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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85號聲請人弘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代表人田孟崇代理人張浚泓律師被告林俊宏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涉嫌侵占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13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 2331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偵查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 年度偵字第1041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聲請人即告訴人弘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告訴人）以被告林俊宏（下稱被告）涉嫌侵占案件，向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檢察官偵查後，以113年度偵字第10415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下稱臺南高分檢）檢察長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33 1號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再議，該再議駁回之處分書正本由郵務人員向聲請人居所址為送達，經聲請人於民國113年1 2月17日收受乙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揭偵查卷宗核閱無誤。聲請人於113年12月27日即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亦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刑事委任書附卷可考，是聲請人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於程序上尚無違誤，合先敘明。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理由如附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三、按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而依該條之修正理由，「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仍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依此立法精神，法院應僅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是否正確、可否維持加以審查，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且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為准否提起自訴之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但法院調查證據之範圍，即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就告訴人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得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亦將使法院兼任檢察官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虞。再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目的，既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即賦予聲請人有如同檢察官提起公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之可能，是法院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自應係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始足為之。故法院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倘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即屬無理由，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四、經查：㈠、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證明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105年度臺上字第307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其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告訴人所指述被告之犯罪情節，無瑕疵可擊，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據為有罪判決之基礎（最高法院106年度臺上字第127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且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亦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其所謂「有犯罪嫌疑」之起訴條件，雖不以確能證明被告犯罪，而毫無合理懷疑之有罪判決之確信為必要，惟仍須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資料，足認被告有受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合於此一要件。　　　㈡、被告堅決否認涉有侵占罪嫌，辯稱：我與告訴人是產銷合作關係，告訴人負責進口快篩試劑，我負責找客戶銷售，客戶如果要購買快篩試劑，我會將我、客戶、告訴人的行政人員及倉管人員組成LINE群組，好聯繫購買事宜，由告訴人負責出貨給客戶，我與告訴人再一起平分獲利，我從客戶那邊收到的錢都有如實的轉匯給告訴人。但告訴人起初沒有建置完善流程，沒有作帳確認進口、出售快篩試劑的數量及金額，當時COVID-19疫情嚴重，快篩試劑進口後，就有客戶直接到機場或倉庫載貨，告訴人出貨也很混亂，還曾重複出貨給客戶，收款的狀況也一樣混亂，有些客戶也沒有付款，因為狀況混亂，我便找樊茲菁負責作帳，並成立嘉力寶公司，由嘉力寶公司擔任告訴人經銷商，這時銷售的快篩試劑是嘉力寶公司跟告訴人買斷的，客戶購買的快篩試劑價金就以嘉力寶公司上開帳戶收款，我再將告訴人應得的獲利匯給告訴人，我至今已匯款1億元予告訴人。於111年9月21日，我與樊茲菁、告訴人代表人田孟崇相約對帳，田孟崇主張告訴人進口的快篩試劑數量扣除倉庫現存數量，就是我及嘉力寶公司實際銷售數量，但告訴人先前沒有確實記帳，還有重複出貨、未收回價金的問題，告訴人這樣主張有問題，雙方因而未達成共識，亦未釐清雙方間的獲利分配，我並沒有侵占任何款項，且嘉力寶公司也有賣其他保健食品，嘉力寶公司上開帳戶收受之款項，不全然都是經銷告訴人快篩試劑之金額等語。　㈢、原臺南地檢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0415號不起訴處分書就本案為不起訴處分之理由，敘明如下：　　１、告訴人固指稱被告隱匿附表一所示之客戶購買快篩試劑之交易紀錄，且未如實向告訴人告知附表二所示之客戶購買快篩試劑之實際價金，而侵占附表一之價金及附表二之差額價金。然： ①、告訴人代表人田孟崇於偵訊時自承：告訴人於110年8月起，開始與被告銷售快篩試劑，於111年2月間，曾進行結算，確認銷售及庫存數量，當時被告給告訴人的錢，與銷售金額是差不多的，後來111年2、3月間COVID-19疫情爆發，告訴人沒有足夠的人力去計算出貨量、庫存量及金流，於111年2月至6月間是一片混亂等語。 ②、證人樊茲菁證稱：我於111年4月底開始接手記帳，告訴人員工會告知我當日有多少快篩試劑進口，告訴人在全台共有5 個倉庫，但客戶急著取貨，快篩試劑未必會入倉庫，空運一落地後，就會直接由空運公司出貨給客戶，大多數的客戶都有付款，但有部分客戶耍賴沒有付款，且快篩試劑的數量到最後也有點亂，倉庫的數量與我記載的數量對不起來，因為被告跟告訴人員工都有倉庫鑰匙，不知道他們是否會直接到現場取貨等語。 ③、再觀諸被告提出之「弘朗生技倉儲群」、「弘朗查帳專用」、「弘朗核心小組」LINE群組對話，田孟崇與職員傅彥程確認快篩試劑數量時，曾表示「什麼意思？重複計算了？」； LINE暱稱「弘朗客服」曾反應「臺南市的配送表單與這個數量有落差餒」；LINE暱稱「洛桑初淨」曾反應「石小姐、快篩222劑、這是多送的、請司機收回」、「這個200箱他有付錢嗎？」、「金泰國際（即附表一編號3之客戶）目前欠款追不回」、「我們今天收到的貨和田博（即田孟崇）報的數字對不起來」；LINE暱稱「Pei-Shuan Lai」曾反應「消失的...不管它嗎...＠＠還是有賣給誰少登記了呢～」、「我手邊的出貨紀錄就這幾筆...」，均與田孟崇證稱快篩試劑於1 11年2月至6月之銷售是一片混亂等語相符，是被告辯稱告訴人未確實記帳，並有重複出貨、未收回價金之問題，並非全然無稽。 ④、據此，附表一所示之交易，是否為被告所隱匿，或告訴人疏漏未記帳，實難逕認。２、告訴人指稱附表二客戶所購買之快篩試劑價金，應如附表二之應收取價金欄所示，然： ①、田孟崇證稱：快篩試劑售價並非固定，是浮動的，會隨客戶購買數量、購買時間、購買版本有所不同等語。是附表二之客戶歷次購買快篩試劑之單價理當有所不同。 ②、惟觀諸告訴人於刑事告訴狀所載（詳如卷附告訴狀）之應收取價金計算式，並未區分客戶歷次購買之快篩試劑數量及單價為何，逕以客戶於附表二所示之購買期間所購買之全部數量乘以某均價，據此計算應收取之價金，實與田孟崇證稱快篩試劑價金有所浮動乙節有別，則附表二應收取價金欄所示之金額，是否確為附表二客戶實際上應給付之金額，自非無疑。 ③、告訴人復未提出其向附表二客戶報價之相關事證，尚難僅憑告訴人之單一指訴而逕為不利於被告之論斷。據此，自難認被告有何告訴人所指之侵占附表一之價金及附表二之差額價金之犯行，無從逕以業務侵占罪責相繩於被告。３、告訴人另指稱嘉力寶公司上開帳戶所收受之新臺幣（下同）1 億681萬7,805元，均為被告銷售弘朗公司COVID-19快篩試劑之價金，且遭被告侵占等語。然查： ①、嘉力寶公司係告訴人之經銷商，而LINE暱稱「Pei-Shuan Lai 」曾在「弘朗查帳專用」LINE群組中傳送「我們要區分一下要算嘉力寶的客戶還是算弘朗的客戶...發票該誰開？或是哪筆帳該入誰的帳戶」、「若是要歸在嘉力寶的客戶（例如昇特）讓他們匯款到嘉力寶...」等情，有經銷授權書照片、上開LINE群組對話紀錄附卷可佐，是被告辯稱嘉力寶公司係告訴人之經銷商，客戶係與嘉力寶公司交易，故嘉力寶公司依經銷商之身份以上開帳戶收取價金，並非全然無稽，自難認被告有何持有告訴人之物。 ②、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係以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為要件，並不包括無形之權利，故單純之權利不得為侵占罪之客體（最高法院84年度臺上字第171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縱告訴人可依其與嘉力寶公司之經銷關係請求嘉力寶公司給付獲利，告訴人僅具有請求權，而單純之權利不得為侵占罪之客體，揆諸前開判決要旨，自無從以業務侵占罪責相繩於被告，應認其犯罪嫌疑不足。　　㈣、臺南高分檢檢察長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331號處分書駁回再議之聲請時，則進而敘明：　　　１、按刑法侵占罪之構成，須行為人基於不法所有之意圖，對於所持有「他人」之財物，作出「易持有為所有」之侵占行為，始足當之。次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係以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為要件，並不包括無形之權利，故單純之權利不得為侵占罪之客體（最高法院84年度臺上字第1716號判決參照）。又侵占罪之主觀要件，須持有人變易其原來之持有意思而為不法所有之意思，如僅將持有物延不交還，不能遽論以該罪 (最高法院23年上字第1915號判例參照)。次按法律上之不法，依其本質輕重大致有「民事不法」、「行政不法」及「刑事不法」之別，各自也有其不同之司法救濟途徑，諸多民事不法之糾紛，不宜動輒訴諸刑事訴訟。２、本件被告於六、七年前已遭告訴人辭退，離開告訴人，被告從該時點起，並非告訴人之員工，並非為告訴人處理事務之人。雖然被告嗣後於111年前後，以自然人身分與告訴人間進行商業上對等合作關係，由告訴人負責提供貨物，被告則負責尋找客戶銷售，雙方再依約定方式分享利潤。因為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並無書面契約，只是依簡單之口頭約定，以致於契約之定性為何？銷貨之款項應如何處理？帳目應由何人製作？對帳應如何及何時進行？均未有書面契約可為依據。３、告訴人指訴被告涉嫌侵占犯罪，除指稱被告未足額依口頭約定，將販售產品所得之價金匯入告訴人之帳戶內等情節外，完全未指出被告有何「易持有為所有」侵占犯罪之具體情事。告訴人雖指訴被告尚未依約將部分貨款交付給告訴人，惟因告訴人尚未取得上開貨款之所有權，只有向被告請求依契約履行之請求權。依上述司法實務之見解，此種「債法上的請求權」恐非侵占罪所稱「他人之物」？且被告自始未反對和告訴人對帳，供稱告訴人尚未與其對帳就向檢察署提告，被告遲未交付依約應繳交之款項，是否就可以認為是刑法侵占罪「易持有為所有」之行為？均存有疑義。４、至於被告先前與告訴人之口頭約定，是否有約定履行方式與履行時點？被告是否可以分批匯款？可否先暫存在被告之帳戶內再轉帳給告訴人？約定雙方應在何時進行對帳？雙方均僅有口頭簡略約定，未有任何書面契約可資依據。至於告訴人聲稱部分款項被告仍未匯款給告訴人，究竟被告尚應匯多少款項給告訴人？雙方尚有爭執。此屬民事法律糾葛，應透過雙方坦誠對帳後加以確認，若生爭議，應循民事爭訟程序，依當事人進行原則雙方舉證解決。綜上，告訴人徒執前詞任意爭執尚無足採。㈤、經本院查閱上開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聲請之處分內容，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係就告訴人之指述、被告之供述、證人之證述、經銷授權書照片、上開LINE群組對話紀錄等相關證據，始認被告犯罪嫌疑仍有不足，而為113年度偵字第10415號不起訴處分；臺南高分檢檢察長亦綜合原檢察官調查證據之結果為評價後，以 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331號處分駁回再議之聲請，上開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所據之理由經核尚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聲請意旨謂被告於案發時仍屬受告訴人委任處理事務之人，成立嘉力寶公司，並任由客戶將貨款匯入嘉力寶公司而涉犯背信、侵占罪嫌，檢察官未予詳查等語，均係告訴人憑自己主觀之認知及判斷，就原已於偵查程序主張且經檢察官調查認定之事項一再重複陳述，尚無由以此遽認被告之犯罪嫌疑已達應予起訴之程度。既被告於六、七年前即已遭告訴人辭退，離開告訴人，此經田孟崇供述在卷（上聲議字卷第64頁），亦即被告從該時點起，並非告訴人員工，除雙方簽有旋轉門條款，否則告訴人自無法約束被告從事、經營何種性質之工作，既被告非為告訴人處理事務之人、亦無悖於約定，自無從據依認定成立背信。另雙方縱有貨款糾紛，此與刑事侵占罪之要件仍屬有別，即難遽謂被告有何侵占之舉。是本件依卷內現存之證據，本案既尚無從證明被告背信、侵占，自難僅以告訴人之指述推測或擬制之法遽認被告之犯罪嫌疑已達起訴之門檻。㈥、從而，本件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尚無以認被告所涉侵占、背信嫌疑已跨越起訴門檻而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臺南高分檢檢察長駁回再議之處分即於法無違，告訴人僅憑自己片面之主張逕謂上開處分為不當，顯無可採。至聲請人固另以檢察官未訊問相關客戶查明實際購買價金為何？惟檢察官於偵查中是否依告訴人之聲請調查證據，為檢察官之職權，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3第4項為准否提起自訴之裁定前，所得為必要之調查，僅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非可逕行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既如前述，聲請人所指原檢察官應調查而未予調查之部分，即非屬偵查中曾顯現之事實及證據，揆之前揭說明，此部分證據顯不在本院所得審酌之範圍內，本院自無從加以認定。再依首揭說明，如案件須繼續偵查始能判斷應否起訴者，即應認該案件並未存有應起訴之犯罪事實及理由，而未到達起訴門檻，法院依法仍應駁回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亦無從以檢察官未為前開調查遽認本件應裁定准許提起自訴；至告訴人如發現原偵查中未曾顯現之新證據，應屬檢察官得否就該等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260條規定再行起訴之問題，均非在本件聲請中所得主張，併予指明。五、綜上所述，檢察機關依據偵查之結果，認告訴人指述被告所涉罪嫌之犯罪嫌疑不足，因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規定為不起訴處分，及依同法第258條前段規定駁回再議之聲請，於法尚無不合，復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情事。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全卷審核結果，亦認依現有證據所能證明被告所涉嫌疑尚不足以跨越起訴門檻，是本案亦未存有應起訴之犯罪事實及理由；告訴人猶執前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鍾邦久　　　　　　　　　　　　　　　　　　　法　官　高如宜　　　　　　　　　　　　　　　　　　　法　官　蔡奇秀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　　　　　　　　　　　　　　　　　　　書記官　楊茵如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附表一：　　　　　　　　　　　　　　　　　　　編號客戶購買期間購買數量應收取價金林俊宏繳回價金差額價金 1 昇特企業有限公司 111年4月27日至同年5月27日 2,171箱家用版快篩試劑、31箱專業版快篩試劑 28,997,100元 22,061,955元 6,935,145元 2 陳宣智 111年4月11日至同年5月12日 1,858箱家用版快篩試劑 25,083,000元 21,800,440元 3,282,560元 3 鄭勝仲 111年4月18日至同年5月12日 1,294箱家用版快篩試劑、15箱專業版快篩試劑 20,404,400元 19,082,375元 1,322,025元 4 王永才 111年3月18日至同年5月8日 12箱家用版快篩試劑 180,000元 121,000元 59,000元附表二編號客戶客戶付款時間給付價金 1 卜公國際有限公司 111年4月28日 340,000元 111年4月29日 170,000元 111年5月1日 340,000元 111年5月3日 850,000元 111年5月4日 170,000元 2 元普科技有限公司 111年9月6日 772,000元 3 金泰國際工業有限公司 111年2月19日 30,000元 111年2月16日 45,000元 111年1月5日 13,000元 111年4月6日 476,000元 4 鄭勝仲 111年4月27日 182,000元 111年5月6日 56,000元 5 皇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4月26日 20,000元 6 日月明生技有限公司 111年6月20日 99,000元

