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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刑事訴訟法第37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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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88號上訴人白東禾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第二審再審判決（113年度再字第 1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少連偵字第46號， 110年度偵字第761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白東禾為成年人，有如其事實欄所載，利用無參與犯罪意思之少年林○智（名詳卷，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不付保護處分確定），且與少年蔡○盛（名詳卷，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判處罪刑確定）共同將管制進口物品即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夾藏在快遞郵包內，從馬來西亞吉隆坡走私運輸入境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罪刑部分之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成年人利用少年及與少年共同運輸第三級毒品罪刑（兼論以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另維持第一審關於諭知相關沒收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就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其憑據及理由。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林○智、蔡○盛均非伊所僱之員工，而伊於覓人領取前揭毒品郵包之過程中，固取得其等之身分資料，但並未細看，實不知其等為未滿18歲之少年，原審疏未調查伊已於偵查中陳明上情，遽為不利於伊之認定，殊有違誤。又上揭毒品郵包於流出前即為警方查獲，並未對社會治安造成實害，且林○智及蔡○盛皆係透過他人找來犯案之人，並非伊所指示，足見伊所犯情輕法重而堪憫，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亦屬不當云云。三、惟原判決依憑上訴人肯認林○智、蔡○盛均為少年，且對於其本件走私運輸愷他命之犯行，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並不爭執，佐以林 ○智、蔡○盛就此所為之相關證詞等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為成年人，知悉林○智及蔡○盛均係少年，利用林○智及與蔡○盛共同走私運輸愷他命，據而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以前揭罪名，並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核原判決上揭之審認與論斷，俱有卷存事證可資覆按，難謂於法不合。其次，原判決就上訴人走私運輸第三級毒品之犯行，何以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之餘地，已說明其理由略以：本件於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及同條第1項之規定遞減輕其刑後之最低處斷刑度已非嚴峻，且上訴人助長毒品散播，對國民健康造成潛在危害，難認其犯罪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以致於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等旨。核原判決之論斷，並未逾越法律授權之界限與範圍，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尚難指為違法。綜上，上訴人上訴意旨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執前揭泛詞，就原審對於刑罰加重事由採證認事及科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吳冠霆法　官許辰舟法　官蔡憲德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石于倩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2025-03-06

TPSM-114-台上-588-20250306-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181號上訴人林明德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30 2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870、1276 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上訴人林明德經第一審判決論處販賣第二級毒品既遂7 罪刑、未遂2罪刑，並定其應執行刑，暨諭知相關之沒收、追徵後，提起第二審上訴，明示僅就刑之部分上訴（見原審卷第74、104頁），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關於刑之部分判決，駁回其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載述審酌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三、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雖供出毒品來源為綽號「阿西」之人，但不知其真實姓名年籍、聯繫方式，難以繼續追查，故本件並無因上訴人供出其毒品來源，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情，業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民國113年7月30日函覆在卷，自無從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刑之旨（見原判決第2至3頁），核無不合。則上訴意旨仍謂上訴人已供出毒品來源供警方查察，戮力於有效斷絕毒品之供給，指摘原判決未援為減刑依據而有違誤云云，核係憑持己意所為之指摘，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按刑之量定，或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均係實體法上賦予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復未逾法定刑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責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或以行為人之犯罪情狀並無何顯可憫恕，對之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狀，而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其裁量權之行使，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自均無違法。原判決載敘：第一審已說明上訴人販賣甲基安非他命次數多達9次，每次達新臺幣數千元，其犯罪動機係為賺取不法利潤，且有將毒品販賣予不認識之人以牟利之情事，而上訴人身心健全，不思循正途，反而以此方式謀取不法利益，對他人健康與社會治安危害甚鉅，難認其所為有何特殊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於依相關規定減輕後，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情事，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餘地；復於量刑時，併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為刑之量定，皆已甚輕，可予維持之旨。所為量刑，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情形，係屬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仍謂上訴人所涉犯行對法秩序之違犯程度非鉅，指摘原判決量刑有悖於罪刑相當原則云云，係對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事項，以自己之說詞，漫指違法，亦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五、綜上所述，應認上訴人之上訴，不合於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劉興浪法　官黃斯偉法　官何俏美法　官蔡廣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盧翊筑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2025-03-06

