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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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致死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220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程梓峻公設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唐禎琪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 年度審交訴字第67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684號、第58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程梓峻緩刑伍年，並應依附件所載之給付方式支付損害賠償。　　事實及理由一、審理範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經查，本件檢察官及被告程梓峻（下稱被告）僅對原審判決關於量刑提起上訴（本院卷第75、92至93頁）；依上開規定，本院就被告以經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論罪為基礎，僅就原審判決之量刑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二、上訴意旨略以： (一)檢察官依被害人簡子倫（下稱被害人）家屬請求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判決時被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本審時已經與告訴人和解，如被告有依照和解條件履行，請參考告訴人意見，給予附條件緩刑之宣告等語（本院卷第99頁）。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配偶在今年6月15日癌症過世，留下4名年幼子女需要照顧，現暫住表姐家，表姊身體不好，年後無法幫忙照顧，被告無前科，已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告訴人已同意給予緩刑，諭知緩刑不但可以保障告訴人之權利，對被告更有約束力，請求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自新的機會等語（本院卷第19、75、92、98至99頁）。三、刑事減輕事由（即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適用之說明）：　　本件係報案人或勤指中心轉來資料未報明肇事人姓名，處理人員前往現場處理，被告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此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記錄表在卷可稽（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相字第699號相驗卷，下稱相卷，第55頁），是被告於有偵查權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中壢交通中隊警員發覺前開犯行之犯罪人前，自行向現場處理警員申告上開犯行，嗣並接受審判，符合自首之規定，爰依刑法第 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四、維持原判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審酌被告駕車參與道路交通，本應謹慎小心以維自身及他人之生命身體安全，且應注意駕駛車輛行經劃有「停」標字之無號誌交岔路口，支線車道應暫停讓幹線車道先行，竟疏漏及此，肇致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令被害人因此死亡，亦對被害人家屬造成無法彌補之傷痛，其犯罪情節難謂輕微；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其本件違反注意義務之情節核屬肇事主因、被害人則為肇事次因乙情，並考量被告自陳父母、配偶已過世、有4個小孩要照顧、目前是表姊幫忙照顧小孩、以打零工養4個小孩、小孩最大的小五、最小的大班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7 月。經核原判決量刑應屬妥適，至被告於本院固已與被害人家屬成立和解(詳如後述)，然直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仍有相當金額之餘款尚未給付完畢，在本案衡酌已給予被告緩刑之寬典(詳如後述)及「修復式司法」理念之實現，在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與確保告訴人損害彌補之法益衡平之前提下，認原審量處之有期徒刑7月，尚稱妥適。 (二)檢察官依被害人家屬請求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云云，暨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云云，惟按法院為刑罰裁量時，除應遵守平等原則、保障人權之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以及刑法所規定之責任原則，與各種有關實現刑罰目的與刑事政策之規範外，更必須依據犯罪行為人之個別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之嚴重程度，以及行為人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等因素，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間尋求平衡，而為適當之裁量。而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如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909號判決參照）。被告所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法定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罰金之罪，被告本案符合自首要件，再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另原審已審酌被告駕車參與道路交通未注意駕駛車輛行經劃有「停」標字之無號誌交岔路口，支線車道應暫停讓幹線車道先行而肇事，致被害人傷重不治死亡，使被害人家屬遭受難以回復，無法彌補之傷痛，兼衡被告為肇事主因、被害人則為肇事次因，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和解之情形及被告自陳配偶過世、需扶養4名幼子等節，顯已就檢察官與被告上訴意旨所指各節予以衡酌；再參以本案為過失偶發之事故，被告非故意犯重罪之十惡不赦者，再考量被告之素行、教育程度、現職收入及其自陳為低收入戶等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原審量處上開刑責，自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並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顧及被告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輕或有所失出之裁量權濫用，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縱與檢察官或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原審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是以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不當，均非有理，應予駁回。五、緩刑之說明：　　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卷第21頁），其因一時輕忽，致罹刑典，於上訴後，已與被害人家屬以400萬元達成和解（給付方式詳附件），有本院和解筆錄可按（本院卷第85至86 頁），告訴人即被害人之兄簡勢蒼並表示：同意給予被告緩刑並附今日和解條件之自新機會，希望被告依約賠償等語（本院卷第79頁），堪認被告確有顯現思過及填補被害人家屬損失之誠意，經此偵查、審判及刑罰宣告之教訓，應知所警惕，本院認其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且配合被告與被害人家屬和解分期賠償之情況（詳如附件），保障被害人家屬分期獲償之權益，宣告緩刑5年，以啟自新。又本院為督促被告能依如附件所載給付方式確實履行，以兼顧被害人家屬之權益，爰併依刑法第 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諭知被告應依如附件所載內容履行，列為緩刑之條件，命被告應依附件之給付方式，向被害人家屬支付，直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倘被告不履行，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附此說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孫瑋彤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美華提起上訴，檢察官許恭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邱瓊瑩　　　　　　　　　　　　　　　　　　　法　官　劉兆菊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崴瀚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附件：被告程梓峻願給付郭彩麗、簡勢翰、簡勢蒼共新臺幣（下同）肆佰萬元（不含強制險理賠），給付方式為於民國114年7月20日前給付新臺幣貳佰萬元，餘款貳佰萬元自114年2月20日起至122年5月20日止，於每月20日前各給付新臺幣貳萬元，如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由被告程梓峻匯入郭彩麗、簡勢翰、簡勢蒼指定之帳戶。

