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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銀行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370號上訴人李忠成選任辯護人王建元律師吳建勛律師梁宗憲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38號，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900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於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李忠成有其事實欄所載違反銀行法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該部分科刑之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刑，已載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就上訴人否認犯罪之供詞及所辯，認非可採，亦依調查所得證據予以論述指駁，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三、上訴意旨略以：㈠證人李政穎、李政哲均證稱僅依上訴人指示匯款，但不知匯款原因及目的，原判決事實亦認定其等不知情，卻以其等在偵查中證述知悉上訴人從事兩岸不法匯兌，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已有判決理由與事實、證據矛盾之違法。㈡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編號1、2、9至14所示匯款，均用以支付其與游振榮、阮召渠間交易之貨款，縱有不詳姓名成年人在大陸地區受託收取人民幣，亦係與游振榮、阮召渠接觸，無直接證據足證其與該成年人有犯意聯絡，況受款人所述受款原因及金額，與其匯款金額不同，原判決依憑間接事實加以臆測，有理由與證據矛盾、欠備之違誤；㈢因漁貨現貨交易及兩岸特殊狀態，多以口頭議定，時間久遠，未留有相關書據，無違常情，原判決逕以其未提出具體交易資料，即為不利之認定，違反論理及經驗法則，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四、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違法，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自無許當事人任憑主觀妄指為違法而資為合法第三審上訴理由。又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所謂「匯兌業務」，係指行為人不經由現金之輸送，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至於行為人是否專營或兼營匯兌業務，有無從中賺取匯差或因此獲利，並非所問。　　原判決認定上訴人上開犯行，係綜合上訴人部分不利於己之供述，證人李珮瑩、林子城、許燦欣、林佩遐、王汝振、賴金福、戴克榮之證述，證人李政穎、李政哲、李吳月娥、游振榮、阮召渠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言，卷附相關匯款交易明細、交易憑證，酌以所列其餘證據資料，暨案內其他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論斷，已載述憑為判斷上訴人明知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而與大陸地區不詳姓名之成年人共同非法經營匯兌業務之犯意聯絡，由該成年人在大陸地區向委託辦理匯兌者收取人民幣後，經上訴人依匯率換算等值新臺幣後，指示其家人在臺灣以現金匯至附表編號1、2、9至14所示受款對象帳戶，完成異地資金轉移之匯兌行為，而共同非法辦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之新臺幣與人民幣匯兌業務，所為該當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之構成要件等各情，已記明其認定之理由，並敘明上訴人本於自己犯罪之意思，與該成年人透過前述行為分擔，合力為委託者辦理臺灣與大陸地區兩地間之款項收付，清理其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移轉，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屬共同正犯等情之理由綦詳。另本於證據取捨職權之行使，對游振榮證稱與上訴人合作水產品生意，由上訴人直接付款給賣方，但因時間久遠，無法提供賣方資料等語，阮召渠證稱與上訴人有農產品貿易往來，由上訴人直接支付貨款給代理商，時間過久，已無法查證代理商所告知之帳戶等說詞，及其等提出之陳述書，何以均不足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並對上訴人所稱係依游振榮、阮召渠指示匯款以為貨款支付，未從事地下匯兌等辯詞，如何委無足採，亦依調查所得證據詳予論述及指駁。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所為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且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論斷，自非法所不許，無所指未憑證據認定事實、理由不備及矛盾之違法。又㈠原判決就相關事證詳加調查論列，已記明採信李政哲、李政穎所供上訴人除經營漁貨貿易外，尚有從事兩岸間匯兌等旨證言，參酌卷內其他證據佐證不虛之理由，以事證明確，縱未同時說明其餘所為之相異供述，何以不足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乃事實審法院本於判斷之職權，而為證據取捨之當然結果，無礙於判決本旨之判斷。㈡法院本於獨立審判之原則，應依其調查證據之結果，自行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不受他案判決之拘束。原判決既已說明就案內相關證據，本於調查所得心證，認定上訴人確有所載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犯行之論證，基於個案拘束原則，要不能以他案判決之結果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上訴意旨引據所指另案，指摘原判決違法，難認有據，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無非係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且重為事實之爭執，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應認其之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段景榕法　官洪兆隆法　官汪梅芬法　官許辰舟法　官何俏美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鄭淑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2024-11-20

