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077號上訴人即被告簡宥青選任辯護人葛彥麟律師阮聖嘉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18日所為113年度審金訴字第329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085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審理範圍：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本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後，被告簡宥青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審所量處的刑度過重，我願意與告訴人和解，因為太太生病需要照顧，請從輕量刑等語；辯護人亦為被告辯稱：被告的經濟狀況不佳，太太需要扶養，而且還要賠償另案被害人，請考量上情，從輕量刑等語。是以，本件僅由被告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原審判決此部分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貳、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一、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並未違反罪刑相當原則或平等原則：　㈠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㈡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而量處如原審判決所示之刑，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被告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告訴人經原審、本院先後傳喚時並未到庭，被告無從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害，顯見原審的量刑基礎並未發生變動。又目前臺灣社會電信詐欺盛行，如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與詐騙集團使用，往往使眾多被害人受騙，且被害金額甚高，甚至發生多起因此傾家蕩產或債務纏身而輕生的事例，則對涉及電信詐欺相關犯行的行為人實不宜予以輕縱，方足以反應正當的國民法律感情。而被告除提供金融帳戶給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之外，亦依照詐騙集團成員的指示，提領新台幣（下同）15萬元後，交付與詐騙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的斷點，掩飾特定犯罪所得的來源及去向，顯見被告犯罪手段與惡性較之單純提供金融帳戶資料者為重，依照上述說明所示，亦不宜予以輕縱。何況被告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的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的一般洗錢罪，應從一重的一般洗錢罪處斷，而一般洗錢罪的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因同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故最高度刑亦不得超過詐欺罪的有期徒刑5 年），原審在量刑時，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的減刑情狀，就被告所犯之罪量處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3萬元，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的折算標準，顯然已從輕酌定，且未逾越司法實務就類似案件所量處之刑，所為的量刑即無違反罪刑相當及平等原則。是以，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部分，為無理由，均應駁回其上訴。二、原審判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全部條文並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原審未及比較新舊法，核屬無害瑕疵，不得據以作為撤銷原審宣告刑的理由：　　　　　㈠原審判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前該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因同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故最高度刑亦不得超過詐欺罪的有期徒刑5年）。該條項於修正後移列至第19條第1 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被告犯本件幫助洗錢的財物並未達1億元，該當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規定（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 萬元以下罰金）。依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 條第1項的法定最低度刑為有期徒刑2月，依同條第3項規定所宣告之刑度最高不得超過5年，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的法定最低刑為有期徒刑6月，最高為5年。兩者比較結果（兩者的最高刑度相同，應比較最低刑度），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原審對被告論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的一般洗錢罪，核無違誤。　　　㈡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第16條規定，自同年月16日起生效施行；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全部條文並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其中第16條變更條次為第23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 日修正後第23條3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中113年7月31日的修法，是配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的制定公布而修正公布洗錢防制法全部條文。由前述洗錢防制法的密集修法，可知行為人於行為後，有關於應適用洗錢防制法偵審自白減刑的行為時、中間時及裁判時規定均可能有所不同。被告行為後二度修正洗錢防制法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的減刑規定。原審已因被告於法院審理時自白洗錢犯行的減刑事由，於量刑時加以衡酌，核無違誤。　㈢綜上，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原審雖未及比較新舊法（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但對於判決結果並不生影響，核屬無害瑕疵，本院自不得據此作為撤銷事由，附此敘明。參、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決定並無違誤，自應予以維持。是以，被告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　肆、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件經檢察官王雪鴻偵查起訴，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2024-12-25

TPHM-113-上訴-6077-2024122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753號上訴人即被告張晉豪選任辯護人錢裕國律師蘇育民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 年8月29日所為113年度審訴字第1164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3285號與第33286號、111年度偵緝字第2631號與第263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審理範圍：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本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後，被告張晉豪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請從輕量刑，讓我可以易服勞動服務等語；辯護人亦為被告辯稱：請考量被告剛大學畢業就發生本案，確實是涉世未深，被告已經悔悟，也跟所有的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履行中，請從輕量刑等語。是以，本件僅由被告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原審判決此部分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貳、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一、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二、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就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4罪），分別量處有期徒刑6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被告與辯護人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目前臺灣社會電信詐欺盛行，如行為人加入詐騙集團並從事詐欺，往往使眾多被害人受騙，且被害金額甚高，甚至發生多起因此傾家蕩產或債務纏身而輕生的事例，則對涉及電信詐欺相關犯行的行為人實不宜予以輕縱，方足以反應正當的國民法律感情。何況原審審酌被告所負責的工作是以自己名下帳戶操作款項，不僅易遭警方查緝，較諸隱身幕後指揮規劃或機房等核心人員，被告實為犯罪分工中較為低階、受支配的角色，認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 項第2款科以最低度刑，仍屬情輕法重，爰就被告所犯4罪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顯然已從輕酌定且是最低度之刑，亦即量處較司法實務就類似案件為低度的刑度，所為的量刑即無違反罪刑相當原則。是以，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部分，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參、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決定並無違誤，自應予以維持。是以，被告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　肆、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件經檢察官林易萱偵查起訴，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2024-12-25

TPHM-113-上訴-5753-20241225-1

