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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抗字第13號抗告人即被告周元良選任辯護人吳岳輝律師李基益律師上列抗告人因殺人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 0月30日延長羈押裁定（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原羈押情形：　⑴犯罪嫌疑重大：　　　抗告人即被告周元良（下稱被告）因殺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前於民國113年6月6日、9月3日經原審訊問被告後，被告否認犯行，惟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函附羈押審查相關偵查卷證可佐，足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嫌疑重大。　⑵羈押之原因及理由：　①被告雖承認客觀事實，惟否認有殺人之主觀犯意，所述避重就輕，且其主觀上是否有殺人之故意，並無從僅以監視器影像紀錄或翻拍照片等證據即得認定，至於偵查中縱證人均有經傳喚並結證在卷，然審理時仍非無可能為要釐清上開爭點而有再次傳喚為證人並進行交互詰問之必要性。又在國民法官案件準備程序終結前，仍無法確定審理程序將傳喚之證人是否均為被告之敵性證人，如容任被告交保在外，極有可能在原審法院日後審理進行交互詰問前前往勾串、影響證人證述內容，又被告臉書原與被害人嗆聲之貼文大部分已遭刪除，顯有滅證之舉，有相當理由及事實足認被告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虞，而具羈押之原因。　②被告所犯殺人罪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而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乃基本人性，其畏罪逃亡規避審判、執行程序之可能性甚高，況被告於原審移審訊問時仍堅稱係基於正當防衛而持折疊刀反擊被害人，顯與客觀事證不符，主觀上確存有避重就輕、逃避刑責之心態，加以上開滅證之舉，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而具羈押之原因。　⑶羈押之必要：　　　　　　被告所為難認以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足以確保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再參酌被告本案犯行嚴重危害社會治安，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結果，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對被告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有羈押之必要，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㈡延長羈押之原因及必要：　　　經原審於113年10月30日訊問被告，認前揭羈押被告之原因及必要性仍然存在，爰裁定被告應自113年11月6日起第二次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與被害人並無嫌隙，兩人之間並無仇恨。而本案發生緣由，僅因被告與被害人就他人間之債務處理方式，立場不同　　、想法各異，在臉書互相叫囂，致彼此間有不滿情緒。且本件肇因被害人、鄭福吉分持斧頭、棒球棒至燒烤店尋釁、攻擊被告，被告始持折疊刀反擊，混亂中刺死被害人。　㈡被告已坦承持折疊刀刺中被害人致死，被告所爭執者為被告是否成立正當防衛？被告抗辯其行為成立正當防衛，乃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況依現場監視器翻拍照片截圖所示及起訴書之記載，被告所辯並非無據，當不能因被告行使其防禦權，即認被告否認犯行，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虞，認有羈押必要。　㈢本件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如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 13年10月13日準備程序書狀所載，有關犯罪事實之調查證據，被告均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之可能。而傳喚並詰問證人，被告亦無與之串證之可能。另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　　，除證人李孟潔、許心瑜外，餘均與檢察官聲請調查之部分　　證據重複。且就傳喚證人李孟潔、許心瑜之待證事實，被告　　均無與其等串證之可能。是被告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　　勾串證人之虞。　㈣被告在員警察覺前就表明為行為人，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之規定，足見被告無逃亡之虞。　㈤綜上所述，被告固涉犯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然無逃亡之虞，無羈押必要。再者，縱認被告有羈押必要，然如上所述，被告並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虞，且檢察官於113年3月26日，已解除被告禁止接見，應認被告無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請撤銷原裁定，另為適當之裁定等語。三、按羈押被告之目的，其本質在於確保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確保證據之存在與真實、或為確保嗣後刑罰之執行，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而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謂之。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已論述何以作此判斷之依據及理由，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此乃法律所賦予法院之職權。且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所規定「犯罪嫌疑重大」，此項實質要件之關鍵在於「嫌疑」重大，而非「犯罪」重大，蓋嫌疑重大者，係指有具體事由足以令人相信被告可能涉嫌其被指控之犯罪，與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需達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尚屬有別，故法院決定羈押與否，自毋庸確切認定被告有罪，僅需檢察官出示之證據，足使法院相信被告極有可能涉及被訴犯罪嫌疑之心證程度即屬已足。因此，被告實際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審判程序時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並非法院裁定是否羈押之審查要件。亦即應否羈押，法院固應按訴訟進行之程度、卷證資料及其他一切情事斟酌之，然此畢竟非依證據認定犯罪事實之終局判決，而係在偵查或審判程序中為保全訴訟程序進行及判決確定後執行之手段，是羈押被告係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事由及必要性為審酌之依據。四、經查：　㈠本件被告因涉犯殺人案件，經原審訊問後，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犯罪嫌疑重大，而有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1 項第2、3 款所定之羈押原因，並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有羈押之必要，而於113 年6 月6日，以113 年度國審強處字第6號裁定被告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復以前開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仍存在，先後於113 年9 月3日、1 13年10月30日，以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6號裁定被告應自11 3 年9月6日、113年11月6日起，各延長羈押2 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在案，此有原審113年6月6日、113年9月3日、113年1 0月30日訊問筆錄、押票、原審113年9月3日、113年10月30 日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6號裁定為憑。觀諸本件卷證，被告所涉之殺人犯行，有被告之供述及相關事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所涉殺人罪，犯罪嫌疑重大，而被告上開所涉殺人罪，係最輕法定本刑有期徒刑5 年以上之重罪，客觀上增加畏罪逃亡之動機，可預期其逃匿以規避審判程序之進行及刑罰之執行之可能性甚高，是有相當理由認有逃亡之虞，復佐以本件被告之供述，與證人間之陳述尚有未合，而待審理釐清，且被告於原審訊問時就當天在警局手機還沒有被警查扣前就自己刪除貼文（即前曾於臉書嗆聲被害人）一節供明在卷，　　即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虞之羈押原因存在，且確有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之必要性，原審若命被告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故認本案被告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再參酌被告涉犯殺人之重罪，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對被告維持羈押處分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並無違司法院釋字第 665 號解釋意旨。故原審認被告之上揭羈押原因尚未消滅，為維後續案件之審理，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裁定自113年1 1月6日起延長羈押2 月，並禁止接見通信，核其所為論斷及裁量，並未違反經驗、論理法則，亦無逾越比例原則或有恣意裁量之違法情形。　㈡抗告意旨固執前揭情詞，指以：本案被告所辯並非無據，當不能因被告行使其防禦權，即認被告否認犯行，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虞，而被告確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虞，且被告無逃亡之虞等節。惟本件被告涉犯殺人罪，其犯罪嫌疑重大，所犯殺人罪為最輕法定本刑有期徒刑5 年以上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亦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虞，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原審已就延長羈押之相關事項，綜合斟酌卷內各項事證資料，於裁定內說明如何認定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3款之事由，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及執行，有繼續羈押之必要，及所依憑之事證，詳如前述，核無未合。又被告所涉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殺人重罪，而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乃基本人性，衡情被告為規避刑責而妨礙審判程序進行之可能性極高，國家刑罰權有難以實現之危險，況被告涉犯殺人之重罪，業經起訴在案，而被告於原審訊問時否認犯罪，主觀上確存有避重就輕、逃避刑責之心態，依一般社會通念，仍有較高之逃亡可能性，且被告之供述與證人之陳述尚有歧異，而被告臉書上原與被害人嗆聲之貼文有遭刪除之情，況被告對於客觀事實固不爭執，惟否認有殺人之故意，而本案就此爭點，於審理時被告與相關證人間確有待對質訊問之必要，因之被告苟經開釋在外，難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可能，勢將造成顯難進行審判之結果，故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認為被告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之虞，從而，抗告意旨所指前揭各情，均難認足取。　㈢抗告意旨復指稱：被告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之規定，足見被告無逃亡之虞，並無羈押之必要。且檢察官於113年3月26日，已解除被告禁止接見，應認被告無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等語。然被告是否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之規定一情，要與被告是否有逃亡之虞，無必然之關聯性，尚不足以影響前述被告符合法定羈押事由並有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必要性之認定。至被告於偵查中羈押或禁止接見、通信情形，因訴訟程序之進行性質上屬浮動狀況，本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提起公訴，而經原審訊問被告後，依據卷內相關事證，認被告涉犯殺人罪，犯罪嫌疑重大，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第 2、3 款所定之羈押原因，並有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已如前述，即無從據被告於偵查中羈押或禁止接見、通信之情形逕予援引，亦無相互拘束之效，自難資為被告有無禁止接見、通信必要認定之憑佐。職是，抗告意旨此部分所指情節，亦非可採。　㈣綜上，原審以被告涉犯殺人罪，犯罪嫌疑重大，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 、3款之羈押事由存在，且有羈押之必要，裁定自113年11月6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均屬適法之職權裁量行使，而原審所為延長羈押之裁定，核無違誤，被告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2024-11-13

