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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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侵占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37號上訴人即被告高柏鈞上列上訴人因業務侵占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113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偵字第32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本案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3項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僅對原判決量刑過重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71頁），依據前開說明，被告係明示就本案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而為本院審判範圍。原審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則產生程序內部之一部拘束力，不在本院審判範圍，是不在本院審判範圍部分，本院亦不予以調查。貳、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一、原判決裁量科刑，未審酌被告之未成年子女之兒童最佳利益，重判有期徒刑1年4月，以致須入監服刑，迫使被告與其未成年子女分離，造成未成年子女之身心有受損害之虞，已違反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之規定意旨，殊有失當。二、原審量刑，就已屬於法律構成要件要素之事實，重複評價，顯悖於禁止雙重評價原則。原審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 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卻於法定刑範圍內裁量刑罰時，審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法獲取財物，用職務上之機會侵占業務上持有之款項，且其所挪用之金額高達百萬，……」（參見原審判決書第3頁第3行至第5行）等語，將法律所規定之構成要件事由，當作刑罰裁量事實，重複審酌而作為裁量之依據，顯悖於禁止雙重評價原則。三、原審判決處有期徒刑1年4月，顯未依刑法第57條規定詳加審酌，判刑過重，亦有違罪刑相當原則。被告業務侵占之款項為新臺幣（下同）115萬7,219元，事後於偵審程序中，均坦承犯行，且有意願償還告訴人即權鑫公司上開金額，嗣因雙方就給付方式未能達成共識，而調解不成立。此外，經蒐尋近來有關業務侵占罪之判決，查得高雄地院111年度易字5號刑事判決，該案業務侵占金額為127萬4,600元，且為同時觸犯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及業務侵占兩罪，犯後否認犯行，亦未賠償，該判決量處有期徒刑10月，就與本案相比對，本案侵占款項較少、被告罪責較輕、犯後態度較佳，原審卻判處有期徒刑1年4月，較該案之刑重了有期徒刑6月之多，兩相對照，原審量刑過重，有悖於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已違反罪刑相當原則。參、本案經原審認定被告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業務侵占罪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詳見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另就本院審理範圍部分之理由詳述如下。肆、本院審判範圍：　　　一、原審就被告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業務侵占罪量刑部分，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法獲取財物，反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侵占業務上持有之款項，且其所挪用之金額高達百萬，是本案犯罪情節實非輕微。又本案因被告與告訴人對於賠償之給付方式未能達成共識而無法調解成立，是被告尚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然此部分據辯護人於原審準備程序中陳述此乃係受限於被告之財力狀況而非其毫無賠償、彌補之誠意等語。原審並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涉個人隱私，詳卷）、前科素行（詳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4月，量刑合於法律規定。二、被告上訴意旨稱原審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云云。惟按量刑輕重，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91號、第331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原審量刑時，已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其所為量刑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過輕之裁量權濫用，且原審既已詳細記載量刑審酌上揭各項被告犯行之嚴重程度、其犯後態度、工作及經濟生活狀況、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危害等一切情狀，予以綜合考量後，在法定刑內予以量刑，尚無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禁止雙重評價原則，難認有何不當。三、至於被告主張其另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撫養，不應入監執行云云。按具我國國內法效力之兒童權利公約，固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作為公約所有條款之基礎，基此原則明定，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之程序中，應給予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並陳述意見之機會（參見公約第9條第1項至第3 項規定）。惟原審於辯論時（含量刑辯論），被告之原審辯護人就被告家庭狀況（含兒童部分）已做充分說明（見原審審易卷第44、117 頁），而原判決於量刑時亦已考量被告家庭狀況（包含其有 2名小孩、由母親幫忙照顧、與小孩、母親等親人同住一節，見原審審易卷第119頁之被告所陳家庭生活狀況），顯已將被告家中有兒童之因素充分列入考量。且被告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審理時，就科刑部分已表示無證據請求調查（見原審審易卷第113頁），而上開公約就傳喚利害關係人表示意見之規定並非強制規定。綜合上情，縱原審未依該公約傳喚相關人等陳述意見，對判決結果亦無影響，並未違反法律正當程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288號判決意旨可供參考）。再兒童權利公約第14號一般性意見內，針對父母因受刑事追訴而需與子女分離之情形指出：對家長或其他首要照料者「犯罪服刑」的情況，應逐一按情況充分考慮不同刑期對兒童造成之影響，係就父母因受刑事追訴而需與子女分離之情形，主張於父母「犯罪服刑」時，國家相關機構對應父母之「執行刑罰」情形，因家中兒童為適當之考量，亦肯認父母因受刑事追訴有需與子女分離之情形，並未干預法院依法量刑之職權。況兒童為父母保護之對象，而非父母為違法行為後減輕刑責之託詞，照顧家中兒童並非被告犯業務侵占之正當理由，亦非同時兼顧家庭狀況之唯一途徑（同上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28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原審既已實質上考量被告子女之狀況，顯未違背上述兒童權利公約，自無違法。四、被告以其他業務侵占案件判決較輕為由，主張本案量刑過重云云。惟查各別被告之個案情節（包括各該被告之前科紀錄與犯罪情節、應審酌之事項）不同，自無從相提並論，亦無相互拘束之效力。被告比附援引前揭其他個案，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云云，自不足採。五、綜上所述，被告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之量刑，改判較輕之刑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六、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報到單可證（見本院卷第85、91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第371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簡婉如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莉琄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鍾佩真　　　　　　　　　　　　　　　　　　　法　官　石家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家煜

2024-11-28

KSHM-113-上易-337-20241128-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771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楊再源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 年度審金訴字第649 號，中華民國113 年8 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 年度偵字第685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判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第1 項及第3 項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被告楊再源（下稱被告）共同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經原審判處罪刑，並就沒收部分諭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2 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本院審查檢察官上訴書內容，未就被告所犯之犯罪事實、罪名及宣告刑不服，僅就沒收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9 頁），經本院於審判程序時闡明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一部上訴之意旨，檢察官明示本案僅就原審判決沒收部分為一部上訴，有審判程序筆錄可稽（見本院卷第44頁），是本院審判範圍為原審判決沒收部分。二、檢察官上訴意旨　　原審認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從一重論以一般洗錢罪處斷，然於判決「四、沒收」欄中，卻誤載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之規定予以宣告沒收，與論斷之法條不符，尚難認為妥適，為此提起上訴。三、本院審判範圍之理由　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犯詐欺犯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其中有關「詐欺犯罪」之定義範圍，於同法第2 條第1 項已立法明定：「一、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一）犯刑法第339 條之4 之罪。（二）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三）犯與前二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上開「詐欺犯罪」之立法定義，並不包含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因此，原審就沒收部分記載：「就被告本案詐欺犯罪關於供犯罪所用之物…部分，自應優先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關於沒收之規定」（見原審判決第4 頁第1 8至21行），固有未洽。　㈡惟查：原審判決並未就「被告本案詐欺犯罪關於供犯罪所用之物」為沒收與否之說明及諭知，而僅就「犯罪所得」為沒收理由之說明，其中：⒈原審判決就犯罪所得沒收部分諭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2 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之理由及其法律依據，已明確記載為「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見原審判決第5 頁第3 至4 行），而非上訴意旨所指「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之規定」。⒉再審查原審判決諭知被告犯罪所得沒收與否之法律依據，則為洗錢防制法第25條、刑法第38條之1 、刑法第38條之2 ，亦未記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有關規定（見原審判決第4 頁第30行至第5 頁第13行）。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適用沒收之法律規範有誤，即有誤會。　㈢末按刑事訴訟法第227 條之1 第1 項規定：「裁判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或其正本與原本不符，而於全案情節與裁判本旨無影響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依據上開規定所示法理，關於沒收部分，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但對於全案情節與裁判本旨無影響，縱予除去上開瑕疵部分，仍不影響沒收之認定，而顯屬於裁判無影響之無害瑕疵，自不得執為上訴理由。本院另查：縱將前述原審判決理由容有未洽之瑕疵部分，即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沒收㈠部分之記載全部除去（原審判決第 4 頁第6 行至第29行），仍不影響本案沒收之認定，且對於全案情節與原審判決本旨均無影響者，而顯屬於裁判無影響之無害瑕疵。　　㈣綜上，檢察官就此部分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沒收㈠部分之記載固有未洽，惟經核係屬無害瑕疵，茲由本院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27 條之1 第1　項規定，依職權將「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沒收㈠」部分之記載予以更正刪除，附此敘明。四、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 371 條之規定，不待其陳述，由檢察官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第371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侑姿提起公訴，檢察官毛麗雅提起上訴，檢察官黃莉琄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石家禎　　　　　　　　　　　　　　　　　　　法　官　李東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瓊芳