2025-01-22

TPHM-113-交上訴-220-20250122-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089號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郭騰月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哲宇　　　　　　　　　　　　　　　　　　　　　選任辯護人　王奕仁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75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10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李哲宇之罪刑（不含沒收）部分撤銷。李哲宇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一項之洗錢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其他上訴（沒收部分）駁回。事實一、李哲宇依其智識程度與社會生活經驗，應可知現今金融機構林立、便利、安全，可以臨櫃辦理轉帳或使用自動櫃員機、網路銀行等方式進行存款、轉帳等，無須以爭議性大、安全性堪憂之現金交付方式為之，且依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指示，至指定地點拿取現金後，再轉交予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即可獲得報酬等方式，顯與正常交易、正當工作等行為迥異，而與財產犯罪有密切關聯，並有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可能，於民國112年5月11日某時許，經由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上所刊登買賣虛擬貨幣之工作廣告，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郭哥」之人（無證據顯示為少年）聯繫，經「郭哥」告以工作內容為向購買虛擬貨幣之買家收取款項或出售虛擬貨幣予賣家，即可獲得每單新臺幣（下同）400元至500元不等之報酬，其於斯時應可預見該工作內容可能與前開財產犯罪有關，然為貪圖上開報酬，竟以此等事實之發生均不違背其本意，與「郭哥」共同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由「郭哥」所屬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對黃華隆施以假買賣虛擬貨幣投資之詐術，致其陷於錯誤，遂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透過通訊軟體LINE聯絡，約定於112年5月12日下午1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號統一超商海神門市內，欲以20萬元之價格購買USDT（中文「泰達幣」，下稱泰達幣）6,386顆，黃華隆於112年5月12日前往臺灣銀行臺北港分行欲提領20萬元款項時遭銀行人員勸阻，經該行行員報警處理，黃華隆仍前往附近銀行提領20萬元等候面交。另李哲宇經「郭哥」指示，先於112年5月11日晚間10時至11時許，前往在臺北市重慶北路某巷內，向其拿取工作機IPHONE 8手機1支（IMEI碼：000 000000000000號）及30萬元現金，供「郭哥」日後與之聯繫及向賣家購買虛擬貨幣所用，李哲宇於翌（12）日中午12時 12分許，接獲「郭哥」指示，於同日下午1時10分許，前往上開統一超商海神門市內與黃華隆見面交易，正替黃華隆草擬買幣合約時，旋即為現場埋伏員警當場查獲而未遂，並扣得如附表所示上開工作手機1支及30萬元現金。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壹、證據能力方面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件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下同）李哲宇及其辯護人，就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卷第71至 73、149至151頁），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聲明異議，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均適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規定，均有證據能力。二、又本件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自「郭哥」處拿取前開工作機、30萬元，並依其指示於上揭時、地，欲向被害人黃華隆收取20萬元，正替被害人草擬買幣合約時，為警查獲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辯稱：我在被抓的前一天晚上，我跟「郭哥」在臺北市重慶北路的公園見面，我的雙證件還有手機都被他拿走，因為「郭哥」說他給我30萬元，怕我跑掉，他說是30萬元要買虛擬貨幣用的；我被抓的當下客人在簽虛擬貨幣合約書，警察就進來直接把我帶走，虛擬貨幣合約書是當天拿到的，內容是客人要自己寫得，上面沒有賣方的名稱，只有買方的名稱，為何會這樣我沒有問；本件是不是正當的工作，當下我沒有想；我當時在南部做水泥，事發那段時間都在下雨比較沒有工作，就想兼差；我從頭到尾只有接觸「郭哥」，且我看到臉書上面就是寫買賣虛擬貨幣，我只是單純買賣虛擬貨幣，否認有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犯行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5月11日在臉書上見買賣虛擬貨幣之工作廣告後，即與「郭哥」聯繫，在臺北市某區重慶北路某巷內應徵，並由「郭哥」交付工作機及30萬元給被告，雙方約定報酬為每單400元至500元；另被害人與詐欺集團不詳成員約定於11 2年5月12日在上開統一超商海神門市內，欲以20萬元之價格購買泰達幣6386顆後，即前往臺灣銀行臺北港分行欲提領20 萬元款項遭銀行人員勸阻，被害人仍前往附近銀行提領20萬元等候面交，被告則於同日中午12時12分許，接獲「郭哥」指示，於當日下午1時10分許前往上開門市內與被害人碰面交易，正替被害人草擬買幣合約時，旋為現場埋伏員警查獲，並扣得上開工作手機1支及30萬元現金等情，業據被告於警偵訊、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供述在卷，且經證人即被害人於警詢時及本院審理時證述屬實，並有被告與「郭哥」之LINE對話紀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即扣案IPHONE手機1具及現金30萬元）等在卷可稽。故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二)告訴人係遭詐騙而提領金錢欲交付被告用以購買泰達幣乙節：　1.證人即被害人於警詢、本院審理時證稱：❶我於110年間加入一個介紹泰達幣的LINE群組，我在該群組了解很久後，決定於112年5月11日要購買泰達幣，並與對方聯繫，對方告知我「KYC」認證，請我拍攝身分證正反面，並拿身分證拍照，再填寫一些基本資料，經過對方確認後，對方表示同意我可以參加購買，我表示要買20萬元泰達幣，對方表示只能面交，不可以匯款，並跟我約定於112年5月12日至新北市○○區○○ 路○段0號海神門市面交。我前往臺北港内臺灣銀行（欲）提領20萬元，櫃台人員覺得有異，當場聯繫警察到場勸我，但我依然要提領；之後我接到八里派出所的電話，我跟警方表明要面交的時間，警方就請我配合，於112年5月12日下午1 時許在上開門市面交，警方於同日下午1時10分將對方（被告）逮捕，我才確定這就是詐騙；跟我聯繫的人表明會請業務人員和我碰面拿錢，對方說我錢給業務人員後，泰達幣就會出現在APP平台裡；我加入LINE群組名稱為「金股發財商學院」，當天我在派出所的時候，對方就將我踢出群組了（偵14100卷第19至21頁）；❷（你在112年5月12日去八里分駐所說你拿20萬元去的那次是否也是一樣的事情？）也是詐欺案；（在八里這件你當時說有加入一個群組，那個群組加入是要做什麼？）介紹去買泰達幣，做聯絡事項用的；對方沒有告訴我泰達幣要如何投資，也沒有告訴我要如何買進賣出，我也沒有在交易所開立泰達幣的帳戶；事發當天我要去買泰達幣的時候，除了帶錢以外，沒有帶其他東西去；（你買進之後打算怎麼賣掉？）群組裡面有一個老師，他說賣了以後會幫我操作。我不知道買的是哪一種泰達幣；被告是要來收錢，只不過當時跟警察講好，如果收錢的人要來就事先通知、約在超商，警察也在現場等著；（你當天在八里分駐所做完筆錄之後，是否還能回到該群組？）對方就關掉了；（手機內是否還能看到當時的對話訊息？）沒有了。（當時在超商裡面被告有無拿合約書給你簽？）還沒有寫；（被告是否有拿出來？）印象中好像還沒拿出來。（你是否有看到合約書？）還沒有開始寫。（如果你要買幣，你是否會等到交易幣址收到幣之後才會給現金給賣幣的人？你是否會確定收到幣之後才會給錢？）那時人家說要來跟我收錢我就說好，中間有什麼程序我不是那麼明白。（群組是在講什麼事情？）說老師去投資多少又賺多少，我看了幾次以後相信那個是可以賺到錢的。（你在警局稱你的錢給業務人員之後，泰達幣就會出現在APP平台裡面，是哪個APP平台？）沒有後面這個平台的過程，沒有做過這種動作，只是有這樣講。我不記得，因為根本沒有做。（是否為幣安交易所平台？）我不清楚，沒印象。（請求提示偵卷第43頁，你交易的幣址是怎麼來的？）不知道，我今天第一次看到。我沒有傳過相關訊息給當時要下單的LINE交易對象。（112年5月12日是否你第一次交易泰達幣？）是。以前沒有做過，也沒有無跟該集團的人投資過，只有在LINE群組每天看他們在講些什麼東西。（你為何會去投資泰達幣？）因為我當時看到那個老師很有錢，去買泰達幣交易一次就可以賺到1000萬；我當時不知道怎麼操作泰達幣的交易。（假設你有給錢，你如何拿到泰達幣？）不知道，對方沒有講。（依照你當時在警局的筆錄，你決定要買泰達幣跟對方聯繫，對方告知你要做KYC認證。K YC認證是何意？）就是Know Your Customer，要清楚交易對象的資料，所以有一套很複雜的，像我在網路上Pi幣的群組，經過5年都還沒有通過。（你如何認為這是詐騙？）是因為我在臺灣銀行要提款的時候，臺灣銀行的行員跟警察同仁都認為那是詐騙，叫我不要買，我說我一定要買，我已經答應人家，我說那怎麼辦，如果不買錢要還給我，我的存款我怎麼不能提，一共來了10幾個人圍住我一個一個講，說這是詐騙，我說好了那我就不買了，但是我當時內心還是想買，後來我還是到我上班的中油大樓裡面的忠孝簡易型分行提款。（後來為何還是有警察來？）警察說如果要交易要通知他們，我就通知他們。（你後來有無試著聯繫群組裡面的人？）沒有，我的部分都把我關掉了，聯繫不到等語（偵14100 卷第19至21頁，本院卷第158至167頁）。　2.觀諸被害人上開證述：對方表示泰達幣交易只能面交，不可以匯款；當天其在派出所時，對方就將其踢出群組了，其無法與群組的人聯繫；對方說其將錢交給業務人員後，泰達幣就會出現在APP平台裡，但沒有後面APP平台的過程，沒有做過這種動作，只是有這樣講；其不清楚，也沒有印象是否為幣安交易所平台；偵卷第43頁手機畫面顯示的交易幣址，其不知道是怎麼來的，其沒有傳過相關訊息給當時要下單的LI NE交易對象；其當時不知道怎麼操作泰達幣的交易，也不知道如何拿到泰達幣，對方沒有講等各情，顯見被害人是否知悉虛擬貨幣之運作方式、有無能力從事虛擬貨幣買賣、確認交易完成等事宜，均非無疑，且依被告供述：虛擬貨幣合約書是當天拿到的，內容是客人要自己寫的，上面沒有賣方的名稱，只有買方的名稱，為何會這樣我沒有問，我在臉書上面看到廣告就是寫買賣虛擬貨幣，並沒有寫是什麼公司等語，並參以被害人事發後在警詢時即被退群組，且被告供承被查獲後亦無法再與指示其向被害人收款之「郭哥」聯繫等情，俱徵被告及對被害人聯繫之詐欺集團成員，與被害人接洽、交易及事後斷絕聯繫之過程，顯非一般正常、正當從事虛擬貨幣交易之人會有之舉止，足認被害人所述為真，其遭詐騙而提領金錢欲交付被告用以購買泰達幣之事實，自堪認定。辯護人辯護稱：本件僅有被害人指訴被告係詐騙行為，並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佐證被害人受到詐騙乙節，依上開說明，並無足採。 (三)被告有共同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1.被告於❶警詢時供稱：我於112年5月11日早上，在臉書上的廣告認識「郭哥」，當日晚間10時、11時許，在臺北市重慶北路巷子裡跟「郭哥」碰面，他說要講工作上面的事情，工作內容是他會將單（購買金額、名字等）用LINE傳給我，我再依單上的住址前往簽合約，等客人收到幣後，我再跟對方收錢。「郭哥」說每做一單會付我400元，一個月結一次，「郭哥」沒有先說錢要如何交給他，是等我收到錢後，再通知他，才會再告知我。扣案的30萬元是「郭哥」給我的，他說我們做買賣幣的，有時候客人也會賣我們幣，需要錢買幣，工作機也是「郭哥」交給我的（偵14100卷第14至16頁）。❷偵查時供稱：我昨天（112年5月11日）在臉書有看到工作廣告，工作內容是虛擬貨幣，我點進去後有看到電話，打去聯絡後，對方只說做虛擬貨幣，電話只講一下下，之後對方說有興趣就上來臺北找他，我到車站就打電話給對方，他就叫我到臺北市重慶北路附近的一個巷子，我們碰面後，對方自稱「郭哥」，說如果有興趣的話，就跟我講工作内容，我說可以做做看，「郭哥」說工作是買賣虛擬貨幣，每天會有單，要我去指定地點跟客人先打合約，寫完合約後回報「郭哥」，回報完後，「郭哥」會把虛擬貨幣打到客人電子錢包内，等客人收到貨幣後，客人會給我現金，我清點現金後，再回報「郭哥」。「郭哥」給我一個包包，裡面有手機、合約及現金30萬元，「郭哥」說30萬是要跟客人買賣幣，一單要給我400元到500元（偵14100卷第87至91頁）。❸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於112年5月11日上午某時許，跟「郭哥」聯繫，「郭哥」有給我1支手機，手機內有「郭哥」使用的暱稱「郭總」LINE帳號；我當時在臉書上看到工作內容是買賣虛擬貨幣，「郭哥」說報酬不錯，每單是400元到500元，報酬是月結，「郭哥」在隔天傳要買虛擬貨幣的客人單子到工作機，叫我要跟客人碰面、簽署合約買賣虛擬貨幣，我就依照「郭哥」給的時間跟地點到現場。我於111年5月11日跟「郭哥」在臺北市重慶北路的1條巷子裡見面，即應徵地點，沒有公司名稱，也沒有講到勞健保，我跟「郭哥」聯繫方式就是工作機內裝的LINE，「郭哥」有問我之前做什麼工作，我說之前在南部做水泥，他問我之前有無業務的經驗，我說沒有，他說可以試試看，「郭哥」說交易完成收到錢，打電話給他，「郭哥」就會跟我約地點來收（訴字卷第30至31 頁）。❹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供述：虛擬貨幣合約書是當天拿到的，內容是客人要自己寫的，上面沒有賣方的名稱，只有買方的名稱，為何會這樣我沒有問，我在臉書上面看到廣告就是寫買賣虛擬貨幣，並沒有寫是什麼公司（本院卷第 70頁）；我在本案112年5月12日向被害人黃華隆收款20萬元的前一天到花蓮去收錢，也是去買賣虛擬貨幣（下稱前案）；前案去花蓮及本案是不一樣的人指示我收錢，不是同一個集團，因為前案的交易過程很像在做不好的事情，後續我覺得不行，對方叫我把錢放在車子的後車廂，我覺得怪怪的，我就換別間應徵；（二個都是一樣在做買賣虛擬貨幣？）後面（指本案）講的跟前案的（交易）方式不一樣，本案是「郭哥」會來跟我收錢，其他寫合約都一樣；本案後來我就被抓了，也連繫不到郭哥了（本院卷第153至155頁）等語。　2.被告從未主張「郭哥」有提出任何向上游購買虛擬貨幣之交易紀錄或進出虛擬貨幣交易平台之紀錄，已難認「郭哥」確為幣商，而依被告上開所述，其與「郭哥」僅能透過LINE聯繫，不知「郭哥」有無隸屬公司或其公司名稱，亦不知「郭哥」之真實姓名與年籍資料，應徵地點係在臺北市重慶北路某巷子，與一般正常工作之應徵多係在公司內接受主管應徵之程序不同，且「郭哥」所欲應徵對象為「業務」人員，經被告告以並無從事業務經驗後，「郭哥」亦未就與工作相關之錄取條件詢問之，亦與一般正當職業應徵過程之常情顯然有別。又被告僅需負責向客人拿取款項後，即可獲取報酬，拿取款項後，需回報「郭哥」後將款項交付，若「郭哥」確實從事買賣虛擬貨幣之正當工作，其大可自行向客人收取交易款項或由客人以匯款、轉帳方式支付價款，何須再耗費成本聘請一位素昧平生、毫無信賴關係之人到各處向客人收取虛擬貨幣款項，是如此隱晦且不符常情之取款、交款方式，亦足使人懷疑「郭哥」所從事之事應屬不法，始需以如此迂迴且隱密之方式進行。復以被告僅係代不詳之人收取、轉交款項即可從中領得每單400元至500元之報酬，更不合常理。再者，審酌現今詐騙集團利用虛擬貨幣遂行犯罪情形日趨嚴重，亦為報章媒體多次報導，被告自陳高職肄業，先前擔任水泥工等情（訴字卷第60頁），可認其為具有相當智識程度、社會經驗之人，對上開詐術手段自難諉為不知，且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其於112年5月11日在花蓮縣向前案被害人賴俊隆收款，進行虛擬貨幣交易過程，很像在做不好的事情，後來其覺得不行，對方叫其把錢放在車子的後車廂，其覺得怪怪的，就換別間應徵等語，顯見被告於前案虛擬貨幣交易收款時，已懷疑其前案所從事非一般正當之虛擬貨幣交易，則被告對於本案工作之應徵方式、工作內容之違常性自應已有所認識，以其智識程度、社會經驗及前從事非一般正當之虛擬貨幣交易的過程，應已辨認出本案工作具有違法之可能性，當有預見其依指示所欲領取及轉交之款項可能為詐欺等不法所得，綜上足認被告主觀上有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3.至被告供述「郭哥」交付30萬元給我時，怕我把錢拿走，所以才把我的手機跟身分證都拿走等語（訴字卷第31頁，本院卷第70頁），係因「郭哥」交付30萬元現金給被告，而以被告之證件作為擔保質押之用，尚難因此即認「郭哥」係從事正當虛擬貨幣交易之人，而認被告無預見其依指示所欲領取及轉交之款項可能為詐欺等不法所得之情，被告此部分所辯，尚難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四)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3條第2款之規定，掩飾或隱匿刑法第339條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即構成洗錢行為。又洗錢之前置犯罪完成，取得財產後所為隱匿或掩飾該財產的真實性質、來源、所在地、處置、轉移、相關的權利或所有權之行為，固為典型洗錢行為無疑，然於犯罪人為前置犯罪時，即提供帳戶供犯罪人作為取得犯罪所得之人頭帳戶，或於其後交付犯罪所得款項製造金流斷點，致無法查得犯罪所得流向等，均會產生掩飾或隱匿該犯罪不法所得真正去向之洗錢效果。亦即，從犯罪者之角度觀察，犯罪行為人為避免犯行遭查獲，會盡全力滅證，但對於犯罪之成果即犯罪所得，反而會盡全力維護，顯見洗錢犯罪本質上本無從確知犯罪行為之存在，僅為合理限制洗錢犯罪之處罰，乃以不法金流與特定犯罪有連結為必要。是以，依犯罪行為人取得該不法金流之方式，已明顯與洗錢防制規定相悖，有意規避洗錢防制規定，為落實洗錢防制，避免不法金流流動，自不以提供帳戶為限，亦包括取得款項後，將款項交予犯罪組織之其他成員，致無法或難以追查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結果。本次修法既於立法理由中明示掩飾不法所得去向之行為亦構成洗錢，則以匯款或交付現金等方式，致產生掩飾或隱匿不法犯罪所得真正去向之行為，亦屬（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所規範之洗錢類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判決參照）。查本件依上開所述事證，被害人遭詐而欲交付被告之款項，該款項即為本案詐欺集團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而取得，自屬特定犯罪之所得，且由擔任「車手」之被告，依「郭哥」指示前往收款，若被告確實收取款項後，再交付予「郭哥」，而被告自陳僅見過「郭哥」1次，除以LINE與「郭哥」聯繫外並無任何聯絡方式，被告亦不知其確實轉交款項其後之流向，如此取款、交款方式，顯係以迂迴且隱密之方式進行；復依被害人上開證述，可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對被害人實施詐欺，並由被告依「郭哥」之指示前往指定地點向被告收取詐欺贓款，即已開始共同犯罪計畫中，關於去化特定犯罪所得資金之不法原因聯結行為，就其資金流動軌跡而言，在後續之因果歷程中，亦可實現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效果，應認被告、「郭哥」等人所為，已著手洗錢行為，惟因被害人於112年5月12日前往臺灣銀行臺北港分行欲提領20萬元款項遭銀行人員勸阻，被害人仍前往附近銀行提領20萬元等候面交，嗣被告於同日接獲「郭哥」指示後，前往上開門市內與被害人碰面交易，正替被害人草擬買幣合約時，旋為現場埋伏之員警查獲，致未生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結果，此時應論以一般洗錢罪之未遂犯。從而，被告辯稱：我只是單純買賣虛擬貨幣，否認有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犯行等語，暨辯護人辯護稱：被告經「郭哥」所告知之交易過程係被告請客戶填寫交易合約書並確認交易現金，待客戶填寫上開交易合約書完畢後，被告會向「郭哥」表示合約已簽署完備，再由「郭哥」移轉等值之虛擬貨幣至客戶之虛擬貨幣電子錢包，待客戶確認其虛擬貨幣電子錢包確實有收到等值之虛擬貨幣後，被告始將等值之現金帶離現場交予「郭哥」；反之，倘客戶要賣虚幣貨幣，被告會待客戶已移轉等值之虛擬貨幣至「郭哥」之電子錢包後，亦會交付等值之現金予客戶，由此觀之，被告僅係從事虛擬貨幣買賣交易之人員，本案實無涉詐欺及洗錢行為等節，核皆與卷存證據資料所印證之客觀事實不符，均非足採。 (五)綜上所述，被告確實有事實欄所載詐欺取財未遂、一般洗錢未遂等犯行，本案事證明確，其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 (一)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2年6月14日、113年7月31日先後經修正公布，分別自112年6月16日、113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茲比較新舊法規定如下：　1.洗錢防制法第2條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修正公布，並於113 年8月2日生效。修正前該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法第2條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修正後之規定將洗錢之定義範圍擴張，而本案被告所為犯行無論適用修正前或修正後之規定，均該當該法所定之洗錢行為。 2.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移列至第19條第1項，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本件被告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適用修正前規定之法定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7年，適用修正後規定則為最重本刑有期徒刑5年，按諸刑法第35條第3項規定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且依最高法院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並非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並不受影響之見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6 2號判決），比較修正前後之一般洗錢罪論罪法條，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罪之最重本刑降低，較有利於被告。　3.有關自白減刑規定則於112年6月14日、113年7月31日均有修正。被告行為時法（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 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中間時法（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後第16條第2 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裁判時法（即113年7月31日修正後第23條 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依行為時法之規定，行為人僅需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即得減輕其刑；惟依中間時法及裁判時法之規定，行為人均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裁判時法復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符減刑規定。 4.綜上，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於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之有期徒刑上限（即5年），雖較修正前之規定（即7年）為輕，然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擴大洗錢行為之範圍，且依裁判時之同法第23條第3項規定，行為人除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滿足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始符減刑規定，顯較行為時法、中間時法嚴苛，而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 2條有關洗錢行為之範圍、第16條第2項有關自白減刑之規定，對行為人較為有利，經綜合比較之結果，中間時法及裁判時法對於被告並無較有利之情形，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2條、第14條、第16條第2項規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之詐欺取財未遂罪及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一般洗錢未遂罪。起訴書認被告詐欺部分所為係犯刑法第 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然被害人是透過通訊軟體與詐欺集團成員等人聯繫，並未實際接觸，不能證明為不同人別，且被告所述及工作機內所示與本案相關內容，可知其除與「郭哥」有見面聯絡之外，卷內並無證據顯示被告尚知悉或接觸「郭哥」以外其他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其對於實際上是否尚有第三人共犯本案，尚無所認知，是依卷存證據亦無從認定被告主觀上對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構成要件有所認識，自非得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罪名相繩，復經告知罪名與權利，保障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適用之。 (三)被告與「郭哥」就上開詐欺未遂及洗錢未遂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皆為共同正犯。 (四)被告所為詐欺取財未遂及洗錢未遂犯行，犯罪行為局部重合，應認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二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一般洗錢未遂罪論處。 (五)被告於著手實行洗錢行為，尚未得手即遭警方查獲而不遂，屬障礙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六)起訴書雖未論及洗錢未遂之犯罪事實，惟該部分與檢察官起訴並經本院認定有罪之詐欺取財未遂罪間，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業如上述，該漏未論及部分自為起訴效力所及，亦經原審及本院告知並予被告表示意見之機會，無礙被告之防禦權，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三、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起訴意旨雖認被告本件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然查本件依檢察官所舉事證，僅能認定被告依「郭哥」指示所欲領取及轉交之款項可能為詐欺等不法所得，被告主觀上就詐欺取財及洗錢之情有所預見，惟尚無事證足認被告尚知悉或接觸「郭哥」以外其他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亦無從認定被告主觀上對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構成要件有所認識等節，業經認定如前，從而本件亦無事證足認被告對參與詐欺或洗錢犯行之人係組織犯罪集團為之乙節有所認知，自難認有何參與組織犯罪之情事。綜上，被告之行為不該當參與犯罪組織罪，既不能證明上開被告此部分犯罪，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與上開經本院認定為有罪之犯行部分，屬想像競合裁判上之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四、撤銷改判（罪刑部分）之理由及科刑審酌事由： (一)原審以被告犯一般洗錢未遂（尚犯詐欺取財未遂）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科，固非無見。惟查：1.被告係基於不確定故意違犯詐欺取財未遂、洗錢未遂等行為，原判決事實欄載稱：「......竟以此等事實之發生均不違背其本意，與『郭哥』共同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原判決第1頁第30至31行），惟理由欄一㈡卻載敘「......是認被告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甚明。」（見原判決第 6頁第9至10行），即認被告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違犯詐欺取財未遂、洗錢未遂等行為，與上述事實認定，已有扞格，有事實理由矛盾之違誤。2.原審判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公布，原審未及比較適用，同有未恰。 (二)被告提起本件上訴否認犯詐欺取財未遂、洗錢未遂等犯行，及檢察官上訴主張被告主觀上知悉本件詐欺集團顯有3人以上之成員，應論處被告參與犯罪組織及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等罪，其等上訴不足採之理由，業據本院逐一論駁如前；且本件原判決既已審酌關於刑法第57條科刑之一切情狀，就被告前揭所為犯行，量處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2萬元，係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既未逾越法定刑度，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述其母親生病開刀，請求從輕量刑，暨檢察官上訴所執被告犯後否認犯罪及其犯行所生危害等科刑事由，業經原審審酌在案，並無漏未審酌以致量刑過輕或過重之情，是被告於本院審理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暨檢察官上訴主張原判決量刑過輕，違背罪刑相當、比例原則各情，固均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如前所指未洽之處，仍屬無可維持，仍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罪刑（不含沒收）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以正當方式賺取所需，僅為貪圖上開報酬，聽從「郭哥」指示向被害人取款，而參與詐欺、洗錢等犯行，致生侵害他人財產權之危害可能性，並審酌被告之素行（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件著手詐欺、洗錢金額為20萬元、被告擔任「車手」所參與之犯罪層級非高，相較於主要之籌劃者、主事者或實行詐騙者，其介入程度及犯罪情節尚屬有別，且本案因被害人領款時，經行員察覺有異，嗣被害人提領款項後配合警方查緝被告，始未能得逞，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暨其自承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水泥工，母親罹病開刀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併科罰金部分，一併審酌被告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被告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被告犯後否認犯行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罰金部分併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被告所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本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縱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仍無從易科罰金，故未予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最高法院113年台上字第4241號、114年度台上字第334號判決意旨參照），附此敘明。五、上訴駁回部分（沒收部分）：　　　　原判決就被告之罪刑部分有如前述應撤銷之事由，然關於沒收部分，原判決理由業已說明：⑴扣案如附表編號1之手機乃被告自「郭哥」處取得，並作為聯絡本案所用，業據被告自承在卷（訴字卷第30頁至第31頁），屬供本件犯罪所用之物；⑵附表編號2所示之30萬元，經被告自承係用以向他人購買虛擬貨幣所用（訴字卷第31頁），堪認係犯罪預備之物，而前揭物品均屬被告所有，皆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宣告沒收；並敘明：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承尚未因本案獲取任何報酬等語，且本案因被告面收時即被員警逮捕而未能將款項交還予「郭哥」一節，已如前述，是其所述應可採信，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或（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8 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宣告沒收。經核原判決就沒收之認定與諭知如附表所示扣案物沒收部分均無違誤，應予維持，是被告及檢察官此部分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368條、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恭仁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法　官吳志強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附表：編號扣案物備註 ⒈ 電子產品（IPHONE手機、白色、IMEI碼：000000000000000號）1具士林地檢署112年度保管字第1292號 ⒉ 贓款30萬元士林地檢署112年度贓保字第107號

