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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04號上訴人即被告范佩華上列上訴人因侵占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 68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187、178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及沒收部分均撤銷。上開撤銷部分，范佩華所犯業務侵占罪，共二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仟捌佰元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理　由壹、本院審判範圍之說明：　　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范佩華(下稱被告)表明僅就原判決之量刑及沒收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59至60、67至68頁) ，則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由，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關於量刑及沒收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故就此量刑所依附之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等部分，均援用原審判決之記載(如附件)。貳、被告上訴意旨：　　我要扶養父母，且父親身體越來越差，現已與兩位姊姊商量，我想賠償2家便利商店所受之損害，這段期間先由姐姐負責家中開銷，若能達成和解，原審之量刑基礎已有變更，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並從輕量刑等語。參、上訴論斷之理由：一、被告應有刑法第59條情輕法重的減刑適用：　㈠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　㈡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其犯行（警一卷第11至15頁，警二卷第13至16頁，偵1187卷第25至26 頁，原審卷第39、44至46頁，本院卷第59至60頁），深知省悟，復考量被告就犯罪事實一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5萬6,1 27元部分，已與全家便利商店花蓮○○○（下稱花蓮○○店）○彭馨瑩以6萬元達成民事和解；另就犯罪事實二犯罪所得6萬8 千元部分，其中61,200元與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產險公司，該公司已取得理賠全家便利商店花蓮○○○○ 店【下稱○○○○店】61,200元保險賠款同意暨債權轉讓)以61, 200元達成民事和解，有本院114年度附民字第1號、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10號調解筆錄各1份、華南產險公司114年2月6 日(114)華意字第010號函、出險通知單、保險賠款同意暨債權轉讓書、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114年2月24日全管字第0289號函各1份（本院卷第69至70、89、91、92、109至11 0、115頁）附卷可考。本院綜合本案犯罪動機、情節、犯罪所得等情，認被告本件業務侵占之犯行，縱宣告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6月，猶嫌過重，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同情，確有情輕法重之情形，爰就被告所犯業務侵占各罪（即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二），均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二、撤銷原判決量刑之理由：　　　　原審審理結果，認定被告確有如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示　　犯行明確，判決被告犯業務侵占罪(2罪)，各處有期徒刑6月　　，並諭知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56,127元、68,000元，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固非無見　　。惟查：　㈠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依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其中有無與被害人達成和解進而賠償損失，為認定被告犯後態度之重要量刑因子，且被告犯後是否悔悟亦為其一應斟酌之量刑因子。查被告事後坦認犯行，已能體認自己觸犯法律規定而願意承擔刑罰，並與告訴人等達成民事調解，分期給付賠償金額中，已如上述，其犯罪後態度已有改變，此屬刑法第57條第 10款所定之量刑事項，亦屬刑法第59條是否足堪憫恕或是否情輕法重之審酌要件，原審未及審酌上情而未給予被告酌減其刑之機會，容有未洽，所為量刑尚難稱妥適。　㈡按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沒收新制係基於「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普世基本法律原則而制定。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防止經濟、貪瀆犯罪之重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另為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增訂過苛調節條款，於宣告沒收或追徵於個案運用有過苛之虞之情形，得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或酌減之，以節省法院不必要之勞費，並調節沒收之嚴苛性。　⒈經查，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一犯罪所得5萬6,127元部分，被告已與花蓮○○○○彭馨瑩以6萬元達成民事調解(給付方式：114 年2月10日之前給付4千元，自114年3月起至同年9月止，每月10日之前各給付8千元)；另犯罪事實二犯罪所得6萬8,000 元部分，被告與華南產險公司間就其理賠告訴人林俊賢(全瑩商行)之61,200元，以61,200元達成民事調解(給付方式： 114年4月10日起，於每月10日前按月給付8千元，共計8期，最後1期給付5千2百元)，至於告訴人林俊賢申請理賠扣掉自負額6,800元部分，則尚未及與告訴人林俊賢約定返還方式，迄本院宣判時就犯罪事實一民事和解部分已給付賠償金額 8千元，此有本院114年度附民字第1號、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10號調解筆錄各1份及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 9至70、109至110、113頁），是被告已實際給付賠償部分，本質上可認係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稱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此部分自不予宣告沒收、追徵。至其餘分期給付款部分雖尚未給付，惟本院依調解筆錄約定觀之，被告允諾賠償告訴人彭馨瑩之6萬元金額即已高過被告在犯罪事實一之全部犯罪所得5萬6,127元，另被告允諾賠償華南產險公司就其理賠告訴人林俊賢之金額為6萬1,200元，加上告訴人林俊賢申請華南產險公司理賠結果之自負額6,800元，正是犯罪事實二之犯罪所得。又被告依調解筆錄內容分期履行中，而尚未屆期部分，調解筆錄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已足保障告訴人等之求償權，並達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如再宣告沒收或追徵，將有過苛之虞，從而就上開已達成調解金額，分期履行中之金額，爰依刑法第38條之2 第2 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至於告訴人林俊賢自負額6,800元部分，仍屬被告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⒉從而，被告於本院審判中已與告訴人彭馨瑩、華南產險公司達成調解，並返還告訴人彭馨瑩部分犯罪所得，其餘犯罪所得告訴人彭馨瑩、華南產險公司同意分期清償，再諭知沒收、追徵，恐有過苛之虞，原審未及審酌上情，將全部犯罪所得全數沒收，此部分難謂允洽，應予撤銷。　　㈢是被告以原審量刑過重為由提起上訴，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就被告之宣告刑、定刑及沒收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任職花蓮○○店、○○○○ 店期間，對店內營收有管理之權責，卻為解決家中經濟困境，將其業務上持有之款項加以挪為私用侵占入己，造成告訴人彭馨瑩、林俊賢受有財產損害，所為實有不該；復審酌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另審酌被告分別與告訴人彭馨瑩、告訴人林俊賢債權轉讓人華南產險公司等達成民事調解，分期給付賠償金額之犯後態度；被告之前科素行、於原審及本院自陳高中畢業、離婚、目前從事加油工作、經濟狀況勉持（原審卷第47頁，本院卷第59、64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審酌被告所犯上開2罪之犯罪態樣、時間間隔、侵犯法益，考量各該罪合併後之不法內涵、罪責原則及合併刑罰所生之效果，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性界限等情，經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並就所定執行刑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儆懲。四、沒收部分：　㈠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一犯罪所得5萬6,127元部分，被告已與告訴人彭馨瑩以6萬元達成民事調解(給付方式：114年2月10日之前給付4千元，自114年3月起至同年9月止，每月10日之前各給付8千元)；另犯罪事實二犯罪所得6萬8,000元部分，被告與華南產險公司間就其理賠告訴人林俊賢之61,200元，以 61,200元達成民事調解(給付方式：114年4月10日起，於每月10日前按月給付8千元，共計8期，最後1期給付5千2百元) ，已如前述，迄本院宣判時就犯罪事實一與告訴人彭馨瑩民事和解部分已給付賠償金額8千元，此部分堪認已實際發還被害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至其餘分期給付款部分雖尚未給付，惟揆諸上開說明，調解筆錄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已足保障告訴人等之求償權，並達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如再宣告沒收或追徵，將有過苛之虞，從而就上開已達成調解金額，分期履行中之金額，爰依刑法第38條之2 第2 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㈡至於告訴人林俊賢自負額6,800元部分，仍屬被告未扣案關於犯罪事實二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 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檢察官執行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之規定發還權利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江昂軒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徐文彬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 【附件】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68號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范佩華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87 號、113年度偵字第17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范佩華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萬陸仟壹佰貳拾柒元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萬捌仟元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應執行有期徒刑柒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一、范佩華於民國112年8月21日至同（112）年12月14日期間，在由彭馨瑩擔任○○，址設花蓮縣○○市○○路000號之全家便利商店花蓮○○店（下稱花蓮○○店）任職，負責櫃臺收銀、現場清潔、貨架整理等工作，為從事業務之人。其明知所管理花蓮○○店之營業收入須匯回全家便利商店總公司，再由總公司分配利潤，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接續於如附表一所示時間，挪用侵占如附表一金額欄所示店內營收款項作為私用，共侵占新臺幣（下同）5萬6,127元營業所得。二、范佩華於113年1月10日至同（113）年1月11日期間，在由林俊賢擔任○○，址設花蓮縣○○鄉○○路0段00號之全家便利商店花蓮○○○○店（下稱○○○○店）任職，負責櫃臺收銀、現場清潔、貨架整理等工作，為從事業務之人。其明知所管理○○○○店之營業收入須匯回全家便利商店總公司，再由總公司分配利潤，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接續於如附表二所示時間，挪用侵占如附表二金額欄所示店內營收款項作為私用，共侵占6萬8,000元營業所得。　　　　理　由壹、程序部分　　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項供述證據，被告范佩華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易卷第40頁），且當事人均未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易卷第37至48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取得及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又被告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無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亦非違反法定障礙事由經過期間不得訊問或告知義務規定而為，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第 158條之2規定，應有證據能力；另本判決後述所引之各項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且亦無證據證明係非真實，復均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又前開供述與非供述證據復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中合法調查，自均得為本案證據使用。　　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范佩華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警134卷第13至16頁；警168卷第11至15頁；偵187卷第25至26頁；易卷第39、44至4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彭馨瑩於警詢、本院審理時具結後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林俊賢於警詢之指訴相符（見警134卷第21至23頁；易卷第40至41頁；警168卷第21至23頁），並有收銀員明細表影本、112年12月14日之監視錄影畫面翻拍截圖、113年1月1 0日至1月11日之監視錄影畫面翻拍截圖、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提出之告訴人彭馨瑩整理之帳務資料影本附卷可稽（見警 134卷第37、49至50頁；警168卷第29至35頁；易卷第51至11 5頁），應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 項之業務侵占罪。被告於如附表一、附表二所示時間，各自反覆利用職務上機會，將營收現金挪為己用之行為，各自係基於同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以相同方式實施，侵害同一法益，故各舉動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各自論以業務侵占之接續犯，而論以一罪。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任職花蓮○○店、○○○○ 店期間，對店內營收有管理之權責，卻將其業務上持有之款項加以挪為私用侵占入己，造成全家便利商店受有財產損害，所為實有不該；復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另審酌被告迄今未實質賠償告訴人2人損失之犯後態度；末審酌被告之前科紀錄、於本院審理程序自陳高中畢業、離婚、無人須扶養、目前從事清潔人員、月收入約2萬7,000元、經濟狀況勉持（見易卷第4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審酌被告所犯上開2罪之犯罪態樣、時間間隔、侵犯法益，考量各該罪合併後之不法內涵、罪責原則及合併刑罰所生之效果，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性界限等情，經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就所定執行刑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儆懲。三、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侵占之5萬6,127元、6萬8,000元，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且未扣案並發還予告訴人2人，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於被告各罪項下宣告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雖供稱案發後有將1萬元丟進花蓮○○店之金庫，已歸還部分侵占款項等語（見易卷第46頁），惟此節經告訴人彭馨瑩於本院審理中否認（見易卷第39至40頁），且卷內無證據足以認定被告此部分所述為真，是尚不足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應認被告尚未返還任何其所侵占之現金，然被告倘嗣後將此部分款項歸還予告訴人，應由檢察官於執行沒收時扣除已歸還之部分，併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江昂軒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宗賢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明駿　　　　　　　　　　　　　　　　　　法　官　李珮綾　　　　　　　　　　　　　　　　　　　　　法　官　呂秉炎附表一：編號時間金額（新臺幣）款項屬性備註 1 112年8月21日某時 9,990元收銀機臺現金起訴書時間誤載為112年9月10日前某日，金額誤載為1,000元，此部分業經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當庭更正。 2 112年9月1日某時 9,107元收銀機臺現金起訴書時間誤載為112年10月，金額誤載為1萬8,000元，此部分業經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當庭更正。 3 112年9月10日某時 1萬7,030元收銀機臺現金起訴書金額誤載為1萬7,000元，此部分業經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當庭更正。 4 112年12月14日17時51分 1萬元收銀機臺現金無。 5 112年12月14日19時13分 1萬元收銀機臺現金無。共計：5萬6,127元附表二：編號時間金額（新臺幣）款項屬性 1 113年1月10日14時9分 3萬元收銀機臺現金 2 113年1月11日12時3分 3萬8,000元收銀機臺現金共計：6萬8,000元

