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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選訴字第2號公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蕭景田選任辯護人王昌鑫律師魏平政律師蘇振文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選偵字第49號、112年度選偵字第7、9號、112年度選偵緝字第1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蕭景田自民國一一四年一月十三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　　理　由一、按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必要時檢察官或法官得逕行限制出境、出海。但所犯係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不得逕行限制之：一、無一定之住、居所者。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者。三、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8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5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逾10年，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93條之3第2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二、經查：㈠、被告蕭景田前經本院裁定自民國112年9月13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並於113年5月13日起延長8月在案。㈡、茲因本次限制出境、出海之期間即將屆滿，本院給予被告蕭景田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後，仍認其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嫌疑重大，而該罪之法定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能諭知之刑罰非輕，再參諸其長期從事政商活動，相對於一般人而言，其出境後滯留海外不歸之能力及蓋然性較高，復查無其他不利逃亡之身體疾病等因素，難令本院形成其逃亡可能性甚低之心證，至於辯護人為被告蕭景田主張其已屆70歲高齡，在臺有一定之社經地位，其家庭生活、事業重心均在臺灣，斷無可能孤身滯留海外、潛逃不歸，亦無逃亡之動機及必要等語，則未影響本院對其具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之限制出境、出海事由的判斷。故於考量全案審理進度、被告蕭景田涉案情節、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之維護、其遷徙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等情，依比例原則權衡，應認確有對其延長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第93條之3第 2項規定，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守訓　　　　　　　　　　　　　　　　　　　法　官　郭書綺　　　　　　　　　　　　　　　　　　　法　官　梁志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羅淳柔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2025-01-02

SLDM-112-選訴-2-20250102-3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360號上訴人蔡明和選任辯護人楊嘉馹律師鄧啟宏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13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3年度重上更二字第6號，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231、1162、246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蔡明和有原判決事實（下稱事實欄）所載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如其事實二㈡（即其附表一編號②）部分科刑之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犯有調查職務之人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刑（依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規定，先加〈除法定刑為無期徒刑外〉後減之，處有期徒刑9年10月，褫奪公權4年）及相關之沒收（追徵）。三、上訴意旨略稱：㈠證人江明松（即○○市○○區○○段○○○○小段000 -0土地所有權人）於民國105年1月7日檢察官偵訊係以行賄罪之被告應訊，與上訴人為對向犯，其證詞須有補強證據。江明松於偵訊、第一審證述不知謝鎰誠有行賄之事，所稱警察刁難係轉述謝鎰誠傳聞、推測之詞，不得採為同為對向犯之謝鎰誠（即土石方業者，經免刑判決確定）、許文達（即掮客，經有罪判決確定）、賴蔡標（即新北市金山區重和里里長，經有罪判決確定）證詞之補強。㈡江明松、謝鎰誠、許文達、賴蔡標（除各別記載姓名，以下簡稱江明松等4人）偵訊時以證人身分之陳述，係複製其等以被告身分所為陳述，已經原審勘驗屬實，非一問一答，無證據能力。又原判決既認江明松等4人偵訊筆錄無證據能力，卻又採江明松等4 人偵訊時之證詞為上訴人有罪之證據，有理由矛盾違法。㈢依江明松等4人及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稽查人員郭程豪、游定驤、王素月之證詞，103年9月12日上訴人並無阻擋砂石車行為；上訴人當日係會同環保局人員到場，豈會當眾向賴蔡標或謝鎰誠議價索賄並限令當日中午前交付賄款新臺幣（下同）10萬元。㈣江明松已證稱其提領之部分款項是供己用，且領款時間與謝鎰誠、許文達、賴蔡標證述交付賄款之時間不合。㈤環保稽查及交通違規取締，非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金山分局重光派出所（下稱重光派出所）所長之上訴人法定職務權限，且謝鎰誠、許文達、賴蔡標亦證述傾倒土方並非廢棄物，上訴人何來取締。㈥原判決認定傾倒廢土前謝鎰誠、許文達、賴蔡標在曼特寧咖啡達成行賄犯意，但賴蔡標未及告知上訴人，且賴蔡標所稱交付賄款給上訴人，並無他人聞見，有可能是賴蔡標假借上訴人名義索賄。㈦江明松等4人證詞前後矛盾，瑕疵重大，不足採信。㈧原判決論處上訴人有調查職務之人員，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刑，但量刑時又說明上訴人為警察人員，並審酌上訴人否認犯罪之犯後態度，有重複評價及侵害防禦權，且先加重後減輕，仍判處上訴人有期徒刑9年10月，違反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等語。四、按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與事實之認定，俱屬事實審法院得裁量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原判決依憑調查證據之結果並綜合卷內證據資料，敘明認定上訴人有事實欄所載有調查職務之人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犯行，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得心證之理由。並對如何認定：江明松等4人檢察官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詞，有證據能力；上訴人於103年間任職重光派出所所長，對於發現農地未經申請回填營建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或土方，係違反區域計畫法、廢棄物清理法或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行為，負有稽查舉發之責，屬其職務上行為，而為具有犯罪調查職務權限之刑法上公務員；江明松土地回填者為營建廢棄物（廢土）；謝鎰誠、許文達、賴蔡標關於交付賄賂重要基礎事實之證詞均相符合，江明松未經起訴共同交付賄賂罪，其偵審之證詞及江明松郵局帳戶交易明細等，可為謝鎰誠、許文達、賴蔡標證詞之佐證；江明松係103年9月12日交付10萬元與謝鎰誠，謝鎰誠轉交許文達，由許文達開車搭載賴蔡標至重光派出所，由賴蔡標在重光派出所所長辦公室交付上訴人；江明松郵局帳戶於103年9月12日提領6萬元（11時1分16秒）、4 萬元（14時25分13秒）之時間，雖與謝鎰誠、賴蔡標證述其等取得、交付10萬元之時間有異，應係謝鎰誠、賴蔡標時間記憶錯誤；證人即環保局人員郭程豪、王素月、游定驤係回填首日前往稽查，其等證述回填者非屬廢土，不足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謝鎰誠、許文達、賴蔡標基於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行賄之意思，交付10萬元公關費與上訴人，上訴人具有上開法定職務，明知而收受謝鎰誠等人交付之公關費，屬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具有對價關係；上訴人否認犯罪之辯解：江明松土地並非回填廢土、103年9月12日有攔阻環保局稽查車並會同環保人員稽查、江明松等4人證詞矛盾、江明松係對向犯、係賴蔡標私吞賄賂、其係被調查機關構陷云云，不足採信，均已依據卷內資料予以論述及說明。上訴意旨㈢㈣㈥㈦係對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事項，仍執前詞，再為爭執，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已揭示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原則上有證據能力，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始例外否定其得為證據，為同法第159條第1項所謂「法律有規定者」之一。所謂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應審酌被告以外之人於陳述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例如陳述時之心理狀況、有無受到外力干擾等以為判斷之依據。卷查，江明松等4人於檢察官偵訊時，係先以被告身分訊問，許文達、賴蔡標並有辯護人在場。其後檢察官改依證人身分訊問，告知證人具結義務及偽證處罰後，命其等具結而為陳述（江明松部分見105年度偵字第231號卷一第188至208頁；謝鎰誠部分見105年度偵字第231號卷二第150至176、第297至305頁；許文達部分見105年度偵字第2 31號卷二第120至142頁；賴蔡標部分見105年度偵字第231號卷一第221至225頁、卷二第219至232頁、105年度偵字第116 2號卷第31至38頁）。其等被告及證人筆錄內容雷同，原審依聲請勘驗江明松等4人之偵訊光碟，檢察官以被告身分訊問江明松等4人後，改依證人身分訊問前，均有告知得拒絕證言並具結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使江明松等4人閱覽其等被告筆錄，除補充訊問外，徵詢江明松等4人其餘問題與之前的問題相同，是要重複訊問，還是援用之前回答即可，江明松等4人表示援用即可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可稽（江明松部分見原審上更一卷二第311至321、407至436頁；謝鎰誠部分見原審上更一卷二第331至333頁、卷三第231至290頁；許文達部分見原審上更一卷二第327至330、463至523頁；賴蔡標見原審上更一卷二第349至352頁、卷三第63至118頁）。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楊嘉馹律師、鄧啟宏律師（同為第三審選任辯護人）於原審對上開勘驗筆錄均表示「沒有意見」（見原審上更一卷三第296至第299、344、346、347、357 、358、366至369、378至379頁），原判決說明江明松等4人於偵訊時之陳述，均經具結，檢察官並無不正訊問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有證據能力（見原判決第4頁第9列至第15列），並以江明松等4人偵訊時經具結之證詞，採為裁判之基礎，並無不合。上訴意旨㈡係對原審採證職權之適法行使，漫指違法，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六、學理上所稱「對向犯」（對立性正犯），指二人以上彼此基於「互相對立」之意思經行為合致而成立犯罪者。對向犯因與被告立場（利害）相反，其陳述本質上存有較大的虛偽危險性，基於實務經驗累積，乃發展出應有補強證據（超法規補強法則），佐證其陳述之憑信性後，始得採為斷罪之證據。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陳述者指述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指述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原判決已說明謝鎰誠、許文達、賴蔡標於偵、審證述有以公關費名義交付上訴人10萬元；謝鎰誠、許文達、賴蔡標係犯行賄罪，與上訴人具有對向犯關係；江明松並非交付賄賂之對向犯，其偵、審之證詞及江明松郵局帳戶交易明細、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函、客戶歷史交易清單，經原審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可為謝鎰誠、許文達、賴蔡標前述證詞之佐證（見原判決第9頁第26列至第1 0頁第3列、第13頁第12至21列），尚無不合。上訴意旨㈠對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事項，猶執前詞，再為爭辯，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七、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規定：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之人員，犯第4條第1項第5款或第5條第1項第3款之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係以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之人所執行者為國家司法權，影響人民對於公務員公正、廉潔的信賴，及對司法審判的信心，故對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人員之品德、廉潔、公正之要求，自較一般公務員為高，一旦有賄賂之情形，不論係職務上行為或違背職務行為，其處罰均較一般公務之賄賂罪為重，係對司法人員悖職行為之加重規定。又公務員依所屬機關內部事務分配而實際具體擔負之事務，係屬「具體職務權限」，於其範圍內，以特定職務上之行為或違背職務之特定行為為對價，而要求、期約或收受利害關係者給予之利益，自屬賄賂罪，固不待言；縱因內部事務分配，並非該公務員實際上所具體擔負之事務，然依法令規定，係屬該公務員之「一般職務權限」，該公務員於此範圍內，為特定職務上行為或違背職務之特定行為，並以之為對價，要求、期約或收受利害關係人給予之利益者，依社會通念，亦將損害人民對於公務員職務行為公正之信賴，自亦有賄賂罪之適用。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為重光派出所所長，負責轄內治安維護、環保稽查、勤區查察，並依劃分巡邏區（線），循指定區（線）巡視，執行檢查、取締、盤詰及其他一般警察勤務，及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路段，擔任臨場檢查或路檢，執行取締、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之勤務等協助偵查犯罪事項，為依相關警察人事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具有警察法、警察勤務條例及刑事訴訟法所規定刑事案件偵查、犯罪預防、取締環保犯罪及交通稽查舉發等法定職務權限，係屬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調查職務權限之公務員（見原判決第1頁第21列至第2頁第2列、第5頁第29列至第7頁第25列）；上訴人對於轄區內有農地及土地遭傾倒營建廢棄物（廢土）可疑情事或載運土方之砂石車有超載、滲漏等違規情事，有依法令取締、查緝、舉發之職責，謝鎰誠等人交付公關費之目的，在於冀求其等傾倒廢土時，免遭上訴人查緝、調查或因砂石車交通上違規而遭裁罰或刁難，係基於違背職務而行賄之意思行賄上訴人，上訴人明知此情故為收受謝鎰誠等人交付之公關費，自屬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見原判決第16頁第31列至第17頁第28列），並認上訴人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 條第1項第5款之有調查職務之人員對於違背職務行為期約賄賂罪，尚無違法可指。上訴意旨㈤置原判決已明白之論敘於不顧，仍執前詞，任意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八、刑之量定，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斷。如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又被告於犯罪後之態度，屬刑法第57條明定法院量刑裁量之範疇，本屬主觀事項，包括被告犯罪後有無悔悟之情狀，用以測知其刑罰適應性之強弱及更生人格之表徵。原判決已具體審酌刑法第57 條科刑等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行使其刑罰之裁量權，經依前述法律規定加重、減輕其刑，說明量定刑罰之理由（見原判決第18頁第30列至第19頁第14列），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上訴意旨㈧對原審量刑職權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述事項，徒憑己見，或摭拾其中片段指為違法，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之上訴理由。九、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劉興浪法　官蔡廣昇法　官陳德民法　官黃斯偉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鄭淑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2025-01-02