TPSM-113-台上-3370-20241120-1

台上

最高法院

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478號上訴人財團法人高雄市大港保安宮法定代理人余國華訴訟代理人吳建勛律師梁宗憲律師被上訴人呂榮富廖國仲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4月17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重上字第5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理由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94年8月16日間就所購得之○○市○ ○區○○段0小段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市○○區○○○ 路00號建物(即同地段0000建號，下合稱系爭房地)，借用訴外人黃瑞珍名義登記為所有權人，嗣於102年5月2日改借用被上訴人名義登記，應有部分各二分之一。兩造就系爭房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伊已終止兩造間系爭房地借名登記契約等情。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之規定，聲明求為命被上訴人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伊之判決。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所屬大港保安宮係由站前保安宮分靈而設之廟宇，分屬兩間廟宇，各自設有管理委員會，財產亦各自獨立管理，系爭房地係以站前保安宮信徒歷年捐獻之香油錢所購買之廟產，因買受系爭房地時，站前保安宮尚未辦理法人登記，故先以信徒黃瑞珍為登記名義人，嗣再借名登記在站前保安宮之信徒即被上訴人名下，兩造間不存在借名登記契約關係等語置辯。三、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無非以：㈠上訴人係於48年11月4日經高雄市政府許可設立登記之財團法人，登記之廟產包含站前保安宮廟體(門牌號碼○○市○○區○○○ 路000巷00號未辦保存登記建物、同市○○區○○段0小段000-0 地號土地)、大港保安宮廟體(門牌號碼○○市○○區○○○路00號建物)。黃瑞珍於94年間出名向陳正論購買系爭房地，並於9 4年8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嗣黃瑞珍再於102年5月2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權利範圍各登記二分之一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㈡依證人彭雯娥、楊超順所證，94年購買系爭房地之價金，係以站前保安宮出租廟埕之租金收入及信徒捐贈之香油錢支付，此等款項歷年來均存入站前保安宮向信徒借用之金融帳戶，再由站前保安宮管理委員自借用帳戶提領後支出，非自上訴人管理之帳戶撥款購買。上訴人所提出109年6月20日保安宮會議前屆財務交接清冊係彭雯娥卸任財務委員時，為移交站前保安宮廟產予主任委員呂榮富所製作，依該清冊記載，系爭房地為站前保安宮之廟產，收支明細表亦係關於站前保安宮收支之帳冊，移交對象亦為站前保安宮之主任委員，均與上訴人無涉。參以站前保安宮廟體於104年所刻碑文(下稱 104年碑文)記載：「『保安宮』歷史悠久…。至民國二十六年，日據政○○市○○○○○○○路，新大港保安宮，本祖廟得以保存名列古蹟之名。…。於民國九十四年集資購置河北二路十號房屋一棟為廟產。…」等語，足見系爭房地乃以站前保安宮信徒捐獻及租金收入購買，作為站前保安宮之廟產，非上訴人出資購買之廟產。　㈢上訴人於48年11月4日設立登記為財團法人，登記廟產包含站前保安宮及大港保安宮之廟體，然依站前保安宮廟體於93年 3月所刻「高雄站前保安宮歷史變遷」碑文(下稱93年碑文) 及104年碑文之記載，站前保安宮之廟體自明朝即建於現址，26年為建高雄火車站遷村，而分靈至○○路新大港保安宮， 67年站前保安宮遭回祿之災，經信徒群策群力，於68年修復。站前保安宮之廟體係屬未辦保存登記建物，其廟體未經重建，足見於上訴人設立登記前站前保安宮廟體即經信徒籌資建築完畢，站前保安宮廟體顯非上訴人所興建，應屬站前保安宮所有。上訴人申請寺廟登記時將站前保安宮廟體登載為其廟產，係其單方面所為，且寺廟登記、房屋稅籍資料登記之納稅義務人，均不具民法第759條之1所定推定為所有權人效力，尚難僅以寺廟登記資料及房屋稅籍證明書認站前保安宮廟體為上訴人所有。證人楊榮東於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 9年度交查字第1399號刑事案件偵查中雖證述大港保安宮派其擔任站前保安宮財會人員，後來並將財務資料交給彭雯娥等情，然上訴人未提出相關派任紀錄，且所證與彭雯娥證述情節不符，自難遽採。依證人陳抄、戴保財之證言及93年碑文末段署名「車站前保安宮管理委員會謹識」，可知站前保安宮歷年來均有其自組之管理委員會管理廟務，並自行選出主任委員謝義明、戴保財等人管理廟務，由上訴人指派之楊榮東及彭雯娥僅是管理委員之一，並未單獨擁有站前保安宮之管理權限，修繕廟宇之資金亦係由站前保安宮管理委員會自籌，上訴人未曾撥款修繕站前保安宮廟體，實質上無管理站前保安宮之事實，站前保安宮既有一定之辦事處及獨立之財產，並設有管理人，應具有團體之組織性質，而與上訴人為不同之團體，站前保安宮信徒捐贈之香油錢，應歸屬站前保安宮所有，非屬上訴人之財產。　㈣依證人彭雯娥、黃瑞珍所證，系爭房地係彭雯娥與謝義明(站前保安宮前主任委員)、黃足(站前保安宮前財務管理人)、楊榮東共同討論後，決定以站前保安宮資金購買，借名契約係由彭雯娥出面與黃足女兒黃瑞珍談妥，當時無人表明係代表大港保安宮向黃瑞珍借名，黃瑞珍顯係與站前保安宮達成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與上訴人無涉。再依彭雯娥、戴保財所證，系爭房地於102年辦理移轉登記，係因原出名人黃瑞珍要求不要再以其名義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經站前保安宮管理委員開會，經在場委員及被上訴人同意後前往辦理登記，開會時當場彭雯娥僅詢問被上訴人是否同意幫「廟」裡做借名登記，未明示係代理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提出借名登記之要約，被上訴人表示同意借名登記之對象顯非上訴人，兩造要無達成借名登記合意之可能。　㈤依上訴人所提出之109年6月3日借名登記契約書(下稱系爭借名契約書)所載，甲方為高雄市站前保安宮，代表人為吳瑞祥、陳金錠、陳怡呈；乙、丙方為被上訴人，其上有「站前保安宮」之印章，並經吳瑞祥、陳金錠、陳怡呈、廖國仲簽名、蓋章或蓋指印。按契約文義形式以觀，該借名登記契約之當事人應係被上訴人與「高雄市站前保安宮」，上訴人並非系爭借名契約書之當事人。上訴人主張系爭借名契約書甲方代表人係其所授權，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復未舉證以實其說，難信為真。參以購入系爭房地後，係由承租人陳抄與「火車站前保安宮」簽立租賃契約，每月繳交新臺幣2萬元租金予站前保安宮，且上訴人依法本可以自己名義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亦不具借名登記之動機。　㈥綜上，上訴人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兩造就系爭房地有達成借名登記之合意，其主張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進而主張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並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上訴人，要屬無據等詞，為其論據。四、本院之論斷：　㈠按未具法人資格之寺廟其後成立財團法人者，於法人成立前、後，同其實質，具有同一性，原依監督寺廟條例第6條第1 項規定屬寺廟所有、由住持管理之財產，當然歸屬於成立後之財團法人。查站前保安宮廟體自明朝即建於現址，26年為建高雄火車站遷村，而分靈至十全路新大港保安宮。上訴人於48年11月4日經高雄市政府許可設立登記為財團法人，法人登記簿所載廟產包含站前保安宮廟體及所坐落之○○市○○區 ○○段0小段000-0地號土地(下逕稱地號)，並大港保安宮廟體等項，為原審認定之事實。689-3地號土地於37年1月30日發給「保安宮管理孫文育」所有權狀，上訴人現並以「總登記」為原因，登記為689-3地號土地所有權人，依稅籍資料所載，站前保安宮廟體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納稅義務人亦為上訴人。上訴人於48年1月11日所修訂之章程第3條記載法人地址為站前保安宮廟體所在地，另以大港保安宮廟體所在為辦事處；章程第4條第9款記載：本宮之全部信徒自原古時代均居住於現時高雄火車站前之地域內，因建設該火車站時受日本政府令遷居於現時之○○市○○區○○里，而遷居者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聲請法人登記所附高雄市大港保安宮概況表亦載明廟址為站前保安宮廟體所在地，主持人為董事長孫文育，財產除不動產外，尚包括放置於站前保安宮、大港保安宮廟體內之神像、器具等物，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房屋稅籍證明書、上訴人法人登記案卷可稽。93年碑文並記載：但本宮廟頂年久失修數處坍方，經麥水旺發起眾信徒樂捐，經新大港保安宮財團法人董事長暨董監事共十八名簽章同意於56年復修保留至今名為高雄站前保安宮等語(見一審卷第4 7頁)。似見臺灣光復前已存在之站前保安宮、大港保安宮，已於48年成立財團法人，其原有廟產均已成為捐助成立財團法人之財產基礎，56年並經上訴人全體董監事同意始進行復修工程。原審遽以站前保安宮廟體於上訴人設立前即已存在，顯非上訴人所興建，逕謂上訴人非保安宮廟體所有權人，進而為不利上訴人之論斷，已有未合。　㈡次按所謂非法人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須該團體有一定之名稱及事務所或營業所，並有一定之目的及獨立之財產，始足當之。以管理他人之財產為目的所成立之組織，不能認係非法人團體。依上所述，689-3地號土地為上訴人所有，其上所坐落之站前保安宮廟體、神像及器具，於法人登記簿均登記為上訴人之財產，俱為財團法人之財產基礎。原審認定站前保安宮另成立管理委員會(下稱站前委員會)管理廟務，94年購買系爭房地之價金，係以出租站前保安宮廟埕(6 89-3地號土地)之租金收入及信徒捐贈之香油錢支付，果爾，站前委員會所管理之財產，是否均應歸屬上訴人所有，而非其獨立之財產？以管理上訴人財產為目的所成立之站前委員會，是否僅係上訴人之長期默許之內部管理單位，而非獨立於上訴人外之非法人團體？以站前保安宮名義所成立之借名登記契約，其效力是否應歸屬於上訴人？均非無研求餘地。原審未詳推求，遽認站前委員會具有團體之組織性質，與上訴人為不同之團體，與被上訴人成立借名登記契約者，係站前委員會而非上訴人，並有可議。　㈢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袁靜文法官張競文法官王怡雯法官周群翔法官王本源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　記　官　戚季淳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2024-11-07

