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曾維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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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易字第680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柏仁選任辯護人林俊宏律師曾維翎律師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013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黃柏仁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柏仁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犯意，於民國111年10月8日上午7時8分，在臺北市○○區○○ 路000巷00號路易莎莊敬店內，徒手竊取放置於櫃臺前之店內公務行動電話1具（IMEI碼：000000000000000號，已發還），得手後離去。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5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復為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所明文規定。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朱宥湘、李如婷之證述、拾得物收據、監視錄影檔案、翻拍照片及檢察官112年3月9日勘驗筆錄等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有在路易莎莊敬店內拿了手機1支，惟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竊盜行為，我確實有拿這支手機，但我是在我座位附近拿的；我是撿到手機，只是好心幫忙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依被告的說法，被告是在座位區撿到本案手機，且有詢問店員如何處理；因路易莎提出的監視錄影不完整，看不到被告是在哪裡拿到本案手機，故無法認定被告確係在店內櫃臺拿到本案手機。另外，被告在這個店內所停留的時間，如果依照檢察官的起訴事實，被告在7時8分撿到本案手機，被告繼續在那邊待了 20分鐘，製造他可能隨時被發現、被抓走的風險，這個在客觀上其實並沒有那麼合理。之後被告於當日下午看醫生時，有向證人賴厚元說他有撿到一支手機，但不知道是誰的等語，證人賴厚元有證稱當時他們覺得是撿到的，所以他也嘗試去聯絡這支手機的所有人，撥打了本案手機通訊錄上的第一個電話，就是0000000000這支電話，此有通聯紀錄可證，之後證人賴厚元有再與被告聯繫，跟被告說他聯絡不到失主，兩人便決定將手機送去警察局，嗣後證人賴厚元也確實將本案手機送到警局，所以從客觀上來看，被告與證人賴厚元做的事是試圖返還本案手機給失主。由證人朱宥湘之證詞可知本案手機沒有任何毀損，資料也沒有遺失。綜合上情，被告比較不像是想要竊取這支手機，而是真的撿到這支手機之後要把手機送到警察局去找這位失主。至於為什麼被告撿到之後，當天不趕快把本案手機送到警察局去，要特別說明的是被告在那段時間的狀況，他於111年9月26日跌倒撞到頭，當時的身體狀況非常不好，如果看他急診狀況的情形，他有橫紋肌溶解、腦震盪，還有腦震盪症候群，所以他當時身體狀況並沒有特別好，當然他有辦法出去買東西，可是不代表他可以處理所有的事務，所以他很多事情都請證人賴厚元去做，證人賴厚元因為本身工作關係，故等到回到臺北之後才來處理這件事情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10月8日上午7點多時，在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路易莎莊敬店內，有徒手拿取手機1支，並於同日上午7時27分許離開該店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且經證人朱宥湘、李如婷分別證述明確（見偵卷第19至22頁、第233至235頁；本院卷第42頁、第351至357頁），並有現場監視錄影、錄影截圖、拾得物收據、遺失人認領拾得物領據等在卷可憑（見偵卷第27至33頁、偵查光碟片存放袋；本院卷第223至228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李如婷於警詢中證稱：111年10月8日7時8分左右，我在路易莎莊敬店上班，當時只有我1人在店內，直至7時20分左右有另一名店員上班，被告於當日7時6分至7分左右，獨自1人進入店家，他進入店家後，在櫃臺前方長時間停留，過了許久才點餐，因為當時在忙著製作餐點，所以沒去注意到有任何異狀，直至同日7時27分左右，我將餐點交給被告，被告就直接離開，全程除了點餐之外，與被告沒有其他對話，他也未曾向店內人員詢問手機處理情形，事後發現手機遺失後，立刻檢視監視器畫面，發現被告是獨自進入店內，且手機是放置在櫃臺前方，也就是被告長時間停留之位置，並非座位區椅子上等語（見偵卷第233至234頁）；嗣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本案發生當日我有到路易莎莊敬店上班，當天有同事說店內公務手機不見，好像是因為要打卡才發現不見，我那天有用那支手機打卡，打卡完把手機放在櫃臺，不記得放在櫃臺何處。（經檢察官提示現場監視錄影截圖【本院卷第223頁之圖1】）我放在甜點櫃旁邊，櫃臺前面。我沒注意被告有無去消費，我可能在旁邊忙，這件事情已經很久了，我不是很記得這件事，而且當天客人蠻多的，我們也不會特別去記這個東西。被告在點餐前在櫃臺前方停留大概5至10分鐘，我不記得他是一直待在櫃臺前方還是有到座位區附近，就是有個人影在那邊走來去；我當日跟被告只有點餐的對話，我不記得被告有無與另外一位男員工對話，被告沒有跟我或其他人說他在店內撿到手機等語（見本院卷第351至356頁）。　㈢然查：　⒈路易莎莊敬店於其店員即證人朱宥湘報案時所提供之監視錄影僅有111年10月8日7時8分19秒至7時9分9秒、7時26分18秒至7時27分10秒、7時25分41秒至7時26分19秒等3個時段之錄影。嗣本院向路易莎莊敬店調取被告於案發日進入該店至離開該店期間之完整監視錄影，該店並未提供等情，有本院11 2年6月9日北院忠刑壬112審易680字第1120005417號函及該函文之送達證書（由證人朱宥湘簽收）、本院112年8月10日公務電話紀錄（電詢函查進度）、本院112年10月6日公務電話紀錄（電詢路易莎本院函調資料進度）、路易莎職人咖啡股份有限公司法務回覆本院之電子郵件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9、53、55、63、65頁）。是本案並無完整之監視錄影可為證人李如婷所述案發情形之佐證。　⒉本案之案發現場錄影僅有上揭3個錄影片段，無法明確看出被告初始是在何處取得本案手機，亦無從認定被告在該店內究竟有無與任何人就此手機之事為交談。　⒊除證人李如婷證稱被告沒有向伊或其他人說撿到手機外，並無其他證據得證被告確實無向店員表示撿到手機一事，況證人李如婷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伊不記得被告有無與另位員工對話，自無從逕以證人李如婷上開不利於被告之證述即認被告所辯不可採。　⒋路易莎莊敬店之店員即證人朱宥湘經本院傳喚均未到庭，其於警詢中之證詞亦僅提到路易莎莊敬店之公務手機不見了，經調閱監視器發現有一男子（即被告）於111年10月8日7時8 分將放在桌面上的公務機拿走，有店內監視器畫面可提供等節（見偵卷第19至20頁）。是證人朱宥湘並未親身見聞本案手機被拿走並帶離該店之過程，自亦無從以證人朱宥湘之警詢證述證明被告確有竊盜行為。　⒌雖檢察官稱：依據證人李如婷的證述，已經可以證明被告在走進店內以後，除了點餐以外只有在櫃臺區停留，而且被告除了點餐以外，完全沒有跟店員交談，由此可證被告說是因為店員表示請被告自己把手機交給警察的這個辯解完全沒有理由等語（見本院卷第363頁），惟證人李如婷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不記得被告是一直待在櫃臺前方還是有到座位區附近，就是有個人影在那邊走來去等語，前已敘明，則證人李如婷實際上並未注意被告之動態，尚不能以證人李如婷之證述認定「被告除了點餐以外只有在櫃臺區停留，且除了點餐以外，完全沒有跟店員交談」，自無法認定被告所辯確為子虛。　㈣證人賴厚元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我於111年10月12日13時17分將本案手機送到和平東路派出所，此手機是被告撿到的，因為被告說他當時身體不適，請我幫忙送去警察局。被告是於111年10月8日下午在臺北醫學大學的時候跟我說的，當時我在北醫看我的腳，被告陪我去，他有跟我說當天早上撿到1支手機，但不知道物主是誰。被告說會等候失主打電話到該手機，但似乎沒有等到電話。被告有請我本案手機通訊錄第一順位的電話（0000000000），我就撥打了，該通電話中，我問對方是否認識本案手機的失主，但是對方卻說失主是誰，我說我也不太清楚，結果他說這支手機他也不清楚到底是誰的，所以就不了了之。後來被告就將手機放在家裡，我自己因為工作的情況，而被告有去北醫急診室就醫，所以就沒有處理本案手機之事。因為我在10月8、9、10日均有工作，不在信義區住處，所以後來我在我與被告共用的客廳看到這支手機時，我就詢問被告怎麼都沒有拿去警察局，因此我們後來就協商由我在111年10月12日前往圖書館前先把手機拿到和平東路派出所。我在111年10月12日當天中午13時2分有再傳送訊息給黃柏仁說「好，已通報完成了」，是指我已經把本案手機送去警察局，警察也受理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39至144頁）。而證人賴厚元上開所述情節，有被告與證人賴厚元之LINE對話紀錄、證人賴厚元使用手機門號111年10月間之通聯紀錄、醫院內監視錄影畫面、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和平東路派出所拾得物收據、遺失人認領拾得物領據等可佐（見偵卷第29至33頁、第165頁、第189至194頁、第261至273頁；本院卷第125至132頁）；且證人賴厚元於111年10月12日將本案手機以拾得物送交和平東路派出所處理一節，亦經證人即警員陳思宏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77至179頁）。是證人賴厚元所述被告向其表達拾得本案手機、後續由證人賴厚元將手機送至派出所提報拾得物等節，堪認為真。　㈤又本案手機並無毀損或資料遺失之情形，經證人朱宥湘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偵卷第21頁），是無從認被告於持有本案手機後有對該手機做任何足認係易持有為所有之行為。　㈥綜據上情，本案並無完整現場監視錄影可證明案發過程，尚無法僅以證人李如婷之證詞認定被告確係「竊盜」，而非「拾得」，被告所辯復有上述各項證據為佐，是無從逕認其所辯不可採信。從而，本案尚乏足夠之積極證據可證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竊盜犯行，自不能以竊盜刑責相繩。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韋宏偵查起訴，檢察官羅嘉薇、李豫雙、盧慧珊、林晉毅到庭執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卓育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宛宜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2025-03-27