2024-11-27

KSHM-113-金上訴-771-2024112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42號上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馬瑞豐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謝弘章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 年度訴字第396 號，中華民國113 年6 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20427 、 23387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件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對被告馬瑞豐（下稱被告）被訴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共3 次，均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證人即購毒者蘇國維（下稱蘇國維）於警詢、偵訊及原審時均一再證稱有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但被告都沒有調到毒品，所以都沒有交付毒品。參以本件有電話紀錄可補強蘇國維之證述。其次，蘇國維確有施用毒品之習慣，於民國112 年9 月21日上午7 時20分許，警方通知蘇國維到案說明被告販毒過程時，當日採集其尿液送驗後，結果呈嗎啡陽性反應，並經檢察官於113 年1 月24日以112 年度毒偵字第1849號為緩起訴處分接受毒品戒癮治療。但本案並非係因蘇國維供出上手而查獲，而是警方於調查監聽被告販賣甲基安非他命毒品案件時，發現蘇國維涉嫌向被告購買毒品，故蘇國維證述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未遂，並不會獲得法律減刑優惠。而蘇國維尿液檢體呈嗎啡陽性反應，並無驗出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蘇國維並未供稱所吸食之海洛因是向被告購買，反而供出曾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未遂之過程，被告因為買不到，但在電話中又未有拒絕或無法找到毒品等情告知蘇國維，蘇國維才會接連打電話要約去被告家中拿毒品，結果被告最後才告知蘇國維不要過來拿了，配合蘇國維尿液檢體呈甲基安非他命陰性反應，更可佐證蘇國維證述為真實，無違常情。此外，被告起訴涉犯3 罪，原判決理由三㈡以：蘇國維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如附表三編號3 所示通話後之交易毒品情節，與其先前於警詢及偵訊之内容有所出入，蘇國維所證述關於其與被告如何為附表一編號3 所示之交易毒品情節是否可信，仍有疑義等語。姑不論原審附表三編號3 之推論是否正確，但至少附表三編號1 、2 部分蘇國維之證述並無任何矛盾出入，堪信為真，怎可以附表三編號3 之說明，一概論述蘇國維所言全屬矛盾，得到被告所涉嫌附表三編號1 、2 、3 之3 罪犯行全部均無罪，判決理由違反論理法則甚明。又被告所辯與蘇國維聯繫見面，是要請蘇國維配合接洽鄰居改建工作等語，但改建工作地點、名稱、費用、工具、材料、工人數、契約等均未在電話中談論。既然是被告請蘇國維配合接洽鄰居改建工作，理應由被告主動打電話請蘇國維幫忙，或由雙方互打電話談論工作才對，怎可能是由蘇國維打電話找被告呢。其中對話內容：「被告：喂，你現在不要過來拿，我通知一下」更可證明不是被告在請蘇國維幫忙做改建工作。原判決既有上開違誤，請撤銷原判決，改判被告有罪，為此提起上訴。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 條定有明文。經查：　㈠販賣毒品案件，購毒者所稱向某人買受毒品之指證，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另按一般合法物品之交易，買賣雙方於電話聯繫之間，固會就標的物、價金、交付方式等事項為約定；然有關毒品之交易，誠難期待買賣雙方以同樣標準為聯繫，尤其，在現行通訊監察制度之下，若於通話間言明具體之標的物或以暗語代之，無異自曝於被查獲之風險中。然而，倘以販毒及購毒者間對話之通訊監察譯文作為購買毒品者所指證販賣毒品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必須其等之對話內容，依社會通念足以辨別係交易某種毒品，始為相當，否則對於語意隱晦不明，無從判斷與毒品交易具相當程度關聯性之對話，即令指證者證述該等對話內容之含意即係交易毒品，除非被指為販毒者坦認其毒品種類，或依案內相關證據可證明具犯罪之同一性，或司法警察依通訊監察之結果，即時啟動調查因而破獲，在客觀上有可認為販賣該類毒品之跡證者外，尚不足作為購毒者所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　　㈡原審對於被告被訴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共3 次，經核檢察官所提出之補強證據即被告及蘇國維間對話之通訊監察譯文，並非適格之補強證據，業已調查並詳予說明理由（見原審判決第4 頁第9 至22行及附表三），本院經核尚無法依據一般社會通念足以辨別上開聯繫內容係交易某種毒品，確非適格之補強證據。本院另查：⒈檢察官上訴意旨雖另主張蘇國維經警通知到場採集其尿液送驗後，結果呈嗎啡陽性反應，而有吸毒習慣。此節縱屬真實，但蘇國維係施用尿液呈嗎啡陽性反應之海洛因，無從作為被告有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蘇國維未遂之補強證據。而檢察官以蘇國維尿液為甲基安非他命陰性反應，用作證明蘇國維有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但屬未遂等情，核屬臆測且非以積極實質之舉證方式證立被告犯行。⒉縱使蘇國維之施用毒品案件，另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接受毒品戒癮治療，且本件並非係因蘇國維供出上手而查獲被告，蘇國維無從獲得減刑優惠。但購毒者無從獲得減刑優惠所為之陳述，僅係擔保其陳述或屬真實而無陷害他人之動機，僅屬證明其證明力之方法之一，惟欲證立被告有販賣甲基安非他命未遂之犯行，仍需有購毒者以外之補強證據始為充足，不能僅以購毒者之單一證述作為唯一證據。⒊ 又果如起訴意旨均認蘇國維所為證述為真，則蘇國維亦證稱：根據112 年8 月31日之通訊監察譯文，我有請被告幫我調甲基安非他命，不過被告沒有調到，被告就請我吸食他剩下的甲基安非他命（見警卷第21頁）。何以此次蘇國維證稱被告有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蘇國維之情，已有蘇國維之證述及上開通訊監察譯文為據，何以檢察官選擇不起訴，亦未依據此項陳述對被告實施毒品採尿送驗，用以補強其證據方法及其證明力，難認本案檢察官已盡其實質舉證責任。⒋末查，本件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辯解，即被告請蘇國維幫忙做改建工作乙節，縱使未經被告證明或為相當釋明，但亦不能遽然認定非屬真實，且檢察官本應提出確實之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對於被告犯罪已無合理之懷疑外，不能因被告未能提出證據資料為有利於己之證明，即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亦不能因被告未能提出證據資料證明其無罪，即認定其有罪。　㈢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涉犯上述3 次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嫌，均對被告為無罪諭知，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執前詞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 條、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聖淵提起公訴，檢察官靳隆坤提起上訴，檢察官黃莉琄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石家禎　　　　　　　　　　　　　　　　　　　法　官　李東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瓊芳附件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96號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馬瑞豐　指定辯護人　林孟乾律師上列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0427、2338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馬瑞豐均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馬瑞豐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2條第2項第2款所列之第二級毒品，不得販賣，竟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分別於附表一編號1至3 所示之時間、地點，欲以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之交易方式，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蘇國維，惟均因被告未能成功向上游購買甲基安非他命而均不遂。嗣警對被告持用門號00000000 00號實施通訊監察，於民國112年9月20日16時50分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被告位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居所執行搜索，並扣得被告所有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6項、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嫌等語。二、關於證據之認定、取捨及補強證據： (一)認定犯罪事實對證據之要求　　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且刑事訴訟法第 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二)補強證據之要求　　按販賣毒品案件，購毒者所稱向某人買受毒品之指證，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良以購毒者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法律規定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其有為邀輕典而為不實之陳述之可能，是購毒者供述之憑信性本不及於一般人，則其所證向某人購買毒品之供述，必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購毒者之指證外，其他足以證明其關於毒品交易供述真實性之別一證據而言，必須與毒品交易之供述具有相當程度之關聯性，足使一般人對其供述無合理之懷疑存在，而得確信其為真實者，始足當之。倘以販毒及購毒者間對話之通訊監察譯文作為購買毒品者所指證販賣毒品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必須其等之對話內容，依社會通念足以辨別明白其所交易標的物之毒品品項、數量及價金，始為相當，否則對於語意隱晦不明之對話，即令指證者證述該等對話內容之含意即係交易毒品，本身仍屬購毒者單方之指證，尚不足作為其所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006號判決要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蘇國維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被告與蘇國維之通訊監察譯文、本院112年聲搜字第666號搜索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與蘇國維聯繫如附表三所示之通話內容後，於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地點見面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辯稱：我與蘇國維聯繫見面是要請他配合接洽鄰居改建工作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蘇國維為施用毒品者，為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得減免刑責之人，其證詞虛偽陳述之危險性較大，尚需有補強證據補強其證述，然依被告與蘇國維之通訊監察譯文，並無提及任何有關交易毒品之內容，且本案除蘇國維之證述外，並未扣得與交易毒品有關之物，基於罪疑唯輕原則，請予被告無罪之判決等語。經查：（一）被告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手機與蘇國維持用門號000000 0000號手機，於如附表三所示之通話時間，聯繫如附表三「通訊監察譯文」欄所示之對話內容後，有與蘇國維於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地點見面等情，業據被告坦認在卷（見訴卷第94至97頁），核與證人蘇國維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警卷第19至21頁；偵一卷第11至13頁；訴卷第137至149頁），復有如附表三所示之通訊監察譯文在卷可佐（見訴卷第82頁），此部分事實，應先堪以認定。（二）查證人蘇國維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與被告聯繫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對話內容後，我就到被告住處，與被告約定購買新臺幣（下同）1,000元之甲基安非他命，但被告都沒有調到毒品，所以都沒有給我毒品等語（見警卷第 19至21頁；偵一卷第11至13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被告聯繫如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之對話內容後，我就到被告住處，與被告約定購買1,000元之甲基安非他命，但被告都沒有調到毒品，所以沒有給我；被告於如附表三編號3所示之通話時間撥打電話給我，是因為被告前一天即1 12年8月30日告知我隔天有毒品，但被告與我聯繫如附表三編號3所示之對話後，被告都沒有再通知我當天有毒品，所以我於112年8月31日翌日再去找他，被告還是說沒有毒品；我打電話給被告的目的是要問他有沒有在家，見面談比較清楚等語（見訴卷第137至149頁）。準此以觀，蘇國維固均證稱與被告聯繫如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通話內容，均在向被告聯繫購買毒品事宜，且前往被告住處後均因被告未能向上游調取毒品而未交易毒品成功，然關於其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如附表三編號3所示通話後之交易毒品情節則與其先前於警詢、偵訊之內容有所出入，則蘇國維所證述關於其與被告如何為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交易毒品情節是否可信，仍有疑義。又觀之如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之通訊監察譯文，其通話內容均為蘇國維聯繫確認被告是否在家，將前往其住處，均未涉及毒品交易之內容；如附表三編號3所示之通訊監察譯文，則為被告告知蘇國維先不要前往其住處拿取某物，並無前後對話之內容，足以認定通話之意涵為向被告購買毒品，故上開通訊監察譯文均欠缺與毒品相關之數量、種類、金額等內容，亦無足以認定與交易毒品有關之暗語、代號等相關內容，自難以蘇國維上開證述遽為不利被告之補強證據。此外，本案亦未查扣被告持有甲基安非他命或可供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工具等情事，則被告是否確有公訴意旨所指附表一所示之販賣毒品未遂犯行，仍有疑慮。從而，本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無從遽認被告有於附表一所示之時、地，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蘇國維之犯行。四、綜上，蘇國維雖就被告有為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販賣甲基安非他命未遂之證述始終一致，然就附表一編號3所示交易毒品之情節則有所出入，而公訴人除上開證據外，並未提出其他足以令人確信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如附表一編號1至3 所示犯行之補強證據。從而，因公訴人所舉之事證，在客觀上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揆諸前揭法條及判例意旨，本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此部分有罪之確信，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聖淵提起公訴，檢察官靳隆坤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新益　　　　　　　　　　　　　　　　法　官　張瑾雯　　　　　　　　　　　　　　　　法　官　陳芸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陳喜苓　　　　附表一：編號交易時間（民國）交易地點毒品種類金額（新臺幣）交易方式 1 112年8月26日6時35分許馬瑞豐位在高雄市○○區○○路000號之居所內甲基安非他命 1,000元蘇國維持門號0000000000號手機與馬瑞豐使用門號0000000000號手機聯絡後，由蘇國維於左列所示之時間、地點交付1,000元與馬瑞豐，然因馬瑞豐未成功向上游購買毒品而未遂。 2 112年8月27日20時54分許同上同上蘇國維持門號0000000000號手機與馬瑞豐使用門號0000000000號手機聯絡後，由蘇國維於左列所示之時間、地點交付1,000元與馬瑞豐，然因馬瑞豐未成功向上游購買毒品而未遂。 3 112年8月31日20時許同上同上蘇國維持門號0000000000號手機與馬瑞豐使用門號0000000000號手機聯絡後，由蘇國維於左列所示之時間、地點交付1,000元與馬瑞豐，然因馬瑞豐未成功向上游購買毒品而未遂。附表二：編號物品名稱數量　1 iPhone手機 SIM卡：0000000000 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2 OPPO牌手機 SIM卡：0000000000 IMEI：000000000000000 　1支附表三：編號通話時間通訊監察譯文　1 112年8月26日6時30分許馬瑞豐：喂蘇國維：豐哥你起床了嗎馬瑞豐：我起床了啊，看電視，怎麼了蘇國維：你在家嗎？馬瑞豐：對阿，舊家這邊蘇國維：我去找你　2 112年8月27日20時49分許馬瑞豐：喂蘇國維：你在家嗎馬瑞豐：我在家蘇國維：你在家喔，我過去找你　3 112年8月31日20時43分許馬瑞豐：喂，你現在不要過來拿，我通知一下蘇國維：喔好

