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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詐欺案附帶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2年度重附民字第138號原告林文翔被告劉輝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本院112年度易字第745號），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因其案情確係繁雜，非經長久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5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官王筱寧法官黃柏家法官顏嘉漢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書記官蔡婷宇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2025-01-15

TPDM-112-重附民-138-20250115-1

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40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謝坤諺指定辯護人公設辯護人許文哲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42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一、謝坤諺犯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伍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二、扣案如附表編號1及2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一、謝坤諺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制式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違禁物，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寄藏，竟基於寄藏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制式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12年5月至6 月間某日，在新北市新莊區某河堤邊，受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義」之成年男子之託，代為保管如附表所示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1枝及制式子彈9顆（下合稱本案槍彈），謝坤諺遂將上開槍彈放置在○○市○○區○○街之居處（完整地址詳卷）內而非法寄藏之。後於112年8月30日23時35分許，謝坤諺攜帶上開槍、彈欲至○○市○○區○○街1段附近找尋友人，而搭乘不知情之李勝澤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上路。嗣於112年8月30日23時45分許，李勝澤駕車行經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1段與羅斯福路3段附近時，為警盤查攔檢，並經警在謝坤諺隨身物品內扣得本案槍彈，始查悉上情。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謝坤諺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調查證據時，對於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無爭執（見本院訴字卷二第72-74頁、第113-115頁），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經本院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二、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20-22頁、第73-74頁，本院訴字卷二第72、112頁），核與證人李勝澤於警詢時之證述（見偵卷第23-25頁）大致相符，並有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0月5日刑理字第1126022174號鑑定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112年10月19日北市警安分刑字第1123028311號函及槍枝初步檢視照片、現場照片暨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等（見偵卷第29-53頁、第89-95 頁）在卷可稽，並有扣案如附表所示之本案槍彈可佐，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及第12條第4項係將「持有」與「寄藏」為分別之處罰規定，則單純之「持有」，固不包括「寄藏」，但「寄藏」之受人委託代為保管，其保管之本身所為之「持有」，既係「寄藏」之當然結果，法律上自宜僅就「寄藏」行為為包括之評價，不應另就「持有」予以論罪（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3400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未經許可持有槍枝，其持有之繼續，為行為之繼續，亦即一經持有槍枝，罪已成立，但其完結須繼續至持有行為終了時為止（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680號、103 年度台上字第86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非法寄藏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如寄藏之客體種類相同，例如同為手槍、同為子彈或同為主要組成零件者，縱令寄藏之客體有數個，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若為不相同種類之客體（如同時持有手槍及子彈），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5303號、 97年度台上字第23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及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寄藏制式子彈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及制式子彈罪，尚有誤會，惟此為犯罪行為態樣之不同，然其論罪科刑法條既屬相同，且經公訴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當庭更正起訴罪名為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及制式子彈罪（見本院訴字卷二第66-67頁），自毋須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㈢被告未經許可，無故寄藏本案槍彈，其寄藏之繼續，為行為之繼續，亦即一經寄藏槍彈，罪已成立，但其完結須繼續至寄藏行為終了時為止，故其寄藏本案槍彈之行為，應僅各論以實質上一罪。從而，被告以一寄藏本案槍、彈行為，同時觸犯前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非法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論處。　㈣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於113年1月3日經總統公布修正施行、自同年月5日起生效。就該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犯該條例之罪而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由「減輕或免除其刑」改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之規定並無較有利於被告之情形，故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⒉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立法意旨重在鼓勵具體供出提供或所移交槍砲、彈藥、刀械者，俾追查該等管制物品之來源及去向，杜絕管制槍砲、彈藥、刀械之蔓延與氾濫，達到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目的。倘未因其自白進而查獲槍砲、彈藥、刀械之前手、後手或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自不得執此邀本條規定之寬減。經查，被告固供陳本案槍彈係綽號「阿義」之成年男子所寄放等語（見偵卷第21、74頁），然被告亦供稱：相關對話紀錄均已刪除，現在沒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本案槍彈係綽號「阿義」所寄放，且「阿義」之姓名及照片要等伊出所後才有辦法提供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74頁），復參以檢警尚無因被告前開供述而查獲本案槍彈來源乙節，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112年11月21日北市警安分刑字第1123031354號函（見本院訴字卷一第55頁）附卷為憑，揆諸上開說明，被告自不符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之規定，併此指明。　⒊至辯護人雖為被告辯以：被告受託寄藏本案槍彈僅2至3個月，時間並非甚長，被告亦未持本案槍彈為其他不法犯行，被告之犯罪情節相較擁槍自重之犯罪集團，情節應屬輕微，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117-11 8頁，卷二第118頁）。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經查，我國嚴禁非法持有槍枝及子彈，並就非法持有槍枝定以重刑，此為一般普遍大眾所週知，被告明知此情，卻仍寄藏本案槍彈，對社會秩序及安寧潛藏高度風險，對於法秩序之危害性非低，客觀上殊難認有何特殊原因或堅強事由，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有情堪憫恕或特別可原諒之處，自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是辯護意旨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尚非有據。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本院審酌槍、彈為我國法律列管之違禁物，業經政府一再宣導，被告竟漠視法令而寄藏之，對社會秩序、治安及他人生命、身體等安全均潛藏高度危害，足見其法治觀念淡薄，所為實應嚴懲；惟念被告於警詢時起即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與本案持有槍、彈之種類、數量及期間，暨自陳之智識程度、工作狀況、家庭經濟情況（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17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儆懲。　四、沒收部分：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非制式手槍1枝(含彈匣1個)，經鑑定後具殺傷力，有上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0月5日刑理字第1126022174號鑑定書可參，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所定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之槍砲，業如前述，自屬違禁物，不問屬於被告與否，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另扣案如附表編號2、3所示制式子彈共9顆均具有殺傷力乙情，業經認定如前，其中未試射之制式子彈6顆，為不受法律保護之違禁物，亦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予以宣告沒收。至已試射之制式子彈3 顆部分，雖原皆具殺傷力，然於鑑定時經試射而喪失子彈之性質，已不具有殺傷力，非屬違禁物，是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盧祐涵提起公訴，檢察官凃永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筱寧　　　　　　　　　　　　　　　　　　法　官　黃柏家　　　　　　　　　　　　　　　　　　法　官　顏嘉漢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婷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附表：編號物品名稱數量鑑定結果備註 1 由仿手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之非制式手槍（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 1枝（含彈匣1個）認係非制式手槍，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具殺傷力。偵卷第35、49頁、第89-92頁 2 口徑9x19㎜之制式子彈 6顆（未試射）經採樣3顆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3 3顆（已試射）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他非法方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一項所列槍砲、彈藥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1-15

