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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上訴字第3號上訴人即被告張永華選任辯護人曾泰源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原選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張永華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褫奪公權貳年。理由一、本院審判範圍：　　被告張永華明示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其餘部分不上訴(本院卷第106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量刑部分進行審理，其餘犯罪事實、論罪、沒收等部分，均不在本院審判範圍。至於審查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所依附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逕引用原判決之記載。二、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經坦承犯行，素行良好，年歲已大，為原住民，不懂法律，犯罪情節實有可原，且與一般原住民堂而皇之行賄有程度上差異；被告身體欠佳，母親需人照顧，倘入監服刑，恐影響家庭，難免悲劇，請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請宣告緩刑，以勵自新等語。三、撤銷改判及量刑之理由： (一)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 15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被告所為固值非難，惟所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罪，法定最低刑為有期徒刑3年，審酌本件為鄉民代表選舉之層級，賄選之對象為4人，其中高秀英為被告之表姨，田美娟與吳輝龍為夫妻，交付之賄賂金額非高，總金額為6千元，賄選之情節、對象、規模及影響層面非鉅；而被告雖當選鄉民代表，惟已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有原審111年度原選字第1號及本院112年度原選上字第3 號民事判決可按(原審卷第259-266、311-318頁)；按(民事) 當選無效，乃係以對行賄行為本身加諸制裁為(直接、間接) 目的所課予的不利益，與刑罰目的、機能應具有共通性，足以相應減少刑罰必要性，且民事當選無效乃係法律、社會容認的制裁，與私的制裁顯有不同，不構成侵權行為，對被告亦無容認代替救濟之餘地，故當選無效制裁於一定程度上，應得援用作為有利量刑因子。參酌被告於偵查及原審雖否認犯行，但坦承有交付金錢之客觀事實，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行，已經知錯，對司法資源之節省亦有助益；兼衡其罹有心肌梗塞、糖尿病等疾病，母親有永久身心障礙，需被告扶養、照顧，有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農民健康保險身心障礙診斷書可按(見本院卷第119、121頁) ，目前無收入，其生活、經濟、家庭、智識程度(原審卷第3 82頁)，及檢察官之意見(本院卷第88、110頁)等一切情狀，如處以選罷法第99條第1項法定最低本刑有期徒刑3年之重刑，容有情輕法重之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三)原審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原審未依本案具體犯罪情節，審酌有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且不及審酌被告上訴後自白犯行之犯後態度，容有未洽。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四)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 1.為求順利當選，無視選舉制度乃現代民主政治之重要表徵，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及人民福祉、權益甚鉅，所為破壞選舉之公正、公平、純潔及清廉選風。 2.本件係鄉民代表之基層選舉，選區非大，賄選對象為4人，高秀英為被告之親戚，田美娟、吳輝龍為夫妻，賄選之金額非高，屬小規模零星賄選，賄選之手段、情節尚非嚴重。 3.雖當選鄉民代表，惟已經原審111年度原選字第1號及本院11 2年度原選上字第3號民事判決當選無效確定。 4.前於111年間因傷害案件經判處拘役20日，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無其他犯罪紀錄，大致能遵守社會規範，無重大偏離。 5.於偵查及原審均否認犯行，但坦承客觀事實，於本院則自白不諱，坦承犯錯，態度尚可，應知悔悟，此部分量刑因子可往有利被告之方向移動。 6.被告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身體健康、需扶養母親之家庭、經濟、生活等狀況(見原審卷第382頁、本院卷第110頁、第1 19、121頁)。 7.兼衡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關於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如主文所示之刑。四、附條件緩刑： (一)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暫不執行刑罰之是否適當，應由法院就被告之性格、犯罪狀況、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一切情形，予以審酌裁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4號判決參照)。法院對符合刑法第74條規定之被告，依其犯罪情節及犯後之態度，足信無再犯之虞，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宜認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並予宣告緩刑：自白犯罪，且態度誠懇；身罹疾病必須長期醫療，顯不適於受刑之執行；如受刑之執行，將使其家庭生活陷於困境，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以下稱緩刑要點)第2點第1項第5、9、10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 1.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合於刑法第 74條第1項第1款之消極要件。　2.被告於本院自白犯罪，態度良好；被告罹有前述疾病，須長期醫療；其母有身心障礙，需被告扶養、照顧，如被告受刑之執行，家庭生活恐陷困境；本件未及深慮，致罹刑章，參酌前述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犯罪所生危害等節，以及檢察官之意見(本院卷第111頁)，依被告之素行，足認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及遵守尚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當能知所警惕，促其自我約制，應無再犯之虞，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5年，以啟自新。 3.另為使被告遵守法紀，提高遵法意識，避免再犯，認緩刑有附加條件之必要，參酌檢察官及被告之意見(本院卷第111頁 )，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應於判決確定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倘被告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五、褫奪公權： (一)「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選罷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告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刑法第37條第2項亦有明文規定。選罷法第113條第3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具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法院自應優先適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非字第40號、81年度台非字第246號判決參照)。惟就褫奪公權期間，選罷法未有規定，依刑法第11條前段之規定，應回歸適用刑法第37條第2項所定「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期間。又法院依法必須同時宣告褫奪公權，並於1年以上10年以下之期間範圍內宣告之，此部分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惟因褫奪公權係剝奪為公務員及公職候選人之資格，乃限制犯罪人服公職之能力，攸關人民權益。是以宣告褫奪公權期間之長短，自應視行為人所犯之犯罪性質與被褫奪之公權間之關聯而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757號判決參照)。亦即，應審酌被告之犯罪情狀等，基於預防犯罪與社會防衛之目的，而為褫奪公權期間之宣告(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16號、107 年度台上字第4177號判決參照)。 (二)查違反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依法應褫奪公權，除剝奪其再為公職候選人之資格外，亦限制其服公職之權利，影響其權益非輕，審酌被告交付賄賂之價值、賄選規模非大等犯罪手段及情節非重，以及其犯後態度、素行品行、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犯罪情狀及一般情狀，基於預防犯罪與社會防衛之目的，宣告如主文所示褫奪公權。另所宣告之附條件緩刑，依刑法第74條第5項之規定，並不及於褫奪公權從刑，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訴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 1項前段規定，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尤開民偵查起訴，檢察官聶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林信旭法官顏維助法官林碧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書記官徐珮綾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2024-10-15

HLHM-113-原選上訴-3-20241015-1

