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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531號上訴人吳俊億選任辯護人駱鵬年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21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原上訴字第336號，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611、2588、2878 、3920、671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吳俊億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理由一、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關於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吳俊億共同運輸第一級毒品（另想像競合犯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部分之科刑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二、科刑之判決書，須將認定之犯罪事實詳記於事實欄，然後於理由內逐一說明其憑以認定之證據，使事實與理由兩相一致，方為合法。倘事實欄已有敘及，而理由內未加說明，是為理由不備。又判決所載理由前後不相一致，或理由所為說明與事實之認定不相適合，均屬判決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自足構成撤銷之原因。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依毒品之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而於刑事政策上殊其管制手段，就運輸毒品罪，依其運輸毒品種類之不同，分別於該條例第4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為不同構成犯罪要件以及不同之法律效果（法定刑）。行為人違犯運輸毒品罪，究如何明知或預見所運輸毒品之種類？攸關法律之適用，事實審法院自應於判決理由內詳予載明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使事實與理由兩相一致，方為合法。經查：　㈠原判決事實認定：上訴人係因前次共同運輸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之行為進行順利（未據起訴），明知海洛因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1款所列管之第一級毒品，不得運輸，亦屬行政院依懲治走私條例授權公告所列之管制進出口物品，不得私運進口，竟於民國111年1月17日前不詳時間，與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再基於運輸第一級毒品及私運管制物品進口之犯意聯絡，以金志宏（業經判刑確定）先前已提供之收件地址，以「張文隆」名義為收件人，由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委由不知情之貨運業者，自馬來西亞運輸夾藏含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金屬螺釘包裹2個至我國境內，上訴人並於111年 1月17日前不詳時間，通知黃添義（業經判刑確定）上情（未告知此次毒品種類為海洛因)，黃添義、彭志偉（業經判刑確定）、金志宏主觀上均認為此次運輸之毒品亦為愷他命，復基於運輸第三級毒品及私運管制物品進口之犯意聯絡，由黃添義通知彭志偉，彭志偉再通知金志宏領貨，嗣該夾藏海洛因之包裹於111年1月18日晚間10時許，運抵我國境內，經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人員會同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開箱查驗發現，並將其內夾藏之海洛因扣押在案，再將原包裹 2個交由貨運業者派送，而查獲金志宏等情（見原判決第2、 3頁）。倘若確屬無誤，扣案包裹既係由不詳姓名之人委託運送來臺，且上訴人亦自始否認犯行，則上訴人究係如何「明知」其內夾藏之毒品為海洛因？仍有不明。亦即上訴人何以係「明知」扣案包裹內夾藏海洛因？或者其心中對此有無「預見」且「容任」其發生，而存有不確定故意之主觀犯意？均未見原判決詳加調查明白，並敘明此部分認定所憑之依據及理由，自嫌證據調查職責未盡且理由不備。　㈡原判決理由亦說明：參酌卷內彭志偉與金志宏、彭志偉與黃添義之對話紀錄，確有渠等所稱之第一次運輸愷他命行為存在，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金志宏、黃添義、彭志偉於本次行為存有運輸第一級毒品之不確定故意之主觀犯意，審酌金志宏、黃添義、彭志偉之供述及上述客觀事證，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原則，應認金志宏、黃添義、彭志偉於本案行為，主觀僅認知為運輸第三級毒品愷他命，而不成立運輸第一級毒品罪等旨（見原判決第10頁）。且核之卷內資料，黃添義於第一審係證稱：這次是第2次運輸毒品，上訴人突然跑來跟我講，我就跟彭志偉聯絡，然後請彭志偉去聯絡金志宏，上訴人跟我說報酬跟上次一樣，…上訴人沒有說第2次包裹裡面是什麼，只有說跟上次一樣，上訴人是跟我說對方已經寄出了，就是跟上次一樣的地址，只是這次收貨人的名字是「張文隆」等語（見第一審原重訴卷二第 207至211頁)。上情如果為真，原判決係因上訴人與黃添義、彭志偉、金志宏先前運輸之毒品為愷他命，始認定黃添義、彭志偉、金志宏等人本次主觀僅認知為運輸愷他命，則上訴人倘未告知黃添義此次毒品種類為海洛因，何以又認定同樣參與第一次運輸愷他命犯行之上訴人，係「明知」本案為運輸海洛因？原判決未為必要之論敘、說明，理由尚有欠備及矛盾，而難昭折服。　㈢卷查，警方已依黃添義、彭志偉所供本案係經由上訴人介紹，受臉書暱稱「明天」之男子委託進行毒品運輸行為，調閱臉書註冊資料查知「明天」（或天哥）之真實姓名為「蘇○ ○」（姓名年籍詳卷，見偵字第6713卷第133、134頁），並已提示其相片經上訴人指認無誤（見同卷第166頁背面），若果該「蘇○○」確係本案之委託者，其後續偵查結果如何？有無傳喚調查之可能？亦與上訴人本案主觀上運輸毒品犯意之認定攸關，自有詳加調查釐清之必要。惟原判決僅稱「蘇 ○○」於本案從未到案，實難認已經「查獲」等旨（見原判決第23頁），未進一步調查及說明，遽行判決，亦嫌有證據調查職責不盡及理由未備之違誤。三、以上係上訴意旨所指摘，且原判決上開違背法令之情形，影響於本件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將原判決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判。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劉興浪法　官黃斯偉法　官高文崇法　官蔡廣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盧翊筑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2024-10-04

