日函文、上開屏基函文存卷可參(見原審侵訴卷一第221、224、228頁 )，可認上開醫療院所均因A女僅偶爾就醫，無從為此判斷。且A女係在提出本案訴訟後，始至屏基及興安診所就診，此時A女不免受訴訟成敗之壓力而影響情緒，此見A女諮商紀錄中多次提及因司法案件進度感受情緒波動即可知(見原審侵訴卷一第47、49頁、卷二第63至68頁)。　③再者，縱認A女於精神鑑定時有若干情緒反應及身心症狀，然延遲發作PTSD較為少見，經上開鑑定證人一致證述在卷，能否以進行精神鑑定之111年間之情緒反應及身心症狀，回推認定A女於89至95年間確受創傷事件、排除於95至111年間無其他創傷性事件影響，又應如何認定A女所受創傷事件之態樣、頻率，僅泛以A女現下經診斷有PTSD症狀，即全面認定A 女指控被告全屬實情，不免失之武斷。　⑵社會及職業功能減損部分：　①證人何某於偵查中證稱：A女在班上表現非常優秀等語(見偵卷第114頁)；且本案中A女之國小同學洪某、專科同學廖某於求學期間均與A女交情甚篤，為其等證述如前，及A女鑑定時向心理師自述國小至專科初期有穩定人際關係等語(見偵卷第127頁)，已可認A女於求學期間在課業及人際關係上並無明顯異常。男女交往關係部分，業如前開證人廖某、A女二姐所述，A女與沈某交往前曾與同班另名男生交往，後有馬來西亞籍男友，提告時則有男友蘇某如前，亦堪認A女在男女交往關係上如常人正常無礙。　②查A女於97年9月1日至同年月25日投保某通信公司，於98年10 月1日至100年3月17日投保於母親之公司、100年3月7日至10 3年5月1日投保於某齒輪公司、103年4月28日至107年3月31 日投保於某科技公司，其後迄113年4月23日止無其他資料，有A女之勞保就保資料可考(見原審侵訴卷二第319至323頁) ，是A女畢業後先在自家公司上班，即在上開公司任職，工作歷程與一般人相較並無特別之處。且證人即A女三姐於原審證稱：A女工作表現不錯，才會轉職到上市公司，就是需要工作能力更強的人、引進專業人才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66頁)；證人即A女二姐於原審證稱：A女說上司對她很喜愛，自己工作能力很好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87頁)，依照渠等證述，A女工作表現良好。惟A女與母親間於107年8月起即開始有前述另案糾紛，也可能因此造成其憂鬱情緒，此見證人江紅於原審證稱：A女跟手足或媽媽有些訴訟案的問題，當然也會造成情緒困擾，不能排除共病等語自明(見原審侵訴卷二第173頁)，A女與其他家庭成員對簿公堂時間，恰巧與其職業中斷之時間大致吻合，即無從論斷A女是因與家人爭訟事件引發憂鬱而影響職涯，或延遲性PTSD於此時發作。　③雖A女於原審證稱：我只能盡量完成考試，那時狀況很差，如果不用上課就一個人關在一個地方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一第3 78頁)，及證人廖某於原審證稱：A女成績就一般般，影片外流事件後比較沒心思上課等語(見原審侵訴卷二第244頁)，證人何某亦於偵查中證稱：影片外流事情後A女成績下降(見偵卷第114頁)，固然可認A女因性影像外流事件情緒低落而影響課業。然自己露臉之私密照片，無論是遭強拍或自願拍攝，一旦外流，影響被攝者心情乃屬正常，也無法據此反推遭外流之照片、影片是被強迫拍攝，更難率認影(照)片所攝得之性交行為係違反A女意願。　④鑑定證人雖認A女職業功能表現受影響、害怕與被告體型接近之男性等語，然查A女於鑑定報告中自述之職業史，其畢業後各在書局、手機行工作一年多，後擔任公司助理3年、工程師4年，工作期間因受家人騷擾(請案主幫助家裡還債)及椎間盤突出，改為在家接案，受疫情影響接單量下降，偶爾打工賺取生活費(見偵卷第127至128頁)，是其工程師工作不能持續之原因，在於受原生家庭及前開訴訟糾紛影響及A女個人身體而非心理因素；而後續因適逢疫情影響業務量，乃整體大環境皆然，亦非A女個人所獨有之情況，是其職業功能所受之挫折，尚難認與A女個人心理狀況有關聯。且因A女鑑定時並無家屬陪同，鑑定證人僅能就A女個人訪談，而A女身為告訴人身分，亦知本次鑑定之目的及鑑定時所述可能影響後續案件走向，故其陳述脈絡與提告內容一致，亦不難想見，針對是否有社會職業功能減損、A女是否對於與被告體型相近男性有恐懼感，鑑定證人無法參照其他供述或客觀證據查證A女所述之憑信性。　⑶綜上所述，本件係偵查中即委由凱旋醫院對A女為司法精神鑑定，未及參酌原審所函調之上開A女就診資料，在判斷A女情緒反應及身心症狀，不免較偏倚A女之供述。且縱認定A女屬延遲發作之PTSD，於本次鑑定前確曾發生A女私密影(照)片外流，致A女欲逃離當時人際圈之事件情況下，此種症狀之發作僅能作為「A女曾有受創傷性事件之經歷」之補強，尚無法作為特定、個別性侵害行為之補強，而無法與公訴意旨所指被告犯嫌建立起關聯性，而無法作為補強之證據。　⒌至A女雖曾進行多次心理諮商，然A女開始心理諮商之時間為1 10年11月22日，即本案提告後，與A女指證被告90至95年間之犯行時間相隔甚遠；且心理諮商主要為案主個人供述，與 A女本身供述為同一證據，至輔導人員觀察到A女時而哭泣之反應，然無法排除係因A女之既有心理狀態或長年與家人爭訟或其他原因所造成之情緒反應，尚難認定此情緒之來源為本案A女所述被害經過，故尚難以A女於案發後有進行心理諮商遽認其遭被告強制性交或強制拍攝、散布性影像。