原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上訴字第1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何愛花選任辯護人林育萱律師(法扶律師) 被告劉添順選任辯護人李韋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1年度原選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27號、第 33號、第3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何愛花、劉添順 (以下合稱被告2人)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如附件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劉添順雖供稱其擔任12年村長期間，除民國110年因為疫情外，其餘每年都會以自己名義送月餅給鄰長及村幹事以歡慶中秋節，然證人江金蓮明確證稱其配偶擔任鄰長達8年，但被告劉添順並非每年均有贈送月餅，足認被告劉添順所述贈送月餅禮盒予各鄰鄰長及村幹事具有例行性一節，並非屬實。　　 (二)被告何愛花否認有贈送月餅禮盒予證人黃阿里，惟證人黃阿里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均證稱收到被告何愛花贈送的月餅禮盒，其於警詢時經警方告知涉犯妨害投票罪嫌而接受調查，衡諸趨吉避凶及不甘受罰之人性，本可完全否認有收受被告何愛花贈送之月餅禮盒，然並未如此，反係在後續偵查及審理中，均具結證稱有收到被告何愛花贈送之月餅禮盒，足認此部分之證述屬實。反觀，被告何愛花雖自承與被告劉添順共同一次購買30盒月餅禮盒，扣除被告劉添順所稱贈送予8 位鄰長及1位村幹事各1盒外，剩餘21盒之去向，被告何愛花卻供稱：伊拿去送給高春梅、高春花、杜春美等人，其他人已經忘記，剩餘5、6盒就放在家裡，給客人食用，無法明確交代月餅禮盒去向。然被告何愛花亦供稱：伊過往都有送中秋禮盒給這些人，這些人都是我的老顧客、好朋友或親戚。倘被告何愛花所述屬實，何以對於其常年送禮之對象究竟為何人竟會忘記，足認被告何愛花所述係刻意含糊其詞，並非屬實。　　 (三)證人黃阿勇於警詢及偵查中均明確證稱被告何愛花在中秋節前夕有送月餅禮盒到他家，雖事後在原審法院111年度選字第7號被告劉添順當選無效事件（下稱另案當選無效事件)中虛偽證稱月餅禮盒並非被告何愛花贈送，而係一名慈濟功德會的師姐林月華所贈，然此部分偽證犯行業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964號提起公訴，經黃阿勇於該案審理中坦承偽證犯行不諱，經原審法院以112年度原簡字第133號(下稱另案偽證案件)判決判處罪刑，足認證人黃阿勇於本案警詢及偵查中證稱被告何愛花在中秋節前夕有送月餅禮盒到他家，方為屬實，亦證被告何愛花辯稱其並未送月餅禮盒予黃阿勇部分，亦不實在。 (四)被告何愛花於案發時確實有贈送月餅禮盒予高春花、高春梅、杜春美、温英妹、黃阿里、黃阿勇及林愛菊。依據證人高春花、高春梅、黃阿里、黃阿勇及林愛菊之證述，可知被告何愛花於案發時係首次贈送月餅禮盒，先前未曾有過，堪認被告何愛花辯稱：伊過往都有送中秋禮盒給這些人，這些人都是我的老顧客、好朋友或親戚，亦不可採。　　 (五)被告2人贈送月餅禮盒係基於選舉目的： 1.被告2人於案發時贈送月餅禮盒之行為，均不具有例行性，參以證人高春花、高春梅、杜春美、温英妹、黃阿里、黃阿勇及林愛菊於警詢中均證稱渠等認識被告2人，但沒有親戚關係，甚至證人高春花及高春梅於警詢時明確表示對於被告何愛花突如其來的送禮行為感到嚇一跳或莫名其妙，足認被告2人贈送月餅禮盒並非係基於一定情誼之人際互動或社交禮儀。申言之，倘被告2人歷年均有贈送月餅禮盒予他人之習慣，而無其他意圖，渠等對於本案贈送月餅禮盒予他人之動機、目的自可清楚交代，實無法想見，被告何愛花竟於警詢時供稱：伊送禮的部分是以自己名義去送，而被告劉添順以什麼名義致贈我不清楚，要問他才清楚。 2.另依證人黃阿勇及林愛菊之警詢及偵查中證述，可知被告何愛花贈送月餅禮盒當下提及「幫忙」或「拜託幫忙」等文字，且證人黃阿勇及林愛菊於警詢及偵查中亦證稱其主觀上認知「幫忙」或「拜託幫忙」係與選舉相關，足認被告2人辯稱渠等贈送月餅禮盒僅係為了聯繫友人情誼，並非屬實。 3.佐以被告何愛花自承與被告劉添順共同預訂月餅禮盒30盒，事後與被告劉添順將30盒月餅禮盒載回家後，其於111年9月 1日在家中打開1盒月餅禮盒拍照等情；被告劉添順於111年9 月2日登記參選花蓮縣萬榮鄉第2選區鄉民代表；及被告2人於111年9月10日中秋節前夕，於密接時間對外發送月餅禮盒予前述具有投票權之人，以及考量當時被告劉添順係欲自村長一職進一步挑戰鄉民代表選舉，須尋求更多支持方能當選之動機，足認被告2人購買月餅禮盒贈送予他人之行為確實係基於選舉之目的。 (六)本案證人證述雖有審理與偵查不一致之情形，然諸多證人於審理中之證詞有迴護被告何愛花說詞之情形(如：證人高春花、高春梅、杜春美)，而與渠等先前之證述內容歧異；證述內容過於牽強(如：證人林愛菊關於「拜託」一詞之說明) 及明知會涉犯偽證罪嫌仍積極翻供者(如：證人黃阿勇)，是法院應就證人之證述何部分可採、何部分不可採，予以具體說明，原判決概括以證人證述先後歧異，逕認其不利於被告之指證不具憑信性，難認適法。又被告2人於密集接近之時間分送月餅禮盒予他人，堪認動機共同且單一，是證人之證述彼此應可相互參酌及補強。 (七)綜上，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被告2人為夫妻，被告劉添順為111年花蓮縣萬榮鄉第2選區鄉民代表登記候選人(下稱本件選舉)，於111年9月上旬中秋節前某日，向羅進順、劉桂香經營之順昌西點麵包店訂購月餅30盒，每盒單價新臺幣(下同)300元，每盒內有8顆月餅( 下稱系爭禮盒)，價金由被告劉添順支付。被告劉添順有於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1編號⑤、⑦、附表2所示時間、地點，贈送系爭禮盒給有投票權之江金蓮、温英妹、徐惠美；其中江金蓮、温英妹是被告劉添順請被告何愛花贈送，徐惠美是由被告劉添順自行交付。而被告何愛花有於原判決附表1編號①至③、⑤至⑦、附表2所示時間、地點，贈送系爭禮盒給有投票權之高春花、高春梅、林愛菊、江金蓮、杜春美、温英妹、徐惠美(以下合稱高春花等7人)之事實，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4-245頁)，並據證人高春花等7人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述無訛，且有本件選舉候選人登記情形一覽表 (本院卷第173頁)、得票數(原審卷一第21頁、本院卷第175 頁)、系爭禮盒照片(警卷第17、19頁)可佐，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二)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所謂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586 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並不以金錢之多寡為絕對標準，而應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89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予高春花等7人，主觀上是否具有投票行求、交付賄賂之犯意？茲說明如下：　1.高春花、高春梅部分：　　⑴證人高春花、高春梅(下稱高春花等2人)為姐妹，與被告何愛花為鄰居，高春花為被告何愛花表哥之兒媳，高春花等 2人與其母親均常搭被告何愛花之計程車，時間應該有超過5年等情，業據證人高春花等2人於原審證述明確(原審卷二第14、15、34頁)，被告何愛花亦稱高春花等2人為其姪女，從小就認識，與我有親戚關係等語(警卷第11頁)，可知證人高春花等2人不僅為被告何愛花所駕計程車之常客，彼此間亦為鄰居、遠親，具有相當程度之親誼關係。　　⑵證人高春花等2人於警詢、偵查及原審雖均證稱被告2人未曾在年節送過禮盒或月餅，惟證人高春花證稱：其與何愛花會彼此互相贈送或交換蔬菜、水果，高春梅也一樣等情 (原審卷二第17頁)，證人高春梅證稱：何愛花有時送一些吃的、會過來看有什麼需要(原審卷二第34頁)，何愛花本來就很大方，她有東西都會亂送，都會送朋友這樣，送吃的也是有等語(原審卷二第46、47頁)，參酌高春花等2人與被告何愛花間有長期客戶及親誼關係，平日互贈物品或於中秋節贈送應景之系爭禮盒，與一般社會價值觀念、人際關係中送禮以拉近情感、鞏固客源及禮尚往來之社交禮儀並無不合。　　⑶況就被告何愛花贈送高春花等2人系爭禮盒之經過，證人高春梅證稱：000年0月0日下午4、5時左右，何愛花一個人，騎摩托車，說「你們要不要吃月餅？」，我說「好啊！」，何愛花本來要給我媽劉秋妹，我說「我媽不能吃，她有病」，何愛花就送我跟我姊姊，後來何愛花就直接走了，也沒有講什麼，沒有提到劉添順要選舉的事情等語(原審卷二第37-40頁)，可知被告何愛花原本是要贈送給劉秋妹，因高春梅稱劉秋妹不能吃後，依當時情況才臨時改送在場之高春梅，復未有何明示或暗示與選舉相關之言語舉止，則依當時情境，能否使高春梅認知係與投票行賄有關，並非無疑。　　⑷基上，依被告何愛花與證人高春花等2人之關係、平日有互贈物品之情、授受系爭禮盒之經過、年節送禮之一般社會習俗等節以觀，被告何愛花所辯係因聯繫親友、顧客情誼而贈送系爭禮盒等情，並非無據，尚難單憑贈送系爭禮盒時點，適落在被告劉添順登記參選之後，即率認系爭禮盒與本次選舉有關，否則豈非謂登記參選者於選舉期間與其親朋好友皆不能互動交際及禮尚往來，如此解釋操作，不僅悖離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亦過於機械蒼白。　2.林愛菊部分：　　⑴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基於雙方對向行為之犯罪（對向犯），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收賄者指證行賄者，該對向共犯（正犯）之單一供述證據，或因為可獲減輕或免除其刑，甚或為得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不免作出損人利己之陳述，其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固須以補強證據證明其所述確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科刑之基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79號判決意旨參照)。此所稱之補強證據，係獨立於投票收賄者所為不利於行賄者之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資擔保其陳述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或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且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必須與投票收賄者所為之相關陳述，具有相當程度之關聯性，而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其陳述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再者，不論同一投票收賄者前後共為幾次不利於行賄者之陳述，其陳述是否出於自由意思，供述態度如何，供述內容是否詳盡或無瑕疵等，因仍屬其陳述之範疇，而非其所為陳述以外之其他證據，尚不足作為其陳述係與事實相符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1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證人林愛菊於警詢及偵查中固證稱被告何愛花以前未曾送過禮盒或禮品，此次贈送系爭禮盒應該與參選鄉民代表有關，且贈送系爭禮盒時有說拜託幫忙，應該是幫忙投被告劉添順一票等語，從其所述「應該」與參選有關一語，可知應係其主觀推測之詞；且其復稱不知道被告劉添順有出來選舉(偵卷第72、73頁)，沒有想到系爭禮盒與選舉有關 (偵卷第73頁)，則其既不知被告劉添順參選一事，又豈會推測系爭禮盒與被告劉添順參選鄉民代表有關？足見其所述不無矛盾，難以憑信。嗣其於原審改稱：被告何愛花交付系爭禮盒時，就說拜託幫忙而已，沒有跟我拜票，沒有講幫忙投劉添順一票，與選舉應該沒有關連，那時剛好是中秋節等語(原審卷二第52頁)，證詞前後反覆不一，已有瑕疵可指。　　⑶又證人林愛菊自承其夫陳萬生與被告何愛花為遠親關係(原審卷第50頁)，被告劉添順則稱我認識林愛菊，林愛菊亡夫是何愛花的親戚，我與林愛菊的關係良好，我記得何愛花曾送過中秋禮盒給林愛菊亡夫等語(警卷第46、48頁)，則被告何愛花辯稱為聯繫親友而於中秋節前贈送系爭禮盒等語，與一般社會禮俗難認相違，且被告何愛花曾送中秋禮盒給林愛菊之夫，於其夫亡故後改送林愛菊，尚難認有不合情理之處。　　⑷檢察官於原審主張證人林愛菊係明知系爭禮盒為賄選之對價，仍應允而收受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89頁)，惟林愛菊所涉投票受賄罪嫌，業經檢察官認為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見偵卷第195頁)，則證人林愛菊是否基於收賄之意思而收受何愛花交付之系爭禮盒、是否為獲減輕或免除其刑，而作出虛偽供述，均不無疑問，復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警、偵訊證詞之憑信性，在其證詞前後不一而有重大瑕疵之情況下，依前揭說明，即無從逕以其警、偵訊之單一供述遽認被告2人有投票交付賄賂之犯意。　3.江金蓮部分：　　　 ⑴證人江金蓮之夫許進龍為明利村第2鄰鄰長，任期2任8年等情，業據證人江金蓮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人許進龍於原審證述明確，並與被告劉添順之供述(警卷第43頁)相合。　 ⑵證人江金蓮於警、偵訊時證稱：被告劉添順任職明利村村長期間，偶爾會送禮盒或其他禮品，被告何愛花贈送系爭禮盒是說村長給鄰長的慰勞之意，不知是否與選舉有關，只知道被告劉添順都送鄰長等語(警卷第171頁、偵卷第90 頁)，於原審證稱：被告2人偶爾有送月餅，不一定每年都有，被告何愛花送系爭禮盒時只有說中秋節快樂、月餅給鄰長，那時候不知道被告劉添順選舉的事等語(原審卷三第38-40頁)，證人許進龍於原審證稱：劉添順擔任村長，我擔任鄰長的期間，劉添順過年沒有送禮，中秋節有送月餅，好像每年送一次，我當了8年鄰長，不太記得是否送了8次，有時候有送，有時候沒有，110、109年中秋節記得有送月餅等語(詳見原審卷二第313-321頁)，可知被告劉添順因擔任村長，往年在中秋節時有贈送月餅予鄰長許進龍之情，本次贈送系爭禮盒時亦表明係中秋節贈與鄰長，並未明示或暗示與投票之目的有關，證人江金蓮、許進龍亦未聯想到選舉之事，難認被告2人或證人江金蓮有系爭禮盒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對價之認識。　 ⑶又依證人江金蓮、許進龍之證述，被告劉添順於任職村長期間，雖不一定每年固定贈送月餅禮盒，然此可能與被告劉添順當年之經費、贈送人數等節有關，難認須每年固定贈送始可謂合於中秋節送禮之習俗。　　⑷況被告劉添順擔任村長一職，於中秋節贈送月餅予鄰長，與一般人際關係、社交禮儀難認有違，縱非固定每年均有贈送，難認有異於常情之處。且被告2人先前時有贈送，時未贈送，適足證明被告2人於「本次選舉前」即有贈送予鄰長中秋節禮物之情，並非本次選舉才「突然」贈送，因此，以被告2人先前非每年贈送中秋節禮物，率推認系爭禮盒與本次選舉有關，應係未全面觀察被告2人與許進龍等人歷年互動關係所致，應無足採。　　⑸基上，被告劉添順與證人江金蓮之夫許進龍間有村長、鄰長地方基層人員工作關係、授受系爭禮盒之經過、以往亦有中秋節送禮等節觀之，尚合於一般社會禮俗，被告劉添順辯稱係因逢年過節贈送禮盒給鄰長等情，尚非無據，難認被告2人主觀上有以系爭禮盒行賄使投票予被告劉添順之犯意。　　4.杜春美部分：　　⑴證人杜春美與被告何愛花為鄰居，為認識很久的朋友，杜春美曾搭過很多次何愛花開的計程車，業據證人杜春美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述明確，被告何愛花亦稱杜春美是我結拜姐妹，每年都會送她月餅等語(警卷第10頁)，足認被告何愛花與杜春美間亦有相當之情誼。　　⑵證人杜春美於警詢時雖稱被告劉添順於擔任村長期間沒有送過月餅禮盒等語，但並未否認被告何愛花曾經贈送過月餅禮盒，且其於偵查中證稱：2、3年前何愛花曾送過我月餅，我以為系爭禮盒是過節送的；收下這盒月餅不會影響我投票支持的對象(偵卷102頁)，於原審證稱：我與何愛花以前有互相送過東西，彼此平常會互送蔬菜、水果等食物(原審卷二第60頁)，則以其與被告何愛花間客戶、朋友關係，平日亦曾互贈物品之交往情況，被告何愛花於中秋節前贈送系爭禮盒，實無可厚非，難謂與一般人際關係、禮尚往來及年節送禮之習俗有違。　　⑶又被告何愛花贈送杜春美系爭禮盒時，杜春美並不在家，由杜春美家中44歲之智障女兒收受，而何愛花當時什麼都沒有說等情，亦據證人杜春美於警、偵及原審證述明確，顯無系爭禮盒與選舉支持被告劉添順有關之言語動作，證人杜春美亦證稱不知道是否與劉添順參選有關，沒想那麼多，以為系爭禮盒是過節送的等語(警卷第191頁、偵卷第 102頁)，可知被告何愛花並未明示或暗示與選舉投票之目的有關，且贈送時適逢中秋節，證人杜春美亦未聯想到選舉之事，難認被告2人或證人杜春美對系爭禮盒為投票權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有何認識。　5.温英妹部分：　　⑴證人温英妹與被告2人為鄰居，温英妹與被告劉添順均當過教會長老，被告何愛花當過教會執事，彼此認識很久；被告劉添順在8年村長任期期間中秋節都會送月餅，被告何愛花每年都有送月餅等情(警卷第209頁、原審卷二第117 頁)，業據證人温英妹證述明確(警卷第209頁、偵卷第108 頁、原審卷二第115頁)，則以證人温英妹與被告2人鄰居、教會關係及歷年均有送中秋節月餅之例，實與一般社會價值觀念、人際關係及社交禮儀並無不合。　　⑵況證人温英妹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均一致證稱：被告何愛花送系爭禮盒時，沒有提到選舉之事，我認為與選舉無關等語(警卷第209頁、偵卷第108、109頁、原審卷二第116 、117頁)，可知被告何愛花並未明示或暗示與選舉投票之目的有關，且適逢中秋節，參以被告2人每年中秋節均有贈送月餅之情，實未使人聯想到系爭禮盒與選舉賄選相關，難以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一事推認主觀上有投票行賄之犯意。　　6.徐惠美部分：　　　　　　　⑴證人徐惠美之夫許金連於111年間擔任明利村第8鄰鄰長，徐惠美與被告何愛花為教會認識的朋友，很要好，與劉添順亦認識很久等情，已據證人徐惠美、許金連於偵查及原審證述明確(偵卷第137頁、原審卷三第43、52、53頁)，並與被告劉添順之供述(警卷第43頁)相合。　　⑵證人徐惠美於警詢時先稱：村長說系爭禮盒是鄉長送給鄰長的中秋節禮盒，說只有鄰長有，是鄉公所送的，沒講到選舉等語(警卷第152、153頁)，嗣改稱：當時村長確實有送月餅，但是沒有提到選舉的事情，我忘記村長當時有沒有跟我說禮品是鄉公所送給鄰長的等語(警卷第153頁)，對於系爭禮盒究竟是鄉公所或被告劉添順所贈送，已有所混淆；其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劉添順拿系爭禮盒到我家，沒有說什麼，我收下月餅是因為朋友關係，跟選舉無關，當時沒有想到可能與選舉有關等語(偵卷第85頁)，參以證人許金連證稱：徐惠美說系爭禮盒是劉添順要送給鄰長的，不是因為要競選才送，應該是因為我是鄰長才送我，送來的時候，劉添順也沒有說什麼話(偵卷第137頁)，是因為我是鄰長才送系爭禮盒(原審卷三第53頁)等語，對照證人徐惠美於警詢之初亦曾提及系爭禮盒是送給鄰長，可推認證人徐惠美應是告知許金連系爭禮盒為贈送鄰長，只是誤認為鄉公所所贈，益徵被告劉添順確未明確提及或暗示與其參選有關，以致徐惠美反而誤以為是鄉公所贈送。　　⑶又被告劉添順往年確有於中秋節贈送月餅禮盒予證人即鄰長許進龍之情，已據證人江金蓮、許進龍證述明確，而證人許金連既是於111年才擔任鄰長，則被告劉添順於111年中秋節前贈送系爭禮盒予第一次擔任鄰長之許金連，且表明送給鄰長，核與其與許金連之關係、一般年節送禮習俗及社會價值並無悖離之處，況被告劉添順亦未明示或暗示與選舉有關，證人徐惠美、許金連亦未聯想到與選舉相關，難認被告劉添順或證人徐惠美有系爭禮盒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賂賄之認識，不足認被告2人有投票行賄之主觀犯意。 (四)本件尚無從證明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予黃阿里、黃阿勇之事實：　1.黃阿里部分：　　⑴證人黃阿里於警詢時證稱系爭禮盒是由被告何愛花送到家門口由我兒子朝志宏收受，我看到時，僅剩下2、3個月餅，是鄰居跟我說何愛花有送月餅到我家，我兒子收的等語 (見警卷第133頁)；於偵訊時具結證稱：系爭禮盒是何愛花拿到家裡給我們的，當時我不在家，是我的小孩收的；小孩跟我說是何愛花送來的等語(偵卷第78頁)；於原審證稱：我不知道誰把月餅送到我家，我在上班，是我小孩朝志宏收到的，我看到的時候月餅放在桌上，只剩3個月餅；朝志宏告訴我是何愛花送的等語(原審卷二第95-105頁) 。由上可知，證人黃阿里並未目睹被告何愛花致贈系爭禮盒之過程，只看到剩下2、3個月餅，且係聽聞鄰居或朝志宏轉述何愛花贈送系爭禮盒之經過，此部分證述為傳聞證據，信用性本較為薄弱，加上與證人朝志宏所述又不具整合性(詳下述)，本院自不得執此信用性有瑕疵的證述，率為被告2人不利之認定。　　⑵證人朝志宏於原審證稱：我和母親黃阿里住在一起，去年中秋節前，我沒有從何愛花手中拿到過中秋月餅禮盒，我看到的是一張衛生紙上面放一顆月餅，我不知道怎麼來的，剛下班看到就直接吃了，黃阿里沒有問過我月餅來源，是我問黃阿里這月餅誰送來的，我沒有看到順昌西點麵包店這個盒子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07-113頁)，與證人黃阿里所稱是證人朝志宏轉述被告何愛花贈送系爭月餅禮盒等節，明顯扞格。　　⑶又被告2人均否認有贈送系爭禮盒給黃阿里，復無其他事證足資證明證人黃阿里或朝志宏所述屬實，自難憑證人黃阿里之有瑕疵證述逕認被告何愛花有贈送系爭禮盒給黃阿里欲行賄之事實。　2.黃阿勇部分：　　　　⑴證人黃阿勇於警、偵訊時固均證稱111年9月5日有接受被告何愛花贈送系爭禮盒之事實，惟於原審改稱：去年選舉之前，被告2人沒有跟我拜票過，選舉前我沒有從何愛花那邊收到系爭禮盒，製作警詢、偵訊筆錄時因為緊張，想不起來，回去兩天後才想得出來，月餅是有一個慈濟功德會的菩薩林月華，直接拿去我家給我，我是慈濟的志工，幫林月華做環保，保特瓶、紙箱收一收，放在我住的地方，大概半個月林月華來收一次。我打電話給林月華說是不是你送月餅，林月華說是。本來我是說我沒有，警察一直問，到後面就說你看他們幾個都已經承認了，已經回去了，所以我才說是何愛花送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20-129頁) ，證詞前後反覆不一，非無瑕疵。　　⑵被告劉添順另案當選無效事件中，證人林月華具結證稱：去年(即111年)中秋節我有送黃阿勇一盒月餅到黃阿勇家，裡面有6個月餅，因為黃阿勇有1個比較大的集中環保點，我向慈濟申請了30盒，所以送他等語(見另案當選無效事件原審卷第132-134頁)。參酌證人黃阿勇於警詢時證稱何愛花所贈送月餅外觀為圓形共有6顆1盒(警卷第239頁) ，與證人林月華所述月餅數量相符，而系爭禮盒內含8顆月餅，為檢察官及被告2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44頁)，並據證人江金蓮、杜春美證述被告何愛花贈送之系爭禮盒裡面有8個月餅等情明確(警卷第172、191頁)，核與系爭禮盒照片相符(警卷第21頁)，則證人黃阿勇於警、偵訊時所述被告何愛花有贈送6顆1盒之月餅等情，與系爭禮盒內月餅數量為8顆之事實不符，則證人黃阿勇於警、偵訊時所述被告何愛花有送系爭禮盒一事是否無訛，尚非無疑。　　⑶證人黃阿勇雖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以其於112年2月9日上午9時50分許，在另案當選無效事件之準備程序中，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事項，供前具結為虛偽證述：其係自慈濟師姐林月華處收受月餅1盒，月餅應該不是何愛花送的等語，而為虛偽證述，認黃阿勇涉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提起公訴，黃阿勇於原審表示認罪，經原審以112年度原簡字第133號判處證人黃阿勇犯偽證罪，處有期徒刑2月，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萬元確定(下稱另案偽證判決)，業經本院調閱另案偽證案件卷宗查核無訛。惟證人黃阿勇於該案中雖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為認罪之陳述，然觀其該案所提刑事準備書狀記載：其於警詢、偵訊所述何愛花贈送月餅一事，當下並非記憶深刻，加上智識程度不高，面對訊問心情緊張，乃未及深慮證述收受何愛花贈送月餅，事後回想並向林月華確認，始確定該月餅是林月華贈送，因而於另案當選無效事件明確證述釐清當時真實情節，惟先前證述內容已該當刑法偽證罪之構成要件，其願意坦承面對等語(見另案偽證案件原審卷第81頁)，可知證人黃阿勇仍辯稱警、偵訊時所述之月餅係林月華而非何愛花所贈送，則其於該案為認罪之表示，不無可能係為獲取較輕之刑及緩刑之利益而為，尚難以其另案偽證判決確定即認證人黃阿勇於原審之證述為偽證而不可採信。　　　⑷此外，復無其他事證足認被告2人有贈送黃阿勇系爭禮盒之事實，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以系爭禮盒向證人黃阿勇行求投票支持被告劉添順等情，難認有據。 (五)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予高春花等7人，與投票予被告劉添順間客觀上是否足認為投票賄賂之對價？　1.為維護選舉之公平性，端正不法賄選之風氣，對於以不正手段訴諸金錢、財物之賄選行為，固應嚴加杜絕，惟行為是否該當賄選或受賄，應在不悖離國民之法律感情與認知下，依社會一般生活經驗予以評價。而國人於中秋節前，無論是雇主與員工、客戶、親朋好友相互間，致贈月餅、禮盒等物，以慶祝佳節、聯繫感情、拉近親誼關係等，實屬常見，與一般社會價值、人際交往及禮尚往來之習俗無違。本件被告 2人於中秋節前致贈系爭禮盒予高春花等7人，就贈送之時機而言，與國人中秋節贈送物品之禮俗相符，而一般人於此時節收到系爭禮盒，容易聯想到與中秋節送禮有關，客觀上合於民眾正常社會活動與正當交誼，難認與本件選舉有何關聯性；且觀諸系爭禮盒照片，為尋常之月餅禮盒(警卷第19、2 1頁)，其1盒單價300元，內含8顆月餅，為檢察官、被告2人所不爭執，斟酌現時社會大眾觀念、人民生活水準及被告2 人贈送之時機等，系爭禮盒是否足以動搖高春花等人之投票意向，並非無疑，佐以證人高春花、高春梅、江金蓮、杜春美、温英妹、徐惠美均證稱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並不影響其投票意願等語，尚難認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客觀上已足使有投票權之高春花等7人投票予被告劉添順而成立對價關係。　2.至於證人林愛菊於偵查中雖稱可能因為收了系爭禮盒而決定投他們家推出的人選等語，然亦稱：(問：你認為這盒中秋月餅與選舉有關嗎？)沒想那麼多，人家送我，我就收了；沒有因為有投票權而收受禮品之意思(偵卷第73頁)，於原審則改稱系爭禮盒與選舉無關等語，前後所述矛盾不一，自難憑其有瑕疵之指述逕認證人林愛菊收受系爭禮盒已足以動搖其投票意向。　3.再酌以被告劉添順擔任村長，被告何愛花為其配偶，並從事計程車生意，以被告2人之社會地位、證人高春花、高春梅、林愛菊與被告何愛花有遠親、客戶關係，與杜春美、温英妹為教友或鄰居關係，證人江金蓮、徐惠美之夫均為明利村鄰長等關係，被告2人於中秋節前之時點贈送系爭禮盒，實與彼等關係、一般社會生活及禮尚往來等情相合，無顯不合理之處，客觀上難認為選舉行賄之對價。　4.