TPSM-114-台上-1181-20250306-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192號上訴人郭銘其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546號，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8575、 108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上訴人郭銘其經第一審判決論處販賣第三級毒品2罪刑、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1罪刑，並定應執行刑，暨諭知相關之沒收、追徵後，提起第二審上訴，於原審明示僅就刑之部分上訴（見原審卷第94頁），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關於刑之部分判決，駁回其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載述審酌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三、刑之量定，或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均係實體法上賦予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復未逾法定刑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責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或以行為人之犯罪情狀並無何顯可憫恕，對之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狀，而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其裁量權之行使，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自均無違法。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宣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條第1項規定在適用「無其他犯罪行為，且依其販賣行為態樣、數量、對價等，可認屬情節極為輕微，顯可憫恕之個案，縱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嫌情輕法重」個案之範圍內，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而違憲，為避免前揭情輕法重個案之人民人身自由因修法時程而受違憲侵害，於修法完成前的過渡期間創設個案救濟之減刑事由，使刑事法院得依憲法法庭判決意旨，就符合所列舉情輕法重之個案，得據以減刑。然前開憲法法庭判決之效力，僅限主文及其主要理由，無從比附援引於其他販賣毒品罪，更無從援為適用刑法第 59條酌減其刑之理由。　　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所為犯行次數、販賣對象以及其所販賣毒品之數量，可認非偶然犯案，犯罪情節難謂輕微，加以上訴人所犯之罪，已各依相關規定予以減輕其刑，亦未見有何倘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或其他法重情輕之情，因認無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適用等旨。所為論敘，於法無違。上訴意旨仍對原審酌減與否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持無相關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意旨，就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事項，指摘原判決未適用刑法第59條酌予減刑，有所違誤云云，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綜上所述，應認上訴人之上訴，不合於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劉興浪法　官黃斯偉法　官何俏美法　官蔡廣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盧翊筑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2025-03-06

TPSM-114-台上-1192-20250306-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190號上訴人陳崇武選任辯護人陳冠仁律師曾元楷律師丁小紋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1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1220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34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上訴人陳崇武經第一審判決認定有其犯罪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明確，因而論處上訴人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刑，及諭知相關沒收、追徵後，提起第二審上訴，已明示僅就刑之部分上訴（見原審卷第15、62、63 頁），經原審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判決，改判處有期徒刑8月，已詳述其憑以裁量之依據及理由。　　三、累犯之加重，係因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須再延長其矯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法院應依個案犯罪情節，具體審酌行為人犯罪之一切情狀暨所應負擔之罪責，裁量有無加重其刑之必要；而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指其犯罪情狀確可憫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即有其適用，是以前者重在社會防衛之需求，後者則在判斷有無情輕法重，所應審酌之情節，尚有不同。而累犯有無加重其刑之必要，及是否援引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均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果其裁量權之行使未見有濫用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原判決業已敘明考量上訴人曾因前案犯罪經徒刑執行完畢，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返回社會後能因此自我控管，卻仍未戒慎其行，反無視法律嚴厲禁制，再為本案犯行，足徵並未真正悛悔改過，而有特別惡性，因認其前罪之徒刑執行無成效，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且依本案所犯情節，亦查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指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規定，予以加重其刑；又審酌上訴人雖為取得報酬而非法從事一般廢棄物之清理，惟上訴人所清理者尚非嚴重汙染環境之廢棄物，且非法清理廢棄物之數量非鉅，與大型、長期非法營運者，抑或清運有毒廢棄物者之行為態樣及惡性相比，其可非難性程度應屬較低；況上訴人係將一般廢棄物丟棄在環保局之垃圾車內，與恣意將廢棄物傾倒棄置於他人或國有土地上之情形亦屬有別，因認上訴人之犯罪情狀顯可憫恕，經依上開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後，縱量處最低法定刑，仍嫌情輕法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重後減輕其刑等旨，尚無濫用裁量權限情形之違法情事可指。上訴意旨猶謂原判決先認定上訴人有特別惡性，又認定其可非難性程度較低，其理由應有矛盾云云，顯係未明上述規定之立法意旨，對原判決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刑罰減輕事實之存否，亦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認定之範疇，倘法院已為相當之證據調查，並詳述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而不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原判決復載敘上訴人於本案行為時，年滿46歲，已自承國中畢業，從事粗工，足見有相當之工作經驗及社會閱歷，復自承曾明知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第46條第4款規定，且有認真去考廢棄物清理執照等語，自不得以不知法律為由，即脫免相關之法律責任，又上訴人明知其未依規定取得許可文件，於傾倒廢棄物之前，未先釐清其行為之適法性，即擅自從事廢棄物之清理業務，難認有何違法性認識錯誤之情事，無適用刑法第16條但書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等旨，並無違反經驗法則或理由不備之違法。上訴意旨仍持自我之說詞，謂上訴人並未通過考試，對廢棄物清理法之知識未足，且依社會通念，亦無從期待其傾倒廢棄物，會諮詢法律專業人士，上訴人若知違法，何需花費雇工請人載運本案廢棄物云云，指摘原判決違誤，核係對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並已於理由內說明的事項，漫事指摘，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的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五、綜上，本件上訴人之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劉興浪法　官黃斯偉法　官何俏美法　官蔡廣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盧翊筑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2025-03-06