TPSM-113-台上-4360-20250102-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不服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抗告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蕭奕弘律師陸正義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越方如律師胡原龍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原名應牧廷）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上列抗告人因被告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9日具保停止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一)被告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下稱被告4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原審訊問後，柯文哲、李文宗雖均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賄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及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柯文哲另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沈慶京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應曉薇否認有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惟：①柯文哲部分有：證人蔡壁如、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彭振聲、邵琇珮、周俊吉、周王美文、邱佩琳、謝國樑、李文宗、李文娟之證述、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分別與黃珊珊、李文宗、李文娟之對話紀錄、柯文哲於民國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 19日便當會裁示、李文宗與朱亞虎對話紀錄、林欽榮書面報告、109年10月27日簽呈、應曉薇傳送予柯文哲之訊息、相關帳戶交易明細、民眾黨網站於11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②李文宗部分有：證人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黃珊珊之證述、李文宗分別與蔡壁如、黃珊珊、朱亞虎、柯文哲之對話紀錄、許芷瑜與林鼎峰之對話紀錄、民眾黨網站於11 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③沈慶京部分有：證人林洲民、朱亞虎、張志澄、吳彩仙、陳佳敏、106年4月26日論壇會議資料、京華城公司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林洲民提出之106年8月22日「有關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案辦理情形說明」簽呈、證人林青傳送予沈慶京之訊息、109年3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等；④應曉薇部分有：證人彭振聲、吳順民、邵琇珮、楊智盛、張立立、劉秀玲、胡方瓊、陳佳敏、國稅局華夏協會所得清單、都發局109年2月24日簽呈、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陳佳敏與應曉薇之對話紀錄等為證，足認其等犯罪嫌疑確屬重大。 (二)被告4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斟酌本案行賄、收賄款項均高達新臺幣（下同）數千萬元，渠等共同使京華城公司圖得高達百億元之不法利益，李文宗更與柯文哲共同侵占達6千餘萬元之公益金，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被告4人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綜合研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 4人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主觀動機甚強、可能性甚高。且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配偶陳佩琪與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内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臺中機場出境，雖稱是要購買香港某款中藥給母親以治療失智，但其母年邁，如有購藥需求自當規劃妥當，其臨時出境之理由難謂符合常情，固足認被告4人分別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至應曉薇雖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時，經查明疑持有其他國家之護照，惟據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庭訊時當庭提出加拿大政府100年2月10日核發之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多倫多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00年5月10日收據，經原審當庭核閱無訛。再徵之應曉薇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上所載之姓名「HSIU-PING YING」即被告應曉薇之舊名，經查詢結果並無入出境紀錄，復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示應曉薇現已無持有加拿大國籍之護照，亦無相關入出境紀錄，足認應曉薇於113年12月27日辧理交保手續時，所聲明其並未持有外國護照一節，尚與事實相符，而不能認為屬於足認應曉薇有逃亡之虞之新事證。 (三)被告4人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然尚無羈押之必要：　1.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另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且被告4人雖有上述理由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但不代表於起訴後，依照此等事由就一定應該繼續羈押被告，而應該要具體審酌個案情形，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並依照比例原則加以判斷。　2.就柯文哲部分，⑴檢察官雖指偵查同案被告許芷瑜係經被告柯文哲指示逃亡在外，並稱同案被告許芷瑜涉案甚深，但並未指明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中之涉案之情節究竟如何，何況目前本案其他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也未提及許芷瑜在本案之角色。故不能認為於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柯文哲之必要；⑵至檢察官指柯文哲曾為臺北市長，現為民眾黨黨主席，對同案被告、證人具實質影響力，且其於處理民眾黨黨務上作期間，仍有接觸本案相關證人、證據資料之高度可能等語。但依照柯文哲於原審訊問時所述：「我必須辭掉民眾黨黨主席，否則民眾黨無法運作，但程序也要走完，我希望一個禮拜之内把事情處理好」等語，另參酌在柯文哲辭任黨主席之前後，與本案相關證人「因工作必須而接觸」之情形，已經會大幅降低，能否以此認為有羈押必要，亦有疑義；⑶ 檢察官稱證人陳佩琪與柯文哲係夫妻關係，顯有勾串之可能，然對於檢察官所指陳佩琪於本案的待證事實，柯文哲於原審訊問時，整體而言也均不爭執。自無依此認為有羈押之必要；⑷檢察官雖提及柯文哲於113年8月15日使用許芷瑜為其申辦之手機門號，設定手機名稱為羅廷暐，與本案辯護人鄭律師聯繫案情時，鄭律師因該手機顯示名稱為「羅廷暐」，而不知道與其通訊者係何人，鄭深元律師回復「請問閣下是」，柯文哲回答「柯文哲」，足徵許芷瑜與柯文哲關係密切等情。惟柯文哲以手機與他人聯繫時，起初並未使用本名，但隨後即表明身分，顯示此部分其無隱匿身分之意。又縱認柯文哲與許芷瑜關係密切，此一事實亦尚與勾串共犯、證人有間；⑸檢察官認為柯文哲與沈慶京利害關係一致，有高度勾串之可能，但其2人就檢察官所指之犯罪嫌疑事實，既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多次訊問，並就相關疑點加以質問。則柯文哲與沈慶京之供述、答辯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不能以此認為有羈押被告之必要。　4.沈慶京部分，其雖與應曉薇就案情相關之重要内容均以過世之余雪鴻作為答辯藉口，不排除為檢察官所認之「幽靈抗辯」，縱使應曉薇、沈慶京否認犯行，然其等既於羈押禁見中即多次經檢察官傳喚訊問，仍堅持相同說詞，僅能就其等供述判斷是否與事實相符，應亦屬證據採認問題。　5.應曉薇部分，檢察官指稱應曉薇就可疑資金去向等，均推為不知、避重就輕。然依檢方查得之事證，非不足認定應曉薇實質管領本案5協會，就陳佳敏、王尊侃動用款項情形縱使彼此陳述有異，惟因應曉薇於本案羈押期間，已於多次偵訊時供述明確，其供述果有不實，相關金流非無不能藉由客觀事證彼此勾稽比對，而昭明確。　6.李文宗部分，檢察官固認李文宗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且與共同被告朱亞虎之供述不相符合，為避免共犯間相互勾串如何解釋相關訊息字面上之意義，而使供述逐漸趨於一致，認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且李文宗供述内容攸關柯文哲之犯行應如何評價，以及京華城案高達上百億之違法容積獎勵應如何評價之重要事實，公益性極高，經衡量其個人權益保障及公共利益維護之動態平衡等語，惟就李文宗部分，其業於多次偵訊時為供述，顯見檢察官實已經就李文宗所知案情部分密集提訊，相關證人亦均已到庭作證，就李文宗供述與證人所述不合之處，乃證據證明力或證據取捨之問題，難遽認有羈押之必要。　7.柯文哲雖擔任政黨領袖、應曉薇擔任市議員、沈慶京擔任威京集團主席，均具有相當之權勢及影響力，但本案相關重要證人業經偵查中具結而有相當之完備，自難僅以位居要職此等原因，即遽推斷有對證人證詞之實質影響力。果爾，只要是政府要員或是集團高層涉有犯嫌，均能直接認定有勾串可能，不啻架空刑事訴訟法關於羈押要件之嚴格認定，侵害人身自由甚深。故認為另以被告4人之身分而論，為避免其等與本案其他共同被告或證人就案情有所討論或指示，而妨害真實之發現，爰命渠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被告4人亦當庭表示絕不與工作同仁提及任何攸關本案之事項，相關證人也絕不有私下聯繫之行為。　　　8.審酌本案相關證人均已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傳訊，縱使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行使詰問權，聲請詰問該等證人，但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外，亦有證據能力。相關證述是否可採，基本上仍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質言之，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出被告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足以佐證，嗣後法院審理時，共犯或證人之證詞倘有翻異，亦屬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故雖然本案於偵查中有上述理由及事證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但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而於起訴後，依本案之具體情形，若仍以上述情形，即認有羈押被告4人之必要，恐係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是以，如能酌定適宜保證金額，令被告4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替代羈押之目的。　9.另就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部分，考量被告4人身分、地位、職業、資力等情，併參酌其等之涉案情形、犯罪惡性，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因素，並審酌沈慶京現罹癌等疾病，並參酌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被告4人如能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供擔保，並為相關防逃措施，對其等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無羈押之必要。 (四)綜上，審酌上開各情，認現階段命被告4人分別以7千萬元、 1億元、3千萬元及2千萬元之金額具保，並自113年12月30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及限制住居於其等如原裁定主文所示之址，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等語。二、檢察官抗告意旨略以： (一)沈慶京前有逃亡之事實，現有逃亡之高度可能：　1.本署檢察官指揮廉政官於113年8月28日7時5分許，執行搜索沈慶京戶籍地時，未見沈慶京，且其家人均不願告知沈慶京實際住處，經廉政官撥打被告沈慶京之行動電話，沈慶京佯稱「人在外」、「人在辦公室」等語，卻於30分鐘後出現在戶籍地11樓公共梯間，並往電梯旁安全門離去，幸經廉政官當場發覺而阻止，顯有逃亡之事實。且沈慶京與廉政官返回接受調查之同時，竟仍可安排對外發布與案情有關之公開聲明，顯為規避罪責而進行串證。　2.沈慶京於113年8月16日向友人借款，事先籌措交保金額，又依擔任威京集團旗下公司亞太工商聯公司董事長陳玉坤之手機資料顯示，沈慶京實質掌控之亞太工商聯、陶朱隱園等資產均在被銀行追償中。且同案被告張志澄為威京集團財務經理，於112年12月29日傳送訊息告知陳玉坤，亞太工商聯公司持有陶朱隱園股權，然該公司資金不足，會計師對於營運有所疑慮，明年難再借錢，也沒有擔保品可再借款，近月資金僅夠「價格議價」，且為避免陶朱隱園一直沒有相關買賣而無再向銀行借貸款項，復於113年安排威京集團承耀公司買受陶朱隱園之一戶，避免銀行不願借貸，並由承耀公司向銀行借款，再將款項供威京集團使用，有卷附陳玉坤手機11 2年8月11日張志澄傳送資料存卷可參。又113年6月28日，沈慶京遭其債主追債，沈慶京表示陶朱隱園銀行不願續約貸款，請銀行再予寬限，沈慶京在「國内」實質掌控之亞太工商聯、陶朱隱園等資產均在被銀行追償中，財務壓力極大。　3.沈慶京於113年6月28日告知集團成員張哲發加速柬埔寨土地之取得（見113年6月28日上午10時41分16秒監聽譯文），另於113年7月9日、8月6日（見113年7月9日下午12時35分 44秒、8月6日上午8時33分57秒監聽譯文）與其律師討論其在香港等地之債權應如何處理與取得，顯示其在海外確有資產。再依沈慶京之手機鑑識資料（見檢送之手機鑑識資料，硬碟B) 顯示，其有指示司機將新臺幣、港幣等現金，搬運至國外，該司機並將現金照片拍照存證等節，有附件照片及對話紀錄可參，則沈慶京在國外留有大量現金與資金可供使用之事實，可堪確認。再依沈慶京手機内之錄音内容，其於 111年11月間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將既有之土地投資再行擴展，亦有向他人借款之情形（見卷附光碟資料），是沈慶京在海外置產有謀生能力，至為明確，足認沈慶京有充足之逃亡能力與動機，適足放棄在國内之鉅額負債，以非法方式逃亡國外繼續經營海外事業，現有之防逃機制能否有效防免，請再予詳加審酌。 (二)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同案被告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串供之虞：　⑴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均為柯文哲擔任臺北市長之部屬，在京華城案公文流程間具有上令下從、逐層陳核之關係，且均因本案遭提起公訴，與柯文哲間利害關係一致。京華城案經媒體揭露報導後，柯文哲即於113年4月28日，與證人陳智菡討論要如何聯繫彭振聲，陳智菡以LINE向柯文哲稱：「我來找彭副」，柯文哲回稱：「我建議黃副出面找他，你在旁邊陪同，你直接約他，他不會認真回答」，此有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柯文哲再於同年5 月6日以LINE向彭振聲表示「既然是共識決，就這樣解釋了」之訊息，亦即與彭振聲表明要以都委會為「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而彭振聲初到本署應訊或至臺北市議會接受調查時，確依柯文哲指示，對於都委會決定使用「共識決」塘塞，足認柯文哲、彭振聲有勾串之事實。又彭振聲、邵琇珮雖坦承犯行，惟畏避罪責乃人性，彭振聲、邵琇珮均仍有因串證而翻異自白之可能，遑論黃景茂至今仍矯飾否認犯行，足認柯文哲與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間有串證之動機及高度可能。　⑵原裁定雖以柯文哲欲辭任台灣民眾黨（下稱民眾黨）主席而認無羈押必要；惟柯文哲曾任臺北市長，其對於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等前臺北市政府公職人員，仍有植基於「前臺北市長」而非僅民眾黨主席之實質影響力，此從前述柯文哲於卸任後，仍能委由前副市長黃珊珊出面聯繫彭振聲乙事，可見一斑。且無論柯文哲辭任黨主席與否，其目前身分終究為政治人物，對臺灣政壇有高度號召力及影響力，不會因其辭任黨主席，即轉瞬成為與政治無涉之一般民眾。是故，原裁定僅以柯文哲辭任黨主席，即認其因工作而接觸相關證人之情形大幅降低，忽略其政治人物身分、從事政治工作及曾任臺北市長職務，稍嫌速斷。　2.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被告沈慶京串供之虞：　⑴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訊息予柯文哲，柯文哲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葛樹人於威京集團就京華城案相關事實對外發表意見前，更曾傳訊予柯文哲：「明天沈慶京的威京集團要登報說明京華城案，請我跟您知會一聲，他（即沈慶京）希望您（即柯文哲）不要誤會喔!」此有柯文哲與葛樹人LINE對話紀錄存卷可憑，足徵2人已有勾串、滅證之事實。佐以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足見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方面就滅證事宜已有溝通聯繫，幾乎難以排除2人日後就案關事實進行勾串之風險。是以，柯文哲與沈慶京間亦有勾串之動機及高度可能。　⑵原裁定固以：柯文哲、沈慶京就檢方所指之犯罪嫌疑事實，既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多次訊問，並就相關疑點加以質問，則該2人之供述、答辯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不能以此認為有羈押被告之必要乙節。惟從該2人於偵查中答辯方向觀之，顯然有意維持部分關鍵情節之空白，例如2人頻繁見面密會之商議内容、許芷瑜對2人密談過程參與之程度與角色、柯文哲對於109年3月間匯款新臺幣（下同）210萬元至政治獻金專戶是否知情、「工作簿」檔案記載「日期2022/11/1—姓名小沈—數字1500—經理人沈慶京」之定性等。針對上述情節，柯文哲、沈慶京2人若非拒絕陳述，就係諉稱忘記，實非如原裁定所稱純屬供述、答辯可否採認之證明力問題，質言之，該2人既係拒絕陳述，無可資判斷證明力高低之供述基礎。其等於審判期間，若均交保在外，當有充分時間、機會，詳細勾串、演練，進而影響真實發現。原裁定未審究及此，僅以被告於偵查中多次訊問即認無串供可能，似有未洽。　3.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通缉中之共犯許芷瑜串供之虞：　⑴許芷瑜現逃亡在外，且其所涉及之諸多案情尚待調查，因涉及另案偵查核心事項，始未於本案起訴書中就許芷瑜涉案之情節詳加描述。惟證人即許芷瑜男友林鼎峰具結證稱：「（問：為何許芷瑜的手機不是放在你房間裡？）因為許芷瑜說他手機裡有之前跑行程的行程表，要我收好，不要讓民進黨拿走，我當時沒有多問，因為知道的越多對我越危險，因為大人物的秘密我不想知道太多，我怕有人跟我來買這支手機，我不想理政治太多。」、「（問：後來為何會在113年8月 29日早上就回日本？)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他不想耽誤課程太久，第二個是他老闆柯文哲當時已經被抓去問話，他不想要被抓去問話。所以後來就在凌晨買機票回去。」、「（問：依據8月30日搜索查扣資料，已知柯文哲在京華案部分有提及要ORANGE出國，ORANGE是否就是許芷瑜？）是。」、「（問:為何柯文哲在遭檢警逮捕前後會特別留意要許芷瑜出國的事？）可能許芷瑜知道他見過誰，因為許芷瑜之前是柯文哲隨行秘書。如果有一些秘密行程，通常是司機開到地點，隨扈在底下等，由柯文哲跟許芷瑜自己上樓，隨扈不會跟上去，所以柯文哲、許芷瑜見到誰，隨扈不會知道。」、「（問：他當時會決定要去日本，所謂避風頭是指因為柯文哲開始被查辦，他不希望自己也被調查嗎？）是。」由林鼎峰於113年9月27日偵訊之證述内容，可認許芷瑜涉及本案甚深，許芷瑜已受柯文哲之令而逃亡出境，於通訊便利之今日，柯文哲於具保後，即可隨時與迄今未曾到案接受偵查之共犯許芷瑜聯絡，此亦不因柯文哲是否辭任黨主席而有異，顯有串證之虞。　⑵原裁定固以：檢方未指明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之涉案情節，況目前本案其他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亦未提及同案被告許芷瑜在本案之角色，故不能認為於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柯文哲之必要。然查：　①本案於起訴書第84頁中，敘明「柯文哲依沈慶京前開邀約，於翌（19)日，帶同隨行秘書許芷瑜（通緝中）至京華廣場動土典禮，以在場之唯一政治人物之身分親自出席」、起訴書第85頁，敘明「沈慶京即基於上開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而行賄之犯意，於111年10月19日至同年11月1日間之某時地，將上揭提領款項中之1,500萬元現金賄款親自交付予柯文哲，柯文哲則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意，親自收受上開現金，再於不詳時、地，交由明知上情之許芷瑜保管」，已指明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之涉案情節，上開涉案關乎鉅額賄款1,500萬元之收受與使用，然因許芷瑜業經柯文哲教唆逃亡在外，仍待緝獲後釐清查明，故於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柯文哲之必要，該人身自由受拘束之不利益，應歸屬於自行製造風險者即柯文哲承擔。　②依目前可資說明之證據資料，林鼎峰已明確證稱許芷瑜會參與柯文哲之秘密行程，且係為避免遭偵訊本案相關事實，始出國躲避風頭；再結合證人周芳如、被告李文宗證稱許芷瑜替柯文哲保管財務、處理收受金錢；許芷瑜遭查扣之手機内有柯文哲、沈慶京之會面行程表；柯文哲撕毀之手寫紙條記載「晶華—orange出國」等事證，至少足以證明：許芷瑜與柯文哲關係密切，擔任其隨行秘書，負責安排柯文哲、沈慶京之會面，顯然知悉柯文哲、沈慶京間就京華城案之見面交往内容與金錢往來細節，甚至可能實際經手1,500萬元賄款之收受、保管與使用，而非如原裁定所述檢方未釋明許芷瑜之涉案程度。　