2025-01-22

TPHM-113-上訴-4089-20250122-1

侵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性自主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42號上訴人即被告朱柏宇選任辯護人林君鴻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5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569、10601、14025、152 0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朱柏宇與BF000-A112031（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女）之成年女子結識為網友，2人相約於民國112年4月3日下午 5、6時許，在新竹高鐵站見面，並一同前往新竹市○區○○路0 00號之薇閣精品汽車旅館新竹分館000號房，原先2人約定僅在房間內唱歌，詎於同日下午6、7時許，朱柏宇明知甲女並無意與其發生性行為，竟為滿足一己之性慾，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以男女間力量差距將甲女壓在床上，不顧甲女掙扎、抗拒及拒絕，將甲女之裙子及內褲褪去，強行將其生殖器插入甲女陰道，續將生殖器插入甲女口腔之方式，而對甲女為性交行為1次得逞。二、朱柏宇於112年5月1日凌晨某時許，與AB000-A112275（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乙女，朱柏宇被訴對乙女強制性交部分業經判決無罪確定）之成年女子結識為網友，2人原先相約在新竹市某間便利商店見面，復由朱柏宇改至新竹市○區○○ 路000號之薇閣精品汽車旅館新竹分館000號房休息，朱柏宇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意，向乙女佯稱：我要送你的iPhone 14，朋友已經送到了，你先將你的iPhone 13 Pro Max手機（價值新臺幣【下同】4萬元）給我，我幫你移轉手機資料完再還給你等語，致乙女陷於錯誤認朱柏宇確有交還真意，而當場交付iPhone 13 Pro Max手機1支，惟朱柏宇離去即未返回。嗣經乙女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理　由壹、審理範圍　　上訴人即被告朱柏宇（下稱被告）僅就被訴對甲女犯強制性交罪、對乙女犯詐欺取財罪部分經判決有罪部分聲明不明，檢察官未提起上訴，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被告對原判決前揭提起上訴部分。至被告被訴對乙女犯強制性交無罪部分，檢察官未提起上訴，業已確定，不在本案審理範圍內。貳、程序部分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 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 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係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為避免被害人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於被害人姓名、年籍及其親屬姓名、住址等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二、證據能力　㈠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以及其他書面陳述，雖均屬傳聞證據，惟當事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就證據能力部分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當事人知悉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猶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故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被告、辯護人固爭執證人甲女、乙女於警詢中之陳述無證據能力部分，本院既未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基礎，爰不就其證據能力部分予以贅述。　㈡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反面解釋，應具證據能力。參、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事實一所示時、地，與甲女發生性行為，及於上揭事實二所示時、地，拿走乙女iPhone 13 Pr o Max手機之行為，惟否認有對甲女強制性交及對乙女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我與甲女是從網路包養網認識，甲女有說可以發生關係，與甲女是金錢交易；而手機是我送乙女的，我與乙女發生完關係後，因為有別的女生私訊我，乙女看到很生氣，她說把手機還我云云。辯護人辯護稱：甲女在包養網上找包養對象，最後結果可能是要發生親密關係，甲女已預設可能會與被告發生性行為，而從薇閣汽車旅館房間內照片可看到，旅館提供的2個保險套都沒有使用，當天被告使用的保險套是甲女帶去的，可見甲女供述遭性侵等節不可採信。至被告詐騙乙女手機部分，除乙女證述外，並無其他證據佐證被告對乙女詐欺取財犯行，本案的iPhone 13 Pro Ma x 手機是被告所贈送給乙女，如被告有詐欺取財之犯行，乙女怎麼可能在指訴被告違反其意願發生性行為後還主動把手機重製檔案資料云云。經查：　㈠事實欄一所示，被告對甲女為強制性交之認定：　⒈被告於112年4月3日下午6、7時許，於新竹市○區○○路000號之薇閣精品汽車旅館新竹分館000號房內，將其生殖器插入甲女陰道，續將生殖器插入甲女口腔之方式，而對甲女為性交行為等節，為被告於警詢、原審及本院審理中所坦認（偵字第9569號卷第4至6頁、原審卷第58至59頁、本院卷第144至1 45、192頁），核與告訴人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相符，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6月7日刑生字第112007615 4號鑑定書（保險套外層體染色體檢出與被告Y染色體相符DN A-SYR型別〈詳後述〉，偵字第9569號卷第65至67頁），薇閣旅館112年4月3日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8張（偵字第9569號卷第73至74頁）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⒉上開犯罪事實，迭據證人即告訴人甲女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　①甲女於偵查中結證稱：我於112年4月3日在包養網上認識被告朱柏宇，透過微信聊天，有談論包養的事，他問我可否上床，我向他表示見面討論好再說，後來我們相約下午5、6點左右，在新竹高鐵見面後，前往薇閣精品旅館。他帶我去薇閣，他說不想在公共場所，說進到房間内是要先唱歌，並討論包養的事；我有答應他一起唱歌，但沒答應要跟他發生性行為，他也答應我唱歌就好，但唱了一半，他就把我壓在床上，他將我的雙手交叉壓在我的頭上，並用身體將我壓住，我開始掙扎，當天我是穿裙子，我一直在掙扎、也很混亂，只記得他將我的裙子及内褲全部脫掉，後來他將自己内褲脫掉，並且戴上保險套，用生殖器摩擦我的外陰部，再將生殖器插入我的陰道，過程中我很痛，我有咬他也有推他，看見他有刺青，但不記得位置在哪裡，他插入我陰道後，又將陰莖塞到我的嘴巴，後來他又重新插入我的陰道，當時我躁症發作，不記得他有沒有射精，後來朱柏宇接到一通電話，就將生殖器拔出來，接完那通電話後就去洗澡，洗完後就直接離開，當時我思緒很混亂，旅館人員有打電話給我，問我說朱柏宇是不是要離開，我回說對，就將電話掛掉了，後來我在旅館房間内想著是不是要這樣過去就好，我覺得這樣對我不公平，就打電話給櫃台請他們幫我報警，我覺得自己很髒，就去沖洗我的下半身，穿好衣服等警察到現場。警察到現場後，我邊哭邊喘，我還打電話給我朋友，說明我發生事情的經過，等我情緒好一點後，警察問我，房間内哪裡還留有朱柏宇的東西，我指給警察看之後，婦幼隊的警察就帶我去醫院驗傷了；在旅館時，我還發訊息給朱柏宇說我報警了，訊息我有提供給警察，朱柏宇還打電話給我，但我沒接，就將他封鎖了；驗傷診斷書所診斷的傷勢都是當天受的傷等語（偵字第9569號卷第57至58頁）。　②甲女於原審審理結證稱：我與被告是在包養網上認識的，原本不認識，被告說要跟我討論包養的事，我有跟他要車費，他有先匯了4,000元車費給我，我才從臺北坐高鐵南下新竹。被告說要唱歌、吃飯，但見面後被告才說要去汽車旅館裡面唱歌，因為他不想要在大庭廣眾之下，想找比較隱密一點的地方，我們就去了汽車旅館。剛到汽車旅館是去唱歌，我們唱歌後被告就談關於包養的事，被告的想法是包養就是有性行為，但我不想要跟被告打砲（發生性行為），就想走了，但被告不讓我離開，把我直接抓過去到床上，一開始是兩隻手抓住我的身體，後面就變成是用一隻手抓著，被告抓著我的手，因我的腳會動，我的身體也會一直扭，所以他要控制我，他就把身體都壓上來了，把我整個人壓制，就脫掉我的內褲及上半身的衣服。過程中，我一直掙扎，我一直扭動，因為我想把被告的手給扭開，到後面我的情緒崩潰了，就完全都不動了。被告將我制伏，強制我性交跟用嘴巴口交，有生殖器接合還有口交，他是直接塞進來。被告後來接到一通電話就停止對我強制性行為，穿上衣服就離開。我還待在那邊，思緒很混亂，之後我覺得這是對我不好的事情，就通知汽車旅館的人員幫我報警，我說我被性侵害。報警後當時我的情緒有些激動，就會氣喘，所以警察到場陪我快1個小時，等社工過來後，先帶我去驗傷，驗傷完後去做筆錄。驗傷時，醫生告知我會陰部有新的撕裂傷，這些傷勢是當天被告違反我的意願，壓制我的身體對我性交而造成的傷勢等語（原審卷第150至178頁）。　③告訴人甲女歷經偵查及原審審理，始終指訴遭被告以上開強暴手段為強制性交行為，前後指訴被告係以欲與告訴人討論包養細節而相約見面，其等進到汽車旅館唱歌後，被告對甲女包括強行以生殖器插入陰道及強迫口交之方式，對甲女為性侵得逞。其後被告接到一通電話後即離開旅館，甲女要求汽車旅館櫃台人員協助報警，員警到場後因甲女身體不適而等待片刻，甲女其後到醫院驗傷等節，前後互核主要情節一致。衡以甲女與被告案發之前並不認識，素無怨隙，且甲女在原審審理中表示不欲對於被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等語（原審卷第178頁），足認甲女對於被告提告性侵害並非出於虛捏而在遂行其向被告索賠之目的。苟非其於案發當日確有無端遭被告強行侵犯其性自主權之事，斷無甘冒偽證處罰風險而設詞構陷被告之必要，且其偵查中、原審審理中之證述，復經依法具結以擔保其可信性，足認告訴人甲女上開證詞實之可信度。　　　⒊告訴人甲女證述，有下列補強證據：　　　按性侵害犯罪案件因具有隱密性，蒐證不易，通常僅有被告及被害人雙方在場，或不免淪為各說各話之局面；而被害人之陳述，固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須就其他方面調查，有補強證據證明確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被告論罪科刑之基礎。然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被害人之陳述本身以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都事實為必要，而與被害人指述具有相當關聯性，且與被害人之指證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於使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以確信其為真實者，即足當之：　①案發當日於被告離開汽車旅館之際，櫃台人員撥打電話至該旅館房間內分機，甲女接聽電話，由櫃台人員詢問其朋友即被告是否要先行外出後，甲女隨即撥打旅館房間內分機予櫃台人員稱「請妳幫我報警」、「他剛才強姦我」等語，再經櫃台人員撥打電話至該旅館房間內分機向甲女確認有無需要協助的地方，甲女向櫃台人員稱「可以幫我報警嗎？」、「他強姦我」等語，業經原審當庭勘驗薇閣汽車旅館櫃台錄音檔無訛（原審卷第177頁）。　②又甲女於案發當日21時12分許至22時06分許至新竹市警察局婦幼隊製作警詢筆錄後，隨即於同日23時40分許至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下稱新竹國泰醫院）驗傷，經醫師診斷受有會陰部新裂傷約1cm長、1mm深、左手肘內側挫傷3×3cm、左膝外側瘀傷1.5×1cm、右肩後側瘀傷1×0.5cm、左背部瘀傷8×5cm、右前臂瘀傷4×4cm、右臀外側瘀傷1.5×1c m等傷勢，有新竹國泰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在卷可參（偵字第9569號卷末彌封袋內）。　③此外，案發當日於上開旅館房間採證之保險套，外層檢出混合型DNA，主要型別與被害人相符，次要型別不排除來自涉嫌人朱柏宇，該處另檢出一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亦與涉嫌人朱柏宇型別相符等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 2年6月7日刑生字第1120076154號鑑定書附卷足憑（偵字第9 569號卷第65至67頁）。　④甲女於112年4月3日案發後，被告離開該旅館房間之際，隨即撥打旅館房間內分機予櫃台人員表示遭被告性侵，請求協助報警，並於同日21時12分許至22時06分許至新竹市警察局婦幼隊製作警詢筆錄，隨即於同日23時40分許至新竹國泰醫院驗傷，其驗傷、採證、報案時間，與案發時間密接，且甲女上開診斷書所載傷勢、案發地點採證之保險套外層採得與被告DNA-STR型別相吻合之DNA，均與所述其係遭被告強制性交，遭被告強行壓制身體，以陰莖強行插入陰道、強迫口交過程中受傷等情節吻合，可佐證甲女所述案發當時遭被告以上開強暴方式為性交行為乙節，並非子虛。綜上，上開甲女傷勢、DNA比對結果、薇閣汽車旅館櫃台錄音檔，均足以作為甲女指述之補強證據，堪認甲女所述為可採，被告確曾於上開時、地對於甲女以上開強暴方式為強制性交得逞。　⒋被告及辯護人辯解不可採之理由：　①被告及辯護人辯稱：被告與告訴人甲女是在包養網認識，其等是合意性交，甲女已經預設可能會跟被告發生性行為，被告在汽車旅館有拿17,000元給甲女，甲女幫被告戴保險套云云。然查被告與甲女於案發見面前之對話紀錄，甲女稱「我是有談好就可以」、「不要直接一見面就打砲我會覺得怪怪的」、「談好包養再說喔」，及甲女詢問被告「所以等等要幹嘛」，被告答稱「就先唱歌聊天啊不然能幹嘛」等語，有被告與甲女使用微信之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佐（偵字第 9569號卷第29至37頁），則甲女已明確陳稱「不要直接一見面就打砲」、「談好包養再說喔」，被告稱「就先唱歌聊天啊不然能幹嘛」，足認甲女在包養條件談妥前，尚未同意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倘如被告所辯其有在汽車旅館拿17 ,000元給甲女，其與甲女係合意性交行為，甲女何需於被告離開旅館後，立即撥打旅館房間內分機予櫃台人員表示遭被告性侵請求協助報警，是被告所辯顯與常情有違。又甲女與被告性交過程中，除身體、四肢受有瘀傷外，會陰部更有新裂傷約1cm長、1mm深，已如前述，足認被告見甲女不從後，始以上開強暴方式強迫甲女為性交行為，而強制性交得逞。　②辯護人又辯稱：從薇閣汽車旅館電話錄音內容，甲女語氣聽起來是冷靜的，與遭受性侵後情緒反應有所不符云云。然查，甲女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均證述員警到場後因其身體不適、情緒激動會氣喘而等待片刻之情形，業如前述，且甲女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之證述過程中，曾多次有哭泣之情緒，以及作證過程中身體不適而表示需要休息之情形（偵字第9569號卷第57頁反面、原審卷第152、157頁），參以原審當庭勘驗薇閣汽車旅館櫃台錄音檔時，甲女通話聲音虛弱而有氣聲之情形（原審卷第177頁），足徵甲女係遭受被告性侵後因而情緒激動有氣喘、身體不適，故其通話聲音聽起來虛弱而有氣聲之情形，辯護人解讀為甲女語氣聽起來是冷靜的，辯稱甲女遭受性侵後情緒反應有所不符云云，自無可採。　③另辯護人辯稱：甲女偵查、原審理中就發生性行為細節包括甲女的衣服有無被完全脫掉等節有明顯出入，再者，薇閣汽車旅館照片可以看到，旅館提供的2個保險套都沒有使用，當天使用的保險套是甲女自己帶去的，可見甲女供述遭性侵等節不可採信云云。然按證人所為之供述證言，係由證人陳述其所親身經歷事實之內容，而證人均係於體驗事實後之一段期間，方於警詢或檢察官偵訊時為陳述，更於其後之一段期間，始於審判中接受檢、辯或被告之詰問，受限於人之記憶能力及言語表達能力有限，本難期證人於警詢或檢察官偵訊時，能鉅細無遺完全供述呈現其所經歷之事實內容，更無從期待其於法院審理時，能一字不漏完全轉述先前所證述之內容。從而，經交互詰問後，於綜核證人歷次陳述之內容時，自應著重於證人對於待證事實主要內容之先後陳述有無重大歧異，藉此以判斷其證言之證明力高低，不得僅因證人所供述之部分內容不確定，或於交互詰問過程中，就同一問題之回答有先後更正或不一致之處；或證人先前證述之內容，與其於交互詰問時所證述之內容未完全一致，即全盤否認證人證言之真實性。查告訴人甲女就其衣服、內衣、內褲是否一開始就遭被告全部脫掉，或先被脫掉內褲，衣服沒有全脫，後來衣服、裙子、內褲才全部脫掉等節，於偵查中、原審審理時所述雖略有不同，然有關被告係以欲與告訴人討論包養細節而相約見面，其等進到汽車旅館唱歌後，被告對甲女包括強行以生殖器插入陰道及強迫口交之方式，而對甲女為性侵得逞。其後被告接到一通電話後即離開旅館，甲女隨即要求汽車旅館櫃台人員協助報警等重要情節，先後所述則毫無矛盾之處，且人之記憶本屬有限，豈能苛求甲女將事發過程於偵查及審理等階段精確陳述至絲毫不差，自不能因甲女前後說法稍有出入，遽指其證詞有瑕疵。又依偵字第9569號卷第24、25頁薇閣汽車旅館照片所示，固有拍攝到旅館提供的未開封之保險套，然本案被告所使用之保險套究係從何而來，是否為旅館內所提供，或係甲女或被告攜帶到旅館，均無從遽以推認甲女是與被告為合意性交，更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⒌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均無足採，被告對告訴人甲女為強制性交犯行，事證明確，族堪認定。　㈡事實二所示，被告對告訴人乙女所犯詐欺取財犯行之認定：　⒈被告於112年5月1日凌晨某時許，於新竹市○區○○路000號之薇閣精品汽車旅館新竹分館000號房，取走乙女之iPhone 13 P ro Max手機1支等節，為被告於警詢、原審及本院審理中所坦認（偵字第10601號卷第3至6頁、偵字第15202號卷第5至6 頁、原審卷第58、59頁、本院卷第192頁），核與乙女於原審審理中證述相符，並有薇閣汽車旅館112年5月1日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4張、新竹市建興街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1張在卷可佐（偵字第15202號卷第23至24、25頁），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　⒉乙女所有之iPhone 13 Pro Max手機1支，遭被告施用如事實二所示詐術取走等節，有下列證據可憑：　①乙女於偵查中結證稱：被告於112年5月1日凌晨，以陌生訊息方式用IG私訊我，被告一直邀約我到新竹，我大約是在112 年5月1日凌晨5時許，搭車北上至新竹，一開始被告是跟我約在新竹的某間7-11，在北上的過程被告一直打電話給我，被告有說要送我一支iphonel4，到了新竹交流道，被告跟我改地點，我到了才知道是汽車旅館，我大約是同日上午6、7 時許抵達汽車旅館，當下沒有想太多，我獨自走進房間，發生性行為後，被告請我把手機（iPhone 13 Pro Max手機）給他，他以iphone手機轉檔需要帳號跟密碼為由，拿走我的手機，就離開了，我馬上打電話給汽車旅館的櫃台，請櫃台人員轉告他回來，被告當時有回到房間來，試圖說服和安撫我，一直告訴我他等一下就回來了，然後就離開了，但他離開時，我馬上走到櫃台等，想看看被告是否還在現場，但他已經離去，我請櫃台撥打我的手機，但已關機，我請櫃台幫我報案，後來就向新竹市北門派出所報案等語（偵字第1060 1號卷第48至52頁）。　②乙女於原審審理結證稱：被告從IG上用陌生人訊息密我，見面之前我們大概聊了幾小時，被告跟我說他剛關出來，想要找人聊天吃飯，釋出他的誠懇及善意，跟我約7-11公開場合，我覺得我從台中上去新竹應該沒有什麼危險性，我才赴約，但在我去新竹的途中，被告一直改地址，我到新竹時，被告又跟我改在汽車旅館。被告在IG上時有跟我提到當天會給我一筆費用16萬元，但並沒有說要跟我發生性行為，他說是吃飯聊天，我當時覺得被告這個人還不錯，就去跟他見面，我說我沒有要收現金，他說見面再看看，在途中，他說有跟朋友買一支新iPhone，想要送給我，事後才會有我的手機遭被告以要轉檔資料為由拿走。在汽車旅館發生性行為後，被告跟我說他朋友在外面，叫我把手機（iPhone 13 Pro Max 手機）的ID及密碼全部給他，被告跟我說他要幫我轉檔手機資料，到要送我新的iPhone手機，他說要先去跟朋友拿手機，等一下就回來了，他就直接把我的手機帶走。他第一次出去時，我就跟櫃台說請那個人回來，但被告第一次被我叫回來，他有安撫我，說他沒有要騙我，被告再出去後，人就不見了，我覺得我被騙了，就去櫃台請櫃台人員幫我報案等語（原審卷第179至205頁）。　⒊告訴人乙女證述，有下列補強證據：　　①證人即汽車旅館櫃台人員黃○雯證稱：女房客（乙女）前來櫃台問我說那個男生（被告）回來了嗎？女房客跟我說她的手機被他（被告）拿走，她說她要等那個男房客回來，我有跟女房客說如果她有需要，我們可以協助她報警，後來等大概 10-15分鐘後，她說要報警，我們就打電話給北門派出所報警，警察就來我們旅館處理，之後房客（乙女）就去派出所等語（偵字第10601號卷第40至41頁）。　②證人即乙女友人石○廷於原審審理結證稱：乙女說有網友約她去新竹，乙女回到臺中時在她家樓下的通訊行借手機，然後用Instagram聯絡我的，那時她問我說有沒有多餘的空機可以借她，我想說手邊有，我就先借給乙女，我有大概問乙女為何手機不見，乙女跟我說當天發生的過程，是手機被他（朱柏宇）騙走。乙女本來的手機我有看過，是乙女自己買的。原審卷第239、243頁這兩頁的手機擷圖照片，是乙女使用的手機等語（原審卷第279至291頁）。　③乙女就被告佯以贈送另支iPhone新手機，要幫乙女轉檔手機資料，致乙女陷於錯誤而交付iPhone 13 Pro Max手機1支，該支iPhone 13 Pro Max手機是乙女所有等節，前後證述主要情節互核相符。而證人黃○雯上開證述足證，乙女於遭被告詐騙iPhone 13 Pro Max手機後，即向櫃台取求協助報警。證人石○廷上開證述，亦足證乙女應被告邀請北上新竹赴約，因其iPhone 13 Pro Max手機遭被告騙走，而甫回到台中即向證人石○廷借用手機。此外，復有告訴人乙女提出其所有之iPhone 13 Pro Max手機之外觀照片、包裝盒照片在卷可參（原審卷第243至249頁）。　⒋據上，足徵證人乙女上開指述屬實，被告以要贈送新手機可代為轉檔手機資料為由，先取得告訴人乙女好感及信賴進而交付其所有之手機，被告並佯以要向友人拿取新手機為由，而帶著詐得之乙女手機離開等節，應堪採信。　⒌被告辯稱：iPhone 13 Pro Max手機是被告在年初1月底送給告訴人乙女的，乙女因故生氣後說要手機還我云云。然查，被告究係如何取得或購得該支iPhone 13 Pro Max手機而贈送乙女，及乙女係自己要返還該支手機，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難認屬實，且就何時贈送上開手機與乙女乙節，於本院審理時改稱是在110年年底贈送給乙女的（本院卷第1 93頁），其就贈送時間所述先後迥異，益徵所述不實。又乙女證稱其原本不認識被告，其等在見面之前大概聊了幾小時而已等節，與被告所辯該支手機是其早在年初就贈送乙女乙節，更是相左，被告亦無法提出證據，佐證其說屬實，足認被告辯解顯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⒍辯護人辯稱：被告詐騙乙女手機部分，除乙女證述外，並無其他證據佐證被告對乙女走詐欺取財犯行云云。然查乙女上開iPhone 13 Pro Max手機確係遭被告詐欺取走，除據乙女指證外，並有上開補強證據可佐，業如前述，辯護人此部分所稱，與事實不符，自無足採。　⒎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均無足採，本案被告對告訴人乙女為詐欺取財犯行，事證明確，堪以認定。㈢被告及辯護人聲請調查：1.傳喚證人新竹市警察局偵查佐范增乾，待證事項：案發之保險套係甲女自行準備。2.傳喚告訴人甲女，待證事項：案發之保險套係甲女準備及被告並無違反曱女意思與其性交。3.聲請調閱甲女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待證事項：被告與甲女見面前有匯款4000元給甲女。然查，被告於對甲女強制性交時使用之保險套，究係從何而來，是否為旅館內所提供，或係告訴人甲女攜帶到旅館，均無從遽以推認告訴人甲女是與被告為合意性交，更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被告確有對甲女有強制性交犯行，均經論述如前，事證已明，無再行調查必要。至聲請調閱甲女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證明被告與甲女見面前有匯款4,000元給甲女乙節，甲女亦已明確證述，見面前被告有先匯4,000 元車費給甲女，甲女才從臺北坐高鐵南下新竹乙情，亦詳如前述，事證已臻明確。故被告及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及函查之待證事實並不致影響本案之認定，自無調查之必要。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事實一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強制性交罪。就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就所犯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㈢被告前因恐嚇取財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原訴字第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於112年1月11日執行完畢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其受徒刑執行完畢後， 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審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依本案卷內所列證據資料及舉證，難認被告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爰不予加重其刑。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上開犯行罪證明確，審酌被告為逞一時色慾，竟不顧告訴人甲女之感受，率以上開強暴手段違反甲女之意願而對之為強制性交犯行，造成甲女身體、私密處多處傷勢，絲毫不尊重他人性自主決定權，造成甲女身體與心理遭受極大痛楚，其惡性重大，應嚴予非難，又被告對於網路上隨機認識之網友甲女，以討論包養為藉口，誘騙至旅館後為強制性交犯行，危害程度非輕。且其正值青壯，身強體健，不思以正途獲取所需，而設詞詐騙告訴人乙女財物，顯不尊重他人財產法益，實屬不該；被告迄未賠償被害人所受之損害，且犯後猶飾詞否認犯行，未見就其犯行有所悛悔，犯後態度不佳，實不宜輕縱，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所生之危害，暨其自述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在家裡水果行幫忙，家庭經濟狀況普通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 5年（強制性交罪）；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4萬元（詐欺取財罪），並就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部分與罰金易服勞役部分諭知折算標準。復就沒收部分敘明：被告為詐欺犯行之犯罪所得iPhone 13 Pro Max手機1支，雖未據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之規定，予以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等旨，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量刑之宣告亦稱妥適，應予維持。　㈡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行，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有所不當，業經本院逐一論駁如前，又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茲原判決已詳敘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其得心證的理由已說明甚詳，且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而無被告所指之違誤，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恭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邱滋杉　　　　　　　　　　　　　　　　　　　法　官劉兆菊　　　　　　　　　　　　　　　　　　　法　官邱瓊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詐欺取財罪部分，不得上訴。強制性交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蔡慧娟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強制性交罪）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1-22