TPSM-113-台上-3531-20241004-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733號上訴人莊智勝選任辯護人王品懿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金上訴字第615、616 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0510號，11 2年度偵字第1742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12年度偵字第21104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理由一、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莊智勝有其事實欄所載，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不確定故意，加入暱稱為「阿弟仔」之吳銘偉所屬詐欺集團，擔任車手工作，並提供自己所申辦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及臺灣銀行2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並共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以其附表一所示方法，詐欺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之人，致其等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其他人頭帳戶，再層轉至本案帳戶後，由上訴人將匯入本案帳戶之詐欺所得財物領出交由吳銘偉轉交其他詐欺集團成員，而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論上訴人以刑法第339 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下稱加重詐欺）5罪刑之判決，改判仍論上訴人加重詐欺5罪刑（均想像競合犯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編號1 部分另競合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均依累犯加重其刑，分別處有期徒刑1年10月、1年4月、1年1月、1年5月、1年2月），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2月；固非無見。二、惟：㈠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係本院最近統一之見解。是如檢察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顯係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之必要，審理事實之法院自不能遽行論以累犯、加重其刑，否則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依卷附起訴書所載，檢察官起訴時並未提及上訴人犯罪前科之事實，亦無任何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主張；又依第一審審判筆錄，檢察官於第一審審判期日經第一審審判長詢以：「對於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有何意見?（提示並告以要旨）」時，答稱「無意見」，復於審判長諭知請檢察官、被告（即上訴人）針對量刑部分、有無加重或減輕事由，是否依法加重減輕、科刑範圍進行辯論及意見陳述時僅稱：「被告行為雖實屬不該，助長詐騙集團猖狂，並斟酌對被害人財物的傷害，但請鈞院考慮被告病情，作為量刑的參酌，且被告已坦承犯行，請作為犯後態度的考量」（見第一審卷第485至496頁），是檢察官於起訴迄至第一審審判時，就上訴人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並未為任何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第一審判決未依刑法第47 條第1項累犯規定加重上訴人之刑，僅將上訴人之前科紀錄作為刑法第57條量刑審酌之不利因子，本無違誤（見第一審判決第6、7頁），又本件第一審判決後，僅上訴人提起第二審之上訴，檢察官並未為上訴人之不利益上訴第二審，依前揭說明，原審不得逕行改判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上訴人之刑。乃原判決以第一審判決未依累犯規定對上訴人加重其刑為撤銷理由之一，撤銷改判後逕依累犯加重上訴人之刑，自有未合。又原判決以本件尚有其他第一審未審酌之有利因子而未諭知較重於第一審之刑，惟就前開累犯之加重，於法仍有違誤。㈡科刑判決，除認定犯罪事實外，亦應認定足影響科刑結果之科刑所憑事實，然後敘明其認定所憑之證據及理由；否則，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想像競合犯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僅因法律規定從一重處斷科刑，而成為科刑一罪，法院於決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作為裁量之準據，惟具體形成宣告刑時，亦應將輕罪之刑罰合併評價。基此，除非輕罪中最輕本刑有較重於重罪之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須以輕罪本刑形成處斷刑之情形以外，則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若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 條或第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本件上訴人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明定：「犯前二條之罪（按，含一般洗錢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依原判決之載敘，上訴人於原審答辯稱其於民國113年3月28日主動前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報案時，同時供稱其於108年3月7日至3月21日陸續交付包含本案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其密碼）予劉定南並陸續依指示領錢出來給詐欺集團成員，有申告自己擔任詐欺集團車手之意，應符合自首之要件乙節，與原審調得之上開警詢筆錄內容大致相符，雖原判決因其供述內容，認定上訴人不符合主動申告自己犯罪之自首要件（見原判決第12頁），然若上訴人果有前開答辯且確有前開供述，則上訴人是否於偵審期間至少有一次之自白？即非無疑。法院於審理期間本宜再予闡明，以為正確之量刑評價。