2025-03-06

TNDM-113-聲自-85-202503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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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竊盜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51號公訴人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學宇選任辯護人陳宏銘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269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甲○○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與告訴人己○○均為法務部○○○○○○○0 ○○○○○○)之忠二舍6房之受刑人，詎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利用調至忠二舍7房需整理物品之機會，於民國112年4月21日下午某時許，乘告訴人未注意之際，徒手竊取其所有之「把自己愛回來」、「遇見未知的自己」2本書籍(下稱本案書籍)，得手後藏放在被告之置物箱內。因認被告所為係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之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揭犯行，無非以被告於檢察官訊問時之供述及宜蘭監獄受刑人懲罰報告表、訪談紀錄、收容人陳述書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係於其置物箱內發現本案書籍，然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從北所被借提回來，與乙○○發生衝突，後來把我調到另外一房，東西那時都來不及收。我調到新房之後，雜役有把我的東西丟到新房內，之後我跟主管丁○○說我要回到原房拿箱子，就有兩個貼我的編號箱子放在門口，並沒有實質證據證明我有竊取告訴人的本案書籍等語。經查： (一)被告係於112年4月21日11時20分許，經借提後返回宜蘭監獄忠二舍6房，並於當日16時47分許，因與同舍房之受刑人乙○ ○發生衝突，經監所調換舍房至忠二舍7房，嗣於告訴人反映其舍房內之本案書籍遺失後，經主任管理員戊○○詢問被告是否有將本案書籍帶走，被告自其置物箱內取出本案書籍等情，業據被告供承不諱，並有宜蘭監獄受刑人懲罰報告表、訪談紀錄、收容人陳述書、本案書籍封面照片、中央台戒護日誌簿、場舍日夜勤值勤人員聯繫簿、宜蘭監獄112年6月14日宜監戒決字第11208001320號函各1份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二)被告於檢察官事務官詢問時供陳：當時我跟告訴人在吃飯時，我們同房另一名受刑人，抓住我的脖子推向牆壁，告訴人去按報告燈，主管就把我調去隔壁間，隔天我跟王偉文主管說，我要回原房拿東西，開舍房時，我發現我的置物箱整理已經在門口，我就直接把置物箱搬去隔壁房，我不知道是何人幫我整理。之後告訴人說我偷了本案書籍，我才去看我的置物箱，發現本案書籍我就請主管還給告訴人等語(見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269號卷第60頁)；復於本院審理時供陳：當天我在中午從北所被借提回來，乙○○問我說有無對告訴人強制性交的事，我說並無此事，當時他拿了1 張陳述書，要我照他口述的內容寫，我們發生爭執，過了1 、2小時僵持不下，就到晚餐時間，時間印象是4點之後，我們吃飯告訴人突然提出說我有對他強制性交，但我說沒有，乙○○把我掐到牆壁上，告訴人跑去按報告燈，主管跟雜役過來，主管把門打開，把我調到另外一房，東西那時都來不及收。我調到新房之後，雜役有把我的東西丟到新房內，但沒有放書的箱子，箱子是禮拜一早上開封下工廠之後，我跟主管說我要回到原房拿箱子，主管帶我去原房，房門口一打開，就有兩個箱子放在門口，箱子上面還有我的雜物，箱子有貼我的編號，我把箱子跟雜物搬走。主管是在我在把箱子搬到新房之後，沒有幾分鐘過來問我說有沒有拿告訴人的書。我跟己○○都不用下工廠等語(見本院卷第404頁)，可見被告於檢察官事務官詢問及本院審理時所述均大致相符。 (三)而證人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我有陪被告從別的舍房回到某一個舍房去收東西，何時不記得。被告拿東西到出來的過程中，我都有在現場，有看到被告在點收自己的東西，但是時間多久不記得等語(見本院卷第273-274頁)。證人乙○ ○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我先按報告燈請主任來處理，我們的正班主任戊○○過來，來現場後就直接將被告調房至隔壁房。被告有再回來拿東西，當時我在場，告訴人有無在旁邊全部觀看我沒有注意，整個過程點收沒有多久。除了告訴人本人之外，同房其他人可以接觸到他的書，房間就這麼小間。被告回來房間點收自己物品時，我不知道被告有無拿本案書籍放進置物箱。我不知道告訴人及被告的書放在何處，他們的書太多了，是放在門右手邊，一堆一堆放。被告中午回來到晚上那段時間，我們從中午到吃飯前都在舍房等語(見本院卷第268-272頁)。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要換舍房時，他在整理東西時我舍房外面，我只有看到他把東西搬完就把舍房門關起來等語(見本院卷第286-287頁) 。可見被告的確有於更換舍房當日及更換舍房後返回原舍房整理物品，然無論係更換舍房或返回原舍房當日，被告均有受主任管理員丁○○之監督，且證人乙○○、告訴人或證人丙○○ 亦有在場，殊難想像被告在此情形下，能躲過眾人之監督而竊取本案書籍，則被告所辯其有直接將經過整理而有本案書籍之置物箱搬走，尚屬可採。 (四)證人即告訴人己○○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開門之後，主管當場叫他整理東西，主管、我、乙○○看著他整理東西。被告在整理置物箱時，現場有主管戊○○。現場是沒有看到被告有把本案書籍放在置物箱內，但是很明顯的是被告調房之後本案書籍就不見了，我反應給主管，主管去隔壁安檢時，從被告那邊找到本案書籍，最後一次看到本案書籍是被告和我發生衝突的三、四天前都還有看到那兩本書。被告發生衝突當天就搬離舍房，沒有再回來過，隔天我就發現書不見了 (見本院卷第263-266頁)。證人戊○○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發生衝突當時，現場除了被告、乙○○、告訴人及我之外，還有駐勤主管丁○○、當時擔任視同作業服務員的丙○○。因為後來要打飯菜，我就交代丁○○及丙○○看著被告打包個人物品，丁○○有跟我表示他還有再叮嚀被告屬於你的東西帶走，不屬於你的要留下。星期六、日這兩天，沒有主管叫被告打開他的置物箱檢查過，後來他打包過去到星期一早上8點10分左右開封點名時，是由告訴人主動跟我反應他少兩本書，我才會問被告。除了當天被告有整理東西之外，國定例假日收封，被告不可能再回到他的原房去拿東西，規定是不行的。星期六、日這兩天，沒有主管叫被告打開他的置物箱檢查過。我們這個工廠比較特別，有分在工廠及舍房作業的，被告屬於在舍房作業，舍房作業的我會先點名等語(見本院卷第2 77-281、283頁)。則依告訴人所述，在被告借提返回宜蘭監獄前，本案書籍尚未遺失，且於被告調房整理物品當時，係在主管、告訴人等人之監督下進行整理，又依前開證人所述，被告確實有在返回原舍房整理物品，則告訴人所稱被告沒有再回來過，顯與事實相悖。又告訴人雖稱隔天發現本案書籍遺失，然被告係於週五調換舍房，告訴人於週一才向監獄主管反映本案書籍遺失，亦與告訴人前開所述不符，足見告訴人所言多與實情不符，是否可信，尚屬有疑。又證人戊○○ 雖有負責處理本案竊盜犯行之調查，然於被告整理物品時均未在場，亦未曾陪同被告返回原舍房，其所述亦無從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五)檢察官雖認本案書籍均寫有告訴人之姓名、呼號，被告於整理當下定能分辨本案書籍並非自己物品，又證人己○○、乙○○ 、丁○○、戊○○均證稱被告有經提醒不要拿取他人物品。又倘若被告是誤拿，應於112年4月24日星期一開封時即親自交出本案書籍，然本案卻是經監獄主管搜出，足證被告主觀上有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竊盜犯意無訛。惟被告果有竊盜犯意，自應竊取未載有姓名、呼號之書籍，方得以規避責任，在本案書籍上均清楚載明告訴人之姓名、呼號之情況下，顯然被告係於不知情之情況下誤拿本案書籍較為可能，況綜合上開證人所述，本案書籍雖係於被告置物箱內發現，然被告整理物品時，均有受他人之監督及提醒要確認物品所有人，然於臨時調離舍房或短暫返回原舍房之有限時間內，尚難苛求被告逐一確認其置物箱內之物品為何人所有。且本案被告經主任管理員戊○○詢問是否有看到本案書籍後，隨即檢查置物箱後主動交出本案書籍，亦無藏匿本案書籍之情，業據證人戊○○供陳在卷(見本院卷第278頁)，益徵被告並無將本案書籍據為己有之意，自難認定被告有竊盜之犯意。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上開之證據均無法證明被告有竊盜之犯行，依現有事證，尚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犯行之有罪心證，本件檢察官起訴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均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之懷疑存在之程度。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本諸「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刑事證據法則，被告之犯罪既屬不能證明，按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怡龍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愷橙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芝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信帆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2025-03-06