TPDM-112-訴-1401-20250115-1

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妨害自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33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余瑞麒王震傑吳家宇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 56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余瑞麒、王震傑、吳家宇均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余瑞麒、王震傑、吳家宇（下合稱余瑞麒等3人）及證人杜師耀（所涉妨害自由罪嫌，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4人為朋友關係。緣余瑞麒與告訴人謝偉宏間有債務糾紛，余瑞麒等3人為向告訴人索取欠款，竟共同基於恐嚇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8月 18日某時許，邀約告訴人前往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0樓（下稱本案住處）內商談還款事宜，惟商談未果，余瑞麒等 3人遂向告訴人恫稱：要將其帶至柬埔寨變賣器官等語，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因認余瑞麒等3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安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余瑞麒等3人涉有上開罪嫌，主要係以余瑞麒等3 人分別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與證人即告訴人謝偉宏、證人杜師耀分別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等為據。四、訊據余瑞麒等3人均堅詞否認有何恐嚇危安之犯行，余瑞麒等3人並皆辯稱：告訴人當天係跟余瑞麒、王震傑商討債務清償事宜，余瑞麒等3人均未對告訴人恫稱任何話語，亦無恐嚇告訴人之舉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於111年8月18日某時許，搭車前往本案住處，並與余瑞麒、王震傑等人商討債務清償等事宜。後於111年8月22日清晨5時11分許前某時，告訴人透過通訊軟體LINE聯繫證人李哲豪，並請託證人李哲豪協助報警，證人李哲豪遂於111 年8月22日清晨5時11分許，撥打電話報警。嗣於同年月22日清晨5時23分許，警員抵達本案住處1樓後不久，告訴人即赤腳跑出建物等情，業據告訴人陳述明確（見偵卷第57-61頁，本院易字卷一第79-92頁），余瑞麒等3人亦均供稱：告訴人確有在本案住處內與余瑞麒、王震傑等人協商債務清償事宜，後告訴人就自行消失，隨後其等就接到警方通知等語（見偵卷第18-21頁、第28-31頁、第38-40頁、第198-201頁），證人杜師耀則證稱：告訴人自111年8月18日某時許起，即待在本案住處內，並與余瑞麒等3人在討論事情等語（見偵卷第48-52頁、第220-221頁），證人李哲豪亦證述：告訴人當初傳LINE要其幫忙報警，所以其就幫忙打電話報警，並將告訴人提供之地址提供與警方等語（見偵卷第235-237頁），四方互核大致相同，復有警員職務報告、台北市中山分局建國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通聯調閱查詢單及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現場照片等（見偵卷第81-83頁、第115頁、第 159-164頁、第233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查，證人謝偉宏於警詢時係指稱：其當初有向余瑞麒借貸新臺幣（下同）24萬元，但因為無法還款而遭余瑞麒持續追討，雙方遂相約於111年8月18日晚間碰面，並前往本案住處。然在本案住處內，除余瑞麒外，尚有5、6名債主在場，其才知悉借款之24萬元中，其中12萬元係余瑞麒向其他債主所借，其就在本案住處內與其他債主商討清償債務事宜，但對方就向其恫稱要將其帶去柬埔寨並變賣器官等情，其當場驚嚇不已等語（見偵卷第58頁），後於本院審理時亦具結證述：當初在本案住處內，是有不認識之人對其恫稱要將其帶至柬埔寨變賣器官等語，惟當時余瑞麒等3人均不在本案住處，且余瑞麒等3人均未曾向其恫稱任何話語。後來余瑞麒回到本案住處時，其沒有看到王震傑、吳家宇，而其事後跟余瑞麒提到遭恫嚇這件事時，余瑞麒也只有說「沒辦法，除非你想辦法弄到錢」等語（見本院易字卷一第81-82頁、第86-88 頁、第90-91頁），依證人謝偉宏上開證述內容，證人謝偉宏係因積欠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債主之債務，而遭該等債主以前詞恫嚇，然斯時余瑞麒等3人均不在場，事後亦僅有余瑞麒回到本案住處，王震傑、吳家宇則未再與證人謝偉宏碰面，而余瑞麒在聽聞證人謝偉宏轉述之恫嚇言語時，並無其他附和之舉，甚證人謝偉宏復證稱：其認為恫嚇之行為應該係該等債主之意思，而與余瑞麒等3人均無關係，所以其當初也沒有想要對余瑞麒等3人提告等語（見本院易字卷一第8 1、89、91頁），則余瑞麒等3人是否有參與公訴意旨所指恐嚇危安之犯行，顯屬有疑。　㈢又證人李哲豪雖有依告訴人之指示報警，然證人李哲豪於警詢時係證稱：告訴人當初係透過通訊軟體LINE傳送「我被別人綁架了、幫忙」，其就回覆「報警比較快」，告訴人則覆以「好」，所以其就趕快打電話報警，但相關對話紀錄均已因行動電話浸水而逸失等語（見偵卷第236頁），證人李哲豪對於告訴人是否有遭人恫嚇及係遭何人恫嚇等情，因證人李哲豪不在場，告訴人復未告以詳情，相關對話紀錄亦均滅失，是余瑞麒等3人是否向告訴人為恐嚇危安之犯行，更顯有疑。　㈣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為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按共犯之不利陳述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係就自己犯罪之事實為自白，另方面則為對於其他共犯之犯罪事實為陳述。於後者，基於該類陳述有因分散風險利益、推諉卸責等誘因所生之虛偽蓋然性，因此，在共犯事實範圍內，除應依人證之調查方式調查外，尤須有補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其陳述始能成為對其他被告論處共犯罪刑之證據。即使其中一名共同正犯之自白（即自己犯罪事實）已經符合補強法則之規定，而予論處罪刑，仍不得僅以該認罪被告自白之補強證據延伸作為認定否認犯罪之其他被告有罪之依據，必須另有其他證據作為補強；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至於共同正犯（含對立共同正犯）供述或證詞前後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及該項陳述本身憑信性如何之參考，仍屬自白之範疇，而其與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尚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又共犯之自白，性質上仍屬被告之自白，縱先後所述內容一致，或經轉換為證人而具結陳述，仍屬不利己之陳述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自不足作為證明其所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66 6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109年度台上字第300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㈤查，余瑞麒於警詢時雖曾供稱：當時伊係開玩笑的說要將告訴人帶去柬埔寨及變賣器官，在場的其他人也都是開玩笑的講等語（見偵卷第19-20頁），王震傑亦供承：當時大家看到新聞畫面一直播，所以就有開玩笑的說要將告訴人帶去柬埔寨變賣器官等語（見偵卷第30頁），吳家宇亦供認：當時我們大家有跟告訴人說要帶他去柬埔寨變賣器官，但那是開玩笑而已等語（見偵卷第39-40頁），惟余瑞麒於偵訊時即改稱：當時因為柬埔寨的新聞很多，本案住處內也有伊不認識得人，那些人在旁邊就瞎起鬨的說要送告訴人去柬埔寨賣器官，但那些人伊都不認識，伊沒有這樣講過，也不清楚吳家宇有沒有講等語（見偵卷第201頁），並於本院審理中再改稱：當時本案住處內有伊、王震傑、吳家宇、杜師耀、告訴人及一些不認識的人，伊只記得現場有人說「柬埔寨」、「還錢」，其餘內容都忘記了，伊只記得伊好像有附和一下（見本院易字卷二第65-66頁、第69-70頁）；王震傑於偵訊時亦改稱：因為當時新聞報很大，所以余瑞麒有開玩笑的向告訴人說要送去柬埔寨賣器官還債，伊與吳家宇都沒有參與等語（見偵卷第266頁），後於審理中再改稱：當初本案住處內有伊、余瑞麒、吳家宇、杜師耀、告訴人及一些朋友，當時係告訴人因為還不出錢才心急的說要去柬埔寨賣器官，可能余瑞麒聽到才附和說沒有這種東西還是怎樣等語（見本院易字卷二第74、77頁）；吳家宇則於偵訊時改稱：當天現場沒有任何人向告訴人提及要去柬埔寨賣器官還債等語（見偵卷第275頁），是余瑞麒等3人雖於警詢時曾自白有對告訴人提及「要去柬埔寨賣器官還債」等語，然事後均翻異前詞，彼此間之供述內容亦大相逕庭，更與告訴人上開所述之情節南轅北轍，卷內復無其他事證可資作為余瑞麒等3人前開於警詢時陳述之補強證據，揆諸上開規定，自難單憑余瑞麒等3人於警詢時之陳述，遽認其等有為公訴意旨所指恐嚇危安之犯行。五、綜上所述，本案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就余瑞麒等3人是否有公然向告訴人恫稱前開言語等節，仍有合理懷疑存在，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卷內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余瑞麒等3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恐嚇危安之犯行，揆諸首揭說明，余瑞麒等3人犯罪即屬不能證明，爰均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則儒提起公訴，檢察官凃永欽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顏嘉漢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蔡婷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2025-01-15