TPHM-113-侵上訴-242-20250122-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毀損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699號上訴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盧增來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毀損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08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盧增來與告訴人盧維芳、盧宜庭、盧維恭共同持有新竹縣○○鄉○○段○0○0○00○00○00○00○00○00○00號等地號土地（下稱上開土地），因對於上開土地是否出售發生糾紛，竟基於毀棄損壞之犯意，將位於新竹縣○○鄉○○段○0 0號之共有土地上之老宅，於民國112年6、7月間某日，未經其他共有人同意，駕駛怪手將上開老宅拆除，足以生損害於共有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3條第1項之毀損建築物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採用情況證據認定犯罪事實，須其情況與待證事實有必然結合之關係，始得為之，如欠缺此必然結合之關係，其情況猶有顯現其他事實之可能者，據以推定犯罪事實，即非法之所許；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據此，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3條第1項之毀損建築物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盧增來於偵查中之陳述；㈡告訴人盧維芳、盧宜庭於偵查中之指述；㈢證人即上開土地買受人黃政玄具結證詞；㈣第一建經土地買賣契約書、老宅拆除前、後現場照片、上開土地謄本、地籍圖謄本等件，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有拆除其與告訴人等人共有之老宅神明廳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毀損建築物罪嫌，辯稱：這個房子很老舊，屋頂已經塌陷了，應該不算建築物，我是因為共有人同意要賣土地，所以才拆了老宅等語。經查： (一)證人即告訴人盧宜庭於偵查中證稱：9月20到10月5日間公廳就被拆掉。我們要告他們拆中間神明廳的部分等語（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7號卷，下稱偵卷，第12至13 頁）；於原審審理中具結證稱：112年度他字第3656號卷(下稱他卷)第51頁最上方照片紅色圈圈處，就是我們提告的老宅，紅色圈圈處這間房子是公廳，那是供奉祖先的，公廳左邊是盧增來家的等語（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08 號卷，下稱原審卷，卷二第35至40頁）。另證人即告訴人盧維芳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所謂老宅就是他卷第51頁第一張照片紅圈處，這是在中間的祠堂等語（原審卷二第25頁），足徵告訴人係認公廳左邊房屋是被告該房家族成員所有，而告訴人盧宜庭、盧維芳係針對他卷第51頁最上方照片紅色圈圈處之老宅神明廳（即公廳、祠堂）遭拆除部分提告。被告於偵查中亦自承：祖先那間已經都垮掉了，古厝是我拆的等語（他卷第27至28頁），並有老宅現場照片1份在卷可參（他卷第51頁），本案被告拆除他卷第51頁最上方照片紅色圈圈處之老宅神明廳等情，已堪認定。 (二)按刑法上所稱之建築物，係指上有屋面，周有門壁，足蔽風雨，可以自由出入，且適於人之起居，而定著於土地上之工作物，換言之，認定是否為建築物，應從不可分割的整體，依行為時一般人生活水準，客觀加以觀察，其是否為上有屋頂、周有門牆，足蔽風雨，可以自由出入，且定著於土地上適於人之起居之工作物而言（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3758 號判決同此見解）。刑法第353條第1項之毀損他人建築物罪，必行為人有毀損他人建築物，致使建築物損失其效用之故意為成立之要件。且上開所稱之「建築物」必須上有屋面，周有門壁，足以蔽風雨而通出入，並適於人之起居者，始為相當。倘因該建築物之重要部分自然破損之程度已達不宜蔽風雨，通出入，而不適於人之起居時始陸續加以局部變更，縱原有建築物之重要部分與修護變更後在外觀上已有不同，行為人若本無使原有建築物毀損其效用之故意，則與毀損他人建築物罪之成立要件尚屬有間（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 5065號判決同此見解）。從而，若所謂「建築物」早已不堪使用，自無從認其該當刑法第353條第1項之「毀損他人建築物致令不堪用」之要件。經查： 1、本案據證人即告訴人盧維芳於偵查中證稱：神明廳的屋頂毁損了，樑柱和牆都還在等語（偵卷第13頁）；復於原審審理證稱：公堂沒有屋頂，會漏水，紅色圈圈處這間房子沒有人住，也沒有人在照顧、維護。我曾祖父、曾祖母過世後就沒有人住在裡面了，至少從60年之後，這間房子就沒有人住了。那間房子大家不敢去碰，就讓它在那裡風吹雨打，因為大家都想說那也不是自己分到的，大家就讓它在那裡。大家不願意出錢，談不攏，大家就讓它爛等語（原審卷二第26至35 頁），佐以他卷第51頁所附照片所示，其外觀傾圮、門窗斑駁，雜物遍布地面，部分甚至無窗遮避，明顯無人維護使用，誠如告訴人盧維芳證述稱：「上面沒有鐵皮屋頂，只有破掉的瓦片屋頂，破破爛爛」、「大家就讓它爛」等語(原審卷二第31、35頁)，本案告訴人所指遭被告拆除、毀損之客體，誠難認係上有屋頂，周有門壁，足蔽風雨，可以自由出入，且適於人起居之建築物，首應辨明。 2、證人即告訴人盧宜庭於原審審理證稱：他卷第51頁照片紅色圈圈處這間房子是公廳，是供奉祖先的，我沒有住在公廳過，70年間我們搬下來後，就把祖先牌位移走了，但移走時我沒有印象了，他卷第51頁中間照片黃色箭頭左邊的鐵皮雨遮是被告家做的等語（原審卷二第35至40頁），依告訴人盧宜庭前開證述各節，互核與證人盧維芳所述大抵相符，本案遭指稱被毀損之客體即他卷第51頁上方照片所示之標的物，已許久無人居住，平日無人維護管理，始呈現荒廢頹圮之勢，則告訴人等所指遭被告拆除之本案標的物，確實難認可供人居使用。 3、本案另據證人即被告之堂兄盧正明於原審審理證稱：他卷第 51頁上方照片紅色圈圈處這間磚造房屋以前是公廳，垮掉就是沒有屋頂了，這大概已經20年了。紅色圈圈的磚造房屋原本是裝瓦片的，垮掉之後，橫樑沒有了，也沒有屋頂了，也沒有加蓋鐵皮上去，只有樹木而已，樹已經長得很高了。紅色圈圈處這個公廳從我出生之後就沒有人住在裡面，只有祖先牌位在裡面祭拜而已，拜到我國中畢業，祖先移走，公廳就沒有作用了，然後沒多久屋頂就垮掉了。以前盧增來的哥哥只有弄照片中綠色部分而已，後半段都沒弄，鐵皮沒有搭到磚造房屋上面，這個地方沒有住人，只有弄雨遮放東西而已等語（原審卷二第41至44頁），互核與前揭證人盧維芳、盧宜庭證述情節相符，益徵本案標的物實難認係可供人居住、適於人之起居之「建築物」。 4、綜合上開證人所述，告訴人盧維芳已明確證稱：他卷第51頁照片紅色圈圈處之屋頂坍塌將近20年，且已多年無人居住、亦無人維護、修繕等節，核與證人盧正明之證述相符，告訴人盧宜庭亦證稱其從未居住在內等語，又參以老宅現場照片 1份（他卷第51頁），房屋外觀老舊，確保居住安寧之門窗、屋頂早已毀壞不堪，足徵他卷第51頁最上方照片紅色圈圈處之老宅神明廳，實因家族分產後並未分歸何房子孫所有，故無人願意出資維護、修繕，因而年久失修、屋頂已坍塌多年導致漏水，且已多年無人居住，其雖有牆壁、柱子，揆諸前開說明，顯非為一可遮風避雨、適於人起居出入之建築物，復佐以檢察官所提出證人即上開土地買受人黃政玄於偵查中證稱：我連老宅存在都不知道等語（偵卷第60頁）。則被告拆除該部分，於客觀上自無毀損建築物可言，自無從以刑法第353條毀損他人建築物罪相繩。 (三)公訴人雖認依卷附他卷第51頁照片，除有增建的雨遮之外，旁邊還有類似鐵皮的東西在雨遮旁邊的磚造房屋上，可見該房屋已足以遮蔽風雨，應屬建築物，且依證人盧宜庭、盧維芳之證述，該處亦有電力在使用、養雞，故應是屬於刑法上之建築物等語。惟查： 1、本案標的物，難認符於刑法上「建築物」之定義，已詳如前述；又證人盧正明證稱：以前盧增來的哥哥只有弄照片中綠色部分而已，後半段都沒弄，鐵皮沒有搭到磚造房屋上面，這個地方沒有住人，只有弄雨遮放東西而已等語（原審卷二第41至42頁）；另證人盧宜庭於原審審理中具結證稱：紅色圈圈處最左邊的磚造房屋，該磚造房屋的上方的屋頂，在拆掉之前只有破碎的瓦片。他卷第51頁中間照片黃色箭頭左邊上方之鐵皮屋頂，這是從公廳延伸出來的雨遮，鐵皮這是「盧增來他們家搭的」，因為裡面是豬舍等語（原審卷二第35 至40頁），依證人盧宜庭所為上開證述，核與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稱：他卷第51頁中間照片中間綠色雨遮確實是我們家蓋的等語相符(本院卷第65、66頁)，則被告自行拆除自家親族於公廳前方延伸搭建用以飼養家禽、家畜、放置物品之鐵皮雨遮，誠難認謂有何毀損建築物抑「他人」所有物之認識，且告訴人等就被告拆除自家親人自行搭建之遮雨棚乙節，亦難認有何經濟上損失。 2、至於告訴人復指有因而移置電錶，有影響「電力」之使用等情(本院卷第63頁)，惟存在「電力」、設置電錶用以養雞等情，核與適於人起居之「建築物」概念及定義，並無必然之關係，且所謂移置電錶、影響電力使用等情，亦與刑法上毀損罪所保護之客體為毀損「他人之物」之要件不侔；申言之，本案提告毀損之標的物為磚造房屋本身上方並無屋頂，難以遮蔽風雨，顯難認該屋適於一般人起居之生活水準之用，無從認係「建築物」，至於告訴人所指被告亦有毀損遮雨棚等部分，既為被告家族所搭建及使用，亦無從認被告主觀上有毀損他人之物之認識，本案被告不該當於刑法上毀壞建築物抑毀損器物之要件，公訴及上訴意旨此部分所指，自難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四)此外，公訴意旨所指其他事證，亦不足認定被告拆除告訴人等所指述之老宅，客觀上符合毀損建築物之要件，被告辯稱其拆除行為不算毀損建築物等語，要非無憑。五、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尚有未足，無從依檢察官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而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之有罪確信程度，自不得以此遽入人罪。此外，公訴人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涉有檢察官所指之毀損建築物犯行，是因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六、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同此認定，以不能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刑法第353條之毀損建築物之犯罪事實，為被告無罪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詞，認被告有毀損建築物之犯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惟綜觀本案相關事證，無從證明被告就本案有何毀損建築物之犯行，俱已詳述如前。至於檢察官上訴狀所指被告亦有毀損他人器物罪嫌等語；惟依被告於本院所稱：我去拆老宅，是因為大家都同意要賣土地，我就去把老宅拆了等語(本院卷第62頁)，依被告所辯，其係因得全體共有人之3分之2以上之同意而出售地上物所在土地，始有整地並拆除本案地上物之舉，此為告訴人盧宜庭、盧維芳所不否認，復經告訴人盧宜庭於本院審理中陳稱：不動產買賣契約是於111年7月23日簽訂，經過20餘人的同意，確實經過多數共有人的同意，被告也有寄發優先承買權的通知給我們，但買賣價金沒有經過我們的同意，而且我們也是等到112 年4月11日才知道所有老宅都賣了，我認為被告是為了要賣不動產才去打掉老宅等語(本院卷第63、64頁)即明，本案被告既係因取得多數共有人之同意出售土地，始有於112年6、 7月間拆除地上物之舉，實難認被告主觀上係出於毀損他人之物之犯意而為，遑論本案地上物上足堪使用之遮雨棚等物，本為被告自家親族所搭建，難認被告有毀損他人器物之主觀認知，告訴人所執之電錶係遭遷移，並無毀損之跡證，亦難認該當於刑法毀損器物之要件，則檢察官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有所未當，尚非可採。本件檢察官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大偉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瑞玲提起上訴，檢察官許恭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邱瓊瑩　　　　　　　　　　　　　　　　　　　法　官　劉兆菊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謝崴瀚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2025-01-22

