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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金上訴字第71號上訴人即被告方唯宇選任辯護人蕭能維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原金易字第4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7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04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方唯宇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拾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方唯宇可知金融機構帳戶乃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申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帳戶使用，一般取得他人金融帳戶使用之行徑，常與財產犯罪有密切之關聯，可能係為掩飾不法犯行及犯罪所得之去向，避免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執法人員循線查緝，以確保犯罪所得之不法利益，並掩人耳目，應可預見任意將金融機構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極可能淪為收取贓款之工具，與詐欺取財之財產犯罪密切相關，且代為提領或轉匯款項極可能係為製造金流斷點而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以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仍基於縱使如此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而與某不詳真實姓名年籍之成年人（下稱某甲）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於民國 111年7月12日前某時，將其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 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信帳戶）之帳號提供予某甲使用。嗣某甲即於111年7月12日前某日在臉書中刊登投資之不實訊息，適林素玉因瀏覽該網頁點選網頁中連結而加入「周學易股海集中營」之LINE聊天室群組中，由該群組中暱稱「助教唐菲妍」之人向林素玉佯稱，下載簡街資本應用程式，依從其指示操作，可投資股票獲利，致林素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111年7月12日11時52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 50萬元至李子毅所有之華南商業銀行帳戶000-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李子毅之華南銀行帳戶）中，該金額旋與他筆匯款於同日12時19分許轉匯80萬元入周唯生所有之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周唯生之臺灣銀行帳戶）內，復又於同日12時22分許轉匯其中40萬元至本案中信帳戶內，方唯宇於同日12時45分許將398,000元（剩餘2000元為被告之報酬）轉至其在MAX平台之虛擬帳戶，於同日13時1 0分許購買等值之虛擬貨幣後，再於同日13時19分許將購得之虛擬貨幣提領至某甲指定之電子錢包，以此方式製造資金流追查斷點，以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嗣林素玉察覺有異並報警處理，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林素玉訴由臺東市政府警察局臺東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方唯宇（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92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本案中信帳戶為其所申設，惟矢口否認有何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辯稱：我於111年7月間有加入 LINE群組短暫投資虛擬貨幣賺取價差，我取得這筆40萬元款項，是因為不知名的網路買家下單請我幫他買虛擬貨幣，我給買家本案帳戶讓買家匯款，收到買家的匯款後，我把錢匯到交易平台購買虛擬貨幣，在操作平台將虛擬貨幣轉到買家指定的錢包地址；因後來換手機，無法提供相關虛擬貨幣交易資料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被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始終在被告控制，並未告知他人，被告是以自己網路銀行連接虛擬貨幣買賣交易平台進行虛擬貨幣買賣。被告是信任對方只是一個普通委託被告代買虛擬貨幣的人，沒有想到對方是詐騙集團，而陷入對方陷阱當中。本案犯罪事實是基於詐騙集團在背後操盤及計畫所為，卷內證據沒有辦法證明被告確實有犯罪之故意，被告以為只是正常代買虛擬貨幣交易，請為無罪諭知等語。經查：　㈠本案中信帳戶為被告所申設，告訴人林素玉遭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事實欄所示投資詐騙方式施行詐術，而陷於錯誤，依指示於事實欄所示時間匯款50萬元至李子毅之華南銀行帳戶後，經詐欺集團成員以事實欄所示方式層層轉匯，於111年7 月12日12時22分許，將其中40萬元自周唯生之臺灣銀行帳戶轉匯至被告之本案中信帳戶後，被告即於同日12時45分許將 398,000元（剩餘2000元為被告之報酬）轉至其在MAX平台之虛擬帳戶，於同日13時10分許購買等值之虛擬貨幣後，再於同日13時19分許將購得之虛擬貨幣提領至某甲指定之電子錢包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供述在卷（警卷第2 至4頁、偵卷第52頁、原審卷第51、368至369頁），且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其遭詐騙情節甚詳（警卷第5至6頁），並有告訴人提出元大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影本1張、李子毅之華南銀行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周唯生之臺灣銀行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本案中信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現代財富科技有限公司112年4月20日現代財富法字第112042002號函檢附之被告註冊資料及交易明細、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電話紀錄單等在卷為憑（警卷第11 至25、29至33、37至47、63頁、偵卷第35至39、41至42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認定被告主觀上有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不確定故意之理由：　⒈依告訴人於警詢所證述前揭遭詐騙之過程（警卷第5至9頁），可知告訴人將其本案遭詐騙之金額50萬元匯至李子毅之華南銀行帳戶，係受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引導、誘騙所致。再者，111年7月12日下午12時22分許匯入被告本案中信帳戶之40 萬元，係告訴人被詐騙後將50萬元轉入李子毅之華南銀行帳戶，不到半小時，該50萬元即自李子毅之華南銀行帳戶連同不詳款項共轉匯80萬元至周唯生之臺灣銀行帳戶，旋於3分鐘後復自周唯生之臺灣銀行帳戶再轉出40萬元至本案中信帳戶。參酌第一層帳戶所有人李子毅之前案紀錄所示另案判決書，李子毅係於111年7月11日某時加入詐欺集團，並在不詳地點以每週10萬元為對價，將其所申辦之華南銀行帳戶設定約定帳戶後，將該帳戶存摺、提款卡、密碼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交給案外人蔡承志後，詐欺集團成員以之向林素玉等人行騙，致林素玉陷於錯誤，而於111年7月12日11時52分許，匯款50萬元至李子毅華南銀行帳戶内等情，有李子毅之臺灣高等法院前案紀錄表、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42、52、64、110號刑事判決在卷可稽（原審卷第113至11 8、409至426頁）；而第二層帳戶所有人周唯生於另案偵訊時稱：我約在111年5、6月間，於臉書看到有人要租用帳戶訊息，便透過臉書訊息和對方聯繫，對方表示租用1個帳戶每月可以拿到1萬元，我們就約在臺南舊市區（地點不詳）見面，我把臺銀帳戶存簿、提款卡、密碼、網銀的帳號密碼給對方，當場並沒有拿到錢，後來快1個月後我就聯繫不上對方，我並沒有拿到1萬元報酬等語（原審卷第98頁），周唯生業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2年度金簡字第22號判決確定，有周唯生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上開判決在卷可稽（原審卷第87至88、107至112頁）。可見李子毅、周唯生均係以有對價之方式將其等上開銀行帳戶交付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使用。本案告訴人、第一層帳戶所有人李子毅、第二層帳戶所有人周唯生及被告之本案中信銀帳戶間之金流去向，為本案詐欺集團計畫内之洗錢環節之一部。　⒉又經檢視第二層帳提供者周唯生之帳戶交易明細及申請約定轉入、轉出帳戶資料，其上顯示該帳號於111年6月30日新增約定轉入帳戶17個；於111年7月3日先註銷約定轉入帳戶8個，復新增約定轉24入帳戶3個；於111年7月6日新增約定轉入帳戶3個，註銷約定轉入帳戶1個，於該日新增約定帳戶中其一即係本案中信帳戶（原審卷第249、274頁）。若如被告所述其與李子毅、周唯生二人素不相識，除於本案案發日與向其購買虛擬貨幣之買家間僅透過LINE群組達成購買虛擬貨幣之交易合意外，雙方別無任何互動，亦從未私下聯絡，何以使用周唯生帳戶之人可於本案交易之前6日即得知悉被告之本案中信帳戶資料，並將之設定為約定轉入帳戶？另參被告之本案中信帳戶於案發前後之交易明細，該帳戶於111年7月 8日12時57分許、同日15時57分許、同年月12日12時22分許、同年月13日18時13分許、同年月14日9時6分許分別自周唯生之臺灣銀行帳戶帳戶轉入36萬元、31萬5015元、40萬元、 500元、30萬元，於短短一週内共計轉入137萬5515元（警卷第39頁），由上開二帳戶間之金流往來頻繁，金額非低，某甲事先將被告之帳戶設定為周唯生之臺灣銀行帳戶之約定轉入帳戶，且於短時間內陸續匯入數筆數十萬元款項讓被告操作購買虛擬貨幣，上開情事顯不合理。被告提供予某甲之本案中信帳戶，確為詐欺集團成員用以詐欺取財及洗錢之工具，並供詐騙被害人匯款及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使用甚明。　⒊按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定有明文。是故意之成立，不以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為必要，僅需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結果，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即為已足。亦即倘行為人認識或預見其行為會導致某構成要件實現（結果發生），縱其並非積極欲求該構成要件實現（結果發生），惟為達到某種目的而仍容任該結果發生，亦屬法律意義上之容任或接受結果發生之「間接故意」，此即前揭法條所稱之「以故意論」。而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以彼此間犯罪故意之態樣相同為必要，蓋刑法第13條第1項雖屬確定故意（直接故意），同條第2項則屬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惟不論「明知」或「預見」，僅係認識程度之差別，不確定故意於構成犯罪事實之認識無缺，與確定故意並無不同，進而基此認識「使其發生」或「容認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又被告對於犯罪事實之認識為何，存乎一心，旁人無從得知，僅能透過被告表現於外之行為及相關客觀事證，據以推論；若被告之行為及相關事證衡諸常情已足以推論其對構成犯罪事實之認識及容認結果發生之心態存在，而被告僅以變態事實為辯，則被告自須就其所為係屬變態事實之情況提出合理之說明；倘被告所提相關事由，不具合理性，即無從推翻其具有不確定故意之推論，而無法為其有利之判斷。　⒋金融機構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帳戶資料具專屬性及私密性，多僅本人始能使用，縱偶有特殊情況須將帳戶資料交付他人者，亦必與該收受者具相當之信賴關係，並會謹慎瞭解查證其用途，無任意交付予他人使用之理，且我國金融機構眾多，一般人均可自行向金融機構申設帳戶使用，轉帳匯款亦極為便利，倘若款項來源正當，根本無將款項匯入他人帳戶後，再委請該人轉帳匯款之必要，是若遇刻意將款項匯入他人帳戶，再委由他人代為轉帳匯款入不詳之第三人帳戶，就該帳戶內款項可能係詐欺犯罪所得等不法來源，當應有合理之預見；況詐欺集團利用車手轉帳匯款入第三人帳戶或提領人頭金融機構帳戶款項，業經報章媒體多所披露，並屢經政府及新聞為反詐騙之宣導，一般具有通常智識之人，應均可知非使用自己帳戶而委由他人以他人之帳戶入帳再行匯款至第三人帳戶者，多係藉此隱匿或掩飾不法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等金流，苟非意在將帳戶作為犯罪之不法目的或掩飾真實身分，實無必要刻意使用他人帳戶及由他人代為匯款，倘捨此不為，刻意以輾轉隱晦之方式層轉匯款，應係為掩人耳目、躲避警方查緝。又透過網路媒介、與素不相識亦無情誼之人進行交易時，因有遭對方詐欺、對方不履約之交易風險，故於交易過程中，須留有聯繫之對話紀錄用以證明約定內容，以避免遭人訛詐或事後不認帳，且交易金額越大，交易風險越高等情，乃我國一般具有通常智識、交易經驗之人透過網路與陌生人交易時，為求自身之保障，均知悉且會多加注意之常理。若如被告所述其不認識某甲，被告與某甲間當無任何信任基礎，被告受不具信賴關係而實施詐欺犯行之某甲委託，以自己所申設之本案中信帳戶收取來源不明款項後，隨即在數分鐘內即全數購買虛擬貨幣再將虛擬貨幣提領至某甲所指定之電子錢包，顯違常情，且被告亦無法提出其於受某甲委託代買虛擬貨幣之對話紀錄，某甲採取之收款及轉交方式實屬輾轉、隱晦，若非為掩飾不法行徑，以避免偵查機關藉由金融機構匯款紀錄追緝某甲真實身分，當無大費周章刻意委託被告為此行為之必要。被告自陳其為高職畢業，從事油漆批土工作（本院卷第101頁），可見被告顯非年幼無知或與社會隔絕而無常識之人，依其教育程度與社會生活歷程經驗，應可預見該等刻意輾轉操作之款項事可能涉及不法，衡諸常情，若該等款項來源無違法，對方大可親自或找熟識具信任關係之人在交易平台以實名制方式申請虛擬帳號以進行虛擬貨幣之買賣，避免款項遭他人侵占，而無徒耗人事、費用委由不認識之他人代為操作買賣之必要，被告於此情況，實應對其所收取、交付者非合法之款項有所預見，惟被告竟仍依與其無無特殊親密或信賴關係之某甲指示收取匯款、購買虛擬貨幣再提領至指定之電子錢包，足認被告對於其上開行為將可能為他人取得詐欺款項，並藉此製造金流斷點、掩飾詐欺犯罪所得去向、所在等節有所預見，卻仍決意為之，而容任上開犯罪結果發生，被告主觀上應有縱使提領款項之行為係在完成詐欺取財整體行為，隱匿、掩飾不法犯罪所得款項之去向及所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　㈢被告雖辯稱其僅為單純代購虛擬貨幣賺差價，辯護人雖辯稱被告亦是受詐騙而無犯意云云。然本院之認定已說明理由如前，被告於原審僅稱：其於案發時所使用之手機壞掉換新手機，沒辦法登入平台，沒有辦法提供LINE群組對話紀錄等語（原審卷第369頁），而通訊軟體LINE非僅可於手機使用，亦可透過電腦設備連線上網，被告既未就其所辯舉證以實其說，自無從採信。另辯護人所辯被告亦係受詐騙云云，核與前開客觀事證不符，亦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㈣從而，被告所辯不足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　㈠新舊法比較：　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　⒉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餘均自113年8 月2日施行。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普通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再者，一般洗錢罪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為「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則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至於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同以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為前提，修正後之規定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等限制要件。本件依上開認定之事實，被告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其始終否認被訴犯行，故被告並無上開舊、新洗錢法減刑規定適用之餘地，揆諸前揭加減原因與加減例之說明，若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論以修正前一般洗錢罪，其量刑範圍（類處斷刑）為有期徒刑2月至5年；倘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論以修正後一般洗錢罪，其處斷刑框架則為有期徒刑6月至5 年，綜合比較結果，應認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刑事判決參照）。　㈡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斷。被告就前開詐欺及洗錢犯行，與某甲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按刑法關於共同正犯、幫助犯之區別，係以其主觀之犯意及客觀之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共同正犯，其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苟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亦為共同正犯，必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始為幫助犯（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45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本院供稱虛擬貨幣是其操作等語（本院卷第91頁），佐以卷內現代財富科技有限公司112年4月20日現代財富法字第112042002號函檢附之虛擬帳戶交易明細（偵卷第35、3 9頁），可見被告有參與將匯入本案中信帳戶之40萬元中之3 98,000元（剩餘2000元為被告之報酬）轉至被告在MAX平台之虛擬帳戶，購買等值之虛擬貨幣後，再將購得之虛擬貨幣提領至某甲指定之電子錢包之行為，堪認被告有參與參與實施詐欺、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應為共同正犯。