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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盜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8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政寬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2761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林政寬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紅色油桶壹個與漁船船外機壹臺均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共新臺幣肆萬元。　　事　實一、林政寬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2 年11月12日9時17分許至同日10時25分許間某許時，將以不詳方式取得之RY-3899號車牌懸掛於其名下車牌號碼000-000 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汽車），並於同日10時25分許，駕駛本案汽車至雲林縣口湖鄉湖口村下湖口尖山大排出海口旁魚塘，見吳勝文所有之紅色油桶1個與漁船船外機1臺（價值共約新臺幣【下同】4萬元，下稱本案油桶及本案船外機）無人看管，即徒手接續竊取本案油桶與本案船外機，得手後駕駛本案汽車離去。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林政寬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或經檢察官引為證據使用，被告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77至78頁、第217頁），或經本院調查證據時提示，檢察官及被告均未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18至222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過程並無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應得作為證據。貳、實體部分：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林政寬於警詢、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5至19頁、第 109至111頁；本院聲羈卷第27至32頁；本院卷第77至82頁、第176、216、217頁），核與被害人吳勝文、證人張新歷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87至89頁、第99至101頁），並有相關車牌號碼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現場照片暨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車牌辨識系統翻拍照片、本院112年聲搜字7 07號搜索票、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雲林縣政府漁業執照各1份（見偵卷第29至47頁、第55至61頁、第73至77頁、第95頁）在卷可稽，是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自可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被告基於同一竊盜犯意，於相同地點、密接時間，先後竊取被害人所有之本案油桶及本案船外機，而侵害同一人之財產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法律概念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行為，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屬接續犯，應論以一罪。起訴意旨雖漏未論及被告竊取本案油桶之部分，惟檢察官起訴一部之效力及於全部，公訴檢察官業已當庭補充，被告對於此部分犯行亦坦認不諱（見本院卷第79頁），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㈢累犯事項之判斷：　⒈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下稱本裁定）主文謂：「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本院認為，檢察官應「提出」足以證明被告構成累犯事實之前案徒刑執行完畢資料。如檢察官係提出前案紀錄表作為證明，應先具體明確指出前案紀錄表中，有哪幾筆資料與本案構成累犯之待證事實有關，並釋明執行完畢日期，而非如本裁定所言之檢察官僅「單純空泛提出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閱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734號判決意旨），檢察官對此負有舉證責任，如檢察官未主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自然無法使法院合理可疑被告構成累犯，而未盡「提出證據之形式舉證責任」，在此情形，法院不僅無調查之義務，也因為構成累犯之事實並非有效爭點，法院無從為補充性調查，得逕不認定累犯。至於「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事項」，本裁定指出，檢察官負「說明責任（即爭點形成責任）」，並應「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即檢察官應於科刑證據資料調查階段就被告之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各節，例如具體指出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前案之性質（故意或過失）、前案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有無入監執行完畢、在監行狀及入監執行成效為何、是否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即易刑執行〕、易刑執行成效為何）、再犯之原因、兩罪間之差異（是否同一罪質、重罪或輕罪）、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各項情狀，惟以較為強化之自由證明為已足等語。如檢察官僅主張被告成立累犯，卻未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本於累犯加重其刑立法理由之特殊性，法院裁量原則上應受到職司刑事（前案）執行專業的檢察官意見拘束而不得加重。又檢察官如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卻「全未說明理由」時，在「修正的舉證責任不要說」之基礎上，因檢察官對此量刑事項仍有承擔舉證責任之可能性，可認檢察官未盡「形式舉證責任」，法院不僅無調查、認定之義務，也因為「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事項」並非有效爭點，法院無從為補充性調查，得逕裁量不予加重（詳細論證可參閱本院111年度簡字第87號判決）。　⒉被告前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10年度金簡字第14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同法院以111年度金簡上字第4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於112年7月2日徒刑執行完畢出監等情，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至9頁），惟檢察官並未主張被告本案構成累犯、應依累犯規定加重等情，本院將此前科列為量刑審酌事項。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除上開前科外，另有竊盜之前科紀錄，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本案所竊取之財物並未歸還，迄今也未能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賠償，難認有積極彌補犯罪損害之意，參以其本案竊取財物之價值，念及其犯後坦承犯行，衡以其自陳國中肄業之學歷、未婚、無子女、入監前務農、1季收入約15萬元、與姐姐同住之生活狀況、缺錢花用之犯罪動機（見本院卷第225至22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三、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前條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38條之2第 1項前段各有明文。另有論者說明，估算乃藉由蓋然性的考量，決定被沒收人獲利之數量，其本身雖不適用有疑唯利被告原則，但「估算基礎」之判斷仍有其適用，且估算之不確定性亦不應造成被沒收人之負擔，法院毋寧應從「最低數額」或「扣除誤差安全值」出發，亦即以被沒收人鐵定取得之範圍作為基準（參閱許澤天，沒收之估算，收錄於沒收新制【一】刑法的百年變革，105年7月，第216、227頁）。經查：　㈠被告竊取之本案油桶、本案船外機均未扣案，被告雖陳稱已變賣、抵債云云（見本院卷第79至80頁），惟尚乏相關證據可證，為免被告保有本案犯罪所得原物，本院仍應依刑法第 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㈡關於本案油桶、本案船外機之價值：　⒈被害人於警詢時陳稱：本案船外機之價值約7萬6000元等語（見偵卷第88頁）；其於本院113年8月9日審判程序則稱：本案船外機新購入之價格為7萬6000元、本案油桶新購入價格為6000元，我遭竊之時，使用約6個多月，以中古行情來說，本案油桶應該要3600元、本案船外機如果有出廠證明，至少可以賣到5萬元，但如果沒有出廠證明可能是贓物，可以賣到4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30、131頁）；其於本院113年 9月18日審理程序則稱：我主張本案油桶、本案船外機失竊時價格共4萬3600元，（後稱）我無法評估本案船外機當時二手價格多少錢，我不太清楚這種二手船外機的價格，但本案油桶、本案船外機當時保存狀況良好，沒有損壞，我可以提供全新購買的證明影本等語（見本院卷第177至183頁）。　⒉被告於113年5月3日準備程序陳稱：本案船外機二手價格應該剩1萬5000元至3萬元左右，本案油桶如果是舊的、品項不好的，大概都500、600元在收，本案油桶及本案船外機我整組一起賣掉了，賣了約2萬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79至80頁）；於本院113年10月16日審理程序則稱：本案油桶、本案船外機於案發時價格為何我沒有意見，請法院依法認定，我當時變賣價格約1萬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17、224頁）。　⒊公訴檢察官則主張：本案船外機於案發當時的價格，可參考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中漁船的耐用年限（8年），因船外機屬於漁船之引擎動力，兩者應可比擬，並請法院採用平均計提折舊定率遞減，估算價額等語（見本院卷第216頁）。　⒋經查，被害人向本院提出之來源證明書，並未記載日期，且相對於被害人於偵查中向警方提出之漁筏註冊事項及其變更紀錄等資料（見偵卷第93至97頁，下稱漁筏註冊資料），被害人稱係本案船外機之資料（見偵卷第88頁），但漁筏註冊資料所記載之引擎號碼與被害人向本院提出之來源證明書記載之引擎號碼不同，究竟何者係本案船外機之資料？有所疑問。且若漁筏註冊資料確屬於本案船外機之相關資料，該等資料所附之定期檢查報告表所記載之檢查時間為112年1月17 日，距離案發逾9月，何以被害人會稱本案船外機失竊之時，其才購入使用6個多月？此外，本院詢問開立該來源證明書之廠商，廠商稱該來源證明書記載型號之船外機（含油桶），112年之價格為6萬7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03至205頁），亦與被害人所稱購入之價格有所差異。　⒌從而，本院綜合被告、被害人之陳述、意見，參以檢察官提出之估算方式（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平均法、定率遞減法），綜合被害人提出之來源證明書、漁筏註冊資料等情，依有利被告之方式估算，認定被告本案竊取時，本案油桶、本案船外機之價額共為4萬元，爰依刑法第38條之1條第3項規定，宣告本案油桶、本案船外機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價額共4萬元。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鵬程、廖云婕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喬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潘韋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哲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1-15