TNHM-113-國審抗-13-20241113-1

國審原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傷害致死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原訴字第2號公訴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人即被告張益文聲請人即選任辯護人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劉宜昇律師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許育齊律師上列被告因傷害致死案件，被告及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一、聲請意旨詳如聲請狀所載。二、按國民法官法於民國109年8月12日公布，並於112年1月1日施行，其立法目的在於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國民法官法第1條定有明文；次按，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法院為第1項裁定，應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第3項定有明文。從而國民參與審判之立法目的，雖在於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理解與信賴，並使審判能融入國民正當法律感情，然因國民法官係自一般國民中選任產生，不宜課予過多、過重之負擔，故若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者，法院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得排除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程序。再者，法院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宜視個案情節具體考量下列事項，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3項規定妥為審酌決定之：一、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內容及預定證明之事實。二、被告之陳述及辯護人預定證明之事實。三、準備程序整理爭點之結果。四、預定調查證據之項目、數量、範圍、次序及方法。五、排定審理計畫之結果。六、預定審理之日程。七、依本案或參考與本案類似之其他案件選任情形，是否難以順利選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者。法院為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之裁定前，得徵詢被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意見；於被害人參與訴訟之情形，並應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上開規範之立法目的，乃在於國民法官法之制定，係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無論在事實之認定、法律構成要件之涵攝或量刑，國民均可一同參與，使判決結果能夠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也使司法審判更具有透明性。但在部分繁雜案件中，由於案件牽涉之事實、證據過於龐雜，或是涉及之專業知識過於艱深，難以期待國民法官可以在審判程序中，對事實、證據以及牽涉之專業知識加以掌握與理解，導致後續之裁判結果反而無法反應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經過詳盡討論後所得出足以反應國民法律感情之判決結果，無法達成國民法官法立法目的，甚至可能因為審判程序過於漫長，課予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過多之負擔。因此在前述情況下，法院認為不行本案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可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程序。三、經查：（一）本案依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被告涉犯刑法第27 7條第2項之傷害致死罪，然被告對於本案行為之主觀犯意是否有傷害致人於死之故意，以及行為之情節、手段、是否有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等情均有爭執，涉及行為、主觀犯意之認定及刑法第62條法律規範之適用等爭點，足認本案案件情節繁雜，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二）再者，依檢察官於準備程序時所述，檢察官就罪責部分之證據調查提示書證部分所需時間即達60至120分鐘，又聲請傳喚證人王欣萍、陳雲溪等2人，時間共計需高達75分鐘，此乃僅限檢察官主詰問部分，尚未包括被告及辯護人後續反詰問、覆主詰問、覆反詰問所需時間；另依辯護人所提出刑事準備㈠狀之意旨，辯護人就罪責部分之證據調查聲請傳喚證人王欣萍、陳雲溪、許倬憲等3人，時間共計需高達150分鐘，此亦僅限辯護人主詰問部分，尚未包括檢察官後續反詰問、覆主詰問、覆反詰問所需時間，就罪責部分之調查已需時甚久；而就科刑部分之證據調查，亦顯然需時甚久方足以進行，且尚不包含前階段之開審陳述時間、國民法官法庭可能詢問證人或被告之時間、國民法官請求釋疑時間、評議所需時間，及倘被告不能理解詢問人之問題而需要另多花解釋的時間等；本案已至少需詰問3名證人，該等證人間之證述在短時間內須全盤掌握與釐清實有難度，更足以造成混淆，是本案案件情節繁雜，需要釐清之爭點、傳喚之證人均甚多已可預期。參以國民法官來自各行各業，亦需參與家庭生活或社交活動，難以期待得以耗費大量時間於參與審判事務上，其等之時間顯然有限，亦欠缺法律專業訓練能力及訴訟經驗之累積，難期其等能在短時間內消化大量上開公訴人及辯護人所提之證據，而難以期待國民法官能在短時間內研讀卷證資料、分析比較供述內容之相同或相異點，並正確對被告為有利或不利之判斷而做出適應且相切之正確心證。（三）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依國民法官法之規定參與刑事審判程序之前提，必須是檢辯雙方在法庭上的法庭作為需能使國民法官易於理解，即應達到「目視耳聞，即知其意」之程度，才能使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達到「合審合判」之目標；惟若案件繁雜、證人人數眾多，或聲請調查之證據過於繁複，將使國民法官不易聚焦爭點，而有難以做出正確與公正判斷之虞，進而導致於評議時，國民法官因上情而無法對被告是否有罪及若認定有罪時之論罪科刑做出妥適決定，更有因之而聽由職業法官主導評議過程與結果之慮，此將有違國民法官法第1條所規定「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之精神。且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係需密集審理為之，此觀國民法官法第68條所定「審判期日，除有特別情形外，應連日接續開庭」即明。本案證據調查程序、交互詰問程序所需時間甚長，且於審理期日如何使未具備法律專業知識之國民法官在眾多證人間證述進行分析比較及可信度之取捨亦有難度，遑論要進行有效率之集中審理，亦屬一大難題，在此基礎下更難期做出公平與正確的決定，以致於有違國民法官法第1條所規定立法精神之虞。（四）法院為本法第6條第1項之裁定前，得徵詢被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意見；於被害人參與訴訟之情形，並應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2項定有明文。就本案是否進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乙事，訴訟參與人即告訴人與訴訟參與代理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同意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等語（見本院卷第227頁），檢察官對此亦表示本件案情尚非單純，請綜合考量訴訟參與人之意見，以確保訴訟程序之順利進行，足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係被告、辯護人、告訴人及告訴代理人之共識。（五）綜上所述，本院經被告及辯護人聲請，於聽取檢察官之意見，並徵詢訴訟參與人即告訴人、訴訟參與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間共識與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等各因素後，認本件以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是聲請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馮俊郎　　　　　　　　　　　　　　　法　官　王怡蓁　　　　　　　　　　　　　　　法　官　王子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書記官　廖宜君

2024-11-12

SCDM-113-國審原訴-2-20241112-2

國審強處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傷害致死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2號公訴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德宸指定辯護人張一合律師（義務辯護律師）上列被告因傷害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520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林德宸自民國113年11月18日起延長羈押2月。　　理　由一、被告林德宸因涉犯傷害致死案件，前經訊問後，矢口否認有何傷害致死犯行，然有卷內監視器翻拍畫面及勘驗筆錄及相關證人證詞，足認被告所涉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死罪，犯罪嫌疑重大，其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之重罪，又被告前有多次遭通緝之前科紀錄，有相當理由認其有逃亡之虞，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規定，自民國113年6月1 8日起執行羈押3月，並於113年9月18日延長羈押2月在案。二、茲被告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於113年11月6日訊問被告，其仍否認犯罪，且所陳述者多為天馬行空、與案情不相干之辯解，參以本案在場證人現為遊民，傳喚較為困難，監視器為遠距拍攝，影像較不清晰，顯然日後審理就案發情節仍有晦暗不明待查之處，又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參諸被告本案所犯顯屬犯罪情節非輕之事實，而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乃基本人性，是其為規避刑罰之執行而妨礙日後審判及執行程序進行之可能性仍屬存在，本院認羈押之原因、必要性依舊存在，並無變更，復權衡國家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對被告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規定，裁定被告應自113年11月18日起延長羈押2月。至辯護人雖認被告精神狀況亟待醫療，應施以其他監護處分云云，然佐以偵查中檢察官將被告送請維德醫療社團法人基隆維德醫院鑑定其精神狀況，結果載明無法判斷其在案發當時有精神障礙引起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亦不能完全排除詐病之可能等語，本院認依照現有事證，尚難認能以送暫行安置之方法替代延長羈押，故本案仍應為前開延長羈押之處分。三、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國民法官法第44條第1 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吳佳齡　　　　　　　　　　　　　　　　　　法　官李謀榮　　　　　　　　　　　　　　　　　　法　官鄭富容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對於本件裁定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陳彥端

2024-11-11

KLDM-113-國審強處-2-20241111-2

國審重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家庭暴力防治法之殺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4號公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人即被告游宗憲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殺人案件，被告及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對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罪名均無意見，為認罪之表示。因為自己一時情緒失控持棍毆打其胞兄致死後悔不已，願意接受法律制裁。父母因為此事傷痛不已，目前全家生計仰賴被告一人之薪資維持，被告尚須扶養父母、家兄遺留之二名幼子，彼此都需要經過長時間療傷。為了避免父母、家兄遺留之二名幼子面對冗長訴訟程序且受媒體關注，一再被迫回憶被害人死亡結果的刺激，造成家人二度傷害，聲請改由通常程序審理。本案為家內案件，確實有其特殊性，被害人家屬亦具狀陳述希望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另有關量刑部分，刑事訴訟法第289條第2項規定於科刑辯論前，應予到場之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亦屬反映國民關於科刑意見之環，是本案在國民參與審判之公益性要求上已相形降低。請審酌上情，讓被告以及被害人的家屬，有一段療傷及復原的時間，故而本案實有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以照料被害人全體家屬最大利益之考量必要，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等語。　二、國民法官法於民國109年8月12日公布，並於112年1月1日施行。本法之立法目的，依第1條之規定，係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然為免制度僵化而無助於新制推展，該法第6條第1項規定法院得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例外情形。其中該條第1項第4 款規定如下：「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四、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基上可知，國民參與審判之立法目的，在於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理解與信賴，並使審判能融入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但若無彰顯國民參與審判價值之重要意義者，或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時，法院亦可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而改行通常審理程序，以活化刑事訴訟制度。三、經查：　㈠本案檢察官起訴被告殺人案件，其涉犯罪名為刑法第271條第 1項之殺人罪，該罪之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依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屬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被告及辯護人聲請本院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且被告於本院113年10月21日準備程序時就本案起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不爭執檢察官起訴所引應適用之法條等情，有聲請書及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參。　㈡就本案是否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本院於協商、準備程序經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檢察官表示本案被告已就被訴事實為認罪表示，被害者家屬也認為屬於家内家暴事件，若經國民法庭公開審理，將可能造成其他遺族承受輿論壓力過大，不利後續家屬間關係修復，檢方尊重家屬意見，認為本件宜不行國民法官審理程序等語；被告及辯護人則表示本案被告已認罪，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等語。而被害人家屬則以書狀表示：本案被害人2名未成年子女仍在就學，尚須接受學校輔導、關懷，期盼早日走出陰霾，不希望此事再度登上媒體版面，成為社會大眾討論焦點，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等語，有113年9月10日刑事陳述意見狀可憑。依此，可知檢、辯雙方對於本案犯罪事實之認定、適用法律等節均無爭議，被告對於被訴事實已為有罪之陳述，對於罪名亦無爭執，是本案僅餘刑罰之量定尚存爭議。　㈢參酌本案被害人為被告之胞兄，被害人家屬與被告亦為親屬關係，其等因被告本案犯罪行為所造成之傷痛，衡情遠較一般被告、被害人無特殊親誼之兇殺案件，更為刻骨銘心。被害人家屬所遭遇者，不僅是被害人之離世，往後更須面對、修復家人殺害至親後如何相處之矛盾困境；被告所遭遇者，除了殺人所帶來心裡陰影外，更須面對更生復歸後，如何自處、如何繼續與家人生活之壓力。本件殺人案的法律對立雙方，卻是血緣親誼甚為緊密之骨肉至親。其等對於本案犯罪所生之損害，犯罪結果發生後所造成彼此身心上之衝擊、影響，顯然遠非外人所能想像。且依據被害人家屬提出刑事陳述意見狀所述，對於被告為本案犯行之起因及被害人家屬對於被害人死亡之家庭境況陳述（見本院卷第38頁），足見被害人家屬對於被告之處罰感情應非強烈，佐以本案親誼關係之特殊性，本案被害人家屬就被告科刑範圍之意見，顯然至關重要。是本案最終刑度之量定上，借重國民生活經驗、憑藉國民正當法律情感，進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益性要求已顯然降低。　㈣而本案如行國民參與審判，可能因國民法官新制伊始，在媒體之高度關注而大幅報導下，嚴重影響被害人家屬受創心靈之重建。法院不宜因檢辯雙方對於量刑存有歧見，即忽視被害人家屬在本案審判過程中，期望不受外界干擾以撫慰心靈創傷的期盼，本院因認本案如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且本案縱然進行通常審判程序，相關事實所涉及之罪名、量刑、當事人權益、程序利益等事項，由職業法官審理，仍得以兼顧平衡，本院於斟酌反映國民法律感情之意義，慮及當事人權益與訴訟資源之有效運用後，依本案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　㈤綜上所述，本院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並考量被害人家屬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因素後，認本案以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被告及辯護人於本案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有理由，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四、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劉柏駿　　　　　　　　　　　　　　　法　官　曹錫泓　　　　　　　　　　　　　　　法　官　路逸涵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鐘麗芳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2024-11-11