2024-11-27

KSHM-113-上訴-642-20241127-1

上更一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強盜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5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蔡岳樺選任辯護人陳志銘律師（已解除委任）陳逸軒律師（已解除委任）吳俁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強盜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54號，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0921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乙○○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處有期徒刑肆年。　　事　實一、乙○○為高雄市○○區○○○路000號12樓13室、9室（下依序稱甲、乙房間，兩房間有一道共用牆）之承租人，嗣因與綽號LA LA之泰國籍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以下逕稱LALA ）間有親密關係，乃將所租用之甲房間提供予LALA使用，而僅留乙房間自住，楊鳳凰則與乙○○合夥從事表演工作，並認識LALA。乙○○獲悉LALA於民國108年7月5日晚間再次接獲甲○ ○之性交易邀約後，認有藉詞索要錢財之機可趁，遂電話聯絡楊鳳凰持鋁棒前來助陣，而夥同LALA、楊鳳凰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之犯意聯絡，推由LALA假意應允性交易以引誘甲○○前來甲房間為性交易，甲○○信以為真，於同日22時47分許，抵達該大樓12樓交誼廳等候。嗣於同日23時22分許，甲○○進入甲房間，先將性交易之價金新臺幣（下同）2,500元交給LALA後，再進入浴室洗澡。與此同時，乙○○隨即下樓接應手持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鋁棒1支之楊鳳凰上樓一起進入甲房間，乙○○、楊鳳凰進入甲房間之際，甲 ○○猶在浴室洗澡，楊鳳凰嗣因不耐久候，敲門示意甲○○步出浴室著衣，及將甲○○所有置放在梳粧台上之如附表編號1所示手機取走，隨手擺放床舖上，以防甲○○利用該手機對外求援，而妨害甲○○行使權利，再利用人數、體型及楊鳳凰持有鋁棒之優勢，由乙○○、楊鳳凰近距離包圍，使甲○○孤立無援，楊鳳凰進而藉端稱甲○○日前曾對LALA不禮貌要賠償為由，要求甲○○拿錢出來處理，共同以上開強暴、脅迫方式，致使甲○○不能抗拒，僅得依楊鳳凰等人之要求，告知錢包在樓下機車置物箱及機車停放位置，並任由乙○○持甲○○所有如附表編號2所示機車鑰匙下樓，自甲○○機車置物箱內取得附表編號3所示之布製錢包（內有甲○○之身分證），及附表編號4所示之iphone有線耳機後，折返上樓進入其居住之乙房間。二、嗣甲○○見乙○○離開甲房間後，認有取走附表編號1所示手機逃離甲房間之機會，乃拿取置於床舖之該手機擬離去甲房間，惟遭楊鳳凰察覺徒手攔阻，雙方因而近身拉扯、扭打發出聲響，已返回乙房間之乙○○聞訊趕赴甲房間，出手將身在門口處之甲○○推回房間深處，而引致甲○○大聲呼救。乙○○、楊鳳凰見狀，為制止甲○○逃跑、呼救，乃另行基於傷害犯意之犯意聯絡，而以乙○○徒手、楊鳳凰加持前述鋁棒之方式，共同接續毆打甲○○，致甲○○受有頭部外傷、眼窩骨折、顏面外傷、右掌骨骨折及急性腎衰竭等傷害。嗣乙○○、楊鳳凰、LA LA因得手之附表編號3所示布製錢包內並無有價值財物，而起意將該手機取走，即將原強制之犯意聯絡昇高為前開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加重強盜犯意聯絡，推由楊鳳凰喝令甲○○ 告知附表編號1所示手機之解鎖密碼，甲○○因已遭乙○○、楊鳳凰聯手毆打成傷，無力抗拒，不得不按楊鳳凰之命令陳報該手機解鎖密碼，並任由楊鳳凰取走該手機。乙○○見楊鳳凰已取得該手機後，2人旋協議由乙○○留在現場處理，及由楊鳳凰偕同LALA先行離去；至乙○○則於員警據報抵達12樓但尚不知確切案發地點、亦不知詳情之狀況下，主動向到場員警指出甲房間即係傷害衝突發生地，並陳明其與已因傷倒臥在地之甲○○乃分屬案件之雙方當事人，自首傷害並接受裁判，暨交還附表編號2所示之機車鑰匙，惟甲○○所有之附表編號3 、4所示之布製錢包及iphone有線耳機，則因乙○○擺放在乙房間而未被查扣。三、案經甲○○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移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方面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指刑事訴訟法，下同）第159條之1至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第1、2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被告乙○○（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檢察官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更一卷第96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經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貳、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訊據被告對告訴人甲○○（下稱告訴人）於案發當天至甲房間與LALA性交易前，曾與楊鳳凰商討如何因應，且有下樓引領手持鋁棒之楊鳳凰一起進入甲房間，及楊鳳凰甫進入甲房間不久先取得附表編號1之手機，嗣告訴人依楊鳳凰命令指出其機車停放位置後，由被告持告訴人之機車鑰匙至告訴人機車置物箱拿取收納包（內有告訴人證件及iphone有線耳機）返回乙房間，嗣因聽聞聲響趕赴甲房間，乃在該處與楊鳳凰共同毆打告訴人，造成其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害，嗣楊鳳凰因擔心警方即將獲報到場，遂偕同LALA先行離去，獨留被告在現場等情固不爭執，並願坦承與楊鳳凰、LALA共犯恐嚇取財、傷害、強制罪，惟矢口否認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犯行，辯稱：因告訴人前與LALA性交易時曾持刀威脅LALA但未得逞，經我將此情告知楊鳳凰後，楊鳳凰遂決定要拍攝告訴人證件藉以恫嚇其不要再滋事，而因告訴人表示其證件在機車置物箱內的收納包，所以我就依楊鳳凰指示，拿告訴人之機車鑰匙下樓至其機車置物箱把裝有證件之收納包（內尚有附表編號4之iphone有線耳機）拿上來，而且在案發後我離開派出所至彩色巴黎餐廳與楊鳳凰見面時，楊鳳凰說告訴人所有之附表編號1、4所示之手機、耳機及收納包（內有告訴人之証件），在LALA與楊鳳凰要離開現場時，都被LALA誤收進其包包裡，而且除告訴人證件外，其他手機、收納包及耳機等物都被楊鳳凰丟到路邊。另我聽聞聲響趕赴甲房間時，適遇告訴人欲衝出甲房間，故不加思索將告訴人推入房間，嗣因告訴人仍持續朝我身上撲過來，我才被迫無奈將其推回去，而楊鳳凰於被告將告訴人推倒於地後，又朝告訴人之手、頭以腳踩踏，被告為免告訴人受有更重之傷害，即將楊鳳凰推開結束打鬥云云。二、經查：　㈠被告為甲、乙房間之承租人，並將所租用之甲房間提供予LAL A使用，而僅留乙房間自住；及被告獲悉LALA於案發當天晚間再次接獲告訴人之性交易邀約後，曾將此情告知楊鳳凰，並與之商議如何處理，並迨楊鳳凰到達時，於當晚23時23分許下樓引領手執鋁棒之楊鳳凰，至12樓一起逕進入甲房間內；又被告、楊鳳凰進入甲房間之際，告訴人猶在甲房間之浴室洗澡，楊鳳凰乃敲門示意告訴人步出浴室著衣，並取得告訴人之附表編號1所示手機，之後告訴人乃依楊鳳凰命令指出其機車停放位置等事項，再由被告於當晚23時30分許，持告訴人所有之附表編號2所示機車鑰匙下樓，自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內取得收納包，內有iPhone有線耳機及告訴人證件等物後，於當晚23時45分許折返12樓並逕往乙房間，嗣因聽聞甲房間傳來聲響，而於當晚23時49分許趕赴該處，並於自行按密碼解鎖甲房間門後，出手將已身在門口處之告訴人擋回房間深處，並進而有數次徒手攻擊告訴人之舉，暨楊鳳凰斯時亦有數次攻擊告訴人，嗣楊鳳凰並偕同LALA先行離去；被告則於員警據報到場時，主動向不知確切案發地點、不知詳情之員警，指出甲房間即係傷害衝突發生地，並陳明其與已因傷倒臥在地之告訴人乃分屬案件之雙方當事人，而告訴人旋遭送醫，經醫生診治受有頭部外傷、眼窩骨折、顏面外傷、右掌掌骨骨折及急性腎衰竭等傷害。被告、楊鳳凰於案發後數小時曾相約在彩色巴黎餐廳見面，在該次見面之過程中，2人曾共同檢視告訴人之身分證各節，業經被告於本院更一審準備程序時坦認在卷（本院更一卷第89至93頁），核與告訴人、證人即據報到場處理員警鄭志雄、曾克弘於原審審理中，及證人楊鳳凰於本院上訴審審理中之證述內容（原審卷第295至317頁；本院上訴卷第120至143頁），大致相符，並有高雄市立大同醫院診斷證明書、附表編號1所示手機之包裝影本、房屋租賃契約書、LALA之Ig及Line帳號頁面資料、監視錄影畫面擷取照片、承辦員警曾克弘所出具之職務報告、告訴人傷勢照片、甲乙房間所在樓層平面圖（含監視器設置位置之標示）在卷可稽（警卷第22、23、34至37、38、 39至45頁，偵卷第19、63至95頁，原審卷第165、213至215 頁），此部分首堪認定。　㈡關於被告乃與楊鳳凰、LALA聯手，以假意應允性交易手法誘使告訴人前去甲房間等事項之認定　⒈LALA應允告訴人之性交易邀約後，告訴人至遲於當晚22時47 分許即已抵達甲房間所在樓層（12樓），並在該樓層之交誼廳等候；而LALA則是先於當晚22時37分許，以「Wait」之回訊致告訴人需自行設法抵達有樓層管制之12樓，繼而於當晚 22時51分許，以「10min」（意指再等10分鐘）之訊息，安撫終因不耐久候而發送「You don't want me,I am going h ome.」訊息抱怨之告訴人，惟告訴人猶遲於當晚23時22分許，始獲准進入甲房間各節，除經告訴人證述明確外（原審卷第303頁），並有監視錄影畫面擷取照片、楊鳳凰所持用手機之照片內容暨拍攝資訊截圖在卷堪以認定（警卷第39至40 頁，本院上訴卷第95至97頁），則LALA應允告訴人之性交易後，即一再設詞拖延，讓告訴人不僅需自行設法抵達受管制之12樓，且在該樓交誼廳至少等候長達35分鐘之久，若謂LA LA確有性交易之真意，孰能置信？　⒉告訴人待在交誼廳等候性交易之該段期間中，被告曾於當晚2 3時9分許由乙房間往交誼廳方向移動，並在行經交誼廳前方通道時，望向其內而與告訴人對視，繼而朝甲房間方向走去，迄於當晚23時17分許，始沿前述路徑折返，嗣再於當晚23 時21分許現身12樓電梯間搭乘電梯（擬下樓引導楊鳳凰），乃經原審勘驗監視錄影畫面認定明確，並製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原審卷第287、290頁）。茲以被告前述移動路徑與卷附甲、乙房間所在樓層平面圖（原審卷第213至215頁）相互比對，可以推知被告於當晚23時9分許，應係刻意自所居住之乙房間，前去LALA所在之甲房間，並在該處待約8分鐘之久，暨被告行經交誼廳前方通道時與告訴人之對視，斷非偶然，實乃被告有意觀察告訴人所致，是被告不僅對告訴人已在交誼廳等候性交易一情知之甚詳，且就告訴人不至於在其身處甲房間期間前去該處，乃有相當把握，若非被告本即明知LALA只是假意應允告訴人之性交易邀約，且就LALA與告訴人間之訊息交流，均得第一時間精準掌握，焉可能如此？　⒊再佐諸被告於本院上訴審、更一審均坦承其於獲悉LALA於案發當晚再次接獲告訴人之性交易邀約後，曾將此情告知楊鳳凰，並與之商討如何因應，最後兩人決定由LALA假意應允性交易以誘騙告訴人前來甲房間，並迨楊鳳凰到場時下樓，進而於當晚23時23分許，將手執鋁棒之楊鳳凰，引領至有管制之12樓並一起逕進入甲房間內等節（本院上訴卷第47頁、更一卷第89至90頁），核與證人即共犯楊鳳凰於警詢及原審羈押訊問時所供：被告打電話給我，我到達現場被告下來接我一起搭電梯到房間等語（調警卷第7頁、調偵卷第72頁），及於原審供稱：我大概知道告訴人跟LALA相約是要做性交易等語（楊鳳凰之一審卷第70頁）相符，可知告訴人獲准進入甲房間，與被告將經其通知到場之楊鳳凰引領進入同一房間，前後只有約短短1分鐘之差，確係於事先妥為規劃、安排所致。職是，被告與楊鳳凰、LALA顯係聯手策畫後，推由LA LA假意應允性交易誘使告訴人前來，嗣並迭以「Wait」、「 10min」等訊息回應告訴人並安撫其勿因久候不耐逕自離去，及推由被告致電通知楊鳳凰立即趕來助陣。迨楊鳳凰到場，被告一方面聯繫LALA應允告訴人進入甲房間，另方面則親自下樓引領楊鳳凰逕自前去甲房間，堪以認定。　㈢關於被告有自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取得之財物，除附表編號4所示耳機外，另有附表編號3布製錢包等事項之認定　⒈被告於本院上訴審及更一審已坦承其有至告訴人機車置物箱拿取收納包（僅上訴審時辯稱該收納包係類似眼鏡盒之硬殼狀）云云（本院上訴卷第47、154頁、更一卷第90頁）。　⒉且告訴人於本案原審審理中亦證稱：我於案發當天損失的錢包是布製品，是母親為我縫製的，因事隔太久，我對於當初如何發現錢包也被拿走，現已無明確印象，但依我先前在警詢中所稱「案發後去檢查機車…才發現已經不在…」，那應該是指我在醫院接受治療期間，請家人去機車置物箱找沒找到等語（原審卷第295、301至302頁）；於另案審理則證述：「（請求提示偵一卷第62-69頁109年12月18日證人甲○○偵訊筆錄後附照片，上面你有手寫『本人我手機背面是白色的』、『12/4出庭的被告手上拿的耳機是我的』，有何意見）這是寫耳機」、「（那個耳機是否你當時行動電話上面的耳機？）好像是放在車箱裡面的」、「（你寫那個耳機是你的，你如何辨識那個耳機是你的？）因為他去車箱拿我的皮包，我想說他應該是有拿耳機起來」、「（所以那時候你有清點，裡面的耳機也不見了嗎？）