六、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指前揭犯嫌，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及法院調查證據之結果，既均無足夠之積極證據足以使本院達到毫無合理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依法自應就此部分（即附表編號3、4部分）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七、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未滿1 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罪（附表編號3部分）及犯刑法第221 條第1項強制性交罪嫌、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第28條第1項強迫少年被拍攝性交之照片、影片、散布少年為性交之照片、影片罪（即附表編號4部分），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附表編號3部分：告訴人A女指稱自上國中1年級後，不管早晚，被告只要看到我1個人，就強拉我至3樓輪流不同房間或2 樓及客廳性侵我，被告都是強壓性侵，先抓手就脫我衣服内褲，親吻胸部，陰莖插入陰部，還有逼我口交，性侵100餘次，被告曾穿軍服性侵，有的時候是白天，有的時候家裡沒人，其依減述流程之指訴，自然較為簡要，且因被告係長期性侵又次數頻繁，致A女無法一一詳述，並非空泛指訴；而被告亦供稱我於93年即A女念專科時，有與A女交往並合意性交數次（為A女否認）；另被告於93年間與A女三姐交往期間，當著A女二姐、三姐均在家時，竟色慾薰心膽大包天，猶敢與A女在三姐房間發生性行為，並遭二姐、三姐撞見，可見被告有什麼不敢作的，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足徵A女指訴並非無的放矢設詞誣攀；至A女在長期遭受性侵之過程中，因當時A女為青少年之年紀，心智發展尚未成熟，智慮較為淺薄，其遇事應對之能力，自難與成年人或訓練有素之專業人士相提並論，原審卻以A女斯時之反應及處置方式，有諸多不合理之處，實過於嚴苛並有欠公允，原審所謂違反常情不合理之論述，多屬自以為是似是而非之推理云云。惟查：本件檢察官係起訴「被告於90年至95年間，以1週1次之頻率，在A女之住處，趁其他人不在或睡覺之時，違反A女之意願，親吻A女胸部後，要求A女為其口交後以陰莖插入陰道之方式，強制性交100次得逞」，然並無法特定被告各該100 次罪嫌之具體犯罪時間、地點、行為態樣及手法為何，僅泛稱「以一週一次之頻率，強制性交100次得逞」等語，且就該100次相對應之犯罪證據為何，亦未詳加區別並舉證證明，讓法院可以逐一釐清被告有無各該100次犯行，再參以證人A女之證述內容存有上述空泛、岐異或不合情理之情形，而其他相關證人之證述亦難以補強A女之證述與事實相符（均已詳如前述），況且檢察官提起本件上訴，並未再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佐證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對A女之性侵犯行，僅就原判決已論述甚詳之事項再作不同之主張、認定或評價，均難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故檢察官執此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並無足採。㈡、附表編號4部分：該影片係於A女國中時期在其住處所拍攝，當時尚無其他男友，原審顯有時空錯亂之謬誤，並有憑空臆測之嫌，且馬來西亞之男友與本案無關，A女未曾提及何錯之有，焉得莫名其妙三緘其口之指摘；又該支影片被上傳社交軟體並在學校流傳散佈，A女導師何某、男友沈某、同學廖某均有看過，導師並要求同學刪除，而男友沈某及同學廖某因内容係A女遭性侵之影片皆不忍卒睹，且不願A女受到二次創傷未敢細問詳情，迭經各該證人證述無訛，A女、男友及同學對於觀看影片之時空背景，因事隔多年，自會有記憶不清之情形，其等之陳述雖有不符之處，實屬人之常情，原審竟反指恐有串證之嫌，令人遺憾云云。然查：本件檢察官並未提出所謂「被告未經A女同意而強行拍攝A女之裸照及性行為過程，並對外散布之『照片或影片』」供參，客觀上是否確有該「照片或影片」存在，就卷存事證以觀，已有疑義；況且綜合相關證人如何某、廖某或沈某等人之證述，亦無法解讀或確認其等所述之「照片或影片」內人物確有被告本人，今被告於本院既堅詞否認有檢察官所指之「未經A女同意而強行拍攝A女之裸照及性行為過程，並對外散布」之犯行，而檢察官又未能提出此「照片或影片」等相關之錄影檔案或照片等供本院勘驗、辨識或進一步釐清，就本件而言，實難率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強行拍攝A女裸照、性行為過程及散布之犯行。㈢、檢察官聲請本院向屏東縣政府函調之A女「自112年12月18日起至113年6月6日止共7諮商紀錄」（見本院卷一第289至308 頁所附屏東縣政府113年12月2日屏府社工字第000000000號函附諮商輔導個案紀錄)，雖顯示A女曾進行多次心理諮商，然如前所述，本件A女進行心理諮商之時間均為本案提告後，此與檢察官起訴被告對A女為本件犯行時間（90至95年間），前後已相隔甚久；而鑑定證人即對A女為上開心理諮商之輔導人員王雅雯於本院之證述（見本院卷二第13至30頁），與卷附諮商紀錄內容大致相同，不論上開鑑定證人王雅雯於本院之證述或心理諮商紀錄，主要均係參考案主即A女之個人供述，與A女本身供述為同一證據；至鑑定證人王雅雯觀察到A女之情緒容易激動、臉（面）部漲紅、顫抖、緊繃或時而哭泣等反應，然此仍無法排除肇因於A女既有心理狀態或長年與家人爭訟或其他原因所造成之情緒反應，亦難憑此即謂此情緒之來源必定是A女所述之被害經過，且由鑑定證人王雅雯於本院所述，可知A女於進行心理諮商時，並未向王雅雯提及「其與被告發生性行為時曾遭其三姐（即被告後來結婚之配偶）撞見」等可能會對其情緒反應、身心狀況或工作等造成明顯影響之重要情事（見本院卷第27至28頁），就此以觀，鑑定證人王雅雯於評估A女之心理狀況所參酌之資料（訊）是否完整，實有疑義，綜此各情相互勾稽，本院尚難以A女於案發後有進行心理諮商及王雅雯之證詞，遽認被告有對A女為本件強制性交或強制拍攝、散布性影像等犯行。