TPDM-113-易-333-20250115-1

簡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家庭暴力防治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53號上訴人即被告廖耿宏上列被告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案件，不服本院於中華民國113 年7月31日所為113年度簡字第2541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4607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按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身分之資訊。但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犯罪偵查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認為有必要者，不在此限。又法院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不得揭露家庭暴力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身分之資訊。前項所定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之姓名、照片、影像、聲音、住居所、就讀學校與班級、工作場所、親屬姓名或與其之關係等個人基本資料，分別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0條之1、法院辦理家庭暴力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9點第2、3項明定。查，本案告訴人○○○（真實姓名及年籍均詳卷）與被告廖耿宏係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且係家庭暴力犯罪之被害人，是本案判決書關於告訴人不予記載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及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合先敘明。二、又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於對於簡易判決之上訴，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準用之。查，本件上訴人即被告廖耿宏於上訴書已載明係因原審量刑過重提起上訴（見簡上卷第7頁），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針對上訴範圍亦為相同之表示(見簡上卷第89-92頁、第128-129頁) ，是依上開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刑之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等其他部分，故此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誤以為告訴人已在通訊軟體LINE上對其封鎖，故不會收到伊傳送之任何訊息，加上一時心情鬱悶，才會發送訊息與告訴人，伊發現告訴人讀取訊息後，就立刻傳送訊息道歉，事後亦未再打擾告訴人，被告之惡性並非重大，犯罪情節亦屬輕微，原審卻量處有期徒刑4月，量刑顯有過重之情，請考量被告犯後態度良好等節，依刑法第57 條之規定，從輕量刑等語（見簡上卷第7-8頁）。四、按刑事審判之量刑，在於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而量刑之輕重，係實體法上賦予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法院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未濫用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75年台上字第7033號、96年度台上字第76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除不得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外，並應具妥當性及合目的性，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95 年度台上字第661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因對告訴人為跟蹤騷擾等行為，而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羈押在案，事後竟仍不思理性處理情感議題，旋再為本案犯行，顯見被告之自制力及遵法意識均薄弱，而不宜輕縱，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物業管理工作及家境小康，並參酌告訴人因本案所受之驚嚇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 月，並諭知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為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本院認原審就刑之量定，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及其他科刑事項，既未逾越法定刑度，又未濫用裁量之權限，所量處之刑應屬適當，於法並無違誤，揆諸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本院自應予以尊重。四、至被告雖另辯稱：被告僅傳送11個字之訊息，卻遭判處有期徒刑4月，如以易科罰金為換算標準，每字均需繳納10,000 多元，顯有情輕法重之虞，故請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等語（見簡上卷第9-10頁）。然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至於犯罪動機、情節輕微、素行端正、家計負擔、犯後態度等情狀，僅可為法定刑內科刑酌定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79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因對告訴人施以妨害自由、妨害性隱私等犯行，而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羈押，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羈押在案，後被告於民國112年12月29日甫釋放出所，竟於113年1 月8日旋即再為本案犯行，被告顯未深刻反省自身過錯，且對告訴人之身心造成難以抹滅之傷痕，再參以被告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時，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等節，自難認其所為犯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有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情，當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是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等語，亦非有據。從而，被告以量刑過重為由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條第1項、第3項、第348 條第3項、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品妤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凃永欽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筱寧　　　　　　　　　　　　　　　　　　法　官　黃柏家　　　　　　　　　　　　　　　　　　法　官　顏嘉漢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婷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附件：本院113年度簡字第2541號刑事簡易判決。

2025-01-15

TPDM-113-簡上-253-20250115-1

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妨害名譽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86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翁鼎崴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院偵字第4497號），本院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簡字第3604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翁鼎崴無罪。　　理　由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翁鼎崴於民國113年4月30 日14時4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因與告訴人黃世育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汽車）發生行車糾紛，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臺北市中山區民族東路由東往西方向，於建國北路至吉林路路段間之不特定人均可共見共聞之道路上，在告訴人駕駛車輛之前方，以左手朝告訴人比中指。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主要係以被告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與告訴人於警詢時之指述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行車紀錄器畫面擷圖及光碟等為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朝告訴人比中指之舉，然堅詞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並辯稱：因告訴人突然變換車道，伊認為生命安全受到威脅，一時害怕及氣憤才比中指，伊沒有公然侮辱告訴人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3年4月30日14時40分許，騎乘本案機車沿臺北市中山區民族東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同市區建國北路至吉林路路段間，告訴人駕駛本案汽車在其左前方之內側車道上，並顯示右轉方向燈而欲變換至本案機車所在之中線車道，且本案汽車已開始向右偏駛，被告旋騎乘本案機車自中線車道超越本案汽車，並伸出左手中指比向後方之本案汽車等情，業經被告於警詢、偵訊時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偵字卷第8-9頁，調偵字卷第28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時之指訴（見偵字卷第11-13頁）大致相符，並有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及行車紀錄器畫面擷圖、光碟等（見偵字卷第15-19頁、第31頁，證物袋）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係以刑罰事後追懲侮辱性言論之規定，惟侮辱性言論涉及個人價值立場表達之言論自由保障核心，亦可能同具高價值言論之性質，或具表現自我功能，並不因其冒犯性即當然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其規範文義、可及範圍與適用結果涵蓋過廣，應依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確認其合憲之立法目的，並由法院於具體個案適用該規定時，權衡侮辱性言論與名譽權而適度限縮。本此，該規定所處罰之侮辱性言論，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始足當之。又所謂「名譽」，僅限於「真實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自然人）」，前者指第三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後者即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人性尊嚴，並不包含取決於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且真實社會名譽縱受侮辱性言論侵害，倘非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予以消除或對抗，亦不具刑罰之必要性；所謂「依個案之表意脈絡」，指參照侮辱性言論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文化脈絡予以理解，考量表意人個人條件、被害人處境、2 人關係及事件情狀等因素，為綜合評價，不得僅以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意涵，即認為該當於侮辱；所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或僅因衝突過程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傷及對方名譽；所謂「對他人名譽之影響已逾一般人合理忍受範圍」，指以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足以造成他人精神上痛苦，足以對其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生不利影響，甚而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屬之。必以刑事司法追懲侮辱性言論，不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亦不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始可。限於前揭範圍，該規定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業據憲法法庭 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宣示甚明。是行為人陳述具有貶抑性之語句，縱或侵及被害人之名譽人格，並使被害人心感不快；然法院仍應就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案發情境、行為人之個人條件、其與被害人之關係等項，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具體判斷行為人所為言論，僅係一時情緒之抒發而與個人修養有關，或係有意針對他人名譽之恣意攻擊，及該言論是否已達致使被害人自我否定人格尊嚴之程度，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等情，綜合認定依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規定予以論罪，是否使司法不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亦不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而與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無違（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上字第465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被告固有於前開時、地，對告訴人以左手比中指，然被告與告訴人於本案發生前素不相識，且被告係因變換車道之行車糾紛而朝告訴人比中指乙情，業經被告及告訴人分別供（證）述明確（見偵字卷第8、12頁，本院易字卷第29頁），復有前開行車紀錄器畫面擷圖等為佐，足見被告辯稱係因告訴人變換車道而受到驚嚇、感到生命安全受到威脅，進而對告訴人感到不滿，而欲宣洩其情緒等語，並非子虛。則被告固有前開具有貶抑性之粗鄙行為，然參諸本案緣起之行車糾紛發生之前因後果、被告以左手比中指之行為僅有數秒之短暫時間，應屬於一時情緒失控之偶發性行為，被告亦無其他不當之舉，故被告所為僅係附帶、偶然傷害告訴人之人格權，並無任何反覆、持續性可言。準此，本案依一般社會通念判斷，被告雖朝告訴人比出中指手勢，然由此言論之粗鄙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告訴人名譽在質與量上之影響等一切情事，難認已達貶抑告訴人之人格或社會評價，而達不可容忍之程度，揆諸前開判決意旨，並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為合憲限縮之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之權衡結果，要難認為本案被告所為已該當刑法之侮辱行為，自不能以公然侮辱罪責相繩。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事證，客觀上尚未達到使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即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公然侮辱犯行，揆諸首揭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春麗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凃永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顏嘉漢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蔡婷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2025-01-15