對」等語（另案原審卷第173頁）。而證人即告訴人之母黃○○○亦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有幫告訴人縫製布錢包，只是我現在已經無法確定顏色等語明確（原審卷第294頁）。本院再經核監視錄影畫面擷取照片（偵卷第77、83頁）所示：被告下樓自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取物過後，擬乘坐電梯重返12樓過程中，手中除有線耳機外，尚有一布製方形物，且該物或甚為扁平而無明顯寬度，或遭被告將之連同有線耳機緊捏於手心，而可由此判斷該布製方形物要非盒狀物，應係袋狀之布製錢包無訛。此外，尚有證人楊鳳凰於本院上訴審審理中另證稱：我很確定案發後與被告相約在彩色巴黎餐廳見面時，當場有看到錢包，是被告帶過來的，我們是當場一起查看錢包內有什麼東西，有發現告訴人的身分證等語（本院上訴卷第140至141頁），足資佐證。綜上，已堪認被告於案發當日自告訴人置物箱內所取得之物，乃係附表編號3所示之布製錢包（內有告訴人之身分證），及附表編號4所示之iPhone有線耳機無訛。被告於本院上訴審抗辯並非布製錢包而是類似硬殼眼鏡盒狀物，及其此前所辯，當時只是拿著自己的眼鏡盒，而非取自告訴人機車置物箱之物，其未曾持用告訴人機車鑰匙開啟置物箱取物云云，均屬飾卸之詞，並非實情，俱不足採。　㈣關於告訴人確於踏出浴室旋遭索取財物賠償，且被告方進而持附表編號2所示機車鑰匙，自該車置物箱搜刮附表編號3、 4所示之物等事項之認定　⒈告訴人證稱：我進入甲房間不久就到浴室洗澡，洗澡過程中遭叫出浴室，我從浴室出來看到被告、楊鳳凰2名男子就出聲詢問緣由，對方表示因我先前對LALA不禮貌，所以LALA要他們來處理，我當即表示「是不是認錯人了」，手持鋁棒的楊鳳凰很兇地表示「不用跟我們講這麼多」、「身上有多少錢」、「拿錢出來處理」，因我有提到「身上沒錢」並畏懼對方持鋁棒作勢威脅，才跟對方表示「錢包在機車置物箱內」，被告接著才下樓去拿等語（偵字卷第46至47頁，原審卷第299頁）。　⒉而楊鳳凰於另案羈押訊問時，並坦認：案發當晚是被告聯絡我過去幫忙，我們（應係指楊鳳凰與被告）有要告訴人拿錢出來，但告訴人表示身上沒有錢，被告才拿告訴人機車鑰匙說要去告訴人的機車置物箱看，被告是要去拿告訴人放在該處的錢包乙節（另案偵卷第42至43頁）；繼而於另案原審供稱：我有要告訴人就賠償的事好好跟LALA講清楚，被告才下樓去開告訴人機車的置物箱，目的確實包括搜尋財物各情（另案原審卷第212、216頁）；迄於本院上訴審審理中，猶以證人身分明確結證稱：我身高178公分，體重80多公斤，我站在告訴人身邊感覺到他蠻緊張的，告訴人因為害怕我跟被告站在他身邊，所以有交出機車鑰匙，但他當時並未提到證件所放位置，而是表示錢包放在機車置物箱內，且有大致描述機車停放的位置等語（本院上訴卷第125至126頁），暨被告於原審自陳：我身高183公分，楊鳳凰身高跟我差不多等語（原審卷第327頁），再斟以常人處於類此在狹小套房遭兩名身形高大男子近身包圍之身體安全恐遭威脅情境，所為應即是直接針對提問之最精準回覆，以免不慎激怒對方之常情，顯可反推告訴人斯時所面對者，必係錢包所在之質問，而與證件或身分確認無涉至灼。　⒊職是，告訴人首揭證述內容，乃有前引之楊鳳凰歷次供、證述內容可資相互補強、印證，原俱屬信而有徵。更有甚者，被告自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取物時，連稍具價值之使用過有線耳機（指附表編號4所示之物），都不願放過，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苟如被告於本院更一審所辯，其僅意在取得證件確認告訴人身分並予拍照存證，焉可能如此極盡搜刮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內財物之能事？　⒋綜上，堪認告訴人遭喚出浴室後，旋經喝令務須就日前對LAL A不禮貌之事提出賠償，且告訴人斯時所提「是不是認錯人」之疑問，乃遭對方無視，終因畏懼對方人數較多甚且手執鋁棒，而接續表明錢包乃放在機車置物箱、機車停放位置等事項，被告始進而持告訴人所有之附表編號2所示機車鑰匙隻身下樓，自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內順利取得附表編號3、4所示之物無訛。被告辯稱：案發當晚，我全程只想著讓告訴人對LALA表達歉意就好，無涉任何財物賠償，並因希望告訴人切勿再犯，才想要對告訴人的身分證件拍照存證，而為此下樓自告訴人機車置物箱拿證件，我在甲房間期間，沒有任何人提到要告訴人賠償的事云云；暨證人楊鳳凰一度附和被告辯解所陳稱：被告下樓是要拿告訴人放在機車置物箱內的證件，整個過程中沒有提到任何錢的事，雖然有提到告訴人要就其持刀架LALA之事道歉，但沒有要告訴人進而為此提出財物賠償云云，均非事實，不足採信。　㈤關於被告等3人對附表編號3、4所示布製錢包及有線耳機等物，確具不法所有意圖等事項之認定　⒈被告雖否認有何不法所有之意圖，辯稱只是要叫告訴人交出證件供拍照以恫嚇其日後不要再滋事云云，惟被告就令告訴人交出證件之原因，供稱因案發前一週LALA說有人對她不利，拿刀嚇她（另案原審卷第199頁），惟此與證人楊鳳凰證稱：被告當晚致電表示LALA遭男子持刀架住，要我前去協助，我表示自己住得比較遠過去還要一段時間，並經我再次跟被告確認對方有帶武器，才順手拿了家裡的鋁棒前去被告指定的地點等語（另案警卷第7頁、另案原審卷第210、214頁）有間。即被告所稱告訴人持刀恫嚇LALA之事係案發前一週，而證人楊鳳凰所證被告表示是案發當時告訴人持刀對LALA 恫嚇，二人所稱告訴人持刀恫嚇LALA之時間已有歧異，是否確有告訴人持刀恫嚇LALA之事，已有可疑；而且告訴人已證稱：在案發前2次與LALA性交易，並沒有發生糾紛，我也不知道他們所講的「不禮貌」是什麼意思等語（原審卷第304 頁、另案原審卷第170至171頁），參以告訴人於案發當天並未持刀恫嚇LALA之情形，此為被告所不爭執，是被告及楊鳳凰所陳告訴人曾經或於當天有持刀恫嚇LALA云云，純屬虛構之詞，難予採信。何況恐嚇取財與強盜罪，二者均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為主觀之犯罪構成要件，被告既於本院上訴審及更一審均坦承恐嚇取財犯行（本院上訴卷第15 4頁、更一卷第178頁），益見被告等人行為時主觀上具有不法所有意圖，至為明確，是被告辯稱其等無索取財物之犯意，委無足取。　⒉被告雖辯稱其拿上樓之附表編號3、4所示布製錢包（內有告訴人證件）、有線耳機及楊鳳凰命告訴人交出如附表編號1 所示手機，均在楊鳳凰偕同LALA先行離開現場時，被LALA慌亂中誤收入其包包，嗣因楊鳳凰發現錢包內有毒品，所以楊鳳凰將錢包、有線耳機、手機連同毒品等物，全都丟到路邊，只留下告訴人證件，所以我沒有拿走告訴人所有附表編號 3、4之布製錢包（內有告訴人證件）、有線耳機及如附表編號1所示手機云云。惟查，被告在本院上訴審審理前之歷次訊問中，均未提及上開物品，於案發當天LALA與楊鳳凰先行離開時，遭LALA誤收進其包包一事，而係直至本院上訴審審理時方為此辯解，是否屬實，已有可疑；而且證人楊鳳凰在另案始終供述附表編號3所示布製錢包及其內之證件，最後係在被告身上，因案發後數小時被告離開派出所與其相約在七賢路上彩色巴黎餐廳見面時，被告有拿出告訴人之手機、身分證，事後這些物品還是由被告取走等語（另案警卷第29 至31頁、另案偵卷第32、43頁、另案原審卷第72、222頁，其中關於被告有在彩色巴黎餐廳拿出告訴人手機部分，與事證不符，不足採信，理由詳後所述），甚至後來在本院上訴審以證人身分作證時，證稱：案發當天LALA沒有拿走告訴人東西，因為我開車就趕快把她送到她要去的地方，我就直接先到彩色巴黎，後來被告結束後就趕過來，當時告訴人身分證在被告身上，被告有拿出告訴人身分證等語（本院上訴卷第129至131頁）；參以被告自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內取物後，於當晚23時45分許折返12樓係逕往乙房間前去，再因聽聞聲響於當晚23時49分許趕赴甲房間，業如前述，則被告拿取附表編號3、4所示之物後既先進入自己居住之乙房間，並在該處待約數分鐘，嗣因突發事故而驟然趕赴甲房間，焉能記得將附表編號3、4所示之物隨身攜往甲房間，而遭LALA與楊鳳凰先行離去時，誤收入其包包內之理。是被告上開所辯，要無可採。況且縱認被告上開所辯為真，亦因附表編號3、4所示物品已由被告至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取得並拿至被告居住之乙房間，而已取得該等物品之實力支配，要無因後來遭LALA 誤拿或經楊鳳凰丟棄，而影響其以不法手段實力取得如附表編號3、4所示物品之事實，而認其無不法所有之意圖。　⒊至警方獲報抵達12樓進入甲房間時，雖有搜索該房間但未查扣任何物品，固經證人即案發當天到場之員警曾克弘於原審證述在卷（原審卷第321頁），但被告持告訴人之機車鑰匙下樓拿取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內如附表編號3之布製錢包（內有告訴人證件）及附表編號4之有線耳機等物返回乙房間，嗣因聽聞聲響趕赴甲房間時，並未將該布製錢包（內有告訴人證件）及有線耳機攜往甲房間，業經本院認定說明如前，而且被告於本院更一審亦坦言案發當天警方抵達現場時，被告並未告知警方其居住在乙房間，而警方亦未至乙房間搜索等語（本院更一卷第91頁），因此雖然警方並未當場查扣告訴人所有如附表編號3之布製錢包（內有告訴人證件）及附表編號4之有線耳機，但此係因警方不知有乙房間以致未能前往搜索查扣，尚無法因此逕認被告聽聞聲響趕赴甲房間，已將該等物品攜往甲房間，而被LALA離開甲房間時誤收入其包包內，進而為楊鳳凰丟棄，而認為被告未將該等物品取走而無不法所有之意圖，故被告及辯護人辯護稱被告於本案不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云云，顯不足採。　㈥被告雖否認告訴人任由被告持告訴人機車鑰匙至機車置物箱取走附表編號3、4所示布製錢包及有線耳機時，已達不能抗拒之程度，僅承認所為該當恐嚇取財程度。然查：　⒈按強盜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為構成要件。所謂至使不能抗拒，係指行為人所施用之強暴、脅迫等非法方法，在客觀上足以壓制被害人支配財產之意思決定自由，而達於不能抗拒或顯難抗拒之程度者而言。至於恐嚇取財罪，乃恐嚇之行為不以將來之惡害通知為限，即以目前之危害相加，亦屬之，惟兩者之區別，係以行為人所施加強暴、脅迫等非法方法之威嚇程度，依照社會通念或一般人的生活經驗為判斷，倘其程度足以壓制被害人之意思自由，於身體或精神上達到不能抗拒或顯難抗拒之程度，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即屬強盜罪；倘行為人施加被害人威嚇之力道明顯減緩，被害人交付財物與否，尚有相當之意思自由，猶未達不能抗拒之程度，縱因此懷有恐懼之心，亦僅成立恐嚇取財罪。而是否達於不能或難以抗拒之程度，應綜合行為之性質及行為當時客觀存在之具體狀況，舉凡犯罪之時間、空間、採用之方法、犯人之人數、被害人之反應等事項，依通常人之心理狀態予以客觀評價，至被害人本身實際上有無反抗，對罪名之成立與否並無影響（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3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楊鳳凰於前揭時、地所持用之鋁棒，為鋁製球棒，業據證人楊鳳凰於警詢供述明確（調警卷第8頁），復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2張在卷（警卷第41頁編號⑹照片、原審卷第 344頁之編號1-16照片），可知係屬質地堅硬之金屬器械，在客觀上顯足以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安全，核屬兇器。復衡以當時為深夜零時許，告訴人之手機已先被楊鳳凰強行取走，而無法對外聯繫求援，告訴人又手無寸鐵，且身高僅16 8公分（此經告訴人於原審證陳在卷，原審卷第296頁），其獨自在求救無門之甲房間，面對身高183公分之被告，及身高178公分、體重80餘公斤之楊鳳凰（此經楊鳳凰於本院上訴審證述在卷，本院上訴卷第125頁），2人均為身材壯碩之青壯成年人，並以高大身形近距離包圍，楊鳳凰又手持鋁棒，告訴人毫無抵抗之能力，以一般人身處上開同一情境，均會極度恐懼不安，而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此由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你為什麼要跟他講錢包在那裡？）會怕，我想說我錢包內也沒有很多錢，好像剩幾百元到一千元，要性交易的錢，我一進門就給那女孩子」、「（你說會怕是怎樣的情況會怕？）我覺得惹到兇神惡煞，我只想趕快離開」（偵卷第103頁）、於原審證述：「（當時為何會把錢包所在位置告訴他們？）他們拿球棒威脅作勢要打我，我會害怕」（原審卷第299頁）等語，及證人楊鳳凰於本院上訴審證稱：「（為何他會拿出機車鑰匙給你跟被告？）因為可能害怕吧，因為我們兩個站在他旁邊」（本院上訴卷第125頁）等語亦可得知；也正因告訴人深感生命、身體安全受威脅，惶恐不安，才會在被告離開甲房間後，即趁隙逃離。是被告等人利用告訴人此一受驚嚇狀態，向告訴人強取其機車內如附表編號3、4所示財物之所為，足認一般人如處於告訴人相同情狀下，其支配財產之意思決定自由已遭壓制，而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自屬甚明，被告辯稱其等所為，僅該當恐嚇取財程度云云，要無可採。　⒊至告訴人雖於原審審理中另證述：楊鳳凰、被告把我從甲房間浴室叫出來，指責我對LALA不禮貌而要我拿錢出來解決時，音量、動作都是控制在不被周遭房間人員發現的範圍內，我認為對方在甲房間不至於做太大的動作，從而當被告拿我的機車鑰匙下樓後，我評估LALA是女生可以忽略不計，對方既僅剩1男子，自己應該是可以跑得掉，又考慮到手機是新買的，才認為可以拿我的手機順利跑出甲房間等語（原審卷第300、308至309頁；另案原審卷第177至178頁），即告訴人被迫供出錢包乃放在機車置物箱、機車停放位置，並任令被告持用其之機車鑰匙前往該車置物箱拿取錢包等物後，認被告一行人為免聲響過大引發注意而尚知節制，因而於被告持告訴人機車鑰匙下樓拿取告訴人財物之後，隨手拿起手機擬衝出甲房間，惟遭楊鳳凰查覺攔阻，固如上所述，惟此乃告訴人冒著可能遭被告等人毆打之風險而逃跑，自不能以此即謂被告等人所為之強暴、脅迫行為尚未達於至使告訴人不能抗拒之程度，其等行為僅構成恐嚇取財，而非加重強盜。　