ULDM-113-易-38-20241115-1

易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詐欺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91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許益豪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2014 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許益豪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捌月；應追徵不能沒收之犯罪所得價額新臺幣貳仟元。　　事　實一、許益豪於民國112年3月間某日，加入由陳柏翔（Telegram通訊軟體暱稱「飛鼠」）、張佑任、李承恩（Telegram通訊軟體暱稱「鄭愷」）、Telegram通訊軟體暱稱「保時捷」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許益豪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嫌，業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7183、7391、8812、9729 、12019、12768號另案起訴，非本案起訴、審理範圍）。許益豪知悉現今詐欺集團取得人頭帳戶之方式多元，可能有詐取他人帳戶存摺、提款卡等物使用之情形，而已預見陳柏翔指示其領取包裹、獲取報酬，有可能係領取他人受本案詐欺集團詐欺、陷於錯誤而處分、寄送之財物，卻仍不違背本意，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與陳柏翔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3月24日19時30分許，電聯楊麗瑜並向其佯稱購買美白用品誤登記為會員會自動扣款云云，復又稱須提供帳戶之提款卡以解除分期設定云云，致楊麗瑜陷於錯誤，依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指示，於112年3月30日18時許，將其申辦之合作金庫銀行帳戶（帳號詳卷，下稱本案帳戶）提款卡1張放置於雲林縣斗六火車站之置物櫃，並以通訊軟體LINE告知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該帳戶之密碼。許益豪隨即受陳柏翔指示，於同日21時7分許，至上址置物櫃取走上開提款卡，再依陳柏翔指示寄送給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二、案經楊麗瑜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按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法院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傳喚被告或其代理人，並通知檢察官、辯護人、輔佐人到庭，行準備程序，為起訴效力所及之範圍與有無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法條之情形之處理。而檢察官之起訴書固應記載被告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惟如記載不明確或有疑義，事關法院審判之範圍及被告防禦權之行使，自應於準備程序中，經由訊問或闡明之方式，先使之明確。茍法院就起訴書所記載關於被告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確或有疑義之部分，經由訊問或闡明之方式，加以更正，當事人復無爭執，則法院就已更正之被告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依法定訴訟程序進行審判，即不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98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雖記載被告許益豪與「飛鼠」有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在前，並記載告訴人楊麗瑜受詐欺款項在後，但關於被告主觀犯意部分，卻僅記載被告知悉領取包裹即可獲得報酬，可預見自己將成為取簿手等語；關於被告客觀行為部分，亦僅記載被告取走本案帳戶提款卡之情，則關於告訴人受詐欺款項部分，檢察官究竟有無主張屬於被告本案犯意聯絡範圍而應負共同正犯之責，有所疑義，經本院於準備程序向公訴檢察官確認，其表示：依被告所知所犯內容，其領得者僅有提款卡，其是否知悉或可預見告訴人前已遭詐欺集團詐騙款項及匯入其他帳戶，仍有疑慮，此部分為有利被告之考量，關於告訴人匯款部分不主張被告為共犯等語，被告對於公訴檢察官之確認、更正則表示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95頁），是依上開說明，本院審理應以公訴檢察官確認、更正後之起訴範圍為準。二、本案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規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 條規定之限制。貳、實體部分：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9至13頁、第15至17頁、第33至39頁、第155頁及反面；本院卷第91頁、第93至95 頁、第106、109頁），核與證人即同案共犯張佑任、證人即告訴人楊麗瑜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19至23頁、第 29至31頁反面），並有本案帳戶歷史交易明細查詢結果、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7183、7391、8812、9729、12019、12768號起訴書、告訴人之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莿桐分駐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莿桐分駐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各2份（見偵卷第41至61頁、第6 7頁、第69頁及反面、第71至73頁反面、第75至77頁、第79 頁、第161至211頁）在卷可稽，綜上，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自可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二、按金融機構之存摺、金融卡為提領該帳戶金錢之物，具有一定之財產價值，自屬財物（可參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 0年度金上訴字第840號判決意旨），本案告訴人受本案詐欺集團詐欺而交付本案帳戶提款卡1張，該張提款卡本身即是本案詐欺集團與被告本案共同詐欺取財之標的。公訴檢察官雖於準備程序主張：補充被告除了涉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嫌外，也有可能涉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卡片的使用利益）罪嫌等語（見本院卷第90頁）。惟查：　㈠按刑法上詐欺取財罪，係侵害財產法益之犯罪，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因而處分財產，導致財產損害，為其要件（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5551號判決意旨參照）。論者也指出，詐欺罪保護法益為被害人的整體財產，必須以造成被害人之財產損失為內容（參閱許澤天，刑法分則上冊，113年2月，第112 頁）。準此，行為人施用詐術之結果，必須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處分財產，且被害人因其處分財產而受財產損失，始與詐欺取財（得利）罪之要件相符。　㈡金融機購的金融卡作為提領、轉匯款項之工具，本身具有一定之財產價值，行為人如施加詐術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金融卡，被害人自受有失去此提領、轉匯款項「工具」之財產損失；相對於此，行為人藉由此金融卡之提領、轉匯功能使用該帳戶，對於該帳戶原有款項是否涉及其他財產犯罪固屬另一問題，但就「使用該帳戶」本身，並不會導致被害人受有財產損失，被害人仍可使用該帳戶之提領、轉匯款項功能，此等功能並不因為行為人同時亦可使用而受到減損；至於被害人可能要申請補發金融卡才能順利使用上開功能，此不便其實是來自於其失去提領、轉匯款項之「工具」即金融卡所造成，此部分論以詐欺取財罪（標的為金融卡）即可充分評價。此外，縱使行為人使用該帳戶後，導致該帳戶成為警示帳戶，影響被害人使用該帳戶之權利，但此損害亦非直接源自於被害人提供該帳戶使用權之財產處分，而是行為人使用該帳戶之結果，自也無從認為行為人除了成立詐欺取財罪（標的為金融卡）外，尚有論以詐欺得利罪（標的為帳戶使用利益）之餘地。　㈢從而，本案公訴檢察官主張被告所為可能涉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卡片的使用利益）罪嫌等語，尚非有據。三、被告雖拿取本案帳戶提款卡並轉交給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惟從隨後持該提款卡之人即證人張佑任證稱：我提領完款項就丟棄提款卡等語（見偵卷第22頁）可知，依照詐欺集團運作常情，其成員取得人頭帳戶之目的係為了掩飾真實身分，使用該帳戶收取詐欺款項並製造金流斷點，以隱匿、掩飾詐欺犯罪所得，重在詐欺款項，至於該人頭帳戶提款卡本身，僅是上述流程之臨時工具，詐欺集團並無終局保有該提款卡之意，一旦遭警示或使用完畢，通常即會拋棄避免追查；又提款卡具有識別性，也難以隱匿或掩飾，是詐欺集團成員間移轉人頭帳戶之提款卡，應僅係集團內部分工（取簿手、提款車手）使然，其等主觀上並無隱匿、掩飾該提款卡等洗錢犯意。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五、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雖於112年5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然本次修正僅係於該條增訂第4 款規定，與本案被告犯行無關，此部分無涉法律變更之新舊法比較問題。　⒉實務見解雖有認為：按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於同年0月0日生效之條文中，新設第47條「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並就該條所稱詐欺犯罪，於第2條第1款明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㈠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㈡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㈢犯與前二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而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亦規範較輕刑罰等減刑規定之溯及適用原則。故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若係刑罰之減輕原因暨規定者，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茲刑法本身並無犯同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取財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犯刑法加重詐欺取財罪，若具備上開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24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惟誠如論者所闡述，刑法第2條第1項之「法律變更」，係指依照行為人原來的具體行為事實，法律發生了一切有關其犯罪可罰性成立要件與刑罰程度之法的實質內容變更，其中所謂「刑罰程度」係指犯罪之法律效果變更，例如刑罰之廢除、刑罰種類或刑度之減輕、「得減輕」修正為「必減輕」等等（參閱吳耀宗，刑法第2條第1項「法律變更」之研究──兼評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3號解釋以及最高法院相關裁判，台灣法學雜誌，第13期，89年8月，第80頁）。又如實務多數見解認為：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可參閱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290號判決意旨），是以刑法第2 條第1項有關「法律變更」適用法律規定之解釋，應採取綜合性之理解，凡與刑罰程度有關之規定、法律效果變更，不論是新增、刪除或者更改，只要影響刑罰程度，均應屬於此處之「法律變更」。前述實務見解主張若非新舊法均有類似規定，即無從比較等語，似嫌狹隘，且若無法援引刑法第2 條第1項適用修正後始新增之減刑規定，在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施行前，豈非無法適用較有利於行為人之新法減刑規定？此可參閱最高法院105年度台非字第53號判決，關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98年5月5日（98年5月2 0日公布、同年11月20日施行生效）始新增訂第17條第2項之偵審自白減輕規定，仍列入刑法第2條第1項之整體比較應明。　