TCDM-113-國審重訴-4-20241111-1

國審原重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殺人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原重訴字第1號公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人即選任辯護人李靜怡律師（法扶律師）鄭婷瑄律師（法扶律師）被告柳保春上列聲請人因被告殺人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本件被告柳保春為原住民，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0條第2項規定，宜由原住民專業法庭審理，且本件所涉及爭點包含被告於行為時之犯意、精神狀況是否符合刑法第19條第2項，國民法官未受法律專業訓練，難以理解爭點及作成判斷，況本件預期調查證據甚多，其中證人許水美為年紀較長之排灣族原住民，不諳國語，現場監視器聲音亦交雜國語、排灣族語，於詰問、勘驗時均須有精通南方排灣族語之通譯翻譯，可能須耗費大量時間，難以集中審理。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4款、第5款規定，聲請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等語（見本院卷第103至113、34 7頁）。二、按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特制定本法。國民法官之職權，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與法官同。國民法官法第1條、第8條分別定有明文。可知國民參與審判之立法目的，係欲使審理、評議過程能公開透明，並藉由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相互對話、反思之過程，俾個案之裁判能正確反應國民法律感情，具有相當公益性質；然使不具法律專業、且非以審判為業之國民法官，就事實認定、法令適用、刑之量定等事項，與職業法官享有相同職權，其制度之正當性與合憲性，依同法第45條規定及立法理由，應建立在法院於準備程序已進行詳盡之爭點整理，並能於審理程序為集中、迅速之調查證據及辯論，而達「目視耳聞，即知其意」程度之前提上，使國民法官能理解、實質參與訴訟程序，且能依憲法第80條獨立本於法律和證據進行適正裁判時，始能為國民法官法立法目的之實現，並維護被告依憲法第8條、第16條所享有接受正當法律程序，且受法院公平審判之訴訟基本權。三、次按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法院為第一項裁定，應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宜視個案情節具體考量下列事項，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3項規定妥為審酌決定之：一、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內容及預定證明之事實。二、被告之陳述及辯護人預定證明之事實。三、準備程序整理爭點之結果。四、預定調查證據之項目、數量、範圍、次序及方法。五、排定審理計畫之結果。六、預定審理之日程。七、依本件或參考與本件類似之其他案件選任情形，是否難以順利選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者。法院為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之裁定前，得徵詢被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意見；於被害人參與訴訟之情形，並應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依前揭規定，可知倘依個案情形，無彰顯國民參與審判價值之重要公益性，或行國民參與審判，將反而有害於被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之權利，或因無法集中、迅速之審理等因素，使國民法官難以獨立、公平行使職權，進而侵害被告訴訟權時，法院自得於徵詢前揭之人意見，於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之負擔、當事人訴訟權益後，依聲請或職權裁量排除國民參與審判。四、經查：　㈠本件依檢察官起訴書、準備程序暨補充理由書（三）所記載之犯罪事實（見本院卷第11至12、269至270頁），及被告、聲請人即辯護人（下稱辯護人）之答辯要旨，經本院整理後，其中罪責事項爭點包含「柳保春刺擊卓明生時，主觀犯意為何？係殺人、或係傷害之犯意？」（下稱本件爭點A），及「柳保春是否有因為飲酒，而於刺擊卓明生時，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下稱本件爭點B），其中本件爭點A部分，本院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44條第2項、第145條第2項促請檢察官、辯護人先行組織證據以建立待證事實後（見本院卷第216至218頁民國 113年8月30日協商紀錄），亦另行整理有「柳保春於刺擊前，有無與卓明生發生肢體衝突？」、「柳保春於刺擊前，是否係手持刀具，以奔跑方式接近卓明生？」、「柳保春於刺擊時，卓明生之所在位置與狀態為何？係站立或倒臥？」、「柳保春於刺擊時，是否係特意朝卓明生之右前胸刺擊？」、「柳保春於刺擊後，有無對卓明生施以救助，或指示他人報警等行為？」等5項間接事實爭點；科刑事項部分，倘本件爭點B可以證明，亦有被告是否得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刑，及是否應為監護處分等量刑爭點，有113年10月30日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39至341頁）。　㈡依前揭爭點，檢察官、辯護人分別聲請證據調查、敘明調查必要性，經協商與本院整理之結果（見本院卷第341至346、 351至381頁），調查方向如下：　⒈就本件爭點A，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告母親許水美（證據調查事項紀錄卡【下同】附表一檢證2－④）、被告胞姊柳金蓮（附表一檢證3－④）、鄰居胡石虎（附表一檢證7－④）作證，並提示被害人診斷明書、遺體照片共38張、病歷、救護紀錄（附表一檢證18－①至⑤），及於審理程序當庭勘驗刀子（含刀鞘）1支（附表一檢證20－⑧），員警密錄器影像電子檔案共8部（附表一編號21－①）、現場監視器電子檔案共1部（附表一檢證22－①），末於罪責事項調查之最後訊問被告（附表一檢證1－⑮），其中證人許水美部分因不諳國語，現場監視器亦因國語、排灣族語交雜，須有精通排灣族語之通譯到庭轉譯（預計時間為180分鐘以上）；辯護人就前揭檢察官所聲請傳喚證人、勘驗員警密錄器影像電子檔案、現場監視器電子檔案、訊問被告部分同為聲請外，另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告外甥柳志明（附表一檢證4－②），並主張詰問證人許水美、勘驗現場監視器電子檔案時，因北方、南方排灣族語有所差異，應有精通「南方排灣族語」之通譯到場轉譯。以上證據調查聲請，檢察官、辯護人均不爭執調查必要性，經本院初步審查後，認與本件爭點A暨各項間接事實爭點均屬相關，調查方法尚稱妥適，又勘驗員警密錄器影像、現場監視器電子檔案部分，與前揭爭點高度相關，具直接審理、親身見聞之必要，尚無從以國民法官法第47條第2項第8款先行於準備程序請通譯到庭勘驗，或以同法第75條第2項告以要旨之方式替代勘驗，故均可預期以上證據調查將為審理計畫之一部。　⒉就罪責事項、本件爭點B部分，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胡石虎（附表一檢證7－④），證人宋秋霞（附表一檢證8－③）、鑑定證人即為被告實施精神鑑定之醫師王富強（附表一檢證26－⑦），勘驗員警密錄器影像電子檔案共8部（附表一編號21－①）、現場監視器電子檔案共1部（附表一檢證22－①）、被告於1 13年1月20日第一次警詢筆錄錄音檔案（附表一檢證1－①）、於113年1月21日第二次警詢筆錄錄音檔案（附表一檢證1－② ），於罪責事項調查之最後訊問被告（附表一檢證1－⑮），其中勘驗被告警詢筆錄預計時間為160分鐘以上；辯護人就前揭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胡石虎、宋秋霞，聲請勘驗員警密錄器影像、現場監視器電子檔案、訊問被告部分同為聲請傳喚外，另聲請傳喚證人即員警李正雄（附表一檢證10－②）、員警蔡梁瑞屏（附表一檢證11－②）、員警謝瑞敏（附表一檢證15－②），提示酒精測定紀錄表、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附表一檢證25－①、②）。以上證據調查聲請，檢察官均不爭執調查必要性，辯護人除勘驗113年1月21日第二次警詢筆錄錄音檔案（附表一檢證1－②）部分爭執必要性外，其餘證據均不爭執調查必要性，經本院初步審查後，亦認前揭證據調查聲請均與本件爭點B有所相關，調查方法尚稱妥適，其中關於檢察官所聲請勘驗被告警詢筆錄錄音檔案部分，經檢察官敘明：警詢書面記載僅節錄重點，無法反映被告回答當下之神情狀態、回答連貫性等情狀，因認有勘驗必要性；11 3年1月21日第二次警詢筆錄距案發雖有一定間隔，然可佐證被告縱使經過一夜，對案發細節仍然清晰，並推認於案發當下神智清醒等語（見本院卷第344、351頁），可知勘驗錄音檔案有書面筆錄仍具無法替代之證據價值，而有調查必要性，且須使國民法官直接審理、親身見聞，將為審理計畫之一部。　⒊就科刑事項部分，除提示書物證、於科刑事項之最後階段訊問被告外，辯護人亦有聲請傳喚證人即鄰居蔡文英（附表二檢證6－②）、鄰居張水龍（附表二檢證7－②），聲請量刑鑑定（附表二辯證6）。以上證據調查聲請，檢察官均不爭執調查必要性。又就量刑鑑定之聲請，檢察官陳稱：本件尚無具體求處被告死刑或無期徒刑，而僅限於有期徒刑（見本院卷第345頁），辯護人亦稱：原精神鑑定內容已足夠證明被告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適用等語（見本院卷第345頁），並衡諸當前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被告客觀行為情狀及可非難性，本院因認本件量刑鑑定之必要性非高；然因被告所涉及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及依其抗辯之刑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死罪，均分別屬最輕本刑有期徒刑10年、7年以上之重罪，辯護人亦稱：本件應再有其它標準供國民法官審酌等語（見本院卷第345頁），尤以本件為鄰里糾紛，被告、被害人自小即為相處（見本院卷第345頁被告、辯護人、檢察官之陳述），被告家屬、被害人家屬、鄰居等人（依檢察官、辯護人所提出之證據，可能包含被告家屬許美水、柳尚文、柳志明、柳金蓮、阮欣怡、阮惠琳；被害人家屬卓宗賢、卓佳慧，鄰居蔡文英、張水龍等共計10人）可直接佐證被告、被害人之生長環境、彼此關係、社會支持、案發成因等刑法第57條各款事項，倘行國民參與審判，為利國民法官能直接接觸前揭科刑情狀，即須於審理程序傳喚前揭之人到庭作證或陳述意見，以替代未施行量刑鑑定可能導致的量刑空缺，而有高度可能將成為審理計畫之一部。　⒋綜合前述，本件須於審理程序調查之證據，於罪刑事項可能調查之人證合計為8人，科刑事項亦將調查較多證人，且部分證人須於不同爭點重複詰問，或因檢察官、辯護人均聲請傳喚，而須賦予雙方主詰問機會之情形，可預期將耗費大量時間，又勘驗部分總計時間可能高達340分鐘，時間較長、對法官之負擔甚重，尤以詰問證人許水美、勘驗現場監視器時，更須精通「南方排灣族語」之通譯到場轉譯，更因偵查時另有證人即通譯高莉莉（附表一檢證16），如轉譯內容與偵查有不符時，勢必將耗費大量時間重複核對，倘於審理中出現重大爭議，亦有再聘請其他通譯、甚或因此改期審理之可能性，且難以於準備程序即完全排除此項風險。此外，再加計不爭執事項及其餘書物證之調查、國民參與審判所額外要求開審陳述、請求釋疑、提出證據原本並閱覽卷宗、共同評議等程序，本件審理程序預期耗費時間實為冗長，又因部分證據須為轉譯，亦將使國民法官無法直接理解證據，客觀上難以實現「集中、迅速之調查證據及辯論」、「目視耳聞，即知其意」之審理程序，恐使國民法官難以獨立本於法律和證據進行適正裁判，而有侵害被告訴訟基本權之虞。　㈢復就本件是否行國民參與審判，檢察官陳稱：是否行國民參與審判尊重法院裁量，並請考量本件待勘驗之影像光碟眾多，可能會造成國民法官之負擔等語（見本院卷第347頁）；被告稱：同辯護人所述，不希望行國民法官程序，我也了解通常程序的進行事項及國民參與審判的差異等語（見本院卷第346至347頁）；告訴人、告訴代理人亦稱：不希望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等語，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佐（見本院卷第 387頁），足徵本件縱使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不違反公益性，並能兼及告訴人因被告犯罪行為所致身心上之衝擊及影響，而具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情形。五、綜上所述，本院依當前訴訟進行情況，經徵詢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告訴人、告訴代理人之意見，兼衡公共利益、國民法官之負擔、當事人訴訟權益後，認本件依國民法官法第 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規定，應以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辯護人前揭聲請，所憑依據及理由雖與本院認定不盡相符，惟認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結論部分，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 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以齊　　　　　　　　　　　　　　　　　　　法　官　林鈺豐　　　　　　　　　　　　　　　　　　　法　官　吳品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沈君融