TPDM-112-審易-680-20250327-2

國審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凌虐致死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劉彩萱選任辯護人謝孟羽律師（法扶律師）陳雨凡律師（法扶律師）黃任顯律師（法扶律師）被告劉若琳選任辯護人曾維翎律師陳奕廷律師林俊宏律師上列被告因凌虐致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002、6418、9602號），檢察官及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一、如附表四編號1、2所示之證據，均有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如附表四編號3至5所示之證據，均有調查必要性。二、被告劉彩萱之辯護人聲請調查丙16所示證據，及被告劉若琳之辯護人聲請調查丙12所示證據，均為保留證據裁定，均待審判期日再為調查必要性之裁定。三、其餘聲請均駁回。　　　理　由壹、按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當事人或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以裁定駁回之，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貳、本案檢察官及被告2人之辯護人於準備程序中，除本院先前於民國114年2月3日所裁定之證據外，另再聲請調查如附表一至三「證據名稱」欄所示證據，就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本院之認定及理由，各如附表一至三「證據能力」欄及「調查必要性」欄所示。參、依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前段、第2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胡嘉玲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附表一【甲證】：編號證據名稱證據能力調查必要性 79 興隆內科小兒科診所診療記錄單節本有證據能力。理由：檢察官、被告2人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且該證據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亦無事證顯示有公務員違法取證等違法情況，有證據能力。有調查必要性。理由：檢察官、被告2人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調查必要性，且於形式上觀察，就證明本案犯罪事實之存否具有重要性，故認有調查必要性。 80 采新牙醫診所病歷表有證據能力。理由同上。有調查必要性。理由同上。 81 證人王○○之112年12月24日訊問筆錄節本有證據能力。理由同上。有調查必要性。理由同上。 82 臺北市政府消防救護紀錄表節本有證據能力。理由同上。有調查必要性。理由同上。 83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受理報案紀錄表節本有證據能力。理由同上。有調查必要性。理由同上。 ◎附表二【乙證】：（編號未連號原因，係因檢辯所聲請該編號之證據事後撤回）編號證據名稱證據能力調查必要性 14 劉若琳及劉彩萱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 1 份有證據能力。理由：檢察官、被告2人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且該證據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亦無事證顯示有公務員違法取證等違法情況，有證據能力。有調查必要性。理由：檢察官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調查必要性，辯護人亦已釋明與檢察官聲請調查經本院裁定准許調查之乙4間並非同一（日期不同），且於形式上觀察，就證明本案犯罪事實具有重要性，故認有調查必要性。 ◎附表三【丙證】：（編號未連號原因，係因檢辯所聲請該編號之證據事後撤回，此部分均為科刑證據，以自由證明即為已足，故無需審究其證據能力）編號證據名稱調查必要性 4 113年12月24日警方職務報告無調查必要性。理由： 1.檢察官聲請調查該職務報告係欲證明被告劉彩萱之犯後態度，然依舉證要旨所述，係被告劉彩萱之夫向警方表示Ａ童之死亡原因係噎奶嗆到所致並非被告自述，與被告劉彩萱犯後態度無涉。 2.另職務報告內載明被告劉彩萱之表情，且未有懊悔、沮喪之負面情緒，可證其犯後態度云云，惟情緒反應為主觀判斷，且每個人遇事後反應不一云云，惟檢察官未釋明承辦員警係因何種客觀事實判斷被告劉彩萱情緒反應，已屬個人主觀價值判斷，如准予調查有使國民法官法庭產生不公正之預斷或預見之疑慮。再者，檢察官欲證明被告犯後態度不佳，然參酌被告劉彩萱迄今答辯方向，此部分待證事實透過詢問被告程序即可知悉。 5 證人丙○○ 有調查必要性。理由：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調查必要性，且於形式上觀察，就證明本案量刑事項之存否具有重要性，故認有調查必要性。 6 檔名「_0000000○○剴.m4a」之錄音檔無調查必要性。理由：檢察官於舉證要旨內說明為鄰居側錄之錄音檔，但該大樓並未僅有1戶住戶、1名兒童，況被告劉彩萱於案發當時尚有托育其他兒童，檢察官並未釋明該等聲音來源是否為源自被告2人及Ａ童，且與本案重要事實間有何必要關聯性，經參酌辯護人之意見後，認無調查必要性。 7 辜○○於113年3月14日之警詢筆錄無調查必要性。理由：辜○○為被告劉彩萱位於乙地樓下之鄰居，丙8、9所示錄音均為其所錄製，審酌檢察官未釋明該等聲音來源是否為源自被告2人及Ａ童，且與本案重要事實間有何必要關聯性，經參酌辯護人之意見後，認無調查必要性。 8 檔名「民眾提供○○剴哭聲.m4a」之錄音檔無調查必要性。理由：檢察官於舉證要旨內說明為鄰居側錄之錄音檔，但該大樓並未僅有1戶住戶、1名兒童，況被告劉彩萱於案發當時尚有托育其他兒童，檢察官並未釋明該等聲音來源是否為源自被告2人及Ａ童，且與本案重要事實間有何必要關聯性，經參酌辯護人之意見後，認無調查必要性。 9 檔名「民眾提供○○剴哭聲2.m4a」之錄音檔無調查必要性。理由：檢察官於舉證要旨內說明為鄰居側錄之錄音檔，但該大樓並未僅有1戶住戶、1名兒童，況被告劉彩萱於案發當時尚有托育其他兒童，檢察官並未釋明該等聲音來源是否為源自被告2人及Ａ童，且與本案重要事實間有何必要關聯性，經參酌辯護人之意見後，認無調查必要性。 10 被告劉若琳與劉彩萱之家人於113年2月26日在偵查庭外串證照片1張無調查必要性。理由：檢察官就「被告犯後態度不佳」之待證事實，除聲請詢問被告劉彩萱外，尚請求調查丙4警方職務報告、丙10偵查庭外串證照片、丙40證人黃聖心警詢筆錄。惟： 1.基於行為責任原則，無責任即無刑罰，以調和犯罪與刑罰的關係。對於行為人科以刑罰前，應考慮行為人對犯罪所負的責任，依其責任的輕重而為科刑，不能逾越，故責任型的建構，會先以與犯罪行為的不法及責任內涵有關的犯罪情狀事由來描繪出責任刑的框架，劃定出來的刑度就是宣告刑的上限，再在不逾越責任刑上限的範圍內，根據一般情狀事由進行刑度的調整。參考司法院出版之「法官對國民法官之指示參考手冊」中，依據量刑三階段理論，於第一階段先以犯罪情狀事由（如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劃定責任刑的上限，法官只能在責任刑上限的範圍內量刑；而第二階段，則以一般情狀事由作為責任刑的微調，倘一般情狀事由有利於行為人，則往下削減責任刑，由於行為人個人情狀並非行為人犯罪時的犯罪情狀，故縱一般情狀事由（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後態度）不利於行為人，亦不能向上提升責任刑的上限，否則即違反行為責任原則。最後在第三階段中，考量其他事由，再調整責任刑，由於其他事由（如社會復歸可能性、被害人或其家屬的態度、和解與賠償、影響社會程度、其他刑事政策上的考慮、國家違法取證下的衡平措施）並非行為人犯罪時的犯罪情狀，為免違反行為責任原則，其他事由僅能往下削減責任刑，而不能向上提升責任刑的上限，確定責任刑的上下限後，接著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決定宣告刑。 2.是「被告犯後態度」屬於量刑三階段中第二階段之調整，縱使認為被告犯後態度不佳，也不能因此將已劃定的被告責任刑上限再次提高，否則會違反行為責任原則。本案被告的答辯方向及於庭審中的訊問被告過程，已足使國民法官法庭形成對於被告犯後態度量刑因子的判斷，參酌量刑三階段的運用情形及審檢辯在協商程序中對於審理計畫表排定之時間，檢察官提出多項證據均係為證明同一待證事實即「被告犯後態度不佳」，將造成國民法官法庭過度負擔，故認此部分待證事實除訊問被告外，而無需再行調查其他證據。 11 Ａ童生前生活照7張無調查必要性。理由： 1.檢察官此部分之待證事實為Ａ童交由被告劉彩萱照顧前之生活狀況，然依其敘明之證據中丙11-4至11-7均是被告劉彩萱拍攝Ａ童後傳送予社工之照片，該等證據與所述之待證事實不符，難認有關聯性，而無調查之必要。 2.關於丙11-1至11-3部分，待證事實係為比較Ａ童在生前不同階段之外觀，然此部分待證事實，已可透過由本院裁定准予調查之甲證編號44之影片得以型塑Ａ童之動態形象；另檢察官表示於科刑階段，透過調查此部分證據，可重建Ａ童之立體形象即「活生生的人」，欲證明「犯罪所生危害或損害」之量刑事由，但是本案最終之損害為Ａ童死亡，也是檢察官、被告2人及辯護人均不爭執的事實，生命權為平等，但對於生命的殞落成為損害時，在科刑時量刑事由調查之重點應為行為人所為對社會治安造成之影響，而非重塑被害人形象。 3.況且，本院認此部分證據之聲請調查，係企圖藉由給人強烈衝擊之證據訴諸情感，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無法依證據理性判斷，而有產生預斷或偏見之虞，且權衡調查該證據對國民法官法庭以公正、客觀、中立方式審理之危害程度顯然高於其正面效益，縱使透過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19條第1項之處置仍無法排除該風險，故認無調查之必要。 12 劉若琳之馬偕醫院量刑前鑑定報告 1.本項證據為保留證據裁定，於審理期日待丙44鑑定人即醫師徐堅棋調查完畢後，始行作成裁定。 2.理由：　本院考量丙12係由丙44鑑定人即醫師徐堅棋及其團隊所製作，透過交互詰問程序，已可為相當程度之證明，二者證據之待證事實相同，實屬重複性，原則應無調查之必要。然考量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施行未久，且因醫學判斷事涉專業，尚需待制度運作一段時間後，觀察國民法官於聽取鑑定醫師作證後是否能接受及易於理解證述內容。從而，本案是否需要再就專業之量刑前鑑定報告為調查，宜於審判中聽取國民法官之意見後再為裁定。 16 劉彩萱之馬偕醫院量刑前鑑定報告 1.本項證據為保留證據裁定，於審理期日待丙43鑑定人即醫師徐堅棋調查完畢後，始行作成裁定。 2.理由：　本院考量丙16係由丙43鑑定人即醫師徐堅棋及其團隊所製作，透過交互詰問程序，已可為相當程度之證明，二者證據之待證事實相同，實屬重複性，原則應無調查之必要。然考量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施行未久，且因醫學判斷事涉專業，尚需待制度運作一段時間後，觀察國民法官於聽取鑑定醫師作證後是否能接受及易於理解證述內容。從而，本案是否需要再就專業之量刑前鑑定報告為調查，宜於審判中聽取國民法官之意見後再為裁定。 17 證人即共同被告劉若琳無調查必要性。理由： 1.被告劉彩萱之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劉若琳係為證明被告劉彩萱至北投玄天宮為Ａ童作法會之經過云云，然而此部分已另聲請丙23（詳後述），而無重覆調查之必要。 2.關於辦法會之原因多種，且有關被告劉彩萱之經濟狀況等情，均可由被告劉彩萱自行決定是否於訊問被告程序中說明，實無需透過傳喚其他證人證明之，而徒增國民法官法庭負擔，故本院認為該證據無調查之必要。 18 證人華○○ 無調查必要性。理由：被告劉彩萱之辯護人聲請傳喚丙18欲證明丙41製作之緣由，然而丙41係因由何人撰寫、傳送予被告家人過程、製作目的等節，與被告2人所涉罪名之構成要件無涉，且本院認丙41並無調查之必要（詳後述），故無調查證人華○○之必要。 23 被告劉彩萱所擬超渡Ａ童之疏文有調查必要性。理由：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調查必要性，且於形式上觀察，就證明本案量刑事項之存否具有重要性，故認有調查必要性。 25 劉彩萱及陳尚潔LINE對話紀錄無調查必要性。理由：被告劉彩萱及其辯護人聲請調查丙25，欲證明被告劉彩萱有向陳尚潔反映Ａ童有異常狀況，與丙41之傳送內容相符，可證並無事後與家人勾串等情云云。然經聽取檢察官及辯護人意見後，陳尚潔係經由被告劉彩萱轉述得知，陳尚潔僅為Ａ童之社工，並非Ａ童之主要照顧者，有關「被告劉彩萱及其家屬間有無勾串」乙節，參酌檢辯所述，此部分欲證明被告犯後態度為何，得否於量刑三階段中第二階段進行調整下修責任刑，而被告犯後態度究竟如何，國民法官法庭可藉由本案被告的答辯方向及於庭審中的訊問被告過程親自見聞，而無需再行調查被告有無勾串證人證據之必要。 26 劉彩萱112年11月15日與女兒王○○之WeChat對話紀錄無調查必要性。理由：同丙25。 27 劉彩萱與賴○○之Line對話記錄無調查必要性。理由：同丙25。 28 例行訪視紀錄表無調查必要性。理由：被告劉彩萱之辯護人聲請調查丙28欲證明被告劉彩萱於案發後之身心狀態即犯後態度，然而被告劉彩萱於案發後是否可入睡，與量刑事由無關，且關於案發後之心情，可由被告劉彩萱自行決定是否於訊問被告程序中說明，實無需再透過調查其他證據，而徒增國民法官法庭負擔，故本院認為該證據無調查之必要。 34 劉若琳113/2/26下午4時12分至6時32分偵訊筆錄譯文（定稿）第65至66頁無調查必要性。理由：同丙25。 40 證人黃○○之113年3月19日警詢筆錄無調查必要性。理由：同丙10。 41 檢察官於王○○手機內數位還原之原委說明備忘文件無調查必要性。理由：同丙10。 42 被告2人前案紀錄表、113年度偵字第25187號起訴書無調查必要性。理由： 1.被告2人之前案紀錄固然能證明被告2人之品行及素行，但此部分資料已包含在偵查全卷資料，而送交丙43、44進行鑑定評估，是此部分尚得由丙43、44到庭證述而可替代，故認無調查之必要。 2.再者，被告2人於本案案發後，另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113年度偵字第25187號案件，該案尚未經審理，倘同意以另案之起訴書犯罪事實作為證據調查，恐有違反無罪推定原則，是參酌辯護人之意見後，認無調查之必要性。 43 鑑定人徐堅棋醫師（劉彩萱報告）有調查必要性。理由：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調查必要性，且於形式上觀察，就證明本案量刑事項之存否具有重要性，故認有調查必要性。 44 鑑定人徐堅棋醫師（劉若琳報告）有調查必要性。理由：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調查必要性，且於形式上觀察，就證明本案量刑事項之存否具有重要性，故認有調查必要性。 46 46-1：兒福聯盟111年3月24日至同年6月30日之工作處遇紀錄無調查必要性。理由： 1.被告劉彩萱之辯護人聲請調查丙46至50，欲證明量刑三階段之第三階段其他事由部分，即相關機構一再轉換Ａ童之主要照顧者，未考慮Ａ童之身心狀況，故認本案之政府制度政策有失能等情云云。然此部分待證事實為「本案是否因高需求幼兒之托育失能間接造成本案，而影響下修本案責任刑」，被告劉彩萱之辯護人雖說明其所認為之政府托育政策失能情形係高風險兒童於照顧時，具有相當困難度，機構轉介時，應告知托育者兒童之情形，且安排知能培訓課程，但未釋明政府未落實政策時的後果會是什麼，及釋明該後果與本案的關聯性，其主張顯然與政策失能間有距離。 2.托育兒童在轉換照顧者時，如出現焦慮行為，托育者應即時反應及處置，並非僅泛稱已將情形回報與社工，而認責任終了，亦與是否受過培訓無涉。本案縱使兒福聯盟未安排查訪，亦未告知Ａ童原生家庭情形，被告劉彩萱仍應盡到居家托育者之注意義務照顧Ａ童，此部分與被告劉彩萱之辯護人主張之政府政策失能間仍有所落差，難認有調查之必要性。 46-2：出養人基本資料 46-3：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原侵上訴字第13號判決 46-4：中英醫療社團法人中英醫院乙種診斷書 47 47-1：112年12月24日證人李芳玲及證人陳尚潔偵訊筆錄節本無調查必要性。理由：同丙46。 47-2：113年3月12日證人江怡韻偵訊筆錄節本 48 證人李○○ 無調查必要性。理由：同丙46。 49 衛生福利部113年3月28日之「出養童遭虐致死事件檢討會議要求新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及兒童福利聯盟所提供檢討報告之專題報告(書面報告)」無調查必要性。理由：同丙46。 50 109年度托育事故及虐嬰案件成因分析研究成果報告無調查必要性。理由：同丙46。 51 文章：淺談糖尿病疲勞症候群台中市糖尿病共同照護學會季刊，第68期，作者:張軒睿醫師，出版日期:2023-11 無調查必要性。理由：被告劉彩萱之辯護人主張被告劉彩萱患有疾病，因受疾病及托育兒童影響身心俱疲云云，審酌糖尿病為我國近年常見之文明病，且辯護人並未釋明該疾病對於被告劉彩萱生活日常之影響，且與本案重要事實間有何必要關聯性，經參酌檢察官之意見後，認無調查必要性。 52 王○○國稅局所得清單、財產清單、聯徵中心紀錄無調查必要性。理由：本院審酌此項證據並非被告劉彩萱個人之經濟狀況資料，尚難以其配偶之資力作為量刑事由之參考資料，況被告劉彩萱得自行決定是否於訊問被告程序中說明其經濟狀況及負擔，實無需再透過調查其他證據，而徒增國民法官法庭負擔，故本院認為該證據無調查之必要。 53 法務部之假釋統計及歷年統計年報無調查必要性。理由：本院審酌法務部關於假釋制度之研究報告屬對於制度評估之分析資料，被告2人之辯護人並未具體釋明此證據與刑法第57條各款之量刑因子間有何必要關聯性，經參酌檢察官之意見後，認無調查必要性。 66 興隆內兒科診所方昌禮醫師說明Ａ童就醫經過之回函、Ａ童診療紀錄單。無調查必要性。理由：該項證據業於送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中心評估鑑定時，一併檢送參考（即甲38），且此部分屬與罪責相關之犯罪情狀事由，而有重覆調查之情，經參酌檢察官之意見後，認無調查之必要性。 67 林岳宏小兒科陳德馨皮膚科聯合診所診療紀錄單無調查必要性。理由：同丙66。 68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113年10月15日亞社工字第1131016001號函及附件112年7月29日、112年8月19日Ａ童之就醫紀錄無調查必要性。理由：同丙66。 ◎附表四：編號聲請人證據編號備註 1 檢察官甲79至83 有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 2 被告劉彩萱之辯護人乙14 有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 3 檢察官丙5 有調查必要性。 4 被告劉彩萱之辯護人丙23、43 5 被告劉若琳之辯護人丙44 6 檢察官丙4、6、7、8、9、10、11、40、41、42、無調查必要性。 7 被告劉彩萱之辯護人丙17、18、25、26、27、28、46-1、46-2、46-3、46-4、47-1、47-2、48、49、50、51、52、53、66、67、68 8 被告劉若琳之辯護人丙34 　　 ◎附表五：檢辯雙方聲請調查證據內容及對證據能力、調查必要性之意見