起訴意旨認被告僅為幫助犯云云，容有未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犯罪事實欄雖未記載被告將匯至本案中信帳戶之40萬元操作購買虛擬貨幣並提領部分，然此部分事實與業經起訴之犯罪事實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審理。又正犯與幫助犯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不生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附此敘明。四、撤銷改判的理由：　　原審據以論處被告罪刑，固非無見；惟查：㈠、被告有將匯入其本案中信帳戶之40萬元中之398000元轉至其虛擬帳戶，購買虛擬貨幣後再提領轉出，應認被告有參與詐欺及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業據說明如前。原審認被告僅構成幫助犯，容有違誤。㈡、本案關於洗錢防制法之新舊法比較，應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有利，原審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容有未恰。㈢、被告於本院有犯罪所得2000元（詳後述），原審認被告無犯罪所得而未宣告沒收，亦有未恰。被告上訴否認犯罪，雖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五、量刑：　㈠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但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雖僅被告對原判決提起上訴，然本院撤銷原判決之理由認被告應為共同正犯而非幫助犯，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自不受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拘束，得判處較原審為重之刑，合先敘明。　　　　㈡爰審酌被告在現今詐騙案件猖獗之情形下，仍恣意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供他人從事財產犯罪，且將告訴人遭詐騙而匯款中輾轉匯入本案中信帳戶之40萬元，扣除其報酬2000元外，全額操作購買虛擬貨幣，製造金流斷點，不僅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行為人，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助長社會犯罪風氣，更造成告訴人求償上之困難，所為應予非難；又被告自始至終矢口否認犯行，未曾認知其所為所造成告訴人之財產損失及助長犯罪隱匿之嚴重性，犯後態度難謂良好；兼衡告訴人所受損害金額，且迄未獲得任何賠償，被告獲取之報酬為 2000元，暨被告於本案之前無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為憑，素行尚可，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學歷、被告自陳之經濟狀況及職業等生活一切情狀（本院卷第101頁），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六、沒收：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 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而明文採取「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之絕對義務沒收主義。查事實欄所示匯入本案中信帳戶內之40萬元款項，固可認係本案正犯洗錢之財物，然上開款項中之398000元悉經購買虛擬貨幣並提領至某甲指定之電子錢包等節，業如前述，則上開洗錢財物之去向既已不明，而非在被告管領支配下，亦未經查獲，無從依上述規定諭知沒收或追徵。　㈡被告供稱其本案僅賺取2000元差價，佐以被告之本案中信帳戶交易明細及虛擬帳戶交易明細，被告將匯入中信帳戶之40 萬元，轉匯398000元至虛擬帳戶（警卷第39頁、偵卷第39頁），足認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為2000元，此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志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鍾岳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王俊彥　　　　　　　　　　　　　　　　　　　法　官　曾鈴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陳憲修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百萬元以下罰金。

2025-03-05

KSHM-113-原金上訴-71-20250305-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確認袋地通行權等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12號上訴人王畹菁(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王畹芬(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王畹芳(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王畹春(即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 共同訴訟代理人朱俊雄律師被上訴人胡秀香訴訟代理人朱政勳律師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袋地通行權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 年8月12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266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主文第一、二項及除確定部分外之訴訟費用裁判均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追加之訴駁回。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方面：一、上訴人王游菊於本院審理中之民國111年11月23日死亡（見本院卷一第411頁），其繼承人為王畹菁、王畹芬、王畹芳、王畹春等4人（王游菊之子即王俊彥、王順明等2人業已聲明拋棄繼承，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准予備查在案，非屬王游菊之繼承人，渠2人並撤回承受訴訟之聲明，見本院卷三第15、17、89頁）；是本件應由王畹菁、王畹芬、王畹芳、王畹春等4人為王游菊之承受訴訟人，並據渠4人聲明承受訴訟在案（見本院卷一第407至423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 0條、第175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二、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在原審係求為判決確認伊就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有通行權存在，王游菊應容忍伊通行，並應將坐落編號A土地上之地上物拆除（見原審卷第477頁）；嗣於本院審理中，被上訴人將上開聲明移為先位聲明，另提出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甲至己之6個通行方案，並追加第1至6備位聲明（詳如附件所示）。經核被上訴人所為追加，與原起訴請求均係本於其對0000-0地號土地得否主張袋地通行權之同一基礎事實，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追加之訴得以利用，且無害於上訴人程序權之保障，上訴人就此雖表示程序上不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三第91頁），揆諸上開規定，並無不合，仍應予准許。貳、實體方面：一、被上訴人主張：王游菊等16位地主為起造人，於64年間共同在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69年8月27日重測合併前為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土地）興建6棟各4層合計24戶房屋（下合稱系爭集合住宅），興建完工後已獲主管機關核發68淡洪建使字第004號使用執照，並於69年9月4 日門牌編釘為新北市○○區○○街00000○00000號。嗣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同段0000-0至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其地號），其中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即為系爭集合住宅所坐落之土地，而0000-0地號土地則於71年2月1 7日登記為王游菊所有。伊於80年5月14日買賣取得系爭集合住○○○○○街00000號3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及所坐落0000- 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4，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嗣發現王游菊圖謀0000-0地號土地面臨○○街道路之商業利益，竟與建商合謀於其上興建違章建物，並於67年11月6日申請門牌初編為○○街000號（下稱000號建物），該建物雖已遭主管機關以重大違建為由打穿其結構，惟殘留之結構體仍由王游菊及其繼承人持續使用至今，以致包含伊在內之系爭集合住宅住戶僅得自寬約85公分、呈ㄣ型之狹窄小巷通行至○○街，極度不便利，亦有公共安全之疑慮。系爭土地現況客觀上確屬對外無適宜之聯絡通道、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之袋地，且系爭土地原係自0000地號土地所分割新增，自得對同為0000地號土地所分割新增之0000-0地號土地主張袋地通行權，爰依民法第787條、第789條規定，並考量防火、防災、避難等安全需求，及通行0000-0地號土地為最小侵害方法，求為判決確認伊就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並應容忍伊通行；又編號A所示土地上仍有000號建物殘餘之結構體存在，已妨礙伊所有系爭土地與○○街間之通行往來，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伊自得一併請求上訴人予以拆除等語（未繫屬於本院者，茲不贅述）。二、上訴人則以：　㈠000號建物之門牌係於67年11月6日由訴外人汪繼宗等5人申請初編，且其所坐落之0000-0地號土地非屬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範圍，亦非法定空地，故0000-0地號土地與系爭集合住宅住戶之通行全然無關。系爭集合住宅所屬建案在規劃之初，即有指定建築線為○○街，並設計住宅旁興建室內停車場及騎樓等鄰接○○街，而使人車得以經由室內停車場及騎樓通行至○○街，作為通行方式，故系爭集合住宅所坐落土地（含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均非袋地。又經比對系爭集合住宅竣工圖、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下稱新北工務局）主管業務人員之證詞及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下稱三重地政）測量結果，原始設計鄰接○○街之室內停車場及騎樓應坐落於0000 -0、0000地號土地上，而0000地號土地現為道路，0000-0地號土地上現則存有○○街000、000號之違章建物（下稱000、0 00號建物），以致上訴人無法經由0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 街，故被上訴人應向00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主張通行權、回復原始通行設計方為正辦，自無允許其任意找尋其他鄰地而替代通行之理。　㈡又系爭集合住宅之住戶歷年來皆係透過新北市○○區○○街000號 1樓（未設前後門，寬度近3米）（下稱000號建物）通行至仁政街，此為該等住戶入住時所明知且通行多年，可見000 號建物原所有權人係同意將該建物所坐落之土地提供系爭集合住宅之住戶通行使用，並為該等住戶所肯認，成立通行契約，具有長期公示外觀，000號建物及所坐落土地之繼受人自應受此拘束，而應繼續提供該部分土地以俾含被上訴人在內之系爭集合住宅住戶得自由通行，益徵系爭土地並非袋地；詎000號建物（含所坐落土地）於108年1月9日出售予原審共同被告張永達後，即遭張永達逕行封閉000號建物之前後鐵門，以致人車無法繼續藉此通行至仁政街，是被上訴人應依上開通行約定向張永達主張容忍通行，而非轉而向伊主張通行0000-0地號土地。　㈢建築法規並未規定建築基地內興建之集合住宅必須規劃消防車、救護車均可開至各戶大門口始屬合法，蓋因000、000號建物深度均不及10米，消防車、救護車駛至○○街上再從ㄣ型巷道拉水線、抬擔架仍可接近系爭集合住宅而執行救火及醫護工作，故現有ㄣ型巷道已足供上訴人通常使用；況原審判決認定伊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土地，其寬度約4公尺，實與建築技術規則就私設道路寬度僅需留設2 公尺之規範不符，亦有違民法第787條第2項所定之最小侵害性，不應採取該通行方案等語，資為抗辯。　　三、經查，被上訴人於原審聲明：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0 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面積24.37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一所示編號A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原審就此判決被上訴人勝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被上訴人逾此部分請求，未據其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而未繫屬於本院，茲不贅述）。上訴人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並於本院表示將其原審聲明移為先位聲明，另追加如附件所示之備位聲明。上訴人就追加之訴則答辯聲明：追加之訴駁回。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王游菊與其他地主（合計15人）為起造人，於64年間取得建造執照（64淡洪建第057號），共同在重測前臺北縣○○市○○○ 段○○○段000○000地號土地上興建系爭集合住宅（見本院卷二第67至69頁），嗣於65年12月30日申請變更為16位起造人（見本院卷一第163頁）。系爭集合住宅興建完工後，王游菊等16位起造人於67年11月18日提出使用執照申請書（見本院卷二第59頁），嗣獲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68淡洪建使字第004號），復經新北市三重戶政事務所（下稱三重戶政）於69年9月4日將門牌編釘為○○街000-0至000-0號各附1至4樓（見本院卷二第135頁）。　　㈡○○小段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地號，000 -0地號土地於69年間辦理地籍圖重測後變更為○○段0000地號；嗣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地號，而0000、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復於82年5月1日合併於○○段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現況為道路已無建物存在（見本院卷二第403頁）。　㈢○○小段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000-0地號土地（見外放限閱卷第82頁）；嗣000地號土地於69年8月 27日合併於000地號，並經69年辦理地籍圖重測變更為○○段0 000地號；嗣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 000-00地號土地（見原審卷第193、141頁、本院卷卷一第11 5頁、本院卷二第403頁）。　㈣經三重地政依系爭集合住宅使用執照地籍圖說申請位置比對重測後地籍圖，其坐落地號為0000（部分）、0000、0000-0 、0000-0至0000-0等9筆土地（見本院卷二第403頁）。而系爭集合住宅係坐落於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上（見外放限閱卷第109至126、129至186頁）。　㈤被上訴人係於80年5月14日因買賣而取得○○街000-0號3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及所坐落之系爭土地（權利範圍1/4土地）所有權（見原審調解卷第19、21頁）。　㈥王游菊係於71年2月17日以共有物分割為原因，登記為0000-0 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見原審卷第71至72頁）。0000-0地號土地上存有違章建物（見本院卷一第95頁），係由起造人汪繼宗等5人申請門牌初編，經三重戶政於67年11月6日編釘為 000號（見本院卷二第135頁）。該建物經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下稱新北違章拆除大隊）以104年3月6日新北拆認一字第1043032111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認定屬違章建物，並於104年8月21日辦理拆除結案；嗣再重建，復經新北違章拆除大隊以108年9月25日新北拆認一字第1083210541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認定屬違章建物，經王游菊自行拆除，並於109年2月21日以新北拆拆一字第1093237975號辦理結案（見原審卷第213至248頁）。　㈦000號建物坐落位置在000-0及0000-0地號土地上（見本院卷一第95頁），000號建物坐落位置在0000-0地號土地上（見本院卷二第405頁）。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而袋地通行權紛爭事件，依民法第787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779條第4項規定，有通行權人或鄰地所有權人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是基於程序選擇權，原告可提起確認之訴、形成之訴及給付之訴。倘通行權人係訴請法院對特定之處所及方法確認其有無通行權限時，因係就特定處所及方法有無通行權爭議之事件，為確認訴訟之性質（民法第779條第4項立法理由參照）。