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的時間固尚稱密集集中，然被告2人贈送標的為中秋節月餅，加上月餅有一定保存期限，被告2人自須於中秋節前儘速密集分送，又被告2人贈送對象均為原有互動往來之親朋故友，或有村長鄰長合作關係，應得劃歸為正常(當)交際禮儀範疇，縱將上開數證人證述內容相互參照對應，亦尚難推認出被告2人有以系爭禮盒作為買票行賄之犯意。四、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及上訴意旨所述事證，均不足以認被告2人係基於選舉目的而致贈系爭禮盒予高春花等7人，亦不足認被告2人有致贈系爭禮盒予黃阿里、黃阿勇之事實，原審認被告2人犯罪不能證明，已詳述所依憑之證據及心證理由，核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所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檢察官上訴以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復未提出其他積極事證證明被告2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英正提起公訴，檢察官卓浚民提起上訴，檢察官聶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林信旭法官顏維助法官林碧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判決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限制以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及違背判例為由方得上訴。如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書記官徐珮綾附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2024-10-15

HLHM-113-原選上訴-1-20241015-1

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訴字第10號上訴人即被告張美娜民國00年00月00日生選任辯護人吳建勛律師梁宗憲律師戴見草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原選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0日第一審判決所處之刑（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104號、112年度選偵字第3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張美娜之科刑部分撤銷。張美娜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二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及於緩刑期間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小時之義務勞務，並接受法治教育課程伍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褫奪公權參年。理由壹、程序事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本件業據上訴人即被告張美娜（下稱被告）明示僅針對第一審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57頁），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其餘則非本案審理範圍。貳、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與本院量刑審酌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承認犯罪，請法院給伊一次機會、從輕量刑；辯護人則以被告上訴後已坦認犯罪並深感悔悟，請考量其係聽聞有人賄選，又對同案被告楊惠麗所居住村莊不熟悉，為使配偶能夠當選、一時失慮而實施本案賄選犯行，但主觀上僅基於不確定故意且行賄金額總數僅有新台幣（下同）3萬元，相較所屬選區整體投票數而言規模甚微，倘量處投票行賄罪最低刑度仍屬過重，請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同時考量被告先前未有犯罪紀錄，現時亦有失眠、憂鬱、焦慮等症狀須持續就醫等情，併予宣告附條件緩等語為其辯護。　二、本院撤銷改判暨量刑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所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交付賄賂罪事證明確（其中預備交付賄賂之舉應為交付賄賂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且多數交付賄賂罪因侵害同一國家法益而依接續犯論以一罪）予以科刑，固屬卓見，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規定甚明；又該條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 57條所列舉之十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投票行賄罪之規範目的雖係維護民主制度暨選舉公平性，並以特別刑法設定較高法定刑，但未能詳予區分同類犯行對於本罪保護法益侵害程度或有差異，苟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輕重、概以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度自由刑相繩，法院將難以具體考量行為人違法行為危害程度，對違法情節輕微之個案不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當，可能構成顯然過苛之處罰而無從兼顧實質正義。是審酌被告因思慮未周以致誤罹刑章，雖有不當，但其（預備）行賄規模相較整體選區而言尚屬輕微，是依被告此一犯行客觀不法程度暨主觀犯意綜合觀察，本院乃認倘科以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3年）仍嫌過重，顯有可堪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從而原審未及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容有未洽，是被告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當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其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刑罰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刑事審判之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分配之正義，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自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法律感情，而行為人犯罪後悔悟程度，是否與被害人（告訴）人達成和解，及其後能否確實履行和解條件以彌補被害（告訴）人所受損害，均攸關個案量刑審酌，且此等事由性質上俱係案發後所生，亦可能隨案件進行狀態有所變動，法院應本諸各審級言詞辯論終結前實際狀況妥為斟酌，方屬允恰。本院考量被告提起上訴後改以坦認犯行不諱，雖無由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相關自白減刑規定，仍足見犯後態度與原審考量情狀已有不同；另參酌原審判決所載各項量刑因子，因而改判處有期徒刑2年，以資懲儆。　　㈢其次，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綜合考量，並就審酌所得而為預測性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條件下撤銷緩刑（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查被告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又考量其上訴後坦認犯行、頗見悔意，諒經此偵審程序理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再參酌被告現時罹有失眠、憂鬱、焦慮等症狀須持續就醫，有屏安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67頁），本院乃認前揭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如主文第2項所示緩刑期間。又衡酌被告本件犯行漠視國家公平選舉之重要性，為促使其知曉尊重法治之觀念，乃認除前開緩刑宣告外，尚有賦予一定負擔之必要，遂併依同條第2項第4款諭知應於本判決確定後2年內向公庫支付30萬元，及同條項第5、8款規定命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同項主文所示義務勞務時數暨接受法治教育場次，復依第 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啟自新。至倘被告未履行前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所宣告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另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撤銷本件緩刑宣告，併予敘明。　　㈣此外，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同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因該條項並未對褫奪公權期間有所規範，遂應回歸適用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為1年以上10年以下。查被告所犯交付賄賂罪部分既經原審判決有罪並由本院撤銷改判處有期徒刑2年如前，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規定考量上述犯罪情節暨所生危害程度，宣告褫奪公權期間如主文第2項所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蕭惠予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孫啓強法官莊珮吟法官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書記官鄭伊芸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2項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0-09

KSHM-113-選上訴-10-20241009-1