侵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性自主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79號上訴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明志上訴人即被告陳昱權選任辯護人林國漳律師上訴人即被告鍾喬宇選任辯護人林桑羽律師李家泓律師雷皓明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4日所為112年度侵訴字第19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87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認被告陳昱權共同犯乘機性交罪、犯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各處有期徒刑4年6月、10月，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10月，並諭知妨害秘密犯行所攝錄內容的附著物應予沒收；認被告鍾喬宇共同犯乘機性交罪，處有期徒刑4年6月，被訴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部分則無罪。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就被告 2人所為的量刑並無不當，認原審諭知鍾喬宇被訴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部分無罪，已詳敘其證據取捨的理由，且不悖論理及經驗法則，核無不當，均應予以維持。本院為達簡化判決與訴訟經濟的要求，依法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的事實、證據及理由。貳、檢察官、被告上訴意旨及本院審理範圍：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有罪部分：被告2人所為對被害人A女造成的傷害甚巨，從案發至今已時隔2年多，被害人仍無法平復，尚需服用藥物方能勉強入睡，被害人的家庭及家人亦深受影響。原審未予審酌此情，僅量處陳昱權有期徒刑4年10月、鍾喬宇有期徒刑4 年6月，量刑要屬過輕，判決實有不當　㈡無罪部分：被告2人趁A女酒醉，齊力將A女載至陳昱權的住處，趁機輪流對A女進行性交，陳昱權在鍾喬宇對A女為性交行為過程中，以他所有的手機竊錄性交過程。鍾喬宇雖否認有竊錄犯行，但依影像翻拍照所示，陳昱權在鍾喬宇左前方約 1、2公尺處，以手機拍攝，鍾喬宇焉有不知？陳昱權於審理中證述，拍攝過程中鍾喬宇並未制止，也未為反對的意思；再者，陳昱權拍攝後將影片給鍾喬宇觀看，鍾喬宇亦未反對的表示，且要求陳昱權立刻將影片刪除，鍾喬宇顯屬默認。由此可知，如鍾喬宇對拍攝影片有反對的意思表示，大可強烈要求陳昱權立即刪除影片，何以在事發3週後才向友人郭祁抱怨被拍攝影片。是以，鍾喬宇所辯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他這部分的犯嫌堪予認定。　㈢綜上，原審對被告2人有罪部分所為的量刑顯屬過輕，且陳昱權與鍾喬宇交誼深厚，所為證述內容本即有偏頗、勾串之虞，原審引據陳昱權的證述，就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部分為有利鍾喬宇的認定，顯有速斷。是以，原審認事用法尚有疏漏，請將原審此部分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的判決。二、陳昱權上訴意旨及辯護人為他所為的辯解：　㈠陳昱權上訴意旨略以：　　　我坦承犯行，但原審量刑過重。一直以來都沒有機會好好跟 A女道歉，我也找不到適合的中間人，剛好在鈞院審理期日前一週跟一個同學有連繫，才會請他轉交信件給A女。當初在大三時候，我知道A女去報案，但我還是認真的完成大三的課業、拿到學分，縱使最後還是被退學，之後我也持續反省、從事公益活動。請斟酌上情，從輕量刑並給我緩刑的機會。　㈡辯護人為陳昱權辯護意旨略以：　⒈陳昱權坦承犯行，但有關於成立刑法第315條之1第1項第2款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與第225條第1項趁機性交部分，到底應該成立一罪或是二罪？一開始檢察官起訴時，就認為應該依照想像競合犯論以一罪。從當時時間的緊密程度來看，應該是屬於法律上一行為，此部分原審判決有誤。　⒉陳昱權確實做錯事情，也坦承對A女做了無可彌補的犯罪，他一直透過很多管道和方法，想要求得A女的諒解，或許這些方法在A女看來都僅是我們想要求處輕判的方法。陳昱權是一時失慮犯下本案，趁機性交罪的最輕本刑是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刑度來斟酌，本件確實有情輕法重的情形，請依刑法第59條予以減刑。三、鍾喬宇上訴意旨及辯護人為他所為的辯解：　㈠鍾喬宇上訴意旨略以：　　我承認趁機性交部分，我想跟A女和她的家人道歉，我真的非常對不起，我願意尊重並接受法官的判決。事情發生的當下我們沒有正面面對這件事情，而是逃避，才會導致後續的事情，我們無法跟A女繼續溝通。我真的知道錯了，也願意接受自己要承擔的責任。　㈡辯護人為鍾喬宇辯護意旨略以：　⒈有罪部分，鍾喬宇在事發後第一時間沒有好好的認罪和妥善處理，但是之後已經知道錯誤並坦承犯行。如果有其他金錢以外他能做的，鍾喬宇也願意去做。鍾喬宇無任何前科，在大學期間也有去偏鄉小學教導弱勢學童，這次僅是因為喝酒造成大錯，傷害A女。鍾喬宇已經悔悟並戒酒，考量他沒有前科，以法定刑度判刑，顯有情輕法重的情況，請依刑法第 59條予以減刑，給予鍾喬宇自新的機會。　⒉無罪部分，從陳昱權的證詞，可知在案發時陳昱權是自行拿起手機拍攝，在這之前鍾喬宇並不知道陳昱權要拍攝，且在拍攝的過程當下鍾喬宇也沒有發現，甚至在知道有拍攝影片之後也當場要求要刪除。從整個影片拍攝過程和後續鍾喬宇的反應，都可見鍾喬宇沒有與陳昱權有犯意聯絡和行為分擔。四、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由此可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由前述上訴意旨的說明可知，針對被告2人有罪部分，檢察官及被告2人僅就原審判決宣告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就被告2人有罪部分自僅就原審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至於針對鍾喬宇被訴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經原審諭知無罪部分，檢察官提起上訴，自為本院審理範圍。以上是有關於本院審理的範圍，應先予以說明。參、本院駁回檢察官及被告上訴的理由：一、原審就陳昱權所犯二罪未論以想像競合犯，核無違誤：　㈠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的想像競合犯，指行為人以一個意思決定發為一個行為，而侵害數個相同或不同的法益，具備數個犯罪構成要件，成立數個罪名之謂。想像競合犯的存在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或局部重疊行為的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的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的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的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的內容、所侵害的法益與行為間的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的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的要件相符，而依想像競合犯論處；反之，如行為人所為犯罪態樣及保護法益並非相同，並無違犯其中一罪必然伴隨他罪犯行發生的情形，且主觀犯意亦有差別時，縱使行為具有局部重疊的情況時，自不能依想像競合犯論處。　㈡本件陳昱權是在鍾喬宇初次嘗試將陰莖插入A女陰道的著手性交過程中，開啟他所有手機的錄影功能，拍攝鍾喬宇乘機性侵A女的過程，已經原審認定屬實，並為陳昱權及他的辯護人所不爭執。再者，陳昱權於原審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稱：拍攝影片是我自己臨時起意，我就直接拿起手機拍攝，拍攝前我沒有跟鍾喬宇說我要拍，拍攝過程也沒有跟鍾喬宇說等語（原審卷第285-295頁）。由此可知，陳昱權所犯乘機性交罪與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行為態樣及保護法益並非相同，主觀犯意亦有差別，且陳昱權臨時起意拍攝鍾喬宇乘機性侵A女的過程，顯見陳昱權所犯前述二罪，犯意是各別發生，縱使有部分行為時間重疊，依照上述說明所示，在自然行為數及法律評價上，均難認是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的想像競合犯。是以，原審就陳昱權所犯二罪予以分論併罰，此部分的認事用法核無違誤，辯護人為陳昱權所為此部分的辯護意旨，並不可採。二、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2人的刑責，核無違誤：　㈠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由本條文立法沿革來看，我國自清末民初揚棄傳統中國法「諸法合體」的編纂方式，而繼受西方法治，編訂（制定）刑律草案開始，一直有類似現行刑法情堪憫恕條款的規定。依照立法理由可知，本條款一方面是基於傳統中國法的「典型欽恤」、「矜緩之條」，他方面則源自「各國之通例」，其目的在於賦予「審判官矜憫之忱」、「審判官之淚」，以期「公平之審判」。畢竟「同一犯罪，情節互異，若株守一致，則法律之範圍過狹，反致有傷苛刻」，立法權遂透過本條款，有限度地將立法權授予（讓予）職司審判的法官，用以調和個案，以符合正義。本規定為法院得自由裁量的事項，必須犯罪另有特殊的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又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然包括法定最低本刑；但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應是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的最低度刑而言。如果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因另有特殊的原因與環境，猶認為行為人犯罪的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的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才得以適用該規定酌量減輕其刑。這項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而酌量減輕其刑的認定，乃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法官於具體個案適用法律時，必須斟酌被害法益種類、被害的程度、侵害的手段及行為人主觀不法的程度，以為適切判斷及裁量。　㈡本件被告2人並未陳明他們為本件犯行有何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或憫恕的特殊原因、背景或環境。再者，陳昱權與A女為大學同學，鍾喬宇亦與A女認識多年並曾一起參與朋友間的聚會，被告2人竟利用A女與其他友人一同至臺北市○○區○○○路00號星聚點KTV復興館飲酒唱歌，以致酒醉意識不清、身體無力而不知抗拒之際，未帶保險套，乘機輪流對 A女為性交，陳昱權另以他所有的行動電話，開啟錄影功能，拍攝鍾喬宇乘機性侵A女的過程，可見被告2人犯罪動機可議、手段惡劣。又依被告2人與A女的共同朋友郭祈於原審審時所為的證詞（原審卷第297頁），可知被告2人在案發後，即有對外公開說自己曾與A女發生性關係之事；陳昱權於學校性評會調查時，亦謊稱A女當時是自己說要去他家住，他覺得A女想要發生性關係等語（○○大學性平事件調查報告，偵彌封卷二第8-9頁）；被告2人於警詢時亦矢口否認有趁機性交A女或拍攝性影像（陳昱權部分）之事，直至檢警對被告2人發動搜索，扣得手機、平板電腦，取得相關通聯紀錄並鑑識還原取得相關影像，被告2人才於偵訊時坦承犯行。由此可知，被告2人所為不僅使A女有懷孕的危險，更於事後主動對外供稱A女是出於自願，依陳昱權與A女為大學同學，被告2人與A女有許多共同認識、熟識朋友的情況來看，勢必產生許多的流言蜚語，造成A女身心受創嚴重（詳如下所述），所生危害重大。