ILDM-113-易-351-20250306-1

潮簡

潮州簡易庭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潮簡字第891號原告潘秀文被告王彥琪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 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告其餘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本判決第一項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於民國112年3月15日前之某日，將其所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下稱中信帳戶）、彰化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0，下稱彰銀帳戶，與中信帳戶合稱系爭帳戶）提供予某詐欺集團成員。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向原告招攬投資後，告知原告匯款於中信帳戶即可於投資APP中參與當日的當沖，嗣原告於民國112年4月10日9時25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20萬元（下稱系爭款項）至中信帳戶內，致原告受有20 萬元損害。　㈡而被告所為上揭提供系爭帳戶之行為，雖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44599號等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刑事案件），然近年來詐欺犯罪猖獗，詐欺集團成員多利用他人提供之金融帳戶，以詐術使被害人匯入款項後，透過層層轉手方式，掩飾、隱匿贓款之來源、去向，此詐欺手法、模式，業經政府、金融機構、媒體廣為呼籲及報導，被告難委為不知，詎被告卻貿然將系爭帳戶之帳號、密碼等，貿然交付予真實姓名、身分不詳之人，以供詐欺犯罪使用，被告自具有過失，且其過失行為與原告受損害間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又被告之中信帳戶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轉帳系爭款項之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爰依據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系爭款項，並請求法院擇一為原告勝訴之判決等語，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之答辯：伊在網路交友認識名為「樂樂」之中國大陸人士(並自稱本名為「梁湘」)，雙方相談甚歡，對方表示要來台灣跟伊結婚，因「樂樂」表示有一個在臺灣的合夥人名為「MY-陳」，「樂樂」要伊提供帳號給「MY-陳」幫忙作生意，伊信任「樂樂」，遂將系爭帳戶提供予「MY-陳」作為「樂樂」收取機器設備款項之帳戶，伊並無過失，而係遭愛情詐騙，伊並無侵權行為可言。另原告匯入之系爭款項，被告無從知悉，亦不知無法律上之原因，且系爭款項已遭詐騙集團成員領出，現已無利益存在，依據民法第182條第1項規定，被告免負返還系爭款項之責任。綜上，本件原告請求並無理由，請予駁回等語，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三、本院之判斷：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第1項前段、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4條第1項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採過失責任主義，以行為人之侵害行為具有故意過失，為其成立要件之一。又所謂過失，指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過失依其所欠缺之程度為標準，雖可分為抽象輕過失（欠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具體輕過失（欠缺應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注意義務）及重大過失（顯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義務），然在侵權行為方面，過失之有無，行為人僅須有抽象輕過失，即可成立。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乃指有一般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相同之情況下是否能預見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為準，如行為人不為謹慎理性之人在相同情況下，所應為之行為，即構成注意義務之違反而有過失(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 號判決參照)。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狹義的共同侵權行為，即加害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數人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苟各行為人之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各過失行為人對於被害人應負全部損害之連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67年度台上字第1737號判決參照)。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有將系爭帳戶之網路帳戶資料及密碼提供予詐騙集團成員，嗣該詐騙集團成員以上揭方式詐騙原告，致原告受有系爭款項之損害等情，有原告提出之上揭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且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刑事案件卷宗核閱無誤，被告對此亦未表示爭執，是原告上揭主張，應堪信屬實。　　㈢次按刑事偵查或訴訟程序因將剝奪被告之身體自由、財產或生命，採取嚴格之舉證標準及證據法則，其認定事實所憑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始得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而民事訴訟係在解決私權糾紛，就證據之證明力採取相當與可能性為判斷標準，亦即負舉證責任之人，就其利己事實之主張為相當之證明，具有可能性之優勢，即非不可採信。是刑事偵查或訴訟所調查之證據及認定之事實，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1251號判決參照）。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49年度台上字第929號判決參照）。查本件被告所為提供系爭帳戶之行為，雖經檢察官認為難以認定被告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意，而為上開不起訴處分，惟參諸上揭說明，民事、刑事之證明門檻本有不同，是檢察官就被告是否成立罪責之判斷，本無拘束本件民事訴訟之效力，本院仍得調查系爭刑事案件偵查中原有之證據，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應予敘明。　　㈣而金融帳戶事關存戶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屬個人理財之工具，若與存戶之提款卡及密碼結合，專屬性、私密性更形提高，除非本人或與本人具密切親誼關係者，難認有何正當理由可自由流通使用該提款卡，稍具通常社會歷練之一般人亦應具備妥為保管該等物品，縱有特殊情況，致須將該等物品交付予自己不具密切親誼之人時，亦必深入瞭解該他人之可靠性與用途，以防止遭他人違反自己意願使用或不法使用之常識，且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有關個人財產及身分之物品，如淪落於不明人士手中，極易被利用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本件被告雖為上開辯解，然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承其與「樂樂」、「MY-陳」均未曾見過面，僅係以通訊軟體LINE通過話等語，足見被告所稱「樂樂」、「MY-陳」之人，均係真實姓名、身分均不詳之人，另被告雖辯稱「樂樂」表示要來台灣與其結婚，其信任「樂樂」，遂將系爭帳戶提供予「MY-陳」作為「樂樂」收取機器設備款項之帳戶云云，然縱使被告因網路戀愛對「樂樂」有感情上之信任，該人為何需要被告同時提供系爭2個帳戶？被告雖辯稱要做流水帳云云，然卻又自承伊不懂什麼是流水帳，伊沒有查證過等語，是此顯然均與一般正常使用金融帳戶之情形相悖，又被告自承其現年44歲，已出社會工作多年，曾分別在電器行及電池店當店員，亦曾賣機車零件等，可認被告係有正常智能、辨識能力之成年人，亦非初入社會毫無工作經驗之人，然被告卻僅因網路戀愛之私人因素，在無適當查證情形下，輕率聽信「樂樂」之人說詞，提供個人專屬性甚高之系爭帳戶資料及密碼予給不相熟識之人，被告顯然違反應適當保管使用系爭帳戶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具有過失甚明。　　　　　㈤次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是以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此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只須其行為為損害之共同原因，且其過失行為並有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者，即屬相當，不問賠償義務人應負故意、過失或無過失責任，均有該條項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依原告於系爭刑事案件之警詢調查筆錄及起訴狀之陳述可知，原告受詐騙之緣由及過程，係其誤信詐騙人員（LINE名稱「李曉月」）假冒投資者，以招攬投資股票可以獲利等說詞，遭受投資詐騙而匯款，而以原告輕率信任網路上真實身分不明人士之說詞，由於獲利之誘因而任意投資，疏未查核該網路投資平台之真實性，率爾匯款投資等情節觀之，顯然其就自身財產之安全防護，亦未善盡注意義務，就本件損害之發生亦具有相當之原因力。本院並綜合審酌被告所為過失行為之情節、原告就原因力大小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應負五成之與有過失比例，應屬適當。　㈥另原告主張其得依據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等語，被告則以前詞為辯，經查：⑴按不當得利，須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為其成立要件。而一方基於他方之給付受有利益，是否「致」他方受損害，應取決於當事人間是否存有給付目的及給付關係而定。在指示人依補償關係指示被指示人將財產給付領取人之指示給付關係，其給付關係係分別存在於指示人與被指示人及指示人與領取人之間；至於被指示人與領取人間，因領取人係基於其與指示人之對價關係，由指示人指示被指示人向領取人為給付，該二人間僅發生履行關係，而不發生給付關係。準此，被指示人依指示將財產給付領取人後，倘其補償關係所由生之契約關係不存在（如不成立、無效、被撤銷或解除），被指示人只能向指示人行使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而不得向受領人請求（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40號判決意旨參照）。⑵ 本件依原告之主張，其係遭詐欺集團成員之誘騙，將系爭款項匯入被告所有中信帳戶，足見兩造間並無任何給付關係存在，倘原告與詐欺集團間之補償關係不存在，依上揭說明，原告亦僅得向指示人即詐欺集團請求返還無法律上原因所受之利益，不得逕向被告主張。再者，系爭款項於112年4月10 日9時25分匯入中信帳戶，旋於同日9時35分轉出等情，有中信帳戶交易明細附於系爭刑事案件偵查卷宗可參（偵卷第13 頁），尚難認被告實際上受有任何利益，應無不當得利可言。綜上，原告依據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尚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之行為具有過失，且其提供之系爭帳戶遭詐騙集團成員用以收取原告遭騙之系爭款項，則被告之過失行為與原告受損害間，亦具相當因果關係，惟原告亦應負五成之與有過失責任，則於扣除後，原告得請求賠償之金額應為10萬元（20萬元×1/2＝10萬元），另原告主張被告有不當得利部分，則無理由。從而，原告依據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請求被告應賠償10萬元，及依據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金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五、又本件兩造其餘陳述、抗辯，經審酌與本院上揭判決結果並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指駁，併予說明。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27條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呂憲雄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魏慧夷

2025-03-06

CCEV-113-潮簡-891-20250306-1

台上

最高法院

妨害性自主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27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黃冠運上訴人即被告呂欣益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妨害性自主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03號，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79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判決㈠認定上訴人即被告呂欣益（下稱被告）為成年人，有其犯罪事實欄所載，於民國111年4月初至5月間某日，在公車站候車亭對當時未滿18歲且有輕度智能障礙之代號 00000-0000000女子（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A女）乘機猥褻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論被告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性交罪之有罪判決，改判決於變更起訴法條後，論被告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刑（處有期徒刑2年6月）。另以㈡公訴意旨雖謂：被告明知A女案發時未滿18歲且領有輕度智能障礙證明，心智程度不及常人，於111年4月初至5月間某2日，各於學校女廁、公車站候車亭，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先親吻A女嘴巴及以撫摸A女胸部、臀部，再以手指（其中1次並以陰莖）插入A女陰道，對A女為性交各1次，因指上開2次犯行，均涉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性交罪嫌，惟經原審審理後，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述2罪嫌，因而就此部分撤銷第一審之有罪判決，改判決被告無罪。俱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並各為㈠有罪、㈡無罪判決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尚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事。三、上訴意旨分述如下（檢察官對前開二㈠㈡部分均上訴；被告對前開㈠部分上訴）：㈠檢察官部分： ⒈A女為輕度智能障礙之少年，受限於心智發展及認知能力缺陷，及本即較為淺薄之語言與組織能力，或因此有說詞反覆不一，不合常理之瑕疵；惟如非確遭性侵，實難想像A女可以憑空編造被害情節，衡以一般被害人遭遇侵害時之驚恐，亦未必能清晰描述事發經過，且A女身處此類「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之性犯罪中，在案發第一時間因心中思緒混亂認定被告為其男友，又擔心遭A女之姑姑即B女（姓名年籍均詳卷）責罵，故未能於第一時間全盤說明，自屬此類犯罪之常態。原審未審酌A女於偵訊時，對其遭性侵害之指述，不論時間、地點及場景順序，皆與第一審交互詰問時為相同敘述，苛求A女之陳述需完全一致，遽信被告翻異之供述，已違反論理法則。 ⒉B女之證述係適格之補強證據，原判決僅以B女陳述係聽聞A女之陳述，而排除採用B女證詞，再以A女證詞前後不一，復欠缺適格之補強證據，就本案所為之證據取捨，均違反證據法則。 ⒊原判決引用司法訪談員楊靜玫偵查中說明A女之長期記憶不是很好之證述，認為A女之證詞不可採；惟楊靜玫亦於偵查中說明A 女偶有記憶混亂，但給她一點時間回想，回應能力還是可以的，且提出書面評估詳述：「對於事發時，相對人之行為描述，個案有時需要時間才能說出回答，細節部分無法具體描述，用模擬演練的方式較有辦法呈現事發情境」等語。原判決未說明何以僅採信楊靜玫偵查中對A女不利之部分，而對於A女有利部分恝置不論，有判決理由不備及理由矛盾之違法。㈡被告部分： ⒈伊所犯乘機猥褻罪之法定本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被害人未滿18歲而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 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2分之1，故伊所犯之法定最低度刑為9 月。經查，伊因一時行為有欠周延而誤罹刑典，本應接受法律制裁，但伊素行良好，原判決所處有期徒刑2年6月超出9月甚多，難謂罰當其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⒉伊雖於案發之初否認犯行，但於原審審理時已經知所悔悟而坦承犯行，足認良心未泯，非難以教化之徒，應予伊自新機會，又伊始終想要和A女和解，因考量主動與A女接觸恐讓A女受到2 次傷害才未及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與A女達成和解，倘原審法院得以安排雙方和解，伊必然全力配合，難謂伊於原審審理時態度不佳，原審逕認伊未與A女和解，犯後態度不佳，並以此作為量刑因子之一，有失公允。原審失察而對伊科以重刑，違反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四、惟查：㈠檢察官上訴部分： ⒈被害人係被告以外之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本質上固屬證人，然其目的既在使被告受到刑事訴追處罰，即與被告之地位處於絕對相反立場，其所為指訴之證明力與一般無利害關係之證人相較，證明力顯較薄弱，為免有害於真實發現並保障被告人權，應認被害人之指述，與被告之自白同屬證明力薄弱，受嚴格證明之限制，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本件原判決就何以認定前開二㈠部分，被告對A女乘機猥褻之自白，有A 女指訴、B女證述、公車站牌照片、A女代號及真實姓名對照表、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可佐，犯行堪以認定，但對A女乘機性交部分則欠缺補強證據之理由（見原判決第6至11頁），以及認定前開二㈡部分，A女之指訴有何前後不一之處，而有瑕疵可指，另B女證詞、Messenger對話內容翻拍照片、現場照片、新北市瑞芳國中個別化教育計畫，以及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司法訪談員個案評估報告等證據，如何均無法作為此部分適格補強證據之理由（見原判決第13至22頁）。核其就二㈠有罪以及二㈡無罪之論斷，均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亦未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⒉依性侵害防治法第19條第1項所定兒童或心智障礙之被害人於偵查或審判中，經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認有必要，所請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訊）問，旨在評估被害人之溝通能力及其需求，並向法官說明其評估之結果及為相關詢（訊）問之建議，於必要時亦得直接對被害人進行詢問。被害人證詞是否為原審所採取，係原審依證據調查之結果，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定其取捨所為之判斷，與各該專業人士於偵查或審判中所提供應如何對被害人為正確、有效之詢（訊）問意見無涉。原判決援引楊靜玫於偵查中證稱A 女長期記憶不是很好等語，與事實之認定無關，容屬贅論，其未引述楊靜玫於偵查庭其他相關之評估、建議，自無理由未備之可言。　㈡被告上訴部分：　按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又行為人是否與被害人或其家屬達成和解與賠償，核屬與「關係修復」之刑事政策目的相關聯之量刑因子之一，倘行為人與被害人和解與賠償，經法院綜合行為人犯後所呈現之一切態度，認為與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指之「犯後之態度」呈現正向關聯者，亦僅指該行為人犯後願意彌補其造成之損害所反映於「犯後態度」之有利因素之一，非犯後態度良窳之唯一標準。原判決第13頁第18列說明論列被告「態度非佳」乙節，核係綜合被告案發後始終否認犯行直到原審才坦承前開二㈠部分之犯行等犯後所呈現之一切情狀而言，非專指其於原審審理時尚未和解與賠償乙節；況原審量刑所審酌之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尚未與A女達成和解及賠償之情，亦與事實相符。經核原判決已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科刑應審酌之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所為量刑之結果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率指其違法。五、檢察官之前揭上訴意旨，係就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重執其於原審之主張，再事爭執。被告之前揭上訴意旨，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關於前開二㈠部分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對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俱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其他上訴意旨均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亦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所為上訴俱違背法律上之程式，均予以駁回。又本院為法律審，而本件為程序判決，被告於上訴後提出與 A女法定代理人於114年1月20日之調解筆錄，本院尚無從審酌，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莊松泉法　官李麗珠法　官陳如玲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2025-03-06