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就上訴人所有0000-0地號土地有袋地通行權存在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是兩造間既就袋地通行權存否已有爭執，則被上訴人得否通行0000-0地號土地即屬不明確，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足認被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又依被上訴人之先備聲明，係請求確認伊就上訴人所有之0000-0地號土地於特定範圍有通行權限（詳如附圖一、二所示），依上說明，本件自應僅就其請求確認通行權之範圍為審理。　㈡本院前於111年6月29日會同兩造前往現場履勘（見本院卷一第209至213頁），並依履勘現況繪製現場環境示意圖（下稱系爭示意圖，見本院卷一第215頁），而兩造均對於系爭示意圖並無意見（見本院卷二第276至277頁），應認得以此對照現場相關情狀，合先敘明。　　㈢系爭土地是否為袋地？　⒈按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土地所有人固得主張袋地通行權，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然土地所有人任意拋棄原有之通行地役權或其他通行土地使用權，或破壞原有通路、設障阻礙原接公路，即不能主張必要通行權（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088 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王游菊等起造人前取得64淡洪建第057號建造執照，共同於重測前臺北縣○○市○○○段○○○段000○000地號土地上申請興建系爭集合住宅（參不爭執事項㈠）。其中○○小段000地號土地於 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於69年間辦理地籍圖重測後變更為○○段0000地號；嗣0000地號土地於 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地號，而0000、0000-0 至0000-0地號土地復於82年5月1日合併於○○段0000地號，00 00地號土地現況為道路已無建物存在（參不爭執事項㈡）。又○○小段000地號土地於67年11月27日分割新增000-0、000- 0地號土地；嗣000地號土地於69年8月27日合併於000地號，並經69年辦理地籍圖重測變更為○○段0000地號；0000地號土地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0地號土地（參不爭執事項㈢）。經三重地政依系爭集合住宅使用執照地籍圖說申請位置比對重測後地籍圖，其坐落地號為0000（部分）、0000、0000-0、0000-0至0000-0等9筆土地（參不爭執事項㈣），而完工後之系爭集合住宅坐落於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其中0000-0地號即為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參不爭執事項㈣），並取得68淡洪建使字第004號使用執照（參不爭執事項㈠）。且依新北工務局施工科人員即證人施明言證稱：「0000-0地號套繪看起來應該是空地」（見本院卷二第177頁）、新北工務局建照科人員即證人王宣化證稱：「由套繪圖來看，0000-0地號目前沒有使用執照套繪在上面，不是屬於申請使用執照的範圍…當初蓋房子的地號為○○○段 ○○小段000、000地號，都為部分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 177頁）。由上足見，0000-0地號土地雖分割自0000地號，而0000地號土地為三重埔段○○小段000、000地號合併重測後所變更而來，惟三重埔段○○小段000、000地號本即部分使用作為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對照現今地號應為0000（部分）、0000、0000-0、0000-0至0000-0等9筆土地，是0000- 0地號土地自非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更遑論為法定空地。　⑵而新北工務局就系爭集合住宅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所為規劃通行一事，函覆略以：「㈠64淡洪建第000號建造執照卷附書圖資料：⒈建築基地坐落於臺北縣○○市○○○段○○○段000○000 地號等2筆土地，另查卷附僅載示室內停車場，且坐落於○○ 小段000地號，並經由騎樓連接建築線（○○街）進出自成區劃，尚無連接住宅。⒉住宅係由兩座直通樓梯進出，經由騎樓連接建築線（○○街）。㈡68淡洪建使字第004號使用執照卷附資料：⒈本案建築基地坐落於臺北縣○○市○○○段○○○段000○0 00地號等2筆土地，另卷查附竣工圖（1樓平面圖），設有室內停車場（位置同建造執照），另查地籍圖及都市計畫圖所示，其臨建築線道路為○○街，道路寬度為18公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7頁），並檢附地籍圖、都市計畫圖等圖說供參（見本院卷二第61頁，其放大清晰版為原審卷第649頁）；並再度函覆表示：「其1樓平面圖、都市計畫圖及地籍圖內所示建築線道路為本市三重區○○街」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 1至194頁）；可徵系爭集合住宅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均以 ○○街為建築線，並以地籍圖、都市計畫圖觀之，其建築基地乃直接鄰接於○○街，自非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袋地。　⑶再者，證人施明言證稱：「室內停車場出入口應該是臨建築線的那一側，圖面上當初是沒有設計車道，但有1個騎樓，應該是由鄰接建築線的騎樓出入，鄰建築線那一側有1個門，車輛應該是從那邊出入，人應該也是從那邊出入。依竣工圖來看，應該要從停車場上方那邊出入，就是從1樓店鋪那邊進出。由竣工圖來看，當初沒有設置隔間，都是可供通行的」、「從竣工圖來看，在店鋪與室內停車場中間有1個通道可以出入，並由騎樓進出仁愛路」（見本院卷二第177、1 79頁）；證人王宣化證稱：「在建造執照竣工圖上有1座樓梯是在1樓店鋪與室內停車場中間、靠騎樓側，使用執照的時候就沒有了。有1座樓梯是在現在店鋪的左上方，就是竣工圖現況也有。在使用執照店鋪跟室內停車場之間有各設1 個樓梯這個樓梯是跟樓上相連，室內停車場是1樓」、「騎樓上方可以蓋建物，1樓要保留騎樓的淨空（人可以通行的空地），2樓以上可以蓋房子」（見本院卷二第178至179、1 81至182頁）。對照系爭集合住宅之上證9竣工圖（見本院卷二第101頁），系爭集合住宅與室内停車場間除設有防火巷及空地，可供住戶由此進入室内停車場，此從該圖面所繪室内停車場臨防火巷端留有門，可由防火巷循此門進入室内停車場，再透過停車場正中央之樓梯出入騎樓；且依系爭集合住宅之上證10竣工圖（見本院卷二第103頁），住戶亦可經該橘色範圍之門進出停車場所設另一樓梯出入停車場(含前述設於停車場中央之另一座樓梯，合計共兩座），而此停車場（含騎樓）即為鄰接系爭集合住宅之○○街建築線之建築；又依上開竣工圖所示，系爭集合住宅本身或其大門前法定空地並未設有任何停車位，故住戶車輛應係規劃停放於該室内停車場後，再循前述方式進出系爭集合住宅。是綜觀前揭竣工圖、新北市工務局回函內容，及新北市工務局所屬人員施明言、王宣化之證詞，可知系爭集合住宅於設計之初，即規劃以緊鄰○○街之停車場（含騎樓）作為人車通行方法，且直至核發使用執照均未變更（從卷內資料僅曾於65年12月30日申請變更為16位起造人，參不爭執事項㈠）。　⑷嗣經三重地政函覆表示：「經比對重測後地籍圖，該『騎樓』及『室內停車場』係坐落0000-0及0000地號，惟坐落於0000地號部分已全部拆除，另坐落0000-0地號為拆除剩餘部分建物」（見本院卷二第404頁）；被上訴人亦不爭執依系爭集合住宅之建案圖說原先規劃室內停車場通道是坐落在0000-0地號土地上（見本院卷三第92頁）。而0000-0地號土地本屬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一部分（參不爭執事項㈣），原申請建築基地顯已就系爭集合住宅留設經由防火巷透過停車場出入騎樓方式通行至○○街之通行方法，並經新北工務局審核後發給使用執照，無論停車場（含騎樓）是否曾經興建存在，均不影響此通行權利。準此，系爭土地既屬系爭集合住宅建築基地之一部分，原即有通行0000-0及0000地號土地至○○街之權，非為袋地，自不能對0000-0地號土地主張袋地通行權；至於0000-0地號土地現雖有000、000號建物（參不爭執事項㈦）阻隔通行，但其性質屬違章建物，被上訴人非不得向建管機關查報拆除，或基於通行權依法訴請拆除，被上訴人不通行原有通路，執意通行0000-0地號土地，相當於任意拋棄其原有通行土地使用權，自不應准許。　⒊被上訴人固主張：以系爭示意圖觀之，系爭土地於現況客觀上即無適宜聯絡可至道路，且伊僅為系爭集合住宅其中一戶之買受人，並無任何可歸責事由造成通路受阻之情狀，乃上訴人與建商於67年間合謀於緊鄰○○街之土地上違規興建000 、000、000號建物所致，系爭土地自屬袋地云云。惟查：　⑴倘土地原有狀態與公路已有適宜之聯絡，得為通常之使用，因周圍地所有人非法妨阻，致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應由土地所有人請求除去該障礙，不得捨此請求通行其他周圍地，始符立法本旨，俾維持原有法律關係之安定，避免非法因素之介入（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系爭集合住宅之原始建築基地既已指定○○街為建築線，並留設經由防火巷透過停車場出入騎樓方式通行至○○街之通行方法，經新北工務局審核後發給使用執照，可見其原有狀態與 ○○街已有適宜之聯絡，得為通常之使用；嗣該建築基地即三重埔段○○小段000、000地號合併重測後變更為0000地號，再於70年6月1日分割新增0000-0至0000-00地號土地（參不爭執事項㈢），其中0000（部分）、0000、0000-0、0000-0至0 000-0等9筆土地為建築基地範圍（參不爭執事項㈣），原規劃停車場（含騎樓）所在之0000-0地號土地自仍應供系爭集合住宅建築基地通行使用，如有阻礙，應由被上訴人向0000 -0地號土地所有人請求除去，不得捨此請求通行其他周圍地。　⑶又依三重戶政門牌證明書記載：「查王游菊等16人君在本市○ ○○段○○○段000○000地號新建肆層店鋪集合住宅壹座貳間經本所查編門牌為溪美里十四鄰○○街000、000號附二、三、四樓」（見本院卷一第293頁），此與三重戶政回函意旨：「○○ 街000號門牌：由起造人汪繼宗等5人申請初編，經本所於67 年11月6日編釘為○○街000號各附1至4樓。○○街000、000號門牌：由起造人王游菊等16人申請初編，經本所於67年11月6 日編釘為○○街000、000號各附1至4樓。○○街000-0至000-0號門牌（即系爭集合住宅）：由○○街000號房屋所有權人王游菊等16人申請初編，經本所於69年9月4日編釘為○○街000-0 至000-0號各附1至4樓」（見本院卷二第135頁）相符，足徵 000號建物與000、000號建物原屬不同起造人；而000、000 號建物起造人為王游菊等16人，適與系爭集合住宅之起造人為王游菊等16人（參不爭執事項㈠）均屬一致，且系爭集合住宅於興建完成後所申用之門牌號碼即為000號之延伸號碼（000-0至000-0號），參以000號建物坐落於0000-0地號土地上（參不爭執事項㈦），0000-0地號土地原屬系爭集合住宅之建築基地(參不爭執事項㈣)等情，足認000號建物自始與系爭集合住宅無關，其坐落之0000-0地號土地亦非建築基地範圍（參不爭執事項㈣）；反係坐落於0000-0地號土地上之0 00、000號建物（參不爭執事項㈦）既為王游菊等16人所起造，自應明知該部分原為系爭集合住宅建築基地出入○○街之通行方向，渠等私設違章建築，已侵害被上訴人之通行權，被上訴人自得向0000-0地號土地主張通行，並非任意選擇鄰地通行。　　⒋被上訴人又主張：依系爭示意圖觀之，縱將000、000號建物予以拆除，系爭集合住宅住戶仍須自B空地通過ㄣ型巷之一部分始能通行至○○街，無法恢復竣工圖之通行方法，亦非與○○ 街為適宜之聯絡云云。惟按袋地通行權之規範，目的在於解決與公路無適宜聯絡「土地」之通行問題，如土地與公路已有適宜之聯絡，則坐落該土地上之建物原則上可藉由該聯絡方式通往公路，應不致發生通行困難情事；然因土地上建物之出入方向問題，導致該建物無法藉由土地與公路原有之聯絡通行，此應屬土地所有人或共有人之間應如何使用土地問題，尚不得據此主張為袋地。而前已敘明系爭土地原即有通行0000-0及0000地號土地至○○街之權，非為袋地，自不得以系爭土地上之建物出入方向問題捨棄上開通行權利，而轉向周圍鄰地主張通行。再者，若拆除000、000號建物，系爭集合住宅與○○街之間即無任何障礙物，其住戶可透過B空地通往寬約90公分（見本院卷二第296頁）巷子直接鄰接至○○街，雖救護車、消防車仍無法直接停放在系爭集合住宅之1樓大門口，而需將車輛停放在000、000號建物拆除後之空地上，再拉水線或擔架至系爭集合住宅之1樓大門口，惟此在都市土地中人口稠密或商業密集區域並非罕見，尚不至於因此導致就醫、救災困難，或系爭集合住宅不能為通常之居住使用，是被上訴人以此為由主張系爭土地為袋地云云，非為可採。　　　㈣依此，系爭集合住宅建築基地原即有通行0000-0及0000地號土地至○○街之權，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同屬上開建築基地，自有上開通行權利，非屬袋地；至於0000-0地號土地遭人搭設違章建築，以致被上訴人有通行不便利之情形，被上訴人應向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請求除去，不得捨此請求通行其他周圍地。系爭土地既不符合民法第787條、第789條規定之袋地要件，則被上訴人據此求為判決確認其就上訴人所有之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二所示先備位聲明範圍有袋地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其通行，並應將上開聲明範圍內之地上物予以拆除，自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陳，被上訴人民法第787條、第789條規定，求為判決：㈠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面積24.37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一所示編號A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判決被上訴人勝訴，於法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被上訴人追加如附件所示備位之訴部分，亦為無理由，應併予駁回之。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有理由、被上訴人追加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強梅芳附件：　　　　被上訴人追加之備位聲明（見本院卷三第90至91頁）一、第一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丙面積20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丙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二、第二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己面積19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己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三、第三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乙面積16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乙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四、第四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戊面積15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戊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五、第五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甲面積12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甲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六、第六備位：　㈠確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所有坐落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丁面積11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應容忍被上訴人通行。　㈡上訴人應將坐落附圖二「一、被上訴人方案」所示編號丁土地上之地上物予以拆除。

2025-03-04

TPHV-111-上易-12-20250304-2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再字第3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林榮騰劉祖佑共同代理人李柏杉律師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詐欺案件，對於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601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1日第二審確定判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44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109年度偵字第2399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林榮騰、劉祖佑（下稱聲請人2人）前因詐欺案件，經鈞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601號分別判處有期徒刑2年8月、2年6月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聲請人2人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時，已具狀表示願坦承犯行，並請求再開辯論與告訴人徐Ｏ玲洽談和解，且聲請人林榮騰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因腸胃炎而向鈞院請假，鈞院竟以不具正當理由且無再開辯論之必要，而駁回聲請人2人之上訴，不顧聲請人2人之訴訟權、到場權，亦未將已坦承犯行此一量刑因子改變之事由考慮進去，屬判決確定前未及調查斟酌判斷之資料；又告訴人之所以不同意再開辯論的原因，係因告訴人不知聲請人2人已經認罪，並表明有和解之意，事實上告訴人是願意再開辯論與聲請人和解的，有告訴人之自述書（兼求情書）在卷可按，是原確定判決未及審酌上開可判斷資料之新事實、新證據，無論單獨或結合其他證據觀察，客觀上均足以使聲請人2人受「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1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事由，請開啟再審，並先停止刑罰之執行云云。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所謂「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係指與原判決所認罪名比較，其法定刑較輕之相異罪名而言，例如原認放火罪實係失火罪，原認殺尊親屬罪實係普通殺人罪，原認血親和姦罪實係通姦罪等是。至於同一罪名之有無加減刑罰之原因者，僅足影響科刑範圍而罪質不變，即與「罪名」無關，自不得據以為再審事由。三、經查：　㈠聲請人2人前經本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601號，認聲請人林榮騰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聲請人劉祖佑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而分別判處有期徒刑2年8月、2年6月確定，並就聲請人2人之論罪、科刑等，均詳述所憑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有本院前開案號之判決書、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且經本院調閱原確定判決之電子卷證核對無訛。是此部分之事實，先予確認。　㈡聲請人2人雖以前詞主張原確定判決有再審事由云云；然聲請人2人上開坦承犯行、與告訴人和解等主張縱認屬實或日後得以實現，至多僅影響科刑範圍，與原確定判決所認上開罪名（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詐欺取財罪）相較，並不會因此獲得法定刑較輕之相異罪名，本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 0條第1項第6款所規定「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再審事由，且聲請人2人於原審並未坦承犯行，亦無憲法法庭所指法律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絕對制而得聲請再審之情況，揆諸上開說明，均非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得聲請再審之理由。　㈢又再審及非常上訴制度，雖均為救濟已確定之刑事判決而設，惟再審係為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救濟程序，與非常上訴程序係為糾正原確定判決法律上錯誤者有別，是本案聲請人2人所指原確定判決關於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91條、第371條等法律不當之情形，依上說明，並非針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有何錯誤而為主張，自非再審程序所得救濟，從而，聲請人2人上開所指，亦非合法之再審事由，自不可取。四、綜上所述，聲請人2人上開所指，並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項第6款所規定得聲請再審之事由，從而，本案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林榮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劉祖佑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2025-03-04

