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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人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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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險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原矚上訴字第1號上訴人即被告李義祥指定辯護人阮慶文律師被告華文好（HOA VAN HAO）（越南籍）指定辯護人邱劭璞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李義祥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四月十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及繼續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捌月。華文好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四月十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及繼續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捌月。　　理　由一、按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8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5年。刑事訴訟法第93 條之3第2項後段定有明文。又依本章（指刑事訴訟法第8章之1限制出境、出海章）以外規定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者，亦得命限制出境、出海，並準用第93條之2第2項及第 93條之3至第93條之5之規定，為同法第93條之6所明定。而法院許可停止羈押（或免予羈押）時，除得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限制出境或出海者外，依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 第1項第4款規定（同法第117條之1第1項規定準用），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定相當期間，命被告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以下稱科技監控）。二、被告李義祥、華文好因公共危險等案件，前經原審於民國11 1年1月21日裁定具保、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出海與接受科技監控後許可停止羈押。嗣上訴繫屬本院後，本院審酌卷存相關事證，認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184條第3項、第1項之過失妨害舟車行駛安全罪、同法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同法第2 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被告李義祥另涉犯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87條第5項前段之妨害投標罪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被告李義祥業經原審判決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前段之妨害投標罪，處有期徒刑3年，併科罰金新臺幣50萬元；又犯過失致死罪，處有期徒刑5年。所處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10月，刑期非短，且本案事故造成死傷人數眾多，被告李義祥除將面對刑責外，尚須面臨高額民事求償，基於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人性，被告李義祥面臨可能之重刑處罰，非無因此萌生逃亡境外、規避訴訟程序及刑罰執行之動機及可能，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李義祥有逃亡之虞。又被告華文好雖經原審為無罪之諭知，然經檢察官提起上訴，現繫屬於本院，基於訴訟程序之浮動性，及被告華文好於案發後有逃逸紀錄，又係逾期滯台外籍勞工，客觀上足認被告華文好逃匿、規避後續審判或執行程序之可能性仍高，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華文好有逃亡之虞，認有對被告2人限制出境、出海及接受科技監控之必要，乃裁定被告2 人自112年4月10日起限制出境、出海及接受科技監控8月。嗣於113年8月10日第2次延長前開處分，至114年4月9日止。三、茲因前開限制出境、出海及接受科技監控即將於114年4月9 日屆滿，經本院詢問被告2人及辯護人之意見，被告李義祥表示對限制出境、出海無意見，惟認科技監控無必要，其辯護人表示無再限制之必要；被告華文好及其辯護人均表示對限制出境、出海及科技監控無意見等語。本院參酌本案訴訟進行之程度、被告2人所犯罪質，及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2人居住及遷徙自由權受限制程度相對輕微且低度，並考量被告2人所涉本案犯罪情節與所犯罪名之輕重、科技監控之性質、功能及效果、對被告生活之影響、尚無其他可達同樣效果且更為輕微之替代措施等情狀，就其目的與手段依比例原則權衡後，認對被告2人有延長限制出境、出海，及繼續科技監控之必要。被告李義祥雖表示科技監控對其工作生活造成不便，然本院審酌接受科技監控固對其生活或造成一定程度之不便，然此不便程度尚屬輕微，且與欲保全審判、執行程序順利進行之公益目的相權衡，已屬對被告人身自由之相對最小侵害處分，核有必要且未逾比例原則，是被告李義祥上開辯稱，並不足採。至被告李義祥辯護人表示被告李義祥應無逃亡之虞，無再限制之必要云云，然被告李義祥除至少將面對其甘服之原判決所判處過失致死罪之5年刑責外，尚須面臨高額民事求償，基於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人性，被告李義祥面臨可能之重刑處罰，非無因此萌生逃亡境外、規避訴訟程序及刑罰執行之動機及可能，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李義祥有逃亡之虞，是被告李義祥辯護人上開意見，亦不足採。爰裁定被告2人自114年4月10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及繼續接受科技監控8月。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第93條之3第 2項後段、第116條之2第1項第4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林信旭　　　　　　　　　　　　　　法　官顏維助　　　　　　　　　　　　　　法　官謝昀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抗告書狀，並應敘述抗告之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2025-03-28

HLHM-112-原矚上訴-1-20250328-4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訴字第6210號上訴人即被告 WANNATHONG CHENCHIRA（泰國籍）（現於法務部○○○○○○○○○○羈押選任辯護人林鈺雄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WANNATHONG CHENCHIRA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四月二十日起延長羈押二月。　　理　由一、上訴人即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本院訊問後，以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之運輸第一級毒品罪等罪，犯罪嫌疑重大，所犯為最輕本刑有期徒刑5年以上之罪，且有相當理由認有逃亡之虞，認被告有羈押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3款規定，裁定自民國11 3年11月20日起執行羈押，嗣於114年2月20日延長羈押2月在案。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審判中之延長羈押，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第5項分別明定。另所謂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法院以羈押之目的依職權為目的性之裁量為其裁量標準，除被告犯罪嫌疑已屬重大外，自當基於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審慎斟酌有無保全或預防目的，依職權妥適裁量，俾能兼顧國家刑事追訴、刑罰權之順暢執行及人權保障。三、茲被告之羈押期間將於114年4月19日屆滿，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規定於114年3月6日訊問被告，並聽取被告及辯護人表示沒有意見，與檢察官表示被告羈押原因尚未消滅，仍有羈押必要之意見後，認依卷附事證可徵被告涉犯上開罪名犯嫌重大；又考量本案被告所涉運輸第一級毒品罪嫌，係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被告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15年之重刑，再經本院於114年3月27日撤銷原判決，改處以有期徒刑10年，而尚未確定，是被告所涉上開犯行遭判處之刑度仍非輕。良以重罪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而經判處重刑者以逃匿方式規避審判程序進行及刑罰執行之可能性更高，此乃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是在此等基礎下，本乎刑事科學之經驗為判斷，當足以使具有一般社會通念之人認為被告確有為求脫免刑責而逃亡之高度風險。且被告為泰國籍人士，在臺無任何住居所，被告亦陳稱在臺灣沒有親友（見本院卷第198頁），因認仍有相當理由認被告有逃亡之虞。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受限制之程度，認對被告維持羈押處分，合乎比例原則。本案被告之羈押原因仍然存在，且有繼續羈押之必要，應自114年4月20日起延長羈押2月。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許文章　　　　　　　　　　　　　　　　　　法　官　商啟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潘文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2025-03-27