㈦關於被告等係先以強制方法，取得告訴人所有附表編號1所示手機，嗣另行起意毆打告訴人後，協議楊鳳凰與LALA先行離開時，始承前揭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加重強盜犯意聯絡，強行取走告訴人所有如附表編號1所示手機之認定　⒈按強盜罪、搶奪罪及恐嚇取財罪，均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為主觀之犯罪構成要件，若向人強取、奪取、迫使人交付財物，係基於他種目的，如意在索討欠款或用以抵償債務等，而非出於不法所有之意圖者，縱其行為違法，然與強盜、搶奪、恐嚇取財之主觀犯罪構成要件不符，仍應視其手段判定是否成立其他罪名。而犯意存於行為人內心，認定犯意之如何，自應就所有調查之證據資料，本於吾人之經驗法則與論理方法，綜合研求，以為心證之基礎（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135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原審證稱：我進去浴室洗澡時，隨身物品及衣物、手機、機車鑰匙都放在浴室外面，我進入浴室前全身已脫光。我進去洗澡不久後就有人叫我從浴室出來，出來後看見除了LALA 之外，還有一名白衣男子（按即楊鳳凰）持球棒及乙○○站在房間內，其中白色衣服男子手上已經拿著我放在房間內的機車鑰匙及IPHONE手機，白衣男子先叫我把衣服穿上，並稱LALA跟他說我對LALA不禮貌，所以LA LA才叫他們二人來處理，然後該名白衣男子問我要怎麼處理以及身上有沒有錢，我說沒有後，白衣男子問我使用的機車車牌、特徵以及停放位置後，就拿鑰匙給被告下樓去拿我放在機車內的皮包。手機當時甲男（即楊鳳凰）放在床上，甲男沒有說手機放床上是要拿走，還是要阻止我報案。　　被告離開後我見房間只剩LALA跟白衣男子，我就趁機自白衣男子手上搶回我的手機並要離開，白衣男子就跟我發生拉扯，此時被告回來，所以被告也加入白衣男子跟我拉扯，二人並對我毆打導致我受傷，打完之後，白衣男子詢問我手機密碼幾號，我告訴他之後，白衣男子就帶著LALA先離開等語（警卷第19至20頁、原審卷第298、300、306頁），對照證人楊鳳凰於另案原審時所供述：我與被告一起進入甲房間後，一開始先與被告坐著等告訴人洗澡出來，約等5分鐘，告訴人才出來，我先要求告訴人把手機交出來，他就交出來按密碼，我看完就放著（調原審卷第69頁）、我們等他洗完澡，然後我們就叫他出來，因為那時候告訴人已經承認上次有拿刀架著LALA，我說這種事情應該不是第一次了，我請告訴人把他的手機給我看看有沒有別人，他也有對其他人做一樣的事情，我問他怎麼會做這種事情，我叫他手機打開給我看，手機的解鎖密碼是告訴人自己輸入的，看完我就直接將手機放回桌上（另案原審卷第214頁）各等語，二人所述楊鳳凰甫進入甲房間取得手機之時間點均為告訴人步出浴室前後，且證人楊鳳凰將手機置放在甲房間之床上或桌上，而未藏放於身上，亦未交給在場之被告或LALA等情，大致吻合，至證人楊鳳凰究係在告訴人步出浴室前，即自行取走告訴人手機，或係待告訴人步出浴室後，才命告訴人交出一節，則有所出入，衡情告訴人洗澡前既已先將手機放在梳粧台，此經告訴人於偵查供述甚詳（偵卷第103頁），則楊鳳凰與被告相偕進入甲房間，於等待告訴人洗澡期間，應有足夠時間可發現擺放梳粧台上之手機，而無須待告訴人步出浴室後再行命其交出，而且告訴人始終明確證稱楊鳳凰命其告知手機解鎖密碼係在其被毆打之後，而非在其步出浴室之後，參以行為人於手機內刻意保留自己持刀恫嚇他人之影像、照片，既顯有害無利，常人當不至於如此，是證人楊鳳凰上開所供其為查看告訴人手機有無亦拿刀恫嚇他人之情形云云，顯與事理不符。故認告訴人所述其手機係在其步出浴室之前，即遭楊鳳凰取走並置放在床上等情為真，楊鳳凰所述應係飾卸之詞，無從憑採。　⒊承上，楊鳳凰起初取得告訴人之手機，既係利用告訴人洗澡時自行取得，而且並未將之藏放於身，或交由被告或LALA保管，而係隨手放置在眾人（含告訴人）目光所及之床上，而且依告訴人於警詢所述，告訴人步出浴室後，楊鳳凰曾向告訴人表示因告訴人之前與LALA見面時對她不禮貌，所以LALA 今天叫楊鳳凰等人來教訓告訴人，要告訴人好好跟女生道歉，楊鳳凰跟告訴人說不要報警，如果今天這個女生因為告訴人報警出事會再來找告訴人算帳等語（警卷第14至45頁）　　，可知楊鳳凰有特別提醒告訴人不得報警，參以施行強盜犯罪時，為防免被害人打電話求援，而先行取走被害人之手機，以使犯罪得以順利進行，尚屬情理之常，而且公訴意旨亦未認楊鳳凰等人此時拿取告訴人之手機有何為自己不法所有之強盜或恐嚇取財意圖，卷內亦無事證足資證明楊鳳凰等人此時有將該手機據為己有之不法所有意圖，是被告等人利用告訴人洗澡時，自行將告訴人放在梳粧台上之手機取走置放床上，使其無法利用該手機對外求援，雖使告訴人因此喪失對該手機之支配管領力，而妨害其行使權利，然此僅得認為構成強制罪，尚無從逕認此時被告等人對該手機已有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　⒋嗣告訴人雖評估自己得於被告離去甲房間之期間，拿取其手機順利脫身，惟付諸行動之結果，乃經其前於偵查中明確證稱：我趁被告下樓期間想拿手機跑出甲房間，楊鳳凰就跟我發生拉扯，這時候被告剛好回到甲房間，就與楊鳳凰聯手打我，我被攻擊到明顯感覺頭暈且站都站不起來，並開口喊救命，鄰房人員因此被驚動報警，我遭被告楊鳳凰毆打後，面對楊鳳凰詢問手機解鎖密碼根本不敢抵抗，只能如實陳報，楊鳳凰就把我的手機拿走，並跟LALA一起在員警抵達前先行離開等語（偵卷第47、103頁）；及於楊鳳凰到案接受審理時，證稱：我是在遭到被告與楊鳳凰打傷之後，手機才被拿走的，以我當時身體遭打傷的狀況根本沒有辦法抵抗，我的頭也很暈但還可以講密碼，是楊鳳凰於帶LALA離開甲房間前不久才問我密碼的，當時被告也在場，楊鳳凰跟我要手機解鎖密碼是在我遭他與被告聯手毆打之後等語（另案原審卷第 169、174至175、178、180頁）。核與證人楊鳳凰於原審供述：被告拿告訴人機車鑰匙下樓後，我是待在甲房間靠近門口的位置，被告與LALA在較靠內之床邊，之後因為發生毆打動靜比較大，有人報警，被告說他要留下來處理，我就先把 LALA帶離現場，而被告接受員警詢問完，有與我約在彩色巴黎餐廳見面等語（原審另案卷第212至217頁），及於本院上訴審審理中證稱：被告拿告訴人機車鑰匙下樓過了一陣子，告訴人忽然跑過來跟我徒手扭打在一起，被告沒多久就進來了，把已接近門口位置的告訴人擋回房間內部，那時候我才（改）以鋁棒打告訴人，而被告則接著用腳踢踹告訴人，再以手對告訴人施加攻擊，告訴人因而倒地，告訴人倒地後我猶曾以腳踢之，並持鋁棒毆打他的手部。被告回到甲房間是一進來就先攻擊告訴人，整個過程中也沒有任何制止我出手的舉動，是我認為既已發生如此激烈的衝突，員警一定會來處理，才對被告表示「你把我叫來的，你自己要承擔責任」獲同意後，先帶LALA離開等語（本院上訴卷第122至123、12 7至128、134、139至140頁），相互吻合，且被告前於警詢時原即坦言：我用手推告訴人肩膀，並抬腳把告訴人頂回去（警卷第2至3頁）；迄於本院上訴審理過程中更不諱言：我聽到聲響快步前去甲房間解密碼鎖開門，剛好告訴人正要衝出來，我就做了阻擋的動作（指前述手推肩膀及抬腳頂之動作），也踢了告訴人幾腳，之後我因情緒失控有對告訴人出拳打中他額頭。我確實有用右拳重擊告訴人額頭，告訴人因此倒下後，楊鳳凰還有用腳攻擊告訴人等語（本院上訴卷第 47、157頁），參以告訴人在付諸逃跑行動之前，即因處於不能抗拒之狀態，任憑被告等人持其鑰匙至機車停放處拿取財物，被告等人應已無須為取得手機，而聯手對告訴人施暴，故認被告與楊鳳凰聯手攻擊告訴人致其受有事實欄所示之傷害，並非意在取得手機，而係因告訴人欲逃跑、大聲呼救，其等為制止其逃跑、呼救，始另行起意傷害告訴人，而非以此為強盜之施暴行為。　⒌又被告與楊鳳凰聯手毆打告訴人後，因告訴人曾經大聲呼救，隔壁鄰房有聽到就報警，楊鳳凰問我手機密碼，我跟他們講，楊鳳凰就把我手機拿走，楊鳳凰與那個女的先走，被告留在現場，業據告訴人於偵查證述如前，且證人楊鳳凰於另案原審對其有拿走告訴人手機一情，亦坦承不諱（另案原審卷第219頁），又其另案遭查扣之手機內有其於案發後之108 年7月8日拍攝告訴人與LALA案發當天相約性交易對話之截圖，亦如上所述，參以楊鳳凰不否認案發當時確曾質問告訴人其手機之開鎖密碼等情（調偵卷第43頁、另案原審卷第72、 214頁，僅辯稱是在其甫進入甲房間時質問，而非在即將離開甲房間時），且在本院上訴審作證時，亦證稱告訴人手機係其在案發後丟在楠梓交流道下面的一個垃圾場等情（本院上訴卷第143頁），綜合上情，足認附表編號1所示手機，最後係楊鳳凰偕同LALA離開時取走無訛，被告辯稱其未取走手機云云，應可採信。　　　⒍依前所述，被告等人於出手毆打告訴人時，因告訴人曾經大聲呼救，被告等人評估聲響過大應已驚動鄰房人員報警，員警即將抵達，被告與楊鳳凰乃達成由被告留在現場應付員警，楊鳳凰先行偕同LALA離去之共識，並由楊鳳凰將告訴人之手機取走。而楊鳳凰所取走之告訴人手機，據告訴人於警詢及原審所稱，我手機價值約39,000元，我手機比較貴而且又剛買等語（警卷第16頁、原審卷第297頁）在卷，顯然價值非低，而且告訴人之錢包內只有一副有線耳機及證件，別無其他財物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上訴審及更一審供述在卷（本院上訴卷第47至48頁、更一卷第90頁），則被告等人此時因僅取得上開價值甚低之財物，不足以滿足其等索取錢財之目的，遂決意將該手機據為己有，而將原強制之犯意聯絡昇高為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加重強盜犯意聯絡，應堪認定。　㈧至楊鳳凰手機中存取拍攝告訴人身分證之截圖背景為BMW轎車之方向盤，係由駕駛者拍攝等情，固有上開手機截圖在卷可憑（本案上訴卷第91頁），而與楊鳳凰於警詢證稱：這些照片是當時案發後，乙○○約我見面，當時應該是在中華二路與七賢路口彩色巴黎餐廳見面，當時乙○○拿出告訴人的物品給我看，要求我幫忙拍攝紀錄資料，我才會使用我的手機幫他拍攝上述兩張照片等語（調警卷第29頁），其中關於所述拍攝場景顯與手機截圖所示不符。然楊鳳凰就其案發後數小時與被告在彩色巴黎餐廳碰面時，被告有拿出告訴人身分證之主要事實始終明確證述一致，參以人之記憶有限，且個人記憶能力不同，隨時日經過記憶淡薄或發生誤記之情事在所難免，以楊鳳凰為上開警詢陳述時間為111年4月19日，距案發時間108年7月5日已相隔2年餘之久，尚難要求楊鳳凰就所有細節事項進行說明，且被告亦不否認案發後離開派出所，有與楊鳳凰在彩色巴黎餐廳碰面一事，故不得以楊鳳凰證述拍攝場景與手機截圖不符之瑕疵，即遽認其全部證述均非可採。　　　㈨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251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係被告先與楊鳳凰、LALA聯手策畫推由 LALA假意應允性交易誘使告訴人前來，及推由被告致電通知楊鳳凰立即趕來助陣，迨楊鳳凰抵達，被告即下樓引領楊鳳凰逕自進入甲房間，並由楊鳳凰利用告訴人洗澡之際，先行取得告訴人之手機，並隨手擺放在床舖上，以防其對外求援，而妨害告訴人行使權利，再由楊鳳凰喝令告訴人步出浴室，利用其等在人數、體型及持有鋁棒之優勢，由楊鳳凰藉端稱告訴人日前曾對LALA不禮貌要賠償為由，要求告訴人拿錢出來處理，致使告訴人不能抗拒，僅得依楊鳳凰等人之要求，告知錢包在樓下機車置物箱及機車停放位置，任由被告持告訴人所有之鑰匙下樓，自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內取得附表編號3所示之布製錢包（內有告訴人身分證），及附表編號4所示之有線耳機後，折返乙房間，嗣告訴人於被告離去甲房間期間，趁機拿取置於床舖上之手機欲脫身，引發楊鳳凰為制止其逃跑，而另行起意徒手攔阻並致生聲響，聽聞聲響趕赴甲房間之被告，亦與楊鳳凰（嗣並改持鋁棒）接續毆打告訴人，致使告訴人受傷，嗣因顧忌員警即將抵達而自行罷手，旋利用告訴人已遭被告等人聯手毆打成傷，無力抗拒，不得不按楊鳳凰之命令陳報該手機解鎖密碼，並任由楊鳳凰取走該手機，俱認定如前。從上開整體犯罪計畫過程中，可見告訴人係遭不法強暴、脅迫行為才交出身上財物、提供手機解鎖密碼，在場之被告對此顯然之犯罪情狀均屬明知，竟未加制止，甚至持告訴人機車鑰匙下樓拿取告訴人機車置物箱財物折返其居住之乙房間，聞訊即趕赴甲房間與楊鳳凰聯手毆打告訴人，以制止其逃跑，反而就上開整體犯罪情狀為行為分擔，最後並取走告訴人之布製錢包（內有告訴人之身分證）及有線耳機，因此即使被告未參與上開以強制行為取得告訴人手機及命其陳報該手機之解鎖密碼，因此等行為與其等不法取得他人財物之犯罪計畫相符，並未脫逸，且被告甚至有如前述過程中在場，並分擔以上開強盜取得告訴人之布製錢包（內有告訴人身分證）及有線耳機等物，並其後共同參與毆打告訴人，並最後取走告訴人上開布製錢包（內有告訴人身分證）及有線耳機等物，依上說明，被告應就上開整體之犯罪結果，負共同正犯之責。至辯護意旨所稱本案在甲房間主動向告訴人質問、向告訴人索要手機、指示被告下樓拿取告訴人錢包者均為楊鳳凰，固非無據，然依上所述，此仍無解於被告共同正犯之罪責。另被告辯稱楊鳳凰於被告將告訴人推倒於地後，又踩踏告訴人，是被告為免告訴人受有更重之傷害，才將楊鳳凰推開而結束打鬥云云，無論屬實與否，同俱無礙於其應就全部結果同負其責之認定。　㈩附表編號3所示布製錢包內，除告訴人之身分證外，究尚有何物，因告訴人所稱：健保卡、提款卡、數百元現金等語，核與證人楊鳳凰一度明確證述之告訴人護照，及被告於本院上訴審首次供承之告訴人員工識別證各節，無一相符，而卷內查無確切證據足認該錢包內除告訴人之身分證外，確另存有健保卡、提款卡、數百元現金，甚或護照、員工識別證等物，依罪疑唯輕原則，本院自無由率予認定，而僅能為該錢包內放有告訴人身分證之認定。　當所取得之物僅具出示證明或鑰匙或相似功能，而不會因取得者之使用減損其所體現之價值時，一般而言，行為人固欠缺長期排斥原持有人對物體現價值所有地位之意圖（所有意圖），惟若行為人欠缺返還意願，依然具所有意圖。經查，案發後告訴人之機車鑰匙乃經留在甲房間現場，未遭楊鳳凰、LALA或被告取走，據告訴人證述屬實（原審卷第297、301 頁）。