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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詐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630號上訴人王瑞謙選任辯護人曾浩銓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金上訴字第868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1823號，112年度偵字第18279、189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王瑞謙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加重詐欺、洗錢及違反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各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共4罪刑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各該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並就上訴人否認犯行之供詞及所辯各語，如何為不可採信之理由，予以論述及指駁。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之傳聞同意，乃基於當事人進行主義中之處分主義，藉由當事人同意（第1項明示同意；第2 項默示同意或稱擬制同意）之解除行為，與法院之介入審查其適當性要件，將原不得為證據之傳聞證據，賦予其證據能力。所謂經當事人同意作為證據者，當係指當事人出於知有傳聞證據而不得為證據之情形，仍為明示同意或擬制同意，其意思表示無瑕疵可指者而言。而當事人是否知有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應依案內訴訟資料為判斷，例如法官已告知，或當事人等自書類之記載已可以得知，或被告受辯護之協助情況，即可認為當事人知有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既明示同意或擬制同意，已合致於傳聞證據性之解除要件，自不容許再為爭執。卷查，上訴人於第一審及原審固未選任辯護人，本件原審執為論罪依據之證人即告訴人羅子晴、顏淑芬、康聖忠、李佳和及證人龔敏甄（以下合稱羅子晴5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據第一審法院於民國112年10月18日準備程序中逐一提示該等審判外陳述之筆錄後，上訴人陳稱：「無意見，同意有證據能力。」而明示同意作為證據使用，且第一審法院於審判期日逐一調查該等審判外陳述之筆錄，上訴人均答：「沒有意見」等語，經第一審判決理由欄一敘明上訴人於調查上開證據之過程中，已明瞭其內容而足以判斷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於第一審法院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程序就相關事證之證據能力均未聲明異議，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事，認為適於作為本件認定事實之依據，該等供述證據自得為本件之證據使用等旨甚詳。是上訴人自第一審判決上開說明及實體調查證據並據以評價，已可知羅子晴5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其於第二審法院行準備程序時就該等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再度表示「對證據能力均不爭執，同意列入本案證據」等語，亦未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另為爭執追復，應認其意思表示並無瑕疵。況羅子晴5人於審判外所陳述之事實，均為上訴人於審理中所不爭執，原審依其發現真實及維持程序公正之職權，就卷存事證綜合判斷前述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將原不得為證據之傳聞證據，賦予其證據能力，要無上訴意旨所指關於傳聞證據同意之調查程序違背法令、適用法則不當及未善盡照料義務之違法情形可言。上訴意旨執以指摘，自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四、被告之自白，或共犯、對立性證人（如告訴人、被害人）之證述，固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須以補強證據證明其確與事實相符。而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被告之自白或陳述者指述之犯罪非屬虛構，而能予保障其陳述之憑信性者，即已充足。又共同正犯間，在合同意思範圍內，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原不必每一階段均參與，祇須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且數共同正犯之間，原不以直接犯意聯絡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也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是以多數人依其角色分配共同協力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實現，其中部分行為人雖未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但其所為構成要件以外行為，對於實現犯罪目的具有不可或缺之地位，仍可成立共同正犯。而詐欺集團為實行詐術騙取款項，並蒐羅、使用人頭帳戶以躲避追緝，各犯罪階段緊湊相連，仰賴多人縝密分工，相互為用，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縱有部分詐欺集團成員未直接對被害人施以詐術，如有提供帳戶供為其他成員實行詐騙所用，或配合提領款項，從中獲取利得，餘款交付其他成員等行為，均係該詐欺集團犯罪歷程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此應為參與成員主觀上所知悉之範圍，足見其等預見所屬詐欺集團之成員已達3人以上，仍在本案犯行之合同犯意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而相互利用其他詐欺集團成員之部分行為以遂行犯罪之目的，即應就其所參與並有犯意聯絡之犯罪事實同負全責。原判決綜合上訴人之部分不利於己供述，羅子晴5 人及共犯證人宋文揚之證詞，扣案之存摺、手機，卷附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二所示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匯款申請書、網路銀行轉帳畫面、網站頁面、對話紀錄、銀行監視器錄影畫面、路口監視器畫面、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暨案內其他證據資料，相互勾稽結果，分別定其取捨資為判斷，憑為判斷認定上訴人加入本件詐欺集團，依綽號「和尚」者之指示，至監管地點送餐予宋文揚，並應允「和尚」之要求，搭載宋文揚至銀行臨櫃領取詐欺集團成員詐使告訴人等匯入宋文揚帳戶內詐欺贓款之犯罪事實，依序記明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復綜觀上訴人之智識程度、生活經驗、前案紀錄及如附表三所示其與「和尚」之LINE對話紀錄，敘明上訴人參與在日租套房監看控管，並向「和尚」外之詐欺集團成員拿錢買飯予宋文揚，及帶領宋文揚取款後始可獲得報酬等情，係為監控以避免宋文揚之金融帳戶遭銀行掛失，而造成無法移轉詐欺贓款之損失，猶為圖獲取報酬，搭載宋文揚至銀行提領詐欺贓款併製造金流斷點，所為均係詐欺集團中關鍵角色等主、客觀情狀，認其知悉本件與出租九州博奕帳號無涉，其如何主觀上可預見上情而具參與成員至少有三人以上之犯罪組織及加重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已說明綦詳。另就上訴人如何應對本件合同犯意範圍內所發生之全部結果，共同負責，而為共同正犯之理由，亦論述明白。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各項證據資料在卷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事實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推理作用，予以判斷而為認定，並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非僅憑上訴人之自白、宋文揚之證述或羅子晴5人之指述為唯一證據，尤非單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上訴意旨重為事實爭執，漫詞否認有何共同犯意及分擔犯行等語，指摘原判決採證違背證據法則、欠缺補強證據及理由不備，自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五、被告有詰問證人及與之對質之權利，其中所謂對質，係指被告與證人就同一或相關連事項之陳述有不同或矛盾時，使彼等同時在場面對面，針對疑點互為質問、解答，彼此同時有質問之權利與回答之義務，法院藉由觀察彼等問答之內容與互動，親身感受而判斷何者之證言或供述較有證據證明力，以求發見真實。刑事訴訟法關於被告對質權之規定見於第97 條及第184條，而關於詰問權則另規定於第166條以下之交互詰問程序，二者規範不同，內涵亦有所差異。司法院釋字第 384號解釋固宣示「對質」與「詰問」係憲法第8、16條明文保障之基本權事項，然繼以釋字第582、592號相續解釋內容，僅就「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並未再次肯認「對質」亦須踐行之法定程序，似有意將「對質」之位階，予以和緩。且從釋字第582號解釋理由書，更進一步闡示：「刑事訴訟法雖規定被告有數人時，得命其對質，被告亦得請求對質；惟此種對質，係由數共同被告就同一或相關連事項之陳述有不同或矛盾時，使其等同時在場，分別輪流對疑點加以訊問或互相質問解答釋疑，既毋庸具結擔保所述確實，實效自不如詰問，無從取代詰問權之功能。如僅因共同被告已與其他共同被告互為對質，即將其陳述採為其他共同被告之不利證據，非但混淆詰問權與對質權之本質差異，更將有害於被告訴訟上之充分防禦權及法院發見真實之實現」，已指出「對質權」與「詰問權」二者之本質差異。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證據調查原則上由當事人主導，法院僅於例外情形依職權作補充性之調查證據，且依同法第97條第1項但書規定：「因發見真實之必要，得命其對質，被告亦得請求對質」，及同法第184條第2項明定：「因發見真實之必要，得命證人與他證人或被告對質，亦得依被告之聲請，命與證人對質」，足見行對質之主體在審判程序為審判長，而對質之客體為被告與其他共同被告、被告與證人、證人與證人，命對質與否係法院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藉以作為補充詰問之不足。法院遇得否命對質之疑義，固應受裁量權一般原則之拘束，非可任意為之或不為，但凡事證已臻明確，縱經被告聲請對質而法院不命為對質者，亦不違法。另同一證人前後證詞不盡一致，採信其部分之證言時，當然排除其他部分之證言，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結果，縱未於判決理由內說明捨棄他部分證言，而僅說明採用某部分證言之理由，於判決本旨亦無影響，此與判決理由不備、矛盾之違法情形尚有未合。卷查，本件第一審法院已於113年1月 11日審判程序傳喚宋文揚到庭具結作證，由檢察官、上訴人對之行交互詰問，續由第一審審判長、陪席法官依職權補充訊問完畢，並予上訴人表示意見之機會，上訴人亦未聲請與宋文揚對質，此有該次審判筆錄可稽，已足以保障上訴人之詰問權及對質權。則第一審法院依法踐行合法調查證據程序，以宋文揚相關證述主要內容尚無瑕疵可指，復有前述案內其他事證資為佐證，認事證已臻明確，未命上訴人與宋文揚對質，揆之上開說明，於法並無不合。且上訴人於原審並未再聲請傳宋文揚詰問或對質，待上訴本院後，又以原審未命其與宋文揚對質，指摘原審違反公開及公平審判之違法，自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即使宋文揚之證詞，或有部分細節事項前後不一，然因其對於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原判決縱未另敘明捨棄其餘不一或枝微末節陳述之理由，亦於判決本旨仍無影響。　　六、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本件原判決就上訴人所犯，已具體審酌關於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敘明維持第一審科刑之理由，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無悖，自無違法可言。上訴意旨漫指原判決未審酌其犯後已知悔悟、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負擔沉重，量刑難謂妥適等語，係對原審量刑職權之合法行使，任意指摘，自非合法。七、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無非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與量刑之職權行使，徒以自己說詞為相異評價，任意指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上枝節性之爭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又原審判決後，屬刑法加重詐欺罪特別法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部分條文除外）。惟上訴人本件所犯加重詐欺取財各犯行獲取之財物均未達新臺幣 500萬元，亦未符合其他加重詐欺手段，與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規定之要件不合，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且其並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亦無適用該條例第47條減免其刑規定之餘地，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法　官何信慶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陳廷彥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2025-01-09