另檢察官聲請本院向凱旋醫院函調該院對A女進行精神鑑定之心理測驗題目部分，因該院已提出A女之精神鑑定報告如上，復經原審傳喚該院相關醫師（鑑定證人江紅）、臨床心理師（鑑定證人曾巧君）等醫事人員到庭進行交互詰問，相關待證事項已明，並無再行函調之必要，應予駁回。至上訴意旨其他所陳，係對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另執不同之觀點加以指摘，核與本案結論並無影響，不再逐一論述、指駁，併予敘明。　㈣、綜上所述，原審綜合卷內證據、詳加剖析，認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及法院調查之結果，仍無法證明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及強迫A女拍攝性交之照片、影片並為散布等犯行，判決被告無罪，核無違誤。從而，檢察官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被告其他被訴涉犯附表編號1、2等罪嫌部分，經原審判決免訴，未據上訴，不另論列。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登燦提起上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魏文常　附表：編號時間地點行為備註備註 1 於88年、89年間某日22時許，在A女當時位於高雄市阿蓮區之住處未經A女之同意，撫摸A女胸部及下體後，以手指插入陰道之方式，強制性交1次得逞(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 A女指涉遭被告手指性侵為國小期間，且其於88年9月至89年6月就讀國小六年級此部分業經原審判決「免訴」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2 於89年至90年間，在A女當時位於高雄市阿蓮區之住處未經A女之同意，以手指插入陰道之方式，強制性交得逞(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前段) A女指涉遭被告手指性侵為國小期間，且其於88年9月至89年6月就讀國小六年級同上1 3 於90年至95年間，在A女當時位於高雄市阿蓮區之住處以一週一次之頻率，趁其他人不在或睡覺之時，違反A女之意願，親吻A女胸部後，要求A女為其口交後以陰莖插入陰道之方式，強制性交100次得逞(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後段) 應為國中以後即89年9月起至95年間本院維持原審無罪之結論（上訴駁回）。 4 在A女未滿18歲之不詳時間，在A女當時位於高雄市阿蓮區之住處未經A女之同意，強行拍攝A女之裸照及性行為過程之照片或影片，後並於A女專科3年級（即18歲）時，散布上開照片或影片(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 同上3

2025-03-31

KSHM-113-侵上訴-66-20250331-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61號上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萬榮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530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43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本件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係針對原判決有罪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74頁），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⒈原判決認被告在本案犯罪所得為其於審理中供稱之新台幣（下同）6,060元，而認被告已繳回全部犯罪所得並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下稱本條例）規定減刑，有違法之虞：　⑴本件條例第47條立法說明：為使犯本條例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行為人自白認罪，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應減輕其刑，以開啟其自新之路。是行為人須自白犯罪，如有犯罪所得者，並應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且所繳交之犯罪所得，須同時全額滿足被害人所受財產上之損害，始符合上開法條前段所定之減刑條件。又參同條例第43條立法說明：就犯罪所得之計算係以①同一被害人單筆或接續詐欺金額，達5 00萬元、1億元以上，或②同一詐騙行為造成數被害人被詐騙，詐騙總金額合計500萬元、1億元以上為構成要件。準此均可佐證就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之體例適用而言，「犯罪所得」係指被害人受詐騙之金額，從而同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之「犯罪所得」，自應作相同解釋。　⑵依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現今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詐欺犯罪行為之既遂，係詐欺機房之各線機手、水房之洗錢人員、收取人頭金融帳戶資料之取簿手、領取被害人受騙款項之「車手」、收取「車手」所交付款項之「收水」人員等人協力之結果，因其等之參與犯罪始能完成詐欺犯行，其等之參與行為乃完成詐欺集圑相關聯犯罪所不可或缺之分工。