綜上，被告2人的犯罪動機可議，犯罪惡性與所生危害均屬重大，被告2人的犯罪情狀在客觀上並不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而達顯可憫恕的程度。是以，被告2人上訴意旨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的理由，並不可採。　三、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　㈠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㈡刑法第57條已明定法官量刑時應考量的各項事由，其中第10 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其就犯罪行為人犯罪後悔悟的程度而言，包括：犯罪行為人行為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這並包括和解的努力在內；犯罪行為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於緘默權保障下所為的任意供述，是否坦承犯行或為認罪的陳述。前者，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國家有責權衡犯罪行為人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的法益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彌補的法益，使二者在法理上力求衡平，從而犯罪行為人積極填補損害的作為，當然得列為有利的科刑因素；後者，除非有證據證明被告的自白或認罪不是出於悔悟提出者，否則祇須犯罪行為人具體交代其犯行，應足以推認其主觀上是出於悔過的事實，如此不僅可節省訴訟勞費，使明案速判，也屬其人格更生的表徵，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的審酌。又聯合國經濟與社會委員會於2002年公布的《刑事案件中使用修復式司法方案之基本原則》中，指出「修復式司法方案」是指採用修復式程序，或旨在實現修復式結果的任何方案。而所謂「修復式程序」，是指在公正第三者幫助下，受害者、罪犯／或受犯罪影響的任何其他個人、社區成員，共同積極參與解決由犯罪造成的問題與程序，例如調解、會議；「修復式結果」則指由於修復式程序而達成的協議，例如補償、社區服務與旨在對受害者、社區進行賠償，並使受害者與／或罪犯重新融入社會的其他任何方案或對策。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48條之2與第271條之4規定檢察官於偵查中、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將案件移付調解，或依被告及被害人的聲請，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即在落實「修復式司法（正義）」的理念。是以，法院在從事個案審判過程中，如刑事被告、受害者在公正的修復促進者幫助下，共同積極參與解決由犯罪造成的問題與程序，最後並達成「修復式結果」時，如其達成的協議於法無違時，法院自應予以適當的尊重，以符修復式正義。反之，被害人如因刑事被告的犯行以致心靈受傷甚鉅、痛不欲生，由於他／她才是案件當事人，才是事故中的主角，更是程序的主體，選擇放下、原諒刑事被告與否，他／她有完全自主決定的權限；如果刑事被告不能以其誠懇、真摯的努力，透過言行感動被害人，而只是為尋得減刑虛應故事，或自認金錢賠償即足以彌補其損害，自無從為難被害人，希求法院予以從輕量刑的餘地。　　　　㈢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就被告2人所犯之罪分別量處如前所述之刑，並就陳昱權所犯2罪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10月，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而檢察官、被告2人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被告2人的犯罪動機可議，犯罪惡性與所生危害均屬重大，在案發後主動對外公開說曾與A 女發生性關係之事，於警詢時均矢口否認有趁機性交A女或拍攝性影像（陳昱權部分）之事，直至檢警對被告2人發動搜索，取得相關通聯紀錄並鑑識還原取得相關影像後，被告 2人才於偵訊時坦承犯行等情，均已如前述；且依被告2人於 111年8月30日的LINE對話紀錄中提及：「（陳：但我現在就不知道我現在在學校遇到她是應該很愧疚的樣子，還是不屌她，哈哈哈）鍾：好尷尬＝＝看我們現在戰術吧！求和的話就愧疚。（陳：嘿啊！好麻煩）」等語（偵彌封卷一第212頁），顯見被告2人並非誠摯悔悟。基此，原審就被告2人所犯乘機性交罪量處低度偏高的刑度，亦難認有違罪刑相當或平等原則。何況A女於原審審理時已供稱：「在2年前我的精神上跟靈魂就已經死掉了，因為這件事情我到現在都沒辦法有很正常的心理健康，我還是需要一直去看心理醫生跟諮商，我的情緒無法像以前一樣健康」、「我們本來不是好朋友、同學嗎，為什麼會這樣子，這些傷害、這些對於人性的黑暗還有所有的信任問題，都因為這件瓦解掉了」、「我每次都想為什麼是我，為什麼你們會對我做這些事情，為什麼在性平會的時候還可以說出是我主動的，你們都還可以說出這些話，你們憑什麼可以說出這些話，我真的不懂什麼從輕量刑，為什麼你們犯了錯不去承擔你們應該要承擔的錯誤，為什麼還可以說要從輕量刑，如果你真的酒醉的話，你可以騎車嗎，你真的是喝醉了嗎？」、「（痛哭失聲）我花了好多好多的時間，我才可以過正常的生活，我才不會在有異性的情況下就全身發抖，我那時候連搭捷運旁邊有男生我都會害怕，就因為你們所做的這些，你們所稱的酒醉了不清醒所造成的錯事，難道我就活該受這些折磨這些病嗎？難道我就活該承受這些東西嗎？為什麼你們可以說出那些話？」等語（原審卷第313-314頁）；A女之父於原審審理時亦供稱：「自己的小孩這樣子被欺侮，父母親心裡多痛，我要一個小孩好好回來就好，她都不敢出門見人，這些過程我連看都不敢看，我傷心，請從重量刑」等語（原審卷第315頁）；A女之母於原審審理時亦供稱：「2年了，她吃了整整2年身心症的藥，一次吞了10顆還不一定睡的著，她今天能活著來到這裡，就是為了一口氣，否則我今天可能要拿她的牌子來看你，老早就自殺了，你有沒有想到你們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什麼都推給喝醉，喝醉了你還可以性侵，你還毫無意識，你都推給我喝醉了我不記得，那我喝醉了可不可以殺死你，我們的訴求就是法官判重刑，讓他們入監服刑」等語（原審卷第315頁）。據此可知，被告2人雖然有意與A女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且願意賠償A女，甚至於原審判決後寫道歉信給A女（詳如下所述），但被告2人所為不僅造成A女及她的父母心靈受傷甚鉅，犯後所為的各項行止亦無法平息A女對被告2人的憎恨與修復雙方的關係，則依照上述說明所示，被告2人自無希求法院予以從輕量刑的餘地。是以，檢察官、被告2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量刑不當，亦屬無據，均應予以駁回。　　㈣陳昱權上訴意旨雖指稱：一直以來都沒有機會好好跟A女道歉，也找不到適合的中間人，剛好在鈞院審理期日前跟一個同學有連繫，才請他轉交信件給A女，而且我有持續反省、從事公益活動，請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的機會等語。惟查：　⒈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4規定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將案件移付調解，或依被告及被害人的聲請，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意在落實「修復式司法（正義）」的理念，已如前述。傳統「應報式司法」著重於犯罪的懲罰與矯治，「修復式司法」強調的則是關係的修復，希望藉由犯罪中利害關係人的共同努力，去解決犯罪的後果及其可能的影響。修復式正義可以復健加害人的同理心，能具體重建其罪咎感並降低再犯率；同時，修復式正義的介入被視為某種型式的認知行為治療，修復會議成就了一種心理轉化及復原的機制。亦即，經由會議或對談的方式，協助被害人、加害人及雙方家庭、社區（群）進行充分的對話，讓加害人能認知自己的錯誤，有機會主動表達真誠道歉及承擔賠償責任，並經歷自我認知及情緒的正向轉變，以協助其復歸社會、降低再犯罪的機會；使被害人有機會陳述其所經歷的被害感受並直接詢問加害人，則可以讓被害人得以療傷止痛、重新感受自己仍有掌握生活的能力，減少因被害而產生的負面情緒。雖然如此，修復程序主要是以被害人（家屬）為中心，法院必須進行謹慎的風險評估與完整的準備及配套措施下，方能轉介。尤其性侵害案件具有高度敏感性，每當加害人表達希望與被害人進行修復程序時，往往遭到拒絕，被害人因為遭受傷害的恐懼、憤怒、自卑感、失去信任感與親密感，不要說與加害人見面或律師協助傳遞訊息，甚至連加害人寫的道歉信，被害人都拒絕收受與閱讀。依照學者鄭學鴻、李瑞典在〈性暴力案件運用修復式正義之研究—紐澳經驗〉一文的說明，可知這並非臺灣特有的現象，美國甚至還發展出「道歉信銀行」（The Apology Letter Bank）的措施。「道歉信銀行」措施是加害人處遇計畫的一環，其目的並不是在尋求被害人原諒或為其犯行找藉口，而是藉由其寫下對被害人痛苦的了解並為其犯行負責的文字，再由治療者或個案工作者整理後彙整至道歉銀行，並經有意願閱讀道歉信的被害人或其家屬的申請，提供其閱讀並於治療團體中回應及討論，藉以提供被害人及家屬在修復方面的對話機制。該處遇計畫的基本原則就是：確保道歉信永遠不會直接發送給被害人、被害人家屬或被害人權益倡導者，這說明啟動這類型犯罪的修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⒉陳昱權雖指稱於本院審理期日前跟一個同學有連繫，請他轉交信件給A女，並於113年12月9日本院審理時當庭朗讀該信件，表示：「我寫這封信是為了深深地向你道歉，我知道我做的行為非常不恰當，我理解我的行為會讓你身心都受到傷害」、「謝謝你願意花時間閱讀這封信，希望你可以開開心心的過每一天」等語。然而，由前述說明可知，修復程序是以被害人（家屬）為中心，且基於性侵害案件的高度敏感性，一個真心悔悟、意識到被害人因為遭受傷害，可能產生恐懼、憤怒、失去信任感與親密感等情緒的行為人，不會為圖獲得量刑的減讓，將道歉信直接發送給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因為只有被害人可以開啟道歉信程序，以決定是否及何時接受道歉信。而由他國「道歉信銀行」的措施，亦可知該措施是加害人處遇計畫的一環，其目的並不是在尋求被害人原諒或為其犯行找藉口，而是藉由其寫下對被害人痛苦的了解並為其犯行負責的文字，再由治療者或個案工作者整理後彙整至道歉銀行，並經由有意願閱讀道歉信的被害人或其家屬的申請，提供其閱讀並於治療團體中回應及討論，藉以提供被害人及家屬在修復方面的對話機制，而且參與道歉信流程不會影響受刑人的假釋或其他監禁條件。又由A女之母於本院審理時供稱：「陳昱權真的很壞，為了脫罪用盡任何方法，陳昱權最近請人拿信給被害人，又讓他的病情加重，我真的希望被告不要再來傷害我女兒」等語（本院卷第230頁）；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亦供稱：「我想要補充關於陳昱權的那封信，關於這封信A女收到後受到很大的打擊，根本就是對於A女的二次傷害，尤其是其中有描述到性交的過程… …這些性交過程的描述已經再次重創A女，A女收到信後立刻有連繫代理人，A女說這封信等於又強姦了她一次」等語（本院卷第233頁）。另依告訴人代理人所提A女的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261頁），亦可知A女因創傷後壓力症等身心症狀，自111年9月19日起陸續前往○○身心診所就診，最後一次於 113年12月4日回診時，仍有迴避相關人事物、焦慮、低落等症狀，必須使用藥物改善。由此可知，由陳昱權在案發後主動對外公開說曾與A女發生性關係之事、於警詢時矢口否認犯行、在學校性平會調查時說是A女主動想要發生性關係等行徑，顯見陳昱權在原審判決後，看似為表達歉意而請友人轉交信件給A女，實則只是希圖獲得本院在量刑上的減讓，亦即陳昱權此時寫道歉信的主要目的，仍是出於理性自利（自私）的考量，著重在避免讓自己處於不利的情境並追求自己的福祉，實未考量A女早已身心受創嚴重，自己直接發送道歉信給A女，只會造成A女受到二度的傷害（A女收到這封信，感覺自己又被強姦了一次）。是以，陳昱權直接發送道歉信給A女既然不符合修復式司法應有的思維與作法，且未使A女得以療傷止痛、減少因被害而產生的負面情緒，自不足以作為量刑減讓的事由。