TPDM-113-易-1386-20250115-1

交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412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英傑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調院偵字第3971號），本院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王英傑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 0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民國114年6月30日以前支付謝汝憶損害賠償新臺幣20,000元。　　　事　實一、王英傑於民國112年12月12日8時30分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誤載為31分許，本院逕予更正），駕駛車牌號碼000-00 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肇事車輛），自臺北市○○區○○路0號前之路旁起駛欲進入車道時，本應注意起駛前應讓行進中之車輛優先通行，且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即貿然起駛進入車道，適有謝汝憶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沿同市區長春路由西往東之方向駛至，並在肇事車輛前方右轉欲停入路邊之停車格時，謝汝憶亦疏未注意肇事車輛之動態，兩車因而發生碰撞，致謝汝憶人車倒地並受有四肢多處擦挫傷、疑似頸椎損傷及神經根病變之傷勢。二、案經謝汝憶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一、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王英傑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判程序調查證據時，對於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無爭執（見本院交易字卷第33-37頁），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第2項、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經本院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二、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交易卷第33、37頁），核與告訴人謝汝憶於警詢及偵訊時之指述（見偵字卷第13-15頁、第39頁，調院偵字卷第50頁）大致相符，復有馬偕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調查報告表㈠、㈡、臺北市政警察局中山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113年1 1月28日馬院醫外字第1130007140號函及行車紀錄器畫面擷圖、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擷圖暨現場照片等（見偵字卷第21-2 3頁、第33-35頁、第41-43頁、第49-53頁，調院偵字卷第13 -17頁、第39-45頁、第63-65頁，本院交易字卷第17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又被告於肇事後，停留現場，於司法警察未知悉肇事者為何人前，主動坦承肇事，嗣後並接受偵訊，自首而接受裁判，此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見偵字卷第47頁）存卷可參，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本院審酌被告疏未注意上開交通規則而肇事，致告訴人受有前述之傷害，其所為應予非難；惟考量被告已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且表明有意與告訴人試行調解或和解之意願，然告訴人並未到庭且雙方先前因和解條件有疑而無法達成共識之犯後態度（見本院交易字卷第 33、38頁），兼衡被告之智識程度、工作情況、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交易字卷第38頁），及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暨雙方之過失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四、緩刑宣告部分：　　　　末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其因一時疏忽未注意交通安全而偶罹刑章，犯後已坦承全部犯行，並於本院審理中表明願與告訴人試行和解乙情，業經說明如上，足認被告確有悔悟之心，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認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又為使被告能謹記本次教訓，以發揮附條件緩刑制度之立意，爰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於114年6月30 日以前（含30日），給付告訴人新臺幣20,000元。另以上為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開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蕭方舟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凃永欽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顏嘉漢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蔡婷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2025-01-15

TPDM-113-交易-412-20250115-1

簡上附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家庭暴力防治法附帶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3年度簡上附民字第22號原告 A女（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均詳卷）被告廖耿宏上列被告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案件（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253 號），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因其案情確係繁雜，非經長久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04 條第1項前段規定，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5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官王筱寧法官黃柏家法官顏嘉漢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書記官蔡婷宇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2025-01-15

TPDM-113-簡上附民-22-20250115-1

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號聲請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陳彥嘉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3年度執聲字第249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陳彥嘉因犯如附表所示之罪，所處如附表所示之有期徒刑，應執行有期徒刑9年6月。　　理　由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陳彥嘉因詐欺等案件，先後經判決確定如受刑人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所示（編號1犯罪日期欄內「110年4月29日」，應更正為「111年4月29日」；編號3犯罪日期欄內「111年4月28日」應予刪除；編號4、5、6 之最後事實審案號欄內「111年度訴字第1283號」，應補充更正為「111年度訴字第1283號等」，下稱附表），經受刑人聲請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及第50條第2項，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若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第2項、第51條第5款、第5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數罪併罰，應依分別宣告其罪之刑為基礎，定其應執行刑，此觀刑法第51條規定自明，故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雖曾經定其執行刑，但如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時，前定之執行刑當然失效，仍應以其各罪宣告之刑為基礎，定其執行刑，不得以前之執行刑為基礎，以與後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惟上開更定之應執行刑，不應比前定之應執行刑加計其他裁判所處刑期後為重，否則即與法律秩序理念及法律目的之內部界線有違，難認適法，最高法院83年度台抗字第502號、93年度台非字第192號裁定意旨足資參照。再依刑法第53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復規定甚明。　　　　三、經查，本院為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之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且本件受刑人分別於如附表所示之犯罪時間，因詐欺等案件，經附表所示之法院判處各該宣告刑，並分別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確定在案，附表編號1判決確定日期為民國112年6月28日，其餘附表所示之犯罪日期均在此之前，而其中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罪屬不得易科罰金，但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如附表編號4、5、6所示之罪均屬不得易科罰金亦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而上開數罪經受刑人請求定應執行刑乙情，此有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判決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依102年1月23日修正之刑法第50條調查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等在卷可稽，經核與前開併合處罰之要件相符，本院審核檢察官所附相關卷證，認其聲請為正當。本院衡酌附表所示各罪態樣、手段、所侵害法益、責任非難程度及犯罪時間、次數，並斟酌受刑人犯數罪所反應之人格特性及對本案定刑表示之意見（見本院卷第29頁），暨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社會及立法者對於詐欺犯罪應重罰之期待、多數犯罪責任遞減、罪刑相當原則及相關刑事政策，而為整體評價；復參酌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宣告之有期徒刑部分，曾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定應執行刑，然依據上開說明，本院仍應更定其應執行刑，惟應受內部界線之拘束，爰各定其應執行之有期徒刑如主文所示。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顏嘉漢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蔡婷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附表：受刑人陳彥嘉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2025-01-14

TPDM-114-聲-5-20250114-1

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8號聲請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劉又禕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4年度執聲字第3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劉又禕因犯如附表所示之罪，所處如附表所示之有期徒刑，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6月。　　理　由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劉又禕因詐欺等案件，先後經判決確定如受刑人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所示（下稱附表），經受刑人聲請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及第50條第2項，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若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第2項、第51條第5款、第5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數罪併罰，應依分別宣告其罪之刑為基礎，定其應執行刑，此觀刑法第51條規定自明，故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雖曾經定其執行刑，但如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時，前定之執行刑當然失效，仍應以其各罪宣告之刑為基礎，定其執行刑，不得以前之執行刑為基礎，以與後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惟上開更定之應執行刑，不應比前定之應執行刑加計其他裁判所處刑期後為重，否則即與法律秩序理念及法律目的之內部界線有違，難認適法，最高法院83年度台抗字第502號、93年度台非字第192號裁定意旨足資參照。再依刑法第53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復規定甚明。　　　　三、經查，本院為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之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且本件受刑人分別於如附表所示之犯罪時間，因詐欺等案件，經附表所示之法院判處各該宣告刑，並分別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確定在案，附表編號1判決確定日期為民國111年2月8日，其餘附表所示之犯罪日期均在此之前，而其中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2、3、6、8所示之罪屬得易科罰金之罪；如附表編號1、4、5、7所示之罪均屬不得易科罰金亦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而上開數罪經受刑人請求定應執行刑乙情，此有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判決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依102年1月23日修正之刑法第50條調查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等在卷可稽，經核與前開併合處罰之要件相符，本院審核檢察官所附相關卷證，認其聲請為正當。本院衡酌附表所示各罪態樣、手段、所侵害法益、責任非難程度及犯罪時間，並斟酌受刑人犯數罪所反應之人格特性及對本案定刑表示之意見（見本院卷第33頁），暨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社會及立法者對於詐欺犯罪應重罰之期待、多數犯罪責任遞減、罪刑相當原則及相關刑事政策，而為整體評價；復參酌如附表編號 7所示宣告之有期徒刑部分，曾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定應執行刑，然依據上開說明，本院仍應更定其應執行刑，惟應受內部界線之拘束，爰各定其應執行之有期徒刑如主文所示。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顏嘉漢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蔡婷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附表：受刑人劉又禕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2025-01-14