2025-03-10

TPDM-113-國審訴-1-20250310-5

國審強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凌虐致死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3號聲請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劉彩萱選任辯護人謝孟羽律師（法扶律師）陳雨凡律師（法扶律師）黃任顯律師（法扶律師）被告劉若琳選任辯護人林俊宏律師曾維翎律師陳奕廷律師上列被告因凌虐致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002號、第6418號、第960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乙○○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參月拾捌日起延長羈押貳月，並繼續禁止接見通信。甲○○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參月拾捌日起延長羈押貳月，並繼續禁止接見通信。　　理　由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 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 條第1項及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二、查被告乙○○、甲○○前經訊問後，被告乙○○、甲○○均否認涉犯刑法第286 條第1 項、第3 項凌虐兒童妨害身心發展致死、兒童及少年福利權利保障法第112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30 2 條之1 第1 項第4款、第2 項、刑法第277 條第2 項成年人故意傷害兒童致死及成年人故意虐童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犯行，然依證人即外籍看護MIRA證述、其提供之錄影及勘驗筆錄、被告甲○○、乙○○手機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手機勘察採證報告及照片、死者相驗照片及解剖報告等證據，足認被告乙○○、甲○○均涉犯上開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乙○○、甲 ○○涉犯之罪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之重罪，而重罪在經驗上亦伴隨有較高度逃亡可能，係人不甘受罰、趨吉避凶之本性，遑論被告乙○○、甲○○之辯詞多有與前述客觀證據不符之處，可見其等有逃避罪責之心，且被告乙○○復有直系血親在大陸工作，相較一般人更有逃亡海外之資源，自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乙○○、甲○○有逃亡之虞；另被告乙○○於偵查時有私下要求MIRA不要亂說話、刪除手機內容、與家人串通口徑以脫免刑責之作為，被告甲○○於偵查時有刪除手機內容及在同案被告乙○○禁見時與乙○○之女兒溝通案情等作為，在確認本案遭起訴最輕本刑10年以上重罪後，力求勾串共犯脫免罪責之動機更為強烈，亦有事實足認被告乙○○、甲○○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並審酌被告乙○○、甲○○所為犯嫌，依現存證據可見導致兒童劉○○在世時深處痛苦、無助及恐懼中，並最終導致劉○○死亡之結果，有高度確保審理程序遂行之公益，經與被告乙○○、甲○○人身自由法益權衡，認非予羈押無法確保審理程序之遂行，故裁定被告乙○○、甲○○自民國113 年4 月18日起開始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嗣於113年7月18日、113年9 月18日、113年11月18日、114年1月18日延長羈押，並繼續禁止接見通信。三、茲本院以羈押期間即將屆滿，於114年3月4日訊問被告乙○○ 、甲○○後，仍認被告乙○○、甲○○均涉犯上開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乙○○、甲○○涉犯之罪均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之重罪，而重罪在經驗上亦伴隨有較高度逃亡可能，係人不甘受罰、趨吉避凶之本性，再者，被告乙○○、甲○○之辯詞多有與客觀證據不符之處，雖然否認犯行為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但與客觀證據如手機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手機勘察採證報告及照片、死者相驗照片不符之辯詞，仍呈現被告乙○○、甲○○ 有高度可能矯飾其詞以求逃避罪責，就此以言，其等日後逃匿以躲避刑責之蓋然性當然不容小視，綜合上情，自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乙○○、甲○○有逃亡之虞；此外，被告乙○○於偵查時有私下要求MIRA不要亂說話（被告乙○○雖辯稱僅是要求外傭Mira「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並未要求Mira「知道的不能講」，但本院考量MIRA與被告乙○○一家並無何等恩怨糾葛，又是受其等雇用之外籍移工，倘對被告乙○○為不實陳述，可能導致薪資遭剋扣等不利情事，其實無刻意為不實陳述構陷被告乙○○之必要及動機，反觀被告乙○○在劉○○死亡報驗之初，聲稱劉○○死因為溢奶，企圖對凌虐劉○○一事文過飾非，其反有高度可能及動機要求同住之MIRA對於其親眼所見之凌虐幼童之事三緘其口，故應以MIRA之證詞為可信）、刪除手機內容以脫免刑責之作為，被告甲○○亦有於偵查時刪除手機內容及在同案被告乙○○禁見時與乙○○之女兒溝通案情等作為，此等作為已彰顯被告乙○○、甲○○確實有高度可能在力所能及範圍內透過串證、滅證等手段使案情晦澀，固然本案業經提起公訴，相關物證、電磁紀錄業經查扣，被告乙○○、甲 ○○或無再滅證之可能，但與共犯或其他證人（如其等家人）勾串以求脫免或減輕罪責仍屬高度可能，尤其在被告乙○○、甲○○及其等之辯護人已傳喚同住家人作為本案審理程序之友性證人，以求證明有利於己之待證事實下，當有事實足認被告乙○○、甲○○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並斟酌被告乙○○、甲 ○○所為犯嫌，依現存證據，已可見導致劉○○在世時處於痛苦與無助之處境，最終導致劉○○死亡之結果，造成之損害程度巨大且不可回復，考量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所彰顯我國保護兒童及少年權利之重大立法政策，本件自有高度確保審理程序遂行之公益，經與被告乙○○、甲○○人身自由法益權衡，應仍有繼續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是被告乙○○、甲○○均應自114年3月18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繼續禁止接見通信。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08 條第1 項、第5 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歐陽儀　　　　　　　　　　　　　　　　　　　　　　　　　　　　　法　官　趙書郁　　　　　　　　　　　　　　　　　　　　　　　　　　　　法　官　蕭淳尹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嚴蕙亭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2025-03-10

TPDM-113-國審強處-3-20250310-5

國審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凌虐致死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劉彩萱選任辯護人謝孟羽律師（法扶律師）陳雨凡律師（法扶律師）黃任顯律師（法扶律師）被告劉若琳選任辯護人曾維翎律師陳奕廷律師林俊宏律師上列被告因凌虐致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002、6418、9602號），檢察官及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一、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證據，均有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二、檢察官聲請調查甲16、38所示證據，為保留證據裁定，待審判期日再為調查必要性之裁定。三、其餘聲請均駁回。　　　　理　由壹、按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當事人或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以裁定駁回之，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貳、本院就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之判斷原則：一、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4項、第54條第3項規定，檢察官、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應「慎選證據為之」，於同法第62條第 3項並明定證據應認為無調查必要性之情況：「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四、同一證據再行聲請。」。是法院於準備程序所應處理之事項，首重就證據之證據能力、調查必要性先進行篩選與調查，以盡量避免無證據能力或不必要調查之證據進入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影響事實認定之正確性或效率，並為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得以密集、順暢之進行預作準備，以落實集中審理。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61條則再就「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之審酌，提出審酌因素及權衡指引，規定：「法院應依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聲請調查證據之性質、作成或取得證據之原因、證明目的、待證事實、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等事項，及前條第一項各款事項調查之結果，妥適審酌其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法院為前項之審酌，並得考量其待證事實對本案犯罪事實成立與否之認定是否重要，及該證據對待證事實認定之影響程度。」、「法院為第1項審酌時，基於實現本法第45條、第46條之規範目的，認為調查特定證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權衡其對國民法官法庭以公正、客觀、中立方式審理之危害程度是否顯然高於其正面效益，妥適決定是否准許調查：一、有誤導、混淆國民法官法庭之疑慮。二、有使國民法官法庭產生不公正之預斷或偏見之疑慮。三、大量提出不必要之證據調查，造成國民法官法庭過度負擔。」，則關於證據能力之有無，端視檢辯雙方有無爭執而定，而區分如下：　㈠如檢辯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時，就供述證據部分，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非供述部分則認檢辯並無提出說明，顯示此證據為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故認有證據能力。　㈡若檢辯一方有爭執證據之證據能力時，關於供述證據部分，則由檢辯說明係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4規定中所定之何種情形，再由本院按具體情形，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或實務業已建立之證據法則認定之，具體而言，如本院依證據性質、待證事實認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聲請調查之證據屬傳聞證據者，應具體審認有無傳聞例外情形而決定證據能力之有無。於非供述證據部分，則亦由檢辯雙方各陳有無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有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與本案事實是否具有關聯性，以認定證據能力。　　三、關於調查必要性部分，檢辯雙方在「慎選證據」後，由本院以「證據與本案應認定事實的關係」與「訴訟經濟」觀點出法，考量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61條所列情形、與案件之判斷有無關係、是否可能妨害正確事實認定、是否會造成審判程序上的浪費，判斷證據之調查必要性。　　　　參、本案檢察官及被告2人之辯護人於準備程序中，分別聲請調查如附表一、二所示「證據名稱」欄所示證據（即甲、乙類證據），本院以檢辯爭執證據能力之理由，分類為下列情況，並說明各情況所認定證據能力有無之理由，至各項證據所對應之各別理由詳附表一、二所示「證據能力」欄所載：　　一、關於現場模擬過程照片部分：　㈠檢、警於偵查、調查案件時，另要求被告、犯罪嫌疑人模擬其犯案過程，無非為印證其供述之憑信性，資以啟發查察犯罪證據之正確方向，期能充分發現真實，純屬檢、警為調查犯罪證據得視情況需要所使用之一種手段，並非當然即可視為係案發當時之實際行為，其性質仍屬被告之自白（陳述）範疇（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97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按被告事後於員警履勘犯罪場所，所為之現場模擬重演，模擬所呈現內容，其性質仍屬被告之自白範疇。故其現場模擬重演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26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告乙○○及辯護人均爭執該次現場模擬過程均非出於任意性，被告乙○○於偵查時已告知檢察官其放置Ａ童之容器並非當日模擬之水桶，檢察官仍要求以該水桶進行模擬，顯與事實不符，故認本項證據欠缺任意性而不得作為證據云云。惟依被告乙○○之辯護人所述情節，僅屬模擬所用之工具是否妥適，其並未言明檢察官於偵查中有何強暴、脅迫等違反被告意願之行為，使其進行模擬過程，又此部分尚屬證明力高低，而非證據能力有無之認定，故應認現場模擬照片得作為證據。　　二、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中供述內容無證據能力之理由：　　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警詢筆錄），經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爭執證據能力時，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應認均無證據能力。三、偵查中供述內容有證據能力之理由：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158之3條規定：「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不得作為證據」，其立法意旨在於：「證人、鑑定人依法應使其具結，以擔保證言係據實陳述或鑑定意見為公正誠實。若違背該等具結之規定，未令證人、鑑定人於供前或供後具結，該等證言、鑑定意見因欠缺程序方面之法定條件，即難認為係合法之證據資料，爰參考最高法院34年上字第824號、30年上字第506號、46年台上字第1126號、69年台上字第2710號判例意旨，增訂本條」，意即證人證言是否屬於合法之證據資料，其重點在於是否履行具結之法定條件，如業已為「供前或供後具結」，則認為已經擔保其證言係據實陳述之義務，堪可認為合法之證據資料。是本院審酌偵查屬浮動狀態，縱認證人就此具結時程之爭議有可斟酌之處，揆諸前揭說明，亦無礙足以擔保其等證言係據實陳述之義務，仍可認屬合法之證據資料。證人偵查時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甲5-1外），屬傳聞證據，然被告與辯護人均未提及偵查時，檢察官在訊問時有不法取供之情形，也未釋明證人於偵查中所為陳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僅指該項證據為傳聞證據，無證據能力，難認可採（詳細爭執內容如附表四所示）。故認該項證據有證據能力。　㈡證人必須於審判中經踐行包含詰問程序在內之法定調查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規定（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始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乃屬人證調查證據程序之規定，係判斷人證有無經合法調查之範疇。此與認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是否符合法律規定而具有證據能力，核屬二事，應分別以觀，不可混淆。是辯護人以未經合法調查而認為證據能力云云，顯係混淆證據能力與證據調查之不同。四、鑑定報告有證據能力之理由：　㈠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準用刑事訴訟法第203條至第2 06條之1規定；其須以言詞報告或說明時，得命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以法院或檢察官依上述規定，囑託鑑定機關所出具之鑑定報告，應屬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1項之鑑定報告，為同法第159條第1項所稱「法律有規定者」之傳聞法則例外情形，應有證據能力。　　　㈡依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組織法第2條第1款、第4款之規定，法醫研究所掌理身體、病理及死因之勘驗、檢驗、鑑定及研究，以及法醫學上疑難鑑驗之解釋及研究。法醫研究所對於Ａ童死因所出具之解剖暨鑑定報告書，乃檢察官囑託具有掌理該等專業鑑定事項之法醫研究所實施之機關鑑定，辯護人亦未釋明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自屬傳聞法則之例外，應認為具有證據能力，被告乙○○之辯護人主張解剖暨鑑定報告書為傳聞供述證據，認無證據能力云云，實有誤會。　㈢檢察官聲請後，經本院合議庭評議後囑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中心就Ａ童傷勢研判鑑定，並由鑑定人出具之報告，亦屬傳聞法則之例外，應認為具有證據能力。被告乙○○之辯護人固主張鑑定人無法直接檢視Ａ童身體外觀情形，而係透過卷證、病歷等資料進行判讀，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06條規定，並非無疑云云。然鑑定人均已出具學、經歷簡歷，且送鑑前業經檢辯核對送交鑑定之資料及詢問問題，由鑑定人憑其專業判斷後製作書面鑑定報告，足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3項之規範，辯護人未釋明鑑定原理有何不可靠處或送交之資料不足等情，難認其爭執證據能力之理由可採。五、非供述證據有證據能力之理由：　㈠對話截圖：　　按證據之分類，依其證據方法與待證事實之關聯性，固可分為供述證據與非供述證據（物證）。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係社群或通訊軟體儲存用戶互動對話及情境表達紀錄，此為依據社群或通訊軟體之儲存功能，本於機械作用真實保存當時對話之內容，就紀錄本身而言，未經人為操作，非屬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非屬供述證據，祇要與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復無事證足認有透過偽造、變造所取得之情事，經合法調查後，以之為論罪依據，無違法可言。檢察官認此項證據為傳聞證據，似有誤會，且其未釋明該等對話有無經變造之情，則依上開說明，而認有證據能力。　㈡關於公務員職務上所製作之文書：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項之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得為證據，是如未釋明該份文書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則應認具有證據能力。　㈢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項之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得為證據，是以社工、訪視員、醫師依其業務行為所製作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如未釋明該份文書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則應認具有證據能力。　㈣拍攝影片：　　錄音、錄影內容之證據能力或證明力，應以其是否真實暨與待證事實有無關聯為斷，與該影片究係自某事件之何階段開始錄製無關。被告乙○○之辯護人主張甲42、43、44，難認可證明Ａ童生前有遭受虐待之蓋然性，且欠缺關聯性，而無證據價值云云，然依檢察官所敘甲42、43、44之待證事實，認與本案待證事實間確有重要性，並無欠缺關聯性，辯護人亦未釋明該等影片有不當取得或變造等情，是關於甲42、43、 44均應認有證據能力。至辯護人所稱影片時間短暫、無法明確看出傷勢，亦無從透過影片判斷傷勢造成原因等節，此屬證據之證明力高低層次，與是否具有證據適格不同，附此敘明。　　肆、有關甲類證據及乙類證據有無調查必要性，本院之認定及理由，如附表一、二各該編號「調查必要性」欄所示。伍、檢察官及辯護人所聲請之丙類證據部分，待量刑前社會調查報告回覆後，再由本院另行裁定。陸、依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胡嘉玲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4 　　日 ◎附件：各項證據裁定理由如附表一、二 ◎附表三：編號聲請人證物編號備註 1 檢察官甲：5-1、9、10-2、10-3、12-1至12-5、12-8至12-17、12-19至12-23、13-1至13-12、14、14-1、14-5至14-7、14-9、14-14、14-18至14-23、14-27、14-28、14-32至14-35、15、17-1、18、19、20、21、35、36、40、41-1、41-2、42-1至42-3、43-1、43-2、44、75、77-3、78 有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乙：3、4 2 被告乙○○之辯護人甲：23、24、53、66-1、66-2、66-4、66-5、66-7、66-9至66-15、66-17至66-19 3 被告甲○○之辯護人甲：23、34 4 檢察官甲：1-2、2-2、2-4至2-8、3-3、4-1、4-2、10-1、12-6、12-7、12-18、12-24至12-35、14-2至14-4、14-8、14-10至14-13、14-15至14-17、14-24至14-26、14-29至14-31、14-36至14-40、17-2 有證據能力，但無調查必要性乙：1-9至1-11、2-3至2-9、5-1、5-2 5 被告乙○○之辯護人甲：27、28、30、46、47、48、50、51、52、54、55、56、57、58、59、60、61、62、63、64、　　66-6、66-16、66-20至66-22、67、68、70、71、72、73、74、76 6 被告甲○○之辯護人甲：33、65 7 檢察官甲：1-1、2-1、2-3、3-2、39 無證據能力 8 被告甲○○之辯護人甲：32 ◎附表四：檢辯雙方聲請調查證據內容及對證據能力、調查必要　　　　　性之意見