TPSM-114-台上-1190-20250306-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177號上訴人顏克丞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11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5397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296、7297、11448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上訴人顏克丞經第一審判決從一重論處共同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刑（另想像競合犯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並諭知相關之沒收（銷燬）後，提起第二審上訴，明示僅就刑之部分上訴（見原審卷第132、133頁），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關於刑之部分判決，駁回其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載述審酌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　三、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係指具體提供毒品來源之資訊，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據以查獲者而言；且必以被告所稱其本案所販賣之毒品來源與嗣後查獲之其他正犯或共犯間具有關聯性，始足當之。又法院非屬偵查犯罪機關或公務員，故不論被告在司法警察（官）調查、檢察官偵查或法院審判中供出毒品來源，事實審法院僅須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調查被告之供出行為是否已查獲毒品來源，而符合減免其刑之規定，以資審認；倘無從期待偵查機關在法院辯論終結前因而查獲，事實審法院未依聲請，或本於職權就被告所指毒品來源自行追查其他正犯或共犯，即不能指為違法。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雖曾供出其毒品來源為王士垚，惟並無其他事證可資證明，且本案無因上訴人的供述，而查獲其毒品上游乙節，亦據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臺北分局民國113年10月14日函覆明確，自無從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免其刑之旨（見原判決第5、6頁），於法核無不合。上訴意旨竟謂原審並未調取王士垚之入、出境紀錄，以確認其案發時是否曾入境，是否曾經檢警單位調查，有證據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云云，核係混淆法院與偵查機關之職務，憑持己意所為之指摘，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刑罰減輕事實之存否，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認定之範疇，倘法院已為相當之證據調查，並詳述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而不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亦載敘：依共同被告劉易紳之供述，可認上訴人運輸大麻來臺的原因是否確係供己及劉易紳之施用，並非無疑，且依上訴人第二審上訴理由狀所述之本地大麻價格為每公克約新臺幣（下同）1,500元，則其本案運輸來臺後之大麻價格高達150萬元，難認其情節輕微，自無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3項規定減刑之餘地（見原判決第3、4頁）。所為論敘說明，亦屬原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仍執意稱上訴人所運輸之大麻僅為供自己及劉易紳施用云云，係就原判決已為之論斷，再事爭辯，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綜上，本件上訴人之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本件上訴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上訴人請求從輕量刑云云，本院自無從予以審酌，附此指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劉興浪法　官黃斯偉法　官何俏美法　官蔡廣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盧翊筑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2025-03-06

TPSM-114-台上-1177-20250306-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581號上訴人吳牧群(Payan.Islituan，原名白樣‧伊斯理鍛) 選任辯護人林永頌律師章懿心律師鄭文龍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27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原上訴字第2 5號，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877、8642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吳牧群有其事實欄（下稱事實）二所載，於高雄市那瑪夏區（下稱那瑪夏區）第3屆區長就職前之民國107年12月20日向陳偉迪（此部分未據起訴）收受新臺幣（下同）60萬元之準收受賄賂犯行，以及有事實三所載，於任職第3屆那瑪夏區區長期間㈠向陳偉迪（經判處免刑確定）、林崇義、董立寬（上2人經判處罪刑，林崇義併諭知緩刑確定）以收受現金或抵償前欠款項之方式收受原判決附表編號（下僅記載編號序列）1至3、8至18、22、24至43所示那瑪夏區工程標案之公共工程回扣，合計1725萬4220元等犯行；㈡向陳偉迪（經判處免刑確定）、李嘉芳、薛博壬（上2人經判處罪刑確定）收受編號20、21、23所示之公共工程回扣，合計110萬8000元等犯行；㈢向陳偉迪（經判處免刑確定）、董立寬、陳坤銘、吳清玲（均業經判處罪刑，陳坤銘、吳清玲均宣告緩刑確定）收受編號4、19所示賄賂各15 萬元、8萬元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事實二論上訴人以刑法第123、121條之準收賄罪刑（處有期徒刑〈以下所載主刑種類均相同〉2年6月），暨關於事實三㈠㈡㈢論上訴人以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之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5罪刑（事實三㈢之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與編號1至4、8至 19之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依想像競合之例，從一重論以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分別依交付回扣之時間各處上訴人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之12年，褫奪公權6年、11年4月，褫奪公權5年、11年，褫奪公權5年、11年6月，褫奪公權5年，以及12年，褫奪公權6年；另其被訴收受編號5至7所示之工程款回扣，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未據檢察官提起第二審之上訴，已確定），並均為沒收（追徵）之宣告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並改定其應執行刑15年10月，褫奪公權6年（至原判決撤銷第一審論上訴人職務行為收受賄賂罪刑之判決，改判諭知無罪部分，已確定），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並認定事實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關於上訴人上開有罪部分尚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之情事。三、上訴人之上訴意旨略以：㈠關於準收賄罪部分： ⒈伊因突遭羈押，身心狀況不佳而未能完整說明借款之來源及去向，但已主動供出伊透過陳偉迪向陳偉迪的朋友借得430萬元，並在109年6月12日偵訊時供稱要將錢借給朱代表（朱家祺）等語。而109年12月20日與陳偉迪協商借款乙事時，伊妻林瑞金確實有在現場泡茶，只是因為林瑞金僅在旁泡茶，伊才會一度說成當時沒有第三人在場，伊前後所供並無原判決所指之矛盾情事。原判決認為伊供述前後矛盾，核與卷附伊之訊問筆錄不符，依法亦不能以伊前後所供不符以及證人與伊有無重大恩怨作為補強證據。而上開借款430萬元，伊除將一部分現金（5 0萬元）借給朱家祺之外，部分現金（各40萬元）借給林淑華、林佩君，其餘300萬元連同自己手邊的100萬元，用以清償伊前向李嘉芳借得之400萬元借款。朱家祺、林淑華、林佩君等人也陸續在111年5、6月間償還部分款項給伊，此均有證人等供述證據及帳冊、保管書、本票等非供述證據可佐。