2024-11-11

PTDM-113-國審原重訴-1-20241111-1

國審交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公共危險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交上訴字第3號上訴人即被告鄒松峻選任辯護人蔡岱霖律師訴訟參與人李沛濬代理人廖怡婷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2年度國審交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984號、第653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審判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1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2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第3項）。」而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適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就此一部上訴部分，自同有適用。本件僅上訴人即被告鄒松峻（下稱被告）對第一審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判決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被告於刑事聲明上訴狀、本院民國113年9月2日準備程序時均明示僅對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5至6、72頁）。是本院審判範圍僅限於刑之部分，不及於其認定之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並以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為審酌依據。貳、援用原判決認定之事實與罪名：一、鄒松峻前於105年間，因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以105年度投交簡字第38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於105年3月21日確定，並於105年4月1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仍於上開刑事判決確定後10年內，112年6月18日12時許，在桃園市某處餐廳飲用威士忌2杯後，搭乘遊覽車返回南投縣草屯鎮坪頂里某處，明知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不能安全駕駛法定標準，其主觀上雖無致他人於死之故意，但客觀上得預見服用酒類將使其駕駛車輛之注意力、反應力降低，若稍有不慎，極易肇事造成其他用路人傷亡之結果，竟基於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於同日18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上路欲返回南投縣○○鎮○○路○○巷住處。嗣鄒松峻於112 年6月18日19時59分許，駕車沿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000之0號前，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該路段時速為50公里，且依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超速行駛，適有李○銓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輕型機車，同向騎乘在鄒松峻車輛前方，兩車因而發生碰撞，致李○銓人車倒地，並受有臉部擦傷、背部擦傷、雙下肢開放性傷口、雙側流鼻血、雙側耳漏、左胸廓變形併呼吸音降低之傷害，經送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救治後，於同日21時55分許，因車禍致顱內出血、體腔內出血，導致創傷性休克而死亡。鄒松峻於肇事後，經警於112年6月18日20時25分許對其施以吐氣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63毫克。　二、被告所犯為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罪。　　參、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員警獲報到場處理時，在犯罪未發覺前即向該管公務員表明其犯罪事實，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有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被告所為確實已符合自首要件甚明。除非有不宜減輕之例外情狀，原則上應減輕其刑，始符立法之意旨。查，被告駕駛甲車（即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肇事後，最終停車位置是在距離撞擊點109.8公尺處之水溝邊，然依現場圖所示及鑑定意見書所載，路旁民宅監視器影像畫面出現被告駕駛甲車撞擊被害人之乙車（即車牌號碼000-000號輕型機車），隨即產生火花，甲車沿外側車道亮起煞車燈繼續往前移動，現場於路緣處分別以一斷續長47公尺及6.6公尺之輪胎拖痕延伸至甲車停車處，足認被告於本案事故發生碰撞時確已即時長踩煞車，然因甲車失控滑行而滑向右側路旁水溝致陷於水溝邊，是被告自始即欲停車處理事故，並無離去肇事現場之意，更非因甲車肇事後卡在路旁水溝才自首，原審國民法官法庭認為被告「肇事後因卡在水溝才自首，故而無法逃逸，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自首」等情，顯與事實不符。依被告於原審國民法官審判之供述、110報案紀錄單所載，被告供稱其自甲車脫困後，立即請路旁民眾報警，並前往查看發現被害人昏迷，核與事證相符。且被告於員警、救護車抵達現場之際始終在場，甚至因發現被害人傷勢嚴重而憂心自責癱軟跪坐地上，顯見被告脫困後仍一心一意探知被害人受傷情形，央請路人報警之補救措施，主動承擔責任，靜待配合警方調查，縱使被告酒駕行為不該、最終被害人回天乏術，惟不能否定被告為彌補自己一時失慮肇致憾事所作的努力，被告確係具有真誠悔悟之自首動機，從而原審國民法官誤認被告係因無法逃逸，在不得已情況下自首，事實有悖，應依刑法第62條減輕其刑。二、被告本案自首且始終坦承犯行，羈押期間並委託母親林○草交付新臺幣2萬1千元予被害人家屬以茲慰問，並商請母親於被害人出殯時再次表達抱歉、愧疚之意，復請母親協助和被害人家屬商談和解事宜共3次，實因財力有限，方無法一次賠償被害人家屬，被告確有悔悟之心，而有力謀彌補自己草率、魯莽之誠意。案發路段光線晦暗不明，被告可能將檳榔攤閃爍之燈錯認為工程車之警示燈光，以致前後供述稍有不一，又於案發當晚合法行使拒絕夜間詢問之權利，概略表示被告已感疲累無法進行詢問程序而已，不能據此推論被告駕車時確實為泥醉狀態。綜上所述，國民法官法庭就上開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子未及審酌，況此類型案件確定判決之實務量刑分析，本案國民法官法庭判決之量刑顯然較其他案件判刑為重，且無加重之適當理由，原審國民法官法庭就量刑之裁量為不當，請求予以撤銷改判，並對被告為緩刑之諭知。肆、本院判斷（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國民法官法第 91條定有明文。又按國民參與審判之目的，在於納入國民多元豐富的生活經驗及價值觀點，反應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並提高判決正確性及司法公信力，是第二審法院於審理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判決，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與原審為不同之認定；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科刑事項，是由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多數意見決定，充分反應國民正當法律感情與法律專業人士之判斷，故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不當外，第二審法院宜予維持（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7條參照）。詳言之，第二審法院就量刑審查部分，並非比較國民法官法庭量刑與第二審法院所為判斷之量刑是否一致，而是審查國民法官法庭量刑是否有依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各款量刑因子後，而予適用，所說明之量刑情狀，是否欠缺合理性，除非有極度不合理（例如忽略極為重要的量刑事實、對重要事實的評價有重大錯誤、量刑裁量權之行使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之情形外，原則上均應尊重原審法院即國民法官法庭所為量刑裁量權之判斷。二、刑之減輕事由　㈠本案被告該當自首是否減輕其刑　　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在於：「對於自首者，依原規定一律必減其刑。不僅難於獲致公平，且有使犯人恃以犯罪之虞。我國暫行新刑律第五十一條、舊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日本現行刑法第四十二條均採得減主義，既可委由裁判者視具體情況決定減輕其刑與否，運用上較富彈性。真誠悔悟者可得減刑自新之機，而狡黠陰暴之徒亦無所遁飾，可符公平之旨。故於原文字『減輕其刑』之上，增一『得』字。」並參考法務部立法說明：按自首之動機不一而足，有出於內心悔悟者，有由於情勢所迫者，亦有基於預期邀獲必減之寬典者。對於自首者，依現行規定一律必減其刑，不僅難於獲致公平，且有使犯人恃以犯罪之虞。…採得減主義，既可委由裁判者視具體情況決定減輕其刑與否，運用上較富彈性。真誠悔悟者可得減刑自新之機，而狡黠陰暴之徒亦無所遁飾，可符公平之旨，宜予採用。」被告上訴意旨以其本案應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得減輕其刑之規定，主張得減輕其刑責一節。惟：　⒈此部分已經原審國民法官法庭認為：依刑法第62條規定「得減輕其刑」，並非「應」或「必」減輕其刑。國民法官法庭從被告車輛最後卡在距離撞擊點109.8公尺處之水溝邊乙情，認被告肇事後因卡在水溝邊，故而無法逃逸，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自首，被告顯非真誠悔悟而自首，且依照現場之情況，可輕易判斷肇事車輛，對司法資源的節省有限，故決定不予以減輕其刑等語，已依照本案車禍發生後現場狀況評判被告肇事後因卡在水溝邊，無法逃逸，且可輕易判斷肇事車輛，對於司法資源節省有限等雙重考量，而為不予減輕被告刑責之認定，未見原審國民法官法庭上開認定或裁量有何失當之處，自應予以尊重。　⒉而案發當時被告駕車現場有一斷續長47公尺及6.6公尺之輪胎拖痕延伸至停車處，此乃被告駕車突遇車禍事故時本能所採取之煞車措施，尚難認其自始即欲停車處理本案車禍事故。又本案係由第三人於當日19時59分報案有車禍事故發生後，救護車、警方分別於20時5分、12分許依序抵達現場，此有警員潘盛民職務報告書、消防機關救護紀錄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110報案紀錄單（見原審卷二第160、167、315頁）及被告刑事聲明上訴狀載（見本院卷第9頁）可參；車禍發生時並有其他用路人呂宗哲（見原審卷二第101頁）、詹小姐（見原審卷二第161頁）行經見聞車禍發生經過；而車禍發生後，被告車輛已掉入水溝內，被告並供稱其車門打不開，才從窗戶爬出來（見原審卷一第257頁），顯然被告當時已無法再駕駛車輛離去，且自窗戶爬出脫困仍需耗費相當時間，而於他人報警後，現場已有其他用路人在場或行經附近，救護車、警方緊接陸續到場，依當場整體客觀情境，被告顯已處於難以自由離去之心理拘束狀態，則被告向事後抵達現場之警方坦承為肇事者，固可以認定並無肇事逃逸，惟對於偵查機關關於犯罪事實、犯罪行為人之發現及司法資源之節省而言，實際上的確沒有明顯助益。　⒊至被告上訴時另提出新聞報導（含照片）2則（見本院卷第11 6至20頁）欲佐證其發現被害人傷勢嚴重憂心自責癱軟跪坐地上等情，惟該新聞報導及照片中所描述及擷取汽車駕駛（按即被告）癱軟跪坐在地之瞬間畫面，與被告是否憂心自責之涉及個人主觀意念，並無從佐證。　⒋綜上，原審國民法庭雖認定被告符合自首規定，然經裁量不予減輕其刑，經核全部卷證，並無不當之處，被告上訴意旨及本院審理期間並未舉出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其此部分上訴理由並無可採。　㈡本案已經原審國民法官法庭以下列理由認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未見被告或其辯護人上訴時再予爭執，經核此部分認定、裁量並無不當，自應予尊重：　⒈本案被告酒後駕車，肇事情節嚴重，造成被害人無辜生命的逝去，並沒有任何值得同情、憐憫的情況。　⒉被告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本案並沒有任何充分的證據、理由，認為可以判處低於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度。　三、原審國民法官法庭就被告本案犯行，認為被告本案該當自首，然經裁量後不予減輕其刑，亦無刑法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並詳為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之量刑因子後，說明其量刑理由如下：「⒈國民法官法庭認為喝酒本來就不可以開車，是政府一直宣導的事項，被告已有酒駕前科，竟未記取教訓，仍酒後駕車，實屬不該。⒉被告係與朋友出遊期間飲酒，並無值得同情的動機；且飲酒後依然駕車上路，並嚴重超速行駛，自後方追撞同向行駛之被害人，導致本案車禍發生，造成被害人死亡，被害人並無任何肇事因素，被告犯罪情節嚴重，犯罪所生之損害甚鉅，本案責任刑上限即應歸屬於法定刑幅度內之中度領域。⒊被告與被害人互不相識。⒋本案被告除了強制險理賠基金墊付的金額之外，被告並未實際上賠償被害人家屬，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或邀得宥恕，本案即難援引刑事政策合目的性或修復式司法之觀點，對被告之量刑為有利之認定。⒌被告雖坦承犯行，但被告開庭之陳述，有多次避重就輕之情形，態度難認良好。⑴審理時，被告一度供稱係因前方有工程車，才會切到外側車道，因而發生車禍等語。但經審判長質以，為何行車紀錄器錄影中未見被告所稱之工程車，被告才答稱沒有工程車等語（本院卷一第25 9頁）。⑵於案發當晚警詢時，被告稱：我現在酒醉，無法進行製作警詢筆錄等語（本院卷二第82頁），顯見案發後製作警詢筆錄時，被告已自行表稱仍為酒醉狀態，可徵被告駕車上路時確實為酒醉狀態。然於本案審理開庭時，被告卻一再稱：我覺得我中午喝酒，晚上酒已經退了，我覺得我意識清楚，沒有酒醉的感覺，才會開車上路，結果酒沒有退（本院卷一第259、261、324頁），被告顯然對於自己酒後駕車一事，企圖淡化自己的惡性，有避重就輕之情形。⒍被告之年齡、勞動能力、生活情形、家庭、經濟狀況及品行等情狀。 ⒎從被害人家屬之陳述可知，被害人辛苦打拼一輩子，退休後可領取月退俸，且與配偶一起照顧患有腦性麻痺的二兒子，被害人死亡，導致被害人家中頓失一大經濟及勞力支柱，且如果沒有發生本案憾事，能夠繼續跟親友度過晚年，卻因為被告的行為而猝然離世，使被害人之親屬慟失至親，承受無以回復之損失。⒏另參酌被告自述目前已離婚，有一就讀國中之未成年子女，惟該名子女目前由前妻監護，且由被告自述給付扶養費之金額，對比未成年子女之教養費，可知被告給付之扶養費占未成年子女之教養費中比例甚低，被告入監服刑，對未成年子女之照顧，衝擊不大，故責任刑僅小幅度下修。⒐考量如果讓被告接受過長的刑罰，可能讓被告將來復歸社會困難，甚至已經無力工作，可能也會讓被害人家屬獲得賠償的可能性降低，故下修調整責任刑。⒑國民法官法庭認本案量處之刑度已足以評價被告之本案犯行，所以不予併科罰金。」等情，量處如原審判決主文所示之刑，確實已依刑法第57條各款事項而為妥適量刑。被告上訴意旨雖以其確實有和解誠意，僅因其經濟困難、資力有限，但確實真心悔悟，願盡力彌己之過，懇請審酌前情，另賜適法判決為由，被告辯護人另以依被告之辯解為其刑事程序中答辯之權利，不應認為被告避重就輕，且被告警詢表示因為酒醉無法進行警詢筆錄僅在表明不接受夜間詢問，並非以此辯解自己的酒醉狀態等語，均指摘原審量刑過重。惟按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 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75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及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等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罪，法定本刑為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原審國民法官法庭認為本案無自首減輕其刑、情堪憫恕酌減其刑等規定，再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科刑裁量之權限，依據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上開一切情狀，量處如原審判決主文所示之刑，已充分審酌被告犯案情節之輕重及法定加減事由之有無，業針對刑法第57 條各款事項而為妥適量刑，所為量刑僅偏中度刑。被告因資力不佳，以致自案發時起迄今均未能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固然無法苛責、歸咎其經濟狀況，然被害人原本健在樂觀，為一家之主，全家安樂自在，就被害人家屬而言，其等遭逢巨變，突然失去摯愛的配偶、父親，圓滿家庭因而破碎，無法再享受天倫之樂，心中所承受之悲苦，實在難以想像，而被告始終未能取得被害人家屬之諒解，亦未與之達成和解，即無存在影響科刑之情狀而未及審酌之情形；至原審國民法官法庭於科刑論述時，引述被告於警詢、審判中歷次相異之供述，確實均有所本，進而為被告供述避重就輕，企圖淡化自己惡性之評價，亦難認有何評價不當之處。則原審所認定存在而予納入考量之種種量刑事實，俱無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處；至於就各該「量刑事實（應如何）評價」之部分，並無量刑結果逾越適法量刑區間之錯誤，復無濫用裁量情事致明顯不當之情，是原審對被告所處之刑（即有期徒刑8年6月）應予維持，自難謂存有過重之違失。綜上所述，被告本件量刑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蘇厚仁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德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　馨　文　　　　　　　　　　　　　　　法　官　陳　茂　榮　　　　　　　　　　　　　　　法　官　賴　妙　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　湘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附錄本案科刑法條】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07

TCHM-113-國審交上訴-3-20241107-1

國審附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3年度國審附民字第2號原告黃月菊訴訟代理人蔡嘉容律師被告黃士廉上列被告因殺人等案件（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7號），經原告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附帶民事訴訟，本院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95條第1項規定，審酌附帶民事訴訟之訴訟標的、主張、預定審理時程及被告涉犯殺人等刑事案件之審理計畫，認事件繁雜，非經長久之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04 條第1 項前段、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95條第2項，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7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官高增泓法官許月馨法官呂超群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黃聖心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2024-11-07

TCDM-113-國審附民-2-20241107-1

國審重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殺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聲請人高聖凱代理人梁燕妮律師被告王建明選任辯護人王雅雯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許家豪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滕孟豪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被訴殺人案件，聲請訴訟參與，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准許聲請人高聖凱參與本案訴訟。　　理　由一、國民法官法第4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適用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又因故意、過失犯罪行為而致人於死或致重傷之罪，犯罪之被害人得於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本案訴訟，前項各款犯罪之被害人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死亡或因其他不得已之事由而不能聲請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為之，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第1項第1款、同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二、經查被告因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繫屬本院，茲本案之被害人高頌雄業已死亡，聲請人為其親弟，是斟酌上揭案件情節、聲請人與被害人之關係、訴訟進行之程度及聲請人之利益等情事後，應認准許訴訟參與，有助於達成聲請人瞭解訴訟經過情形及維護其訴訟上之權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0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蔡守訓　　　　　　　　　　　　　　　　　法　官　郭書綺　　　　　　　　　　　　　　　　　法　官　梁志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羅淳柔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2024-11-07

