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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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抗告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蕭奕弘律師陸正義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越方如律師胡原龍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原名應牧廷）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上列抗告人因被告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9日具保停止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一)被告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下稱被告4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原審訊問後，柯文哲、李文宗雖均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賄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及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柯文哲另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沈慶京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應曉薇否認有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惟：①柯文哲部分有：證人蔡壁如、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彭振聲、邵琇珮、周俊吉、周王美文、邱佩琳、謝國樑、李文宗、李文娟之證述、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分別與黃珊珊、李文宗、李文娟之對話紀錄、柯文哲於民國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 19日便當會裁示、李文宗與朱亞虎對話紀錄、林欽榮書面報告、109年10月27日簽呈、應曉薇傳送予柯文哲之訊息、相關帳戶交易明細、民眾黨網站於11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②李文宗部分有：證人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黃珊珊之證述、李文宗分別與蔡壁如、黃珊珊、朱亞虎、柯文哲之對話紀錄、許芷瑜與林鼎峰之對話紀錄、民眾黨網站於11 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③沈慶京部分有：證人林洲民、朱亞虎、張志澄、吳彩仙、陳佳敏、106年4月26日論壇會議資料、京華城公司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林洲民提出之106年8月22日「有關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案辦理情形說明」簽呈、證人林青傳送予沈慶京之訊息、109年3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等；④應曉薇部分有：證人彭振聲、吳順民、邵琇珮、楊智盛、張立立、劉秀玲、胡方瓊、陳佳敏、國稅局華夏協會所得清單、都發局109年2月24日簽呈、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陳佳敏與應曉薇之對話紀錄等為證，足認其等犯罪嫌疑確屬重大。 (二)被告4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斟酌本案行賄、收賄款項均高達新臺幣（下同）數千萬元，渠等共同使京華城公司圖得高達百億元之不法利益，李文宗更與柯文哲共同侵占達6千餘萬元之公益金，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被告4人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綜合研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 4人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主觀動機甚強、可能性甚高。且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配偶陳佩琪與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内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臺中機場出境，雖稱是要購買香港某款中藥給母親以治療失智，但其母年邁，如有購藥需求自當規劃妥當，其臨時出境之理由難謂符合常情，固足認被告4人分別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至應曉薇雖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時，經查明疑持有其他國家之護照，惟據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庭訊時當庭提出加拿大政府100年2月10日核發之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多倫多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00年5月10日收據，經原審當庭核閱無訛。再徵之應曉薇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上所載之姓名「HSIU-PING YING」即被告應曉薇之舊名，經查詢結果並無入出境紀錄，復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示應曉薇現已無持有加拿大國籍之護照，亦無相關入出境紀錄，足認應曉薇於113年12月27日辧理交保手續時，所聲明其並未持有外國護照一節，尚與事實相符，而不能認為屬於足認應曉薇有逃亡之虞之新事證。 (三)被告4人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然尚無羈押之必要：　1.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另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且被告4人雖有上述理由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但不代表於起訴後，依照此等事由就一定應該繼續羈押被告，而應該要具體審酌個案情形，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並依照比例原則加以判斷。　2.就柯文哲部分，⑴檢察官雖指偵查同案被告許芷瑜係經被告柯文哲指示逃亡在外，並稱同案被告許芷瑜涉案甚深，但並未指明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中之涉案之情節究竟如何，何況目前本案其他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也未提及許芷瑜在本案之角色。故不能認為於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柯文哲之必要；⑵至檢察官指柯文哲曾為臺北市長，現為民眾黨黨主席，對同案被告、證人具實質影響力，且其於處理民眾黨黨務上作期間，仍有接觸本案相關證人、證據資料之高度可能等語。但依照柯文哲於原審訊問時所述：「我必須辭掉民眾黨黨主席，否則民眾黨無法運作，但程序也要走完，我希望一個禮拜之内把事情處理好」等語，另參酌在柯文哲辭任黨主席之前後，與本案相關證人「因工作必須而接觸」之情形，已經會大幅降低，能否以此認為有羈押必要，亦有疑義；⑶ 檢察官稱證人陳佩琪與柯文哲係夫妻關係，顯有勾串之可能，然對於檢察官所指陳佩琪於本案的待證事實，柯文哲於原審訊問時，整體而言也均不爭執。自無依此認為有羈押之必要；⑷檢察官雖提及柯文哲於113年8月15日使用許芷瑜為其申辦之手機門號，設定手機名稱為羅廷暐，與本案辯護人鄭律師聯繫案情時，鄭律師因該手機顯示名稱為「羅廷暐」，而不知道與其通訊者係何人，鄭深元律師回復「請問閣下是」，柯文哲回答「柯文哲」，足徵許芷瑜與柯文哲關係密切等情。惟柯文哲以手機與他人聯繫時，起初並未使用本名，但隨後即表明身分，顯示此部分其無隱匿身分之意。又縱認柯文哲與許芷瑜關係密切，此一事實亦尚與勾串共犯、證人有間；⑸檢察官認為柯文哲與沈慶京利害關係一致，有高度勾串之可能，但其2人就檢察官所指之犯罪嫌疑事實，既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多次訊問，並就相關疑點加以質問。則柯文哲與沈慶京之供述、答辯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不能以此認為有羈押被告之必要。　4.沈慶京部分，其雖與應曉薇就案情相關之重要内容均以過世之余雪鴻作為答辯藉口，不排除為檢察官所認之「幽靈抗辯」，縱使應曉薇、沈慶京否認犯行，然其等既於羈押禁見中即多次經檢察官傳喚訊問，仍堅持相同說詞，僅能就其等供述判斷是否與事實相符，應亦屬證據採認問題。　5.應曉薇部分，檢察官指稱應曉薇就可疑資金去向等，均推為不知、避重就輕。然依檢方查得之事證，非不足認定應曉薇實質管領本案5協會，就陳佳敏、王尊侃動用款項情形縱使彼此陳述有異，惟因應曉薇於本案羈押期間，已於多次偵訊時供述明確，其供述果有不實，相關金流非無不能藉由客觀事證彼此勾稽比對，而昭明確。　6.李文宗部分，檢察官固認李文宗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且與共同被告朱亞虎之供述不相符合，為避免共犯間相互勾串如何解釋相關訊息字面上之意義，而使供述逐漸趨於一致，認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且李文宗供述内容攸關柯文哲之犯行應如何評價，以及京華城案高達上百億之違法容積獎勵應如何評價之重要事實，公益性極高，經衡量其個人權益保障及公共利益維護之動態平衡等語，惟就李文宗部分，其業於多次偵訊時為供述，顯見檢察官實已經就李文宗所知案情部分密集提訊，相關證人亦均已到庭作證，就李文宗供述與證人所述不合之處，乃證據證明力或證據取捨之問題，難遽認有羈押之必要。　7.柯文哲雖擔任政黨領袖、應曉薇擔任市議員、沈慶京擔任威京集團主席，均具有相當之權勢及影響力，但本案相關重要證人業經偵查中具結而有相當之完備，自難僅以位居要職此等原因，即遽推斷有對證人證詞之實質影響力。果爾，只要是政府要員或是集團高層涉有犯嫌，均能直接認定有勾串可能，不啻架空刑事訴訟法關於羈押要件之嚴格認定，侵害人身自由甚深。故認為另以被告4人之身分而論，為避免其等與本案其他共同被告或證人就案情有所討論或指示，而妨害真實之發現，爰命渠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被告4人亦當庭表示絕不與工作同仁提及任何攸關本案之事項，相關證人也絕不有私下聯繫之行為。　　　8.審酌本案相關證人均已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傳訊，縱使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行使詰問權，聲請詰問該等證人，但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外，亦有證據能力。相關證述是否可採，基本上仍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質言之，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出被告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足以佐證，嗣後法院審理時，共犯或證人之證詞倘有翻異，亦屬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故雖然本案於偵查中有上述理由及事證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但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而於起訴後，依本案之具體情形，若仍以上述情形，即認有羈押被告4人之必要，恐係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是以，如能酌定適宜保證金額，令被告4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替代羈押之目的。　9.另就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部分，考量被告4人身分、地位、職業、資力等情，併參酌其等之涉案情形、犯罪惡性，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因素，並審酌沈慶京現罹癌等疾病，並參酌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被告4人如能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供擔保，並為相關防逃措施，對其等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無羈押之必要。 (四)綜上，審酌上開各情，認現階段命被告4人分別以7千萬元、 1億元、3千萬元及2千萬元之金額具保，並自113年12月30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及限制住居於其等如原裁定主文所示之址，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等語。二、檢察官抗告意旨略以： (一)沈慶京前有逃亡之事實，現有逃亡之高度可能：　1.本署檢察官指揮廉政官於113年8月28日7時5分許，執行搜索沈慶京戶籍地時，未見沈慶京，且其家人均不願告知沈慶京實際住處，經廉政官撥打被告沈慶京之行動電話，沈慶京佯稱「人在外」、「人在辦公室」等語，卻於30分鐘後出現在戶籍地11樓公共梯間，並往電梯旁安全門離去，幸經廉政官當場發覺而阻止，顯有逃亡之事實。且沈慶京與廉政官返回接受調查之同時，竟仍可安排對外發布與案情有關之公開聲明，顯為規避罪責而進行串證。　2.沈慶京於113年8月16日向友人借款，事先籌措交保金額，又依擔任威京集團旗下公司亞太工商聯公司董事長陳玉坤之手機資料顯示，沈慶京實質掌控之亞太工商聯、陶朱隱園等資產均在被銀行追償中。且同案被告張志澄為威京集團財務經理，於112年12月29日傳送訊息告知陳玉坤，亞太工商聯公司持有陶朱隱園股權，然該公司資金不足，會計師對於營運有所疑慮，明年難再借錢，也沒有擔保品可再借款，近月資金僅夠「價格議價」，且為避免陶朱隱園一直沒有相關買賣而無再向銀行借貸款項，復於113年安排威京集團承耀公司買受陶朱隱園之一戶，避免銀行不願借貸，並由承耀公司向銀行借款，再將款項供威京集團使用，有卷附陳玉坤手機11 2年8月11日張志澄傳送資料存卷可參。又113年6月28日，沈慶京遭其債主追債，沈慶京表示陶朱隱園銀行不願續約貸款，請銀行再予寬限，沈慶京在「國内」實質掌控之亞太工商聯、陶朱隱園等資產均在被銀行追償中，財務壓力極大。　3.沈慶京於113年6月28日告知集團成員張哲發加速柬埔寨土地之取得（見113年6月28日上午10時41分16秒監聽譯文），另於113年7月9日、8月6日（見113年7月9日下午12時35分 44秒、8月6日上午8時33分57秒監聽譯文）與其律師討論其在香港等地之債權應如何處理與取得，顯示其在海外確有資產。再依沈慶京之手機鑑識資料（見檢送之手機鑑識資料，硬碟B) 顯示，其有指示司機將新臺幣、港幣等現金，搬運至國外，該司機並將現金照片拍照存證等節，有附件照片及對話紀錄可參，則沈慶京在國外留有大量現金與資金可供使用之事實，可堪確認。再依沈慶京手機内之錄音内容，其於 111年11月間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將既有之土地投資再行擴展，亦有向他人借款之情形（見卷附光碟資料），是沈慶京在海外置產有謀生能力，至為明確，足認沈慶京有充足之逃亡能力與動機，適足放棄在國内之鉅額負債，以非法方式逃亡國外繼續經營海外事業，現有之防逃機制能否有效防免，請再予詳加審酌。 (二)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同案被告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串供之虞：　⑴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均為柯文哲擔任臺北市長之部屬，在京華城案公文流程間具有上令下從、逐層陳核之關係，且均因本案遭提起公訴，與柯文哲間利害關係一致。京華城案經媒體揭露報導後，柯文哲即於113年4月28日，與證人陳智菡討論要如何聯繫彭振聲，陳智菡以LINE向柯文哲稱：「我來找彭副」，柯文哲回稱：「我建議黃副出面找他，你在旁邊陪同，你直接約他，他不會認真回答」，此有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柯文哲再於同年5 月6日以LINE向彭振聲表示「既然是共識決，就這樣解釋了」之訊息，亦即與彭振聲表明要以都委會為「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而彭振聲初到本署應訊或至臺北市議會接受調查時，確依柯文哲指示，對於都委會決定使用「共識決」塘塞，足認柯文哲、彭振聲有勾串之事實。又彭振聲、邵琇珮雖坦承犯行，惟畏避罪責乃人性，彭振聲、邵琇珮均仍有因串證而翻異自白之可能，遑論黃景茂至今仍矯飾否認犯行，足認柯文哲與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間有串證之動機及高度可能。　⑵原裁定雖以柯文哲欲辭任台灣民眾黨（下稱民眾黨）主席而認無羈押必要；惟柯文哲曾任臺北市長，其對於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等前臺北市政府公職人員，仍有植基於「前臺北市長」而非僅民眾黨主席之實質影響力，此從前述柯文哲於卸任後，仍能委由前副市長黃珊珊出面聯繫彭振聲乙事，可見一斑。且無論柯文哲辭任黨主席與否，其目前身分終究為政治人物，對臺灣政壇有高度號召力及影響力，不會因其辭任黨主席，即轉瞬成為與政治無涉之一般民眾。是故，原裁定僅以柯文哲辭任黨主席，即認其因工作而接觸相關證人之情形大幅降低，忽略其政治人物身分、從事政治工作及曾任臺北市長職務，稍嫌速斷。　2.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被告沈慶京串供之虞：　⑴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訊息予柯文哲，柯文哲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葛樹人於威京集團就京華城案相關事實對外發表意見前，更曾傳訊予柯文哲：「明天沈慶京的威京集團要登報說明京華城案，請我跟您知會一聲，他（即沈慶京）希望您（即柯文哲）不要誤會喔!」此有柯文哲與葛樹人LINE對話紀錄存卷可憑，足徵2人已有勾串、滅證之事實。佐以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足見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方面就滅證事宜已有溝通聯繫，幾乎難以排除2人日後就案關事實進行勾串之風險。是以，柯文哲與沈慶京間亦有勾串之動機及高度可能。　⑵原裁定固以：柯文哲、沈慶京就檢方所指之犯罪嫌疑事實，既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多次訊問，並就相關疑點加以質問，則該2人之供述、答辯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不能以此認為有羈押被告之必要乙節。惟從該2人於偵查中答辯方向觀之，顯然有意維持部分關鍵情節之空白，例如2人頻繁見面密會之商議内容、許芷瑜對2人密談過程參與之程度與角色、柯文哲對於109年3月間匯款新臺幣（下同）210萬元至政治獻金專戶是否知情、「工作簿」檔案記載「日期2022/11/1—姓名小沈—數字1500—經理人沈慶京」之定性等。針對上述情節，柯文哲、沈慶京2人若非拒絕陳述，就係諉稱忘記，實非如原裁定所稱純屬供述、答辯可否採認之證明力問題，質言之，該2人既係拒絕陳述，無可資判斷證明力高低之供述基礎。其等於審判期間，若均交保在外，當有充分時間、機會，詳細勾串、演練，進而影響真實發現。原裁定未審究及此，僅以被告於偵查中多次訊問即認無串供可能，似有未洽。　3.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通缉中之共犯許芷瑜串供之虞：　⑴許芷瑜現逃亡在外，且其所涉及之諸多案情尚待調查，因涉及另案偵查核心事項，始未於本案起訴書中就許芷瑜涉案之情節詳加描述。惟證人即許芷瑜男友林鼎峰具結證稱：「（問：為何許芷瑜的手機不是放在你房間裡？）因為許芷瑜說他手機裡有之前跑行程的行程表，要我收好，不要讓民進黨拿走，我當時沒有多問，因為知道的越多對我越危險，因為大人物的秘密我不想知道太多，我怕有人跟我來買這支手機，我不想理政治太多。」、「（問：後來為何會在113年8月 29日早上就回日本？)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他不想耽誤課程太久，第二個是他老闆柯文哲當時已經被抓去問話，他不想要被抓去問話。所以後來就在凌晨買機票回去。」、「（問：依據8月30日搜索查扣資料，已知柯文哲在京華案部分有提及要ORANGE出國，ORANGE是否就是許芷瑜？）是。」、「（問:為何柯文哲在遭檢警逮捕前後會特別留意要許芷瑜出國的事？）可能許芷瑜知道他見過誰，因為許芷瑜之前是柯文哲隨行秘書。如果有一些秘密行程，通常是司機開到地點，隨扈在底下等，由柯文哲跟許芷瑜自己上樓，隨扈不會跟上去，所以柯文哲、許芷瑜見到誰，隨扈不會知道。」、「（問：他當時會決定要去日本，所謂避風頭是指因為柯文哲開始被查辦，他不希望自己也被調查嗎？）是。」由林鼎峰於113年9月27日偵訊之證述内容，可認許芷瑜涉及本案甚深，許芷瑜已受柯文哲之令而逃亡出境，於通訊便利之今日，柯文哲於具保後，即可隨時與迄今未曾到案接受偵查之共犯許芷瑜聯絡，此亦不因柯文哲是否辭任黨主席而有異，顯有串證之虞。　⑵原裁定固以：檢方未指明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之涉案情節，況目前本案其他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亦未提及同案被告許芷瑜在本案之角色，故不能認為於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柯文哲之必要。然查：　①本案於起訴書第84頁中，敘明「柯文哲依沈慶京前開邀約，於翌（19)日，帶同隨行秘書許芷瑜（通緝中）至京華廣場動土典禮，以在場之唯一政治人物之身分親自出席」、起訴書第85頁，敘明「沈慶京即基於上開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而行賄之犯意，於111年10月19日至同年11月1日間之某時地，將上揭提領款項中之1,500萬元現金賄款親自交付予柯文哲，柯文哲則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意，親自收受上開現金，再於不詳時、地，交由明知上情之許芷瑜保管」，已指明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之涉案情節，上開涉案關乎鉅額賄款1,500萬元之收受與使用，然因許芷瑜業經柯文哲教唆逃亡在外，仍待緝獲後釐清查明，故於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柯文哲之必要，該人身自由受拘束之不利益，應歸屬於自行製造風險者即柯文哲承擔。　②依目前可資說明之證據資料，林鼎峰已明確證稱許芷瑜會參與柯文哲之秘密行程，且係為避免遭偵訊本案相關事實，始出國躲避風頭；再結合證人周芳如、被告李文宗證稱許芷瑜替柯文哲保管財務、處理收受金錢；許芷瑜遭查扣之手機内有柯文哲、沈慶京之會面行程表；柯文哲撕毀之手寫紙條記載「晶華—orange出國」等事證，至少足以證明：許芷瑜與柯文哲關係密切，擔任其隨行秘書，負責安排柯文哲、沈慶京之會面，顯然知悉柯文哲、沈慶京間就京華城案之見面交往内容與金錢往來細節，甚至可能實際經手1,500萬元賄款之收受、保管與使用，而非如原裁定所述檢方未釋明許芷瑜之涉案程度。　③柯文哲於羈押庭雖供陳：許芷瑜只是愛玩的小朋友云云，然查，許芷瑜經手柯文哲私人及民眾黨之重要財務，已於歷次羈押庭舉證敘明。再觀之：柯文哲於111年10月24日在市長室內踩著飛輪接見邱清章，邱清章將陳盈助委託代為轉送之現金300萬元，放在市長室地板上，離去市長辦公室後，柯文哲即交給許芷瑜，許芷瑜於111年10月31日以LINE訊息聯繫周芳如約見面，周芳如當時係柯文哲卸任市長後之個人辦公室裝修案負責人，許芷瑜於翌(1)日，親自到臺北捷運公司與周芳如碰面，提交1袋300萬元現金交給周芳如，迨柯文哲辦公室裝修一事將成之際，許芷瑜再度聯繫周芳如，請周芳如把剩餘款項約十幾萬元還給許芷瑜。以上事實，業據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證述綦詳，足認柯文哲收受未依法登錄之現金款項後，係直接交給許芷瑜保管處理，足認許芷瑜於111年10月間確實係為柯文哲處理鉅額資金之人。　④且依證人即被告李文宗任職北捷公司董事長之秘書范雅琪就眾望基金會於111年12月初150萬元之存入款項，證述150萬元之來源：「許芷瑜有一次來北捷公司樓下找我給我一袋東西，......這150萬元我想起來是許芷瑜來北捷公司拿給我的，我就依李文宗的指示處理。因為我知道有捐助的事，所以我知道許芷瑜拿錢給我就是要捐助到基金會，這件事我跟許芷瑜是用LINE聯繫，李文宗有跟我說是許芷瑜會來找我，然後許芷瑜來給我錢我就把錢存進去，這個晝面我是有的，我有畫面許芷瑜跟我約在北捷公司棟下拿一袋東西給我，裡面是錢，就是150萬元，都是成捆成捆的。」核與李文宗所述現金款項來源相符，詳如後述。衡以該時間恰與柯文哲「工作簿」上所載之「日期2022/11/1—姓名小沈—數字1500—經理人沈慶京」密接相符，亦符合沈慶京所言之「現金交付」，足徵許芷瑜與柯文哲間就本案收賄犯行，有相當證據可信為共犯關係。　⑤再查，柯文哲於112年3月間，親自前往臺北市中正區醒吾大樓拜會「悟覺妙天襌師」之悟覺妙天，並拉走悟覺妙天交付裝有現金1,000萬元之皮箱，柯文哲收受該1,000萬元現金，亦交付許芷瑜保管，迨新故鄉協會需要錢時，協會秘書長蘇進強提醒柯文哲後，許芷瑜就會依柯文哲指示拿現金給李文宗，許芷瑜每次都是以手提袋裝一捆一捆的現金拿給李文宗、李文娟，提袋内每捆為10萬元之現金，讓李文宗、李文娟點數收款後，轉給新故鄉協會。以上事實，業據證人悟覺妙天、蘇進強、李文宗證述綦詳，足見柯文哲收受鉅額現金款項後，亦係直接交給許芷瑜保管，並做後續運用處理。綜上，本案起訴書既已認定許芷瑜係為柯文哲處理私密違法金流之重要財務角色，且柯文哲於偵查中面對檢察官及於羈押庭面對法官之訊問，均不願說明尚有其他負責處理其鉅額私密金流之人，故起訴書認定「柯文哲則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贿賂之犯意，親自收受上開現金，再於不詳時、地，交由明知上情之許芷瑜保管」，顯屬有據，此乃許芷瑜為柯文哲工作之事項，至於細節過程尚待緝獲許芷瑜後查明。　⑥從另一角度觀之，洽係因一方面客觀證據顯示許芷瑜與本案高度相關，另一方面，許芷瑜卻又未於偵查中接受訊問並具結陳述，以詳實釐清其涉案情節與程度，始更有預防柯文哲與其勾串、將部分甚至全部罪責推由許芷瑜單方承擔之實益。原裁定未審酌卷内證據業已顯示許芷瑜涉案程度甚深，且其未曾接受偵訊，逕以檢方未指明許芷瑜涉案情節為由認無羈押必要，已有速斷。況原裁定於檢方主張柯文哲等人勾串已到案證人部分，以證人業經具結認無羈押必要；就許芷瑜部分，卻又以其未曾到案而角色不明為由，認無羈押必要，似有矛盾。　4.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證人黃珊珊、蔡壁如、周榆修等民眾黨人員、證人林子揚、林保淳等眾望基金會員工、證人李婉萱、謝泊泓等木可公司員工串供之虞：　⑴柯文哲為民眾黨主席，而民眾黨係以柯文哲為核心之政黨，為眾所周知事實，而柯文哲對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而言，則為實際掌控者及主要資金挹注者，業經起訴書論述綦詳。柯文哲於113年12月27日原審訊問時當庭表示「我跑了，台灣民眾黨就毀了」等語，足見民眾黨之黨員、黨工，或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員工，與柯文哲乃唇齒相依，利害一致之緊密關係，至為灼然。而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之一為柯文哲涉嫌侵占民眾黨政治獻金，涉及民眾黨財務事項。依柯文哲親自於白板手繪之組織圖，及柯文哲、李文宗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内容可知：眾望基金會、新故鄉協會、木可公司均為柯文哲於成立民眾黨後所設計規劃之組織藍圖，足認柯文哲對於眾望基金會、木可公司、新故鄉協會之運作有高度的控制權。柯文哲既在民眾黨、眾望基金會、木可公司、新故鄉協會之運作上，有舉足輕重之關鍵地位，其處理黨務工作期間，柯文哲與民眾黨內證人、本案相關證據資料極有聯繫、接觸之高度可能。尤以諸如蔡壁如、黃珊珊、周榆修，均屬民眾黨要員，殊難想像柯文哲就民眾黨之黨務運作，能與本案内容完全脫離之可能。縱柯文哲不直接與此等證人聯繫接觸，亦即可能輾轉透過其他中間人，以達到勾串之目的。　⑵況蔡壁如雖於偵查中具結證稱：「『wen』就是柯文哲，我另補充，王智立是韓國瑜2018選上高雄市長後處理國際事務的政務官，是韓國瑜的局長，後來王智立離職後就來認識柯文哲，現在王智立回到科技業，在外商公司工作」、「如我前所述，『wen』就是柯文哲，我另補充，以前柯文哲在臺大醫院擔任外科加護病房主任時，編輯檔案名稱叫做『ko』，可能後來是跟著電腦名稱更改，編輯名稱改成『wen』，但更改時間我不知道。經過剛才當庭確認回應王智立可不可用文件，我可以確認這個文件『wen』是柯文哲，因為這個文件是我寄給柯文哲的沒錯」等語；卻於113年12月31日透過媒體翻異偵查中證述，並公開串證表示「強調自己不會知道WEN是不是柯文哲」云云(見附件新聞資料），堪認蔡壁如見柯文哲具保在外立即翻異證述，更可證明柯文哲對本案證人之巨大影響力，確有造成相關證人翻異證述以迴護柯文哲、閃避對柯文哲作出不利證述之事實。　⑶原裁定以柯文哲表示欲辭任黨主席，故其辭任前後與本案相關證人「因工作必須而接觸」之情形已大幅降低，而認無羈押必要乙節。然柯文哲為民眾黨之核心人物、精神領袖，無論其辭任黨主席與否，其對黨公職人員均有實質影響力。再考量柯文哲與民眾黨之關係，縱使辭任黨主席，其若從事政治活動，仍有與民眾黨、眾望基金會、木可公司相關人員頻繁見面、交往之機會，更可實際指揮、影響相關人員，自難僅因其辭任黨主席，即遽認其因工作而接觸相關證人之機會大幅降低。　⑷再從原裁定諭知「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等情觀之，原審亦意識到來柯文哲等人於一般生活中，無法避免與共犯、證人接觸、之行為。衡諸本案共犯間關係綿密牢固，該等接觸互動之行為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且本案所涉「政策會」、「黨團智庫」、「新故鄉」、「眾望」、「CI A」、「木可公司」各該組織，均由柯文哲掌握人事、財務，是否屬於工作之範圍，亦難認定，則共犯、證人間勾串情事仍難以防免，而有再行斟酌之必要。　⑸綜上所述，衡以柯文哲於偵查中始終拒絕配合偵訊，無論柯文哲辭任黨主席與否，以其偌大權勢與實質影響力，及其對原有部屬之管理、指揮關係，顯足以要求共犯、證人翻異證詞、甚或恐懼出庭接受詰問。況尚有共犯許芷瑜在逃，許芷瑜更係本案關鍵且直接受柯文哲指揮之人。佐以現今通訊軟體種類繁多，聯繫管道發達，本案若僅命具保及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實難防免柯文哲藉由各種隱蔽手段與共犯、證人相互勾串之風險，尚認無法確保審理程序之順利進行。故原裁定僅命具保及不得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顯不足以防免柯文哲勾串共犯、證人之高度風險。 (三)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京華城公司爭取本案土地回復樓地板面積120,284平方公尺，後改為爭取本案不法容積獎勵20%，自始為沈慶京個人意志之推動，並透過其與柯文哲達成犯意聯絡後為之。沈慶京、柯文哲分別為威京集團主管、臺北市長，就所有程序均無須事必躬親，只需利用渠等身為主席、市長之身分，使威京集團員工、臺北市政府公務員畏懼渠等影響力而遵從指示辦理，此為全案過程中不爭之事實。依本案相關事證可知，不論係向臺北市政府遞送陳情信、要求同案被告朱亞虎連繫柯文哲、李文宗等人，抑或命張志澄等人出名匯款共計210萬元至民眾黨政治獻金帳戶、透過證人林青影響都委會諸多委員等情，均係沈慶京直接下命指示。