法院科刑時固應就各個共犯參與情節分別量刑，並依刑法沒收規定就其犯罪所得為沒收、追徵之諭知，惟就本條例而言，只要行為人因其所參與之本條例所定詐欺犯罪行為發生被害人交付財物之結果，行為人即有因其行為而生犯罪所得之情形，依民法第185條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本應由行為人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　⑶若生「詐欺集團詐騙上億元、上千萬元，其上至金主、下至基層即第一線車手等人僅又需繳納數百萬元、數十萬元甚或幾千元，即能換取多達數年、數月之有期徒刑」之划算交易，此一弊端將完全悖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之立法宗旨。　⑷此為行為人獲得減刑之條件，與依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宣告沒收其實際犯罪所得，並無齟齬，且係行為人為獲減刑寬典，所為之自動繳交行為（況其依上開民法規定，本即應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與憲法保障人民（行為人）財產權之本旨亦無違背。　⑸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此為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條件之一。倘已有行為人因繳交犯罪所得而符合減刑條件，其他共犯亦不因此而可免為繳交行為即得以享有減刑寬典；至所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於滿足被害人損害後，由檢察官於執行時依民法連帶債務之內部分擔規定發還各該自動繳交之人，自不待言。　⑹又本條例第47條係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特別規定，當無適用過往針對利得沒收採實際分得說之情形，理由如上述，本件被告犯罪所得應為152,000元（30,000+30,000+20,000+20 ,000+2,000+50,000），原判決卻未諭知沒收。　2.本案被告亦無「自動繳納」犯罪所得之情形：　⑴必須被告「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始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之法律效果，倘若被告係於審判中經法官勸諭後始繳納犯罪所得，應非屬上開法條「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情形，而此應屬刑法第57條量刑因子範疇，與本條例第47條適用無關。　⑵退步言，倘認於審判中經法官勸諭後始繳納犯罪所得能適用上述減刑規定，參考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73號刑事判決意旨，被告之認罪量刑減輕尚需考慮被告係1.在訴訟程序之何一個階段認罪；2.在何種情況下認罪，按照被告認罪階段（時間）以浮動比率予以遞減調整等節，則被告繳回犯罪所得減讓亦應援用同一法理為是。原審未審酌本案被告在一審辯論終結前即審理終結前，始因法官勸諭並考量有量刑優惠後等有利自身條件等因素下，始繳回犯罪所得等情，就減讓其刑予以分別，亦有可議之處，此部分亦期待實務能更細緻化、具體化其衡酌因子與減讓標準，併此敘明。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本條例第47條文義解釋及規範體例說明: 　　本條例第47條已明確記載「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即指該犯罪行為人之「個人犯罪所得」，不及於其他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法條文義尚無不明確之處。就規範體例而言，本條例第47條前段屬個人減免事由，於數人共犯一罪情形，僅符合法律所期待積極行為之人，方可援引該事項減免刑責，而該積極行為之存否，自當以其個人所得控制或管領之作為或範圍者為限，無須就其他共犯之支配領域合併觀察，始符個人責任原則。而同條後段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係將破獲詐欺犯罪之成果，擴及「物的延伸」、「人的延伸」，亦即使扣押物或查獲對象之範圍，藉由更優惠之條件，提高行為人供出犯罪集團人物及金流全貌之誘因。相對於此，前段「減輕其刑」自然僅及於行為人自身之事由，以符層級化之減刑規範構造。　㈡就本條例第47條立法目的而言: 　　本條例第44條第1、3項之規定，對於犯刑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行為人，若同時涉犯其他加重詐欺類型，或在境外利用設備詐騙國內民眾，均有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之特別規定；且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者，亦予提高刑責。較之其他加重詐欺複合類型或組織犯罪涉及其他犯行者，均有明顯差異，足以凸顯本條例對於打擊跨國性、組織性詐欺犯罪之刑事政策考量。