TPSM-114-台上-527-20250306-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69號上訴人賴順志選任辯護人蘇國欽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19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447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營偵字第1260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經原審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諭知上訴人賴順志無罪之判決，改判論以上訴人犯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共4罪，分處有期徒刑6年、6年、5年6月、6年，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 6月，及宣告相關之沒收、追徵。已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敘明認定上訴人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犯行之得心證理由及依據，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二、本件上訴意旨略以：㈠證人即購毒者張傳宗指述其於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購入之毒品來源為上訴人，然就相關購買之時間、數量等交易細節，均僅籠統概括陳述，且其與上訴人居於對向之利害關係，而存有虛偽之危險，自無法逕予採信，仍待其他證據予以補強。另張傳宗與其後手柳智元、劉麗秋、王金平、林進成等藥腳間之通訊監察譯文，其內並無張傳宗與上訴人之通訊内容，亦未提及向誰購買、或可資辨識上訴人身分之具體情節，僅係張傳宗自己販賣予上開後手之對話，尚無法補強其所述向上訴人購買毒品之可信性。至上訴人於警詢、偵查之自白，前後反覆不一，就交易金額部分亦與張傳宗於警詢所述之新臺幣3,000元有所歧異，顯與事實不符，自難認其於警詢、偵查之自白足與證人之證述互具補強而有可信性。是原判決僅以張傳宗之片面證述，又無其他補強證據之情形下，遽認上訴人有本件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張傳宗4次之犯行，其採證認事自有違證據法則，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㈡原審另採納證人即警詢時承辦員警李泰源、證人柳智元等人之證言，作為上訴人本件販賣毒品予張傳宗之補強證據。惟李泰源於原審之證詞，僅係證明上訴人製作筆錄過程有自白一事，無法證明該自白內容之真實性，故無法據為本件之補強證據；另由柳智元之證言可知，其並不認識上訴人，亦未曾與上訴人見過面，且否認在通訊監察譯文內曾向張傳宗購毒之事實，則原判決以上開各證詞作為補強證據，亦有違證據法則及證據調查職責未盡並理由不備之違誤。三、惟查：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適的推理作用而為判斷，自為法之所許。而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於補強證據的種類，並無設限制，故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的本身即情況證據，祇要與待證事實具有相當之關聯性者，均得據為補強證據。原判決就上訴人本件各犯行，已說明如何依據上訴人與事實相符且出於任意性之自白，並佐以張傳宗、柳智元、李泰源等人之證詞，暨張傳宗與柳智元等人之通訊監察譯文等相關證據資料而為認定，並詳敘：上訴人曾有槍砲、竊盜及毒品等前案紀錄，且於第一審並有選任辯護人到庭為其辯護提供專業意見，足認上訴人係具有相當社會經驗，對於刑事程序亦非全然陌生，復有辯護人協助進行相關刑事程序，是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第一審準備程序所為「我全部認罪，希望可以用偵審自白的規定幫我減刑」之陳述，係經利害衡量後所為前後一致之供述，堪認具任意性並與事實相符自有證據能力而足以採信；又張傳宗於原審結證稱伊確實向上訴人購買本件4次甲基安非他命，通訊監察譯文內所示伊與柳智元對話時，柳智元說的「上茄苳」就是「多歲」，而「多歲」的名字就是「賴順志」；因上訴人就住在上茄苳，伊與柳智元聊天時說到的，所以他知道伊的藥頭是上訴人，且柳智元於原審亦證稱確與張傳宗有該相關通話，益徵張傳宗上開證述情節，符實可採。是張傳宗於原審之證詞既可採信，並有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第一審準備程序中之自白等相關事證足資補強，則上訴人於原審所持如前揭上訴第三審之辯詞，即均無從採取，本件事證明確，上訴人上揭各犯行均堪以認定等旨。經核原判決所為論斷，係就卷內相關各訴訟資料，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並依憑張傳宗之證述及上訴人之自白，與相關通訊監察譯文等證據資料資為補強，既非僅憑張傳宗之指述或上訴人之自白為唯一證據，其採證認事並無悖於證據法則，或有證據調查職責未盡、理由不備之違法。四、綜上，本件上訴及其餘上訴意旨，或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於不顧，仍執陳詞及與無關判決結果之事實枝節重為爭執，或就屬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之適法職權行使，泛指為違法，均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憑其個人主觀意見，就原審採證認事再為證據取捨之爭辯，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李麗珠法　官陳如玲法　官莊松泉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淳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2025-03-06

TPSM-114-台上-569-20250306-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39號上訴人鄭志光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3年度上更一字第2 6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04、6960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從一重論處上訴人鄭志光犯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刑（一行為觸犯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非法持有子彈罪，處有期徒刑5年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8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千元折算1日）之判決（被訴恐嚇部分，業經原法院上訴審判決無罪，並由本院前次判決駁回檢察官此部分之上訴確定），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分別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並認定事實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上訴人之上訴意旨略以：上訴人於案發當時不在現場，也不知情，且與楊志賢有嫌隙，證人黃睿瑜與楊志賢係每天玩在一起的朋友兼球友，曾親眼見到上訴人與楊志賢好幾次吵到差點打起來，以及楊志賢拿出本案槍枝跟上訴人說槍是向土城朋友借的，證詞可信度高，上訴人罹有恐慌症，測謊不能當證據，不能單憑楊志賢、田浩、樊承達等人前後不一之證詞而認定上訴人有罪，何況其等有詐欺前科，證詞不可採，請檢驗本案槍枝上是否有上訴人之DNA即明等語。惟查： 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㈠原判決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於理由欄敘明認定上訴人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基於非法持有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制式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09年5、6月前某日，在不詳處所，自不詳人士取得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1枝、具殺傷力之制式子彈3顆而持有之。嗣於109年5、6月間某日，　將上開槍彈交予友人楊志賢（業經另案判處罪刑確定）保管犯行之得心證理由。另對於上訴人否認犯行，辯稱：楊志賢是因為先前跟我有糾紛，才會謊稱槍枝是我寄放在他那裡的，他的證詞前後不一且不合理，也沒有其他補強證據，不能以片面之詞就認定槍枝和子彈是我交給他的，田浩、樊承達和楊志賢有串供等語，以及其原審辯護人為其辯護稱：楊志賢指訴上訴人交付槍枝是在（109年）7月7日前之2、3週，應該就是在6月中下旬，但樊承達在楊志賢服刑之2、3個月前，即4月到5月間即知有槍枝存在，應屬不合理，且無法排除有更多之槍枝，本案槍彈之同一性，亦屬有疑，此為重要細節，應予審酌，然除楊志賢有瑕疵且無補強證據之指述外，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上訴人犯罪，應為上訴人無罪之諭知等語，如何均認無足採取等情，詳予指駁。㈡經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任意推定犯罪事實、違背證據法則、調查職責未盡、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㈢再：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固規定，依本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但應行調查之證據範圍，在同法並未定有明文，該項證據，自係指第二審審判中已存在之證據，且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應行調查者而言。又法院憑以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如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尚非法所不許；而所謂之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供述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陳述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且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之實行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陳述者之陳述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原判決已說明如何依據上訴人之部分陳述、證人楊志賢、田浩、樊承達之證詞，暨卷附之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上訴人與楊志賢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楊志賢與通訊軟體微信暱稱「B」之人間對話紀錄、職務報告等證據資料而為認定之旨，並非僅以楊志賢或田浩、樊承達之證詞，作為認定上訴人本件犯罪之唯一證據，並無欠缺補強證據之情事，亦與證據法則無違。而原審認上訴人本件犯罪事證已明，並詳述上訴人聲請將本案槍彈送請DNA鑑定，以證明上訴人未接觸本案槍彈，並無調查必要（見原判決第12頁），而未再贅為其他無益之調查，亦難謂有調查證據職責未盡之違誤。　㈣上開上訴意旨所指各節，或係就無礙於事實認定之事項，或係重執上訴人在原審辯解各詞及其個人主觀意見，就原審採證認事適法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為爭執，俱難認係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上訴人之其他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綜上，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莊松泉法　官陳如玲法　官李麗珠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淳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2025-03-06

TPSM-114-台上-539-20250306-1

台抗

最高法院

妨害公務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179號抗告人史碩仁代理人陳世淙律師陳品鈞律師上列抗告人因妨害公務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 2月19日駁回其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423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按再審作為糾正確定判決事實認定錯誤之非常救濟機制，係立基於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或者確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始得重新進行單獨或綜合之觀察，以判斷確定判決有無事實認定錯誤之情形。又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刑事案件經有罪判決確定後，若係指摘確定判決證據取捨不當、採證認事違背經驗、論理或相關證據法則，或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判決不載理由或所載理由矛盾，或其他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等違背法令情事者，尚屬判決有無法律上錯誤之非常上訴問題，因不屬於直接論斷判決認定事實有無錯誤之範疇，尚無從認為符合得聲請再審規定之要件，故不容受判決人就原案件卷內業經原確定判決取捨論斷之舊有事實或證據，徒自評價主張為新事實或新證據而執以聲請再審。二、抗告人即受判決人史碩仁被訴妨害公務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4073號案審理結果，認定其於陳文正等債權人對泰源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源公司）聲請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閱卷時，在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書記官等所掌管，經陳文正等人所提出泰源公司出具交與陳文正等人收執之借據（下稱系爭借據）原本上，擅自劃線刪除關於違約金及滯納金部分之約款，乃有變造泰源公司名義之私文書，並毀損公務員職務上所掌管文書之犯行，因而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毀損公務員職務上所掌管文書罪刑（兼論以情節暨罪質較輕之變造私文書罪）之判決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抗告人以原確定判決固認定伊有劃線刪除系爭借據原本關於違約金及滯納金部分約款之行為，惟其違約金及滯納金約款之文字猶清晰可見，復未經陳文正等人同意，有系爭借據已劃線刪除違約金及滯納金約款之影本足憑，可徵原違約金及滯納金之約款仍屬有效，而伊所為既未使系爭借據原本效力之全部或一部喪失，自與毀損公務員職務上所掌管文書罪之構成要件不符，則依上揭新證據，伊僅應論以變造私文書罪，足認伊應受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爰向原審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之執行。原裁定敘明略以：原確定判決依憑抗告人之供述，佐以證人詹世明、鄭素如、邱奕祥所為不利於抗告人之陳述，復比對原案件卷附陳文正等人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時，所提出之系爭借據影本關於違約金及滯納金部分之約款並未劃線刪除，反觀抗告人於聲請閱卷後，提出民事陳述意見狀所檢附系爭借據關於違約金及滯納金業經劃線刪除之影本，主張其上違約金及滯納金已被取消等證據資料，認定抗告人確有變造私文書及毀損公務員職務上所掌管文書之犯行，已敘明其憑據及理由，對於抗告人否認犯行之辯解何以不足採信，亦詳為剖析說明，俱有原案件卷內資料可資覆按。揆諸抗告人聲請再審意旨所指發現之新證據，即系爭借據已劃線刪除違約金及滯納金約款之影本，係原案件卷附內舊有之證據，且業為原確定判決調查斟酌，並詳敘其斟酌取捨之理由，該項證據顯不具備聲請再審規定所指新事實或新證據之「未判斷資料性」。抗告人聲請再審意旨，無非係業經原確定判決調查論斷之證據，重為爭辯，並任意指摘為違誤，顯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 項第6款所規定聲請再審新事證所須具備之新規性要件，因認抗告人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為無理由，應依同法第43 4條第1項規定裁定駁回。核原裁定之論斷，於法尚無不合。三、抗告人抗告意旨無視原裁定明確之論斷說明，仍執其向原審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陳詞，任意指摘原確定判決未調查審酌其所提出之新證據，而原裁定駁回其再審之聲請為違法。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其抗告顯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吳冠霆法　官許辰舟法　官蔡憲德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石于倩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2025-03-06