2025-02-03

TPDM-113-國審訴-1-20250203-4

國審強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凌虐致死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3號聲請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劉彩萱選任辯護人謝孟羽律師（法扶律師）陳雨凡律師（法扶律師）黃任顯律師（法扶律師）被告劉若琳選任辯護人林俊宏律師曾維翎律師陳奕廷律師上列被告因凌虐致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002號、第6418號、第960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乙○○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壹月拾捌日起延長羈押貳月，並繼續禁止接見通信。甲○○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壹月拾捌日起延長羈押貳月，並繼續禁止接見通信。　　理　由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 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 條第1項及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二、查被告乙○○、甲○○前經訊問後，被告乙○○、甲○○均否認涉犯刑法第286 條第1 項、第3 項凌虐兒童妨害身心發展致死、兒童及少年福利權利保障法第112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30 2 條之1 第1 項第4款、第2 項、刑法第277 條第2 項成年人故意傷害兒童致死及成年人故意虐童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犯行，然依證人即外籍看護MIRA證述、其提供之錄影及勘驗筆錄、被告甲○○、乙○○手機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手機勘察採證報告及照片、死者相驗照片及解剖報告等證據，足認被告乙○○、甲○○均涉犯上開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乙○○、甲 ○○涉犯之罪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之重罪，而重罪在經驗上亦伴隨有較高度逃亡可能，係人不甘受罰、趨吉避凶之本性，遑論被告乙○○、甲○○之辯詞多有與前述客觀證據不符之處，可見其等有逃避罪責之心，且被告乙○○復有直系血親在大陸工作，相較一般人更有逃亡海外之資源，自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乙○○、甲○○有逃亡之虞；另被告乙○○於偵查時有私下要求MIRA不要亂說話、刪除手機內容、與家人串通口徑以脫免刑責之作為，被告甲○○於偵查時有刪除手機內容及在同案被告乙○○禁見時與乙○○之女兒溝通案情等作為，在確認本案遭起訴最輕本刑10年以上重罪後，力求勾串共犯脫免罪責之動機更為強烈，亦有事實足認被告乙○○、甲○○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並審酌被告乙○○、甲○○所為犯嫌，依現存證據可見導致兒童劉○○在世時深處痛苦、無助及恐懼中，並最終導致劉○○死亡之結果，有高度確保審理程序遂行之公益，經與被告乙○○、甲○○人身自由法益權衡，認非予羈押無法確保審理程序之遂行，故裁定被告乙○○、甲○○自民國113 年4 月18日起開始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嗣於113年7月18日、113年9 月18日、113年11月18日延長羈押，並繼續禁止接見通信。三、茲本院以羈押期間即將屆滿，於114年1月6日訊問被告乙○○ 、甲○○後，仍認被告乙○○、甲○○均涉犯上開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乙○○、甲○○涉犯之罪均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之重罪，而重罪在經驗上亦伴隨有較高度逃亡可能，係人不甘受罰、趨吉避凶之本性，再者，被告乙○○、甲○○之辯詞多有與客觀證據不符之處，雖然否認犯行為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但與客觀證據如手機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手機勘察採證報告及照片、死者相驗照片不符之辯詞，仍呈現被告乙○○、甲○○ 有高度可能矯飾其詞以求逃避罪責，就此以言，其等日後逃匿以躲避刑責之蓋然性當然不容小視，綜合上情，自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乙○○、甲○○有逃亡之虞；此外，被告乙○○於偵查時有私下要求MIRA不要亂說話（被告乙○○雖辯稱僅是要求外傭Mira「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並未要求Mira「知道的不能講」，但本院考量MIRA與被告乙○○一家並無何等恩怨糾葛，又是受其等雇用之外籍移工，倘對被告乙○○為不實陳述，可能導致薪資遭剋扣等不利情事，其實無刻意為不實陳述構陷被告乙○○之必要及動機，反觀被告乙○○在劉○○死亡報驗之初，聲稱劉○○死因為溢奶，企圖對凌虐劉○○一事文過飾非，其反有高度可能及動機要求同住之MIRA對於其親眼所見之凌虐幼童之事三緘其口，故應以MIRA之證詞為可信）、刪除手機內容以脫免刑責之作為，被告甲○○亦有於偵查時刪除手機內容及在同案被告乙○○禁見時與乙○○之女兒溝通案情等作為，此等作為已彰顯被告乙○○、甲○○在力所能及範圍內會透過串證、滅證等手段使案情晦澀，固然本案業經提起公訴，相關物證、電磁紀錄業經查扣，被告乙○○、甲○○或無再滅證之可能，但與共犯或其他證人（如其等家人）勾串以求脫免或減輕罪責仍屬高度可能，尤其在被告乙○○、甲○○及其等之辯護人已傳喚同住家人作為本案審理程序之友性證人之情形下，當有事實足認被告乙○○、甲○○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並斟酌被告乙○○、甲○○所為犯嫌，依現存證據，已可見肇致劉○○在世時處於痛苦與無助之處境，最終導致劉○○死亡之結果，造成之損害程度巨大且不可回復，有高度確保審理程序遂行之公益，經與被告乙○○、甲○○人身自由法益權衡，應仍有繼續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是被告乙○○、甲○○均應自114年1月18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繼續禁止接見通信。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08 條第1 項、第5 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歐陽儀　　　　　　　　　　　　　　　　　　　　　　　　　　　　　法　官　趙書郁　　　　　　　　　　　　　　　　　　　　　　　　　　　　法　官　蕭淳尹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韻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2025-01-09

TPDM-113-國審強處-3-20250109-4

國審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凌虐致死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劉若琳選任辯護人曾維翎律師陳奕廷律師林俊宏律師上列被告因凌虐致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002、6418、9602號），就辯護人所聲請調查證據，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經辯護人檢視被告劉若琳偵查中受檢察官訊問之筆錄及錄音、錄影檔案後，發現本案偵查檢察官於訊問時有不當利用其威勢壓迫被告之情形，導致被告出於恐懼而無法依己意進行完整陳述，期間經過10次檢察官訊問，而檢察官不僅於其中數次訊問過程中反覆責罵被告、詆毁被告人格，並且多次打斷被告的回答，使被告無法完整、連續地進行陳述，亦反覆就被告回答之内容表現出否定、憤怒的反應，導致被告心生畏懼、挫折且無所適從，且被告為避免一再遭受檢察官責備或質疑，因而多次出現附和問題回答或沉默不答之情形。為此，爰聲請囑託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暨研究所趙儀珊專任教授，以司法心理學之專業方法，檢視訊問過程之逐字稿及錄音、錄影光碟等方式進行供述鑑定，以釐清被告供述是否具任意性等語。二、按「當事人或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四、同一證據再行聲請」，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2、3項分別定有明文。三、經查：　㈠以目前檢辯所釋明證據內容，被告劉若琳於偵查中並未自白犯罪：　1.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自白，乃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關乎構成要件之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然就被告劉若琳有無於偵查中自白乙節，公訴檢察官表示：依卷內筆錄所載，被告劉若琳並未於偵查中承認犯罪等語，被告劉若琳及辯護人迄今仍未就被告劉若琳於偵查中是否確有自白犯罪部分，提出釋明，僅一再主張被告劉若琳供述之際，因心生畏懼、挫折且無所適從云云，則依檢辯雙方現階段對該項證據之說明，難認被告劉若琳於偵查中確已對於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關乎構成要件之主要部分有何肯定供述之意，而有先行調查被告劉若琳自白是否出於任意性之必要。　2.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復指稱：偵查檢察官於數次訊問過程中反覆責罵被告劉若琳、詆毀被告劉若琳人格，並且多次打斷被告劉若琳的回答，使被告劉若琳無法完整、連續地進行陳述，亦反覆就被告劉若琳回答之內容表現出否定、憤怒的反應，導致被告劉若琳心生畏懼、挫折且無所適從，被告劉若琳因此為避免一再遭受檢察官責備或質疑，而出現多次附和問題回答或沉默不答之情形云云。惟被告於民國113年9月 25日調查程序中供稱：偵查檢察官問我話，然後我回答，檢察官會用她自己的想法，一直用語言來攻擊我，我一直告訴她說不是這樣子，我可以好好地再從頭再說一遍給你聽，但是檢察官沒有接受，她也沒有聽我在講什麼，就一直講、一直罵，當下我真的很無助，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之後她就拿東西給我看，我回說這有一點久，我想一下，她馬上又用言語告訴我說你不是在想，你是在想怎麼樣去脫罪，我一直跟她說不是這樣子，足認被告劉若琳對於偵查檢察官詢問之問題，並非僅答「是、否」、「有、無」二擇一的單一選項，而係伴有針對問題解釋之答覆，實難認定被告劉若琳之供述已屬自白犯罪。被告劉若琳之辯護人雖聲請將被告歷次陳述之影音檔案及筆錄送請趙儀珊教授為供述鑑定，以證明被告是否出於恐懼、挫折所陳自白，而致供述可信度存疑，難認有據。　㈡本案被告劉若琳之供述因非自白犯罪，則其供述內容僅係未來彈劾之用，而無進行供述鑑定之必要：　1.被告劉若琳於偵查中之供述非屬自白，業如前述，縱被告劉若琳於偵查中曾有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關乎構成要件之主要部分為部分肯定供述之意，然被告不利於己之供述內容之憑信性，係屬供述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而此本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且屬審判之核心，自不得由法院以外之他人越俎代庖而取代法院之獨立判斷，致侵蝕審判獨立之民主法治基本原則。法院實務上雖有就證人證述內容委請專家進行證詞可性信之鑑定，然多數為性侵害案件中證人為兒童或心智障礙者之情形，因兒童或心智障礙者受限於其等心理發展、記憶、語言能力、遭受性侵害受後之心理創傷程度，均與心智正常之成年人有別，易因詢問人之訊問方法而影響其等證述內容，故於個別案件審理過程中經評估因認有需要時，委請具有兒童或心智障礙特殊訊問專業知識者鑑定該等特殊證人於接受訊問時之客觀情形、訊問者提問方式等是否影響其等證述可信性。惟本案被告劉若琳行為時已為年逾50歲之成年人，依檢察官、辯護人對於本案相關意見，及被告劉若琳於113年9月25日調查程序中接受訊問狀況，均未足令本院確信被告劉若琳有何心智障礙，而有必要行供述鑑定之特殊性。　2.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不同意檢察官於本案審理期日中將被告劉若琳於偵查中之供述提出作為證明其自身犯罪之證據使用，然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 156條第2項參照），縱被告劉若琳曾於偵查中曾有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關乎構成要件之主要部分為部分肯定供述之意，尚需有其他補強證據佐證，而判斷是否屬實。本院參酌被告劉若琳於113年9月25日調查程序中仍為否認犯罪之答辯，其於偵查中所為供述，則將成為檢察官未來爭執其供述憑信性或其他證據證明力之「彈劾證據」，並非用以直接證明被告劉若琳有為被訴事實存否之證據；如被告劉若琳對於本案被訴事實有何須辯駁之處，尚可透過訊問被告程序、辯論程序時（刑事訴訟法第288條第3項、第28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參照）予以說明，並非全然剝奪被告劉若琳陳述意見之機會。　3.參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為使國民法官易於理解，並落實言詞審理與集中審理，除有無法在庭調查或到庭後拒絕陳述之情形外，證據調查程序係以傳喚人證到庭進行交互詰問為優先，而非以宣讀筆錄或告以書證要旨進行調查；復審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67條之立法理由亦明揭：刑事訴訟法第288 條第3項規定，除簡式審判程序案件外，審判長就被告被訴事實為訊問者，應於調查證據程序之最後行之；同法第161 條之3規定，法院對於得為證據之被告自白，除有特別規定外，非於有關犯罪事實之其他證據調查完畢後，不得調查。上開規定乃為避免法官於調查證據之始，即對被告形成先入為主之偏見，且導正偵審實務過度偏重被告自白之傾向，並於理念上符合無罪推定原則，故證據調查次序之擬定，自應注意關於調查得為證據之被告自白或就被訴事實訊問被告，應於有關犯罪事實之其他證據調查完畢後為之等語，可見針對被告劉若琳有無為被訴犯罪事實，尚須透過其他人證、物證之調查後，再行訊問被告或調查得為證據之被告自白，並非僅以被告劉若琳所述即可認定事實之有無，況檢察官亦未提出被告劉若琳之偵訊筆錄作為其自身犯罪事實之證據，從而被告劉若琳之辯護人聲請囑託供述鑑定乙節，難認與本案待證事實間有何重要關係。　㈢綜上所述，依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所述，難認被告劉若琳於偵查中業已自白，是其等聲請囑託供述鑑定乙節，難認與本案待證事實間有何重要關係，且被告劉若琳既無心智障礙等特殊情形，其供述證據證明力亦屬審判之核心，自無就此部分行鑑定之必要，是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之請求，為無理由。四、檢察官與辯護人就本案聲請調查事項雖可能尚未全部提出，但為使雙方意見不同之處儘早得悉合議庭的決定，以利雙方進而評估是否提出其他調查事項的聲請，以及安排審判流程，故而先行裁定。檢辯其他調查聲請調查事項，本院將視有無不同意見，再以書面裁定或於準備程序時宣示。五、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胡嘉玲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2024-11-26