③柯文哲於羈押庭雖供陳：許芷瑜只是愛玩的小朋友云云，然查，許芷瑜經手柯文哲私人及民眾黨之重要財務，已於歷次羈押庭舉證敘明。再觀之：柯文哲於111年10月24日在市長室內踩著飛輪接見邱清章，邱清章將陳盈助委託代為轉送之現金300萬元，放在市長室地板上，離去市長辦公室後，柯文哲即交給許芷瑜，許芷瑜於111年10月31日以LINE訊息聯繫周芳如約見面，周芳如當時係柯文哲卸任市長後之個人辦公室裝修案負責人，許芷瑜於翌(1)日，親自到臺北捷運公司與周芳如碰面，提交1袋300萬元現金交給周芳如，迨柯文哲辦公室裝修一事將成之際，許芷瑜再度聯繫周芳如，請周芳如把剩餘款項約十幾萬元還給許芷瑜。以上事實，業據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證述綦詳，足認柯文哲收受未依法登錄之現金款項後，係直接交給許芷瑜保管處理，足認許芷瑜於111年10月間確實係為柯文哲處理鉅額資金之人。　④且依證人即被告李文宗任職北捷公司董事長之秘書范雅琪就眾望基金會於111年12月初150萬元之存入款項，證述150萬元之來源：「許芷瑜有一次來北捷公司樓下找我給我一袋東西，......這150萬元我想起來是許芷瑜來北捷公司拿給我的，我就依李文宗的指示處理。因為我知道有捐助的事，所以我知道許芷瑜拿錢給我就是要捐助到基金會，這件事我跟許芷瑜是用LINE聯繫，李文宗有跟我說是許芷瑜會來找我，然後許芷瑜來給我錢我就把錢存進去，這個晝面我是有的，我有畫面許芷瑜跟我約在北捷公司棟下拿一袋東西給我，裡面是錢，就是150萬元，都是成捆成捆的。」核與李文宗所述現金款項來源相符，詳如後述。衡以該時間恰與柯文哲「工作簿」上所載之「日期2022/11/1—姓名小沈—數字1500—經理人沈慶京」密接相符，亦符合沈慶京所言之「現金交付」，足徵許芷瑜與柯文哲間就本案收賄犯行，有相當證據可信為共犯關係。　⑤再查，柯文哲於112年3月間，親自前往臺北市中正區醒吾大樓拜會「悟覺妙天襌師」之悟覺妙天，並拉走悟覺妙天交付裝有現金1,000萬元之皮箱，柯文哲收受該1,000萬元現金，亦交付許芷瑜保管，迨新故鄉協會需要錢時，協會秘書長蘇進強提醒柯文哲後，許芷瑜就會依柯文哲指示拿現金給李文宗，許芷瑜每次都是以手提袋裝一捆一捆的現金拿給李文宗、李文娟，提袋内每捆為10萬元之現金，讓李文宗、李文娟點數收款後，轉給新故鄉協會。以上事實，業據證人悟覺妙天、蘇進強、李文宗證述綦詳，足見柯文哲收受鉅額現金款項後，亦係直接交給許芷瑜保管，並做後續運用處理。綜上，本案起訴書既已認定許芷瑜係為柯文哲處理私密違法金流之重要財務角色，且柯文哲於偵查中面對檢察官及於羈押庭面對法官之訊問，均不願說明尚有其他負責處理其鉅額私密金流之人，故起訴書認定「柯文哲則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贿賂之犯意，親自收受上開現金，再於不詳時、地，交由明知上情之許芷瑜保管」，顯屬有據，此乃許芷瑜為柯文哲工作之事項，至於細節過程尚待緝獲許芷瑜後查明。　⑥從另一角度觀之，洽係因一方面客觀證據顯示許芷瑜與本案高度相關，另一方面，許芷瑜卻又未於偵查中接受訊問並具結陳述，以詳實釐清其涉案情節與程度，始更有預防柯文哲與其勾串、將部分甚至全部罪責推由許芷瑜單方承擔之實益。原裁定未審酌卷内證據業已顯示許芷瑜涉案程度甚深，且其未曾接受偵訊，逕以檢方未指明許芷瑜涉案情節為由認無羈押必要，已有速斷。況原裁定於檢方主張柯文哲等人勾串已到案證人部分，以證人業經具結認無羈押必要；就許芷瑜部分，卻又以其未曾到案而角色不明為由，認無羈押必要，似有矛盾。　4.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證人黃珊珊、蔡壁如、周榆修等民眾黨人員、證人林子揚、林保淳等眾望基金會員工、證人李婉萱、謝泊泓等木可公司員工串供之虞：　⑴柯文哲為民眾黨主席，而民眾黨係以柯文哲為核心之政黨，為眾所周知事實，而柯文哲對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而言，則為實際掌控者及主要資金挹注者，業經起訴書論述綦詳。柯文哲於113年12月27日原審訊問時當庭表示「我跑了，台灣民眾黨就毀了」等語，足見民眾黨之黨員、黨工，或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員工，與柯文哲乃唇齒相依，利害一致之緊密關係，至為灼然。而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之一為柯文哲涉嫌侵占民眾黨政治獻金，涉及民眾黨財務事項。依柯文哲親自於白板手繪之組織圖，及柯文哲、李文宗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内容可知：眾望基金會、新故鄉協會、木可公司均為柯文哲於成立民眾黨後所設計規劃之組織藍圖，足認柯文哲對於眾望基金會、木可公司、新故鄉協會之運作有高度的控制權。柯文哲既在民眾黨、眾望基金會、木可公司、新故鄉協會之運作上，有舉足輕重之關鍵地位，其處理黨務工作期間，柯文哲與民眾黨內證人、本案相關證據資料極有聯繫、接觸之高度可能。尤以諸如蔡壁如、黃珊珊、周榆修，均屬民眾黨要員，殊難想像柯文哲就民眾黨之黨務運作，能與本案内容完全脫離之可能。縱柯文哲不直接與此等證人聯繫接觸，亦即可能輾轉透過其他中間人，以達到勾串之目的。　⑵況蔡壁如雖於偵查中具結證稱：「『wen』就是柯文哲，我另補充，王智立是韓國瑜2018選上高雄市長後處理國際事務的政務官，是韓國瑜的局長，後來王智立離職後就來認識柯文哲，現在王智立回到科技業，在外商公司工作」、「如我前所述，『wen』就是柯文哲，我另補充，以前柯文哲在臺大醫院擔任外科加護病房主任時，編輯檔案名稱叫做『ko』，可能後來是跟著電腦名稱更改，編輯名稱改成『wen』，但更改時間我不知道。經過剛才當庭確認回應王智立可不可用文件，我可以確認這個文件『wen』是柯文哲，因為這個文件是我寄給柯文哲的沒錯」等語；卻於113年12月31日透過媒體翻異偵查中證述，並公開串證表示「強調自己不會知道WEN是不是柯文哲」云云(見附件新聞資料），堪認蔡壁如見柯文哲具保在外立即翻異證述，更可證明柯文哲對本案證人之巨大影響力，確有造成相關證人翻異證述以迴護柯文哲、閃避對柯文哲作出不利證述之事實。　⑶原裁定以柯文哲表示欲辭任黨主席，故其辭任前後與本案相關證人「因工作必須而接觸」之情形已大幅降低，而認無羈押必要乙節。然柯文哲為民眾黨之核心人物、精神領袖，無論其辭任黨主席與否，其對黨公職人員均有實質影響力。再考量柯文哲與民眾黨之關係，縱使辭任黨主席，其若從事政治活動，仍有與民眾黨、眾望基金會、木可公司相關人員頻繁見面、交往之機會，更可實際指揮、影響相關人員，自難僅因其辭任黨主席，即遽認其因工作而接觸相關證人之機會大幅降低。　⑷再從原裁定諭知「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等情觀之，原審亦意識到來柯文哲等人於一般生活中，無法避免與共犯、證人接觸、之行為。衡諸本案共犯間關係綿密牢固，該等接觸互動之行為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且本案所涉「政策會」、「黨團智庫」、「新故鄉」、「眾望」、「CI A」、「木可公司」各該組織，均由柯文哲掌握人事、財務，是否屬於工作之範圍，亦難認定，則共犯、證人間勾串情事仍難以防免，而有再行斟酌之必要。　⑸綜上所述，衡以柯文哲於偵查中始終拒絕配合偵訊，無論柯文哲辭任黨主席與否，以其偌大權勢與實質影響力，及其對原有部屬之管理、指揮關係，顯足以要求共犯、證人翻異證詞、甚或恐懼出庭接受詰問。況尚有共犯許芷瑜在逃，許芷瑜更係本案關鍵且直接受柯文哲指揮之人。佐以現今通訊軟體種類繁多，聯繫管道發達，本案若僅命具保及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實難防免柯文哲藉由各種隱蔽手段與共犯、證人相互勾串之風險，尚認無法確保審理程序之順利進行。故原裁定僅命具保及不得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顯不足以防免柯文哲勾串共犯、證人之高度風險。 (三)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京華城公司爭取本案土地回復樓地板面積120,284平方公尺，後改為爭取本案不法容積獎勵20%，自始為沈慶京個人意志之推動，並透過其與柯文哲達成犯意聯絡後為之。沈慶京、柯文哲分別為威京集團主管、臺北市長，就所有程序均無須事必躬親，只需利用渠等身為主席、市長之身分，使威京集團員工、臺北市政府公務員畏懼渠等影響力而遵從指示辦理，此為全案過程中不爭之事實。依本案相關事證可知，不論係向臺北市政府遞送陳情信、要求同案被告朱亞虎連繫柯文哲、李文宗等人，抑或命張志澄等人出名匯款共計210萬元至民眾黨政治獻金帳戶、透過證人林青影響都委會諸多委員等情，均係沈慶京直接下命指示。而沈慶京現仍為張志澄、洪秀鳳、陳秀桃、黃淑雯、林青等諸多證人現行工作地點即威京集團總部之實際負責人。縱本案相關證人業於偵查中具結證述，惟原裁定命沈慶京交保，並形式上要求沈慶京不得接觸證人，其仍可透過身為威京集團負責人之影響力，採取各種方法輾轉使證人承受於審理中如實證述之壓力，而有影響前開證人翻異證詞之虞，進而達到串證結果，有礙真實發現。　2.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 」等語，以及沈慶京於113年6月30日向陳俊源表示「有沒有給應曉薇阿？還沒有給她，她怎麼能消化，給她，她就隨時隨地好好發揮」等語，顯見沈慶京、應曉薇關係密切親近、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本案偵查期間，沈慶京為誤導輿情，於113年6月30日與陳俊源通話時稱：「（沈）有關那個，監察院胡說八道的，你們分析的，有道理，什麼時候新聞會慢慢出去？（法務長）施威全他願意幫我們寫兩篇去，專攻這個東西，第2，他的膽識阿，敢批判監察院」等語。另沈慶京於113年8月14日與同案被告吳順民通話時更稱：「(沈）但是另外一個，你要強烈主張，配合一個，就是，主要計畫的，民國80年公告的，任何的事情都是屬於主要計畫，不能市政府的細部，細部有權利調整，這個你要幫忙主張」、「（沈）媽的，我不管你了，媽的，那這樣口徑不一致，那打仗要怎麼打呢。（吳）好好好，好oK 。（沈）因為有這樣子，我才是受害者嘛」等語，堪認沈慶京確有與本案相關被告、證人相互勾串、傳遞訊息、演練說法之事實。　3.又依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 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柯文哲；柯文哲則於11 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足認柯文哲已有透過葛樹人聯繫沈慶京確認彼此滅證之事實無訛。據此，本案沈慶京等人間除彼此相互為勾串、滅證外，尚可輕易透過第三人達成不法目的甚明。　4.另沈慶京刻意於本署執行搜索後尚未完畢時，於113年8月28 日當日下午3時許，即大舉透過媒體發布聲明文，否認本案犯罪事實，其欲透過媒體隔空喊話、積極串證之意，昭然若揭；且沈慶京極其藐視司法，除於偵查中拒絕配合訊問外，尚有惡意指摘證人索賄、當庭脫褲、拒絕簽署偵訊筆錄、羞辱本署法警等情，足證沈慶京自始不尊重我國司法程序，非予羈押，實難以期待其恪遵刑事訴訟程序，並避免其透過各種管道影響證人證詞或與其他被告相互勾串，將大幅影響日後審理之進行與國家司法權之行使。　5.沈慶京、應曉薇迄至審理期間，始能透過閱卷知悉彼此之具體答辯方向及內容，起訴書中更已針對該2人之辯解詳加駁斥，並指出相互矛盾、不盡合理之處。準此，該2人於審理期間，自有針對彼此答辯方向之既存缺漏、起訴書所述質疑之點，詳為勾串、填補之強烈動機與可能，此係原裁定所未審酌。況原裁定亦未說明如何防免沈慶京利用其威京集團負責人身分，對威京集團相關證人施加壓力，以迫使其等改變證詞。而原審所為「工作必須」之例外接觸事由，更係開啟沈慶京對其集團員工以工作為名、行施壓之實之終南捷徑，尚難有效防範勾串風險。又衡以現今通訊軟體及網路發達，沈慶京當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與共犯、證人勾串，造成案情更加晦暗，原裁定以具保金、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電子監控等命命，顯無法防止沈慶京勾串共犯、證人甚明，實有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 (四)應曉薇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依本案事證可知，應曉薇於其介入京華城案歷程中，屢次對臺北市政府公務員施壓，遇有質疑或反對意見，動軋以責罵、叫去議員辦公室罰站、索取不合理之大量資料等各種手段，迫使承辦公務員畏於依法行政，藉以遂行其為沈慶京實質掌控之京華城公司違法獲取容積率之目的，此部分均經相關臺北市政府公務員於偵查中指證明確。而應曉薇此刻仍具有現職市議員身分，其對現尚在臺北市政府任職之相關承辦公務員，例如被告邵琇珮、證人劉秀玲、林芝羽、顏邦睿、賴彥伶、蔡立睿、胡方瓊、黃書宣、郭泰祺等人，仍具有法定職權上之影響力與實質影響力。苟在本案同案被告或重要證人行交互詰問完成前，不予繼續羈押禁見，將有使應曉薇得繼續利用其市議員之威勢，直接或間接迫使現在北市府内任職之相關證人更易證述之風險，進而使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升高。　2.應曉薇、沈慶京迄今就案情相關之重要内容，仍以過世之「余雪鴻」為幽靈抗辯，應曉薇更於偵查期間，大量刪除與沈慶京、吳順民、證人王尊侃、陳佳敏等人之通話紀錄，而沈慶京、吳順民、王尊侃亦同步刪除與應曉薇之通話紀錄，顯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事實。再衡諸證人陳佳敏自99年擔任被告之助理至今長達13年，除負責處理議會事務外，亦協助處理應曉薇薪資、家庭花費等私人財務等事務；王尊侃與應曉薇關係親密，設籍於應曉薇所有臺北市○○區○○街0號0樓之0房屋，於113年12月27日應曉薇交保當天爆發護照爭議時，旋即代其發表聲明等情，可知應曉薇與陳佳敏、王尊侃於工作及生活上密不可分，彼此之接觸互動，自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工作業務内容亦與本案犯罪情節高度重疊。是原裁定論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及應接受科技設備監控、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等節，顯無足防免共犯、證人間勾串之可能，應認應曉薇確有羈押之必要甚明。　3.原裁定固以檢方查得之事證，足認應曉薇實質管領本案5協會，就陳佳敏、王尊侃動用款項情形，縱使彼此陳述有異，惟因應曉薇於本案羈押期間，業經多次偵訊，其供述果有不實，相關金流非無不能藉由客觀事證彼此勾稽比對，而認無羈押必要乙節。惟原裁定既已發覺應曉薇與陳佳敏、王尊侃供述有異，應曉薇自可能於得知該2人之偵查中供詞後，邀該2人詳為勾串，使供述方向與内容趨為一致，例如推由王尊侃出面充任本案5協會實際負責人、推由陳佳敏諉稱應曉薇對過程均不知情等，進而使案情轉趨晦暗，更可假借原栽定論知「工作必須」之例外接觸事由，合理化相互勾串之機會，上開風險均不因客觀金流之查核狀況而有異，仍應認有羈押禁見之必要。 (五)李文宗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朱亞虎於109年4月1日傳送沈慶京已利用人頭捐款210萬元予民眾黨之簡訊，並檢附捐款人名冊予李文宗後，李文宗回以「長輩友人涓涓襄助，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之訊息予朱亞虎，表示李文宗、柯文哲均已知悉該210萬元一事。且朱亞虎於偵查中更供稱：「沈慶京認為捐210萬元給民眾黨，對於日後回復120284.39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一事，也會有很大幫助」、「李文宗是在關鍵的位置......我傳文字與表格給李文宗，我認為他一定會馬上轉知柯文哲」、「李文宗回覆的簡訊就代表李文宗已經跟柯文哲報告過，然均為李文宗所否認，可徵李文宗之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之嫌，更與朱亞虎之供述互核不符，是李文宗針對是否有向柯文哲告知210 萬元人頭捐款乙事，顯有與柯文哲勾串之虞。　2.又李文宗於偵查中供稱：我要籌募眾望基金會的1,000萬元，但我只籌到850萬元還差150萬元，我跟柯文哲報告，他就說他知道了他來弄，過一陣子許芷瑜就拿150萬元給我或是范雅琪；新故鄉協會的800萬元，是柯文哲或蘇進強募款來的，通常是許芷瑜把錢拿到我競辦的辦公室，我或李文娟會通知蘇進強，蘇進強再去處理等語，足見李文宗與許芷瑜同屬協助柯文哲處理財務之帳房。參以柯文哲於111年12月26 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如果初期未募到錢，可叫橘子先存一些進去，以供作業」，以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 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我叫橘子交給你，算是協會的，相關費用用那個支出」，足證許芷瑜確有協助柯文哲搬運鉅額現金予李文宗，堪認許芷瑜於本案確實扮演關鍵性角色。而許芷瑜現遭通緝，應有共犯在逃情事，李文宗有高度可能透過通訊軟體與許芷瑜聯絡，而有勾串共犯之虞。　3.再查，媒體於113年8月間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柯文哲預定於113年8月12日召開「柯文哲總統大選政治獻金申報說明記者會」說明，李文宗卻於召開記者會前一日以通訊軟體LINE訊息指示其妹即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堪認李文宗確有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能力，且有將相關事證加以湮滅之心態。李文宗所涉違背職務收賄罪，係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利用木可公司侵占之款項金額高達6,234萬6,790元，相對於輕罪，李文宗可能受到更為嚴厲之刑罰。是被告非予羈押，不僅無法保全相關證據，亦難確保被告不與共犯及證人間相互勾串，且無從透過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電子監控等方式防免共犯、證人間有勾串之情，足認李文宗有羈押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被告4人均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規定提起抗告，請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法裁定等語。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㈠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101 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定有明文。是被告依自由證明之程度，倘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法院就實際情況審查有無羈押必要後，如認無羈押之必要，固得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之。惟是否得以具保等強制處分取代羈押，法院仍應就具體個案，依通常生活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之情形為判斷。四、原裁定以被告4人涉犯前揭各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均有羈押之原因，惟均已無羈押之必要，爰裁定各以前揭強制處分取代羈押，固非無見。惟查： (一)原審於113年12月26、27、29日就被告4人及同案被告進行訊問後，除同案被告彭振聲坦承被訴圖利罪嫌外，被告4人均否認本件起訴書所指涉犯罪嫌，且多所辯解；另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顯示本案多數被告均持否認犯罪之答辯，而為相關辯解。參酌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顯尚存勾串空間，及❶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傳送訊息給彭振聲；❷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傳訊息； ❸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❹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 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❺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❻ 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宗傳送訊息；❼李文宗1 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勾串、滅證各情，基於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之基本人性，且被告柯文哲為前臺北市長及民眾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負責人、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又本案既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原裁定以被告4人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被告等人之供述、證人之證述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認被告4人無羈押之必要，似嫌速斷，是否妥適，自非無疑。 (二)又以現今科技發達，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判斷，於被告4人經保釋在外後，顯得輕易利用相關通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此並不因被告4人、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關陳述，而有何影響。是以，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既不排除仍有前揭相互勾串之虞，則僅憑原裁定併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工作所必須以外接觸之誡命，該除外條款範圍是否涵蓋過廣，而無法避免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證人間為不當之接觸等行為，且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防免被告4 人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且依上所述，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確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及湮滅證據之虞，原裁定亦認被告4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以現階段命被告4人以主文欄所示之金額具保，並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等，對被告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性，然原裁定未說明如何執行被告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足見原裁定之理由難認完備，自非允當。況何以被告4人僅具保在外，並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作所必須以外接觸，即可替代原羈押之處分，原裁定未為必要之說明，亦嫌理由不備。是檢察官前述抗告意旨所為指摘，尚非無據。 (三)綜上，檢察官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非無理由。原裁定既有上開未盡之處，應由本院撤銷原裁定，並為兼顧被告之審級利益，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以衡平國家追訴犯罪之公共利益及憲法保障被告之訴訟權益。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　　　　　　　　　　　　　　　　　　　法　官吳志強　　　　　　　　　　　　　　　　　　　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 　　日