TPHM-113-上訴-6210-20250327-3

自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妨害自由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自字第21號自訴人李慧曦自訴代理人張靜律師上列自訴人因被告莊晨星等涉嫌妨害自由等案件，追加起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本件追加自訴不受理。　　理　由一、本件追加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自訴追加被告暨聲請函查狀」所載。二、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343條規定，於自訴程序亦準用之。而所謂「相牽連之案件」，係指同法第7條各款所列之情形而言。其立法意旨無非係以案件一經起訴，起訴範圍隨之特定，若准許檢察官或自訴人任意擴張追加起訴與本案非屬同一案件之案件，不僅減損被告之防禦權利，亦有損訴訟迅速之要求，惟若一概不許追加，則本可利用原進行之刑事訴訟程序一次解決之刑事案件，均須另行起訴，亦有違訴訟經濟之要求，故在被告訴訟權利、訴訟迅速審結，以及訴訟經濟之衡量下，特設上述追加起訴之規定。然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近年來歷經重大變革，於92年9月1日施行之修正刑事訴訟法已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於證據共通原則設有第287條之1、之2之分離調查證據或審判程序之嚴格限制，並於第161條、第163條第 2項限制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再於95年7月1日施行之修正刑法廢除連續犯與牽連犯，重新建構實體法上一罪及數罪概念；嗣於99年5月19日制定並於103年6月6日、108年6 月19日修正公布之刑事妥速審判法，立法目的係維護刑事審判之公正、合法、迅速，保障人權及公共利益，以確保刑事被告之妥速審判權利，接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下稱兩公約施行法）所揭示健全我國人權保障體系。從而，在刑事訴訟法、刑法均已修正重構訴訟上同一案件新概念，為落實刑事妥速審判法、兩公約施行法所揭示保障人權之立法趣旨，法院審核追加起訴是否符合相牽連案件之法定限制要件，及追加起訴是否符合訴訟經濟之目的，更應與時俱進，作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客觀上確能獲得訴訟經濟效益之前提下，核實審查檢察官、自訴人追加起訴案件是否妨害被告之訴訟防禦權，俾與公平法院理念相契合。因此，得追加起訴之相牽連案件，限於與最初起訴之案件有訴訟資料之共通性，且應由受訴法院依訴訟程度決定是否准許。倘檢察官、自訴人之追加起訴，雖與最初起訴案件相牽連，然併案審理難期訴訟經濟，對於先前提起之案件及追加起訴案件之順利、迅速、妥善審結，客觀上顯然有影響，反而有害於本訴或追加起訴被告之訴訟防禦權及辯護依賴權有效行使；或法院已實質調查審理相當進度或時日，相牽連案件之事實高度重疊，足令一般通常人對法官能否本於客觀中立與公正之立場續行併案審判，產生合理懷疑，對追加起訴併案審理案件恐存預斷成見，有不當侵害被告受憲法保障公平審判權利之疑慮；或依訴訟進行程度，實質上已無併案審理之實益或可能等情形，法院自可不受檢察官、自訴人任意追加起訴之拘束。遇此情形，受理不當追加起訴之法院，當然可以控方之追加起訴，不適合制度設計本旨為由，依刑事訴訟法法第303條第1款關於「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禁制規範，就追加起訴部分，諭知不受理判決，實踐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所揭示的誡命，方能滿足正當法律程序及實現公平法院之理念（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 36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起訴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1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三、經查：　㈠、本件自訴人係主張其於民國113年1月13日上午前往臺北市○ ○區○0000號投開票所（址設臺北市萬華區昆明區民活動中心【臺北市○○區○○街000號1樓】，下稱本案投開票所），發現投票匭為紙質、封條未蓋章涉嫌違法而要求中央選舉委員會派員到場處理。詎被告莊晨星等員警竟非法將自訴人抬離本案投開票所，並押上警車載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下稱萬華分局）西門町派出所，涉犯妨害自由等罪嫌為由，對被告莊晨星、林傳弘、楊礎銘、顏妤軒、陳建成、羅棨合、盧禹澄、黃挺育提起自訴，經本院分為 113年度自字第14號案件受理，先予說明。　㈡、自訴人於114年3月17日以首揭書狀追加臂章號碼疑似2018 號、疑似2111號、2194號員警為被告，主張渠等與被告楊礎銘、林傳弘、顏妤軒共同於押送自訴人之警車抵達西門町派出所後，將自訴人抬至該派出所4樓而不讓離去，亦涉嫌妨害自由，自訴人所指事實與原先起訴部分間，有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款之相牽連關係，雖堪認定，惟：　　１、萬華分局於113年1月25日即依本院函查提供有攝錄本案被告莊晨星等人涉嫌妨害自由過程之密錄器影像光碟2 片，自訴人於113年5月13日書狀即援用該光碟內影像作為證據，並於113年9月16日書狀提出其勘驗內容說明，有萬華分局113年1月25日北市警萬分刑字第1133012214 號函、前揭自訴人書狀（113自14卷㈠第47至48、101至1 23、535至544頁）可證，自訴人及自訴代理人顯已有充分時間透過檢視影片等方式了解事發經過，並藉此特定其欲訴究之對象及範圍。　　２、本案經自訴人於113年1月18日提起自訴，並經4度追加自訴（113年度自字第21號、第28號、第42號，114年度自字第6號），被告人數已達24人，本院並陸續排定於113 年5月17日先為調查，再於113年8月19日、114年1月6日、114年2月10日行準備程序、復於114年3月24日行審理程序，審理程序通知亦早於114年2月3日即送達自訴人及自訴代理人，並於傳票上揭示應於前開審理期日為言詞辯論準備之旨，有相關報到單、筆錄、送達證書存卷可查。足見本案自提起自訴迄今，已歷時1年2月之久，自訴人於檢閱前揭影像後，就其欲訴究之對象及範圍，業已陸續為被告人別之特定及追加，本院並已就先前自訴及追加自訴之當事人為調查及準備程序，針對各被告涉嫌之犯罪事實範圍、後續證據性質、證據能力之爭議情形為釐清，進而排定審理期日，擬將本案審結，是自訴人於直至審理期日1週前之114年3月17日再為前揭追加時，本案審理進度已近尾聲（本案並已於前開期日辯論終結，併予敘明）。　　３、惟就此次追加部分，自訴人所追加之臂章號碼疑似2018 號、疑似2111號員警、2194號員警等被告，其人為何尚屬不明，仍需先行透過函查、通知自訴人補正之方式始得特定被告，再依法送達追加自訴狀繕本、傳喚各追加被告到庭以釐清答辯方向、自訴人與渠等證據調查之範圍等，可見就追加自訴部分尚須相當時間加以調查，方能進行審理，顯然與本案訴訟進行程度有別，無從利用本案程序達到減省勞費之訴訟經濟效果，實質上已無併案審理之實益或可能。且參自訴人除以首揭書狀追加被告外，亦同時聲請傳喚證人以證明追加被告之身分及執行指令內容，此乃本案原無之證據調查事項，益徵追加部分如仍許併案審理，反可能因自訴人、追加被告之聲請需進行繁複證據調查程序、辯論攻防而影響本案終結時程，亦有害於前揭已起訴在案之24名被告受妥速審判之訴訟上權利，更難期達成追加起訴旨在訴訟經濟之目的。揆諸前揭法條立法意旨及說明，本件追加自訴因不符前揭法律規範旨趣，應屬追加自訴之程序違背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解怡蕙　　　　　　　　　　　　　　　　　　　　　　　　　　　　　　　　　　　　法　官　林奕宏　　　　　　　　　　　　　　　　　　　　　　　　　　　　　　　　　　　　　　　　　法　官　林志煌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亭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2025-03-27