選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訴字第5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韋廷選任辯護人秦睿昀律師上列被告因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 3年度選偵緝字第1號、113年度選偵緝字第2號、113年度選偵緝字第3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陳韋廷共同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期約賄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拾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參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檢察官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萬元。褫奪公權貳年。扣案之賄賂新臺幣拾貳萬元沒收。犯罪事實一、陳韋廷為第11屆立法委員候選人郭倍宏競選後援會（址設高雄市○○區○○○路00號，下稱後援會）志工；陳乃靜為後援會總會長，綜理該會事務；陳俊旭（綽號「旭哥」）係後援會志工兼總務，負責該會庶務及工作人員任務分配；朱秀雀（綽號「小朱」）係後援會志工兼會計，掌管經費核銷；曾若珠、董嘉樑（綽號「阿樂」）、許金蘭（綽號「蘭姐」）、陳光祥、吳秀華則均係後援會志工（陳乃靜、陳俊旭、朱秀雀、曾若珠、董嘉樑、許金蘭、陳光祥、吳秀華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業經本院以113年度選訴字第3號判決審結）。陳乃靜得悉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欲與賴佩霞於第 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獨立參選，而為第16任總統選舉、副總統選舉之被連署人，且知悉中央選舉委員會於民國112年9 月18日以中選務字第1123150350號公告之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受理連署期間為112年9月19日起至11月2日止，被連署人或其代理人應依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之連署人名冊及切結書（下稱連署書）格式，依式印製，徵求連署，連署人數達最近1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1.5%者（即28萬9,6 67人），即完成連署，獲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資格等情，其為使郭台銘順利完成連署，竟藉自身擔任郭倍宏後援會總會長職務機會，及利用後援會志工接待民眾及從事競選拜訪之便，計畫向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之連署人收購郭台銘與賴佩霞之連署書。二、陳乃靜於000年0月間在後援會辦公室，先指示陳俊旭以每份連署書新臺幣（下同）500元對價募集4,000份連署書，並責由陳俊旭統籌賄款發放及連署書交付、保管、彙整事宜，另指派朱秀雀輔助陳俊旭辦理連署書收購工作，陳俊旭、朱秀雀應允，陳乃靜、陳俊旭、朱秀雀遂共同基於行求、期約、交付賄賂以為特定人連署之犯意聯絡，由陳乃靜於112年9月20 日至000年00月0日間，將200萬元現金，分4次、每次交付50 萬元予陳俊旭、朱秀雀收受保管，作為對連署人交付賄賂使用；嗣陳乃靜為募集更多連署書，復接續於112年10月4日至00 0年00月00日間，分3次，分別交付現金50萬元、35萬元、6 萬元予陳俊旭及朱秀雀作為對連署人交付賄賂使用。陳俊旭遂依陳乃靜之指示，在後援會內向陳韋廷、曾若珠、董嘉樑、許金蘭、陳光祥、吳秀華等志工表示每連署1份連署書即可獲得500元對價之賄賂為誘因，向上開志工交付賄賂而為連署，並邀約上開志工一同徵集連署書，陳韋廷應允後，即與陳乃靜、陳俊旭、朱秀雀共同基於行求、期約以為特定人連署之犯意聯絡，於112年9月底及112年10月初，在後援會向陳俊旭索取空白連署書，陳俊旭分2次，各交付7萬元現金及空白連署書150份、5萬元現金及空白連署書100份予陳韋廷，供陳韋廷作為對連署人交付賄賂使用。陳韋廷收受賄款後，向王震宏、不詳親友及來往後援會之不特定訪客告以每連署 1份連署書或提供國民身分證影本供連署之用，可得500元對價或補貼車馬費之賄賂，以向王震宏、不詳親友及來往後援會之不特定訪客行求期約以為被連署人郭台銘、賴佩霞連署，除王震宏（提供父親王豊政、母親王曾玉梅、胞弟王玟智及弟媳吳素琴身分證照片予陳韋廷代填連署書）同意參與連署卻婉拒收受賄賂外，獲其餘連署人同意交付個人及親屬身分證影本並簽署連署書，陳韋廷以此方式共募得約250份連署書，於後援會繳回予陳俊旭。二、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福建省調查處及高雄市政府苓雅分局偵查後追加起訴。理由壹、證據能力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言詞或書面證據，檢察官、被告陳韋廷（下稱被告）及辯護人均表示同意其等作為本案證據之證據能力（選訴卷第71頁、第92-93頁），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依上開法條意旨，自均得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選訴卷第 92頁、第124頁），核與證人即共同被告陳乃靜（選訴3號一卷第276-280頁、選訴3號二卷第114頁、第155-156頁）、陳俊旭（偵四卷第3-12頁、第31-36頁、第41-52頁、第65-70 頁、第109-122頁、第207-215頁、第237-243頁、第311-314 頁、選訴3號一卷第380-384頁、選訴3號二卷第80-81頁、第 114頁、第157頁）、朱秀雀（偵二卷第585-590頁、偵五卷第43-46頁、選訴3號二卷第114頁、第158頁），及證人王震宏（偵二卷第569-574頁、偵三卷第83-86頁）於警詢、偵訊或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情節相符，並有中央選舉委員會112年9 月18日中選務字第1123150350號公告（偵六卷第345-347頁）、陳乃靜手機LINE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偵七卷第27-39頁）、陳俊旭手機與陳韋廷之LINE對話截圖（偵四卷第25-27 頁、第129-133頁、偵七卷第41-47頁）、陳俊旭指認平面圖（偵四卷第53-54頁）、臺北市選舉委員會113年1月8號北市選一字第1133150004號函暨檢附之連署人名冊及切結書彙整清單、王震宏、王豐政、王曾玉梅、王玟智、吳素琴之連署書（偵六卷第413-415頁、第447-451頁）等件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參、論罪科刑及沒收一、論罪部分㈠、核被告所為，係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第2款之對連署人期約賄賂，使其為特定被連署人連署罪。被告對各連署人行求賄賂之行為，應為高度之期約賄賂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至檢察官於追加起訴書之所犯法條欄，雖認被告係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第2款行賄連署罪嫌，然考量追加起訴書之犯罪事實欄已載明被告係以行求、期約之犯意而為，除王震宏婉拒收受賄賂，僅止於行求外，其餘部分依追加起訴書之文義，應是達於期約之階段。此外，被告堅稱：12萬元都沒有發出去等語（偵八卷第23頁），且卷內證據不足證明被告確已交付賄賂予其他參與連署人，應認為被告之行為僅成立期約賄賂罪，併與敘明。㈡、按選舉或連署乃係有廣大民眾參與其事，且必須有相當多之票數或連署人數，始能當選或通過連署門檻，是實行賄選或賄賂他人為特定被連署人為連署或不連署者，通常係以該次選舉當選或連署成功為目的，而於主觀上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賄選、賄賂他人連署或不連署，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於此情形，即得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經查，被告對於王震宏及其餘連署人行求或期約賄賂行為，本質上係侵害國家維護總統副總統選舉公正之單一法益，目的係為使特定被連署人順利取得連署書為目的，主觀上確係基於單一之犯意，而客觀上，亦堪認各次行求、期約行為在時間、空間上具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各次之舉動係為達成單一犯罪行為之一部，應依接續犯僅論以一罪。㈢、被告與共同被告陳乃靜、陳俊旭、朱秀雀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論以共同正犯。　　㈣、刑之減輕事由 1、按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固賦予法院裁量權，但此項裁量權之行使，除應依刑法第57條規定，審酌行為人及其行為等一切情狀，為整體之評價，並應顧及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使罪刑均衡，輕重得宜，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又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同法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之罪，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刑度非輕，然為該條犯罪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完全相同，其行為所造成危害之程度自屬有異，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較輕之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 2、經查，被告所為雖有損及選舉之公正性，而有未當，然考量被告為後援會志工，其受共同被告陳乃靜、陳俊旭等指示向親友或往來後援會之不特定民眾募集連署書，係一時失察，觸犯重典，然無證據證明其確有因本案獲得巨大利益，且參與犯罪情節與共同被告陳乃靜、陳俊旭、朱秀雀相比亦較輕微。況被告犯行之被連署人最終未實際參與本次選舉，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處罰亦無如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5項：「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之規定，倘不分情節，均處以法定最低本刑之有期徒刑，不無情輕法重之憾，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有情堪憫恕之處。是本院認被告犯罪情節與其所犯法條法定刑相較，實屬情輕法重，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又依刑法第69條、第67條規定，有二種以上之主刑者，加減時併加減之，有期徒刑或罰金加減者，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之，是併科罰金部分亦應減輕其刑。二、科刑部分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國家民主政治之基礎在於建立公平及公正之選舉，賄選行為實破壞選舉公正性，而被告無視法規禁令，妨害總統副總統選舉連署之公正、公平與純潔，戕害民主政治之健全發展，所為應予非難。惟念被告坦認全部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擔任後援會志工參與本案分工及程度之犯罪手段與情節，行求、期約而實際募得連署書數量之犯罪所生損害程度，暨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詳見選訴卷第124-125頁），前無其他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三、緩刑之說明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考量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犯後對於上開犯行坦承不諱，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後，當知所警惕，是本院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被告參與本案犯罪角色、分工、募得聯署書數量等犯罪情節，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被告緩刑2 年，且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於檢察官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欄所示之金額，以冀導正其法律觀念，以啟自新。倘被告違反上開應履行之負擔情節重大，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緩刑之宣告仍得由檢察官向本院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四、褫奪公權㈠、按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章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 3項定有明文。而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寓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不受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法院自應優先適用。惟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 3項並未明定褫奪公權之期間，自應回歸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　㈡、查被告所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第2款之罪，屬於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章之罪。