2025-01-01

TPHM-113-抗-2804-20250101-1

訴更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洗錢防制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更一字第3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水扁選任辯護人鄭文龍律師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0年度偵字第22816、2281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本件免訴。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水扁自民國89年5月20日起至97年5月 19日止，擔任中華民國第十任及第十一任總統，吳淑珍（與本案有關之收受賄賂及洗錢犯行，業經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078號判決確定）則係被告之配偶。被告與吳淑珍均明知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華開發金控公司）、由該公司轉投資而百分之百持股之大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華證券公司）及轉投資之臺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即通稱臺北101，以下簡稱臺北金融大樓公司）雖係民營公司，但因臺灣銀行、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公營事業或政府管理基金持有之中華開發金控公司股份（以下簡稱公股），約佔該公司全部股份之6%至7%，為主要持股股東，且金融業係受政府主管機關高度監理管制之事業，故財政部長基於其職務，對中華開發金控公司、大華證券公司及臺北金融大樓公司之重要人事或公司治理事項，本諸「公股股份管理權」而有實質同意權及影響力。中華開發金控公司於92年6月20日因原董事長劉泰英辭任，而財政部亦表明基於配合政府既定公營金融機構民營化之政策，對於公司持股比例較高之股東應負較大責任，並應分配較多董事席位之理念，依公股股份管理權決定公股將支持持有中華開發金控公司股份比例逾6%之中信證券集團取得中華開發金控公司經營權。陳敏薰因實際掌控之股權偏低，亟思維持其個人及家族企業在中華開發金控公司內之一定影響力，遂一方面以徵求委託書方式作為抗衡，另一方面則擬以金錢換取由被告、吳淑珍給予官方奧援，甚至取得一定職位。適前中華開發金控公司董事長劉泰英因涉案具保所需，曾向陳敏薰之父陳重義借款，而劉泰英為償還借款，於93年3月22日至26日間指示秘書李方尹先將渠原所投資之基金贖回，所得款項匯入其子劉昭毅設於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仁愛分行之0000000000000 號帳戶中，再於93年4月1日自該帳戶提款新臺幣（下同）3, 000萬元，委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中崙分行簽發以臺灣銀行營業部為付款人、票號及發票日分別為BB0000000號、93年4 月1日之3,000萬元支票1紙予陳敏薰。陳敏薰慮及續任中華開發金控公司董事長機會渺茫，即欲透過行賄方式爭取，然為掩飾金錢流向與其有關，於取得支票後，乃交由其特別助理林睿紘（原名林育德）由其所借用之陳欽文設於臺灣銀行營業部000000000000號帳戶提示，並隨即自上開陳欽文帳戶提領3,000萬90元，其中3,000萬元分3筆匯入臺灣銀行營業部，另90元則用以支付手續費，繼由臺灣銀行總行營業部簽發付款人為臺灣銀行，發票日均為93年4月1日，票號分別為 HA00 00000號、HA0000000號、HA0000000號，金額各為1,00 0萬元之支票3紙，再由林睿紘交還陳敏薰。陳敏薰旋即透過吳淑珍向被告表達欲爭取其他特定職位，並於93年4月1日至 6日間某日，指示秘書張雅雯將上開票號為HA0000000號、面額1,000萬元之支票賄賂，送至總統官邸交予吳淑珍。被告經吳淑珍告知確定已取得賄賂後，即運用其職務權限，安排陳敏薰於93年5月21日以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身分出任臺北金融大樓公司董事，並經選任為董事長。被告於93年1月間因收受龍潭購地案賄賂後，已與吳淑珍共同為隱匿、掩飾重大不法所得而為洗錢犯行，故已預見吳淑珍為避免本次收受之1,000萬元資金來源遭發覺，亦會有隱匿、掩飾之舉，且若吳淑珍確有該舉亦不違反其本意，容任吳淑珍為洗錢之犯行，而吳淑珍亦確於93年4月6日將所收受之1,000萬元支票轉請知情之友人蔡美利（已歿，經本院判決公訴不受理）於其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士林分行00000000 0000號帳戶提示；同時由蔡美利簽發7紙總額共1,000萬元之支票（其中2紙面額均為100萬元、另3紙面額均為200萬元，另2紙面額分別為110萬元、90萬元）交由吳淑珍，再由吳淑珍存入其所掌控之其兄吳景茂（業經判決確定）於彰化商業銀行民生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嗣該1,000萬元再於9 5年1月25日併同帳戶內其他非本案犯罪所得資金，轉為6筆共計1,740萬元之定期存款，而就收受陳敏薰賄賂之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接續實行洗錢行為。因認被告涉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1項之掩飾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之洗錢罪嫌。二、被告因疾病停止審判之原因繼續存在尚未消滅，法院自無從裁定繼續審判：　㈠按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第2項及第295條至第297條停止審判之原因消滅時，法院應繼續審判，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亦得聲請法院繼續審判，同法第298條亦有明文。又被告於原審裁定停止審判後，其心神喪失尚未回復，停止審判之原因繼續存在尚未消滅，則原審法院又以停止原因已經消滅為理由，裁定繼續審判，則審判所依憑繼續審理裁定所踐行之訴訟程序，自有違誤（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4882號判決意旨可供參考）。查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經本院於104年5月13日依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項裁定停止審判，而被告經本院裁定停止審判後，其疾病尚未康復，故停止審判之原因繼續存在尚未消滅，依前揭說明，本院自無從裁定繼續審判。　㈡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被告顯有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決之情形者，得不待其到庭，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蓋此於被告之權益無損之故。又諭知免訴、不受理及管轄錯誤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7條亦有明文。是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經法院裁定停止審判者，倘追訴權時效已完成，法院自得不經言詞辯論，而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諭知免訴之判決。　㈢檢察官雖主張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經本院裁定停止審判，如追訴權時效已完成，應「撤銷」先前因病停止審判之裁定，始得諭知免訴判決云云，然被告因疾病停止審判之原因繼續存在尚未消滅，法院自無從裁定繼續審判，已如前述，檢察官主張諭知免訴判決前應「撤銷」先前因病停止審判之裁定一節，難認於法有據，自無可採。三、關於追訴權時效法律適用之說明：　㈠新舊法比較：　1.被告行為後，關於追訴權時效之規定，經過2次修正，分別為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第80條、第 83條，及108年12月31日修正公布、109年1月2日施行之刑法第83條；參酌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規定：「於中華民國94年 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於108年12月6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亦同。」，故於新法施行後，即應適用上開新法規定，為新舊法之比較。　2.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及第2項規定：「追訴權，因左列期間內不行使而消滅：...二、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者，10年。」、「前項期間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修正後刑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及第2項規定：「追訴權，因下列期間內未起訴而消滅：...二、犯最重本刑為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20年。」、「前項期間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　3.修正前刑法第83條規定：「（第1項）追訴權之時效，如依法律之規定，偵查、起訴或審判之程序，不能開始或繼續時，停止其進行。（第2項）前項時效停止，自停止原因消滅之日起，與停止前已經過之期間，一併計算。（第3項）停止原因繼續存在之期間，如達於第80條第1項各款所定期間4 分之1者，其停止原因視為消滅。」；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第83條規定：「（第1項）追訴權之時效，因起訴而停止進行。依法應停止偵查或因犯罪行為人逃匿而通緝者，亦同。（第2項）前項時效之停止進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停止原因視為消滅：一、諭知公訴不受理判決確定，或因程序上理由終結自訴確定者。二、審判程序依法律之規定或因被告逃匿而通緝，不能開始或繼續，而其期間已達第80條第1項各款所定期間4分之1者。三、依第1項後段規定停止偵查或通緝，而其期間已達第80條第1項各款所定期間4分之1者。（第3項）前二項之時效，自停止原因消滅之日起，與停止前已經過之期間，一併計算。」； 108年12月31日修正公布、109年1月2日施行之刑法第83條規定：「（第1項）追訴權之時效，因起訴而停止進行。依法應停止偵查或因犯罪行為人逃匿而通緝者，亦同。（第2項）前項時效之停止進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停止原因視為消滅：一、諭知公訴不受理判決確定，或因程序上理由終結自訴確定者。二、審判程序依法律之規定或因被告逃匿而通緝，不能開始或繼續，而其期間已達第80條第1項各款所定期間3分之1者。三、依第1項後段規定停止偵查或通緝，而其期間已達第80條第1項各款所定期間3分之1者。（第3項）前二項之時效，自停止原因消滅之日起，與停止前已經過之期間，一併計算。」　4.衡以修正後之刑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將法定刑為3年以上10 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其追訴權期間自10年延長為20年；且第2次修正後之刑法第83條第2項第2款將延長追訴權期間比例自4分之1修正為3分之1，是修正後之追訴權期間較長，則行為人被追訴期限較久，對行為人較為不利，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以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前之刑法第 80條、第83條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㈡按時效已完成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追訴權期間，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追訴權之時效，如依法律之規定，偵查、起訴或審判之程序，不能開始或繼續時，停止其進行；其時效停止，自停止原因消滅之日起與停止前已經過之期間，一併計算；停止原因繼續存在之期間，如達於追訴權時效期間4分之1時，其停止原因視為消滅，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2項、第83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依法律之規定，審判之程序不能開始或繼續者，指審判程序之所以不能開始，或開始後之所以不能繼續進行，係因法律規定之原因或事由，包括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項「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致審判程序不能開始或繼續之情形在內。再所謂追訴權，係對行刑權而言，應指形式的刑罰權，包括偵查、起訴及審判權在內，若已實施偵查，此時追訴權既無不行使之情形，自不生時效進行之問題；案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且在審判進行中，此時追訴權既無不行使之情形，自不發生時效進行之問題，最高法院82年度第10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138號解釋可供參考。另檢察官偵查終結後，至案件繫屬法院之期間，因此時追訴權並未行使，時效仍應繼續進行。四、經查：　㈠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99年12月8日簽分他字案偵辦而開始偵查，案列99年度他字第12469號，嗣經最高檢察署特別偵查組檢察官以被告涉嫌洗錢犯行漏未起訴，簽請檢察總長分案辦理，案列100年度特他字第4號，並由最高檢察署發交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於104年1月19日提起公訴，並於10 4年1月26日繫屬本院，案列104年度訴字第123號，嗣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經本院於104年5月13日依刑事訴訟法第294 條第2項裁定停止審判，並改分106年度他調字第5號列管等情，有臺北地檢署檢察官簽呈、臺北地檢署偵查卷宗、最高檢察署特別偵查組檢察官簽呈、最高檢察署偵查卷宗、最高檢察署100年1月25日臺特字第100特他4字第1000000203號函、本案起訴書及本院前開停止審判之裁定在卷可查。　㈡關於追訴權時效之計算：　1.被告被訴涉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1項之掩飾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之洗錢罪，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依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其追訴權時效為 10年。　2.依修正前刑法第83條第1項、第3項規定，此罪之追訴權時效期間應加計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停止審判而停止追訴權時效進行，持續所達上開追訴權時效期間之4分之1，即2年6月。　3.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99年12月8日開始實施偵查，至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104年1月19日提起公訴，為偵查期間行使追訴權，共計4年1月12日。　4.本案於104年1月26日繫屬本院，至本院於104年5月13日裁定停止審判，為審判期間行使追訴權，共計3月18日。　5.本案追訴權時效應自被告犯罪行為終了日即95年1月25日起計算本案追訴權時效期間10年、因審判不能進行而停止期間 2年6月，合計12年6月；再加計檢察官行使追訴權期間4年1 月12日、本院行使追訴權期間3月18日，共計16年10月30日，是上開犯罪之追訴權時效已完成。　㈢檢察官雖主張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案件（下稱前案），就陳敏薰人事案所涉洗錢犯行，於前案偵查期間（97年度特偵字第3號等）、一審（本院97年度金矚重訴字第1號）、二審（臺灣高等法院98年度矚上重訴字第60號）、三審（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078號）審判階段，所行使之追訴權期間，均應計入云云，惟查前案關於陳敏薰人事案所涉洗錢犯行，僅針對同案被告吳淑珍進行偵查、起訴及審判程序，並未針對被告偵查及起訴，此觀前案之起訴書及歷審判決書即明，故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始於99年12月8日就被告於陳敏薰人事案所涉洗錢犯行，簽分他字案偵辦而開始偵查，案列 99年度他字第12469號，是前案中就陳敏薰人事案所涉洗錢犯行，對同案被告吳淑珍所行使之追訴權自無從及於被告，檢察官前揭主張，難認可採。五、綜上所述，被告雖因疾病未能到庭，然其被訴之罪追訴權時效既已完成，被告被訴之上開犯罪，依法應為免訴之判決，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免訴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虹翔　　　　　　　　　　　　　　　　　　　法　官　鄭雁尹　　　　　　　　　　　　　　　　　　　法　官　張敏玲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俊廷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2024-12-31