TPDM-114-自-21-20250327-1

金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777號公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欣圉（現於法務部○○○○○○○○○附設臺中看守所女子分所羈押中）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401 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陳欣圉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拾月。扣案如附表編號一至四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一、陳欣圉於民國114年1月間某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參與由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之通訊軟體LINE暱稱「蘇彥瑋」、「黃郁祥」之成年人（下稱暱稱「蘇彥瑋」、「黃郁祥」）所屬三人以上成員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負責擔任依暱稱「黃郁祥」指示向詐欺被害人收款並將款項放置於指定地點之取款車手。陳欣圉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後，於上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存續期間，與暱稱「蘇彥瑋」、「黃郁祥」及其等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3人以上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犯意聯絡，㈠推由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於114年1月10日上午10時45分許前之某時，以通訊軟體LINE著手向陳昭蓉佯稱：可參與「匯立投資有限公司」之投資方案獲利云云，並約定於114年1月10日上午10時許交付投資款，惟陳昭蓉已發覺有異，隨即報警配合偵辦而未陷於錯誤，並攜帶誘捕投資款，於上開約定時間在臺中市○里區○ ○路0段000號「85度C-大里草湖店」等候。㈡詐欺集團成員於 114年1月10日上午10時許前之某時，以陳欣圉之個人照片，偽造「白銀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1張，復偽以「白銀投資有限公司」名義，偽造對外表示已收受現金之私文書即「國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其上有偽造「白銀投資有限公司」、「白銀投資有限公司統編：00000000 收訖章」印文各1枚）後，將上開偽造資料傳送予陳欣圉，由陳欣圉至便利超商列印前揭工作證1張及「國庫送款回單」3張。㈢陳欣圉以如附表編號4所示手機1支接收暱稱「黃郁祥」之指示，攜帶上述工作證、送款回單，於114年1月10日10時43分許，抵達上址「85度C-大里草湖店」與陳昭蓉碰面後，即出示前述「白銀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並將經其於「保障人員簽章」欄簽署「陳欣圉」及捺印指印1枚之「國庫送款回單」1 張交予陳昭蓉收受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白銀投資有限公司」之公共信用權益及陳昭蓉之個人權益。惟於陳欣圉欲向陳昭蓉收取現金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之際，陳欣圉旋遭員警逮捕，而詐欺取財未遂，並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與本案有關或無關之物，均詳如附表「說明」欄所示），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陳昭蓉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　㈠以下本案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均經本院於審判時當庭直接提示而為合法調查，檢察官、被告陳欣圉均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71頁），本院審酌前開證據作成或取得狀況，均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亦無顯不可信情況，故認為適當而均得作為證據。是前開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　㈡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文。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檢察官、被告均未表示無證據能力，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㈢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明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本案關於證人之警詢筆錄，既非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依上述規定，自不得作為認定被告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之事證，是以下證人警詢筆錄於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時並無證據能力。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於偵查中羈押訊問時、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陳昭蓉於警詢中陳述情節相符（見偵卷第27至29頁），並有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物扣案可佐，且有告訴人與詐欺集團成員間通訊軟體對話翻拍照片14張、「匯立」APP翻拍照片1張、被告與暱稱「黃郁祥」之通訊軟體對話翻拍照片18張、被告及扣案物品採證照片4張、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1份在卷可稽（見偵卷第31至52 頁），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上開事證相符，堪以採信（惟上述證人警詢筆錄，並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之事證，已如上述，是本院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時，不採證人警詢筆錄為證，惟縱就此予以排除，仍得認定被告有參與犯罪組織犯行）。　㈡被告、暱稱「蘇彥瑋」、「黃郁祥」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推由被告所為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為，足以生損害於「白銀投資有限公司」之公共信用權益及告訴人之個人權益。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未遂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　㈡被告、暱稱「蘇彥瑋」、「黃郁祥」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推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不詳方式於「國庫送款回單」偽造「白銀投資有限公司」、「白銀投資有限公司統編：00000 000 收訖章」印文各1枚，其等偽造印文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而被告、暱稱「蘇彥瑋」、「黃郁祥」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前揭偽造私文書、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被告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㈢被告、暱稱「蘇彥瑋」、「黃郁祥」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所犯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犯行，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又被告僅係參與犯罪組織，並非該詐欺取財集團犯罪組織之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之人，已如前述，是其僅係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實行之聚合犯，為必要共犯，附此敘明。　㈣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 94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⒈依卷內現存事證、法院前案紀錄表，足認被告對告訴人所為之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犯行，為其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後，經起訴組織犯罪，且最先繫屬於法院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所為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應與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犯行論以想像競合犯。　　⒉被告所為上開各罪，具有部分行為重疊之情形，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㈤刑之減輕　　⒈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犯行，且無犯罪所得，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已著手於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實行，惟尚未得手，屬未遂犯，所生危害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⒊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犯第3條、第 6條之1之罪……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就本案關於參與犯罪組織犯行部分，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基此，被告就參與犯罪組織部分犯行，依上開規定原應減輕其刑。然依照前揭說明，被告就本案犯行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故就被告上開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將併予審酌（詳如後述）。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以謀取生活所需，無視政府宣誓掃蕩詐騙取財犯罪之決心，為圖不法利益，參與詐欺取財集團犯罪組織，擔任詐欺集團面交車手，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分工合作，以前揭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方式，著手於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其等犯罪手法縝密，且於公開場合為之，行徑膽大妄為，所為已破壞社會人際彼此間之互信基礎，且所欲詐欺金額為10 0萬元，若非告訴人發覺受騙，告訴人將損失慘重，是被告所為殊值非難；另考量其等擔任詐欺取財集團車手之參與犯罪情節，非屬該詐欺集團犯行核心份子，僅屬被動聽命行事角色，參以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被告就參與犯罪組織部分得減輕其刑之情狀，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分工程度、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詳如本院卷第75頁所示）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四、沒收部分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物，為詐欺集團成員提供予被告，由被告列印出來後，供被告向告訴人行使以取信告訴人使用，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5頁），爰均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至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既已全紙沒收，自無庸就其上偽造之印文重複宣告沒收。　