TPSM-113-台上-4630-20250109-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410號上訴人李冠霆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573號，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126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本件原審以上訴人李冠霆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此部分經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之量刑容有未洽，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關於上訴人所處之刑，改判量處有期徒刑8月，已詳述其憑以裁量之依據及理由。二、本件上訴意旨略稱：上訴人並非詐欺集團核心成員，始終坦承犯行，與被害人達成和解，犯後態度良好，且僅止於未遂，亦未造成被害人財產法益實質侵害，又上訴人業陳稱其因妻子積欠卡債且無法工作，並需扶養未成年子女，始加入詐欺集團，然原審僅以「被告自陳其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語作為量刑判斷，而未說明具體情節，且量刑時僅概括記載上訴人之品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亦未具體審酌各項情狀，復未斟酌上訴人所犯數罪因偵辦進度不同而分別審理，對於工作生活已步入正軌之上訴人為過苛評價，率而判處上訴人有期徒刑8月，與其他案件之量刑及司法院事實型量型資訊系統相較顯屬過重，有理由不備及違反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之違法。三、按刑之量定，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事項。又事實審法院於科刑判決中說明量刑審酌事項時，除有誤認或忽略量刑之重要事實，或對於量刑之重要事實為明顯錯誤之評價，或所量處之刑違反外部性界限或內部性界限者外，縱未就各項量刑情狀逐一予以詳細論列，亦不能遽指為違法。原判決已說明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為量刑之理由，並已具體斟酌上訴人於詐欺集團內之分工、本案僅屬未遂而未造成法益實害、犯後坦承犯行且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等情狀，所為量刑自屬裁量權之適法行使，尚難指為違法。上訴意旨仍執前揭陳詞，重為爭辯，無非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並以資料庫內僅有 3件案件、本案量刑仍在量刑區間內（6月至11月）之司法院事實型量刑資訊系統報表，以及個案情節不同、難以比附援引之他案量刑，而為不同之評價，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四、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應認本件關於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未遂、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上開得上訴第三審之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未遂、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之上訴，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與之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經第一審及原審均認有罪，屬不得上訴第三審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部分之上訴，亦無從為實體上審判，應一併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2025-01-09

TPSM-114-台上-410-20250109-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415號上訴人葉至軒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22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303、13 04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91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13年度偵字第516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則以上訴人葉至軒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此部分經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關於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4、6部分之量刑及定應執行刑容有未洽，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關於附表一編號4、6部分所處之刑及定應執行刑，改判分別量處如附表一編號4、6部分「本院撤銷改判欄」所示之刑；另認第一審判決關於附表一編號1至3、5部分之量刑妥適，乃維持第一審判決關於附表一編號1至3、5部分之量刑，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之上訴，已詳述其憑以裁量之依據及理由。二、本件上訴意旨略稱：原審於踐行證據調查程序時，將其中與本案犯罪事實無關、屬於品格證據範疇之單純科刑情狀事實等科刑證據資料，於訊問上訴人犯罪事實前即進行調查，並採為量刑依據，顯違刑事訴訟法第288條第4項規定，有任令與犯罪事實無關之科刑資料影響法官認定事實心證之虞，而屬違法。三、刑事審判程序關於證據調查部分，分為論罪證據之調查與科刑資料之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第3項、第4項規定，將論罪事實與科刑之調查程序分離，亦即論罪證據調查之後，始就被訴事實訊問被告，之後方就科刑資料為調查，旨在避免與犯罪事實無關之科刑資料影響法官認定事實之心證。又科刑資料之調查，屬與犯罪事實有密切關連之「犯罪情節事實」者（例如犯罪動機、目的、所生危害、違反義務程度），應經嚴格證明，應於論罪證據調查階段，依各證據方法之法定調查程序進行調查；其為「犯罪行為人屬性」之單純科刑事實者（例如前科素行、對於本案供述情形之犯罪後態度、所供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則以自由證明為已足，應就被訴事實訊問被告後，再行調查。惟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民國110年6月16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已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而第二審法院，應就原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調查之，既為同法第366條所明定，倘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雖包含犯罪事實、罪名部分亦一併生移審之效力，然其中成為攻防對象之量刑部分為「顯在部分」，當事人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則屬非攻防對象之「潛在部分」，除有例外情形外，「潛在部分」並非第二審之審查範圍，故法院毋庸就論罪事實予以調查，亦無單純科刑事實影響法官認定犯罪事實心證之虞，自無論罪事實與科刑調查程序分離之可言，事實審法院縱就與科刑無關之論罪事實贅為調查，或將與犯罪事實無關之單純科刑事實與論罪事實、犯罪情節事實混合調查，或於就被訴事實訊問被告前即調查單純科刑事實，因已無單純科刑事實影響法官認定犯罪事實心證之虞，亦無害於量刑之適當性及公平性，即不影響於判決結果，自非可據為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本件上訴人所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犯行（共6罪），經第一審論處罪刑後，上訴人提起第二審上訴，但其於原審審理時，已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有原審筆錄在卷足憑（見原審1303卷第118頁），是原審審理範圍僅限於第一審判決量刑部分，不及於論罪事實，而稽諸原審審判筆錄所載，原審係就部分單純科刑事實（如與被害人之調解書、調解筆錄、上訴人配偶之孕婦健康手冊）與論罪事實、犯罪情節事實混合於就被訴事實訊問上訴人前即行調查（見原審1303卷第120至137頁），依上揭說明，雖有微疵，然不影響於判決結果，自非可據為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徒憑己見，指摘原判決違法，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2025-01-09