TPSV-113-台上-1478-2024110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10號上訴人即被告陳志賢民國00年0月0日生選任辯護人范仲良律師吳建勛律師梁宗憲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 2年度訴字第204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12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事實一、陳志賢受僱於承愷金屬有限公司（負責人「李茂愷」，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12樓，下稱「承愷公司」）擔任司機，明知廢棄物貯存、清除須遵守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且自身與承愷公司俱未合法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等情，仍與陳富若（另行審結）共同基於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陳志賢於民國111年6月16日8時許駕駛車號000-000 0營業大貨車自承愷公司位於高雄市永安區維新路永安廠區載運廢鋁等一般事業廢棄物（重量約1噸，下稱甲批廢棄物），前往該公司承租坐落路竹區順安段478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堆置貯存並加以清除，另由陳富若進行後續分類事宜。嗣因謝三安載運另批廢鋁（以太空包包裝，下稱乙批廢棄物）至本案土地使用熔爐燃燒冶煉（同由陳富若為其分類；謝三安所涉犯行另經本院撤銷發回原審），且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高市環保局）接獲民眾陳情該址有冒煙情事，派員於同日10時54分許前往稽查發現現場放置廢鋁等大量廢棄物及正在冶煉鋁錠，進而查悉上情。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報請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壹、關於證據能力之意見　　本判決所引用各項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雖屬傳聞證據，但審酌此等陳述作成時外部情況俱無不當，且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陳志賢（下稱被告）暨辯護人明知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仍於準備程序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51頁），嗣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復經本院依法調查乃認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貳、實體部分一、認定有罪之理由訊之被告固坦認受僱於承愷公司並駕車載運甲批廢棄物至本案土地堆置之情，但否認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辯稱：伊只是擔任司機幫公司載運廢鋁去整理。辯護人則以被告與承愷公司雖未領有合法清理廢棄物之許可，但甲批廢棄物應屬「一般廢棄物」且性質上係單一金屬，而承愷公司登記營業項目包括「廢棄物清除業」，依行政院環保署（後改制為環境部，下稱環境部）110年2月22日公告「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方式」附表九（下稱系爭附表）規定仍具合法清除資格；又縱令甲批廢棄物屬於事業廢棄物，因鋁金屬成分達40％以上符合廢棄物清理法第38條第1項及環境部所公告「產業用料」，屬於得由貿易商、工廠自由進出口交易、運送之商品，故承愷公司買受並載運販售甲批廢棄物仍屬合法；另承愷公司營業登記項目包括五金批發業、資源回收業、五金零售業，故被告載運甲批廢棄物至前開土地乃合法再利用行為，縱有違法，至多僅成立行政罰或非法清除，要未該當貯存或處理，原審認定被告與陳富若成立共同正犯並諭知非法清理廢棄物罪，應有判決主文與事實矛盾之違法等語為其辯護。經查：　　㈠基礎事實之認定　　　⒈被告及陳富若均受僱於承愷公司，被告擔任司機，陳富若負責在本案土地進行廢鋁分類事宜，其2人與承愷公司於上述時間俱未合法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且被告於111年6月16日8時許駕車自承愷公司永安廠區載運甲批廢棄物至本案土地放置；又謝三安於111年6月 16日稍前某日載運熔爐（包括乙批廢棄物）至本案土地放置，經陳富若加以分類後，再由謝三安於同月16日使用熔爐對乙批廢棄物進行燃燒冶煉，嗣因高市環保局接獲民眾陳情本案土地有冒煙情事，派員於同日10時54分許前往稽查發現現場放置廢鋁等大量廢棄物及正在冶煉鋁錠等情，業經同案被告謝三安、陳富若與證人李茂愷、曾淙偉（環保局稽查員）分別於警偵及原審證述屬實，並有現場照片、高市環保局公害案件稽查記錄工作單（警卷第33至39頁）、高市環保局111年8月17日高市環局稽字第11138230000號函暨所附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案件裁處書、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暨擷圖照片、承愷公司基本資料〈營業項目包括五金批發業、資源回收業、廢棄物清理業、廢棄物清除業、五金零售業〉（偵卷第9 3至95、131至155、167至168頁）在卷可稽，復據被告坦認不諱，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公訴意旨固認被告駕車載運甲批廢棄物至本案土地堆置經陳富若分類後，再由謝三安將之投入熔爐進行冶煉云云。然依前述被告與謝三安乃係各自載運甲、乙批廢棄物堆置本案土地，雖同經陳富若進行分類，但被告謝三安既否認自己與甲批廢棄物有何關連，且依卷附事證未可積極認定謝三安於案發當日使用熔爐燃燒冶煉果有包括甲批廢棄物在內，茲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本件僅堪認定被告載運甲批廢棄物至本案土地堆置，尚未可遽認有何後續燃燒冶煉情事且與乙批廢棄物無涉為當。　　㈡甲批廢棄物應屬「一般事業廢棄物」　　　⒈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且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要屬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該法第2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依同條第2項又分為「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且後者再區分為「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故究屬一般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應就其來源、性質暨個案事實加以審認。查被告所載運甲批廢棄物雖在本案土地與其他廢棄物混同而難以具體辨識內容物，惟依證人李茂愷證稱承租本案土地係作為鋁的回收、分類使用，伊請被告從民間資源回收廠載貨（原審訴卷第149、159頁），及證人曾淙偉證述案發當日稽查現場有路燈燈罩（殼）及庭呈資料照片等廢鋁製品，當時整個廠房内部都是類似的東西，先前111年3月至本案土地稽查時，負責人李茂愷曾到場告稱廢鋁來源有民眾、回收場、工廠等，並稱承愷公司在該址處理廢鋁回收，本次（即111年6月16日）稽查時現場物品雜亂，包含廢棄燈罩及失去原有效用的廢鋁，之前3月份及本次6月份稽查時，現場物品都是類似的廢鋁，有些是鍋碗瓢盆、有一些燈罩，按照現場物品大小來看不像是一般家戶產生，所以認定屬於事業廢棄物（警卷第29頁、偵卷第43頁，原審卷第163至164頁）等語，與高市環保局依本案土地現場稽查照片（包括111年6月16日）乃認甲批廢棄物（廢鋁）來源為工廠、公司、資源回收場及部分來自民眾而屬「事業廢棄物」，此有該局111年10 月12日高市環局稽字第11139334500號函暨檢附稽查照片可參（偵卷第107、112至113頁）；再依卷附現場照片所示本案土地有數堆廢棄物，各係摻雜外觀、體積、種類不同之鋁製品（偵卷第147至153頁）等情交參以觀，縱令甲批廢棄物其中或有部分來自家戶所棄置，整體仍堪認係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遂無由適用系爭附表關於「一般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規定。故被告暨辯護人空言抗辯甲批廢棄物屬「一般廢棄物」且承愷公司登記營業項目包括「廢棄物清除業」，依系爭附表規定仍具合法清除資格云云，要非可採。　　　⒉至辯護人另主張甲批廢棄物鋁金屬成分達40％以上、符合廢棄物清理法第38條第1項及環境部所公告「產業用料」云云，惟此情既未見相關事證為憑，亦無由徒以其片面所辯為據，附此敘明。　　㈢被告所為應論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貯存、清除廢棄物罪責　　　⒈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貯存、清除或處理廢棄物之行為統稱「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其中「貯存」指一般廢棄物於回收、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清除」係指㈠收集、清運：指以人力、清運機具將一般廢棄物自產生源運輸至處理場（廠）之行為，㈡轉運：指以清運機具將一般廢棄物自產生源運輸至轉運設施或自轉運設施運輸至中間處理或最終處置設施之行為，此據行政院環保署依廢棄物清理法第12條第1項授權訂定「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2條第7款、第11款規定甚詳，且此一法規命令內容係就廢棄物清理法規定用語為文義解釋，既未逾越授權目的、範圍及立法精神，內容適足使具有一般社會通念之人能夠瞭解其意涵，並得合理預見行為後果，當不致遭受到無法預測之損害。又本款未領有許可文件清理廢棄物罪，其犯罪主體，不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只要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從事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即為該當（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338號裁定意旨參照），至同款後段則以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其構成要件，犯罪主體當以具有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之負責人或其相關從業人員身分為限，兩者有所差異。