TPSM-114-台抗-179-20250306-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581號上訴人吳牧群(Payan.Islituan，原名白樣‧伊斯理鍛) 選任辯護人林永頌律師章懿心律師鄭文龍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27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原上訴字第2 5號，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877、8642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吳牧群有其事實欄（下稱事實）二所載，於高雄市那瑪夏區（下稱那瑪夏區）第3屆區長就職前之民國107年12月20日向陳偉迪（此部分未據起訴）收受新臺幣（下同）60萬元之準收受賄賂犯行，以及有事實三所載，於任職第3屆那瑪夏區區長期間㈠向陳偉迪（經判處免刑確定）、林崇義、董立寬（上2人經判處罪刑，林崇義併諭知緩刑確定）以收受現金或抵償前欠款項之方式收受原判決附表編號（下僅記載編號序列）1至3、8至18、22、24至43所示那瑪夏區工程標案之公共工程回扣，合計1725萬4220元等犯行；㈡向陳偉迪（經判處免刑確定）、李嘉芳、薛博壬（上2人經判處罪刑確定）收受編號20、21、23所示之公共工程回扣，合計110萬8000元等犯行；㈢向陳偉迪（經判處免刑確定）、董立寬、陳坤銘、吳清玲（均業經判處罪刑，陳坤銘、吳清玲均宣告緩刑確定）收受編號4、19所示賄賂各15 萬元、8萬元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事實二論上訴人以刑法第123、121條之準收賄罪刑（處有期徒刑〈以下所載主刑種類均相同〉2年6月），暨關於事實三㈠㈡㈢論上訴人以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之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5罪刑（事實三㈢之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與編號1至4、8至 19之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依想像競合之例，從一重論以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分別依交付回扣之時間各處上訴人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之12年，褫奪公權6年、11年4月，褫奪公權5年、11年，褫奪公權5年、11年6月，褫奪公權5年，以及12年，褫奪公權6年；另其被訴收受編號5至7所示之工程款回扣，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未據檢察官提起第二審之上訴，已確定），並均為沒收（追徵）之宣告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並改定其應執行刑15年10月，褫奪公權6年（至原判決撤銷第一審論上訴人職務行為收受賄賂罪刑之判決，改判諭知無罪部分，已確定），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並認定事實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關於上訴人上開有罪部分尚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之情事。三、上訴人之上訴意旨略以：㈠關於準收賄罪部分： ⒈伊因突遭羈押，身心狀況不佳而未能完整說明借款之來源及去向，但已主動供出伊透過陳偉迪向陳偉迪的朋友借得430萬元，並在109年6月12日偵訊時供稱要將錢借給朱代表（朱家祺）等語。而109年12月20日與陳偉迪協商借款乙事時，伊妻林瑞金確實有在現場泡茶，只是因為林瑞金僅在旁泡茶，伊才會一度說成當時沒有第三人在場，伊前後所供並無原判決所指之矛盾情事。原判決認為伊供述前後矛盾，核與卷附伊之訊問筆錄不符，依法亦不能以伊前後所供不符以及證人與伊有無重大恩怨作為補強證據。而上開借款430萬元，伊除將一部分現金（5 0萬元）借給朱家祺之外，部分現金（各40萬元）借給林淑華、林佩君，其餘300萬元連同自己手邊的100萬元，用以清償伊前向李嘉芳借得之400萬元借款。朱家祺、林淑華、林佩君等人也陸續在111年5、6月間償還部分款項給伊，此均有證人等供述證據及帳冊、保管書、本票等非供述證據可佐。而伊及林瑞金經常幫忙鄉民，亦有吳惠美、杜吳秀櫻、顏金花、陳蕊花、曾慶國簽署之其等向林瑞金借錢之聲明書或借貸契約書可憑。原判決認定陳偉迪於107年12月20日交付之60萬元，並非借款之一部，而係賄款，復誤認伊積欠他人千萬元債務，不可能向陳偉迪借款，均與卷證資料不符，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誤。 ⒉伊替鄉親跟陳偉迪借錢或交付款項時，陳偉迪之母鄭素真並不在場，鄭素真僅聽聞來自陳偉迪所轉述之內容，其證詞不得作為本案之補強證據。另依榮承發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承發公司）代表江一成、那瑪夏區公所之黃建銘以及李勝瑜等人之證詞，可以證明陳偉迪在107年12月21日函文送達榮承發公司（陳偉迪係該公司南部地區業務人）之前，不可能知道那瑪夏區公所與上開公司之契約即將終止，所以陳偉迪於107 年12月20日以放置於冰箱之方式交付60萬元給伊，並非榮承發公司得以延續合約為代價而交付之賄賂。再依那瑪夏區公所10 8年1月14日內部簽文可知，是黃建銘及何正品自行詢問高雄市政府法制局之後，認為那瑪夏區公所單方終止契約並無理由，始由黃建銘於108年1月14日以簽呈向伊報告，伊才會批示「依規辦理」，伊沒有指示何正品、黃建銘要讓榮承發公司繼續履約。原判決以李勝瑜之證詞，推論陳偉迪在107年12月20日交付60萬元時，已經知悉李勝瑜建議要終止榮承發公司之開口契約，理由前後矛盾。如果伊收受60萬元賄款，榮承發公司擔任設計監造之107年開口契約可以延至108年12月31日即可，何需要求下屬辦理108年開口契約招標事宜，讓榮承發公司陷於無法得標之風險？原判決所引證人何正品之證詞係檢察官威逼而為之推測之詞；而證人李勝瑜之證詞則係其自行推測之詞，均不得援為不利於伊之證據。另原審復因誤會伊與陳偉迪有特殊信任關係，而偏採陳偉迪之證詞，所為論斷，與一般邏輯事理不合。㈡關於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5罪部分： ⒈伊在第一審已爭執陳偉迪手機基地台軌跡紀錄之證據能力，該軌跡紀錄並非原始證據，然原審未經驗真程序，即引為不利於伊之證據，原判決有採證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誤。且原判決載敘：「陳偉迪108年1月31日基地台位置在『○○市○○○區○○○○里○○巷 000號4F頂』」等旨，核與卷證資料不符。再依109年1月17日陳偉迪手機基地台軌跡，陳偉迪在當天上午10時9分起至11時55 分及下午1時31分起至2時31分，基地台位置均在ＯＯＯ區ＯＯＯＯ里ＯＯ巷000號4樓頂、同區ＯＯ里ＯＯ段000地號間不斷來回，則陳偉迪顯然是在前開2處間活動，而不是在那瑪夏區公所；況基地台涵蓋範圍甚廣，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字第00000000 000號函文所示，陳偉迪本即經常出現於施工地點中，而施工地點、履約地點所在位置之手機基地台位置均可能在ＯＯＯ區ＯＯＯＯ里ＯＯ巷000號4樓頂，自不能以陳偉迪手機基地台位置來證明陳偉迪於其所指交付回扣之時間，確出現在那瑪夏區公所，仍應調查基地台涵蓋之範圍始得認定犯罪事實。原審未逐一調查並於判決中說明其認定伊出現在陳偉迪所指之交付回扣之地點（即那瑪夏區公所）之得心證理由，併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以及判決理由未備之違誤。另員警於陳偉迪警詢時未提示陳偉迪手機基地台軌跡之完整紀錄供其辨認，而是直接提示調查官自行製作之表格，誘導陳偉迪從中選擇5次交付回扣之時點，應認陳偉迪之警詢筆錄無證據能力。 ⒉依景崴營建有限公司（下稱景崴公司）之K∕S對帳總表、分表，董立寬與陳怡璇係透過對拆之模式分配得標工程之利潤，董立寬分得3分之1，陳偉迪及陳怡璇分得3分之2，董立寬沒有必要透過陳偉迪轉交工程回扣款。另景崴公司108年7月帳冊中之支出明細「安燈83.6+青52.5」中之「青」係編號23之「青山劉耀明農路災復工程」（由李嘉芳所屬之章宜營造工程有限公司得標）之簡稱，且扣押物編號7-7-14之「總表、帳冊」內，亦明顯記載李嘉芳（青魚525000、魚2隻836000，合計136萬1000 元），可見陳偉迪就李嘉芳交付之回扣款有指示陳怡璇記載於景崴公司帳冊內，但該公司108年7月之收支明細表中「7月暫餘」為「1156.5+清待回92.5=1249」、108年8月之收支明細表中之「7月暫餘」亦同樣為1156.5；108年8月收支明細表中「8 月暫餘」為「1455.2」、108年9月收支明細表為「1455.2」，可見前開該收支明細表具有延續性，108年7月至9月之每月收支明細表之「支出」部分均未記載前述136萬1000元之回扣款相應之支出，並均與該公司前開月份之支出傳票相符，由此足見，上開回扣款是陳偉迪中飽私囊，原判決就此部分僅以陳偉迪、陳怡璇虛偽證稱其等均未清點現金之詞，說明上開公司帳冊中「標案明細總表」中之數額與李嘉芳所供交付回扣款之數額為何不相合致之理由，另載敘「陳偉迪、陳怡璇有將與李嘉芳相關之金額列（記）入帳冊、支出明細」等旨，與卷內事證不符，有認定事實未依憑證據之違法，且此部分業經伊於原審詳為答辯，但原判決並未就此說明其不採信上訴人前述答辯之理由，亦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⒊原判決認定編號20、21、23所示工程回扣款係透過薛博壬、林崇義、陳偉迪層層轉交，最後由陳偉迪交付給伊，是因為陳偉迪收受回扣款並未清點即交付伊，故依林崇義所述之支付回扣比例計入景崴公司之帳冊內（即標案金額除以1.1，再乘以回扣比例，復乘以0.8），但結論復稱其支付回扣數額是以標案得標金額的10%計算回扣款，判決理由前後矛盾。又依李嘉芳所述，前開編號之回扣款各為30萬8000元、28萬元、52萬元，但依扣押物編號7-1-14之扣案帳冊（標案明細總表）記載之比例記載，各為55萬4400元、28萬1600元、52萬4800元，與前開證人所供其交付之數額不符，亦與標案明細總表記載為「98萬 9670元」（按：為40萬3200元、20萬4800元、38萬1670元總和）不符，不能互相印證，無法作為本案交付回扣之證據。另伊於108年9月11日清償伊向李嘉芳之借款全部（借貸金額400萬元），伊向李嘉芳借款之事，陳偉迪並不知情，且既一次全部還給李嘉芳，不可能有扣抵一半的問題，但其標案明細總表上竟記載李嘉芳之回扣中有一半是抵扣「欠款」，亦可見前開標案明細總表並不實在，況李嘉芳於偵查中供稱百分之10的回扣是要安撫監造，應該與公務無關等語，更難想像伊會大費周章先收受李嘉芳在108年6、7月交付之回扣款，再於108年9月11 日清償前述借款，是以本案之扣案帳冊、傳票均不得作為伊被訴向李嘉芳收取工程回扣之證據，原判決認定伊向李嘉芳收取回扣，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判決理由矛盾、理由不備之違誤。 ⒋陳偉迪於偵訊時供稱，其代替董立寬及林崇義轉交給伊之680萬元，全部是面額2000元之鈔票，後來改稱也有1000元現鈔等語。董立寬則供稱其所提領之現金，有部分為面額1000元之鈔票，也有部分是2000元鈔票。林崇義則於原審作證時則證稱其未提供面額2000元之鈔票，所以只要函詢董立寬提領現金之彰化銀行鹽埕分行調取董立寬當日提領現鈔之相關紀錄，即可知伊究竟有無向董立寬及林崇義借款，伊於112年12月22日調查證據聲請狀已經為上開聲請，然原判決未予調查，亦未說明未調查之理由，有判決理由未備且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另陳偉迪於113年2月7日原審審理時將其所指於108年1月31日收取回扣交付給伊時所裝現金之背包提出供原審法院勘驗，但該款背包係LV M44658 Trio秋冬款式，於108年1月15日之該年度男裝系列初次登場，108年10月以後才在自由時報介紹此新款包，此有相關新款包之報導、相片可憑，可知在108年1月31日，此款背包還未上市，陳偉迪不可能以尚未上市之背包裝錢並送錢給伊，又陳偉迪繪製其於108年1月31日送880萬元至區長辦公室之示意圖是新的區長辦公室，該辦公室是108年2月中才啟用，此有葛勝輝所立關於區長辦公室整修及搬遷時間之證明書可憑，陳偉迪不可能在108年1月31日就到該處送錢給伊，何況區長辦公室不如伊家裡隱密，選擇區長辦公室交付賄款，也不符常理，就此有利於伊之證據，原判決未予調查，調查職責未盡、違反證據法則且判決理由不備。 ⒌林崇義於原審證稱陳偉迪有答應林崇義，倘若陳偉迪能成功自官司抽身，就要還林崇義借款，可見陳偉迪會假借名目強逼廠商給錢，亦即會假借伊名義來騙取林崇義借款。原判決曲解上開證人的意思，並據此稱辯護人主張陳偉迪答應返還林崇義25 0萬元乙節是辯護人自行推衍，並非依憑證人之證詞，難謂有據，判決理由不備。 ⒍原判決認定伊基於區長職權透過指定榮承發公司擔任多數工程案之設計監造廠商，進而使董立寬（兆陞營建有限公司〈下稱兆陞公司〉之負責人）、林崇義（奕志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奕志公司〉負責人）所屬公司順利得標施作編號1至3、9至18、22、 24至33、35至43所示工程，可見伊非但對陳偉迪毫無防備，仍以不成比例之數量將工程設計監造案分配予榮承發公司（36案中力匠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力匠公司〉僅5案），伊既與陳偉迪存在特殊信任關係，所以董立寬、林崇義會相信陳偉迪所稱伊欲向其2人借款以及收取回扣云云，但力匠公司是因為有其他標案，並無施作那瑪夏區公所之能量，才會只有取得那瑪夏區公所標案5案，是力匠公司不願辦理那瑪夏之公共工程案件之故，並非伊與陳偉迪有何特殊信任關係。伊在知悉陳偉迪委託徵信業對伊為拍照後，即已對陳偉迪有所防備，且陳偉迪與伊是敵對派系，伊不可能於108年6月24日以後仍委請陳偉迪擔任白手套，況伊在上任第3屆區長後，拔除榮承發公司獨家擔任那瑪夏區公所工程之設計監造，可見伊與陳偉迪之間並無「特殊信任關係」。反之，伊與李嘉芳之關係良好，倘伊要向李嘉芳收賄也應該直接找李嘉芳，不可能找敵對派系之陳偉迪。又倘若伊從108年2月起至同年4月底累計已取得369萬5000元之回扣或賄款，不可能在108年5、6月間沒有繼續向陳偉迪收取回扣，而改成向陳偉迪借款150萬元並簽下保管書。再參酌證人董立寬、林崇義、李嘉芳、薛博壬、吳清玲、陳坤銘等人證稱其等並未確認所交付予陳偉迪之回扣款是否確實是由伊收取，僅推測有可能是由伊收取等語，且其中多人尚且證稱，在本件標案之前所作之工程曾經被陳偉迪刁難過，在交付回扣款後即未被陳偉迪刁難，由此可知本案是陳偉迪假借伊名義收取回扣，原判決就此未調查釐清，即認伊收取回扣，有調查職責未盡並有理由矛盾、不備之違誤。 ⒎再查，原判決雖然認定林崇義交付給伊的250萬元借款有記載在景崴公司之帳冊內，然查該公司之收入傳票中有大量記載前開 250萬元以外來自於林崇義之「奕志公司」之款項，而奕志公司並沒有與景崴公司合作，景崴公司記載來自奕志公司之收入，已有可議。比對編號29由奕志公司工程決標金額為128萬900 0元，計算結果回扣款為6萬4450元，恰（約）為景崴公司帳冊「收入傳票」記載為「意」、「替代」之放款金額6萬4500元，而此部分沒有相對應之支出記載，尤有進者，在108年10月2 5日「支出傳票」中摘要欄位為「意：18.6+26.7=50.3」旁，有手寫「意未列支出-18.6」，並於該支出傳票欄位金額後記載「317000」（按應為503000-186000=317000），足見陳偉迪並沒有將林崇義交付之款項轉交上訴人，是原判決關於上訴人收取林崇義回扣部分之認定，亦與卷證資料不符。原判決未調查何以景崴公司之帳冊就林崇義交付之250萬元以及李嘉芳交付之136萬1000元，僅後者記入帳冊，前者卻未記入，而此部分之記載既屬有利於伊之證據，原判決均未加以調查，亦未說明其理由，有應調查之證據未調查及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之違誤，所為論斷亦違反論理法則。 ⒏景崴公司、兆陞公司之工程款相關文件資料中已經清楚載明「W ∕大哥」欄位之利潤包含K環鄉、K108排水、K2期、S公設、S自強、K野溪、K物通、K箱函、K林春花、K綠美化等工程之利潤等係由代號「S」之陳怡璇取走，而非記載由董立寬取走。倘董立寬先向陳怡璇借款支付回扣，則董立寬取得工程款後必然就此部分與陳怡璇結算返還金額，將此部分記載於拆帳表中，然而扣押物A-15資料中完全無返還金額之註記。原判決依董立寬、陳偉迪之證詞認定景崴公司、兆陞公司之回扣款係董立寬先行向陳怡璇借款支付，或用伊對董立寬之債務抵償後再自「 W∕大哥」欄位所示之利潤中取得補償云云，即與卷內客觀事證不符。況且伊不知道景崴公司與兆陞公司彼此間有合作關係，且伊對於陳偉迪也有債務，倘若伊有收取回扣款，必定會讓景崴公司全額繳足，或主張回扣款用伊對陳偉迪之債務抵償，不可能以用伊對董立寬之債務抵償，是原判決認定景崴公司之回扣款有半數係以伊對董立寬之債務抵償，不符合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⒐原審辯護人於112年12月27日詰問證人董立寬時，因審判長以其訴訟指揮權強壓辯護人之異議權，訴訟指揮不當，導致董立寬認為可以作偽證而不必負責，持續閃躲問題，致使辯護人無法藉由詰問董立寬之過程，彈劾陳怡璇所製帳冊之憑信性，影響判決之公正性，而辯護人已於審理時就審判長之訴訟指揮提出異議，但原判決未針對辯護人之異議於理由中敘明原審就前開異議為如何之處理，有判決不載理由或所載理由矛盾，並違反憲法應保障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規定。四、惟查：㈠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已依證據調查之結果，就上訴人否認收受賄賂、收取回扣所持辯解各詞以及其原審辯護人辯護各節，如何俱不足採信，就事實二部分說明：①陳偉迪於107年12 月20日上午與上訴人在競選總部辦公室見面後，於同日再度前往辦公室放置60萬元，放置金錢之過程業經陳偉迪委託徵信業者蒐證，且未簽立借據，倘係借款，僅簽立借據即可，並無蒐證之必要；②那瑪夏區第2屆區長林民傑卸任前，黃建銘上簽並發函榮承發公司通知終止契約辦理結算，因黃建銘、江一成均曾任職榮承發公司，與陳偉迪關係好是公開的事，故黃建銘在發函前先通知陳偉迪有前開通知終止契約之事，符合人之常情；③107年12月28日陳偉迪母親鄭素真及榮承發公司員工江一成前往那瑪夏區公所溝通榮承發公司終止契約之事之後未久（即 108年1月10日），經上訴人批示「既已親赴釐清、餘依規辦理」等旨，陳偉迪方得繼續履約；④上訴人坦承收取前述陳偉迪交付之款項，雖自稱收取金錢之原因為借貸，但因上訴人對於所謂借款用途之說法前後不一，且上訴人自身負債百萬元，不可能逕以自己名義借款再轉借第三人，依上訴人與陳偉迪之關係，難以想像上訴人在未上任前會向陳偉迪借款並拍照存證等旨，詳予指駁，並說明景崴公司之會計作帳資料等，不足為有利於上訴人認定之理由等旨（見原判決第15至19、35至39頁）；就其事實三部分說明：①那瑪夏區長期僅少數廠商與榮承發公司配合在該區投標工程，廠商進入該區標工程要經過陳偉迪同意，且上訴人對於原住民區工程特性知之甚稔，故利用其職務上機會透過指定榮承發公司擔任設計監造廠商乙事，可間接影響那瑪夏區工程各廠商投標意願以及後續施作、驗收，是以即便陳偉迪、董立寬、陳怡璇就其等合作之標案各取得3分之1 之利潤以及李嘉芳與上訴人間有借貸關係，陳偉迪供稱本案相關工程回扣均透過伊轉交給上訴人，均未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②依薛博壬、李嘉芳108年9月16日通訊監察譯文顯示李嘉芳向薛博壬表示：「那個一件事跟你講一下，那個…你朋友… 那天我去找伊，我有把『東西』…有把事情都跟伊講了」、「伊說叫你忍耐點，今年把它走完」、「那個東西伊有和我處理了」等語；③依108年6月24日上訴人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顯示可見上訴人先向黃建銘確認當日陳偉迪會到場（按：指那瑪夏區公所），並表示開會前欲與陳偉迪談話等語；④108年1月31日係丙技術服務案辦理評選日，陳偉迪出現在那瑪夏區公所亦屬合理，而證人董立寬證稱當日伊有看見陳偉迪當場在那瑪夏區公所拿680萬元現金放入包包後上樓，下樓時包包明顯變扁；⑤ 董立寬證稱：108年底某日伊開車載陳偉迪前往上訴人位於ＯＯ區ＯＯ村住處交款；⑥卷附陳偉迪所持行動電話基地台位址紀錄顯示陳偉迪於108年1月31日、同年6月24日、同年10月22日、1 09年1月17日、同年2月27日之基地台位址均曾有「○○市○○○區○ ○○○里○○巷000號 (4F頂）」乙址，而108年8月30日則有「○○市 ○○區○○路0號D棟」乙址之紀錄；⑦上訴人在已知陳偉迪有將交付賄款之過程存證後，仍以不成比例之數量將工程設計監造分配予榮承發公司（36案，力匠公司僅5案）等情，可見上訴人與陳偉迪有特殊信任關係。倘陳偉迪私下以收回扣為名而詐取財物，其與董立寬、林崇義、李嘉芳等人沒有必要承認法定刑較重之行賄罪或誣告罪，董立寬、林崇義、李嘉芳亦無必要承認行賄；⑧扣案景崴公司之帳冊資料中即關於編號20、21、23 之記載部分，雖與李嘉芳所證其交付之回扣款數額不符，惟因陳偉迪已證稱其並未清點李嘉芳所交付之回扣款，故前開回扣款數額之不同，並不影響本案事實之認定；⑨依陳偉迪、陳怡璇、董立寬針對景崴公司帳冊記載中「W∕大哥」部分之說明，足見景崴公司就董立寬透過陳偉迪轉交之賄款，經結算後已列入董立寬應分配之利潤內，自非未記載回扣如何支出等旨，詳予指駁，並說明陳偉迪購買千萬元跑車代步等情，以及區公所司機即證人湯雄心所證關於其與區長形影不離，如果區長不在，訪客無法進入辦公室、董立寬曾供稱陳偉迪可能中飽私囊、林崇義於原審證稱陳偉迪稱要返還借款，以及林崇義前曾遭陳偉迪刁難、陳坤銘證稱編號4、19二案之履約並不順利等證詞，俱不足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之理由（見原判決第24至2 8、39至46頁）。所為論列說明，經核並未以上訴人前後所供述不符或其與陳偉迪有無重大恩怨作為補強證據，而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推論，並無任意推定犯罪事實、違背證據法則、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或不適用法則、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再：　 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 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特別可信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第159條之3分別定有明文。再數位證據泛指以數位型態存在之資訊內容，該等內容通常非屬人類感官可直接理解，不易於法庭內以勘驗方式呈現，倘先經由複製、擷取方式取得數位證據之產出物，並以該產出物於法庭上提示之方式調查證據，本無不可，除非當事人對該擷取自數位證據資料內容與數位證據本身之內容之同一性有所爭執，始有調查該產出物之產出過程，用以證明該產出物與電磁紀錄同一之必要；然若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對於該等產出物之證據能力並未爭執，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59條之3之規定意旨，只要該數位證據之產出物經合法取得，並經法院於審理時提示供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辨認並告以要旨後，即屬合法調查而得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證據，不得事後翻稱該等數位證據之產出物未經驗真程序而任意指摘為違反證據法則。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事實三㈠至㈢之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5罪刑，除對向共犯之證述、各相關帳冊資料外，另援引陳偉迪之手機基地台軌跡作為陳偉迪供述（含警詢）之補強證據之一。依卷內資料所載，上訴人就檢察官所提之陳偉迪手機基地台軌跡紀錄中，除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877號卷（下稱偵一卷）六第431頁中所示之手機基地台軌跡紀錄部分（按此部分上訴人於113年3月 9日所提言詞辯論狀（二）中載明該部分為審判外製作之文書，且非特信性文書，沒有證據能力）外，其餘關於「門號0000 000000號（上訴人）、0000000000號（陳偉迪）之雙向通聯紀錄（即偵一卷七第53、54、63、70、71、75頁以及原審卷四第 16頁之基地台軌跡紀錄部分），於第一審受命法官於109年12 月28日行準備程序時已分別表示：「請辯護人陳述」、「犯罪事實三（指起訴書犯罪事實三，下同）編號6、犯罪事實四編號14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等語（見第一審卷三第306頁，就事實三部分之前開手機基地台紀錄並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且同年月22日所提之刑事準備書狀對上開基地台位址紀錄之證據能力亦表示「無意見」等語（見第一審卷三第183、185頁、卷六第356頁、卷七第81、83頁）。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審理時並未爭執該等軌跡紀錄之證據能力，並說明其援引第一審關於證據能力之意見等旨（見原審卷四第165頁、卷六第114至115頁、卷八第13頁）。原判決所援引之基地台軌跡紀錄既未經上訴人爭執其證據能力（前述上訴人曾爭執證據能力之基地台軌跡〈即偵一卷六第431頁之基地台軌跡部分〉並未經原判決引為證據，此見原判決第26頁第30列至第27頁第18列），揆諸前揭說明意旨前段，自有證據能力。另依卷內資料，陳偉迪於108年1月31日之基地台軌跡於同日14時47分及15時55分分別出現在「○○市○○○區○○○○里○○巷000號4F頂」基地台位址（見偵一卷七第23頁），縱原審僅說明前開基地台位址資料而漏未引用出處，然該等資料既已於原審經合法調查（見原審卷八第47頁，編號59部分），原判決此部分出處之漏引，尚不影響本案判決之結果。而原判決已於理由壹一㈤說明前述引用之基地台軌跡部分及於理由壹一㈠說明陳偉迪警詢中之證詞，如何均有證據能力等旨，上訴意旨指原判決援引無證據能力之證據作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據以及卷內無108年1月31日基地台軌跡紀錄及未說明前開證據何以有證據能力等，俱與卷內資料不符。 ⒉又證據之證明力係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證人之證言縱令先後未盡相符，但事實審法院本於審理所得之心證，就其證言一部分認為確實可信，予以採取，原非法所不許。再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固規定，依本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但應行調查之證據範圍，在同法並未定有明文，該項證據，自係指第二審審判中已存在之證據，且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應行調查者而言。證人陳偉迪關於其轉交上訴人向董立寬、林崇義借得之款項，以及編號1至3、8至43等十一波標案之回扣款予上訴人之交付款項之時間、地點及金額各節，經核尚無前後不符情形，並與各該編號之工程承包廠商之負責人所證情節、景崴公司帳冊記載以及手機基地台軌跡相符。至陳偉迪108年1月31日交付上訴人回扣時所使用之包包款式、交付之現金面額（究為哪一年之LV包款、面額是否全部均為2000元），以及陳偉迪108 年1月31日至區長辦公室交付賄款時，區長辦公室之擺設等枝節之前後歧異，尚不影響陳偉迪轉交借款以及108年8月30日轉交編號20至25之第四、五、六波標案回扣款等事實之認定。原審已就其中陳偉迪交付上訴人向董立寬、林崇義借款之現鈔面額等枝節部分，說明其不影響其對事實認定之理由（見原判決第25至26頁），所為論斷，尚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而前開LV包款、現鈔面額以及區長辦公室之擺設等枝節既對本件事實之認定不生影響，自不得執LV包新款報導、相片、區長辦公室秘書葛勝輝辦公室整修之證明書，指摘原判決有調查職責未盡、理由矛盾或理由不備之違誤。同理吳惠美、杜吳秀櫻、顏金花、陳蕊花、曾慶國簽署之其等向林瑞金借錢之聲明書或借貸契約書，觀其內容分別為立書人聲明其於103、105、106 年間向林瑞金借款或與林瑞金於86年間簽署借貸契約書，從時序來看，亦顯與本案事實無關，對本案事實之認定，當不生影響。 ⒊證據之證明力係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事實審法院本於審理所得之心證，就證據所為之取捨係其適法之職權行使，倘該證據之取捨並悖離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且已說明其得心證之理由，難率指其違法。原判決已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定李嘉芳交付之回扣款數額係本於李嘉芳供稱其所交付之回扣款即編號20、21、23所示工程款之得標金額之10%（見原判決第54頁），並均說明該等金額與帳冊記載不符部分並不影響事實之認定；另依景崴公司之帳冊中雖將林崇義以「另分列：250」之方式計入帳冊內，但因該筆進帳並未記載為「收入」，即無所謂「支出」，故陳偉迪轉交後未列「支出」之結果，亦不能執為有利於上訴人認定之理由（見原判決第44至45頁），原判決雖未說明該記載與李嘉芳回扣款記載方式何以不同，然「回扣款」與「借款」之本質不同，陳怡璇就該等款項為不同之記載，本屬當然，無理由不備或矛盾之可言；又景崴公司帳冊內雖有來自奕志公司之「收入」部分，但由其記載之金額來看，與本案毫無關聯，原判決未調查、說明該部分收入及有無相對應之支出，自無理由不備之可言。㈡按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刑事訴訟法第47條定有明文。依卷附資料，原審審判長於112年12月27日檢察官、原審辯護人對董立寬進行交互詰問時僅曾提醒辯護人避免僅陳述自己的意見，要提出問題讓證人回答，或偶有在證人回答檢辯雙方問題不明確時，適時確認證人所述之真意究何所指，而原審已給予上訴人對董立寬為對質、詰問之機會，並經辯護人在場為實質辯護，經核尚無訴訟指揮不當之情形；況依該次審理筆錄之記載，原審辯護人自始至終沒有提出異議（見原審卷六第213至242頁），而訴訟程序之異議有其時效性，倘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未適時提出，當無從再以交互詰問之訴訟程序指揮不當為由指摘原判決違法。　五、上訴人之前揭上訴意旨，或係重執其在原審辯解各詞，或係執其個人主觀意見，就無關事實認定之枝微細節、原審採證認事適法職權行使、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及原審審判長於審理期日適法之訴訟指揮，任意指摘原判決違法不當，均難認係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上訴人之其他上訴意旨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亦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六、綜上，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莊松泉法　官李麗珠法　官陳如玲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2025-03-06