四、原審就鍾喬宇被訴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部分諭知無罪，核無違誤：　㈠檢察官須使法院產生無庸置疑的確信，始能為有罪諭知：　　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的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的實質舉證責任。如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的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的方法，無從排除合理懷疑，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的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的諭知。又證據的取捨與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的職權；如果法院就此所為的裁量及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的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敍其何以作此判斷的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　㈡本件陳昱權是在鍾喬宇初次嘗試將陰莖插入A女陰道的著手性交過程中，開啟他所有手機的錄影功能，拍攝鍾喬宇乘機性侵A女的過程等情，已如前述。而陳昱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拍攝影片是我自己臨時起意，我直接拿起手機拍攝，拍攝前沒有跟鍾喬宇說自己要拍，拍攝過程中也沒有跟鍾喬宇說，鍾喬宇並沒有同意我拍攝，我是在鍾喬宇的左前方拍攝，我認為鍾喬宇應該可以看到我在拍，但當時鍾喬宇沒有看向鏡頭，所以事實上我不知道鍾喬宇到底有沒有看到，在我拍攝過程中，鍾喬宇沒有做什麼表示，也沒有制止我，後來我有把我拍攝影片的事告訴鍾喬宇，鍾喬宇有請我把影片刪除，過幾天我有把影片刪掉，鍾喬宇並沒有要求我把影片傳給他留存等語（原審卷第285-295頁）。由此可知，陳昱權是臨時起意，才拍攝鍾喬宇趁機性交A女過程的影像，陳昱權既未事先徵得鍾喬宇同意，亦未與鍾喬宇有所謀議，且事後鍾喬宇有要求陳昱權刪除該影像，參以在換由陳昱權乘機性侵A女時，鍾喬宇並未接手繼續拍攝，則鍾喬宇就偷拍性影像一事，是否與陳昱權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即有疑義。　㈢當前社會雖有某些人有拍攝自己與配偶或情侶性愛過程的影像之情事，但與性相關的議題，尤其是性愛影像涉及最私密的身體隱私與性隱私，未必是社會多數人會採行的作為。而本件陳昱權拍攝鍾喬宇與A女性交過程的影像，一方面它涉及將趁機性交的犯罪留下證據，他方面鍾喬宇亦為陳昱權拍攝性影像的對象，該影像內容亦涉及鍾喬宇的性隱私，鍾喬宇是否有此性癖好甚至願意留下犯罪證據，即有疑義。再者，如鍾喬宇有此癖好而同意、謀議拍攝，衡情應會要求陳昱權將檔案傳送給他留存。然而，依陳昱權在原審審理時的證述內容，可知鍾喬宇並未要求陳昱權傳送該影片，且鍾喬宇、陳昱權被扣案所示的電子或數位設備經送請數位證物勘察，鍾喬宇所有的SAMSUNG行動電話1支、平板電腦1台及黑色電腦主機1台均無所獲，反觀陳昱權原使用iPhone11行動電話進行拍攝，嗣後尚有將影像儲存至MacBook Pro筆記型電腦等情，這有基隆市警察局數位證物勘察報告及警員職務報告在卷可佐（原審卷第103-104頁），亦即卷內並無證據顯示陳昱權有將拍攝的性影像傳送給鍾喬宇。何況郭祈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問：在當天結束之後，你有聽說被告2 人跟A女之間發生什麼事情嗎？）有……就是他們跟A女有性交的這件事情。（問：除了性交的事情之外，還有聽說什麼事情嗎？）在事發過後，鍾喬宇有跟我說他們有拍影片，鍾喬宇好像不願意拍這個影片。（問：關於你提到鍾喬宇有跟你說影片的事情，可否詳細說明一下狀況？）事發過後一陣子，我有一次去拍攝音樂錄影帶，鍾喬宇當時有跟我抱怨說他想要刪掉那個影片，因為他們在性交的時候有拍下影片。（問：鍾喬宇有說為什麼他想要刪除這個影片？）他覺得這件事情是不好的」等語（原審卷第297頁）。綜上，由前述證人證詞及相關事證，尚難以認鍾喬宇有與陳昱權謀議拍攝乘機性侵A女過程的影像。是以，檢察官上訴意旨指稱鍾喬宇知悉且同意陳昱權拍攝他與A女的性交過程，他與陳昱權有犯意聯絡部分，亦不可採，檢察官此部分的上訴亦應予以駁回。肆、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檢察官、被告2人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均無違誤，檢察官、被告2 人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至於檢察官起訴鍾喬宇涉犯無故以錄影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部分，並無任何積極證據可以證明鍾喬宇的犯行，則依照上述說明所示，既不能證明鍾喬宇犯罪，自應為無罪諭知。檢察官上訴意旨未能再積極舉證鍾喬宇確有起訴意旨所指這部分的犯行，已經本院論駁如前所述。原審同此見解而為無罪諭知，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猶執前詞指摘原審判決證據取捨及認定不當，其上訴理由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伍、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本案經檢察官李怡蒨偵查起訴，於檢察官林明志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蔡偉逸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鍾喬宇無罪部分不得上訴。其他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2024-12-25

TPHM-113-侵上訴-179-20241225-2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093號上訴人即被告曾祥鴻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 年10月14日所為113年度訴字第746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632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審理範圍：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本件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後，被告曾祥鴻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請從輕量刑，讓我有易科罰金或易服勞動服務的機會等語。是以，本件僅由被告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原審判決此部分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貳、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一、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二、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而量處有期徒刑8月，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被告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被告持偽造的「博恩證券有限公司」外務專員「呂冠逸」工作證與被害人繆忠男面交，並將其上蓋有偽造的「博恩證券」印文、「呂冠逸」印文及署押之偽造「博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交付予被害人收執而行使偽造私文書，雖因被害人早已識破而與警察合作，被害人並未因此受有實際上的財產損害，但仍危及博恩證券有限公司、呂冠逸的商譽、名譽與文件管理的正確性，被告所為相較於其他單純犯詐欺取財罪的行為人具有較高的可責性。又目前臺灣社會電信詐欺盛行，如行為人加入詐騙集團並從事詐欺，往往使眾多被害人受騙，且被害金額甚高，甚至發生多起因此傾家蕩產或債務纏身而輕生的事例，則對涉及電信詐欺相關犯行的行為人實不宜予以輕縱，方足以反應正當的國民法律感情。何況被告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的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216條與第212條的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216條與第210條的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 2項與第1項第2款的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與第1項後段的一般洗錢未遂罪，從一重的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的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原審量刑時，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未遂犯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遞減之，再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輕其刑規定，於依刑法第57 條量刑時一併審酌之，就被告所犯之罪量處有期徒刑8月，顯然已從輕酌定，且未逾越司法實務就類似案件所量處之刑，所為的量刑即無違反罪刑相當及平等原則。是以，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部分，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參、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決定並無違誤，自應予以維持。是以，被告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　肆、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件經檢察官王惟星偵查起訴，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2024-12-25

