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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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660號上訴人趙逸帆選任辯護人蘇隆惠律師劉世興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13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2132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6796、3499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趙逸帆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運輸第三級毒品、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無罪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其共同運輸第三級毒品(尚犯私運走私物品)罪刑及沒收、追徵之宣告，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對於上訴人否認犯行之供詞及所辯各語認非可採，亦已依據卷內資料詳加指駁，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三、上訴意旨略稱： (一)原判決認定其與同案被告黃聖捷(判處罪刑確定)於民國110 年2月18日共同前往○○市○○區○○○路之宏利通訊行(下稱宏利行)，購買門號0000000000號之工作機(下稱981號工作機)、 0000000000號之工作機(下稱374號工作機)之SIM卡2張，其並交付自己所有之IPHONE行動電話(IMEI：000000000000000 )(下稱970號生活機)予黃聖捷，供搭配374號工作機。然374 號、981號工作機均係黃聖捷單獨在宏利行購買，970生活機則是其早在109年底或110年初販售予黃聖捷，原審未採信此情，又未說明不採之理由，且未傳喚宏利行老闆或員工到庭作證，以查明是否其與黃聖捷共同購買該2門號工作機之SIM 卡，有理由不備及應調查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 (二)依卷內之通聯回覆單，其持用之0000000000號手機(下稱263 號生活機)於110年2月19日晚19時14分32秒通話2,700秒，至 19時59分32秒結束，結束時位置在○○市○○區○○路0段，而981 號工作機於同日19時37分13秒通話39秒，至19時37分52秒結束，結束時位置在○○市○○區○○○道0段000號，接著19時37分5 1秒通話965秒，至19時53分56秒結束，結束時位置在○○市○○ 區○○路000號，則從當日19時37分13秒至19時53分56秒期間，263號生活機與981號工作機同時通話中，基地台位置亦不相符，原判決認其為981號工作機之持有人，有證據調查未盡及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違法。 (三)原審未調查263號生活機、981號工作機自110年2月20日起至同年3月15日期間之通話紀錄及基地台位置，遽認該2門號手機均為其持有使用之手機，有證據調查未盡、理由不備及理由矛盾之違誤。四、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違法，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　　原判決認定上訴人上揭之犯行，係綜合其之部分供述、證人黃聖捷、林進發(判處罪刑決確定)、林進添(已歿)、徐睿擎 (員警)之證述，佐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UPS 公司交貨紀錄單、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110年3月10日函暨扣押貨物/運輸工具收據及搜索筆錄、進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表、個案委任書、包裹照片、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訊監察作業報告表、林進發OPPO手機翻拍畫面、統一超商東晴門市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374號工作機之電話通聯紀錄、法務部調查局鑑定書、981號、374號工作機之通聯調閱回覆單及地圖(基地通訊台移動軌跡)、黃聖捷持用之374 號工作機(IMEI：000000000000000號，見第26796號偵卷㈡第 159、160頁)之收件匣內來自APPLE公司寄送之信件(記載「小帆，您好：您的APPLE ID [a00000000000000loud.com]被用來在IPHONE)、職務報告、扣案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2所示之物，酌以所列其餘證據資料及案內其他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判斷，並敘明黃聖捷持有專供本案運輸毒品包裹聯繫用之374號工作機內搭載通訊軟體Telegram（下稱Telegram）之好友「豬豬」係本件共謀運輸毒品進口之人，374號、981 號工作機之SIM卡是上訴人與黃聖捷於110年2月18日一同至宏利行購買後分別持用，作為本案運輸毒品包裹聯繫之用，黃聖捷取得374號工作機之SIM卡，即於當日14時26分置入序號000000000000000號之行動電話、14時43分改置入手機序號000000000000000號之行動電話，上訴人則取得981號工作機之SIM卡，於當日14時24分先置入手機序號0000000000000 00號之行動電話、於14時43分改置入手機序號000000000000 000號之行動電話，而序號000000000000000號之行動電話係上訴人所持有使用(即上訴人與黃聖捷於當日購得374號、98 1號工作機之SIM卡後，即於同日14時24至43分間，相互置入、置換搭載門號作為工作機)；而374號工作機於110年2月18 日15時10分至17時47分期間之基地台軌跡，係從宏利行地址移動至黃聖捷之住處，981號工作機於同日15時2分至17時11 分期間之基地台軌跡，則係從宏利行地址移動至○○市○○區○○ ○路000號，上訴人使用之0000000000號門號生活機(上訴人之配偶為申請人，交由上訴人使用)於當日15時16分至17時1 8分，亦由宏利行址移動至○○市○○區○○路○○0巷00號，該○○區 ○○○路000號、○○○路0巷00號基地台位置即係上訴人戶籍地( 同區○○○路000巷00號0樓)附近之基地台，顯示在宏利行購買上開2個門號工作機後，黃聖捷將374號工作機帶回自己之住處，「豬豬」(即上訴人)則將981號工作機及自己持用之263 號生活機一同攜回其住處；而981號工作機於翌(19)日14時1 0分至15時33分、19時14分至20時34分之2時段之基地台移動軌跡，與上訴人使用之0000000000號生活機於同日13時31分至15時01分、19時14分(原判決誤繕為143分)至20時44分之2 個時段之基地台移動軌跡均相同；上開374號、981號工作機係專供本案毒品包裹運輸聯繫之用，僅參與本案毒品包裹運輸之人，方可能知悉黃聖捷之374號工作機，上訴人卻能以其持用之263號生活機於110年3月13日下午2時13分38秒撥打黃聖捷之374號工作機(但未接通)，黃聖捷隨即於同日下午2 時18分52秒，以其持有之374號工作機回撥給「豬豬」持用之981號工作機，顯示上訴人知悉黃聖捷之374號工作機，方能以其持用之263號生話機撥打374號工作機聯繫，因撥打未接通，黃聖捷察覺後，即不假思索(約差5分多鐘)隨即回撥至「豬豬」之981號工作機聯繫等情事；本案毒品包裹之運輸，僅「豬豬」、黃聖捷、林進發、林進添等人參與，黃聖捷應曾將覓得林進發、林進添擔任本案毒品包裹收受人及林進添因本案遭警查獲而「出事」等訊息告知上訴人，上訴人方能於110年7月20日被通知到案為偵訊時，即可正確無誤陳述林進發、林進添係配合黃聖捷參與本案毒品包裹運輸之人。經以上開各情而相互勾稽，上訴人即是黃聖捷陳述所稱綽號「豬豬」之人無訛，上訴人確有參與本案毒品包裹之運輸之犯意與犯行等理由綦詳；並對上訴人所為其未與黃聖捷共同購買上開2門號工作機SIM卡、其非黃聖捷所稱「小成」或「豬豬」之人、本案從110年2月18日(購買工作機之日)至同年3月15日(警方逮捕林進添之日)之期間，僅比對出上開2日共3時段之行動電話移動軌跡相近之時間及林進發、林進添之另案判決以上訴人持用之263號生活機內無安裝通訊軟體T elegram，故不可能與黃聖捷以Telegram聯繫，因認上訴人非「豬豬」之人等各情之辯述如何不可採，亦說明其認定所憑依據及理由。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核其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五、依原判決上開理由，係依據上訴人與黃聖捷一同至宏利行購買374號、981號工作機之SIM卡後，於當場，黃聖捷旋將374 號工作機之SIM卡置入上訴人所提供之IPHONE行動電話(IMEI ：000000000000000)，上訴人則以981號工作機之SIM卡搭配行動電話(IMEI：000000000000000號)，專供其2人間為本案運輸毒品包裹聯繫用之工作機(黃聖捷之374號工作機內搭載之Telegram加有好友綽號「豬豬」之上訴人)後，上訴人與黃聖捷分持981號、374號工作機於當日離開宏利行後，各自與其等各自持有之生活機相同移動軌跡分別回到其等位於○○ 市○○區之不同住處後，而於翌日之2個時段，該等374號、98 1號工作機同樣與其等各自持用之生活機有相同之移動軌跡，而各該生活機均係上訴人所申請使用，依此特性已足判別上訴人即係持有使用981號工作機之「豬豬」之人，況上訴人又於110年3月13日下午2時13分38秒，以其持用之263號生活機撥打黃聖捷之374號工作機(但未接通)，黃聖捷隨即於同日下午2時18分52秒(相差5分鐘)，以374號工作機回撥其工作機內綽號「豬豬」之人之981號工作機，更加確認上訴人即「豬豬」無訛。而上訴人與黃聖捷分持使用之上開工作機與生活機，本屬各不同之手機，隨其等持有同行者有之，分開持有使用或交由他人使用工作機或生活機，亦非不可能，則於110年2月19日19時37分13秒至19時53分56秒期間，上訴人持用之0000000000號生活機與981號工作機縱有同時通話及基地台位置不同之情形，於981號工作機之持有人係上訴人之認定結果，並無影響；又上訴人於原審未請求傳喚宏利行老闆或員工調查，原審認上訴人即「豬豬」已臻明確，未傳喚宏利行老闆或員工調查是否上訴人與黃聖捷共同購買上開2門號工作機之SIM卡，亦不能指為違法，無上訴意旨所指有應調查證據而未予調查、理由不備或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違法。六、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無非係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對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或原判決已說明之事項，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要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其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段景榕法　官汪梅芬法　官何俏美法　官高文崇法　官洪兆隆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黃慈茵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2025-01-08