KSHM-114-聲再-3-20250304-1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112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受刑人游祥志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4年度執聲字第59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游祥志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分別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伍年。　　理　由一、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刑法第50條定有明文。二、查受刑人游祥志（下稱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及本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分別確定在案，且各罪均為裁判確定前所犯，有各該刑事判決書附卷可憑。其中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7、9至1 1、25至26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得易科罰金，其餘之罪所處之刑則不得易科罰金，原不得合併定應執行刑。然查受刑人業已請求檢察官就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罪合併聲請定應執行刑，此有受刑人定應執行刑聲請書在卷可稽，合於刑法第50條第 2項之規定，檢察官就附表所示各編號之罪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核無不合，應予准許。本院參酌受刑人如附表編號1 至2、編號3至7、編號12至13、編號14至24、編號25至26、編號27至30所示各罪曾分別定刑7月、11月、8年、6年6月、 5月、7年6月，此部分於之前定刑已給予受刑人相當大幅度之刑期折讓，暨考量本件定刑之外部、內部界限（均為30年）、受刑人之意見，所犯販賣毒品等罪時間均集中於110年間，時間密集，所犯毒品等罪之罪質相近，暨考量刑罰之邊際效應、罪刑相當原則及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一切情狀，酌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0條第2項、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2025-03-04

KSHM-114-聲-112-20250304-1

司促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支付命令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766號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闕源龍債務人王俊彥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臺幣（下同）6,189元，及其中5,6 70元自民國114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暨按日息萬分之4.3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如債權人聲請狀所載。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3 日司法事務官易新福附記：一、請債權人於收受本件支付命令七日內補正債務人最新戶籍謄本（如為公司、法人、其他組織並應提出公司登記事項表、商業登記抄本及法定代理人之戶籍謄本；戶籍謄本記事欄之記載不可省略，並請查詢最新遷入之住址）。二、如延不查報，於三個月不能送達者，本件支付命令即失其效力，本院不再另行通知。

2025-03-03

HLDV-114-司促-766-20250303-1

上重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家暴殺人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重訴字第3號上訴人即被告李祈緯選任辯護人李英豪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 年度重訴字第21號，中華民國112年6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980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丙○○與林Ｏ彣於民國111年5月起相識後交往為情侶，並同居在林Ｏ彣向陳Ｏ興所承租之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3樓（下稱「廣州一街租處」），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 條第2款之家庭成員關係。林Ｏ彣因有感於與丙○○個性不合時常爭吵，於111年8月4日向丙○○提出分手，丙○○於同日負氣將私人物品搬離廣州一街租處後，心有不甘，藉故於111年8月6日晚間留宿廣州一街租處，並於111年8月6日晚間至111年8月7 日凌晨與林Ｏ彣再度發生爭吵，見林Ｏ彣於111年8月7日凌晨3 時許服用其所提供不詳來源之白色粉末狀Quetiapine成分藥物（Quetiapine有嗜睡之副作用），及其前因情緒及睡眠問題至高雄市○○區○○路000號1樓「唐子俊診所」就診時所處方及自費購買之安寶寧錠（Alpragin，含有第四級毒品Alpraz olam阿普唑他成分，亦為第四級管制藥品，具有催眠鎮靜、肌肉鬆弛作用，為中效苯二氮平類藥物【BZD】）、可那平錠（Rivopam，含有第四級毒品Clonazepam氯硝西泮成分，亦為第四級管制藥品，具有抗癲癇、鎮靜作用，為長效苯二氮平類藥物）等具有安眠藥效之藥物數顆（尚無證據證明丙 ○○知悉或可預見安寶寧錠及可那平錠含有前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規範之第四級毒品，或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所管制之第四級管制藥品成分），將在臥室內沉睡至少8至12小時無法轉醒，因怨恨上情，竟基於殺人之犯意，謀劃以在密室內燒炭使林Ｏ彣吸入一氧化碳中毒身亡，遂於111年8月7日下午2 時30分許，騎乘機車至其所開設之高雄市○○區○○○路00○0號「ANGUS LAB斯研室」無菜單料理餐廳，自餐廳後門入內取出木炭2包後，於同日下午2時49分許折返廣州一街租處，將前揭木炭2包放入鋼盆後點火引燃木炭，並將置有燃燒木炭之炭盆放置在臥室內靠近林Ｏ彣沈睡之床側，並緊閉臥室門窗、將浴巾摺成條狀堵塞門縫下方，避免一氧化碳氣體漏溢，使臥室內充滿一氧化碳，致林Ｏ彣因藥力昏睡無法轉醒逃離之情況下因吸入大量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死亡時間應在 111年8月7日下午2時49分至111年8月8日下午1時9分間之某時）。丙○○則於確認林Ｏ彣已因一氧化碳中毒後，將所餘木炭不多之炭盆移至臥室內靠近廁所側，並開啟臥室落地門自陽臺進入客廳，再服用前述不詳來源之白色粉末狀Quetiapi ne成分藥物，及安寶寧錠、可那平錠數顆後，躺臥在客廳靠近落地窗側，故佈疑陣製造謀為同死之假象，旋即因藥力發作而昏睡。嗣林Ｏ彣之直銷上線乙○○因聯絡不上林Ｏ彣，至廣州一街租處按鈴仍未獲回應，遂報警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凱旋路派出所警員甲○○、陳Ｏ楷會同消防人員及陳Ｏ興一同前往廣州一街租處，經於111年8月8日下午1時9分破門入內後，發現丙○○仰躺在上址客廳靠近陽臺落地窗處，林Ｏ彣則陳屍在臥室內床上，始查知上情。並扣得現場遺留之丙 ○○所有之行動電話（下簡稱手機）1支、林Ｏ彣所有之行動電話1支及內有Quetiapine成分之白色粉末2包。二、案經林Ｏ彣之父丁○○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一、上訴人即被告丙○○（下稱被告）警詢筆錄之證據能力部分：　㈠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被告接受警詢的時間有1小時29分，但警詢錄音只有34分鐘，且其製作警詢筆錄前曾遭員警脅迫要照著稿念，可見被告警詢筆錄有不正取供之情形云云。經查：　　⒈按訊問被告，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但有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錄者，不在此限。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者，除有前項但書情形外，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0 0條之1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 6條第1項亦有明文。　　⒉本案被告111年8月11日之警詢筆錄光碟，因設備問題，員警僅提供錄得部分被告陳述內容之光碟予本院之情，業據證人即製作筆錄之員警李Ｏ宸於原審審理時陳述在卷（參原審院二卷第226至227頁），且有被告警詢光碟在卷可稽；經本院勘驗此部分之錄音錄影光碟（參本院一卷第510 至524頁），該次錄音錄影之畫面、聲音尚稱清晰、連續，無人為變造之情形，且筆錄記載內容為被告詢問筆錄第 1頁至第6頁第10行間（即警卷第3至8頁第10行）之問答，經核該次警詢錄音錄影之內容，核與上開頁數之被告警詢筆錄之記載大致相符，依首揭說明，該部分已無錄音錄影與筆錄內容不符而不得做為證據之情形。　　⒊另證人即製作筆錄之員警李Ｏ宸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警詢過程若有警員進來看，應該也是增加問題，讓筆錄做的更完整，警察本來就可以決定要問被告什麼問題，不可能刪掉被告的回答，且增加提問是在筆錄做完之前，該次警詢筆錄也有列印出來讓被告詳細看過全文才簽名，簽名後筆錄就不可能再做調整（原審院卷二第231至234頁）等語。且本院勘驗過程中，均未見有何被告遭脅迫而回答之情形，而觀之該勘驗內容，被告之回答不僅十分口語化，且針對員警之問題一問一答，並無制式照稿念而常見之一字一句逐字朗讀之情況，且紬繹被告該次供述，遍及被告與死者關係、交往始末、爭吵內容及決定燒炭的原因、燒炭、移動炭盆過程、服用藥物來源、己身就診經歷等細節，若非被告本人親身經歷、自行陳述，實難想像警察得以在第一次製作警詢筆錄之前已鉅細靡遺地知悉案情，甚至事先擬定被告回答之內容。況被告於警詢中一再聲稱要與死者林Ｏ彣一起死，並認為死者林Ｏ彣說「要死一起死」是真的有想死的意思，顯然被告並未坦承犯行，而係朝謀為同死而非殺人之辯解，與同日偵訊筆錄、出院後於111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之辯解內容大致相符，倘員警真脅迫其照稿演出，何不直接要求被告坦承殺人犯行並記明筆錄即可？益見被告上開所辯，並不可採。是本案除未見警員有何被告所指威脅、恐嚇、逼迫行為外，更未見被告有何被迫為不實供述之情，此觀之被告自該次警詢筆錄後，歷經同日偵訊、法院訊問、111年11月9日檢察官偵訊、迄至起訴後原審 112年3月20日準備程序時，被告及辯護人亦未對被告警詢筆錄之證據能力有何爭執（原審院卷一第84頁），堪認被告所指遭不正詢問被迫自白云云，即與事實不符，其主張警詢陳述無證據能力云云，當不可取。　㈡被告及其辯護人又爭執：其當時昏迷後住院治療，不能接受訊問，但員警卻在其神智不清之情況下，未使用通知書即將其帶往警局製作筆錄，故被告警詢之陳述顯然非出於己意，無證據能力云云。惟查：　　⒈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刑事訴訟法第71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固得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然非謂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僅得以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而不得使用其他諸如口頭通知等方式通知其到場（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1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因死者林Ｏ彣在其租屋處死亡，故前往警局協助調查一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時陳述在卷（參本院一卷第512頁），顯見被告並未反對且願到場陳述，依上開說明，自無司法警察一定得以通知書之方式才能詢問被告之理，故被告前揭所辯，即不可取。　　⒉再者，被告於111年8月8日送至高醫救治後，警員等待至11 1年8月11日被告比較清醒、比較OK，已經要離開加護病房，待送至精神病房治療時，李Ｏ峰跟被告講事情要坦然面對，跟警察去把事情說清楚，被告答應，經主治醫生同意，由李Ｏ峰幫被告向醫院請假讓被告出去做筆錄，李Ｏ峰也覺得被告可以去回答問題等情，業據證人即被告之父親李Ｏ峰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原審院卷二第239、240、242 至244、250頁），核與證人即警員李Ｏ宸於原審審理時證稱：高醫主治醫師同意被告可以出院，所以帶被告回來做筆錄，被告當時精神狀態正常，回答都流暢，意識清楚，也都正常回答（原審院卷二第207至210頁）等情相符。再觀諸本院勘驗被告之警詢錄影光碟，被告答以：「（員警問：那你目前精神狀況怎麼樣？）可以。」、「（員警問：可以是尚可，還是良好，還是怎麼樣？）尚可。」、「（員警問：好，可以接受製作筆錄嗎？）可以。」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參本院一卷第512頁），且觀被告警詢內容，不僅可以對員警之詢問逐一回答，且就案發前與死者林Ｏ彣吵架之內容、當天如何燒炭，何以放置毛巾在臥房內門底下以避免煙跑出去，使房內是密閉狀態等細節均陳述甚詳，已難見有何神智不清、胡言亂語而答非所問之情形，當具有完全之陳述能力；復經本院送請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鑑定被告111年8月11日之精神狀況，經該醫院覆以：李員（即被告）在問訊中能針對問題切題回答，並無顯著答非所問或胡言亂語之情形等語，有高醫113年5月16日高醫附法字第1130110775號函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考（參本院二卷第79頁），核與本院前揭之認定相符，是被告辯稱：其警詢陳述有神智不清、非出於己意之情形云云，亦不可採。其請求傳喚精神科主治醫師楊品珍到庭作證其身心狀況是否適合接受檢警詢問，即無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　㈢被告及其辯護人復辯稱：員警未見被告警詢時之身心狀況應指定辯護人，亦無視於被告父親請求選任辯護人之要求，復不讓被告父親擔任輔佐人，程序上顯有瑕疵，故無證據能力云云。然查：　　⒈本案被告於警詢時之身心狀態並無不適合接受詢問，而有完全之陳述能力一節，已經本院論述如前，自無刑事訴訟法第35條第3項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而應有得為輔佐人之人陪同在場之情形，故被告上開所指，即不可採；至刑事訴訟法第35條第1項得陳明為被告輔佐人之規定，乃起訴後始得適用，是縱有證人李Ｏ峰於原審審理證稱：警員原本讓其陪同被告做筆錄，後遭其他偵查隊長官要求離開而未能全程陪同等語（原審院卷二第238頁），因證人李Ｏ峰於警詢時並不能擔任輔佐人，故其要求陪同並無其他法律上之依據（原審院卷二第25 2頁），本院亦難以被告、證人李Ｏ峰上開所指，即因此認為警詢時有何違法之處。　　⒉又證人李Ｏ峰於原審審理時固證稱：到場後李Ｏ峰有詢問是否可以請律師，警員說不用，只是讓被告陳述犯罪的事實，又遭偵查隊長官要求離開，李Ｏ峰就去買餐點送去辦公室讓被告吃等語（原審院卷二第238至239頁）。然證人即員警李Ｏ宸於原審審理時則證稱：「（問：有告知被告可以請辯護人到場嗎？）有。」、「（問：當時被告怎麼回答？有無請辯護人？）他說不用。」等語（原審院卷二第 210頁），觀諸本院勘驗被告之警詢錄影光碟，「員警對嫌疑人（即被告）告知權利事項」、「（員警問：剛剛跟你講的權利有清楚嗎？）清楚。」、「（員警問：有沒有要請辯護人到場？）不用。」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參本院一卷第511至512頁），嗣於同日檢察官訊問時，經檢察官詢問被告是否請律師，被告亦為否定回答（本院一卷第525頁）。足見被告當時經警員告知罪名及包含選任辯護人等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之權利後，已選擇不選任辯護人到場，故證人李Ｏ峰證稱：員警不准請律師云云，即屬有疑；況證人李Ｏ峰於原審審理時復證稱：退休前在警察工作擔任將近30年刑事小隊長，對警局做筆錄流程很清楚，認為警詢時以犯罪嫌疑人身分當然可以請律師，會詢問警員是基於尊重同事的意思，被拒絕後沒有就此與警員爭執等語（原審院卷二第242頁、第250至251 頁），是證人李Ｏ峰既明知毋須徵得警員同意即可為被告委任辯護人，大可逕自選任律師到場，然其卻捨此不為，且無論被告或證人李Ｏ峰於同日羈押庭時均未見就警詢上開過程有何異議或質疑（本院一卷第630至636頁），是被告上開所指，亦難認可採。　