TPHM-113-上訴-6093-20241225-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070號上訴人即被告姜義信選任辯護人柯宏奇律師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 年8月29日所為113年度審易字第1497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06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本案審判範圍：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本件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姜義信提起第二審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表明：我僅針對量刑提起上訴，請從輕量刑等語；辯護人亦為被告辯稱：被告在偵查及警詢中就坦白認罪，被告竊盜行為發生在民國112年6月間，之後被告於同年9月騎車自傷，迄今都沒有復原，被告已經受到懲罰，原審量刑過重，請從輕量刑等語。是以，被告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此部分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貳、原審量刑並未違反罪刑相當或平等原則，於法核無違誤，被告上訴並無理由：一、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二、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而就被告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量處有期徒刑7月，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而被告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被告於警詢、偵訊時坦白認罪，已列為原審量刑審酌的事由，被告於竊盜後發生騎車自傷之事，亦屬原審宣判前所生事由，顯見原審的量刑因子並無變動。又依照告訴人所述，被告與共犯所竊取的配電盤銅排13個價值高達新臺幣（下同）30萬元，顯見告訴人所受財產上損害重大，亦不宜予以輕縱。何況被告所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的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被告同時具有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的加重事由，原審僅量刑被告有期徒刑7月，顯然已從輕酌定。是以，被告上訴意旨及辯護人辯護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核屬無據。參、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並調查證據後，認定原審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有違罪刑相當原則或平等原則部分，於法並無違誤。是以，被告的上訴意旨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肆、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案經檢察官吳靜怡偵查起訴，由檢察官蔡偉逸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2024-12-25

TPHM-113-上易-2070-2024122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訴字第6030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馮娜瑛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660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前經辯論終結，茲因尚有應行調查之處，爰命再開辯論，並指定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4日上午10時10分在本院刑事專二法庭續行言詞辯論，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官廖建瑜法官林呈樵法官文家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翁伶慈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2024-12-24

TPHM-113-上訴-6030-20241224-2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家暴妨害自由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030號上訴人即被告王○○ 年籍詳卷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3年度易字第272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666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院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經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王○○（下稱被告）有如其事實欄所載之犯罪行為，論處其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恐嚇危害安全2罪刑，並定其應執行刑。原判決就採證、認事、用法及量刑，已詳為敘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核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或不當情形存在。爰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警方到場時沒看見被告有攻擊威脅被害人甲○○之情形，亦未查到武器，被告只是不明警察為何要帶走其小孩而產生激動情緒，僅為單純管教小孩，沒有攻擊或威脅被害人之情形。原審未審酌上情，即認定被告有為本件犯行，其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且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㈡被告現患疾病而治療中，需常進出醫院，致其無法工作，並無經濟來源，就其經濟及身體上有執行困難。原審未審酌及此，量刑過重，違反罪刑相當原則等語。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罪責部分　⒈原判決依憑被告於原審審理中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證人即被害人甲○○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證人即甲○○之父乙 ○○於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當日到場員警許栢榕、吳家瑋於原審審理中之證述，以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景安所受理民眾報案案件、通報顯示紀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帶往勤務處所查證人民身分時間管制表等證據資料，經彼此印證勾稽、互為補強而綜合判斷，足認事證明確，被告本件犯行堪以認定。核原判決所為採證、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⒉證人即被害人甲○○於偵查中證稱：某天媽媽有拿刀威脅我，她從咖啡色的塑膠袋拿出一把刀，到床邊威脅我趕快睡覺，當下我覺得很恐怖，隔天媽媽又要拿刀威脅我，我就去廁所打電話給爸爸，打給爸爸後，門鈴就突然響了，我要去開門，媽媽就說「如果你去開門我就殺了你」，但我不開門的話，媽媽一樣也會殺了我再自殺，我就跟媽媽說一起去開門，之後媽媽跟我一起去開門，開門後媽媽就對警察大吼大叫，之後媽媽被警察制伏等語（偵卷第56頁背面）。證人即甲○○ 之父乙○○於偵查中證稱：案發當天甲○○打電話給我，說媽媽要殺他，請我趕快報警，我問他地址後就報警了等語（偵卷第57頁），核與證人甲○○之前揭證述相符。以甲○○年歲雖幼，然對於案發過程仍能清楚描述，倘非身歷其境，當無可能為如此具體之陳述，且其身為被告之子，平日與被告共同生活，受被告之照顧，2人關係密切，又其係主動打電話給其父要求報警，並未受到他人指使，難認其有何虛偽構陷被告入罪之動機及必要，是證人甲○○所述二次遭到被告恐嚇之事實，應堪採信。　⒊證人即當日到場員警許栢榕於原審審理中證稱：當天接到報案要去現場，內容是小朋友說媽媽拿刀子要砍他，是被告先開門，看到我們後，被告就要關門，因為我跟同事第一眼沒看到小朋友，也不知道有沒有持刀，我們就稍微把門打開一點，有進去看他們家裡狀況，我跟同事先把被告跟甲○○隔開，甲○○當時一直哭，被告有講三字經，情緒沒辦法控制，給人感覺是很脫序的，後來我就先把甲○○帶下樓等語（原審卷第64至65頁）。證人即當日到場員警吳家瑋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是後來進去的，那時被告開門只開一點點，但報案內容比較危險緊急，我們就進去看裡面狀況，當時小孩在哭，有點害怕的感覺，被告當時感覺有點瘋狂，對我們講話比較大聲及咆哮，情緒比較激動，有一點歇斯底里，小朋友是被同事先帶離開等語（原審卷第66至67頁）。又經本院勘驗案發時到場員警之密錄器影像畫面，由勘驗結果可見，警方前往被告住處時，係由被告應門，之後警方進入被告住處後，被告即對被害人恫稱「你馬上給我抓進去喔，不然我揍你」，被害人有嚇到、害怕、哭泣等反應，甚至有抽搐、呼吸急促、眼神呆滯等情形，過程中警方持續與被告溝通及安撫被害人情緒，並隔開被告與被害人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可考 (本院卷第81至85、93至99頁)，核與證人許栢榕、吳家瑋之上開證詞相符。則由被告於警員到場時，仍有威脅被害人之言論，被害人有遭到驚嚇、害怕、哭泣等反應，且當時被告情緒激動、大聲咆哮、脫序失控等情觀之，足見證人甲○○所述員警到場前，被告有為恐嚇言論一情，應屬實在。　⒋原審本於職權，對於相關證據之取捨，已詳為推求，並於判決書一一論敘心證之理由，被告猶執前詞提起上訴，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指摘原判決不當，並未進一步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其上訴意旨指摘原審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一情，要無可採。　⒌被告雖聲請調閱及勘驗其他員警之密錄器影像畫面，然本院已勘驗案發時警方到達現場之密錄器影像畫面，業如前述，其他密錄器影像畫面核與本案無關，自無調閱及勘驗之必要。　　㈡科刑部分　⒈刑罰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而刑事責任復具有個別性，因此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依犯罪行為人個別具體犯罪情節，審酌其不法內涵與責任嚴重程度，並衡量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之實現，而為適當之裁量，此乃審判核心事項。故法院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裁量之宣告刑，倘其量刑已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並未逾越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復未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及重複評價禁止原則者，其裁量權之行使即屬適法妥當，而不能任意指摘為不當，此即「裁量濫用原則」。故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宜予以維持。　⒉原判決就被告所犯各罪之量刑，業予說明理由如附件，顯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就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犯罪手段、犯罪所生損害、犯後態度、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予以詳加審酌及說明，核未逾越法律規定之外部性及內部性界限，亦無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及重複評價禁止原則。被告上訴意旨所指其罹患疾病，並無經濟來源等情，核屬生活狀況此一量刑因子之範疇，業經原審予以審酌及綜合評價，原審並無誤認、遺漏、錯誤評價重要量刑事實或科刑顯失公平之情，難認有濫用裁量權之情形。　⒊本院以行為責任原則為基礎，先以犯罪情狀事由即行為屬性事由確認責任刑範圍，經總體評估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犯罪手段、犯罪所生損害等事由後，認本案責任刑範圍屬於法定刑範圍內之中度區間；次以一般情狀事由之行為人屬性事由調整責任刑，經總體評估被告之犯後態度、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等事由後，認本案責任刑應予以下修至法定刑範圍內之低度區間；最後再以一般情狀事由之其他事由調整責任刑，經總體評估被告之社會復歸可能性、刑罰替代可能性、修復式司法、被害人態度等事由後，認本案責任刑不應再予以下修。