TPDM-113-訴更一-3-20241231-1

抗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延長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710號抗告人即被告陳政谷選任辯護人張慶宗律師林文成律師李斌律師抗告人即被告陳奕宏選任辯護人王世華律師黃奕雄律師抗告人即被告洪文忠選任辯護人黃俊嘉律師抗告人即被告劉宗奇選任辯護人林更祐律師抗告人即被告李孟修選任辯護人羅閎逸律師上列抗告人等因違反貪污治罪條等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羈押裁定（113年度金重訴字第1273號、113年度聲字第3350、3351、3425、第349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陳政谷、陳奕宏、洪文忠、劉宗奇、李孟修之抗告均駁回。　　理　由一、抗告意旨：　㈠抗告人即被告（下稱被告）陳政谷抗告意旨略以：①本件起訴書證據清單及所記載的待證事實，難認被告陳政谷犯罪嫌疑重大，且起訴之犯罪事實不明、前後矛盾、錯誤及嚴重的違失，從形式上觀之，即可認被告陳政谷的犯罪嫌疑並非重大，與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之羈押要件不相符合；②檢察官無視於卷內翔谷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翔谷公司）於民國（下同）105年、107年陸續自剛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剛谷公司）撤資、減資達新臺幣（下同）2億5200萬元之事實，擅自曲解為翔谷公司投資剛谷公司的紅利，進而導出翔谷投資公司迄今仍為剛谷公司母公司的錯誤結論，違背證據法則。③起訴書對於何人才是實際控制翔谷公司之人，前後認定不一，有所矛盾。④起訴書對於被告陳政谷提供不實的交易紀錄回覆警方一事，出現多種版本，令人無所適從。⑤檢察官並未舉證被告陳政谷購買大墩十街土地建物的全部款項，逕自以其中一部分是來自於剛谷公司而推論該房地是以不法所得購得，顯有違誤。⑥起訴書說明被告陳政谷令剛谷公司及陳麒幃、黃睿承、李孟修匯款至翔谷公司，以供翔谷公司購買土地、建物，其說理違反常情；⑦起訴書所指九州集團總部位於○○路之會所，是被告陳政谷105年7月20日買賣取得土地所有權，於106年6月16日核發建照，惟本案起訴行為時間是106年6月28日起，則被告陳政谷取得上開房地的時間是在犯罪行為之前，不可能以犯罪所得去購買上開房地。⑧起訴書所指被告陳政谷招待飲宴、贈送賄賂予林明佐，卻未證明不正利益及用以賄賂的財物有多少？⑨葳群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葳群公司）開發的遊戲軟體沒有上架，警方的職務報告及檢察官起訴書無法證明葳群公司為九州集團開發製作遊戲程式。⑩起訴意旨所指被告陳政谷所涉犯嫌，並非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本案發生前後被告陳政谷並未逃亡，與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羈押的要件不符，反而是檢察官未經合法傳拘，率爾認定被告陳政谷攜帶贓款南下逃亡，拒不到案說明，有倒果為因之嫌，⑪本案先於112年6月3日經檢察官諭知交保1,000萬元，嗣於113年5月24日起復遭羈押迄今7個月，檢方今已有相當充裕的時間行偵查作為，不能將審理程序當成偵查蒐證的延續戰場（其餘理由詳如刑事抗告狀所載），為此請求具保停止羈押等語。　㈡抗告人即被告（下稱被告）陳奕宏抗告意旨略以：被告陳奕宏對於所涉犯行均配合調查，已明確說明事實經過，本件客觀證物均為檢調單位搜索查扣，相關證人均經檢、調機關傳訊完畢，偵查事實已經完竣，被告陳奕宏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及證人之虞。本案移審時同案被告張麗貞已說明指揮其執行財務事宜的人為林苑俐，並非被告陳奕宏，可認被告陳奕宏並無主持、操縱犯罪組織之情形。被告陳奕宏自113年2月接任捌捌玖玖超跑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捌捌玖玖公司）後，即戮力經營公司，在台灣有與妻、子女同住，有固定住居所，無逃亡之虞，請求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其他較輕微的方式取代羈押手段（其餘理由詳如刑事抗告狀所載），為此請求停止羈押等語。　㈢抗告人即被告（下稱被告）洪文忠抗告意旨略以：被告洪文忠經警方電話通知之後，自動到案說明，並未收到傳票也未被拘提，足認被告洪文忠並無逃匿情事，且有幼子需扶養，家庭羈絆性高，應無逃亡之虞。被告洪文忠坦承犯刑法第26 6條第2項、第268條之罪。然而，被告洪文忠所為是否另成立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罪嫌，仍有疑義，乃因「提供賭博場所聚眾賭博罪」，在一般洗錢罪中，量刑已因修正前洗錢防制條例第14條第3項之規定封鎖至3年以下，故應限縮解釋該罪並非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所稱「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罪」，換言之，單純以賭博網站所提供的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罪，最重法定刑為3年以下，洗錢罪同受拘束，不該當犯罪組織的要件，也因此不會成立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罪。再者「羈押之被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如經聲請具保停止羈押不得駁回」，其中包含「最重本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此觀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定有明文。是依比例原則及上開條文之規定，應審酌本案是否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1 4條給予被告洪文忠具保之機會，而無羈押之必要（其餘理由詳如刑事抗告狀所載），為此請求具保停止羈押等語。　㈣抗告人即被告（下稱被告）李孟修抗告意旨略以：本案依檢察官起訴書所憑資料，尚不足認被告李孟修犯罪嫌疑重大，其擔任剛谷公司負責人，成功推出One Paid（下稱「萬付通」）第三方支付平台，雖偶有發現萬付通平台疑似收到詐騙之投訴，此時被告李孟修會要求將該筆款項圈存凍結，由客服人員與投訴人、商戶確認糾紛原因，也曾於111年底暫停收款，協助追回被害人的款項，並非詐欺集團之成員至明。然現今詐欺盛行的環境，第三方支付業者經營環境逐漸惡劣，故準備終止萬付通第三方支付業務，轉為開放「無敵娛樂王」之遊戲網站，乃委請葳群公司開發遊戲，委請相關人員研究國內外博奕網站之熱門遊戲、行銷方式。至於張美菁涉嫌以不實交易紀錄回覆予警方，此乃被告李孟修所不知情，況所謂不實資料的比例甚低，只有1筆，此情與詐欺集團習於湮滅、隱匿自身犯罪證據之常態不符。又目前檢察官查到流入剛谷公司的款項，並無來自賭客之賭資，反而是被害人因為受到詐欺而匯入之金流，檢察官也未查到被告李孟修或剛谷公司在國內有設賭博網站機房，或剛谷公司員工有從事賭博機房、管理控制網站之情形，檢察官也未查到任何記載賭博收益之會計報表或金流。職是之故，檢察官起訴所憑資料，尚不足認定被告李孟修已達犯罪嫌疑重大之程度。此外，本案卷證繁雜，律見被告李孟修的時間受限，辯護人難以有效與被告李孟修進行案件之溝通，羈押狀態使被告李孟修面臨無效辯護之風險，侵害其訴訟權益。本案既經檢察官調查詳盡，相關人證之證述檢調亦均已掌握，難認仍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請求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其他較輕微的方式取代羈押手段（其餘理由詳如刑事抗告狀所載），為此請求停止羈押等語。　㈤抗告人即被告（下稱被告）劉宗奇抗告意旨略以：被告劉宗奇所涉犯的罪名並非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與重罪羈押的要件不符，且本案檢察官搜證已經完備，何來原審裁定所稱被告與共犯就犯罪情節、分工狀態有待釐清的情形，至於延押理由認為「本案未詰問證人」，而認有勾串證人之虞，但113年10月9日之準備程序中，檢辯雙方無法請求傳訊證人，況依被告劉宗奇的涉案程度，被告史鎮康等人已裁准具保停押，何以涉案程度相似的被告劉宗奇仍遭羈押禁見？如此差別待遇亦有違平等原則。請求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其他較輕微的方式取代羈押手段（其餘理由詳如刑事抗告狀所載），為此請求停止羈押等語。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羈押被告之目的，其本質在於確保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確保證據之存在與真實，或為確保嗣後刑罰之執行，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三、經查：　㈠被告陳政谷是否為九州集團的真正領導人，依起訴書證據清單所載，有證人指證稱被告陳政谷被尊稱為「老闆」或相類稱謂，而關於被告陳政谷如何成立翔谷投資公司，翔谷投資公司如何投資剛谷公司，以及起訴書所載多家公司之間的業務關係，被告陳政谷與相關證人經警查扣的手機、儲存之磁碟資料、其他扣案證物，及通訊監察內容（含所指稱的對象、所進行的事務），與被告供述及各人證詞間相互勾稽之情形，足認被告陳政谷犯嫌重大，而在證人即同案告徐培菁的數位採證對話紀錄中，有與案情相關的內容，包括：「老闆定義我是他的家人、親妹妹」、「所以他買一些很貴的東西給我」、「從上次他(應指陳政谷)交保後，直接對內發布」，及其向命理老師算命的語音內容，詢問：「那我這未來這十年會有官司嗎？就會不會被那個老闆連累到？」、「他們會對老闆不利嗎？對陳政谷不利嗎？」等情，足認被告陳政谷於前次交保後，仍對相關證人有實質的影響力。又被告陳政谷透過徐培菁取得同居人即被告林明佐所洩漏檢警偵辦剛谷公司的進度及相關案情，以致其得以事先因應並湮滅證據，且交付賄賂予在警方任職的被告林明佐，亦有起訴書所載的相關通訊監察譯文及事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陳政谷涉犯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賭博罪、第268條前段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同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第339條之3第1 項之電腦設備詐欺取財罪、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主持、指揮、操縱犯罪組織罪、貪汙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之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行賄等罪，犯罪嫌疑重大。再參以本案經警於11 2年5月25日對位在臺中市○○區○○路000號18樓之3、臺中市○○ 區○○路000號15樓之剛谷公司營業據點執行搜索後，被告陳政谷旋即於112年6月3日13時50分許，至桃園國際機場搭機準備出境，為檢警即時發覺後拘提到案，並經檢察官諭知以 1,000萬元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嗣經警再次於113年5月7 日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至被告陳政谷住處、居所及會所執行搜索，被告陳政谷聯繫無著且手機關機。經警復於113年5月22日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至被告陳政谷及陳奕宏住處、居所執行拘提，但渠等均不見人影，經電話聯繫被告陳政谷之辯護人林文成律師，林文成律師表示被告陳政谷正在爬山，願意於113年5月23日上午11時到案說明等語，惟被告陳政谷並未依約到案，經警確認被告陳政谷與陳奕宏南下前往高雄晶英國際行館投宿，再於113年5月 23日持搜索票及拘票前往搜索而拘獲被告陳政谷，有事實足認被告陳政谷有逃亡之虞。又本案有多名共犯潛逃出境，被告陳政谷所參與者，又係具有組織性、計畫性、隱密性之洗錢、詐欺集團組織，渠等分工細密、有高度之指揮服從關係、並有龐大之資源，各犯嫌間之連結環環相扣，況洗錢、詐欺集團有多種聯繫方式，現今通訊技術發達程度，若任令被告陳政谷在外，其與尚未到案共犯再度取得聯繫實屬容易，彼此間就本案犯案細節，非無勾串之可能，是本件亦有事實足認被告陳政谷有逃亡及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㈡被告陳奕宏涉案部分，依起訴書之犯罪事實及證據清單所載，其為被告陳政谷處理行政事務，九州集團成員如欲與陳政谷連繫，可透過陳奕宏接洽。陳奕宏自113年2月2日起，擔任捌捌玖玖公司負責人，同時擔任九州集團高階財務主管，統籌調度資金以供九州集團所屬公司及各該部門運用。同案被告張麗貞於警詢及偵訊中對於被告陳奕宏指示其工作的方式，均有具體說明，則被告陳奕宏否認其擔任起訴書所載之角色、分工方式，容有疑義。且被告陳奕宏與被告陳政谷之間關係密切，於113年5月24日兩人一同南下投宿於高雄晶英國際行館，而為警拘獲，足認被告陳奕宏涉犯刑法第266條第1項、第2項之賭博罪、第268條前段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同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主持、指揮、操縱犯罪組織等罪，犯嫌重大，且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及逃亡之虞。　㈢被告洪文忠雖辯稱其所涉「提供賭博場所、聚眾賭博罪」，在一般洗錢罪中之量刑已因修正前洗錢防制條例第14條第3 項之規定封鎖至3年以下，故應限縮解釋該罪並非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所稱「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罪」，不構成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名，認其符合刑事訴前法第114條之具保要件。然依起訴書之說明，檢察官清查剛谷公司的金流明細後，除發現有特定被害人受詐騙集團所詐騙而匯款至剛谷公司的虛擬帳戶外，另發現剛谷公司的撥款商戶大多為自然人，與一般第三方支付公司之商戶多為公司行號的情形大不相同。其中有部分的撥款商戶，於110年12月2日至112 年5月17日間經剛谷公司匯入之金流高達兩千餘萬，且於入帳後1、2天內即由ATM提領一空，與詐欺集團使用人頭帳戶的模式類似。再查同案被告張美菁於面對警方函詢詐欺案件的商戶資訊時，曾與另案被告邵世昱討論請示老闆如何處理（起訴書說明經核對客觀資訊，認所稱該老闆應為陳政谷），並曾透過另案被告樊淑華之作業流程，將警方調查的金流分配給不存在的商家，以此方式偽造不實的交易紀錄，再以剛谷公司名義回覆予警方而誤導偵辦，而認有隱匿詐欺不法所得之情形（起訴書第309至311頁）。又上述所謂不存在的商家，乃使用香港RICH TOP公司所提供的IP位址，作為假商家上網途徑，而被告洪文忠是RICH TOP公司負責人，且檢察官另查悉被告洪文忠有指示成員收購人頭帳戶，用以綁定萬付通帳號（起訴書第306至307頁），可見被告洪文忠以上述方式參與集團產生人頭商戶作為屏蔽，以隱匿真正金流去向，所涉犯之洗錢行為，不只與賭博相關，也與集團性的詐欺行為有關，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其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符合組織犯罪條例第2條所定「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要件。從而被告洪文忠涉犯刑法第266條第1項、第2項之賭博罪、第268條前段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同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主持、指揮、操縱犯罪組織罪，犯罪嫌疑重大。再佐以被告洪文忠前有通緝紀錄，且被告洪文忠自承在國外投資，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另被告洪文忠所述與共同被告及卷內客觀證據之供述並不相符，且本案尚未詰問證人，酌以被告洪文忠於本案地位、角色、參與程度，被告為脫免罪責，仍有影響證人證詞使案情晦暗之可能，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之虞，而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　㈣被告李孟修為剛谷公司的負責人，業務決策範圍包含One Pai d（萬付通）系統開發與維護、賭博遊戲開發、「無敵娛樂王」開發、九州集團LEO、THA、KUBET等賭博網站平臺開發、維護、管理與行銷、One Paid第三方支付系統介接賭博網站收取賭金、警方函詢詐欺金流時由「凡Cadny」回復、為翔谷投資公司、采呈公司、東揮公司等公司代收信件與墊帳單等業務，而剛谷公司是由被告陳政谷之翔谷公司所投資，剛谷公司是被告陳政谷實質掌控之公司，被告李孟修承其命經營該公司之業務等情，業據起訴書臚列證據並分段詳予說明，至於剛谷公司涉及賭博及詐欺犯罪之洗錢行為，業如前述。又本案被告陳政谷透過被告林明佐洩密而掌握警方即將發動搜索行動，而下達滅證之指令。於112年5月24日23時許，剛谷公司資訊部主管陳文龍接獲通知檢警調將於翌日(25 日)執行搜索，被告李孟修及其他剛谷公司、歐博森科技有限公司幹部獲悉此情，乃在通訊軟體群組內發出公告，要求所有員工於112年5月25日上班時間不得進入前開位於臺中市 ○○區○○路之辦公處所，並指派剛谷公司、歐博森科技有限公司人員於112年5月25日2時至8時間，漏夜將辦公處所內電腦主機搬離，復指派蔡炯賢等人於同日8時前，至文心機房將剛谷公司擺放之伺服器等設備89臺搬離，致本次搜索行動遭受破壞，而嚴重影響偵辦作為。嗣被告李孟修潛逃出境後躲藏在菲律賓，檢察官函請外交部註銷李孟修護照，並請刑事局國際科協助連繫菲律賓警方緝捕李孟修歸案，嗣李孟修於 113年3月5日傍晚遭菲律賓警方逮捕等情，均據起訴書詳予說明相關證據，足認被告李孟修涉犯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賭博罪、第268條前段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同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第339條之3第1項之電腦設備詐欺取財罪、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主持、指揮、操縱犯罪組織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款之情形，而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　㈤被告劉宗奇為東揮公司負責人，該公司登記地址臺中市○○區○ ○路000號27樓之6，與剛谷公司相同，依起訴書所載分析該公司帳戶資金來源是剛谷公司、翔谷公司、葳群公司等，均為九州集團所操控之公司。再衡以東揮公司於113年1月29日收受移轉自被告采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采呈公司）之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之土地2筆（移轉原因為合併），而被告采呈公司依其董監事身分、登記地址（位於與剛谷公司相同之辦公大樓內）、資金來源，足認亦為九州集團所操控之公司之一。起訴書列舉相關證據說明上情，並據此認被告劉宗奇利用其擔任負責人之東揮公司收受來自被告剛谷公司、翔谷投資公司、葳群公司等九州集團公司之款項，接收同為九州集團管理之被告采呈公司土地2筆，用於購地建屋等，已然掩飾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而剛谷公司的資金來源則與賭博或詐欺有關，亦如前所述，兼以被告劉宗奇長於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從事賭博行業，亦有起訴書所載相關證據可參，其於國外有熟識之人脈及資金來源，更足認其有逃亡之虞，是被告劉宗奇涉有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賭博罪、第268條前段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同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主持、指揮、操縱犯罪組織罪，均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有逃亡及勾串共犯之虞，而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四、上述被告等人就其等涉案之情節，互有關涉，尚待審理調查，原審綜合審酌本案犯罪情節為組織型之集團犯行，被告及同案被告間之犯行實情及分工均尚待釐清，若未予羈押禁見，認其等仍有串證之虞，難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取代。原審審酌全案情節及相關事證，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認被告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裁定予以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尚無違反比例原則，於法並無不合。被告等人以前詞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難認有理由，爰予駁回。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珊　　　　　　　　　　　　　　　　法　官　葉明松　　　　　　　　　　　　　　　　法　官　黃玉齡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林冠妤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2024-12-31