⒋從而，相對於上開實務見解，本院認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142號判決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3年7 月31日制定公布，部分條文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該條例第 2條第1款第1目業將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明定為該條例所指『詐欺犯罪』，並於同條例第43條分別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其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5百萬元者，設有不同之法定刑；另於同條例第44條第1 項，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㈠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或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者，明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同條例第44條第3項則就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且有上述㈠㈡所定加重事由之一者，另定其法定刑；同條例第46 條、第47條另就犯詐欺犯罪，於犯罪後自首、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定其免除其刑、減免其刑、減輕其刑之要件。以上規定，核均屬刑法第339條之4相關規定之增訂，而屬法律之變更，於本案犯罪事實符合上述規定時，既涉及法定刑之決定或處斷刑之形成，應以之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　⒌準此，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將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明定為該條例之「詐欺犯罪」，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生效前，「詐欺犯罪」本即為刑法處罰之犯罪，尚無涉刑法第1 條罪刑法定原則問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新增之加重刑罰、減輕刑罰事由，如法院審理之具體個案符合該等規定時，應列入刑法第2條第1項法律變更有利與否之比較適用。　⒍查被告本案行為後，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與本案相關之規定已於同年0月0日生效。本案被告犯行並不符合該條例之加重事由，但符合該條例第47條前段之減刑規定（詳後述），從而，被告本案犯行，依照行為時之法律為成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而無減刑規定；依照裁判時之法律則成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並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自對被告較為有利，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㈡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復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屬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24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起訴意旨原僅論以被告涉犯詐欺取財罪，惟業經公訴檢察官補充主張，本院亦已補充諭知本罪名（見本院卷第90、105頁），尚無庸變更起訴法條。　㈣被告本案犯行與陳柏翔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㈤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犯罪所得」之解釋適用：　　實務雖有見解認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犯罪所得」均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等語（詳盡理由可參閱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惟本院認為：　⒈過往實務關於「繳交犯罪所得」減刑之類似立法例，似多採「個人犯罪所得」之見解：　⑴按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自首或自白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減免其刑之規定，係鼓勵公務員犯貪污罪之後能勇於自新而設，如認尚需代繳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不免嚇阻欲自新者，當非立法本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99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按107年1月31日修正前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 項前段規定，犯同法第125 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其後部分文字修正為：「 ……，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旨在鼓勵犯罪行為人勇於自新，解釋上自不宜過苛，以免失其立法良意。若被告已於偵查中自白，並於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自動賠償被害人，而毋庸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亦應認有該規定之適用；且所謂繳交「全部犯罪所得」，是指繳交行為人實際所得之全部為已足，不包括其他共同正犯之所得在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52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所定「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及同法第136條之1所定「犯本法之罪，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所稱之「犯罪所得」，各係關於個人刑罰減免事由及沒收之規定，分別側重於各該犯罪行為人自己因參與實行犯罪實際所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自動繳交或剝奪（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5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前後共出現2次「犯罪所得」之用語，前者係行為人「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後者則為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一方面從文義理解，「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自應指行為人個人之犯罪所得，如此亦與此減輕規定屬於個人刑罰減免事由之本質相符，也與犯罪所得沒收之原理一致。另一方面，對照本條文前後2次「犯罪所得」之用語可知，前者係「其犯罪所得」，後者則為「全部犯罪所得」，兩者用語、文義有明顯差異，自無法將兩者均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反而應認為，行為人「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係指行為人應繳交其因本案詐欺犯罪所獲得之犯罪所得；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則係指扣押「本案被害人受詐欺而處分之全部財產利益」，也就是「本案參與犯罪者所獲得之全部犯罪所得」，正因為前後兩者對於歸返被害人詐欺犯罪損害有程度差別，所以前者之法律效果為減輕其刑，後者則為減輕或免除其刑，如果將前後兩者之「犯罪所得」均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自難解釋上開法律效果之差異。　⒊準此，查參與本案犯行者（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所獲得之全部犯罪所得係本案帳戶提款卡1張，被告個人所獲得之報酬則為2000元（見本院卷第96頁），雖然本案帳戶提款卡已不知去向（持之提領其他詐欺款項之張佑任稱已丟棄等語，見偵卷第22頁）而未經檢警扣押，但被告已自行向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繳回其本案犯罪所得2000元（見本院卷第119至125 頁），且被告於偵審中均自白本案犯罪（偵查中檢察官並未訊及加重詐欺，但被告於偵查中對於詐欺取財罪亦坦白承認，見偵卷第155至156頁），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 條前段之減刑規定，應減輕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有因詐欺案件經刑罰執行之前科紀錄（見本院卷第5至14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卻仍不知警惕再犯本案，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此應基於刑罰特別預防之功能，在罪責範圍內適當考量，惟念及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共同詐得之財物價值不高，告訴人表示不用賠償、請法院依法判決等語（見本院卷第103頁），且被告自行繳回犯罪所得（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兼衡其自陳高職畢業之學歷、未婚、無子女、從事物流工作、月收入約3萬元、與父母同住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11頁）等一切情形，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六、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第5項定有明文。又按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倘若共同正犯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63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有論者指出，依國內詐欺集團之運作情形，詐欺集團車手的領取款屬於「過水財」，車手雖曾實際提領、短暫管領詐欺金額，但其角色僅是代為提領詐欺金額，詐欺集團自始就排除車手的共同處分權，主觀上欠缺共同處分的合意，車手客觀上對於提領款項也欠缺共同處分權（參閱林鈺雄，詐騙集團車手之沒收問題─106年度台上字第187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刑事判決評釋，月旦裁判時報，第96期，109年 6月，第70至71頁）。經查：　㈠本案詐欺集團所詐得之本案帳戶提款卡1張，被告並無共同處分權，且已轉交給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自無從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被告因本案犯行獲得2000元之報酬，衡情應已花用完畢或與其他現金混合而無法區分，因已無法沒收「原物」，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逕對被告宣告追徵其價額即金額2000元（逕行追徵之見解，可參閱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0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4號研討結果）。至於被告自行繳回之2000元，並非其本案犯罪所得之原物，本院既然僅對於被告宣告追徵而未宣告沒收，本判決確定後，並不生刑法第38條之3第1項，沒收標的所有權移轉為國家所有之效力，國家僅取得公法上之金錢債權，該等扣押款項之處理，應屬檢察官如何執行追徵確定裁判之問題（另可參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14號判決意旨），附此說明。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段可芳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喬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潘韋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哲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1-15