原審所量處之刑度屬於法定刑範圍內之低度區間，已兼顧量刑公平性與個案妥適性，並未嚴重偏離司法實務就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恐嚇危害安全罪之量刑行情，屬於量刑裁量權之適法行使，自難指為違法或不當。此外，本件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並未產生其他足以影響科刑情狀之事由，原判決所依憑之量刑基礎並未變更，其所量處之宣告刑應予維持。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量刑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一情，要無可採。　　㈢綜上，被告上訴意旨所指各情，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秦家瑋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啓聰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文家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翁伶慈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附錄所犯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附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72號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王○○　年籍、住址均詳卷上列被告因家暴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666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王○○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王○○為甲○○（民國000年0月生，年籍詳卷）之母，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王○○於下列時、地，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11年11月12日晚間某時許，在新北市中和區住處（地址詳卷）內，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在床邊持刀要求甲○○趕快睡覺，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舉動，恐嚇甲○○，致甲○○見狀心生畏懼，恐生命、身體將遭受加害，致生危害於安全。　㈡於111年11月13日晚間某時許，因甲○○撥打電話予其父乙○○，告知王○○持刀乙事，乙○○遂報警處理，經警於111年11月13 日下午11時44分許，至王○○上址住處，按電鈴要求王○○開門時，王○○復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對甲○○出言恫嚇稱：你如果去開門我就殺了你等語，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甲○○，使甲○○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新北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訊據被告王○○矢口否認有何恐嚇危害安全犯行，辯稱：伊沒有持刀恐嚇甲○○，也沒有說要殺了他之類的恐嚇言語云云。經查：　㈠證人即被害人甲○○於偵查中證稱：打電話給爸爸的前一天，媽媽有拿刀威脅我，她從咖啡色的塑膠袋拿出一把刀，到床邊威脅我趕快睡覺，聽到的當下我覺得很恐怖，後來隔天媽媽又要拿刀威脅我，我就去廁所打電話給爸爸，打給爸爸以後，之後門鈴就突然響了，我要去開門，媽媽突然就說「如果你去開門我就殺了你」，但我不開門的話，媽媽一樣也會殺了我再自殺，我就跟媽媽說一起去開門，之後媽媽跟我一起去開門，一開門媽媽就對警察大吼大叫，之後媽媽被警察制伏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6661號卷〈下稱偵卷〉第56頁背面），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1年的某天晚上，媽媽拿著刀叫我趕快睡，我會害怕，隔天媽媽又說要拿刀，我害怕就打給爸爸，我請爸爸叫警察來，媽媽有說你如果去開門就殺了你，當天後來有好幾位警察跟我說話，他們說的話音量還好等語（見本院113年度易字第27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60頁至第63頁），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111年11月13日當天，甲○○跑去廁所，我以為他只是去上廁所，結果聽到他在報地址，我覺得很奇怪，問他，他就說打給爸爸等語（見本院卷第70頁），證人即甲○○之父乙○○ 於偵查中證稱：案發當天甲○○打電話給我，說媽媽要殺他，請我趕快報警，我問他地址後就報警了等語（見偵卷第57頁），核與證人甲○○之前揭證述相符，此外，復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景安所111年11月13日受理民眾110報案案件、通報顯示紀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帶往勤務處所查證人民身分時間管制表在卷可稽（見偵卷第 43頁至第45頁），足認被告於111年11月12日晚間某時許，在床邊持刀要求甲○○趕快睡覺，於111年11月13日晚間，經甲○○告知其父乙○○，乙○○隨即報警，警察到場後，按電鈴要求被告開門，因甲○○欲前往開門，被告復對甲○○出言恫嚇稱：你如果去開門我就殺了你等語。　㈡被告辯稱：伊並沒有持刀威脅甲○○，也沒有對甲○○說「你如果去開門我就殺了你」，當天是警察的行為很奇怪，嚇哭小孩云云，惟查：　　⒈被告之陳述與證人甲○○之前揭證述截然不符，而證人甲○○ 指述歷歷，如非親身經歷，應難為如此完整之陳述，況證人甲○○係被告之子，平日生活有賴被告照顧，實無羅織事證誣陷被告之必要，況證人甲○○尚屬年幼，如非遭遇人身安全之威脅，衡情不會突然躲至廁所，撥打電話要求其父乙○○報警處理，是證人甲○○之證述，應較屬可採。被告所辯，應不足採。　　⒉關於員警接獲報案及查獲情形，證人即當日到場之員警許栢榕證稱：111年11月13日有接到一個報案，要去案發現場，內容是小朋友說媽媽有拿刀子要砍他，當天是被告先開門，看到我們之後就要關門，因為我跟同事第一眼沒有看到小朋友，也不知道有沒有持刀的狀況，我們就稍微把門打開一點，有進去看他們家裡的狀況，我跟同事先把被告跟甲○○隔開，甲○○當時一直哭，當天被告有講三字經，情緒沒辦法控制，給人感覺客觀上是很脫序的，甲○○在旁邊聽到就是覺得很難過，覺得是不是真的應該報警，後來我就先把甲○○帶下樓等語（見本院卷第64頁至第65頁），證人即當日到場員警吳家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1年11 月13日，我是後來進去的，那時候被告開門只開一點點，但報案的內容比較危險緊急，我們就有進去看裡面的狀況，當時小孩在哭，有點害怕的感覺，被告當時感覺有點瘋狂，對我們講話有比較大聲及咆哮，情緒比較激動，有一點歇斯底里，小朋友是被我們同事先帶離開等語（見本院卷第66頁至第67頁），則從上揭證詞可知，當天到場之員警係接獲報案後，方前往被告及甲○○之住所，核與證人甲 ○○之證述相符，更顯見證人甲○○之證述為真，至於被告所稱員警嚇哭小孩等情，證人甲○○並未有此部分指述，亦未稱其有遭員警誘導誣指被告等情形，是被告所辯，顯不足採。二、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 項前段所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中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之加重，並非對於個別特定之行為而為加重處罰，其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對一切犯罪皆有其適用，自屬刑法總則加重之性質；至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則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最高法院103年度台非字第30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告係00年0月生，而被害人甲○○係000年0月生，於本案發生時，被告為成年人，而被害人甲○○係未滿12 歲之兒童等情，有被告、甲○○之戶籍資料在卷可憑。　㈡又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係被害人甲○○之母，是被告與被害人甲○○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　㈢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05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共2罪）。又被告與被害人甲○○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對被害人甲○○為上述恐嚇犯行，亦應成立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本件僅依刑法恐嚇危害安全罪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附此敘明。檢察官認被告所為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之罪，容有誤會，惟起訴書所述乃同一社會基礎事實，自應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㈣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被告所犯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恐嚇危害安全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㈤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㈥爰審酌被告為具有相當社會經驗之成年人，竟率爾以持刀、言語恐嚇等方式管教孩童，已逾日常管教之必要範圍，且情緒管理欠佳，其犯罪之動機、手段及目的均非可取，又被告犯後否認矢口否認犯行，未向被害人甲○○表示歉意，及彌補對甲○○造成之傷害，犯後態度難認良好，參以被告為本案恐嚇行為之手段、對被害人甲○○所造成之損害、被告與被害人甲○○間之關係，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76頁至第7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四、不予宣告沒收之理由：　　被告事實欄一㈠犯罪所用之物即刀子，因未扣案，是否為被告所有不明，亦無證據證明尚屬存在，為免執行困難，爰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秦嘉瑋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堉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廣于霙　　　　　　　　附表編號犯罪事實宣告刑　1 事實欄一㈠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事實欄一㈡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024-12-24

TPHM-113-上易-2030-20241224-1

侵抗

臺灣高等法院