2025-03-14

HLHM-113-上易-104-20250314-1

原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易字第44號上訴人即被告吳明傑　　　　　　　　　　指定辯護人湯文章律師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原易緝字第4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67號），提起一部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上訴人即被告吳明傑(下稱被告)於本院中已明示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見本院卷第66頁），則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由，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部分。其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證據、理由、論罪（含罪名、罪數）、沒收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均如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二、被告上訴及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自始坦認犯行認罪知錯，請考量被告當時因失業又逢子女甫出生，經濟窘迫，一時失慮始為本案犯行，且上訴後已與告訴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區營業處成立調解，請求從輕量刑等語。三、撤銷原判決關於科刑之理由：　　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刑罰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被告於上訴後於本院中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告訴人亦同意予以從輕量刑，此有本院調解筆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3 頁至第84頁），可見被告非無彌補犯罪所生損害之誠意，量刑基礎稍有變異，且犯後態度此一量刑因子已生有利於被告之變動，原判決未及審酌，所為之量刑尚嫌過重，稍有未洽。從而，被告上訴主張其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請求給予得易科罰金刑度，讓其可繼續工作賠償告訴人損失，而指摘原審所為之量刑過重，非無理由，爰就原審判決關於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四、量刑審酌部分：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生活所需財物，竟持破壞剪等工具竊取約330公尺之電線桿電纜，不尊重他人財產法益，所為固無足取。惟念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復已於本院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業如前述，足徵被告非無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之誠意，復考量被告前有酒駕之公共危險、竊盜等前科素行，此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佐，及其於本院中自陳高中肄業，現在工地綁鐵，日薪約新臺幣2千元，已有正當工作，尚需扶養2名未滿7歲之幼子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68頁至第69 頁），及告訴人表示同意從輕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戴瑞麒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易緝字第4號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吳明傑選任辯護人　蔡雲卿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67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吳明傑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纜線叁佰叁拾公尺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吳明傑、顏誌賢（業經本院以113年度原易字第75號案件審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5月24日3時20分許，分別騎乘電動二輪車至花蓮縣○○鄉○○○街000巷00號至00號路段，由吳明傑手持客觀上具危險性，足以危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可供兇器使用之破壞剪、短鐵等工具，攀爬電線桿至電纜線處，將電纜線剪斷，剪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所有之電纜線後，再由顏誌賢將掉落於地面之電纜線整理捲收2袋得手。迨因顏誌賢發現不妥，未告知吳明傑而先行騎車離去，而吳明傑仍繼續將電纜線剪下，之後再自行將剪下之電纜線整理裝袋，共竊得約330公尺長之電纜線，並騎乘電動二輪車離去，之後再將電纜線內部銅線變賣予不詳資源回收場之人，用以獲取金錢並花用殆盡。嗣經台電公司花蓮區營業處員工黃○隆發現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監視錄影畫面，始循線查獲上情。二、案經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　　本件被告吳明傑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其於審理程序進行中，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161條之2、161條之3、163條之1及 164條至170條所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限制，合先敘明。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根據的證據及理由　　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吳明傑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本院卷第146頁、第156頁），核與證人即台電公司員工黃○隆、證人即同案被告顏誌賢於警詢及偵查時之具結時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警卷第25至第31頁、第35頁至第37 頁；偵卷第77頁至第79頁），並有路口監視錄影畫面擷取照片、現場採證照片（警卷第69至第85頁）等證據資料在卷可資佐證，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其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吳明傑所為，係犯刑法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又被告吳明傑與同案被告顏誌賢2人間，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㈡累犯之說明　　被告吳明傑前於109年間因酒後駕車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原交簡字第5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於111年4月4日徒刑執行完畢出監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3頁至第24頁），然檢察官並未就被告吳明傑上開構成累犯之事由主張應加重其刑，雖本案被告吳明傑符合累犯之要件，然本院不再審酌被告吳明傑是否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附此敘明。　㈢爰依刑法第57條規定，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吳明傑正當青壯年，卻不思以正當勞力賺取金錢，藉由以竊取電纜線之方式非法獲取財物，不但造成自身生命、安全之危險，亦造成附近合法安全使用電力民眾之危害，其法治觀念及自制能力均薄弱，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及居住安全之觀念，殊非可取，參以被告前已有多次竊盜前案紀錄，此有臺灣高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其仍恣意於本案竊取他人財物，顯見素行不佳；又被告犯後雖坦承犯行，然迄未與被害人台電公司達成和解或賠償被害人所受之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犯罪手段、竊取財物之價值，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綁鐵工作、日薪2000多元、未婚、有2未成年子女及妻子需扶養（本院卷第156頁至第15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㈣緩刑說明　　按量刑應以刑罰應報、預防之功能目的以及當前刑事政策為本，因應個案而做出最妥適之刑罰裁量。而刑法目前除朝寬嚴併進之刑事政策外，亦需以被害人為中心的修復式正義之刑事政策為思量，亦即以加害人向被害人真實悔過與補償及社群共同參與為基礎，使被害人創傷與社會關係獲得實際修復，社會和諧得以復歸，法秩序得以維持。次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1.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2.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緩刑目的，係國家司法機關特意以有利被告再社會化及考量犯罪特別預防的目的所為之寬刑處置。緩刑與否，係思量被告本案犯罪情節、生活狀況等等各項情狀後，認為為鼓勵被告從此守法改過自新，並為救濟短期自由刑之弊，認暫無執行拘禁人身自由之必要時，始為之寬刑決定。經查，本案被告之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已坦承犯行，請從輕量刑並給予被告緩刑之諭知等語。惟查，被告前於109年間因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原交簡字第5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1年4月4日徒刑執行完畢出監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3 頁至第24頁），其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本案，已不符合上開緩刑之要件，辯護人之主張顯屬無據，自無可採，據此敘明。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又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雖規定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惟以沒收犯罪所得之立法意旨，係在禁止行為人因犯罪行為獲有利得及取得該利得所生之利得（即該利得之孳息），是如同本件之行為人將違法行為所得物變價為其他財物之案型，最終應沒收之所得，應不少於行為人因違法行為取得之原利得，亦即，在行為人就原利得為變價之情形下，如變價所得超過原利得，則逾原利得之變價額部分，自屬變得之財物，而屬應沒收之所得範圍；如變價所得低於原利得（即如賤價出售），行為人其因犯罪而獲有原利得之既存利益，並不因其就已取得之原利得為低價變價之自損行為而受有影響，仍應以原利得為其應沒收之不法利得（如不依此解釋適用，行為人無異可利用原利得低價轉售行為，而規避沒收所得之規定，藉以保有該部分差價之不法利益）。經查，被告吳明傑竊取被害人所有之電纜線約 330公尺等財物，雖未扣案，惟仍係被告吳明傑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又查被告吳明傑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供稱上開竊得之電纜線載運至資源回收場變賣，賣得之金錢約新臺幣 4、5000元等情，是被告吳明傑雖將竊得之電纜線予以變賣，然揆諸前揭說明，仍應以沒收被告吳明傑所竊得之原物為宜，附此敘明。　㈡被告吳明傑持之並用以竊取電纜線之破壞剪、短鐵等工具，並未扣案，訊據被告吳明傑於本院審理時供稱：該破壞剪被我丟掉了等語（本院卷第147頁），復無證據足認該破壞剪、短鐵等工具係屬違禁物，已無從藉由剝奪其所有預防並遏止犯罪，應認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而無沒收之必要，爰不為沒收之宣告，併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1項，刑法第321第1項第3款、第28 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 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戴瑞麒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韓茂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怡玉附錄本判決論罪之法律條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2025-03-14