而沈慶京現仍為張志澄、洪秀鳳、陳秀桃、黃淑雯、林青等諸多證人現行工作地點即威京集團總部之實際負責人。縱本案相關證人業於偵查中具結證述，惟原裁定命沈慶京交保，並形式上要求沈慶京不得接觸證人，其仍可透過身為威京集團負責人之影響力，採取各種方法輾轉使證人承受於審理中如實證述之壓力，而有影響前開證人翻異證詞之虞，進而達到串證結果，有礙真實發現。　2.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 」等語，以及沈慶京於113年6月30日向陳俊源表示「有沒有給應曉薇阿？還沒有給她，她怎麼能消化，給她，她就隨時隨地好好發揮」等語，顯見沈慶京、應曉薇關係密切親近、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本案偵查期間，沈慶京為誤導輿情，於113年6月30日與陳俊源通話時稱：「（沈）有關那個，監察院胡說八道的，你們分析的，有道理，什麼時候新聞會慢慢出去？（法務長）施威全他願意幫我們寫兩篇去，專攻這個東西，第2，他的膽識阿，敢批判監察院」等語。另沈慶京於113年8月14日與同案被告吳順民通話時更稱：「(沈）但是另外一個，你要強烈主張，配合一個，就是，主要計畫的，民國80年公告的，任何的事情都是屬於主要計畫，不能市政府的細部，細部有權利調整，這個你要幫忙主張」、「（沈）媽的，我不管你了，媽的，那這樣口徑不一致，那打仗要怎麼打呢。（吳）好好好，好oK 。（沈）因為有這樣子，我才是受害者嘛」等語，堪認沈慶京確有與本案相關被告、證人相互勾串、傳遞訊息、演練說法之事實。　3.又依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 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柯文哲；柯文哲則於11 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足認柯文哲已有透過葛樹人聯繫沈慶京確認彼此滅證之事實無訛。據此，本案沈慶京等人間除彼此相互為勾串、滅證外，尚可輕易透過第三人達成不法目的甚明。　4.另沈慶京刻意於本署執行搜索後尚未完畢時，於113年8月28 日當日下午3時許，即大舉透過媒體發布聲明文，否認本案犯罪事實，其欲透過媒體隔空喊話、積極串證之意，昭然若揭；且沈慶京極其藐視司法，除於偵查中拒絕配合訊問外，尚有惡意指摘證人索賄、當庭脫褲、拒絕簽署偵訊筆錄、羞辱本署法警等情，足證沈慶京自始不尊重我國司法程序，非予羈押，實難以期待其恪遵刑事訴訟程序，並避免其透過各種管道影響證人證詞或與其他被告相互勾串，將大幅影響日後審理之進行與國家司法權之行使。　5.沈慶京、應曉薇迄至審理期間，始能透過閱卷知悉彼此之具體答辯方向及內容，起訴書中更已針對該2人之辯解詳加駁斥，並指出相互矛盾、不盡合理之處。準此，該2人於審理期間，自有針對彼此答辯方向之既存缺漏、起訴書所述質疑之點，詳為勾串、填補之強烈動機與可能，此係原裁定所未審酌。況原裁定亦未說明如何防免沈慶京利用其威京集團負責人身分，對威京集團相關證人施加壓力，以迫使其等改變證詞。而原審所為「工作必須」之例外接觸事由，更係開啟沈慶京對其集團員工以工作為名、行施壓之實之終南捷徑，尚難有效防範勾串風險。又衡以現今通訊軟體及網路發達，沈慶京當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與共犯、證人勾串，造成案情更加晦暗，原裁定以具保金、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電子監控等命命，顯無法防止沈慶京勾串共犯、證人甚明，實有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 (四)應曉薇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依本案事證可知，應曉薇於其介入京華城案歷程中，屢次對臺北市政府公務員施壓，遇有質疑或反對意見，動軋以責罵、叫去議員辦公室罰站、索取不合理之大量資料等各種手段，迫使承辦公務員畏於依法行政，藉以遂行其為沈慶京實質掌控之京華城公司違法獲取容積率之目的，此部分均經相關臺北市政府公務員於偵查中指證明確。而應曉薇此刻仍具有現職市議員身分，其對現尚在臺北市政府任職之相關承辦公務員，例如被告邵琇珮、證人劉秀玲、林芝羽、顏邦睿、賴彥伶、蔡立睿、胡方瓊、黃書宣、郭泰祺等人，仍具有法定職權上之影響力與實質影響力。苟在本案同案被告或重要證人行交互詰問完成前，不予繼續羈押禁見，將有使應曉薇得繼續利用其市議員之威勢，直接或間接迫使現在北市府内任職之相關證人更易證述之風險，進而使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升高。　2.應曉薇、沈慶京迄今就案情相關之重要内容，仍以過世之「余雪鴻」為幽靈抗辯，應曉薇更於偵查期間，大量刪除與沈慶京、吳順民、證人王尊侃、陳佳敏等人之通話紀錄，而沈慶京、吳順民、王尊侃亦同步刪除與應曉薇之通話紀錄，顯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事實。再衡諸證人陳佳敏自99年擔任被告之助理至今長達13年，除負責處理議會事務外，亦協助處理應曉薇薪資、家庭花費等私人財務等事務；王尊侃與應曉薇關係親密，設籍於應曉薇所有臺北市○○區○○街0號0樓之0房屋，於113年12月27日應曉薇交保當天爆發護照爭議時，旋即代其發表聲明等情，可知應曉薇與陳佳敏、王尊侃於工作及生活上密不可分，彼此之接觸互動，自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工作業務内容亦與本案犯罪情節高度重疊。是原裁定論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及應接受科技設備監控、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等節，顯無足防免共犯、證人間勾串之可能，應認應曉薇確有羈押之必要甚明。　3.原裁定固以檢方查得之事證，足認應曉薇實質管領本案5協會，就陳佳敏、王尊侃動用款項情形，縱使彼此陳述有異，惟因應曉薇於本案羈押期間，業經多次偵訊，其供述果有不實，相關金流非無不能藉由客觀事證彼此勾稽比對，而認無羈押必要乙節。惟原裁定既已發覺應曉薇與陳佳敏、王尊侃供述有異，應曉薇自可能於得知該2人之偵查中供詞後，邀該2人詳為勾串，使供述方向與内容趨為一致，例如推由王尊侃出面充任本案5協會實際負責人、推由陳佳敏諉稱應曉薇對過程均不知情等，進而使案情轉趨晦暗，更可假借原栽定論知「工作必須」之例外接觸事由，合理化相互勾串之機會，上開風險均不因客觀金流之查核狀況而有異，仍應認有羈押禁見之必要。 (五)李文宗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朱亞虎於109年4月1日傳送沈慶京已利用人頭捐款210萬元予民眾黨之簡訊，並檢附捐款人名冊予李文宗後，李文宗回以「長輩友人涓涓襄助，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之訊息予朱亞虎，表示李文宗、柯文哲均已知悉該210萬元一事。且朱亞虎於偵查中更供稱：「沈慶京認為捐210萬元給民眾黨，對於日後回復120284.39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一事，也會有很大幫助」、「李文宗是在關鍵的位置......我傳文字與表格給李文宗，我認為他一定會馬上轉知柯文哲」、「李文宗回覆的簡訊就代表李文宗已經跟柯文哲報告過，然均為李文宗所否認，可徵李文宗之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之嫌，更與朱亞虎之供述互核不符，是李文宗針對是否有向柯文哲告知210 萬元人頭捐款乙事，顯有與柯文哲勾串之虞。　2.又李文宗於偵查中供稱：我要籌募眾望基金會的1,000萬元，但我只籌到850萬元還差150萬元，我跟柯文哲報告，他就說他知道了他來弄，過一陣子許芷瑜就拿150萬元給我或是范雅琪；新故鄉協會的800萬元，是柯文哲或蘇進強募款來的，通常是許芷瑜把錢拿到我競辦的辦公室，我或李文娟會通知蘇進強，蘇進強再去處理等語，足見李文宗與許芷瑜同屬協助柯文哲處理財務之帳房。參以柯文哲於111年12月26 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如果初期未募到錢，可叫橘子先存一些進去，以供作業」，以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 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我叫橘子交給你，算是協會的，相關費用用那個支出」，足證許芷瑜確有協助柯文哲搬運鉅額現金予李文宗，堪認許芷瑜於本案確實扮演關鍵性角色。而許芷瑜現遭通緝，應有共犯在逃情事，李文宗有高度可能透過通訊軟體與許芷瑜聯絡，而有勾串共犯之虞。　3.再查，媒體於113年8月間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柯文哲預定於113年8月12日召開「柯文哲總統大選政治獻金申報說明記者會」說明，李文宗卻於召開記者會前一日以通訊軟體LINE訊息指示其妹即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堪認李文宗確有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能力，且有將相關事證加以湮滅之心態。李文宗所涉違背職務收賄罪，係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利用木可公司侵占之款項金額高達6,234萬6,790元，相對於輕罪，李文宗可能受到更為嚴厲之刑罰。是被告非予羈押，不僅無法保全相關證據，亦難確保被告不與共犯及證人間相互勾串，且無從透過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電子監控等方式防免共犯、證人間有勾串之情，足認李文宗有羈押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被告4人均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規定提起抗告，請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法裁定等語。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㈠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101 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定有明文。是被告依自由證明之程度，倘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法院就實際情況審查有無羈押必要後，如認無羈押之必要，固得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之。惟是否得以具保等強制處分取代羈押，法院仍應就具體個案，依通常生活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之情形為判斷。四、原裁定以被告4人涉犯前揭各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均有羈押之原因，惟均已無羈押之必要，爰裁定各以前揭強制處分取代羈押，固非無見。惟查： (一)原審於113年12月26、27、29日就被告4人及同案被告進行訊問後，除同案被告彭振聲坦承被訴圖利罪嫌外，被告4人均否認本件起訴書所指涉犯罪嫌，且多所辯解；另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顯示本案多數被告均持否認犯罪之答辯，而為相關辯解。參酌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顯尚存勾串空間，及❶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傳送訊息給彭振聲；❷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傳訊息； ❸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❹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 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❺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❻ 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宗傳送訊息；❼李文宗1 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勾串、滅證各情，基於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之基本人性，且被告柯文哲為前臺北市長及民眾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負責人、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又本案既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原裁定以被告4人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被告等人之供述、證人之證述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認被告4人無羈押之必要，似嫌速斷，是否妥適，自非無疑。 (二)又以現今科技發達，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判斷，於被告4人經保釋在外後，顯得輕易利用相關通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此並不因被告4人、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關陳述，而有何影響。是以，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既不排除仍有前揭相互勾串之虞，則僅憑原裁定併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工作所必須以外接觸之誡命，該除外條款範圍是否涵蓋過廣，而無法避免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證人間為不當之接觸等行為，且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防免被告4 人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且依上所述，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確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及湮滅證據之虞，原裁定亦認被告4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以現階段命被告4人以主文欄所示之金額具保，並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等，對被告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性，然原裁定未說明如何執行被告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足見原裁定之理由難認完備，自非允當。況何以被告4人僅具保在外，並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作所必須以外接觸，即可替代原羈押之處分，原裁定未為必要之說明，亦嫌理由不備。是檢察官前述抗告意旨所為指摘，尚非無據。 (三)綜上，檢察官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非無理由。原裁定既有上開未盡之處，應由本院撤銷原裁定，並為兼顧被告之審級利益，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以衡平國家追訴犯罪之公共利益及憲法保障被告之訴訟權益。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　　　　　　　　　　　　　　　　　　　法　官吳志強　　　　　　　　　　　　　　　　　　　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 　　日