而伊及林瑞金經常幫忙鄉民，亦有吳惠美、杜吳秀櫻、顏金花、陳蕊花、曾慶國簽署之其等向林瑞金借錢之聲明書或借貸契約書可憑。原判決認定陳偉迪於107年12月20日交付之60萬元，並非借款之一部，而係賄款，復誤認伊積欠他人千萬元債務，不可能向陳偉迪借款，均與卷證資料不符，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誤。 ⒉伊替鄉親跟陳偉迪借錢或交付款項時，陳偉迪之母鄭素真並不在場，鄭素真僅聽聞來自陳偉迪所轉述之內容，其證詞不得作為本案之補強證據。另依榮承發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承發公司）代表江一成、那瑪夏區公所之黃建銘以及李勝瑜等人之證詞，可以證明陳偉迪在107年12月21日函文送達榮承發公司（陳偉迪係該公司南部地區業務人）之前，不可能知道那瑪夏區公所與上開公司之契約即將終止，所以陳偉迪於107 年12月20日以放置於冰箱之方式交付60萬元給伊，並非榮承發公司得以延續合約為代價而交付之賄賂。再依那瑪夏區公所10 8年1月14日內部簽文可知，是黃建銘及何正品自行詢問高雄市政府法制局之後，認為那瑪夏區公所單方終止契約並無理由，始由黃建銘於108年1月14日以簽呈向伊報告，伊才會批示「依規辦理」，伊沒有指示何正品、黃建銘要讓榮承發公司繼續履約。原判決以李勝瑜之證詞，推論陳偉迪在107年12月20日交付60萬元時，已經知悉李勝瑜建議要終止榮承發公司之開口契約，理由前後矛盾。如果伊收受60萬元賄款，榮承發公司擔任設計監造之107年開口契約可以延至108年12月31日即可，何需要求下屬辦理108年開口契約招標事宜，讓榮承發公司陷於無法得標之風險？原判決所引證人何正品之證詞係檢察官威逼而為之推測之詞；而證人李勝瑜之證詞則係其自行推測之詞，均不得援為不利於伊之證據。另原審復因誤會伊與陳偉迪有特殊信任關係，而偏採陳偉迪之證詞，所為論斷，與一般邏輯事理不合。㈡關於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5罪部分： ⒈伊在第一審已爭執陳偉迪手機基地台軌跡紀錄之證據能力，該軌跡紀錄並非原始證據，然原審未經驗真程序，即引為不利於伊之證據，原判決有採證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誤。且原判決載敘：「陳偉迪108年1月31日基地台位置在『○○市○○○區○○○○里○○巷 000號4F頂』」等旨，核與卷證資料不符。再依109年1月17日陳偉迪手機基地台軌跡，陳偉迪在當天上午10時9分起至11時55 分及下午1時31分起至2時31分，基地台位置均在ＯＯＯ區ＯＯＯＯ里ＯＯ巷000號4樓頂、同區ＯＯ里ＯＯ段000地號間不斷來回，則陳偉迪顯然是在前開2處間活動，而不是在那瑪夏區公所；況基地台涵蓋範圍甚廣，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字第00000000 000號函文所示，陳偉迪本即經常出現於施工地點中，而施工地點、履約地點所在位置之手機基地台位置均可能在ＯＯＯ區ＯＯＯＯ里ＯＯ巷000號4樓頂，自不能以陳偉迪手機基地台位置來證明陳偉迪於其所指交付回扣之時間，確出現在那瑪夏區公所，仍應調查基地台涵蓋之範圍始得認定犯罪事實。原審未逐一調查並於判決中說明其認定伊出現在陳偉迪所指之交付回扣之地點（即那瑪夏區公所）之得心證理由，併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以及判決理由未備之違誤。另員警於陳偉迪警詢時未提示陳偉迪手機基地台軌跡之完整紀錄供其辨認，而是直接提示調查官自行製作之表格，誘導陳偉迪從中選擇5次交付回扣之時點，應認陳偉迪之警詢筆錄無證據能力。 ⒉依景崴營建有限公司（下稱景崴公司）之K∕S對帳總表、分表，董立寬與陳怡璇係透過對拆之模式分配得標工程之利潤，董立寬分得3分之1，陳偉迪及陳怡璇分得3分之2，董立寬沒有必要透過陳偉迪轉交工程回扣款。另景崴公司108年7月帳冊中之支出明細「安燈83.6+青52.5」中之「青」係編號23之「青山劉耀明農路災復工程」（由李嘉芳所屬之章宜營造工程有限公司得標）之簡稱，且扣押物編號7-7-14之「總表、帳冊」內，亦明顯記載李嘉芳（青魚525000、魚2隻836000，合計136萬1000 元），可見陳偉迪就李嘉芳交付之回扣款有指示陳怡璇記載於景崴公司帳冊內，但該公司108年7月之收支明細表中「7月暫餘」為「1156.5+清待回92.5=1249」、108年8月之收支明細表中之「7月暫餘」亦同樣為1156.5；108年8月收支明細表中「8 月暫餘」為「1455.2」、108年9月收支明細表為「1455.2」，可見前開該收支明細表具有延續性，108年7月至9月之每月收支明細表之「支出」部分均未記載前述136萬1000元之回扣款相應之支出，並均與該公司前開月份之支出傳票相符，由此足見，上開回扣款是陳偉迪中飽私囊，原判決就此部分僅以陳偉迪、陳怡璇虛偽證稱其等均未清點現金之詞，說明上開公司帳冊中「標案明細總表」中之數額與李嘉芳所供交付回扣款之數額為何不相合致之理由，另載敘「陳偉迪、陳怡璇有將與李嘉芳相關之金額列（記）入帳冊、支出明細」等旨，與卷內事證不符，有認定事實未依憑證據之違法，且此部分業經伊於原審詳為答辯，但原判決並未就此說明其不採信上訴人前述答辯之理由，亦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⒊原判決認定編號20、21、23所示工程回扣款係透過薛博壬、林崇義、陳偉迪層層轉交，最後由陳偉迪交付給伊，是因為陳偉迪收受回扣款並未清點即交付伊，故依林崇義所述之支付回扣比例計入景崴公司之帳冊內（即標案金額除以1.1，再乘以回扣比例，復乘以0.8），但結論復稱其支付回扣數額是以標案得標金額的10%計算回扣款，判決理由前後矛盾。又依李嘉芳所述，前開編號之回扣款各為30萬8000元、28萬元、52萬元，但依扣押物編號7-1-14之扣案帳冊（標案明細總表）記載之比例記載，各為55萬4400元、28萬1600元、52萬4800元，與前開證人所供其交付之數額不符，亦與標案明細總表記載為「98萬 9670元」（按：為40萬3200元、20萬4800元、38萬1670元總和）不符，不能互相印證，無法作為本案交付回扣之證據。另伊於108年9月11日清償伊向李嘉芳之借款全部（借貸金額400萬元），伊向李嘉芳借款之事，陳偉迪並不知情，且既一次全部還給李嘉芳，不可能有扣抵一半的問題，但其標案明細總表上竟記載李嘉芳之回扣中有一半是抵扣「欠款」，亦可見前開標案明細總表並不實在，況李嘉芳於偵查中供稱百分之10的回扣是要安撫監造，應該與公務無關等語，更難想像伊會大費周章先收受李嘉芳在108年6、7月交付之回扣款，再於108年9月11 日清償前述借款，是以本案之扣案帳冊、傳票均不得作為伊被訴向李嘉芳收取工程回扣之證據，原判決認定伊向李嘉芳收取回扣，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判決理由矛盾、理由不備之違誤。 ⒋陳偉迪於偵訊時供稱，其代替董立寬及林崇義轉交給伊之680萬元，全部是面額2000元之鈔票，後來改稱也有1000元現鈔等語。董立寬則供稱其所提領之現金，有部分為面額1000元之鈔票，也有部分是2000元鈔票。林崇義則於原審作證時則證稱其未提供面額2000元之鈔票，所以只要函詢董立寬提領現金之彰化銀行鹽埕分行調取董立寬當日提領現鈔之相關紀錄，即可知伊究竟有無向董立寬及林崇義借款，伊於112年12月22日調查證據聲請狀已經為上開聲請，然原判決未予調查，亦未說明未調查之理由，有判決理由未備且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另陳偉迪於113年2月7日原審審理時將其所指於108年1月31日收取回扣交付給伊時所裝現金之背包提出供原審法院勘驗，但該款背包係LV M44658 Trio秋冬款式，於108年1月15日之該年度男裝系列初次登場，108年10月以後才在自由時報介紹此新款包，此有相關新款包之報導、相片可憑，可知在108年1月31日，此款背包還未上市，陳偉迪不可能以尚未上市之背包裝錢並送錢給伊，又陳偉迪繪製其於108年1月31日送880萬元至區長辦公室之示意圖是新的區長辦公室，該辦公室是108年2月中才啟用，此有葛勝輝所立關於區長辦公室整修及搬遷時間之證明書可憑，陳偉迪不可能在108年1月31日就到該處送錢給伊，何況區長辦公室不如伊家裡隱密，選擇區長辦公室交付賄款，也不符常理，就此有利於伊之證據，原判決未予調查，調查職責未盡、違反證據法則且判決理由不備。 ⒌林崇義於原審證稱陳偉迪有答應林崇義，倘若陳偉迪能成功自官司抽身，就要還林崇義借款，可見陳偉迪會假借名目強逼廠商給錢，亦即會假借伊名義來騙取林崇義借款。原判決曲解上開證人的意思，並據此稱辯護人主張陳偉迪答應返還林崇義25 0萬元乙節是辯護人自行推衍，並非依憑證人之證詞，難謂有據，判決理由不備。 ⒍原判決認定伊基於區長職權透過指定榮承發公司擔任多數工程案之設計監造廠商，進而使董立寬（兆陞營建有限公司〈下稱兆陞公司〉之負責人）、林崇義（奕志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奕志公司〉負責人）所屬公司順利得標施作編號1至3、9至18、22、 24至33、35至43所示工程，可見伊非但對陳偉迪毫無防備，仍以不成比例之數量將工程設計監造案分配予榮承發公司（36案中力匠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力匠公司〉僅5案），伊既與陳偉迪存在特殊信任關係，所以董立寬、林崇義會相信陳偉迪所稱伊欲向其2人借款以及收取回扣云云，但力匠公司是因為有其他標案，並無施作那瑪夏區公所之能量，才會只有取得那瑪夏區公所標案5案，是力匠公司不願辦理那瑪夏之公共工程案件之故，並非伊與陳偉迪有何特殊信任關係。伊在知悉陳偉迪委託徵信業對伊為拍照後，即已對陳偉迪有所防備，且陳偉迪與伊是敵對派系，伊不可能於108年6月24日以後仍委請陳偉迪擔任白手套，況伊在上任第3屆區長後，拔除榮承發公司獨家擔任那瑪夏區公所工程之設計監造，可見伊與陳偉迪之間並無「特殊信任關係」。反之，伊與李嘉芳之關係良好，倘伊要向李嘉芳收賄也應該直接找李嘉芳，不可能找敵對派系之陳偉迪。又倘若伊從108年2月起至同年4月底累計已取得369萬5000元之回扣或賄款，不可能在108年5、6月間沒有繼續向陳偉迪收取回扣，而改成向陳偉迪借款150萬元並簽下保管書。再參酌證人董立寬、林崇義、李嘉芳、薛博壬、吳清玲、陳坤銘等人證稱其等並未確認所交付予陳偉迪之回扣款是否確實是由伊收取，僅推測有可能是由伊收取等語，且其中多人尚且證稱，在本件標案之前所作之工程曾經被陳偉迪刁難過，在交付回扣款後即未被陳偉迪刁難，由此可知本案是陳偉迪假借伊名義收取回扣，原判決就此未調查釐清，即認伊收取回扣，有調查職責未盡並有理由矛盾、不備之違誤。 ⒎再查，原判決雖然認定林崇義交付給伊的250萬元借款有記載在景崴公司之帳冊內，然查該公司之收入傳票中有大量記載前開 250萬元以外來自於林崇義之「奕志公司」之款項，而奕志公司並沒有與景崴公司合作，景崴公司記載來自奕志公司之收入，已有可議。比對編號29由奕志公司工程決標金額為128萬900 0元，計算結果回扣款為6萬4450元，恰（約）為景崴公司帳冊「收入傳票」記載為「意」、「替代」之放款金額6萬4500元，而此部分沒有相對應之支出記載，尤有進者，在108年10月2 5日「支出傳票」中摘要欄位為「意：18.6+26.7=50.3」旁，有手寫「意未列支出-18.6」，並於該支出傳票欄位金額後記載「317000」（按應為503000-186000=317000），足見陳偉迪並沒有將林崇義交付之款項轉交上訴人，是原判決關於上訴人收取林崇義回扣部分之認定，亦與卷證資料不符。原判決未調查何以景崴公司之帳冊就林崇義交付之250萬元以及李嘉芳交付之136萬1000元，僅後者記入帳冊，前者卻未記入，而此部分之記載既屬有利於伊之證據，原判決均未加以調查，亦未說明其理由，有應調查之證據未調查及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之違誤，所為論斷亦違反論理法則。 ⒏景崴公司、兆陞公司之工程款相關文件資料中已經清楚載明「W ∕大哥」欄位之利潤包含K環鄉、K108排水、K2期、S公設、S自強、K野溪、K物通、K箱函、K林春花、K綠美化等工程之利潤等係由代號「S」之陳怡璇取走，而非記載由董立寬取走。倘董立寬先向陳怡璇借款支付回扣，則董立寬取得工程款後必然就此部分與陳怡璇結算返還金額，將此部分記載於拆帳表中，然而扣押物A-15資料中完全無返還金額之註記。原判決依董立寬、陳偉迪之證詞認定景崴公司、兆陞公司之回扣款係董立寬先行向陳怡璇借款支付，或用伊對董立寬之債務抵償後再自「 W∕大哥」欄位所示之利潤中取得補償云云，即與卷內客觀事證不符。況且伊不知道景崴公司與兆陞公司彼此間有合作關係，且伊對於陳偉迪也有債務，倘若伊有收取回扣款，必定會讓景崴公司全額繳足，或主張回扣款用伊對陳偉迪之債務抵償，不可能以用伊對董立寬之債務抵償，是原判決認定景崴公司之回扣款有半數係以伊對董立寬之債務抵償，不符合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⒐原審辯護人於112年12月27日詰問證人董立寬時，因審判長以其訴訟指揮權強壓辯護人之異議權，訴訟指揮不當，導致董立寬認為可以作偽證而不必負責，持續閃躲問題，致使辯護人無法藉由詰問董立寬之過程，彈劾陳怡璇所製帳冊之憑信性，影響判決之公正性，而辯護人已於審理時就審判長之訴訟指揮提出異議，但原判決未針對辯護人之異議於理由中敘明原審就前開異議為如何之處理，有判決不載理由或所載理由矛盾，並違反憲法應保障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規定。四、惟查：㈠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已依證據調查之結果，就上訴人否認收受賄賂、收取回扣所持辯解各詞以及其原審辯護人辯護各節，如何俱不足採信，就事實二部分說明：①陳偉迪於107年12 月20日上午與上訴人在競選總部辦公室見面後，於同日再度前往辦公室放置60萬元，放置金錢之過程業經陳偉迪委託徵信業者蒐證，且未簽立借據，倘係借款，僅簽立借據即可，並無蒐證之必要；②那瑪夏區第2屆區長林民傑卸任前，黃建銘上簽並發函榮承發公司通知終止契約辦理結算，因黃建銘、江一成均曾任職榮承發公司，與陳偉迪關係好是公開的事，故黃建銘在發函前先通知陳偉迪有前開通知終止契約之事，符合人之常情；③107年12月28日陳偉迪母親鄭素真及榮承發公司員工江一成前往那瑪夏區公所溝通榮承發公司終止契約之事之後未久（即 108年1月10日），經上訴人批示「既已親赴釐清、餘依規辦理」等旨，陳偉迪方得繼續履約；④上訴人坦承收取前述陳偉迪交付之款項，雖自稱收取金錢之原因為借貸，但因上訴人對於所謂借款用途之說法前後不一，且上訴人自身負債百萬元，不可能逕以自己名義借款再轉借第三人，依上訴人與陳偉迪之關係，難以想像上訴人在未上任前會向陳偉迪借款並拍照存證等旨，詳予指駁，並說明景崴公司之會計作帳資料等，不足為有利於上訴人認定之理由等旨（見原判決第15至19、35至39頁）；就其事實三部分說明：①那瑪夏區長期僅少數廠商與榮承發公司配合在該區投標工程，廠商進入該區標工程要經過陳偉迪同意，且上訴人對於原住民區工程特性知之甚稔，故利用其職務上機會透過指定榮承發公司擔任設計監造廠商乙事，可間接影響那瑪夏區工程各廠商投標意願以及後續施作、驗收，是以即便陳偉迪、董立寬、陳怡璇就其等合作之標案各取得3分之1 之利潤以及李嘉芳與上訴人間有借貸關係，陳偉迪供稱本案相關工程回扣均透過伊轉交給上訴人，均未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②依薛博壬、李嘉芳108年9月16日通訊監察譯文顯示李嘉芳向薛博壬表示：「那個一件事跟你講一下，那個…你朋友… 那天我去找伊，我有把『東西』…有把事情都跟伊講了」、「伊說叫你忍耐點，今年把它走完」、「那個東西伊有和我處理了」等語；③依108年6月24日上訴人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顯示可見上訴人先向黃建銘確認當日陳偉迪會到場（按：指那瑪夏區公所），並表示開會前欲與陳偉迪談話等語；④108年1月31日係丙技術服務案辦理評選日，陳偉迪出現在那瑪夏區公所亦屬合理，而證人董立寬證稱當日伊有看見陳偉迪當場在那瑪夏區公所拿680萬元現金放入包包後上樓，下樓時包包明顯變扁；⑤ 董立寬證稱：108年底某日伊開車載陳偉迪前往上訴人位於ＯＯ區ＯＯ村住處交款；⑥卷附陳偉迪所持行動電話基地台位址紀錄顯示陳偉迪於108年1月31日、同年6月24日、同年10月22日、1 09年1月17日、同年2月27日之基地台位址均曾有「○○市○○○區○ ○○○里○○巷000號 (4F頂）」乙址，而108年8月30日則有「○○市 ○○區○○路0號D棟」乙址之紀錄；⑦上訴人在已知陳偉迪有將交付賄款之過程存證後，仍以不成比例之數量將工程設計監造分配予榮承發公司（36案，力匠公司僅5案）等情，可見上訴人與陳偉迪有特殊信任關係。倘陳偉迪私下以收回扣為名而詐取財物，其與董立寬、林崇義、李嘉芳等人沒有必要承認法定刑較重之行賄罪或誣告罪，董立寬、林崇義、李嘉芳亦無必要承認行賄；⑧扣案景崴公司之帳冊資料中即關於編號20、21、23 之記載部分，雖與李嘉芳所證其交付之回扣款數額不符，惟因陳偉迪已證稱其並未清點李嘉芳所交付之回扣款，故前開回扣款數額之不同，並不影響本案事實之認定；⑨依陳偉迪、陳怡璇、董立寬針對景崴公司帳冊記載中「W∕大哥」部分之說明，足見景崴公司就董立寬透過陳偉迪轉交之賄款，經結算後已列入董立寬應分配之利潤內，自非未記載回扣如何支出等旨，詳予指駁，並說明陳偉迪購買千萬元跑車代步等情，以及區公所司機即證人湯雄心所證關於其與區長形影不離，如果區長不在，訪客無法進入辦公室、董立寬曾供稱陳偉迪可能中飽私囊、林崇義於原審證稱陳偉迪稱要返還借款，以及林崇義前曾遭陳偉迪刁難、陳坤銘證稱編號4、19二案之履約並不順利等證詞，俱不足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之理由（見原判決第24至2 8、39至46頁）。所為論列說明，經核並未以上訴人前後所供述不符或其與陳偉迪有無重大恩怨作為補強證據，而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推論，並無任意推定犯罪事實、違背證據法則、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或不適用法則、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再：　 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 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特別可信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第159條之3分別定有明文。再數位證據泛指以數位型態存在之資訊內容，該等內容通常非屬人類感官可直接理解，不易於法庭內以勘驗方式呈現，倘先經由複製、擷取方式取得數位證據之產出物，並以該產出物於法庭上提示之方式調查證據，本無不可，除非當事人對該擷取自數位證據資料內容與數位證據本身之內容之同一性有所爭執，始有調查該產出物之產出過程，用以證明該產出物與電磁紀錄同一之必要；然若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對於該等產出物之證據能力並未爭執，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59條之3之規定意旨，只要該數位證據之產出物經合法取得，並經法院於審理時提示供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辨認並告以要旨後，即屬合法調查而得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證據，不得事後翻稱該等數位證據之產出物未經驗真程序而任意指摘為違反證據法則。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事實三㈠至㈢之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5罪刑，除對向共犯之證述、各相關帳冊資料外，另援引陳偉迪之手機基地台軌跡作為陳偉迪供述（含警詢）之補強證據之一。依卷內資料所載，上訴人就檢察官所提之陳偉迪手機基地台軌跡紀錄中，除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877號卷（下稱偵一卷）六第431頁中所示之手機基地台軌跡紀錄部分（按此部分上訴人於113年3月 9日所提言詞辯論狀（二）中載明該部分為審判外製作之文書，且非特信性文書，沒有證據能力）外，其餘關於「門號0000 000000號（上訴人）、0000000000號（陳偉迪）之雙向通聯紀錄（即偵一卷七第53、54、63、70、71、75頁以及原審卷四第 16頁之基地台軌跡紀錄部分），於第一審受命法官於109年12 月28日行準備程序時已分別表示：「請辯護人陳述」、「犯罪事實三（指起訴書犯罪事實三，下同）編號6、犯罪事實四編號14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等語（見第一審卷三第306頁，就事實三部分之前開手機基地台紀錄並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且同年月22日所提之刑事準備書狀對上開基地台位址紀錄之證據能力亦表示「無意見」等語（見第一審卷三第183、185頁、卷六第356頁、卷七第81、83頁）。