是承前述證人李承愷乃證稱承租本案土地目的係作為鋁的回收、分類使用等語在卷，及依卷附現場照片可知本案土地長期堆置大量廢棄物，要非僅為短暫或隨機棄置，又被告受僱於承愷公司且任職已有相當時間，對此情自難諉為不知，是其明知自己及承愷公司俱未合法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猶駕車載送甲批廢棄物案堆置本案土地，此舉應成立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前段非法貯存、清除廢棄物罪。從而辯護人另辯稱被告不成立非法貯存罪云云，亦屬無據　　　⒉共同正犯間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實施犯罪行為，相互利用他人行為以達犯罪目的者，原不必每一階段均參與，祇須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即應對全部所發生結果共同負責。是共同正犯之行為應整體觀察，就合同犯意內所造成結果同負罪責，而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部分負責；且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並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本件被告與共同被告陳富若均受僱於承愷公司，僅負責工作項目有別，則本件固無從證明被告果有參與後續分類等處理犯行，仍堪信其與同案被告陳富若彼此間就非法貯存、清除甲批廢棄物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㈣本件不符合「合法再利用」行為　　　⒈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固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而廢棄物清理法關於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係授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制定管理辦法管理之，不受同法第41條（即應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之限制。然縱屬可以再利用之物質，仍應依相關法規辦理再利用，非可任意處置；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1條即說明其立法目的「為節約自然資源使用，減少廢棄物產生，促進物質回收再利用」，同法第19條第1項更明定「再生資源未依規定回收再利用者，視為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回收、清除、處理」，俾免業者援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規定，作為卸責之依據。從而，縱然屬於可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卻未依相關法規辦理再利用，自仍回歸其原屬廢棄物之本質，適用廢棄物清理法之相關規定處理。換言之，可為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其廢棄物種類、數量、許可、許可期限、廢止、紀錄、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仍應符合主管機關依授權所頒訂之管理辦法，始不受第28條、第41條有關應經許可始得為事業廢棄物相關行為限制之規範，否則仍有同法第46條第4款之適用。至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雖有違反同法第39條者處以罰鍰之規定，但同法第64條規定：「依本法處罰鍰案件，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分別處罰。」足見此行政罰，尚不生阻卻刑罰之效力（縱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規定，亦以刑罰優先）。尤其從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涉及違法清除處理及再利用認定原則第1點，明定從事再利用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再利用或許可再利用之廢棄物者，其另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規定情形者，同時移送法院科以行政「刑罰」；其第3點亦明定，清除公告或許可再利用廢棄物，另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規定情形者，同時移送法院科以行政「刑罰」等各節，更明白說明該認定原則之規定，不生阻卻刑罰之效力（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568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固據辯護人執前詞抗辯本件承愷公司應屬合法再利用行為云云，然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暨能否「再利用」核屬二事，前者係依其來源、性質判斷是否屬於「廢棄物」（同法第2條），後者則為決定後續處理方式之依據，故同法第39條固設有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明文，且第41條規定從事再利用不須領得清除許可文件，但亦未賦予再利用業者未經取得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即行從事清除行為之權利，其程序仍須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亦即縱令實際上具有再利用價值之資源，倘合於該法所定「事業廢棄物」、仍應依相關法規辦理再利用（始可不受同法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非可任憑己意處置，苟未依法對有再利用價值之事業廢棄物進行再利用或違法貯存，而有任意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當回歸其原屬廢棄物之本質而適用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處理。是為避免再利用機構不當貯存、清除及處理事業廢棄物而有環境污染之虞，當須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檢具載明事業基本資料、原物料使用量、產品作業流程、事業廢棄物種類、數量、清理方式、廠區配置圖及緊急應變措施等事項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地方或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營運。查被告前因涉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經檢察官緩起訴在案，復於108年5月13日同因載運事業廢棄物（飛灰、污泥）涉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遭警查獲，此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追加起訴書可佐（本院卷第78、89至90頁），是其主觀上應知悉不得任意非法清理廢棄物甚明。又依前述被告明知自己與陳富若、承愷公司於案發時間俱未合法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則其先後非法清理廢棄物種類雖非相同，仍堪認定主觀上明知未合法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即未可任意將甲批廢棄物堆置本案土地。綜合前開說明，不論甲批廢棄物是否可再利用、抑或依承愷公司營業項目能否從事再利用行為，僅涉及得否另循再利用程序為後續處理之憑據，要不得反推被告前揭駕車載運非法清理甲批廢棄物之舉為合法，故被告暨辯護人此部分辯解顯係刻意曲解法令，委無足採。　　㈤此外，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待證事實已臻明瞭或同一證據再行聲請，得認為不必要而以裁定駁回，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3、4款定有明文。本件固據辯護人聲請函詢高市環保局「廢鋁金屬」如屬於公告再利用廢棄物種類，清除廢鋁者是否得為「事業」、「再利用機構」、「一般合法運輸業者」，及承愷公司如申請再利用機構檢核登記、是否即可清除廢鋁將其出售等節（本院卷第239頁），但本案犯罪事實已臻明瞭，況依前述承愷公司確未領有合法清理廢棄物許可，是依前揭規定應認無調查必要而駁回其聲請。　　㈥綜前所述，被告雖始終否認犯行，然審酌卷載各項證據交互判斷足認本件事證明確，其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前段未領有許可文件非法貯存、清除廢棄物罪。其與同案被告陳富若彼此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又被告與同案被告陳富若乃基於同一犯罪決意，於密切接近之時地接續實行上述貯存、清除廢棄物犯行且侵害同一社會法益，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應包括評價為接續犯較為合理，遂僅論以一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至原審判決主文諭知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係表彰其涉犯該條款之「罪名」，辯護人誤認原審有判決主文與事實矛盾云云，容非誤認。參、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事證明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規定，審酌其前有同類型犯罪前科紀錄（未構成累犯），明知未具有清理廢棄物之專業能力及設備，亦未依規定領有許可文件，仍不知警惕、無視政府對環境保護之政令宣導，逕以前述方式非法清理廢棄物造成環境及周邊居民生活品質、身體健康等公眾利益之侵害，兼衡犯後否認犯行、難見悔意，復考量本案土地所放置廢鋁等廢棄物於案發後均清理完畢，犯罪所生損害已有減輕，及被告犯罪動機、手段、參與情節及致生危害程度，與自述智識程度、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原審訴卷第25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認事用法俱無違誤。本院復考量本案犯罪情節輕重等諸般情狀，乃認原審量刑亦屬允當，並無任何偏重不當或違法之處。從而被告徒以前詞空言否認犯罪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鄭子薇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孫啓強法官莊珮吟法官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書記官鄭伊芸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500萬元以下罰金：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2024-11-06