TPSM-113-台上-2660-20250108-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5101號上訴人陳文棋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8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327號，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0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陳文棋經第一審判決論處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後，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量刑部分不服而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科刑部分之判決，駁回其在第二審關於刑之上訴，已詳敘其量刑審酌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所為論斷，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三、事實審法院對於被告有無累犯之事實，應否適用刑法第47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係屬法院認定事實與適用法律之基礎事項，客觀上有調查之必要，應依職權加以調查；且累犯之加重，係因犯罪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需再延長其矯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是有關刑罰反應力薄弱之判斷，自應依前案執行之成效作為認定基礎。原判決載明檢察官於起訴書指明上訴人前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及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案件，經原審法院於民國109年8月3日以109年度聲字第2819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8月確定，並於110年1月15日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迄至110年4月2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上訴人於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檢察官於第一審、原審審判中對上訴人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亦有所主張，符合應有之證明程度，考量上訴人前因犯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罪經執行有期徒刑完畢後，於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同罪質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犯行，足見其未能謹慎守法，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予以加重其刑，尚無過苛或違反比例原則，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之最低本刑等旨，依所犯情節無違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亦無檢察官就累犯加重其刑事項之證明程度不足之情形。上訴意旨執檢察官就所主張應依累犯加重其刑事由未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原審不應逕自加重其刑等由等語，係對原審量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指摘違法，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四、依上所述，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段景榕法　官汪梅芬法　官許辰舟法　官何俏美法　官洪兆隆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黃慈茵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2024-12-04

TPSM-113-台上-5101-20241204-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5119號上訴人王勝賢選任辯護人葛光輝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61 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3192、1385 2、2558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王勝賢經第一審判決論處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刑及為沒收、追徵之宣告後，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量刑部分不服而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之判決，駁回其在第二審關於刑之上訴。已載敘量刑審酌所憑之依據及裁量之心證理由，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　三、上訴意旨略稱： (一)其之犯罪情狀，實有情輕法重、可堪憫恕之處，且自白犯行並配合調查，又供出毒品來源相關情資，犯後態度良好，原判決認其無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且所量處之刑實屬過重，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二)其已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具狀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告發綽號「財」即姓名「陳宏在」( 下稱「陳宏在」)之人為本案毒品來源，檢警需要時間進行偵查作為，請本院向高雄地檢署查詢偵辦「陳宏在」之偵查進度，再認定本案有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等語。四、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係指被告供出毒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或與其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犯、幫助犯）關係之毒品由來之人的相關資訊，使調（偵）查犯罪之公務員知悉而據以對之發動調（偵）查，並因此而確實查獲其人、其犯行而言，非謂一指認毒品來源之人，即得依上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原判決就上訴人主張「陳宏在」為其毒品來源一節，敘明上訴人於警、偵訊中均陳稱：不知道暱稱「財」之人的真實姓名，嗣於第一審方稱：暱稱「財」之人之真實姓名是陳宏在等，嗣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雄地檢署函覆：未因上訴人之供述而查獲綽號「財」即「陳宏在」或其他共犯，且「陳宏在」已於113年3月15日由桃園機場出境柬埔寨，未因上訴人之供述而查獲其毒品來源等旨，因認上訴人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未依該規定減免其刑，並無不合。　五、應否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法院本屬有權斟酌決定，故未酌減其刑，既不違背法令，自不得執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審審酌上訴人之犯罪情狀，認無可憫恕之事由，已闡述理由明確，未依該條規定酌減其刑，並不違法。六、上訴意旨係就前述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提起第三審上訴，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本院為法律審，不調查事實及審酌當事人上訴本院後主張之事證，且本件為程序判決，上訴意旨(二)向高雄地檢署查詢偵辦「陳宏在」之偵查進度之聲請，不予審酌，併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段景榕法　官汪梅芬法　官許辰舟法　官何俏美法　官洪兆隆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黃慈茵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2024-12-04

TPSM-113-台上-5119-20241204-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5100號上訴人袁宇劭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14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827 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1532、5092 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袁宇劭經第一審判決論處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等罪刑，並為相關沒收等宣告後，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含定應執行刑）部分不服而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之判決，駁回其在第二審關於刑之上訴，已載敘其量刑審酌所憑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三、上訴意旨略稱：其坦承犯行，積極配合偵查，犯後態度良好，年紀尚輕、智識程度不高、素行尚佳，犯罪動機係為貼補家用而一時失慮受販毒集團利用擔任毒品外送員，犯罪情節輕微，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且所量處之刑及執行刑過苛，有違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之虞等語。四、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乃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且其執行刑之量定，未違反刑法第51 條各款所定之方法或範圍，又無明顯悖於前述量刑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判決敘明第一審已就上訴人所犯前揭2罪，依其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綜合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情狀，並考量其正值青年，不思循正途謀生，明知毒品對人體之危害性，為圖不法私利而無視於國家。對於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販賣毒品予他人，戕害國人身心健康，並破壞社會治安，行為甚值非難，惟念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無前科、素行尚佳併列為量刑之綜合審酌因素(就所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所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則先依同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加重其刑、再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依同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遞減輕其刑)，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而為各刑之量定，核其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所定之執行刑，係以上訴人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非以累加方式，亦給予適當之恤刑，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範圍，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因予維持。經核並無不合。又應否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故未酌減其刑，既不違背法令，自不得執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判決審酌上訴人販賣毒品之數量及價值雖不高且販賣賣給同1人2次，但經警扣得其意圖販賣而持有之毒品數量高達78包，可見其攜帶毒品伺機販賣，所生危害及犯罪情節非輕，依其犯罪情狀，認無可憫恕事由，未予酌減其刑，核屬其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上訴意旨猶執前情，就前述量刑裁量權之合法行使，任意指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依上所述，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段景榕法　官汪梅芬法　官許辰舟法　官何俏美法　官洪兆隆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黃慈茵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2024-12-04