不服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侵抗字第13號抗告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毅鎮原審指定辯護人公設辯護人周凱珍上列抗告人因不服具保停止羈押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1日裁定（113年度侵訴字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黃毅鎮前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因羈押期間將於民國113年11月29日屆滿，前經原審於113年10月 23日訊問，並聽取辯護人、檢察官之意見後，認被告羈押原因仍未消滅，然考量被告所犯之罪造成危害情節，及本案業已審結並定期宣判之訴訟進行程度，兼衡被告除本案外尚無其他妨害性自主經判刑確定，且執行完畢之前科素行，國家刑罰權遂行之公益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並顧及被告因本案遭羈押已近約3個月，堪認已對其產生相當之警惕作用，如對被告採具保，同時限制住居之方式，應足以對被告形成相當拘束力，且可確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從而，被告如能履行如主文所示之條件，即無延長羈押之必要（然如被告無法於113年11月27日下午4時前提出保證金即新臺幣【下同】8萬元，即認覓保無著，為擔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順利進行，即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應自113年11月2 9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復酌以被告本案犯罪情節，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於被告停止羈押期間，命被告不得直接或間接對本案被害人BG000-A113 051、BG000-A113054、BG000-A113051B、BG000-A113056、B G000-A113055、BG000-A113057及BG000-A113046（姓名年籍資料均詳卷）之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恐嚇、騷擾、接觸、跟蹤等行為之必要。從而，被告如有違反前開條件時，亦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17條第1項第4款再執行羈押等語。二、抗告意旨略以：具保及限制住居並非串供之替代處分，亦無法防止被告再犯，原裁定未敘及具保及限制住居如何防免被告勾串、再犯，更難認原裁定命與所涉罪嫌刑度顯不相當之具保金額，足以達成嚇阻被告將不會勾串、再犯等目的。綜上，被告仍具羈押原因及必要性，原裁定尚有違誤，難認適法，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撤銷原裁定，更為適當合法之裁定等語。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或第10 1條之1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依同法規定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者，亦得命限制出境、出海；同法第101條之2前段、第93條之6分別定有明文。四、經查：　㈠原裁定以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前經原審於113年10月23 日訊問，並聽取辯護人及檢察官等意見後，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4條之1、同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後段之成年人利用權勢故意對少年犯性騷擾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事實足認有勾串證人、反覆實施同一犯行之虞，而有羈押之原因，然考量被告所犯之罪造成危害情節，及本案業已審結並定期宣判之訴訟進行程度，並衡以被告除本案外尚無其他妨害性自主經判刑確定，而執行完畢之前科素行，國家刑罰權遂行之公益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並顧及被告因本案遭羈押已近約3個月，堪認已對其產生相當之警惕作用，若被告得提出8萬元之保證金為具保，並同時限制其住居，應足以對被告產生相當拘束力，且可確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並命被告不得直接或間接對本案前開被害人等之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恐嚇、騷擾、接觸、跟蹤等行為。從而，自無羈押之必要，於原裁定准許被告提出8萬元之保證金後，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在其現居所（即新竹縣○○市○○街0巷00號），且於停止羈押期間，應遵守下列事項：不得直接或間接對本案被害人BG000-A113051、BG000-A113054、BG000-A113051B 、BG000-A113056、BG000-A113055、BG000-A113057及BG000 -A113046之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恐嚇、騷擾、接觸、跟蹤之行為。如未能於113年11月27日下午4時前提出上開保證金，則自113年11月29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旨。經核與卷內訴訟資料尚無不合，亦無違誤或不當，應予維持。　㈡抗告人即檢察官（下稱檢察官）雖執以前詞提起抗告，惟查：　1.被告本件因犯妨害性自主等案件，業經原審於113年11月25 日審結後宣判被告就不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4 年，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等情（見本院卷第19至20頁），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又本件被害人等均為被告之學生，被告與學生及家長關係密切，足認有勾串證人之虞，且被告於短時間內為本案數次犯行，足認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固堪認被告羈押原因仍屬存在。惟其停止羈押與否，尚須以是否仍有羈押必要為斷，不得僅以羈押原因存在，即謂應予繼續羈押。　2.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能坦承犯行，僅因被害人等家屬均拒絕和解，致未能達成和解，且其為本案犯行外，確無其他妨害性自主經判刑確定並執行完畢或尚未執行之前案紀錄，此有本院前案紀錄表可證（見本院卷第19至23頁），而被告自偵查中即執行羈押迄今，已確有相當時日，復綜合本案業經宣判有期徒刑在案，而確定在即之訴訟進行程度，以及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及其生活經濟狀況（見侵訴字第51號影卷第235頁）乙節，併權衡國家司法權對犯罪之追訴遂行之公益、羈押對聲請人人身自由之限制等情，原審裁定以具保8萬元、限制住居及命被告不得直接或間接對本案前開被害人之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恐嚇、騷擾、接觸、跟蹤之行為等手段以替代羈押，對於防止被告勾串證人或防止其再犯妨害性自主案件，實已產生相當程度之拘束力，並足以確保日後審判程序（如上訴程序）或執行程序之順遂進行。又被告及其辯護人於原審訊問時均陳稱：本案審結後會照時間服刑，已離開學校，並未擔任教練工作，不會與學校有所往來，而再有騷擾學生行為等語（見侵訴字第51號影卷第235頁），益徵其再犯之危險性已大幅降低，衡以被告現今環境及經濟生活能力，前開替代措施已足管束其行止而為擔保明確。至抗告意旨固指摘具保及限制住居並非串供之替代處分，亦無法防止被告再犯等情，然本案之證人尚有數人（見侵訴字第51號影卷第295至296頁），被告究係與何證人或特定之證人勾串，均未見抗告意旨有所具體指明，又抗告意旨亦未說明原裁定以具保、限制住居及命被告遵守相關事項，如何無法防免被告勾串、再犯之理由，其指摘自難憑採。五、綜上，原審以被告雖具繼續羈押之原因，然無繼續羈押之必要，裁定命被告具保、限制住居後停止羈押，於法有據。檢察官徒以被告有勾串證人等羈押原因，即謂被告仍有羈押必要，進而指摘原裁定違法或不當，尚未可採。是檢察官執前詞所提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文家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翁伶慈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2024-12-23

TPHM-113-侵抗-13-20241223-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明異議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399號 113年度聲字第3416號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范裕維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對於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執行指揮命令（104年度執更理字第1293號、106年度執更理字第1479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范裕維（下稱聲明異議人）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本院分別以 104年度聲字第2453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7年確定（下稱A 裁定）、106年度聲字第2407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9月確定（下稱B裁定），並接續執行。然實務上亦有案件於接續執行上，可拆開、重組至最有利於受刑人之執行方式，並就各案件均為減輕其刑之情，從而，若以A裁定附表編號1至 5屬一輕罪裁定組合，A裁定附表編號6至11與B裁定附表所示 9罪，合計共15罪另屬一重罪裁定組合，兩組合各定刑後接續執行之應執行刑不逾13年6月，相較其因前開犯行合計應執行有期徒刑22年9月（聲明異議狀誤載為23年4月，應予更正），顯較有利於聲明異議人，況衡以各裁定所示犯行純係施用毒品而陷於無法自拔之人格傾向、犯案時間類型均有相同及刑罰目的、罪刑相當原則，據聲明異議人所為前開主張，始合於比例及平等原則，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撤銷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執更理字第1293號、106年度執更理字第1479號等執行指揮書，並重新定應執行刑等語。二、按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亦得請求檢察官為前項之聲請。又按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2項、第484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指揮執行為不當」，係指就刑之執行或其方法違背法令，或雖非違法而因處置失當，致受刑人蒙受重大不利益者而言；檢察官依確定判決、裁定指揮執行，即無執行之指揮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之可言。再按定應執行刑之實體裁定，具有與科刑判決同一之效力，行為人所犯數罪，經裁定酌定其應執行刑確定時，即生實質確定力。法院就行為人之同一犯罪所處之刑，如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而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自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故數罪併罰案件之實體裁判，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併合處罰之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定執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判實質確定力之拘束，並確保裁判之終局性，不得就已確定裁判並定應執行刑之數罪，就其全部或一部再行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最高法院最近之統一見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504號裁定參照）。