以此對照本條例第47條前後段之條文安排及立法說明寬嚴併濟之刑事政策，可看出立法者欲藉由對悛悔有據（主觀上坦承犯行及客觀上不再保有不法所得者）之行為人予以從寬處理，使其鬆動詐騙組織，進而使檢警人員向上追查，終致不易破獲之組織性甚至跨國性之詐欺犯罪得以瓦解，而達成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之目的。基此刑事政策目的，本條例第47條解釋上自不宜過苛，過苛之減刑條件解釋，將降低被告對供承犯罪減刑之意願，而無端耗費司法資源。　　　㈢又本條例第47條之立法理由固揭明係為「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落實罪贓返還」，惟尚非限於被害人全額受償、全額返還之情形，自不能以此即認「其犯罪所得」係指全部犯罪（含與其他共犯共同犯罪）所得之意。惟本條立法目的應側重在行為人有無自動繳交行為，而非被害人所受損失是否全額獲得充分填補，自不應將其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範圍擴及非其享有犯罪所得之範圍，而解釋為被害人損失之全額。況本條例第47條依立法理由，亦未將使被害人可以取回全部財產上所受損害，列為唯一目的，故被告若已繳回其本人犯罪所得，則當無排除本條例第47條適用之理。　　　㈣原審判決理由已敘明「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於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自白加重詐欺犯行。又被告已繳回全部犯罪所得，有本院贓證物款收據1紙、113成保管74 6號扣押物品清單1份在卷可按，符合上開減刑規定，爰依法減輕其刑。」（見原判決理由第7頁）。核與上開說明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適用本條例第47條減刑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光傑提起公訴，檢察官周亞蒨提起上訴，檢察官鍾岳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曾鈴媖　　　　　　　　　　　　　　　　　　　法　官　李政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馬蕙梅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31

KSHM-114-金上訴-161-20250331-1

抗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39號抗告人即被告劉泯佑上列抗告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3 月17日裁定(114年度易字第14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即被告劉泯佑（下稱被告）於民國114年3月17日上午因檢察官偵查起訴而移審至法院訊問時，明確表示欲請偵查中法扶律師到場協助，經法院諭知延緩開庭四小時後，被告向法警確認是否可撥打電話至外俾選任辯護人時，經法警告知：「雄院目前規定法警室不得對外通聯」，致被告實質上根本無從依法選任辯護人，只是於法警室空轉四小時。被告於休庭四小時後，法院接續移審程序，實質上迫於時空及法庭壓力下，勉強同意續行程序，以致被告未受刑事訴訟法第95條所欲保障之正當法律程序，架空被告選任辯護人之防禦權機會，已與憲法保障有違且情節重大，本次羈押裁定程序上已難謂合法。　㈡又依檢察官起訴被告涉犯之本案詐欺犯罪事實，無非係因匯兌所生債之關係衍生糾紛，設若被告確有犯罪所涉數額僅約新臺幣（下同）10萬元左右，是否足認為重大犯罪？況被告先前詐欺相關前科之基礎事實與本案有本質不同，並不存在所謂「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要件存在；又被告雖尚有其他匯兌案件偵辦中，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只能認為被告現階段較常從事此商業行為模式，並非可視為被告有以匯兌方式從事反覆詐騙之虞。再以被告否認犯罪，乃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並非羈押理由及必要性之考量。　㈢被告父母尚仍健在且有固定住居所，依法為替代性手段以具保或責付其父母，亦足以控制或限制被告繼續為相關爭議行為，亦認無羈押之必要性等詞。二、適用法律說明　㈠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其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之1條第7款亦有明文。　㈡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真實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及羈押後其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事實審法院本有依照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自由裁量之權。　三、經查：　㈠按「法官為羈押訊問時，如被告表示已選任辯護人者，法院應以電話、傳真或其他迅捷之方法通知該辯護人，由書記官作成通知紀錄。被告陳明已自行通知辯護人或辯護人已自行到場者，毋庸通知。」此為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4條所明定。　⑴以被告於原審法官進行移審接押訊問時既明確表示欲選任黃君介律師為其辯護人，則原審法院依上開注意事項以電話、傳真或其他迅捷之方法通知該辯護人，未經該辯護人提出相關委任狀而依法進行移審訊問程序，被告亦就此表示沒有意見，業經原審訊問筆錄記明在卷（見原審院卷第61頁）。　