HLHM-113-原上易-44-20250314-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訴字第8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張渝琪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84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397、8398、8399 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831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張渝琪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本案應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規定對被告張渝琪較為有利，原判決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論處，應有適用法律之違誤，爰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之判決等語。二、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諭知被告有罪之判決，除就洗錢防制法之新舊法比較適用錯誤而就論罪科刑部分有所不當(詳下述)外，其餘事實、理由暨沒收與否等認定，均無不當，爰引用第一審判決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除論罪科刑以外之理由，與沒收與否之說明(如附件)。並變更不當部分之記載如下：　㈠新舊法比較：　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普通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行為（民國111年3月30日）後，洗錢防制法經過2次修正（於112年6月14日、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分別自112年6 月16日、000年0月0日生效）。經查：　①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原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第2 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原第14條規定：「（第1項）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19條，規定：「（第1項）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②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00日生效，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足見修正後之中間時法、裁判時法規定，均未較有利於被告。　③綜上，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雖擴大洗錢之範圍，然依本案之情形，無論依修正前、後之規定，均合於洗錢之要件；而本案為洗錢財物、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之情形，法定最高本刑雖自「7年有期徒刑，併科 5百萬元罰金」修正為「5年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罰金」，惟因本案之特定犯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為有期徒刑5年，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故依修正前第1 4條第3項規定，修正前所得量處之刑度範圍為「有期徒刑2 月至有期徒刑5年，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此法定本刑之調整之結果，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刑罰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之事項，於本案之情形，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 19條刑度並未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為低，是修正後之刑度並未較有利於被告；而關於減刑之規定，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均未自白洗錢犯行，於本院中則從未到庭，是就本案具體情形綜合比較，修正後之中間時法（112年6 月14日修正）、裁判時法（113年7月31日修正）均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應適用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　　㈡論罪部分：　　⒈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被告基於幫助之犯意，提供本案帳戶之網路郵局帳號、密碼資料予本案詐欺集團使用，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前開帳戶資料後利用被告之幫助，使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告訴人因受詐欺而陷於錯誤，匯款或轉帳至本案帳戶後，復遭提領殆盡，併生金流之斷點，無從追索查緝。被告所為僅為他人之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提供助力，尚無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係以自己實行詐欺及洗錢犯罪之意思，或與他人有詐欺及洗錢犯罪之犯意聯絡，或有直接參與詐欺及洗錢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分擔，被告所為既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自僅成立詐欺取財及洗錢罪幫助犯。　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⒊被告以一個提供本案帳戶之網路郵局帳號、密碼資料之行為，幫助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向如原判決附表一「告訴人」欄所示之人詐得財物，且遮斷金流，侵害該等告訴人之財產法益，係一行為觸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⒋被告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上開洗錢罪之幫助犯，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⒌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8317號併辦意旨書所載之犯罪事實（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4所示），與檢察官已起訴且經本院認定有罪之部分（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理。三、撤銷改判之理由及量刑：　　　　㈠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本案犯行，經新舊法比較後，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論處，業如前述，原審論以幫助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 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尚有未洽。檢察官提起上訴執此指摘原判決，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非無謀生能力，竟不思以正途賺取錢財，提供本案帳戶之網路郵局帳號、密碼予「周○華」使用，幫助本案詐欺集團向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4名告訴人詐欺取財，同時幫助洗錢，造成犯罪偵查困難，助長詐欺及洗錢犯罪風氣，危害交易秩序及社會治安，所為實屬不該，且犯後始終否認犯行，難認有正視己過之意（本院雖不得以被告否認犯行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但此與其餘相類似、坦承全部犯行之案件相較，仍應於量刑時予以參酌、區別，以符平等原則），暨其前科素行（見卷附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原審中自述高職肄業之教育程度、從事服務業，月收入約3萬2千元、未婚、無扶養之親屬等一切情狀（見原審卷第153頁），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立中提起公訴，檢察官余建國移送併辦，檢察官張君如提起上訴，檢察官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又華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84號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張渝琪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397、8398、8399號）及移送併辦（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831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張渝琪幫助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張渝琪依其社會生活經驗與智識程度，知悉金融帳戶係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關係個人財產、信用之表徵，具有一身專屬性質，而可預見將金融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資料提供予不詳之人使用，可能遭他人利用為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並便利詐欺集團得詐騙不特定民眾將款項匯入該等帳戶，再將犯罪所得轉出，製造金流斷點，達到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結果，而逃避國家追訴、處罰，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3月30日，將其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申請網路郵局功能，復以不詳之方式，將本案帳戶網路郵局帳號、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容任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使用本案帳戶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嗣該詐欺集團所屬成員取得本案帳戶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分別以如附表一所示之方式，向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施用詐術，致其等均陷於錯誤，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時間，使其等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匯入本案帳戶內，所匯款項旋遭轉出，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款項之來源及去向。　　理　　由一、本案以下所引各項證據，均未據檢察官、被告張渝琪爭執證據能力，爰不就證據能力部分再予贅述。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行，辯稱：本案帳戶提款卡、存摺都在我自己身上，我沒有給別人使用過本案帳戶，我只有將本案帳戶帳號給之前工作過的派遣公司，我當時是在電子工廠上班，給帳號是用來匯薪資，我沒有給密碼，本案帳戶交易明細的小額提款是我跟朋友間的轉帳，我借錢給朋友或朋友借我錢等語。經查：　㈠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告訴人因遭詐欺集團成員以如附表一所示方式詐騙，而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時間，使其等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匯入本案帳戶，所匯之金錢旋遭匯出等情，業經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告訴人於警詢證述明確，並有如附表一證據出處欄所示證據（頁碼詳各該欄位）在卷可稽，亦為被告所不爭執（院卷第112-113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於111年3月30日，申請本案帳戶網路郵局功能，復將本案帳戶網路郵局帳號及密碼提供予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　　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固辯稱：我未曾將本案帳戶提供予他人使用云云。惟查，被告於111年4月15日警詢時供稱：我透過友人介紹認識「周○華」，「周○華」叫我提供郵局帳號、密碼供他使用，我立刻就辦了網銀給他使用等語（偵15734卷第2 9-31頁）。復觀諸被告提出其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暱稱「周○華」之人間之對話紀錄，「周○華」向被告稱「我需要登入平台跟網銀，需要妳配合喔」、被告回稱「要怎配合？」、「周○華」稱「需要收驗證碼」、被告回稱「摁」…「周○華」向被告稱「張小姐妳有登入網銀嗎」、被告回稱「不好意思，剛上去看一下，忘記跟你說，沒事，看完了！沒有要登了」…「周○華」向被告稱「郵局怎麼無法登入」、被告回稱「我沒有登入阿」乙節，有被告與「周○華」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偵15734卷第65、67、7 1頁），由上開對話紀錄內容可知，被告明知「周○華」要登入其網路郵局，被告亦配合為之，且被告嗣後應有將其本案帳戶網路郵局帳號、密碼提供予「周○華」使用，否則「周○ 華」豈會於無法登入或被告再行登入時向被告確認本案帳戶網路郵局之使用情形，是被告最初於警詢之供述，方與上開對話紀錄內容相符，較為可信。又被告申辦之本案帳戶，係由被告於111年3月30日臨櫃申請網路郵局帳號及設備綁定密碼，該帳戶網路郵局於同日9時20分許登入，並於同日10時1 1分許變更使用者代號及網路密碼後啟用等情，有中華郵政1 13年6月25日儲字第1130040491號函暨所附查詢網路帳號歷史資料、網路郵局暨相關儲匯壽業務服務申請書附卷可佐（院卷第93-97頁）。準此，被告應係於111年3月30日親自前往郵局臨櫃申請網路郵局及設備綁定密碼，復將本案帳戶網路郵局帳號及密碼等資料，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周○華」之詐欺集團成員，容任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使用本案帳戶，堪以認定。　⒉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固以前詞置辯，惟其所述與警詢時之供述內容大相逕庭，亦與其先前所提出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內容不符（偵15734卷第67-71頁），本院已難採信。又本案帳戶網路郵局功能為被告自己臨櫃開通、設定，而本案帳戶內款項欲透過網路郵局轉出時，涉及用戶財產轉移，自然需經該帳戶持用人之同意，而網路郵局交易取得持用人同意之方式多是利用交易密碼、指紋或臉譜等生物資訊來辨識帳戶持用人身分，亦即被告如非將上述辨識帳戶持用人之資訊交與他人用以開啟、同意本案帳戶之交易，則他人當不可能得以透過本案帳戶之網路郵局功能將如附表一所示各編號告訴人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轉出。而被告既然否認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之轉出為其本人所操作之行為，則被告應有將本案帳戶之網路郵局帳號及密碼交與他人，否則他人自不可能得以恣意使用本案帳戶網路郵局。又本案如附表一所示告訴人遭詐欺後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旋即遭人以網路轉帳方式將款項轉出等節，有本案客戶歷史帳戶交易清單可證（偵15734卷第41- 47頁），足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確掌控被告本案帳戶之網路郵局帳號及密碼，進而隨意支配本案帳戶。　⒊再者，現今詐欺集團成員為方便收取贓款，並躲避檢警之追緝，而以他人之金融帳戶作為款項出入之用，應會先取得帳戶所有人之同意，否則一旦帳戶所有人向金融機構辦理掛失止付，則帳戶遭凍結而無法提領贓款，亦可能於提領贓款時遭銀行人員發覺，提高犯罪遭查獲之風險，甚或帳戶所有人申請補發存摺及提款卡，並同時變更印鑑及密碼，自行將帳戶內之贓款提領一空，將致詐欺行為人無法遂行其犯罪目的。又依社會現況，不乏因貪圖小利而出售帳戶者，詐欺犯罪者付出些許對價而取得可使用且無掛失之虞的帳戶，並非難事，故將他人遺失或竊取得來等難以掌控之帳戶作為收取犯罪不法所得之用，顯然無法確保順利收取犯罪所得，衡情詐欺集團任意使用此等帳戶之機率，微乎其微。從而，本案若非被告配合將本案帳戶網路郵局帳號、密碼交付他人使用，且有不任意變更密碼之合意，詐欺集團成員豈有可能精準預測被告必不於此期間內報警或掛失，而得順利收取被害人等匯入之金錢？易言之，詐欺集團成員應有充分之把握與信賴，認為被告本案帳戶尚無被列為警示帳戶之風險，得作為收受被害人匯入詐欺款項之工具無疑。此觀諸被告與「周○華」間之對話紀錄甚明（偵15734卷第67-71頁），由上開對話紀錄可知，「周○華」要求被告協助登入網路郵局、於被告交付帳戶後確認被告不再自行登入、於其無法登入網路郵局時要求被告確認原因，被告則不斷向「周○華」要求預支薪資，可見被告確係因貪圖利益而出售本案帳戶，將本案帳戶提供詐欺集團成員隨意支配控制，以確保可順利提領詐騙款項無訛。　⒋被告固於本院審理時提出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存摺（院卷第117 -123、155-171頁），惟被告是否留有本案帳戶提款卡、存摺，與其是否將本案帳戶網路郵局帳號、密碼提供予他人，並無必然之關聯，自無法以此證明被告未將其本案帳戶網路郵局帳號、密碼交付予他人，無從憑此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另由卷內資料僅能證明被告有交付本案帳戶網路郵局帳號、密碼之行為，尚無法證明被告亦有交付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存摺之行為，故起訴書記載交付提款卡、存摺部分，應予更正，附此敘明。至被告辯稱：未曾將本案帳戶交付他人使用云云，顯與客觀事證不符，業如前述，係事後卸責之詞，洵無足採。　　　　㈢被告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⒈按刑法之故意犯，可分為直接故意與不確定故意，所謂不確定故意即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反其本意，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被告若對於他人可能以其所交付之金融帳戶，進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行為，已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反其本意，自仍應負相關之罪責。