TPDM-113-國審訴-1-20241126-3

國審強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凌虐致死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3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劉彩萱選任辯護人謝孟羽律師（法扶律師）陳雨凡律師（法扶律師）黃任顯律師（法扶律師）被告劉若琳選任辯護人林俊宏律師曾維翎律師陳奕廷律師上列被告因凌虐致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002號、第6418號、第960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乙○○自民國壹佰壹拾參年拾壹月拾捌日起延長羈押貳月，並繼續禁止接見通信。甲○○自民國壹佰壹拾參年拾壹月拾捌日起延長羈押貳月，並繼續禁止接見通信。　　理　由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 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 條第1項及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二、查被告乙○○、甲○○前經訊問後，被告乙○○、甲○○均否認涉犯刑法第286 條第1 項、第3 項凌虐兒童妨害身心發展致死、兒童及少年福利權利保障法第112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30 2 條之1 第1 項第4款、第2 項、刑法第277 條第2 項成年人故意傷害兒童致死及成年人故意虐童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犯行，然依證人即外籍看護MIRA證述、其提供之錄影及勘驗筆錄、被告甲○○、乙○○手機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手機勘察採證報告及照片、死者相驗照片及解剖報告等證據，足認被告乙○○、甲○○均涉犯上開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乙○○、甲 ○○涉犯之罪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之重罪，而重罪在經驗上亦伴隨有較高度逃亡可能，係人不甘受罰、趨吉避凶之本性，遑論被告乙○○、甲○○之辯詞多有與前述客觀證據不符之處，可見其等有逃避罪責之心，且被告乙○○復有直系血親在大陸工作，相較一般人更有逃亡海外之資源，自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乙○○、甲○○有逃亡之虞；另被告乙○○於偵查時有私下要求MIRA不要亂說話、刪除手機內容、與家人串通口徑以脫免刑責之作為，被告甲○○於偵查時有刪除手機內容及在同案被告乙○○禁見時與乙○○之女兒溝通案情等作為，在確認本案遭起訴最輕本刑10年以上重罪後，力求勾串共犯脫免罪責之動機更為強烈，亦有事實足認被告乙○○、甲○○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並審酌被告乙○○、甲○○所為犯嫌，依現存證據可見導致兒童劉○○在世時深處痛苦、無助及恐懼中，並最終導致劉○○死亡之結果，有高度確保審理程序遂行之公益，經與被告乙○○、甲○○人身自由法益權衡，認非予羈押無法確保審理程序之遂行，故裁定被告乙○○、甲○○自民國113 年4 月18日起開始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嗣於113年7月18日、113年9 月18日延長羈押，並繼續禁止接見通信。三、茲本院以羈押期間即將屆滿，於113年11月11日訊問被告乙○ ○、甲○○後，仍認被告乙○○、甲○○均涉犯上開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乙○○、甲○○涉犯之罪均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之重罪，而重罪在經驗上亦伴隨有較高度逃亡可能，係人不甘受罰、趨吉避凶之本性，再者，被告乙○○、甲○○之辯詞多有與客觀證據不符之處，雖然否認犯行為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但與客觀證據如手機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手機勘察採證報告及照片、死者相驗照片及解剖報告不符之辯詞，仍呈現被告乙○○、甲○○有高度可能矯飾其詞以求逃避罪責，就此以言，其等日後逃匿以躲避刑責之蓋然性當然不容小視，綜合上情，自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乙○○、甲○○有逃亡之虞；此外，被告乙○○於偵查時有私下要求MIRA不要亂說話、刪除手機內容以脫免刑責之作為，被告甲○○亦有於偵查時刪除手機內容及在同案被告乙○○禁見時與乙○○之女兒溝通案情等作為，此等作為已彰顯被告乙○○、甲○○在力所能及範圍內會透過串證、滅證等手段使案情晦澀，固然本案業經提起公訴，相關物證、電磁紀錄業經查扣，被告乙○○、甲○○或無再滅證之可能，但與共犯或其他證人（如其等家人）勾串以求脫免或減輕罪責仍屬高度可能，尤其在被告乙○○、甲○○及其等之辯護人已傳喚同住家人作為友性證人之情形下，當有事實足認被告乙○○、甲○○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並斟酌被告乙○○、甲○○ 所為犯嫌，依現存證據，已可見肇致劉○○在世時處於痛苦與無助之處境，最終導致劉○○死亡之結果，造成之損害程度巨大且不可回復，有高度確保審理程序遂行之公益，經與被告乙○○、甲○○人身自由法益權衡，應仍有繼續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是被告乙○○、甲○○均應自113年11月18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繼續禁止接見通信。四、至被告乙○○之辯護人此次訊問時雖為其辯護稱：被告乙○○於 112年9月1日起開始照顧劉○○後，因發現劉○○諸多異常狀況如會自己撞頭、磨牙而以LINE等通訊軟體向社工、友人、家人抱怨，與其在偵查中之供述內容相符，足見被告乙○○在偵查中所述均為其認知之事實，並未矯飾其詞；另檢察官於偵查中宣稱被告乙○○製作之教戰手冊，實際是在委任律師之建議下，由被告之姪女華婉玲協助被告乙○○繕打整理案情細節，整理後傳給被告乙○○及其配偶王豫民確認，並非教戰手冊；且被告乙○○僅是要求外傭Mira「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並未要求Mira「知道的不能講」；再者，因法醫研究所拒絕提供製作解剖及鑑定報告所憑之組織切片紀錄文書、圖片檔案、顯微鏡觀察紀錄及工作底稿等文件，被告乙○○及辯護人無法檢驗該報告之真實性及可靠性，是該解剖報告應不能作為認定被告乙○○犯罪嫌疑重大及羈押原因與必要之依據等語。然而：　1.被告乙○○於通訊軟體中向他人陳述關於劉○○之狀況，是否屬實，對照證人即劉○○前保母周月於偵訊時之證述（見相字卷四第289-301頁）及證人即牙醫蔡函妤於偵訊時之證述（見相字卷四第13-15頁），本已疑點重重，遑論被告乙○○在通訊軟體與被告甲○○之對話中，亦存在諸多顯然對於被告乙○○ 、甲○○不利之內容（見偵字第3002號卷第205-217頁，考量本案為國民法官案件，不宜於開審前過度揭露證據內容，故均不予詳述），顯見被告乙○○於偵查時之供述確有避重就輕甚至漫天撒謊之情，難認其並未矯飾其詞；另觀MIRA於偵訊時明確證稱：被告乙○○向其表示劉○○的事知道也不要說太多等語（見相字卷一第501頁），且衡諸MIRA與被告乙○○一家並無何等恩怨糾葛，又是受其等雇用之外籍移工，倘對被告乙○○為不實陳述，可能導致薪資遭剋扣等不利情事，其實無刻意為不實陳述構陷被告乙○○之必要及動機，反觀被告乙○○ 在劉○○死亡報驗之初，聲稱劉○○死因為溢奶，企圖對凌虐劉 ○○一事文過飾非，其反有高度可能及動機要求同住之MIRA對於其親眼所見之凌虐幼童之事三緘其口，從而自難令本院認為被告乙○○並無串證之舉；另自被告乙○○配偶王豫民手機還原之「教戰手冊」，雖然觀其內容應係被告乙○○個人對案情之陳述，而非一般詐欺集團或黑幫針對遭到檢調詢問時應如何回應之教戰手冊，但被告乙○○既有串證之舉，已如前述，即無從僅以「教戰手冊」一詞或許過於言過其實，認為無事實足認被告乙○○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2.另法醫研究所製作之解剖及鑑定報告，係具有法醫學專業之法醫師依據解剖、顯微鏡觀察及毒物化學檢驗後做出，復有相關相驗照片存卷可查，形式觀之並無欠缺證據能力而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至於被告乙○○之辯護人所提出之質疑，應於本案審理程序透過交互詰問等調查方式辨明，尚無從認為法醫研究所製作之解剖及鑑定報告不得於認定是否應延長羈押之程序中使用。　3.另被告乙○○之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華婉玲、王豫民到庭作證，證明自王豫民手機還原之「教戰手冊」確實是被告乙○○在委任律師之建議下，由被告之姪女華婉玲協助被告乙○○繕打整理案情細節，整理後傳給被告乙○○及王豫民確認之事實，以及王豫民為何要在手機刪除此份檔案之原因，然縱使上開「教戰手冊」係被告乙○○個人對案情之陳述，仍不影響本案有事實足認被告乙○○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之結論，自無傳喚華婉玲、王豫民到庭作證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108 條第1 項、第5 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歐陽儀　　　　　　　　　　　　　　　　　　　　　　　　　　　　　法　官　趙書郁　　　　　　　　　　　　　　　　　　　　　　　　　　　　法　官　蕭淳尹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韻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2024-11-14