TPDM-114-聲-58-20250114-1

聲自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97號聲請人即告訴人銨泰營造有限公司（原名：勁強營造有限公司）代表人張智岳代理人陳宗豪律師被告何耿瀧謝明諺林永發李旺徐宏仁吳建立林昭甫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30日所為之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383 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867、1888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程序事項㈠、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㈡、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銨泰營造有限公司（原名：勁強營造有限公司）前以被告何耿瀧、謝明諺、林永發、李旺、徐宏仁、吳建立、林昭甫涉犯妨害名譽案件，提起告訴，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因認犯罪嫌疑不足，於民國113年6月8日以113年度偵字第6867、18880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審核後仍認再議無理由，於113年7月30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383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聲請（下稱駁回再議處分）等節，業經本院調取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 年度偵字第6867、18880號及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383號案件卷宗核閱無誤，而聲請人及聲請人代表人張智岳之受僱人於113年8月2日代為收受前揭處分書後，聲請人於113年8月8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臺灣高等檢察署送達證書（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383號卷第32至33頁）、蓋有本院收文戳章之刑事聲請准予自訴狀（本院113年度聲自字第197號卷［下稱本院卷］第5頁）、刑事委任狀（本院卷19頁）在卷可稽，是聲請人向本院提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程序上核無不合。二、聲請人原告訴意旨略以：㈠、緣聲請人前承攬施作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所發包之建成綜合大樓改建工程（工程編號：000 000000000 000 00 ，下稱本案工程），本案工程並具有下述分包情形：１、聲請人就本案工程中「機電設備材料施工工程」部分係分包予信邦水電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信邦公司），就本案工程中「機電施工圖說及機電數量計算工作」部分係分包予被告何耿瀧任職之益碩資訊整合有限公司（下稱益碩公司）。２、就上揭信邦公司所承作之工程中，信邦公司再將其中空調工程部分分包予被告徐宏仁，將其中機電施工工程部分分包予案外人即被告謝明諺之父謝登豊擔任代表人之俞源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俞源公司），將其中給排水施工工程部分分包予銘紘實業有限公司（現已更名為展鼎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銘紘公司）。３、就上揭銘紘公司所承作之工程中，銘紘公司再將其中消防（水）工程部分分包予被告林永發，將其中電力工程部分分包予被告李旺，將其中機電工程部分分包予被告吳建立，被告林昭甫並為被告吳建立之員工。㈡、詎被告謝明諺、林永發、李旺、徐宏仁、吳建立、林昭甫明知其等或俞源公司與聲請人間無任何契約關係，其等或俞源公司對於聲請人無任何得請求之工程款，而被告何耿瀧亦明知益碩公司尚有未完成之承攬工作，且其與聲請人間關於工程款之爭議仍繫屬於法院審理中，竟仍為以下行為：１、被告何耿瀧、謝明諺、林永發、李旺、徐宏仁、吳建立共同意圖散布於眾，基於誹謗及公然侮辱之犯意聯絡，於112年9 月13日前某日，在不詳地點，指摘聲請人利用人頭公司與其等或俞源公司簽立契約而誘騙其等施作本案工程、嗣聲請人卻以各種理由拒不付款等不實內容，再利用前開不實內容向臺北市議員陳情，使臺北市議員於112年9月13日召開記者會公然以「無良包商」、「劣質廠商」、「工程都已經完工但沒給錢」、「沒按照合約請款給我們放款」、「透過人頭冒名盜用其他公司行號欺負水電鐘點工不給錢」、「市政府已經依約付款，聲請人就必須按照合約付款，否則聲請人就是中飽私囊，把政府的錢放在自己口袋，沒有給下游包商應該有的款項」等內容指責聲請人，被告何耿瀧、謝明諺、林永發、李旺、徐宏仁並親自出席前開記者會，被告吳建立則於幕後主使及指揮上揭記者會之召開，其等即以此方式使用不實言論指摘聲請人，足以毀損聲請人之名譽及貶損聲請人之社會評價。２、被告李旺、徐宏仁、吳建立、林昭甫竟共同意圖散布於眾，基於誹謗及公然侮辱之犯意聯絡，於112年10月5日前某日，在不詳地點，指摘聲請人拖欠其等工程款項等不實內容，被告李旺、林昭甫再利用臺北市長於112年10月5日前往臺北市議會進行市政報告而有媒體聯訪行程之際，於臺北市議會門口攔阻臺北市長後公然發表「聲請人拖欠其等工程款項」、「其等為聲請人拖欠款項之受災戶」及「辛苦血汗錢遭聲請人苛扣」等內容，而被告徐宏仁係指示林昭甫於上揭時間前往陳情，被告吳建立則於幕後主使及指揮上開陳情行為之進行，其等即以此方式使用不實言論指摘聲請人，足以毀損聲請人之名譽及貶損聲請人之社會評價。㈢、因認被告7人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及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三、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㈠、被告謝明諺、林永發、李旺、徐宏仁、吳建立、林昭甫於偵查中已坦認其等施作本案工程時，其等或俞源公司簽立契約之相對人皆為信邦公司，足認其等均已明知負有契約給付義務者應為信邦公司、而非聲請人，然其等卻仍以與客觀事實顯不相符之內容向臺北市議員陳情，可見其等係以損害聲請人商譽為要脅手段，企圖逼迫聲請人代信邦公司履約，其等本案所為已逾越憲法言論自由保障之範疇，而構成刑法第31 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及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㈡、由被告7人所參與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可知，曾有某位成員於討論過程中表示「有一個問題，有的簽信邦，有的簽勁強」等語，嗣另名成員則立刻傳送「都不管」之訊息，顯見被告謝明諺、林永發、李旺、徐宏仁、吳建立、林昭甫確實知悉就其等所施作之本案工程部分，聲請人並非負有給付報酬義務之人，然其等卻仍將不實內容提供予臺北市議員召開記者會，足見其等本案所為已成立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及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然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卻忽略上開事證，遽然採信被告謝明諺、林永發、李旺、徐宏仁、吳建立、林昭甫之推諉卸責之詞。㈢、聲請人僅為一般私人公司，並非受託行使公權力或從事與政府職務、公共事務相關之工作，是縱認聲請人對於被告謝明諺、林永發、李旺、徐宏仁、吳建立、林昭甫負有代墊款項之義務，此亦屬於聲請人與上揭被告間之債務糾紛，而僅涉及聲請人之私德，且非可受公評之事項，故被告7人本案所為應無刑法第310條第3項及同法第311條第3款阻卻違法規定之適用，然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竟逕予適用實質惡意原則而阻卻被告7人本案所為之違法性，顯有法律適用之違誤。