TCHM-113-抗-710-20241231-1

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訴字第10號上訴人即被告范成連選任辯護人蔡學誼律師張振興律師簡維能律師上訴人即被告王增基選任辯護人劉世興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年度選訴字第13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4 0號、第41號、第42號、第43號、第46號、第47號、第50號、第5 1號、第54號、第55號、第56號、第57號、第58號、第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前開撤銷部分，范成連、王增基各處如附表「本院宣告刑（含緩刑）」欄所示之刑，王增基緩刑如同欄編號2所示。　　理　由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同法第354條本文雖僅規定「上訴於判決前，得撤回之。」惟依同法第348條立法說明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可知原判決之罪（含犯罪事實之認定）、刑、沒收及保安處分均屬可分，既得明示僅就其中一部上訴，當亦得依法為一部撤回，無待明文。本案被告王增基僅就原判決之「刑」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88頁、第367頁），被告范成連原雖否認犯罪而全部上訴，惟其後已撤回「刑」以外其他部分之上訴，有撤回上訴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5 3頁、第367頁）。亦即，被告2人均僅就原判決「刑」之部分提起上訴。是本院上訴審理範圍應以此為限，合先敘明。　二、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第 2款之對連署人交付賄賂，使其為特定被連署人連署罪，業經原判決認定在案。三、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情狀」與刑法第57條所謂「一切情狀」，並非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審酌是否酌減其刑時，固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含刑法第57條列舉之事項），予以全盤考量（最高法院11 3年度台上字第3663號判決參照）。又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分別於第86條、第87條、第89條，針對「總統副總統選舉」、「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之連署」及「政黨辦理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黨內提名」所涉對「有投票權人」、「連署人」或「有投票資格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或「使其為特定被連署人連署或不為連署」之行為，定有處罰規定，且依同法第21條規定，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之產生方式僅有「政黨推薦」及「連署人連署」兩種，除因事物本質不同而須異其規定者外，理應採取相同標準，較為合理。惟除同法第86條第5項針對「總統副總統選舉」定有「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之規定外，同法第89條第5項針對「政黨辦理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黨內提名」亦有相同減刑規定，然第87條卻無類似減刑規定，已失其衡平。況且，同法第87條第1項之法定本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且同為對連署人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使其為特定被連署人連署或不為連署之行為人，其犯罪之動機目的、參與犯罪之程度、影響選舉公正之程度、是否於偵查中自白等個案情節未必盡同，即應斟酌個案情狀妥為量處，俾使輕重得宜，罪刑均衡，尚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有無顯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經查：　㈠王增基於收受范成連所交付之240萬元後，即與劉星均、章景堂、黃子淇、朱品銜、李秋煌、范煥松、梁雲嬌、戴德堂、鍾淑琴（下稱劉星均等9人）共同基於對連署人行求、期約、交付賄賂，使連署人為郭台銘、賴佩霞連署之犯意聯絡，由王增基分配款項予劉星均等9人，再由劉星均等9人以每張連署書400元之價格，對連署人行求、期約及交付賄款，且其中劉星均、范煥松及梁雲嬌已交付部分賄款予連署人（詳見原判決事實二及附表一、二），而對於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連署作業之公正性造成一定程度之危害，固屬不該，然查王增基於警詢時稱：我原本跟范成連、黃茂實都不認識，是因為在112年8月底左右的義民廟籌備期間，有舉辦殺豬公活動，才認識黃茂實，並在112年9月3日義民廟活動當天看到黃茂實以義民廟董事長身分站在郭台銘旁邊，當天黃茂實、范成連就跟我加LINE，後來他們2人也有到北新加油站來找我，說他們要成立連署站，問我有沒有意願，我起初沒有答應，但之後他們又陸續拜會我兩三次，並提到「郭台銘雖然連署，但只是要取得話語權，不一定會參選」，我才答應等語（見選偵字第40號卷四第15至16頁），核與黃茂實於警詢時稱其有於112年9月中下旬陪同范成連去找王增基2、3次等語（見選偵字第40號卷四第203頁）相符，佐以郭台銘及賴佩霞其後雖經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其超過法定連署人數，並依法發給完成連署證明書，但最終確未登記參選，可知王增基係透過黃茂實認識范成連，並認「連署」僅涉候選人資格，並非正式「選舉」，乃在范成連一再請託下答應以每張連署書400元之價格收集連署書。嗣其於112年10月16日經警拘提後，雖於同日警詢及偵訊時否認犯罪，但於翌（17）日原審羈押訊問時已坦承行賄犯行，惟仍堅稱行賄款項係自掏腰包（見選偵字第40號卷二第125頁反面至第126頁），112年10 月24日偵訊時亦同（見選偵字第40號卷三第6至7頁），迨11 2年11月9日警詢及偵訊時則自白收受范成連所交付之160萬元及80萬元賄款之事實（見選偵字第40號卷第四第24至25頁、第38至40頁），嗣於原審及本院時亦均自白犯行（見原審卷一第188頁及卷三第82頁，本院卷第189頁、第396頁），對本案犯罪事實（按指原判決事實二部分）之釐清及司法資源之節省，均有助益，益徵其犯後已知正視己過，勇於承擔，態度良好，再參酌前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5 項及第89條第5項「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規定之立法意旨，認縱科予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1年），在客觀上仍足引起一般同情，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㈡范成連除上開與王增基及劉星均等9人共同對連署人行求、期約、交付賄賂，使連署人為郭台銘、賴佩霞連署外，另分別與黃茂實及范振廷、黃百嬬、吳秉謙共同對連署人行求、期約、交付賄賂，使連署人為郭台銘、賴佩霞連署，且其中黃百嬬已交付部分賄款予連署人（即原判決事實三、四、附表三），而對於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連署作業之公正性造成一定程度之危害。又范成連雖於上訴後改為認罪答辯（見本院卷第305頁、第396頁），然其於偵查中矢口否認交付款項予王增基及范振廷（見選偵字第41號卷第352頁），另辯稱：交予黃茂實的款項是要做連署站的行政經費等語（見選偵字第 41號卷第353頁）。案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雖於112年12月 14日原審訊問時坦認交付款項予王增基，惟辯稱係做連署站的行政經費之用（見原審卷一第196頁），且仍否認交付款項予范振廷（見原審卷一第196至198頁），迨113年3月8日原審準備時始改稱：雖有交付40萬元予范振廷，但不是1筆完整的40萬元，而是在112年9至10月間陸陸續續給的，且做連署站的行政經費之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16至217頁）。亦即其於偵查及原審中均未自白犯行，且供述前後反覆不一，而與劉星均、范煥松、梁雲嬌、范振廷、黃百嬬、吳秉謙（均經原審113年3月8日判決認應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及前述王增基之情形有所不同，自難相互比擬。至范成連雖謂：⒈伊係因郭台銘於疫情嚴峻時曾捐贈50億元疫苗，利國利民，基於敬仰，自願出錢出力協助連署活動以表支持，非為圖一己私利，亦未實際獲取任何金錢或利益；⒉郭台銘與賴佩霞最終並未登記參選，故伊本案所為，對於該次總統副總統選舉未生任何影響，並無實質危害產生；⒊伊顯屬一時失察，觸犯重典，請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云云（見本院卷第307頁），然其第⒈點所言縱或屬實，仍無解於其在本案屬於主要謀劃、指揮者地位之認定，又郭台銘與賴佩霞最終雖未登記參選，然范成連本案所為，仍對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連署作業之公正性造成一定程度之危害（僅其危害程度相對較低），仍應予以相當程度之非難。另依范成連於警詢時自陳：我從事房地產投資，年收入千萬元，案發當時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等語（見選偵字第41號卷第4至5頁），可知其應具相當之智識程度及社會閱歷，對於政治運作亦不陌生，佐以本案用以賄選之金額合計達520萬元，顯非小額款項，難以「一時失察」輕輕帶過。是經綜合上開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等一切情節後，難認有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可憫恕，如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自無援引適用該條規定減輕刑度之餘地。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其⒈ 未及審酌范成連於上訴後自白犯行之犯後態度，亦未詳酌其犯罪所生危害程度，所為量刑（含褫奪公權）尚有未恰；⒉ 疏未詳酌王增基之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而未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亦有未恰。被告2人上訴意旨指摘及此，為有理由。原判決既有上揭未洽，自應由本院就其「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本案所為，已對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連署作業之公正性造成一定程度之危害（惟因郭台銘與賴佩霞最終並未登記參選，故其危害程度相對較低），應予相當程度之非難，另考量王增基於偵查、原審及本院中始終均自白犯行，范成連雖於偵查及原審中否認犯罪，惟於本院中尚知自白犯行之態度，兼衡被告2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法、參與犯罪之分工、行賄金額多寡、犯罪所得利益（以上均詳見第三段）、素行（范成連並無犯罪之前案紀錄；王增基前於101年間因恐嚇取財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年4月確定，並於104年6月14日執行完畢，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於本院卷第123至125頁、第411至422頁可稽。另范成連提出其熱心公益捐款之證明附於本院卷第233至2 54頁、第315至335頁可查，王增基提出其辭去新竹縣新埔鎮民代表會主席一職之證明附於本院卷第407至410頁可查）、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范成連之教育程度為碩士畢業，現待業中，靠之前積蓄為生，離婚，子女均已成年，惟須照顧高齡90餘歲之父親及2位妹妹〈1位患有重度身心障礙，另1位體弱多病，均無謀生能力，有戶籍謄本及身心障礙證明等附於本院卷第337至342頁可稽〉；王增基之教育程度大學肄業，無業，靠配偶經營之加油站維持生計，與配偶、6名子女〈1 位3歲、1位5歲，其餘均已成年〉及高齡89歲且患有糖尿病之母親，另認養1名智能障礙小女生，見本院卷第397至399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依刑法第42條第3項規定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㈢關於緩刑部分　　⒈查范成連雖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於本院卷第123至125頁可稽），然其所犯之罪，業經本院宣告如附表編號1「本院宣告刑」欄所示之刑，不符刑法第74條第1項本文所定「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之緩刑要件。是范成連請求諭知緩刑，於法不合，礙難准許。　　⒉王增基前雖曾於101年間因恐嚇取財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年4月確定，並於104年6月14日執行完畢，惟其後迄今未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11至422頁），已符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之「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要件，佐以其係受范成連一再請託而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除於偵查、原審及本院中均自白犯行外，亦已繳回未發出之賄款500,800元，因認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已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原宣告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3年。又為使王增基深切反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諭知其應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向公庫支付300萬元，倘若違反上開規定應行負擔之情節重大，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得由檢察官聲請撤銷該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㈣按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章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同法第99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規定屬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亦即縱所宣告之有期徒刑未達1年，仍應宣告褫奪公權，其宣告褫奪公權之期間，則應回歸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即1年以上10年以下）。被告2人上揭所犯，均屬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章之罪，並經本院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爰依前揭規定及說明，斟酌其犯罪情節，分別宣告褫奪公權如主文第2項所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葉子誠提起公訴，檢察官羅松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潘怡華　　　　　　　　　　　　　　　　　　　法　官　楊明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尤朝松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 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一、對於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二、對連署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為特定被連署人連署或不為連署。三、對罷免案提議人或同意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不為提議或同意，或為一定之提議或同意。附表編號原判決諭知罪刑本院宣告刑（含緩刑） 1 范成連共同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肆年，併科罰金新臺幣肆佰萬元，如易服勞役，以罰金總額與壹年之日數比例折算壹日。褫奪公權捌年。處有期徒刑參年，併科罰金新臺幣參佰萬元，如易服勞役，以罰金總額與壹年之日數比例折算之，褫奪公權陸年。 2 王增基共同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佰捌拾萬元，如易服勞役，以罰金總額與壹年之日數比例折算壹日。緩刑伍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佰萬元。褫奪公權陸年。處有期徒刑拾月，併科罰金新臺幣玖拾萬元，如易服勞役，以罰金總額與壹年之日數比例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佰萬元。褫奪公權肆年。

2024-12-31

TPHM-113-選上訴-10-20241231-1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貪污治罪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聲再字第11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王桂霜代理人林國泰律師王捷拓律師林柏宏律師 (112.11.13解除委任) 李永然律師上列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05 年度重上更三字第3號中華民國106年12月28日確定判決(第三審案號：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837號；第一審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320號；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9 6年度偵字第3192、3448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一、再審聲請意旨略以：　㈠書狀及陳述部分：刑事再審理由及聲請狀(民國112年7月31 　　日)、刑事再審理由及聲請續狀(112年8月14日)、刑事再審聲請狀(112年8月25日)、刑事再審理由及聲請㈡狀(112年10 月29日)、刑事再審補充理由狀(112年11月8日)、本院112年 11月16日訊問筆錄(本院卷一第3至67頁、本院卷二第3、115 至187、341至366、417至455頁，本院卷三第13至18頁)。　㈡提出證據及聲請調查證據部分，詳如附表。二、謹按：　㈠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434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又上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訴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定有明文。上開所指之「新事實」或「新證據」仍須以作成確定判決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者，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為限（即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或稱嶄新性、新穎性）。如受判決人提出者為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但該等事實、證據在判決確定前已業由原審法院本於職權或依當事人之聲請或提出，在審判程序中詳為調查之提示、辯論，則原審法院就該等業經調查斟酌之事實、證據，無論最終在確定判決中已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之理由而有漏未審酌之情事，終究並非刑訴法第420條第3項規定所指「　　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該等事實、證據仍非上開所謂之「　　新事實」或「新證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419號裁定意旨參照）。再者，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聲請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抗字第401號裁定意旨參照）。　㈢經法院認無再審理由而以裁定駁回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訴法第434條第3項、第433條前段定有明文。而上開「同一原因」聲請再審之禁止，係指「同一事實原因」之謂，此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主張之事由暨所提證據（含證據方法及證據資料），與前經實體裁定駁回之聲請是否一致加以判斷，實質相同之事由與證據，不因聲請意旨陳以不同之說詞或論點，即謂並非同一事實原因。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訴法第434條第3項、第 433條亦分別定有明文。三、再審聲請人王桂霜(下稱聲請人)前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起訴後，經第一審法院即花蓮地院以96年度訴字第320號判決聲請人罪刑後，檢察官及聲請人均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97年度上訴字第142號改判聲請人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99年度台上字第5421號判決發回本院更審，再經本院以99年度上更一字第56號判決駁回檢察官及聲請人之上訴(即維持第一審法院判決)，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2年度台上字第735號判決發回本院更審，再經本院以102年度重上更二字第6號判決駁回檢察官及聲請人之上訴(即維持第一審法院判決)，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5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判決發回本院更審，再經本院以105年度重上更三字第3號撤銷第一審法院判決，改判處聲請人罪刑(聲請人不具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身分，共同對於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處有期徒刑3年6月，褫奪公權2年，減為有期徒刑1年9月，褫奪公權1年，下稱原確定判決　　)，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認聲請人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以107年度台上字第837號判決駁回聲請人之上訴而確定等情，有上開各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復經本院核閱本案全部卷證資料無誤。而本件聲請人係以原確定判決有刑訴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之再審理由而為本件再審聲請，依刑訴法第426條規定，應由本院為管轄法院。又聲請人聲請本件再審，除提出刑事聲請再審狀敘述理由外，並附具原確定判決繕本及證據，向本院聲請再審，是此部分聲請再審程序，形式上合於刑訴法第426條第3項、第429條之規定，合先敘明。四、經查：　㈠非屬刑訴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下稱系爭第6款)所規定之新事實、新證據部分：　　附表編號4之⒉部分係上開監察院調查意見之調查過程中，內政部就監察院訂於109年5月28日(星期四)為調查原確定判決判處聲請人2人有罪，對本案都市計畫法相關條文及都委會職權，涉有不當適用等案情，提出說明意見，亦屬內政部就本案卷內事證及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說明李威儀於本案是否為刑法上身分公務員之意見，自不當然拘束法院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獨立審判權限；又內政部關於刑法公務員定義之說明，乃係關於法令解釋之「意見」，顯非認定事實之證據(按法令適用作業係經：①事實確定→②法令發現及檢視→③具體法令涵攝等3階段，可見事實認定與法令解釋應屬不同層次精神活動)，且關於法令之解釋，專由法官(合議)決定之( 國民法官法第69條第1項參照)，所謂法令之解釋，包含實體法及程序法構成要件之定義與說明，同條項立法說明亦有敘明，如認行政部門關於法令解釋之「意見」為系爭第6款之新證據，顯與權力分立及法令解釋為司法核心專權事項有間，是上開內政部說明意見非屬系爭第6款之新證據。　㈡不符系爭第6款所規定之新規性要件部分：　　附表編號7之2關於同案被告藍秀琪提出於歷審之相關支出收　　據憑證、8，應係要佐證所載系爭服務契約書所載收取新臺　　幣250萬元報酬係符合市場行情為真等情，然此業經　原確定判決審判中已提出且經審酌取捨，顯不具備新規性之　要件。　㈢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違反刑訴法第434條第3項規定部分：　　附表編號1、2、3、4之⒈、5、6、7之⒈、9、10、11、12、13 、14雖與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聲請再審之文字，略有不同，然細繹其內容，此部分前後之再審理由，均係將原確定判決所為明白論斷置於不顧，仍持已為原確定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徒憑己意加以質疑，任意指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上枝節性之爭辯，以圖證明其在原確定判決法院所為有利之主張為真實，均未提出其他新事實、新證據，顯係持前述同一理由對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揆諸前述說明，即係以同一原因事實再次聲請再審，為法所不許。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所為本件再審聲請，所提出之證據，或非屬新事實、新證據，或不符新規性要件，核與刑訴法第420 條第1項第6款所定再審之要件均不相符，為無理由；部分係以同一原因事實重行向本院聲請再審，並未提出其他新事實、新證據，其此部分聲請再審程序顯然違背法律規定，且無從補正，其再審之聲請不合法，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訴法第433條前段、第434條第1項、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抗告書狀，並應敘述抗告之理由。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徐文彬附表：聲請人前次、本次聲請再審提出之新事實、新證據　　編號聲請再審提出之證據名稱或所聲請調查之證據前次聲請再審案號、證據出處、駁回理由本次聲請再審證據出處、駁回理由 1 89、90年內政部都委會　審議通盤檢討案一覽表　及統計資料。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號卷1523至586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14。不具新規性。本院112年度聲再字第11號卷1第571至699頁。同一原因。 2 證人陳銀河、賴美蓉於第一審法院之證言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號卷一第175、177、179、181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2。不具新規性。同上卷1第701至723頁。同一原因。 3 ⒈90年3月22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變更花蓮鯉魚潭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專案小組第六次審查會議紀錄。 ⒉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對於「變更花蓮鯉魚潭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案」內有關公園綠地擬變更為旅館區一案，歷次討論決議及專案小組歷次審查過程情形一覽表 ⒊花蓮縣政府90年6月6日九十府旅都字第054613號函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號、609至611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16、17、18 不具新規性。同上卷1第725至770頁。同一原因。 4 ⒈內政部都委會103年10月　28日第838次會議紀錄 ⒉內政部109年5月28日查　復監察院調查之書面查　復資料事證 ⒈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 　號卷2第397至405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 22。不具確實性。 ⒉未提出。同上卷1第771至818頁 1.同一原因。 2.非屬新事實、新證　據。 5 「使公務員違背職務行賄罪」規範與適用法學專家意見書【提具意見人柯耀程教授】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29 非屬新事實、新證據。同上卷1第819至826頁。同一原因 6 88年、102年施行之「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及對照表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號卷1第613至624頁、卷2第35至38、59至62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19、20。非屬新事實、新證據。同上卷1第827至830頁。同一原因。 7 1.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鑑定書　、原送鑑定卷證資料編　號6之附件7之規畫經費　結構成本分析表、薪資　表、支出收據憑證。 2.同案被告藍秀琪提出於　歷審之相關支出收據憑　證 1.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 　號卷1第237至275、343 　至380頁、本院111年度　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　定附表一編號4 　不具新規性 2.未提出。同上卷1第831至868頁。 1.同一原因。 2.不具新規性。 8 同案被告藍秀琪相關費用之支出、資金用途說明、規劃酬金經費支出結構分析表、規劃經費結構成本分析表、電腦檔案列印表等資料未提出。同上卷1第869至962頁。不具新規性。 9 李錦明儀測服務有限公司109年3月2日109儀測0121號函及相關附件資料本院109年度聲再字1第311至330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9。不具確實性。同上卷1第927至946頁。同一原因。 10 康德興測謊圖譜、康德興測謊對象身心狀況調查表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號卷1第284至293、27至33、51至57、331至337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6、10。不具新規性。同上卷1第947至950頁。同一原因。 11 證人吳俊勳在第一審法院之證詞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號卷1第177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3。不具新規性。同上卷2第367至395頁。同一原因。 12 證人陳新發在第一審法院之證詞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號卷一第177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3 不具新規性。同上卷2第395至411頁。同一原因。 13 花蓮縣政府「變更花蓮鯉魚潭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案」內有關公園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等面積彙整表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號卷1第587至604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16。不具新規性。同上卷2第413頁。同一原因。 14 監察院109年7月17日院台司字第1092630402號函及調查報告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號卷2第99至201、209至261、407至462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21、23。非屬新事實、新證據。同上卷2第269至319頁。同一原因。以下空白