TPDM-113-國審強處-3-20241114-3

國審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凌虐致死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5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6號聲請人即被告劉彩萱選任辯護人黃任顯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謝孟羽律師（法律扶助律師）陳雨凡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聲請人即被告劉若琳選任辯護人曾維翎律師陳奕廷律師林俊宏律師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凌虐致死等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不公開行準備程序，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壹、聲請意旨略以：一、被告乙○○及其辯護人主張：　㈠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本案偵查終結時，將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已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也違反國民法官法43條第4 項禁止餘事的記載，甚至嘗試架空第1項卷證併送制度的規定，可見檢察官本案起訴不合法，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之規定，以檢察官起訴不合法為由，為本案不受理的判決。　㈡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 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臺北地檢署偵查檢察官明知本案起訴後將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卻任由應秘密之偵查消息遭洩漏，並於偵查終結時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造成社會大眾於訴訟外已預先對被告形成有罪之心證，實難期待審判公正，嚴重侵害被告受公平法院審判及正當法律程序保障，足見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2.參酌國民法官法第15條第9款規定，乃指以一般通常之人所具有之合理觀點，對於其如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否公平執行職務，均足產生懷疑者。被告因媒體全面有罪視之的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被告受憲法保障之公平審判與正當法律程序已遭侵蝕殆盡。　3.檢察官於偵查終結後又將餘事記載之起訴內容透過新聞稿公開與媒體引用，架空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之規定，形塑社會大眾對被告之敵意意識並預先形成有罪心證，縱使事後已依法院裁定更正起訴犯罪事實，對於程序公正的傷害早就已經形成，且無從治癒。　4.媒體報導除對被告貼上負面標籤外，並將檢察官形容為正義使者，使檢方佔據道德制高點，嚴重影響辯護權之行使，而有礙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而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時，發現證人會畏懼媒體的報導，已影響其接受訪談之意願，實難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㈢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爰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序不公開等語。二、被告甲○○及其辯護人則主張：　　　㈠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 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當特定案件受到媒體大篇幅的報導、社會輿論高度關注時，會形成社會上極大的分歧與爭議，且在部分媒體誇大渲染的論述下，更進一步激化對立，甚至使大部分民眾對案件形成先入為主既定印象，此際即便經由隨機抽選、選任程序篩選，仍恐難以選出尚未形成預斷、超脫所屬社群而能公正審理案件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如此不僅使國民參與審判的制度初衷無法達成，亦侵害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保障，於此情形下，法院應裁定不行國民審判程序，方為妥適。　2.由於臺北地檢署未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使本案大量偵查資訊在未起訴前即受媒體報導而曝光，包含被害人相驗結果、被告受詢問內容、相關影音證據等均曝露於大眾視野之中，且媒體在使用激烈、渲染之情緒性字詞報導本案，導致大眾在審判期日之前即形成強烈心證，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3.本案在事件發酵後所形成的社會輿論，對被告具有明顯敵對意識，甚至新聞媒體以不科學、超自然之說形塑檢察官偵查行為，亦影響大眾對本案的印象，難以期待所抽選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秉持客觀中立的態度進行審理與評議，而足認本案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本案屬全國矚目的案件，時至今日，尚有人在路上立看板要求大家、希望大家來關注此案，如此現象，相關證據在未被檢視調查下，本案已經未審先判，被告已經很明顯的被標籤化，是否能期待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可以比較中立冷靜的看待相關證據？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及辯護準備時，遭遇重大困難，多數人不願意講對被告有利的事實、不願意出面作證，實難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4.本案起訴書具有違背禁止餘事記載之疑慮，然臺北地檢署卻以召開記者會及發布新聞稿方式，逕行公開起訴書內容，相當於蓄意規避國民法官法第43條對起訴書記載內容之限制，以使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中公平審判、排除預斷與偏見之理念蕩然無存，亦使國民法官法就起訴書應記載及不應記載事項所為規定形同具文，臺北地檢署此舉係主動、蓄意對外公不足使國民對犯罪事實產生預斷及形成心證之資訊，忽視對於後續審理過程之公正性所造成之傷害，嚴重斲傷國民參與審判之基礎。　㈡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及辯方對於證據能力的爭執，勢必也會涉及到相關證據的揭露，爰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序不公開等語。貳、按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如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第6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國民參與審判之重要價值，是讓人民有機會參與及審視刑事訴訟制度的運作狀況，行使國民主權，判斷檢察官是否已有充分的證據對犯罪嫌疑人提出指控，而不是起訴清白無辜者，同時也將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帶入審判中，使裁判更具有人味溫度，亦可使法院審理及評議程序更加透明。參、本院認本案並無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主張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理由如下：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固均指摘檢察官違反偵查不公開，起訴書內充斥大量與本案事實無關且足以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證判斷內容，復透過記者會將起訴書內容對外發布，致本案偵查內容及相關證據內容經媒體廣為報導，已提早曝露，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理期日前即已形成心證，已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云云。然而：　㈠本案雖於偵查期間及本案起訴後經媒體陸續報導，姑不論檢察官是否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及上開召開記者會之行為是否有違反相關法律規定，然本案案情涉及未成年兒童死亡，而無論是國內或國外，社會各界對於兒童照護、身心健全發展、是否有遭虐待等重要議題為高度關注，故當有類似案例發生時，國內外新聞媒體均會以新聞報導，使社會大眾知悉該等案例情節，以形成公共意見與促進公共監督，避免政府不作為或濫權，此亦為「媒體」是民主政治中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以外的「第四權」之主要原因。　㈡現今各種網路資訊傳遞快速，且社群媒體與影音平台盛行，如果不是離群索居之人，各種新聞報導本唾手可得，而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之案件，涉及被害者生命權喪失，屬國民高度關心之社會議題，且新聞媒體為促進資訊充分流通，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共意見與達成公共監督，以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本應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訊，故僅因國民有接觸不同觀點之新聞報導，而認國民經選任成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後，即會以預斷、偏見、受有污染之心證進行審判，稍嫌速斷。況且職業法官同為國民，亦會閱讀及接收新聞報導、網路資訊，倘以國民接觸新聞報導，而認有難期公正審判之虞，那麼是否意味在有新聞媒體報導下之案件，均不適合進入司法審判？從而，自難僅以經媒體關注報導乙情，逕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理期日時無法以中立、冷靜之態度審視本案證據。二、本案屬社會大眾高度關心之兒童生命權喪失案件，新聞媒體本具報導之價值，審酌人民知的權利及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平性後，本案尚難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情：　㈠為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並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正、中正、客觀，防止預斷與偏見影響公平審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文化部（發行報紙、通訊稿、雜誌、圖書及有聲出版品之出版事業之主管機關）、數位發展部（主管通訊傳播與數位資源之整體規劃、推動及管理，與網際網路自媒體之營運、資訊傳播相關），應與司法院密切合作，於其職掌範圍內運用行政指導、宣導措施或其他適當方式，透過媒體自律，緩和案件審理前過於深入或立場較為強烈之報導可能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以公正、客觀、中立立場作成判斷之疑慮，而司法院、法務部亦應共同落實刑事訴訟法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範，以實現前開目的（參照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1條）。　㈡本案所涉及Ａ童有無受被告2人傷害、虐待等行為，顯屬上述各界所關注之重要議題，除發現真實外，亦與公共事務領域高度相關（政府對於兒童托育政策、照護政策等），而有新聞報導之價值。辯護人等雖以：新聞媒體使用標題形塑被告負面形象標籤方式進行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2人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侵害被告2人受公平審判及無罪推定原則保障之權利，並據此主張已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等詞置辯。然而，關於新聞價值之判斷，應於新聞自由工具本質之合理範圍內，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以避免產生寒蟬效應，或以道德糾察隊自居，以自身之閱聽品味取代新聞媒體業之專業判斷，故法院不宜代新聞從業人員而為決定。我國新聞媒體近年來好以聳動標題吸引閱讀、提高網路點閱率（不論標題與內文是否相符），無論如何，此均屬新聞自由範疇。況本案報導並非全然採用聳動或不符事實內容之報導，亦有從中性、單純敘述客觀事件始末、及後續司法程序等貼近事實之方式進行報導，則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是否因事前接觸新聞媒體報導，或因新聞媒體報導知曉本案起訴書、記者會內容，必污染其等心證、難期以公正態度及行為進行後續審理，實非無疑。復依本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中選任程序之職務，候選國民法官因新聞報導而知悉相關案件內容者，實屬少數，且不乏知悉有此社會案件發生，但對相關新聞報導內容知之甚微，從而，尚難因部分新聞媒體稍具聳動性標題報導，逕予推論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三、本案並無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將難期公正：　㈠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雖提出數十則新聞及網路留言為例，認本案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云云。然所謂「有事實足認」，乃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可之相區隔者，則為「有相當理由」，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7條第1項，均分別以「有事實足認」、「有相當理由」作為法律要件，可見立法者有意區分此二要件之情節，其中「有相當理由」的構成較為寬鬆，不須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只要依據一般正常人的合理判斷有該事實存在即可；而「有事實足認」則須明確至有客觀的具體事實存在（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1763號刑事裁定亦同此旨）。是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亦應以上開標準認定。　㈡本案新聞涉及前述新聞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已難認屬有客觀具體事實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網路留言則無從確認於隱身於螢幕後張貼留言者之身分（是否符合國民法官法第12條至15條之法定年齡、設籍於本院管轄區域、身分等資格條件）、是否有1人申請多組帳號相互留言增加話題流量、網軍帶風向等情，亦非無疑，自難遽認本案已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難期公正之虞。何況依本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職務，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無論於審理期日或評議程序中，均能確切遵守審判長於審前說明或審理中所為各項訴訟指引，僅以審理期日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作為認事用法之基礎，從而，在無明確至有客觀的具體事實存在下，尚難單憑上開新聞及網路留言，認定本案已達有事實足認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四、國民法官法相關規定已足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為確保選出得以公平誠實執行審判職務，且無偏見、歧視、差別待遇或其他不當行為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實現符合公正且兼具多元參與精神之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中設有選任程序，倘經由選任程序發現有具體事證足認候選國民法官其執行職務有難期公正之虞時，法院本可以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之聲請，裁定不選任之（國民法官法第27條參照），而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亦可利用不附理由聲請法院不選任特定之候選國民法官（國民法官法第28 條參照）。又在審理程序階段，為避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判過程中，苟因檢察官或辯護人將足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產生預斷之虞或偏見之事項，摻雜於言詞或書面陳述中，而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受到不當干擾、無法形成正確心證時，審判長本應基於訴訟照料義務，積極行使訴訟指揮權，限制此種可能會不當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證之資料在審理過程中呈現，且有此等情形之虞時，審判長亦應隨時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為闡明（國民法官法第46條參照）。倘經審判長闡明後，個別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仍有無法公正行使職權之具體事證時，法院應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書面聲請，以裁定解任之（國民法官法第35條參照）。在在益徵國民法官法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彰顯國民主權之理念之際，仍充分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亦無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項對於公平法院之期待。從而，實難僅憑本案在偵查階段及起訴時因媒體大幅報導，而逕予剝奪國民參與審判之權利。五、本案是凌虐致死等案件，由於涉及兒童生命的喪失及政府對於托育政策之監督是否確實，自屬國民高度在意案件，業如前述，尤其是類案件的量刑，在社會上常引發關注及討論，此乃本院所周知之事實，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可將其等生活經驗、價值思考、法律感情，帶進法庭，豐富法院判斷的視角與內涵，除使司法審判更透明外，復可加深國民對於司法的理解與信賴，並且讓國民對於犯罪的發生與處理有更深刻之認識與理解，同時監督及檢視政府之政策落實性，本案實非公益性低之案件。六、綜上，本院聽取檢察官、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之意見，並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項因素後，認本案並無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之情形，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無理由，應予駁回。肆、被告乙○○之辯護人主張：本案檢察官提起公訴時，起訴書之記載與特定犯罪無關之證據內容，足以事前使法官就犯罪事實之成立與否形成心證，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3條第2項規定，並藉由召開記者會發布偵查結果，架空國民法官法中卷證不併送制度，應由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惟查：一、起訴書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如起訴書之記載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疑慮者，法院認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得請檢察官說明之；檢察官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者，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檢察官認有必要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闡明；被告、辯護人認有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情形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處置，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1項準用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第2至5項之規定。二、參酌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採卷證不併送、當事人進行主義，是起訴書是否有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並非於起訴之初即由法官依職權判斷後，逕以起訴違背程序而為不受理判決，而係要求檢察官先說明起訴書中以此等方式記載之必要，給予釋除預斷之機會，倘檢察官認無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時，亦得請法官闡明要求其說明及釋明之原因，可見起訴書記載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規定而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宜透過檢、審、辯三方共同溝通，充分尊重熟悉卷證之檢察官意見，若檢察官經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即更正起訴書）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避免動輒因起訴程序違法而須駁回起訴，益徵起訴書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起訴書不得記載內容之規定，雖屬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亦同屬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6項「法院應定期間以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情形（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之立法理由參照）。三、本案有關起訴書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規定，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部分，經審、檢、辯於113 年8月22日協商會議後，檢察官即以本院建議版本進行更正，並於113年9月2日提出準備程序書㈦，然辯護人對於檢察官所說明及更正後之犯罪事實記載仍有疑慮，本院於同年9月9 日裁定命檢察官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提出更正後之犯罪事實，檢察官業已將載有餘事記載內容刪除後，依本院裁定內容予以修正及提出，依前述說明，尚難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 303條第1款所定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是被告乙○○之辯護人請求本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實屬無據。伍、本案進行準備程序時，並無應不公開之情事　　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另均以本案屬矚目案件，避免媒體報導致證據批露，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定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云云。然查：　㈠國民法官法除第43條第4項規定，檢察官不得於起訴書內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外，亦於同法第53條第2 項、第54條第3項規定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書狀及陳述不得包含與起訴犯罪事實無關之事實、證據，及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即包括直接引用證人證述內容，或具誘導性的證據評價與意見等），以落實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　㈡為減輕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負擔，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理期日透過眼見聽聞即得順利、迅速形成心證，故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應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行準備程序，並於該程序中釐清案件之事實、法律及證據上爭點，並以解明上述爭點為目的，以決定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並確認具有證據能力及具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名稱，以排定審理計畫（參照國民法官法第47條規定），可見實無於準備程序中說明證據內容之必要。　㈢況本院要求檢察官及辯護人填載甲、乙、丙類證據調查聲請表、證據意見表，進行本案證據提出聲請及意見陳述，以利確認欲聲請調查之證據名稱及必要性，除有具於日後證據裁定可分類統一說明，亦可於審理階段調查證據時即時確認有無偷渡證據之情形，甚至於準備程序時以說明證據編號之方式進行，即可避免旁聽者獲悉過多與本案相關之資料，落實前開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及避免於審理期日前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是難認本案因媒體或旁聽開庭民眾眾多，而有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之必要。二、至被告甲○○之辯護人復以其因爭執被告甲○○自白之任意性，而有於準備程序調查之必要為由，請求本案行準備程序時不公開云云。惟按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但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參照該條立法理由說明「如關於自白任意性之調查，往往涉及與自白之憑信性直接相關之證據資料，而以日本實施裁判員審理經驗顯示，於審判程序中調查自白任意性，有助於使裁判員瞭解犯罪偵查機關人員如何實際進行偵查程序之過程，並可促進偵查程序的適法性；再考量在採取完全卷證不併送制度下，僅有當事人主張證據才有可能進入審判程序，而在嚴謹的準備程序、爭點整理及對當事人慎選證據的要求下，應無庸顧慮法院至審判程序中才裁定部分證據證據能力之有無，有導致大量無證據能力之資料進入審判庭，而有嚴重遲滯訴訟等疑慮，爰於第1項但書明定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法院可例外於審判期日再就證據能力有無做成裁定」，倘被告甲○○之辯護人於後續協商程序及準備程序中仍主張被告甲○○自白非出於任意性，仍應視該項證據是否有助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瞭解偵查程序之過程、檢察官有無使用該自白作為認定被告甲○○犯罪事實之證據，如有，則檢察官對於自白係出於自由意志之證明方法為何等情，妥為審酌於何階段進行調查較為妥適，故被告甲○○之辯護人此部分請求，於現階段訴訟程序礙難同意。陸、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胡嘉玲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2024-10-09