準此，被告於本案過程中，雖一度持用告訴人之機車鑰匙，然僅重該鑰匙開啟機車置物箱之功能，且該鑰匙並不因被告之該次使用稍予減損價值，本院自難遽認被告及其共犯對該鑰匙具所有意圖；另方面，告訴人之身分證則不僅於案發後遭攜至彩色巴黎餐廳由被告、楊鳳凰聯手檢視，業如前述，且終遭楊鳳凰將之棄置在垃圾場，亦經證人楊鳳凰證述在卷（本院上訴卷第143頁），足見被告及其共犯並無將該身分證返還予告訴人之意，此部分自屬被告及其共犯之本案得手財物。　刑事訴訟程序中法院審判之對象（範圍），乃指起訴書或自訴狀所記載被告之「犯罪事實」；而「犯罪事實」之內容，包括「人、事、時、地、物」等基本要素，亦即指犯罪之時日、地點、行為與結果等與犯罪成立具有重要關係之社會事實而言。就公訴案件而論，因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即為法院審判之對象，並為被告防禦準備之範圍，故其所記載之內容除須足以使法院得以確定審判之範圍外，並須足以使被告知悉係因何犯罪事實被提起公訴，俾得為防禦之準備。且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予以審判，亦為同法第26 8 條所明定，俾免侵害被告之訴訟防禦權而造成突襲性裁判之不當現象（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一段之記載，並未就被告涉犯詐欺取財告訴人2500元之主觀犯意或客觀犯罪行為而為描述，顯然並未起訴被告詐欺取財犯行。而且觀諸起訴書「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並未記載被告涉犯詐欺取財罪，參以檢察官上訴書亦載明加重詐欺部分未經起訴，顯見檢察官並未起訴被告詐欺取財犯行，併此敘明。　綜上，被告上開所辯，要係飾卸之詞，難予採信，本件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參、論罪一、行為始於著手，著手之際，有如何之犯意，即應負如何之故意責任。犯意變更，係犯意之轉化（昇高或降低），指行為人在著手實行犯罪行為之前或行為繼續中，就同一被害客體，改變原來之犯意，在另一犯意支配下實行犯罪行為，導致此罪與彼罪之轉化，因此仍然被評價為一罪。犯意如何，既以著手之際為準，則著手實行階段之犯意若有變更，當視究屬犯意昇高或降低定其故意責任；犯意昇高者，從新犯意；犯意降低者，從舊犯意，並有中止未遂之適用（最高法院10 1年度台上字第282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關於取得告訴人手機部分，被告既由行為初始之強制犯意，昇高為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之犯意，本案自應從被告昇高後之新犯意評價為一罪。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起訴書所載之被告罪名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雖與本院認定不同，然法條（含項次）無異，尚不生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且本院於審理過程中，已明確告知完整罪名以充分保障被告之防禦權（見本院更一卷第158頁）。被告等人向告訴人實施加重強盜行為，並致令告訴人無法自由離去甲房間，該非法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行為部分，應屬加重強盜罪之部分行為，不另論罪。被告就所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與楊鳳凰、LALA間存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三、關於被告不符自首減刑之說明：　　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發覺」，係指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事實與犯罪之人而言，而所謂知悉，固不以確知其為犯罪之人為必要，但必其犯罪事實，確實存在，且為該管公務員所確知，始屬相當。另裁判上一罪之想像競合犯，其部分犯罪事實有無為偵查機關發覺，是否成立自首，無論從想像競合犯之本質、自首之立法意旨、法條編列之體系解釋，抑或實體法上自首及訴訟法上案件單一性中，關於「犯罪事實」之概念等各個面向以觀，均應就想像競合犯之各個罪名，分別觀察認定，方符合法規範之意旨，若重罪部分非屬自首，不得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3563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850號及110年度台上字第514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員警據報抵達12樓但尚不知確切案發地點、亦不知詳情之狀況下，主動向到場員警指出甲房間即係傷害衝突發生地，並陳明其與已因傷倒臥在地之告訴人乃分屬案件之雙方當事人，乃經本院認定如前。堪認被告係於員警發覺犯罪前，主動陳述本件傷害犯行，而符合自首之情形，然完全未提及強盜財物，是被告就所犯加重強盜犯行，與自首之要件不符，而被告所犯傷害罪、加重強盜罪，係出於同一事件，地點相同，且利用告訴人行動自由受限制之機會而為傷害犯行，行為局部同一，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論以加重強盜之重罪，是被告所犯傷害罪之輕罪部分，雖符合自首規定，但重罪部分之加重強盜罪非屬自首，依上開說明，被告自不得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僅得因被告主動供述輕罪即傷害部分之犯罪事實，倘認其確有悔改認過之心，資為犯後態度良好、從輕量刑之依據。四、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又加重強盜罪之法定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然同為加重強盜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攜帶槍械強盜而嚴重危害社會治安者，或有強盜過程手段兇狠殘苛，對被害人傷害至鉅者，但亦有強盜過程尚非至殘，或對被害人造成輕微傷害，其強盜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倘依其情狀處以相當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查被告本案加重強盜犯行固無足取，然被告原無動手施暴之情形，係因告訴人擬趁被告離開甲房間下樓拿取錢包之際，突然拿取手機往外衝，為楊鳳凰攔阻，進而彼此拉扯、扭打，被告聞訊趕赴甲房間，方加入徒手傷害告訴人，以防止告訴人逃跑、呼救，且被告未持工具或兇器毆打告訴人，強盜過程尚非兇狠殘苛，又強盜犯行實施時間尚屬短暫，強盜所得亦非甚鉅，且案發後留在現場主動向到場員警指出案發地點，使告訴人得以迅速獲救，事後並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告訴人12萬元，已填補告訴人所受損害，此有原審調解筆錄及被告手機匯款截圖在卷可憑（原審卷第277至278、379至383頁)，堪認被告已因本案而付出相當代價，是本院審酌上情，認倘科以被告法定最低本刑即7年以上有期徒刑，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有情堪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肆、不另為不受理諭知部分：一、公訴意旨以：被告與楊鳳凰共同毆打告訴人而施以強暴等語，雖未另論被告犯刑法第277 條第1 項之傷害罪嫌。惟起訴書既已載明被告與楊鳳凰共同毆打告訴人成傷之行為，且告訴人已合法提出傷害告訴，自應認此部分之傷害犯行業經起訴，合先敘明。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所涉之傷害部分，依同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查告訴人業已具狀撤回對被告之傷害告訴，有卷附之刑事撤回告訴狀可查（原審卷第279頁）。是依上揭規定，本應為不受理之諭知。惟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開論罪科刑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如前所述，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公訴意旨固謂被告本案加重強盜得手之財物，另有附表編號 2所示之機車鑰匙，及同遭告訴人置於錢包內之健保卡、數百元現金，因認被告就此部分亦犯加重強盜罪嫌。惟查，卷內並無確切證據足認附表編號3所示之布製錢包內，確有健保卡、數百元現金；另案發之後，附表編號2所示之機車鑰匙乃經留在甲房間現場，未遭楊鳳凰、LALA或被告取走，自尚難認被告等人對該鑰匙具不法所有意圖，均經本院分別敘明如前，此等部分之犯罪自屬不能證明，惟此等部分如成立犯罪，與本案經論罪科刑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間存有實質上之一罪關係，爰就此等部分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陸、上訴有無理由之判斷　　原審據以論處被告罪刑，固非無見。惟查：㈠被告本案所為，應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而非恐嚇取財罪，原審論處被告犯恐嚇取財罪，尚有未洽；㈡被告與共犯所犯本案得手之財物，尚有附表編號3、4所示之物，原審就此漏未認定，自有未合；㈢檢察官並未就被告向告訴人詐騙2500元性交易對價一事起訴，原判決就該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容有未受請求事項予以判決之違誤；㈣原審另認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同為本案犯行之得手財物，亦有違誤；㈤被告聞訊趕赴甲房間後，為制止告訴人逃跑、呼救，有另行起意並徒手毆打告訴人，惟告訴人業於原審具狀撤回傷害告訴，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審認無法證明被告有與楊鳳凰共同毆打告訴人，並就此部分不另為無罪諭知，而非不另為不受理諭知，亦有未合。檢察官以前述㈠、㈡、㈢之事項，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且原判決另有前述㈣、㈤之可議，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柒、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共同以性交易引誘告訴人前來甲房間，使告訴人孤立無援，恐懼遭遇不測而致不能抗拒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再斟以被告於本案之中，實居於主導、貫穿全局之關鍵地位，然其於楊鳳凰終經查緝到案前，卻不實將楊鳳凰型塑為本案之主導、操控者，以大幅淡化自身涉案程度，嗣楊鳳凰到案才漸次部分吐露實情，難認有何悔意，惟念被告實際獲得財物之價值非鉅，且於案發後旋即自首輕罪部分之傷害犯行，暨其留在現場第一時間向員警指出甲房間即係案發地，使告訴人得以迅速獲救，後續更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如期履行，如上所述，告訴人並具狀請求對被告從輕量刑（原審卷第 279頁），顯見被告確有積極彌補犯行所生損害之舉措，此部分之犯後態度尚佳；暨本案乃被告初涉刑案，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參照（本院更一卷第57頁），是其並非素行不佳之人。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小孩、過往擔任工程課長，現則從事餐飲師傅，月薪7萬元、需扶養父母之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第1 58頁）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捌、沒收　　一、告訴人因本案所受之總損失（含財物損失及因傷就醫支出等項），業經其循調解程序，先後自被告、楊鳳凰處實際取償 12萬元、10萬元而獲全額填補，此除前已敘及之調解筆錄、被告手機匯款截圖外，並有楊鳳凰與告訴人之調解筆錄在卷可稽，復經告訴人陳明屬實（另案原審卷第155至156、173 頁），則被告縱曾分受本案犯罪所得，既因已實際以金錢賠付告訴人而難認猶保有該犯罪所得，自再無諭知沒收、追徵之必要。二、楊鳳凰持以共同犯本案所用之鋁棒1支，所有人應係楊鳳凰，被告尚乏實質處分權能，本院自無從對被告為沒收該鋁棒之宣告。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高志程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敏惠提起上訴，檢察官高大方、許月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石家禎　　　　　　　　　　　　　　　　　　　法　官　李東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美虹附表：編號物品名稱數量 1 iPhone XS Max行動電話（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壹支 2 機車鑰匙壹付 3 布製錢包（內有甲○○之身分證壹張）壹只 4 iPhone有線耳機壹付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330條第1項》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2024-11-25