此攸關原判決就上訴人所犯一般洗錢罪部分，有無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所定之偵查或審判中自白情形，而得據以為量刑之有利因子，自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原判決未併為認定說明，非無判決理由未備之違法。三、綜上，本件上訴意旨所指摘關於量刑相關事實之認定部分，非全無理由，因第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定之事實為判決之基礎，原判決前揭違背法令影響於量刑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又原審判決後，所適用行為時之加重詐欺及一般洗錢規定部分，於113年7月31日分別新制定公布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以及修正洗錢防制法，並均新增或修正前開罪名部分之自首、自白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且修正相關沒收規定，除洗錢防制法第6條、第11條外，俱於113年8月2日施行，案經發回，應注意有無新舊法比較之適用。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莊松泉法　官李麗珠法　官陳如玲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陳廷彥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2024-10-04

TPSM-113-台上-3733-20241004-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163號上訴人 A1（名字、年籍及住址均詳卷）選任辯護人吳家輝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2年12月28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2892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7770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理由一、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認定上訴人A1（名字詳卷）有其事實欄所載在其○○市○○區住處（址詳卷），基於不確定故意，以針孔攝影機拍攝A男（姓名詳卷，為7歲以上未滿12歲兒童）裸露生殖器隱私部位之沐浴過程畫面犯行；經比較新舊法，乃從一重論處上訴人犯修正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以下稱本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被拍攝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影片罪刑（共2罪，均想像競合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固非無見。二、惟按：　㈠司法院釋字第623號解釋理由書揭示：「兒童及少年之心智發展未臻成熟。...『性剝削』之經驗，往往對兒童及少年產生永久且難以平復之心理上或生理上傷害，對社會亦有深遠之負面影響。從而，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從事任何非法之性活動』，乃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等旨。又我國雖非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簽約國，但於民國103年6月4日公布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同年11月20日施行），將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內國法化。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本條例全文（原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1條規定：「為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心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條例。」立法理由說明：「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遭致性剝削，乃普世價值。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4條及《兒童權利公約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製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透過利益（如現金、物品或勞務）交換而侵犯兒童少年與其權利，即是對兒童少年之『性剝削』。原條文用語『性交易』修正為『性剝削』。」明確規範不容許兒童或少年放棄或處分上述基本人權，以免因任何非法之性活動而遭致性剝削之旨，並確立「性剝削」之概念較「性交易」為廣。而「性剝削」，依本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指下列行為： ⒈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⒉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⒊拍攝、製造、重製、持有、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販賣或支付對價觀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⒋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或其他類似行為。即任何以金錢換取兒童或少年提供性活動，或利用兒童或少年欠缺經驗甚至無知，使其獲得不符合期待之對價，或使兒童或少年遭到成人性目的之利用，此等含有在不對等權力地位關係下，對兒童或少年以身體或性自主意識來滿足剝削者權力慾望之性活動，皆屬對兒童或少年之性剝削。㈡本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所列之罪，依其文義及體系解釋，乃係以行為人對被害人施加手段之強弱，以及被害人自主意願之法益侵害高低程度之不同，而予以罪責相稱之不同法定刑，並於同條例第43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適當調節機制以資衡平，為層級化規範，使規範密度周全，以達保障兒童及少年權益之立法目的，並符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之憲法要求。