㈡被告於警詢、本院審理時供稱：扣案如附表編號3所示「國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是暱稱「黃郁祥」交代其多列印出來，若寫錯時可供替換等語（見偵卷第24頁、本院卷第25 頁），是以，扣案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物為被告所有並預備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㈢另現今電腦影像、繕印技術發達，偽造印文非必須先偽造印章，亦可利用影印或描繪等電腦套印、製作之方式偽造印文，故依卷內事證尚難認如附表編號2、3所示「國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上之「白銀投資有限公司」、「白銀投資有限公司統編：00000000 收訖章」印文係偽刻之實體印章所蓋印而成，爰不另就偽造印章部分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㈣扣案如附表編號4所示手機，為被告所有，並供其於本案與暱稱「黃郁祥」聯繫時所用之物，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甚明（見本院卷第25頁），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 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㈤扣案如附表編號5所示現金，為告訴人所有，且業經發還告訴人，有認領保管單1紙在卷可憑（見偵卷第65頁），毋庸宣告沒收。　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暱稱「黃郁祥」雖允諾給予其月薪4 萬元，惟其未拿到任何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24頁），又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因本案獲得報酬，爰不予宣告沒收。五、不另為無罪諭知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就犯罪事實欄所為，亦涉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之一般洗錢未遂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 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　㈢按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在於防範及制止因犯特定犯罪而取得或變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藉由包含處置（即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予以移轉或變更）、分層化（即以迂迴層轉、化整為零之多層化包裝方式，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及整合（即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使之回流至正常金融體系，而得以合法利用享受）等各階段之洗錢行為，使其形式上轉換成為合法來源，以掩飾或切斷特定犯罪所得與犯罪之關連性，而藉以逃避追訴、處罰。是行為人是否已著手實行該款之洗錢行為，抑僅止於不罰之預備階段（即行為人為積極創設洗錢犯罪實現的條件或排除、降低洗錢犯罪實現的障礙，而從事洗錢的準備行為），應從行為人的整體洗錢犯罪計畫觀察，再以已發生的客觀事實判斷其行為是否已對一般洗錢罪構成要件保護客體（維護特定犯罪之司法訴追及促進金流秩序之透明性）形成直接危險，據以判斷。　㈣經查，依照詐欺集團之犯罪計畫，倘若被告依暱稱「黃郁祥」指示成功取得告訴人之金錢後，被告通常會依上開暱稱之人之指示，將所收取之詐欺贓款放置於指定地點以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收受。惟查，被告於上開時、地，欲向告訴人收取現金之際，當場為警逮捕，並未有開始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之洗錢行為，基此，尚難認已對一般洗錢罪構成要件之保護客體已形成直接危險。綜上，足認被告尚未開始著手於一般洗錢行為，而僅止於不罰之預備階段。揆諸前揭說明，自無從構成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或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之一般洗錢未遂罪。被告此部分被訴一般洗錢未遂罪，尚屬不能證明，本應就此部分為無罪之諭知，惟其此部分犯行倘成立犯罪，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第8條第1項後段，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 47條前段、第48條第1項，刑法第11條、第28條、第216條、第21 0條、第212條、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25 條第2項、第38條第2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蔣忠義提起公訴，檢察官宋恭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唐中興　　　　　　　　　　　　　　　　　　法　官蔡至峰　　　　　　　　　　　　　　　　　　法　官李怡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楊家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附表：編號扣案物品名稱說明 1 「白銀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1張為詐欺集團成員提供予被告，由被告列印出來後，供被告向告訴人行使以取信告訴人使用，應予沒收。 2 金額新臺幣100萬元之「國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1張 ⒈其上有偽造「白銀投資有限公司」、「白銀投資有限公司統編：00000000 收訖章」印文各1枚 ⒉為詐欺集團成員提供予被告，由被告列印出來後，供被告向告訴人行使以取信告訴人使用，應予沒收。 3 空白「國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2張 ⒈其上均有偽造「白銀投資有限公司」、「白銀投資有限公司統編：00000000 收訖章」印文各1枚。 ⒉為詐欺集團成員提供予被告，由被告列印出來後，預備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應予沒收。 4 紅米廠牌手機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晶片卡1張；序號：0000000000000000等）為被告所有並供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聯繫時使用，應予沒收。 5 現金新臺幣100萬元業經告訴人領回（見偵卷第65頁）。

2025-03-27

TCDM-114-金訴-777-20250327-1

聲科控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聲請變更住居所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科控字第3號聲請人即被告郭哲敏選任辯護人張慶宗律師上列聲請人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112年度金重訴字第13號），聲請暫時變更科技設備監控報到地點，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郭哲敏（下稱被告）前聲請本院准被告於民國114年4月4日、5日線上報到地點改為被告之母現住地彰化縣○○鄉○○街0○00號，經本院先以口頭通知准被告於同年3月27日中午12時報到地點改為上址，其餘聲請駁回（按即本院114年度聲科控字第2號裁定）。然因被告祭拜祖先非僅其即可單獨為之，且需祭拜曾祖父、曾祖母及舅公、祖父母、父親等多處地點，又需先就墓地除草、整理等，故本院上開裁定顯窒礙難行，爰聲請准被告於114年4月4日、5日線上報到地點改為被告之母現住地彰化縣○○鄉○○街0○0 0號或祭拜地點，俾被告得盡子孫之孝等語。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應命提出保證書，並指定相當之保證金額」，「．．第一百十條第一項．．之停止羈押．．，以法院之裁定行之」，「法院許可停止羈押時，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定相當期間，命被告應遵守下列事項：．．四、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 項、第121條第1項、第116條之2第1項第4款，均有明文。　　三、經查：　㈠被告就本件並非提起抗告而係另行聲請暫時變更科技設備監控報到地點，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先予敘明。　㈡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本院於114年1月10日審理終結並定同年5月29日宣判後，於同年1月13日以112年度金重訴字第13號等刑事裁定被告於提出新臺幣2億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自被告或第三人提出上開保證金而停止羈押之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遵守接受電子腳環及居家讀取器之科技設備監控8月，及限制住居於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居所（址詳卷），並應於每日上午9時、晚間9時，在上址門牌號碼前，以法院指揮科技設備監控中心(下稱監控中心)人員交付予被告隨身攜帶，專用於科技設備監控用途，且得與電子腳環等科技監控設備搭配使用之手機，拍攝自己面部照片並同步傳送至科技設備監控中心各1次，定期向本院報到8月等事項之處分在案。　㈢被告雖為上揭聲請，惟祭拜祖先盡孝，非以擇定清明連假為必要，此由政府宣導提前、分散日期掃墓而大多數民眾亦配合之自明。又本院於裁定被告限制住居、科技設備監控報到地點而停止羈押時，本即已慎重考量其與彰化縣福興鄉址之關連性，故僅諭知其限制住居於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之居所，並以該處為科技設備監控報到地點。惟為兼顧民情風俗，及避免清明連假塞車致對被告實施之科技監控設備有所影響（被告自本院施以科技設備監控，迄今已有多次電量過低、接近海岸線等告警事件），本院認准予被告於114年3月27 日（週四）上午9時之線上報到時、地改為同日中午12時於彰化縣○○鄉○○街0○00號，已足使被告有充裕時間掃墓祭拜先人，並可免假日塞車、科控設備受影響之虞等情，業據本院於114年度聲科控字第2號裁定中詳予載明。　㈣被告雖以上揭事由另為本件聲請，惟本院審酌一般民眾偶因在外國求學、工作或其他因素而無法回國或返鄉祭祖，並非偶見，然此並無礙於子孫內心崇敬祖先之孝心。況被告如真有心祭拜，仍得於清明連假後擇不致塞車之非假日期間前往祭祖（此時各墓地當均已除草完畢而無須費時整理），且不致有礙其報到時間。　㈤綜上，本件聲請應予駁回。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俞秀美　　　　　　　　　　　　　　　　法　官　許品逸　　　　　　　　　　　　　　　　法　官　簡方毅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黃馨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2025-03-27