㈣、被告謝明諺、林永發、李旺、徐宏仁、吳建立、林昭甫就其等或俞源公司與其他公司間之工程履約糾紛，不循司法救濟途徑之正當管道，竟以詆毀聲請人商譽之手段，迫使無契約給付義務之聲請人必須預先代墊款項，更致聲請人於113年間未能得標諸多標案，造成聲請人損失甚鉅，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竟未審酌此情，遽行分別為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造成聲請人受名譽及財產法益侵害而求助無門，實與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名譽權及財產權之精神相違。四、按112年5月30日修正之刑事訴訟法，已將原有之交付審判制度，修正為准許提起自訴制度，而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本次刑事訴訟法修正時，該法第258條之3之修正理由雖僅謂：「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而未於條文或修正理由內敘明具體之審查標準，然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同為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賦予聲請人得提起自訴之機會，亦即如同賦予聲請人有如同檢察官提起公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之可能，則法院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自應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 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始足為之。準此，法院就告訴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者，即應認無理由，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五、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真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顯，自難以擬制推測之方法，為其判斷之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53年度台上字第65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刑事訴訟法第25 1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有犯罪嫌疑」，雖不以確能證明被告犯罪，進而達毫無合理懷疑之確實心證為必要，惟仍須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資料，足認被告有經認定有罪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六、被告何耿瀧固坦承其任職於益碩公司，益碩公司並曾與聲請人締結契約，由益碩公司負責承作本案工程「機電施工圖說及機電數量計算工作」部分，被告謝明諺固坦承其為案外人謝登豊之子，由案外人謝登豊擔任代表人之俞源公司並曾締結以俞源公司與信邦公司為契約當事人之契約，由俞源公司負責承作本案工程之機電施工工程部分，被告林永發固坦承其曾締結以被告林永發與銘紘公司為契約當事人之契約，由被告林永發負責承作本案工程之消防（水）工程部分，被告李旺固坦承其負責承作本案工程之範圍包括本案工程之電力工程部分，被告徐宏仁固坦承其負責承作本案工程之空調部分，被告吳建立固坦承其負責承作本案工程之機電工程部分，被告林昭甫固坦承其曾受僱於被告吳建立而協助施作本案工程之機電工程部分，且被告何耿瀧、謝明諺、林永發、李旺、徐宏仁均坦承其等曾於112年9月13日前某日向臺北市議員陳情，使臺北市議員於112年9月13日召開記者會促請聲請人處理其等、益碩公司或俞源公司未獲取參與本案工程之施作後應得之工程款，其等亦親自出席前開記者會，而被告李旺及林昭甫亦皆坦承其等曾於112年10月5日在臺北市議會門口向臺北市長陳情聲請人未向本案工程下包廠商給付工程款，惟被告7人均否認有何加重誹謗及公然侮辱犯行，茲就被告7人之辯詞分敘如下：㈠、被告何耿瀧辯稱：益碩公司已依與聲請人所締結之契約施作，然聲請人卻拒不付款，所以我才會向臺北市議員陳情，想請聲請人出來面對等語。㈡、被告謝明諺辯稱：俞源公司一開始參與本案工程之施作時係先與聲請人締約，後來才改與信邦公司簽約，且信邦公司乃聲請人創立之子公司，所以後來俞源公司沒有獲得應有之款項，我才會向臺北市議員陳情，看能不能儘早向聲請人拿回遭拖欠之工程款等語。㈢、被告林永發辯稱：當初是聲請人之經理張黃鈺婷透過同行友人詢問我可否承作本案工程之消防工程部分，再由聲請人之協理鄧智陽提出以銘紘公司為當事人之契約與我簽約，所以我後來沒有獲得應有之工程款，當然是找聲請人處理，我之後也才會找臺北市議員陳情，希望能拿回聲請人所積欠之工程款等語。㈣、被告李旺辯稱：我當初參與本案工程之施作時雖係與信邦公司接洽，但信邦公司於110年7月間曾出現拖欠工程款之情形，係因時任聲請人之總經理張智岳出面向我保證其將負責到底，我才繼續參與本案工程之施作，所以後來我沒有獲得應有之工程款，我才會向臺北市議員陳情我遭聲請人積欠工程款等語。㈤、被告徐宏仁辯稱：我當初係與時任聲請人之總經理張智岳簽立合約，所以後來當我沒有拿到參與本案工程之施作應得之工程款時，我才會向臺北市議員陳情，希望可以向聲請人取回我應得之工程款等語。㈥、被告吳建立辯稱：當初係聲請人主動找我做點工，我才會參與本案工程之施作，而我到工地後也都是時任聲請人之總經理張智岳指揮我施工，從頭到尾我與信邦公司或銘紘公司皆無任何關連等語。㈦、被告林昭甫辯稱：被告吳建立當初參與本案工程之施作時，並未順利向聲請人取得所有工程款，我也因此領不到工資，所以後來被告徐宏仁問我於112年10月5日是否願意前往臺北市議會陳情，因為我當天剛好有空，所以我才會前往臺北市議會一同向臺北市長陳情聲請人拖欠工程款之事，我並未散布不實言論等語。七、經查：㈠、聲請人前為本案工程之承攬人，並曾與益碩公司締約，由益碩公司負責施作本案工程「機電施工圖說及機電數量計算工作」部分，而被告謝明諺為案外人謝登豊之子，案外人謝登豊擔任代表人之俞源公司並曾締結以俞源公司與信邦公司為契約當事人之契約，由俞源公司負責承作本案工程之機電施工工程部分，被告林永發則曾締結以被告林永發與銘紘公司為契約當事人之契約，由林永發負責承作本案工程之消防（水）工程部分，另被告李旺曾參與本案工程之施作，其承作範圍包括本案工程之電力工程部分，被告徐宏仁曾負責承作本案工程之空調部分，被告吳建立曾負責承作本案工程之機電工程部分，被告林昭甫則曾受僱於被告吳建立而協助施作本案工程之機電工程部分，且被告何耿瀧、謝明諺、林永發、李旺、徐宏仁皆曾於112年9月13日前某日向臺北市議員陳情，使臺北市議員於112年9月13日召開記者會促請聲請人處理其等、益碩公司或俞源公司未獲取參與本案工程之施作後應得之工程款，被告李旺及林昭甫則均曾於112年10月5日在臺北市議會門口向臺北市長陳情聲請人未向本案工程下包廠商給付工程款等節，業據被告7人坦認在卷（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他字第10177號卷［下稱他卷］二第40至46、13 0至135、146至151、160至166、176至182、192至196、206 至210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867號卷［下稱偵卷］第75頁），並有本案工程工程契約正本（他卷一第1 5至95頁）、聲請人與益碩公司締結之工程合約書（他卷一第151至159頁、他卷二第51至71頁）、以俞源公司與信邦公司為契約當事人之工程契約書（他卷一第139至149頁）、以被告林永發與銘紘公司為契約當事人之工程合約書（他卷一第127至137頁）、被告徐宏仁參與本案工程施作之報價單及請款單（他卷一第107至109頁）、被告徐宏仁參與本案工程施作後借用森多喜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森多喜公司）名義所開立之統一發票（他卷一第111頁）、臺北市議員於112年9 月13日召開記者會之新聞報導頁面擷取圖片（他卷一第265 至323頁）、本案工程下包廠商於112年10月5日向臺北市長陳情之新聞報導頁面擷取圖片（他卷一第361至373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固堪以認定。