行為客體即所拍攝、製造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其中「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依修正理由，指性影像以外，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而「性影像」，依刑法第10條第8項規定，指影像或電磁紀錄含有以下5類內容：⒈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為。⒉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使之接合之行為。⒊性器或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⒋以身體或器物接觸前款部位，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⒌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其第5類之「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係性影像之概括規定，自應相類於前4種性影像始足相當，司法院釋字第617號解釋文有關「猥褻」內涵，「指對含有暴力、性虐待或人獸性交等而無藝術性、醫學性或教育性價值之猥褻資訊或物品為傳布，或對其他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而令一般人感覺不堪呈現於眾或不能忍受而排拒之猥褻資訊或物品」、「所謂猥褻，指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其內容可與性器官、性行為及性文化之描繪與論述聯結，且須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者為限」，自足資為判斷之依據。是法院於具體個案審查是否屬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或促成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應本諸上揭法律規定及保障兒童或少年權利及保護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立法目的，並以行為人所為，是否為資源掌握者基於不對等權力地位壓榨下，為性影像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作為性剝削之判斷標準。㈢原判決援引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以針孔攝影機偷拍A男裸露生殖器隱私部位之沐浴畫面（見原判決第5頁第24列、第3 0列），說明上訴人「拍攝A男裸露生殖器影片之整體特性， ...客觀上足以刺激或引起性慾及引發羞恥感」、「其影片內容衡情當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侵害性之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應屬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影像」（見原判決第8頁第13至31列）。惟上訴人在其住處浴室裝設針孔攝影機「偷拍」A男沐浴行為，A男並不知情，上訴人之「偷拍」行為，是否係立於資源掌握者之地位，基於不對等之權力關係，對A男施加手段所拍攝，而與「性剝削」含有不對等權力地位關係下之壓榨意涵相符？原判決未為說明。又稽之卷內第一審111年12月22日勘驗上訴人針孔攝影之電磁紀錄勘驗筆錄，依截圖照片顯示，上訴人係將針孔攝影機安裝在浴室浴缸上方天花板內（似為排風孔），影像畫面係由上而下。110年7月10日21時57分至同日22時1分：「燈光亮起，錄影畫面出現一名全身未著衣服之男童〈乙男，即A男〉，乙男走進浴缸內，錄影畫面左側出現兩名女子與另一名嬰兒，兩名女子為嬰兒沐浴，鏡頭未能拍到嬰兒之身體，鏡頭由上而下對著浴缸的位置拍攝」、「乙男於浴缸內洗澡，多為背向鏡頭，未清楚拍到乙男生殖器之畫面」、「乙男於浴缸內洗澡，錄影畫面左側有兩名女子於浴盆旁為嬰兒沐浴，鏡頭拍到嬰兒的上半身」、「鏡頭拍到乙男之生殖器」。110年7月17日22時58分至同日23時2分：「乙男在浴缸內洗澡，畫面左側有一名男子（甲男，即上訴人）在浴盆旁為嬰兒沐浴，鏡頭有拍到嬰兒之身體，之後一名女子走進浴室，女子抱嬰兒離開浴室」、「乙男一邊洗澡一邊與甲男聊天」、「甲男離開浴室，乙男持續洗澡，此時鏡頭有多次拍到乙男側臉，另鏡頭由上而下拍到乙男臉部」、「乙男躺在浴缸，鏡頭拍到乙男之正臉及生殖器。之後有一名女子進入浴室如廁」等情，有第一審勘驗筆錄及截圖照片存卷可稽（見第一審不公開卷第133至151頁）。A男裸露身體，係沐浴之當然結果，且無姿態淫蕩、刻意強調性器官或有性暗示情事，過程中或有2名女子（即上訴人之配偶及其妹妹），或上訴人同時在浴室為嬰兒洗澡，A男並有邊洗澡邊與上訴人聊天情形，顯示A男並無羞於裸露身體，家庭成員亦以平常心面對。綜合A男之沐浴過程整體特性而為觀察，參酌現時社會一般觀念，A男之裸露身體，客觀上是否有施以足以誘起他人性（色）欲之舉動或猥褻行為，可與性器官、性行為及性文化之描繪與論述聯結，而屬「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影像」？非無研求餘地，原判決就此未為說明，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三、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有理由不備等違背法令，尚非全無理由。又第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刑事訴訟法第39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原判決上述違背法令，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從為適用法律當否或刑之量定是否妥適之判斷，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劉興浪法　官蔡廣昇法　官高文崇法　官黃斯偉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鄭淑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2024-10-04

TPSM-113-台上-2163-20241004-1

台上

最高法院