KSHM-113-上訴-610-20241106-2

原選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訴字第1號公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張齊嘉選任辯護人林福容律師被告楊志偉居屏東縣○○鎮○○路00巷00弄000號(指定送達）選任辯護人柳聰賢律師王振宇律師李衣婷律師被告陳厚仁選任辯護人吳建勛律師梁宗憲律師潘人誠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2年度選偵字第137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張齊嘉、楊志偉及陳厚仁均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齊嘉、楊志偉及陳厚仁均為民國111 年第22屆屏東縣恆春鎮鎮民代表選舉之候選人。被告張齊嘉於111年9月2日登記參選後，自行評估可以順利當選，因此有意於當選後爭取鎮民代表會主席之職位，乃積極佈局代表會主席選舉，並評估被告楊志偉及被告陳厚仁亦可順利當選鎮民代表，故於000年00月間，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及交付賄賂，而約其就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㈠被告張齊嘉自110年底即尋求案外人陳進興（另由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之支持，惟案外人陳進興稱其與被告楊志偉屬同一派系，需獲得被告楊志偉同意，嗣被告張齊嘉即轉向尋求被告楊志偉之支持，被告楊志偉爰於000年00月下旬，即基於要求、期約及收受賄賂而許以就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主動聯繫被告張齊嘉見面，並向被告張齊嘉表示如被告張齊嘉支付新臺幣（下同）30 0萬元之代價，願將主席選票投給被告張齊嘉。被告張齊嘉允諾被告楊志偉所開出之條件，並於111年10月26、27日左右，駕車前往被告楊志偉位於屏東縣○○鎮○○路00巷00弄0○0 號住宅前，待被告楊志偉上車後，即交付150萬元之賄選前金予被告楊志偉；嗣又於同年11月3、4日左右，再度駕車搭載案外人張昌益前往被告楊志偉住宅前，待被告楊志偉上車後，再交付賄選尾款150萬元予被告楊志偉。㈡被告張齊嘉另於111年11月中旬，尋求被告陳厚仁支持其競選恆春鎮鎮民代表會主席一職，被告陳厚仁即基於期約及收受賄賂而許以就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向被告張齊嘉表示如被告張齊嘉支付100萬元之代價，願將主席選票投給被告張齊嘉。被告張齊嘉允諾被告陳厚仁所開出之條件，被告張齊嘉、陳厚仁及案外人即陳厚仁之女友謝怡禎爰於111年11月19日在案外人鄭秋龍位於屏東縣○○鎮○○路00號之住宅內聚會，由被告張齊嘉將賄選前金50萬元交予被告陳厚仁收受。嗣因被告張齊嘉並未當選第22屆恆春鎮鎮民代表，遂未支付予被告陳厚仁賄選尾款50萬元。因認被告張齊嘉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0條第1項之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罪嫌，被告楊志偉及陳厚仁則均涉犯同條第2項之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參照）。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易言之，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考）。三、公訴意旨一㈠部分：　　㈠公訴意旨一㈠認被告張齊嘉涉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0條第1項之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罪，被告楊志偉則涉有同條第2項之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無非係以被告張齊嘉之供述、證人張昌益之證述、111年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候選人登記冊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㈡訊據被告張齊嘉就此部分公訴意旨所指犯罪事實表示認罪，被告楊志偉則堅詞否認有何收受賄賂之犯行，辯稱：我跟張齊嘉在111年10月26日、27日左右沒有見面，沒有起訴書所寫他開車來我家找我的這件事，也沒有起訴書所寫的張齊嘉有在111年11月3日、4日左右開車載張昌益來我家找我，我在那個時間點沒有跟他們兩人見面，我從頭到尾沒有從張齊嘉那邊拿到任何錢，沒有任何資金往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259頁）。經查：　⒈被告張齊嘉、楊志偉均為111年第22屆屏東縣恆春鎮鎮民代表選舉之候選人，如有當選則得參與屏東縣恆春鎮民代表會主席之選舉，其後被告楊志偉當選恆春鎮之鎮民代表，被告張齊嘉則未當選恆春鎮之鎮民代表等情，均為被告張齊嘉、楊志偉所不爭執（見選他卷第4、71、74、120-122、188-189 頁、本院卷一第261頁），並有屏東縣選舉委員會公告-選舉當選人名單、候選人登記冊、屏東縣選舉委會員111年12月2 日屏選一字第11131503201號公告關於屏東縣第19屆鄉（鎮、巿）長選舉當選人名單及網路查詢「0000-000年鄉鎮市民代表選舉」資料等件在卷可參（見選他卷第35-37頁、調查卷第71、74頁、選偵卷第69-71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申言之，共犯之不利陳述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係就自己犯罪之事實為自白，另方面則為對於其他共犯之犯罪事實為陳述。於後者，基於該類陳述有因分散風險利益、推諉卸責等誘因所生之虛偽蓋然性，因此，在共犯事實範圍內，除應依人證之調查方式調查外，尤須有補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其陳述始能成為對其他被告論處共犯罪刑之證據。即使其中一名共同正犯之自白（即自己犯罪事實）已經符合補強法則之規定，而予論處罪刑，仍不得僅以該認罪被告自白之補強證據延伸作為認定否認犯罪之其他被告有罪之依據，必須另有其他證據作為補強（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566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供述或證詞前後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及該項陳述本身憑信性如何之參考，仍屬自白之範疇，而其與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尚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自應審究被告張齊嘉所為證述是否無重大瑕疵，及是否具有充分之補強證據足以佐證被告張齊嘉所述屬實。　　⒊證人即被告張齊嘉及證人張昌益之證述如下：　⑴關於證人張齊嘉詢問被告楊志偉欲索取金額為若干時，被告楊志偉所比出之手勢：　①證人張齊嘉於112年2月18日調詢時證稱：111年10月23、24日即將進入選舉關鍵期間，楊志偉主動打電話給我邀我去他家討論事情，楊志偉當場向我表示：「我及副座（即陳進興）你要不要？」，我向楊志偉回應：「我都已經跟你講這麼久了，當然要。」，楊志偉向我表示：「如果要的話，我跟副座要這樣（楊志偉在他家外遮雨篷的桌面下向我比三根手指頭）等語（見選他卷第4-5頁）；於112年3月10日偵訊時證稱：111.10.20幾號，楊志偉打電話叫我去他家，我跟他在他家門口遮雨棚泡茶的地方，他來就直接講，我和副主席（即陳進興）這兩票你要嗎？我說要，他的右手突然伸到桌子的旁邊，比出3的手勢等語（見選他卷第71頁）；於112年5 月23日調詢時證稱：楊志偉開口說「我跟副座（陳進興）你要不要」，意思就是他們這兩票我要不要尋求支持，我回說「要」，楊志偉就在桌旁用手比3隻手指頭等語（見選他卷第189頁）；於112年11月6日偵訊時證稱：楊志偉主動打電話給我，叫我去找他，跟我說我跟副座這兩張票要不要，他就比三根手指頭等語（見選偵卷第46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楊志偉用右手比2，然後比1、比1、比5，意思就是兩個人，一個人150萬，我印象中就是比2、1、1、5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6頁）。　②由證人張齊嘉上開證述可知，其於調詢及偵查中均證稱被告楊志偉係以比3隻手指頭之手勢暗示要索取300萬元，然於本院審理時改證稱被告楊志偉係比出2、1、1、5之手勢，所述明顯前後不一，是否可採，顯值存疑。　⑵關於證人張昌益有無經手被告張齊嘉所交付予被告楊志偉之裝有現金之袋子，及證人張昌益於過程中有無看見袋內之現金：　①證人張齊嘉於112年2月18日調詢時證稱：我跟張昌益說，麻煩他將座位下方的紙袋拿給我等語（見調查卷第6頁反面）；於112年5月23日調詢時證稱：我叫坐在副駕駛座的張昌益把我放在副駕駛座腳踏墊上的袋子拿給我，我隨即就將裝有現金150萬的袋子拿給了楊志偉等語（見選他卷第190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請張昌益拿起來交給我，那個袋子應該從外觀是看不到裡面的錢，因為我裝進去之後有把它捆一捆，任何人去拿那個袋子是看不到裡面是有裝錢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6頁）。 ②證人張昌益於112年2月23日調詢時證稱：張齊嘉要我從副駕駛座下方拿一個有提繩的紙袋交給他，我拿紙袋時有看到紙袋裡面有好幾綑的千元現鈔，我將紙袋交給張齊嘉後，張齊嘉再拿給楊志偉等語（見選他卷第46頁）；於同日偵查中證稱：張齊嘉就要我從我座位底下拿一包東西出來給他，我一看那是一個紙袋，裡面是一綑綑的千元大鈔，他就把那袋錢交給後座的楊志偉等語（見選他卷第52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錢沒有透過我的手交給楊志偉，完全沒有，是張齊嘉伸手到我坐的副駕駛座的椅子下把那包錢拿出來，然後張齊嘉再自己親手交給楊志偉，錢是用裝茶葉的紙袋包裝，我親眼看到，那個袋子是打開的，沒有收起來，開放性的，我確實有看到現金150萬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8、120、125、12 7、128頁）。 ③由證人張齊嘉、張昌益上開證述可知，就證人張齊嘉將裝有現金之袋子交予被告楊志偉前，證人張昌益於過程中究有無經手該包現金，不僅證人張昌益自己證述前後不一，且於本院審理時，證人張齊嘉、張昌益所證述之內容亦明顯有異，而就該包裝有現金之袋子，從外觀能否看見其內之現金，證人張齊嘉、張昌益之證述亦截然不同，顯有可疑。 ⑶被告張齊嘉自稱交付被告楊志偉共300萬元，關於該300萬元之來源或原用途為何：　①證人張齊嘉於112年2月18日調詢時證稱：我交付給楊志偉、陳進興的賄選款項300萬元，除了我手邊為了選舉已經有準備的選舉經費100多萬元外，另外的200萬元，我在111年9月 25日向友人楊進雄借款200萬元等語（見選他卷第8頁）；於 112年5月23日調詢時證稱：我向楊志偉、陳進興、陳厚仁買主席選票實際交付金額是350萬，我現金來源是各向蔡敏華及楊進雄借200萬元等語（見選他卷第191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經營公司常常有廠商來請款，我會在家裡放現金，我跟楊進雄、蔡敏華借來的錢是要填補我挪用要給廠商的錢，我的認知是我跟楊進雄、蔡敏華借來的錢是要給楊志偉跟陳進興的300萬，跟楊進雄、蔡敏華借的錢是來填補我原本放在身上的週轉金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2頁）。 ②依證人張齊嘉上開證述，其於112年2月18日調詢時先稱交付予被告楊志偉之300萬元係早已備妥之「選舉經費」100餘萬再加上向友人楊進雄借款之200萬元，然於112年5月23日調詢時改稱該300萬是向蔡敏華及楊進雄「各借200萬元」而取得，嗣於本院審理時再改稱該300萬元原是其所經營之公司所用以「支付廠商之款項」，則證人張齊嘉關於該300萬元之來源、原用途之說詞一再變更，其所述已非無疑。 ⒋此外，查察賄選為選舉期間各地犯罪偵查機關之首要目標，除嚴格執行查緝外，更提供檢舉人高額之選舉獎金以期達到民警合力打擊賄選之目的，且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罪及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均為最輕本刑 3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從而，為避免犯跡顯露，行賄及收賄之人當無不以隱密方式進行。而證人張齊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找張昌益跟我去找楊志偉之前，沒有跟楊志偉說我會找張昌益陪同，楊志偉會願意接受有旁人在場的時候還收我150萬，我個人覺得應該是陳進興也有跟楊志偉說他有跟張昌益講，應該是說我上次拿錢給楊志偉之後，楊志偉拿給陳進興，陳進興有跟張昌益講，我上車才會跟楊志偉說副座（即陳進興）有跟張昌益說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0、151 頁），然此與證人陳進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沒有聽聞張齊嘉或楊志偉或任何人說張齊嘉有給付一些款項給楊志偉，然後請楊志偉轉交給我，選舉期間我有去大尖山飯店一次，是張昌益太太韓秀滿競選總部成立的時候，我只有在外面沒有進去裡面，我當時去參加韓秀滿的競選總部成立大會時，我本人沒有跟張昌益聊天或對話到，選舉期間我不曾跟張昌益談論到關於選舉及張齊嘉的事情，也不曾找過張昌益說「選舉都弄好了」這樣的話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0-132頁）明顯不符，況證人張齊嘉證稱其為民進黨員，且被告楊志偉為國民黨員（見本院卷二第148頁），在兩人為同一選區具競爭關係之情況下，實難認被告楊志偉會在有第三人在場、易使自己陷於遭到舉發之高風險情況下，貿然從不同黨派之競選對手處直接收下現金行賄款項，實不合常理及經驗法則，證人張齊嘉上開證述難以遽信為真實。 ⒌綜上，證人即被告張齊嘉、證人張昌益雖均曾為不利於被告楊志偉之證述，然考量證人張齊嘉與被告楊志偉為對向犯關係，且證人張齊嘉之證述非無瑕疵可指，實難率採，又證人張齊嘉、張昌益上開證述均有瑕疵，亦難逕採為彼此證述之補強證據，卷內復無其他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資料足以補強上開供證，本院實無從據以為不利於被告楊志偉之認定。四、公訴意旨一㈡部分：㈠公訴意旨一㈡認被告張齊嘉涉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0條第1項之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罪，被告陳厚仁則涉有同條第2項之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無非係以被告張齊嘉、陳厚仁之供述、證人鄭秋龍、謝怡禎之證述、111年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候選人登記冊、證人鄭秋龍與被告陳厚仁之Line對話擷圖等件為其主要論據。㈡訊據被告張齊嘉、陳厚仁就此部分公訴意旨所指犯罪事實均表示認罪。然查： ⒈被告張齊嘉、陳厚仁均為111年第22屆屏東縣恆春鎮鎮民代表選舉之候選人，被告張齊嘉於111年11月中旬，尋求被告陳厚仁支持其競選恆春鎮鎮民代表會主席，被告陳厚仁即向被告張齊嘉表示如被告張齊嘉支付100萬元之代價，願將主席選票投給被告張齊嘉，被告張齊嘉允諾被告陳厚仁所開出之條件，被告張齊嘉、陳厚仁及案外人即陳厚仁之女友謝怡禎爰於111年11月19日在案外人鄭秋龍位於屏東縣○○鎮○○路00 號之住宅內聚會，由被告張齊嘉先交付其中50萬元予被告陳厚仁收受，其後被告陳厚仁當選恆春鎮之鎮民代表，被告張齊嘉則未當選恆春鎮之鎮民代表等情，均為被告張齊嘉、陳厚仁所是認（見選他卷第4、71、74、143-154、167-174、1 88-189頁），且與證人鄭秋龍、謝怡禎於警詢、偵查時之指證述相符（見選他卷第55-58、63-64、129-135、137-139頁、調查卷第60頁至第61頁反面），並有屏東縣選舉委員會公告-選舉當選人名單、被告陳厚仁與證人鄭秋龍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被告陳厚仁之同意書、法務部調查局屏東縣調查站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候選人登記冊、屏東縣選舉委會員111年12月2日屏選一字第 11131503201號公告關於屏東縣第19屆鄉（鎮、巿）長選舉當選人名單及網路查詢「0000-000年鄉鎮市民代表選舉」資料等件在卷可參（見選他卷第35-37、155-159、163頁、調查卷第71、74、76-79頁、選偵卷第69-71頁），此部分事實，已堪認定。 ⒉按提前賄選之行為，雙方於行賄、受賄當時，均預期於有意參選之人成為候選人後，再由受賄之主體即有投票權之人履行投票選舉該特定候選人之約定條件，而完成其犯罪行為，故於行賄、受賄時，縱候選人尚未登記參選，惟於日後該有意參選者登記成為候選人；受賄者亦成為有投票權人之時，犯罪構成要件即屬成就，固不因其賄選在先，而影響犯罪之成立。但如行賄者於發布選舉公告或尚未登記參選之前，雖已著手賄選犯行，日後該特定候選人卻未實際登記或取得候選人資格時，因非惟行賄者或行賄者所支持之特定候選人自始未取得候選人資格，且受賄者亦無從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達成雙方約定之條件而完成其犯罪行為，並無礙於投票之公平、純正或影響選舉之結果，自不宜任意擴張解釋，遽予繩之於罪，而違反罪刑法定主義原則，此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494號、98年度台上字第3319號、96年度台上字第 3883號、96年度台上字第2873號判決意旨足供參酌。 ⒊查本件被告張齊嘉為尋求被告陳厚仁支持其競選恆春鎮鎮民代表會主席，經被告陳厚仁表示如支付100萬元之代價，願將主席選票投給被告張齊嘉，被告張齊嘉遂於111年11月19 日先交付其中50萬元予被告陳厚仁收受等事實，固堪認定，業如前述，然因被告張齊嘉嗣後並未當選為恆春鎮之鎮民代表，在恆春鎮鎮民代表會主席選舉完成時，被告張齊嘉根本未具恆春鎮鎮民代表會主席候選人之資格，則其等約定無實現可能，雙方約定之條件亦無從成就，是其等之行徑雖無足取，但因無礙於投票結果之公平性，或影響投票結果，揆諸上揭見解之同一意旨，自不宜任意擴張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0條第1項之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罪及同條第2項之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之適用範圍，遽爾將被告張齊嘉、陳厚仁予以論罪。五、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無從使本院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從而，被告張齊嘉、楊志偉、陳厚仁所涉罪嫌均屬不能證明，揆諸上開法條及判決意旨，自應為被告3人均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郭書鳴、蔡瀚文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郁如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原宣判日因颱風順延一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楊宗翰法官曾迪群法官曾思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書記官盧建琳