因此，如行為人對於他人極可能將其所交付金融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資料，供作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罪行為之工具使用一事，已有所預見，但仍抱持在所不惜或聽任該結果發生之心態，而將帳戶資料交付他人，無論其交付之動機為何，均不妨礙其成立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又衡諸一般常情，任何人均可辦理金融帳戶使用，如無正當理由，實無借用他人金融帳戶使用之理，而金融帳戶亦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其專有性甚高，除非本人或與本人親密關係者，難認有何理由可自由流通使用該帳戶，一般人均有妥為保管及防止他人任意使用之認識，縱特殊情況偶需交付他人使用，亦必深入瞭解用途及合理性，始予提供，且金融帳戶資料如落入不明人士手中，而未加以闡明正常用途，極易被利用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此為吾人依一般生活認知所易於體察之常識，而有犯罪意圖者，非有正當理由，竟徵求他人提供帳戶，客觀上可預見其目的，係供為某筆資金之存入，後再行轉出之用，且該筆資金之存入及轉出過程係有意隱瞞其流程及行為人身分曝光之用意，一般人本於一般認知能力均易於瞭解；而金融帳戶乃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申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申請多數帳戶使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並要求提供網路銀行帳號及告知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受、轉匯特定犯罪所得使用，對方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該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以利洗錢實行，仍可成立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是以金融帳戶具有強烈之屬人性及專屬性，應以本人使用為原則，衡諸常情，若非與本人有密切關係或特殊信賴關係，實無任意供他人使用之理，縱有交付個人帳戶供他人使用之特殊情形，亦必會先行了解他人使用帳戶之目的始行提供，並儘速要求返還。又詐欺集團經常利用收購、租用之方式取得他人帳戶，亦可能以應徵工作、薪資轉帳、質押借款、辦理貸款等不同名目誘使他人交付帳戶，藉此隱匿其財產犯罪之不法行徑，規避執法人員之查緝，並掩飾、確保因自己犯罪所得之財物，類此在社會上層出不窮之案件，已廣為新聞傳播媒體所報導，政府有關單位亦致力宣導民眾多加注意防範，是避免此等專屬性甚高之物品被不明人士利用為犯罪工具，當為具有正常智識者在一般社會生活中所應有之認識。　　⒉查被告於案發時為38歲之成年人，自陳其高職肄業，從事服務業等語（院卷第153頁），且觀諸其警詢、偵查及審理筆錄，被告應對正常，堪認為具一般智識程度、相當工作經驗及社會歷練之成年人，非資訊封閉、智慮淺薄之人，就上情自不得諉為不知。準此，被告明知金融帳戶係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且關係個人財產、信用之表徵，應妥善保管不能隨意交付予他人使用，詎其在無法確保對方係將其所申辦之本案帳戶網路郵局帳號、密碼用於合法用途之情形下，率爾交付他人，容任他人用於詐欺取財之不法用途，致本案告訴人遭詐欺匯款至本案帳戶，所匯款項旋遭詐欺集團成員以網路轉帳方式轉出，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使本案實施詐欺之行為人得以逃避刑事追訴，被告自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而將本案帳戶申請網路郵局功能，即可以輸入網路郵局帳號及密碼，將帳戶內之款項轉至其他帳戶內，此乃眾所周知之事，則被告將本案帳戶之網路郵局帳號、密碼提供予不詳之人，其主觀上自已認識到本案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受、轉匯款項使用甚明。被告將本案帳戶之網路郵局帳號、密碼提供予不詳之人，無法合理確信對方向其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不會藉此從事詐欺財產犯罪之不法利用，又未設有任何防免他人用以轉匯之機制，對於匯入該帳戶內之資金如經持有本案帳戶網路郵局帳號且知悉密碼者轉出後，將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被告對此自難諉稱並未預見，自有容任該不詳人士使用該帳戶資料遂行詐欺犯罪，或用以洗錢等情形甚明。　⒊是以，被告對於其提供本案帳戶網路郵局帳號及密碼，使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得以利用本案帳戶收受告訴人受詐騙之款項，並加以提領致生資金追查斷點之洗錢行為既有預見，猶提供本案帳戶網路郵局帳號、密碼供對方使用，其主觀上顯有縱有人利用本案帳戶作為洗錢之用，亦容任其發生之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均堪認定。　　㈣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前揭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之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若犯罪時法律之刑並未重於裁判時法律之刑者，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自應適用行為時之刑，但裁判時法律之刑輕於犯罪時法律之刑者，則應適用該條項但書之規定，依裁判時之法律處斷。此所謂「刑」輕重之，係指「法定刑」而言。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刑法及其特別法有關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依其性質，可分為「總則」與「分則」二種。其屬「分則」性質者，係就其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或減免，使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其法定刑亦因此發生變更之效果；其屬「總則」性質者，僅為處斷刑上之加重或減免，並未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自不受影響（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條及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3條規定，自公布之日起算至第3日即113年8 月2日施行。該條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為「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被告本案行為依修正前第2條第2款及修正後第2條第1款規定，均該當洗錢行為。　⒊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嗣修正並調整條次移為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刑罰內容因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新臺幣1億元者而有異，本案被告洗錢之財物並未達1 億元，合於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相較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新法最重主刑之最高度為有期徒刑5年，輕於舊法之最重主刑之最高度即有期徒刑7年，本件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適用行為後最有利於被告之新法。至113 年8月2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雖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查此項宣告刑限制之個別事由規定，屬於「總則」性質，僅係就「宣告刑」之範圍予以限制，並非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並不受影響，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上開規定，自不能變更本件應適用新法一般洗錢罪規定之判斷結果（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286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經新舊法比較結果，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被告較有利，自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⒋綜上所述，本案被告所犯洗錢部分自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　　㈡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被告提供本案帳戶網路郵局帳號、密碼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該詐欺集團所屬成員先後對如附表一所示之告訴人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使其等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匯入本案帳戶，所匯之金錢旋遭匯出，以此方式製造前開犯罪金流之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而掩飾、隱匿該犯罪所得。是被告所為係參與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且在無證據證明被告係以正犯而非以幫助犯之犯意參與犯罪之情形下，應認其所為係幫助犯而非正犯行為。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　　　　㈢如附表一所示各編號之告訴人雖有數次匯款行為，惟此應係詐欺取財之犯罪行為人本於同一犯罪決意之所為，侵害同一告訴人之同一法益，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為接續犯而僅論以一罪。　㈣被告以一幫助行為，同時侵害如附表一所示告訴人之財產法益，並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2罪，屬同種想像競合犯及異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㈤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8317號移送併辦部分與起訴部分，二者間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一併審理。　㈥被告以幫助他人犯洗錢等罪之不確定故意，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其犯罪情節及惡性，與實施詐騙之詐欺正犯不能等同評價，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現今社會詐欺集團橫行，其恣意詐欺行為往往對於被害人之財產及社會秩序產生重大侵害，且其對於詐欺集團或不法份子利用他人金融機構帳戶實行詐欺或其他財產犯罪，有所預見，竟基於縱若有人持該金融帳戶作為犯罪工具使用，以逃避司法機關追訴處罰，而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亦不違反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仍恣意將其所申請之本案帳戶網路郵局帳號及密碼提供交予詐欺集團成員而供幫助犯罪使用，使前開犯罪之人得以逃避犯罪之查緝，所為已嚴重擾亂金融交易往來秩序，影響社會正常交易安全，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之困難，並使犯罪之追查趨於複雜，所為應予非難；又其犯後否認犯行，且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或賠償被害人所受損害，犯後態度難謂良好；考量被告前有詐欺、竊盜、偽造文書等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院卷第13-22頁），素行不良；酌以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因遭詐欺所受損害，暨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承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院卷第15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沒收：　㈠犯罪所得部分：　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固否認其因提供本案帳戶而獲得任何報酬或利益，惟查，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朋友說我只要去辦帳號提供給主管，每月就有薪水… 「周○華」叫我提供郵局帳號密碼給他使用，我就立刻去辦了網銀給他使用，他就預支新臺幣（下同）5,000元給我等語（偵15734卷第29頁）；再觀之被告與「周○華」間之對話紀錄，「周○華」稱「我會幫妳申請跑銀行的車馬費」、被告稱「摁，謝謝」（偵15734卷第65頁）…「周○華」稱「先匯5000到妳郵局帳戶…張小姐，5000已經匯好，妳可以先提領支用喔」、被告回稱「主管，我領到了，非常謝謝你幫忙」、「周○華」稱「不用客氣…佣金也是匯到郵局可以嘛」、被告回稱「可以」（偵15734卷第67頁）…嗣被告不斷以財務困難為由，向「周○華」要求預支薪資，「周○華」復同意預支被告2,000元（偵15734卷第68-69頁）…「周○華」向被告表示「這期薪資合計37,500，有預支7,000，明天上午12點之前匯入郵局，可以嗎」、被告回稱「可以」…惟「周○華」嗣後即以公司系統故障為由，拖延支付薪資，被告則不斷向「周○華」要求給付薪資（偵15734卷第70-71頁），由上開對話內容可知，被告從「周○華」處已實際取得5,000元、2, 000元，至少獲得7,000元報酬，此部分為其犯罪所得，既未扣案，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事後辯稱其未收到任何報酬云云，與其先前警詢所述不符、亦與前揭客觀事證相違，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⒉又本案帳戶於110年3月30日後，雖有小額款項陸續轉入後旋遭提領，惟除上開被告與「周○華」對話中提及被告實際領取之7,000元外，本院依卷內證據尚難遽認其餘款項亦均係被告提供本案帳戶所獲得之報酬，是就其餘轉入本案帳戶內之小額款項，自無從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㈡另被告交付詐欺集團成員之帳戶資料，雖是供犯罪所用之物，然未經扣案，且該等物品本身價值低微，單獨存在亦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本院認該等物品並無沒收或追徵之必要，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㈢末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規定，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已於113年7月31 日公布，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應即適用裁判時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而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之洗錢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查被告係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使用，而為幫助詐欺及幫助一般洗錢犯行，參與犯罪之程度顯較正犯為輕，且詐欺贓款匯入被告本案帳戶後，業經詐欺集團成員轉出，非屬被告所有，復無證據證明被告就該等款項具有事實上之管領處分權限，如仍沒收上開財物，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立中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簡廷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鄭儒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一：編號告訴人詐欺方式匯款時間匯款金額 (新臺幣) 證據出處備註 1 陳○敏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4月9日19時30分許起，致電陳○敏佯稱：因系統錯誤、誤刷消費，須依指示操作匯款止付云云，致陳○敏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 111年4月9日 22時48分許 2萬9,985元 ⒈證人即告訴人陳○敏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0849卷第1-4頁） ⒉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偵10849卷第9-13頁） ⒊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證明單、受(處)理案件紀錄表（偵10849卷第35-36、43-49頁） ⒋本案帳戶基本資料及客戶歷史帳戶交易清單（偵10849卷第5、31-33頁）　　　起訴書附表編號1 111年4月9日 23時50分許 4萬9,987元 111年4月9日 23時59分許 4萬9,981元 111年4月10日 0時36分許 9萬9,989元 111年4月10日 0時52分許 4萬9,987元 111年4月10日 0時56分許 4萬9,981元 2 張○珉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3月30日11時許起，透過電話、通訊軟體，向張○珉佯稱：其證件遭人持之至戶政事務所申請戶籍謄本，需配合調查云云，致張○珉陷於錯誤，將其金融帳戶交出後，其帳戶內存款即遭匯至本案帳戶 111年4月1日 9時50分許 100萬元 ⒈證人即告訴人張○珉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4643卷第13-15頁） ⒉存摺封面、交易明細、詐欺集團提供之文件、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偵14643卷第29-49頁） ⒊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偵14643卷第19-22、25、51頁） ⒋本案帳戶基本資料及客戶歷史帳戶交易清單（偵14643卷第55-59頁）起訴書附表編號2 111年4月2日 9時22分許 50萬元 3 陳○均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4月6日21時許起，致電陳○均佯稱：系統遭駭客入侵致訂單錯誤，需配合指示解除以取消訂單云云，致陳○均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 111年4月8日 0時2分許 14萬9,987元 ⒈證人即告訴人陳○均於警詢時之證述（偵15734卷第7-10頁） ⒉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偵15734卷第21-23、27頁） ⒊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偵15734卷第19、25頁） ⒋本案帳戶基本資料及客戶歷史帳戶交易清單（偵15734卷第41-47頁）起訴書附表編號3 111年4月8日 0時4分許 14萬9,985元 111年4月8日 0時7分許 14萬123元 4 吳○梅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4月7日16時9分許起，致電吳○梅佯稱：因店家疏失導致多扣款，需依指示辦理止付云云，致吳○梅陷於錯誤，依指示將其外幣帳戶解約、將金融帳戶交出，並將其帳戶內存款匯至本案帳戶 111年4月8日 0時5分許 4萬9,983元 ⒈證人即告訴人吳○秀於警詢時之證述（偵8317卷第27-33頁） ⒉交易明細、通話紀錄（偵8317卷第71、81、83、85-89頁） ⒊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偵8317卷第55-56、131頁） ⒋本案帳戶基本資料及客戶歷史帳戶交易清單（偵8317卷第135-137頁）彰化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8317號移送併辦 111年4月8日 0時6分許 4萬9,986元 111年4月8日 0時8分許 4萬9,989元 111年4月8日 0時9分許 4萬9,985元 111年4月8日 0時10分許 4萬9,984元 111年4月8日 0時11分許 4萬9,987元附表二：卷證代稱對照表卷證名稱代稱彰化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10849號卷偵10849卷彰化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14643號卷偵14643卷彰化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15734號卷偵15734卷彰化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8317號卷偵8317卷