TPSM-114-台上-415-20250109-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905號上訴人徐繹豐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13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759號，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0205號、110年度偵字第9714、99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理由 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徐繹豐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繫屬在後不得為審判之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7款定有明文。所謂同一案件，係指被告相同，犯罪事實亦相同者，包括事實上一罪、法律上一罪之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集合犯等）及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所稱接續犯，係指行為人基於單一之決意，在同一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行數行為，侵害同一法益，依社會通念認為以評價為一罪為適當而言。而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目的係在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而刑法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後，原認屬方法目的或原因結果，得評價為牽連犯之二犯罪行為間，如具有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依想像競合犯論擬。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前為繹群環保有限公司（嗣更名為義翔環保有限公司；下稱義翔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其與甲朝旭共同基於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8年2 月28日至同年3月2日17時前之某時，指示徐建德（不知情）將堆置在屏東縣屏東市大春段612地號土地（下稱612地號土地；該地為上訴人以義翔公司名義承租）上之廢塑膠混合廢棄物，裝載在甲朝旭派遣前來之車輛後，由真實姓名不詳之成年男子承甲朝旭之命，載運至甲朝旭經由黃勝宥向不知情之黃張簡初承租之屏東縣新園鄉五房段63地號土地上堆置，上訴人並支付甲朝旭新臺幣（下同）15,000元之對價等情，因而維持第一審論上訴人以共同非法清理廢棄物罪。然查上訴人因另涉嫌：㈠於106年9月至108年1月止，以每公斤0.8元之費用（由義翔公司支付），向鄭良德購入廢塑膠（鄭良德指示顏志明、顏麒霖以曳引車附掛半拖車載運共計92車次至義翔公司），並堆置在 612地號土地上，嗣再以不詳代價委請無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之永續發公司清除其中無法再利用或回收之廢棄物，以上開方式非法堆置、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㈡復於107年9月至1 08年2月間某日，收受顏廷矓、傅國泰及鍾奇宏自臺灣薄膜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廠內載運之廢塑膠混合物共計5車（顏廷矓共載運2車；傅國泰及鍾奇宏共載運3車，每車10公噸），堆置在612地號土地，而非法堆置、貯存廢棄物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犯行，業經檢察官起訴（㈠部分）及函請併案審理（㈡部分），於110年8月13日繫屬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於113年6月26日以112年度上訴字第142號判決論處上訴人共同未依許可文件內容清理廢棄物罪刑（㈠㈡部分均各論以非法堆置罪、未依許可文件內容清理廢棄物罪，且分別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以未依許可文件內容清理廢棄物罪，並以上訴人係基於單一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意，於密切接近時間內，反覆為未依許可文件內容清理廢棄物犯行，而論以集合犯包括一罪）後，現由本院審理中（下稱「前案」）等情，有前述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該「前案」與本案之犯罪時間似有密接之情形（「前案」犯罪時間為106年9月至108年2月間；本案犯罪期間為108年2月28日至同年3月1日），且二案上訴人委請他人載運者，均係原堆置在612地號土地之廢塑膠廢棄物，其犯罪手法及情節均屬相似。再佐以甲朝旭所稱：其自107年起受上訴人委託清運廢塑膠廢棄物，迄至108年間，至少前往義翔公司清運35車次之廢塑膠廢棄物等語（見第一審卷㈡第188頁、警三卷第16頁；卷宗代號所指之卷宗詳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下同）；及前案判決所認定上訴人於106年9月至108年2月間多次購入或收受廢塑膠，將之堆置在612地號土地，並委請永續發公司清運其中無法再利用或回收之廢棄物之犯情，上訴人似是先多次提供612地號土地堆置所購入或收受之上開廢塑膠，再委請永續發公司或甲朝旭將其中無再利用或回收價值部分載離該地，加以清除，且於107年至108年間多次委請甲朝旭清除。如果無訛，上訴人前揭多次未經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行為，是否係屬接續犯之一行為？其於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時，是否即有留存可再利用或回收部分，其餘部分則委請他人清除之意？「前案」非法堆置之行為，與本案非法清理廢棄物行為，在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然二者間於實行階段有無局部重合，而得評價為單一行為，有想像競合犯規定之適用？即有研求餘地。究竟上訴人「前案」與「本案」所為之犯罪行為，能否分別獨立成罪？在刑法評價上究屬想像競合犯科刑上一罪，抑屬應予併罰之數罪較為合理？以上疑點與上訴人被訴本件犯罪行為是否與前案屬同一案件，而應否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7 款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攸關，自有詳加究明釐清之必要。原審對上述疑點未加以調查審究及說明，逕以本案係另行起意，與「前案」間無集合犯或接續犯一罪關係，非屬同一案件，自有調查職責未盡及判決理由欠備之違法。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規定之犯罪主體，係指已取得許可文件之廢棄物清理業者；前段則指未領有許可文件，而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依卷附屏東縣政府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見警二卷第217頁），義翔公司似屬已取得許可文件之廢棄物清理業者，則上訴人之行為究竟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或後段之構成要件，亦非無疑，乃原判決就此未為必要之說明，逕依該條款前段論處，同難謂無理由不備之違法。 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而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於本件事實之認定及法律之適用，本院無從據以自行判決，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張永宏法　官江翠萍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陳廷彥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2025-01-09