KSHM-113-上更一-5-20241125-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妨害秘密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96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曾詠淞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秘密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 年度審易字第1186號，中華民國113 年9 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 年度調偵字第3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曾詠淞（下稱被告）與告訴人林育曲（下稱告訴人）為夫妻，二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 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因對告訴人不信任，為掌握告訴人行蹤，竟基於無故以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之接續犯意，於民國112 年2 月間至同年4 月間，將具有定位追蹤訊息通報功能之GPS 定位追蹤器各1 臺，安裝於告訴人所使用之車號000-0000普通重型機車、及告訴人父親所有，由告訴人使用之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車殼內，並利用Google Map定位告訴人所在處所，以此方式無故竊錄告訴人非公開之行蹤。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5 條之1 第2 款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嫌等語。二、原判決意旨略以：被告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係犯刑法第31 5 條之1 第2 款之罪嫌，依同法第319 條規定須告訴乃論。因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具狀撤回告訴，有撤回告訴狀1 份在卷可稽，因而不經言詞辯論，諭知被告本件公訴不受理判決。三、檢察官上訴意旨以：告訴人具狀表示被告尚未付賠償之責任，其在原審係表達若被告有賠償才要撤回等語，有告訴人刑事請求上訴狀及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稽。本件告訴人既然無撤回告訴之真意，則原審可否以告訴人撤回告訴為由，而為公訴不受理之判決，容有再調查之餘地，為此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　　四、刑事訴訟法第238 條第1 項規定，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所謂撤回告訴，係指合法之撤回而言，若無權撤回或其撤回非出於自由之意思者，均不能發生撤回之效力（最高法院31年上字第735 號刑事判例）。撤回告訴為一種訴訟上行為，核與和解為私法上之契約行為者有別。故告訴乃論之罪，縱經當事人私行和解，願撤回其告訴，但該告訴人嗣未依刑事訴訟法第238 條第1 項之規定，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向該第一審法院以書狀或言詞表示撤回告訴之意思，仍不生撤回告訴之效力（最高法院 90年度台非字第389 號刑事判決）。經查：　㈠案件應否諭知不受理尚屬不明，而有待調查始能判斷者，第一審法院自仍應為必要之調查，若第一審法院未為必要之調查，或調查未臻完足，即率將案件諭知不受理者，即有判決未盡調查之違法。經查：告訴人之刑事聲請上訴補充理由狀另具體載明「雙方確實有約定被告先付完錢才能算數，但現在被告還沒付錢就將撤回告訴狀送去給法院」等語（見本院卷第19頁下段至第21頁上段）。以此而言，告訴人請求檢察官上訴時，業已主張本件撤回告訴狀係由被告送達，而非由告訴人向原審遞送書狀之意思。而上開撤回告訴是否合法之程序事由，乃事實審法院應依職權調查明確之事項，縱使檢察官前開提起上訴要旨僅主張告訴人並無撤回告訴之真意，但檢察官既係依告訴人具狀請求上訴為據，本院自應就此部分予以審查。　㈡本院查：　⒈原審於113 年5 月28日以113 年度審易字第1186號，受理被告被訴涉犯刑法第315 條之1 第2 款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嫌後，於113 年7 月9 日遠距訊問被告，但未通知告訴人到庭，原審另向被告諭知「被告必須於停止羈押釋放出所後一個月內自行或請告訴人提出撤回告訴狀」，有訊問筆錄一份可查（見原審卷第33頁）。惟撤回告訴之訴訟上行為，有權撤回之人僅有告訴人，原審就此部分諭知被告必須「自行提出」撤回告訴狀部分，核與刑事訴訟法第238 條第1 項規定及最高法院前述刑事判決要旨有違。次查，依據上開訊問程序及筆錄記載，已可認定告訴人當時並未到庭，告訴人自不知悉原審前開諭知。其次，原審書記官於113 年9 月19日與被告為電話聯繫，被告表示還需要一個月時間賠償告訴人（見原審卷第49頁之公務電話紀錄），但並未通知告訴人，同可佐證告訴人無從知悉原審案件之辦理進度及上開聯繫等情。　⒉本件由告訴人具名之「刑事撤回告訴狀」，係於被告與原審聯繫後數日之113 年9 月24日送達（見原審卷第51頁之收狀章戳），但上開「刑事撤回告訴狀」日期係記載「113 年5　月6 日」「113 年度調偵第3 號」「股別：霜股」，經核日期早於原審113 年5 月28日受理繫屬之前，上開字號及股別又為本件起訴檢察官之承辦股別；其次，上開「刑事撤回告訴狀」另以不同字跡附加「113 年度審易字第1186號君股」（見原審卷第51頁）；佐以自原審繫屬本案起，均未通知告訴人或使其知悉審理進度。以此而言，上開告訴人於113 年5 月6 日以檢察署案號及股別所具名之「刑事撤回書狀」，究其本意係欲向何機關為意思表示？「刑事撤回書狀」以不同字跡附加「113 年度審易字第1186號君股」是否為告訴人親自書寫？上開「刑事撤回書狀」是否係由告訴人親自寄送，抑或係因原審與被告聯繫後而由被告寄送？上情均係原審於收受上開「刑事撤回書狀」時已知之事項，乃原審就此攸關撤回告訴是否合法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經核全案卷證未見調查情事，即遽對被告為公訴不受理判決，容有違誤。五、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或上訴雖無理由，而原判不當或違法者，應將原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撤銷，就該案件自為判決。但因原審判決諭知管轄錯誤、免訴、不受理係不當而撤銷之者，得以判決將該案件發回原審法院。對於原審諭知管轄錯誤、免訴或不受理之判決上訴時，第二審法院認其為無理由而駁回上訴，或認為有理由而發回該案件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 項、第372 條定有明文。綜上，檢察官上訴意旨，雖未具體指摘本件「刑事撤回書狀」並非由告訴人親自寄送，但告訴人具狀請求上訴已載明此項主張，且事屬存於原審卷證而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原審未予詳查，遽為不受理之判決，非無研求之餘地，自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撤銷。另因本件係原審判決諭知不受理不當，被告及告訴人於原審仍可續行和解及撤回告訴，而有審級利益及程序判決利益，爰發回由原審法院更為調查、審理，並為適法之判決，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 項但書、第372 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石家禎　　　　　　　　　　　　　　　　　　　法　官　李東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黃瓊芳