TPHM-113-上訴-6699-20250122-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263號上訴人即被告黃政國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413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字第17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一、黃政國知悉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規定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施用，竟基於施用第一級毒品及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民國11 3年3月12日下午4時47分許為警採尿時起回溯26小時內某時許，在宜蘭縣境內某處，以將海洛因與甲基安非他命置於吸食器內燒烤，吸入所生煙氣之方式，同時施用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1次。二、案經宜蘭縣政府警察局羅東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施用毒品起訴程式之審查：　　上訴人即被告黃政國（下稱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毒聲字第107號裁定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後，於111年12月19日因停止執行強制戒治處分出所，並經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戒毒偵字第69、70、71、72號為不起訴處分，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9至41、66頁）。被告係於上開強制戒治執行完畢後3年內之113年3月12日下午4時47分許為警採尿時起回溯26小時內某時許，再犯本案施用毒品案件，檢察官對此提起公訴，於法自無不合。二、證據能力部分：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10至112頁），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並未到庭，亦未以書狀爭執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且其於原審審理時未爭執其證據能力（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413號卷，下稱原審卷，第76至79頁），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與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與依據：　　被告對於上開犯行，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原審卷第71、79、80頁），且其為警查獲後採集之尿液，經送慈濟大學濫用藥物檢驗中心以氣相層析質譜儀法確認檢驗結果，確呈嗎啡、可待因、甲基安非他命、安非他命陽性反應，其中嗎啡濃度為12,765ng/mL、可待因濃度為770ng/mL 、安非他命濃度為3,000ng/mL、甲基安非他命濃度為33,150 ng/mL，有慈濟大學濫用藥物檢驗中心113年4月2日慈大藥字第1130402002號函暨所附檢體檢驗總表（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字第171號偵查卷，下稱毒偵卷，第80至81頁）、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尿液採集對照表（毒偵卷第 82頁）、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毒偵卷第16頁）在卷可稽。足徵被告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一)按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 1、2款所列管之第一、二級毒品，均不得非法施用、持有。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前開條例第10條第1項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及同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被告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前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應分別為施用之高度行為吸收，均不另論罪。 (二)被告同時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係以一行為觸犯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處斷。 (三)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1、累犯之說明：　　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先後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以104年度訴字第289號、105年度訴字第33號、105年度訴字第17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4月、10月、10月確定，與另案傷害及偽證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聲字第1790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1月確定，於112年12月27日縮刑期滿執行完畢，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公務電話紀錄、法務部○○○○○○○113年2月5 日宜監教字第11311002170號函、法務部矯正署113年2月20 日法矯署教決字00000000000號函在卷可考（本院卷第44至4 5、97、103、105頁），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為累犯，且據公訴人於起訴書指明被告前開構成累犯之具體事實，並請求依刑法第47 條第1項加重其刑等語（本院卷第7、9頁），復於本院審理時以被告所犯前案與本案罪質相同，顯見被告並未依前案執行有所悔悟，對刑罰反應薄弱，符合累犯之規定且有加重之必要等語（本院卷第112頁），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於現行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修正之前，法院應斟酌個案情形，裁量是否依該規定加重最低本刑。被告前案為施用毒品案件，卻仍犯罪質相同之本案施用第一、二級毒品犯行，且被告除本案外，前已有多起施用毒品犯行之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按，足認被告未因前案刑罰執行後有所警惕，對刑罰矯正之反應力薄弱，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考量被告犯罪所造成法秩序等公益之危害，避免被告再犯之效果等因素，如加重其法定最低度刑，尚不至於使「行為人所受的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1335號判決參照），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乃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2、被告無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之適用：　⑴按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 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發覺」，乃指偵查機關知悉或有相當之依據合理懷疑犯罪行為人及犯罪事實而言。是自首之成立，須行為人在偵查機關發覺其犯罪事實前，主動向偵查機關申告，並接受裁判為要件。若輕罪部分之犯罪事實先被發覺，重罪部分之犯罪事實自首於後，法院從一重罪處斷時，自得依自首之規定減輕其刑；反之，重罪之犯罪事實發覺於前，輕罪部分自首於後，從一重罪處斷時，因重罪部分非屬自首，固不得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但因行為人主動供述輕罪部分之犯罪事實，倘認其確有悔改認過之心，自得資為犯後態度良好、從輕量刑之依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 56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本案被告因交通違規於113年3月12日14時54分許為警攔查後，經被告同意搜索，被告即自行拉開其外套並拿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有被告遭攔查之密錄器擷取畫面在卷可憑（毒偵卷第20至22頁），經警帶回製作筆錄時，被告於同日17時12分許製作之警詢筆錄及同日21時12分許製作之偵訊筆錄，雖主動坦承有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事實（毒偵卷第5、72頁），惟對於其施用海洛因之犯行則隻字未提，嗣被告經警採集之尿液送驗，檢驗結果呈嗎啡、可待因、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有慈濟大學濫用藥物檢驗中心113年4月2日慈大藥字第1130402002號函暨所附檢體檢驗總表、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尿液採集對照表可稽（毒偵卷第81、82頁），經檢察官於113年6月15日偵查時提示上開檢驗結果予被告，被告亦否認有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而辯稱其施用之甲基安非他摻有海洛因等語（毒偵卷第107、108頁），迄至原審準備程序時始坦承犯行（原審卷第71、79、80頁），是被告就所犯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犯行，並不符合自首之要件；而被告所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與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屬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論以施用第一級毒品之重罪，被告就施用第二級毒品之輕罪部分，固然在警方尚未發覺之前，於警詢時主動供述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符合自首規定，然就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部分，並非出於被告主動供述，依首揭說明，被告就重罪之施用第一級毒品部分非屬自首，自不得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然因被告主動供述有本案施用第二級毒品輕罪部分之犯罪事實，自得資為量刑審酌之依據。 3、被告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旨在鼓勵被告具體供出其上游供應人，俾進一步擴大查緝績效，揪出其他正犯或共犯，以確實防制毒品泛濫或更為擴散，並非使其藉此規定拖延訴訟。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係指具體提供與本案毒品來源有關之其他正犯或共犯資料（例如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特徵之具體人別資料），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機關或公務員（下稱偵查機關）知悉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因此確實查獲其人、其犯行，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10號判決參照）。查被告本案固於警詢時供陳其毒品來源為朋友「阿明」等語（毒偵卷第4頁），惟於偵查時稱：毒品是朋友買的，我不知道本名等語（毒偵卷第72頁），則被告並未提供「阿明」之具體人別資料以供查證，又遍查全卷並無被告與「阿明」毒品交易之對話紀錄或其他毒品交易事證，亦查無其他足資供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據以破獲之資訊；綜上，自難認有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其上游之情形，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要件未合。三、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以被告所犯施用第一、二級毒品罪，事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強制戒治，仍不思戒惕，無視於毒品對於自身健康之戕害及國家對於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施用第一、二級毒品，應予非難，然念及其施用毒品對於他人尚無具體危害，兼衡被告於警詢中自陳之學歷、家庭經濟狀況，暨其犯後坦承犯行，並有主動申告自己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8月，經核原判決量刑應屬妥適。 (二)被告上訴以其務農且為家中經濟來源，父母年邁，且尚有一 5歲幼子，由其獨自扶養，如因本案入監服刑，家中經濟陷入窘境，請求從輕量刑，並給予易科罰金云云，惟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事項，而為科刑輕重之標準。關於刑之量定，固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的事項，乃憲法所保障法官獨立審判之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就具體個案犯罪，斟酌其情狀，並以行為人的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項罪責因素後，予以整體評價，而為科刑輕重標準的衡量；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2984號、112年度台上字第2205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審酌被告之前科紀錄、犯罪情節、所生危害、犯後態度、生活狀況，暨被告主動申告自己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等綜合考量作為量刑基礎，併考量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其所犯為戕害本人身心健康，未危及他人，暨其所陳之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而為前開量刑，復未逾處斷刑之範圍，亦無不當之處。況被告已有多次施用毒品之前科紀錄（不含前述構成累犯之案件），其仍未戒絕毒癮，反覆施用毒品，再犯本案施用毒品犯行，可見其自制力薄弱，未能體悟毒品對於自身健康之戕害及國家對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且施用第一級毒品罪之法定最低本刑分別為有期徒刑6月，被告有累犯應加重其刑之情，是原審量處有期徒刑8月，實難謂原審之量刑有何過重、違反比例原則之處。被告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云云，係對原判決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明儒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恭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邱瓊瑩　　　　　　　　　　　　　　　　　　　法　官　劉兆菊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崴瀚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1-22