ULDM-113-易-91-20241115-2

訴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45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麗婷選任辯護人梁繼澤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1年度偵字第4372、4490、5671、6091、641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丙○○幫助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又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均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陸萬元，並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貳拾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育貳場次。　　事　實一、丙○○、丁○○、甲○○3人（丁○○、甲○○均由本院另行判決），均同居於雲林縣○○市鎮○路000○0號（下稱本案住處），其等 3人均知悉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 phedrone、4-MMC）、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 -Dimethylcathinone）屬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2條第2項第3款所列管之第三級毒品，不得非法販賣，丙○○卻仍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丙○○基於幫助丁○○販賣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或甲基- N,N-二甲基卡西酮以營利之犯意，由丁○○與王晉文於民國11 0年12月29日11時8分許、11時26分許、11時56分許以通訊軟體FaceTime聯繫購毒事宜後，王晉文於同日12時1分許，駕駛車輛至本案住處對面路旁，再由丙○○出面接洽，居間幫助丁○○與王晉文聯繫販賣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或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之毒品咖啡包事宜，王晉文並先於同日12時3分許匯款購毒款項新臺幣（下同）900元至丁 ○○之中國信託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中信帳戶），丁○○嗣於不詳時間、地點，交付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或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之毒品咖啡包3包給王晉文而完成交易（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　㈡丙○○、丁○○共同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或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以營利之犯意，由丁○○在本案住處藏放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或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之毒品咖啡包，並交代丙○○、甲○○如有購毒者欲購毒時代為交付。廖哲偉於111年2月7日9時許至本案住處欲向丁○○購買毒品，而甲○○不在該處，甲○○於同日9時59分許以行動電話與廖哲偉聯繫購毒事宜，並指示廖哲偉找當時位在本案住處之丙○○處理購毒。其後，由丙○○與廖哲偉談妥以12 00元販賣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或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之毒品咖啡包4包後，丙○○欲至本案住處拿取丁○○藏放之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或甲基-N,N -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之毒品咖啡包，卻發現已用畢而無法出售給廖哲偉而販賣未遂（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3）。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及斗南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被告丙○○及辯護人雖一度爭執部分證據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237至238頁），惟嗣後被告已於審理中改採認罪答辯，其與辯護人於本院調查證據時亦未再爭執證據能力，可見其等應已不再爭執證據能力，此節並經本院向辯護人確認無誤（見本院卷一第455頁），是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或經檢察官引為證據使用，被告、辯護人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237至238頁），或經本院調查證據時提示，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未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381至427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過程並無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應得作為證據。貳、實體部分：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判中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一第337至340、第377、378頁），核與證人即共同被告丁 ○○、甲○○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他1404號卷一第374至376 頁；偵4372號卷第240頁；偵6091號卷第130至133頁、第217 頁；本院卷一第339至340頁、第378頁），並有現場蒐證照片、本案中信帳戶交易明細、本院110年度聲監字第424號、 110年度聲監續字第903、960號、111年度聲監續字第16、82 號通訊監察書暨電話附表、通訊監察譯文、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草療鑑字第1110200754號鑑驗書、本院111年2月7日雲院宜刑肅決111年聲監可字第000002號函、本院111年聲搜字208號搜索票暨附件、丁○○之行動電話雙向通聯分析各1份、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111年5月17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2份、通聯調閱查詢單3份、扣案物品照片6張（見警3100號卷一第31至至41頁、第49至65 頁、第71至85頁、第91至93頁、第197至199頁；警1502號卷第33頁；偵6411號卷第57至61頁、第95至126頁；他665號卷第35頁、第47至54頁、第167頁）及丁○○、甲○○扣案之蘋果廠牌手機各1支(均含門號SIM卡)可證，另分別有下列證據可佐：　㈠犯罪事實㈠部分：　　證人王晉文於警詢、偵訊之證述（見警3100號卷一第217至2 26頁、第227至231頁；他1404號卷一第199至207頁）、現場蒐證照片、王晉文之中華郵政帳戶交易明細、王晉文之網路封包資料、通聯調閱查詢單各1份（見警3100號卷一第185至 191頁、第241頁、第243至245頁、第251頁、第253至255頁）。　㈡犯罪事實㈡部分：　　證人廖哲偉於警詢、偵訊之證述（見警3100號卷二第139至1 49頁、第151至161頁；他665號卷第173至185頁）、現場蒐證照片、甲○○與廖哲偉111年2月7日之通訊監察譯文、李昀豪與丙○○111年2月7日之通訊監察譯文、廖哲偉之網路封包資料、通聯調閱查詢單、自用小客車行車軌跡各1份（見警3 100號卷二第159至160頁、第163至171頁、第173至175頁、第177至179頁、第181至193頁、第195至199頁）。二、犯罪事實㈠部分：　㈠偵查檢察官原先起訴主張丁○○指示被告出面交付給王晉文毒品咖啡包3包，而認被告係涉犯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1至33頁），嗣於本院審理中，公訴檢察官指出因現場監視錄影畫面確實無法看出被告有交付毒品或收取價金之情形，參考被告之答辯，變更起訴事實為被告幫助丁○○與王晉文聯繫購毒事宜，丁○○嗣後自行交付毒品咖啡包給王晉文，因認被告涉犯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9 、378頁）。　㈡被告於偵查中始終否認此部分有任何（幫助）販賣毒品情事，嗣於本院審理時承認檢察官變更後之起訴事實（見警3100 號卷一第162至163頁；偵6091號卷第124至125頁；本院卷一第65至66頁、第339至340頁、第377至378頁）。　㈢關於本次交易情形，證人王晉文於偵訊時原證稱：（經檢察官提示丁○○110年12月29日通訊監察網路使用紀錄）我與丁○ ○聯絡是要向他購買毒品，我應該是問他人在何處，若在本案住處，我就去找他購買毒品咖啡包。當天我開車前往本案住處，我到了就打電話給丁○○，丁○○就下來將毒品咖啡包給我等語；經檢察官提示現場監視錄影截圖，其才改稱：當天不是丁○○與我交易毒品，是另1名女生，我已不記得長相等語，我是在交易當天或隔天轉帳900元至丁○○本案中信帳戶等語（見他1404號卷一第201至203頁），其前後所述並非相同，可能是王晉文有其他次向丁○○購毒經驗，係以上開模式進行交易（如起訴書附表編號2、3）造成混淆所致，惟若本次交易，王晉文已先行聯繫丁○○、確認其位在本案住處才前往購毒，何以丁○○不自行下來交易毒品咖啡包？本次是否確如王晉文所述有透過被告交付毒品咖啡包而成功完成交易，非無疑慮。　㈣依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示，被告走出本案住處、走向王晉文車輛之時，並未看見其雙手持有物品；嗣因拍攝角度問題，只見被告繞過王晉文車輛後方而消失於畫面中，無法看到後續情形。