⑵又被告因表示選任辯護人之意思，而等候辯護人到場致未予訊問者，等候時間不得逾四小時。亦為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 1第1項第5款但書所明定。依被告抗告意旨亦肯認原審法官於其表示欲選任辯護人到場時已給予四小時等候時間。　⑶準此，原審法官訊問時業因被告表示欲選任辯護人黃君介律師，依法給與被告四小時等候時間，然仍未獲辯護人到場提出委任狀為被告辯護遂依法進行訊問程序，核與上開規定無違，被告徒以欲自行聯繫辯護人未達而主張未受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之實質保障云云，顯係誤解自己權利與法院作業規定，並不足採。　㈡⑴所謂「犯罪嫌疑重大」者，係指所犯之罪確有重大嫌疑而言，乃指有具體事由，足以令人相信被告很可能涉嫌其被指控之犯罪而言，與認定犯罪事實依憑之證據需達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者，尚屬有別。　⑵被告雖否認犯行，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並提出卷內相關證據可佐，自形式上觀察，已足認被告涉犯詐欺取財犯罪嫌疑重大。　㈢⑴預防性羈押原因之所謂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並不須有積極證據足認其確實準備或預備再為同一之犯罪，而僅須由其犯罪之歷程觀察，其於某種條件下已經多次犯下該條所列之罪行，而該某種條件現在正存在於被告本身或其前犯罪之外在條件並未有明顯之改善，而可使人相信在此等環境下，被告有可能再為同一犯罪之危險，即可認定有反覆實施該條犯罪之虞。亦即指依被告之素行及為同種類犯罪之次數，客觀上足以令人相信被告很有可能再次為之者，即為已足。　⑵被告既自承有詐欺相關前科存在，仍為本案犯行，縱詐欺樣態不同，亦同為財產犯罪類型，且以被告因另案詐欺案件經羈押於臺北看守所後，於113年10月11日甫交保出所，竟於短時間内之113年12月間再涉犯本案詐欺犯行，且尚有其他匯兌案件偵辦中，可見其犯罪嫌疑重大之行為外在條件並未有明顯改善，此不因本案被害金額僅約10萬元而能降低其客觀上可能再為財產犯罪之危險，參諸以上說明，堪認被告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抗告意旨所執前詞，尚不足以推翻被告有上開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之認定。四、綜上所述，原審法官訊問被告後，認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 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疑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101之1條第7款之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裁定予以羈押，經核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所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莊珮君　　　　　　　　　　　　　　　　　　　法　官　楊智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建瑜

2025-03-31

KSHM-114-抗-139-20250331-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64號上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皇君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363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62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本件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係針對原判決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50頁），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本案被告並未繳回被害人宋曾庭香全部受詐騙金額36萬元，原審判決僅因被告供稱：其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犯行未獲取報酬，即以被告無犯罪所得可以繳交為由，依詐欺防制條例（簡稱本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與最高法院113年9月26日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所稱：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之「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騙金額，被告既無犯罪所得可以繳交，自無該減刑規定之適用（113年度台上字第3598號判決參照）不符。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本條例第47條文義解釋及規範體例說明: 　　本條例第47條已明確記載「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即指該犯罪行為人之「個人犯罪所得」，不及於其他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法條文義尚無不明確之處。