TPSM-113-台上-5100-20241204-1

台上

最高法院

殺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919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王全成上訴人即被告曾文彥選任辯護人陳寶華律師林建宏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度矚上重更二字第23 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21290號、10 9年度偵字第213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曾文彥經第一審認定其有所載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殺人等犯行，而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被告犯殺人罪刑(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及沒收後，被告明示僅就量刑部分不服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關於量刑部分之判決，改判科處被告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已詳敘其量刑審酌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所為論斷，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三、上訴意旨： (一)檢察官部分１、原判決認被告符合自首要件，並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似認被告符合刑法獎勵自首之立法目的。然被告撥打報案電話並透露其有放火之行為，目的係為儘速獲得送醫救治之待遇，非出於真心悔悟而主動向警方坦認犯行，況依卷內之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火災現場勘查採證(顯示起火原因係遭人為潑灑汽油縱火、被告所著衣物檢出汽油類易燃液體成分)等跡證，無待被告自首，偵查機關即易於發覺被告犯罪，再依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鑑定書(下稱成大精神鑑定書)所載被告就犯案過程所為之陳述及於原審之陳述，均自認其不符合自首之要件，益徵其是為求警將其送醫而報案，非自首並接受裁判。又原判決就有否因被告之自首而使偵查機關易於偵明犯罪事實真相及節省司法資源，並避免株連無辜等情，並未詳為說明，遽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所採用之證據復與卷證資料不相適合，顯有證據上理由矛盾、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理由不備、適用法則不當及裁量權濫用等違法。２、原判決說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6條及該公約之人權事務委員會(下稱人權事務委員會)於西元2018年就第6條所公布之第36號一般性意見(下稱一般性意見)第49段前段所宣示得迴避死刑事由之「特殊障礙」，非等同於刑法第19條之「精神障礙」或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1 項所指之「精神疾病」，而「人格違常者」非無可能得認係屬「特殊障礙」之一種，可以為迴避死刑之事由等旨，惟就所認定「反社會人格障礙」屬公政公約所指「特殊障礙」之一種，並未就臨床醫學上依據及二種障礙之病因、病情如何相同說明其判斷之理由，逕認被告之「反社會人格障礙症」得將之視為迴避死刑之事由，攸關被告刑罰之量定，原判決論述未盡完備，有理由矛盾之違法。３、原判決說明「就特別預防之刑法目的而言，考量被告之品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犯後態度、及其因有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症，是未來再犯重大案件之可能性極高，且並非虛張聲勢，而是有可能付諸實際行動，兼及其更生矯正改變之可能性雖難認全無，然可能性甚微」等語，似認被告已無教化矯正及更生改善之合理期待可能性，仍然會因衝動人格特質，而做出毀滅性破壞行徑；另說明「認必須藉由對被告長期監禁之手段，始足以撫慰被害人及罹難者家屬之永恆傷痛，並促使被告矯正更生及改變，兼以預防其未來再犯重大犯罪及對社會之危險性。」等語，似認被告有教化矯正及更生改善合理期待之可能性，且此部分採證，與成大精神鑑定書、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下稱嘉南療養院）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下稱中央警察大學）評估鑑定報告等卷證資料不相吻合，自有理由矛盾及調查未盡之違法。４、關於死刑案件的量刑，必先斟酌與犯罪行為事實相關之「犯罪情狀」（如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刺激、手段、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危險或損害等）是否屬於情節最重大之罪，作為劃定是否量處死刑之範疇，再審酌與犯罪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如行為人之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後態度等），有無減輕或緩和罪責之因素，尤須注意有無公政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所定因行為人個人情狀而不得量處死刑之情形。如依「犯罪情狀」可以選擇死刑，法院仍應考量「一般情狀」，包含行為人之精神障礙情形，藉以判斷有無降低或減緩其可責性之因素，能否保留一線生機。至於量刑階段斟酌行為人之精神障礙是否具有限道德上可責性，乃有別於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關於行為人於行為時責任能力有無或減輕之判斷。即使行為人於行為時不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事由，仍應於死刑量刑審酌其「一般情狀」時，斟酌其精神障礙是否具有限道德上之可責性。則原判決認定上開公政公約所指「人格違常者」或「特殊障礙」者，為犯罪有責性判斷之一要件，而非屬量刑應審酌之「一般情狀」是否具有限道德上之可責性？實情究如何？此重要疑點攸關被告犯罪有責性之認定，自應詳加調查釐清，並剖析論述明白。原判決就此有否利於被告之重要疑點未詳予調查釐清，亦未於理由詳予論敘說明，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決理由欠備或矛盾之違法。５、原判決認依被告之一般情狀無再下修調整刑度之餘地，理由敘明針對刑法第57條(第4至6、10款)之「行為人個人一般情狀」事由及其他相關之一般情狀(被告未來社會復歸可能性、暨再犯可能性及更生矯正教化可能性)等語。似漏未審酌公政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所定因行為人個人情狀之情形。此攸關被告刑罰之量定，原審未詳加析究，同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決理由欠備之違法。 (二)被告部分１、證人中央警察大學沈勝昂教授之補充鑑定報告，認其有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且不排除為自閉症類群障礙症，應屬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1項第1款之精神疾病；鑑定人陳柏熹醫師亦證述其之「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強度十分嚴重，縱有完整之家庭、社會功能系統之支持，亦無法完全改善，已達精神疾病之嚴重程度，使其對於行為違法性之認知與常人不同，是其為本件犯罪時縱記憶清晰、邏輯清楚，且將其思考付諸執行，仍係受「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之影響，而欠缺依其辨識行為之能力，換言之，其對自己行為造成他人法益之侵害，因「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缺乏理解性與同理感，僅遵從自身衝動為之，屬因精神障礙致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的情形，至少亦應可認有控制能力顯著降低之情形。原判決未充分考慮上開證述及其自閉症之精神障礙狀況，認其未符合刑法第19條之規定，自有理由不備。２、原判決忽略部分被害人家屬曾表達願意原諒其本人及其家人曾給付相關被害人及罹難者家屬一定數額之慰問金，而未完整說明何以此情形未能屬於可得減刑之情狀，有理由說明未盡之違法等語。　　　　四、 (一)諭知死刑乃剝奪被告生命權之極刑，一旦宣告並執行，即對被告造成不可回復之生命損失，原即應慎重、節約適用，法院審查此類案件時，應考量於死刑之外是否尚有向下減輕可能之裁量空間，除犯行本身之情節須屬最嚴厲之程度外，已無任何可供下修量刑之餘地時，始能量處死刑。從而，倘行為人之犯罪已有符合法定減輕其刑規定之情形，如屬絕對減輕事由，不得判處死刑，固不待言，倘屬相對減輕事由，此際法院之裁量權亦應予限縮，除非有顯不符合減輕其刑規定之立法目的之情形外，原則上仍應予以減輕其刑之考量，始符合於我國有法律位階效力之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規定及該公約之人權事務委員會就上開公約第6條所公布之一般性意見之第35段及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所共同揭櫫禁止恣意剝奪生命權之精神。犯罪行為人對於其所犯未發覺之罪自首而接受裁判者，除有特別規定外，得減輕其刑，為刑法第62條定有明文。此主動申告未經發覺之罪，而受裁判之法律效果，在外國法例有列為量刑參考因子，予以處理，我國則因襲傳統文化，自刑法第57條抽離，單獨制定第62 條，成為法定減輕其刑事由，嗣後再參酌日本法例，於民國 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將自首由必減輕，修正為得減輕，依其修正理由所載：自首之動機不一而足，為使真誠悔悟者可得減刑自新之機，而狡黠陰暴之徒亦無所遁飾，以符公平等旨，堪認自首規定之立法目的，兼具獎勵行為人悔改認過，及使偵查機關易於偵明犯罪之事實真相，以節省司法資源，並避免株連疑似而累及無辜。刑法第62條既已將自首列為法定減輕其刑事由，法院即應於量刑前先予審酌，以決定處斷刑範圍，且該規定既未以真誠悔悟為要件，上載立法理由之說明僅得列為法院是否減輕其刑之部分衡酌因素，法院就符合自首要件者是否給予減刑寬典，允宜就行為人是否悔過投誠、有無因此節省司法資源並避免搜查逮捕株連疑似而累及無辜之雙重立法目的予以綜合審酌，於個案上係立法者委由裁判者視具體情況決定減輕其刑與否，而為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範疇。而行為人如於偵查機關發覺前，主動供出，偵查機關即因行為人之供述，得悉整個犯罪之全貌，進而依法偵辦，自有助益偵查，且主動申告尚未被發覺之犯罪，自是自我擴大犯罪之不法及罪責內涵，依社會通念，難認其全無悔改認過之心而可認非屬真誠悔悟者，原則上即得減輕其刑，除可認行為人於犯罪前即有自首以圖減刑寬典之計畫，或犯罪後急求己身自首減刑而任令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擴大，或犯後本無靜候裁判之意，嗣因迫於檢警嚴厲追查壓力，內心實無罪惡感而僅存減刑動機等狡黠陰暴者等之表現，始得例外不予減刑。倘自首減刑之裁量權行使符合規範體系及目的，無所逾越或濫用，且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二)原判決敘明依證人王柏清(員警)之陳述、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玉井分局玉井派出所警員職務報告、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第二大隊玉井消防分隊職務報告、110報案對話譯文及第一審之勘驗筆錄、逮捕被告之現場相片等證據，可認被告係在警方僅知位於○○市○○區○○里○○00號之0「真理佛堂前輩堂」(下稱前輩堂)發生火災，然尚完全不知火災發生之原因，亦無獲任何情資足以查覺係何人縱火引發本件火災時，被告即主動撥打 110為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之報案內容，告知警方其有縱火行為及其所在位置，並向循此訊息前來之員警陳述實行本件放火之方法與過程，並提出其縱火使用之打火機，足證被告係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發覺其犯行前，主動向員警自首犯罪並接受裁判，合於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要件等理由綦詳。而依卷內刑案蒐證照片及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急診護理過程紀錄及證人謝孟羱(警員)之陳述，被告撥打110報案電話時，僅雙腳小腿小面積燙傷，警方迄108年12月14日1 7時許方將其送醫，且送醫之主要原因是拿憂鬱症藥物，因警員勸以如不處理燒燙傷會有截肢風險，被告方願意醫治等情；再依卷內資料，被告向警方自首時即承稱其縱火前係到 7-11超商叫計程車搭乘而到達火災現場，警方乃得循線找到計程車司機陳宏昇，然陳宏昇於同日12時50分之警詢稱不認識被告，經警提供加油站監視器錄影畫面後，方指認畫面中之被告即其搭載之人，於同日14時04分之偵訊中尚稱「(問：今天早上是否有看到玉井發生大火的新聞?）