其後，被告再度出現於畫面中，要離開該車輛返回本案住處，其手上反而持有某物（但無法辨識為何種物品）（見本院卷二第3至11頁），因王晉文係以匯款方式交付購毒款項，何以被告前往王晉文駕駛車輛時未持有物品，反而自該車輛離去時卻持有物品？憑此尚難認被告有持毒品咖啡包交付給王晉文之情。　㈤被告出面於王晉文接洽後，王晉文固立即匯款900元至丁○○本案中信帳戶，惟本案其他向丁○○購毒者即證人林珈佑於偵訊時結證稱：我和丁○○交易毒品咖啡包的方式，有時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有時是先拿貨再匯款，我大都是先拿貨，有錢再給丁○○，但也曾有先匯款再拿貨之情形等語（見他1404號卷一第209頁），是依照丁○○販賣毒品之交易模式，仍無法排除王晉文先行支付購毒款項之可能性。　㈥證人即共同被告丁○○雖於111年8月24日偵訊時證稱：我將毒品咖啡包裝在信封袋內，我是騙被告將信封袋交給王晉文，被告不知道裡面是毒品咖啡包云云（見偵6091卷第217頁），惟此次證述並未經具結，因公訴檢察官變更起訴事實，也未經被告、辯護人對質詰問，且依前述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所示，並未見被告持有信封袋或其他物品前往王晉文所駕駛車輛之情形，此證述是否與事實相符，非無疑問。況且，證人即共同被告丁○○先前於111年5月17日警詢時，係證稱：王晉文當日來本案住處要拿我之前跟他借的錢，我請被告交5000 元給他云云（見警3100號卷一第26至27頁）；同日偵訊時也為相同證述（見偵4372號卷第199頁），迄本院審理時，證人即共同被告丁○○又證稱：我坦承被告與王晉文接觸後，我自己再另行交付毒品咖啡包給王晉文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 8頁），其證述前後不一，證明力不高。　㈦綜上所述，本案此部分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本於罪疑惟輕原則，尚不足以認定被告確有交付毒品咖啡包給王晉文，且從檢察官並未主張被告因本案獲有任何犯罪所得，證人即共同被告丁○○也證稱：被告從來都沒有幫我賣毒品咖啡包給藥腳、我本案收到的販毒價金都是我個人自己花掉等語（見偵 6091號卷第217頁；本院卷一第435頁），亦難認被告有與丁 ○○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以營利之犯意聯絡。三、犯罪事實㈡部分：　㈠偵查檢察官原先起訴係由被告出面交付給廖哲偉毒品咖啡包4 包，而認被告係涉犯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1、34頁），嗣於本院審理中，公訴檢察官指出從被告與丁○○事後之通訊監察譯文，看不出有完成該次毒品交易，但可看出被告確實有與廖哲偉接觸，變更起訴事實為丁○○在本案住處藏放毒品咖啡包，並交代被告、甲○○如有購毒者欲購毒時代為交付，復由被告與廖哲偉談妥毒品交易之數量、價格，被告欲至本案住處拿取丁○○藏放之毒品咖啡包，卻發現已用畢而無法出售給廖哲偉而販賣未遂，因認被告涉犯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罪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9至340頁）。　㈡被告自偵查迄本院審理時，始終否認有交付毒品咖啡包給廖哲偉之情，但於本院審理時承認檢察官變更後之起訴事實（見警3100號卷一第159至161頁；偵6091號卷第125至126頁；本院卷一第66至67頁、第339至340頁、第377至378頁）。　㈢證人廖哲偉於警詢證稱：當日我有以1200元向被告購得毒品咖啡包3至4包等語（見警3100號卷二第148頁）；於111年7 月6日偵訊時則證稱：當天我應該是和被告交易4至6包毒品咖啡包，4包價格是1200元，6包價格是1800元（見他665號卷第182至183頁），其前後所述購買之毒品咖啡包數量有所不同。　㈣證人即共同被告甲○○自偵查迄本院審理時，皆未曾證稱本次毒品交易確實有完成，但於本院審理時承認檢察官變更後之起訴事實（本院卷一第339至340頁、第377頁）；證人即共同被告丁○○，於偵查中則始終否認有完成該次毒品交易，其於111年5月17日警詢時證稱：廖哲偉該次來本案住處是要向我借東西，沒有購買毒品云云（見警3100號卷一第25頁）；於111年8月24日第1次偵訊時則證稱：（問：被告及甲○○當日有無拿毒品咖啡包給廖哲偉？）廖哲偉於當日前有事先拿錢給我，要我幫他向我朋友拿毒品咖啡包，但我不想幫他這個忙，所以我沒有交付毒品咖啡包給他。我之前有和廖哲偉吵架，我覺得他稱有向被告購得毒品咖啡包是要報復我云云（見偵4372號卷第240頁）；同日第2次偵訊仍證稱：有1次廖哲偉拿金額不詳的錢給我，請我幫他拿毒品咖啡包，但我不想交付毒品咖啡包給他，所以我沒有交付，但當下他拿錢給我，我就收起來云云（見偵6091號卷第216頁）；嗣於本院審理時，承認檢察官變更後之起訴事實（本院卷一第339 至340頁、第377至378頁），其等證述均與證人廖哲偉之證述情節不同。　㈤依照當日11時8分許，被告與丁○○之通訊監察譯文所示，被告一開始即向丁○○稱：「我問完了，爸爸說他一來就走去3人座那邊。」等語，可見在此通電話之前，被告與丁○○應已有聯繫（可能以行動電話或通訊軟體），而依此部分通訊監察譯文所示，其等對於廖哲偉來購毒之舉止有所埋怨，但未見其等談論本次交易是否完成、收受之款項如何處理等事宜。　㈥從而，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僅有購毒者即證人廖哲偉之證述可證明被告有交付毒品咖啡包給他，證人即共同被告丁○○ 則證稱被告並無交付毒品咖啡包之情，在欠缺補強證據下，本於罪疑惟輕原則，應採取有利被告之證據，認定被告本次共同販賣毒品咖啡包犯行止於未遂。四、公訴意旨雖認犯罪事實㈠、㈡部分，被告幫助販賣、販賣未遂之客體均為混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及甲基-N,N -二甲基卡西酮之毒品咖啡包等語，惟檢察官主要依據為前揭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草療鑑字第1110200754號鑑驗書（見本院卷一第428至429頁），經查：　㈠李燿安於111年2月23日為警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執行搜索，扣得毒品咖啡包13包，李燿安證稱係於111年2月22日23時5 分許，在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邱永和豆漿對面之橘子工坊前向丁○○購得等語（見警1502號卷第105至106頁，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0部分），該上開扣案毒品咖啡包經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定，抽驗其中1包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及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等情，固有上開鑑驗書可憑（見他665號卷第167頁），惟依該鑑驗書之記載，該等扣案咖啡包係標示「Valentino」之紅白藍包裝，與證人王晉文證稱：我向丁○○購得的毒品咖啡包是彩色塑膠包裝，我記得袋子好像大都是卡通人物的照片等語（見警3100號卷一第223至224頁；他1404號卷一第203頁）似有所不同；證人廖哲偉則證稱：我向丁○○購得之毒品咖啡包每次外面圖案都不一樣，我也不能確定外觀為何等語（見他665號卷第177頁）；證人即共同被告丁○○則證稱：我本案販賣之毒品咖啡包都是向同1個人買，我不知道毒品咖啡包裡面成分，但價格都一樣，包裝有時候會不一樣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8頁）。準此，依照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已難認定犯罪事實㈠、㈡部分，被告幫助販賣、販賣未遂之毒品咖啡包（未遂部分係指被告、丁○○原欲出售之毒品咖啡包種類）與上開鑑驗之毒品咖啡包係屬相同外包裝，如屬不同之包裝，其內含有之毒品成分是否相同？尚有可疑。　㈡丁○○另案（本院112年度訴字第594號）被訴販賣第三級毒品部分，公訴意旨主張丁○○於111年12月16日販賣毒品咖啡包給廖廷豐（見本院594號卷第15頁），而廖廷豐為警扣得之毒品咖啡包2包經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定，其中1包外觀係火箭圖示紫色包裝（殘渣袋），另1包外觀係迷彩包裝（殘渣袋），經以溶洗方式進行檢驗，均檢出第三級毒品4- 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見偵10563號卷第53頁），並未見第三級毒品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況且，丁○○本案販賣毒品咖啡包之單包價格不一，自難徒以部分扣案之毒品咖啡包有混合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及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遽謂丁○○其他次出售之毒品咖啡包必亦有相同混合情形。　㈢從而，證人即共同被告丁○○雖證稱毒品來源均屬同一、價格相同等語，但向其購毒者為警扣案之毒品咖啡包，有混合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及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者，卻也有僅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者，在檢察官別無提出其他證據證明之情形下，自難以確認其他未經扣案、檢驗之毒品咖啡包，是否確實混合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及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本於罪疑惟輕原則，應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應認其本案幫助販賣、販賣未遂之客體，應係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或」第三級毒品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之毒品咖啡包，公訴意旨主張為混合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及甲基 -N,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之毒品咖啡包，尚有未合。五、按政府查緝販賣毒品犯行均嚴格執行，且販賣毒品罪是重罪，如無利可圖，衡情一般持有毒品者，當不致輕易將持有之毒品交付他人。