2025-03-14

HLHM-114-上訴-8-20250314-1

聲保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假釋付保護管束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保字第9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檢察官受刑人曾家敏上列受刑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聲請人聲請假釋期中交付保護管束（114年度執聲付字第9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曾家敏假釋中付保護管束。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曾家敏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並經本院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嗣與另案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判處有期徒刑確定部分經定應執行刑6年6月，而於民國110年11月12日送監執行。茲聲請人以受刑人業經法務部於114年3月13日核准假釋在案，爰依刑法第93條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1項規定，聲請於其假釋中付保護管束等語。二、本院審核法務部矯正署114年3月13日法矯署教字第11401357 371號函及函附法務部矯正署○○監獄假釋出獄人交付保護管束名冊等件，認聲請人之聲請為正當，應予准許。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1項第2款，刑法第96條但書、第93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抗告書狀，並應敘述抗告之理由。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2025-03-14

HLHM-114-聲保-9-20250314-1

上重更一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殺人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重更一字第1號上訴人即被告蔡穎徽選任辯護人曾泰源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殺人等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蔡穎徽羈押期間，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起，延長二月。　　理　由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第5項定有明文。又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第二審以6次為限。審判中之羈押期間，累計不得逾5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二、經查：　㈠上訴人即被告蔡穎徽(以下稱被告)因殺人等案件，經原審以1 11年度重訴字第1號判決判處無期徒刑，檢察官及被告均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2年度上重訴字第1號判決就被告所犯殺人罪部分判處有期徒刑14年6月，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4868號判決撤銷發回本院；而被告經訊問後，認其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之犯罪嫌疑重大，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 款規定之羈押原因，且原審已量處無期徒刑，可預期判決之刑度既重，被告為規避刑罰執行而妨害審判程序進行之可能性增加，即有羈押之必要性，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裁定羈押3月在案。　㈡茲因羈押期間即將屆滿，被告經本院訊問後，坦承犯行，且有卷內之各項證據可憑，有事實足認被告所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之犯罪嫌疑重大，所犯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佐以卷內證據顯示其案發後輾轉逃亡至臺北市士林區躲藏、途中變換交通工具及變更容貌衣著、丟棄作案工具以躲避追查，再參以原審就被告所犯殺人罪部分判處無期徒刑，後經本院量處有期徒刑14年6月，刑度均甚重，基於不甘受罰、趨吉避凶之人性，有相當理由認被告逃亡之可能性甚高，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之羈押原因，經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其防禦權受限制程度，尚難認被告因繼續羈押所遭受之不利益，明顯大於所欲保全之司法利益，非予繼續羈押，無法確保嗣後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目前尚難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處分替代羈押，復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自有羈押必要性。三、綜上所述，本案仍有羈押原因，且有繼續羈押之必要，應自 114年3月31日起延長羈押2月。四、依刑訴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 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林慧英　　　　　　　　　　　　　　　法　官李水源　　　　　　　　　　　　　　　法　官黃鴻達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抗告書狀，並應敘述抗告之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徐珮綾