SLDM-113-國審重訴-1-20241107-2

國審上重訴

臺灣高等法院

殺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上重訴字第3號上訴人即被告陳金順選任辯護人簡瑋辰律師訴訟參與人宋興文宋宗憲共同代理人林帥孝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殺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4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84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本案審判範圍：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㈡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陳金順（下稱被告）對原審判決聲明不服，並於法定期間提起上訴，惟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當庭陳稱：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222頁），且有被告撤回量刑以外部分上訴之撤回部分上訴聲請書1 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3頁），是認被告只對原審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無訛。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刑之加重、減輕事由：㈠被告所犯殺人罪，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法不得加重外，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 ⒈依民國108年2月22日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 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是在該解釋文公布後，本院即應依此就個案裁量是否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之必要。 ⒉經查，檢察官主張被告前於109年3月31日因持刀追趕另案被害人而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易字第41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0年度上易字第1551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於111 年2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檢察官提出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執字第668號卷宗在卷可查，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規定，本院審酌被告上述恐嚇危害安全罪甫於111年2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理應生警惕作用，期待其返回社會後能因此自我控管，惟被告竟未生警惕，復故意再犯本案殺人犯行，足見前罪之徒刑執行成效不彰，被告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暨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罪刑相當原則及相關刑事政策，並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為整體評價裁量後，尚不生被告以累犯所處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侵害之情形，爰就被告所犯，依上開規定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刑法第64 條第1項、第65條第1項規定不得加重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　㈡被告並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　 ⒈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前 2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刑法第19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19條有關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之規定，係以行為人確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因素，導致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是非辨別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行為控制能力），因而產生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為斷，並依行為時之狀態定之，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而行為人對自我行為之衝動控制能力或情緒管理能力，縱然稍嫌不足，僅屬行為人之性格、素行或生活方式等情狀，究非判斷犯罪成立與否或罪責有無之標準，如其行為時之心理結果，無論辨識能力、控制能力均無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情形時，仍應負完全之責任，並無同條第1項不罰或第2項得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 9年度台上字第492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查，被告於112年1月24日經員警以酒精濃度測試器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22毫克乙節，固有被告之酒精測定紀錄表1紙在卷可查（見檢證卷二第65頁），足證被告於案發時確有飲用酒類之情形。惟按飲酒情況與酒精代謝率因人而異，如果要正確的計算，必需個案實驗，並不得以前述行為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及其對人體影響的數據，作為認定行為人於行為時的精神狀態的唯一憑據。　 ⒊證人即案發時地之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蘆興門市店員李巾緯於原審審理中固證稱：因為被告沒帶鑰匙，然後我跟他說要不要再去看一下能不能開門；被告離開後，我知道他大概喝醉了，因為他走路會搖搖晃晃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21頁），惟亦證稱：我跟被告對話過程中，我可以理解他所說的話的意義，我回應被告時，被告沒有表現出不理解的樣子，就如同正常人與人之間的對話；超商內向外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6時15分21秒前不久，被告有走進來，我當時有看到被告手上有血，被告當時對我說「我殺人了、幫我報警（臺語）」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21、327至 328頁）；而原審將被告送請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鑑定其於案發時心神狀態，經由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精神醫學部曾念生醫師鑑定後，亦認為⑴陳員（按即被告）在案發前，連續飲用約6公升之啤酒，據證人超商店員筆錄述有多話、錯認商品等情形，然意識仍清楚，據超商內向外監視器所見，並無顯著精神症狀如認知下降、被害感、咆哮或暴力行為等衝動控制下降、影響判斷力之情形，具完整現實感；⑵在案發時，據陳員所述，在與被害人口角及肢體衝突過程中，被害人先攻擊自己、爾後自己拿出鑰匙攻擊對方，事件發生當下亦無顯著精神症狀致影響判斷力及現實感之情形，而事後陳員亦能完整陳述事件經過，顯記憶未受影響；⑶在案發後隨即之狀態，陳員可立即進入超商告訴店員「我好像殺人了，幫我叫救護車。」顯現陳員當時具完整現實感，且對於當下情境具辨識能力。雖於案發後約半小時後之呼氣酒精濃度為1.22mg/L，依據身體酒精濃度與行為表現之關係表，在此濃度下，可能導致之行為表現為嘔吐、步履不穩、呆滯木僵、昏迷等，然因陳員之長期飲酒史，已產生酒精耐受性，因而於案發雖即狀態之判斷力及現實感不受影響。由上述之敘述可知，陳員於案發當下之行為受到酒精之部分影響，然其行為仍具有動機與目的之現實性，推估其當時“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未達「顯著降低」或「完全喪失」之程度等情，業據鑑定證人曾念生醫師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見原審卷二第410至424頁），並有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3年1月31日院三醫勤字第1120075369號函及其檢附之113年1月24日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在卷可佐（見檢證卷一第293至307頁；檢證卷二第167至183頁）。本院觀諸被告於犯後能具體陳述案發過程，於警詢及偵查中就當日與被害人宋秉翰爭吵、殺害被害人之行為及案發後請證人李巾緯叫救護車等各情均能鉅細靡遺陳述及答辯，有被告之調查筆錄及訊問筆錄等件附卷可稽（見檢證卷二第21 1至216、219至225、230、239至245頁），足徵被告實行本案犯行時，雖曾因飲酒而使其判斷力與衝動控制能力有下降之情形，然其對於犯案過程意識清楚，對外界覺知理會與衝動控制之能力並未有何顯然降低之情，並未因飲酒而達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自無刑法第19條第1項不罰或第2項得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　㈢被告不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之要件：　 ⒈按刑法第62條所定自首減刑，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之前，向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坦承犯行，並接受法院之裁判而言。苟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嫌疑人後，犯罪嫌疑人始向之坦承犯行者，為自白，而非自首。而所謂發覺，不以有偵查犯罪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僅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者，亦屬發覺（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596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上所謂自首，乃犯人在犯罪未發覺前，向該管公務員自行申告犯罪事實而受裁判之謂。所謂「發覺」，固非以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而於對其發生嫌疑時，即得謂為已發覺，但此項對犯人之嫌疑，仍須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者，始足當之，若單純主觀上之懷疑，要不得謂已發生嫌疑。至如何判斷「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與「單純主觀上之懷疑」，主要區別在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能否依憑現有尤其是客觀性之證據，在行為人與具體案件之間建立直接、明確及緊密之關聯，使行為人犯案之可能性提高至被確定為「犯罪嫌疑人」之程度。換言之，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尚未發現犯罪之任何線索或證據，僅憑其工作經驗或蛛絲馬跡（如見行為人有不正常神態、舉止等）等情況直覺判斷行為人可能存在違法行為，即行為人之可疑非具體且無客觀依據，無從與具體犯罪案件聯繫；或於犯罪發生後，前揭有偵查犯罪權限機關或人員雖根據已掌握之線索發現行為人之表現或反應異常，引人疑竇，惟尚不足通過現有證據確定其為犯罪嫌疑人，即對行為人可疑雖已有一定之針對性或能與具體案件聯繫，惟此關聯仍不夠明確，尚未達到將行為人鎖定為犯罪嫌疑人並進而採取必要作為或強制處分之程度。此時，上開2種情況仍僅止於「單純主觀上之懷疑」，尚不得謂為「已發覺」。相反地，倘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由各方尋得之現場跡證（如贓物、作案工具、血跡等檢體）、目擊證人等客觀性證據已可直接指向特定行為人犯案，足以構建其與具體案件間直接、明確及緊密之關聯，使行為人具有較其他排查對象具有更高之作案嫌疑，此時即可認「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將行為人提昇為「犯罪嫌疑人」，即應認其犯罪已被「發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14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證人李巾緯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聽聲音、遠距離看畫面，就是看到2個人扭打在一起，無法分辨的狀況，在我聽到打到玻璃的聲音時（即在超商內向外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6時12分52秒），我去報警，當時我從店裡面往外看，有看到流血，後來我到門市的時候，才看到被害人單方面被被告毆打。