TPSM-113-台上-2581-202503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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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

區域計畫法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00號上訴人藍大偉訴訟代理人戴家旭律師許寧珊律師被上訴人宜蘭縣政府代表人林茂盛訴訟代理人林國漳律師上列當事人間區域計畫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 0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9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一、上訴駁回。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由一、爭訟概要：　　緣坐落宜蘭縣羅東鎮仁愛一段1403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同鎮仁愛段1051-115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上訴人所有，上訴人於民國110年12月22日檢附○○縣○○鎮○○○村00號房屋（下稱系爭建物）之完工證明書（下稱系爭完工證明書），向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下稱羅東地政所）申請應將系爭土地由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更正編定為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下稱系爭申請）。嗣羅東地政所函報被上訴人，經被上訴人實地勘察現況無坐落任何建物，認系爭申請核與申請更正編定要件不符，以111年1月5日府地權字第0000000000 號函（下稱原處分）駁回系爭申請。上訴人不服，循序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⒉被上訴人對於系爭申請，應作成准允將系爭土地更正編定為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之行政處分。」經原審以111年度訴字第599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提起本件上訴。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是以：㈠系爭建物所在社區，乃以林清義等111名住宅新建工程（下稱系爭住宅工程）起造，依該建築工程圖，基地面積共計1萬6,307平方公尺（含私設道路2,298.6平方公尺），包括○○縣○○鎮○○ 段1051地號至1060地號等10筆土地(同段地號各筆土地，下均以地號稱之），其中1052地號至1060地號等9筆土地於69 年6月23日併入1051地號土地，同日並分割增加1051-1地號至1051-113地號土地。1051地號土地其後於85年8月9日再分割出1051-114地號、1051-115地號、1051-116地號土地，其中1051-115地號土地經重測後即系爭土地。而1051地號土地地目為「養」，於73年10月15日實施區域計畫並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編定公告時，使用現狀為空地，編定使用種類為農牧用地、部分水利用地，嗣於78年10月24日變更編定為農牧用地。1051地號土地在分割出1051-1地號至1051-113 地號土地後，於使用編定時已無合法建物存在其上，則被上訴人依系爭土地現狀將1051地號土地編定為農牧用地，即屬無誤，系爭土地嗣後自1051地號土地分割而出，自亦為農牧用地，上訴人依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下稱編定作業須知）第23點規定申請更正編定，即無所據。㈡內政部93年11月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0000000 00號函釋是針對非都市土地辦理更正編定為一般建築用地時，關於合法房屋認定證明文件所為之函釋。故該函釋中所謂「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性質等同建築執照文件」，只是指該完工證明書得用以證明房屋乃合法建造，並非肯認該完工證明書及所附之建築圖面，其效力等同建築執照。因此，內政部營建署102年7月11日營署建管字第000000 0000號函釋始稱「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公布時施工中及公布前已建築完成之建築物，所領有之建築完工證明書，是為建築物及其基地申請編定門牌、接水、接電所發給之證明，非屬建築執照，無適用於認定法定空地。」故系爭住宅工程建築完工證明及其建築圖面所載之基地，雖包括1051地號至1060地號等10筆土地，但此記載非等同建築法第11條所稱之建築基地，無法定空地認定之適用，且該建築圖所示基地嗣經合併、分割，最後系爭建物坐落土地為13 50地號土地，不在系爭土地上，系爭土地於編定公告前則為空地，無合法建物存在，自無從依該建築圖面記載之建蔽率標準，按實際面積反推其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即系爭土地，並據以辦理更正編定。上訴人執完工證明檢附建築圖面，主張效力視同建築執照，依圖面所示建蔽率推算系爭土地為系爭建物之法定空地而為其建築基地，並不可採。㈢系爭土地無法更正編定是因其在使用編定結果公告前尚未有合法建物存在，此與系爭土地是否自1051地號土地分割出無關，自1051 地號土地分割出之1402地號土地，其使用類別嗣後變更為交通用地，不足以支持系爭申請之請求。又184地號、186地號土地是因訴願人已提出使用執照書圖所示建築基地，更正編定面積以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留設之法定空地計算認定，與系爭土地情形不同，系爭土地非系爭建物坐落基地，無從依系爭建物實際使用面積反推為應留設之法定空地，據以辦理分割及更正。況系爭建物及坐落之1350地號土地乃訴外人吳櫂霆（下稱吳君）所有，系爭土地則為上訴人所有，顯見系爭土地與系爭住宅工程無涉，故吳君日後重建時得否保有相同建築面積，與上訴人所有系爭土地得否更正編定為甲種建築用地無關，上訴人亦未因此而受有任何不利益，並無將系爭土地編定為建築用地始得充分保障系爭建物重建面積之問題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按： (一)區域計畫法第15條第1項：「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不屬第1 1條之非都市土地，應由有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按照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並編定各種使用地，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管制。變更之程序亦同。其管制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同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依本法第15條及第15條之1第1項第1 款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編定各種使用地與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檢討之作業方式及程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據此，內政部訂有編定作業須知，該須知第8點第1款、第5款：「……依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各種使用地之分類及其性質如下：㈠甲種建築用地：供山坡地範圍外之農業區內建築使用者。……㈤農牧用地：供農牧生產及其設施使用者。」第9點第2款第2目、第3目：「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地之編定原則：國家公園區內土地不辦理使用地之編定，其餘土地依下列原則辦理：……㈡現已為某種使用之土地，依下表及說明規定，按宗分別編定之：……⒉ 合於下列情形之一土地，在山坡地範圍外之農業區或特定專用區編為甲種建築用地；……：⑴於使用編定結果公告前屬『建』地目。⑵於使用編定結果公告前已奉准變更為『建』地目。⑶ 於使用編定結果公告前實際已全部（宗）作建築使用或已依法完成基礎工程者。但原依土地法規定編定為農業用地之土地，非法變更作建築使用以及依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申請建築農舍之土地，仍編為農牧用地。⒊特定農業區……內之一宗土地，於使用編定結果公告前，部分已作建築使用、已依法完成基礎工程者或已領有使用執照者，應於土地使用現況調查清冊或卡片內註記，並以各該區之主要用地編定，俟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分割後再予更正編定。其有第2目之3但書情形者，不得更正編定為各種建築用地。」第 23點：「經編定使用之土地，如土地所有權人檢具確於公告編定前或公告編定期間已變更使用之合法證明文件，依照第 9點第2款編定原則表及說明辦理更正編定。」可知，編定作業須知第9點第2款第2目之3、第3目（下稱系爭須知規定）所規定，特定農業區內之土地「於使用編定結果公告前」，實際已全部或部分「作建築使用」者，得就該已作為建築使用之土地編定為甲種建築用地，是為兼顧人民原有合法權益，而遷就土地使用現況所為之編定。而土地使用編定之更正，指土地於使用編定結果公告後，發覺原編定有錯誤或遺漏等情事而辦理更正編定而言。至於原編定是否有錯誤或遺漏，當以使用編定公告時，為其判斷之基準。因此，依編定作業須知第23點規定，申請依系爭須知規定更正土地使用之編定者，必須提出足資證明原編定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於使用編定公告時，有與系爭須知規定之編定原則不符的情形，始得據以更正為正確之編定。故若特定農業區內特定土地之全部，於使用編定公告時即查無任何建築物存在其上而未作建築使用者，自無從依編定作業須知第23點規定，申請將該筆土地更正編定為甲種建築用地，更不生依建蔽率標準而按建物實際面積反推其應留設之法定空地，據以辦理分割或更正編定之問題。 (二)經查，原審依業經兩造辯論之調查證據結果，論明：上訴人所提出系爭住宅工程建築圖所示之基地，雖包括1051地號至 1060地號等10筆土地，但該等土地嗣經合併、分割，其中10 52地號至1060地號等9筆土地於69年6月23日固併入1051地號土地，但同日已分割增加1051-1地號至1051-113地號土地，系爭建物則坐落於1350地號（即重測前1051-65地號）土地上；1051地號土地於73年10月15日為使用編定公告前，其地目為「養」，當時使用狀況為空地，並無建築物坐落其上，被上訴人依當時之使用現況將1051地號土地編定為農牧用地、部分水利用地，嗣於78年10月24日變更編定全部為農牧用地，該土地嗣於85年8月9日再分割出1051-115地號土地即重測後之系爭土地，亦編定為農牧用地，均無違誤，系爭申請，核無所據等情，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並就上訴人主張應依系爭建物所在社區之合法建物證明所附建築圖上記載之建蔽率標準，反推系爭土地為該社區建造時應留設之法定空地，據以辦理更正編定等節，何以不足採取，予以指駁甚明，核與卷內證據並無不符，也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證據法則，或理由矛盾、理由不備等情事，原判決據以駁回上訴人之訴，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即無不合。上訴意旨主張各節，無非執其個人主觀見解，就原審認定事實、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事項，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審判長法官蕭　惠　芳法官　林　惠　瑜法官　李君豪法官　林淑婷法官　梁　哲　瑋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書記官曾彥碩