2025-03-12

HLHM-113-上重更一-1-20250312-1

聲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聲明異議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34號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張仁維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本院104年度上訴字第117號確定判決，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一、聲明異議意旨：原確定判決（即本院104年度上訴字第117號）判決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張仁維（下稱聲明異議人）犯販賣第一級毒品罪，量處有期徒刑18年，實屬過重，為此提出聲明異議，請求從輕量刑。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所謂諭知該裁判之法院，係指對被告之有罪判決，於主文內宣示主刑、從刑之法院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515號裁定參照）。又上開所稱「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檢察官有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及其執行方法有不當等情形而言，即受刑人聲明異議之客體，應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限。倘受刑人並非針對檢察官執行之指揮其所為聲明異議於程序上已難謂適法，法院自應以裁定駁回其異議（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404號裁定意旨參照）。三、查，聲明異議人係就原確定判決之量刑表示不服，顯非就檢察官之指揮執行而為異議，依上開說明，即與聲明異議之法定要件不符。從而，聲明異議人以原確定判決量刑過重而聲明異議，於法不合，應予駁回。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抗告書狀，並應敘述抗告之理由。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2025-03-07

HLHM-114-聲-34-20250307-1

聲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36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檢察官受刑人郭志昌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4年度執聲字第2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郭志昌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郭志昌因詐欺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二、按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又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項、第3項，已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之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於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有應更定執行刑者，本於同為定刑裁定應為相同處理之原則，法院於裁定定應執行之刑時，自仍應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法理之考量，亦即另定之執行刑，其裁量所定之刑期，不得較重於前定之執行刑加計後裁判宣告之刑之總和，否則即與法律秩序理念及法律目的之內部界限有違（最高法院10 3年度第14次刑事庭決議及最高法院93年度台非字第192號判決意旨參照）。三、本院為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先後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且如附表編號2至5所示之罪，係在如附表編號1 所示之裁判確定前所犯，又如附表編號2至5所示之罪曾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191號判處罪刑，受刑人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42號判決撤銷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改判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0月，受刑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4 年度台上字第430號判決駁回上訴，已確定在案，有各該刑事裁判及受刑人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四、爰審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5罪，均係在拍賣、購物網站或臉書刊登不實販售商品訊息，而以此方式對公眾散布以遂行詐欺取財，為侵害財產法益之犯罪，犯罪時間介於民國 110年3月至8月間，其中有3罪同為6月間所犯(且其中2罪為同日所犯)，考量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均係經由網際網路遂行詐術，所犯罪名、態樣、手段相同，僅被害人不同，各次詐欺取財金額約為新臺幣（下同）9千元至3萬元間不等，其透過各罪所顯示之人格面無明顯不同，於併合處罰時之責任非難重複程度高，且其犯後已賠償所有被害人之損害，復終能知所悔悟，而均於各案最後事實審法院審理時坦承犯罪，經整體評價其應受矯治之程度，及參酌受刑人於本院訊問時表示希望從輕定刑（見本院卷第45頁），暨責罰相當與刑罰經濟與公平、比例等原則，暨前述各罪定應執行刑之外部界限（附表各宣告刑中刑期最長之有期徒刑1年4月以上，附表各刑合併計算之刑期6年2月為其上限），及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附表編號2至5所示之罪前經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10月，編號1所示之罪宣告刑為有期徒刑1年，以上合計刑期為有期徒刑2年10月）等應遵守之內部界限，爰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1條第5款、第53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抗告書狀，並應敘述抗告之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表編號 1 2 3 4 5 罪名加重詐欺加重詐欺加重詐欺加重詐欺加重詐欺宣告刑有期徒刑1年有期徒刑1年3月有期徒刑1年4月有期徒刑1年3月有期徒刑1年4月犯罪日期 110年8月10日前某日 110/3/19 110/6/08 110/6/08 110/6/13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宜蘭地檢112年度偵字第6907號花蓮地檢111年度偵緝字第93號同左同左同左最後事實審法院臺灣高院花高分院同左同左同左案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1838號 (聲請書附表誤載為112年度) 113年度上訴字第42號同左同左同左判決日期 113/5/30 113/9/19 同左同左同左確定判決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同左同左同左案號 113年度台上字第4102號 114年度台上字第430號同左同左同左判決確定日期 113/10/17 114/01/16 同左同左同左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否否否否否備註宜蘭地檢113年度執字第2587號花蓮地檢114年度執字第230號同左同左同左編號2至5曾經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0月確定。

2025-03-07

HLHM-114-聲-36-20250307-1

原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妨害自由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原上易字第1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朝治選任辯護人曾泰源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自由等案件，前經辯論終結，茲因尚有應行調查之處，爰命再開辯論，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3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林慧英法官李水源法官謝昀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抗告。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3 日書記官劉又華