另販賣毒品乃違法行為，不可公然為之，自有其獨特之販售路線及管道，亦無公定之價格，復可任意增減其分裝之數量，而每次買賣之價量，亦可能隨時依市場貨源之供需情形、交易雙方之關係深淺、資力、對行情之認知、查緝是否嚴緊，及購買者被查獲時供述購買對象之可能性風險評估等諸般事由，而異其標準，不能一概而論，販賣之利得，亦非固定，縱使販賣之人從價差或量差中牟利方式互異，其意圖營利之非法販賣行為仍屬同一。又販賣利得，除經被告供明，或因帳冊記載致價量已臻明確外，難以究明。然一般民眾均普遍認知毒品價格非低、取得不易，且毒品交易向為政府查禁森嚴，一經查獲，對販毒者施以重罰，衡諸常情，倘非有利可圖，殊無必要甘冒持有毒品遭查獲、重罰之極大風險，無端親至交易處所，或於自身住處附近交易毒品，抑或購入大量毒品貯藏，徒招為警偵辦從事毒品販賣之風險（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8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丁○○如犯罪事實㈠、㈡所示犯行，均非無償提供毒品給對方，倘非有利可圖，應無甘冒遭查獲、重罰之極大風險，平白無故義務性、服務性提供對方毒品，又丁○○供稱因經濟狀況不好之犯罪動機（見他1404號卷一第374頁），且其於本院訊問程序中陳稱：我向毒品上游拿毒品，1包價差差不多1 00元等語（見他1404號卷一第377頁），堪認其主觀上均有販賣第三級毒品營利之意圖無誤。而被告為丁○○弟弟之配偶，又與丁○○同居於本案住處，其自然知悉丁○○本案有販賣第三級毒品營利之意圖。六、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另該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所稱「參與犯罪組織」，則係指行為人加入以實施特定犯罪為目的所組成之有結構性組織，並成為該組織成員而言。且既曰參與，自須客觀上有此組織之存在，行為人受他人邀約等方式而加入之行為，行為人主觀上有成為該組織成員之認識與意欲，始足當之。倘若被告僅單純與該組織成員共同實行犯罪或提供部分助力，別無確切證據證明該組織之存在及其加入成為組織成員之認識與意欲，則至多祇能依其所參與實行或提供助力之罪名，論以共同正犯或幫助犯，要無評價為參與犯罪組織之餘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丁○○與甲○○先前為配偶關係，離婚後仍有同居關係（見本院卷一第430頁），被告為丁○○弟弟之配偶，3人均同居於本案住處（見警3100號卷一第17頁）。而被告、甲○○（另案）雖有幫助或與丁○○共同販賣毒品之情形，但次數有限，多係丁○○自行販賣，證人即共同被告丁○○亦證稱：本案我販賣毒品取得之價金，都是我個人花用，與甲○○ 無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35頁），而檢察官主張沒收犯罪所得之對象亦僅有丁○○1人（見本院卷一第435頁），自不能排除被告及甲○○僅係基於親屬、同居關係而偶爾幫助或與丁 ○○共同販賣毒品，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尚難認定丁○○已發起、成立以實施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也無法認定被告及甲 ○○有成為組織成員之認識與意欲，本案尚無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相關罪名。七、綜上所述，被告上開自白均核與事實相符，自可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洵堪認定，皆應依法論科。八、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犯罪事實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就犯罪事實㈡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6項、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罪。　㈡公訴意旨認被告犯罪事實㈠所為，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之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就犯罪事實㈡所為，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6項、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罪等語，均容有誤會，已如前述，然基本犯罪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㈢被告就犯罪事實㈡部分，與丁○○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所犯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㈤本案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適用：　⒈辯護人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雖然於偵查為否認答辯，但在檢察官變更起訴事實後即無認罪答辯，顯然係於偵查中不及為認罪表示，應仍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減刑規定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32至433頁）。　⒉惟按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係為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除司法警察於調查犯罪製作警詢筆錄時，就該犯罪事實未曾詢問，且檢察官於起訴前亦未就該犯罪事實進行偵訊，致有剝奪被告罪嫌辯明權之情形，始例外承認僅有審判中之自白亦得獲邀減刑之寬典外，衡諸該條文意旨，仍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行自白，始有其適用，缺一不可。易言之，限於廣義偵查程序中，未賦予被告任何自白之機會時，始得逕以其有審理中之自白，例外適用上開減刑之規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01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旨在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除司法警察於調查犯罪製作警詢筆錄時，就該犯罪事實未曾詢問，且檢察官於起訴前亦未就該犯罪事實進行偵訊或指派檢察事務官詢問，致有剝奪被告罪嫌辯明權之情形，始例外承認僅有審判中之自白亦得獲邀減刑之寬典外，衡諸該條文意旨，仍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行自白，始有其適用，缺一不可。易言之，限於廣義偵查程序中，未賦予被告任何自白之機會時，始得逕以其有審理中之自白，例外適用上開減刑之規定。所謂於偵查中無自白之機會，應指未曾受相關事實或已存證據資料之訊（詢）問，致因不知該部分事實已受偵查，而無自白全部或主要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之機會而言（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9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⑷查被告對於本案犯行，於偵查中矢口否認有涉及、幫助或參與丁○○販賣毒品咖啡包之情，關於犯罪事實㈠部分，其於11 1年7月13日警詢時供稱：我看到有臺車停在本案住處對面，因為我看過駕駛來找過丁○○，我才走過去問他要做什麼，他問我丁○○在不在而已，我跟他說丁○○去上班，他就開車走了，我沒有拿東西給他，我也沒有跟他交易毒品，對於王晉文之後匯款給丁○○之事我也不清楚云云（見警3100號卷一第16 2至163頁）；同日偵訊時亦稱：我過去詢問該男子（即王晉文，被告稱不知其姓名）要做什麼事，他說要找丁○○，我告知他丁○○去上班，他就離開了，我之所以要走到本案住處對向與他交談，是因為怕他妨害到別人，我沒有與他交易毒品云云（見偵6091號卷第124至125頁），迄本院羈押訊問、11 1年8月24日偵訊、本院延長羈押訊問時，仍為上開答辯，其顯然完全撇清其與丁○○本次販賣毒品犯行之關係。關於犯罪事實㈡部分，其於111年7月13日警詢時供稱：那天我在本案住處房間內，我婆婆來敲我的房門，我就下去問那個男生（即廖哲偉）要做什麼，他說要找丁○○，我說丁○○去上班了，他還是一直說要找丁○○，後來我就叫他出去，他就開車走了云云（見警3100號卷一第160至161頁）；同日偵訊時亦稱：該名男子（即廖哲偉）自己闖進來，當時我在本案住處房間顧小孩，我婆婆敲門我就下去，我問他要做什麼，他說要找丁○○，我說丁○○去上班了，我請他出去，他就出去，後來我就先請他離開，我並未和他交易毒品云云（見偵6091號卷第 125至126頁）；而其於111年8月24日偵訊時，仍為上開答辯，並表示：我從來沒有幫丁○○賣過任何毒品咖啡包云云（見偵6091號卷第219至220頁），亦完全否認自己與丁○○本次販賣毒品未遂犯行之關係。雖然犯罪事實㈠、㈡之犯罪事實，偵查中檢察官之認定與審理中檢察官更正、變更之事實、本院認定之事實有所不同，但因為檢察官於偵訊時已經特定此等部分之犯罪事實，被告並無誤認之可能性，縱使情節有所出入，被告原本盡可供述真實之情形，其卻捨此不為，全盤否認此等部分犯行，難認有剝奪其偵查中罪嫌辯明權之情，被告僅於審理中自白此等部分犯行，尚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刑規定不符。　㈥被告犯罪事實㈠犯行為幫助犯，本院考量其參與程度顯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㈦被告犯罪事實㈡犯行止於未遂，尚未生實際犯罪損害，本院考量其犯罪情節，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㈧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其裁量判斷是否適法，應就案件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除具體審酌關於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量刑資料外，並應視量刑過程中對於各種刑罰目的之判斷權衡是否得當，以及對量刑相關情狀事證是否為適當審酌而定。又宜否宣告緩刑、緩刑期間之長短、所附負擔之種類或內容，固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裁量之事項。