答：沒有，是早上載我女兒出門時，警察有電話給我，我才知道」等語（見警卷第59至63頁，第21290號偵卷一第135頁），另王柏清之職務報告亦記載：當日凌晨1時23分接獲通報真理佛堂火災，約於1時29分到達火災現場時，又接獲勤務中心通報一名自稱縱火可疑男子在○○市○○區○○里○0○○○路口附近，其立即駕駛巡邏車折返至該地點了解，通往火警現場「路段偏僻，深夜時段人車出入稀少」，約於1時30分到場後一眼認出該名男子為被告仰躺在路旁地上，大聲叫囂雙腳小腿被火燒傷需要就醫並親口坦承縱火犯罪經過等情（見第21290號偵卷一第9頁），證人林○恩(打119火警報案電話之人)於警詢稱：其於1時17分發現火警，1時22分打119火警報案電話，未看到何人縱火，現場沒有監視器，偵查中亦稱發生火災時，在現場未看到被告。且經警查證亦無人指證火災案發現場之佛堂附近有監視器(只有臺3線省道紅綠燈有監視器)或有人看到被告在火災現場，刑案蒐證照片之計程車000-0000 號行經玉井區臺3線三埔路口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同上偵卷一第337至341頁)，亦僅顯示計程車外觀及被告在路上徒步之畫面，客觀上均非立可明確辨識本件縱火究係何人所為，警方縱查明起火原因係遭人為潑灑汽油縱火及被告所著衣物檢出汽油類易燃液體成分，亦係於被告自首後主動提供相關訊息予警方，俾得循線為上開之查證或自行卸下身上所著衣物及所攜帶之打火機以供警方扣案之證物，足見被告撥打110 報案電話當時，既未陷於須求救送醫否則難以救治其生命之境地，縱不排除其目的亦冀望由警送醫救治之待遇，其究未如一般嚴重犯罪之人，為恐其犯罪被發覺或被逮捕，而於被發覺犯罪前即行逃匿無踪或自尋療傷途徑，反於未受外力拘束行動、未遭人發覺其犯罪或行跡曝露之時，即主動報案並陳述自己犯罪，又留在犯案現場等待警方到場而對其逮捕，縱預見警方會同時對其傷勢有所救治，不能因此排除其主觀上非出於對自己所為犯罪亦有所悔悟之意思，且火災現場路段偏僻，深夜時段人車出入稀少，究係何人縱火，並無何目擊者或現場留下之任何跡證可供憑斷，若無被告本件之自首，警方尚非易於追查以明瞭何人縱火，且林○恩發現火災於當日凌晨1時22分119報警之不久，被告於約1時24分打110向勤務中心報案並自稱縱火，王柏清於1時30分即在火災現場不遠處發現被告仰躺在路旁地上，此時距被告著手傾倒汽油並縱火之時間點即108年12月14日1時14分許相距不久，相對於因該縱火所發生前輩堂北棟1樓及夾層之嚴重毀損狀況，並導致在房間內睡覺之9人逃生、7人逃生不及遭燒傷並因而窒息死亡，發生損害結果所須之時間自屬相當，益見被告係於縱火後不久，不待確認火勢及濃煙蔓延擴散程度，旋即報警自首，客觀上亦難認其自首目的僅係為儘速獲得送醫救治之待遇，而非出於真心悔悟而主動向警方坦認犯行；原判決並另說明被告於本案甫發生後，於警詢時，就本案犯行之動機、行為之時間、地點、順序、行為之對象等，均切題陳述，又坦認其實行本件犯行時，係自主一手策劃等情，是被告自首後如實坦認犯案過程之主客觀情節，顯有助於因此簡省查明真相、偵審司法資源之浪費及可避免株連其他無辜，自是自首且和盤供出本件重要情節後之必然結果，原判決就此部分雖未再加論述，於認定符合自首之要件及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之立法目的之本旨，並無影響。又卷內無證據足證被告之自首有於犯罪前即預擬以圖減刑寬典之計畫，或犯罪後僅顧自首減刑而任令火災之災情擴大(警方於被告自首前已接獲火災報案)，或犯後因迫於檢警嚴厲追查之壓力而自首等情形。是原判決依自首規定減輕被告之刑，尚無不合，無檢察官上訴意旨１所謂有調查未盡、理由矛盾、理由不備、適用法則不當及裁量權濫用等違法之情形。五、原判決於敘明依司法鑑定結果及參酌被告於到案後完整切題之陳述表現及所述之一切犯罪情狀，被告行為時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情形之餘，另再附帶敘明公政公約第6條生命權之規定及人權事務委員會一般性意見第49段前段所宣示應迴避判處死刑之事由，係使用「特殊障礙」及「嚴重社會心理和心智障礙」之用語，非可等同刑法第19條所稱「精神障礙」，然「人格違常者」確非無可能得認係屬「特殊障礙」之一種，得將之視為公政公約所宣示之迴避判處死刑事由等旨。而卷內中央警察大學之評估鑑定報告及鑑定人陳柏熹醫師之證述，亦顯示被告確因精神長期損傷，造成理解刑罰、判斷事理、自我控制等知能不足或欠缺，而有降低或減輕可責性之情形(但非精神障礙，如下所述)，故被告在人格及心理上顯非正常之人。上開之說明，自係審酌被告有「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縱不符「精神障礙」定義，就文義之解釋，與公政公約所稱「特殊障礙」、「社會心理障礙」，並非絕然不能涵攝其內。本件被告之犯罪情節，本符合最嚴重之情形，僅因依自首減輕其刑後，已無選科死刑餘地之情況下，乃以稍寬鬆之解釋態度，強調被告罹患「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在自我有效辯護之可能性、道德可非難性之有限性，難謂未造成一定影響(強度上未符精神障礙之程度)而認與正常之人同立於平等之基礎，乃認可歸類為「特殊障礙」之一種，此與上開公約所揭櫫禁止恣意剝奪生命權之精神並無何違背。此依自首減輕其刑而不得判處死刑事由之外，再附加論述被告有「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而可納入「特殊障礙」、「嚴重社會心理障礙」範疇，係以重疊事由突顯終未判處死刑之合理依據，於論理法則並無違背。至關於責任能力方面，原判決又本於證據之取捨，另敘明依嘉南療養院司法精神鑑定之結果，被告縱罹有「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但非屬精神疾病，不符刑法第19條之免罰或減刑要件，中央警察大學(補充)評估鑑定報告、成大精神鑑定書及其鑑定人陳柏熹醫師之證述如何均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亦說明其憑以取捨判斷之理由，尚無不合。再本件依自首減輕其刑後，其處斷刑之最重本刑為無期徒刑，原判決並非以「反社會性人格障礙」屬公政公約所稱「特殊障礙」之理由作為審認說明何以不對被告科處極刑之主要且必備理由，未再就上開見解本於何臨床醫學依據及二種不同名稱之障礙之病因、病情如何相同等情說明其判斷之理由，於量刑之結果並何無影響。檢察官上訴意旨2及被告上訴意旨1均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六、 (一)法院關於量定刑罰之職權行使，乃先確認適用之法律（所論罪名、法條競合、想像競合）及其法定刑後，依法定之刑罰加重、減輕事由以確定處斷刑範圍，再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事由之一切情狀，就犯行情節相關事項，依其行為責任確認罪責範圍，另就行為人個人屬性事由，根據其再社會化或刑罰特別預防功能，衡量有無上下幅度調整之空間，綜合判斷，具體形成宣告刑。且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依上開規定，本於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責相當原則，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再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及參酌公政公約第6條第2 項規定，被告所犯縱係「最嚴重之犯罪」，除考量被告之「犯罪情狀(刑法第57條第1至3款、第7至9款規定參照)」外，仍須進一步衡酌與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刑法第57條第4 至6款、第10款規定參照)」，以判斷被告是否有再犯類似最嚴重犯罪之高度危險，且無更生教化、再社會化之可能，而必須宣告死刑此永久隔離之最後手段，或於未宣告死刑時，亦須採取宣告無期徒刑此等長久隔離方法之制裁手段。 (二)原判決認被告犯殺人罪，其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經依自首規定減輕後，處斷刑之最重者為無期徒刑，經逐一盤點與刑法第57條所列及其他與量刑相關之因子，予以整體考量及綜合評價，敘明：就被告犯罪情狀，依其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刺激，無何可憫之處；其犯罪手段，具有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及殺人直接故意之惡性；其與被害人間之關係，所為縱火、殺人行為係恩將仇報行徑；其犯罪造成住宅燒燬及受害人達16人，所生財產或生命之危險及損害極為鉅大嚴重等情狀，確認被告罪責範圍，本件犯行已達情節最重大而得處以最高刑度之上限( 於依自首減刑後為無期徒刑)之要件；就被告一般情狀，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一般情狀，並參酌嘉南療養院之量刑前司法調查鑑定報告及中央警察大學之(補充)鑑定報告就其他一般情狀(社會復歸、再犯及更生矯正教化等之可能性)所為相同結論(即被告具「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症」造成之性格及特質，於未來若欠缺家庭及社會之整體支援系統，再犯殺人等犯罪可能性仍極高、更生矯正改變之可能性甚微)；復參佐被害人及罹難者家屬意見(部分罹難者家屬、倖存者表示不原諒被告、部分罹難者家屬不堅持判處被告死刑)與修復補償狀況(被告家人曾給付相關被害人及罹難者家屬一定數額慰問金)，亦無從再下修被告之量刑；乃本於應報、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之刑法目的與尊重生命權之國際公約意旨及與矯正教化、社會復歸等相關之刑事政策，認必須藉由對被告長期監禁之手段，始足以撫慰被害人及罹難者家屬之永恆傷痛，並促使被告矯正更生及改變，兼以預防其未來再犯重大犯罪及社會之危險性，併符合罪刑相當、公平及比例等憲法原則，於處斷刑範圍內判處被告最高本刑之無期徒刑，並依刑法第37條第1項規定，宣告褫奪公權終身等旨，業逐一列敘有利、不利之量刑因子，並佐以被告有無再社會化的可能性，全面性地衡量刑度，既係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悖於罪刑相當原則，難認有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裁量權限之情形，無被告上訴意旨 2所指量刑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可言。七、另查：(一)原判決於量刑時，敘及被告已無教化矯正及更生改善之合理期待可能性，仍然會因衝動人格特質，而做出毀滅性破壞行徑等旨，係於認定被告所犯係屬最重大之罪，基於刑法應報及「一般預防」之目的，考量上開情狀原應量處法定最重本刑即死刑，惟因依自首減輕後僅能判處最重處斷刑之無期徒刑，因於無判處死刑餘地情形下，乃再敘明本於刑法「特別預防」之目的，考量被告之刑法第57條一般情狀及其「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症」所生再犯可能性高、更生矯正可能性微等情，既無以判處死刑，即須藉由對被告長期監禁之手段，始足以撫慰被害人及罹難者家屬之永恆傷痛，並促使被告矯正更生及改變，兼以預防其未來再犯重大犯罪及對社會之危險性等由，故無再由無期徒刑下修其他刑種餘地之情形而言，於論理上並無矛盾。(二)公政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第37段所宣示「在所有涉及適用死刑的案件中，判決法院必須考慮罪犯的個人情況和犯罪的具體情節，包括具體的減刑因素。……」之旨，係指於死刑之量刑時須審酌包括犯罪的具體情節與罪犯之個人情狀。上開依一般情狀而無再於無期徒刑之外下修調整刑度餘地之說明，係原判決就無期徒刑刑度之裁量所為論述，與公政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所定「涉及適用死刑的案件」之須注意有無因行為人個人情狀而不得量處死刑之情形並無關聯，於本件之量刑裁量上，自無就上開公政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所定之被告因行為人個人情狀之情形再為析究之必要。(三)於量刑階段斟酌行為人之精神障礙是否具有限道德上可責性，顯與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關於行為人於行為時責任能力有無或減輕之法定減輕其刑事由之判斷有別。即使行為人無上開法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事由，於死刑之量刑，仍應於審酌其一般情狀時，斟酌被告之精神障礙是否具有限道德上之可責性。本件之量刑既已依刑法第62條前段減輕其刑，自是脫離刑法第57條所列科刑時所應審酌之一切情狀範圍，已非屬死刑之選科，故公政公約所指「人格違常者」或「特殊障礙」者究為犯罪有責性判斷之要件，或屬量刑應審酌之一般情狀之有限道德上之可責性？於本件無期徒刑之裁量結果並無影響，自無再深究被告「人格違常」係犯罪有責性或有限道德上之可責性釐清及說明之必要。檢察官上訴意旨3至5所執原審之量刑有證據調查未盡、理由欠備或理由矛盾違法之指摘，均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八、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徒就原審量刑或其他裁量職權之行使，或原判決已明白論斷及於量刑結果不生影響之枝節問題等事項，持憑己見，漫為指摘，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本件檢察官、被告就刑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段景榕法　官汪梅芬法　官許辰舟法　官何俏美法　官洪兆隆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黃慈茵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2024-11-27