另按數罪併罰於裁判確定後之聲請法院定其應執行之刑，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之規定，專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且為維護受刑人之權益，同條第2項明定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得請求檢察官為定應執行刑之聲請。若檢察官否准受刑人之請求，自應許聲明異議，以資救濟（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354號、112年度台抗字第1480號裁定參照）。換言之，關於數罪併罰有兩裁判以上聲請定應執行刑者，專屬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或其他法定權限之人，應先請求檢察官聲請，倘若檢察官否准，得以該否准之決定作為指揮執行標的，據以聲明異議。倘若受刑人未經請求，即以應執行刑重組為由聲明異議，即不存在前提所應具備之爭議標的（否准之指揮執行），其聲請為不合法，應由程序上駁回，無從為實體審查。三、經查：　㈠聲明異議人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先後經本院以A 、B裁定分別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7年、5年9月確定，有前開各裁定及執行指揮書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7至30、31、 35頁），是A、B裁定既已確定，如各該裁定附表所示之罪復無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定執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法院自應受上開確定之應執行刑裁定實質確定力拘束，不得就確定裁判已定應執行刑之數罪，其全部或一部再行定其應執行之刑，亦無許受刑人任擇其所犯各罪中最為有利或不利之數罪排列組合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定刑。從而，檢察官依據上開確定裁定，分別核發執行指揮書指揮受刑人接續執行，尚無執行之指揮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之可言。況前開各該裁定（及該裁定附表所示各罪之判決）既已確定，至多僅能依據非常救濟管道處理，而非聲明異議之客體，無從依據本件聲明異議程序審酌。　　㈡然聲明異議意旨固載明重組A、B裁定附表所示各罪，以聲明異議人所主張最有利其定刑之方式，另定應執行刑，然據前開規定與說明，聲請數罪併罰定應執行之刑之聲請權人，為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明異議人未以其受刑人之地位，先行請求檢察官聲請重組定應執行刑，亦未經檢察官否准，即不存在指揮執行之訴訟標的，是無從逕向本院聲明異議，其聲明異議程序即難謂適法。又聲明異議意旨所舉另案之法院裁判，因各案件之情節不同，並無相互拘束之效力，本不得主張比附援引，聲明異議人援引他案關於定應執行刑之裁判，作為指摘本案檢察官執行指揮不當之依據，顯非可採，併予敘明。　㈢綜上，本件檢察官之執行指揮並無違法或不當，聲明異議人逕向本院聲請重定應執行刑，自於法未合，應予駁回。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文家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翁伶慈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2024-12-23

TPHM-113-聲-3399-20241223-1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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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399號 113年度聲字第3416號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范裕維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對於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執行指揮命令（104年度執更理字第1293號、106年度執更理字第1479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范裕維（下稱聲明異議人）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本院分別以 104年度聲字第2453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7年確定（下稱A 裁定）、106年度聲字第2407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9月確定（下稱B裁定），並接續執行。然實務上亦有案件於接續執行上，可拆開、重組至最有利於受刑人之執行方式，並就各案件均為減輕其刑之情，從而，若以A裁定附表編號1至 5屬一輕罪裁定組合，A裁定附表編號6至11與B裁定附表所示 9罪，合計共15罪另屬一重罪裁定組合，兩組合各定刑後接續執行之應執行刑不逾13年6月，相較其因前開犯行合計應執行有期徒刑22年9月（聲明異議狀誤載為23年4月，應予更正），顯較有利於聲明異議人，況衡以各裁定所示犯行純係施用毒品而陷於無法自拔之人格傾向、犯案時間類型均有相同及刑罰目的、罪刑相當原則，據聲明異議人所為前開主張，始合於比例及平等原則，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撤銷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執更理字第1293號、106年度執更理字第1479號等執行指揮書，並重新定應執行刑等語。二、按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亦得請求檢察官為前項之聲請。又按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2項、第484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指揮執行為不當」，係指就刑之執行或其方法違背法令，或雖非違法而因處置失當，致受刑人蒙受重大不利益者而言；檢察官依確定判決、裁定指揮執行，即無執行之指揮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之可言。再按定應執行刑之實體裁定，具有與科刑判決同一之效力，行為人所犯數罪，經裁定酌定其應執行刑確定時，即生實質確定力。法院就行為人之同一犯罪所處之刑，如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而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自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故數罪併罰案件之實體裁判，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併合處罰之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定執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判實質確定力之拘束，並確保裁判之終局性，不得就已確定裁判並定應執行刑之數罪，就其全部或一部再行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最高法院最近之統一見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504號裁定參照）。另按數罪併罰於裁判確定後之聲請法院定其應執行之刑，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之規定，專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且為維護受刑人之權益，同條第2項明定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得請求檢察官為定應執行刑之聲請。若檢察官否准受刑人之請求，自應許聲明異議，以資救濟（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354號、112年度台抗字第1480號裁定參照）。換言之，關於數罪併罰有兩裁判以上聲請定應執行刑者，專屬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或其他法定權限之人，應先請求檢察官聲請，倘若檢察官否准，得以該否准之決定作為指揮執行標的，據以聲明異議。倘若受刑人未經請求，即以應執行刑重組為由聲明異議，即不存在前提所應具備之爭議標的（否准之指揮執行），其聲請為不合法，應由程序上駁回，無從為實體審查。三、經查：　㈠聲明異議人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先後經本院以A 、B裁定分別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7年、5年9月確定，有前開各裁定及執行指揮書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7至30、31、 35頁），是A、B裁定既已確定，如各該裁定附表所示之罪復無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定執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法院自應受上開確定之應執行刑裁定實質確定力拘束，不得就確定裁判已定應執行刑之數罪，其全部或一部再行定其應執行之刑，亦無許受刑人任擇其所犯各罪中最為有利或不利之數罪排列組合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定刑。從而，檢察官依據上開確定裁定，分別核發執行指揮書指揮受刑人接續執行，尚無執行之指揮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之可言。況前開各該裁定（及該裁定附表所示各罪之判決）既已確定，至多僅能依據非常救濟管道處理，而非聲明異議之客體，無從依據本件聲明異議程序審酌。　　㈡然聲明異議意旨固載明重組A、B裁定附表所示各罪，以聲明異議人所主張最有利其定刑之方式，另定應執行刑，然據前開規定與說明，聲請數罪併罰定應執行之刑之聲請權人，為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明異議人未以其受刑人之地位，先行請求檢察官聲請重組定應執行刑，亦未經檢察官否准，即不存在指揮執行之訴訟標的，是無從逕向本院聲明異議，其聲明異議程序即難謂適法。又聲明異議意旨所舉另案之法院裁判，因各案件之情節不同，並無相互拘束之效力，本不得主張比附援引，聲明異議人援引他案關於定應執行刑之裁判，作為指摘本案檢察官執行指揮不當之依據，顯非可採，併予敘明。　㈢綜上，本件檢察官之執行指揮並無違法或不當，聲明異議人逕向本院聲請重定應執行刑，自於法未合，應予駁回。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文家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翁伶慈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2024-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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