2025-03-03

HLHM-114-原上易-1-20250303-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賭博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08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翁三才翁四海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賭博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68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47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翁三才、翁四海(以下合稱被告2人)共同意圖營利，基於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12月10日前之某日起，以被告翁三才位在花蓮縣○ ○市○○路000號之住處(下稱案發地點)為賭博場所，經營麻將賭博並提供賭具，供不特定人前往賭博財物，並以每次麻將自摸即抽取新臺幣（下同）200元之方式牟利。嗣為警於112 年5月2日8時17分許，在上址查獲，並扣得麻將3副、牌尺12 支、小骰子5顆、大骰子7顆等物。因認被告2人均涉犯刑法第268條前段及後段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等罪嫌。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再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此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參、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上開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之犯行，無非係以證人吳玫玲、王健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花蓮縣警察局○○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照片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嗣經原審判決被告2人無罪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一、證人王健智於偵查中雖就抽頭金額證述與警詢有不一致之處，但亦證稱有抽頭金、用途即是茶水錢等語；再於原審證述時，亦證稱有抽頭金，但因時間久了、曾經中風，數額不確定，應以112年9月20日警詢時證稱自摸是300元抽頭金，一將1,200元較為正確等語，雖證人王健智與吳玫玲就抽頭金數額所述稍有不一致之處，惟均證稱有抽頭金；另證人王健智於警詢、原審證稱係被告翁四海告知其該處有在打牌，且賭博的5次其中有3次均係由被告翁四海主動邀約，抽頭金若係被告翁三才在場會由被告翁三才收取，被告翁三才不在則由被告翁四海收取，且有因為無法支付賭債向被告2人借錢等情，而證人吳玫玲於原審亦證稱：王健智有曾經說「我沒帶錢」，但最後結算的時候還是有拿錢出來的情形等語，並有卷附之商業本票、證人王健智與翁三才之對話紀錄可資佐證，足證被告翁三才確實有於證人王健智無力支付賭債之際出借金錢給證人王健智，由證人王健智、吳玫玲上開證述，均明確指稱案發地點之賭博場所是由被告翁三才介紹給證人吳玫玲，被告翁四海介紹給證人王健智，並由被告翁四海邀集賭客前往，被告翁三才在場擔任場主，供賭客兌換金錢，並收取抽頭金，且在賭客無力支付賭債時，出借金錢給賭客，足證本案賭博場所係由被告2人互為分工、共同經營甚明。原審以證人王健智就抽頭金之金額前後所述不一，遽謂證人王健智所述全部不可採，忽略證人王健智就被告2人確實有收抽頭金乙事前後均為一致之證述，判決理由容有未洽之處。二、況且，證人吳玫玲於警詢亦證稱自摸的人就拿200元給内場的人，就是被告翁三才，一將打完就累積800元等情，係直至審理時，始對被告2人多所維護，強調係自願給予，何以原審逕採證人吳玫玲對於被告2人有利之證述，未說明證人吳玫玲警詢不可採之原因，亦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背法令之處。三、再者，被告翁三才一再強調自己不會打麻將，而無論係證人王健智、吳玫玲均證稱係被告2人主動介紹上址賭博場所，並由被告翁四海邀集賭客前往，若無利可圖，被告翁三才焉有介紹證人吳玫玲賭博場所，再由自己跑腿代賭客購買便當、飲料而徒勞之理？原審判決理由亦顯然與經驗法則有所不符。四、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4 4條第1項，第361條第1項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肆、訊據被告2人固均不否認有在案發地點提供麻將桌供友人打麻將，且證人吳玫玲、王健智曾至上址打麻將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之犯行，被告翁三才辯稱：我不會打麻將，他們只是在打家庭麻將，那幾天我剛好在花蓮，我在客廳看電視，打麻將的人就叫我去買便當，因為自摸他就拿200元給我，我幫他去買飯捲，之後剩下70元我有要還他，他說不用，說剩下的要給我，我只是幫忙跑腿，這能算是抽頭金嗎等語；被告翁四海辯稱：只是在家裡打牌，是他們來找我打麻將的，我們打麻將時並沒有說自摸或摸一圈後要給我多少錢，我也沒有拿到來打麻將的人給的錢等語。伍、本院判斷說明如下：　一、按犯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行為人所圖得之利益，應係以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所獲取之直接對價為限。且所謂「營利意圖」之內容，必附麗於聚眾、供給賭博場所等行為之上（例如收取租金、抽頭金等），即行為人所圖得之利益，係由「提供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之直接對價而來，方能以該罪論擬。是倘行為人藉由參與賭博之射倖行為，而非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之行為獲利，自難認其主觀上有前述「營利意圖」。至於同條後之聚眾賭博犯行，則須行為人主動聚集多眾，且該等多眾具有不特定性，可隨時增加、退出人數，始屬之。二、本件經警於112年5月2日8時17分許，持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至被告2人住處即案發地點執行搜索，扣得麻將3 副、牌尺12支、小骰子5顆、大骰子7顆、電動麻將桌1張等物品，有搜索票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佐（警卷第67至75頁），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三、本件有無營利意圖之認定：　㈠證人吳玫玲於警詢中證述：我是於111年11月聽朋友說案發地點那邊有在打牌，服務還滿親切的，我只去過2、3次而已，底是1,000元，一台是100元，自摸的人就拿200元給内場的人，就是翁三才，一將打完就累積800元，翁三才就會拿這筆錢看大家有什麼需要，買飯、香菸、飲料之類的給大家，剩的就給他們留著繳水電費，我是從他們家的大門出入，是翁四海打電話找我的等語(警卷第43頁)；於偵查中向檢察事務官陳稱：111年12月10日有在案發地點與翁四海、王健智、「小喬」打麻將；打麻將的場所是被告2人住宅；我是聽朋友說那邊有在打麻將；我於警詢有說自摸的人會給翁三才 200元等語(核交卷第10頁)，再於原審具結證述：我警詢說的朋友就是翁三才，翁三才說他們有在打牌，問我願不願意一起打，我去2次，都是翁四海打電話找我的，去2次跟我打牌的人都是翁四海、王健智，還有一個女的(下稱「小喬」) ；被告他們那邊是家庭麻將，當時我有自摸，就拿200元給他，麻煩他幫我買飲料、便當，沒有說自摸的人就要給，只有我自己要給的而已。我在警察局時說「底1,000元，一台1 00元，自摸的人要拿200元給內場，內場就是翁三才」的意思，是因為當時作筆錄時，我問派出所的警員這邊有沒有在「東錢（閩南語）」，派出所警員就問我什麼是「東錢」，我又問警員他會不會打牌，他說他不懂，我就跟派出所警員說一般去朋友家打牌都是要「東錢」，因為人家要水電費、冷氣、便當，我就跟警員這樣講，警員就說所以這是「東錢」，我說不是啦，是我自己拿200元給他買飲料、買便當的，我說這就算「東錢」，我心裡的意思是這樣。除了我自摸拿錢給被告翁三才外，我還有看過被告翁四海有拿一次200 元給被告翁三才，叫他去買香菸，其餘我沒看到王健智跟另外一個女生有因為自摸有拿錢給被告翁三才；(王健智說「抽頭是翁三才抽，自摸1次會抽300元，一將抽4次，所以抽1 ,200元」，是否屬實？)沒有這回事；我自摸就拿200元給翁三才，請他買飲便當、買飲料，剩下的零錢他是有要找給我，我都說不用，他就收下了，我去2次總共給他800元；剛開始去的時候，翁三才都在，有幫我到便利商店換零錢，也有幫我買東西等語（原審卷第87至98頁）。　㈡證人王健智於警詢證稱：翁四海用通訊軟體LINE打電話給我，找我去打麻將，我與翁四海、吳玫玲、「小喬」打麻將共 5次，總共輸了29萬多元，一開始的時候，我自己有帶現金，就支付現金給對方，之後我去打牌，因為輸比較多，現金不夠，就會跟場主翁三才借現金，讓我支付給對方，我本身輸了約5萬多元，我向翁三才借了21萬5,000元，其中1萬5,0 00元是利息錢，我有與翁三才簽立商業本票；自摸的話至少 3,400元起，胡牌的話，至少1,000元起，自摸有抽頭，由翁三才抽，一將打完之後，翁三才抽1,200元；自摸一次抽300 元，一將抽4次，所以總共抽1,200元等語(警卷第51、53、5 9、65頁）；證人王健智於偵查中向檢察事務官陳稱：自摸的話會給翁三才400元(改稱500元)；抽頭金即有人自摸給50 0元，但如果都沒人自摸，最後一圈胡的人要給500元，所以最後一圈會給4次；給500元的用途算是茶水錢等語(核交卷第16頁)。再於原審證述：去翁四海住處打過4至5次牌，每次的牌友都差不多；玩麻將時被告翁三才有抽頭；抽頭金一將差不多1,200元，自摸的人要給4次，1次300元或400原，沒有人自摸的話從北風開始，胡的人要給300元或400元。其他牌友即被告翁四海、吳玫玲、小喬自摸都有給錢；抽頭金放在桌上，由被告翁三才收走，如果被告翁三才不在就由被告翁四海代收；抽頭金和被告翁四海沒有關係；他們有買飲料，但檳榔、菸酒是我們自己買的等語（原審卷第159至171 頁）。　㈢互核上開證人吳玫玲、王健智分別於警詢、偵查、原審之證　　詞，說明如下：　⒈證人吳玫玲於警詢、偵查證稱自摸的人就拿200元給被告翁三才，一將打完就累積800元等情，於原審證述該200元是我自己要給被告翁三才等語。就上開200元或累積之800元是每個自摸之人均要給被告翁三才，或是證人吳玫玲1人所給之細節先後所述稍有不一，然對於該200元或累積之800元係為購買飲料、便當等食物供在場之人或其1人食用等節則始終證述一致，是依證人吳玫玲所述，該200元或累積之800元，既非係被告翁三才個人額外獨享之財產上利益，無從據以推論證人吳玫玲所述200元或累積之800元，即為被告翁三才意圖營利，而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所獲取之直接對價，難謂被告翁三才主觀上有藉以牟利之意圖，且證人吳玫玲所述相關款項，又與被告翁四海無關。從而，被告2人所辯其並無營利意圖等語，即非無據。　⒉另依證人王健智所證述關於抽頭金之金額，於警詢證稱：自摸的話至少有3,400元，胡牌的話至少1,000元起，自摸有抽頭，是由被告翁三才抽，一將打完被告翁三才抽1,200元等語（警卷第59、65頁）；復於偵查時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自摸的話抽頭金應該是400元，後改稱500元，也就是說有人自摸時要給抽頭金500元，如果都沒有人自摸，在最後一圈胡的人要給500元，所以一將4圈會給4次等語（核交卷第1 6頁），於原審再稱：抽頭金每次是300或400元等語，證人王健智對於抽頭金之金額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前後證述不一，若上開事實確係證人王健智親身經歷之事，其又自稱碰到證人吳玫玲藏牌詐賭及因賭資不足向被告2人借款之事，怎會連場主即被告翁三才如何收取抽頭金額之重要事項，前後陳述不一。甚且其於偵查中更證稱有抽頭金、用途即是茶水錢等語，此關係到證人王健智所稱「抽頭金」是否為參與打麻將之人要他人幫忙在外協助幫忙購買飲料、食物供渠等正常開銷使用，而非專由被告翁三才個人獨享之財產上利益之對價。何況證人王健智又因借款不還，與被告翁三才間衍生其他法律上之爭端，進而提告本案，其證詞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亦即須有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自不得僅以證人王健智之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⒊再者，上開證人吳玫玲所述「東錢」之金額，與證人王健智所述關於抽頭金之金額及其他參與打麻將之人是否亦有給抽頭金一事證述不一，且證人吳玫玲、王健智皆無人指證被告翁四海有收取其等2人及「小喬」者交付之「東錢」或抽頭金，益證被告翁四海所辯無營利意圖等語，應堪採信。　㈣綜上，證人吳玫玲所述，交付與被告翁三才之200元或累積之 800元，係為供在場之人或證人吳玫玲1人飲食使用一情，業已證述如前，而關於證人王健智所稱被告翁三才有收取「抽頭金」一事，業據被告2人否認在卷，且無從排除相關款項係供在場參與打麻將等人正常飲食使用之可能，自難以證人王健智此單一證詞逕為不利被告2人之認定。　四、本件有無聚眾賭博之認定：　　　由證人王健智、吳玫玲上開證述，雖指稱案發地點是由被告翁三才介紹給證人吳玫玲，被告翁四海介紹給證人王健智，並由被告翁四海邀集賭客前往，被告翁三才在場擔任場主等情，然不論是證人吳玫玲所述2至3次之打麻將，或證人王健智之5次打麻將，渠等均證述：是被告翁四海、吳玫玲、王健智、「小喬」在案發地點打麻將，案發地點是被告2人住宅等語，已如前述，並有被告2人戶籍資料在卷可證(警卷第 9、21頁，本院卷第33、35頁）。復觀諸現場照片，屋內僅擺放電動麻將桌1張，復僅查獲麻將3副、牌尺12支、小骰子 5顆、大骰子7顆等物，有現場查獲照片在卷可稽（警卷第85 至93頁）。本案打麻將之成員即為被告翁四海、證人吳玫玲、王健智、「小喬」等特定4人，並無他人可中途換手，或隨時增加、退出人數。現場復僅查獲麻將牌3副，電動麻將桌1張，且該處空間有限，難以容納不特定之其他多名賭客，顯見該址尚未達聚集多數人賭博財物程度，與一般經營職業賭場之情形尚屬有別。則是否得以認定被告2人有何聚眾賭博之行為或恃此營利之意圖，容有可疑。五、其餘相關說明：　　本件被告翁四海賭博財物之行為既係於其住處，而本案打麻將之成員即為被告翁四海、證人吳玫玲、王健智、「小喬」等特定4人(對於非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4條規定：「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者，處新臺幣9千元以下罰鍰。」)，又未當場查獲案發地點有何證人王健智所稱之抽頭金，自難認被告2人有何聚眾賭博或提供賭博場所之營利意圖，業如前述。至於警員在被告2人住處查獲擺放電動麻將桌1張、麻將3副、牌尺12支、小骰子5顆、大骰子7顆等物　　，至多僅能證明被告翁四海及證人吳玫玲、王健智、「小喬」有在該處把玩麻將之事實，然無從證明被告2人有何共同意圖營利聚眾賭博或意圖營利提供賭博場所之情，自難以此對被告2人以刑法第268條圖利提供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罪嫌相繩。六、綜上所述，本院綜合卷內檢察官所提出之各項事證，尚無從證明被告2人有共同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之犯意或犯行。是依前述說明，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2人有利之認定，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此業據原審判決於判決理由內均詳予論述，且並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檢察官上訴仍執陳詞，對於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仍無從使本院就此部分形成被告2人有罪之心證，且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供調查，是本件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提起上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徐文彬