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審理時並未爭執該等軌跡紀錄之證據能力，並說明其援引第一審關於證據能力之意見等旨（見原審卷四第165頁、卷六第114至115頁、卷八第13頁）。原判決所援引之基地台軌跡紀錄既未經上訴人爭執其證據能力（前述上訴人曾爭執證據能力之基地台軌跡〈即偵一卷六第431頁之基地台軌跡部分〉並未經原判決引為證據，此見原判決第26頁第30列至第27頁第18列），揆諸前揭說明意旨前段，自有證據能力。另依卷內資料，陳偉迪於108年1月31日之基地台軌跡於同日14時47分及15時55分分別出現在「○○市○○○區○○○○里○○巷000號4F頂」基地台位址（見偵一卷七第23頁），縱原審僅說明前開基地台位址資料而漏未引用出處，然該等資料既已於原審經合法調查（見原審卷八第47頁，編號59部分），原判決此部分出處之漏引，尚不影響本案判決之結果。而原判決已於理由壹一㈤說明前述引用之基地台軌跡部分及於理由壹一㈠說明陳偉迪警詢中之證詞，如何均有證據能力等旨，上訴意旨指原判決援引無證據能力之證據作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據以及卷內無108年1月31日基地台軌跡紀錄及未說明前開證據何以有證據能力等，俱與卷內資料不符。 ⒉又證據之證明力係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證人之證言縱令先後未盡相符，但事實審法院本於審理所得之心證，就其證言一部分認為確實可信，予以採取，原非法所不許。再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固規定，依本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但應行調查之證據範圍，在同法並未定有明文，該項證據，自係指第二審審判中已存在之證據，且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應行調查者而言。證人陳偉迪關於其轉交上訴人向董立寬、林崇義借得之款項，以及編號1至3、8至43等十一波標案之回扣款予上訴人之交付款項之時間、地點及金額各節，經核尚無前後不符情形，並與各該編號之工程承包廠商之負責人所證情節、景崴公司帳冊記載以及手機基地台軌跡相符。至陳偉迪108年1月31日交付上訴人回扣時所使用之包包款式、交付之現金面額（究為哪一年之LV包款、面額是否全部均為2000元），以及陳偉迪108 年1月31日至區長辦公室交付賄款時，區長辦公室之擺設等枝節之前後歧異，尚不影響陳偉迪轉交借款以及108年8月30日轉交編號20至25之第四、五、六波標案回扣款等事實之認定。原審已就其中陳偉迪交付上訴人向董立寬、林崇義借款之現鈔面額等枝節部分，說明其不影響其對事實認定之理由（見原判決第25至26頁），所為論斷，尚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而前開LV包款、現鈔面額以及區長辦公室之擺設等枝節既對本件事實之認定不生影響，自不得執LV包新款報導、相片、區長辦公室秘書葛勝輝辦公室整修之證明書，指摘原判決有調查職責未盡、理由矛盾或理由不備之違誤。同理吳惠美、杜吳秀櫻、顏金花、陳蕊花、曾慶國簽署之其等向林瑞金借錢之聲明書或借貸契約書，觀其內容分別為立書人聲明其於103、105、106 年間向林瑞金借款或與林瑞金於86年間簽署借貸契約書，從時序來看，亦顯與本案事實無關，對本案事實之認定，當不生影響。 ⒊證據之證明力係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事實審法院本於審理所得之心證，就證據所為之取捨係其適法之職權行使，倘該證據之取捨並悖離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且已說明其得心證之理由，難率指其違法。原判決已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定李嘉芳交付之回扣款數額係本於李嘉芳供稱其所交付之回扣款即編號20、21、23所示工程款之得標金額之10%（見原判決第54頁），並均說明該等金額與帳冊記載不符部分並不影響事實之認定；另依景崴公司之帳冊中雖將林崇義以「另分列：250」之方式計入帳冊內，但因該筆進帳並未記載為「收入」，即無所謂「支出」，故陳偉迪轉交後未列「支出」之結果，亦不能執為有利於上訴人認定之理由（見原判決第44至45頁），原判決雖未說明該記載與李嘉芳回扣款記載方式何以不同，然「回扣款」與「借款」之本質不同，陳怡璇就該等款項為不同之記載，本屬當然，無理由不備或矛盾之可言；又景崴公司帳冊內雖有來自奕志公司之「收入」部分，但由其記載之金額來看，與本案毫無關聯，原判決未調查、說明該部分收入及有無相對應之支出，自無理由不備之可言。㈡按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刑事訴訟法第47條定有明文。依卷附資料，原審審判長於112年12月27日檢察官、原審辯護人對董立寬進行交互詰問時僅曾提醒辯護人避免僅陳述自己的意見，要提出問題讓證人回答，或偶有在證人回答檢辯雙方問題不明確時，適時確認證人所述之真意究何所指，而原審已給予上訴人對董立寬為對質、詰問之機會，並經辯護人在場為實質辯護，經核尚無訴訟指揮不當之情形；況依該次審理筆錄之記載，原審辯護人自始至終沒有提出異議（見原審卷六第213至242頁），而訴訟程序之異議有其時效性，倘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未適時提出，當無從再以交互詰問之訴訟程序指揮不當為由指摘原判決違法。　五、上訴人之前揭上訴意旨，或係重執其在原審辯解各詞，或係執其個人主觀意見，就無關事實認定之枝微細節、原審採證認事適法職權行使、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及原審審判長於審理期日適法之訴訟指揮，任意指摘原判決違法不當，均難認係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上訴人之其他上訴意旨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亦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六、綜上，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莊松泉法　官李麗珠法　官陳如玲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2025-03-06

TPSM-113-台上-2581-20250306-1

台上

最高法院

偽造文書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610號上訴人陳泰臨（原名陳重甫）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484號，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14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陳泰臨（原名陳重甫）有原判決援引之第一審判決事實（下稱事實欄）所載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從一重論處上訴人犯行使變造準私文書罪刑（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處有期徒刑1年6月，想像競合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相關沒收（追徵）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所憑之證據及論罪之理由，核其所為論斷，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自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三、上訴意旨略稱：㈠上訴人與案外人賴冠帆於民國105年11月28 日簽訂「商品買賣合約書」，約定賴冠帆經銷奶粉的對價為新臺幣（下同）2,050萬元（含大陸地區商標申請費用250萬元及授權金1,800萬元），賴冠帆嗣入監執行，告訴人即冠辰企業社負責人唐辰叡受賴冠帆之託，接手上述奶粉大陸地區業務，並於107年2月26日申設「冠辰企業社」，於同年3 月2日委由案外人黃逸菘匯款400萬元至上訴人子甫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子甫公司）之銀行帳戶。告訴人匯款時間既早於上訴人107年3月9日變造大陸商標註冊申請受理通知書，可徵上訴人雖有行使變造準私文書，但並無詐取告訴人財物，原判決認事用法有誤。㈡告訴人匯款僅是履行賴冠帆與上訴人所訂之契約義務，遠不及賴冠帆應付之總額（尚應再補1, 650萬元），告訴人何以不再給付差額？原判決並未查究明白，亦未說明不予調查之理由，有未盡調查之違法。㈢原判決援引未經上訴人與賴冠帆簽名用印之「授權暨合作事項書」，採為上訴人有罪之認定，有判決不適用法律之違法。㈣上訴人雖有行使變造準私文書行為，但告訴人在上訴人行使前即已匯款，且所變造者為他國之文書，雖有行使，但無人受損害，原判決論處上訴人行使變造準私文書罪刑，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等語。四、按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與事實之認定，俱屬事實審法院得裁量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據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又域外公文書非我國公務員職務上製作，固非刑法所稱之公文書，然苟具備文字性、有體性、意思性、名義性及持續性等文書特性，仍屬刑法規範之私文書。