TPHM-113-上易-2263-20250122-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強盜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539號上訴人即被告陳彥忠選任辯護人劉家榮律師陳正軒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強盜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原訴字第7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少連偵字第45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陳彥忠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處有期徒刑肆年陸月。未扣案之新臺幣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共同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一、緣陳彥忠受僱於賴文彬，陳彥忠、張○瑋（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詳卷，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以 112年度少訴字第19號判決確定）、賴文彬(未起訴，即原判決中之甲男)及另1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下稱乙男），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加重強盜之犯意聯絡，由陳彥忠於109年10月18 日上午7時59分許駕駛由不知情之王建陸租用車牌號碼000-0 000號租賃小客車（下稱A車）搭載張○瑋、黃國翔(所犯傷害罪部分，業經原審判決確定)、賴文彬及乙男，至址設桃園市○○區○○○路00○00號「樂威總裁汽車旅館」（下稱本案汽車旅館）607號房(下稱本案607號房)1樓時，見車庫門打開，彼時陳致遠準備駕駛車號000-0000號小客車(下稱B車)輛駛離該處，張○瑋、黃國翔、賴文彬、乙男及陳彥忠先後無故侵入該房號之車庫內，其間並將車庫門關閉，自B車內將陳致遠拉出後出拳毆打，致其無力抗拒，陳彥忠嗣強令陳致遠前往本案607號房與1樓連通且大門敞開之2樓，黃國翔則與同在屋內之「球球」(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球球」)及綽號「小魚」之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小魚」) 開啟原本關閉之車庫門，先後離開現場(其後車庫門再度關閉)，陳彥忠要求陳致遠上2樓房間，張○瑋則持刀(刀具外觀形態不詳，未扣案)衝向陳致遠，經陳彥忠攔阻，並喝令陳致遠交出脖子上之金項鍊與張○瑋，陳致遠不從，張○瑋旋徒手毆打陳致遠數拳，致陳致遠受有右眼眶鈍傷併瘀傷之傷勢，以此強暴手段至使陳致遠無法抗拒，而依指示取下脖子上之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金項鍊1條交付與張○瑋，同時，賴文彬及乙男復利用陳致遠甫遭眾人毆擊後復在2樓受制於陳彥忠、張○瑋所施之前開強暴致不能抗拒之狀態，自B車內取走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之物，嗣賴文彬手持本案607號房間原本放置之滅火器上至2樓對陳致遠及屋內噴灑，造成2樓房間煙霧彌漫，嗣陳彥忠、張○瑋、賴文彬及乙男再度開啟車庫門先後搭乘由黃國翔駕駛之A車返回本案607號房門外接送其等離開；嗣陳彥忠將強盜之金項鍊變賣後，與其餘人等朋分，取得變價後之新臺幣(下同)5千元，另賴文彬、乙男則取走自B車內強盜所得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之物。二、案經陳致遠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卷內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包含人證與文書證據等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陳彥忠（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等於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卷第313至320頁），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與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一、認定事實之理由及依據：　　訊據被告終於本院審理程序坦承本案犯行。經查： (一)被告於109年10月18日上午凌晨3時許，駕駛A車，搭載少年張○瑋(下稱張○瑋)及同案被告黃國翔(下稱黃國翔)，載送「球球」、「小魚」至新北市○○區○○○路0段00號之全家超商與告訴人陳致遠(下稱告訴人)見面，送達後被告等人即駕車離開；嗣於同日早上8時許，由被告駕駛A車，搭載張○瑋及黃國翔、賴文彬及乙男，前往本案汽車旅館，而張○瑋、被告陳彥忠、賴文翔及乙男等人與告訴人發生拉扯後，告訴人受有右眼眶鈍傷併瘀傷之傷害等節，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在案(本院卷第331、332頁)，另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原審準備程序中、另案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度少調字第2268號少年保護事件調查審理程序時證述明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少連偵字第455號卷，下稱偵卷，卷㈠第157至163、169至171頁、第441至443頁，偵卷㈡第7至8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度少調字第2268號卷，下稱少調卷，第337至341頁），核與證人張○瑋於少調事件訊問程序及審理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少調卷第313至314、380至3 85、518至521頁），並有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桃園市政府警察龜山分局偵查報告、原審勘驗筆錄暨其附件在卷可佐（偵卷㈠第173、325至327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原訴字第76號卷，下稱原審卷，第75至98 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本案被告為加重強盜犯行，有下列事證可憑： 1、告訴人與共犯即證人張○瑋所為大抵一致之陳述，復據共犯黃國翔供承證述可佐：　⑴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我於109年10月17日使用交友軟體跟2 名女子約炮，我們以通訊軟體LINE談妥價錢、時間後，我於 109年10月18日凌晨4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全家便利超商載到該2名女子，在車內約定了性交易3小時，價格為 1萬5千元，就查了附近的本案汽車旅館並與他們發生性行為，我在與「娃娃」之女子發生性行為時，另一名女子一直接聽來電，直到同日早上7時許，一名陌生男子來電，該女子將來電轉成擴音，我聽到有男生的聲音，感覺就很差，我口氣不好的對該名女子說「你在搞什麼東西啊」就停止性行為去洗澡穿衣，準備離開，同日早上8時許，我先下樓將鐵門拉開，與該2名女子上車準備開車離開，忽然有2名男子將我從駕駛座拉下來，過程中不斷毆打我，其中一名帶頭的男子叫我上去2樓，此時又上開第2名右手刺青的男子手持武器上樓作勢要攻擊我，但被帶頭的男子攔下，該名帶頭的男子要求我把脖子上的金項鍊取下交給他，我就依照他的話將項鍊拿下，帶頭的男子叫我將項鍊交給右手刺青之男子，此時又有另一名男子手持滅火器不斷朝我身上噴灑等語（偵卷㈠第1 57至161頁）；於偵訊時證稱：109年10月18日上午8時許，我一打開鐵捲門，準備駕車離開本案汽車旅館時，有數名男子衝進來，把我拉下車並毆打我我的臉部及身體，後來他們叫我上樓，並且把我的項鍊搶走，還拿滅火器噴我，帶頭的男子和右手刺青的男子往樓下要跑走時，手持滅火器的男子仍朝我噴灑，等我回到車上就發現車內行車紀錄器整台被拆掉、手機、手錶及戒指1個都不翼而飛，倘若被告是因為「球球」、「小魚」有危險而到場，為何要搶我的隨身財物等語（偵卷㈡第7至8頁）；於少調事件訊問時證稱：我於109年 10月17日在通訊軟體BEEBAR跟2個女生約炮，109年10月18日凌晨3、4時許我跟那2個女生約在林口的一家便利超商碰面，我就開車載她們去本案汽車旅館，我們的房間是在2樓，上樓後我就與她們發生性行為，過程中沒有強迫也沒有施用毒品的行為，時間差不多快到時，我一個人先下去開車，當時我已經坐在駕駛座準備把車開出去，這時忽然有一群人衝進來拉開我的車門、把我拖下車，並且開始毆打我，後來其中一個人叫我上2樓，上2樓的人總共有3、4個，其中一個人手上有拿刀、一個人手上拿滅火器，後來那個叫我上2樓的人就把我脖子上的項鍊搶下來，接著拿滅火器的人就開始用滅火器噴我及房間內的物品，拿刀的那個人打了我幾下，那個搶我東西的人有要我在上面待10分鐘再下樓，但我等他們下樓後沒有幾秒鐘我就下樓了，當時他們都跑掉了，下樓之後我去我的車上找東西，我發現我的1隻手錶、1只鑽戒、1 隻蘋果手機不見了等語（少調卷第337至341頁）。　⑵證人張○瑋於110年9月2日少調事件訊問時證稱：我因為逃家，所以與被告、「球球」、「小魚」都住在桃園市○○區○○路 ○段000○0號6樓，案發當日是被告、黃國翔負責載「球球」、「小魚」去做性交易，女子不會在同住之處從事性交易， 109年10月18日當天凌晨4時許，被告開車載我、「球球」、「小魚」及黃國翔到林口的一家便利超商，「球球」和「小魚」就下車了，之後我與被告、黃國翔去凱悅KTV去找被告的朋友喝酒，過程中被告的2名朋友甲男、乙男在凱悅KTV出現的，後來被告說「球球」和「小魚」被一個男生帶走，因此我就和被告、黃國翔、還有另外2名不認識的甲男、乙男一同前往本案汽車旅館，抵達時，607號房間車庫的門是開的，告訴人、「球球」和「小魚」都坐在車上，車子已經發動了但還沒開出來，我就過去把告訴人的車門打開並拉他下車，我有打告訴人幾拳，接著被告一群人也衝過來動手打告訴人，打完後被告就叫我們把告訴人帶到2樓，我們叫告訴人去2樓，沒有人押著告訴人，到了2樓之後，被告質問告訴人為何要將「球球」和「小魚」帶走，要求告訴人賠償，要告訴人拿脖子上的金項鍊，就叫告訴人把脖子上的金項鍊拿給他，被告再把金項鍊交給我，當下我覺得告訴人不用賠償，因為告訴人也沒有對「球球」和「小魚」怎麼樣，後來有一個人就拿滅火器噴告訴人，噴得滿屋子都是泡沫，離開本案汽車旅館時，我在車上有聽到甲男、乙男跟被告說他們有拿到告訴人的手錶、戒指、手機，我有看到鐵灰色的手錶跟鑽戒，手錶看起來很貴重，鑽戒上面有1顆鑽石，手機是iPh one 7等語（少調卷第381至385頁）。於111年4月21日少調事件訊問時證稱：當天在本案汽車旅館2樓時，被告叫告訴人把脖子上的金項鍊拿下來，一開始告訴人沒有拿下來，我就打告訴人的背部和頭部好幾下，一直到拿滅火器的人上來後，告訴人才把金項鍊取下來等語（少調卷第517至520頁）。復於本院審理程序時證稱：賴文彬是我、被告、黃國翔及王建陸的老闆，我們在凱悅KTV唱歌時，得知「球球」跟「小魚」被人欺負，告訴人對女生毛手毛腳，就跟被告、黃國翔還有賴文彬一起去本案汽車旅館，當時本案607號房1樓的大門是開的，我先進去就動手打告訴人，也有動手推他，賴文彬也有動手，當時「球球」、「小魚」都坐在B車後座，之後我們要告訴人上去談，告訴人說他沒錢，就拿金項鍊來抵，我再動手打他，之後賴文彬有衝上2樓，拿一般滅火器噴告訴人，我現在記憶有點糢糊，以在少年法庭所述較為清晰，金項鍊賣掉後，大家都有分，至於賴文彬在1樓搜括的財物，沒有交給被告去分贓，被告只有拿金項鍊而已，我當時A車內確實有看到鐵灰色的手錶、戒指及IPHONE手機等語( 本院卷第293至313頁) 　⑶證人黃國翔迭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以證人身分並提出刑事答辯狀稱：我與承租A車的王建陸、「球球」、「小魚」一同住在桃園市○○區○○路○段000○0號6樓，我有與被告、張○瑋一起送「球球」、「小魚」去全家便利商店後，我們就去吃飯，醒來時車上多了賴文彬及一個我不認識的人，說朋友有難，我們就一起去旅館，我有與告訴人發生小拉扯，張○瑋也有與告訴人拉扯，因為怕男的跑掉，當下看到的景象是告訴人駕車準備離開，感覺限制住「球球」、「小魚」的人身自由，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手持武器攻擊告訴人，我有把車庫門關一半，我先把「球球」、「小魚」叫上車載她們去便利商店後，就回頭載剩下的被告、張○瑋、賴文彬及乙男到便利商店，接著搭載「球球」、「小魚」，我沒有去2 樓的房間，也不知道發生的事情等語(偵卷㈠第35至43、471 至473頁，偵卷㈡第51、53頁，原審卷第339至354頁)。　⑷查：　①互核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少調事件訊問程序中，對於其前往本案汽車旅館與2名女子進行性交易，其後欲駕車離去時，有一群不詳之男子持武器衝進本案汽車旅館內，並將告訴人拉下車輛並毆打告訴人，隨後便要求告訴人前往本案607 號房之2樓，手上有刺青之張○瑋持刀衝向前，遭被告並阻擋，被告要求告訴人交付其所有之金項鍊予張○瑋，且有人在本案607號房2樓使用滅火器噴灑等重要情節，前後所述大致相同。　②又證人張○瑋於少調訊問程序中，對於其與被告、黃國翔一同前往本案汽車旅館，將告訴人拉下車後毆打告訴人，隨後被告要求告訴人前往本案607號房之2樓，被告並要求告訴人交付其脖子上之金項鍊，且賴文彬於房間內噴灑滅火器等節；另證人黃國翔就其證稱於本案時地有與告訴人發生拉扯，關下車庫門以避免告訴人離開等情，前後所述亦大致相同，且與告訴人前開指述相符，所為陳述內容為違反自己利益之陳述，明顯將置陳述人於刑事責任，致一般立於陳述人地位之有理性之人，若非其親自經歷之事實，可合理判斷不致為該陳述。至證人張○瑋固否認有持刀之舉，並將之推諉予持滅火器在本案607號房2樓噴灑之賴文彬等情(少調卷第387頁) ，惟衡以告訴人始終堅指該名持刀之人為與被告相繼上2樓且手上有刺青，遭被告阻擋之男子(偵卷㈠第159、160頁，少調卷第339頁)，另被告則自承其於案發時地確實有阻擋衝向告訴人之張○瑋等情(本院卷第331頁)，佐以賴文彬既係嗣後始持滅火器衝上2樓，且確實有朝告訴人及屋內噴灑滅火泡沫之舉，難以想像其有一邊持刀威逼，一邊使用滅火器噴灑之可能，則告訴人所指其甫上2樓時，為被告阻擋該名衝上前之持刀男子，確實為張○瑋無訛，證人張○瑋諉稱對告訴人持刀相向之人為賴文彬等情，核非事實，不可採信，附此敘明。　③衡以告訴人與被告間素未謀面，復於偵查及少年調查訊問程序中經具結程序擔保其證言之可信性，而證人張○瑋、黃國翔與告訴人之立場及利益對立，衡情其等均無甘冒偽證罪責而設詞構陷被告於罪之動機或必要，其等證詞內容詳盡而未見渲染、矛盾，就其主要證述內容均相符合，可見告訴人、證人張○瑋及黃國翔之前開所證之詞當係基於事實所為之陳述，大抵可堪採信。本案以被告率領黃國翔、張○瑋、賴文彬及乙男，一同前往本案汽車旅館，先由張○瑋、黃國翔先進入本案607號房之1樓強行將原本欲駕車離開本案汽車旅館之告訴人拉下車輛後，與隨後進入車庫之賴文彬、乙男輪番毆打告訴人，嗣「球球」、「小魚」與黃國翔先後離開本案汽車旅館，黃國翔離開前則按下車庫門，以防止告訴人逃離現場，被告復要求告訴人前往本案607號房之2樓，在張○瑋持刀衝向告訴人時加以阻擋，被告並命告訴人交出配戴之金項鍊予張○瑋收持，告訴人因遭被告等眾人之施暴行為，已知寡不敵眾，交出金項鍊，彼時賴文彬則持滅火器旋即上2 樓，朝告訴人及屋內噴灑等情；則依案發當時之情狀，告訴人因遭暴力毆打，不僅張○瑋持刀相向，亦有共犯即賴文彬手持滅火器朝屋內噴灑，告訴人行動自由又遭剝奪而置於多數人之實力支配之下，顯已陷入不能抗拒之情境等情，核無疑義。　④復以證人張○瑋於少調程序中證稱：被告在本案607號房2樓叫告訴人把脖子上的金項鍊給他，賴文彬、乙男就在1樓告訴人車上取走手錶、鑽戒及手機，這是在離開本案汽車旅館時，在車上聽賴文彬、乙男說的，但我沒有聽到行車紀錄器有沒有拔掉，我在車上有看到鐵灰色的手錶跟鑽戒，手錶看起來很貴重，鑽戒上面有1顆鑽石，手機是iPhone 7等語（少調卷第383至384頁），互核與告訴人指稱其遭強盜之財物相符，堪認被告、張○瑋除取得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金項鍊外，尚利用告訴人仍處於至使不能抗拒之狀態下，分由賴文彬及乙男自B車內強盜告訴人所有之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之物等情無誤。 2、本案除據上開證人等之證述外，另經原審勘驗現場監視畫面所示(原審卷第76至94頁)及經本院確認結果(本院卷第134至 136頁)，足堪認被告、張○瑋、賴文彬及乙男等人恃其人數之優勢，不僅對告訴人施以暴行，並利用彼此分工合作，全然掌握本案汽車旅館之空間控制，復持刀、滅火器等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以壓制告訴人，則被告、張○瑋、賴文彬及乙男等人結夥3人以上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等犯行，堪予認定：　⑴本案除上開證人等之證述各節外，另經原審勘驗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所示如下：　①被告、張○瑋(即原審勘驗筆錄之B男)、黃國翔(即原審勘驗筆錄之C男)、賴文彬(即原審勘驗筆錄之D男)及乙男(即原審勘驗筆錄之A男)共乘A車抵達本案汽車旅館收費亭後，被告與賴文彬、乙男一同朝大門管制出入方向之收費亭走去，其中被告及賴文彬先後與服務人員交談，張○瑋、黃國翔則朝已開啟車庫門之本案607號房奔去，先後直接進入本案607號房車庫內(車庫內無監視器)，嗣賴文彬、乙男及被告隨後亦往本案607號房分別奔跑及快步進入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附表可參(原審卷第92至94、76至80、67、68、70、71頁)，由此段勘驗內容，可見賴文彬、乙男下車後係跟隨被告一同往收費亭服務人員所在位置走去，其中之賴文彬接替被告向前與服務人員交談，在賴文彬轉身向朝本案607號房跑去時，乙男則緊隨賴文彬前去，被告則快步走在賴文彬、乙兩男之後；復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於案發時，我加入以賴文彬為首的應召集團，賴文彬是我的老闆，原審勘驗筆錄中的 D男確實是賴文彬等語(本院卷第323、330、331頁)即明。　②又本案被告、張○瑋、黃國翔、賴文彬及乙男係先後走進開啟車庫門之本案607號房內，對應「球球」、「小魚」及黃國翔係在本案607號房車庫門緩慢開啟後，先後自本案607號房跑出之影像畫面所示(原審卷第81頁)，可以合理推論在被告、張○瑋、黃國翔、賴文彬及乙男進入本案607號房後，車庫大門應遭人關閉，形成一密閉不對外開放之空間等情無疑。　③再者，「球球」、「小魚」及黃國翔先後跑出本案607號房後，係由黃國翔駕駛A車載同「球球」、「小魚」離開，在A車離開本案汽車旅館時之畫面所示，可知本案汽車旅館之車庫門已關下，有原審勘驗畫面可參(原審卷第84頁)，再度形成本案607號房為隔絕內外之封閉空間等情，概無疑義。　④其後，黃國翔再度駕駛A車返回本案607號房，此際本案607號車庫門再度開啟，賴文彬、張○瑋、陳彥忠及乙男先後自本案607號房內走出，並進入A車內駛離，其後本案607號房車庫門則保持開啟狀況等情，亦有原審勘驗畫面附卷可佐(原審卷第85至90頁)，可知本案607號房車庫門之開關應係人為操控而無自動關閉之設計等情，應無疑義。　⑵刑法上之強盜罪，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其成立要件。此所謂「至使不能抗拒」，係指強制行為就當時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之判斷，足以使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達於不能或顯難抗拒之程度。亦即應以通常人之心理狀態為標準，綜合考量被害人、行為人以及強制行為態樣等各種具體情況加以判斷，倘行為人所施用之強制行為，依一般人在同一情況下，其意思自由均會因此而受到壓抑者，即應論以強盜罪。至於被害人實際上有無抗拒行為，暨其採取何種抗拒行為，均與強盜罪之成立不生影響。查，由原審勘驗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所示，結合前開證人等之證述各節，可知被告等人則利用彼此行為之分工，分由張○瑋、黃國翔(未參與加重強盜犯行)、賴文彬及乙男先後進入本案607號房內，不僅憑人數之優勢，對告訴人輪番施以拳腳等強暴行為，令告訴人寡不敵眾，而「球球」、「小魚」及黃國翔先後跑出607號房後，依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稱：當時本案607號房內1、2樓間的門沒有關，大家都是直接上去的，我與告訴人在2樓房間時，我也沒有關上1、2 樓的房門等語(本院卷第135頁)，可以合理推知本案607號房內之1、2樓已相連為一整體空間，復分別由被告等中之不詳之人任意關閉本案607號房車庫門，形成空間宰制，使本案6 07號房成為隔絕內外之密閉空間，在令告訴人孤立無援，無力反抗，再由被告令告訴人至2樓房間內，威逼告訴人自行交出金項鍊，同時賴文彬亦利用告訴人受制於被告及張○瑋之際，與乙男搜刮告訴人所駕車內之財物，其間張○瑋、賴文彬則分持刀械及滅火器展示於告訴人，由賴文彬朝告訴人及屋內噴灑滅火泡沫，復由不詳之人嚇令告訴人留滯2樓，以利彼等得順利逃離現場等情，顯然被告與其他同在已對外阻隔封閉之本案607號房內之張○瑋、賴文彬及乙男之相互行為間有互為補充、利用關係等情，至臻無疑，足認被告與張 ○瑋、賴文彬及乙男間立於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及結夥三人之共犯關係無疑。 (三)至被告雖曾辯稱當時有看到告訴人拿出一把槍，其與同案被告黃國翔、少年張○瑋、甲男及乙男前往本案汽車旅館是為了要救「球球」及「小魚」等語。然查： 1、被告於警詢時辯稱：案發當時「小魚」傳訊息跟我說她在本案汽車旅館有危險，要求我們去接她們，我們抵達現場後，「球球」及「小魚」說告訴人強迫她們發生性關係、吸毒等語（偵卷㈠第15至17頁）；於原審111年4月25日之第一次準備程序中辯稱：案發當天我去本案汽車旅館要帶我的女生朋友離開，她們說告訴人當天不讓她們離開，還說要開車把她們帶走等語（原審卷第79頁）；於原審111年11月15日之第二次準備程序中則辯稱：當時告訴人不讓「球球」及「小魚」離開，我們跟告訴人有拉扯，我有看到告訴人拿1把槍出來，我不確定是真槍還是假槍等語（原審卷第48頁）；再於本院審理程序改稱：告訴人白嫖「球球」及「小魚」，始有要求告訴人賠償等情(本院卷第313頁)。觀諸被告歷次供述，可知其於警詢時先稱「球球」及「小魚」遭告訴人強迫施用毒品並發生性關係，於偵查中及原審第一次準備程序時，對於告訴人究竟持有毒品或槍械等節隻字未提，並至第二次準備程序中，始改口辯稱告訴人持有槍械，再於本院審理程序更詞辯稱係因告訴人白嫖所致，顯與其先前供述迥然不符，所辯是否可信，已非無疑。遑論陳致遠倘確有持槍恫嚇之情節，被告等人何以不報警處理，在被告獲悉現場有槍之情況下，會與張○瑋、黃國翔、賴文彬及乙男會分別徒手或僅持刀械先後進入本案汽車旅館以抵抗槍械等具有高度危險性之懸殊環境。 2、至證人「球球」雖於警詢、偵查稱：案發當天因為我心情不好，我就約「小魚」一同到便利超商等一名男性朋友，我不知道該名朋友的姓名，他就開車來載我跟「小魚」，後來他就提議要去旅館休息，上樓後該男子就開始吸食毒品，並問我們要不要施用，我們拒絕後，他就拿槍指著我們，強迫我們發生性關係，後來該男性朋友拿槍強迫我們上車，剛上車沒多久，同案被告黃國翔及少年張○瑋就到了云云（偵卷㈠第 241至247、466頁)，查：　⑴本案「球球」、「小魚」係於同日凌晨4時30分許由告訴人駕駛B車進入本案汽車旅館，若其間「球球」、「小魚」有遭告訴人強逼吸毒或持槍威逼為性行為，不論係「球球」、「小魚」理應在群組對話中直抒遭遇以尋救援，然觀諸「球球」、「小魚」與告訴人在本案607號房內共處長達2個小時後，綽號「球球」之證人林○珍始於同日上午7時39分許始以簡訊發在群組中先傳發「救命」、「客不爽」等語，在代號「 O(或G)」之人傳送以「怎麼了」，「球球」再於同日上午7 時41分傳發以「剛剛小魚突然接到電話，我剛好跟客在爽的時候，狀況發生，有誰人來客要一個交代」等語(偵卷㈠第14 5頁)交代衝突始末，隻言未提有遭告訴人強逼吸毒且持槍強逼發生性行為等節，實悖常情；又「球球」傳送之上開簡訊內容，互核與告訴人於警詢證稱：我在與「娃娃」之女子發生性行為時，另一名女子一直接聽來電，直到同日早上7時許，一名陌生男子來電，該女子將來電轉成擴音，我聽到有男生的聲音，感覺就很差，我口氣不好的對該名女子說「你在搞什麼東西啊」等語(偵卷㈠第158、159頁)相符，基此可稽在「球球」與告訴人發生性行為過程中，固因「小魚」接聽被告來電惹惱告訴人並生不滿，然其間應無「娃娃」及被告所辯「娃娃」、「小魚」有遭告訴人強逼吸毒抑持槍威逼性行為之事實，核無疑義。　　　⑵又倘依「球球」指述，其與「小魚」係遭告訴人以槍械威逼上車並發生性行為，則黃國翔及張○瑋應對於此事有所見聞，然觀諸黃國翔自警詢、偵查及原審準備程序中，少年張○ 瑋於另案少調案訊問及審理程序中，尤其甚至少年張○瑋於本院審理中竟稱：係因告訴人對「球球」、「小魚」毛手毛腳，才有教訓告訴人，並要求告訴人賠償云云(本院卷第307 頁)，足現被告、張○瑋刻意編排故事、扭曲事實，以掩蓋彼等對告訴人實行加重強盜等犯行之藉詞，則本案實難徒憑「球球」空口所指及被告前後不一之辯詞，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四)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一)按犯強盜罪而有刑法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則應論以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加重強盜罪。又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 3款所謂之「攜帶兇器」，其兇器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2566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為本案強盜犯行時，賴文彬、張○瑋分別手持滅火器及刀具，雖均未扣案，然刀具於客觀上已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又滅火器之外觀係以金屬製作，以盛裝用以撲滅火勢之溶劑，且具有相當之重量，況其內之粉塵、化學溶劑一經吸入，亦可能使人呼吸困難甚至窒息，客觀上自亦屬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屬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甚明。 (二)復按刑法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而犯竊盜罪，屬加重竊盜，該規範中行為人侵入之客體，乃指人類日常居住之場所而言（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29 7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旅客對於住宿之旅館房間，各有其監督權，且既係供旅客起居之場所，仍不失為住宅，是上訴人於夜間侵入旅館房間行竊，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 款於夜間侵入住宅竊盜之罪（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474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汽車旅館房間及車庫既由旅客單獨租用作為起居場所，則旅客對於其所居房間有其獨立之監督權，故旅館房間即認係該旅客所居之住宅。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罪而有刑法第32 1條第1項第1、3、4款情形，應論以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又被告等人前述傷害行為，應為其等施以強暴手段之結果，不另論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起訴意旨雖認被告應成立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等罪，尚有未洽，惟本件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經原審及本院諭知變更後之法條、罪名（原審卷第220、336、392頁，本院卷第130、290頁），無礙被告刑事辯護防禦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四)被告、張○瑋、賴文彬、乙男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五)被告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適用：　　被告本案固與少年張○瑋共同犯罪，惟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適用，雖不以行為人明知共同犯罪者之年齡為必要，但至少仍須存有不確定故意，亦即預見所教唆、幫助、利用、共同實施犯罪之人為兒童或少年，而不違背其本意者，始足當之。查少年張○瑋為92年4 月間生（偵卷㈠第27頁），案發當時為17歲有餘之少年，而1 7歲與18歲間就外貌言談上原可能難以區辨，且依被告自陳：我不知道張○瑋未滿18歲等語（本院卷第323至324頁），卷內復無證據足佐被告對少年張○瑋於案發時為少年一情有所認識，自無從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 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 (六)刑法第59條適用之說明： 1、立法者就特定之犯罪，綜合各犯罪之不法內涵、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等各項情狀，於刑罰法律規定法官所得科處之刑罰種類及其上下限（即法定刑）。惟犯罪之情狀千變萬化，為賦予法官在遇有客觀上顯可憫恕之犯罪情狀，認即使科處法定刑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狀況時，得酌量減輕其刑至較法定最低度為輕之刑度，以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爰訂定刑法第59條作為個案量刑調節機制，以濟立法之窮。而該條所稱「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所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故是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自應就同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情狀，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648號判決參照）。刑法第330條加重強盜罪之法定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然同為強盜犯行而有加重事由者，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攜帶兇器強盜而嚴重危害社會治安者，或有強盜過程手段兇狠殘苛，對被害人傷害至鉅者，但亦有強盜過程未對被害人有所人身傷害而僅止於侵害財產法益者，其強盜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相同，不可謂不重，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平等原則。 2、查被告本案所為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犯行，固值非難，惟衡以被告及其共犯於強盜過程中，係由賴文彬、張○瑋分持滅火器及刀具向告訴人威嚇，被告並於告訴人遭他人拉下車毆打時表示「不要再打了」，於張○瑋持刀作勢攻擊時攔阻張○瑋等情，業據告訴人證述明確（偵卷㈠第15 9頁，偵卷㈡第8頁，少調卷第339頁），犯後終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全部犯行（本院卷第331、332頁），並與告訴人家屬以 80萬元達成和解，有本院和解筆錄可按（本院卷第257頁），雖尚未履行，然已減輕告訴人家屬民事求償之訟累，堪認被告應已認知行為錯誤，面對己非，犯後態度尚可，告訴人家屬復於本院時表示：如果被告有認罪，我們就願意原諒他；被告以後出獄，希望被告可以按時付款給廟宇，如果被告有按時給付，是否以刑法第59條酌減，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第252、330頁），則依上開各節以觀，被告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等節並非重大不赦，又參酌刑法第330條加重強盜罪之法定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與其犯罪情節相較，實屬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有堪資憫恕之處，故就被告本案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犯行，應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三、撤銷原判決及量刑之理由： (一)原審經審理結果，認被告上開詐欺犯行明確，予以論科，固非無見。惟⒈被告本案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犯行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已如前述，原審未適用前開規定，即有未洽。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刑罰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本件被告終於本院審理時已坦認上開犯行，並與告訴人家屬達成和解，均如前述，已減輕上開告訴人家屬民事求償之訟累，此部分量刑事由為原審判決所未及審酌，所為刑罰之量定，即有未洽。⒊被告自陳其本案僅獲如附表編號1所示金項鍊變價分得之5,000元（詳後述），且查無其他犯罪所得，原審認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為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物，並與黃國翔、賴文彬、乙男共同沒收之，自有未洽。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等語，為有理由，且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壯年，非無謀生能力，不思正道取財，明知告訴人並無強迫「球球」、「小魚」發生性行為，竟以此為由強盜告訴人之財物，告訴人除受有財產損害，更因遭毆打造成身體多處受傷及心理恐懼，所肇危害並非輕微，法治觀念不足，行為偏差，應予非難，惟念被告終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全部犯行及與告訴人家屬和解之犯後態度，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於本案之犯罪分工、參與情節、所獲利益，及告訴人家屬之意見，參酌被告於本院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做工，日薪1, 500元，入監前沒有工作，家裡有媽媽、哥哥、兒子，未婚，家中經濟由嫂嫂負擔，她一人賺錢養4個小孩，媽媽與嫂嫂分開住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329頁），量處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至被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請求量處有期徒刑3年多（本院卷第329頁），惟被告所犯刑法第330條加重強盜罪之法定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經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後，其處斷刑為3年6月以上有期徒刑，審酌被告認罪之訴訟階段及其上訴迄至本院審理初始時仍矢口否認之訴訟態度，暨被告雖與告訴人家屬達成和解，然尚未賠償告訴人家屬等節，其上開犯後態度於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後，刑度減讓幅度不應過高，始公平合理，是辯護人上開主張，尚難憑採，附此說明。 (三)沒收之說明： 1、犯罪所得部分：　⑴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額分別為之，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　⑵依被告自陳：我們有收告訴人的金項鍊，後來拿去賣掉了，賣了4萬多元，我分到不超過5,000元等語（本院卷第131、1 38、331頁），張○瑋於本院亦證稱：被告只有拿到金項鍊，項鍊後來賣掉，錢分給大家；賴文彬有在一樓拿告訴人車上的東西，賴文彬在一樓搜刮的財物沒有交給被告去分贓等語（本院卷第298、300至301、313頁），則依罪疑唯輕及有疑唯利被告之原則，自應認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為附表編號1所示金項鍊變價後所分得之5,000元，且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 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⑶至附表編號2至4所示鑽戒、手錶及手機部分，依被告於本院自陳：上開鑽戒、手錶及手機是賴文彬與乙男在一樓搜刮告訴人車內所得，並沒有交給我等語（本院卷第331頁），核與張○瑋於本院前開證述相符一致，衡以被告係受僱於賴文彬為首之應召集團，則身居主持、領導地位之賴文彬上開所獲財物獨自收受，非難想像，亦無顯不合理之處，且遍查全卷亦無證據證明被告就附表編號2至4所示之物事實上有處分權限，復無證據證明屬被告所有或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無從於被告所犯項下諭知沒收。另告訴人雖指稱其行車紀錄器與附表編號2至4所示之物一同遺失等語（偵卷㈠第160頁），惟張○瑋證稱：我沒有聽到行車紀錄器有沒有拔掉，車上那2個人（按即賴文彬及乙男）只有講拿到手錶、戒指、手機，我在車上有看到手錶、戒指、手機等語（少調卷第383 至384頁），且遍查全卷並無被告或其共犯有取走告訴人前開所稱之行車紀錄器，自不排除為案發當時賴文彬、乙男於告訴人車內搜刮之時所為破壞並棄置現場，難認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亦無從為被告本案所犯項下諭知沒收，附此說明。 2、又張○瑋、賴文彬所分持以強盜告訴人財物之刀具1支、滅火器1瓶，雖屬犯罪所用之物，然無證據證明為被告所有，且未扣案，亦非違禁物，上開物品之沒收，實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為沒收之宣告。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依刑事裁判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文咨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恭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邱瓊瑩　　　　　　　　　　　　　　　　　　　法　官　劉兆菊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崴瀚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第1項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第1項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三、攜帶兇器而犯之。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附表：編號物品名稱及數量 1 金項鍊1條（價值新臺幣【下同】10萬元） 2 鑽戒1只（價值7萬元） 3 手錶1只（價值70萬元） 4 iPhone 7 PLUS手機1隻（價值5,000元）