PCDM-114-聲科控-3-2025032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

2025-03-27

TPHM-113-上訴-6210-20250327-1

金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訴字第2481號公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蔡仁祥（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96 18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蔡仁祥自民國一百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起，免除定期向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後營派出所報到之處分。　　理　由一、按法院許可停止羈押時，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定相當期間，命被告應定期向法院、檢察官或指定之機關報到；前項各款規定，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變更、延長或撤銷之；第116條之2第2項之變更、延長或撤銷，以法院之裁定行之，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第1項第1 款、第2項、第12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二、被告蔡仁祥前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訊問後，命被告每兩週星期一下午6點前應向居所地轄區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後營派出所報到在案。三、茲因被告已於114年2月8日入監執行，執行指揮書所載執行期間至116年6月7日，是認本案已無命被告繼續定期報到之必要，爰自114年3月27日起，免除被告定期向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後營派出所報到之處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第2項、第1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志中　　　　　　　　　　　　　　　　　　　　　　　　　　　　法　官　劉芳菁　　　　　　　　　　　　　　　　　　　　　　　　　　　　　　　　　　　　　　法　官　游涵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宣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2025-03-27

PCDM-113-金訴-2481-20250327-1

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04號公訴人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寶笙　　　　　　　　　　　　　　　　　　　　選任辯護人李志仁律師（法扶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10310號、第1031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林寶笙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所示部分），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其餘被訴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示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一、林寶笙前因他案民事事件與律師呂宗達有紛爭後而心生不滿，也明知個人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電話、地址、手機電話號碼均足以識別個人身分，而屬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保護之個人資料，竟同時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散布文字誹謗之接續犯意，透過網際網路使用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於附表所示時間，以其所使用之臉書名稱「Ji n Ai Qian」帳號，在如附表所示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發文頁面，發表如附表所示言論內容（呂宗達之身分證統一編號、電話、地址、手機電話號碼，均予隱匿），用以指摘呂宗達歪曲事實、混淆黑白，及與法官、檢察官有不當私下接觸等，而足以貶損呂宗達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並以此方式生損害於呂宗達。二、案經呂宗達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函轉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有罪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所示部分）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被告林寶笙及辯護人主張：證人即告訴人呂宗達（下稱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檢察事務官訊問時之證述均為傳聞證據，皆無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第82、100、170頁）。而本院審酌告訴人上開證述內容，與其於本院審理中所述並無不同，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此外，亦查無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之3、之4傳聞例外之情形，是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均無證據能力。　㈡被告及辯護人主張：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是告訴人違法取得被告向臺灣電力公司（下稱臺電公司）告發之電子郵件（即下述貳、無罪部分所示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搜尋而得，依照毒樹果實原則，自應排除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之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第81、100、170頁）。惟按學理上所謂毒樹果實理論，乃為嚴格抑止違法偵查作為，認先前違法取得之證據，有如毒樹，本於此而再行取得之證據，即同毒果，原則上絕對排除其證據能力之謂，自係指「偵查機關」違法偵查作為後所取得之證據及其衍生證據之排除而言。另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亦即刑事訴訟法所採取之權衡法則，亦係以「公務員」取證程序違法為前提。經查：　⒈本案告訴人於111年8月18日提出本案告訴，告訴狀並附有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及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之後檢察官於同年月23日送分他字案進行偵查，此觀諸卷附刑事告訴狀上收狀章及檢察官批示日期甚明（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3 至113頁），足見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及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均係由告訴人自行蒐集後再提出給檢察官，此亦為被告、辯護人所主張之事實。是可知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及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均非檢警違法偵查作為後所取得之證據。　⒉被告及辯護人固然主張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係告訴人取得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搜尋而得。然而，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這是111年8月中旬在網路上搜尋到的資料，我請助理搜尋的；因為臺電公司人員打電話到我的事務所，是助理接電話，臺電公司人員詢問有民眾檢舉，請我解釋，當時先用電話告知，沒有給我們任何文件資料等語（見本院卷第159至161頁），則告訴人否認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是基於上開告發電子郵件而再行取得之證據。況且，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之文字內容，文章內有告訴人之完整姓名，如以告訴人姓名為關鍵字進行搜索，要搜得上開頁面內容並非難事。從而，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是否係基於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取得之證據，並非無疑。　⒊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固因屬下述貳、無罪部分所援引之證據，而無庸論述其證據能力之有無（詳下述貳、三）。但縱使上開告發電子郵件無證據能力、縱使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是基於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取得之證據，然而，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既然是告訴人自行蒐集而得之證據，而非係檢警違法偵查作為後所取得之證據，揆諸前揭說明，自無毒樹果實理論或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原則適用問題。　⒋至於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證人戴明光，又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後具狀聲請傳喚證人廖采緁，前者為臺電公司承辦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稽查課長，後者為告訴人之助理，待證事項均為證明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係台電公司員工違法提供給告訴人、告訴人基此進而搜尋臉書訊息等。然而，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既然是告訴人自行蒐集而得之證據，並無毒樹果實理論或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原則適用問題，則證人戴明光、廖采緁自無調查之必要，是此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應予駁回。　⒌從而，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並無毒樹果實理論或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原則之適用餘地，是辯護人、被告上開主張於法無據。況且，被告也不否認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之真實性，並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論，依法自均得作為本案證據使用。　㈢以下所引用之其餘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被告、辯護人及檢察官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00、170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屬違法取得之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論，依法均得作為證據使用。　二、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書寫如附表編號1、5所示內容，也有張貼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文章，但否認有何非法利用個人資料、散布文字誹謗犯行，辯稱：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是我將文章暫存在我個人頁面，不是故意要張貼、散播；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文章，我是要告發告訴人不法，讓大家公評，讓他們看有無報導價值，文章內容是真實、不涉於私德，且與公共利益有關等語（見本院卷第136、173至174、176至17 7頁）。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教育程度只有國中肄業，可能文字令人不快，但被告只是在表達對於先前民事訴訟案件的攻防上的主觀感受，覺得自己所提出的證據不被法院採納，故被告所發的言論內由是出於自身經驗，應屬真實，並沒有藉此貶抑、批評告訴人的名譽；被告所寫「桃庭有人」、「指鹿為馬」對於律師而言也非貶抑，把白的說成黑的讓法院信服也是律師功力的展現；被告在自己個人頁面書寫文章只是留存檔案資料，主觀上並沒有要公開他人個人資料的目的等語（見本院卷第68至70、177至179頁）。經查：　㈠被告有於附表所示時間，以「Jin Ai Qian」帳號，發表如附表所示言論內容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73 至174頁），核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這是111年8月中旬在網路上搜尋到的資料，我請助理搜尋的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159頁），並有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在卷可稽（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19至113頁、桃檢他字第2761號卷第7至12頁），是此部分客觀事實應可認定。　㈡被告坦承有意張貼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文章（只是抗辯內容為真實、主觀上是出於公益目的等，詳下述㈢），但否認故意張貼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辯稱：我只是將文章暫存在個人頁面，不是故意要張貼、散播等語如前。惟依照生活經驗，如果要在臉書個人頁面發布文章，在建立貼文頁面按下「發佈」後就會發表文章，如果從建立貼文頁面跳出，則系統會自動詢問是否儲存為草稿，足見「發佈文章」與「儲存草稿」為完全不同的操作方式，一般人均不致於誤認。再者，如果想要以在個人頁面張貼只有自己可見的文章之方式留存文章，則只需在發佈文章之時、甚至是在發佈文章之後，從隱私設定欄位選擇是否公開貼文即可。然而，本案被告發佈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均非選擇儲存為草稿，又皆將隱私設定顯示為地球圖案，亦即向所有人公開（截圖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21頁、桃檢他字第2761號卷第7頁），且被告不只是在臉書個人頁面發表一篇文章，反而是在發表附表編號1所示文章後，相隔4個月又再發表編號5所示文章，益徵被告是有意向公眾公開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則被告所辯，與其自身之行動相左，難以採信。從而，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文章，均是被告有意張貼在臉書個人頁面或「蘋果新聞網」、「鏡週刊」頁面上等節，洵堪認定。　㈢按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譽」，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及指摘或傳述之內容，以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如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足以使被指述人受到社會一般人負面評價判斷，則可認為已足以損害被指述人之名譽。是查：　⒈被告張貼如附表編號1、3、4所示文字，不僅批評告訴人「顛倒是非」、「指鹿為馬」，更指摘告訴人「朝廷有人」、「桃庭有人」；又編號2所示文字也是攻訐告訴人有法官、檢察官「撐腰」。則被告意指告訴人歪曲事實、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接觸等文字，均屬對被指述者即告訴人個人形象之負面評價，客觀上已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　⒉至於辯護人雖辯稱：被告所寫「桃庭有人」、「指鹿為馬」對於律師而言也非貶抑，把白的說成黑的讓法院信服也是律師功力的展現等語。惟按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律師應基於前項使命，本於自律自治之精神，誠正信實執行職務，維護社會公義及改善法律制度；律師應砥礪品德、維護信譽、遵守律師倫理規範、精研法令及法律事務；律師不得有足以損害律師名譽或信用之行為；律師不得與司法人員及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為不正當之往還酬應；律師有違反第44條規定，或違反第39條、違背律師倫理規範而情節重大者，應付懲戒，律師法第1條、第2條、第39條、第44條、第73條第1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可知律師應誠正信實執行職務，且不得與司法人員為不正當之往來酬應，此不僅是社會眾所期待律師應遵行之倫理規範，更是法律明文訂立之義務。準此，被告以文字指摘身為律師之告訴人歪曲事實、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接觸，衡諸常情，已使告訴人之人格評價因而生貶損之危險，核屬刑法第310條之誹謗性言論無疑。是辯護人前揭所辯，與常情有違，難以採認。　⒊又被告將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章均設定為公開，使不特定人可以閱覽，客觀上已足以使一般人對告訴人名譽產生負面評價，而使告訴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因而生貶損之危險，核屬刑法第310條之誹謗性言論無疑。　㈣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按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罰，刑法第310條第3項、第311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則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刑法第310條第3 項但書所定之情形，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於表意人事前查證程序是否充分且合理之判斷，應再次衡酌表意人言論自由，與誹謗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間之衡平關係。對此，應依個案情形，具體考量表意人指摘或傳述誹謗言論之方式、散布力與影響力、所為言論對被指述者名譽之毀損方式、程度與影響範圍，及該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主文意旨及理由參照）。是查：　⒈被告固享有言論自由之保障，且告訴人為職業律師，其執業操守與公共利益有關。但觀諸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均非陳述其先前訴訟糾紛之個別經驗，而是泛稱告訴人在桃園地區執業時歪曲事實、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接觸等，是以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均非針對具體事實之意見或評論【反之，如下述四、附記事項，被告描述其先前與告訴人訴訟之庭訊過程，已具體陳述開庭日期及經過，顯然是針對個別經驗、本於親身聽聞所發表之夾敘夾議之文章，而與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章不同】。