於超商內向外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6 時15分21秒前不久，被告走進來，我看到被告手上有血，被告當時對我說「我殺人了，幫我報警（臺語）」，（觀看上開超商內向外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後改稱）被告是說「叫救護車（臺語）」，在我的理解當中，叫救護車可能就包含報警，所以我剛剛回答說他有叫我報警，但這時候我早就已經報警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27至329頁），顯見證人李巾緯於被告持鑰匙刺擊被害人頭部後，雖有撥打 110報警之行為，然此報警行為係發生於被告向證人李巾緯表示「我殺人了，趕快叫救護車（臺語）」等語之前，則證人李巾緯前開致電110報警之行為並非受被告委託而為，難認被告上開表示符合自首之要件，先予敘明。　 ⒊復證人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延平派出所員警林琬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與徐建勛是在第一時間一起到場的員警，我們到場後先處理被害人的部分，被害人當時躺在地上已經蠻明顯快沒意識，已經有點陷入昏迷，後續超商店員有跟我們說犯嫌往那個方向走，所以我才往那個轉角去找被告，大概是到場2、3分鐘，我先在超商轉角處、距離被害人位置、現場大概30、40公尺處找到被告，因為被告本身是警衛，被告應該是回到他原本單位、服職務地方的外面。我一開始是發現被告身上外面有血跡，所以我才問被告是不是跟前面的被害人有糾紛或口角，被告後面有跟我說他跟對方有一些糾紛，表示對方有先嗆他，後續我才問被告是拿什麼東西攻擊被害人，被告一開始說他沒有，後續我再問他，他才坦承是用鑰匙攻擊；因為當時被害人大量出血，在現場附近只有被告一個人身上有血跡，衣服跟手有血跡，依據這樣的判斷，我在第一時間就懷疑站在超商轉角處的被告就是本案的行為人，我看到被告時，被告沒有在第一時間說被害人受傷是他造成的，是我先開口問了被告是不是跟被害人發生這件事情有關係，被告才開始回答我的問題等語綦詳（見本院卷第223至227頁），核與證人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延平派出所員警徐建勛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12年1月24日上午，最先到場處理被告與被害人刑事案件的人是我跟林琬玲，我到場處理時，沒有看到被告在現場，後面林琬玲找到被告之後，林琬玲喊無線電，我們才過去把被告帶回現場，第一時間我沒有與被告對話；我到場之後，面對7-11，被告是站在轉角，因為被告是社區保全，轉角就是社區大門，等於被告是站在大門的左側，因為現場就有血跡，另一位員警與被告對話之後，被告自己有說與對方有糾紛，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變這樣，後來我們去調監視器才發現被告有其他動作、被害人倒在地上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228至230頁），且與證人林琬玲於112年1月24日製作之職務報告記載：警方到場後被害人在新北市○○區○○路000號前，且被害人躺臥於地板且身上佈滿血跡送醫急救，警方於案發現場附近見被告身上臉部、衣物等皆有血漬，並向警方表示當時被害人是因為嗆他，所以他們有發生口角，經警方詢問被告用何武器攻擊被害人，被告一開始回答「沒有」，後續當場向警方坦承是使用鑰匙攻擊被害人，遂將被告依現行犯逮捕等語無違（見檢證卷一第117頁）；再參酌員警密錄器所攝得員警到案發現場時之監視錄影檔案畫面翻拍照片（見檢證卷二第192至193頁）顯示被告衣服及手上有大量血跡等情，堪認員警林琬玲於案發後第一時間到場後，在超商轉角處、距離被害人位置、現場大概30、40公尺處找到被告，斯時員警林琬玲即因被告衣服及手上有大量血跡，而已有確切之根據合理懷疑被告殺人之嫌疑，應認被告殺人之犯罪已被「發覺」，縱使被告於證人林琬玲追問後坦承其與被害人發生爭執並持鑰匙傷害被害人等情，惟此行為僅屬「自白」而非自首，自不得適用自首之規定減輕其刑。　㈣被告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⒈按刑法第59條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將原條文：「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修正為：「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得酌量減輕其刑」。立法說明指出：該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本係指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依實務上見解，必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為防止酌減其刑之濫用，自應嚴定其適用之要件，以免法定刑形同虛設，破壞罪刑法定原則，乃增列文字，將此適用條件予以明文化，有該條之立法說明可參。而刑法第 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依上開立法之說明，自應與同法第57 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情形以為判斷。尤以此項酌減之規定，係推翻立法者之立法形成，就法定最低度刑再予減輕，為司法之權，適用上應謹慎，未可為常態，其所具特殊事由，應使一般人一望即知有顯可憫恕之處，非可恣意為之。　　⒉查，被告與被害人素不相識，僅因酒後攀談被害人遭拒，雖與被害人起口角，因認遭被害人嗆聲而心生不滿，竟即基於殺人之不確定故意，先手握鑰匙並以鑰匙金屬製前端由上往下猛力刺擊被害人頭部共37次，復向外用力猛踢被害人頭部3下，致被害人頭部傷重不支倒地，又於同日6時 25分許，見被害人倒臥在地且無力反抗，再上前向外用力猛踢被害人頭部共6下，誘發被害人高血壓性心臟病及冠狀動脈心臟病發作而心因性休克，雖經緊急送醫急救，仍於同日7時33分許不治死亡。是就被告本案犯罪之目的、動機、手段與情節等觀之，實難認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原因、環境與情狀，尚無如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而情堪憫恕之情形，自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餘地。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⒈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中未提出被告為累犯之主張，僅於最後一次準備程序時稱可能會於審判中主張被告為累犯，然經辯護人當庭詢問確認檢察官是否列為爭點時，檢察官表示不確定會不會主張，同時也未指明證據方法，從而，本案準備程序終結後，並未將「累犯」列為爭點，經審檢辯確認之本案一審審理計畫書也完全沒有提到累犯乙節，詎檢察官於本案審理刑度時，提出被告相關前案紀錄等資料，並主張被告有累犯之適用，致被告及參與審理之國民法官遭受突襲，嚴重侵害被告之防禦權，違反當事人對等及武器平等原則，而損害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參與審理之國民法官亦因審理計畫書中從未提到有累犯之爭點或主張、相關法律條文、判決解釋等可供參考之資料，而無法實質審酌。綜上，檢察官對於本案是否成立累犯，似乎未盡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且嚴重侵害被告之防禦權。再者，被告於109年間所犯恐嚇危害安全罪，是針對自由意識有無受限制，與本案殺人是對生命身體的犯罪，在罪質上並不相當，應不構成累犯。　 ⒉依據卷內超商內向外監視器畫面、警方監視錄影畫面及證人李巾緯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可知被告於案發第一時間當下即進入超商，向超商店員表示「我殺人了，並請超商店員叫救護車（報警）」，確已委託店員自首，店員也向被告表示有叫救護車，被告事後也沒有離開現場，持續留在現場等待警方到場處理，並未逃逸，對於警方之詢問，也坦承與被害人發生衝突，有拿鑰匙攻擊被害人等情，故被告確實主動坦承犯行，而非畏罪逃逸，有助節省偵查或訴訟資源。雖然店員於被告與被害人發生衝突中，先行報警，但是審酌「被告於衝突後，隨即請店員叫救護車（報警）」、「店員也回應被告表示，已經叫了」等情（時間差大概只有1分鐘），被告因此即認為會有警方到場處理，遂留於現場，沒有逃逸，應可認被告確實有自首之意，應成立自首。　 ⒊依據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可知被告於衝突後數度請求超商店員叫救護車，超商店員也應允，在整個衝突結束後，被告仍持續請超商店員「快叫救護車，將被害人送去醫院」，並非毫無救助行為，應可作為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考量，是原審判決認定「被告未採取任何救助被害人措施」等情，顯與客觀證據不符，而與經驗法則有違，導致原審判決在量刑時。在「犯罪手段」部分，對於被告於衝突發生時，有2度多次催促超商店員叫救護車，店員也表示已經叫了等救助被害人之行為情狀，在判決量刑中並未提及、未予以考量，而有「關於科刑事項之認定或裁量不當」之違誤。　 ⒋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經認罪，且依自己的能力，願意先行補償被害人家屬新臺幣（下同）30萬元，請本院加以斟酌，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5條第1款、第4款、第5款認定量刑，並在刑度部分給予被告減輕等語。　㈡經查：　　⒈按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前階段構成累犯事實為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後階段加重量刑事項為檢察官之說明責任，均應由檢察官分別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責（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檢察官於原審審理中就科刑資料調查證據時，已提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111年度執字第668號卷宗，並進而具體說明該恐嚇危害安全卷宗與本案累犯之待證事實有關，以及釋明其執行完畢日期，足以證明被告前於109年3月31日因持刀追趕另案被害人而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易字第41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0年度上易字第1551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於111年 2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可見檢察官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已為主張且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而被告上開執行紀錄，經原審審理時依法調查及辯論，足認被告前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規定。另原判決理由欄說明：考量被告再犯本案犯行之時間係在前案執行完畢之3年內，時間相近，且前案為持刀追趕另案被害人之恐嚇危害安全犯行，屬殺人實害發生前之危險行為，與本案殺人罪質具有關連性，堪認被告對前案之刑罰反應力薄弱且有一再違犯之惡性，並無不宜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情事。因認其所犯以累犯加重其刑，不致違反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指罪責相當及比例原則之旨，惟依刑法第64條第1項、第65條第1項規定，死刑、無期徒刑不得加重，故就被告本案所犯殺人罪，僅就刑法第271 條第1項法定本刑中之有期徒刑部分加重其刑等語，與本院前開關於累犯部分之認定相同，所適用之法律亦無任何違誤。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主張檢察官對於本案是否成立累犯，未盡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且嚴重侵害被告之防禦權，及前開恐嚇危害安全罪案件與本案罪質不相當，被告不構成累犯云云，並無可採。　　⒉按行為人並未向偵查或調查犯罪機關自首，而向其他機關自首者，以其他機關將行為人自首之犯罪事實移送偵查或調查犯罪機關時，認為向偵查或調查犯罪機關自首；而行為人委託他人代理向偵查或調查犯罪機關自首，亦應認為符合自首之要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9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原判決理由欄說明：原審國民法官法庭綜合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證人李巾緯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之證稱、到場處理員警攜帶之密錄器畫面照片、被告臉部及雙手沾有血跡照片及現場照片，復於審理時觀看及聽聞檢察官當庭播放前開密錄器畫面，再於評議時再次觀看及聽聞前開密錄器畫面，認為員警據報到場處理時所看到的現場情況是被害人頭部、臉部及身上衣物均沾滿血跡並倒臥在地且未有任何動靜，而被告則是站在旁邊且臉部及雙手均沾滿血跡，又員警旋即詢問被告是否有攻擊倒臥在地的被害人，堪認員警按照上開現場情況，已有確切之根據對被告涉嫌本案殺人犯行產生合理懷疑，然被告卻遲至員警詢問後始回答其為攻擊宋秉翰之人，經討論後評議投票結果，認被告並未於員警發覺其有本案殺人罪嫌前，即向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自承犯罪而接受裁判，被告上開回答員警之所為，要難認合於自首之要件，故本案並不適用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之規定等語，故原判決已敘明上開認定之依據，且於法相合，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處。