㈡、惟按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以善意發表言論，而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者，不罰，刑法第310條第3 項及第311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而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規定乃屬立法者為謀求憲法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保護之合理均衡，就誹謗言論之處罰，所設最後一道總括性利益衡量防線。為維護事實性言論發表之合理空間，並避免不實或真假難辨言論衝擊社會生活，同時兼顧誹謗言論被指述者之名譽權，上開規定所涉及之言論內容真實性，應不限於客觀、絕對真實性，亦包括於事實探求程序中所得出之相對真實性，即表意人經由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予處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卻成為表意人所為誹謗言論基礎之情形，只要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非基於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仍得因其客觀上已踐行合理查證程序，而有上開規定之適用。至於表意人事前查證程序是否充分且合理之判斷，應再次衡酌表意人言論自由，與誹謗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間之衡平關係；亦即應依個案情形，具體考量表意人指摘或傳述誹謗言論之方式、散布力與影響力、所為言論對被指述者名譽之毀損方式、程度與影響範圍及該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而定（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11條第3款所稱「善意」，係指非專以貶損他人名譽為目的，而所謂「可受公評之事」，則係指與公眾利益有密切關係之公共事務而言，故行為人公開發表之意見，縱嫌聳動或誇張，然倘其對於具體事實具有合理之懷疑或推理，而依個人主觀之價值判斷，公平合理提出主觀之評論意見，且非以損害他人名譽為唯一之目的者，不問其評論之事實是否真實，即可推定表意人係出於善意，避免人民因恐有侵害名譽之虞而無法暢所欲言，難收發揮監督公務員或公眾人物之效。㈢、聲請人與益碩公司所締結、由益碩公司負責施作本案工程「機電施工圖說及機電數量計算工作」部分之契約，其中第6 條約定益碩公司完成「管線設備數量檢討」之工程項目後，即得依該契約附件二所示之工作階段計價表向聲請人請款，而益碩公司於111年5月11日亦出具請款單及報價單請求聲請人給付上開工程項目之報酬等節，有上開契約書（他卷二第 51、65頁）、益碩公司向聲請人提出之請款單及報價單（他卷一第181至183頁、他卷二第105至107頁）附卷可佐，然被告何耿瀧自111年5月11日起即開始向通訊軟體暱稱為「Kell y」之人確認聲請人是否同意依照益碩公司所提出之請款單付款，惟迄至111年6月27日止均未獲對方回應，益碩公司遂於111年6月29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聲請人，要求聲請人依約付款，嗣聲請人則於111年7月1日向益碩公司寄發存證信函，表明本案工程之監造單位尚未對於「管線設備數量檢討」之工程項目同意確認，要求益碩公司補正並於日後再另行檢送請款文件，此有被告何耿瀧與通訊軟體暱稱「Kelly」之人間之對話紀錄擷取圖片（他卷二第87頁）、益碩公司於111 年6月29日寄出之郵局存證信函（他卷二第95至99頁）、聲請人於111年7月1日寄出之郵局存證信函（他卷一第177至17 9頁、他卷二第101至103頁）、聲請人於111年7月1日向益碩公司出具之備忘錄（他卷二第109頁）附卷可參，足見益碩公司與聲請人間早已於111年年中即針對前開契約所生之給付工程款事宜產生歧見。又益碩公司曾就此事以聲請人為被告，向本院民事庭提起給付工程款訴訟，該事件迄至112年7 月7日仍繫屬於本院民事庭審理，且於該訴訟之112年7月7日言詞辯論期日，益碩公司就前開契約之「管線設備數量檢討」工程項目得否向聲請人給付新臺幣（下同）41萬5,000元之工程款項乙事，仍列為益碩公司與聲請人間之爭執事項，此有本院民事庭112年7月7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參（他卷二第501、503頁），足徵益碩公司與聲請人間針對聲請人應否向益碩公司如數給付益碩公司所主張之工程款項乙事，直至112年7月7日仍未達成共識。據此，益碩公司與聲請人間對於聲請人應向益碩公司給付之款項數額究竟為何，既各執一詞，則被告何耿瀧於112年9月13日前某日向臺北市議員陳情，使臺北市議員於112年9月13日召開記者會促請聲請人向下包廠商給付工程款項，毋寧僅係為表達其認為聲請人並未依約向益碩公司給付工程款之訴求，而對於可受公評之事提出適當評論，並非以貶損聲請人之名譽為唯一目的，故揆諸前揭說明，自難認被告何耿瀧前向臺北市議員陳情，使臺北市議員因而召開上揭記者會之行為，應以誹謗罪相繩。㈣、聲請人之代表人原為案外人張陳金英，信邦公司之代表人為案外人陳雲青，而案外人張陳金英為案外人陳雲青之姊等情，業據證人張陳金英於偵查中（偵卷第58頁）、證人陳雲青於偵查中（偵卷第65至66頁）證述明確，並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參（他卷二第37頁），足徵聲請人之原代表人與信邦公司之代表人間具有緊密之親屬關係。且張智岳原為聲請人之總經理，業據被告徐宏仁（他卷二第 131頁）、被告吳建立（他卷二第193頁）供承在卷，張黃鈺婷則係代表信邦公司對外執行業務，亦據證人鄧智陽於偵查中證述明確（偵卷第59頁），再參以證人張黃鈺婷於偵查中證稱：我與張智岳原非夫妻，係張智岳父親於112年間過世前，要求我與張智岳結婚；我現在（即113年5月7日）與張智岳為夫妻等語（偵卷第135頁），可見擔任聲請人內部重要職務之張智岳與服務於信邦公司之張黃鈺婷間亦具有親密之情感關係。㈤、聲請人曾與益碩公司簽立由益碩公司負責施作本案工程「機電施工圖說及機電數量計算工作」部分之契約，且被告何耿瀧自111年5月11日起即曾向通訊軟體暱稱「Kelly」之人確認聲請人是否同意依照益碩公司所提出之請款單付款，均業如前述，然上揭通訊軟體暱稱「Kelly」之人即為張黃鈺婷等情，業據證人張黃鈺婷於偵查中證述無訛（偵卷第135頁），而上揭張黃鈺婷曾協助處理聲請人營運事宜之情況，亦與被告林永發於偵查中供稱：當初我是先在基隆認識張黃鈺婷，張黃鈺婷叫我過來承作本案工程，後來我才來施作本案工程，當時張黃鈺婷就是聲請人的人等語（偵卷第75、135頁）互核相符，且觀之被告何耿瀧、謝明諺所提出之本案工程請款單（他卷二第73至75頁、偵卷第209、369至371頁），該等單據會計課欄位更蓋有「勁強營造　黃鈺婷」之印文，由此足徵張黃鈺婷雖係服務於信邦公司，惟其係經常性地協助聲請人處理營運事務，並以聲請人職員之身分對外自居。況張黃鈺婷自108年起至112年間均有自聲請人處獲取薪資所得，其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自108年起之投保單位均為聲請人，此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偵卷第163至175頁）、勞保資訊T-Road作業查詢結果（偵卷第177至179頁）附卷可憑，此情更足以彰顯張黃鈺婷之地位幾乎等同於聲請人之職員。又聲請人所提出被告徐宏仁承作本案工程之報價單、請款單及其借用森多喜公司名義所開立之統一發票（他卷一第107至111頁），該等單據之報價、請款對象或買受人欄位雖均填載信邦公司，然被告徐宏仁供稱：我與時任聲請人之總經理張智岳當初係於111年12月3日使用白板寫下我承作本案工程之項目及金額，並於白板簽名後，張智岳就說這是合約書；後來是我要向聲請人之老闆娘、通訊軟體暱稱「Kelly」之人請款時，她跟說要開立發票，且發票之抬頭要寫信邦公司，所以我才會借用森多喜公司之發票開立收據，再向聲請人請款等語（他卷二第131至132頁），而觀諸被告徐宏仁所提出之白板撰寫內容翻拍照片（他卷二第137頁），確實可見該照片所拍攝之白板上載有「111/12/3　張智岳　徐宏仁」等文字及若干工程項目之名稱，且前揭被告徐宏仁供稱聲請人之老闆娘為通訊軟體暱稱「Kelly」之人等語，亦與張黃鈺婷之通訊軟體暱稱為「Kelly」、張黃鈺婷與時任聲請人之總經理張智岳間具有親密情感關係之情境相契合，足徵被告徐宏仁上揭所稱，應非子虛。由此可見，於張智岳擔任聲請人總經理職務期間，其曾委託下包廠商參與本案工程之施作，惟最終該下包廠商請款時，卻須配合聲請人之要求而開立請款對象為信邦公司之發票或收據。