但被告在發表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之前，未見被告有進行任何查證，被告及辯護人也未曾說明被告如何進行事前查證，更未見被告提出任何客觀事證可茲合理判斷其所指摘之情事是否存在，自難認被告已進行任何合理之查證。　⒉律師執行職務是否誠正信實、是否與司法人員有不正當之往來酬應，均為評價律師之重要事項。而在未見被告進行合理查證之前提下，被告以如附表所示文字指摘告訴人歪曲事實、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接觸，對於告訴人人格評價之毀損度顯然不低。　⒊被告發表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不僅是在其臉書個人頁面，更是在「蘋果新聞網」、「鏡週刊」等具有影響力之媒體頁面張貼，而加大公眾得閱覽上開文章之可能性。　⒋從而，本案綜合考量被告指摘或傳述誹謗言論之方式、散布力與影響力、所為言論對告訴人名譽之毀損方式、程度與影響範圍，及該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而衡量被告言論自由保障與告訴人名譽權受損之衡平關係，難認被告張貼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章已經過合理查證，且已逾越表現言論自由之必要性及適當性，而無從援引刑法第310條第3項但書，或同法第311條第3款之規定主張不罰。是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尚不足採。　　㈤按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第5條、第20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 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之利益，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是查：　⒈被告如附表編號1、3至5所示文章，均有完整揭露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且編號3至5所示文章更有完整記載告訴人手機電話號碼，已足以特定、連結至告訴人，自均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之個人資料，且被告公開揭露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均屬對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無疑。　⒉被告自承於過去與告訴人間之訴訟過程，知悉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及手機電話號碼（見本院卷第61頁），之後卻擅自揭露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顯已逾越其取得前揭資料之目的之必要範圍，並使告訴人存有遭不當利用個人資訊之風險，自足生損害於告訴人。　⒊被告擅自揭露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並同時搭配如附表所示誹謗文字，其目的顯然是為了貶損告訴人之名譽、使告訴人感到難堪，堪認被告主觀上係出於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　⒋從而，被告如附表所示編號1、3至5所示揭露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及手機電話號碼等行為，均該當「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甚明。　㈥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洵無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可以認定，應予論罪科刑。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以及刑法第310條第2項散布文字誹謗罪。　㈡被告先後於附表所示時間，在臉書上張貼編號1至5所示文章等行為，雖為客觀上數舉動，但手段類似，期間相近，且均是出於與告訴人間之宿怨而為，動機相同，並均係針對同一被害人即告訴人而為，則被告顯係基於同一行為決意下接續實施之行為，僅論以接續之一行為。又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㈢又起訴書固未論及如附表編號5所示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犯行，但此部分既與起訴部分（即附表編號1至4）為接續之一行為，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為審理，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思理性解決其與告訴人先前之糾紛，反而在如附表所示之不特定人得瀏覽之臉書頁面，書寫如附表所示文字，而揭露告訴人個人資訊，並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則被告動機並不足取，所為實有不該。並考量被告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失，且對於其擅自暴露告訴人個人資訊因而使告訴人承受個人資料遭人不當利用之風險之事，也未曾表示過反省之意，是以被告犯後態度難稱良好。兼衡被告前因公然侮辱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高等法院105 年度上易字第1787號判決為證（見本院卷第16、47至55頁），則被告竟然再犯相似罪質之本案，顯見其未能悔改並記取教訓。暨被告自述學歷為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之前是廚師、現在沒有工作、只是幫忙修電腦，領有低收入戶證明，未婚，經濟狀況很差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80、29頁）。以及告訴人表示：被告張貼侵害其名譽之不實言論，甚且惡意散布其個人資料，已嚴重侵害其名譽及隱私權，請依法判決之意見（見本院卷第45、166頁）等一切情狀，乃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四、附記事項　㈠附表編號5所示文章，被告除有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手機電話號碼之外，也有指摘告訴人在各次庭訊時「以不實名目民事告訴」、「以誹謗被告的方式來掩飾…」等語，此有該臉書頁面截圖甚明（見桃檢他字第2761號卷第7至12頁），且被告也不否認有書寫該文章（見本院卷第174頁。被告僅否認故意張貼，辯稱只是暫存文章等語如前述二㈡所示），足見被告確實有書寫該等文字。　㈡問題在於，被告書寫上開文字，是否該當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　⒈按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是指行為人知其所指摘或傳播轉述的具體事項，足以貶損他人名譽者，而仍將該具體事實傳播於不特定之人或多數人，使大眾知悉其內容而指摘或傳述之者而言。惟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在概念上互有流動，本難期涇渭分明，如針對具體事實，依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且與事實有關連的意見或評論，仍有「實質惡意原則」之適用，此際行為人是否成立公然侮辱罪，應審究客觀上是否有公然侮辱之行為，主觀是否有公然侮辱之實質惡意而定。如非出於實質惡意之陳述，因發表意見之評論者，不具有公然侮辱之實質惡意，縱使尖酸刻薄，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而不成立誹謗罪（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3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觀諸上開文章內容，被告具體陳述各次庭訊的開庭日期及經過，顯然是在描述其在先前與告訴人訴訟之個別庭訊之過程及感受，則其指摘告訴人所言不實，核屬其個人參與司法程序後，本於親身聽聞所為之評論，兼有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之成分。從而，被告評論告訴人在司法程序中有不實陳述，涉及個人主觀之價值判斷，縱使尖酸刻薄，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而不成立誹謗罪。　⒊況且，告訴人於112年4月13日提出刑事補充理由暨追加告訴狀中，就附表編號5部分，亦僅主張被告涉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而未主張刑法第31 0條誹謗罪嫌。　㈢承上，本院既認不能證明被告就附表編號5部分涉犯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且此部分原不在檢察官起訴範圍，也未經追加起訴，自無起訴不可分、審判不可分等原則之適用，非為起訴效力所及，不屬審判範圍，本院無從加以判決，特此敘明。貳、無罪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示部分）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基於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意，於民國111年8月間起，透過電子郵件以向臺電公司告發之名義，將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載明於電子郵件內容後寄送予台灣電力公司，而不當利用呂宗達之個人資料。因認被告所為，係涉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等語。二、公訴意旨認被告寄送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行為涉有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無非是依照告訴人指述、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影本，以及被告所為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規定得為合理利用之情形不符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坦承有寄送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但否認有何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犯嫌，辯稱：我的目的是要告發他們犯罪，所以才寄檢舉函讓臺電公司注意有這些違法事實等語（見本院卷第61、176 至177頁）。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上開告發電子郵件應屬保密文件，告訴人卻取得，是屬違法取得之證據，無證據能力；臺電公司為國營事業，被告出於公益目的考量，乃以上開告發電子郵件提醒臺電公司注意告訴人是否違反律師法規定，是被告所為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等語（見本院卷第67至68、177頁）。三、辯護人固主張上開告發電子郵件無證據能力。惟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要旨參照）。同理，無論上開告發電子郵件有無證據能力，本案就被告寄送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行為既為無罪之判決，自無庸論述證據能力之有無，合先敘明。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五、經查：　　　㈠被告坦承有將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寄送給臺電公司，且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內含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等語（見本院卷第171頁），核與告訴人證述相符（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155頁、本院卷第160頁），並有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影本、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區營業處114年1月13日桃園字第1140001288號覆函並附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在卷可稽（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9至18頁、本院卷第111至126頁），是被告有寄送內含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之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一節，應可認定。　㈡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均足以特定、連結至告訴人，自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之個人資料。且被告在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中書寫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核屬對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無疑。　　㈢被告、辯護人以前詞置辯，則此部分爭點在於：被告在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中書寫告訴人個人資料，是否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之特定目的外利用行為（即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 1項但書第2款規定）。經查：　⒈觀諸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內容，被告除有書寫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之外，且該電子郵件標題為「告發貴單位聘請之-呂宗達律師團-坑詐本該退還貴單位的部份律師費用並-使公務員不實登載法律代理人」，內文則先敘明告訴人所屬事務所內之律師因違反律師法而遭律師懲戒委員會停止執行職務3個月，但該律師及告訴人仍受臺電公司委任為法律代理人，因此提出告發，之後敘及被告與告訴人先前因民事事件所生糾紛（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9至18頁），則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內容固然併陳其先前與告訴人之民事糾紛，但從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標題及內文前半段內容，可知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主旨在於向臺電公司告發委任律師之適當性。　⒉承上，被告既然是要向臺電公司告發告訴人，必然需指明其告發對象。而衡諸常情，如向司法機關對某人提出告訴、或向機關對某人提出告發，通常會提出該人之年籍資料以供識別。則被告在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中書寫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並未偏離其指明告發對象之主觀目的，則被告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並非無疑。　⒊況且，臺電公司之主要持股人為經濟部，並為我國主要提供電力之事業單位，與民生經濟息息相關，則被告向臺電公司告發其委任律師之適當性，難謂與公共利益毫無關聯。六、綜上所述，被告向臺電公司告發告訴人，因此書寫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以資識別告發對象，難認主觀上有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且臺電公司之業務與民生經濟息息相關，則被告向臺電公司「告發」其委任律師之適當性，難謂與公共利益毫無關聯，自難以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相繩。從而，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示部分，依檢察官所舉之上開證據，尚不足為被告此部分有罪之積極證明，而使本院達到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應認檢察官之舉證不能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此外，復未見有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就此部分涉有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犯行，則揆諸前揭法條及說明，此部分自應依法為無罪判決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宗穎提起公訴，檢察官李秀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邱鼎文　　　　　　　　　　　　　　　法　　　官林明誼　　　　　　　　　　　　　　　法　　　官張琇涵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　記　官　吳冠慧附表：編號日期發文頁面言論內容出處 1 111年8月4日臉書「Jin Ai Qian」個人頁面 ①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另手機電話號碼最後3碼有遮隱） ②（前略）桃園各地的民眾都風聞呂宗達大律師顛倒是非、指鹿為馬的能力，傳聞呂宗達律師「朝廷有人」聲名遠播，民事官司超高勝率的標籤，牢貼在呂宗達律師團。呂宗達律師利用初執律師名（起訴書誤載為「明」）銜的年輕律師，藉多名律師「名器」，習慣性用多名律師震攝多數也年輕的民事庭法官?官官，審理呂宗達律師團起訴案件時總是投鼠忌器，給呂宗達律師團優惠必勝審理判決!使呂宗達律師「桃庭有人」的風聲不逕而走，也許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庭的法官、被杯弓蛇影無辜背呂宗達律師桃庭有人的那個人呢。　不知道為何（桃庭）法官就愛聽呂宗達律師「白賊」尤其是呂宗達律師詭扯「破綻百出」，即使當事人「當庭提示證據」反駁（當事人林寶笙給屋主家族三封各自與呂宗達律師團相同地址的存證信函的證據）民事法庭也不會理你，忽視當事人的『鐵證』尤其是呂宗達大律師庭訊時Err..呃...呃...搭配擠眉弄眼？拋媚眼？眨眼睛？不得不讓人相信呂宗達律師，果然是「桃庭有人？」似乎應驗轟動鄉野的「後門」傳說？（後略）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21頁左上方、第23頁下方 2 111年8月3或4日臉書「蘋果新聞網」頁面（前略）呂宗達律師「桃庭有人」風聲不脛而走，呂宗達律師庭訊詭稱我騷擾女屋主、置入性引導女性昏庸女法官不利乙方心證，被我告誹謗罪，沒想到桃檢也有撐腰檢察官，還被威逼撤告，還告我誣告罪（後略）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39頁左下方 3 111年8月10日臉書「蘋果新聞網」頁面 ①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手機電話號碼 ②內容同編號1②　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41頁上方、第43頁下方至第45頁上方 4 111年8月10日臉書「鏡週刊」頁面 ①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手機電話號碼 ②內容同編號1②　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95頁上方、第97頁右下方至第99頁上方 5 111年12月23日臉書「Jin Ai Qian」個人頁面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手機電話號碼桃檢他字第2761號卷第7頁上方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經當事人同意。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2025-03-27