2024-11-01

PTDM-113-原選訴-1-20241101-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961號上訴人林延蒼選任辯護人吳建勛律師梁宗憲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19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116號，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736、686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林延蒼為具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有其事實欄所載之貪污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犯侵占非公用私有財物罪刑（併為附條件之緩刑宣告並付保護管束）及宣告褫奪公權之判決，已載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就上訴人否認貪污犯行，主張應成立普通竊盜犯行等辯詞認非可採，亦依調查所得證據予以論述，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三、上訴意旨略以：㈠其行為時，賭資現金已置於非其得任意進出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署）贓物庫辦公室內，與其完全隔離，喪失事實上、物理上之管領能力，其顯然無權自行至地檢署贓物庫內拿取已送入之賭資，其嗣後經同意進入地檢署贓物庫，乘在場書記官不備，拿取贓證物夾鏈袋內之新臺幣（下同）17,000元，應僅成立刑法第134條假借職務上之權利、機會或方法為故意竊盜犯行，原判決論以貪污罪，有理由不備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㈡贓證物入庫作業流程圖僅為地檢署人員將其內部作為加以文字化，不論原物保管或取據保管，地檢署依法已收受贓證物，判斷是否持有支配該賭資現金，與有無實際清點現金數額、該贓證物最終存放方式及位置為何並無相關，原判決以實際清點與最終收存與否，作為其是否持有支配賭資之依據，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上訴字第1194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審易字第530號刑事判決，行為次數、規模及法益侵害程度皆逾本件行為，均論以刑法一般竊盜罪，原判決以是否為證物室管理人員，作為本案與他案間區辨之標準，論以貪污罪並宣告褫奪公權，有不適用法則、理由不備之違法；㈣依卷附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下稱東港分局）民國112年9月21日函覆偵查報告、蘇文宏第一審證述，可知在監視器錄影畫面完成排查前，尚無法排除承辦人以外其他分局員警涉案之可能，其犯罪尚未經發覺，其於112年4月28日警詢筆錄自白並供述本件犯罪事實，符合自首要件，原審未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減免其刑，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四、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3款之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罪，以該私有財物已入公務機關實力支配，且處於公務員職務上持有支配關係之狀態，因變易原持有之意思逕為所有人之行為，即為成立，與刑法竊盜罪係破壞他人對物品原有持有支配關係，因犯罪結果而移入自己持有者迥不相同。又所謂之持有，重在對於物之實力支配，亦即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對於該物居於可得實力支配之地位者，即屬相當，不以直接占有為限，至物品之持有支配關係存在與否，仍應以物品離開權利人之原因、物品之性質及所處之客觀環境是否公開、開放程度及權利人與物品間空間距離等各項因素，以社會通念及一般人生活經驗予以綜合判斷。　　原判決綜合上訴人偵審中部分不利己之供述、證人即賭客林秀欽、證人即警員林琨閔、楊崇瑋、林東憲、吳盈諺、李明崇、蘇文宏、證人即國庫代收櫃臺行員邱世昌、證人即屏東地檢署贓物庫書記官李奇霖之證言，佐以所載相關之賭博案　　入庫相關書證、東港分局扣押筆錄、證物室證物管制登記簿、臺灣銀行屏東分行駐屏東地檢署收款日結單、贓證物款收據、監視器影像擷取圖片，參酌所列其餘證據資料及案內其他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論斷，已載認憑為判斷上訴人時任東港分局偵查隊鑑識小隊警員，兼管理證物室，並承隊長指示負責辦理吳冠進賭博案扣案贓證物送交屏東地檢署入庫，於所載時間，自東港分局證物室取出該案之贓證物至屏東地檢署贓物庫辦理入庫事宜，而持有職務上保管之扣案贓證物款，於辦理過程中，趁機自扣案贓款中抽取17,000元放入其隨身背包內侵占入己，就上訴人確依上級職務命令及相關法律規定，受分派處理該賭博案贓證物之入庫事宜，屬其職務權限範圍，悉依調查所得證據於理由內詳加析論，所為已該當貪污治罪條例之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罪構成要件等情之理由綦詳，且敘明上訴人係因執行上載入庫職務而持有扣案之贓款現金，就該贓款自具有實際支配管領力，且係依屏東地檢署規定之贓證物款入庫程序辦理，持往指定之國庫代收櫃臺繳入國庫，再繳回收據予贓物庫留存，以地檢署贓物庫非贓證物款入庫處，僅開立、收取贓證物款收據，參酌李奇霖同旨之供證，不生該贓款現金已移轉李奇霖持有，無礙上訴人在法律上及事實上持有地位之認定，所為屬侵占行為而非竊盜行為等旨，所為各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論以貪污治罪條例之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罪，洵無違誤。至所指他案判決，原判決並已敘明依所認定之事實，涉案員警均非證物室之管理人或承辦員警，不具職務上持有之地位，尚難比附援引之理由等旨，於法核無不合，無上訴意旨所指適用法則不當、理由欠備之違失。五、刑事法律所謂自首減刑，係指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之前，向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坦承犯行，並接受法院之裁判而言。而所謂發覺，並非以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祇須對犯人之嫌疑，客觀上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者，即足當之。上訴人雖於原審主張符合自首之要件，惟原判決依調查所得，已依憑林秀欽、楊崇瑋、李明崇、林琨閔、蘇文宏、邱世昌之證言、東港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款日結單、贓物款收據等相關證據資料，說明上訴人坦承犯行前，東港分局督察組已經調卷、約詢賭客林秀欽、警員林琨閔、楊崇瑋、林東憲、李明崇、行員邱世昌及上訴人等，並過濾證物室大部分之監視器錄影畫面，逐步查證排除其他同仁涉案、國庫無溢收及監視器錄影畫面未發現有人接觸該賭資現金等各情後，以上訴人為證物室保管人，受分派負責辦理該案贓證物入庫而保管、經手該筆賭資，林琨閔僅同行未接觸該筆賭資，合理懷疑上訴人涉嫌本案，而2次調查詢問上訴人，自已發覺上訴人犯罪之嫌疑，不因未達確知無誤程度，即謂尚未發覺，乃認上訴人僅係自白而不符自首規定要件，無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1項前段減免其刑規定適用等情甚詳，經核尚無不合。上訴意旨猶執案情不同之他案判決而為指摘，尚有誤解，同非適法上訴第三審理由。六、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無非係對原判決已說明之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憑持己見，任意指為違法，且重為事實之爭執，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應認其之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段景榕法　官洪兆隆法　官許辰舟 . 法　官何俏美法　官汪梅芬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君憲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2024-10-30