被告及辯護人徒以被告於案發後曾進入超商，向超商店員李巾緯表示「我殺人了，並請超商店員叫救護車（報警）」，而有委託超商店員李巾緯自首之行為，事後也沒有離開現場，持續留在現場等待警方到場處理，並未逃逸，對於警方之詢問，也坦承與被害人發生衝突，有拿鑰匙攻擊被害人等情，故被告確實主動坦承犯行，而非畏罪逃逸，有助節省偵查或訴訟資源。被告因此即認為會有警方到場處理，遂留於現場，沒有逃逸，應構成自首云云。然查，被告於案發後雖有向超商店員李巾緯表示「我殺人了，趕快叫救護車（臺語）」等語，惟超商店員李巾緯前開致電110報警之行為並非受被告委託而為，已如前述，自難認被告請超商店員李巾緯幫忙叫救護車乙節符合自首之要件。再者，員警林琬玲、徐建勛於案發後到場時，並未見及被告在場，俟員警林琬玲在超商轉角處、距離被害人位置、現場大概30、40公尺處找到被告時，員警林琬玲即因被告衣服及手上有大量血跡，已有確切之根據合理懷疑被告殺人之嫌疑，則被告殺人之犯罪斯時已被「發覺」。況且，被告於員警林琬玲詢問之初並未坦承持鑰匙攻擊被害人，俟於員警林琬玲追問後方坦承其與被害人發生爭執並持鑰匙傷害被害人等情，則被告前開坦承與被害人發生爭執並持鑰匙傷害被害人之行為僅屬犯後「自白」而非自首，自不得適用自首之規定減輕其刑，是被告及辯護人上訴主張被告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之要件云云，亦難憑採。　　⒊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國民法官法第91條定有明文。國民參與審判之目的，在於納入國民多元豐富的生活經驗及價值觀點，反應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並提高判決正確性及司法公信力，是第二審法院於審理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判決，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與原審為不同之認定。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科刑事項，是由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多數意見決定，充分反應國民正當法律感情與法律專業人士之判斷，故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不當外，第二審法院宜予維持。詳言之，第二審法院就量刑審查部分，並非比較國民法官法庭量刑與第二審法院所為判斷之量刑是否一致，而是審查國民法官法庭量刑是否有依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各款量刑因子後，而予適用，所說明之量刑情狀，是否欠缺合理性，除非有極度不合理（例如忽略極為重要的量刑事實、對重要事實的評價有重大錯誤、量刑裁量權之行使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之情形外，原則上均應尊重其量刑裁量權之判斷。又所謂「科刑事項之認定或裁量不當」，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7條立法理由舉例如下：㈠未審酌相關法律規範之目的，逾越內部性界限；㈡未依行為責任之輕重科以刑罰，亦即不重視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之手段及犯罪之動機或目的等犯罪情狀，僅重視被告是否自白認罪、賠償損害、被害人之科刑意見及被告之社會復歸可能性等一般情狀，甚至僅憑行為人人格或性格，即科處與行為人之行為責任不相當之刑罰，而違反罪刑相當原則；㈢於個案事實之本質相同時，科以相異之刑罰，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違反平等原則；㈣僅於量刑理由中重複記載抽象構成要件，而未具體考量個案犯罪情狀，以致於無法瞭解本案相較於其他同種類案件應從重或從輕之理由，抑或僅以刑罰規範目的作為加重處罰之依據，而有違反重複評價禁止原則之情形；㈤誤認或遺漏重要量刑事實（如被告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卻漏未審酌）、錯誤評價重要量刑事實。本案原判決理由欄說明：原審國民法官法庭審酌刑法第57條所規定之各種情狀，綜合被告行為屬性事由（包含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手段、被告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行為人屬性事由（包含被告之生活狀況、工作與經濟狀況、被告品行、被告之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經討論評議後投票決定不需判處被告死刑，但應判處被告無期徒刑，故量處被告無期徒刑，並依刑法第37條第1項規定，宣告褫奪公權終身等語（見原判決第10至11頁）。經核原審上開量刑，並無所憑事實錯誤之情事，且已詳為斟酌與本案有關之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並為整體評價，就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以致輕重失衡之情形，且未悖離相類似案件所斟酌之量刑因子及通常刑度而顯失公平或罪責不相當，應屬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難遽謂原判決之量刑有何違法之處。又本案為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案件，其科刑事項之評議，係經包含國民法官與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過半數之意見決定之，所為科刑既是經多數決之意見決定之，並非單純由職業法官評議決定，況且原審就本案被告犯行之量刑，已具體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量刑因子，有如前述，且經包含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上述多數決方式定之，量刑自難認有何不當之處；縱原判決理由欄內就量刑審酌說明中未提及被告及其辯護人所述被告在整個衝突結束後，仍有向超商店員李巾緯表示「快叫救護車，將被害人送去醫院」等語，及超商店員李巾緯也向被告表示已經報警等情，然原審國民法官法庭依其法庭內的眼見所聞，均為形成本案量刑之重要因子，實無庸逐一敘明於判決書，則經調查、辯論，但嗣未據記載於判決書量刑審酌欄之事項，原可能出於判決書簡化記載之故，換言之，未據記載於判決書量刑審酌欄之事項，非等同於未經審酌，且縱經將被告及其辯護人所述被告在整個衝突結束後，仍有向超商店員李巾緯表示「快叫救護車，將被害人送去醫院」等語，及超商店員李巾緯也向被告表示已經報警等再列入量刑因子，與其他量刑因子綜合考量，仍難遽謂原判決之量刑有何不當，且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符合法規範之目的，亦無違反比例、平等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縱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其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至於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就其所犯殺人罪為認罪表示，惟其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否認犯行，迄至本院審理時方為認罪表示，時間過遲，本院認就其是否深具悔意之判斷此節，影響輕微，故本院衡酌上情後，認尚不能評價為有利之量刑因子，而據以為任何量刑減讓；另訴訟參與人宋宗憲、宋興文之共同代理人於本院審理中表示被告於原審判決前未曾表示要和解，亦未曾道歉，雖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提出先以30萬元補償被害人家屬，惟該金額對被害人之損失並沒有任何實質上之幫助，訴訟參與人不願意接受被告提出之30萬元賠償金而作為本院改判及量刑減輕之基礎等語（見本院卷第235頁）。從而，被告及辯護人上訴意旨主張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經認罪，且願意先行補償被害人家屬 30萬元，請本院加以斟酌，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5 條第1款、第4款、第5款認定量刑，並在刑度部分給予被告減輕云云，自無可採。　　⒋末按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一、有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5款或第6款之情形。二、非因過失，未能於第一審聲請。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稱新證據，應係指未於第一審法院調查之證據，且未經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一審準備程序終結前聲請調查，此亦經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6條第1項說明在案。且按諸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第1、2項規定，「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宜考量調查該證據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是否足認有第305條第1項、第306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前項證據曾經第一審法院駁回調查之聲請者，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並宜考量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及第一審法院駁回調查證據聲請之理由，妥適為之。」是於國民法官審理之第一審案件，第二審法院究否應調查當事人所聲請之「新證據」有嚴格之限制規定，即應限於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所規定之三種情形。至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聲請調查之證據，則須審酌是否足認有「事實認定錯誤」、「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等情事而有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綜合判斷之，且應由聲請調查證據之人釋明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第1、 4項規定意旨參照）。本件被告上訴後，被告之選任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聲請再次勘驗卷內「超商內向外」、「警方密錄器」監視錄影畫面以證明被告於攻擊行為完全結束後有再一次請超商店員叫救護車及被告於案發後未逃離現場且符合自首要件云云，檢察官當庭表示不同意；再者，被告及其辯護人聲請勘驗之卷內「超商內向外」、「警方密錄器」監視錄影畫面均已於原審審理時提出並當庭勘驗無訛，自無調查之必要；再參酌關於被告本案量刑之相關證據，業經原審國民法官法庭詳予調查認定在案，為達尊重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本院認被告選任辯護人此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尚無從准許，自應予駁回。㈢綜上，原審國民法官法庭就被告所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以被告所犯殺人罪，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法不得加重外，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並說明被告並不符合自首要件，且無刑法第19條、第59條規定之適用，審酌刑法第57條所規定之各種情狀，綜合被告行為屬性事由（包含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手段、被告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行為人屬性事由（包含被告之生活狀況、工作與經濟狀況、被告品行、被告之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逐一詳述評斷之理由，並無忽略極為重要的量刑事實、對重要事實的評價有重大錯誤、量刑裁量權之行使違反比例原則或平等原則等情事。從而，被告上訴仍執前詞指摘原審量刑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鍾子萱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彥琿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許永煌法　官黃美文法　官雷淑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林立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附錄原審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普通殺人罪）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1-06