TPSM-113-台上-4905-20250109-1

台上

最高法院

殺人未遂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973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何景東被告黃堉倫（原名黃宗銘）選任辯護人陳昭琦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殺人未遂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度上更一字第46號，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調偵字第65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理由 本件原審審理結果，以被告黃堉倫駕駛自小客車衝撞告訴人黃博偉、楊子斳時，並無加速之舉；且撞擊後旋即下車，不僅未再對毫無防備之告訴人2人為其他足以取人性命之攻擊行為，反係上前關心遭撞之楊子斳傷勢，佐以其與黃博偉並無嚴重衝突或口角糾紛，與楊子斳更係素不相識，應無殺害告訴人2人之動機，且衝撞後，黃博偉亦無何畏懼之舉措，更讓被告離開現場等情，認定被告應係酒後，思慮欠周，一時逞快而駕車衝撞，僅係基於傷害之犯意，難認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而告訴人2人已於偵查中撤回告訴，因而撤銷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被告殺人未遂罪刑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本件公訴不受理。固非無見。 惟按：㈠證據之證明力如何，雖屬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之職權，然其所為判斷仍應受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支配，非可自由任意為之，且法院應斟酌調查所得之各項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而為綜合判斷，不得僅將卷內各項證據，予以割裂觀察而單獨評價，否則即不合於論理法則，遽行判決，即有違誤。又殺人未遂與傷害之區別，端視行為人於行為時有無殺人之犯意為斷；而殺人犯意之有無，係存在於行為人內心之事實，法院於審判時，自應參酌行為人客觀、外在之行為表現暨其他相關情狀證據資料，本諸社會常情及經驗、論理法則審酌判斷。㈡卷查：⒈依第一審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結果：⑴（檔案顯示時間1 4時50分37秒至38秒）告訴人2人皆站在畫面左方路口之人行道轉角。黑色車輛直行通過路口。⑵（檔案顯示時間14時50分39 秒）白色掀背自小客車（即被告駕駛之車牌號碼AVU-XXXX號自小客車；下稱A車），駕駛座車窗搖下，出現在畫面右方，車速明顯快於黑色車輛。⑶（檔案顯示時間14時50分42秒）A車以相當車速向左偏直接駛向告訴人2人。⑷（檔案顯示時間14時50 分43秒至46秒）A車衝向告訴人2人，黃博偉跑向畫面右方，右腳鞋子掉落。楊子斳被A車撞到雙腳，以頭下腳上姿態飛向A車碰撞擋風玻璃，腳上鞋子飛落，再彈向後方撞擊告示牌與樹木（告示牌與樹木明顯搖晃，樹葉落於地面）後，落向人行道翻滾後爬起。A車前方撞擊人行道花圃，A車車身周遭明顯有相當煙霧，A車前車燈掉落、前保險桿破裂凹陷（見第一審卷第118 至119、147至149頁）；⒉A車撞擊後，其前車頭卡進人行道花圃水泥矮牆，前車蓋與保險桿分離，此有該車受損照片可稽（見警卷第105至107頁）；⒊黃博偉證稱：被告當時突然駕車直接衝撞過來，沒有煞車，而且車速蠻快的，直到撞到花圃、矮牆才停下來等語（見警卷第38頁、偵卷第32頁、第一審卷第12 4頁）；楊子斳陳稱：當時被告已看到其與黃博偉在人行道上，仍然駕駛A車左轉加速衝撞過來，其發現後立即跳開，但仍被撞飛，被告並未煞車，A車係撞到其後方的水泥花圃才停下等語（見警卷第50至51頁、偵卷第37至38頁）；而被告亦為：其是朝著黃博偉開過去，沒有踩煞車，車子並無失控，也沒有誤踩油門；當時車速約時速60至70幾公里；撞擊後，其車內氣囊都爆開之供述（見警卷第15、24、27頁、第一審卷第140至1 41頁）。上情如若無訛，似堪認被告係以高速直接衝撞告訴人 2人，過程中並無任何煞車、減速之動作，且撞擊力道甚大。又以自小客車高速衝撞行人，極易對該人造成嚴重傷勢而致生死亡結果，此為一般人所能預見。而被告於案發時已成年，為具有正常智識及相當社會經驗之人，參以其於警詢供稱：「（你知不知道若對人之身體部位衝撞重擊，將會致命？）我知道」（見警卷第27頁）；於第一審供稱：「（起訴書載有高速駕車衝撞行人，可能造成死亡，對此有何意見？）可能吧，無意見」（見第一審卷第137頁）。如此，能否謂被告駕車衝撞告訴人2人時，無預見可能導致其等死亡之結果，並容認其發生，而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似非無疑。乃原判決就上開疑點未進一步審究及為必要說明，僅因被告不認識楊子斳，及與黃博偉無激烈衝突，且衝撞後旋下車關心楊子斳之傷勢，遽行認定被告僅有普通傷害之故意，自嫌速斷，難昭折服。 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尚非全無理由，而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從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張永宏法　官江翠萍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陳廷彥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2025-01-09

TPSM-113-台上-2973-20250109-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366號上訴人陳葦儒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22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易字第1465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51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定之案件，就經第一審判決有罪，而第二審駁回上訴或撤銷並自為有罪之判決者，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為該條項所明定。二、原判決就上訴人陳葦儒所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4款違反保護令罪，係維持第一審判決，而駁回上訴人之第二審上訴，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揆諸前開說明，既經第二審判決，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上訴人猶提起本件上訴，顯為法所不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2025-01-09

TPSM-114-台上-366-20250109-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407號上訴人凌道荃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22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000號，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60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原審以上訴人凌道荃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此部分經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之量刑容有未洽，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關於上訴人所處之刑，改判量處有期徒刑1年，已詳述其憑以裁量之依據及理由。二、本件上訴意旨略稱：其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無類似前科，本案係遭葉文傑陷害，葉文傑宣稱係合法工作，自不能僅憑上訴人之自白認定有罪，仍應調查其他證據，現有證據不足以判處其有罪，其使用之通訊軟體LINE曾遭盜用，法院未調查其使用通訊軟體LINE之IP位址，即認定係其所發訊息，亦屬違法。其僅獲得新臺幣1,000元報酬，竟遭判處有期徒刑1 年之刑，亦不符比例原則。三、刑之量定，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事項。原判決已說明第一審判決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為量刑，尚屬妥適，而予以維持之理由，自屬裁量權之行使，尚難指為違法。上訴意旨仍執前揭陳詞，重為爭辯，無非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四、上訴係不服判決請求救濟之方法，藉由上級審層層審查，以達審級制度在使當事人之訴訟獲得充分救濟之目的。又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等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倘若當事人就第二審設定上訴攻防範圍以外之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不僅與當事人自行設定攻防範圍之旨有違，且無異架空第二審之審查機制，亦與審級制度之目的不合，自非適法。本件上訴人之犯行，經第一審論處罪刑後，上訴人提起第二審上訴，惟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已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其餘部分不在上訴範圍內，有原審準備及審判程序筆錄在卷足憑（見原審卷第107頁），原判決因而說明原審審理範圍只限第一審判決關於刑之部分等旨（見原判決第1至2頁），於法尚無違誤。上訴意旨謂本案係遭他人陷害，其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無證據足以證明其確有犯罪，法院就有利於其之相關證據未予調查云云，而指原判決違法，乃爭執犯罪事實之認定，顯係對於當事人於原審設定上訴攻防範圍（即刑之部分）以外而不在第二審審判範圍之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依上述說明，此部分之上訴意旨自非適法。　　五、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2025-01-09

TPSM-114-台上-407-20250109-1

台抗

最高法院

殺人等罪定應執行刑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118號抗告人李靜嫻上列抗告人因殺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6日定應執行刑之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49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按數罪併罰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係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所為一新刑罰之宣告，並非給予受刑人不當利益，法院於審酌個案具體情節，裁量定應執行之刑時，除應嚴格遵守刑法第51條所定方法為法律規範量刑之外部性界限外，其所定之執行刑，祇須在不逸脫外部性界限範圍內為衡酌，而無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原則之裁量權濫用之例外情形，並不悖於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者，即無違裁量權之內部性界限。二、本件抗告人李靜嫻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3所載之3罪，分別經各該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在案。茲檢察官依抗告人之請求，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原審經審核後，認聲請為正當，綜合抗告人所犯3罪之犯罪態樣、侵害法益、合併後之不法內涵、合併刑罰所生之效果等情狀，兼衡刑罰規範目的、整體犯罪非難評價，酌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2年8月。經核並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法律之外部性界限，且就該定應執行刑裁量權之行使，從形式上觀察，亦未逾越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尚無顯然違反衡平原則之裁量權濫用可言，復不悖乎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而與所適用法規目的之內部性界限無違，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泛稱其深感悔悟及自責，期能給予改過自新之機會，從輕量刑，使其得以早日返家，照顧年事已高之母親等語，乃就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或以個人家庭因素，任憑己意，而為指摘，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法　官何信慶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陳廷彥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2025-01-09