TPDM-113-國審訴-1-20241009-2

國審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聲請裁定不行國民法官審判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5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6號聲請人即被告劉彩萱選任辯護人黃任顯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謝孟羽律師（法律扶助律師）陳雨凡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聲請人即被告劉若琳選任辯護人曾維翎律師陳奕廷律師林俊宏律師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凌虐致死等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不公開行準備程序，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壹、聲請意旨略以：一、被告劉彩萱及其辯護人主張：　㈠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本案偵查終結時，將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已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也違反國民法官法43條第4 項禁止餘事的記載，甚至嘗試架空第1項卷證併送制度的規定，可見檢察官本案起訴不合法，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之規定，以檢察官起訴不合法為由，為本案不受理的判決。　㈡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 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臺北地檢署偵查檢察官明知本案起訴後將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卻任由應秘密之偵查消息遭洩漏，並於偵查終結時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造成社會大眾於訴訟外已預先對被告形成有罪之心證，實難期待審判公正，嚴重侵害被告受公平法院審判及正當法律程序保障，足見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2.參酌國民法官法第15條第9款規定，乃指以一般通常之人所具有之合理觀點，對於其如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否公平執行職務，均足產生懷疑者。被告因媒體全面有罪視之的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被告受憲法保障之公平審判與正當法律程序已遭侵蝕殆盡。　3.檢察官於偵查終結後又將餘事記載之起訴內容透過新聞稿公開與媒體引用，架空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之規定，形塑社會大眾對被告之敵意意識並預先形成有罪心證，縱使事後已依法院裁定更正起訴犯罪事實，對於程序公正的傷害早就已經形成，且無從治癒。　4.媒體報導除對被告貼上負面標籤外，並將檢察官形容為正義使者，使檢方佔據道德制高點，嚴重影響辯護權之行使，而有礙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而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時，發現證人會畏懼媒體的報導，已影響其接受訪談之意願，實難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㈢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爰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序不公開等語。二、被告甲○○及其辯護人則主張：　　　㈠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 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當特定案件受到媒體大篇幅的報導、社會輿論高度關注時，會形成社會上極大的分歧與爭議，且在部分媒體誇大渲染的論述下，更進一步激化對立，甚至使大部分民眾對案件形成先入為主既定印象，此際即便經由隨機抽選、選任程序篩選，仍恐難以選出尚未形成預斷、超脫所屬社群而能公正審理案件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如此不僅使國民參與審判的制度初衷無法達成，亦侵害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保障，於此情形下，法院應裁定不行國民審判程序，方為妥適。　2.由於臺北地檢署未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使本案大量偵查資訊在未起訴前即受媒體報導而曝光，包含被害人相驗結果、被告受詢問內容、相關影音證據等均曝露於大眾視野之中，且媒體在使用激烈、渲染之情緒性字詞報導本案，導致大眾在審判期日之前即形成強烈心證，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3.本案在事件發酵後所形成的社會輿論，對被告具有明顯敵對意識，甚至新聞媒體以不科學、超自然之說形塑檢察官偵查行為，亦影響大眾對本案的印象，難以期待所抽選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秉持客觀中立的態度進行審理與評議，而足認本案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本案屬全國矚目的案件，時至今日，尚有人在路上立看板要求大家、希望大家來關注此案，如此現象，相關證據在未被檢視調查下，本案已經未審先判，被告已經很明顯的被標籤化，是否能期待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可以比較中立冷靜的看待相關證據？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及辯護準備時，遭遇重大困難，多數人不願意講對被告有利的事實、不願意出面作證，實難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4.本案起訴書具有違背禁止餘事記載之疑慮，然臺北地檢署卻以召開記者會及發布新聞稿方式，逕行公開起訴書內容，相當於蓄意規避國民法官法第43條對起訴書記載內容之限制，以使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中公平審判、排除預斷與偏見之理念蕩然無存，亦使國民法官法就起訴書應記載及不應記載事項所為規定形同具文，臺北地檢署此舉係主動、蓄意對外公不足使國民對犯罪事實產生預斷及形成心證之資訊，忽視對於後續審理過程之公正性所造成之傷害，嚴重斲傷國民參與審判之基礎。　㈡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及辯方對於證據能力的爭執，勢必也會涉及到相關證據的揭露，爰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序不公開等語。貳、按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如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第6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國民參與審判之重要價值，是讓人民有機會參與及審視刑事訴訟制度的運作狀況，行使國民主權，判斷檢察官是否已有充分的證據對犯罪嫌疑人提出指控，而不是起訴清白無辜者，同時也將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帶入審判中，使裁判更具有人味溫度，亦可使法院審理及評議程序更加透明。參、本院認本案並無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主張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理由如下：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固均指摘檢察官違反偵查不公開，起訴書內充斥大量與本案事實無關且足以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證判斷內容，復透過記者會將起訴書內容對外發布，致本案偵查內容及相關證據內容經媒體廣為報導，已提早曝露，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理期日前即已形成心證，已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云云。然而：　㈠本案雖於偵查期間及本案起訴後經媒體陸續報導，姑不論檢察官是否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及上開召開記者會之行為是否有違反相關法律規定，然本案案情涉及未成年兒童死亡，而無論是國內或國外，社會各界對於兒童照護、身心健全發展、是否有遭虐待等重要議題為高度關注，故當有類似案例發生時，國內外新聞媒體均會以新聞報導，使社會大眾知悉該等案例情節，以形成公共意見與促進公共監督，避免政府不作為或濫權，此亦為「媒體」是民主政治中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以外的「第四權」之主要原因。　㈡現今各種網路資訊傳遞快速，且社群媒體與影音平台盛行，如果不是離群索居之人，各種新聞報導本唾手可得，而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之案件，涉及被害者生命權喪失，屬國民高度關心之社會議題，且新聞媒體為促進資訊充分流通，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共意見與達成公共監督，以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本應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訊，故僅因國民有接觸不同觀點之新聞報導，而認國民經選任成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後，即會以預斷、偏見、受有污染之心證進行審判，稍嫌速斷。況且職業法官同為國民，亦會閱讀及接收新聞報導、網路資訊，倘以國民接觸新聞報導，而認有難期公正審判之虞，那麼是否意味在有新聞媒體報導下之案件，均不適合進入司法審判？從而，自難僅以經媒體關注報導乙情，逕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理期日時無法以中立、冷靜之態度審視本案證據。二、本案屬社會大眾高度關心之兒童生命權喪失案件，新聞媒體本具報導之價值，審酌人民知的權利及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平性後，本案尚難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情：　㈠為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並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正、中正、客觀，防止預斷與偏見影響公平審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文化部（發行報紙、通訊稿、雜誌、圖書及有聲出版品之出版事業之主管機關）、數位發展部（主管通訊傳播與數位資源之整體規劃、推動及管理，與網際網路自媒體之營運、資訊傳播相關），應與司法院密切合作，於其職掌範圍內運用行政指導、宣導措施或其他適當方式，透過媒體自律，緩和案件審理前過於深入或立場較為強烈之報導可能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以公正、客觀、中立立場作成判斷之疑慮，而司法院、法務部亦應共同落實刑事訴訟法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範，以實現前開目的（參照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1條）。　㈡本案所涉及Ａ童有無受被告2人傷害、虐待等行為，顯屬上述各界所關注之重要議題，除發現真實外，亦與公共事務領域高度相關（政府對於兒童托育政策、照護政策等），而有新聞報導之價值。辯護人等雖以：新聞媒體使用標題形塑被告負面形象標籤方式進行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2人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侵害被告2人受公平審判及無罪推定原則保障之權利，並據此主張已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等詞置辯。然而，關於新聞價值之判斷，應於新聞自由工具本質之合理範圍內，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以避免產生寒蟬效應，或以道德糾察隊自居，以自身之閱聽品味取代新聞媒體業之專業判斷，故法院不宜代新聞從業人員而為決定。我國新聞媒體近年來好以聳動標題吸引閱讀、提高網路點閱率（不論標題與內文是否相符），無論如何，此均屬新聞自由範疇。況本案報導並非全然採用聳動或不符事實內容之報導，亦有從中性、單純敘述客觀事件始末、及後續司法程序等貼近事實之方式進行報導，則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是否因事前接觸新聞媒體報導，或因新聞媒體報導知曉本案起訴書、記者會內容，必污染其等心證、難期以公正態度及行為進行後續審理，實非無疑。復依本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中選任程序之職務，候選國民法官因新聞報導而知悉相關案件內容者，實屬少數，且不乏知悉有此社會案件發生，但對相關新聞報導內容知之甚微，從而，尚難因部分新聞媒體稍具聳動性標題報導，逕予推論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三、本案並無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將難期公正：　㈠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雖提出數十則新聞及網路留言為例，認本案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云云。然所謂「有事實足認」，乃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可之相區隔者，則為「有相當理由」，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7條第1項，均分別以「有事實足認」、「有相當理由」作為法律要件，可見立法者有意區分此二要件之情節，其中「有相當理由」的構成較為寬鬆，不須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只要依據一般正常人的合理判斷有該事實存在即可；而「有事實足認」則須明確至有客觀的具體事實存在（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1763號刑事裁定亦同此旨）。是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亦應以上開標準認定。　㈡本案新聞涉及前述新聞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已難認屬有客觀具體事實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網路留言則無從確認於隱身於螢幕後張貼留言者之身分（是否符合國民法官法第12條至15條之法定年齡、設籍於本院管轄區域、身分等資格條件）、是否有1人申請多組帳號相互留言增加話題流量、網軍帶風向等情，亦非無疑，自難遽認本案已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難期公正之虞。何況依本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職務，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無論於審理期日或評議程序中，均能確切遵守審判長於審前說明或審理中所為各項訴訟指引，僅以審理期日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作為認事用法之基礎，從而，在無明確至有客觀的具體事實存在下，尚難單憑上開新聞及網路留言，認定本案已達有事實足認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四、國民法官法相關規定已足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為確保選出得以公平誠實執行審判職務，且無偏見、歧視、差別待遇或其他不當行為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實現符合公正且兼具多元參與精神之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中設有選任程序，倘經由選任程序發現有具體事證足認候選國民法官其執行職務有難期公正之虞時，法院本可以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之聲請，裁定不選任之（國民法官法第27條參照），而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亦可利用不附理由聲請法院不選任特定之候選國民法官（國民法官法第28 條參照）。又在審理程序階段，為避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判過程中，苟因檢察官或辯護人將足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產生預斷之虞或偏見之事項，摻雜於言詞或書面陳述中，而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受到不當干擾、無法形成正確心證時，審判長本應基於訴訟照料義務，積極行使訴訟指揮權，限制此種可能會不當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證之資料在審理過程中呈現，且有此等情形之虞時，審判長亦應隨時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為闡明（國民法官法第46條參照）。倘經審判長闡明後，個別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仍有無法公正行使職權之具體事證時，法院應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書面聲請，以裁定解任之（國民法官法第35條參照）。在在益徵國民法官法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彰顯國民主權之理念之際，仍充分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亦無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項對於公平法院之期待。從而，實難僅憑本案在偵查階段及起訴時因媒體大幅報導，而逕予剝奪國民參與審判之權利。五、本案是凌虐致死等案件，由於涉及兒童生命的喪失及政府對於托育政策之監督是否確實，自屬國民高度在意案件，業如前述，尤其是類案件的量刑，在社會上常引發關注及討論，此乃本院所周知之事實，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可將其等生活經驗、價值思考、法律感情，帶進法庭，豐富法院判斷的視角與內涵，除使司法審判更透明外，復可加深國民對於司法的理解與信賴，並且讓國民對於犯罪的發生與處理有更深刻之認識與理解，同時監督及檢視政府之政策落實性，本案實非公益性低之案件。六、綜上，本院聽取檢察官、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之意見，並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項因素後，認本案並無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之情形，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無理由，應予駁回。肆、被告劉彩萱之辯護人主張：本案檢察官提起公訴時，起訴書之記載與特定犯罪無關之證據內容，足以事前使法官就犯罪事實之成立與否形成心證，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3條第2項規定，並藉由召開記者會發布偵查結果，架空國民法官法中卷證不併送制度，應由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惟查：一、起訴書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如起訴書之記載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疑慮者，法院認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得請檢察官說明之；檢察官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者，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檢察官認有必要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闡明；被告、辯護人認有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情形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處置，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1項準用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第2至5項之規定。二、參酌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採卷證不併送、當事人進行主義，是起訴書是否有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並非於起訴之初即由法官依職權判斷後，逕以起訴違背程序而為不受理判決，而係要求檢察官先說明起訴書中以此等方式記載之必要，給予釋除預斷之機會，倘檢察官認無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時，亦得請法官闡明要求其說明及釋明之原因，可見起訴書記載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規定而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宜透過檢、審、辯三方共同溝通，充分尊重熟悉卷證之檢察官意見，若檢察官經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即更正起訴書）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避免動輒因起訴程序違法而須駁回起訴，益徵起訴書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起訴書不得記載內容之規定，雖屬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亦同屬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6項「法院應定期間以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情形（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之立法理由參照）。三、本案有關起訴書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規定，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部分，經審、檢、辯於113 年8月22日協商會議後，檢察官即以本院建議版本進行更正，並於113年9月2日提出準備程序書㈦，然辯護人對於檢察官所說明及更正後之犯罪事實記載仍有疑慮，本院於同年9月9 日裁定命檢察官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提出更正後之犯罪事實，檢察官業已將載有餘事記載內容刪除後，依本院裁定內容予以修正及提出，依前述說明，尚難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 303條第1款所定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是被告劉彩萱之辯護人請求本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實屬無據。伍、本案進行準備程序時，並無應不公開之情事　　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另均以本案屬矚目案件，避免媒體報導致證據批露，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定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云云。然查：　㈠國民法官法除第43條第4項規定，檢察官不得於起訴書內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外，亦於同法第53條第2 項、第54條第3項規定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書狀及陳述不得包含與起訴犯罪事實無關之事實、證據，及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即包括直接引用證人證述內容，或具誘導性的證據評價與意見等），以落實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　㈡為減輕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負擔，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理期日透過眼見聽聞即得順利、迅速形成心證，故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應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行準備程序，並於該程序中釐清案件之事實、法律及證據上爭點，並以解明上述爭點為目的，以決定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並確認具有證據能力及具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名稱，以排定審理計畫（參照國民法官法第47條規定），可見實無於準備程序中說明證據內容之必要。　㈢況本院要求檢察官及辯護人填載甲、乙、丙類證據調查聲請表、證據意見表，進行本案證據提出聲請及意見陳述，以利確認欲聲請調查之證據名稱及必要性，除有具於日後證據裁定可分類統一說明，亦可於審理階段調查證據時即時確認有無偷渡證據之情形，甚至於準備程序時以說明證據編號之方式進行，即可避免旁聽者獲悉過多與本案相關之資料，落實前開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及避免於審理期日前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是難認本案因媒體或旁聽開庭民眾眾多，而有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之必要。二、至被告甲○○之辯護人復以其因爭執被告甲○○自白之任意性，而有於準備程序調查之必要為由，請求本案行準備程序時不公開云云。惟按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但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參照該條立法理由說明「如關於自白任意性之調查，往往涉及與自白之憑信性直接相關之證據資料，而以日本實施裁判員審理經驗顯示，於審判程序中調查自白任意性，有助於使裁判員瞭解犯罪偵查機關人員如何實際進行偵查程序之過程，並可促進偵查程序的適法性；再考量在採取完全卷證不併送制度下，僅有當事人主張證據才有可能進入審判程序，而在嚴謹的準備程序、爭點整理及對當事人慎選證據的要求下，應無庸顧慮法院至審判程序中才裁定部分證據證據能力之有無，有導致大量無證據能力之資料進入審判庭，而有嚴重遲滯訴訟等疑慮，爰於第1項但書明定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法院可例外於審判期日再就證據能力有無做成裁定」，倘被告甲○○之辯護人於後續協商程序及準備程序中仍主張被告甲○○自白非出於任意性，仍應視該項證據是否有助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瞭解偵查程序之過程、檢察官有無使用該自白作為認定被告甲○○犯罪事實之證據，如有，則檢察官對於自白係出於自由意志之證明方法為何等情，妥為審酌於何階段進行調查較為妥適，故被告甲○○之辯護人此部分請求，於現階段訴訟程序礙難同意。陸、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胡嘉玲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2024-10-09