傷害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1669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賴正聲被告高靖偉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0年12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0年度上訴字第3339號，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67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理由 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謂：被告高靖偉因告訴人林正祐就網路遊戲積欠其友人林奇宏（業經第一審判處罪刑確定）新臺幣 1萬元未還，且得知王薏婷（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邀約告訴人至○○市○○區○○路00號會面，被告旋與林奇宏、何渙茗（原名何清峰，業經第一審判處罪刑確定）及其他4名真實姓名、年籍均不詳之男子，於民國108年8月24日晚間9時50分許，搭乘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A車）至該處，見告訴人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B車）搭載友人張晏晨、游雅婷及周朋芊（下稱張晏晨等3人）前來，何渙茗先敲打副駕駛座車窗，確認車內乘客身分，被告、林奇宏、何渙茗與4名不詳男子即共同基於傷害及強制之犯意聯絡，繞至車輛左側，開啟車門將告訴人自駕駛座拖出，分別以徒手及持棒球棍、高爾夫球桿，合力圍毆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頭部鈍傷、撕裂傷、損傷及左側性後胸壁挫傷等傷害，復徒手勒住告訴人頸部，欲將告訴人強拉上車，解決前述債務糾紛，以此方式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及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惟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上開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被告傷害罪刑部分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固非無見。 惟按：㈠證據之證明力如何，雖屬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之職權，然其所為判斷仍應受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支配，非可自由任意為之，且法院應斟酌調查所得之各項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而為綜合判斷，不得僅將卷內各項證據，予以割裂觀察而單獨評價，否則即不合於論理法則，如遽行判決，即有違誤。又補強證據乃為增強或擔保實質證據證明力，而用以影響實質證據證明力程度之證據，是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只須補強證據與證明主要事實存否之實質證據相互利用，綜合判斷，能保障實質證據之真實性，並非屬虛構者，即屬充分。另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㈡原判決認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無非係以林奇宏已供述被告未參與本案犯行；且告訴人就被告有無強拉其上車，或為肯定供述，或稱因遭毆打，記不清楚誰拉其上車等語，前後所述不一。而檢察官所提監視器檔案，並無被告參與毆打或強拉告訴人之畫面；張晏晨等3人或稱：無法看清楚何人圍毆告訴人，或僅稱：除何渙茗外，其他人也有毆打告訴人各等語，均未明確指認被告參與本案犯行。另何渙茗雖指證被告持棍棒毆打告訴人，並想將告訴人拉上車等語，惟此非無可能為其推諉自身罪責之詞。至湯偉誠持為兇器之高爾夫球桿雖係被告所有，惟難謂其無未經被告同意，自行攜帶下車之可能。因認被告辯稱：僅下車觀看，並未參與或助勢等語，可以採信，而為有利被告之認定。然案發當天，被告與林奇宏、湯偉誠、另名男子（下稱林奇宏等3人）及一名女子原駕車欲至新莊用餐，惟因林奇宏接獲何渙茗來電表示找到告訴人，其經徵得被告、湯偉誠等人同意，而改變行程先去接何渙茗再至案發地（基隆）向告訴人索債，林奇宏並向車內之人陳稱：一直找不到告訴人，好不容易何渙茗幫忙找到等語。一行人抵達案發地後，將車停在 B車前方，先由何渙茗下車敲B車之車窗，待告訴人下車後，被告與林奇宏等3人亦下車，並朝同一方向前行。接著，告訴人即遭A車下車之人或持高爾夫球桿，或持棍棒圍毆及欲強拉上A 車。嗣被告、林奇宏等3人與何渙茗見警方據報到場，始搭乘A 車離開現場等情，有告訴人、張晏晨等3人、林奇宏之證詞（見偵字卷第22、42、27、48、52、144、152至153、163頁、第一審訴字卷第126、131、139至141、146頁），及第一審勘驗案發地點附近所設監視器錄影檔案之勘驗筆錄、監視器畫面擷取照片、診斷證明書、遺留案發現場之高爾夫球桿照片可徵（見偵字卷第55、77、79頁、第一審訴字卷第119至120、171至1 89頁）；另告訴人與張晏晨等3人始終證稱：告訴人一下車，就遭A車下來之一群人衝過來圍毆及欲強拉上車等語；而湯偉誠持以毆擊告訴人之高爾夫球桿為被告所有，該球桿原放在被告之父交由被告使用之A車內等情，亦據被告供承在卷（見第一審訴字卷第145頁）。上情如若均無訛，被告抵達案發地前，似已知此行之目的係索債，惟其抵達後不僅下車，並與林奇宏及攜帶高爾夫球桿之湯偉誠等人一同朝告訴人方向衝去，而非站在原地等候，且見警方據報到場，即與林奇宏等3人及何渙茗聯袂逃離現場。如此，能否謂被告在車行至案發地途中，未曾與林奇宏等3人及何渙茗商談以何方式向告訴人索債？其與林奇宏等3人及何渙茗間，就本件傷害及妨害自由之犯行，並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前述各情，是否不足為告訴人指稱：A車下來的人每個人都有動手；被告、林奇宏、何渙茗都有毆打及要強拉其上車等語（見偵字卷第27、162頁），及何渙茗所供：被告有拿著棍棒毆打告訴人等詞（見第一審訴緝卷第69、70頁）之補強證據，似非無疑。乃原判決就上開疑點未進一步審究及為必要說明，僅因監視器所設位置無法攝錄本案全部過程，及張晏晨等3人在混亂中，難以清楚辨認所有行兇者之長相，而明確指認被告，即以告訴人、何渙茗歷次供述未盡一致，且卷內亦無足佐其等不利於被告陳述之補強證據，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自嫌速斷。 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尚非全無理由，而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關於傷害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又起訴書雖認被告被訴強制部分與傷害部分應分論併罰，且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惟倘均屬有罪，該強制罪與傷害罪間究屬想像競合犯裁判上一罪，抑或犯意各別，應分論併罰，尚待原審調查審認，事實仍屬不明，無從先行單獨確定，爰併予發回。另本件傷害罪，雖屬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23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2款所列之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案件，惟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6第2項所定：「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五月三十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原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已繫屬於各級法院者，仍依施行前之法定程序終結之。」本件於前述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第一審法院，依上述說明，自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張永宏法　官江翠萍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2024-10-04