TPSM-114-台抗-118-20250109-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銀行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297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白忠志上訴人即被告蘇張淑惠選任辯護人涂欣成律師洪梅芬律師李政儒律師上訴人蘇后汶蘇怡芬共同選任辯護人涂欣成律師洪梅芬律師李政儒律師上訴人胡淑茹胡雅芳黃素眞陳曉萍共同選任辯護人陳水聰律師被告李玉龍選任辯護人官振忠律師被告楊淑貞選任辯護人葉志飛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18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原金上重訴字第2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5424、5425、7685 、7785、13044、1470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李玉龍、楊淑貞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其他上訴駁回。理由壹、撤銷發回（即李玉龍、楊淑貞）部分：一、本件原判決認定被告李玉龍、楊淑貞擔任日訊集團之區域代理，有其犯罪事實欄所載共同以非法多層次傳銷之方式招攬不特定人參與投資，向不特定人收受款項，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而經營業務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依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分別論處李玉龍、楊淑貞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非法經營銀行業務各罪刑，暨諭知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之相關沒收、追徵，並宣告緩刑暨所附加負擔，以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固非無見。二、惟查：㈠、立法機關基於刑事政策及預防犯罪之考量，雖得以刑法對特定犯罪設定較高法定刑，但其對構成要件該當者，若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均以所定重度自由刑相繩，致對違法情節輕微之個案，可能構成顯然過苛處罰之情形。於此情形，審理具體個案之法院，考量行為人違法行為之危害程度及其所應負責任之輕重，倘認宣告最低法定刑度，尚嫌情輕法重，自應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俾符罪刑相當原則，並兼顧實質正義，以濟立法之窮。惟基於權力分立原則，避免侵害立法裁量權，自應審慎適用該條酌減其刑規定，並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又宣告緩刑與否，固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惟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外，仍應就被告有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亦即就犯罪狀況、造成之損害及危險性、被告之動機暨犯後態度、有無再犯之虞等情，加以審酌；法院行使此項裁量職權時，應受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即必須符合所適用法律授權之目的，並受法律秩序之理念、法律感情及慣例等所規範，若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時，得認係濫用裁量權而為違法。㈡、原判決以李玉龍、楊淑貞犯罪參與程度，並未及於日訊集團非法吸金及非法多層次傳銷犯行之關鍵及核心事項，且其等業已坦承犯行，復分別與部分下線投資人達成和解，並繳回部分犯罪所得，縱依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猶嫌過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有可憫恕之情狀，因而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見原判決第39、40頁）。並以其等2人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且犯後均坦承犯行，深具悔意，復分別與部分下線投資人達成和解，並繳回部分犯罪所得，顯見其等確有悔改或反省之意，經此偵、審程序與科刑之教訓，當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對其等2人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為由，憑為宣告緩刑之裁量依據（見原判決第45至46頁）。惟依原判決附表六所載，李玉龍、楊淑貞轄下投資人數各為118人、138人，且其等轄下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分別高達新臺幣（下同）2億1,012萬1,00 0元、3億7,872萬5,000元等情（見原判決第96頁），以及原判決量刑理由所敘：本件受害之投資人數眾多，吸收之資金至鉅，對於國家之金融交易秩序管理及經濟安定，危害甚深，並致投資人受有財產嚴重損失等旨（見原判決第45頁），如果均屬無訛，能否謂李玉龍、楊淑貞犯罪情狀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又依原判決附表八所載（見原判決第218頁），李玉龍已返還投資人款項及給付之和解金為0元，而經扣除已返還投資人款項及給付之和解金額，暨自動繳交犯罪所得金額後，對李玉龍、楊淑貞應沒收之未扣案犯罪所得，仍分別高達829萬1,713元、1,071萬3,466元，則其等是否已有悔意，確實賠償投資人之損害？即非無疑。就李玉龍、楊淑貞犯罪情節、犯後態度等情狀全盤觀察，客觀上是否確有法重情輕、犯情可憫之處，而符合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即有再加研酌之必要。原審對於上述疑點並未調查釐清，復未敘明其等2人究竟有何特殊之犯罪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有可憫恕之情狀，即認情輕法重，逕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尚嫌速斷，自有調查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法。又李玉龍、楊淑貞僅與部分下線投資人和解，仍未與部分投資人（包括告訴人勤耕園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勤耕園公司》等人）達成和解，勤耕園公司因而以其等未與該公司達成和解為由，具狀請求檢察官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365至371頁），則依上述李玉龍、楊淑貞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前開對李玉龍、楊淑貞所為量刑併予宣告緩刑，是否符合事理之平，未違反國民法律感情，亦非無疑。原審對其等2人均宣告緩刑，是否足使被告心生警惕？有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具體理由？原判決於裁量李玉龍、楊淑貞是否適宜宣告緩刑時，未就前揭情狀究明，就如何符合比例等一般法律原則之判斷，亦未見原審妥慎斟酌，而逕予宣告緩刑，同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㈢、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尚非全無理由。而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於本件量刑事實之認定及法律之適用，本院無從據以自行判決，應認原判決關於李玉龍、楊淑貞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貳、上訴駁回（即蘇張淑惠、蘇后汶、蘇怡芬、胡淑茹、胡雅芳、黃素眞、陳曉萍）部分：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即被告蘇張淑惠，及上訴人胡淑茹、胡雅芳、黃素眞、陳曉萍擔任日訊集團之區域代理，上訴人蘇后汶、蘇怡芬則擔任該集團之經理，有其犯罪事實欄所載共同以非法多層次傳銷之方式招攬不特定人參與投資，向不特定人收受款項，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而經營業務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依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分別論處蘇張淑惠、蘇后汶、蘇怡芬、胡淑茹、胡雅芳、黃素眞、陳曉萍（下稱蘇張淑惠等7 人）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非法經營銀行業務各罪刑，暨諭知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之相關沒收、追徵，其中胡淑茹、胡雅芳、黃素眞、陳曉萍部分並宣告緩刑暨所附加負擔，以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已詳述其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關於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犯罪所得達1億元者加重其刑之規定，揆其立法意旨，既在處罰行為人（包括單獨正犯及共同正犯）違法吸金之規模，則其所稱「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在解釋上自應以行為人對外所吸收之全部資金為其範圍。而違法經營銀行業務所吸收之資金或存款，依法律及契約約定均須返還被害人，甚至尚應支付高額利息。若計算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將已返還被害人之本金予以扣除，則其餘額即非原先違法吸金之全部金額，顯然無法反映其違法對外吸金之真正規模。況已返還被害人之本金若予扣除，而將來應返還被害人之本金則不予扣除，理論上亦有矛盾。且若將已返還或將來應返還被害人之本金均予以扣除，有可能發生無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情形，自與立法意旨有悖。