CHDM-113-訴-804-20250327-1

交上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交通裁決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交上字第12號上訴人白右東白珈魁共同訴訟代理人唐光義律師被上訴人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代表人黃士哲上列當事人間因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 0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77號宣示判決筆錄，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一、原判決關於被上訴人民國113年1月3日中市裁字68-GW028560 5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暨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113年1月3日中市裁字68-GW028560 5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撤銷。三、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四、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1,050元，由被上訴人負擔新臺幣525元，其餘新臺幣525元由上訴人負擔。　　五、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525元。理由一、上訴人白右東於民國112年11月4日22時38分許駕駛上訴人白珈魁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之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市○○區○○○道○段、田心路二段（下稱系爭路段）時，因「駕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汽車駕駛人有第35條第4項第1款之情形（吊扣車牌2年）」之違規行為，經臺中市警察局豐原分局（下稱舉發機關）製開第GW0285604、GW0 285605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1、2）予以逕行舉發。經上訴人白珈魁提出交通違規案件陳述單，經被上訴人函請舉發機關查證，並經舉發機關認定違規事實明確，被上訴人續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第1款及第85條第1項規定，以113年1 月3日中市裁字第00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1），裁處上訴人白右東罰鍰新臺幣（下同）180,000元、吊銷汽車駕駛執照3年，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另依道交條例第35條第9項規定，以113年1月3日中市裁字68-GW0285605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2），裁處上訴人白珈魁吊扣汽車牌照24個月。上訴人不服，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提起訴訟。經原審以113年11月20日113年度交字第77號宣示判決筆錄（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審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關於原處分1部分，原判決有判決不適用法令、應調查而未調查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並有影響判決結論之可能：　⒈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關於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指定執行同條第1項測試檢定場所之規定，與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1項第6款、第2項、第7條第1項第1款規定合併適用時，可透過由警察機關主管長官基於防止犯罪或處理重大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事件而有必要之考量，指定路段，作為警察人員得於該指定路段全面實施酒測攔檢行經車輛之依據。　⒉內政部警政署為要求下級機關合法執行取締酒後駕車勤務，特訂定「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詳實規範相關作業流程，以杜警方執法爭議。按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二、分駐（派出）所流程其中作業內容明確規定：「……二、準備階段： ……(二)任務分配：以四人一組為原則，分別擔任警戒、指揮攔車、盤查、酒測及舉發，並得視實際需要增加。」；另五、注意事項其中（六）執勤技巧第4點亦規定:「執勤人員路檢盤查駕駛人時，應離開車道至安全處所，並以警車在後戒護，以達到安全維護措施。」及（七）駕駛人拒絕停車受檢，意圖衝撞路檢點及執勤員警時應注意事項第4點規定:「攔檢點警示燈及路檢告示牌至巡邏車擺設距離，應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擺放要明顯且齊全，員警應注意自身及民眾站立之相關位置，並立於安全警戒區內，以利即時反應、迴避任何突發危險狀況。」。可知警方依法執行取締酒後駕車勤務，現場人員以「四人一組」為最低要求（只能視實際需要增加，不能減少），且各有任務（分別擔任警戒、指揮攔車、盤查、酒測及舉發）；另攔檢現場佈置必須將攔檢點警示燈及路檢告示牌放置在前，由警車在後戒護，兩者並隔出適當安全距離作為安全警戒區，警員只能在安全警戒區內對現場經過的汽機車駕駛人進行攔檢。　⒊按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內涵，應視所涉基本權之種類、限制之強度及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決定機關之功能合適性、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綜合考量，由立法者制定相應之法定程序，多次經司法院釋字第 689、709、739號解釋闡述甚明。釋字第535號解釋公布後，立法者於92年6月25日制定公布警察職權行使法，明定攔停、酒測之要件；交通部與內政部依道交條例第92條第4項之授權，於103年3月27日亦依釋字第699號解釋意旨，增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9條之2規定，並自同年3月31日施行，將內政部警政署訂定之「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明文化。是前開警察職權行使法、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等相關就員警對汽機車駕駛人攔停、實施酒測及拒絕配合酒測所定之法定程序，依前開大法官解釋，自屬正當行政程序之一環，如警察未踐行前開程序，即不符合正當行政程序。　⒋觀之本件由舉發機關分局長劉其賢核定112年11月4日20至24 時執行局頒取締酒後駕車暨防制危險駕車專案勤務規劃表，案發路檢地點派遣單位為「豐原所、警備隊」，勤務編組的執勤人員共4人，分別為「帶班副隊長楊建軍（警備隊）、帶班所長林樹鉉（豐原所）、管制警員廖婉凌（豐原所）、檢查警員楊尚儒（豐原所）」（上情對照原審卷第73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受理民眾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調查表上記載舉發人為警員楊尚儒、舉發單位主管為豐原派出所所長林樹鉉即可得知）。倘值勤警員未依上開專案勤務規劃表進行勤務編組及實際到場執勤，以及在現場未依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進行攔檢現場佈置及在安全警戒區內實施攔檢，即屬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1項第6款、第2項、第7 條第1項第1款、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之規定，進而違反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關於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指定執行同條第1項測試檢定處所之規定，而不符合正當行政程序。由於憲法保障人民之一般行動自由權，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1項第6款、第2項、第7條第1項第1款所允許指定攔檢點進行全面攔檢人車之警察職權行為，對於人民一般行動自由權之侵害甚鉅，故警察於行使此項職權時自應嚴格遵守法定要件，於有爭執時並受司法監督，以免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　⒌經審視原審當庭勘驗採證光碟影像製作之影片截圖，可知事發路檢地點的值勤警員只有2人，舉發機關顯然未依上開專案勤務規劃表事先計劃的勤務編組要求警員實際到場執勤，此行政作業瑕疵同時未達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現場人員以「四人一組」的最低要求；另負責攔檢汽車的警員係站立在警車車頭前方實施攔檢，亦非依照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由警車在後戒護，站立在安全警戒區內（即酒測攔檢警示燈與警車中間間隔出的安全距離空間）對汽車駕駛人進行攔檢，且明顯可見該名警員身體絕大部分已被警車車身擋住，行經該地的汽車駕駛人很難清楚辨識，足見舉發機關警員執行本件取締酒後駕車專案勤務，具行政程序之重大瑕疵。又上訴人白右東於原審言詞辯論時，對此已當庭一再表示：「……我認為一般攔檢酒駕都是警車前面會有人指揮我叫我停下來，之後搖下車窗讓我酒測，他只有一部警車所以我以為他只有攔檢機車，我有注意右邊的員警是否有攔停我叫我配合酒測。……但這邊只有一部警車，我完全沒有感覺到有警員對我作攔檢的動作，因為前面沒有警員攔檢也沒有被攔檢的車輛，所以就踩油門離開。……我當下是看右邊機車警員指揮，沒有看到警車旁邊有警察，因為右邊警員沒有叫我停下來我就開走」等語；上訴人白珈魁亦當庭表示：「一般我們都會以為警員都是在警車後方攔檢，沒想到本件在警車前面」等語。從而，本件綜觀當時現場上訴人白右東駕駛系爭車輛的行進路線、軌跡（當時系爭車輛有打右轉方向燈，可證明上訴人白右東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系爭車輛右方）、負責攔檢汽車的警員站立在上訴人白右東駕駛系爭車輛行進方向的左側、警車車頭前方、身體絕大部分都被警車車身擋住等情，上訴人白右東確有可能因未享有足夠之反應時間及適當空間致影響其當下之判斷，而無從立時辨識系爭車輛左側有無員警指示其停車接受稽查，自難期待上訴人白右東得以善盡注意義務確認系爭車輛左側有無警員指示其須配合酒測檢定之行止。故上訴人白右東就「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部分，應欠缺可非難性及歸責性，原處分1就此部分據以裁罰，容有未洽。　⒍原判決同為引用內政部警政署訂定之「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且強調其中：另為維護執勤員警及一般民眾之人車安全，執勤員警路檢盤查駕駛人時，應離開車道到安全處所，並以警車在後戒護，立於安全警戒區内，以利即時反應，迴避任何突發危險狀況之內容，竟置前述舉發機關警員執行本件局頒取締酒後駕車專案勤務具行政程序之重大瑕疵於不顧，逕依採證光碟影像之勘驗筆錄及影片截圖，強行曲解舉發機關員警攔停之方式應屬合法、明確，認定上訴人白右東確有「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之違規。足認原判決未能正確解讀及適用「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且未就上訴人於原審所主張之事實予以調查，亦未說明不予調查之理由，即有判決不適用法令、應調查而未調查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㈡關於原處分2部分，原判決有未盡職權調查義務，理由不備之違法：　⒈上訴人白珈魁為系爭車輛所有人，雖知悉上訴人白右東事發當日曾駕駛系爭車輛，惟因上訴人白右東就「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部分，欠缺可非難性及歸責性，已如上述。則上訴人白伽魁將系爭車輛交予上訴人白右東使用，亦難逕苛責上訴人白珈魁有未盡監督上訴人白右東之駕駛行為須合於交通安全管理規範之公法上義務而予以裁罰。故原處分2就此部分遽以裁罰，亦有未洽。　⒉況按道交條例第35條第9項係針對汽機車駕駛人有違反同條例同條第1項第1款之違規，併對汽機車所有人施以吊扣違規車輛牌照2年之處罰，考其立法目的，無非因酒後違規駕車屬影響道路交通安全或重大危害交通秩序之違規行為，而汽機車所有人擁有支配管領汽機車之權限，對於汽機車之使用方式、用途、供何人使用等，得加以篩選控制，負有擔保其汽機車之使用者具備法定資格及駕駛行為合於交通管理規範之義務。又行為時道交條例第85條第4項固然對汽機車所有人對其所有車輛是否善盡其管理責任，採取推定過失，惟此一規定，並未排除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之適用，即是否吊扣汽機車所有人所有車輛之牌照，仍需以該所有人未盡管理責任，有主觀上故意或過失者為限。又因我國行政訴訟既採取職權調查原則，縱然汽機車所有人未提出反證證明其主觀上不具可歸責性，法院仍須善盡職權調查義務，以查明事實真相，唯有當法院善盡職權調查義務後，事實仍真偽不明時，才應使負舉證責任之人負擔該不利之結果（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2年度交上字第32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上訴人白珈魁起訴狀已明確表示：上訴人白右東為有駕駛執照之人，上訴人白珈魁將系爭車輛借予白右東使用駕駛，難謂有何過失等語，惟原審就此未調查，就上訴人白珈魁舉證不足之處亦未闡明。則上訴人白珈魁既就提供系爭車輛予上訴人白右東駕駛，是否已善盡其管理責任？是否具備故意或過失之要件？有所爭執，原審就與此相關之事實，未為必要之調查，亦未於判決理由中為說明，僅泛稱：「……惟原告白珈魁未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業已對原告白右東善盡篩選、監督、管控之責而仍無法避免發生此一違規事實…… 」，遽對上訴人白珈魁為不利之認定，尚嫌速斷。依前所述，同有不依職權為事實闡明與必要證據之調查，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情形。　㈢違反道交條例之交通違規事件係採取「舉發」與「裁決」二階段程序，且「裁決」階段依道交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係分別交由「公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處罰。而裁決機關固可調查舉發機關舉發之違規事實，並決定是否裁罰，惟裁決機關之裁決處罰，仍係以警察機關之舉發為前提。道交條例第7條第1項、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6條第1項、第10條定有明文。舉發機關警員違法執行取締酒後駕車專案勤務，其舉發違反正當行政程序，且屬得撤銷之瑕疵，業如上述。