TPSM-113-台上-3919-20241127-1

台抗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定應執行刑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2076號再抗告人李永得上列再抗告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3日駁回抗告之裁定（113年度抗字第476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再抗告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項、第3項，已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之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而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有應更定執行刑之情形，倘數罪之刑，曾經定其執行刑，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時，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則之拘束。是以，另定之執行刑，其裁量所定之刑期，不得較重於前定之執行刑加計後裁判宣告之刑之總和。又法院於裁量另定應執行之刑時，祇須在不逸脫上開範圍內為衡酌，而無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原則之裁量權濫用之例外情形，並不悖於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者，即無違裁量權之內部性界限。二、本件原裁定以再抗告人李永得因犯如第一審裁定附表編號( 下稱編號）1至2所示違反洗錢防制法之罪，先後判處所示之刑，均已確定在案。上開之數罪，均係編號1裁判確定前所犯，均為得易服社會勞動之刑，因依檢察官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第一審法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斟酌再抗告人之意見 (希望所為定刑允其聲請勞動服務)後，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7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2萬元，經核其裁量所定之刑期，並未較重於編號1之各罪原定之執行刑（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1萬5千元）加計編號2之刑後之總和，未逾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並說明審酌再抗告人所犯各罪所侵害之法益，犯罪之態樣所擔任之角色，造成社會危害程度，責任非難重複程度等各情為整體評價，第一審裁定之應執行刑，無濫用裁量權情事，核屬定刑職權之適法行使，於法並無違誤。因而駁回再抗告人在第二審之抗告，於法並無不合。原裁定已綜合審酌前情，非以累加方式定其應執行刑，亦給予適度恤刑，未逸脫前揭範圍為衡酌，再抗告意旨猶執陳詞，漫指原裁定裁量過苛，求為寬減之裁處等情詞，指摘原裁定違反比例原則、責罰相當原則，係對原裁定已說明之事項及定執行刑裁量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揆諸上揭說明，其再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段景榕法　官汪梅芬法　官許辰舟法　官何俏美法　官洪兆隆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黃慈茵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2024-11-20