2024-11-22

KSHM-113-上易-496-20241122-1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偽造文書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34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孫裕焱上列聲請人因偽造文書等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393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第二審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孫裕焱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伍日內，補正原判決之繕本，逾期未補正者，駁回其聲請。　　理　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429條規定：「聲請再審，應以再審書狀敘述理由，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提出於管轄法院為之。但經釋明無法提出原判決之繕本，而有正當理由者，亦得同時請求法院調取之」。另同法第433條規定：「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二、經查：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孫裕焱（下稱聲請人）對本院確定判決聲請再審，雖以再審書狀敘述理由，惟未檢附原判決之繕本，復未釋明其無法提出原判決繕本係有正當理由之情況，揆諸上開說明，其聲請再審之程序顯屬欠缺法律上必備之程式，爰依法命聲請人應於本裁定受送達後5日內補正原判決繕本，如逾期未予補正，即依法駁回其聲請。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但書，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鍾佩真　　　　　　　　　　　　　　　　　　　法　官　石家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家煜

2024-11-21

KSHM-113-聲再-134-20241121-1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931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受刑人黄智亮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3年度執聲字第55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黄智亮因詐欺等罪，分別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拾月。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黄智亮（下稱受刑人）因詐欺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 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 條第1 項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等語。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53條、第51條第5 款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律上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前者法律之具體規定，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界限。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再數罪併罰而有二裁判以上，應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固屬自由裁量事項，然對於法律之內、外部界限，仍均應受其拘束，此有最高法院91年度台非字第32號判決足資供參。三、查受刑人因違反詐欺等罪，經本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分別確定在案，且附表編號3之罪係在附表編號1、2 判決確定日（民國113年4月24日）前所犯，有各該刑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檢察官就附表所示各編號之罪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四、爰審酌受刑人所犯各罪刑度之外部界限（宣告刑總和3年6月），及刑罰目的、受刑人犯罪之次數、危害社會治安之程度、附表編號1、2所示2罪曾定應執行刑2年等內部界限（計3 年），裁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 條第1 項，刑法第53條、第50 條第1 項前段、第51條第5 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鍾佩真　　　　　　　　　　　　　　　　　　　法　官　石家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家煜

2024-11-19

KSHM-113-聲-931-20241119-1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963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受刑人陳聖智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3年度執聲字第575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陳聖智因侵占等罪，分別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陳聖智（下稱受刑人）因侵占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 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 條第1 項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等語。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 項前段、53條、第 51條第5 款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刑法第41條第8 項規定「第 1 項至第4 項及第7 項之規定，於數罪併罰之數罪均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其應執行之刑逾6 月者，亦適用之」。三、查受刑人因犯侵占等罪，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及本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分別確定在案，且附表編號2、3等罪均係在附表編號1判決確定日（民國111年9月6日）前所犯，有各該刑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檢察官就附表所示各編號之罪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四、爰審酌受刑人所犯各罪刑度之外部界限（宣告刑總和1年），及刑罰目的、受刑人犯罪之次數、危害社會治安之程度、附表編號1、2所示2罪曾定應執行刑7月等內部界限（計11月），裁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五、末按各罪之刑有已執行之部分，自不能重複執行，應由檢察官於指揮執行時扣除之，此與定應執行刑之裁定無涉（最高法院86年度台抗字第472 號裁定意旨參照）。核本件附表編號1、2所示之罪，雖已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以112年度執更字第497號執行完畢（參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但依上述最高法院裁定意旨，仍得與附表編號3所示尚未執行完畢之罪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僅已執行完畢部分由檢察官於指揮執行時扣除之，併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 條第1 項，刑法第53條、第50 條第1 項前段、第51條第5 款、第41條第1 項前段、第8 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鍾佩真　　　　　　　　　　　　　　　　　　　法　官　石家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家煜

2024-11-19

KSHM-113-聲-963-20241119-1

抗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撤銷緩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39號抗告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 NGUYEN VIET SON(中文姓名:阮約山)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3日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149號，聲請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158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一）受刑人NGUYEN VIET SON(中文姓名:阮約山)因犯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交簡字第85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2 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0小時之義務勞務，於民國112年4月7日確定（緩刑期間自112年4月7日至114年4月6日）後，其雖曾於113年5月7日向高雄地檢署報到，並經當面諭知下次應於113年6月18日再次報到，惟受刑人於113年6月18日起即未至該署報到，經該署於113年6月19日、113年7月17日發函告誡，仍未能報到等情，有執行保護管束情況約談報告表、各該送達證書附卷可參。是受刑人確有未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未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一次之情，堪以認定。（二）查受刑人雖於113年6月18日起即未遵期向高雄地檢署報到，已如上述，然高雄地檢署既已知受刑人之住所為「高雄市○○區○○路000○00號」、「高雄市○○區○○路00號」等二址（此觀諸卷附高雄地檢署113年9月5日雄檢信嵩113執聲15 80字第1139075023號函之說明，以及本件聲請書當事人欄自明），惟該署分別於113年6月19日、113年7月17日函發告誡受刑人之函文，則均僅送達於「高雄市○○區○○路00 0○00號」之受刑人住所，且俱為寄存送達，此亦有高雄地檢署113年6月19日雄檢信明112執護330字第1139051480號函暨送達證書、113年7月17日雄檢信明112執護330字第11 39060344號函暨送達證書各1份在卷可憑（見高雄地檢署1 13年度執聲字第1580號卷內自明），可知高雄地檢署上開告誡函均未送達受刑人另址住所，則本件受刑人是否因未受實際送達前述告誡函，而未能於告誡後遵期前往高雄地檢署報到，恐非無疑；再者，上開本院為緩刑諭知之刑事判決所定之緩刑期間2年尚未屆滿，客觀上受刑人仍有於緩刑期間內遵期報到及履行完畢義務勞務之可能，且本院審酌當初諭知緩刑之本旨，即是考量受刑人犯後坦承犯行，坦然面對己身刑事責任，且受刑人為有穩定工作，且為外籍勞工，刑罰不僅非有效使其復歸社會之方式，更可能使其於獄中沾染其他惡習，受刑人如入監執行，恐製造另一司法或社會問題，若驟令受刑人入監執行，恐未收矯正之效，已先蒙短期刑之流弊。是本院綜合上情，尚難認受刑人有何不服從命令達情節重大程度之情事。（三）此外，聲請人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足資認定前案緩刑宣告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是認前案所為緩刑之宣告對受刑人之矯正仍屬適宜。（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之聲請雖非無見地，然基於上述理由，本院認尚非無再予慎重考量之餘地，而礙難准許，應予駁回。惟如受刑人經高雄地檢署將前揭告誡函重新送達受刑人上開二址後，其事後仍始終未履行，且可認確有前述得撤銷緩刑宣告之情事存在時，本院仍得依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二、抗告意旨略以：（一）原裁定理由認為受刑人NGUYEN VIET SON（下稱受刑人）之住所為「高雄市○○區○○路000○00號」、「高雄市○○區○○ 路00號」，惟本署113年6月19日告誡函、113年7月17日告誡函僅送達「高雄市○○區○○路000○00號」，未送達受刑人另址處所即「高雄市○○區○○路00號」，惟查：本署曾先後於113年7月31日、113年8月21日寄發告誡函至「高雄市○○ 區○○路00號」，此有送達證書2份在卷可佐，原裁定理由顯與卷內事證不符。況「高雄市○○區○○路00號」為受刑人之雇主「鈜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在地址，而「鈜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另於113年9月30日傳真至本署陳明受刑人已於113年6月11日離職，故告誡函本無再送達至「高雄市○○區○○路00號」之必要，附此敘明。（二）按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左列事項：四、對於身體健康、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一次。五、非經執行保護管束者許可，不得離開受保護管束地；離開在十日以上時，應經檢察官核准。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4款、第5款定有明文。而受刑人於112年4月28日簽署「受保護管束人應遵守事項暨報到具結書」時，即已具結「本人保證日後戶籍地、住居所或指定送達地，若有任何異動，將主動且立即報告觀護人，如有違反致影響本人保護管束相關法律權益，絕無異議」、「保護管束期間如有戶籍異動，應事先至本署填具聲請書送觀護人轉呈檢察官核准」，且本署觀護人於 113年5月7日已告知受刑人下次報到日期為113年6月18日，此有本署受保護管束人應遵守事項暨報到具結書、113 年5月7日本署執行保護管束情況約談報告表在卷可佐。則受刑人本已知悉應於113年6月18日報到，自應遵期報到，而非待受刑人收受告誡函後，其始有定期報告義務。且本署113年6月19日告誡函、113年7月17日告誡函，既係依受刑人於112年4月28日「受保護管束人應遵守事項暨報到具結書」所留住居所地址「高雄市○○區○○路000○00號」為送達，縱為寄存送達，本生合法送達之效力，難認有何瑕疵之處。（三）原裁定理由謂：「本院為緩刑諭知之刑事判決所定之緩刑期間2年尚未屆滿，客觀上受刑人仍有於緩刑期間內遵期報到及履行完畢義務之可能……如受刑人經高雄地檢署將前揭告誡函重新送達受刑人上開二址後，其事後仍始終未履行，且可認確有前述得撤銷緩刑宣告之情事存在時，本院仍得依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惟受刑人迄今未主動陳報其是否遷移處所，本署無從知悉是否另有新址可送達，且「高雄市○○區○○路00號」已無送達必要，業如前述，則本署僅能依受刑人於具結書所留住居所住址「高雄市○○ 區○○路000○00號」依法發函告誡，若依原裁定之邏輯，本署告誡函再次送達「高雄市○○區○○路000○00號」，若仍為寄存送達，是否又遭認為受刑人未實際收受告誡函？原裁定意旨認應再重新送達，顯係無端耗費司法執行業務資源，顯有可議之處。（四）綜合前述，本件業於113年5月7日由觀護人告知受刑人下次報到日期為113年6月18日，且已二次合法送達告誡函，而自113年5月7日後，受刑人已有長達5個月時間，未再向本署報到，受刑人顯已違反受保護管束人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一次之義務，情節重大。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提起抗告，請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裁定。三、經查抗告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下稱抗告人）曾先後於113年7月31日、113年8月21日寄發告誡函至受刑人陳報之「高雄市○○區○○路00號」，此有送達證書2份在卷可佐（見執抗卷第19、21頁），原裁定理由認「113年6月19日告誡函、113年7月17日告誡函僅送達高雄市○○區○○路000○00號，未送達受刑人另址處所高雄市○○區○○路00號」，顯與卷內事證不符，而有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漏未審酌上情，並非全無理由。四、綜上所述，原裁定既有前揭撤銷原因，為顧及受刑人之審級利益，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並發回原審，另為適法之處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鍾佩真　　　　　　　　　　　　　　　　　　　法　官　石家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家煜

2024-11-19

KSHM-113-抗-439-20241119-1

毒抗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強制戒治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抗字第199號抗告人即被告方聖儒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強制戒治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 年9 月20日裁定（113 年度毒聲字第330 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方聖儒（下稱抗告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用第一級及第二級毒品案件，於執行觀察、勒戒期間，經綜合判斷後認定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因而准予檢察官之聲請，命抗告人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期間為6 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 年等旨。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入所戒治後，年邁母親及妻兒皆有來探望關心，抗告人內心深感懊悔，更加堅定戒毒決心，且家人訪視會客也可以遞減分數。抗告人本次戒治飽受疾病之苦，有診斷證明書可參照，經本次強制戒治6 個月後，尚有有期徒刑10餘年須執行，以法院及醫生的專業，是否能判斷 10餘年後抗告人有吸毒傾向。另就抗告人施用毒品使用年數部分，應依照裁定所載時間認定，依抗告人健康狀況，難以連續施用毒品超過1 年，抗告人係為解除病痛數年間偶有施用毒品，評分應遞減方屬公平，為此提起抗告。三、按裁定強制戒治所依據之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評估標準，乃以受觀察、勒戒人之觀察、勒戒後之結果，併參酌觀察、勒戒前之各種情況，作為評估之依據。受觀察、勒戒人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係依具體個案之臨床實務及相關事證綜合判定，有其專業性，且衡酌強制戒治之目的，係為協助施用毒品者戒斷毒品之心癮及身癮所為之保安處分，而上開評估標準係適用於每一位受觀察、勒戒處分之人，具一致性、普遍性、客觀性，倘其評估由形式上觀察，並無計算錯誤或裁量濫用等明顯違法、不當之情事，法院應予尊重。　四、經查：　㈠抗告人因施用第一、二級毒品，先經原審裁定將其送觀察、勒戒後，經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認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有該所函文及所附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名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表在卷可稽，足見抗告人確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原審因而裁定抗告人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 　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 年等旨，經核屬實，且屬合法妥適。　㈠抗告人所指家人有前往探望，經核屬實，但無從因此可以違反上開評分標準予以遞減分數，就此部分之評分紀錄表為0 　分，已對抗告人有利。其次，抗告人有關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及使用年數，經核分數並無違誤而各為10分，抗告人就此部分主張應該遞減分數，或無法認定被告施用毒品超過 1　年等節，經查均無依據且未提出相關之證明或釋明。再審核抗告人之評分結果，總分為70分，且其評分項目及分數計算經核並無錯誤，此有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紀錄標準表可查（見毒偵緝卷第63 頁）。至於抗告人現因另有刑事案件需要執行，及其執行強制戒治期間之身體狀況，經核並非本件是否裁定准予強制戒治應予審酌之事項，而屬執行問題。五、綜上，原審因而依檢察官之聲請，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條第2 項後段之規定，裁定抗告人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 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 年，經核並無不合。抗告人執上開情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石家禎　　　　　　　　　　　　　　　　　　　法　官　李東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瓊芳

2024-11-18

KSHM-113-毒抗-199-202411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