被上訴人以該舉發為基礎所為之原處分1、2，即因警察機關之舉發違反正當行政程序而應予以撤銷。上訴人白右東遭警方違法舉發所涉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第1款汽車駕駛人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之交通違規事件，要屬同條例中處罰最重（裁處罰鍰180,000元、吊銷汽車駕駛執照3年，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規定，原判決維持被上訴人不分行為人故意過失輕重，所採最嚴厲之處分，尤其注意監督義務，亦採最嚴厲之處分，未盡訴訟照料義務，吊扣白家唯一一輛車的牌照，嚴重影響憲法保障之工作權、生存權，影響人民權益甚大。警察機關執行取締酒駕勤務此種具干預性質的職權措施，在憲法所揭示的法治國依法行政原則及人權保障理念下，行使的要件及程序自應具備正當性及明確之可預見性，才能使警察和民眾均能有所遵循並得以預測其行為舉止的後果。而舉發機關警員執行本件頒取締酒後駕車專案勤務，具行政程序之重大瑕疵，又舉發機關一開始函覆被上訴人說明舉發過程並無不當，但舉發機關該份函文竟將事發日期誤植為「112年10月3日」(正確日期應為112年11月4日）、事發地點誤植為「豐原區圓環東路與水源路口」（正確地點應為豐原區豐原大道二段與田心路二段）、且錯稱當時「員警有輔以哨音……指揮攔查」(實際上沒有），可見舉發機關執行勤務態度散漫、嚴重漠視人民權益等語。　㈣並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原處分1、2均撤銷。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第1款、第9項規定：「（第4項）汽機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8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一、駕駛汽機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第1項測試檢定之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第9項）汽機車駕駛人有第1項、第3項至第5項之情形之一，吊扣該汽機車牌照2年，並於移置保管該汽機車時，扣繳其牌照；因而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得沒入該車輛。」　㈡最高行政法院前因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交上字第104號認個案事實涉及「道交條例第35條第9項規定：『汽機車駕駛人有第1項、第3項至第5項之情形之一，吊扣該汽機車牌照2 年』，是否須以汽機車所有人與駕駛人為同一人，始有適用」之法律爭議，各高等行政訴訟庭所採取之法律見解確有歧異情事，認有確保裁判見解統一之必要而裁定移送最高行政法院，經最高行政法院於114年2月20日作成113年度交上統字第2號判決略以：「㈢查道交條例第35條第9項於111年1月2 8日修正前係規定：『汽機車駕駛人有第3項、第4項、第5項之情形，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得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21 條、第22條、第23條規定没入該車輛。』嗣於111年1月28日修正（下稱系爭修正）為：『汽機車駕駛人有第1項、第3項至第5項之情形之一，吊扣該汽機車牌照2年；因而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得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21條、第22條、第23 條規定沒入該車輛。』參考其修法歷程，並未載明其立法理由，而參考道交條例第35條於系爭修正之二讀程序中，交通部就多位立法委員擬具相關修正草案，彙整提出該部處理建議，表示：『有關江委員啟臣、楊委員瓊瓔提案修正第35條第9項建議酒駕（含再犯）、拒絕酒測（含再犯）應沒入車輛，刪除致人重傷或死亡才得沒入車輛：大院108年間已有相關討論，考量車輛係屬人民財產，剝奪人民財產權如不分輕重緩急一律沒入車輛似有違反比例原則，爰予增訂致人重傷或死亡者才得沒入車輛。本部建議綜合委員提案，增訂酒駕初犯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即得沒入車輛；另單純酒駕（含再犯）、拒絕酒測（含再犯）增加吊扣汽車牌照之處罰，相同達到對汽車之處罰效果。』等語（見立法院公報第111卷第32 期院會紀錄第11至12頁、第21至22頁），經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參採，始於道交條例第35條第9項修正增列『吊扣汽機車牌照2年』之系爭規定。可知，道交條例第35條第9項於系爭修正之立法過程中，原是立法委員有提出針對『酒駕者』施以『沒入車輛』之加重處罰的草案，經參採交通部之處理建議後，改增列『吊扣汽機車牌照2年』之處罰手段。足見，系爭規定係針對汽機車駕駛人有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3項至第 5項（即包括單純酒駕、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拒絕酒測及酒測前服用含酒精之物等違規行為樣態，下合稱系爭違規行為）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施以吊扣汽機車牌照之行政罰，藉此等加重之非難制裁，警戒汽機車駕駛人避免其重蹈覆轍，而非對未實施系爭違規行為之汽機車所有人施以吊扣汽機車牌照之處罰。又綜觀道交條例對『汽車所有人』設有處罰規定之立法體例，均明確表示處罰對象為『汽車所有人』。復觀諸道交條例第35條第7項規定，雖為遏止酒駕或毒駕對道路交通秩序之危害，特別於處罰汽機車駕駛人酒駕或毒駕行為外，課予汽機車所有人防止之義務，並因其違反應盡之防止義務，而成為行政處罰對象，惟該條項亦明確表示『汽機車所有人』違反防止義務者（即明知汽機車駕駛人有第1項各款情形，而不予禁止駕駛），應依第1項規定之罰鍰處罰，並吊扣該汽機車牌照；反觀系爭規定，則未如同上述立法體例，明確表示將『汽機車所有人』列為處罰對象，益徵立法者並無意藉由系爭規定而使汽機車所有人單純因為其對汽機車之所有權，即使其『居於保證人地位』，而負有防止汽機車駕駛人發生系爭違規行為之作為義務。因此，主管機關依系爭規定而對汽機車所有人吊扣其車輛牌照時，自當以汽機車所有人與駕駛人為同一人之時，始應適用系爭規定對其為吊扣該汽機車牌照之處罰，以符合處罰法定原則。」依上可知，道交條例第35條第9項係針對汽機車駕駛人有同條例第35條第1項、第3項至第5項規定之違規行為，而施以吊扣汽機車牌照之行政罰，然該規定並非使汽機車所有人單純因為其對汽機車之所有權，即使其「居於保證人地位」，而負有防止汽機車駕駛人發生系爭違規行為之作為義務，從而，主管機關依道交條例第35條第9項規定而對汽機車所有人吊扣其車輛牌照時，自當以汽機車所有人與駕駛人為同一人之時，始有適用，以符合處罰法定原則（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交上統字第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審參酌當庭勘驗採證光碟影像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及影片截圖、駕駛人基本資料等證據，認定上訴人白右東於112年11 月4日22時38分許駕駛系爭車輛，行經舉發機關於系爭路段所設之酒駕稽查攔檢點時，舉發機關警員雖揮舞指揮棒並示意上訴人白右東停車受檢，然上訴人白右東仍未停車即逕行駛離等情，為原判決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自得為本院判決之基礎。　㈣經查，上訴人白右東行經之系爭路段為舉發機關警員設立的酒測攔檢點，並擺有「酒測攔檢」之告示牌及交通錐，系爭車輛駛近攔檢點時，警員於面對上訴人白右東行駛方向已有揮動指揮棒之舉動，然上訴人白右東未停車並配合接受酒測檢定，即逕行駛離。準此，本件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之違規行為，依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第1款規定，對上訴人白右東裁處罰鍰180,000元、吊銷汽車駕駛執照3年，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原處分1，並無違誤。又查，上訴人白珈魁雖為系爭車輛所有人，惟其並非實際駕駛系爭車輛，行經舉發機關所設酒駕稽查攔檢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之違規行為人，依前揭說明，由前揭道交條例第35條第9項的修法歷程可知，道交條例第35條第9項前段規定所明定之處罰對象應僅為汽機車駕駛人，而同條例第35 條第7項已另有明文針對汽機車所有人就他人駕駛其汽機車所為之系爭違規行為，課予防止義務。依道交條例第35條第 7項文義，僅在汽機車所有人，「明知」汽機車駕駛人有酒後駕車情形，而「不予禁止駕駛」時，始得為吊扣汽機車牌照2年之處罰。上訴人白珈魁既無駕駛行為，即非道交條例第35條第9項前段所明定之處罰對象，有前揭最高行政法院1 13年度交上統字第2號判決意旨可參。因此，被上訴人依據道交條例第35條第9項前段規定作成原處分2，以非實際駕駛系爭車輛之上訴人白珈魁（即系爭車輛所有人）為處罰對象，裁處吊扣系爭車輛牌照24個月，實於法有違。原判決駁回關於原處分2之部分，雖以系爭車輛之車主即上訴人白珈魁未提出證據或證據方法，以證明其已對上訴人白右東善盡篩選、監督、管控之責而仍無法避免發生本件違規事實，卷內證據亦無法證明上訴人白珈魁對系爭車輛使用者、用途、使用方式之篩選控制，有盡其注意義務，或有不能注意情況，則依道交條例第85條第3項規定，推定上訴人白珈魁有過失而具備責任條件為論據。然依前揭說明可知，道交條例第35 條第9項前段規定所明定之處罰對象應僅為汽機車駕駛人，原判決以道交條例第35條第9項前段規定亦適用於非實際駕駛車輛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酒駕檢定之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之上訴人白珈魁（即系爭車輛所有人），作為維持原處分2之主要論據，即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且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　㈤綜上所述，原判決維持原處分1即113年1月3日中市裁字第000 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部分，經核並無違誤且原審已依職權調查證據，並依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判斷事實而為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已論明其認定事實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其所適用之法規與應適用之法規，並無違背，與解釋亦無牴觸，並無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等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論旨猶執前開上訴理由並指摘原判決關於原處分1有違背法令情事，無非係重申其於原審之主張，及以其歧異見解就原審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職權行使，指摘為違法，自無可取。至原處分2即113年1月3日中市裁字68-GW0285605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部分，既有上述違法，原判決就此部分予以維持，自有判決違背法令之違誤，上訴人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原處分2部分廢棄；又因本件事實已臻明確，自應由本院本於原判決認定之事實，由本院自為判決，將原處分2撤銷。五、末按，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後段準用第 237條之8第1項規定即明。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兩造各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是第一審訴訟費用30 0元及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合計1,050元，經本院酌量情形，命由上訴人負擔525元，其餘525元由被上訴人負擔。又因第一審及上訴審裁判費是上訴人於起訴及上訴時預為繳納，故確定如主文第4、5項所示。六、結論，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審判長法官劉錫賢法官郭書豪法官林靜雯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書記官　黃毓臻

2025-03-27

TCBA-114-交上-12-20250327-1

金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訴字第1315號公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朱玉龍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53 2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朱玉龍自民國一百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起，免除定期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水碓派出所報到之處分。　　理　由一、按法院許可停止羈押時，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定相當期間，命被告應定期向法院、檢察官或指定之機關報到；前項各款規定，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變更、延長或撤銷之；第116條之2第2項之變更、延長或撤銷，以法院之裁定行之，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第1項第1 款、第2項、第12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二、被告朱玉龍前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8日訊問後，命被告每週四下午7點前應向居所地轄區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水碓派出所報到在案。三、茲因本案已於113年11月25日改行簡式審判程序辯論終結，並於113年12月16日宣判，認本案已無命被告繼續定期報到之必要，爰自114年3月27日起，免除被告定期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水碓派出所報到之處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第2項、第1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游涵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宣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2025-03-27

PCDM-113-金訴-1315-202503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