TPSM-113-台抗-2076-20241120-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銀行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945號上訴人秦朝添選任辯護人王國棟律師上訴人林肅諺許徨舜黃嘉偉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4月16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35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15353、15413、19359、2518 2、32797、34208、3420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秦朝添違反銀行法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其他上訴駁回。理由壹、撤銷(秦朝添)部分一、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秦朝添違反銀行法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其共同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 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刑及為相關沒收等之宣告，固非無見。　二、 (一)刑事沒收新制為貫徹任何人皆不得保有刑事不法利得，以澈底杜絕犯罪誘因之目的，就沒收犯罪所得之對象，擴及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財產，是於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明定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應予沒收。又公司法人及其負責人在法律上為不同之權利、義務主體，公司負責人以從事刑事不法行為作為其執行公司業務之內容，因而獲取之不法利得若直接歸屬於公司，公司即屬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規定所指之因犯罪行為人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犯罪所得之他人（即第三人）。是除非該犯罪所得更另移轉予他人，否則，於該負責人之刑事本案訴訟中，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自應以獲取此利得之被告以外第三人即公司為對象，依刑事訴訟法第七編之二「沒收特別程序」之規定，進行第三人沒收程序後，對該公司依法裁判，始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二)原判決認本件係以國磐資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磐公司)名義吸金，其附表（下稱附表）五、六之被害投資人亦係將投資款匯入各該附表「匯款帳戶」欄所示國磐公司之臺灣土地銀行板橋分行或華泰商業銀行大直分行帳戶內，並於簽約時取得國磐公司所簽發之利息支票、期滿償還本金之本票及以如附表三所示登記所有權人為國磐公司之部分不動產提供設定抵押權予投資戶作為擔保，則本件違反銀行法行為之效果即犯罪之不法利得應係直接歸屬於國磐公司，國磐公司為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規定所指之因犯罪行為人（即秦朝添）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犯罪所得之他人（即第三人）。是除非該犯罪所得更另移轉予其他人，否則，於秦朝添之本件刑事訴訟中，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及追徵，自應以獲取此利得之被告以外第三人即國磐公司為對象，並依刑事訴訟法第七編之二「沒收特別程序」之規定，進行第三人沒收程序後，對國磐公司依法裁判。乃原判決未究明並認定本件被害投資人匯入上開國磐公司之銀行帳戶內之投資款項，是否皆已移轉而由負責人秦朝添取得，遽以秦朝添為對象，於主文及附表十六諭知沒收及追徵，自非適法。三、附表七之三(秦朝添和解情形及金額)編號2記載國磐公司就陳彥志借貸金額新臺幣（下同）以45,000元達成和解之「金猴運I清償和解書(見108金訴17號卷8第171頁)，然附表五( 金猴運I資產管理服務方案會員)列載之會員姓名欄並無陳彥志之人；附表七之三編號4至10所載和解對象姓名欄記載之人即余淑蘭等人（合約類型均為金猴運I資產管理服務方案) ，其證物名稱欄記載係依據「債權分配償還金額表(見108金訴17號卷8第175至179、181至185、187至193、195至199、2 01至205、207至209、211至213頁)」，然對照附表五(金猴運I資產管理服務方案)之會員姓名欄所載之人並無該「債權分配償還金額表」所載之余淑蘭、陳榮林等人之名字。此部分和解對象及金額是否可列入吸金犯罪所得因和解而已返還被害人金額之範圍，似仍有未明，因與對秦朝添(或國磐公司)所宣告應沒收、追徵之未扣案吸金犯罪所得金額之計算攸關，自有調查之必要。再依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記載及附表一之金猴運I資產管理服務項目所約定之「簽約年期」為1 至3年，本金支票存入客戶帳戶，於合約到期日自動兌現(A 型)或期滿時公司將本金歸還至客戶指定帳戶，並取回公司本票及合約作廢(B、C型)，對照附表五所示「借款期間」欄所載，不乏有被害人之合約借款期間期滿日期早於檢察官起訴日期(民國107年12月22日)，此部分之被害人自有於秦朝添被起訴前即因借款期滿而已取回本金之可能，此部分被害人究有無因其之合約期滿而已取回其投資本金之情形，亦與對秦朝添(或國磐公司)應沒收之犯罪所得之計算攸關，亦有調查之必要。原判決就上開各情尚未調查釐清，遽依秦朝添所陳報如附表七之三之與部分投資人和解償還投資借款資料，於扣除l,024萬1,872元後，而就所餘7,998萬6,068元宣告沒收、追徵，自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理由矛盾之違法。四、以上或為秦朝添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影響關於此部分相關事實之認定，本院無從自行判決，因認原判決關於秦朝添違反銀行法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貳、駁回(林肅諺、許徨舜、黃嘉偉[下稱林肅諺等3人])部分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於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林肅諺等3人有原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諭知其等無罪之判決，改判論處林肅諺等3人共同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刑法第31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刑(林肅諺、許徨舜均諭知附條件緩刑），均併為相關沒收等之宣告，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各該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對於其等3人否認犯行之供詞及所辯各語認非可採，亦詳加指駁與說明，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三、林肅諺等3人共同上訴意旨略稱： (一)其等對於參與國磐公司招募投資人所採如附表一、二所示投資方案之行為，均乏違法性意識，於擔任承攬業務前，曾經由瞭解違法吸金之法律見解，確認國磐公司提供之借款利率與民間互助會之利率相較，並無與本金顯不相當之情形，自無違法吸金之犯罪意圖。 (二)國磐公司之本件投資方案實為民間房屋多胎貸款，係先辦理抵押權設定予親友會員後才向會員借款，並非向不特定之人借款，其借款方式，必須先簽暫付款合約書、開立本票及12 0%超額抵押權擔保設定後，會員才匯款借貸給國磐公司，與銀行收受存款前並未先交付抵押品給存款戶之情形不同，國磐公司若無法提供抵押品給會員則無法向會員辦理借款，其提出之借款方案，均屬民間借貸關係，並非投資關係，會員資金移轉給國磐公司後，依法得以保本，若係投資，則資金移轉後，可能會血本無歸，與國磐公司提供之借款方案顯然不同。原判決認國磐公司之借款係違法吸收存款，顯有理由不備之違誤。 (三)依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記載及附表一之金猴運I資產管理服務項目所約定之「簽約年期」為1至3年不等，約定期滿可由貸與人領回借款本金，並由國磐公司取回本票及合約作廢，又稽之附表五所示「借款期間」欄所載，不乏有被害人之合約借款期間期滿日期早於檢察官起訴日期，似不無被害人已因合約期滿取回本金之情，若已取回本金，即已非行為人所取得或因行為人之違法行為而由第三人取得之犯罪所得，如何得對之剝奪宣告沒收?原審未就此被害人貸與國磐公司之本金有無已因合約期滿而取回之情形予以調查，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誤。　　四、 (一)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又銀行法第29條第1項規定之收受存款，依同法第5條之1規定，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同法第29條之1又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違反上揭規定，即屬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其所謂「收受存款」，依同法第5條之1規定，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而言。且「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同法第29條之1亦定有明文。基此立法規範，不論以任何名目，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均應以收受存款論，該當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項規範犯行。又所稱「與本金顯不相當」，則應參酌當時當地之經濟及社會狀況，如行為人向不特定人收受資金，且約定或給付顯然超額一般銀行定期存款之利率，即能使不特定人受該行為人提供之優厚利率所吸引，而容易交付資金予該行為人，即與該條所定要件相符。 (二)原判決認定林肅諺等3人上揭犯行，係綜合其等之部分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秦朝添、鄭奇恩、賴叡勳、李軍德、黃柏淯、黃嘉德、盧玟卉、賴駿樺、陳志強、廖國棻、邱喬玉、證人劉覲銘、范釋文、許玳齡、黃源興、鄭有妡、林政良、黃上華、洪薪祐、曾依平、于崇仁、蕭耀煜、潘柏辰、朱容辰、卓朝川、吳昊軒、吳佳琪、廖俊達等人所為不利於其等之證述，佐以卷附招攬會員名單資料、黃柏淯手寫組織人員名單、客戶紀錄表、國磐公司登記資料、網站網頁資料、國磐公司網路新聞報導資料、金猴運I資產管理服務項目、小資金猴運資產管理服務項目等借貸投資方案資料、金猴運I－ A1消費借貸契約書、金猴運I-C3消費借貸契約書、國磐公司金猴運、小資金猴運Q&A資料、國磐資產履約保證申請書，暨所列其餘證據資料及案內其他證據調查之結果，詳敘憑為判斷林肅諺等3人明知國磐公司負責人秦朝添以公司名義所從事之上開投資方案係屬違法吸金業務，仍接受秦朝添之招攬，林肅諺擔任北區雲起營業處業務經理、許徨舜擔任叡鼎營業處高雄辦公室業務主任、黃嘉偉擔任中區叡鼎營業處之業務經理，分別從事增員招攬、教育訓練轄下業務人員，及對外宣傳招攬客戶加入會員出資借貸投資參加本件投資方案等事務；其等於105年4月起至107年5月17日止間，共招募如附表五、六所示借貸投資方案之會員及借貸金額，以此方式非法經營銀行準收受存款業務，對多數人或不特定人吸收資金，共吸金總額總計達9,022萬7,940元。其等3人任職期間並各獲得如附表七之一、七之二所示之佣金、獎金所得；所為均該當與法人有特定關係之負責人秦朝添共同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構成要件，並依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成立正犯，復依調查所得，載敘林肅諺等3人以對外轉述投資方案內容予其他不特定人知悉之方式，擴大其招攬投資對象範圍，招攬其他不特定人投資之犯意及犯行，且其等所招攬投資之對象，不限於有特定關係之人，亦無任何資格、身分、條件、人數之限制，足見其等招攬投資之對象，不具特定性，為可得隨時增加之狀態，合於向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吸收資金之要件，且其等係在附表五、六投資時間所示之105年4月起至10 7年5月17日止間，反覆繼續為之，又係以如附表一、二所示高於當時銀行定期存款、定期儲蓄存款利率之不相當之利息，依一般社會觀念，堪認本投資方案所約定給付投資人之紅利，與本金顯不相當，已足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受此優厚利潤所吸引，難以抗拒而輕忽低估風險之程度，其等藉此向多數投資人吸收投資款，應以收受存款論；並對於林肅諺等3 人所稱係國磐公司與客戶間為借貸關係，利息相較於合會或民間借貸利息並無顯不相當，欠缺違法性認識，無違法吸金之犯意等辯詞，委無可採；其等3人如附表七之一、七之二所示之犯罪所得，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於其等個人實際之犯罪所得部分，扣除已償還被害人等之數額後，其等所繳交經扣案之犯罪所得應予沒收(林肅諺之犯罪所得4萬486 元、許徨舜之犯罪所得4萬847元均已自動繳交而扣案)；黃嘉偉之未扣案犯罪所得應予沒收、追徵等各情，其審酌之依據及取捨判斷之理由。而本件國磐公司之吸金方式有別於一般銀行收受存款型態，其簽暫付款合約書、開立本票及設定超額抵押權，均屬提供被吸金者更多本金及利息返還或取得之擔保而為，其意義更加強投資者因優厚利潤且有擔保而更願意提供資金之誘因，雖與民間借貸型態相近，究僅是迴避吸收投資資金名義之關係，無損於仍屬非法吸金之認定。原判決上開之認定，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核其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無所指理由不備之違法。至依附表五所示「借款期間」欄所載，縱或有被害人於合約借款期因合約期滿而已於本件起訴前取回之本金之情形，僅只影響秦朝添(或國磐公司)應沒收之未扣案之非法吸金犯罪所得金額之計算，究與林肅諺等3人係就其等個人實際獲取之佣金、獎金所得之犯罪所得(非直接向被害人非法吸金獲取之犯罪所得)之沒收等宣告無關。林肅諺等3人之上訴意旨並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五、林肅諺等3人上訴意旨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對於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已說明之事項，徒以自己說詞，任意指為違法，且重為事實之爭執，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應認其等之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段景榕法　官汪梅芬法　官許辰舟法　官何俏美法　官洪兆隆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黃慈茵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2024-11-20