2025-01-01

TPHM-113-抗-2804-20250101-1

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訴訟救助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救字第212號聲請人賀姿華相對人許乃文梁家茜許芷瑜梁家偉梁愛月林香津林吳淑卿許世權林弘一林弘忠許恒華林京津林伶嫻林穗姬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70 8號)，聲請人聲請訴訟救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按當事人因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而聲請訴訟救助者，關於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之事由，應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並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109條第2項、第284條之規定自明。而所謂無資力，係指窘於生活，且缺乏經濟上之信用者而言。又當事人已繳納裁判費，而於訴訟進行中不能釋明其經濟情況確有重大之變遷，自難謂其係無資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聲字第1876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對本院113年度訴字第708號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聲請訴訟救助，然查，聲請人於113年10月18日向本院陳報因其預計於113年10月29日至11月12日出國，請勿送達文書給聲請人，此有聲請人之陳報狀可證（見本院訴字卷第 31頁），且聲請人於嗣後起訴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113 年度訴字第3097號），自行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萬8919元，亦有本院113年度救字第180號裁定附卷可參，足見聲請人並非無資力之人，且聲請人並未釋明訴訟進行中有何經濟情況重大變遷致無資力之情事，難認本件有訴訟救助之必要。故本件訴訟救助之聲請，應予駁回。三、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2024-12-30

TCDV-113-救-212-20241230-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不服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抗告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　　　　　　　　　　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蕭奕弘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越方如律師胡原龍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上列抗告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7日具保停止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原審訊問後，柯文哲、李文宗雖均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賄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及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柯文哲另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公務員與非公務共同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沈慶京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另應曉薇否認有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惟：①柯文哲部分有：證人蔡壁如、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彭振聲、邵琇珮、周俊吉、周王美文、邱佩琳、謝國樑、李文宗、李文娟之證述、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分別與黃珊珊、李文宗、李文娟之對話紀錄、柯文哲於民國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 19日便當會裁示、李文宗與朱亞虎對話紀錄、林欽榮書面報告、109年10月27日簽呈、應曉薇傳送予柯文哲之訊息、相關帳戶交易明細、民眾黨網站於11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②李文宗部分有：證人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黃珊珊之證述、李文宗分別與蔡壁如、黃珊珊、朱亞虎、柯文哲之對話紀錄、許芷瑜與林鼎峰之對話紀錄、民眾黨網站於11 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③沈慶京部分有：證人林洲民、朱亞虎、張志澄、吳彩仙、陳佳敏、民國106年4月26日論壇會議資料、京華城公司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林洲民提出之106年8月22日「有關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案辦理情形說明」簽呈、證人林青傳送予沈慶京之訊息、109年3月10 日便當會會議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等；④應曉薇部分有：證人彭振聲、吳順民、邵琇珮、楊智盛、張立立、劉秀玲、胡方瓊、陳佳敏、國稅局華夏協會所得清單、都發局109年2月 24日簽呈、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陳佳敏與應曉薇之對話紀錄等為證，足認其等犯罪嫌疑確屬重大。其等分別所涉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因趨吉避凶、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其等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均有相當理由可認有逃亡之虞，柯文哲並有撕碎字條、對話紀錄之情，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具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然審酌檢察官因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重要證人在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相關金流亦已藉由客觀事證勾稽比對，參以檢察官並未指出許芷瑜涉案之情節，本案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復衡以其等4人涉案情節、國家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其等人身自由受限制之程度，並衡量比例原則，認命其等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並輔以其他替代羈押之手段，應足以對其等形成拘束力，而無繼續羈押之必要性。爰衡酌其等涉案情節、資力、家庭狀況、沈慶京自陳威京集團土地已遭扣押，財產用以解決威京集團困境等節等節，准予柯文哲提出新臺幣（下同）3,000萬、李文宗除偵查中具保200萬元外，應再行提出800萬元之保證金，沈慶京提出4, 000萬、應曉薇提出1,500萬元之保證金，並各自限制住居於臺北市○○區○○路○段00巷0○0號0樓、新竹市○區○○路○段000號 00樓之0住所、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00樓、臺北市○○ 區○○○道○段00號住居所，均限制出境、出海8月，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與同案被告、證人有任何接觸行為等語。二、檢察官抗告意旨略以：　㈠柯文哲部分：　⒈有事實足認有有串證之虞　①柯文哲曾為臺北市長，且為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實際掌控者及主要資金挹注者，對於木可公司等之運作有高度控制權，而證人陳佩琪為其配偶；同案被告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為其任臺北市長時之部屬；證人林子揚、林保淳為眾望基金會員工；證人李婉萱、謝泊泓等人則為木可公司之員工，其等與柯文哲利害一致，柯文哲基於其對部屬之上下關係、對上開基金會、公司之實質掌控力，足認其對同案被告、證人具巨大權勢與影響力，且其於處理民眾黨黨務工作期間，仍有接觸本案相關證人、證據資料之高度可能，可達其與證人勾串之目的。　②沈慶京為柯文哲收賄行為之對向犯，且共同圖利京華城公司、鼎越公司，利害關係一致，有勾串之動機，並已透過證人葛樹人相互通知刪除簡訊湮滅證據，及在案發後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頻繁會面之事實，足見柯文哲與沈慶京兼有勾串之動機及高度可能性。　③許芷瑜逃亡在外，其所涉諸多案情尚待調查，參以證人即許芷瑜之男友林鼎峰證稱：許芷瑜說她手機裡有之前跑行程之行程表、可能許芷瑜知道柯文哲見過誰、許芷瑜去日本係為避免自己被調查等證述內容，可認許芷瑜涉及本案甚深，且已受柯文哲指示逃亡出境，於通訊便利之今日，柯文哲與迄今仍未到案之許芷瑜，顯有串證之虞。原審忽略現今通訊軟體及網路發達，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相互勾串、滅證，影響後續審判之進行，所為「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亦無法防免柯文哲於日常生活中與陳佩琪朝夕相處、於工作中與其他證人接觸，而有勾串之情事。　⒉有事實足認有滅證之虞：　　柯文哲於檢察官持搜索票執行搜索時，無故拒不應門將近1 小時之久，而從其手機使用歷程，可見其於該段時間持續與周榆修、陳佩琪聯繫，有滅證之虞，又觀自其辦公室垃圾桶內搜得之撕碎便條紙筆記，記載：木可內帳有無洩漏、自我檢查、晶華orange出國等文字等情，復與透過威京集團所屬公司獨立董事葛樹人傳送其與沈慶京刪除彼此簡訊之訊息，足認柯文哲有滅證之事實。　⒊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柯文哲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再柯文哲曾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庭，形同逃匿，法敵對意識強烈，有高度逃亡之可能。　㈡李文宗部分：　⒈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　　李文宗所涉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罪，屬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其與柯文哲共同侵占高達6千餘萬元之政治獻金，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李文宗身為柯文哲之財務長，掌握柯文哲及木可公司之財務大權，考量其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等，有相當理由足認其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主觀動機甚強、可能性甚高，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原審僅命其加保800萬元（加計偵查中交保之200萬元，共計1,000萬元），相較其高達6,000餘萬元之犯罪所得，難認具保之金額對其形成相當拘束力，況實務上棄保潛逃之案例屢見不鮮，原審所為加保、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之方式，是否足以有效防止李文宗逃亡，實非無疑，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方式即可有效防止其逃亡，亦有違誤。　⒉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　①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可見木可公司另有內帳存在，又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透過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予李文娟，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堪認李文宗確有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能力，且有將相關事證湮滅之舉動。又李文宗與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許芷瑜現在逃亡而遭通緝中，故有相當理由足認李文宗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　②檢察官於起訴書第85頁已明確記載柯文哲親自收受沈慶京之1 ,500萬元現金匯款後，交予許芷瑜保管，並非原審所認未指明許芷瑜之涉案情節。況許芷瑜身居本案關鍵角色，倘知悉檢察官已掌握之偵查進度與細節，將使其得以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並與其他共犯、證人勾結，進而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故未於起訴書中詳加描述其涉案情節。再依李文宗所述，可見許芷瑜有幫柯文哲交付巨額現金予李文宗，其款項來源，仍有待其到案釐清，輔以現今通訊軟體發達，聯繫甚易，李文宗非無透過網路連結輕易與其取得聯繫之可能，原審僅命李文宗具保並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無法防免李文宗勾串共犯之可能。　③李文宗身為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中高階人員，且曾指示李文娟銷毀木可公司損益表，確實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證人之證詞。另由原審補充函文，足見原審亦意識到李文宗於日常生活及工作中，無法避免與共犯、證人接觸，實難防免共犯、證人間有勾串之情事。　㈢沈慶京部分：　⒈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①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人員於113年8月28 日上午7時5分許前往沈慶京戶籍地執行搜索時，未見沈慶京，經廉政官與其聯繫時，其就所在地點說詞反覆，嗣見其出現在戶籍址通往雜物間之小門，欲往逃生門離去，顯然已有逃亡之虞。　②沈慶京入出境頻繁，實質掌握鼎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65家公司，財力雄厚，又依相關金流資料顯示，有巨額資金流向中港澳等地，其亦自承名下帳戶每月均有數千萬元之提存紀錄，顯示其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佐以其所涉係最輕本刑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而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乃基本人性，堪認其有逃亡之能力與動機，有事實足認其確有逃亡之虞。原審僅以具保4,000萬元、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方式代替羈押，未輔以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明顯不足以保證其無棄保潛逃、偷渡逃亡之虞，而仍有羈押必要性。　⒉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①沈慶京身為威京集團主席，證人張志澄、洪秀鳳、陳秀桃、黃淑雯、吳彩仙等均在威京集團工作，雖上開證人於偵查中已具結證述，然沈慶京仍可透過其身為威京集團負責人之影響力，輾轉使證人受到壓力，進而達到串證之結果。又依通訊監察譯文所示，沈慶京與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密性更高之私人電話；沈慶京亦於113年6月30日，與證人陳俊源通話討論相關案情；證人即威京集團旗下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葛樹人，曾於113年5月1日傳送關於沈慶京要刪除簡訊之訊息予同案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更曾刻意於搜索尚未完畢時，大舉透過媒體發表聲明、否認犯行等情，均足證沈慶京有與共犯或證人相互勾串、滅證之事實，佐以現今通訊軟體及網路發達，更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相互勾串、滅證，致案情晦暗不明。　②證人吳彩仙為沈慶京之秘書、同案被告吳順民則為威京集團之顧問，其等於工作期間本即會相互聯繫，除可藉由工作機會互相討論外，亦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溝通，顯難以防免共犯、證人間有勾串情事，此由原審補充裁定「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亦可得見。　③本案除已到案之同案被告及證人外，尚有涉及偵查核心事項之同案被告許芷瑜逃亡在外，仍有諸多案情尚待調查，為免許芷瑜知悉檢察官已掌握之偵查進度與細節，使其得以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並與其他共犯、證人勾結，乃未於起訴書中就許芷瑜所涉案情詳細描述。原審未查上情，徒以檢察官未指出許芷瑜涉案情節，而認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已降低，實有違誤。　㈣應曉薇部分：　⒈應曉薇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①應曉薇所涉上開違背職務收賄罪，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基於趨吉避凶之人性，本即伴隨逃亡以躲避刑責之高度可能。而其於本案即將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逃逸出境，其已有逃亡之事實。且其長期支應子女於國外就學之生活費用，有資金來源支持海外日常生活，堪認有長期在國外居住、滯留不歸之資力。　②應曉薇於原審諭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有第二國籍，然其於偵查中均未主動坦承上情，於其辯護人當庭重申並無任何外國護照時，亦未糾正或澄清，持續隱瞞其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顯有逃亡之虞。原審已知其刻意隱瞞上情，竟卻僅要求其擇日攜帶第二護照到庭，自有重大違誤。　⒉應曉薇有湮滅證據、勾串共犯及證人之事實：　①應曉薇仍具有現職議員之身分，對尚在臺北市政府任職之相關承辦公務員，仍具有法定職權上之影響力及實質影響力，不予繼續羈押禁見，有使其直接或間接迫使證人更易證詞之風險。又其就案情相關內容，以已過世之「余雪鴻」為幽靈抗辯，復與沈慶京以無法監聽之微信通話，規避監聽調查，且大量刪除與沈慶京、吳順民、王尊侃、陳佳敏等人之通話紀錄，沈慶京更要求吳順民應與應曉薇「口徑一致」等情，足認應曉薇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事實。　②同案被告陳佳敏擔任應曉薇之助理長長達13年，除處理議會事務外，亦協助處理其之私人財務事務，而同案被告王尊侃曾任應曉薇服務處之執行長，更與其為男女朋友關係，並設籍在其所有之房屋，可見應曉薇與上開二人之工作、生活上密不可分，關係綿密牢固，彼此間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接觸互動，工作業務內容與本案犯罪情節亦高度重疊，原審之諭知顯然無法防免共犯、證人間勾串之可能，而有羈押之必要。　③應曉薇所涉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嫌，與涉嫌違背職務行賄罪及圖利罪之沈慶京相較，其罪責更為嚴重，原審卻僅對其諭知較沈慶京為少之1,500萬元保證金，顯有輕重失衡、不符比例原則、與其所涉罪嫌及惡性顯不相當之違誤。　㈤綜上所述，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均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規定提起抗告，請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法裁定等語。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㈠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101 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定有明文。是被告依自由證明之程度，倘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法院就實際情況審查有無羈押必要後，如認無羈押之必要，固得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之。惟是否得以具保等強制處分取代羈押，法院仍應就具體個案，依通常生活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之情形為判斷。四、經查：　　原裁定認定被告4人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3款之羈押事由，然無羈押之必要，准其等各於提出上開金額之保證金後停止羈押，並諭知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出海等，並就檢察官所指被告4人有串證、滅證之虞部分，敘明法院無接續檢察官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故法院審理中，對此項羈押原因應採較嚴格之認定標準，固非無見。惟原裁定就本件無羈押之必要性，僅泛稱「依被告等人涉案情節、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之程度，衡量比例原則」，並未就其衡量之事項為必要之說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4人逃亡，理由實屬不備。何況法院命被告提供相當保證金額以停止羈押，其目的在於確保被告不致逃匿，能到庭接受審判及執行，所指定之保證金額是否相當，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被告之身分、地位、職業、經濟能力、逃亡可能性、所造成法益侵害、犯罪所得金額等一切因素，為綜合考量。原審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未見原裁定妥適說明，非無再行斟酌之餘地。又沈慶京固稱其財產用以解決威京集團困境等語，然其身為威京集團主席，其個人單一永豐銀行帳戶已見單月即有高達數仟萬元至上億元之資金存入（見偵30939C 07卷第145至149頁），遑論其他金融帳戶之資產，可見其資力甚豐，是否有因支援威京集團而受影響，自非無疑，且其所涉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犯行之不法利益甚為龐大，參以其前於113年8月28日已知悉將遭搜索，仍欲自其戶籍地逃生門離去，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判之情，原裁定僅命其具保4,000萬元，輔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為，容有疑義。另應曉薇於原審諭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另有一非屬中華民國之護照資料（見原審卷所附傳真資料袋），若屬實情，其當日上午仍透過辯護人當庭重申無任何外國護照（見原審卷第426頁），顯見已有刻意隱瞞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佐以其先前將受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出境，似不能排除有逃亡意圖，原裁定漏未審酌此項攸關逃亡與否之重要事實，亦有未恰。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　　院將原裁定撤銷，並發回原裁定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楊明佳　　　　　　　　　　　　　　　　　　　法　官　潘怡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吳思葦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2024-12-29