其所犯上開之罪，經本院宣告如主文欄所示之有期徒刑，揆諸首揭規定，自應斟酌被告之參與本案犯罪情節，宣告褫奪公權期間如主文所示。㈢、按緩刑之效力不及於從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為刑法第74條第5項所明定。而依刑法第37條第5項但書規定，若宣告褫奪公權同時宣告緩刑者，其褫奪公權之期間自裁判確定時起算；基此，被告褫奪公權並不受緩刑效力所及。　　五、沒收部分按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為刑法第38條之特別規定，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祇要係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論是否屬於被告所有或扣案與否，法院均應宣告沒收。經查，扣案之現金12萬元，乃共同被告陳俊旭交付予被告作為收購連署書使用，係用以行求期約之賄賂，且被告並未繳回予其他共同被告（偵八卷第23頁、第37頁），故應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麗琇追加起訴，檢察官林敏惠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本件原定於113年10月4日宣判，惟該日因颱風停止上班，順延於開始上班後首日宣判）刑事第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陳川傑法官陳俊宏法官翁瑄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張婉琪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一、對於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二、對連署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為特定被連署人連署或不為連署。三、對罷免案提議人或同意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不為提議或同意，或為一定之提議或同意。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卷宗簡稱對照表】編號簡稱卷宗名稱 1 偵一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177號 2 偵二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189號<卷一> 3 偵三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189號<卷二> 4 偵四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190號 5 偵五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26號 6 偵六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67號 7 偵七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69號 8 偵八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緝字第1號 9 偵九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緝字第2號 10 偵十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緝字第3號 11 查扣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查扣字第3號 12 選訴3號一卷本院113年度選訴字第3號卷一 13 選訴3號二卷本院113年度選訴字第3號卷二 14 選訴卷本院113年度選訴字第5號

2024-10-07

KSDM-113-選訴-5-2024100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029號上訴人李宗益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4月11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3020號，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433 、352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李宗益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關於其附表一編號2、3、4部分所示之罪刑及其附表二編號27所示之物諭知沒收部分之判決，就其事實欄一、㈠、㈡所示部分，改判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分別論處上訴人販賣第二級毒品及轉讓禁藥罪刑，就其事實欄一、㈢所示部分，改判論處上訴人轉讓禁藥罪刑；另維持第一審判決關於其附表一編號2、3 沒收部分，及其附表一編號4沒收其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物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就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二、本件上訴意旨略稱：㈠上訴人雖有向張宇翔收取新臺幣（下同）350元，並為張宇翔施打0.1公克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下稱甲基安非他命），然該350元僅係幫助施打之費用，並非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對價，此觀喬裝幫助施打之員警與張宇翔商定之幫助施打費用為300元益明，原判決徒憑張宇翔於警詢、偵訊及第一審審理時之片面證述，遽認上訴人係以350元代價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張宇翔，顯屬違法。㈡上訴人與游智凱為同性情侶，財務共通，並曾合資購買甲基安非他命後由上訴人持有，本件之甲基安非他命亦係2人合資於民國110年12月26日至臺北永和4號公園購得，業經上訴人及游智凱分別供、證述屬實，並有上訴人提出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款交易明細為證，原判決未詳加審酌，即逕以游智凱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所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述，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依據，亦屬違法。三、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認定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若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又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此之「共犯」，固包括共同正犯，亦包括聚合犯及對向犯（如賄賂或賄選罪之行賄者與受賄者、販賣毒品罪之販毒者與購毒者）等必要共犯，但對向犯之兩方行為者各有其目的，各就其行為負責，若對向犯之兩方均自白者，既係相互獨立而屬不同來源之證據方法，則其等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自可互為彼此之補強佐證，且對向犯兩方自白經相互利用，倘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即為已足。本件原判決主要係依憑上訴人於警詢、偵訊時之自白，並以證人即對向犯張宇翔於偵訊及第一審審理時之證述、上訴人與張宇翔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證人即對向犯游智凱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扣案如附表二編號27 所示之內含甲基安非他命之注射針筒等證據資料作為補強證據，就上訴人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張宇翔（原判決事實欄一、㈠部分）及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游智凱（原判決事實欄一、㈡、㈢部分）等犯罪構成要件中客觀要素之重要部分，業已有所補強，而可擔保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第一審審理中自白之真實性，且以該等補強證據與上訴人之上開自白相互利用，亦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因而本於事實審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確有本件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並非僅憑張宇翔或游智凱之證述為唯一證據，核無違反證據法則可言；原判決並說明上訴人所辯：其向張宇翔收取之350元僅係施打費用，並非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對價，游智凱所施用、持有之甲基安非他命係其與游智凱共同出資購得云云，如何不可採信；游智凱於偵訊及第一審審理時翻異前詞，改稱係與上訴人合資購買毒品云云，如何係屬迴護上訴人之詞，欠缺可信性；上訴人所提出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如何不足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而不予採取；上訴人於原審再次聲請傳訊證人張宇翔，如何無調查之必要而不予傳訊等旨，係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尚非原審主觀之臆測，核與證據法則不相違背，難認有何採證及理由不備之違法情事，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白之論敘於不顧，對原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徒憑己見，任意指摘，且未依據卷內資料，空言指稱其犯罪事實僅有對向犯之片面指述云云，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程式，予以駁回。又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案件，第二審法院係撤銷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為該條項所明定。上訴人所犯幫助施用第二級毒品部分（原判決事實欄一、㈠、㈡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 條第1項第1款之案件，第一審判決並未論罪（見第一審判決第6頁），經原判決撤銷而改判有罪，依前開說明，上訴人自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併予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2024-10-04

TPSM-113-台上-3029-20241004-1