TPSM-111-台上-1669-2024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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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145號上訴人葉芳伶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15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原上訴字第69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08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之不當科刑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從一重論處上訴人葉芳伶共同犯（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共3罪刑（均相競合犯普通詐欺取財罪），各處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所示之宣告刑，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6萬元。已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敘明認定上訴人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犯行之得心證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尚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三、上訴意旨略以：㈠關於金融機構等對個人之信用貸款方式，已有簡便申貸之線上簽約機制，毋庸當面對保，且就信用評分之實際還款能力，亦有其各項判斷標準存在，是就提升財力證明並非詐欺行為，而係時下數位金融時代常見之貸款評估方式。原判決遽以上訴人製造虛假不實金流非屬正當用途，係作為行騙之詐欺手法，據以認上訴人透過集團成員提升財力證明有不法動機，顯見原判決對於現代數位金融核貸趨勢為無紙化、線上化，及個人信用評分判斷標準並不了解，因而誤認詐欺集團成員協助上訴人提高信用分數係出於不法目的。其所為認定有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並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㈡原判決節錄上訴人於LINE之對話紀錄，並僅以失去原意之片段對話自為解釋，逕認上訴人有故意掩飾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不確定故意，實有證據調查未盡之違誤。㈢原審未衡酌上訴人於本案發生前，全無犯罪前科紀錄之素行，且為家中重要經濟來源，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及本件犯罪情形、有無再犯可能等情狀，逕判處有期徒刑6月以上之刑，難謂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公平原則，故應將原判決撤銷發回重審，俾上訴人得戮力向被害人協商賠償其等所受損害。四、惟：　㈠原判決就上訴人之犯行，已說明如何依據上訴人之部分供述、證人徐士翔、如附表所示各被害人之證詞，並佐以本案各銀行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存摺封面、內頁照片、提款單據、貸款網站、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取畫面等證據資料而為認定，復對於上訴人在原審所為略如第三審上訴意旨否認犯罪之辯解，係如何不足採予以指駁之旨，核無上訴意旨㈠、㈡所指之違法。㈡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即難謂違法。原判決已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上訴人正值青壯，當能判斷其所為之犯罪，極可能致被害人之積蓄化為烏有，且難以追查，並助長詐欺集團之猖獗，竟仍因經濟壓力有貸款需求而為本案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再衡以迄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及被害人所受損害之程度、上訴人在本案整體犯罪流程中所位居之角色等一切情狀，所量處之各宣告刑；並以本件所犯各罪，均係同一之犯罪類型，犯罪時間相近，所侵害之法益種類、犯罪情節、手段相似，乃依多數犯罪責任遞減與罪刑相當原則，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併科罰金6萬元。經核原判決所為量定之刑，於法均無不合。㈢按犯罪行為後，處罰之刑罰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有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可資參照。準此，行為人犯罪後，關於處罰犯罪之法律如有變更，必以變更後之規定有利於行為人者，始例外適用上開但書之規定，依最有利之法律論處；是若整體觀察行為後之法律，與行為時法比較結果，並未更有利於行為人者，自應回歸本文即前段之原則規定，適用行為時之法律。查本件原審判決後，所適用之洗錢防制法已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條、第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其中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移列為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而依原判決之認定，上訴人並無自首且始終否認犯罪而無於偵查及歷次審理中均自白犯行等情形，則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上訴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仍應適用行為時法，原判決雖未及說明此部分之比較適用，於判決結果尚不生影響。