TPHM-113-國審上重訴-3-20241106-2

國審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聲請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11號被告即聲請人陳進財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張紋綺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殺人案件（本院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5號， 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7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等語。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㈠被告因殺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前經本院於113年10月 7日訊問後，並聽取檢察官及被告、辯護人之意見，且審酌各項事證，認有事實足認被告所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之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再衡酌被告犯行之危害等各項情狀，認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而裁定被告自113年10月7日起羈押3月。㈡又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真實，暨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及羈押後其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延長羈押之必要，均屬事實認定之問題，法院應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而據以判斷羈押之要件，並不以嚴格證明為必要，其以自由證明，即為充足，且被告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事實審法院本得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形而為認定，故受羈押之被告除確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情形之一，經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不得駁回外，如以其他原因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其應否准許，事實審法院自有認定裁量之權。被告於本院訊問時雖坦承犯行，然其所犯係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殺人罪，刑責非低，遭訴追重罪者常以逃匿方式規避審判及日後刑罰執行之情事，並非鮮見，被告於案發後隨即前往新竹縣新豐鄉海邊碉堡，並打算藏匿於此，又於案發後將其手機丟棄於水溝，斷絕與外界之聯繫，再考量被告先前曾遭法院通緝多次之紀錄等情，而認有事實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即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本院業已衡酌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被告人身自由及訴訟上防禦之基本權利受限制之程度，以及被告犯行侵害法益及危害社會治安之嚴重程度，認目前仍無法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程度較小之替代處分，即可確保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而有繼續羈押之必要。㈢辯護人起初係以被告因髖關節有病痛，行動不便，起居需倚賴他人，且低收入戶資格因案羈押而遭社會局停止其生活扶助費，故以目前經濟狀況無力負擔就醫費用，倘被告無法支應或免予自費醫療，抑或無戒護就醫之必要，則以該份書狀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嗣本院發函與相關機關後，確認被告確實因本案羈押而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廢止其低收入戶資格，有該局113年10月22日北市社助字第1133199149號函在卷可參（見國審強處卷第103至104頁），然縱因被告有遭廢止低收入戶資格，而監所並未因被告無力支付醫療費用而拒絕被告就醫，監所為保障被告之就醫人權，在被告無力負擔醫療費時，仍讓被告自113年6月10日至同年10月15日止已在監所內就醫達27次，此亦有法務部○○○○○○○○113年10月17日北所衛自第00000000000號函暨被告於監所內之就醫紀錄在卷可稽（見國審強處卷第87至98頁），是實際上被告並無上述無法就醫治療之情，本院隨即將被告在監仍然有獲得醫療照顧等情轉知辯護人，此亦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佐（見國審強處卷第99頁），然辯護人仍空言主張無羈押必要並請求具保停止羈押，為無理由。三、綜上各節，被告本件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目前仍存在，復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定不得駁回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之法定事由，本件聲請應予駁回。四、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第44條第1項前段，刑事訴訟法第220 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洪甯雅　　　　　　　　　　　　　　　　　　　法　官　吳玟儒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葉潔如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2024-11-06

TPDM-113-國審聲-11-202411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