選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當選無效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選字第2號原告陳詩弦訴訟代理人游琦俊律師被告鄭聚然訴訟代理人廖宜祥律師上列當事人間當選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方面：　　按當選人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為者，選舉委員會、檢察官或同一選舉區之候選人得以當選人為被告，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30日內，向該管轄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20 條第1 項第3 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與被告均為苗栗縣第20屆第5選舉區（包括頭份市、三灣鄉、南庄鄉）縣議員選舉之參選人。被告以2,98 6票經中央選舉委員會於民國113年4月2日以中選務字第1133 150194號公告為第20屆第5選舉區縣議員選舉之遞補當選人，此有該公告附卷可稽。嗣原告於113年4月8日以被告之競選團隊助選人員即訴外人吳永禎、吳謝大妹、鄧鳳梅、鄧鳳貞（下稱吳永禎等4人）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 項買票賄選犯行為由，依同法第120 條第1 項第3 款規定，向本院對之提起當選無效之訴，顯見原告所提起之當選無效之訴，在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30日內，並未逾首開規定之法定不變期間，於法即無不合，合先敘明。貳、原告主張一、被告為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苗栗縣第20屆第5選區縣議員選舉之候選人，其為求當選，吳永禎等4人應係在被告共同參與、授意、同意或知情而放任或知情而不違背其本意之情形下，推由其樁腳即吳永禎等4人向選民賄選，是被告之行為已該當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及刑法第146條第1 項規定之構成要件，而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當選無效事由。二、吳永禎等4人為使被告順利當選，吳永禎先與吳謝大妹達成投票行賄之期約，並囑其代覓願收受賄款之選民並造冊俾日後交付賂款，嗣吳謝大妹與鄧鳳貞達成投票行賄之期約並囑其代覓願收受賄款之選民並造冊供轉交吳永禎，再由鄧鳳貞轉知鄧鳳梅造具家族中具投票權之名冊，再由鄧鳳梅、鄧鳳貞共同造具名冊後經由吳謝大妹轉交予吳永禎，嗣吳永禎再以1票新臺幣（下同）500元為代價共交付2萬9500元予吳謝大妹，再轉交予鄧鳳梅、鄧鳳貞交付其造冊親戚家戶之人而約定投票予被告。吳永禎等4人對有投票權人之行賄選之行為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栗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經本院刑事庭判決其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分別被判處罪刑。三、吳永禎等4人行賄之對象眾多，所支出賄選金額難以計數，光遭查獲者即行賄選民8人，交付賄賂29,500元；而賄選罪刑甚重，如謂吳永禎等4人未經被告授意、同意賄選，實殊難想，且被告已有當選無效之經驗，對此自當有充分之認知，自會嚴格約束為其助選之團隊或親友，衡情吳永禎等4人不可能擅自片面決定為被告買票賄選。又吳永禎等4人自身既無當選之資格，亦無甘冒刑罰制裁之動機，更無反其助選之目的而擅自為被告賄選至陷於當選無效風險之必要，足見吳永禎等4人自無可能在未得被告授意、同意、容許、或經被告知情而放任或知情而不違背其本意之情形下，無視被告受當選無效危險，擅自決定為其賄選買票、宴請選民請求支持被告。是若謂被告對於吳永禎等4人為其鋌而走險賄選犯罪，於事前完全毫無所悉，即顯與經驗法則有違。四、綜上，本件被告及其樁腳即吳永禎等4人既有上揭系統性行賄選民之行為，且該等行為屬應被告直接或間接參與、或授意、或同意、或明知且不違背其本意，則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而足認被告具當選無效之事由，爰依上開條文規定，提起本件當選無效之訴。並聲明：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苗栗縣第20屆第5選舉區縣議員選舉公告遞補當選人即被告之當選無效。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參、被告則以：一、吳永禎等4人與被告並不相識，非被告之親友、樁腳或競選團隊成員，亦均未擔任競選總部任何職務。二、本院112年度選訴字第14、15、16號刑事判決，被告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均未參與，對上述4人之犯行完全不知情，並無共同參與、授意或同意賄選之情形。肆、兩造不爭執事項一、原告與被告均為苗栗縣第20屆第5選舉區（包括頭份市、三灣鄉、南庄鄉）縣議員選舉之參選人。二、被告以2,986票經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3年4月2日以中選務字第1133150194號公告為第20屆第5選舉區縣議員選舉之遞補當選人。三、原告於113年4月8日提起本件當選無效之訴。四、訴外人魏建寶與鄧鳳英為夫妻；鄧鳳英與鄧鳳貞、鄧鳳梅三人為姊妹；盧銘峰與盧仕騏為姊弟，二人與鄧鳳英乃阿姨姪子姪女之關係；鍾林玉美與鄧鳳梅為親家母關係；鄧鳳貞與證人保護法代號A6則為前同事之關係；A6為吳永貞之嫂嫂。五、吳永禎因違反選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選偵字第5號、第45號、第107號），本院於112年8月16日以11 2年度選訴字第14號判處：吳永禎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5萬元。褫奪公權4年。六、本院判決吳永禎之犯罪實事：吳永禎為使於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苗栗縣縣議員選舉（第五選區，包括頭份市、三灣鄉、南庄鄉）候選人鄭聚然順利當選，竟基於對有投票權人行求、期約、交付賄賂之犯意，於11 1年7、8月間先詢以代號A6之人（依證人保護法予以身分保密、下稱A6；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刑法妨害投票罪嫌，經檢察官另案提起公訴）是否願收受賄款而投票支持鄭聚然，經A6應允致2人達成投票行受賄之期約。吳永禎除與A6達成投票行受賄之期約外，復囑A6代覓願收受賄款之選民並造冊俾日後交付賂款，A6乃與吳永禎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人行求、期約、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亦於同年7、8月間，詢以代號A5之人（依證人保護法予以身分保密、下稱A5；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刑法妨害投票罪嫌，經檢察官另案提起公訴）是否願收受賄款而投票支持鄭聚然，經A5 應允而達成投票行受賄之期約。A6除與A5達成投票行受賄之期約外，並囑A5代覓願收受賄款之選民並造冊供其轉交吳永禎，A5乃與A6及吳永禎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而依A6之囑轉知代號A8之人（依證人保護法予以身分保密、下稱A8；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刑法妨害投票罪嫌，經檢察官另案提起公訴）造具家族中具投票權之名冊，A8亦因而與A5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人行求、期約、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除先探詢代號A3之人（依證人保護法予以身分保密、下稱A3；涉嫌妨害投票罪嫌，經檢察官另案偵辦）是否願收受賄款並投票支持鄭聚然，經 A3應允而與A8達成投票行受賄之期約外，A8則另逕造具其家族成員以戶為單位每戶具投票權之人數；並亦基於投票受賄之犯意，將其自家具投票權之人數填載於其造具之名冊後交予A5。A5再將其家庭成員具投票權之人填載於A8造具之名冊中再交予A6。A6另再添加其家人具投票權之人數後交予吳永禎。嗣吳永禎則依A6交付之名冊人數，以每票新臺幣（下同）500元計，交付共2萬9500元予A6。A6則依A5提出之名冊交付1萬3000元予A5。A5則先抽取自家應得之賄款2500元後，餘則交予A8。A8乃承前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之犯意，於11 1年9月某日，分別在其住處及A1住處附近等地，按其造冊親戚家戶之投票權人數，接續交付代號A1、A2、A4及A7之人（均依證人保護法予以身分保密、以下以代號稱之；涉嫌妨害投票罪嫌，均經檢察官另案偵辦）等人。A6因之另獲有吳永禎給予2000元之報酬。嗣經新竹市警察局接獲檢舉指稱A5、 A6及A8有對有投票權人行賄情事，報由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指揮偵辦，經該署檢察官指揮新竹市警察局、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及法務部調查局苗栗縣調查站共同偵辦循線查獲。七、鄧鳳梅、鄧鳳貞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選偵字第4、43、105號），本院於112 年8月16日以112年度選訴字第15號判處：㈠鄧鳳梅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1 年8月。緩刑4年，並應向公庫支付4萬元。褫奪公權4年。扣案之賄賂4千元沒收；未扣案賄賂1千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仟元折算壹日。緩刑4年，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且應接受法治教育課參場次。褫奪公權1年。未扣案犯罪所得2千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㈡鄧鳳貞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1年8月。緩刑4年，並應向公庫支付4萬元。褫奪公權4年。又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緩刑4年，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且應接受法治教育課參場次。褫奪公權1年。扣案犯罪所得2千5百元沒收。八、本院判決鄧鳳梅、鄧鳳貞之犯罪實事：鄧鳳梅於111年11月2 6日舉行之111年苗栗縣議員第5選區選舉均具投票權。詎於1 11年7、8月間，代號A6之人（依證人保護法規定予以保密，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所涉罪嫌另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為求使該選區之候選人鄭聚然順利當選，即囑鄧鳳貞代覓願收受賄款之選民並造冊交予A6。嗣鄧鳳貞將此事轉告鄧鳳梅經其應允後，鄧鳳梅、鄧鳳貞遂與A6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由鄧鳳梅先探詢代號A3之人（依證人保護法規定予以保密，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所涉罪嫌經檢察官另案偵辦）是否願收受賄款並投票支持鄭聚然，經A3應允而與鄧鳳梅達成期約後，再由鄧鳳梅、鄧鳳貞共同將其家族成員以每戶具投票權之人數為單位造冊，另亦分別基於收受賄賂而許以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各將其自家具投票權之人數填載於所造具之名冊內，後由鄧鳳貞將該名冊交予A6，由A6依其等所造具之名冊，以每票對價500元之基準，將共計1萬3,000元之現金一併交予鄧鳳貞。而後鄧鳳貞先將依其自家人數計算之2,500元賄款取出並收受，餘款則交予鄧鳳梅，鄧鳳梅再將依其自家人數計算之2,000元賄款取出並收受後，其餘則於同年9、10月間，按造冊內容分別交付賄款500元、500元、500元、1,500元予代號A1、A2、A4、A7等人（均依證人保護法規定予以保密，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所涉罪嫌均經檢察官另案偵辦），並要求渠等於111年11月26日投票予鄭聚然，據以接續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而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嗣鄧鳳梅未及依造冊內容交付所餘5,500元賄款之際，因警方接獲檢舉指稱鄧鳳梅、鄧鳳貞及A6涉有行賄情事，報由檢察官指揮偵辦而循線追查，遂查悉上情。九、吳謝大妹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選偵字第44號、111年度選偵字第106號），本院於112年9月14日以112年度選訴第16號判處：吳謝大妹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又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壹日。均緩刑4年，並應向公庫支付5萬元。褫奪公權4年。扣案之犯罪所得1萬8千5 百元沒收。十、本院判處吳謝大妹之犯罪事實為：吳謝大妹係設籍於苗栗縣頭份市，於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苗栗縣縣議員選舉（第五選區包括頭份市、三灣鄉、南庄鄉）具投票權，其因於111年7、8月間，吳永禎（由檢察官另行起訴）為求使該選區之候選人鄭聚然順利當選，詢以吳謝大妹是否願收受賄款而投票支持鄭聚然，吳謝大妹遂基於收受賄賂而許以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應允之。