㈣被告及其辯護人另辯稱：製作筆錄與詢問之員警為同一人，且未全程錄音、錄影，有違刑事訴訟法第43條之1之規定，故無證據能力。惟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定有明文。本案縱如被告及其辯護人所辯，有製作筆錄與詢問之員警為同一人，且未全程錄音、錄影之情形，然考量筆錄製作過程中，詢問或製作之員警是否均為同一人，對上開警詢筆錄之取得並不生太大影響，且員警並非刻意以此方式取得筆錄，而被告之陳述具有任意性一節，亦經本院詳述如前，上開所述情節對被告防禦權之影響尚屬輕微，而被告所犯乃殺人之重罪，侵害之法益甚鉅，本院經權衡被告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認被告上開警詢筆錄仍有證據能力，惟為同時保障被告之權益，該筆錄證據能力之有無，當以本院前揭勘驗之範圍為限，即本院勘驗之內容（參本院一卷第510至524頁），有證據能力。二、被告111年8月11日偵訊筆錄之證據能力部分：　　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被告於111年8月11日之偵訊筆錄，錄音部分並不完整、有明顯消音之情形，沒錄到被告聲音無法比對是否與筆錄相符，故無證據能力云云。然本院勘驗被告 111年8月11日該次之偵訊筆錄，錄影的部分尚稱清晰連續，錄音之部分雖有品質不佳，斷斷續續之情況，但仍可就聽清楚之部分製作偵訊筆錄，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憑（參本院一卷第525至540頁），審酌本院製作之勘驗筆錄長達25頁，可見檢察官訊問被告之大多數問答均有攝錄在內，核與偵訊筆錄之記載大致相符，並無被告及辯護人所稱刻意消音而無法比對是否與筆錄相符之情形，惟為確保被告陳述之真意，被告該次陳述，亦以本院勘驗之內容為主（即本院一卷第52 5至540頁之記載）。三、被告111年8月11日羈押訊問筆錄之證據能力：　　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被告於該次羈押訊問時，並未坦承犯行，該筆錄記載有誤，無證據能力。經本院勘驗被告111 年8月11日羈押訊問光碟，在4分11秒至5分31秒間之問答間，「法官問：…這個事實的部分你承認嗎，然後涉犯殺人罪的部分你承認嗎？承認齁，坦承犯行，那你承認你涉犯殺人罪，但是你覺得你不會去串供？」、「被告答：我不會，因為我還要回高醫治療。」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考（參本院一卷第632頁），是該次對答雖未錄得被告積極出言坦承犯行之聲音，然亦未見被告就法官稱其已坦承殺人犯行一事出言否認，參之被告當時之辯護人隨後於12分33秒時，為被告辯護：「…被告已坦承犯行，應無串供、滅證之虞」等語（參本院一卷第633頁），可見上開筆錄之記載，並非毫無所憑；然被告有無自白犯行，關係到被告是否坦承涉犯殺人之重罪，為保障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因認該羈押訊問筆錄有關被告坦承犯行之記載，因無法與錄音比對，認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被告認定有罪證據之一環，然其餘被告於該次羈押訊問時之陳述，仍應認有證據能力，並以本院勘驗之內容為準（本院一卷第630至636頁）。四、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2 定有明文。查證人乙○○於警詢、及111年8月9日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依前揭規定，屬於傳聞證據，因證人乙○○於法院審理時已經以證人身分具結作證，其證述之內容與上開警詢及未經具結之偵查中供述，並無重大差異，且被告及其辯護人復爭執證人乙 ○○上揭陳述之證據能力，是證人乙○○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之供述，因無不可替代性，欠缺必要性，應認無證據能力。五、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被告於111年8月8日即昏迷送醫，不可能在勘查採證同意書、扣押物品目錄表上捺印，故該文件無證據能力云云。然依高醫111年4月20日高醫附法字第11 20102319號函詢說明（參原審一卷第175頁）：被告於111年 8月8日14時30分經救護車送至本院急診…抵院當時為清醒狀態，雖可配合指令但身體虛弱無力，於急診治療期間曾短暫陷入混亂狀態，身上並無明顯外傷等語，並有被告於高醫之急診一般病歷資料在卷可查（參原審院一卷第205至219頁），顯見被告當時之意識處於清醒狀態，自無被告及辯護人所指昏迷不醒人事之情形，故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指，亦不可採。惟被告自承扣案IPHONE手機為其所有，且經本院勘驗手機內之對話內容，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擷圖存卷可參（本院二卷第251、345至365頁），此部分之證明事項，以上開證據為證即為已足。六、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四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除前開所述外，本判決後述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而被告、辯護人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七、另本院所引其餘如照片、截圖等非供述證據部分，既不適用傳聞法則，亦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應具證據能力。又證人於法院審理時在法官前之證述，並無傳聞法則之適用，自有證據能力。八、除上所述外，被告及其辯護人其餘爭執證據能力之部分，因本院未以之引用為本院論罪之基礎，即不再贅述其證據能力，附此敘明。貳、實體部分：一、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殺人犯行，辯解如下：　㈠死者林Ｏ彣因負債而有很大的經濟壓力，早有尋死念頭，此觀之死者林Ｏ彣負債累累，且經林Ｏ彣父母拋棄繼承一事可明，故其與林Ｏ彣一同決意以燒炭方式自殺，被告是受林Ｏ彣囑託以燒炭方式使之死亡，怎麼會說是被告殺害林Ｏ彣？　㈡死者林Ｏ彣早上醒來後，與被告討論一起自殺，由被告外出拿木炭回來引燃木炭一起自殺，並服用唐子俊診所開立的藥物入睡，其不清楚為何最後會出現在客廳，可能是無意識夢遊所致。　㈢死者林Ｏ彣於案發時已經患有新冠肺炎（COVID-19），並經診斷患有「矽肺症」、「慢性肝炎纖維化」、「輕度脂肪肝惡化」等病症，可見林Ｏ彣之死亡與燒炭一氧化碳中毒無關，故法醫研究所的鑑定報告一開始的死亡原因才會寫「未確定」，故本案被告之行為與林Ｏ彣之死亡無因果關係。　㈣被告體內的一氧化碳濃度經檢驗為23％，表示暴露一定程度之一氧化碳，其體內的一氧化碳濃度經減半再減半後，仍得出如此高濃度的一氧化碳劑量，可見被告一開始是在房間內謀為同死，且鑑定人於審理時亦陳述被告想一起自殺，而被告經送醫急診時情況危急，並有肌肉受損、橫紋肌溶解之情形，如果被告不是與死者謀為同死，豈可能有上開症狀。　㈤員警甲○○、陳Ｏ楷就何人是第一個進入現場、現場人數以及案發房間並無毛巾塞在門縫之供述，前後矛盾，又與密錄器之影像不符，顯有虛偽陳述之情事，原審以之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依據，顯有不當。　㈥本案是殺人案件的現場，為何證人乙○○還有其他人可以穿梭其中，並拿走死者林Ｏ彣的手機？且證人乙○○所述找狗的情節，均與員警密錄器不符，參以檢察官於111年10月21日在證人乙○○、胡Ｏ寧證述當日，公開心證說明要偵辦被告殺人，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顯然有串證之虞，故嗣後證人乙○○ 、胡Ｏ寧、甲○○、陳Ｏ楷等人於偵查、法院審理時之證詞，均受影響而屬虛偽之陳述，不能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依據。　㈦死者林Ｏ彣確實有輕生念頭，然林Ｏ彣之手機於當日遭證人乙○ ○取走，不能排除有刪除對被告有利之對話，請將林Ｏ彣之手機送請還原內容之鑑定。　㈧鈞院雖有將被告送請高醫鑑定其案發時之精神狀況，然鑑定人僅能依據事發後之情形去臆測案發當時被告之精神狀況，已難認為該鑑定與真實相符，且被告在唐子俊診所服用之藥物多達8種，嗣因死者林Ｏ彣建議後停藥產生戒斷症狀而有昏沉之現象，原鑑定報告未綜合被告上開服用藥物之過程及全部事證因而做出不合真實之鑑定，顯有速斷，請重新鑑定被告之精神狀況。二、本院認定被告有罪所憑之心證及理由：　㈠被告與死者林Ｏ彣於111年5月起相識後交往為情侶，並同居在死者向房東陳Ｏ興所承租之廣州一街租屋處，嗣死者林Ｏ彣於 111年8月4日向被告提出分手，被告於同日將私人物品搬離廣州一街租屋處後，於111年8月6日晚間又再留宿於該廣州一街租屋處之事實，業據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人陳Ｏ興於警詢證述在卷（參原審卷二第46至52頁，警卷第24頁），並有房屋租賃契約書在卷可查（參警卷第153至15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一卷第469至470頁），堪可認定；而死者林Ｏ彣於111年8月7日凌晨，有服用不詳來源之白色粉末狀Quetiapine成分藥物（Quetiapine有嗜睡之副作用），及被告在「唐子俊診所」就診時所處方及自費購買之安寶寧錠（Alpragin，具有催眠鎮靜、肌肉鬆弛作用，為中效苯二氮平類藥物【BZD 】）、可那平錠（Rivopam ，具有抗癲癇、鎮靜作用，為長效苯二氮平類藥物）等具有安眠藥效之藥物數顆等情，亦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下稱法醫研究所） 111年醫鑑字第1111102000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驗二卷第13至33頁）、被告健保個人就醫紀錄（相驗一卷第 125至126頁）、Quetiapine、Alprazolam、Clonazepam藥物使用須知網頁資料各1份（偵卷第69至71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8月23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4687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警卷第67頁）、唐子俊診所112年3月22日唐字第1120322號函及所附仿單3張（原審院卷一第113至119頁）在卷可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一卷第469至470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堪可確認。　㈡被告於111年8月7日下午2 時30分許，騎乘機車至其所開設之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ANGUS LAB 斯研室」無菜單料理餐廳，自餐廳後門入內取出木炭2包後，於同日下午2時49分許折返廣州一街租處，將前揭木炭2包放入鋼盆後點火引燃木炭，並將置有燃燒木炭之炭盆放置在臥室內靠近死者林Ｏ彣沈睡之床側，並緊閉臥室門窗後，亦有服用前述不詳來源之白色粉末狀Quetiapine成分藥物，及安寶寧錠、可那平錠數顆之事實，有路口監視器畫面（警卷第61至65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刑案勘查報告暨現場示意圖（警卷第74 至77頁）、現場照片（警卷第87至108頁）、法醫研究所111 年10月18日法醫毒字第1116107424號毒物化學鑑定書（相驗二卷第49至51頁）附卷可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一卷第469至470頁），堪以認定；而死者林Ｏ彣之直銷上線乙○ ○因聯絡不上死者，至廣州一街租處按鈴仍未獲回應，遂報警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凱旋路派出所警員甲○○、陳Ｏ楷會同消防人員及房東陳Ｏ興一同前往廣州一街租處，經於 111年8月8日下午1時9分破門入內，發現被告仰躺在上址客廳靠近陽臺落地窗處，死者林Ｏ彣則陳屍在臥室內床上等情，亦據證人乙○○、甲○○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原審院卷二第22至26、34至37、42至43頁），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刑案勘查報告暨現場示意圖（警卷第74至77頁）、現場照片（警卷第87至94頁）、本院勘驗員警密錄器之筆錄暨擷圖在卷可按（參本院第637至637、656至660頁），是此部分之事實，亦可認定。　㈢而死者林Ｏ彣經相驗及解剖後，根據毒物化學報告：⑴死者血液檢體檢出COHb81％（一般中毒濃度為15-35％，致死濃度約4 8％以上）。⑵死者檢體檢出Quetiapine（抗精神病藥），血液濃度為0.093μg/mL（一般血液治療濃度為0.195-0.632μg/ mL；文獻有急性中毒致死案例，血液平均濃度為18μg/mL）；Alprazolam（抗焦慮劑）及其代謝產物Hydroxyalprazola m，Alprazolam血液濃度為0.033μg/mL（一般血液致死濃度為0.122-0.39μg/mL）；Clonazepam（抗癲癇劑）之代謝物7 -Aminoclonazepam，血液濃度為0.025μg/mL（Clonazepam一般血液治療濃度為0.007-0.075μg/mL），研判非直接致死因素。死亡原因研判：甲、一氧化碳中毒。乙、室內燒炭。因死者體內有檢出含Quetiapine、Alprazolam及Clonazepam，死亡方式暫歸類為「未確定」，亦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相驗一卷第95至105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 11年相甲字第8026號、111年相甲字第826號相驗屍體證明書（警卷第31頁、相驗二卷第113頁）、法醫研究所111年醫鑑字第1111102000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驗二卷第13 至33頁）在卷可憑；是被告於死者服用藥物昏睡在臥室床上時，將其取回之木炭置於炭盆內點火燃燒後放在臥室內，同時緊閉該房間門窗，使臥室内充斥一氧化碳，造成死者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二者間有因果關係之事實，應堪認定。　㈣對此，被告及其辯護人固辯稱：死者林Ｏ彣於案發時已經患有新冠肺炎（COVID-19），並經診斷患有「矽肺症」、「慢性肝炎纖維化」、「輕度脂肪肝惡化」等病症，可見林Ｏ彣之死亡與燒炭一氧化碳中毒無關，故法醫研究所的鑑定報告一開始的死亡原因才會寫「未確定」，故本案被告之行為與林Ｏ彣之死亡無因果關係云云。惟查，本院函詢法醫研究所，經該所覆以：死者（林Ｏ彣）死於室內燒炭，一氧化碳中毒（血液COHb 81.0％），死者有無COVID-19確診與死因無關，死者另有輕微矽肺症、肝臟慢性肝炎併輕度纖維化、輕度脂肪變性，非死者之致死原因，死者肝臟慢性肝炎併輕度纖維化、輕度脂肪變性症狀輕微，研判對新陳代謝速率影響不大，本案死亡原因暫歸類為未確定，是因為需待後續司法調查釐清死者生前是否有輕生念頭，及體內所含藥物是否自行服用等語明確（參本院二卷第53頁，本院三卷第111至112頁），參之血中一氧化碳濃度如超過30％，可能有死亡風險一情，亦有高醫113年3月22日高醫附法字第1130100662號函說明甚詳（本院二卷第53頁），本案死者血中一氧化碳濃度高達 81％，依上說明，已超過死亡之風險甚多，堪認林Ｏ彣確實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甚為明確；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指，即不可採，其主張本案無因果關係，頂多成立過失致死罪，同不足取。　㈤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辯稱：死者林Ｏ彣負債累累，早有尋死念頭，故其與林Ｏ彣一同決意以燒炭方式自殺，被告是受林Ｏ彣囑託以燒炭方式使之死亡，並無殺人犯意云云。惟查：　　⒈本案在現場查無任何死者遺留之遺書，且經本院勘驗死者林Ｏ彣之行動電話，死者林Ｏ彣於LINE通訊軟體中，於111 年7月29日至111年8月7日間，有與之對話者有：「遠寧（胡Ｏ寧）」、「曹蘭的妹妹曹（愛心）熙（即乙○○）」、「果凍凍（文宜）」、「渣渣（即被告）」，內容大多係談論生活及工作上的事情一節，有本院勘驗筆錄及附件之截圖在卷可按（參本院二卷第250至251、255至343頁），是由死者林Ｏ彣陳屍之廣州一街租處現場內，抑或死者林Ｏ彣手機通訊軟體內與證人胡Ｏ寧、乙○○，甚至與被告之對話紀錄內容，均未見遺留遺書或有何尋短之言語或跡象。　　⒉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與死者林Ｏ彣一起賣衣服10 幾年，服飾店結束後，林Ｏ彣就與其一起經營傳直銷即在康園國際賣保健食品，其為林Ｏ彣之上線，因此每天都會通話3到4次，死者雖然有負債新臺幣（下同）6、700萬元，但做傳銷時期收入突破6位數，死者想要利用傳銷還債，雖因負債導致生活比較緊一點，但仍能支付租金，也很注重生活。死者個性很樂觀、孝順，並未因負債憂鬱或有自殺意念，生前沒有任何憂鬱傾向或疾病，也沒有服用安眠藥物，只有一次吃了被告給的安眠藥物，結果睡到不醒人事，一整天都找不到人，很晚才回電話。最後一次即8 月7日凌晨0時2分有和林Ｏ彣以通訊軟體LINE通電話30分鐘，內容都是閒聊和講工作的事，因為公司剛好8月8日有做活動，林Ｏ彣很重視這次活動，認為做活動可以獲得不少收入，所以跟其討論如何行銷，很積極的想要賺錢，還手寫計畫表傳給其觀看。另外林Ｏ彣於8月7日下午1時30分既定行程應該要出席一個會議，事前死者也說會參加，還有提醒他的下屬，但最後林Ｏ彣沒有到會議現場。林Ｏ彣雖然和被告於8月4日分手，但兩人相識不長，感覺林Ｏ彣沒有很傷心，且林Ｏ彣於8月5日下班後打電話給其說要講一件很恐怖的事，林Ｏ彣當天下班返回廣州一街租處沒多久，被告就來按門鈴，林Ｏ彣懷疑被告是不是在樓下等待很久等語（原審院卷二第44至46頁、第49至55頁、第61至62頁、第64頁），且證人胡Ｏ寧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死者林Ｏ彣、乙○○都是其傳直銷的上線，8月7日下午1點半林Ｏ彣原本應該來公司開會，但林Ｏ彣沒有來，打電話傳簡訊都沒回應，因前一天（8月6日）晚上林Ｏ彣還有與其討論工作的事，林Ｏ彣還提醒說翌日下午1點半公司開會有活動要到場，後來才從公司負責人處得知林Ｏ彣已經死亡，林Ｏ彣生前雖有負債，但很樂觀、積極，沒有表現出厭世或輕生的念頭，事後其有與被告通電話，被告向其表示與林Ｏ彣吵架，林Ｏ彣說「要死一起死」，其便質疑說「大批（林Ｏ彣）怎麼會講這種話，他不像是會講這種話的人」，被告回答不知道為何林Ｏ彣會這樣說，可能是吵架被激到了，後來被告又說林Ｏ彣因睡不好有吃藥，其便質疑被告是否在燒炭時林Ｏ彣已經睡著了等語（原審院二卷第71、75至82 頁）。　　⒊參之本院勘驗死者林Ｏ彣之手機LINE通話內容，林Ｏ彣於凌晨0時16分傳一張手寫36、60、170組數等內容之筆記紙照片予證人乙○○，並於凌晨0時17分傳訊「170會不會太誇張（大笑表情符號）」，再於凌晨0時37分第二次傳一張手寫36、60、84、96組數等內容之筆記紙照片予證人乙○○，並於凌晨0時42分傳訊：「好我先做限動」，有本院勘驗截圖在卷可考（本院卷二第315頁），核與證人乙○○上開所述死者林Ｏ彣很重視隔日（8月7日）下午之活動，也打算參加之情相符；另勘驗胡Ｏ寧、死者林Ｏ彣之手機LINE通話內容，林Ｏ彣於前一日（8月6日）晚上9點43分還有張貼「請夥伴們盡快去大群登記8/14嘉年華」之訊息，並要證人胡Ｏ寧去留言，復提醒胡Ｏ寧「明天1：30（要開會）」，亦核與證人胡Ｏ寧上開所證述死者林Ｏ彣前一天還有與其討論工作的事，並提醒翌日下午1點半公司開會有活動要到場等情吻合，則死者林Ｏ彣於111年8月6日晚上至111年8 月7日凌晨間，猶與證人乙○○、胡Ｏ寧討論工作，且熬夜計畫「購物節」活動組數、張貼訊息要大家登記、留言，及提醒翌日尚有會議待參加各情，倘若林Ｏ彣如被告所稱早已不堪經濟壓力負荷而業有逃避自殺之意念，理應意興闌珊、寥寥數語即推託、打發證人乙○○、胡Ｏ寧，豈會與之興致勃勃地傳訊息討論，復提醒翌日下午開會，及張貼一週後之嘉年華訊息？