TPSM-113-台上-3961-20241030-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訴字第751號上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葉俊廷選任辯護人吳建勛律師梁宗憲律師孫安妮律師上列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前經限制出境、出海，本院裁定如下：主文甲○○自民國壹佰壹拾參年拾月貳拾柒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理由一、按「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必要時檢察官或法官得逕行限制出境、出海。但所犯係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不得逕行限制之：一、無一定之住、居所者。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者。三、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8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5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逾10年」，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93條之 3第2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二、經查：㈠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前經原審於民國111年9月29日訊問後，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且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基於一般人趨吉避凶、不甘受罰之人性，為規避審判程序之進行及刑罰之執行而逃匿的可能性亦隨之增加，有相當理由認為被告有逃亡之虞，並審酌被告之經濟能力、於本案之犯罪情節、次數、罪刑輕重及對社會秩序、公共利益所生潛在危害等情，諭知被告提出新臺幣10萬元保證金後，免予羈押，並限制住居於屏東縣○○鄉○○路000號，及限制出境、出海8月。嗣經具保人提出10萬元保證金後，原審乃函知內政部移民署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被告自111年9月29日起至112年5月28日止應予限制出境、出海」；嗣於112年5月4日裁定被告自112年5月2 9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復於113年1月10日裁定被告自113年1月29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在案（原審訴一卷第45、225至227頁，原審訴二卷第41至43頁）。㈡原審於113年7月29日為被告部分有罪、部分無罪之判決後，被告及檢察官均提起上訴，並於113年9月27日繫屬本院，茲因原審對被告所為上開限制出境、出海期間即將於113年9月 28日屆滿，所餘限制期間未滿1月，本院乃依刑事訴訟法第9 3條之3第5項規定延長限制出境、出海期間1月，至113年10 月26日止，並函知內政部移民署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本院卷第85頁）。　㈢鑒於被告上開限制出境、出海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於113年 10月21日準備程序訊問後，被告雖仍否認有本件販賣第二級毒品等犯行，然審酌卷內已有相關監聽譯文可供佐證，自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案情之必要，是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仍屬重大。又被告所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可預期未來可能面臨高度刑期，且重罪本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而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亦為基本人性，則被告將來遭遇刑罰時，非無畏罪逃亡而逃避刑罰執行之可能，是有相當理由足認其有逃亡之虞，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 2款之事由。另為確保本案日後審理或執行之順利進行，基於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之公益考量、被告居住及遷徙自由權受限制之程度，考量本件犯罪情節，就目的與手段依比例原則加以權衡，經給予被告暨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後（按：被告表示無意見，其最近沒有出國打算等語；辯護人則表示被告並無延長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本院卷第125頁】），認依目前訴訟進度（按：本院於113年10月21日進行準備程序後，已定於同年12月12日審理），仍有繼續對被告施以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裁定被告應自113 年10月27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第93條之3第2 項後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官唐照明　　　　　　　　　　　　　　　　　　　法官蔡書瑜　　　　　　　　　　　　　　　　　　　法官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梁美姿

2024-10-22

KSHM-113-上訴-751-20241022-1

家聲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給付扶養費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字第50號聲請人乙○○ 住○○市○鎮區○○○路000○000號12 非訟代理人黃笠豪律師（法扶）相對人甲○○ 非訟代理人吳建勛律師梁宗憲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主文聲請駁回。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理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子，兩造有直系血親關係，聲請人因中風後四肢無法行動，語言能力亦顯著降低，現已係不能自行維持生活且無謀生能力之人至明，相對人既為聲請人之母，為先順序法定扶養義務人，對不能維持生活且無謀生能力之聲請人自應負有法定扶養之義務，為此依民法第1114條第1項規定，請求相對人按月給付扶養費新臺幣（下同）2萬3,200元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扶養費2萬 3,200元。前開給付每遲誤1期履行，其後之12期視為亦已到期。二、相對人則以：兩造並無親子關係存在，業經兩造前往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下稱高雄長庚醫院）鑑定在案，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按月給付扶養費，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三、左列親屬，互負扶養義務：直系血親相互間。夫妻之一方，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其相互間。兄弟姊妹相互間。家長家屬相互間。又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時，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直系血親卑親屬。直系血親尊親屬。 家長。兄弟姊妹。家屬。子婦、女婿。夫妻之父母；同係直系尊親屬或直系卑親屬者，以親等近者為先；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4條、第1115條、第1117條分別定有明文。四、經查，聲請人主張兩造為直系血親關係一節，固經其提出戶籍謄本供參（本院卷第17、19頁），惟相對人抗辯兩造間並無親子血緣關係乙事，業據提出高雄長庚醫院親子鑑定報告為憑（本院卷第179頁），本院細繹該報告明載「排除甲○○ 是乙○○的親生母親」等語明確，自堪信採，是揆諸前開規定，本件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即屬無據，應予駁回。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家事第三庭法官陳奕帆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書記官張淑美

2024-10-17

KSYV-113-家聲-50-20241017-1

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訴字第10號上訴人即被告張美娜民國00年00月00日生選任辯護人吳建勛律師梁宗憲律師戴見草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原選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0日第一審判決所處之刑（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104號、112年度選偵字第3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張美娜之科刑部分撤銷。張美娜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二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及於緩刑期間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小時之義務勞務，並接受法治教育課程伍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褫奪公權參年。理由壹、程序事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本件業據上訴人即被告張美娜（下稱被告）明示僅針對第一審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57頁），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其餘則非本案審理範圍。貳、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與本院量刑審酌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承認犯罪，請法院給伊一次機會、從輕量刑；辯護人則以被告上訴後已坦認犯罪並深感悔悟，請考量其係聽聞有人賄選，又對同案被告楊惠麗所居住村莊不熟悉，為使配偶能夠當選、一時失慮而實施本案賄選犯行，但主觀上僅基於不確定故意且行賄金額總數僅有新台幣（下同）3萬元，相較所屬選區整體投票數而言規模甚微，倘量處投票行賄罪最低刑度仍屬過重，請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同時考量被告先前未有犯罪紀錄，現時亦有失眠、憂鬱、焦慮等症狀須持續就醫等情，併予宣告附條件緩等語為其辯護。　二、本院撤銷改判暨量刑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所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交付賄賂罪事證明確（其中預備交付賄賂之舉應為交付賄賂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且多數交付賄賂罪因侵害同一國家法益而依接續犯論以一罪）予以科刑，固屬卓見，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規定甚明；又該條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 57條所列舉之十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投票行賄罪之規範目的雖係維護民主制度暨選舉公平性，並以特別刑法設定較高法定刑，但未能詳予區分同類犯行對於本罪保護法益侵害程度或有差異，苟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輕重、概以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度自由刑相繩，法院將難以具體考量行為人違法行為危害程度，對違法情節輕微之個案不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當，可能構成顯然過苛之處罰而無從兼顧實質正義。是審酌被告因思慮未周以致誤罹刑章，雖有不當，但其（預備）行賄規模相較整體選區而言尚屬輕微，是依被告此一犯行客觀不法程度暨主觀犯意綜合觀察，本院乃認倘科以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3年）仍嫌過重，顯有可堪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從而原審未及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容有未洽，是被告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當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其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刑罰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刑事審判之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分配之正義，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自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法律感情，而行為人犯罪後悔悟程度，是否與被害人（告訴）人達成和解，及其後能否確實履行和解條件以彌補被害（告訴）人所受損害，均攸關個案量刑審酌，且此等事由性質上俱係案發後所生，亦可能隨案件進行狀態有所變動，法院應本諸各審級言詞辯論終結前實際狀況妥為斟酌，方屬允恰。本院考量被告提起上訴後改以坦認犯行不諱，雖無由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相關自白減刑規定，仍足見犯後態度與原審考量情狀已有不同；另參酌原審判決所載各項量刑因子，因而改判處有期徒刑2年，以資懲儆。　　㈢其次，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綜合考量，並就審酌所得而為預測性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條件下撤銷緩刑（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查被告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又考量其上訴後坦認犯行、頗見悔意，諒經此偵審程序理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再參酌被告現時罹有失眠、憂鬱、焦慮等症狀須持續就醫，有屏安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67頁），本院乃認前揭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如主文第2項所示緩刑期間。又衡酌被告本件犯行漠視國家公平選舉之重要性，為促使其知曉尊重法治之觀念，乃認除前開緩刑宣告外，尚有賦予一定負擔之必要，遂併依同條第2項第4款諭知應於本判決確定後2年內向公庫支付30萬元，及同條項第5、8款規定命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同項主文所示義務勞務時數暨接受法治教育場次，復依第 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啟自新。至倘被告未履行前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所宣告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另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撤銷本件緩刑宣告，併予敘明。　　㈣此外，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同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因該條項並未對褫奪公權期間有所規範，遂應回歸適用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為1年以上10年以下。查被告所犯交付賄賂罪部分既經原審判決有罪並由本院撤銷改判處有期徒刑2年如前，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規定考量上述犯罪情節暨所生危害程度，宣告褫奪公權期間如主文第2項所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蕭惠予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孫啓強法官莊珮吟法官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書記官鄭伊芸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2項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0-09

KSHM-113-選上訴-10-20241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