從而被害人所投資之本金，不論事後已返還或將來應返還，既均屬行為人違法對外吸收之資金，於計算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自應計入，而無扣除餘地。另共同正犯被吸收之資金亦應列入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應扣除。是以本罪處罰之行為態樣係以行為人對外吸金達一定規模者，不應僅以事後損益利得計算之，若有返還本金、支付佣金、甚至用以清償債務等，均無礙於已成立之違法行為。原判決認定蘇張淑惠、蘇后汶及蘇怡芬本件所為符合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加重條件之要件，係本諸上開意旨，勾稽卷內資料，據以說明其等如原判決附表六所示吸金規模，已超過法定1億元之加重條件，均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罪，於法尚屬無違。至蘇后汶上訴意旨雖執其僅須就自己吸金之金額即后恩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后恩公司）轄下規模13億2,144萬8 ,000元負責，計算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不應納入蘇怡芬即怡恩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怡恩公司）轄下規模云云，惟原判決附表六之9關於蘇后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統計部分，係將后恩公司轄下規模13億2,144萬8,000元，與怡恩公司轄下規模4億965萬3,000元合併計算，然該附表附註1已載明：怡恩公司為后恩公司推薦，且未獨立為另一群組，其轄下投資排除同一人多個帳號部分，含后恩公司及怡恩公司轄下投資人，共計712名投資人等旨（見原判決第197頁），亦已詳細說明上開合併計算之理由，與論理法則並無不合，自難遽指其為違法。蘇后汶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此部分計算為不當，以及蘇張淑惠、蘇后汶、蘇怡芬上訴意旨謂原判決計算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未剔除自己投資金額部分云云，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或共犯論。但得減輕其刑。」既規定為得減輕其刑，而非必減，則是否減輕其刑，事實審法院自有裁量之權限。原判決已說明依卷內共同被告徐明賢、安土美津子之供證，蘇張淑惠係於民國109年8月始晉升成會員總長，且充其量僅因其係最大代理商，而有向徐明賢、安土美津子建議、表示意見之情，再參諸共同被告李玉龍、康淑玲、楊淑貞、周姈瑱、許行廣、胡淑茹、胡雅芳、黃素眞等人供證：徐明賢、安土美津子為日訊集團之名義及實際負責人，除主導日訊集團投資方案之推廣及會員招攬外，復有決定何人能升任最高業務位階（即代理）之權限，平時更定期召開會議向經理級以上會員佈達日訊集團之公司政策等情，顯見最終決策之人仍為徐明賢、安土美津子，尚難認蘇張淑惠確有實際參與公司就特定違法行為之決策或執行，透過其支配能力而使日訊集團為吸金犯罪，因而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等旨，是原判決已依卷內資料，詳述適用上述減刑規定之裁量理由，於法無違。檢察官上訴意旨謂蘇張淑惠吸金金額為日訊集團吸收資金一半以上，且對於日訊集團具有決策云云，係對原審減刑刑裁量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祗以犯人在其犯罪未發覺前，自行向該管公務員申告其犯罪事實，而接受裁判為已足。且該條既規定為得減輕其刑，則是否減輕其刑，事實審法院自有裁量之權限。原判決已說明蘇張淑惠於109年11月3日至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下稱高雄市調處）接受詢問時自承犯罪事實，其已合於自首要件，且衡諸其於第一、二審均坦認犯行，當認已有悛悔之意，且節省司法資源，因而依刑法第62 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等旨。是原判決就蘇張淑惠如何符合自首之要件，及何以減輕其刑之理由，已敘述甚詳，原審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自不得遽指其為違法。至依卷內勤耕園公司所提刑事告訴狀之內容（見他字第4946號卷第3至7頁），僅指訴徐明賢、安土美津子及李玉龍共同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犯行，且依該刑事告訴狀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收文章戳日期，顯示上述告訴人係於110年3月30日向該檢察署提出告訴，係在上述蘇張淑惠至高雄市調處自承犯罪事實之後，尚不影響其自首之認定及本件判決結果。檢察官上訴意旨執此無關其判決結果之事由，且謂蘇張淑惠見其犯行難以隱匿，始投案說明，且尚未與被害人完成和解，並非真誠悔悟云云，據以指摘原判決適用上開減刑規定為不當，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六、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同時有免除其刑之規定者，其減輕得減至三分之二，刑法第66條定有明文。所謂「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乃指減輕之最大限度，裁判時可在此限度內酌量，並非必須減輕二分之一，法院於限度範圍內，如何減輕，本有裁量之權，如減輕之刑度係在此範圍內，即非違法。而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第62條前段既均規定得減輕其刑，法院各於二分之一以下範圍內，如何減輕，自有裁量之權。本件原判決說明蘇張淑惠本件前開犯行，符合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第62條前段之減輕其刑事由，依該等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就其所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法定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所量處有期徒刑5年6月，未逾越法定刑度，難謂違法。蘇張淑惠上訴意旨謂原判決未依刑法第31條第 1項但書、第62條前段規定均減輕其刑二分之一，量處有期徒刑1年9月以上3年9月以下之刑度云云，而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同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七、刑罰之量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量刑合於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關於蘇張淑惠、蘇后汶及蘇怡芬之量刑，已於理由內敘明如何以其等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為量刑，經核既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且已審酌蘇張淑惠、蘇后汶及蘇怡芬與被害人和解之情形，及其等家庭生活等情狀，自屬裁量權之適法行使，即無違法可言。再共同正犯之間，其犯罪情節各有差異，量刑之結果即難免有所不同，原判決就蘇怡芬與其他同案被告康淑玲等人間之量刑部分，亦已斟酌其等於本件所擔任角色分工等犯罪情節而酌為量刑，且原判決以康淑玲所為犯行，認宣告最低法定刑度，尚嫌情輕法重，乃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因而撤銷第一審此部分判決，改判較第一審為輕之刑；而蘇怡芬不符合上開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其等符合法定減刑之事由既有不同，原審對蘇怡芬量處較重之刑，自難遽指為違法。檢察官上訴意旨謂蘇張淑惠犯後未與被害人完全和解，原判決對其量刑過輕云云，以及蘇怡芬上訴意旨謂其參與程度、違反義務程度及所生損害等犯罪情節較康淑玲為輕，原判決對其量處較重之刑，顯然輕重失衡云云，而據以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八、聯合國西元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下稱童權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而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童權公約施行法第2條及第3 條定有明文。童權公約第3條規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又第9條第1項明定「兒童不應與父母分離」原則，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在此限；第18條、第20條亦規定家長責任、兒童喪失家庭環境與替代照料等攸關兒童最佳利益事項。參照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　　14、28、36、69點之解釋，童權公約第3條「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之適用，固非僅限於兒童本身為主體或兒童成為被害客體之刑事案件，尚包括因家長觸犯法律而受影響之兒童。依原判決事實之認定及理由之說明，原審經由刑事司法審判程序，論處蘇后汶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刑，已考量蘇后汶於原審所陳其須扶養3名未成年子女等情狀（見原審卷八第177頁），並審酌其此等家庭生活狀況而為量刑，並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再衡諸蘇后汶所犯之罪，危害社會金融交易秩序，其身為人母，自身行為已有嚴重偏差，令其入監服刑，使其與子女隔離，不致妨害子女之身心健全發展，並未影響兒童之最佳利益，亦無違反前述公約之情形。又蘇后汶於原審雖曾聲請委請社工訪視其3名未成年子女，以證明法院依童權公約，於量刑時應考量父母服刑對兒童照顧之影響等事項（原審卷七第111、457頁），然原審最後審判期日經審判長詢以「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蘇后汶之原審辯護人為其答稱「無」，有卷內審判筆錄可查（原審卷八第157、158頁）。