是依前情，實未見死者林Ｏ彣於111年 8月7日凌晨時有何輕生之意念。　　⒋更何況死者林Ｏ彣是否確於111年8月6日晚上至111年8月7日凌晨間，有口出「要死一起死」之言，實際上僅有被告一人之供述，別無其他證據可佐，能否盡信已有疑問；且被告於警詢時陳稱：「（員警問：為何林Ｏ彣要口出，要死就一起死，反正大家都不好過，此話何意？是他自己想講，還是你誘導他講？還是他很常講這句話？為什麼要突然講這句話？）因為我們就在吵架，…然後就說…。」「（員警問：他是怎麼跟你吵架？所以他是怎樣？一時情緒…的… ？）情緒上來了。」、「（員警問：情緒上來才講的話？他平常會這樣子嗎？第一次講？）嗯。」等語（本院一卷第515頁），於偵查中復陳稱：「（檢察官問：可是我覺得死者那一句，要死一起死，反正大家都不好過，依照你的說法，這是吵架的氣話，你怎麼會認為，他想死，要你幫忙？）當時我的情緒也被他逼到一個高點…然後再加上我已經很久沒有使用藥物了，所以那個情緒來的時候…所以我就沒辦法控制，我就把那件事情一直往心裡去。」等語（本院一卷第535頁），顯見死者林Ｏ彣平常不是會說出「要死一起死」話語的性格，縱如被告所辯林Ｏ彣有上述「要死一起死」之發言，被告實際上也知道死者應該是吵架氣到、激到，一時脫口而出的氣話而已，當無真的要尋短或同歸於盡之意，此節亦與證人乙○○、胡Ｏ寧所述，死者林Ｏ彣平常未見有何輕生之念頭相符。　　⒌再佐以被告於111年8月11日警詢時陳稱：「（員警問：為何林Ｏ彣要燒炭？）因為我們吵架，他說要死一起死。」、「（員警問：吵架啦齁，然後勒？他怎麼說？）他就說要死就一起死，反正大家都不好過」、「（員警問：然後勒？）所以禮拜天（8月7日）下午兩點我才會去店裡拿木炭。」、「（員警問：當時我的念頭就是想跟他一起去死一死，是這個意思嗎？）對。」、「（員警問：自殺有很多種阿，可以兩人一起手牽手從騎樓跳下來，為什麼一定要燒炭？）因為我弟也是自殺，也是燒炭自殺死的。」、「（員警問：你在哪一刻去做這個決定？）7號睡醒。」、「（員警問：8月7號早上幾點？）10點多吧。」、「（員警問：當下，自己做的決定？對。」、「（員警問：阿那個時候林Ｏ彣在幹嘛？）睡覺。」、「（員警問：林Ｏ彣 …當時林Ｏ彣還在熟睡嗎？）被告點頭。」、「（員警問：為何自殺啦，不用雙方做討論，而你擅自一個人自做決定？請回答？）因為當他講出我們要死一起死的時候，我就已經想好了。」、「（員警問：那你實施的時候你還沒有跟他做過確認嘛？）沒有，他在睡覺。」、「（員警問：好，那是誰呀，去把那個木炭跟鐵盆取出來，阿用…怎麼樣把它點燃的？）是我」、「（員警問：你是把木炭放到鐵盆裡？）對。」、「（員警問：然後呢？）用報紙加油（沙拉油）」、「（員警問：阿用什麼點燃？）打火機。」、「（員警問：那你們臥房內啦，門底下的毛巾是誰去塞住的？）我放的。」、「（員警問：阿你為什麼要把那個…毛巾塞在臥房內的門底下？）不想要讓煙跑出去。」、「（員警問：要讓裡面是密閉的嗎？）對。」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考（本院一卷第514至524頁）；復於 111年8月11日偵查中供稱：「（檢察官問：你在8月6號的晚上跟8月7號的凌晨，你給他吃了多少有多少份量的藥？）就是按照我處方簽上面…。」、「（檢察官問：有安眠藥跟什麼？）有安眠藥跟放鬆的，就是他是處方簽一整份的。」、「（檢察官問：這種藥會讓他從8月7號凌晨3點一直睡到8月7號下午3點？）安眠藥睡到8到12小時。」、「（檢察官問：可是我覺得死者那一句，要死一起死，反正大家都不好過，依照你的說法，這是吵架的氣話，你怎麼會認為，他想死，要你幫忙？）當時我的情緒也被他逼到一個高點，就是…」、「（檢察官問：我的情緒，整個被他激…被他弄到，被他燃到高點，然後呢？）所以我就沒辦法控制，我就把那件事情一直往心裡去。」、「（檢察官問：你卻不服用唐醫師開給你的藥。也不去求診，尋求幫忙，有這種事嗎？）當時我就覺得，就已經是離開的時候了。」、「（檢察官問：我當時就決定要跟他一起離開？）因為看他每個月這樣，我都幫不上忙…。」、「（檢察官問：你如你如何能夠確定，你在8月7號2點下午2點齁，去你的店裡拿燒炭器材，折回事發現場後，死者會接受你幫他安排的自殺？）我不知道，因為他是前一天就已經跟我講，他一直跟我講說要死一起死。」、「（檢察官問：我的重點是，你都沒有想到他會醒過來，會反悔嗎？會抗拒嗎？）當下沒有想到。」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查（本院一卷第529、535、538頁），是由被告上開供述，可知被告係因聽聞死者林Ｏ彣於8月7日凌晨提及「要死一起死」，並因服用被告提供之藥物後即陷入沉睡，直至8月7日下午被告取回木炭而燒炭之時，期間林Ｏ彣均未曾轉醒，被告係自行決定要以燒炭方式「與死者一起自殺」，而在死者林Ｏ彣因藥效沉睡之情況下，未曾與林Ｏ彣確認，即自行動手燒炭使之身亡；在在顯示未經同意即擅自決定要「以燒炭之方式讓死者死亡」並「由被告實行」，而趁著死者服用藥物陷於長時間昏睡無知無覺之際，未曾與死者確認，即以燒炭之方式使死者吸入大量一氧化碳中毒身亡之情，已彰彰甚明。故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辯稱：死者林Ｏ彣負債累累，早有尋死念頭，故其與林Ｏ彣一同決意以燒炭方式自殺云云，即不可採。　㈥至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辯稱：死者林Ｏ彣於111年8月7日早上還有醒來，由被告與死者林Ｏ彣在中午共同討論後一同決意以燒炭方式一起自殺，而受死者林Ｏ彣囑託以燒炭方式使之死亡云云。然此部分之辯解，已經與被告前揭警詢、偵查中之供述相異，亦與證人乙○○、胡Ｏ寧上開證述，及死者林Ｏ彣手機內呈現之討論工作、計畫活動、發限時動態、提醒明日下午開會活動、及張貼一週後嘉年華之訊息等客觀情形有別，所辯能否盡信，顯有疑問；何況，死者經解剖後，發現其消化道：胃內含40毫升棕色液體（相驗二卷第18頁），胃內顯無剩餘食物殘留，可推知死者林Ｏ彣死亡時距離前一次進食已有相當時間，被告亦供稱死者林Ｏ彣最後一次用餐是前一天（111年8月6日）晚上約6至7時，食用被告烹煮之咖哩飯及雞湯等語（原審院卷一第83頁），則死者林Ｏ彣最後一次進食距離被告供稱燒炭之111年8月7日下午3時許，將近20小時之久，以年輕男性而言，理應飢腸轆轆，亟待進食補充體力。倘若死者林Ｏ彣確如被告所言於111年8月7日上午10時、 11時醒來，迄至燒炭之下午3時之間亦有4、5個小時之空檔，有充分備餐、外出購買餐點及進食之時間，再不濟也可以零食充飢，何以死者林Ｏ彣期間均未食用任何餐點？更遑論自8月7日凌晨後，即未見死者林Ｏ彣有何傳訊息、打電話或在屋內活動之跡象？此均與常理不合；益徵被告所辯死者於 111年8月7日凌晨3時服用藥物後，於111年8月7日上午10時、11時轉醒，中午一起決定燒炭自殺後，死者再度服藥陷入沉睡云云，顯屬臨訟圖卸之詞，難令可採。　㈦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死者林Ｏ彣因負債而有很大的經濟壓力，早有尋死念頭，此觀之死者林Ｏ彣負債累累，且經林Ｏ彣父母拋棄繼承一事可以證明云云。惟查，本案死者林Ｏ彣有負債之事實，固據證人乙○○、胡Ｏ寧證述如前，並有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公告在卷可按（參本院一卷第543頁）。然上開債務大多是積欠私人，並非銀行或地下錢莊一節，亦據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參原審院二卷第61至62 頁），且與本院依辯護人之請求查詢死者林Ｏ彣財產所得，與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之往來明細資料等情大致相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資料、台北富邦商業銀行112年11月23日函文附卷可查（參本院一卷第565至578頁），是死者林Ｏ彣固有負債，然其積欠債務之時日距案發時已經過相當長的一段期間，如有輕生念頭，理應平日即有端倪，也不會經過這麼久，才突然說今天想要自殺；然無論是依證人乙○○、胡Ｏ寧之證述，以及死者林Ｏ彣與證人乙○○、胡Ｏ寧，甚至是與被告之對話紀錄（參本院二卷第251至365頁之勘驗筆錄及截圖），均未曾見過死者林Ｏ彣有何厭世之言語或舉動。再參之死者林Ｏ彣於案發前數月，在公司之業績獎金經常達10餘萬元以上，有康園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1月20日函及獎金明細表在卷可參（本院一卷第581至583頁），足見死者林Ｏ彣在公司之業績已步上軌道，且有一定之收入，並無如其剛加入康園公司之初賺不到錢的困境，核與死者林Ｏ彣之L INE訊息中，與證人乙○○、胡Ｏ寧興致勃勃傳訊息討論工作，復提醒胡Ｏ寧翌日下午開會，及張貼一週後之嘉年華訊息等情相符，是死者於案發前尚積極、熱衷忙碌於工作中，又豈可能突然萌生堅強死志之動機？且如果死者要自殺，應該是事業之初，其收入、獎金均未穩定之時，較有可能，又豈會在業績正要穩定向上之時，突放棄一切尋短自盡？此實令人難以想像；佐以被告亦供述與死者交往期間，死者沒有嘗試過自殺，平常只有嘴巴碎念說「好累喔」等語（原審院卷二第293頁），益徵死者林Ｏ彣並無於案發時突生堅強死意之可能；被告及其辯護人前揭所辯，除被告自己之供述外，別無其他合理之事證足以佐之，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從而，被告基於使死者身亡之主觀犯意，客觀上為燒炭致死者身亡之行為，其所為乃屬殺人無疑，自無成立刑法第275 條第1項受他人囑託而殺之的餘地。　㈧被告及其辯護人亦辯稱：其與死者林Ｏ彣決定一同自殺，由其點燃木炭後就服用唐子俊診所開立的藥物入睡，其不清楚為何最後會出現在客廳，可能是無意識夢遊所致，惟查：　　⒈本案被告既未得死者林Ｏ彣之囑託而殺之，乃為殺人行為，業經認定如前，縱其確有與死者同死之意，充其量僅屬殺人行為後之自殺行為（此部分亦難以採信，詳後述），其所為既非刑法第275條第1項受他人囑託而殺之，自無刑法第275條第4項減輕規定之適用，亦不能以其事後有疑似自殺之行為，即反推自始無殺害林Ｏ彣之犯意，合先敘明。　　⒉觀諸案發現場即廣州一街租處為連棟舊式公寓，為陽臺進出格局，入門後為陽臺，陽臺有前後2扇落地門，分別通往客廳及臥室。而警員、消防人員偕同證人乙○○破門而入時，2扇落地門均為關閉但未上鎖狀態，臥室房門緊閉但亦未上鎖，被告仰躺在客廳內靠近通往陽臺之落地門後方地板，而死者仰躺在臥室床鋪上靠近落地門側，臥室床鋪靠近落地門側地板有一曾有高溫物體置放所致污漬痕跡，另警消進入時炭盆則置於床鋪另一側靠近浴室地板，移開後地上有淡淡燒焦痕跡但不明顯，此有警員職務報告（警卷第37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刑案勘察報告（警卷第71至108頁）、現場蒐證照片及密錄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警卷第47至61頁）、本院勘驗密錄器之勘驗筆錄、截圖（本院一卷第637至665頁）在卷可憑。是由廣州一街租處上開格局，臥室有兩處出入口，其一為通往陽臺之落地門，其二則為臥室通往客廳之門扇。是被告將引燃的炭盆放置至臥室後，離開臥室前往客廳之方式，並不僅有開啟臥室房門而已，尚可經由落地門通往陽臺再前往客廳。　　⒊被告於警察及消防人員破門而入時，僅穿著內褲躺在客廳靠近陽臺之落地窗旁，其頭部躺在高腳架置物架下，左腳伸直，右腳小腿因角度關係無法判斷係屈起或伸入客廳矮桌下方，有現場照片在卷可佐（警卷第48、85頁），是其躺臥之位置並非空地，而必須躺下後將頭部伸入置物架下，也可能要將右腳小腿伸入矮桌下，才能擺出這樣的姿勢，是以其躺臥之不正常姿勢而言，實與毫無意識時不支倒地之情況有異。此從證人即警員甲○○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一進去後發現有男子倒臥在客廳等語（原審院卷二第24頁）、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一進去就發現地上躺了一個人，頭塞在櫃子（架子）下面，直接躺在門口，直直的躺著，要走過去必須要跨過被告等語（原審院卷二第43 、66、67頁），在在可見被告所躺臥處，乃一進入客廳首先必然發現的位置，不但能立刻被進屋察看者第一時間發現，還便於立刻將被告送醫治療。則被告是否「無意識」地躺成這樣一個彆扭而需將頭部、腳部分別伸入架子、矮桌下的姿勢，且第一時間會被發現、救助送醫的位置，實有可疑。　　⒋至被告雖辯稱其可能因夢遊而躺臥該處云云。然經原審函詢唐子俊診所，經該診所以112年3月22日唐字第1120322 號函覆稱：病患治療期間，根據病歷紀錄，並無出現夢遊（原審院卷一第113頁）；另本院將被告送請高醫鑑定其案發時之精神狀況，經該院覆以：李員（即被告）自陳過去服用史蒂諾斯以外其他藥物未出現夢遊症狀，是否有夢遊現象，需靠身邊其他人觀察或自己發現睡眠期間曾有無記憶之行為發生，無法由醫療判斷等語（參本院二卷第77 頁），是被告先前在唐子俊診所就診時，均未曾提及有夢遊症狀，何以至本院送請高醫鑑定時，卻突然向鑑定人陳稱以前服用史蒂諾斯時有夢遊症狀？其所述即有可疑，難以盡信；且是否有夢遊現象，需靠身邊其他人觀察或自己發現睡眠期間曾有無記憶之行為發生，無法由醫療判斷，亦如前述，本案並無其他人證可以證明被告平常即有夢遊現象，而除被告事後在鑑定人處所為之供述外，亦無被告平常即向他人談論或向醫師尋求診療之紀錄佐證，則被告是否確因服用藥物或情緒等病情而「夢遊」至該處躺臥，顯有疑問。　　⒌再者，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其先將炭盆放在死者躺臥之右邊，洗完澡後，將浴巾放在臥室內向來放置浴巾處所之「電視櫃」，再將炭盆移至床的左邊，當時炭盆內的木炭燒沒多久，還很有得燒，也沒有將浴巾塞在房門下面，直接躺在已在床沉睡的死者旁邊準備自殺，當時還牽著死者的手，後來被送到醫院時才發現左背有燙傷云云（原審院卷一第81頁、原審院卷二第281至283、295頁）。縱使不論被告上開所述引燃炭盆內木炭後服藥並在瀰漫一氧化碳的臥室內浴室洗澡乙事是否合理。然由消防人員進入臥室時欲掀被察看死者狀況之照片觀之，死者躺臥在床鋪右側，被子蓋到頸部、胸口，看不出旁邊有人掀被起床的痕跡（警卷第50頁，本院一卷第658頁）。且被告既將炭盆移至床鋪左側靠近浴室處，倘被告確曾躺臥在床鋪左側，則其「無意識」起身時應僅有行走間「腿部」遭炭盆邊緣燙傷之虞，而非背部，此觀之卷附現場照片，炭盆係矮小放置於床鋪左側下方之情可明（警卷第50頁編號8照片、第52頁編號12照片、警卷第89頁編號17照片），乃被告卻供稱其移動炭盆時未受傷，但後續送醫時發現「左背」皮膚燙傷壞死（原審院卷一第93頁、原審院卷二第285頁），實則根據高醫病歷所示，被告於111年8月8日下午2時30 分經救護車送至高醫時，經檢查身上無明顯外傷（原審院卷一第175頁），且於同日照會整形外科，亦認No remark able burn wound（無明顯燒燙傷）（原審院卷一第227頁），其後固於111年9月5日因左背（靠近左肩處）皮膚壞死而為清創手術（原審院卷一第317至321頁），然根據先前出院診斷係認左肩膀傷口疑為壓創所致（Left shoulde r wound,suspected pressure sore related）（原審院卷一第319至321頁、第367頁），依上所述均難認被告確有其所述「無意識」起身時，「肩膀」遭炭盆燙傷之情。　　⒍又經本院勘驗員警密錄器之結果，警消破門後，先於客廳落地窗門邊地上發現被告，嗣因乙○○稱尚有一人，故警方前往死者房間，發現房間門是緊閉之狀態一節，有本院勘驗筆錄、截圖在卷可考（本院一卷第637、657頁），是依現場之客觀情狀，縱如被告所辯，其可能是夢遊所致，然其竟然能於夢遊之時，自房間走進客廳後，還知道要把門關好以防止死者房間內之一氧化碳漫延至客廳而避免自己死亡，此堅強之求生本能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所辯「夢遊」云云，顯然與常理不合，難以採信。綜合上情，堪認被告應係基於自己之意思前往客廳靠近陽臺之落地窗旁，並將頭、腳以彆扭之方式分別伸入架子、矮桌下之情，應可認定。　㈨被告另辯稱：其沒有把毛巾塞在房間下方門縫，員警甲○○、陳Ｏ楷有偽造證據虛偽陳述之情形云云。然本案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其先將炭盆放在死者躺臥之右邊，洗完澡後，將浴巾放在臥室內向來放置浴巾處所之「電視櫃」，再將炭盆移至床的左邊等語（參原審院二卷第282至283頁），姑不論被告上開所述引燃炭盆內木炭後服藥並在瀰漫一氧化碳的臥室內浴室洗澡乙事並不合理一節，已如前述，以案發現場狀況而言，浴室內本有懸掛毛巾的架子且時有空位可供擺放（警卷第89頁編號18照片），有何必要於洗完澡後，將浴巾放置在「電視櫃」？參以證人甲○○於原審、本院審理時證稱：推門進入臥室時感覺到門後有阻力，但進門時沒看到毛巾，是先看到死者後，在房間四周走動檢視跡證時才看到毛巾塞在門縫下，其就將之踢到旁邊，密錄器影像14時24分40秒時，其有用手推門，有推到東西的感覺，其頭探過去看到底推到何物，從正面是看不到物品，其用腳把它踢出去，門就關到底，有「窟竉」的聲音就代表門可以關到底，因密錄器配置在防彈背心上面夾層，主要是錄腰部以上，自己的腳及對方的腳除非站很遠否則錄不到等語（參本院三卷第29至30 、37至38頁），核與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員警問：那你們臥房內，門底下的毛巾是誰去塞住的？）我放的。」、「（員警問：你為什麼要把那個…毛巾塞在臥房內的門底下？）不想要讓煙跑出去。」、「（員警問：要讓裡面是密閉的嗎？）對。」等語相符（參本院一卷第523頁），足徵把毛巾塞在房間下方門縫應為被告無訛；況本案員警僅係偶然接受報案前往案發地點查看之公務員，與被告素不相識、亦無仇怨，有何必要憑空捏造一條毛巾去誣陷被告之理？且將毛巾塞在門縫底下，亦符合在房間內燒炭自殺者之行徑，故該毛巾究係證明自殺或他殺，尚屬未定之天，自難單獨作為本案認定殺人之主要事證，員警又如何在破門之電光火石之間，即想到可以偽造一條毛巾塞在門縫去證明被告殺人？此實令人難以想像。故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辯，不僅與事理不合，且與被告先前所述歧異，難以採信。佐以被告所稱其係經由房間夢遊進客廳之辯詞，已經本院不予採信，均如上述，從而，被告應係於燒炭後緊閉門窗、將浴巾摺起塞入門縫，並先將炭盆置於死者躺臥床側地面，確保死者得以就近吸入大量一氧化碳後，始再將炭盆移至浴室側，後再由落地門經由陽臺前往客廳（而非自房間門通往客廳），再故佈疑陣地躺在客廳靠落地窗處，服用藥物後昏睡等情，已甚明確。　㈩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被告體內的一氧化碳濃度經檢驗為2 3％，表示暴露一定程度之一氧化碳，其體內的一氧化碳濃度經減半再減半後，仍得出如此高濃度的一氧化碳劑量，可見被告一開始是在房間內謀為同死，且鑑定人於審理時亦陳述被告想一起自殺，而被告經送醫急診時情況危急，並有肌肉受損、橫紋肌溶解之情形，如果被告不是與死者謀為同死，豈可能有上開症狀云云。惟查：　　⒈按所謂普通殺人罪與加工自殺罪間，關於行為人所為者，均乃實行終結性命之殺人行為，僅因被害人求死與否，而異其主觀犯意評價與所論罪名而已。本案死者林Ｏ彣並無求死之行為與意念，已如前述，顯見被告並無受囑託或得死者林Ｏ彣承諾而成立加工自殺罪之可能，所為自屬殺人罪之範疇，自不因其係殺人後自殺或故佈疑陣而得反推其無殺人之意圖，先予敘明。　　⒉又被告引燃炭盆後，先放在死者躺臥之右邊，嗣後再將炭盆移至床的左邊，顯見被告有在瀰漫一氧化碳之密閉空間內待上一陣子之時間後，方自落地門經由陽臺前往客廳，故其體內驗得一氧化碳濃度為23％，乃屬當然，此觀之被告之數值與死者林Ｏ彣（COHb濃度數值為81％）相差甚遠，即可見一斑，且因被告尚可自落地門經由陽臺前往客廳，並以將頭、腳以彆扭之方式分別伸入架子、矮桌下，足見被告當時意識清楚，行動自如，縱其體內有一定程度之一氧化碳殘留，亦難認當時有與林Ｏ彣同死之意，否則，為何不待在房間反而經由陽臺前往客廳？更遑論被告從未受死者囑託或得其承諾而殺之，所為自屬殺人之行為無訛，其所辯體內二氧化碳之濃度，並不足為其有利之認定，難以採取。　　⒊至鑑定人戊○○於本院審理時雖曾陳述被告看起來有想要自殺的行為等語（參本院三卷第135頁）；然證人戊○○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我主觀覺得被告當時是真的想要自殺，但這個跟鑑定的問題應該是無關，這也只是我主觀的判斷，客觀的證據我不知道，可能還是要法院這邊才能夠去支持，我只是主觀的判斷依當時受傷的程度，個案醒來也是會覺得自己為什麼還沒有離開，依據這個覺得個案有自殺的意圖，但另外被害人有沒有自殺的意圖這個當然我們就沒辦法知道等語（參本院三卷第143、147頁），顯見上開言詞是鑑定人戊○○主觀上之判斷，並非針對法院委託之鑑定事項而為陳述，且其亦稱尚須客觀上的證據支持，縱認被告之後曾有自殺之意念，然此亦與其殺害林Ｏ彣之殺人行為無關，自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⒋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被告經送醫急診時情況危急，並有肌肉受損、橫紋肌溶解之情形，顯見是要與死者一起自殺云云。