故綜參上揭各情，在在顯示聲請人與信邦公司間於人員、財務及營運方面皆具有相互交織之緊密關連。㈥、信邦公司與銘紘公司雖曾簽立契約，約定由信邦公司將本案工程之給排水施工工程交由銘紘公司施作，此有前揭工程契約書附卷可佐（他卷一第115至125頁），然證人陳怡臻於偵查中證稱：我是銘紘公司登記負責人；雖然銘紘公司有向信邦公司承包本案工程之給水排水工程，但銘紘公司就該工程只有協助開立發票及請款，沒有介入施作或繪圖，發放工資部分是由廖量治負責，也都是由廖量治與被告林永發及李旺接洽等語（偵卷第66頁），而證人廖量治於偵查中則證稱：我是受僱於信邦公司等語（偵卷第121頁），依此可知信邦公司與銘紘公司間雖曾簽立上揭工程契約書，然身為下包廠商之銘紘公司卻僅負責處理開立發票及請款等書面作業，反倒將前揭工程再分包予其他廠商等涉及如何完成工程之具體事項，仍係由身為上游廠商之信邦公司自行辦理，而由任職於信邦公司之廖量治負責，故信邦公司是否確實曾將本案工程之給排水施工工程交由銘紘公司施作，抑或銘紘公司僅係出名為信邦公司開立發票，著實啟人疑竇。又被告林永發雖曾締結以被告林永發與銘紘公司為契約當事人之契約，由被告林永發負責承作本案工程之消防（水）工程部分，業經認定如前，然參諸被告林永發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可見該對話紀錄係針對本案工程所設立，而張智岳與被告林永發皆為該群組之成員，張智岳並曾向被告林永發傳送「打給鈺婷經理！現在？」及「明天下午2點到工務所！找我！確認消檢事項！」等訊息，此有上揭對話紀錄擷取圖片附卷可查（偵卷第105頁），足徵被告林永發參與本案工程之施作時，其形式上雖係與銘紘公司締約，惟相關工程進度之管理實質上均係由時任聲請人之總經理張智岳負責。且聲請人原告訴意旨雖認被告李旺承作本案工程之電力工程部分係與銘紘公司締約，然被告李旺於偵查中供稱：我承作本案工程之工程款後來係向張黃鈺婷請款，由聲請人及信邦公司分別匯款等語（偵卷第75頁），而稽之被告李旺所提出之存摺內頁影本（偵卷第115頁），其中確有聲請人將20萬元匯入其使用之銀行帳戶。故稽上各情，堪認聲請人、信邦公司及銘紘公司彼此間實具有緊密之牽連關係。㈦、準此，縱認俞源公司、被告林永發、李旺、徐宏仁及吳建立參與本案工程之施作時，與其等締結契約之名義人均非聲請人，然聲請人既為向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承攬本案工程之承攬人，而聲請人、信邦公司及銘紘公司間又具有密切關連，則被告謝明諺、林永發、李旺、徐宏仁、林昭甫相互交流其等與聲請人、信邦公司及銘紘公司接觸之經驗後，認信邦公司及銘紘公司實質上均為聲請人所實質控制之從屬公司，因而於參與臺北市議員舉辦之記者會或向臺北市長陳情時，主張聲請人係濫用法人格獨立制度藉此逃避其應擔負之給付工程款責任，自已踐行合理之查證程序。至被告吳建立雖於另案民事事件審理中供稱：聲請人積欠下游小包商工程款項後，該等小包商曾成立通訊軟體群組，並邀我加入群組；後來該等小包商前往現場抗議，應該就是由我於上揭通訊軟體群組內邀集而成等語（偵卷第411至413頁），惟被告吳建立既曾加入主張遭聲請人積欠工程款項之下包廠商所建立之通訊軟體群組，則堪認其亦係藉由與該等下包廠商談話之過程中，獲悉其他廠商與聲請人、信邦公司及銘紘公司交涉之經驗，始認聲請人係刻意透過締約對象之調整而規避自身應給付工程款項之義務，因而號召其他未獲得工程款項之下游廠商前往抗議，故應認被告吳建立此部分所為亦係踐行相當之查證程序。從而，揆諸前揭說明，本院認被告謝明諺、林永發、李旺、徐宏仁、吳建立、林昭甫本案參與臺北市議員召開之記者會、前往臺北市議會門口向臺北市長陳情或促使他人為此等舉動之行為，皆無從以誹謗罪加以處罰。㈧、聲請人原告訴意旨雖認被告7人本案所為另該當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惟按刑法第309條所稱「侮辱」者，係以言語、舉動或其他方式，對人為抽象的、籠統性侮弄辱罵而言，至同法第310條稱「誹謗」者，則係以具體指摘或傳述足以毀壞他人名譽之事而言，二者有所分別（最高法院10 9年度台上字第310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何耿瀧、謝明諺、林永發、李旺、徐宏仁於112年9月13日參與臺北市議員所召開之記者會時，該記者會場地固貼有「無良廠商」字樣之海報，此有臺北市議員於112年9月13日召開記者會之新聞報導頁面擷取圖片附卷可參（他卷一第275頁），然被告何耿瀧、謝明諺、林永發、李旺、徐宏仁出席上開場合時既係具體指摘聲請人拖欠工程款項，則前揭字詞應整體評價為其等針對聲請人之名譽為具體指摘，而於誹謗罪之脈絡下審查其等所為是否構成犯罪，應無另行討論其等本案所為是否成立公然侮辱罪之餘地。㈩、聲請意旨雖以前開㈠及㈡之情詞主張被告本案7人所為已構成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及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然本院前已敘明何以被告7人本案所為無從以前揭各罪相繩，且縱認俞源公司、被告林永發、李旺、徐宏仁、吳建立參與本案工程施作時之締約對象並非聲請人，其等亦明知此情，然被告謝明諺、林永發、李旺、徐宏仁、吳建立、林昭甫既不具有法律專業，則其等非無可能係基於聲請人、信邦公司及銘紘公司間存有緊密關連，因而認定信邦公司及銘紘公司均為聲請人實質控制之公司，並據此認為聲請人須對信邦公司及銘紘公司所負之債務同負給付責任，尚難認被告謝明諺、林永發、李旺、徐宏仁、吳建立、林昭甫係基於誹謗之故意為本案行為。故聲請意旨上揭所指，尚難採憑。 、聲請意旨雖以上揭㈢之情詞主張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有適用法律之違誤。然聲請人既係向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承攬本案工程之最上游廠商，而諸多本案工程之下游廠商均已出面指稱其等未如期取得應得之工程款，則聲請人是否未如期向下游廠商給付工程款項，以致於迭生如此劇烈之爭議，事涉公共工程之承包廠商是否本於誠信經營事業，此本即屬於堪值討論之公共議題，故聲請意旨認被告7人所發表之言論並非針對可受公評事項進行評論，顯屬無據。 、聲請意旨雖又以上開㈣之情詞主張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所為之認定與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名譽權及財產權之精神相違。惟被告7人本案所為是否構成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及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無論係偵查機關或法院均須依照犯罪階層理論審查其等所為是否成立犯罪，至於聲請人是否因被告7人之言論而蒙受經濟利益損失，此並非偵查機關或法院決定被告7人本案所為是否構成上開各罪時應予考量之事項。故聲請意旨所執前詞，仍無可取。八、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7人有何聲請人所指之加重誹謗及公然侮辱等罪嫌，自難認本案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跨越起訴門檻，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認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7人涉有上開罪嫌，犯罪嫌疑尚屬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聲請處分，核其證據取捨、事實認定之理由，均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情事，本院因認本案並無任何得據以准許提起自訴之事由存在，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九、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筱寧　　　　　　　　　　　　　　　　　　法　官　顏嘉漢　　　　　　　　　　　　　　　　　　法　官　黃柏家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蘇瑩琪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2025-01-14

TPDM-113-聲自-197-20250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