TPDM-113-國審聲-6-20241009-1

國審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聲請裁定不行國民法官審判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5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6號聲請人即被告劉彩萱選任辯護人黃任顯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謝孟羽律師（法律扶助律師）陳雨凡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聲請人即被告劉若琳選任辯護人曾維翎律師陳奕廷律師林俊宏律師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凌虐致死等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不公開行準備程序，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壹、聲請意旨略以：一、被告甲○○及其辯護人主張：　㈠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本案偵查終結時，將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已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也違反國民法官法43條第4 項禁止餘事的記載，甚至嘗試架空第1項卷證併送制度的規定，可見檢察官本案起訴不合法，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之規定，以檢察官起訴不合法為由，為本案不受理的判決。　㈡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 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臺北地檢署偵查檢察官明知本案起訴後將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卻任由應秘密之偵查消息遭洩漏，並於偵查終結時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造成社會大眾於訴訟外已預先對被告形成有罪之心證，實難期待審判公正，嚴重侵害被告受公平法院審判及正當法律程序保障，足見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2.參酌國民法官法第15條第9款規定，乃指以一般通常之人所具有之合理觀點，對於其如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否公平執行職務，均足產生懷疑者。被告因媒體全面有罪視之的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被告受憲法保障之公平審判與正當法律程序已遭侵蝕殆盡。　3.檢察官於偵查終結後又將餘事記載之起訴內容透過新聞稿公開與媒體引用，架空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之規定，形塑社會大眾對被告之敵意意識並預先形成有罪心證，縱使事後已依法院裁定更正起訴犯罪事實，對於程序公正的傷害早就已經形成，且無從治癒。　4.媒體報導除對被告貼上負面標籤外，並將檢察官形容為正義使者，使檢方佔據道德制高點，嚴重影響辯護權之行使，而有礙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而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時，發現證人會畏懼媒體的報導，已影響其接受訪談之意願，實難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㈢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爰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序不公開等語。二、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則主張：　　　㈠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 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當特定案件受到媒體大篇幅的報導、社會輿論高度關注時，會形成社會上極大的分歧與爭議，且在部分媒體誇大渲染的論述下，更進一步激化對立，甚至使大部分民眾對案件形成先入為主既定印象，此際即便經由隨機抽選、選任程序篩選，仍恐難以選出尚未形成預斷、超脫所屬社群而能公正審理案件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如此不僅使國民參與審判的制度初衷無法達成，亦侵害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保障，於此情形下，法院應裁定不行國民審判程序，方為妥適。　2.由於臺北地檢署未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使本案大量偵查資訊在未起訴前即受媒體報導而曝光，包含被害人相驗結果、被告受詢問內容、相關影音證據等均曝露於大眾視野之中，且媒體在使用激烈、渲染之情緒性字詞報導本案，導致大眾在審判期日之前即形成強烈心證，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3.本案在事件發酵後所形成的社會輿論，對被告具有明顯敵對意識，甚至新聞媒體以不科學、超自然之說形塑檢察官偵查行為，亦影響大眾對本案的印象，難以期待所抽選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秉持客觀中立的態度進行審理與評議，而足認本案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本案屬全國矚目的案件，時至今日，尚有人在路上立看板要求大家、希望大家來關注此案，如此現象，相關證據在未被檢視調查下，本案已經未審先判，被告已經很明顯的被標籤化，是否能期待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可以比較中立冷靜的看待相關證據？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及辯護準備時，遭遇重大困難，多數人不願意講對被告有利的事實、不願意出面作證，實難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4.本案起訴書具有違背禁止餘事記載之疑慮，然臺北地檢署卻以召開記者會及發布新聞稿方式，逕行公開起訴書內容，相當於蓄意規避國民法官法第43條對起訴書記載內容之限制，以使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中公平審判、排除預斷與偏見之理念蕩然無存，亦使國民法官法就起訴書應記載及不應記載事項所為規定形同具文，臺北地檢署此舉係主動、蓄意對外公不足使國民對犯罪事實產生預斷及形成心證之資訊，忽視對於後續審理過程之公正性所造成之傷害，嚴重斲傷國民參與審判之基礎。　㈡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及辯方對於證據能力的爭執，勢必也會涉及到相關證據的揭露，爰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序不公開等語。貳、按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如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第6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國民參與審判之重要價值，是讓人民有機會參與及審視刑事訴訟制度的運作狀況，行使國民主權，判斷檢察官是否已有充分的證據對犯罪嫌疑人提出指控，而不是起訴清白無辜者，同時也將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帶入審判中，使裁判更具有人味溫度，亦可使法院審理及評議程序更加透明。參、本院認本案並無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主張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理由如下：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固均指摘檢察官違反偵查不公開，起訴書內充斥大量與本案事實無關且足以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證判斷內容，復透過記者會將起訴書內容對外發布，致本案偵查內容及相關證據內容經媒體廣為報導，已提早曝露，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理期日前即已形成心證，已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云云。然而：　㈠本案雖於偵查期間及本案起訴後經媒體陸續報導，姑不論檢察官是否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及上開召開記者會之行為是否有違反相關法律規定，然本案案情涉及未成年兒童死亡，而無論是國內或國外，社會各界對於兒童照護、身心健全發展、是否有遭虐待等重要議題為高度關注，故當有類似案例發生時，國內外新聞媒體均會以新聞報導，使社會大眾知悉該等案例情節，以形成公共意見與促進公共監督，避免政府不作為或濫權，此亦為「媒體」是民主政治中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以外的「第四權」之主要原因。　㈡現今各種網路資訊傳遞快速，且社群媒體與影音平台盛行，如果不是離群索居之人，各種新聞報導本唾手可得，而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之案件，涉及被害者生命權喪失，屬國民高度關心之社會議題，且新聞媒體為促進資訊充分流通，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共意見與達成公共監督，以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本應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訊，故僅因國民有接觸不同觀點之新聞報導，而認國民經選任成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後，即會以預斷、偏見、受有污染之心證進行審判，稍嫌速斷。況且職業法官同為國民，亦會閱讀及接收新聞報導、網路資訊，倘以國民接觸新聞報導，而認有難期公正審判之虞，那麼是否意味在有新聞媒體報導下之案件，均不適合進入司法審判？從而，自難僅以經媒體關注報導乙情，逕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理期日時無法以中立、冷靜之態度審視本案證據。二、本案屬社會大眾高度關心之兒童生命權喪失案件，新聞媒體本具報導之價值，審酌人民知的權利及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平性後，本案尚難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情：　㈠為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並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正、中正、客觀，防止預斷與偏見影響公平審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文化部（發行報紙、通訊稿、雜誌、圖書及有聲出版品之出版事業之主管機關）、數位發展部（主管通訊傳播與數位資源之整體規劃、推動及管理，與網際網路自媒體之營運、資訊傳播相關），應與司法院密切合作，於其職掌範圍內運用行政指導、宣導措施或其他適當方式，透過媒體自律，緩和案件審理前過於深入或立場較為強烈之報導可能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以公正、客觀、中立立場作成判斷之疑慮，而司法院、法務部亦應共同落實刑事訴訟法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範，以實現前開目的（參照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1條）。　㈡本案所涉及Ａ童有無受被告2人傷害、虐待等行為，顯屬上述各界所關注之重要議題，除發現真實外，亦與公共事務領域高度相關（政府對於兒童托育政策、照護政策等），而有新聞報導之價值。辯護人等雖以：新聞媒體使用標題形塑被告負面形象標籤方式進行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2人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侵害被告2人受公平審判及無罪推定原則保障之權利，並據此主張已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等詞置辯。然而，關於新聞價值之判斷，應於新聞自由工具本質之合理範圍內，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以避免產生寒蟬效應，或以道德糾察隊自居，以自身之閱聽品味取代新聞媒體業之專業判斷，故法院不宜代新聞從業人員而為決定。我國新聞媒體近年來好以聳動標題吸引閱讀、提高網路點閱率（不論標題與內文是否相符），無論如何，此均屬新聞自由範疇。況本案報導並非全然採用聳動或不符事實內容之報導，亦有從中性、單純敘述客觀事件始末、及後續司法程序等貼近事實之方式進行報導，則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是否因事前接觸新聞媒體報導，或因新聞媒體報導知曉本案起訴書、記者會內容，必污染其等心證、難期以公正態度及行為進行後續審理，實非無疑。復依本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中選任程序之職務，候選國民法官因新聞報導而知悉相關案件內容者，實屬少數，且不乏知悉有此社會案件發生，但對相關新聞報導內容知之甚微，從而，尚難因部分新聞媒體稍具聳動性標題報導，逕予推論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三、本案並無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將難期公正：　㈠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雖提出數十則新聞及網路留言為例，認本案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云云。然所謂「有事實足認」，乃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可之相區隔者，則為「有相當理由」，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7條第1項，均分別以「有事實足認」、「有相當理由」作為法律要件，可見立法者有意區分此二要件之情節，其中「有相當理由」的構成較為寬鬆，不須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只要依據一般正常人的合理判斷有該事實存在即可；而「有事實足認」則須明確至有客觀的具體事實存在（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1763號刑事裁定亦同此旨）。是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亦應以上開標準認定。　㈡本案新聞涉及前述新聞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已難認屬有客觀具體事實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網路留言則無從確認於隱身於螢幕後張貼留言者之身分（是否符合國民法官法第12條至15條之法定年齡、設籍於本院管轄區域、身分等資格條件）、是否有1人申請多組帳號相互留言增加話題流量、網軍帶風向等情，亦非無疑，自難遽認本案已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難期公正之虞。何況依本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職務，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無論於審理期日或評議程序中，均能確切遵守審判長於審前說明或審理中所為各項訴訟指引，僅以審理期日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作為認事用法之基礎，從而，在無明確至有客觀的具體事實存在下，尚難單憑上開新聞及網路留言，認定本案已達有事實足認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四、國民法官法相關規定已足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為確保選出得以公平誠實執行審判職務，且無偏見、歧視、差別待遇或其他不當行為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實現符合公正且兼具多元參與精神之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中設有選任程序，倘經由選任程序發現有具體事證足認候選國民法官其執行職務有難期公正之虞時，法院本可以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之聲請，裁定不選任之（國民法官法第27條參照），而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亦可利用不附理由聲請法院不選任特定之候選國民法官（國民法官法第28 條參照）。又在審理程序階段，為避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判過程中，苟因檢察官或辯護人將足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產生預斷之虞或偏見之事項，摻雜於言詞或書面陳述中，而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受到不當干擾、無法形成正確心證時，審判長本應基於訴訟照料義務，積極行使訴訟指揮權，限制此種可能會不當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證之資料在審理過程中呈現，且有此等情形之虞時，審判長亦應隨時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為闡明（國民法官法第46條參照）。倘經審判長闡明後，個別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仍有無法公正行使職權之具體事證時，法院應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書面聲請，以裁定解任之（國民法官法第35條參照）。在在益徵國民法官法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彰顯國民主權之理念之際，仍充分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亦無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項對於公平法院之期待。從而，實難僅憑本案在偵查階段及起訴時因媒體大幅報導，而逕予剝奪國民參與審判之權利。五、本案是凌虐致死等案件，由於涉及兒童生命的喪失及政府對於托育政策之監督是否確實，自屬國民高度在意案件，業如前述，尤其是類案件的量刑，在社會上常引發關注及討論，此乃本院所周知之事實，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可將其等生活經驗、價值思考、法律感情，帶進法庭，豐富法院判斷的視角與內涵，除使司法審判更透明外，復可加深國民對於司法的理解與信賴，並且讓國民對於犯罪的發生與處理有更深刻之認識與理解，同時監督及檢視政府之政策落實性，本案實非公益性低之案件。六、綜上，本院聽取檢察官、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之意見，並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項因素後，認本案並無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之情形，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無理由，應予駁回。肆、被告甲○○之辯護人主張：本案檢察官提起公訴時，起訴書之記載與特定犯罪無關之證據內容，足以事前使法官就犯罪事實之成立與否形成心證，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3條第2項規定，並藉由召開記者會發布偵查結果，架空國民法官法中卷證不併送制度，應由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惟查：一、起訴書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如起訴書之記載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疑慮者，法院認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得請檢察官說明之；檢察官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者，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檢察官認有必要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闡明；被告、辯護人認有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情形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處置，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1項準用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第2至5項之規定。二、參酌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採卷證不併送、當事人進行主義，是起訴書是否有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並非於起訴之初即由法官依職權判斷後，逕以起訴違背程序而為不受理判決，而係要求檢察官先說明起訴書中以此等方式記載之必要，給予釋除預斷之機會，倘檢察官認無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時，亦得請法官闡明要求其說明及釋明之原因，可見起訴書記載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規定而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宜透過檢、審、辯三方共同溝通，充分尊重熟悉卷證之檢察官意見，若檢察官經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即更正起訴書）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避免動輒因起訴程序違法而須駁回起訴，益徵起訴書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起訴書不得記載內容之規定，雖屬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亦同屬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6項「法院應定期間以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情形（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之立法理由參照）。三、本案有關起訴書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規定，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部分，經審、檢、辯於113 年8月22日協商會議後，檢察官即以本院建議版本進行更正，並於113年9月2日提出準備程序書㈦，然辯護人對於檢察官所說明及更正後之犯罪事實記載仍有疑慮，本院於同年9月9 日裁定命檢察官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提出更正後之犯罪事實，檢察官業已將載有餘事記載內容刪除後，依本院裁定內容予以修正及提出，依前述說明，尚難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 303條第1款所定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是被告甲○○之辯護人請求本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實屬無據。伍、本案進行準備程序時，並無應不公開之情事　　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另均以本案屬矚目案件，避免媒體報導致證據批露，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定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云云。然查：　㈠國民法官法除第43條第4項規定，檢察官不得於起訴書內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外，亦於同法第53條第2 項、第54條第3項規定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書狀及陳述不得包含與起訴犯罪事實無關之事實、證據，及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即包括直接引用證人證述內容，或具誘導性的證據評價與意見等），以落實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　㈡為減輕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負擔，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理期日透過眼見聽聞即得順利、迅速形成心證，故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應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行準備程序，並於該程序中釐清案件之事實、法律及證據上爭點，並以解明上述爭點為目的，以決定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並確認具有證據能力及具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名稱，以排定審理計畫（參照國民法官法第47條規定），可見實無於準備程序中說明證據內容之必要。　㈢況本院要求檢察官及辯護人填載甲、乙、丙類證據調查聲請表、證據意見表，進行本案證據提出聲請及意見陳述，以利確認欲聲請調查之證據名稱及必要性，除有具於日後證據裁定可分類統一說明，亦可於審理階段調查證據時即時確認有無偷渡證據之情形，甚至於準備程序時以說明證據編號之方式進行，即可避免旁聽者獲悉過多與本案相關之資料，落實前開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及避免於審理期日前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是難認本案因媒體或旁聽開庭民眾眾多，而有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之必要。二、至被告劉若琳之辯護人復以其因爭執被告劉若琳自白之任意性，而有於準備程序調查之必要為由，請求本案行準備程序時不公開云云。惟按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但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參照該條立法理由說明「如關於自白任意性之調查，往往涉及與自白之憑信性直接相關之證據資料，而以日本實施裁判員審理經驗顯示，於審判程序中調查自白任意性，有助於使裁判員瞭解犯罪偵查機關人員如何實際進行偵查程序之過程，並可促進偵查程序的適法性；再考量在採取完全卷證不併送制度下，僅有當事人主張證據才有可能進入審判程序，而在嚴謹的準備程序、爭點整理及對當事人慎選證據的要求下，應無庸顧慮法院至審判程序中才裁定部分證據證據能力之有無，有導致大量無證據能力之資料進入審判庭，而有嚴重遲滯訴訟等疑慮，爰於第1項但書明定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法院可例外於審判期日再就證據能力有無做成裁定」，倘被告劉若琳之辯護人於後續協商程序及準備程序中仍主張被告劉若琳自白非出於任意性，仍應視該項證據是否有助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瞭解偵查程序之過程、檢察官有無使用該自白作為認定被告劉若琳犯罪事實之證據，如有，則檢察官對於自白係出於自由意志之證明方法為何等情，妥為審酌於何階段進行調查較為妥適，故被告劉若琳之辯護人此部分請求，於現階段訴訟程序礙難同意。陸、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胡嘉玲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2024-10-09

TPDM-113-國審聲-5-20241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