而原審斟酌前揭相關事證，認此部分事證已臻明確，且因欠缺調查之必要性，未就該部分再行調查，亦無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可言。蘇后汶上訴意旨猶執童權公約之規定，且以原審未調查上開事項，而謂原審未查明對其予以緩刑，是否較符合兒童之最佳利益，顯有違誤云云，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九、第三審為法律審，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故於第二審判決後不得主張新事實或提出新證據而資為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胡淑茹、胡雅芳、黃素眞、陳曉萍於原審未主張其等對於如原判決附表七所示獲取之獎金之犯罪所得，皆無事實上處分權等情，乃其等於上訴本院後，始為上開主張，顯係在第三審主張新事實，依上述說明，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十、檢察官及蘇張淑惠等7人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應認檢察官及蘇張淑惠等 7人對於原判決此部分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十一、蘇張淑惠、蘇后汶及蘇怡芬另聲請提案大法庭，聲請意旨略以：⒈關於法院於量刑時，是否應委請專家協助被告之未成年子女向法院陳述意見，及是否應審酌兒童最佳利益等法律爭議，本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00號判決均採肯定說，惟本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696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310號、110 年度台上字第6288號、112年度台上字第4843號等判決均採否認說，前揭本院裁判見解之歧異，應以均採肯定說較妥，且該法律爭議具有原則重要性，影響本件裁判結果。⒉關於共同正犯被吸收之資金，是否列入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法律爭議，本院102 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認為共同正犯被吸收之資金應列入，不應扣除。該決議係套用沒收犯罪所得之概念，惟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已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將用語「犯罪所得」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自不應繼續沿用源自上述概念之決議內容。再者，於共同正犯亦為投資人之情形，其投資人之身分亦為銀行法所要保護之對象，如依該決議見解，將發生投資越多，受害越重，產生以重罰作為保護手段之不合理現象，故應認共同正犯被吸收之資金，不應列入「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此爰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4規定提出聲請提案大法庭等語。惟查：㈠法院組織法於108年1月4日修正公布，增訂最高法院應設大法庭，裁判法律爭議，同年7月4日施行。本次修法，明定向大法庭提案機制為最高法院各庭「自行提案」及「當事人聲請提案」二種。「自行提案」又因提案事由不同，分為「歧異提案」與「原則重要性提案」，前者係「義務提案」，後者為「裁量提案」。「當事人聲請提案」則係為周全當事人程序參與權之保障，賦予其在先前裁判已產生歧異或具有法律原則重要性之爭議時，得促請受理案件之各庭向大法庭行使提案之職權。惟不論何種提案，必以受理之案件有採該法律見解為裁判基礎者，始有提案之必要；而在歧異提案，除就應遵守有關訴訟程序之法令，作出不同判斷外，必須受理之案件與先前數裁判，就相同性質之事實，其法律問題所持之見解歧異，始有提案之義務。本件關於蘇張淑惠、蘇后汶及蘇怡芬前開聲請意旨⒈所指關於法院於量刑時，是否應委請專家協助被告之未成年子女向法院陳述意見之法律爭議部分，細譯其所指本院相關判決內容，本院111年度台上字第　　700號判決敘明：法院量刑審酌兒童最佳利益時，倘當事人、辯護人、告訴代理人對於其評判已見爭執，而有予以調查釐清之必要，允宜視個案需求，委由與兒童心理、發展等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員或機關、團體實施鑑定，以取得與兒童最佳利益要素有關的事實（包括兒童之意見與溝通）、資訊與鑑定意見，而得資為量刑之重要參考依據等旨，而本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3696號判決則敘明：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2號一般性意見第32、33、34點，以涉及兒童本身為主體之司法及行政程序，賦予兒童發表意見權等旨。前者乃闡述法院量刑審酌兒童最佳利益時，於必要時實施鑑定以獲取包括兒童之意見與溝通等該利益有關之事實，作為量刑之重要參考依據等情；後者指出以涉及兒童本身為主體之司法程序，應使兒童陳述意見之意旨。則前後二則判決，並無歧異。至於本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310號、110年度台上字第62 88號、112年度台上字第4843號等判決，就司法程序賦予兒童陳述意見權之事項，並未表明與該二則判決歧異之見解，即無聲請意旨所指本院先前裁判就該法律爭議已有複數紛歧見解之情形。另上開聲請意旨⒈關於法院於量刑時，是否應審酌兒童最佳利益之法律爭議，因原判決已審酌蘇后汶須扶養3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生活狀況而為量刑，並未影響兒童之最佳利益，而無違反童權公約所揭示「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之情形，業如前述，是本件上訴適法與否之判斷，並未以該法律爭議之見解為裁判基礎，尚難認有向大法庭提案之必要。依上開說明，前開聲請意旨⒈部分之聲請，核與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4第1項歧異提案之要件不合。　㈡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4第1項所謂法律見解具有原則重要性，係指法律見解有促使法律續造之價值，或因屬新興、重大且普遍性之法律問題，乃有即時、預為統一見解之必要性而言。而原則重要性提案係採「裁量提案」，亦即其提出與否，由審判庭行合義務性裁量。關於童權公約有關兒童陳述意見之事項，本院相關見解尚無歧異，已如前述，本院復審酌前開聲請意旨⒈所持法律見解，並無促進法律續造及預為統一見解之必要性，即無提出原則重要性提案之必要。　㈢本院刑事大法庭設置目的之一為統一本院刑事庭各庭間歧異之法律見解，在大法庭設置前，本院係以選編判例及召開民事庭會議、刑事庭會議或民刑事庭總會議作成決議之方式統一見解。準此，倘若就某法律爭議，本院先前裁判雖出現歧異看法，但已透過選編判例或作成刑事庭會議、民刑事庭總會議決議之方式統一見解，事後即不再有裁判歧異之問題，在大法庭設置後，當無就同一法律爭議在判例選編或決議作成前之見解歧異裁判，以歧異提案開啟大法庭程序之必要，此觀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2之立法理由亦明。本件關於聲請意旨⒉所述之法律爭議，本院已於102年9月3日102年度第13 次刑事庭會議，對於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吸收之資金，其「犯罪所得」（嗣經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億元以上者，加重其刑責，其犯罪所得計算之相關問題，其中就共同正犯被吸收之資金是否列入其犯罪所得之法律爭議，已作成決議表明「銀行法第125條第1 項後段所處罰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行為，共同正犯被吸收之資金，自應列入其犯罪所得，不應扣除」等旨，嗣銀行法第 125條第1項後段所規定「犯罪所得」，雖於107年1月31日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惟此決議意旨仍為本院現今統一之見解，不生裁判歧異之問題。而聲請意旨復未能說明在上開決議作成後，就同一法律爭議，有何裁判採取異於上述決議之見解，是前開聲請意旨⒉，與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4第1項歧異提案之要件不合。至銀行法第125條雖迭於107年1月31日、108年4月17日經修正公布，然依107 年1月31日修正之立法說明載敘：「原第1項後段係考量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對金融交易秩序之危害較為嚴重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惟『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之要件與行為人主觀之惡性無關，故是否具有故意或認識（即預見），並不影響犯罪成立，是以犯罪行為所發生之客觀結果，即『犯罪所得』達法律擬制之一定金額時，加重處罰，以資懲儆，與前開刑法係因違法行為獲取利得不應由任何人坐享之考量有其本質區別。鑑於該項規定涉及罪刑之認定，為避免混淆，造成未來司法實務上犯罪認定疑義，該『犯罪所得』之範圍宜具體明確。另考量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摻入行為人交易能力、物價變動、經濟景氣等因素干擾，將此納入犯罪所得計算，恐有失公允，故宜以因犯罪行為時獲致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計，不應因行為人交易能力、物價變動、經濟景氣等因素，而有所增減，爰修正第1項，以資明確」等旨，以及108年4月17日修正之立法說明載稱：「1億條款的立法本旨，在於吸金規模越大，影響社會金融秩序就越重大，更何況違法吸金本來就是空頭生意，所有資金都來自於被害人，若要全部扣除就根本沒有吸金所得，遑論還要達到1億元，顯然違反立法本旨」等旨，可見本院上開刑事庭會議決議所採之法律見解，與銀行法上述歷次修正之立法意旨並無不合，即無因法律修正引發新法律問題之情形，而本院審酌前揭法律爭議既經本院統一見解，適用上已無疑義，亦無以該法律爭議具有原則重要性而予提案之必要。　㈣綜上，蘇張淑惠、蘇后汶及蘇怡芬前開聲請提案予本院刑事大法庭，均為法律上不應准許，本院自無向大法庭提案之必要，併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法　官林海祥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2025-01-09