2025-03-06

TPAA-113-上-100-20250306-1

上

最高行政法院

債務人異議之訴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306號上訴人洪菖酉(原名洪俊杰、洪乙笙) 訴訟代理人黃俊嘉律師黃雅慧律師被上訴人財政部南區國稅局代表人李雅晶被上訴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代表人樓美鐘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 月17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2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由一、上訴人89至92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經被上訴人財政部南區國稅局(下稱南區國稅局)依查得資料，分別核定取自天仁醫院執行業務所得新臺幣（下同）11,282,563元、8,552, 661元、8,463,887元及7,457,049元，歸課上訴人89至92年度綜合所得總額12,037,018元、9,137,253元、9,368,214元及8,653,949元，補徵應納稅額3,521,773元、2,516,626元、2,513,093元及2,148,847元(下稱89至92年度欠稅)。另上訴人98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經被上訴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下稱中區國稅局）依查得資料，核定綜合所得總額1, 116,620元，補徵應納稅額28,190元(下稱98年度欠稅，並與 89至92年度欠稅合稱系爭欠稅)。被上訴人業分別將上述各年度之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及核定稅額繳款書送達上訴人，上訴人僅就89年度欠稅申請復查，惟於復查決定前撤回，就90至92年度及98年度欠稅則未依法提起行政救濟，均告確定在案。嗣被上訴人依行為時稅捐稽徵法第39條規定，就89 至92年度欠稅分別於民國94年5月30日、94年12月30日、94 年6月30日、95年6月30日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屏東分署（下稱屏東分署）強制執行，就98年度欠稅於105年11月25日前移送屏東分署執行，經該分署核發執行命令，扣押上訴人對第三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之保險給付，及對第三人陽光精神科醫院之薪資等債權。上訴人主張天仁醫院之執業所得應以訴外人賴富英為核課對象，且系爭欠稅之執行期間已於101年3月4日屆滿，不應繼續執行，提起行政訴訟，聲明：㈠被上訴人南區國稅局移送屏東分署辦理之94年度綜所稅執特專字第29903號、112年度綜所稅執特專字第10號執行事件所為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㈡被上訴人中區國稅局移送屏東分署辦理之112年度助執字第1331號執行事件所為強制執行程序（以下與聲明㈠所載強制執行程序合稱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銷。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2年度訴字第129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遂提起本件上訴。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上訴人主張於核課處分作成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係指其以訴外人賴富英為被告，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院）提起確認負責人關係不存在訴訟，經該院105年度訴字第285號民事判決（下稱另案民事確定判決）確認上訴人並非天仁醫院之實際負責人確定，故其實質上係主張核課處分「作成前」即自始存在之實體上違法事由，並非主張核課處分「作成後」，有消滅或妨礙稅捐債權之事由發生，依本院107年10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下稱107年決議）意旨，應於處分確定前提起撤銷訴訟或於處分確定後循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申請程序重開救濟，並無容許另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而為雙重救濟之餘地。又上訴人主張上情，核係其與賴富英間之私權爭執，因賴富英缺席而為一造辯論之民事判決結果，其效力僅發生於該2人間，不影響核課處分之請求權及執行力，核與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 1項之要件不合；至於同條第2項規定，則因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本質上仍存有差異，不在行政執行法第26條準用範圍內。㈡被上訴人南區國稅局就上訴人89至92年度欠稅移送屏東分署強制執行，屬96年3月5日前於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執行未終結之財稅舊案，且欠稅金額累積達1千萬元以上，合於現行(110年12月17日修正）稅捐稽徵法第23條第5項規定，其執行期間至121年3月4日始屆滿。此部分欠稅案件於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3條第5項施行時尚未執行終結，自應適用該新法規定，無上訴人所指法律溯及適用情形。且該新法延長10 年執行期間，係為追求維護國家租稅債權及遏止納稅義務人規避執行以符合租稅公平之重要公益，且未逾必要程度，所生對人民既存權益之減損，無違信賴保護原則。又被上訴人中區國稅局就上訴人98年度欠稅，於105年11月25日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強制執行，合於行為時稅捐稽徵法第23條第 4項後段情形，仍得繼續執行10年至115年11月25日止，亦無消滅或妨礙租稅債權請求事由發生。故上訴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求為撤銷系爭執行程序，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結論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首按：　⒈「現行行政訴訟體系下之債務人異議之訴，係由債務人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行政法院提起，旨在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至於作為執行名義之行政處分本身是否違法之爭議，則係由受處分人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對未形式確定之行政處分，尚得依法聲請停止執行，以為救濟，二者之制度目的及規範功能均屬有別。在行政處分是否違法之爭議，已有撤銷訴訟及停止執行制度作為權利保護方式下，當無再許受處分人以行政處分之違法事由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以免混淆並破壞行政訴訟權利保護機制。從而，行政處分之受處分人，於行政機關以該行政處分為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主張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而向行政法院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其所得主張之異議事由應以執行名義『成立後』之事由為限。」業經本院作成107年決議在案。關於本院前以聯席會議決議統一見解之制度，雖於行政法院組織法108年修法增設大法庭制度後，已無維持必要，故刪除該法第16條規定；惟於大法庭設置前，業經本院聯席會議決議統一之見解，該見解經裁判援用作為裁判理由時，於大法庭設置後，若無歧異見解而經大法庭程序變更者，自仍為本院目前所持之統一見解。　　　⒉經查，被上訴人以上訴人為天仁醫院之負責醫師，就上訴人於該醫院執行業務所得併入各該年度綜合所得總額，核課89 至92年度及9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該年度之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及核定稅額繳款書均已送達，因上訴人未依法提起行政救濟而告確定。嗣因上訴人逾繳納期限仍未繳納系爭欠稅，被上訴人以各該年度綜合所得稅核課處分為執行名義，移送屏東分署強制執行，系爭執行程序現尚在進行中；上訴人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主張其對訴外人賴富英所提民事訴訟，業經另案民事確定判決確認其並非天仁醫院之實際負責人，故被上訴人對其並無系爭欠稅之債權存在等情，為原審依職權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原判決基於上開事實，論明：上訴人執另案民事確定判決，主張為執行名義之稅捐核課處分為違法，係主張核課處分「作成前」即自始存在之實體上違法事由，並非核課處分「作成後」有何消滅或妨礙稅捐債權之事由發生，本應於核課處分之行政救濟程序中加以爭執，不容另提債務人異議之訴而為雙重救濟；且另案民事確定判決之效力僅發生於上訴人與賴富英2人間，不影響核課處分之請求權及執行力，無從使稅捐債權之一部或全部消滅，亦無從使之受妨礙而不能行使，核與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之要件不合，上訴人以此事由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即屬無據，業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與認定之依據，核與證據法則、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均無違背，所持法律見解亦無錯誤。上訴意旨主張：上訴人既非天仁醫院執行業務所得之實際所得人，自不負納稅義務，是系爭欠稅之核課處分作成，係依據錯誤之基礎事實，應許上訴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司法就核課處分之合法性予以審查云云，核與本院107年決議之統一法律見解不符，並非可採。又強制執行法第14條第2項規定：「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其立法意旨係因無確定判決同一效力之執行名義無實體上確定力，債權人取得執行名義前，債務人無主張實體上抗辯事由之機會，為謀救濟，而許債務人提起異議之訴，與執行名義為行政處分之情形，債務人如就該執行名義本身所示權利之存在與內容有爭議時，依法得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以為救濟，非無主張實體上抗辯事由之機會者，性質有別，則關於為執行名義之行政處分是否違法之爭議，受處分人如自行放棄法律賦予其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請求救濟之機會，事後自不容其再透過債務人異議之訴，以執行名義成立前之事由再為爭議。原判決認為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因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本質上存有差異，不在行政執行法第26條準用範圍，就上訴人以天仁醫院之執行業務所得應以賴富英為核課對象，主張系爭欠稅核課處分違法之本件情形而言，結論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未說明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本質上究有何不同，逕予排除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乃判決不備理由云云，亦無足取。再者，另案民事確定判決為確認判決，僅對該訴訟當事人發生效力，不生形成判決之對世效，原判決認為另案民事確定判決並無消滅或妨礙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請求系爭欠稅之效力，自無違誤。上訴意旨引用部分學者認為確認婚姻成立不成立及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事件，因有滿足統一解決紛爭之強烈要求，應肯認法院就此等事件所為確認判決具有對世效之意見，與另案民事確定判決所涉案件之性質不同，自難比附援引，上訴人執以主張原判決未肯認另案民事確定判決應有對世效，致就天仁醫院負責人為何人之爭議，為與民事法院相異之認定，係屬違誤云云，為其一己主觀見解，洵難採取。　㈡次按：　⒈「行政執行，自處分、裁定確定之日或其他依法令負有義務經通知限期履行之文書所定期間屆滿之日起，5年內未經執行者，不再執行；其於5年期間屆滿前已開始執行者，仍得繼續執行。但自5年期間屆滿之日起已逾5年尚未執行終結者，不得再執行。」固為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1項所明定，惟同條第2項規定：「前項規定，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適用之。」其立法理由為：「其他法律基於事件之特性，對於行政執行之時效期間或其起算日有特別規定者，例如稅捐稽徵法第23條……，宜依其規定，爰訂定第2項規定。」則有關稅捐之行政執行期間，應優先適用稅捐稽徵法第23條之規定。96 年3月21日修正公布之稅捐稽徵法第23條規定：「（第1項）稅捐之徵收期間為5年，自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應徵之稅捐未於徵收期間徵起者，不得再行徵收。但於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執行，或已依強制執行法規定聲明參與分配，或已依破產法規定申報債權尚未結案者，不在此限。……（第4項）稅捐之徵收，於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執行者，自徵收期間屆滿之翌日起，5年內未經執行者，不再執行，其於5年期間屆滿前已開始執行，仍得繼續執行；但自5年期間屆滿之日起已逾5年尚未執行終結者，不得再執行。（第5項）本法中華民國96年3月5日修正前已移送執行尚未終結之案件，自修正之日起逾5年尚未執行終結者，不再執行。」上開第5項規定先後於100年11月23日、106年1月18日修正，再於110年12月17日修正為：「本法中華民國96年3月5日修正前已移送執行尚未終結之案件，自修正之日起逾5年尚未執行終結者，不再執行。但截至106年3月4日納稅義務人欠繳稅捐金額達新臺幣1千萬元或執行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仍得繼續執行，其執行期間不得逾121年3月4日……。」行政執行期間規定，其立法目的在求法律秩序之安定，性質上為法定期間，並非時效，亦非除斥期間。行政執行期間經過後，法律效果為不得再執行或免予執行，並非公法上債權當然消滅，且屬執行機關應遵守之程序，如未為遵守，所為執行程序自非合法，其救濟方式依行政執行法第9條規定，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請求停止執行並撤銷或更正已為執行之執行行為，且依本院97年12月份第3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如不服該執行機關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所為異議決定者，仍得依執行行為之性質及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提起行政訴訟。然究與債務人異議之訴，乃執行義務人（債務人）請求確定執行名義之實體上請求權與債權人現有之實體上權利狀態不符，以判決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目的之訴訟有別。因此，行政執行已否逾執行時效之爭議，屬行政執行法第9條聲明異議之範圍，不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⒉經查，被上訴人南區國稅局就上訴人於89至92年度取自天仁醫院之執行業務所得，核定補徵應納稅額3,521,773元、2,5 16,626元、2,513,093元及2,148,847元，並分別於94年5月3 0日、94年12月30日、94年6月30日、95年6月30日移送屏東分署強制執行等情，為原審所是認，核與卷證資料並無不合。上訴人於原審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除前述㈠、⒉之事由外，雖另主張其89至92年度欠稅之執行，應適用100年11月23 日修正之稅捐稽徵法第23條第5項規定，故執行期間於101年 3月4日即已屆滿，不得繼續執行。惟依前述，行政執行逾法定期間僅生不得再執行之法律效果，並非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上訴人應循行政執行法第9條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之途徑救濟，其執此為對被上訴人南區國稅局提起債務人異議訴訟之事由，於法自有未合。原判決以被上訴人南區國稅局於96年3月5日前即就上訴人89至92年度欠稅移送執行迄未終結，且欠稅金額累積達1千萬元以上，合於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3條第5項規定，執行期間至121年3月4日始屆滿，未逾執行期間為由，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主張，理由固有未洽，惟因與判決結論無影響，仍應維持。上訴意旨執此指摘，無足為其有利認定。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之主張均無可採，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結論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審判長法官王碧芳法官　王俊雄法官　陳文燦法官　林秀圓法官　鍾啟煒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廖　仲　一

2025-03-06

TPAA-113-上-306-202503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