再刑法處罰偽造（變造）私文書罪，旨在處罰無製作（改作）權之人，不法製作（改作）他人之文書，以保護文書實質的真正；祇須所偽造（變造）之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已足，至公眾或他人是否因該私文書之偽造（變造）而實受損害，則非所問。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事實欄所載詐欺取財、行使變造準私文書犯行，已詳述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理由。並對如何認定：上訴人代表子甫公司於107年2 月18日簽定「授權暨合作事項書」予冠辰企業社，告訴人即指示黃逸菘於107年3月2日匯款400萬元至子甫公司銀行帳戶，上訴人於107年3月12日以電子郵件傳送表彰法國KERR FRA NCE公司（法國克爾公司）「NICELAC」、「NewBIOARMOR」品牌（除各別記載，下合稱2品牌）皆於107年3月9日經大陸地區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受理商標註冊申請之變造「商標註冊申請受理通知書」予告訴人；告訴人匯款400萬元，其中250萬元為商標註冊申請費用，150萬元為品牌授權金；「NICELAC」、「NewBIOARMOR」2品牌，前已經子甫公司申請並分別於105年12月7日、106年1月21日取得大陸地區商標註冊證，有效期各至115年12月6日、116年1月20日，上訴人隱瞞未告知告訴人，於告訴人追問商標註冊進度時，以電子郵件傳送前述變造之準私文書，係合理化向告訴人詐取 400萬元確係為支付商標註冊費用及品牌授權金之用；上訴人與冠辰企業社簽定「授權暨合作事項書」，授權期間為10 7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上訴人隱瞞前述事實，佯稱須申請商標註冊始得銷售商品，嗣傳送變造之前述「商標註冊申請受理通知書」，另傳送訊息予告訴人表示需等候審查時間，上訴人並無意將2品牌授權告訴人真意；上訴人否認犯罪，辯解須另外給付2品牌共200萬元人民幣或360萬元人民幣授權金，不足採信。皆依據卷內資料予以說明及指駁。　且查：子甫公司（代表人陳重甫）與優適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冠帆，下稱優適康公司）於105年11月28日簽訂「商品買賣合約書」，約定優適康公司為子甫公司代理法國 K ERR FRANCE公司之NICELAC（奶氏格）品牌通路銷售商，有商品買賣合約書可稽（見他卷二第39至43頁），並經賴冠帆證述無訛（見偵卷第71頁，第一審訴卷第263、264頁）。又子甫公司於107年2月18日簽立「授權暨合作事項書」，授權冠辰企業社（代表人唐辰叡）得使用子甫公司代理之前述NI CELAC（奶氏格）在大陸地區進行品牌招商與推廣的商務活動，但冠辰企業社須完成上述品牌商標設計送審，子甫公司於收到商標設計送審費後，本授權始生效力等旨。而依前述授權書檢附之「商標設計送審費估價單」所載，1個品項名稱之送審費為2萬5,000元人民幣，合計10個品項，即1個品牌合計25萬元人民幣，2個品牌50萬元人民幣，有前述「授權暨合作事項書」及「商標設計送審費估價單」存卷可查（見他卷一第11至13頁）。子甫公司與優適康公司訂立契約；子甫公司授權冠辰企業社，兩者之關係為何？賴冠帆於偵訊時證稱：「（關於本件投資案，後來為何換唐辰叡與陳重甫接洽？）...當時我事情很多，我問唐辰叡是否有興趣，唐辰叡有興趣，就改由唐辰叡出面接洽，他們2人如何接洽，我就不太清楚。」（見偵卷第72頁），於第一審證稱：「（你的意思是被告曾經跟你遊說要投資奶粉的事情？）對。遊說我還有唐辰叡先生。」「（有無簽約？）有。因為我要入監了，後來他又跟唐先生接洽，後來這部分我不清楚。」「（〈上訴人問〉你知道你要入監以前，你曾經召集我們三人，很慎重的說你以後要入監，你授權給唐辰叡先生做決定嗎？）我要入監了，當然要交給唐辰叡處理了。」等語（見第一審訴卷第263、264、268頁）。告訴人於第一審證稱：「（當初談妥這些事情是在什麼地方？）我印象是在高雄，那時我還在南部。」「（當時現場你在談這件生意時有哪些人？）最一開始談這件事情有包含賴冠帆也在場，好像是三個，印象是三個。」「（當時是賴冠帆有在場？）就是聊奶粉這塊，一直接洽一路下來。」等語（見第一審訴卷第166、167 頁）。綜上事證，上訴人辯稱告訴人受賴冠帆之託，接手上述2品牌奶粉在大陸地區之業務，似非全然無據。惟上訴人明知2品牌已取得大陸地區之商標註冊證，且在有效期限，亦無重新申請商標註冊必要，但卻對告訴人隱瞞上情，佯以須申請商標註冊為由，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為前述金額之匯款；又傳送經變造之前述準私文書，自足使告訴人確信上訴人有依約申請商標註冊而受損害，原判決論以上訴人行使變造準私文書，並無不合。又原審認上訴人上開犯行，事證已臻明確，未再贅為其他無益之調查，亦難謂有證據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至上訴意旨所指原判決有援引不存在之上訴人與賴冠帆所簽「授權暨合作事項書」云云，與原判決之記載不符，並非依據卷內證據資料而為指摘。上訴意旨㈠至㈣，或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於不顧，猶執陳詞，仍為單純事實爭議，或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憑主觀妄為指摘，難謂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五、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上訴人關於得上訴第三審之行使變造準私文書罪名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其想像競合犯詐欺取財罪名部分，係屬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第1項第5款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亦應從程序上併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劉興浪法　官蔡廣昇法　官何俏美法　官黃斯偉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鄭淑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2025-03-06

TPSM-114-台上-610-20250306-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152號上訴人蔡旻憲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22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4632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56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於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蔡旻憲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之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仍維持第一審對上訴人販賣第三級毒品罪關於量刑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就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如何審酌量刑之理由。上訴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三、是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及刑之量定，均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的事項；法院就具體個案犯罪，斟酌其犯罪情狀，有無可堪憫恕之情，並以行為人的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之內予以裁量，苟未濫用其職權，即無違法。原判決敘明第一審判決係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上訴人本案犯行，增加第三級毒品流通之危險性，恐令施用毒品者沉迷於毒癮，無法自拔，輕則戕害個人身心，重則因缺錢購毒而引發各種犯罪，對社會秩序危害非輕，考量其販賣毒品之金額、數量等情節，並念及其已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其素行、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於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量處有期徒刑3年10月，已於理由欄內均具體說明，且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為整體評價，係合法行使其裁量權，於客觀上既未逾越依前揭規定減輕後之處斷刑範圍，亦無量刑失輕或失重之情況，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復補充說明：上訴人所犯本件販賣第三級毒品罪之法定最低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經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其刑後，最低處斷刑度為有期徒刑3年6月，於本案犯行已無苛虐之憾，並無情輕法重之情形；參以上訴人前因毒品案件，經法院分別判處有期徒刑確定，足見仍未警惕，且本案查無有其他特殊原因，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而認有堪資憫恕之處，尚無從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餘地等旨，既未逾越處斷刑範圍，且無違公平正義、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而予維持之理由綦詳，核俱屬其刑罰裁量權之適法行使，自不容任意指摘違法。四、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徒謂：原審判決所維持第一審之量刑過重，應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等語。經核無非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加以指摘，顯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揆之首揭說明，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法　官周盈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丹靈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2025-03-05