TPHM-113-抗-2774-20241229-1

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貪污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陸正義律師蕭奕弘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胡原龍律師越方如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上列被告等因貪污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 0939號、113年度偵字第30940號、113年度偵字第30941號、113 年度偵字第31357號、113年度偵字第32436號、113年度偵字第32 437號、113年度偵字第33756號、113年度偵字第34170號、113年度偵字第40264號），前經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嗣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一、柯文哲部分：　㈠柯文哲准予新臺幣柒仟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參仟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北市○○區○○○0 段00巷0 ○0 號4 樓，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二、沈慶京部分：　㈠沈慶京准予新臺幣一億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肆仟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 11樓，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三、應曉薇部分：　㈠應曉薇准予新臺幣參仟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壹仟伍佰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北市○○區○○○道0段0 0號，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　四、李文宗部分：　㈠李文宗准予新臺幣貳仟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壹仟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新竹市○區○○路0段000號1 3樓之1，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　　　　理　由一、按羈押為確保偵查、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及刑之執行為目的，將依法傳喚、拘提、逮捕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拘禁於特定處所之強制處分，不得逾越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之法定要件，且須符合社會期待，為維護國家法秩序之正當性與必要性，以維護憲法所保障犯罪嫌疑人之人身自由。故法院對被告所執行之羈押，其本質上係屬為保全被告使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保全對被告刑罰之執行之目的而對被告所實施之對人強制處分，是對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當由法院以有無羈押之原因及目的，依職權為目的性裁量。故法院審酌被告有無羈押必要，除被告犯罪嫌疑已屬重大外，自當基於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審慎斟酌有無上開保全目的，依職權妥適裁量，俾能兼顧國家刑事追訴、刑罰權之順暢執行及人權保障。又按刑事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等情形之一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羈押之目的，在於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真實，因此，就已知之證物可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在，惟有部分尚待扣押、尚有共犯或證人待傳訊、有以不正當方法影響共犯或證人之嫌疑存在或有其他類似之行為，致使真實之發現增加困難者等情形，得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而是否「有事實足認為有勾串證人之者」，應依具體事實客觀認定，惟此事實並非串證之事實，而為有串證之虞之事實，因此，應就案件進行情形及所舉證人與被告之關係等因素判斷被告是否有此等行為之虞，綜合以觀，不可徒憑主觀之認定即謂被告有串證之虞。故羈押應由法院依案件之性質、態樣及訴訟之進展、被告、共犯及證人之供述等一切情狀為綜合之判斷，以非予羈押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為要件，是若尚無須以羈押為達成事實明確及保全證據之唯一手段時，則尚不能逕認有羈押之必要。二、經查，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訊問後，被告柯文哲雖否認有檢察官起訴之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 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雖否認有檢察官起訴之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行為交付賄賂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雖否認有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洗錢罪等罪嫌；被告李文宗雖否認有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益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惟有下列證據足佐（其餘起訴書列載之證據不予一一臚列）：　㈠被告柯文哲部分：證人蔡壁如、朱亞虎、張益贍、張志澄、彭振聲、邵琇珮、周俊吉、周王美文、邱佩琳、謝國樑、李文宗、李文娟之證述、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柯文哲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0 日便當會裁示、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林欽榮書面報告、109年10月27日簽呈、應曉薇傳給柯文哲之訊息、柯文哲與李文宗之對話紀錄、柯文哲與李文娟之對話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民眾黨網站於112年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證據。　㈡被告沈慶京部分：證人林洲民、朱亞虎、張志澄、吳彩仙、陳佳敏、106年4月26日論壇會議資料、京華城公司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林洲民提出之106年8月22日「有關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案辦理情形說明」簽呈、證人林青傳給沈慶京之訊息、109年3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等證據。　㈢被告應曉薇部分：證人彭振聲、吳順民、邵琇珮、楊智盛、張立立、劉秀玲、胡方瓊、陳佳敏、國稅局華夏協會所得清單、都發局109年2月24日簽呈、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 日、110年8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陳佳敏與應曉薇之對話紀錄等證據。　㈣被告李文宗部分：有證人張益贍、張志澄、朱亞虎、黃珊珊之證述、李文宗與蔡壁如之對話紀錄、李文宗與黃珊珊LINE對話、許芷瑜與林鼎峰之對話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柯文哲與李文宗之對話紀錄、民眾黨網站於112年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證據。　㈤綜上，足認被告等人犯罪嫌疑確屬重大。三、被告等人固有羈押之原因：　㈠被告等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斟酌本案行賄、收賄款項均高達數千萬元，渠等共同使京華城公司圖得高達百億元之不法利益，被告李文宗更與被告柯文哲共同侵占達6千餘萬元之公益金，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被告等人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綜合研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主觀動機甚強、可能性甚高。且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臺中機場出境，雖稱是要購買香港某款中藥給母親以治療失智，但其母親年邁，如有購藥需求自當規劃妥當，其臨時出境之此一理由難謂符合常情，固足認被告4人分別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　㈡至被告應曉薇雖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時，經查明疑持有其他國家之護照，惟業據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庭訊時當庭提出加拿大政府100年2月10日核發的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00年5月10日收據，經本院當庭核閱無訛。再徵之被告應曉薇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上所載之姓名「HSIU-PING YING」即被告應曉薇之舊名，經查詢結果並無入出境紀錄，復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示被告應曉薇現已無持有加拿大國籍之護照，亦無相關入出境紀錄，足認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手續時，所聲明其並未持有外國護照一節，尚與事實相符，而不能認為屬於足認被告應曉薇有逃亡之虞之新事證。四、本院認無羈押之必要性：　㈠按羈押被告之目的，其本質在於確保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確保證據之存在與真實，或為確保嗣後刑罰之執行，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所謂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故有無羈押之必要性，得否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而停止羈押，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裁定書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226號裁定要旨參照）。　㈡經查，被告4人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均已如上述，然尚無羈押之必要，理由有下：　⒈本院審酌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等人於偵查中前經本院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本案復已有如上證據可佐。另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　⒉且被告4人雖有上述理由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但不代表於起訴後，依照此等事由就一定應該繼續羈押被告，而應該要具體審酌個案情形，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並依照比例原則加以判斷。　⒊就被告柯文哲部分，本院認為：　⑴檢察官雖指同案被告許芷瑜係經被告柯文哲指示逃亡在外，並稱同案被告許芷瑜涉案甚深，但並未指明同案被告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中之涉案之情節究竟如何，何況目前本案其他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也未提及同案被告許芷瑜在本案之角色。故不能認為於同案被告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被告柯文哲之必要。　⑵至檢察官指被告柯文哲曾為臺北市長，現為民眾黨黨主席，對同案被告、證人具實質影響力，且其於處理民眾黨黨務工作期間，仍有接觸本案相關證人、證據資料之高度可能等語。但依照被告柯文哲於本院訊問時所述：「我必須辭掉民眾黨黨主席，否則民眾黨無法運作，但程序也要走完，我希望一個禮拜之內把事情處理好」等語，另參酌在被告辭任黨主席之前後，與本案相關證人「因工作必須而接觸」之情形，已經會大幅降低，能否以此認為有羈押必要，亦有疑義。　⑶又檢察官稱證人陳佩琪與被告柯文哲係夫妻關係，顯有勾串之可能，然對於檢察官所指證人陳佩琪於本案的待證事實，被告柯文哲於本院訊問時，整體而言也均不爭執。自無依此認為有羈押之必要。　⑷檢察官雖提及被告柯文哲於113年8月15日使用許芷瑜為其申辦之手機門號，設定手機名稱為羅廷暐，與本案辯護人即鄭律師聯繫案情時，鄭律師因該手機顯示名稱為「羅廷暐」，而不知道與其通訊者係何人，鄭深元律師回復「請問閣下是」，被告柯文哲回答「柯文哲」，足徵許芷瑜與被告柯文哲關係密切等情。惟被告柯文哲以手機與他人聯繫時，起初並未使用本名，但隨後即表明身分，顯示此部分其無隱匿身分之意。又縱被告柯文哲與許芷瑜關係密切，此一事實亦尚與勾串共犯、證人有間。　⑸檢察官認為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利害關係一致，有高度勾串之可能，但其2人就檢察官所指之犯罪嫌疑事實，既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多次訊問，並就相關疑點加以質問。則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之供述、答辯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不能以此認為有羈押被告之必要。　⒋就被告沈慶京部分，本院認為：　　被告沈慶京雖與應曉薇就案情相關之重要內容均以過世之余雪鴻作為答辯藉口，不排除為檢察官所認之「幽靈抗辯」，然縱使被告應曉薇、沈慶京否認犯行，然其等既於羈押禁見中即多次經檢察官傳喚訊問，仍堅持相同說詞，僅能就其等供述判斷是否與事實相符，應亦屬證據採認問題。　⒌就被告應曉薇部分，本院認為：　　檢察官指稱被告應曉薇就可疑資金去向等，均推為不知、避重就輕。然依檢方查得之事證，非不足認定被告應曉薇實質管領本案5協會，就陳佳敏、王尊侃動用款項情形縱使彼此陳述有異，惟因被告應曉薇於本案羈押期間，已經於113年8 月27日、113年8月28日、113年8月29日、113年9月11日、11 3年9月13日、113年9月20日113年9月24日、113年10月15日、113年11月7日、113年11月8日、113年11月27日供述明確，其供述果有不實，相關金流非無不能藉由客觀事證彼此勾稽比對，而昭明確。　　　⒍就被告李文宗部分，本院認為：　　檢察官固認被告李文宗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且與共同被告朱亞虎之供述不相符合，為避免共犯間相互勾串如何解釋上開訊息字面上之意義，而使供述逐漸趨於一致，認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本案被告李文宗供述內容攸關被告柯文哲之犯行應如何評價，以及京華城案高達上百億之違法容積獎勵應如何評價之重要事實，公益性極高，經衡量其個人權益保障及公共利益維護之動態平衡等語，惟就被告李文宗部分，其業於113年 8月14日、113年8月15日、113年9月3日、113年9月27日、11 3年10月1日、113年10月4日、113年10月17日、113年11月5 日、113年11月6日、113年11月8日、113年11月19日、113年 12月12日、113年12月18日為供述，顯見檢察官實已經就被告李文宗所知案情部分密集提訊，相關證人亦均已到庭作證，就被告李文宗供述與證人所述不合之處，乃證據證明力或證據取捨之問題，難遽認有羈押之必要。　　⒎至被告柯文哲雖擔任政黨領袖、被告應曉薇擔任市議員、被告沈慶京擔任威京集團主席，均具有相當之權勢及影響力，但本案相關重要證人業經偵查中具結而有相當之完備。難僅以位居要職此等原因，即遽推斷有對證人證詞之實質影響力。果爾，只要是政府要員或是集團高層涉有犯嫌，均能直接認定有勾串可能，不啻架空刑事訴訟法關於羈押要件之嚴格認定，侵害人身自由甚深。故本院認為另以被告4人之身份而論，為避免其等與本案其他共同被告或證人就案情有所討論或指示，而妨害真實之發現，爰命渠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被告等人亦當庭表示絕不與工作同仁提及任何攸關本案之事項，相關證人也絕不有私下聯繫之行為。　⒏復且，審酌本案相關證人均已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傳訊，縱使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行使詰問權，聲請詰問該等證人，但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外，亦有證據能力。相關證述是否可採，基本上仍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質言之，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出被告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足以佐證，嗣後法院審理時，共犯或證人之證詞倘有翻異，亦屬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故雖然本案於偵查中有上述理由及事證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但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而於起訴後，依本案之具體情形，若仍以上述情形，即認有羈押被告4人之必要，恐係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是以，本院認為如能酌定適宜保證金額，令被告等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替代羈押之目的。　⒐另就被告等4人有逃亡之虞之部分，本院綜合考量被告4人身分、地位、職業、資力等情（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壹、人物暨組織之說明」所載，以及被告等4人於本院訊問時所述），併參酌其等之涉案情形、犯罪惡性，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因素，並審酌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3年12月29日診斷證明書可佐，並參酌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4人如能向本院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供擔保，並為相關防逃措施，對其 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無羈押之必要。　⒑又考慮我國四面環海，存有偷渡出海潛逃之危險，就我國司法實務經驗以觀，縱命被告提出高額具保金，仍有不顧國內事業、財產及親人而棄保潛逃出境，致案件無法續行或執行之情事。為確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考量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採取電子腳環、個案手機等科技設備監控，及命其4人各以如附件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方式之性質、功能、效果，權衡對其4人名譽權、身體健康及生活狀況之影響，對其等居住遷徙自由權受限制之程度等情，認有於對其4人限制出境、出海及限制住居之同時，併依上揭規定命其等遵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之必要。六、綜上，本院審酌上開各情，認現階段命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以主文所示之金額具保，並自113年12月3 0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及限制住居於如主文所示之址等，應能防止其4 人逃亡，且依照上述考量因素酌定相當保證金額，令被告等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保全被告之目的，亦應可以保全其4人在日後可能之審理或執行程序均能遵期到庭接受審判或後續之執行，以達到原羈押處分所欲達成之目的，而得以作為羈押之替代手段。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楊世賢　　　　　　　　　　　　　　　　　　　法　官　許芳瑜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2024-12-29