2025-01-22

TPHM-113-上訴-6539-20250122-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094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怡良選任辯護人余德正律師溫育禎律師蔡耀慶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34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續字第3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怡良於民國111年1月1日起擔任址設臺北市○○區○○街00號（起訴書誤載為4號，應予更正）順和大樓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之主任委員，本應注意管理維護大樓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且其明知順和大樓外牆曾有修繕紀錄，順和大樓管委會更早於110年12月4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臨時動議，提案討論大樓正面外牆磁磚鬆動之議題，而該大樓正面外牆鄰近馬路邊，若磁磚剝落極有可能傷及路人之可能，竟疏未積極進行順和大樓外牆磁磚修繕事宜，適於111年9月18日下午1時許，告訴人林夏洛（原名林銀燕）在順和大樓前尋找機車停車位時，遭順和大樓外牆剝落之磁磚砸中，致其受有右肩挫傷、頸椎壓迫及肩頸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嫌等語。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有過失傷害犯行，係以被告及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證、順和大樓於110年12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會議紀錄、順和大樓外牆張貼之公告、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4月18日北市都建字第1116028022號函、被告提出之順和大樓外牆於99年、104年、111年之估價單、維修明細及單據、順和大樓管委會111年10月24日函文、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診斷證明書、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為主要論據。肆、訊據被告固坦承擔任順和大樓管委會之主委，以及順和大樓外牆曾有修繕紀錄，管委會曾於110年12月4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臨時動議，提案討論該大樓正面外牆磁磚鬆動之議題，惟否認過失傷害犯行，辯稱：我對順和大樓外牆修繕此事沒有注意義務，因為110年底有新冠肺炎疫情，政府管制民眾出入，大樓修繕工程因此延宕，當時有問過建管局，經目視評估現場外牆並無立即危險，且本件沒有證據證明大樓掉落的磁磚擊中告訴人，即使有擊中也與告訴人診斷證書上之傷勢無因果關係。辯護人則以：①案發時順和大樓外牆是否有磁磚掉落，僅有告訴人之單一指訴，別無其他補強證據，且從病歷資料可見告訴人在案發前即因手臂、上肢、頸椎之問題就診治療並進行推拿，告訴人右、頸椎肩挫傷是否因其長期接受中醫推拿所致，或因僵直性脊椎炎所影響，均有可能；②順和大樓自104年起至111年9月18日發生本案為止，均未有磁磚掉落或砸落之情事發生，亦無外牆明顯凸起或即將掉落之情事，難認案發時有何「對外侵害性且急迫」之待修繕項目，被告只是管理服務人員繼續放置三角錐、張貼告示，此均為被告防護措施之積極作為；③被告並無作為義務，順和大樓所有事項都必須經過管委會住戶決議同意，主委本身職權並無任何決定權限，可以自行決定裝設鐵網或修補外牆磁磚，被告並無違反注意義務可言。伍、經查：一、於111年1月1日起，被告即擔任順和大樓管委會主任委員，順和大樓外牆曾有修繕紀錄，該大樓管委會更早於110年12 月4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臨時動議，提案討論該大樓正面外牆磁磚鬆動之議題，另告訴人有於診斷證明書所載時間、客觀上受有起訴意旨所載傷勢，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審審易卷第42頁），並有順和大樓110年12月4日召開之第二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4月18日北市都建字第1116028022號函、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111年10月25日診字第1110042688 號診斷證明書、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111年1 1月30日診字第000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111年12月1日診字第000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偵卷第21、23、25、2 9-32頁，調偵卷第37頁）可佐，此部分事實合先認定。二、本件應審究者為，檢察官主張被告就順和大樓外牆磁磚剝落有注意義務及修繕義務，對於告訴人受傷之結果應負過失傷害責任，是否已經嚴格證明而無合理懷疑存在？（一）順和大樓外牆磁磚修繕曾於110年12月4日在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討論，提案內容為「大樓正面外牆磁磚鬆動如何處理」，建議為「大樓磁磚處理分短期、長期，長期以牆面拉皮為目標；短期處理方式係考量基金有限而鬆動磁磚仍亟待處理，分敲除磁磚及設置防護網攔截掉落磁磚二案，敲除磁磚約需經費約7萬元至8萬餘元，俟取得設置防護網攔截掉落磁磚之報價，再決定採取何方式處理鬆動磁磚」，有該次會議紀錄在卷可參（調偵卷第37頁）。由會議記錄可知順和大樓磁磚鬆動一事，可能採取的方式有牆面拉皮、敲除及設置防護網，而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1條「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規定，堪認公寓大廈之外牆磁磚全部刮除重貼、增建拆除等修繕，應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而本次會議中，區分所有權人並未針對上開磁磚鬆動議案授權由管理委員會處理，是以，順和大樓外牆磁磚修繕案，仍應經由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決議始得為之。（二）按刑法上之「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係結合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二者，以「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分別當成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之核心概念。「作為義務」其法源依據主要係依刑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乃以行為人是否具有「保證人地位」來判斷其在法律上有無防止犯罪結果發生之義務，進而確認是否應將法益侵害歸責予行為人之不作為。而「注意義務」其法源依據主要來自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係以社會共同生活領域中之各種安全或注意規則，來檢視行為人有無注意不讓法益侵害發生之義務，進而決定其行為應否成立過失犯。是上述兩種義務法源依據不同，處理問題領域亦有異，或有重合交錯之情形，惟於概念上不應將「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相互混淆，而不能以行為人一有違反「作為義務」即認違背「注意義務」。換言之，保證人地位僅是行為人「作為義務」之理由，無法直接從保證人地位導出「作為義務」之內容。至行為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仍應以行為人在客觀上得否預見並避免法益侵害結果為其要件。非謂行為人一經立於保證人地位，即應課予杜絕所有可能發生一切危害結果之絕對責任，仍應以依日常生活經驗有預見可能，且於事實上具防止避免之可能性，亦即須以該結果之發生，係可歸責於保證人之過失不作為，方得論以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76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6條第1款、第2款規定，管理委員會之職務為「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二、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則被告雖為順和大樓之主任委員，其作為義務應存在於順和大樓之日常外牆磁磚之小部分修繕或一般修繕，至於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重大修繕，難認屬被告作為義務之範疇。再者，將大樓外牆磁磚全部刮除重貼，倘未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決議未能通過），則非屬管理委員會及主任委員之職權範圍，難認被告因此而具作為義務。依卷內事證僅可知順和大樓於99年、104年間曾修繕外牆，於1 10年12月4日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提出建議案，尚無法證明順和大樓外牆磁磚如不全部刮除重貼，將有掉落之危險。檢察官既未提出證據方法證明在被告擔任主任委員後，順和大樓之外牆磁磚如不立即全部刮除，將發生掉落傷人之情形，自難認被告未及時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何違反作為義務之情。（四）關於被告是否有違反注意義務，應以其客觀上得否預見並避免法益侵害結果為其要件，除順和大樓外牆明顯可見磁磚凸起，或其他磁磚顯然即將剝落、掉落之情形外，實難期待被告得以預測磁磚何時會掉落，而在磁磚掉落擊中告訴人之前，被告已放置三角錐及張貼警告標示提醒來往之人留意，其以積極避免磁磚掉落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之方法警示，即難認有何違反保護四周安全之義務可言。況111年9月18日案發當天，臺北市上午9時、下午1時 19分許，陸續發生規模5、6.1之地震，有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111年9月份地震測報分析1份在卷可參（偵卷第5 5-57頁），此與被告所稱案發當天發生地震一情相符，則本案無法排除是因地震天然災害導致順和大樓外牆磁磚掉落，因而致告訴人遭磁磚砸中受傷之結果，且縱使順和大樓外牆在案發前有進行修繕，於地震過後是否即不會有掉落磁磚之情形發生，亦非無疑，則被告對於告訴人受傷之事是否有過失，確有合理懷疑存在。三、綜上所述，檢察官提出之證據方法，均不足證明被告有何過失傷害犯行，揆諸前揭說明，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陸、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過失傷害犯行，而為被告無罪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以：①順和大樓於110年12月4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修繕方式中，關於「敲除」方案之報價為7萬至8萬元，金額非鉅，甚至如參考被告提出99年1月27日「外牆剝落（吊車處理）」費用、104 年4月16日「磁磚拆除與防水」費用，分別為1萬8千元、4萬元（案發後112年8月29日之拆除工程報價為6萬元），均低於公寓大廈規約範本所指出之10萬元參考標準。而外牆磁磚剝落對往來住戶、用路人均具有極大威脅，當屬具有對外侵害性且急迫之修繕項目，並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1條規範之「重大修繕」。②本案大樓雖放置三角錐標明或張貼告示，仍難認與被告修繕義務有關，再依告訴人原審之證述，其遭磁磚擊中之位置非前開三角錐或張貼告示放置處，被告到任後至本案發生前並無維護四周安全之反應作為，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惟查，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1條、第36條規定，共有部分若涉及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等事項，應交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處理，且順和大樓 110年12月4日區分所有權人決議會議紀錄，已將順和大樓外牆整修一事列為議案內容，由好兄弟公司提出之估價單（調偵卷第35頁），可見當時預估外牆拆除費用高達28萬，尚需加計清運費用、防水費用及施作現場之圍籬工程費用，總計約53萬元，亦有後續之外牆拉皮工程實應同時納入支出費用之預算，難認被告就順和大樓外牆整修有自行決定及處理權限。又本案發生前，順和大樓外牆並無任何磁磚掉落或明顯凸起情形，本件是否有檢察官所指具對外侵害性且急迫之修繕項目，並非無疑，遑論案發當天發生地震天然災害，無法排除因此造成磁磚掉落，尚難認被告有違反作為義務及注意義務。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既不足以證明被告涉犯過失傷害罪，原審業已詳予論述認定之理由，而為無罪諭知，尚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認事用法均無違誤之處。檢察官執上開理由提起上訴，無非係對原審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重為爭執，然所舉證據仍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其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恭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邱滋杉　　　　　　　　　　　　　　　　　　　法　官呂寧莉　　　　　　　　　　　　　　　　　　　法　官邱瓊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桑子樑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2025-01-21