2024-12-31

HLHM-112-聲再-11-20241231-1

選上更一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更一字第3號上訴人即被告蔡丞柏選任辯護人張進豐律師魯忠軒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選訴字第4號中華民國112年7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167號、11 2年度選偵字第26號），提起上訴，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更為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蔡丞柏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2條第1項第1款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假借捐助名義，行求不正利益，使其團體之構成員，為一定之行使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佰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參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參年。　　犯罪事實一、蔡丞柏係民國111年度第4屆(下稱本屆)臺中市太平區德隆里 (下稱德隆里)里長候選人，明知位於德隆里德明路400巷之新德隆社區(下稱新德隆社區)有70戶住戶，實際居住人數約 100人，其中多人具有投票權，且新德隆社區從未舉辦過中秋餐會，亦未準備經費籌辦中秋餐會，而以平均每人新臺幣 (下同）200元之餐會，衡諸常情將動搖參與餐會者之投票意向，為使自己能順利當選本屆德隆里里長，遂基於對於選舉區內之新德隆社區，假借捐助名義，行求不正利益，而使其有投票權之新德隆社區住戶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犯意，先由蔡丞柏於111年9月9日前某日，與新德隆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新德隆社區管委會)主任委員鄭榮杰（收受不正利益罪嫌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接洽，假借捐助新德隆社區舉辦中秋餐會，並準備以新德隆社區管委會名義敬邀之宣傳單，交由鄭榮杰及新德隆社區管委會監察委員鄭玉英（收受不正利益罪嫌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發放給該社區住戶，蔡丞柏再委託從事外燴之林志宏準備100人份（價值2 萬元）之餐點，再請人在新德隆社區前方道路上搭設棚架，並拉出「感謝里長侯選人蔡丞柏熱心贊助社區公共設施修復」等字樣之紅布條，林志宏依約於111年9月9日下午6時30分許，在上開地點擺設含炒麵、爌肉、豬血湯、蔬菜、炸物等價值2萬元之餐點，供新德隆社區住戶前往取用餐點，蔡丞柏並與其助選員身穿競選背心，在現場發放扇子、筆、面紙等宣傳品，並向現場住戶約30人以言語請求在本屆德隆里里長選舉中投票給蔡丞柏，藉此行求使新德隆社區具有投票權之鄭榮杰、鄭玉英、徐翎雅等人，因享用免費餐點而於本屆德隆里里長選舉時將票投給蔡丞柏。餐會於同日晚間8時30 分許結束後，蔡丞柏在上開地點交付現金2萬元予林志宏以支付餐會費用。嗣經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接獲情資後，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偵辦，始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業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檢察官、被告蔡丞柏（下稱被告）及辯護人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證或不當之情形，復與本案之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上開規定，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二、另按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為之規範。本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因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亦得作為本案證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訊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矢口否認有前開犯行，辯稱：新德隆社區居民都是921地震的受災戶，他們的主委和監委說要辦中秋餐會，因他們沒有辦過，問我有沒有認識外燴的廠商，叫我幫他們聯絡。後來因為募款餐費沒有成功，外燴廠商又是我叫的，所以餐費就由我支付。這個社區在我上次里長選舉的時候得票數就高，我沒有必要再去開拓票源。感謝的紅布條是因為我幫他們整理公共設施，跟餐會沒有關係。傳單是我準備的，但是是主委或監委拜託我印的。我們有發宣傳品，請居民在里長選舉中投票給我，餐會結束後我有交給林志宏餐費2 萬元沒錯，但我並沒有行賄的意思云云。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依照證人鄭榮杰、鄭玉英的證述，他們都沒有告知住戶中秋餐點的經費來源，證人徐翎雅供述聽聞鄭玉英表示中秋餐會費用係由被告支出一情，並無相關證據足佐。且宣傳單是以新德隆社區管委會名義舉辦該餐會，足證被告並沒有行求投票的行為。又證人鄭榮杰證稱被告曾經幫忙處理社區磁磚脫落的問題，所以該社區掛出紅布條，上面寫感謝蔡丞柏贊助社區公共設施修復，依紅布條上的內容顯然跟餐會無關，所以社區的住戶也不會知道餐費是由被告捐助，且餐點價值甚微，自然也不會影響團體構成員投票權的行使。況證人鄭榮杰、鄭玉英二人就中秋餐會係由被告支出部分，均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因此被告並不該當「約使選民之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構成要件，即不構成犯罪等語。二、經查，被告係本屆德隆里里長候選人，明知新德隆社區有70 戶住戶，實際居住人數約100人，其中多人有投票權，新德隆社區從未舉辦過中秋餐會，亦未準備經費籌辦中秋餐會，於111年9月9日前某日，被告與新德隆社區管委會主任委員鄭榮杰接洽，假借捐助新德隆社區舉辦中秋餐會，並準備以新德隆社區管委會名義敬邀之宣傳單，交由鄭榮杰及新德隆社區管委會監察委員鄭玉英發放給社區住戶，被告委託從事外燴之林志宏準備100人份（每人份200元，總計2萬元）之餐點，並請人在新德隆社區前方道路上搭設棚架，拉出「感謝里長侯選人蔡丞柏熱心贊助社區公共設施修復」等字樣之紅布條，於111年9月9日下午6時30分許，在上開地點擺設含炒麵、爌肉、豬血湯、蔬菜、炸物等價值2萬元之餐點，供新德隆社區居民取用，有新德隆社區居民約30人（包含有投票權之鄭榮杰、鄭玉英、徐翎雅等人），前往取用餐點，被告與其助選員身穿競選背心，在現場發放扇子、筆、面紙等宣傳品，餐會當日晚上8時30分許結束後，由被告在上開地點交付現金2萬元予林志宏以支付餐會費用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坦認在卷（見選偵167號卷第275 至279、281至283頁、原審卷第51、95頁），核與證人蘇志國、鄭榮杰、鄭玉英、林志宏、徐翎雅、李響玲、李曉民、張文燦分別於警詢、偵查中證述情節相符（見選偵167號卷第35至39、42至44、48至50、55、59至63、66至69、87至93 、95至101、103至109、111至117、183至185、199至201、2 07、208、231至238、255至258、261、262、265、266、299 、301頁、選偵26號卷第85至88頁），復有林志宏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各1份、111年9月10日新德隆社區前道路照片2張、舉辦現場餐會位置GOOGLE地圖截圖及現場蒐證照片2張、被告之競選卡片1張、新德隆社區管理委員會餐會傳單影本1張、臺中市選舉委員會112年12月 16日、112年12月22日函暨檢附之選舉人名冊影本3張附卷可稽（見選偵167號卷第71、77至80、169、170、173頁、選偵 26號卷第61頁、本院上訴審卷第129、133至141頁），被告此部分之自白應與事實相符而可採信為真實，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三、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2條第1項第1款之對選舉團體或機構賄選罪，係鑒於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間彼此互為影響而形塑一定之凝聚力，倘對該團體或機構賄選，足以影響或動搖其構成員之投票意向，而達到實際影響投票之效果，其惡性不亞於對有投票權人直接行賄罪，乃約制行為人不得假借任何捐助名義，以間接迂迴方式，透過對其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行賄，使其構成員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以防止金錢或其他不正利益介入選舉，維護選舉之公平與純正。行為人間接透過對團體或機構之行賄，其對象雖非構成員，且只要有使該構成員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或不行使為已足，不以該構成員確已行使或不行使為必要。至於行為人對團體或機構所行求、期約、交付之財物或其他利益，既係假借捐助名義，從其名目上自不可能明示為選舉之用，是否遂行賄選之實而具有違法性，除應就行為人之主觀犯意等心理狀態、行為時之客觀情事，本於邏輯推理為綜合判斷外，仍須異時異地，衡酌社會常情及經驗法則，在不悖離國民之法律感情與認知下，就社會一般生活經驗予以評價其捐助有無逾越社會相當性，而與當今社會大眾之觀念相連結，憑為判斷是否足以影響或動搖各該團體或機構構成員之投票意向而定，始能彰顯該罪之立法本旨，以及與捐助之本質在於行善或祈福之念有所區隔，而為人民所接受。再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包括預備、行求、期約、交付等行為，其間有階段關係，於論罪時，應依其行為進行之階段，論以該階段之罪名。所謂「行求」，只要行賄者就客觀上足使有投票權人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投票權之對價賄賂或不正利益，單方將其行賄之意思向有投票權人有所表示，無論係以言語明說，或以動作暗示，或言語、動作兼具而明、暗示，一經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行求行為即告完成，尚不因有投票權人對於其被行賄一情意會或允諾與否，而有影響。亦即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階段，屬行賄者單方意思表示行為，不以相對人允諾為必要。是行求賄選罪之成立，不以雙方已達合意或已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階段為要件，亦無以其賄選對象之多寡為條件。又所謂「賄賂」，係指有形並得以金錢計算之財物，「不正利益」則指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要或滿足人之慾望，一切有形無形之利益而言。經查：　㈠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2條第1項第1款之罪，旨在處罰行為人以間接迂迴方式，假借捐助名義，對其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使該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以防止金錢或其他不正利益介入選舉，維護選舉之公平與純正，並約制處罰此種妨害投票權公正行使及使投票發生不正確結果之行為。是該款所稱之「團體」，依其立法本旨，並不以取得權利能力者為限，亦不以依人民團體法申請許可或備案而成立之人民團體為限。凡具有共同目標之人群所結合之集團，不論係基於文化、學術、宗教、體育、聯誼、職業或政治理念之合一目的，或有合一宗族或合一地方、一事業而成者，均足當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4365號、99年度台上字第46 95號刑事判決參照）。證人即新德隆社區管委會主任委員鄭榮杰於偵查時證稱：辦餐會之前，被告有先問我社區住戶幾戶，需要多少張傳單，我說加透天實質上70戶，弄個100張傳單應該夠吧等語（見選偵26號卷第88頁），證人林志宏於偵查時亦證稱：被告在111年9月9日前幾天打電話給我，說新德隆社區要辦活動，叫我111年9月9日準備100人份，2萬元的外燴餐點，我在收拾餐盤時，被告就拿兩萬元現金給我等語（見選偵167號卷第207至208頁）。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供稱：伊支付2萬元餐費，是要捐助給新德隆社區住戶免費享用餐點等情（見本院更一卷第128頁），可知被告係對於選舉區內之新德隆社區，假借捐助新德隆社區舉辦中秋餐會。雖被告事先準備以新德隆社區管委會名義敬邀之宣傳單發給住戶，惟新德隆社區管委會僅係名目上之敬邀單位，並非被告捐助之對象，甚為明確。而新德隆社區雖非依人民團體法申請許可或備案而成立之人民團體，惟該社區已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管委會，且向主管機關報備，是新德隆社區屬具有共同地方之人群所結合之集團，應屬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2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團體，先此敘明。　㈡證人即新德隆社區主任委員鄭榮杰於①警詢證述：本次餐會由蔡丞柏出資提供餐點招待社區成員，蔡丞柏和其助選人員都在現場散發競選文宣、拜票尋求支持，餐會前，蔡丞柏向我表示因為上次里長選舉時本社區得票率有成長空間，因此想招待社區人員尋求支持，而且也同時向社區監察委員鄭玉英表達舉辦餐會的意思。蔡丞柏向我表示，我只要負責召集社區人員來參加餐會即可，餐會及布置相關費用等事項他會自行支付處理，本管理委員會無須出資。蔡丞柏自行以德隆社區管理委員會名義印製中秋餐會通知單，印製完後交給我，要我每一戶都發放通知參加，我大部分都放在每一戶信箱，有的家裡有人的，我就直接送到家裡，通知住戶參加前述餐會，參加該餐會民眾應該都知道是由蔡丞柏出資舉辦，且知悉蔡丞柏舉辦該餐會的目的是為了競選德隆里里長，用來拉攏德隆里社區選民，餐會期間，蔡丞柏有和其工作人員在場逐一發送競選文宣給參加餐會之德隆社區選民，並拜票要求投票支持其當選里長（見選偵167號卷第43至44頁）；②偵查證述：蔡丞柏本來我不認識，為了選舉他才來找我。111年8月4日蔡丞柏有僱人到社區修大樓外牆的磁磚，之前都發局發文要管委會自行支付費用，我找人估價數目還沒有出來，蔡丞柏就來找我談選舉的事情，我問他磁磚脫落的問題可否處理，他說可以幫忙處理，修好後，他說費用他自行處理，管委會都没出到錢。蔡丞柏在外牆修繕完過幾天後來找我，剛好那時是中秋了，他就説社區需不需要弄個餐會給大家吃一吃，我說社區本來都沒辦過，這樣不好吧，他說沒關係，可以先試一下，如果他當選的話可以再繼續，他就借社區的主要通行道搭棚架，餐會是蔡丞柏印宣傳單給我去發，住戶有在家就有人收，沒在家我就丟信箱，宣傳單内容是中秋餐會，新德隆社區管委會敬上，蔡丞柏的名字並沒出現在宣傳單上，餐會費用包括搭的棚架跟吃的東西，新德隆社區都沒出錢，餐會舉辦的時候，蔡丞柏跟他的助選員都在旁邊，有穿競選背心，有發他的政見文宣跟基本資料，現場只有蔡丞柏，沒有其他候選人來拜票。蔡丞柏跟我講辦餐會的意思是要爭取社區住戶把票投給他，他要加強我們社區住戶的支持度。蔡丞柏來找我辦餐會，有說看可不可以投給他，我跟他說到時候看情況，我沒說一定要投給蔡丞柏等語（見選偵26號卷第85至88、159頁）。業已證述被告為本屆里長選舉而主動與其接洽，假借捐助新德隆社區舉辦中秋餐會，包辦餐會傳單之印製交付、棚架搭設及餐點所有費用，亦在場發放競選文宣及拜票尋求支持，參加該餐會之住戶，應該都知道是由蔡丞柏出資舉辦，目的是為了競選里長，用來拉攏該社區選民，爭取住戶投票給被告等情明確。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辯稱感謝的紅布條是我之前幫他們社區整理公共設施而掛，跟餐會沒有關係。此社區上次里長選舉時我得票數就高，沒有必要再去開拓票源云云，顯與其大費周章舉辦餐會，並在場發放文宣拜票尋求支持之客觀事實不符，所辯不足採信。至於鄭榮杰雖於偵查曾改稱應該沒有人知道餐會費用是蔡丞柏出的，但仍證稱住戶也是會有疑問，有人問，我有跟住戶說我們管委會沒有出錢，反正有人要弄吃的就讓他去弄等語（見選偵26號卷第88頁），再參以現場僅止被告此一位候選人及其助選員，並拉設載有感謝里長候選人蔡丞柏字樣之紅布條，堪認住戶應可得知此餐會係由被告為選舉得票而舉辦至明。　㈢證人即新德隆社區管委會監察委員鄭玉英關於餐會舉辦出資及印製傳單交給發放之人為被告、被告及其助選員有到餐會現場拜票尋求支持等情，亦據其於警詢及偵查證述明確（見選偵167號卷第47至51、183至185頁），並與鄭榮杰上開證述相符，且證人鄭玉英於警偵訊時證述：我知道自助餐會是蔡丞柏那邊的人出資，餐會期間蔡丞柏有說上次沒選上，這次有參選，以前名叫蔡慶龍，現在改名為蔡丞柏，這次里長選舉我會出來，請大家給我一個機會，（問：本次茶會曾為派出所詢問是否涉及選罷法、妨害投票之情事，蔡丞柏有無指示你應如何應對？）蔡丞柏叫我說這個茶會是由社區管理委員自己辦的，本次經費是由住戶個別自行出資幾百元辦的，我也不知道他為何叫我這樣講（見選偵167號卷第50、184 頁）。足認被告確有為里長選舉而假借捐助新德隆社區舉辦中秋餐會，提供餐點予有投票權人之故意，並知此舉違反選罷法規定，而曾交代鄭玉英要以經費係由住戶個別出資幾百元舉辦等語應對賄選查察。至於鄭玉英雖於偵查供述：蔡丞柏沒跟我拉票，我也沒跟蔡丞柏說我會投給你，選舉的事情我投誰都可以，蔡丞柏又沒跟在我後面等語（見選偵167號卷第299頁）。然被告已在餐會現場拜票拉票，除經鄭榮杰證述明確如上，亦有證人即社區住戶徐翎雅於警偵訊證述：我6點多下去拿餐時，現場都是我們社區的人，我沒出到錢，聽鄭玉英說是蔡丞柏出錢，應該是蔡丞柏他們舉辦的，我有看到蔡丞柏及他的競選團隊人員，他們穿競選背心，發扇子、筆、面紙等宣傳品，我有拿到這些宣傳品，蔡丞柏有說拜託拜託支持選我一票，現場有拉布條，是蔡丞柏的布條，但上面寫什麼我沒印象了，我只知道跟蔡丞柏有關等語（見選偵167號卷第87至93、231至234、265至266頁）。衡情，被告主動出資，假借捐助新德隆社區舉辦中秋餐會，並準備以新德隆社區管委會名義敬邀之傳單，交由鄭榮杰及鄭玉英發放給該社區住戶，提供多樣餐點，更拉設里長候選人字樣之布條，所為種種當係為里長選舉，是認鄭榮杰、徐翎雅證述有拜票拉票方符事實，而鄭玉英關於被告未拉票此部分之證述，有違常理，不足採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㈣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稱：依照證人鄭榮杰、鄭玉英的證述，他們都沒有告知住戶中秋餐點的經費來源，且宣傳單是以新德隆社區管委會名義舉辦該餐會，被告並沒有對團體為行求投票的行為。又該社區掛出紅布條，上面寫感謝蔡丞柏贊助社區公共設施修復，依紅布條上的內容顯然跟餐會無關，所以社區住戶不會知道餐費是由被告捐助，自然也不會影響團體構成員投票權的行使。惟按既係假借捐助名義，從其名目上自不可能明示為選舉之用，且行求不正利益，只要行賄者就客觀上足使有投票權人為一定行使投票權之對價利益，單方將其行賄之意思向有投票權人有所表示，一經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行求行為即告完成，尚不因有投票權人對於其被行賄一情意會或允諾與否，而有影響，業如前述。查證人鄭榮杰於警詢時證稱：參加該餐會民眾應該都知道是由蔡丞柏出資舉辦，且知悉蔡丞柏舉辦該餐會的目的是為了競選德隆里里長，用來拉攏德隆里社區選民等語；證人鄭玉英於警偵訊時證述：我知道自助餐會是蔡丞柏那邊的人出資，餐會期間蔡丞柏有說上次沒選上，這次有參選，這次里長選舉會出來，請大家給我一個機會等語；證人徐翎雅於警偵訊證述：我6點多下去拿餐時，現場都是社區的人，聽鄭玉英說是蔡丞柏出錢，應該是蔡丞柏他們舉辦的，我有看到蔡丞柏及他的競選團隊人員穿競選背心，發扇子、筆、面紙等宣傳品，蔡丞柏有說拜託拜託支持選我一票等語；均如前述。再參以被告在新德隆社區前方道路搭設棚架，拉出「感謝里長侯選人蔡丞柏熱心贊助社區公共設施修復」等字樣之紅布條，並提供免費之多樣餐點，供新德隆社區居民前往取用，當天里長候選人僅被告與其助選員在現場發放扇子、筆、面紙等宣傳品，向現場住戶以言語請求在本屆德隆里里長選舉中投票給被告，已足使參加餐會之人得知被告係藉舉辦免費餐會，為選舉造勢活動，請參加餐會之新德隆社區有投票權之居民投票給被告，核其所為即構成對於選舉區內之新德隆社區，假借捐助名義，行求不正利益犯行，並不以社區有投票權之居民確實知悉中秋餐會實際經費來源或允諾投票給被告為必要。是辯護人上開辯解，不足採信。　㈤辯護意旨另謂：證人鄭榮杰、鄭玉英二人就中秋餐會係由被告支出部分，均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因此被告並不該當「約使選民之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構成要件云云。經查被告鄭榮杰、鄭玉英二人經警移送涉犯刑法第143條第1 項之收受不正利罪，而按刑法第143條第1項之罪，除有投票權之人收受不正利益外，以有投票權之人對給予不正利益者許諾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為要件，此觀該條文內容自明。鄭榮杰、鄭玉英固均承認有參與上開中秋餐會食用餐點等情，惟均否認有對本屆德隆里里長候選人被告或其競選團隊人員，許諾在本屆德隆里里長投票中投給被告之行為，而被告亦未陳稱有向鄭榮杰、鄭玉英拜票後，鄭榮杰、鄭玉英答應會將票投給被告等情，而經檢察官認本件尚無證據可認鄭榮杰、鄭玉英有許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之情，故認其等收受不正利益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26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見選偵26號卷第167-168頁）。足知鄭榮杰、鄭玉英二人收受不正利益罪嫌，固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然此並不影響被告行求不正利益罪名之成立。又鄭榮杰於偵查時供稱：蔡丞柏來找我辦餐會，有說看可不可以投給他，我跟他說到時候看情況，我沒說一定要投給蔡丞柏等語；鄭玉英亦於偵查時陳稱：我也沒跟蔡丞柏說我會投給你，選舉的事情我投誰都可以，蔡丞柏又沒跟在我後面等語；業如前述。且鄭榮杰、鄭玉英二人於餐會當時，並未與被告或其助選員共同發放宣傳品，請求在本屆德隆里里長選舉中投票給被告之行為，可知並無積極證據足認鄭榮杰、鄭玉英二人有與被告共同行求不正利益之犯意聯絡，是被告辯護人上開辯解，並非可採。　㈥被告出資委託林志宏辦理餐會外燴餐點是以每人份200元計，為被告所不否認，並經證人林志宏證述屬實在卷，且證稱：餐點有炒麵、控肉、生菜沙拉、炸物、綠豆湯、豬血湯、雞肉、白蝦、燒酒雞等（見選偵167號卷第66至69頁）。再依到場取用餐點之人徐翎雅證述：桌上有擺炒麵、煻肉、難肉、白蝦、燒酒難、魯豬腳、青菜、生菜沙拉、豬血湯、炸物、冬粉、竹筍、綠豆，我只記得這樣，其他菜色我就不知道了（見選偵167號卷第233頁），及參酌證人鄭榮杰、鄭玉英、李曉民、張文燦等人均證述餐會提供之餐點為自助式，種類非僅止於單一麵(飯)、湯而已等語（見選偵167號卷第43、49、87、107、117頁），是被告提供每人份價值200元之餐點，又如被告自陳，該社區係屬較弱勢之社區，如證人鄭榮杰所證述，新德隆社區對於公共設施修繕、本次餐會之舉辦均無法籌措經費，則被告明知如此，仍特意假借捐助新德隆社區，並以新德隆社區管委會名義邀請住戶參加中秋餐會，發放給該社區住戶超出一般人日常餐飲所需數十元或百元餐費之餐點，其為選舉而有行求不正當利益之故意甚明。辯護人辯稱提供之餐點簡易，價量甚微，不足以動搖或影響有投票權人投票意向云云，尚無可採。四、綜上，被告對於選舉區內之新德隆社區，假借捐助名義舉辦中秋餐會，並以新德隆社區管委會名義敬邀之傳單發放給該社區住戶，特定於居民眾多為具有本屆里長選舉投票權人之社區舉辦餐會，並由被告出資，參加餐會之社區居民均無須支付當日餐會費用，且餐會進行期間確有被告及其助選人員在場從事拜票拉票之競選活動，已足使參加餐會之人得知被告係藉舉辦免費餐會，為選舉造勢活動，請參加餐會之新德隆社區有投票權之居民投票給被告，且所提供之免費餐費為每人份200元，客觀上已逾越社會相當性而足以影響該社區有投票權人之投票意向，堪認免費餐飲之利益與使有投票權之社區構成員鄭榮杰、鄭玉英及徐翎雅等居民票選被告間具有對價關係。是被告否認犯行，辯稱出資舉辦免費餐會非為行求賄選云云，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參、論罪及刑之加重減輕部分：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2條第1項第1款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假借捐助名義，行求不正利益，使其團體之構成員，為一定之行使罪。起訴書認被告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罪嫌，尚有未洽，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於本院審理時已告知被告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2條第1項第1款之罪名，對其防禦權並無妨害，故由本院逕行變更起訴法條。辯護人主張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2條第1項第1款與起訴法條之構成要件並不相同，應另行偵辦，尚非可採。二、被告前因誣告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上易字第51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109年11月2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乙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可稽，被告對此前案紀錄及檢察官主張被告本案所犯構成累犯等情，均不爭執，是被告受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參酌檢察官、辯護人分別就累犯應否加重其刑之意見，審酌被告本案所犯之罪與前案間罪名、法益種類及罪質均有不同，且被告在本案行為之前未曾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憑，本院認本案於法定刑度範圍內，審酌各項量刑事由後，已足以充分評價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尚無加重法定本刑之必要，參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爰不加重其刑。三、辯護人主張如認被告有罪，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之刑，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查被告明知政府再三重申杜絕賄選之禁令，猶為圖使自己當選里長而對選舉區內團體，假借捐助名義，行求不正利益，對於社會善良風氣之斲傷與民主法治秩序之破壞，惡性非輕，且上訴本院後飾詞否認犯行，未具悔意，衡諸社會一般標準，實難認被告之犯行客觀上已有引起一般同情而有情堪憫恕之情形，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予以酌減其刑之餘地，附此敘明。肆、撤銷改判及量刑之說明：一、原審審理結果，認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2條第1項第1 款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假借捐助名義，行求不正利益，使其團體之構成員，為一定之行使罪。原審認被告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不正利益，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罪，尚有未合。被告上訴否認犯行，所辯雖不足採信，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尚有未洽，自應由本院撤銷改判。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公職人員選舉制度乃民主政治最重要表徵及基石，攸關國家政策與地方施政之落實，影響國家政治良窳甚鉅，制度之本意，即在藉由公平、公正之選舉活動，讓選民瞭解候選人之品德、操守、學識、能力以及政見等事項，由選民藉由上開事項依自由意志評斷候選人，以達選賢與能之目的，俾維清明之政治風氣，因此保障公平、公正之選舉活動，使選民之投票意志不受金錢或不正利益等賄賂之污染，以免選舉之結果遭受操控，為公民應有之認識，亦為民主選舉制度所賴以存在之重要價值，此乃政府一再宣導選舉不買票、不賣票之所在。被告為圖當選里長，竟假借捐助名義，於居民眾多具有里長選舉投票權人之社區舉辦中秋餐會，請參加餐會有投票權之居民投票給被告，顯已嚴重影響選舉之公正、公平及純潔性，並妨害國家民主政治之正常發展，行為當該責難；再參酌被告前有上開案件構成累犯及其他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執行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被告犯後於偵查及原審坦承一般行求不正利益犯行，於本院雖坦承客觀事實，惟否認主觀犯行之犯後態度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陳學歷為高中肄業，目前從事營造業，月收入大約3 、4 萬元，離婚，有 4個孩子，需要扶養母親、14歲的小兒子及18歲領有殘障手冊的女兒，還要幫忙照顧2個孫子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本案雖係被告提起上訴，惟因原判決適用法條錯誤，本院予以撤銷改判，自無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附此說明）。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6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具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不受宣告1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法院自應優先適用（惟宣告褫奪公權之期間仍為1年以上10年以下）。查被告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2條第1項第1款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假借捐助名義，行求不正利益，使其團體之構成員，為一定之行使罪，且經宣告有期徒刑之刑，自應依上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併予宣告褫奪公權3年。四、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雖係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只要係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論是否屬於被告所有或已扣案，法院均應宣告沒收。惟此規定係以行求或交付之「賄賂」為限，倘所行求、交付者為「不正利益」，即不能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4793號判決參照）。本案被告用以行求者，既為免費餐飲之不正利益，即無從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時嘉提起公訴，檢察官劉家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靜　琪　　　　　　　　　　　　　　　　法　官　簡　婉　倫　　　　　　　　　　　　　　　　法　官　柯　志　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　美　惠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2條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 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有提議權人或有連署權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連署。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2024-12-31