TPDM-113-金訴-51-20241229-1

家全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聲請假扣押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全字第56號聲請人即債權人許芷瑜相對人即債務人蘇昱熏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配剩餘財產事件，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一、聲請人以新臺幣30萬元或同額之金融機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相對人供擔保後，得對於相對人之財產在新臺幣300 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二、相對人如以新臺幣300萬元為聲請人供擔保，或將請求之金額提存後，得免為或撤銷前項假扣押。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壹、聲請意旨略以：一、兩造於民國87年10月1日申請結婚登記，87年10月28日結婚登記，聲請人於113年11月29日向鈞院提起離婚及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訴訟，經鈞院受理在案，故聲請人對相對人有新臺幣（下同）590萬元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一)按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兩造為夫妻關係，聲請人已於113年11月27日向鈞院請求裁判離婚，並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現由鈞院以113年度司家調字第1304號繫數在案，此有兩造之戶籍謄本、調解通知書可稽（參聲證1），故聲請人於本案訴訟得請求分配之夫妻剩餘財產，應以其提起離婚訴訟時即113年11月27日之兩造婚後財產差額計算之。 (三)本件請求分配金額尚未明確，惟相對人名下之臺中市○里區○ ○○街0號房屋（參聲證2，下稱系爭房屋）屬兩造婚後財產，依內政務實價登錄紀錄，參照鄰近房屋於109年以2680萬元售出（參聲證3），應可推估系爭房屋於起訴時最低顯有相同之價值，扣除貸款1500萬元後仍有1180萬元之價值，縱不計被告其餘財產及不動產漲幅，相對人婚後剩餘財產推估價值至少約有1180萬元之價值，又聲請人婚後並無財產，且聲請人係於相對人開設之陞達實業社（參原證4），擔任會計、出納，兩造共同工作盈餘均由相對人管理，故聲請人於59 0萬元【計算式：1180萬元÷2＝590萬元】之範圍內，顯有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二、相對人向聲請人請求離婚後，即表示不會就婚後財產與抗告人進行分配，並將聲請人趕出家門，顯見相對人為免將財產分給聲請人，確有可能處分、隱匿其財產之可能，以致聲請人之債權確有日後有不能執行或難以執行之虞： (一)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同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此等規定之由設，係基於債權人債權之滿足及避免債務人受濫訴，或債權人藉由保全程序以造成對債務人一般正常交易行為為過當之干預，而有予以平衡之必要。關於夫或妻基於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聲請假扣押者，固準用民事訴訟法所定假扣押規定，惟夫或妻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乃夫妻財產之清算與分割，係對其家務、教養子女及婚姻共同生活貢獻所作之法律上評價，債權人於本案判決確定前尚無具體確定之分配額，此與一般債權發生時即可確定其數額者，兩者性質未盡相符。就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之解釋，倘債務人於夫妻關係發生破綻之際，有將財產隱匿等積極脫產行為，已具體呈現債務人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無法排除，不僅影響財產分割及清算之基準，如強令長期為婚姻生活犧牲、貢獻而處於經濟上弱勢之債權人，尚須待債務人持續處分其既有財產瀕臨至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財務異常至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在證據提出之負擔上，乃得認為已屬過苛者，非不得就該條項之「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排除性要件，為目的性之限縮，認於因債務人處分行為已有造成日後不能執行或有難以執行之低度風險者，即足當之，而就債權人以此要件之釋明，為較低度之要求（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20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聲請人婚後均係於相對人開設之陞達實業社（參聲證4）擔任會計、出納，聲請人並無領薪水，兩造共同工作盈餘亦交由相對人管理，聲請人婚後並無財產可言，相對人復自113 年5月起向聲請人要求離婚，並多次提及倘將來兩造離婚，絕不會將財產分予聲請人一分一毫，並要求聲請人搬離兩造同住系爭房屋，嗣經相對人父親蘇金田、姊姊蘇郁鈞介入調解，相對人仍堅持己見，亦對蘇金田、蘇郁鈞等第三人表示不可能將財產分給聲請人，更稱「無論如何，一毛錢都不會分給許芷瑜」此有蘇郁鈞出具之聲明書可稽（參聲證5），又聲請人現已遭相對人趕出家門，使聲請人流離失所，藉以逼迫聲請人同意離婚。 (三)陞達實業社近期經營狀況不佳，相對人竟將怪罪於聲請人，稱均係聲請人在事業上對其毫無幫助云云，相對人因陞達實業社長期虧損，實有可能將其不動產增貸或出售，用於資金周轉，間接有增加負債或脫產之可能，且相對人長期與中租迪和等民間貸款公司配合，顯見其對貸款、抵押等程序知悉甚詳，如不予聲請人保全相對人財產之機會，將導致聲請人日後剩餘財產分配數額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窘境，嚴重侵害聲請人之財產權。 (四)再觀相對人財產資料可知，系爭不動產為其主要財產，其於兩造因婚姻爭訟之際，倘欲處分該不動產，顯然無法排除其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且不動產變價所得價金無明確識別性，屬於流動資產，極易轉手藏匿，難於覓蹤，聲請人追償阻礙勢將提升，聲請人之債權確有日後有不能執行或難以執行之虞，又倘若聲請人須待相對人有明確脫產動作，始能就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聲請假扣押，則相對人即有充足時間遂行脫產行為，假扣押制度為保全債權人將來之執行之制度目的將蕩然無存，依上說明，顯見聲請人就假扣押之原因非全未釋明，應無要求聲請人過度舉證之必要，倘鈞院認釋明仍有不足，聲請人亦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三、綜上所述，聲請人為確保債權，避免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難以強制執行之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523條及第 526條之規定，願供擔保以代釋明，爰先就相對人之財產之一部分，請求裁定於300萬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押，狀請　鈞院鑒核，裁定如聲請人之請求，俾利聲請人債權之保全。四、並聲明：一、聲請人願提供擔保，請求裁定就相對人所有財產於新臺幣300萬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押。二、聲請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貳、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又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2 條第1 項、第 523 條第1 項及第526 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有任何一項未予釋明，法院固不得為命供擔保後假扣押之裁定，然如已釋明，僅係釋明不足，法院自仍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扣押。而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523 條第1 項規定，係指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其情形自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往遠方、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為限。又稱「釋明」者，係使法院就某事實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與「證明」係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方法，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可以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851 號裁定意旨參照）。參、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土地、建物第二類登記謄本、實價登錄查詢資料、工商登記查詢資料、聲明書等件為據，揆諸上開事證，足見聲請人將提出之本案訴訟請求之原因事實；且可認相對人確有對其姐蘇昱熏表明「無論如何，一毛錢都不會分給許芷瑜」等語。據此，堪認為聲請人業已釋明本件假扣押之原因。固然，就本件假扣押之原因，聲請人之釋明尚有不足，惟聲請人既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且亦無何不適當之情形，則依民事訴訟法第526 條第2 項規定，能以相當之擔保補其釋明之不足，從而，聲請人聲請裁定准供擔保後對相對人財產於3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自應予准許，並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526 條第4 項「夫或妻基於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聲請假扣押者，前項法院所命供擔保之金額不得高於請求金額之十分之一。」之規定，酌定如主文所示擔保金額；並依法裁定相對人於提供該金額之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爰裁定如主文。肆、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526 條第2 項、第527 條、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斐琪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如玲