TPHM-113-上易-2094-20250121-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443號上訴人即被告江澤森選任辯護人王教臻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10、211、406、468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2262、27253 、30796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11年度偵字第24173、27872、 41372號；111年度偵字第27252號；111年度偵字第43552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613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江澤森之刑、沒收部分，均撤銷。上開撤銷部分，各處如本判決附表編號1至5「本院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均緩刑參年。　　事實及理由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江澤森（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就上訴範圍陳稱：「僅針對原判決刑及沒收部分上訴」一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78 、382頁），明示僅就原判決「刑及沒收」部分提起上訴。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及沒收」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等其他部分，故此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關於被告部分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一）。二、刑之減輕部分：　㈠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施行、同年8月2日生效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查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罪（見偵27252卷第205頁；原審210卷一第337頁；本院卷第 396頁），堪認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對於加重詐欺取財之犯行業已自白。又被告自承其犯罪所得係依匯入其帳戶款項之2％計算，是被告提領原判決附表編號2至6所示金額共新臺幣（下同）123萬元(計算式：鄭雲棋之80萬元+陳佳萍之1 0萬元+王芝歡之3萬元+呂東隆之22萬元及5萬元+胡惠文之3 萬元)，則被告之犯罪所得應為2萬4600元（計算式：123萬× 2％＝2萬4600元），而被告業已分別與原判決附表編號2至6所示被害人各以40萬元、5萬元、3萬元、2萬元、12萬5000元成立和解，並均給付完畢等情，有相關調解筆錄、和解書、匯款單據、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存卷可憑（見原審406卷第63 至64頁；原審210卷一第215頁；本院卷第313至314、363、3 65、367至371頁），其賠償損害之數額已超過其犯罪所得，堪認被告取得之犯罪所得已自動繳交，則被告所犯各罪，皆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㈡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經查，詐欺集團犯罪已是當今亟欲遏止防阻之犯罪類型，被告所為破壞社會治安、人與人之間之信賴及經濟社會之穩定，參以被告負責提供帳戶、提領款項，再轉交本件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其動機無非為貪圖不法利益，難認其犯罪情狀有何可憫恕之處，縱考量被告於本案之犯罪分工角色、均與各該被害人達成和解並賠償完畢，及被告自述需扶養配偶、未成年子女（見本院卷第398至399頁）等情，在客觀上均仍顯不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縱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刑之法定最低度刑尚無情輕法重之憾，況被告業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之刑，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之餘地。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就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5罪），予以科刑，並宣告沒收、追徵犯罪所得，固非無見。惟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業與原判決附表編號2至4、6所示被害人成立調解、達成和解，並皆已給付完畢等情，業如前語，且被告就原判決附表編號2至6所示犯行，均有前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原判決未及審酌上開有利被告之事項，量刑自有未當；另被告賠償之數額業已超逾其犯罪所得，堪認其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自不得宣告沒收、追徵犯罪所得，原判決宣告沒收、追徵其犯罪所得，於法有違。被告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暨沒收不當，為有理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及沒收部分，既有前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以正當管道賺取所需，竟貿然提供金融帳戶供他人使用，並代為提領帳戶內款項，再依指示轉交上手，造成各該被害人蒙受財產損失，且使詐欺者得以隱匿真實身分及犯罪所得；考量被告始終坦認犯行（包含自白洗錢犯罪），並於原審審理時與原判決附表編號5所示被害人達成調解，再於本院審理時與原判決附表編號2至4、6所示被害人達成調解、成立和解，並皆已給付完畢等犯後態度，兼衡被告之品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各該被害人所生損害、其犯罪所得，暨被告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有正當工作，與家人同住、需扶養配偶、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398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犯5罪，各量處如本判決附表「本院宣告刑」欄所示之刑。再者，被告所犯各罪行為態樣雷同、行為時間相近，且皆是侵害他人財產法益；暨刑事政策有意緩和有期徒刑合併執行造成之苛酷，刑之科處不僅在於懲罰犯罪行為，更重在矯治犯罪行為人、提升其規範意識、回復對法律規範之信賴與恪守等情，以被告所犯各罪之宣告刑為基礎，於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之外部性界限內，衡酌數罪併合處罰、限制加重刑罰之恤刑立法目的，綜合評價各罪類型、關係、法益侵害之整體效果，考量犯罪人個人特質，及以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為內涵之內部性界限，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後段所示。　　㈢又被告前曾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5年度交簡字第1327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並於107年2月 9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5年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考量被告業已坦承犯行，並與各該被害人達成調解、賠償完畢，堪認被告尚有悔意，被告經此偵審暨科刑教訓後，當已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受上開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予宣告均緩刑3年，以啟自新。　㈣被告之犯罪所得固為2萬4600元，惟被告業與全部被害人達成和解並賠償完畢，且其賠償損害之數額已超過其犯罪所得，堪認其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各該被害人，爰不予沒收、追徵犯罪所得。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雅竹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振榕、邱健盛追加起訴，檢察官許恭仁移送併辦，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家麒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附表：編號對應之犯罪事實原判決罪名及宣告刑本院宣告刑 1 原判決附表編號2 江澤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處有期徒刑陸月。 2 原判決附表編號3 江澤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處有期徒刑陸月。 3 原判決附表編號4 江澤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處有期徒刑陸月。 4 原判決附表編號5 江澤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處有期徒刑陸月。 5 原判決附表編號6 江澤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處有期徒刑陸月。

2025-01-21

TPHM-113-上訴-4443-20250121-3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443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張均維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10、211、406、468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2262、27 253、30796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11年度偵字第24173、2787 2、41372號；111年度偵字第27252號；111年度偵字第43552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613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上訴人即被告張均維（下稱被告）就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4部分，分別係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1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3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8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有期徒刑1年10月、1年8月、1年9月，並就有期徒刑部分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月，暨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為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判決關於被告部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尚屬妥適，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關於被告部分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為詐騙集團上游，始終否認犯罪，危害甚鉅，且迄今未曾積極主動與被害人商談賠償、和解事宜，原判決刑度實屬過輕，難謂與一般人民法律感情相契合等語。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證人簡嘉宏於偵查中已自承無證據證明是被告向其借用帳戶，且簡嘉宏於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44號之另案中，固提出所謂偷錄包含被告在內之影像，然該影像之人乃同案被告張大偉（另經原審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1月，因上訴逾期，經本院駁回上訴確定），根本無法證明被告與借用帳戶有何關連性，且其證言並無可採；又證人即簡嘉宏之女友左芳綺於另案時，證述前後不一，可見此為附和簡嘉宏所為之不實證述；另同案被告江澤森（經本院另行判決）乃張大偉好友，江澤森乃是配合張大偉，方改稱有看到張大偉將錢交給被告，其等供述顯然不實。從而，原審認定事實顯未依證據而無可維持，請撤銷原判決，另為無罪判決等語。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檢察官固上訴主張原審量刑過輕。惟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原判決於量刑時，業已詳予審酌被告具謀生能力，竟不思以正當方法賺取財物，覓得張大偉及透過張大偉覓得江澤森、簡嘉宏以前述方式遂行對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4之告訴人詐欺取財行為，造成其等受有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財產上損失，危害社會治安甚鉅，又被告否認犯罪，未賠償被害人損害分毫，亦未取得其等諒解，並考量被告在本案犯罪中所扮演之角色屬較上游成員，犯罪參與及分擔程度較重，及其於警詢時及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職業狀況、家庭經濟狀況、犯罪行為人品行等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包括前揭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稱分工角色情節、犯後態度等），而為被告所犯各罪之刑之量定；復審酌被告所犯本案犯行時間相隔未遠、侵害法益類型相同，所為犯行之行為與時間關連性及連續性較為密接，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不大，刑事不法並未因之層升，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刑罰方式，已足以評價被告行為不法性之法理（即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定被告應執行之有期徒刑。是以原審就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於法並無不合，難認有何失之過輕、量刑不當之處。　　　　㈡另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然而，被告邀約同案被告張大偉參與本件犯行，且要求張大偉為其覓得江澤森、簡嘉宏等人提供本案原判決附表所示帳戶及擔任提款手，及被告向證人張大偉（江澤森則搭車一同前往）、簡嘉宏收水等情，分據證人張大偉、江澤森、簡嘉宏等人於偵查中結證明確（見偵 22262卷第91至97頁；偵緝613卷第25至31頁）；且證人張大偉於原審審理時供稱：簡嘉宏是我朋友，也是因為我介紹所以才卡到案件等語在案(見原審210卷一第291頁)；證人簡嘉宏亦於警詢時證稱：被告係向其借用原判決附表編號4之名下帳戶，且其有至臺北富邦銀行敦化分行臨櫃提領11萬元，並於台北○○○○酒店與被告吃飯時，交給被告等語(見偵12222 號卷第9至13頁)，又證人簡嘉宏聽信被告出借其名下帳戶，並令其女友左芳綺與被告接觸而欲提供左芳綺台北富邦銀行帳戶，致證人左芳綺同遭偵辦等情，亦據證人左芳綺證述明確(見偵12222卷第143至149頁)；復被告借用如原判決附表編號4所示之簡嘉宏名下帳戶而共同詐欺案外人陳宏雄之另案，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4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6月，迭經本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5790號判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139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等情，有該另案判決書影本、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55至169頁），可見被告確有向證人簡嘉宏借用原判決附表編號4所示之帳戶無誤，益徵證人張大偉、簡嘉宏前揭證述並非子虛，足堪採信。從而，被告上訴否認犯罪並執前揭情詞指摘原審判決為不當，無非係對原判決已說明判斷之事項及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見，重為爭辯，妄指原判決違誤，自不足採。　㈢綜上所述，檢察官、被告之上訴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雅竹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振榕、邱健盛追加起訴，檢察官許恭仁移送併辦，檢察官邱健盛提起上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家麒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2025-01-21

TPHM-113-上訴-4443-20250121-2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951號上訴人即被告何友諒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920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45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含定應執行刑）撤銷。上開撤銷部分，各處如附表「本院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　　理　由壹、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被告表明僅就原審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92、132頁），檢察官並未上訴，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對被告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沒收等部分。貳、實體部分（刑之部分）　一、新舊法比較之說明：（一）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 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關於新舊法之比較，應適用刑法第 2條第1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較。而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事項，如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及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合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予以整體適用。　　（二）關於洗錢防制法修正部分，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自113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　 1、有關洗錢行為之定義，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可見修正後規定係擴大洗錢範圍。　 2、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4條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113年7月 31日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 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第 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經比較新舊法結果，舊法之有期徒刑上限（7年）較新法（5年）為重。　 3、有關自白減刑規定於113年7月31日修正，修正前（即112 年6月14日修正後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第 23條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新舊法比較結果，修正後之規定已將自白減輕其刑之要件嚴格化，並未較有利於被告。　 4、經比較新舊法結果：　　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本案洗錢犯行，依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第16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後，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6年11 月以下；依裁判時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由於被告符合修正後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自白減刑要件（無證據證明其有犯罪所得）及後段供出共犯減免其刑要件（被告曾向警方供述及指認共犯因而查獲，現由檢警機關偵辦中），其處斷刑範圍係有期徒刑2月以上4年 11月以下或免除其刑。經整體比較結果，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三）關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之制定：　 1、按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刑法第1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而被告所犯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並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3項所列情形，且其行為時並無該條例處罰規定，依上開說明，並無適用該條例論罪之問題。　 2、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取財罪，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乃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無須為新舊法之整體比較適用，倘被告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3805號判決意旨參照）。二、刑之減輕事由（一）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中均自白加重詐欺之犯罪事實，因無證據證明其獲有犯罪所得，自無繳交犯罪所得問題，又被告業於警詢時供稱：「愛德華愛力克」負責指揮各種工作事項，包括拿卡片、哪一張卡片要出多少錢等等，要提領哪一張卡片也是他指示的（原審卷第76頁），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可按（原審卷第88頁），嗣警方依被告指述，因而循線查獲共犯劉○○（涉及偵查不公開，真實姓名詳卷）等情，業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下稱萬華分局）覆以「被告於警詢指認『愛德華愛力克』，隨即由本分局查獲指揮詐欺集團之首腦劉○○」、「劉○○是目前查獲該集團最高的指揮者」，有萬華分局113年12月11日北市警萬分刑字第1133075080號函、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可參（本院卷第153、285頁），另113年12月2日北市警萬分刑字第1133039085號刑事案件報告書，亦認劉○○擔任控盤首腦及水房，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等罪嫌將其移送至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偵辦（本院卷第175 、201-203頁），足認有因被告之供述查獲本案詐欺集團之指揮成員劉○○，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後段要件，考量被告擔任收水人員造成附表3名告訴人受有財產損失，對社會秩序造成之影響非輕，認尚不足以免除其刑，故就其所為3次犯行，均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二）被告就參與犯罪組織（原判決附表一編號一部分）及洗錢犯行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中自白，原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後段規定減輕其刑，惟被告此部分所犯罪名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依上開說明，僅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三、末被告所犯之罪經本院整體審酌犯罪情節與罪刑相當原則，並充分評價考量於具體科刑時，認除處以重罪即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自由刑」外，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不併宣告輕罪（即一般洗錢罪）之「併科罰金刑」，併此說明。四、被告雖請求為緩刑之宣告（本院卷第320頁），然其曾因加重詐欺案件經原審法院分別以113年度審訴字第1513號、113 年度審簡字第1994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6月（共2罪）在案，有本院前案紀錄表可憑。被告前既已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並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緩刑宣告之要件，其提起上訴請求宣告緩刑，顯與法律規定不合，此部分上訴並無理由，末此說明。　參、撤銷改判及量刑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是被上游指示去做這些工作，不是我去詐騙被害人，實際上詐騙者是詐欺集團的人，我只是最底層的人，我有自白且供出上游，並與被害人和解，我沒有犯罪所得，請求從輕量刑，給予緩刑機會。　　　　二、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而，被告有供出本案詐欺集團之指揮成員，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後段要件，原審未依上述規定減輕其刑，其量刑諭知容有未洽。被告提起上訴主張原審量刑過重，為有理由，而原判決既有前開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刑之部分撤銷改判，而其定執行刑失所附麗，亦併予撤銷（至被告提起上訴請求宣告緩刑，然本案不符合緩刑之要件，已如前述，此部分上訴並無理由，末此說明）。　三、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時值壯年、非無謀生能力，竟不思以正途賺取錢財，貪圖不法利益而加入詐欺集團，並擔任收水而參與本案加重詐欺及洗錢行為，侵害告訴人3 人之財產法益，使不法所得金流層轉，無從追查最後所在及去向，造成犯罪偵查困難，助長詐欺犯罪風氣，危害交易秩序及社會治安，暨其犯罪動機、手段、情節及所生損害，惟念及被告坦承犯行、知所悔悟，於本院審理中與告訴人劉佩欣以3萬6千元和解（尚未賠償，自115年6月起分期給付），有本院和解筆錄可憑（本院卷第101-102頁），以及告訴人劉佩欣、邱月樺對本案之意見（本院卷第96、139頁），暨被告自陳專科畢業，案發時及入監前為白牌車司機，月收入約4萬元，單親扶養2名小孩、入監前須負擔家中經濟（本院卷第319頁）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3罪量處如附表本院宣告刑欄各該編號所示之刑，並考量被告所犯3罪之犯罪型態、情節及侵害法益，於合併處罰時責任非難之程度、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依刑事裁判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恭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邱滋杉　　　　　　　　　　　　　　　　　　　法　官呂寧莉　　　　　　　　　　　　　　　　　　　法　官邱瓊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桑子樑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編號告訴人原審主文本院宣告刑和解情形 1 邱月樺何友諒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何友諒處有期徒刑捌月。未和解 2 黃靖惠何友諒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何友諒處有期徒刑柒月。未和解 3 劉佩欣何友諒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何友諒處有期徒刑柒月。以3萬6千元和解，尚未賠償

2025-01-21

TPHM-113-上訴-5951-2025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