TPSM-114-台上-1152-20250305-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森林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165號上訴人許錦文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森林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 年12月1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原上訴字第210號，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13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許錦文違反森林法之犯行明確，援引第一審判決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犯修正前森林法第52條第3項、第1項第6款之竊取森林主產物貴重木罪刑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三、上訴意旨僅以：對於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尚難甘服等詞，為唯一理由，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明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或不適用法則或如何適用法則不當，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林瑞斌法　官林英志法　官黃潔茹法　官高文崇法　官朱瑞娟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明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2025-03-05

TPSM-114-台上-1165-20250305-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717號上訴人黃志珩選任辯護人蔡杰廷律師張藝騰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金上訴字第2803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4456、27434、3 065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有罪部分之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上訴人黃志珩犯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下稱加重詐欺）共5 罪刑並定應執行刑及諭知相關沒收之判決。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得心證之理由。三、原判決認定上訴人上開犯行，係綜合上訴人之不利己供述、證人梁鈞承於偵查、第一審及原審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涂毓芬、劉美君、謝尹真、陳秋語、羅舒蓮於警詢之證述，佐以卷附被害人資金流向表、客戶基本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 LINE對話紀錄、錄音譯文及原審勘驗筆錄等證據資料，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經綜合判斷而認定上訴人確有上開犯行。並敘明依據梁鈞承於偵查及審理時均證稱：收到派出所的通知單說伊涉及詐欺，要去做說明，就約上訴人出來質問為何騙伊這是博弈公司合法的錢，當下伊有用手機偷錄音，上訴人當時教導伊向檢警說明這是買賣虛擬貨幣的錢，但實際伊與上訴人間並沒有虛擬貨幣交易，虛擬貨幣伊也不懂，在 2個半小時錄音的內容，是上訴人介紹電腦工程師來教伊怎麼去做虛擬貨幣的交易紀錄等語，再由原審所勘驗錄音譯文之內容，可見上訴人不斷向梁鈞承說明如何將其帳戶金流對應虛擬貨幣交易之流程、原理，並強調要將梁鈞承設定為「被害人」身分，要求梁鈞承對於虛擬貨幣交易之操作流程必須有一定瞭解，方能應對檢警人員之質疑等情，可以佐證梁鈞承上開所證其不曾從事虛擬貨幣交易，不懂如何進行虛擬貨幣交易等情，及梁鈞承既對於如何購買虛擬貨幣交易及交易流程，不具專業知識，自不可能與上訴人間存在虛擬貨幣交易往來或介紹關係，更不可能於其帳戶涉詐遭查辦時，主動要求以自己不熟悉之虛擬貨幣交易作為卸責之理由，並要求上訴人為其製作虛偽之交易紀錄，徒增困擾等情。復敘明上訴人在另案所犯加重詐欺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金訴字第710、2421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此何以由錄音譯文內容，可以明顯看到上訴人對於詐欺集團以人頭帳戶收受詐欺贓款及慣用洗錢模式、術語、常見辯解、檢警詢（訊）問內容及調查方式，及其餘涉案人員之供詞具有一定瞭解，而能詳盡指導梁鈞承如何以虛擬貨幣交易作為答辯理由，及如何回覆檢警可能提出質疑之問題等旨。復載敘上訴人確係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本案詐騙款項犯行中，如何居於控管車手行動之地位，何以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皆為共同正犯之論據。另就上訴人否認犯罪，其前後所辯不一致且與卷內事證不符，如何不足採信；卷內其他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如何皆不足據為對其有利之認定各等旨，亦於理由內予以指駁甚詳。所為論斷，均有卷存事證足憑，並無認定事實未憑證據之情形。又原判決併引之上開證據資料，足以擔保證人梁鈞承於偵查、第一審及原審審理時證述事實之憑信性，並非僅憑其單一之指證，即為不利上訴人之認定，核無上訴意旨所指採證違法、調查未盡、違反無罪推定、適用補強、經驗、論理等證據法則不當或判決理由欠備、矛盾等違誤，自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四、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規定，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並於立法理由說明，沒收標的「不法利得範圍」之認定，非關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於證據法則上並不適用嚴格證明，僅需自由證明已足。若已依據卷內證據資料，說明犯罪所得之認定及推估計算依據，與應諭知沒收、追徵之理由，且非毫無依據，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已綜合卷內資料及調查結果，說明依梁鈞承之證述其就相關犯罪所可分得之比例報酬，以上訴人自己或透過其指定之人，就附表一所示各次犯行，收受梁鈞承交付金額為基礎，計算推估上訴人之不法所得金額，扣除上訴人給付予梁鈞承之部分金額，諭知未扣案犯罪所得之沒收及追徵。核其論斷，乃原審於估算認定本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金額時，如何採計估算之裁量判斷，亦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亦無違法可指。至於上訴人援引本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146號判決，基於他案判決，與本件上訴人於偵審中均否認犯罪之事實，情節未盡相同，自不能比附援引，仍不得執為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五、上訴意旨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仍謂：原審僅憑梁鈞承之證言，即認定上訴人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且未究明本案之犯罪所得為何，又不採信上訴人之辯解及卷內其他有利上訴人之證據，即為不利之認定，要屬違法等語。經核係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適法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就相同證據為不同評價，任意爭執，或非依據卷內資料，漫為爭辯，或就不影響判決之枝節事項，執為指摘，皆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2025-03-05

TPSM-114-台上-717-202503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