2024-12-23

TCDV-113-家全-56-20241223-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誣告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019號上訴人即被告張運鴻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誣告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54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26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張運鴻(下稱被告)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判處有期徒刑3月，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本件係因警員騙被告簽拒測確認單，並在備註欄註明被告為累犯，警員已瀆職，又在法院由法官審理，被告並非誣告，當天一共酒測4次，警員羅偉盛騙伊說酒測器壞掉了，在警員羅偉盛打電話請同事送酒測器過來的中間，伊只有問如果拒簽，但伊沒有拒簽的表示，伊沒有誣告云云。惟查：　㈠按誣告罪之成立，以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或懲戒處分，而為　　虛偽之告訴告發報告者為要件，所謂虛偽係指明知無此事實　　故意捏造而言（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申告人所訴之事實，若有出於誤會或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以致不能證明其所訴之事實為真實，縱被訴人不負刑責，而申告人因缺乏誣告之犯意，亦難成立誣告罪；反之，若以自己親歷之事實，妄指他人有犯罪行為，向該管公務員申告，非因出於誤會或懷疑而係出於故為虛構者，即無解於誣告罪之構成（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1578號、95年台上字第175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證人羅偉盛於警詢時證稱：伊於民國110年9月8日擔任巡邏勤務，因被告在八德路與復興北路口闖紅燈，對被告進行攔查。經檢測被告酒測值達每公升0.45毫克，故將被告帶回派出所偵辦。當天對被告開出闖紅燈、無照駕駛、酒駕的罰單及扣車單，但被告拒簽酒駕罰單（即本案通知單），僅簽立其他三種罰單，伊詢問被告至少3次以上，被告均表示拒簽等語（見111年度他字第10024號偵查卷第69至70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伊於110年9月8日晚間9時至12時擔任巡邏勤務，當天被告闖紅燈，故對被告攔查，因被告身上有酒味，所以對被告進行酒測，酒測結果超標。當天對被告開出比較多單子，其中1張被告拒絕簽名，應該是酒駕罰單（即本案通知單），被告沒有簽名。被告明確地說不要簽名，伊也有與被告說明若被告拒簽，會在筆錄敘明為什麼拒簽。目前在臺北市值勤，都是先用警用電腦列印出1張紅單，上面會先顯示簽收正常，交給當事人確認後，請當事人於警用電腦上簽名。當下伊將紅單給被告，請被告在警用電腦簽名時，被告說她要簽在紅單上，伊跟被告解釋紅單是要給被告確認的，要簽在警用電腦上，但被告很明確地表示拒簽，所以後來伊將給被告的紅單收回來，並寫上拒簽收再還給被告等語（見原審卷第103至106頁）。證人羅偉盛前揭證述前後大致相符，並無矛盾或明顯不一致之處。　㈢經原審勘驗110年9月8日被告遭攔查過程之密錄器，結果顯示：警員羅偉盛先請被告確認車號、證號等資訊是否正確，並請被告在警用電腦上簽名，被告即表示要在舉發通知單移送聯紙本上簽名，警員羅偉盛及在場警員告知目前取締均是以電子開單，須在警用電腦上簽名後，被告仍拒絕在警用電腦上簽名，並表示只願於舉發通知單移送聯紙本上簽名，警員羅偉盛及在場警員告知舉發通知單移送聯紙本會交予被告，但被告須先在警用電腦上簽名簽收，被告仍拒絕，並表示只在舉發通知單移送聯紙本上簽名後，警員羅偉盛向被告確認是否拒簽，經被告向警員詢問可否拒簽、拒簽有何影響及是否與拒測之效果相同，警員羅偉盛表示拒簽與拒測不同及拒簽之權益後，被告即表示拒簽，經警員羅偉盛告知拒簽會在之後製作筆錄時說明拒簽本案舉發通知單，仍建議被告簽名，並再三向被告確認後，被告明確表示拒簽本案通知單等情，此有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59至65頁)，核與羅偉盛前揭證述相符，足認羅偉盛確實因被告表示要拒簽本案通知單，方在本案通知單簽收別欄位載明被告「拒簽」等情。被告明知此節，卻仍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對羅偉盛提出偽造文書之告訴，顯係意圖使羅偉盛受刑事處分，虛捏事實提出告訴，主觀上自有誣告之犯意。　㈣綜上，被告否認有誣告之犯行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郭建鈺提起公訴，檢察官洪淑姿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廖建傑　　　　　　　　　　　　　　　　　　　法　官　章曉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威志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69條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證據者，亦同。　　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54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張運鴻　　　　　　　　　　　　　　　　　　　　　　　　　　　　　　　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32687第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張運鴻犯誣告罪，處有期徒刑叄月。　事　實一、張運鴻於民國110年9月8日22時25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 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臺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3段與復興北路交岔路口時，因有闖越紅燈等交通違規情事，遂遭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民有派出所警員羅偉盛加以攔查。經羅偉盛於同日22時55分許，持酒精測試器對張運鴻實施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45毫克【張運鴻所涉公共危險案件，已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確定】。張運鴻明知其已數次拒絕在羅偉盛開立之掌電字第A0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舉發內容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1項第1款即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下稱本案通知單）」上簽名，羅偉盛方依規定在本案通知單「簽收別」欄位記載「拒簽」文字，竟基於意圖使羅偉盛受刑事處分之誣告犯意，於111年10月4日17時23分許，以其並未表示拒絕簽名，羅偉盛竟在本案通知單上記載其「拒簽」為由，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對羅偉盛提出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告訴。後羅偉盛所涉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二、案經羅偉盛訴請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本判決所引用認定被告張運鴻犯罪事實之證據資料，公訴人、被告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均不爭執該等卷證之證據能力或曾提出關於證據能力之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認均與本件待證事實有關，且尚無違法不當取得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第159條之5規定，應均有證據能力。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一）訊據被告固坦承其前曾因酒後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臺北市復興北路路段經羅偉盛攔查，經實施酒測後，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45毫克；其於111年10月4日向臺北地檢署對羅偉盛提出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告訴等情，然否認有何誣告犯行，辯稱其於酒測過程均全程配合，其並沒有拒絕簽名；員警密錄器所錄得之人並非其本人，可能是與其長相相符的他人，其並沒有故意誣陷羅偉盛等語。（二）經查：　 1、被告前曾因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臺北市復興北路路段，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民有派出所警員羅偉盛攔查，後羅偉盛對被告實施酒測，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45毫克。後被告於111年10 月4日，向具有偵查權限之公務員即臺北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對羅偉盛提出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告訴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見本院卷第105頁），核與羅偉盛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所證述之情節相符（見他卷第69至70頁、本院卷第103至110頁），復有職務報告、酒精呼氣測定紀錄表、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影本、檢察事務官詢問筆錄2份等證在卷可稽（見他卷第5至6頁、第65至66頁、第77至79頁、第193至195頁）。而被告上揭所涉公共危險案件，已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 3月，併科罰金3萬元確定，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51至152頁），又被告對羅偉盛提起告訴之案件，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對羅偉盛為不起訴之處分等情，亦有不起訴處分在卷可參（見偵卷第55至57頁），此部分事實，均堪以認定。　 2、本案通知單（見他卷第153頁）簽收別欄位載明：「拒簽（現場已交付通知聯並告知其權益）違規人表示沒有原因，單純拒簽拒收」等語。而被告於111年10月4日，向臺北地檢署檢察事務官陳稱要對羅偉盛提出瀆職、偽造文書之告訴，事實略稱則為110年9月底其酒駕搭載同事在復興北路、八德路口遭被告攔查，後來酒測值0.45，其在警察的手機上簽名，其認為簽名有點重複，還問被告需不需要重簽，被告說不用，結果變成其拒簽。回去隔幾天其搭載的同事說罰單要幫其付一半，其罰單拿出來看才發現上面打其拒簽等語（見他卷第5至6頁），堪認被告確實以其並未表示拒絕簽名，羅偉盛卻在本案通知單上記載其「拒簽」，向臺北地檢署對羅偉盛提出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之告訴。　 3、羅偉盛於警詢時證稱其於110年9月8日擔任巡邏勤務，因被告在八德路與復興北路口闖紅燈，所以對被告進行攔查。經檢測被告酒測值達每公升0.45毫克，故將被告帶回派出所偵辦。當天對被告開出闖紅燈、無照駕駛、酒駕的罰單，但酒駕罰單（即本案通知單）被告拒簽，其詢問被告至少3次以上，被告均表示拒簽等語（見他卷第69至70頁）。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於110年9月間於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民有派出所任職，同年月8日晚間9時至12時其擔任巡邏勤務。當天被告闖紅燈，故對被告進行攔查，因被告身上有酒味，所以對被告進行酒測，酒測結果超標。當天對被告開出比較多單子，被告其中1張拒絕簽名，應該是酒駕罰單（即本案通知單）被告沒有簽名。被告很明確地說她不要簽名，其也有與被告說明若被告拒簽，其會在筆錄敘明為什麼其要拒簽。目前在臺北市值勤，都是先用警用電腦列印出1張紅單，上面都會先顯示簽收正常，交給當事人請當事人確認過後，再請當事人於警用電腦上簽名。當下其將紅單給被告，請被告在警用電腦上簽名時，被告說她要簽在該紅單上，其有跟被告解釋該紅單是要給被告確認的，被告要簽在警用電腦上，但被告就是很明確地表示拒簽，所以後來其將給被告的紅單收回來寫上拒簽收再還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103至106頁）。經核羅偉盛前揭證述前後大致相符，並無矛盾或明顯不一致之處，並核與本院勘驗羅偉盛110年9月8日攔查被告過程之密錄器畫面結果一致（見本院卷第59至65頁勘驗筆錄），其證詞應屬可信。依據前揭勘驗結果，羅偉盛確實先將紅單印出請被告確認車號、證號等資訊是否正確，並向被告說明若正確即可在警用電腦上簽名，被告即表示其只要簽在羅偉盛印出之紅單上，羅偉盛隨即向被告詢問是否拒簽，被告隨即詢問羅偉盛可不可以拒簽、拒簽有何影響，經羅偉盛解釋被告拒簽有何影響後，被告明確向羅偉盛表示要拒簽本案通知單（見本院卷第60至63頁）。由上可知，羅偉盛確實因被告向其表示要拒簽本案通知單，方在本案通知單簽收別欄位載明被告「拒簽」等語。被告明知此節，卻仍向臺北地檢署對羅偉盛提出偽造文書之告訴，自係意圖使羅偉盛受刑事處分，虛捏事實提出告訴，主觀上自有誣告之犯意。（三）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被告辯稱其全程配合員警攔查、酒測，並未有何拒絕簽名之情事，然此部分辯解，與本院上揭勘驗結果不符，自難以採信。至被告辯稱該日酒駕遭羅偉盛攔查、密錄器錄得之人並非其本人，然被告當日搭載之同事許芷瑜已於本院審理時明確證稱該密錄器畫面錄得之人確實為被告本人等語（見本院卷第117頁），是被告此部分之辯解亦難認可採。（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不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誣告罪。按誣告為妨害國家審判權之犯罪，故就同一訴訟案件，於向該管公務員申告後，雖於警詢、偵查中或不同審級，再為相同之陳述，仍屬同一事實，僅能成立單純一罪。（二）爰審酌被告任意虛構事實，對羅偉盛提出前揭告訴，使國家偵查機關進行無益之偵查程序，妨害國家司法權行使之正確性，並耗費司法資源，更使羅偉盛因此受有遭刑事訴追之危險，所為實值非難；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於本院審理時所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2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郭建鈺提起公訴，檢察官凃永欽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馮昌偉　　　　　　　　　　　　　　　　　　　　　　　　　　　　法　官　黃靖崴　　　　　　　　　　　　　　　　　　　法　官　陳乃翊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鄭如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69條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證據者，亦同。