吳永禎復囑吳謝大妹代覓願收受賄款之選民並造冊俾日後交付賂款，吳謝大妹乃與吳永禎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於同年7、8月間，詢以代號A5之人（依證人保護法規定予以保密，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所涉罪嫌另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是否願收受賄款而投票支持鄭聚然，經A5應允。吳謝大妹並囑A5代覓願收受賄款之選民並造冊供其轉交吳永禎，A5乃加入上開犯意聯絡，而依吳謝大妹之囑轉知代號A8之人（依證人保護法規定予以保密，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所涉罪嫌另經檢察官提起公訴）造具家族中具投票權之名冊，A8因而應允願收受賄款而投票支持鄭聚然，且加入上開犯意聯絡，除先探詢A3（依證人保護法規定予以保密，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所涉罪嫌經檢察官另案偵辦）是否願收受賄款並投票支持鄭聚然，經A3應允而與A8達成期約外，餘則逕造具其家族成員以戶為單位每戶具投票權之人數；另亦基於投票受賄之犯意，將其自家具投票權之人數填載於其造具之名冊後交予A5。A5再將其家庭具投票權人之人數填載A8造具之名冊中後交予吳謝大妹再轉交予吳永禎。嗣吳謝大妹由吳永禎處取得按其提交予吳永禎之名冊之人數，以每票新臺幣（下同）500元共2萬9500元後，先將依其自家人數計算之1萬6500元賄款取出並收受，餘款1萬 3000元（按A5及A8按造冊之人數，以每票500元計）則交予A 5。A5再將依其自家人數計算之2500元賄款取出並收受後，餘則交予A8。A8再將依其自家人數計算之2,000元賄款取出並收受後，其餘則於111年9月間，按造冊內容分別交付賄款 500元、500元、500元、1,500元予代號A1、A2、A4及A7等人（均依證人保護法規定予以保密，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所涉罪嫌均經檢察官另案偵辦），並要求渠等於111年11月26 日投票予鄭聚然，據以接續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而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嗣吳謝大妹則因之另受有2000元之報酬，而在A8未及依造冊內容交付所餘5,500元賄款之際，因警方接獲檢舉指稱吳謝大妹、A5、A8涉有行賄情事，報由檢察官指揮偵辦而循線追查，遂查悉上情。十一、苗栗地檢署於113年4月22日以苗檢熙昃111選偵5字第1130 0094460號函覆本院「查獲吳永禎輾轉透過其親友及他人向他人之家族成員行賄，囑受賄之人投票支持鄭聚然，惟查無證據證明鄭聚然涉案。」伍、本院之判斷一、有關原告與被告均為苗栗縣第20屆第5選舉區縣議員選舉之參選人。被告經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為第20屆第5選舉區縣議員選舉之遞補當選人。而吳永禎等4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嗣分別經本院刑事庭判處罪刑，其中起訴書及刑事判決所載A6即為吳謝大妹、A5為鄧鳳貞、A8為鄧鳳梅，且被告經檢察官調查後認無證據證明其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提起公訴等情，有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3年4月2日以中選務字第1133150194號公告、本院1 12年度選訴字第14、15、16號判決、苗栗地檢署於113年4月 22日以苗檢熙昃111選偵5字第11300094460號函附卷可稽，並經本院調閱上開刑事卷查核無訛，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二、按法院審理選舉、罷免訴訟時，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證；且除關於捨棄、認諾、訴訟上自認或不爭執事實效力之規定不在準用之例外，其餘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27條第2項、第128條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條文之立法理由明示：鑑於選舉、罷免事務係行政行為之一種，為維護公益，自不宜受限於當事人主張，爰明定法院審理選舉、罷免訴訟時，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證，賦予法院有主動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義務，以強化公益及人民訴訟權益之維護；及以避免當事人假借訴訟程序達成非法之目的，並防止選舉舞弊。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並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28條前段所準用。故選舉罷免訴訟除選罷法另有規定者外，其舉證責任與民事訴訟同。至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27條第2項規定，法院審理選舉、罷免訴訟時，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證，係指法院為維護公益之目的，就當事人主張之事證，於必要範圍內應依職權調查，以察當事人指訴事實與所提出證據是否相符，且法院於裁判時，作為裁判基礎之資料，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得就依職權調查所得之資料，經辯論後，採為判決基礎，當事人之主觀舉證責任並不因法院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證而免除。次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規定之投票行賄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同法第12 0條第1項第3款所定因當選人有同法第99條第1項賄選行為而提起之當選無效訴訟，該賄選行為雖非以當選人本身親自為之者為限，惟須有直接證據、或綜合其他間接事證，足以證明當選人對他人之賄選行為，有共同參與、授意或同意等不違背其本意，而推由他人實行賄選之情事，始能認為係當選人有同法第99條第1項之賄選行為。三、原告主張：被告及其樁腳即吳永禎等4人有上揭系統性行賄選民之行為，且該等行為屬應被告直接或間接參與、或授意、或同意、或明知且不違背其本意，已該當選罷法第99條第 1 項規定，故求為判決被告之當選無效等情，固提出系爭偵查案件卷證、刑事判決、系爭選舉得票數資料、前開公告等件為證，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是以本件之爭點為，被告有無直接或間接參與、或授意、或同意、或明知且不違背其本意有關訴外人吳永禎等4人之行賄行為？經查：　　㈠本院刑事判決認定：「訴外人魏建寶與鄧鳳英為夫妻；鄧鳳英與鄧鳳貞、鄧鳳梅三人為姊妹；盧銘峰與盧仕騏為姊弟，二人與鄧鳳英乃阿姨姪子姪女之關係；鍾林玉美與鄧鳳梅為親家母關係；鄧鳳貞與證人保護法代號A6則為前同事之關係；A6為訴外人吳永禎之嫂嫂。」等關係，經兩造同意列為不爭執事項，依不爭執事項所示除訴外人A6為吳永禎之嫂嫂外，其餘訴外人魏建寶、鄧鳳英、吳謝大妹、鄧鳳貞、鄧鳳梅、盧銘峰與盧仕騏等人、均與被告無親戚關係，合先敘明。　　㈡依本院刑事判決認定吳永禎違反選罷法的犯罪實事略以：吳永禎於111年7、8月間先詢以代號A6之人是否願收受賄款而投票支持鄭聚然，經A6應允致2人達成投票行受賄之期約。吳永禎除與A6達成投票行受賄之期約外，復囑A6代覓願收受賄款之選民並造冊俾日後交付賂款，A6於同年7 、8月間，詢以代號A5之人是否願收受賄款而投票支持鄭聚然，經A5應允而達成投票行受賄之期約。A6除與A5達成投票行受賄之期約外，並囑A5代覓願收受賄款之選民並造冊供其轉交吳永禎，A5乃與A6及吳永禎依A6之囑轉知代號 A8之人造具家族中具投票權之名冊，A8經A3應允而與A8達成投票行受賄之期約外，A8則另逕造具其家族成員以戶為單位每戶具投票權之人數；並亦基於投票受賄之犯意，將其自家具投票權之人數填載於其造具之名冊後交予A5。A5 再將其家庭成員具投票權之人填載於A8造具之名冊中再交予A6。A6另再添加其家人具投票權之人數後交予吳永禎。嗣吳永禎則依A6交付之名冊人數，以每票500元計，交付共2萬9500元予A6。A6則依A5提出之名冊交付1萬3000元予 A5。A5則先抽取自家應得之賄款2,500元後，餘則交予A8 。A8於111年9月某日，分別在其住處及A1住處附近等地，按其造冊親戚家戶之投票權人數，接續交付代號A1、A2、 A4及A7之人等人。A6因之另獲有吳永禎給予2,000元之報酬」等情，可知訴外人吳永禎係依A6交付之名冊人數，以每票500元計，交付共2萬9500元予A6。A6則依A5提出之名冊交付1萬3000元予A5。A5則先抽取自家應得之賄款2,500 元後，餘則交予A8，A8探詢代號A3之人，A8並接續交付代號A1、A2、A4及A7之人。而A1-A8等人關係為同住家人、或親戚、或同事，所謂造冊即將家中有投票權人告知吳永禎，吳永禎即將賄款交付A6，A6交A5、A8，A8再轉交A1、 A2、A4及A7等有投票權之人，因此交付賄款給投票人要求支持被告當選的初始者為吳永禎，除吳永禎之外，無人知曉吳永禎所交付賄款之來源。　　㈢而依吳永禎於刑事案件之歷次供述如下：　　　1.於111年10月18日頭份分局偵訊時供述：曾在111年11月初拿12萬元給嫂嫂A6，是我母親辦理喪葬的結餘款。6 個兄弟都有分到12萬元，我不認識候選人（即被告），也沒有轉交這筆29,500元給A6、A5，也沒有買票等語（選偵字第5號卷第8-9頁、選偵字第45號卷第15-17頁）。　　　2.於111年10月18日檢察官偵訊時供述：否認幫任何候選人助選，也沒有拿錢給A6給她去賄選，我也沒有印象，因我平常就會拿錢給A6，有時她會跟我抱怨家裡沒有什麼收入，跟我開口，我就會拿錢給她，另外就算A6並未開口，我每年都會拿一些錢給她，不知道她是不是有會錯意，之所以會認為A6有會錯意，是因為母親停喪期間，很多候選人來的很勤快慰問喪家，當下我有跟兄弟姊妹說看某某人有情有義，如果是在那個候選人的選區就支持他，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這樣講（選偵字第5號卷第28-29頁）。　　　3.於112年5月30日本院刑事庭準備程序時，當庭承認檢察官起訴的事實（選訴第14號卷第58-62頁），亦即吳永禎承認之犯罪事實如不爭執事項六所示，理由係經委任之辯護人閱卷後，同意為有罪之答辯以便適用自白條款予以減刑，並檢附為恭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證明其年齡70歲，以有病需手術的身軀，求取法院予以緩刑之宣告（同上選訴第14號卷第65-67頁），因而妥協承認如不爭執事項六項所示之犯罪事實。　　　4.綜上，依吳永禎在偵查中、刑事審理時之供述，吳永禎僅係為「適用自白條款予以減刑。以爭取緩刑之宣告而便於手術」，依其供述和自白犯罪，並無法證明其本人和吳謝大妹、鄧鳳貞、鄧鳳梅均為被告之競選團隊或樁腳，而其交付之賄款來自於被告交付或授權，是本件尚難以偵查案件起訴書、本院刑事判決認被告有何原告所主張吳永禎等4人均為被告之樁腳、競選團隊、或授意、共同參與賄選行為，並無從認定被告有賄選之行為。又原告主張依上開賄賂者即鄧鳳梅、鄧鳳貞、吳謝大妹及收受賄賂者即A1、A3、A4者於偵查中之供述，堪認賄選金錢之來源應為被告等節；惟因渠等並未親自見聞被告交付賄款之事實，渠等於偵查中之供述即難採信。此外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吳永禎等4人之行賄行為為被告所授意或被告有何明知吳永禎等4人行賄之事實而仍默許其為之，自不能憑空推測被告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賄選行為。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 項之賄選行為，而提起當選無效之訴，請求被告於111年11 月26日舉行之苗栗縣第20屆第5選區縣議員選舉公告遞補當選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或進行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無庸一一論述，併此敘明。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 　　日　　　　　　　　　選舉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宋國鎮　　　　　　　　　　　　　　　　　　　法　官　陳秋錦　　　　　　　　　　　　　　　　　　　法　官　張珈禎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林岢禛

2024-10-02

MLDV-113-選-2-20241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