惟事實審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外，仍應就被告有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亦即應就被告有無再犯之虞，以及能否藉由緩刑或其附加之負擔，即可以達到刑罰之功能，並足以兼顧其他法律所欲維護之價值或利益等事項，加以審酌裁量，並須充分考量法律授權之目的，進行合於法律授權目的之合義務性裁量。而不論量刑及是否予以緩刑或附負擔緩刑所為裁量，為符合充分而不過度評價原則，均應避免基於明顯錯誤之事實，或根據不合理之具體情狀而為裁量，倘與裁量有關的重要事項漏未審酌，或未予調查釐清即遽予審酌評價，其裁量權之行使均難謂適法。另兒童權利公約（下稱公約）內國法後，兒童最佳利益原則於我國司法裁判已具有規範之普遍適用性，各級法院之裁判若對兒童產生影響者，均須恰如其分地納入且始終貫徹兒童最佳利益（公約第3條第1項、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下稱童權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 14段（a）、第19段、第27段解釋參照）。司法院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並指出：「維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重要內涵，凡涉及未成年子女之事件，因未成年子女為承受裁判結果之主體，無論法院所進行之程序或裁判之結果，均應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最優先之考量。又父母與未成年子女間之親權關係，同受憲法之保障，維持父母與未成年子女間之親權關係，原則上亦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而於刑事案件，童權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28段列明：⒈對於與法律產生衝突（即：被告或被確認為違法）的兒童，或⒉（作為受害者或證人）法律所觸及到的兒童，以及⒊因家長觸法而受影響的兒童，均有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之適用。於兒童為被害人而有公約第19條「兒童免遭一切形式暴力侵害之權利」規定之適用時，童權會第13號一般性意見第3段（f)解釋亦表明，必須尊重兒童使自己的最佳利益在一切涉及和影響兒童事務，以及一切預防措施中作為首要考慮的權利；該號意見第54段解釋並強調，司法介入之決策目的應為保護涉案兒童，擴展其最佳利益（如行為人可能再犯，則也包括其他兒童的最佳利益）。故法院之量刑結果，依個案情節，倘勢必影響兒童關於公約所保障之權利或利益者，恰如其份地將兒童最佳利益納入量刑審酌因子，並做出合義務性之裁量，即屬無可迴避。應予強調的是，法院於量刑時有義務留意到兒童最佳利益之意義與目的，並不表示允許犯錯的父母或家長等主要照顧者可無故逃避適當的懲罰，相反地，是要求法院在這類情況下，應盡可能地保護無辜兒童免於受到可避免的傷害，又於兒童最佳利益及其影響之調查、評估與回饋，即可檢視已弱化的親子關係、家庭功能得否有所修復、重建或提升，倘審酌結果認係朝正向發展，即可節省刑罰之懲罰份量，避免刑罰之過剩，畢竟較穩固、健全的親情依附、理解與支持，一直是通往刑罰預防目的之康莊大道，不論對加害成人或無辜兒童之未來均然。於審酌個案有關之一切量刑或緩刑因子時，考量兒童於系統中往往處於不能為自己發聲之地位，前述「優先考量」就意味著，兒童的最佳利益與所有其他審酌因子，並非處於同等的份量級別，而係應考慮到是否不突顯兒童的利益，兒童的利益就會遭到忽視之結果（童權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37段解釋參照）。至於被告之罪責倘已達監禁而應使之與兒童分離之程度，依公約第9條第1項（父母與兒童不分離原則）、第18條（父母共同養育兒童原則）、第20條（剝奪家庭環境之兒童照護與安置）之規定，及童權會第14 號一般性意見第61段、第69段之解釋，法院之量刑則應具有維護兒童最佳利益之目的性，且必須合乎必要性及最後手段性，並充分考慮到不同刑期對單一兒童或若干兒童的最佳利益所造成的衝擊，復顧及家庭環境因此而受到剝奪的兒童，是否能獲有替代方式之照護。另關於兒童最佳利益之評估判斷，則應特別注意與案情或個別兒童有關之：⒈兒童之意見與溝通、⒉兒童的身分、⒊維護家庭環境與保持關係、⒋兒童的照顧、保護和安全、⒌弱勢境況、⒍兒童的健康權、⒎兒童的受教育權等要素，並依個案類型、情節等有利不利兒童之具體情況，賦予上開相關要素不同比重之評價，再予整體評判（童權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52段至第80段、第89段解釋參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0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育有2名年幼子女、由被告在家中照顧（見本院卷一第430、431頁），本院關於本案之量刑、是否給予緩刑之審酌上，應參酌兒童權利公約有關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之意旨，具體考量本案犯罪情節及被告及其年幼子女生活狀況等節。　㈨按立法者就特定之犯罪，綜合各犯罪之不法內涵、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等各項情狀，於刑罰法律規定法官所得科處之刑罰種類及其上下限（即法定刑）。惟犯罪之情狀千變萬化，為賦予法官在遇有客觀上顯可憫恕之犯罪情狀，於即使科處法定刑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狀況時，得酌量減輕其刑至較法定最低度為輕之刑度，以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爰訂定刑法第59 條作為個案量刑調節機制，以濟立法之窮。而該條所稱「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所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故是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自應就同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情狀，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9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為本案犯行固有不該，惟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考量其參與程度顯較丁○○輕微，也無證據證明其因此獲有犯罪所得，且本案犯行涉及之毒品咖啡包數量、價格非鉅，與大盤毒梟牟取暴利之情形顯然有別，參以被告育有2名年幼子女，審酌兒童權利公約有關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之意旨等情，本院認為被告犯罪事實㈠、㈡犯行，各依刑法第30條第2項、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如分別量處最低有期徒刑3年6月，仍有情輕法重、過苛而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虞，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均減輕其刑，並遞減輕之。　㈩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無經法院判刑確定之紀錄（見本院卷一第451至452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素行尚可，參以被告2次犯行涉及毒品之數量、價格、販賣對象等犯罪情節、參與程度、無證據證明其因本案獲得利益等情，又念及被告終能坦承犯行，尚非全無悔意，兼衡其自陳：高中肄業之學歷、已婚、育有2名年幼子女、在家中照顧小孩、與配偶、公婆、子女、丁○○、甲○○同住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一第430、431頁），再考量兒童權利公約有關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之意旨及當事人、辯護人之量刑意見等一切情形，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參以被告2次犯行之罪質、販賣對象、犯罪情節、參與程度、時間差距等一切情形，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前揭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本院考量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非全無悔意，參以其參與程度顯較丁○○輕微、無證據證明其獲有犯罪所得，又審酌被告育有2名年幼子女、考量兒童權利公約有關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之意旨等情，且被告曾因本案羈押2月餘，堪認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前揭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為前揭所宣告之刑，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並考量被告本案各次犯行之情節、所犯為重罪等情，為使被告確實記取本案教訓，參以被告之生活狀況、意見等情（見本院卷一第434至435頁），本院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第5款、第8款、第 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均宣告緩刑4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6萬元，並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九、檢察官並未提出證據證明被告因本案獲有犯罪所得，本案尚無沒收犯罪所得之問題，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淑娟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韋丞　　　　　　　　　　　　　　　　　　法　官　鄭苡宣　　　　　　　　　　　　　　　　　　法　官　黃郁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哲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萬元以下罰金。前5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2024-11-15