2024-11-27

TPHM-113-上訴-4019-20241127-1

金簡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金簡字第645號聲請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 VILLACETE FRANCISCO FRANCISCO（菲律賓籍）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981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VILLACETE FRANCISCO FRANCISCO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VILLACETE FRANCISCO FRANCISCO（中文姓名：法蘭西）知悉社會上層出不窮之詐欺集團或不法分子，或為隱匿不法所得之來源，或為妨害檢警調查、發現、保全不法所得，常使用他人帳戶進行存、提款，其已預見如將其個人金融帳戶資料交付他人使用，可能供犯罪集團作為詐欺取財或其他財產犯罪之工具，且倘有被害人將款項匯入該金融帳戶致遭該犯罪集團成員提領、轉匯，即可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調查、發現、保全不法所得之洗錢效果，竟以縱他人持其交付之金融帳戶資料做為詐騙及洗錢工具，亦不違反本意，而基於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不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1月1 9日前某日，在不詳地點，將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姓名年籍不詳之人。嗣該姓名年籍不詳之人取得本案帳戶資料後，即與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以附表「詐騙方式」所示之時間以該欄所示之方式，詐欺附表「告訴人」欄所示之人，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於附表「匯款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匯款附表「匯款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至本案帳戶內，旋由該集團成員提領一空，以掩飾、隱匿詐欺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二、被告VILLACETE FRANCISCO FRANCISCO於偵查中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犯行，辯稱：本案帳戶係伊任職於先前雇主處之薪轉帳戶，伊最後一次使用是大概2年多前公司最後一次支薪後之領款，之後伊至新公司另開設新的薪轉帳戶，遂於前年過年前整理房間時將本案帳戶丟棄，又因伊有很多密碼，遂有黏貼1小字條在提款卡後面云云。經查：　㈠本案帳戶為被告申辦乙情，業據被告於偵查時供稱明確，並有本案帳戶基本資料附卷可證。而該詐騙集團成員取得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後，於附表「詐騙方式」欄所示之時間以該欄所示方式詐騙附表「告訴人」欄所示之人，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附表「匯款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匯款「匯款金額」欄所示之款項至本案帳戶，旋遭提領一空等情，此有證人即告訴人林家莉、陳彥呈於警詢之證述佐證，復有本案帳戶之基本資料、存款交易明細、告訴人林家莉提供之對話紀錄、ATM轉帳明細、元大銀行帳戶明細及登摺明細、告訴人陳彥呈提供之對話紀錄及匯款明細在卷可查，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查詐欺集團係為避免檢警自銀行帳戶來源回溯追查出其等之真正身分，始利用他人銀行帳戶供作詐騙所得款項出入之帳戶，且為避免知情銀行帳戶持有人逕將詐騙所得款項予以提領，或不知情之帳戶持有人逕將帳戶通報警示凍結或變更密碼，致使其等費盡心思詐得之款項因帳戶無法使用而無從提領或轉匯，是其等所使用之銀行帳戶，必為其等所得控制之帳戶，以確保詐得款項之提領或轉匯。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網路銀帳號密碼均屬具高度個人專屬性之資料，通常之人均不會輕易交付他人，且社會上一般正常之人苟帳戶存簿、提款卡及密碼、網路銀帳號密碼遭竊或遺失，為防止拾得或竊取之人盜領其存款或作為不法之用途而徒增訟累，必於發現後立即報警或向金融機構辦理掛失止付，在此情形下，縱令詐欺集團成員甘冒風險而以該帳戶作為犯罪工具，亦應先行測試該帳戶可否正常使用，且於測試該帳戶為可用之帳戶後當應儘速使用，避免帳戶所有人掛失致無法使用甚至導致匯入之不法款項遭圈存、止付。　㈢被告雖以前詞為辯，惟觀諸被告之本案帳戶交易紀錄，於民國113年1月15日匯入新臺幣（下同）1,000元前，餘款僅存9 4元，並於其後該帳戶於同年1月15日2時14分匯入1,000元，旋即於同日2時36分遭提領1,000元，復於6日後即同年1月19 日9時33分許遭用以收受告訴人林家莉之款項，而為詐欺集團所用，此情洽與一般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行為人多會提供不常使用、帳戶內款項所剩無幾之閒置銀行帳戶，以減少日後無法取回所生損害之犯罪型態相合，亦與詐欺集團成員於使用人頭帳戶提款卡前，會先為小額轉帳之測試行為，以確認本案帳戶可否正常使用之情相符，復有恃無恐於測試數日後將本案帳戶供作被害人匯入詐欺贓款使用，益徵被告確有將本案帳戶之金融卡（含密碼），提供予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甚明，況被告所稱其係於前年即將本案帳戶提款卡丟棄，殊難想像詐欺集團成員於拾得放置約1、2年後始再將此供作詐欺犯行使用，是被告上開所辯之詞實不足採。　㈣按刑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直接故意與不確定故意，所謂「不確定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刑法第13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按幫助犯之成立以行為人主觀上認識被幫助者正欲從事犯罪或係正在從事犯罪，即具有幫助故意，並不以行為人確知被幫助者係犯何罪名為必要。而金融帳戶之提款卡、密碼等亦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其專有性甚高，除非本人或與本人有親密關係者，難認有何理由可自由流通使用，是一般人均有妥為保管及防止他人任意使用之認識，縱特殊情況偶須交付他人使用，亦必深入瞭解用途及合理性，始予提供，且該等專有物品如落入不明人士手中，而未加以闡明正常用途，極易被利用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此為吾人依一般生活認知所易於體察之常識，而有犯罪意圖者，非有正當理由，竟徵求他人提供帳戶，客觀上可預見其目的，係供為某筆資金之存入後再行領出之用，且該筆資金之存入及提領過程，係有意隱瞞其行為人真實身分曝光之用意，一般人本於一般認知能力均易於瞭解，且邇來利用不實名目詐取金錢之犯罪類型層出不窮，該等犯罪多數均係利用人頭帳戶作為出入帳戶，業經媒體廣為披載，並為政府所極力宣導。而被告為00年0月出生之人，且為大學肄業，此觀之其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所載即明，其於為上述交付帳戶資料行為時，業已成年，其智識經驗堪認已臻成熟，對於前揭事項，自難諉為不知，其竟任意將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交付予不詳人士使用，顯已預見其所交付之本案提款卡及密碼等物，可能遭不法集團用以作為詐欺取財等財產犯罪之不法目的使用，且該帳戶實際上被利用為詐欺使用結果之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亦堪認定。　㈤再按特定犯罪之正犯實行特定犯罪後，為隱匿其犯罪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令被害人將款項轉入其所持有、使用之他人金融帳戶，並由該特定犯罪正犯前往提領其犯罪所得款項得手，因已被提領而造成金流斷點，該當隱匿之要件，該特定犯罪正犯自成立一般洗錢罪之正犯。又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對方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該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以利洗錢實行，仍可成立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此有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3101號裁定可資參照。本件被告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人，該人所屬之犯罪集團成員即向告訴人等施用詐術，而為隱匿其犯罪所得財物之去向，復令告訴人等將受騙款項轉入該集團所持有、使用之本案帳戶，並由集團成員以提領詐欺所得款項得手，該犯罪所得即因被提領、轉匯而形成金流斷點，致使檢、警單位事後難以查知其去向，該集團成員上開所為自該當隱匿詐欺犯罪所得財物之要件，亦即，本案詐欺之正犯已成立一般洗錢罪之正犯。而被告除可預見本案犯罪集團係為遂行詐欺犯行而取得本案帳戶使用乙情外，因一般金融帳戶之功能或使用目的不外乎作為存、提款使用，其應知悉或得以預見該犯罪集團成員可能會持其所提供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提領帳戶內款項，故其對於所提供之帳戶可能供犯罪贓款進出使用一節自有認識，而因犯罪集團成員一旦提領帳戶內款項，客觀上在此即可製造金流斷點，後續已不易查明贓款流向，進而產生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以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生活經驗，對於犯罪集團使用人頭帳戶之目的在於隱匿身分及資金流向一節自有認識，故其就此將同時產生隱匿犯罪所得去向之結果即不得諉稱不知。是以，被告提供本案帳戶之行為，係對犯罪集團成員得利用該帳戶資料存、匯入詐欺所得款項，進而加以提領、轉匯，以形成資金追查斷點之洗錢行為提供助力，而被告既可認識或預見上述情節，仍決定提供予對方使用，顯有容任犯罪集團縱有上開洗錢行為仍不違反其本意之情形，則其主觀上亦有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亦可認定。　　㈤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辯解並無可採，其前揭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三、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㈠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該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則規定：「第二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惟本案被告本案所犯提提供本案帳戶提款卡（含密碼）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之行為，於修正前已屬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來源、去向之舉，而該當於洗錢行為，而上開行為亦使詐欺集團移轉其詐欺犯罪所得，而足以妨礙國家偵查機關對於詐欺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而該當於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洗錢行為，是被告本案所為，無論於洗錢防制法第2條修正前、後，均符合上開規定之洗錢定義，而均應依同法相關規定處罰。綜上以觀，上開洗錢防制法第2 條之條文修正之結果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之情形，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　㈡洗錢防制法第14條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將該條移列至同法第19條，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上開條文之修正結果，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情形，較諸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其罰金刑之上限雖由5百萬元提高至 5千萬元，惟有期徒刑之上限由7年降低為5年，依刑法第35 條第1項、第2項規定，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所定有期徒刑最重本刑較諸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為低，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上開規定對其進行論處。　四、論罪科刑　㈠論罪部分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 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犯洗錢罪。被告以單一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之幫助行為，幫助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詐騙如附表所示之人等，同時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所在，屬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論以單一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一般洗錢罪。又被告以一行為同時犯上開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幫助洗錢罪處斷。　㈡量刑部分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在知悉國內現今詐騙案件盛行之情形下，仍輕率提供本案帳戶供詐欺集團詐騙財物，助長詐騙財產犯罪之風氣，更致詐欺集團得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流向，擾亂金融交易往來秩序，危害社會正常交易安全，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之困難，所為非是；並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遭詐取之金額等情節；另酌以被告犯後否認犯行，且尚未能與附表所示告訴人等達成和解，或賠償其等所受損害；暨其自陳大學肄業、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暨其於我國前無因案經法院論處罪科刑之品行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五、按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刑法第95條定有明文。是否一併宣告驅逐出境，固由法院酌情依職權決定之，採職權宣告主義。但驅逐出境，係將有危險性之外國人驅離逐出本國國境，禁止其繼續在本國居留，以維護本國社會安全所為之保安處分，對於原來在本國合法居留之外國人而言，實為限制其居住自由之嚴厲措施。故外國人犯罪經法院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是否有併予驅逐出境之必要，應由法院依據個案之情節，具體審酌該外國人一切犯罪情狀及有無繼續危害社會安全之虞，審慎決定之，尤應注意符合比例原則，以兼顧人權之保障及社會安全之維護（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04號判決參照）。查被告為菲律賓籍人士，係因移工來臺而經許可入境，居留期限至114年3月10日止，有外國人居留資料查詢附卷可佐，是被告為合法居留之外籍人士，而被告犯行雖屬不該，然審酌被告本案犯罪情節、法益之侵害程度等節，認其經此教訓，當知警惕，揆諸前揭說明，應無宣告其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之必要，爰不予宣告之，附此敘明。　六、沒收部分　　依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所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 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該規定乃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且未有對其替代物、孳息為沒收或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因此，本規定應僅得適用於原物沒收。經查，本案附表所示告訴人等所匯入之款項，業經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而未留存於本案帳戶，且依據卷內事證，並無證明該洗錢之財物（原物）仍屬存在，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經查獲」之情，因此，尚無從就本件洗錢之財物，對被告諭知宣告沒收。又依本件現存卷證資料，尚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因提供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之行為獲取報酬或因此免除債務，自無從認定其有實際獲取犯罪所得，故無從依刑法規定沒收犯罪所得。七、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八、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應附繕本）。本案經檢察官郭書鳴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姚怡菁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昱良附錄本件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犯及其處罰）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 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編號告訴人詐騙方式匯款時間匯款金額（新臺幣） 1 林家莉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1月間，以Line通訊軟體暱稱「Elian慧」、「CR劉經理」帳號聯繫林家莉，佯稱：下載「崇仁智慧精靈」APP投資股票云云，致林家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 113年1月19日9時33分許 3萬元 113年1月19日9時35分許 3萬元 113年1月19日9時44分許 1萬元 113年1月19日9時45分許 5萬 2 陳彥呈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間，以Line通訊軟體暱稱「許芷瑜」、「CR楊經理」帳號聯繫陳彥呈，佯稱：以「崇仁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APP投資股票云云，致陳彥呈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本案帳戶。 113年1月20日14時許 5萬元 113年1月20日14時1分許 5萬元 113年1月20日14時3分許 2萬元

2024-11-20

CTDM-113-金簡-645-2024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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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支付命令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促字第11538號聲請人即債權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郭明鑑相對人即債務人許芷瑜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對相對人即債務人許芷瑜發支付命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一、按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就請求之一部不得發支付命令者，應僅就該部分之聲請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定有明文。二、本件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即債務人許芷瑜發支付命令，經核相對人之戶籍設於高雄市大社區非本院轄區，本院對之無管轄權，聲請人聲請對該相對人發支付命令，自係違背民事訴訟法第510條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其聲請自非適法，應予駁回。三、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司法事務官　郭伊恩

2024-11-08

PTDV-113-司促-11538-20241108-1

補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所有權移轉登記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補字第2335號原告賀姿華當事人（被告許乃文、梁家茜、許芷瑜、梁家偉、梁愛月、林香津、林吳淑卿、許世權、林弘一、林弘忠、許恒華、林京津、林伶嫻、林穗姬，下稱合稱被告許乃文等14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且書狀記載不合程式，爰依法命原告補正之。經查：一、按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1項規定：「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本件原告提起預備訴之合併，比較後其經濟利益相同，爰以先位之訴核定其訴訟標的價額。原告先位聲明有2項，第1項：「被告許乃文等7人應將名下動產、不動產、存款、現金移轉登記於原告」、第2項：「被告許乃文等14人各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5000萬元。」二、就聲明第1項部分：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起訴，應以訴狀表明下列各款事項，提出於法院為之：一、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二、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三、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所謂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簡稱訴之聲明，原告就訴之聲明應在訴狀內表明之，以定法院審判之範圍。在給付之訴，應表明被告應為如何之給付。標的物如係代替物，應表明其名稱、種類、品質及數量；如係特定物，應表明其名稱、數量及特徵；標的物為土地或建築物者，須表明土地之地號、建築物之門牌及其結構、位置、面積並以附添圖說為宜（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59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先位聲明第1項所請求被告應給付之物，僅空泛記載為「被告許乃文等7人應將名下動產、不動產、存款、現金」，並未具體特定動產與不動產之內容、何帳戶之存款及現金之數額，原告起訴狀之聲明顯不明確，而有不合程式之情形，原告應補正之。三、就聲明第2項部分：原告先位聲明第2項「被告許乃文等14人各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000萬元。」經換算後，其訴訟標的之金額應為700,000,000元（00000000x14＝000000000元），應徵第一審裁判費5,512,000元，原告應補正之。四、就上開二、三所示應補正事項，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 項但書之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10日內補正起訴之書狀及裁判費，逾期不補正，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民事第二庭法官李悌愷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不得抗告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書記官吳克雯

2024-10-23

TCDV-113-補-2335-202410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