就規範體例而言，本條例第47條前段屬個人減免事由，於數人共犯一罪情形，僅符合法律所期待積極行為之人，方可援引該事項減免刑責，而該積極行為之存否，自當以其個人所得控制或管領之作為或範圍者為限，無須就其他共犯之支配領域合併觀察，始符個人責任原則。而同條後段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係將破獲詐欺犯罪之成果，擴及「物的延伸」、「人的延伸」，亦即使扣押物或查獲對象之範圍，藉由更優惠之條件，提高行為人供出犯罪集團人物及金流全貌之誘因。相對於此，前段「減輕其刑」自然僅及於行為人自身之事由，以符層級化之減刑規範構造。　㈡就本條例第47條立法目的而言: 　　本條例第44條第1、3項之規定，對於犯刑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行為人，若同時涉犯其他加重詐欺類型，或在境外利用設備詐騙國內民眾，均有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之特別規定；且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者，亦予提高刑責。較之其他加重詐欺複合類型或組織犯罪涉及其他犯行者，均有明顯差異，足以凸顯本條例對於打擊跨國性、組織性詐欺犯罪之刑事政策考量。以此對照本條例第47條前後段之條文安排及立法說明寬嚴併濟之刑事政策，可看出立法者欲藉由對悛悔有據（主觀上坦承犯行及客觀上不再保有不法所得者）之行為人予以從寬處理，使其鬆動詐騙組織，進而使檢警人員向上追查，終致不易破獲之組織性甚至跨國性之詐欺犯罪得以瓦解，而達成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之目的。基此刑事政策目的，第47條解釋上自不宜過苛，過苛之減刑條件解釋，將降低被告對供承犯罪減刑之意願，而無端耗費司法資源。　　　㈢本條例第47條之立法理由固揭明係為「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落實罪贓返還」，惟尚非限於被害人全額受償、全額返還之情形，自不能以此即認「其犯罪所得」係指全部犯罪（含與其他共犯共同犯罪）所得之意。本條立法目的應側重在行為人有無自動繳交行為，而非被害人所受損失是否全額獲得充分填補，自不應將其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範圍擴及未享有犯罪所得之範圍，而解釋為被害人損失之全額。況本條例第47條依立法理由，亦未將使被害人可以取回全部財產上所受損害，列為唯一目的，亦未論及本條應排除未有犯罪所得之適用，況若行為人未有犯罪所得，其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又均已自白犯罪，倘未能適用本條例第47條，則將永無適用本條例第47條規定之可能，其不僅對行為人顯然過苛，亦未符本條例第47條之立法意旨。　　㈣原審判決理由敘明「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所指詐欺犯罪，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 1目），且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核屬刑法第2 條第1項所指法律有變更，經新舊法比較結果，新增訂之上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應適用該條例第47條規定論處」（見原判決理由第6頁⒍）。查被告行為後，本條例已於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並增設第47條減刑規定。本件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且於本件並無犯罪所得可繳交，自無所謂『自動繳交犯罪所得者』的問題，所為當合於本條例第47條之減刑規定，減輕其刑。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適用本條例第47條減刑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婷潔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提起上訴，檢察官鍾岳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曾鈴媖　　　　　　　　　　　　　　　　　　　法　官　李政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馬蕙梅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組織犯罪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90條第2項但書、第3項及第98條第 2項、第3項規定。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5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同。第5項、第7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31

KSHM-114-金上訴-64-202503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