五、上訴人之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憑其個人主觀意見，指摘原判決違法，應予撤銷發回等語，係就原審採證認事適法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為爭執，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綜上，應認上訴人對得上訴第三審之洗錢罪名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上訴人所犯前揭得上訴第三審之洗錢部分，上訴既不合法，而從程序上駁回，則與該罪有想像競合犯關係而經第一審及原審均認為有罪之普通詐欺取財罪名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5款不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且無同條項但書例外得上訴第三審之情形，本院即無從併予審判，應併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李麗珠法　官陳如玲法　官莊松泉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淳智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2024-10-04

TPSM-113-台上-3145-2024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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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511號上訴人楊清旭（原名楊宗興）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1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77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15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理由一、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楊清旭有其事實欄所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刑及沒收（追徵）宣告之判決，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二、惟按：㈠審判中之勘驗，係由法院、審判長或受命法官直接透過感官知覺作用，觀察受勘驗物體狀態或場所之一切情狀，就其體察勘驗標的所得之認知，藉以查驗或發見證據資料，而為判斷犯罪情形之調查證據方法，憑此依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作成之勘驗筆錄，為法定適格之證據，法院依同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宣讀或告以要旨，完成證據調查程序，始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基於勘驗內容不免帶有行勘驗法官個人對於事物或現象之認知判斷，故刑事訴訟法第219條準用第150條第 3項規定，法院於行勘驗時，如無法定例外情形，應賦予當事人、辯護人等在場之機會，隨時為必要之陳述、辯明，旨在尊重當事人之程序主體性，兼及維護被告之辯護依賴權，並確保勘驗程序之公正，期使勘驗結果趨於客觀，用昭公信。法院如就合議庭、審判長或受命法官直接透過感官知覺作用，就體察所得之認知逕採為裁判之基礎，即應依上開規定踐行勘驗程序及製作筆錄，並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及辯論程序，始為適法。倘未依上開規定踐行相關程序，逕採為判斷事實之依據即與上開證據法則有違。㈡原判決係以證人劉加勝、洪先吉（下稱劉加勝等2人）於第一審之證言資為本件科刑判決之部分論據，然於原審，上訴人及其辯護人以書狀及言詞主張第一審於傳喚劉加勝等2人到庭作證時，係逕命本件隔離訊問，未依刑事訴訟法第169條規定予上訴人在場對質詰問劉加勝等2人之機會，聲請傳喚劉加勝等2人等情（見原審卷第28、105頁），原判決雖以第一審對劉加勝等2人行交互詰問調查證據前，經辯護人表示請求證人隔離訊問，審判長即諭知：本件隔離訊問，上訴人請暫出庭外，檢察官、辯護人交互詰問劉加勝等2人完畢後，審判長即諭知上訴人入庭，告以劉加勝等2人所述之證詞後，詢問上訴人有何意見，上訴人即表示「他們是請我去幫忙他們跟黃文輝拿，他們找不到他的人」，均未就未自行對質詰問事項表示異議，並同意續行辯論程序，有第一審審判筆錄在卷可參，並經調閱第一審錄音光碟核實，顯已保障上訴人之對質詰問權，另敘明參照原審勘驗筆錄，第一審於劉加勝等2人交互詰問完畢後，詢問有無意見時，上訴人同意於當日進行辯論，因認無再行傳喚劉加勝等2人之必要等旨（見原判決第3頁第2至15行、第8頁第2至5行）。然卷查，稽之第一審審判筆錄所載，第一審於訊（詰）問劉加勝等2 人時，上訴人係暫退於庭外，由檢察官為主詰問，其第一審辯護人為反對詰問，於訊（詰）問完畢後，審判長命上訴人入庭，僅詢以對今日劉加勝等2人所言有何意見，待上訴人、辯護人及檢察官表示意見後，審判長再行補充訊問洪先吉完畢，即諭知：證人均請回。進行卷證提示（見第一審卷第 77至88頁）。倘若無訛，審判長諭知上訴人入庭後，並無所載「告以劉加勝等2人所述之證詞」，予以未在場之上訴人對質詰問劉加勝等2人之機會，亦無上訴人及其辯護人「同意續行辯論程序」等相關記載，原判決上開說明所引之第一審審判筆錄資料，即與卷證不符，而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誤。至上揭原審民國113年5月13日勘驗筆錄，係於原審113 年4月25日辯論終結後始由受命法官勘驗第一審審判筆錄錄音光碟，並無通知上訴人及其辯護人使其等有在場之機會（見原審卷第110頁、第127至129頁），自亦無從於其審判期日提示予檢察官、上訴人及辯護人表示意見及辯論其證明力之機會，原審猶以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作為判斷之依據，並據為不利上訴人之認定，所踐行之訴訟程序自有瑕疵，並有採證違背證據法則之違法。三、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而原判決上開違背法令，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段景榕法　官洪兆隆法　官許辰舟法　官何俏美法　官汪梅芬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陳珈潔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2024-10-04