上開情形經高醫於112年4月20日以高醫附法字第 1120102319號函覆略以：若一定時間內未更動姿勢的話，有機會一直壓迫同一部位肌肉，導致肌肉受傷，進而橫紋肌溶解；橫紋肌溶解的定義為肌肉受傷後崩解、導致肌肉細胞內容物被釋放到血液中，而該內容物有機會造成其他器官損傷，如腎臟。被告於8月8日急診初始抽血檢驗報告肌酸激酶（Creatine-phospho-kinase,CPK）乙項結果為9 779 IU/L，遠超過其檢驗正常範圍（檢驗標準值，男性為 00-000 IU/L，女性為00-000 IU/L），可判斷肌肉受損引致，後續追蹤指數最高為17988 IU/L，且同時合併腎臟功能肌酸酐（Creatinine，檢驗正常範圍為男性0.72-1.25 mg/dL，女性0.57-1.11 mg/dL）稍稍異常（患者檢驗報告為1.01 mg/dL，之後追蹤有改善到0.7-0.9 mg/dL）。故緣此可認為有橫紋肌溶解之現象等語（原審院卷一第174 頁），足見被告之肌肉雖有因一定時間內未更動姿勢而受傷且有橫紋肌溶解之現象，然其腎臟功能肌酸酐僅稍稍異常（被告之檢驗報告為1.01 mg/dL，檢驗正常範圍為男性 0.72-1.25 mg/dL），未見有何急性腎功能衰竭或其他併發症導致死亡之危險性，自難以此逕認被告所述為可採。況被告口口聲聲說要與死者林Ｏ彣一起燒炭自殺，而不是吃藥躺平藉由橫紋肌溶解來尋死，又豈能以被告事後自行前往客廳躺平壓迫肌肉之情形，去認為被告確有與死者謀為同死之行為？故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辯，與事理不合，難以採信。　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本案是殺人案件的現場，為何證人乙○○還有其他人可以穿梭其中，並拿走死者林Ｏ彣的手機？不能排除有刪除對被告有利之對話，請將林Ｏ彣之手機送請還原內容之鑑定云云。惟查：　　⒈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在案發前一天下午傳訊息給死者林Ｏ彣，發現死者林Ｏ彣都沒有回應，隔一天中午去本案租屋處敲門都沒人回應，去被告的店裡也發現沒有營業，所以才報警，但因警察、鎖匠、房東都沒辦法開門，才請消防局撬開大門，一進門就發現被告躺在客廳門口，房間門是關起來的，其進去房間的時候，消防局的人就說死者沒救了等語（參原審院二卷第42至43頁）；證人甲○○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接獲報案就與陳Ｏ楷前往現場，報案人（乙○○）稱找不到她弟弟（死者），經房東同意後就破門而入，乙○○等人可以在場的原因是因為要找尋其所稱的家屬（死者）做指認，因為我們不認識她弟弟（死者）是誰，因乙○○告知與死者是親屬關係，就先協助乙○○處理這份報案等語（參本院二卷第16、17、36頁）；衡以在本案破門之前，包含警消在內等門外之人對於屋內之情況均不了解，裡面究屬刑案、自殺現場或僅係碰巧外出不在家等情況均有可能，本案既係證人乙○○報案說找不到弟弟（死者），故員警讓證人乙○○等人進入找尋弟弟（死者），尚屬事理之常，參酌本院勘驗員警密錄器，員警於數分鐘後，確實有要求屋內乙○○等人離開，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考（參本院一卷第639頁），益證員警並無故意違法之情，本案人命關天，此處理過程之微小細節，並不足以影響本案犯罪事實之認定。　　⒉又證人乙○○於案發時，固曾有拿取死者林Ｏ彣手機之舉動，嗣該手機由警方扣案一節，業據本院勘驗在卷，有本院勘驗筆錄、扣案林Ｏ彣之手機在卷可稽（參本院一卷第637至 640頁）；對此，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拿手機的原因是因為想查看誰使用林Ｏ彣的手機，但因其沒有林Ｏ彣手機的密碼，所以又交還給警方等語（參本院三卷第52 至53頁）；被告及其辯護人固然質疑死者之手機遭證人乙 ○○動手腳刪除對被告有利之對話云云，然本院審酌本案破門前，屋外之人包含乙○○等人均不知屋內之真實情況，及至員警、乙○○發現死者林Ｏ彣陳屍於床上，至證人乙○○拿取手機之間，亦只不過1、2分鐘之短短時間而已，證人乙 ○○如何在發現死者後，在短短數分鐘內隨即想到可以刪除死者想輕生之對話來誣陷被告？此實令人難以想像，蓋如警方事後在房間、公司內找到遺書，或死者曾向父母、公司同事道別、或甚至留存相關訊息於被告之對話內，證人乙○○此舉豈不作繭自縛？亦會讓自己吃上刑事官司，是依常理判斷，證人乙○○當無為此不確定而又損人不利己之事之可能；故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指，難以做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⒊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請求還原死者林Ｏ彣之手機內容云云。然經本院勘驗死者林Ｏ彣案發前之手機LINE對話內容，經核與證人乙○○、胡Ｏ寧於原審提出之對話紀錄相符，有本院勘驗筆錄截圖、告訴人刑事陳報狀所附之截圖二、三在卷可證（參本院二卷第287、315頁，原審院卷二第152至154 頁），已難認死者林Ｏ彣之手機有何明顯遭刪除對話而需還原之情形；且被告一再聲稱死者有尋死念頭，然經本院勘驗被告之手機中，其與死者林Ｏ彣（「寶（愛心）」）之對話，當中死者僅與被告談論工作及生活上的事，並未曾透露有何輕生、厭世等念頭之對話，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在卷可按（本院二卷第251、349至365頁），是被告於案發前與死者既係同居之親密伴侶，死者如有輕生、厭世等念頭，理應向被告抱怨或訴苦以尋求慰藉，然在被告手機內之對話竟然都看不到這樣的蛛絲馬跡，自難讓本院認死者有輕生訊息遭刪除而需還原之必要；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指，即無所憑，所請還原手機之調查證據聲請，亦無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　員警甲○○、陳Ｏ楷、乙○○就現場人數、案發情況、找狗等情節，前後矛盾，亦與密錄器之影像不符，參以檢察官於111年1 0月21日在證人乙○○、胡Ｏ寧證述當日，公開心證說明要偵辦被告殺人，顯然有串證之虞，故嗣後證人乙○○、胡Ｏ寧、甲○ ○、陳Ｏ楷等人於偵查、法院審理時之證詞，均受影響而屬虛偽之陳述，不能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依據云云。然查：　　⒈證人供述之證據，前後縱有差異，事實審法院依憑證人前後之供述證據，斟酌其他證據，本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取其認為真實之一部，作為論罪之證據，自屬合法。本案被告及其辯護人固爭執甲○○、陳Ｏ楷、乙○○之證述有前後矛盾，且與密錄器不符之情形云云。然有關被告將毛巾塞在門下一事，已經本院說明如前，證人所述並無與事實違背之處；至於在場人數，何人先進入房間等枝微末節之事項，與本案之主要事實無關，且案發時在場之人必定專注在死者周遭，故對於在場人數、進場順序等細節並不甚在意，縱然所陳與客觀情狀有所不符，依上說明，亦難以之逕認證人所述全屬不實；又被告所指找狗等情節，亦非本案之主要事實，且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會說現場沒有狗是指主臥室的部分沒有看到，乙○○在其交接班要回去時詢問有沒有看到狗，因當時沒看到所以這樣回答，後來狗是在其他房間儲藏室找到等語（參本院三卷第32至 35頁）；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當下先看過死者，出來之後想到狗在哪裡，才在員警要離開坐電梯時詢問有沒有看到狗，後來我自己在廚房旁那間找到狗提出來等語（參本院三卷第58至60頁）；參以被告於偵查中亦供稱：「（檢察官問：所以你們一開始燒炭的時候，貴賓狗，死者養的貴賓狗也在房間裡面？）沒有，牠在另一個房間，因為那天早上牠吐在床上，所以我把牠移去另外一個房間。」、「（檢察官問：我們一直到做完筆錄，排定複驗後，乙○○才提到，那條狗，被你塞在一個籃子裡，放在廚房的角落？）更衣室，那個是牠的外出籃。」（參本院一卷第536、537頁），足見有關狗是否存在及其所在位置等情，證人甲○○、乙○○所證述之內容與被告間並無太大之差異，被告以此非本案主要事實之細節事項質疑證人之憑信性，本即未恰，且其所質疑者不僅與被告先前偵查中所述齲齬，亦難認與事實相合，所辯自不足採。　　⒉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檢察官於111年10月21日在證人乙 ○○、胡Ｏ寧證述當日，公開心證說明要偵辦被告殺人，違反偵查不公開，且有與證人勾串之虞云云。惟證人乙○○早於111年8月8日、9日即於警詢、偵查中作證，所證述之主要內容與其嗣後於法院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且依辯護人所提供之資料（本院一卷第413至419頁），證人胡Ｏ寧亦係在證述完與被告之通話情節後，檢察官方有稱要偵辦被告殺人罪之情形，均難認證人乙○○、胡Ｏ寧有何受影響而與之勾串虛偽陳述之情形，而證人乙○○、胡Ｏ寧上開所證述之內容不僅信而有徵，且有相關之事證足以佐證，亦經本院論述如前，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以此指摘證人所述不實，即不可採；況依辯護人所提供之資料（本院一卷第41 9至425頁），檢察官雖說要偵辦被告殺人罪嫌，然其亦有陳述何以懷疑被告是殺人而非與死者林Ｏ彣一起謀為同死之理由及所憑之依據，並非無端陷人於罪而刻意捏造事實，亦未見有何要求證人乙○○、胡Ｏ寧必須依照其所指之事實而為虛偽陳述之情，本案依據證人乙○○、胡Ｏ寧、甲○○ 之證述，被告先前於警詢、偵查中之陳述，前述之照片、高醫、法醫研究所函文、鑑定報告等書證，佐以現場之客觀情狀判斷，因認被告係殺害死者林Ｏ彣而非受囑託或得死者林Ｏ彣承諾而成立加工自殺罪或過失致死罪一節，均經本院論述如前，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述，並不足以推翻本院依確切證據所為之事實認定，自難以之為被告有利之憑斷。　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及其辯護人所辯，均不足採，被告犯殺人罪之犯行，已堪認定。　駁回調查證據之聲請：　　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者。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四、同一證據再行聲請者。本案除上開已經本院論斷無庸調查之證據外，被告其及辯護人尚請求傳喚證人林惠萍、陳Ｏ楷、胡Ｏ寧到庭作證，然傳喚證人林Ｏ萍、陳Ｏ楷以證明死者債務及案發現場之情形等節，已有如上所述之其他證據可以替代，經本院勾稽後待證事實已臻明瞭，自無傳喚之必要；另證人胡Ｏ寧部分，於原審審理時已經證述在卷，屬同一證據再行聲請，亦無調查之必要；至其餘被告及其辯護人聲請調查之部分，本院並未引用該部分為認定有罪之依據，且因本案待證事實已臻明瞭，已無再調查之必要，故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請，即難准許，均應予駁回。三、論罪：　㈠按稱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稱家庭暴力罪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與死者為同居情侶關係，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而被告所為殺人犯行，自屬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即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家庭暴力，且構成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無相關罰則規定，是以應依刑法關於殺人罪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故核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　㈡被告及其辯護人又主張：被告因接受死者提議停藥，導致被告因戒斷症狀而有昏沉、精神不濟之情況，應有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云云。然經本院將被告送請高醫精神科鑑定，經該院鑑定結果略以：李員（即被告）知道殺人是不對的，自陳當時燒炭目的是與林員一起自殺，而非殺人，當天並無幻聽或妄想等精神症狀…李員表示自己不會幫別人決定（生命），顯示李員能辨識「殺人行為」為違法…依照李員過去職業功能表現及智力測驗結果顯示其無心智障礙/缺陷，當時也無幻覺、妄想等喪失現實感之精神症狀，故難以符合「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語，有高醫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本院二卷第77至78頁），可見被告於案發時，並無幻聽、幻想及因精神障礙、心智缺陷而達到刑法第19條所稱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自無上開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　㈢被告及其辯護人又辯稱：鑑定人是依據事發後之情形去臆測案發當時被告之精神狀況，沒有考慮被告是否經精神治療後已復原之情形，且被告在唐子俊診所服用之藥物多達8種，嗣因死者林Ｏ彣建議後停藥產生戒斷症狀而有昏沉之現象，原鑑定報告未綜合被告上開服用藥物之過程及全部事證因而做出不合真實之鑑定，顯有速斷，請重新鑑定被告之精神狀況云云。然鑑定人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有精神疾病之診斷不一定代表案發當下這個行為的一個動機、這個行為受什麼影響，有沒有受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影響；所以當然最主要的依據還是依案發當下這個行為的一個動機、這個行為受什麼影響，有沒有受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影響；印象當中過去的病歷記錄主要是憂鬱、情緒相關的問題，沒有紀錄到幻覺妄想。但我個人覺得最重要的還是案發當下的想法、有沒有受到精神症狀的影響，如果思覺失調症也不代表他一定有符合刑法第19條，困難點在於他（被告）可能在情緒的當下會有一些衝動行為，但這個衝動的行為反應是否符合到依其辨識而行為能力下降，這個是只能說依我們醫生過去鑑定的經驗，通常我們視他的這個精神障礙有所謂幻覺妄想而導致的，才會認定有達到因為精神障礙而無法辨識行為的能力這個標準。如果是其他沒有幻覺妄想是因為情緒受到刺激等等的反應的衝動行為，通常我們不會判定認為他符合達到這個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減損，如果有停藥，也只是影響情緒，我們主觀認定的前提是有幻覺妄想所導致等語（參本院三卷第133至138頁），顯見鑑定人已到庭詳述其判斷之理由及依據，本院審酌被告於燒炭前可自行騎車前往店內拿取木炭，並於返回租屋處點燃木炭後，關閉門窗使房間內呈現密閉空間，復將炭盆先放在靠近死者之一邊，之後再移動至另一邊，而正確執行使林Ｏ彣因一氧化碳死亡之決定，其案發時之行為不僅具有方向感之定向性（知道要去哪裡拿木炭，並正確騎車往返）、且有正確實行決策之執行力（緊閉門窗用燒炭方式使林Ｏ彣死亡）、行為復與動機有相當之關聯（偵查中稱記得前一天林Ｏ彣說「要死一起死」，情緒被林Ｏ彣逼到一個高點，就把這件事一直往心裡去），堪認被告於案發時，仍具有認知、判斷、辨識、支配及控制能力，當無幻覺、妄想之症狀，至為顯明；且此案發時之情狀，並不因被告事後經治療後之陳述而生變化至足以影響結論，故鑑定人認被告不符合無刑法第19條「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核屬可信，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指，並不可採，其請求重新鑑定云云，亦無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四、上訴之論斷：　㈠原審認被告犯殺人罪之罪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之各款事由及其他與被告或其行為有關之一切有利或不利等一切情狀如下，並予全盤考量而為綜合評價：　　⒈被告與被害人（死者）之關係：被告與死者為交往3月餘且同居在廣州一街租處之同居情侶關係，被告因死者於案發前3日之111年8月4日提議分手，負氣將私人物品搬離上開租屋處，於8月5日在廣州一街租處等候死者，並於111年8 月6日晚間藉故留宿廣州一街租處。　　⒉被告之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被告為大學肄業，自行開設餐廳擔任廚師，家境小康（警卷第3頁）。其前於1 11年3月16日至5月30日期間因疑心不信任他人、擔心與交往對象分離、被他人否定會易怒及傷害他人、原生家族問題擔心睡著後失去親人、5年前燒炭自殺住院、3年前感情事不被認可開車撞另一半、淺眠、早醒等睡眠及情緒問題至高雄市○○區○○路000號1樓「唐子俊診所」就診，並經處方及自費購買腦樂靜、安寶寧錠及可那平錠等有助情緒及睡眠之藥物（相驗一卷第261至277頁、原審院卷一第113 至119頁）。且被告曾於收到保護令後，猶於107年7月27 日騎乘機車撞擊曾經交往之對象而遭起訴（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13985號起訴書，相驗一卷第201至2 04頁，嗣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07年度審易字第1697號判處拘役20日，緩刑2年並付保護管束確定，見外放被告前案卷）；亦曾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於107年2月20日至曾經交往對象住處燒炭自殺未果，致自己一氧化碳中毒送醫，而經檢察官職權不起訴處分（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107年度調偵字第723號，相驗一卷第209至210頁）。被告本案行為後於111年8月12日因憂鬱症、復發、重度、情緒低落、思考內容負面，認自殺風險高轉入高醫精神科病房，至111年8月29日出院（原審院卷一第175至176頁）。嗣於111年12月28日因企圖自殺服用藥物過量送至高醫急診，於翌日轉入精神科病房，至112年1月3日出院（原審院卷一第293頁、第551至553頁）。　　⒊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被告原本即疑心不信任他人、擔心分離、不能接受被否定，故面臨死者提出分手時，一方面想要挽回（他卷第39頁），一方面心有怨恨未甘，見死者服用其提供之藥物後陷於昏睡無知無覺，即起意以燒炭方式使死者身亡，並付諸實行。　　⒋犯罪之手段：被告藉死者服用藥物陷於昏睡，知悉藥效將持續至少8至12小時之久，期間死者因藥力昏睡不會轉醒或反抗，決意以燒炭方式殺人後，即返回餐廳取回木炭放在炭盆內並引燃使之燃燒，並將炭盆置於死者臥房內靠近死者沉睡躺臥床側，再以毛巾塞入門縫、緊閉門窗，使死者於藥效沉睡無知無覺之際，遭原為枕邊人之被告以燒炭方式使之吸入大量燃燒不全之一氧化碳而中毒死亡。乃被告見死者中毒身亡後，為脫免、減輕罪責，更故佈疑陣，將炭盆移至臥室靠近廁所處地面後，即仰躺在客廳靠近陽臺處後服用藥物，佯作亦有謀為同死之假象。　　⒌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死者當時年僅30餘歲，即便背負著債務，仍有熱愛、投入的工作、友好相親的家人及工作伙伴，更有將來大好人生，卻因被告個人私慾及不甘而橫遭斷絕，僅因一時心軟讓甫分手之前男友留宿，豈知卻在服用藥物沉睡後，遭原本枕邊人以燒炭方式斷絕生機，更使死者父親在父親節及其生日之際，竟獲悉獨子慘遭殺害身亡之噩耗，遭受雙重打擊，其所受傷痛實在難以言喻（原審院卷二第301頁）。　　⒍犯罪後之態度：被告犯後不但故佈疑陣塑造謀為同死之假象，更一再否認犯行，藉詞係受死者囑託、兩人共同決意燒炭自殺並由被告實行，甚至於審理時尚強調其既然沒有離開人世而倖存，應該要為了自己和「死者」的生命繼續努力活下去（原審院卷二第303頁）等語（按：被告為了自己的生命努力活下去自屬當然），在在顯見被告絲毫未尊重他人之生命權，僅因細故即恣意剝奪他人生命之輕忽傲慢態度，是被告行為之惡性重大，犯後託詞否認，態度惡劣，毫無反省之意，亦迄未獲得死者家屬諒解或為和解賠償以稍加彌補其等損害。　　