TPSM-113-台上-2945-20241120-1

台抗

最高法院

強盜等罪聲明異議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2087號再抗告人陸彥合上列再抗告人因強盜等罪聲明異議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3日駁回抗告之裁定（113年度抗字第259 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再抗告駁回。理由一、數罪併罰於裁判確定後之聲請法院定其應執行之刑，專屬檢察官之職權，為維護受刑人應有之權益，刑事訴訟法第477 條第2項明定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得請求檢察官為定應執行刑之聲請，若經檢察官否准，乃檢察官拒絕受刑人對於指揮執行之請求，自須有救濟之途，應許聲明異議。於此，倘請求檢察官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之該數罪併罰案件，係各由不同法院判決確定時，究應由何法院管轄聲明異議案件，刑事訴訟法現制未為規定，參諸同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備具繕本，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因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目的在聲請法院將各罪刑合併斟酌，進行充分而不過度之評價，則其對檢察官消極不行使聲請權之執行指揮聲明異議，與檢察官積極行使聲請權具有法律上之同一事由，本於相同法理，自應類推適用同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管轄。二、本件再抗告人陸彥合前因強盜等罪，分別由不同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嗣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1年度聲字第590號裁定(下稱原定刑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4年10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1萬5仟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仟元折算 1日確定。嗣再抗告人以原定刑裁定所定之執行刑有責罰顯不相當情形，而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請求向法院聲請重新定應執行刑，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以民國113年3月26日雄檢信峽113執聲他547字第00000000 00號函復予以否准，因而聲明異議，指摘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基此，再抗告人就上開定刑裁定附表所示各罪之刑請求檢察官聲請向法院重新定應執行刑，上開各罪之犯罪事實之最後裁判法院，為原審法院，揆諸首揭說明，再抗告人以檢察官否准其上開請求之指揮執行為不當所提起之聲明異議，自應向原審法院為之，始屬適法。乃再抗告人竟向第一審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明異議，於法未合，第一審以無管轄權為由裁定駁回其聲明異議，原審予以維持而駁回其在第二審之抗告，核無不合。再抗告意旨謂原定刑裁定之程序，未保障其受刑人之權益，漏未檢送詢問其是否就羈押日數與( 併科)罰金部分為抵扣之意願表，且其所犯部分得易科罰金、部分得易服社會勞動及部分不得易科罰金亦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各刑，原不得合併定刑，檢察官於徵詢其是否同意合併定刑之程序有重大瑕疵及不自由之情事，致其權益受重大影響等語，並未具體指摘原裁定所認其聲明異議之法院管轄錯誤有何違法或不當，於再抗告程序方執別於原聲明異議意旨之理由再為爭執，應認其再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段景榕法　官汪梅芬法　官許辰舟法　官何俏美法　官洪兆隆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黃慈茵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2024-11-20