TPSM-113-台上-3511-20241004-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藥事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5066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王全成被告蕭允棟上列上訴人因違反藥事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2年8月22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863號，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89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理由一、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論處被告蕭允棟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罪刑及諭知沒收之判決，變更檢察官所引起訴法條改判論處被告犯轉讓禁藥罪，固非無見。二、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卷內存在有利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應一律注意，並綜合調查所得之一切證據，本於職權定其取捨，依其確信而為事實之判斷，將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於判決內詳為說明。且此項自由判斷之職權運用，應受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支配，倘將各項證據予以割裂，分別單獨觀察判斷，即不合於論理法則。又供述證據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事實審法院非不可基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卷證資料，作合理之比較，取捨定之。若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復有佐證可供審酌時，即非不得予以採信，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又購毒者關於被告販毒之指證，固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惟此項補強證據不以證明販賣毒品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無論是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只須與購毒者之指證具有相當之關聯性，經與購毒者之指證綜合判斷，已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者，即足當之。三、原判決係以被告於原審坦承轉讓禁藥犯行，核與證人黃宏銘於偵查及第一審之證述大致相符，為其論處被告犯轉讓禁藥罪刑之主要論據。有關檢察官起訴主張被告涉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亦說明其理由，略以：被告固於偵查中就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名表示認罪，且於第一審及原審不爭執交付毒品之客觀事實，然主張僅構成轉讓禁藥罪，自難僅以被告對於法律評價為相異陳述之自白，遽認被告於偵查時自白販賣毒品與事實相符；又法院原係對購毒者「阿銘」（指黃宏銘）持用之行動電話相關門號核發通訊監察書，在該合法通訊監察期間所得黃宏銘與被告間交易毒品之通訊內容，仍屬另案監聽，卷內又查無警局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第1項但書規定，於發現後7日內補行陳報法院，且經法院審查認可為證據之相關資料，故該通訊監察所得內容，並無證據能力，縱黃宏銘於偵查中具結證述向被告購買毒品，仍欠缺補強證據，無足認定被告有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認應變更檢察官所引起訴法條審判等語。然查，被告業於偵查時坦承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及黃宏銘當天撥打電話向其拿甲基安非他命，要其向綽號「西瓜」之友人（下稱「西瓜」）收取價款，嗣已交付價值新臺幣（下同）2千元之甲基安非他命予黃宏銘等事實（見偵查卷第55頁）。且經第一審勘驗被告該偵訊錄音結果，認係基於自由意思所為陳述，並無受不正訊問之情事（見第一審卷第95至97頁）。而黃宏銘於檢察官訊問時亦具結證述：其向「西瓜」洽購甲基安非他命，已交付2千元予「西瓜」，並依「西瓜」指示打電話聯絡被告，而依約向被告取得甲基安非他命2小包，嗣後因認數量不足，再度電話聯絡被告，但之後未再見面，與被告交易毒品只有這一次（見偵查卷第71頁），嗣於第一審進行交互詰問，依人證之調查程序為調查，使被告有與證人對質及詰問先前陳述瑕疵之機會，猶證稱：2包甲基安非他命價格共2千元，其係跟被告說「我要買」，但因被告交付之毒品重量不足，其跟被告說不OK，是量太少等語（見第一審卷第153、154頁）。雖黃宏銘對於其已否交付2千元價金一事，於第一審改稱：沒有等詞。仍就此緣由陳稱：因其跟被告說該2包（毒品）重量太少，被告就說不收錢，請其吃等語（見第一審卷第153頁）。如若無訛，黃宏銘對於其於案發時間與被告議定以2千元之價格購入甲基安非他命2包，已由被告出面交付毒品完畢之基本事實，前後所述並無二致，且與被告於偵查中坦認之說詞無違。以上情形倘與被告於偵查中基於自由意思坦認犯罪之相關陳述相互利用，綜合判斷，是否仍無足補強或擔保黃宏銘所述上情之真實性？又縱令黃宏銘於第一審改稱尚未支付本件毒品交易價款2千元，是否不影響所述毒品交易已因被告交付毒品而完成等主要事實之判斷？乃原判決未就被告與黃宏銘之先後說詞，深入研求勾稽，綜合判斷，並為合理之比較說明，論究黃宏銘與被告前後或彼此有異之相關說詞，何者為可採，並釐清其實情如何，即切割案內事證，單獨針對被告前後自白內容相異、黃宏銘於偵查中指述其向被告購買毒品各情欠缺補強證據為佐等項，割裂判斷，逕撤銷第一審論處被告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刑及諭知沒收之判決，經變更起訴法條後，改判論處被告犯轉讓禁藥罪刑，其取捨證據及判斷證明力之職權行使，難認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併有理由未備之缺失。四、以上或為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前述違誤影響於事實確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林瑞斌法　官林英志法　官黃潔茹法　官高文崇　　　　　　　　　　　　　　　　　法　官朱瑞娟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明智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2024-10-01

TPSM-112-台上-5066-20241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