TCHM-113-選上更一-3-20241231-2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貪污治罪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996號上訴人即被告許家維選任辯護人邱昱誠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64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810號、第3228 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告許家維（下稱被告）於上訴書狀僅對於量刑事項爭執，且其與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一部上訴（見本院卷第57、58、74、134頁），故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進行審理，被告未表明上訴之其他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合先敘明。貳、駁回上訴之理由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原審審理中自白犯行，有助於案件偵查，且所購買之物品非屬對監所秩序產生重大危害之物，被告係受友情壓力而代為匯款、代購物品，所購買之物品均係於監所外轉交，而非由被告將該等物品送進監所，被告並未獲取任何利益，且無犯罪所得，本案實有情輕法重之情。被告羈押出所後已與女友結婚，小孩甫出生，現積極求職扶養妻兒，賦歸社會之情況良好，原審量刑實屬過重，請法院審酌上情，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後段免除其刑或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等語。二、經查：　㈠原判決基於本案犯罪事實之認定，論被告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1項之非公務員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罪。許家維與黃冠潾就上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本院基於上開犯罪事實及法律適用，對於被告量刑部分為審理，先予敘明。　㈡關於刑之減輕事由：　⒈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後段　　　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至4項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同條例第11條第5項後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於原審時自白犯行（見原審訴卷一第100至102、27 0頁、訴卷二第119頁），應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後段減輕其刑。另本院審酌被告前因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執行，其亦自承知悉監獄內不可夾帶菸酒、電子產品，有原審訊問筆錄在卷可稽（見原審訴卷一第100頁），竟於假釋期間為本案犯行，顯見法治觀念及守法意識均屬薄弱，行為應予相當程度之非難，認不宜免除其刑，是辯護人主張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後段免除其刑云云，自屬無據。　⒉刑法第59條　　按刑法第59條規定，必須被告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或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 0年度台上字第74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告犯非公務員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罪之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經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後段減輕其刑後，與其犯罪情節相較，實難認有何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處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狀可言，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餘地。是被告及辯護人主張依刑法第59條規定再予酌減云云，要屬無據。至辯護人所指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犯罪情節輕微、本案未獲有任何利益、家中尚有妻子及未成年子女待被告扶養，且依偵審自白之規定減輕其刑後，仍有情輕法重之情形等情，僅屬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輕重標準所應斟酌之範圍，單憑該等情狀，難認被告就本案犯罪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而顯可憫恕，尚無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餘地。　㈢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 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認本案事證明確，並審酌被告係假釋在外之人，理應對遵守法律乙事更有體悟，卻仍為本案犯行，足見法治觀念及守法意識均較薄弱，所為不該，自應非難，兼衡其素行、職業、教育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　　行賄之數額、期間、居於次要地位之分工、犯後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於法定刑度內，予以量定，客觀上並無明顯濫用自由裁量權限或輕重失衡之情形，復已斟酌被告上訴意旨所指被告之犯罪情節、目的、手段、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及犯後態度等情。且於本院審理期間，前述量刑之考量因素亦無實質變動，自難認原判決就該犯罪所處之宣告刑有何被告所指量刑過重之情事。本院綜合以上各情，認原審所處之刑，尚稱允當，被告指摘原審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難認可採。三、綜上所述，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尚屬妥適，應予維持。被告猶執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榮甫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錦秋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葉乃瑋　　　　　　　　　　　　　　　　　　　法　官　錢衍蓁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筱惠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對於第2條人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百萬元以下罰金。對於第2條人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對於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之公務員，就跨區貿易、投資或其他商業活動有關事項，為前二項行為者，依前二項規定處斷。不具第2條人員之身分而犯前三項之罪者，亦同。犯前四項之罪而自首者，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2024-12-31

TPHM-113-上訴-3996-20241231-1

重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195號原告鍾國宗被告洪榮昌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審重附民第9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50萬1,80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2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4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83萬4,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850萬1,8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原告主張：被告與訴外人蘇禹楓與另「陳建國」、「葉峻宇」等真實姓名不詳成年男子多人，共同基於詐欺之犯意，由被告於民國111年7月間使用假名「林三全」並謊稱為不存在之中國殯葬協會國際網路服務中心之主任秘書，並以行動電話與原告聯繫，向原告謊稱可代為銷售原告所有之靈骨塔位，嗣自同年月23日起，再與使用假名「李伯璁」並謊稱為「林三全」助理之蘇禹楓，共同向原告謊稱臺北市政府將招標遷葬臺北市信義區之墳墓，渠認識臺北市政府內人士，可與原告合作並保證原告取得該標案，以高價出售原告所有之靈骨塔，惟原告須以現金支付行賄款項及保證金云云，被告昌則交付其在網路上購得俗稱芭樂票之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282萬元、900萬元之支票予原告，致原告信以為真，向民間金主借貸後，於111年8月5日支付新臺幣122萬5,000元之代書及代辦費，並交付282萬元予洪榮昌、又於同年月8日將 368萬6,800元匯入蘇禹楓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第0000000000 00號帳戶內，又於同年月10日將77萬元交付予被告。原告除受有上開損害外，因尚須自行償還向民間金主借款之債務，故因被告上開詐欺行為致受有1,900萬元之損害。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1,900萬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90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二、被告則以：承認原告之主張，另蘇禹楓也應該一起負責等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經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37974號、第45261號對被告提起公訴，並經本院以113年度審訴字第923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以有期徒刑1年6月，此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刑事案件全部卷宗核閱無誤。而被告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自認，是原告主張遭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其財產權，而陷於錯誤致交付金錢850萬1,800元之事實，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850萬1,800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原告另主張因被告不法行為，向民間金主借貸850萬元，因借得款項遭被告詐騙，而須另行償還該筆款項本金、利息共計 1,049萬8,200元等損害云云。然參之原告到庭所陳：伊向融資公司借款，錢都被騙走，後來把房子賣掉，拿來還融資公司本金、利息、違約金、代辦費，融資公司沒有開收據給伊，伊無法提出證明（見本院卷第36至37頁），足見原告主張前開損害發生原因乃其自己向民間金主借貸而支出，並非被告不法行為所造成之損害，自與本件侵權事實無涉，當非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範圍。職是，原告主張因本件侵權行為受有此部分損害，亦難認有據。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依民法第184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850萬1800元，已如前述，而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6月11日經被告當庭簽收(見附民卷第5頁)，則原告請求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850萬1,800元，及自113年6月 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五、原告就其勝訴部分，已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於法核無不合，茲酌定相當之擔保准許之，並依職權宣告被告為原告提供相當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又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駁回之。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顏莉妹

2024-12-31

TPDV-113-重訴-1195-20241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