TPSM-113-台抗-2087-20241120-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624號上訴人劉奕辰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3 月2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5005號，起訴及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1758、24747、33451 號、同署112年度偵字第1162、29874、32636、4624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壹、原判決事實欄(下稱事實)一(即原判決後附「主文附表」編號1至6）部分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劉奕辰有事實一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下稱加重詐欺)、洗錢等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對告訴人邱政發犯加重詐欺罪部分(含沒收)、被訴指揮犯罪組織公訴不受理部分(即第一審判決11 2年度金訴字第780號附表一編號6、7邱政發部分及此部分犯罪所得之沒收、主文第三項公訴不受理部分)之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其如原判決後附「主文附表」編號1所示犯加重詐欺(尚犯洗錢)罪刑及為沒收、追徵宣告；並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如原判決後附「主文附表」編號2至6所示加重詐欺(尚犯洗錢)5罪刑及為相關沒收、追徵宣告之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載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各該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對於上訴人否認此部分犯罪之辯詞，如何不足採信，亦已依據卷內資料詳加指駁，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三、上訴意旨略稱：事實一部分，證人王琦媛係受「賓哥」之恐嚇、脅迫，方證述受其之指示而行事，有王琦媛民國113年5 月4日自白書為憑，王琦媛不利其之證述係屬虛偽不實，原審未究明王琦媛與「賓哥」間指示服從關係，就此部分逕依王琦媛之證述，認定其犯加重詐欺犯罪，有理由不備之違誤等語。四、按證據之取捨與證據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取捨判斷苟不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並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生判決違背法令之問題。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之部分供述，並參酌王琦媛之證述及其他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有加重詐欺、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其否認此部分犯罪之辯詞(陳稱：王琦媛加入「賓哥」詐欺集團之事，是王琦媛與「賓哥」間之事，與其無關等語 )，不可採信；皆依卷內調查所得之證據，於理由內說明其依憑論據。上訴意旨徒憑前詞，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又本院為法律審，不調查新證據，上訴人於原審判決後始提出王琦媛之113年5月4日自白書，自無從審酌。五、依上所述，本件此部分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又上訴人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固於113年7月31 日制定公布、除部分條文外，於同年8月2日施行。惟上訴人此部分所犯如原判決後附「主文附表」編號1至5(即事實一之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加重詐欺犯行獲取之財物未達新臺幣(下同)500萬元，依其增訂之規定(如同條例第43條高額詐欺罪、第44條第1項、第2項複合型態詐欺罪、第46條、第47 條自首、自白減輕或免除其刑等規定)，不論依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均不生法律實質變更之情形，非屬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自無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另所犯如原判決後附「主文附表」編號6(即事實一之附表一編號6)所示加重詐欺犯行獲取之財物(800萬元×2＝1,600萬元) 已逾500萬元，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之法定刑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較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罪之法定刑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為重，故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此部分仍應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論罪較有利於上訴人，原判決雖未及比較新舊法，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論處加重詐欺罪刑，於判決結果並無影響。又洗錢防制法雖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自同年8月2日施行(第6、11條除外)，因上訴人始終否認犯行，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經比較新舊法，固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 9條第1項後段規定，有利於上訴人，惟所犯一般洗錢罪與加重詐欺罪，依想像競合犯規定，係從一重之加重詐欺罪處斷，且不生輕罪封鎖作用，是上開洗錢防制法之修正，顯於判決結果並無影響，均附此敘明。貳、事實二、三(即原判決後附「主文附表」編號7、8加重詐欺之罪)部分一、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後段定有明文。二、上訴人於原審判決後，雖於113年4月18日具狀聲明不服，惟其於同年6月4日提出之刑事上訴理由狀，就原判決關於事實二、三(即原判決後附「主文附表」編號7、8)之犯罪部分有如何之違背法令，皆未敘及，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則其對此部分之上訴，自屬未具理由，難謂為合法，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段景榕法　官汪梅芬法　官許辰舟法　官何俏美法　官洪兆隆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黃慈茵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2024-10-08

TPSM-113-台上-3624-20241008-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100號上訴人林柏佑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4月18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金上訴字第1844號，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52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林柏佑有如其事實欄所載幫助洗錢、詐欺取財等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無罪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其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尚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刑，已載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就上訴人否認犯行之供詞及所辯認非可採，依所得證據予以論述及指駁。所為論斷，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三、上訴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修正後之法律是否有利於行為人，倘涉同一刑種之法定刑輕重，刑法第35條第2項(下或稱系爭規定)設有如何為抽象比較之方法，明定：「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即就同一刑種之輕重，盡先比較其最高度，於最高度相等者，再比較下限。惟倘新法降低舊法最高度之法定刑，卻同時增訂舊法所無之法定刑下限，於所處之刑已低於新法之法定刑下限之案型，盡先依系爭規定比較新舊法最高度法定刑之結果，反而於行為人不利。例如，舊法之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新法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於依舊法評價其罪責已處5月以下有期徒刑之案型，倘一律依系爭規定之方法，盡先比較新舊法之法定刑上限，擇其應適用之法律，以新法之法定刑上限降低而有利，然整體適用新法之結果，反應判處行為人6月以上有期徒刑，豈能謂於其有利？類此情形，倘逕依系爭規定之字面解釋，仍一律盡先比較法定刑上限，依比較結果所擇用之法律顯非同法第2條第1項所指最有利行為人之法律，則系爭規定與同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於體系上顯已相互牴觸，所定刑之輕重比較方法與所欲達成之憲法不利追溯禁止之立法目的(即禁止行為後立法者修正之刑罰效果，加重行為人處罰)間不具合理關連性。而等者等之，本質上相同之事物，即應為相同之處理。新舊法之最高度法定刑之刑度固然有別，惟就其於行為人有利與否之比較而言，均不具重要性則等同(換言之，在舊法之法定刑之上限為7年有期徒刑之情形下，已量處5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刑度，則在新法之法定刑上限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情形，在審酌相同及等質之量刑情狀下，自無量處5月以上有期徒刑之裁量餘地，故此時新舊法之法定刑上限規定，於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所欲達成之立法本旨，形成不具合理關連因素) 。則系爭規定所謂「最高度相等」，應依合憲法律解釋方法，認除刑度相等外，亦包含法律上評價相等者在內。前揭案型，新法法定刑上限之降低於行為人之利益與否既無足輕重，則新舊法之法定刑上限在法律評價上其本質即屬相等，自得逕用系爭規定後段，以有無法定刑之下限比較其輕重，定其有利與否之取捨。於前揭範圍內，本於前揭意旨解釋系爭規定，始得維繫其法效力，復無違憲法不利追溯禁止原則。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以下罰金。」(下稱舊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下稱新法)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經比較新舊法，新法之法定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前則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以法定刑上限盡先比較，新法有利，惟原判決就上訴人所處之刑(處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2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千元折算1日))低於新法之法定刑下限，其刑罰裁量亦無違反罪刑相當原則或其他瑕疵，揆之前引說明，應認新法降低舊法之法定刑上限，於其輕重比較不具重要性，法律上評價相同，即屬「最高度相等」，應依刑法第35條第2項後段，逕以新舊法之法定刑下限而為比較，顯以舊法有利於行為人。　　況上訴人自始否認犯行，就處斷刑而言，業經新法刪除舊法第14條第3項「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規定，則舊法之法定刑上限固為有期徒刑7年，其處斷刑範圍仍受本案洗錢罪之特定犯罪即(普通)詐欺取財罪之法定刑上限即有期徒刑5年之限制，亦與以經合憲解釋之刑法第35條第2項規定所為法定刑輕重比較結論相同。至本案另應適用之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係刑法上得減之規定，不問新舊法均同減之，於結論尚無影響。準此，比較修正前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新法對上訴人並非較為有利，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適用舊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原判決雖未及比較新舊法，惟其適用舊法規定衡酌量刑，結果於法尚無不合。四、上訴意旨略謂其因應徵工作，遭人詐騙而將其帳戶之存摺、提款卡交付不詳姓名之人，其無幫助洗錢、詐欺等語，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法或不當，係對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漫為爭執，且仍就單純事實再事爭辯，尚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依首揭之說明，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段景榕法　官汪梅芬法　官許辰舟法　官何俏美法　官洪兆隆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黃慈茵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2024-10-04

TPSM-113-台上-3100-20241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