TPSM-113-台上-4297-20250109-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建築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285號上訴人吳文棋王耀賢共同選任辯護人范晉魁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建築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6月2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易字第1590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993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案件，第二審法院係撤銷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為該條項所明定。本件上訴人吳文棋、王耀賢所犯建築法第93條非法復工罪，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之案件，原判決係撤銷第一審諭知無罪之判決，而改判有罪，依前開說明，上訴人2人自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合先敘明。二、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2人分別擔任○○市○○區○○段四小段0227- 0000地號等34筆土地起造新建工程案（下稱本案工程）之工地主任、主任技師，而有本案工程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北市都發局）勒令停工，竟未經許可擅自復工，且經制止不從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諭知上訴人2人無罪之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2人共同犯建築法第93條之非法復工經制止不從罪刑，固非無見。三、按證據雖已調查，若尚有其他重要證據未予調查，或疑點未予釐清，致事實未臻明確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又刑法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罰。」此即學理上所稱「緊急避難」，蓋行為人之行為雖然違反不得侵害保護法益之刑法規範、亦確實造成法益之危害，然避難行為符合整體法秩序之容許情狀，故例外得以阻卻構成要件該當行為之違法性。緊急避難之成立，除⑴客觀上必須存在「現時之危難（即法文所稱『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之緊急危難』）」外，⑵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具備避難意思而實施避難行為，且⑶該避難行為係屬客觀上足以避免法益危害而必要者（手段與目的之相當性，即法文所稱『出於不得已之行為』），此外，⑷避難行為造成之法益侵害，尚需與避難行為所欲保護之法益侵害（即前述『現時之危難』）進行法益權衡，僅有避難行為所欲保護之法益「高於」所造成之法益侵害（「法益優越性」）時，始能阻卻其違法性。現時之危難係行為人故意或過失之可歸責前行為所招致者，即學理上所稱「自招危難」，於行為人係故意招致危難，以藉故遂行其犯罪行為者，係屬緊急避難權之濫用，不得主張緊急避難以阻卻後行為之違法性；其他自招危難之情形，則應適用較諸一般緊急避難更為嚴格之審查基準，而應審酌可歸責前行為之種類、避難行為之種類、保護法益之歸屬、保護法益是否明顯優越於所侵害之法益等具體情狀，綜合判斷避難行為是否具備社會倫理之適當性，而可依緊急避難而阻卻違法。具體而言，行為人倘非緊急避難權之濫用，而所實施之避難行為係屬避免法益危害所必要而不可欠缺、所保護之法益非僅限於行為人之個人法益亦包括他人甚至多數人之法益、保護法益（如生命法益）明顯優越於所侵害之法益（如居住之安寧）者，雖係自招危難，即非不得依緊急避難而阻卻其違法性。四、本件依原判決之記載，上訴人2人未依臺北市政府公告之修正前「臺北市禁止從事妨礙安寧行為之區域範圍及時段」第 6條第2款（現為第7條第2款）規定，就本案工程擬具計畫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夜間、假日施工許可，仍繼續於夜間、假日施工，遭北市都發局於民國110年11月23日勒令停工，仍擅自復工，經制止不從，而成立建築法第93條之罪；至本案工程地層雖屬「極軟弱」至「軟弱」地層，有3分之2 地層極容易坍塌，鄰房經鑑定，於施工前即存在1/95至1/70 之傾斜率，若未連續施作連續壁工程，將造成開挖壁面崩塌，加劇鄰房傾斜率，造成居民及施工人員死傷，而有連續施工之必要，然上開危難係上訴人2人故意違反應事先申請夜間施工規定所致，係自招危難，不得主張緊急避難等旨（見原判決第2、9頁）。惟查，依原判決之認定，本案工程地層既屬「極軟弱」至「軟弱」地層，有3分之2地層極容易坍塌，且依卷附本案工程承造人即地樺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地樺公司）回覆北市都發局之回函（見他卷第55頁）中，亦稱「連續壁當日進行挖掘作業，過程中因有坍孔情形，立即進行處理，避免造成鄰房側坍塌危險」（見他卷第55頁），則本案工程所生地層坍塌、鄰房傾斜甚至坍塌等「現時之危難」，似非上訴人2人未申請夜間、假日施工許可所致，而係本案工程之施作所致，則上訴人2人縱未申請夜間、假日施工許可，是否即屬自招危難？即有不明；且依原判決之認定，吳文棋為地樺公司聘用之工地主任、王耀賢為地樺公司聘用之主任技師，上訴人2人是否負有依「臺北市禁止從事妨礙安寧行為之區域範圍及時段」第6條第2款規定，就本案工程擬具計畫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夜間、假日施工許可之義務？亦攸關上訴人2人是否確有原判決所指故意不申請夜間、假日施工許可之情，原判決未予調查釐清，致事實未臻明瞭，亦非無調查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法。又前開「臺北市禁止從事妨礙安寧行為之區域範圍及時段」係本於噪音管制法第8條之授權而公告，然臺北市政府另依建築法第67條之授權，訂定「臺北市建築工程施工時段管制辦法」（見第一審卷一第465至466頁），其中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前段規定「連續壁施工作業」為該辦法管制之施工作業，平日不得於下午10時至翌日上午8時施工，例假日不得於上午8時前，中午12時至下午2時或下午6時後之時段施工；第5條第1項則規定「施工場所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需於前條不得施工時段作業者，起造人、承造人、監造人或拆除人應於施工5日前向都發局提出申請，經核定後始得施工：一、實施施工特殊管制地區。二、工地周界起算50公尺範圍內無人居住。三、地下室安全措施組立需連續作業。」上開管制辦法係以起造人、承造人、監造人或拆除人為申請義務人，且需符合上述3款情形之一，始得申請夜間或假日施工。對此，本案鑑定人即新北市土木技師工會技師林祐全業到庭證稱：本案工程50公尺內有鄰房，故無法依臺北市建築工程施工時段管制辦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申請夜間施工，亦無法依同條項第1款規定申請夜間施工，至於第3款沒有人用這款提送，無法確定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80至181頁、18 4至185頁），則上訴人2人是否為申請夜間、假日施工許可之義務人？本案工程是否本即無從依上開管制辦法申請夜間及假日施工？即有詳加究明釐清之必要。原審對上述疑點未加以調查釐清，徒以鑑定人林祐全就與本案無關之新北市法規命令所為證言為不利於上訴人2人之認定，而未本於前開「臺北市建築工程施工時段管制辦法」規定為必要之調查，致事實未臻明瞭，遽認上訴人2人係故意不申請夜間及假日施工，係自招危難，嗣後擅自復工行為即不得主張緊急避難阻卻違法，自難謂無調查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法。又縱依原判決之認定，上訴人2人應依相關規定就本案工程向主管機關申請夜間、假日施工許可，卻故意不為申請，而屬自招危難，然所採取之避難行為是否係避免法益危害所必要而不可欠缺者？避難行為倘係侵害居住之安寧等較輕微之法益，以保護多數人之生命、身體、財產等重大法益，依前開說明，是否即當然無緊急避難規定之適用？原審亦未詳予調查、說明，同難謂無調查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法。五、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原判決前揭違法情形，影響於本件事實之認定及法律適用之基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應認原判決此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2025-01-09

TPSM-113-台上-4285-202501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