ULDM-111-訴-645-20241115-9

金訴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1年度金訴字第188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金谷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緝字第337、342、343、344、345、346、347、348、349、3 50、351、2229、2883、4863、5604、6127、6229號）暨移送併辦，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本案原訂民國113年11月15日9時29分之宣示判決期日，變更至民國113年12月31日14時9分宣示判決。　　理　由一、按期日，除有特別規定外，非有重大理由，不得變更或延展之；期日，經變更或延展者，應通知訴訟關係人，刑事訴訟法第64條定有明文。又宣示判決期日係審判長使訴訟關係人到場行訴訟程序之一環，如有重大理由而無法於原訂期日宣示判決，不論以審判長名義，或以法院名義，均得以裁定變更或延展宣示判決之期日（可參閱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民國101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臨時提案第2號研討結果意旨）。二、本案前經本院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辯論終結，原定於113年11月15日宣示判決，惟本案卷證較為繁雜，且辯論終結後，檢察官復移送併辦，亦有待確認併辦部分與起訴部分、本院審理範圍之關係，考量司法資源及當事人程序之勞費，爰裁定變更本案宣示判決之期日如主文。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64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潘韋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許哲維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2024-11-14

ULDM-111-金訴-188-20241114-1

訴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1年度訴字第484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永昌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392、3713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本案變更至民國113年12月6日9時19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宣示判決。　　理　由一、按期日，除有特別規定外，非有重大理由，不得變更或延展之；期日，經變更或延展者，應通知訴訟關係人，刑事訴訟法第64條定有明文。又宣示判決期日係審判長使訴訟關係人到場行訴訟程序之一環，如有重大理由而無法於原訂期日宣示判決，不論以審判長名義，或以法院名義，均得以裁定變更或延展宣示判決之期日（可參閱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民國101年11月12日法律座談會決議意旨）。二、經查，本案前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並辯論終結，原訂於113年11月15日9時29分宣判，惟因被告林永昌曾表示有依法清理本案廢棄物之意願，本院認為有再向被告確認上情之必要，為妥適判決及節省訴訟程序勞費，爰裁定變更本案宣示判決之期日如主文。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6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潘韋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抗告。　　　　　　　　　　　　　　　　　　　　　　　　　　書記官　許哲維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2024-11-14

ULDM-111-訴-484-20241114-2

國審強處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擄人勒贖致死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3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許宣勇選任辯護人邱皇錡律師（法扶律師）上列被告因擄人勒贖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771、6692號；本院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許宣勇之羈押應自民國113年11月4日起撤銷。　　理　由一、按羈押於其原因消滅時，應即撤銷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07 條第1項定有明文。二、查被告許宣勇因涉犯擄人勒贖致死案件，前經本院受理強制處分事項之受命法官訊問後，處分被告應自民國113年8月7 日起羈押3月在案。茲被告因詐欺案件，由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經本院同意，自113年11月4日（刑期起算日期）起借提被告入監執行該案刑期，此有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 3年9月5日雲檢亮火113執2040字第1139026799號函、113年1 1月6日雲檢亮火113執2040字第1139033383號函及執行指揮書影本在卷可參，則被告既因另案執行在監，已無逃亡之虞，應認原羈押原因消滅，爰自113年11月4日起予以撤銷羈押。三、依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韋丞　　　　　　　　　　　　　　　　　　　　　　　　　　　法　官　廖宏偉　　　　　　　　　　　　　　　　　　法　官　黃郁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洪明煥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2024-11-13

ULDM-113-國審強處-3-20241113-4

國審聲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聲請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5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 LE VAN VE（中文名：黎文樂）聲請人即選任辯護人王捷歆（法扶律師）上列聲請人因被告擄人勒贖致死案件（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本案自偵查以來，相關證物均已保全，被告LE V AN VE（中文名：黎文樂）雖為逃逸移工，然本有固定居所，於本案開始偵辦後，也迅速遭警方逮捕到案。再者，被告及其他同案被告於本案之準備程序已坦承犯行，是應無逃亡或串證之可能。被告對於本案之發生，後悔不已，希望能夠籌措賠償金，然被告過去與親友聯繫，均係透過通訊軟體，因此自本案開始偵辦後，即與親友失去聯繫，無法籌措賠償金。希望准許被告以具保代替羈押，輔以限制住居或限制出境、出海，或定期向派出所報到之命令等語。二、查被告因涉犯擄人勒贖致死案件，前經本院受理強制處分事項之受命法官訊問後，處分被告應自民國113年8月7日起羈押3月在案。茲被告因另案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由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經本院同意，自113年11月4日（刑期起算日期）起借提被告入監執行該案刑期，此有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3年8月23日雲檢亮木113執助718字第1139025621號函、113年11月7日雲檢亮木113執助718字第1139033452號函及執行指揮書影本在卷可參，則被告因另案發監執行，本件對被告羈押處分之原因即已經消滅，無繼續羈押之必要，本院即以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3號裁定被告之羈押自其開始執行前開徒刑之日即113年11月4日起，予以撤銷。是聲請人雖以前詞聲請停止羈押，然聲請人既經另案發監執行，已非本案羈押中，本件聲請，應予駁回。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韋丞　　　　　　　　　　　　　　　　　　　　　　　　　　　法　官　廖宏偉　　　　　　　　　　　　　　　　　　　　　　　　　　　　　　　　　　　　　法　官　黃郁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洪明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2024-11-13

ULDM-113-國審聲-5-20241113-3

國審強處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擄人勒贖致死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3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 VO DUY TON DUC（中文名：武維孫德）選任辯護人曾錦源律師（法扶律師）上列被告因擄人勒贖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771、6692號；本院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VO DUY TON DUC（中文名：武維孫德）之羈押應自民國113年10 月29日起撤銷。　　理　由一、按羈押於其原因消滅時，應即撤銷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07 條第1項定有明文。二、查被告VO DUY TON DUC（中文名：武維孫德）因涉犯擄人勒贖致死案件，前經本院受理強制處分事項之受命法官訊問後，處分被告應自民國113年8月7日起羈押3月在案。茲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由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經本院同意，自113年10月29日（刑期起算日期）起借提被告入監執行該案刑期，此有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3年9月26 日雲檢亮嚴113執2697字第11390290040號函、113年10月30 日雲檢亮嚴113執2697字第1139032727號函及執行指揮書影本各1份在卷可參，則被告既因另案執行在監，已無逃亡之虞，應認原羈押原因消滅，爰自113年10月29日起予以撤銷羈押。三、依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韋丞　　　　　　　　　　　　　　　　　　　　　　　　　　　法　官　廖宏偉　　　　　　　　　　　　　　　　　　法　官　黃郁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洪明煥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2024-11-13

ULDM-113-國審強處-3-20241113-5

國審強處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擄人勒贖致死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3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 LE VAN VE（中文名：黎文樂）選任辯護人王捷歆律師（法扶律師）上列被告因擄人勒贖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771、6692號；本院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LE VAN VE（中文名：黎文樂）之羈押應自民國113年11月4日起撤銷。　　理　由一、按羈押於其原因消滅時，應即撤銷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07 條第1項定有明文。二、查被告LE VAN VE（中文名：黎文樂）因涉犯擄人勒贖致死案件，前經本院受理強制處分事項之受命法官訊問後，處分被告應自民國113年8月7日起羈押3月在案。茲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由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經本院同意，自113年11月4日（刑期起算日期）起借提被告入監執行該案刑期，此有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3年8月23日雲檢亮木113 執助718字第1139025621號函、113年11月7日雲檢亮木113執助718字第1139033452號函及執行指揮書影本在卷可參，則被告既因另案執行在監，已無逃亡之虞，應認原羈押原因消滅，爰自113年11月4日起予以撤銷羈押。三、依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韋丞　　　　　　　　　　　　　　　　　　　　　　　　　　　法　官　廖宏偉　　　　　　　　　　　　　　　　　　法　官　黃郁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洪明煥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2024-11-13

ULDM-113-國審強處-3-20241113-3

金易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易字第13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沛蓁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158號），裁定如下：　　主　文本案再開辯論，並撤銷本院於民國一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所為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之裁定。　　理　由一、刑事訴訟法第291條規定：「辯論終結後，遇有必要情形，法院得命再開辯論。」第273條之1第2項規定：「法院為前項裁定後，認有不得或不宜者，應撤銷原裁定，依通常程序審判之。」二、本案被告李沛蓁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前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辯論終結在案。茲因本案有再行調查之必要，且不宜進行簡式審判程序，爰命再開辯論，並撤銷原裁定，改依通常審判程序審理。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291條、第273條之1第2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韋丞　　　　　　　　　　　　　　　　　　法　官　黃郁姈　　　　　　　　　　　　　　　　　　法　官　廖宏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高士童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2024-11-11

ULDM-113-金易-13-20241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