2025-02-27

HLHM-113-上易-108-20250227-1

原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野生動物保育法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49號上訴人即被告劉念祖選任辯護人鄭道樞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 年度花原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23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劉念祖無罪。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謂：上訴人即被告劉念袓(下稱被告)於民國112 年4月4日某時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112年5月3日9 時32分許，業經公訴檢察官於原審當庭更正），在花蓮縣○○ 鄉○○村0鄰○○00號之0住處附近之○○國小舊址前車輛底下，發現保育野生動物黑眉錦蛇1條，明知保育類野生動物，在未經許可，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宰殺，竟與不詳姓名年籍男子，基於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由該不詳姓名年籍男子持掃把及紅色塑膠繩獵捕套住蛇頭掛在樹上，被告持手機拍攝照片（下稱系爭照片）傳至臉書社團「花蓮同鄉會」發佈貼文內容：「請問這是什麼蛇可以解答嗎?因為跑到我車子底下!我要放生!」等語（下稱系爭貼文），供不特定成員瀏覽，經警發現，查知上情。因認被告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下稱野保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1款罪嫌等語。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應依積極證據，倘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自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即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包括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可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可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疑唯輕、罪疑唯有利被告之原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參、檢察官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ㄧ、被告之自白；二、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三、刑案現場照片；四、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物種鑑定書、鑑定照片等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肆、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犯行，辯稱：我確實有貼文，但是蛇不是我抓的；我發現有蛇在我車底下，我一喊，旁邊的人就過來，我不認識的「阿伯」就與另外一個人抓蛇，是「阿伯」抓起來用繩子綁蛇掛在樹上，我知道是保育類黑眉錦蛇後，我就跟那個「阿伯」說把它放掉，「阿伯」說好，就拉繩子，我沒有看完，那時候我有電話來我就走了。於貼文特別提到我要放生，那是我跟那個人說要放生，所以才貼文，這樣的文字用語可能是我表達錯了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一、被告客觀上並無獵捕黑眉錦蛇之犯行，稽之其行為當下所發布之臉書貼文，益徵更無獵捕保育類動物之犯罪故意，參照被告於花蓮同鄉會之貼文內容，被告拍攝照片時，主觀上並不知悉該蛇為野生動物保育法所保護之黑眉錦蛇，所以才會在臉書貼文詢問網友，蛇類在一般人的經驗法則中，不能排除蛇是否具有毒性，而有咬人導致傷亡結果之高度可能，因此被告在前揭臉書貼文中，表示要放生的同時，欲確認蛇的品種，倘若上情無訛，則被告主觀上既未認知其所拍攝者為保育類野生動物黑眉錦蛇，更無將該蛇置於實力支配之下，即將之獵捕之犯罪故意。二、被告並非本案黑眉錦蛇的捕獵者，捕獵者是當天在場的另一位阿伯，依據被告提供之照片，該位被拍攝者與被告壯碩的身形確實不同，本案確實有可能被告並沒有參與捕獵該蛇的犯行。倘若在沒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被告確有與該不詳年籍之男子事前、事中共謀計畫的情況底下，旋稱被告為共犯，實不無速斷之嫌。三、檢察官要盡實質舉證責任，不能因為被告提出幽靈抗辯，就認定被告有罪。四、如果被告真的知道自己是在從事犯罪行為，應不會暴露自己是在何地等語。　伍、經查：一、被告於112年4月4日某時許，駕駛自小客車前往住處附近之○ ○國小舊址，在車輛底下發現不明蛇類，持手機拍攝系爭照片，將之上傳至臉書社團「花蓮同鄉會」，發布系爭貼文。被告當日發文不久，即有網友在系爭貼文下方留言，明確告知被告此為保育類野生動物黑眉錦蛇，斯時黑眉錦蛇仍為活體。於此同時，被告發文17分鐘後，經警上網瀏覽發現系爭貼文，於同年4月9日前往現場蒐證，黑眉錦蛇已死亡，樹幹上仍繫有紅繩並懸掛蛇頭1只，地上留有蛇皮、內臟等物，警員遂送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鑑定，確認死體物種為保育類野生動物黑眉錦蛇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偵破報告、系爭貼文截圖、該中心112年4月10日物種鑑定書、刑案現場相片在卷可證（警卷第3、13、21、2 3、59至68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依據被告及證人即被告之父劉勇哲所述，無法排除本案係姓名、年籍不詳「阿伯」之人單獨所為：　㈠被告並未自白本案犯行。再觀諸系爭貼文內容，雖敘及「我要放生」，無隻字片語提及第三人「阿伯」獵捕字樣，並有紅色塑膠繩套住蛇頭高掛樹上之系爭照片，然「我要放生」之貼文，僅係被告個人意願之表達；案發時間屬大白天，○○ 國小舊址(花蓮縣政府在該處籌建「○○○○○○○○○○○○廣場」)在台11線上，屬公共場所，無從僅憑系爭貼文內容及系爭照片推認被告即為本案行為人。　㈡證人即被告父親劉勇哲於112年5月4日警詢時證稱：那個「阿伯」抓蛇的時候，被告在旁邊看，我那時候也在現場，後來他們用繩子把蛇吊起來的時候我就走了；我當日去那邊看朋友下鋼軌，我那個朋友是在那邊開怪手的，是他那天早上打電話給我和我說他在那邊工作，我剛好沒有工作，所以我順便去那邊找他玩，我不曉得朋友的名字，我們在30年前有一起工作，後來就沒有在一起了，我沒有他的聯絡電話，電話號碼的紀錄已經沒有在我手機裡面。「阿伯」就在那邊晃來晃去，我就以為他是在那邊做工程的人，當天有在那邊做工程的只有怪手而已等語（警卷第33頁）。於原審具結作證略謂：有一個我不認識的「阿伯」在抓，被告在拍而已，我只知道這樣；被告和「阿伯」沒有關係，後來我就回去了，我下午還要工作。我沒有看到是誰把蛇綁到樹上去，我已經離開了，我10點多就離開了，我沒有看到他們用繩子吊起來的過程等語（原審卷第110至117頁），依據證人劉勇哲之證詞，被告並非本案黑眉錦蛇之獵捕者，獵捕者應係當天在場另一位「阿伯」，證人劉勇哲之證詞無從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㈢再觀諸被告於本院提供其所拍攝「阿伯」與本案黑眉錦蛇、繫蛇頸紅繩之照片1張(本院卷第83頁)，該照片為了近拍顯示該黑眉錦蛇直徑、花紋特徵及其身長超過一般成年人，因而未拍到「阿伯」之臉部及該「阿伯」左手高舉黑眉錦蛇頭頸部繫紅繩處，然從黑眉錦蛇身體之花紋、垂掛在蛇身之紅繩，與系爭照片確屬相同，且該照片顯示被拍攝者與本案被告的身形確有不同，被告辯稱不是本案之行為人一節，尚屬有據。三、被告既然有可能不是本案之行為人，真正捕獵者是當天在場另一位不知名之「阿伯」。且依現有卷內資料來看，被告就該「阿伯」者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行為，並未有任何行為參與、助力，已難僅憑其當時在場之事實，即推認被告與該名「阿伯」者，就本案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行為，主觀上有不確定犯意之聯絡，此由被告在系爭貼文欲確認蛇的品種，並表示要放生之情，更顯被告並無與該名「阿伯」共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在本案沒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被告確有與該「阿伯」者事前、事中共同謀議及行為分擔的情況下，實難論以共犯。被告此部分所辯，合乎事理常情，可以採信。公訴意旨逕稱被告為共犯，實不無速斷之嫌。四、綜上所述，本院綜合卷內檢察官所提出之各項事證，尚無從證明被告係本案之行為人，或與他人有共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是依前述說明，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原審疏未詳察，認定被告有非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犯行，而對被告遽予論罪科刑，即有未洽。被告上訴否認犯行，指原審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諭知無罪，以示慎斷。　　五、附帶指明部分：　　現今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為人，若具有原住民族之身分，又係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是符合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不受同法第18條第1項之限制，而不構成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之罪，屬於刑法第21條第1項規定之依法令行為，應屬不罰：　　㈠臺灣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係視狩獵為生活必要、價值正當、識別族群之生活與思考方式，所形成之特殊文化；狩獵活動之進行，存有各種規範與禁忌，基於原住民族之自決權，本當尊重。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不具備野保法第18 條第1項第1款之條件，依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以刑罰，係對於一般人民之規範，就原住民族而言，野保法第21 條之1第1項明文規定：臺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同法第18 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釋字第803號解釋文第3段復揭示：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所稱「傳統文化」，應包含原住民依其所屬部落族群所傳承之飲食與生活文化，而以自行獵獲之野生動物供自己、家人或部落親友食用或作為工具器物之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之旨，則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所指傳統文化，自包括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且野保法第4條規定，野生動物區分為保育類（指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及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及一般類（指保育類以外之野生動物）兩種。同法第21條之1第1項所稱之野生動物，既未侷限於一般類野生動物，依文義解釋，自應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倘不如此解釋，同法第21條之1第1項排除第18條第1項之限制，即失其意義；另野保法第21條之1規定，主要目的在於排除原住民族之刑事責任，具有除罪功能的要件，法官對於該條規定之適用，應本於刑罰謙抑性原則，不應給予過多限制，以尊重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文化，並落實保障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之憲法意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 11號判決意旨參照)，此為實務界近期之看法。　㈡又野保法於114年2月18日公布，修正第21條之1、第51條之1 等條文，自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於該法第51條之1，增訂原住民族違反第21條之1第2項規定，獵捕、宰殺或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政罰(但首次違反者，不罰)，以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並兼顧野生動物之保育；再修正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或非營利自用，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第2款至第6 款規定之限制」，將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11號判決意旨所指「傳統文化」，包括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所指「野生動物」，應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實務見解，均加以明文化。準此，原住民獵捕、宰殺或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情形，倘符合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規定者，參照上開說明，自不構成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之罪。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戴瑞麒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徐文彬

2025-02-27

HLHM-113-原上訴-49-202502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