⒎綜合上情，因認被告所犯殺人罪部分，倘僅處以10至15年有期徒刑之長期自由刑，尚屬過輕，不足以評價其犯罪手段及犯罪所生之損害；另考量被告現年僅32歲，而無期徒刑依法須執行逾25年，且有悛悔實據者，始得假釋出獄，否則仍須繼續執行監禁，令其與社會長期隔絕，以免危害他人，是本院認判處被告無期徒刑，已足使被告與社會長期隔離，尚無剝奪其生命而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必要。是本院兼顧刑罰之應報、一般預防、特別預防犯罪等多元目的下，認被告所犯殺人罪部分，以量處無期徒刑為適當。　　⒏至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依照刑法第275條第4項免除其刑，惟被告既非受死者囑託而殺之，應論以殺人而非刑法第27 5條第1項之罪業如前述，自無依第275條第4項免除其刑之適用。　　⒐褫奪公權部分：被告既經本院判處無期徒刑，爰依刑法第3 7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褫奪公權終身。　　⒑不予沒收部分：扣案之被告及死者行動電話各1支、內有Qu etiapine成分之白色粉末2包，其中行動電話部分均與本案被告殺人之犯行無關，本案係認被告於死者服用Quetia pine、安寶寧錠及可那平錠後，見死者陷於沉睡，始萌生殺人犯意，則被告予死者服用Quetiapine藥物尚非殺人行為之著手，且Quetiapine亦非毒品或管制藥物，故均不予宣告沒收。　　⒒經核原審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應予維持；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否認殺人罪，及指摘原審判決有上開諸多違誤之處云云，均經本院認定為無理由，已如上述。　㈡被告及其辯護人另辯稱：依目前大法官會議解釋，已經實質廢死，殺了8、9、10個人的罪犯，居然跟被告一樣判處無期徒刑，不符合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平等原則，請從輕量刑云云。惟按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此項裁量職權之行使，直接攸關受裁判人之利益，甚至與其相關人員（諸如被告之家屬、親屬，以及相對立之告訴人、被害人與其家屬、親屬等）同受重大影響。行使此項裁量權，就如何具有客觀、一致及可預測性之標準，自應慎重其事。法院於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本案原審就「被告與被害人（死者）之關係」、「被告之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等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均予以詳加斟酌，已如上述，並在殺人罪法定刑可以選科之「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等3種主刑種類中，詳細說明：「倘僅處以10至15年有期徒刑之長期自由刑，尚屬過輕，不足以評價其犯罪手段及犯罪所生之損害，另考量被告現年僅32歲，而無期徒刑依法須執行逾25年，且有悛悔實據者，始得假釋出獄，否則仍須繼續執行監禁，令其與社會長期隔絕，以免危害他人，認判處被告無期徒刑，已足使被告與社會長期隔離，尚無剝奪其生命而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必要。兼顧刑罰之應報、一般預防、特別預防犯罪等多元目的」等何以選科「無期徒刑」而非「死刑」或「有期徒刑」之理由，經核原審關於刑之酌定並無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比例、公平、罪刑相當原則，或有濫用量刑職權之情事，本院自不得率指為違法，又本案就量刑部分，與原審並無太大差異，尤有甚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仍一再誣指員警、證人捏造證據、做偽證，對自己不合常理之辯詞、行為（辯稱夢遊卻還記得把門關緊避免一氧化碳流入客廳，說要與死者一起燒炭自殺，卻又遠離房間自己跑去客廳落地窗前吞藥躺平），毫無反省、悛悔之意，故原審量處上開之刑，並無不當；至各別案件之犯罪情節不同，亦不能以其他案件遭判處無期徒刑之案例，而比附援引認為本案判處無期徒刑屬於不當。故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指，亦不可採。　㈢綜上，被告前揭上訴意旨，或係重執其在原審所辯各詞，或係執其個人主觀意見，就無關事實認定之枝微細節、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之適法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為事實上爭執或泛稱量刑不當，經核均無理由，亦如上述，從而，本案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趙期正提起公訴，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郭蘭蕙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普通殺人罪）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2-27

KSHM-112-上重訴-3-20250227-3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56號上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蔡承諭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犯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66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7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540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判決對被告蔡承諭（下稱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本案被告自承係於民國112年6月至9 月間分4次取走4份告訴人之郵務送達通知書及掛號郵件招領通知單，應於個別取出後立即投遞信箱，始能讓告訴人張Ｏ文（下稱告訴人）盡速取得通知，而非於延至9月時方一併投遞，況楠梓郵局亦函覆無法查證是否有投遞，足見被告所辯不足採信。又竊盜罪其保護對象乃個別所有權，亦即所有人對於個別物品自由處分與排除他人侵犯之權利，則物品是否具有客觀經濟價值即在所不論，故實難以信件本身經濟價值低微，而認被告無竊取之犯意，原判決竟認為上開文件客觀上並無財產之經濟價值，遽認被告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而為無罪之判決，其認事用法尚有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證據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有明定。四、上訴駁回之論斷：　　檢察官固以前詞提起上訴，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惟查，如附表所示文件，僅為郵務機關通知收件人領取信件之通知書，客觀上並無財產上之價值，以本案房屋係作為營業處所且內設有選物販賣機之情狀，倘若被告有竊盜之犯意，其自可拿取該營業處所內有財產上價值之物品，被告至案發地點只有拿取如附表所示之文件，並未破壞或拿取其他有財產價值之物品及防盜裝置，故被告是否有竊取上開文件據為己有之意圖，已非無疑，此觀之本案並未曾在被告處查獲上開文件等情可明；參諸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期間有租屋糾紛訴訟進行，而告訴人並未居住於本案房屋內，自無法排除被告取走如附表所示文件之行為，或如其所辯係為重新投遞確保告訴人得知悉開庭進度？或係因不滿告訴人而將上揭文件取走之洩憤行為？故被告雖擅自取走告訴人之上揭文件，然其是否具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竊盜意圖，亦非無疑；是不論本案被告之真意為何，其行為確與竊盜罪之構成要件有別，而難以竊盜罪之規定予以相繩；則原審以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尚無法使原審就被告確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指竊盜犯嫌乙情，達到毫無合理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猶執前詞請求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登燦提起上訴，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郭蘭蕙附表：編號拿取文件時間（民國）拿取之文件 1 112 年6 月9 日17時4 分許郵務送達通知書及掛號郵件招領通知單各1 張 2 112 年6 月15日17時41分許郵務送達通知書1 張 3 112 年7 月7 日10時32分許郵務送達通知書1 張 4 112 年9 月26日16時55分許郵務送達通知書1 張附件：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66號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蔡承諭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 年度偵字第25403 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 年度簡字第635 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蔡承諭無罪。　　　　理　由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蔡承諭係告訴人張Ｏ文之房東，雙方因租屋糾紛已生嫌隙。被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於民國112 年6 至9 月間之如附表所示時間，在告訴人所承租高雄市○○區○○路00號（下稱本案房屋）1 樓前信箱處，趁告訴人不在之際，徒手撕掉並竊取附表所示郵務送達通知書及掛號郵件招領通知書等文件，得手後離去。因認被告均涉犯刑法第320 條第1 項之竊盜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及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30年上字第1831號、40年臺上字第86號、76 年臺上字第4986號等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 1 條已於91年2 月8 日修正公布，修正後同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28 號判決意旨參照）。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前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暨監視器影像擷取照片18張、郵務送達通知書及掛號郵件招領通知書照片7 張等項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認曾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在上揭地點，取走如附表所示之文件等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竊盜犯意，告訴人並未居住於上揭地點，我與告訴人間有訴訟在進行，我取走如附表所示之文件後均投遞到郵筒，我是希望告訴人可以快點收到文件儘速處理我們間之訴訟等語。經查：　㈠被告係告訴人之房東，雙方間有租屋糾紛訴訟，被告分別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在本案房屋1 樓前信箱處，取走如附表所示之文件等節，茲據被告供承不諱（見警卷第4 至5 頁；簡字卷第38頁；易字卷第40、81頁），並有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之證述可資為佐（見警卷第7 至8 頁），且有監視錄影畫面截圖18張、如附表所示文件之照片7 張、本院113 年度訴字第216 號民事判決（該案原告為案外人即被告胞弟蔡義龍，本案房屋為案外人所有，由案外人委託被告出租予告訴人）1 份附卷可稽（見警卷第9 至57頁；易字卷第63至67頁），上開事實堪以認定，固屬無疑。　㈡惟按竊盜罪主觀構成要件，除行為人須有竊盜故意外，亦須有不法所有之意圖，缺一即無成立竊盜罪可言。又竊盜罪係即成犯，故須行為人自始即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始足當之。而行為人是否自始即有不法所有意圖，雖屬內心狀態，仍得由其所表現的外在客觀情狀或財物性質本身加以綜合判斷；次按竊盜罪之成立，以行為人主觀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為必要；所謂不法所有，係指非法取得他人之物，據為自己或第三人所有而言。被告所辯拿取上開文件，係為向稅捐稽徵機關檢舉上訴人診所漏稅一節，如果無訛，其取得各該文件之手段縱非合法，惟於取得之後既持向稅捐稽徵機關檢舉該診所漏稅，則其似未主張各該文件為其所有之物，而係以該診所所有之各該文件作為憑證，據以提出檢舉，難謂主觀上有將之據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原審未詳為推究，遽以被告與其父擅自取得各該文件，即謂係據為己有而有不法所有之意圖，難謂適法（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20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如附表所示文件均為郵務送達通知書及掛號郵件招領通知單，均僅為郵務機關通知收件人領取信件之通知書，客觀上並無財產上之價值，佐以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如附表所示文件並無價值等語（見警卷第8 頁），則告訴人主觀上亦認如附表所示文件並無財產價值。再參以本案房屋係作為營業處所且內設有選物販賣機乙節，據告訴人於本院審判程序中陳述明確（見易字卷第85頁），並有上揭監視錄影畫面截圖 9 張在卷可查，倘若被告有竊盜之犯意，其自可拿取該營業處所內有財產上價值之物品，然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除如附表所示文件遭竊外，無其他防盜裝置或財物遭破壞等語（見警卷第8 頁），可知被告至案發地點只有拿取如附表所示之文件，並未破壞或拿取其他有財產價值之物品及防盜裝置，被告是否有竊盜犯意，已非無疑。又被告與告訴人間於案發期間有租屋糾紛訴訟進行，而告訴人並未居住於本案房屋乙節，此據告訴人陳述在卷（見警卷第8 頁；易字卷第85頁），並有前揭本院民事判決1 份存卷可參，亦未於被告處扣得如附表所示文件，無法排除被告取走如附表所示文件之行為確係為重新投遞確保告訴人得知悉開庭進度，或係因不滿告訴人而將上揭文件取走之洩憤行為，則被告雖擅自取走告訴人之上揭文件，然其是否具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實屬有疑，尚難僅憑被告未經告訴人同意自行取走上揭文件乙節即逕認被告主觀上有將上揭文件據為自己或第三人所有之意，即與前揭竊盜罪之構成要件有別，自難逕入其竊盜罪。五、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確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指竊盜犯嫌乙情，達到毫無合理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即無從為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前揭說明，依法自均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2 條、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濬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陳登燦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蔡宜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吳秉洲附表編號拿取文件時間（民國）拿取之文件 1 112 年6 月9 日17時4 分許郵務送達通知書及掛號郵件招領通知單各1 張 2 112 年6 月15日17時41分許郵務送達通知書1 張 3 112 年7 月7 日10時32分許郵務送達通知書1 張 4 112 年9 月26日16時55分許郵務送達通知書1 張　　　　　　　　　　　　　　　　　　　　　　　　　　　卷證目錄對照表 1.高雄市政府警察楠梓分局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274087300號卷，稱警卷。 2.本院113 年度簡字第635 號卷，稱簡字卷。 3.本院113 年度易字第166 號卷，稱易字卷。

2025-02-27

KSHM-113-上易-556-20250227-1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法官迴避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107號聲請人即被告薛惇予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聲請法官迴避案件（113年度上易字第467號），聲請本院法官迴避，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薛惇予（下稱聲請人）前因妨害公務案件，經貴院以113年度上易字第467號（下稱本案）審理，然本案審理法官竟將民國113年11月22日不得抗告之裁定，於113年11月28日準備程序時向聲請人陳稱可以抗告，導致聲請人之抗告被駁回；且聲請人原選定獄友「曾淵義」為辯護人，審理法官僅以不具法律專業素養而駁回聲請人之聲請，未說明其認定之理由；又聲請人依法聲請閱卷，審理法官卻否准付予電子檔，影響聲請人防禦權，顯見審理法官已有偏頗，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2款之規定聲請法官迴避云云。二、按當事人遇有法官有前條以外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得聲請法官迴避；又聲請迴避之原因，應釋明之，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2款、第20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當事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2款聲請法官迴避，以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情形為限；若僅對於法官之指揮訴訟，或其訊問方法，有所不滿，不能指為有偏頗之虞。而所謂偏頗之虞，係指法官與訴訟關係人具有故舊恩怨等關係，其審判恐有不公平者而言；亦即以一般通常之人所具有之合理觀點，對於該承辦法官能否為公平之裁判，均足產生懷疑；且此種懷疑之發生，存有其完全客觀之原因，而非僅出諸當事人自己主觀之判斷者，始足當之。至於訴訟上之指揮乃專屬於法院之職權，對於當事人之主張、聲請，在無礙於事實之確認以及法的解釋、適用之範圍下，法院固得斟酌其請求以為訴訟之進行，但仍不得以此對當事人之有利與否，作為其將有不公平裁判之依據，更不得以此程序之進行與否，而謂有偏頗之虞，聲請法官迴避（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495號、108年度台抗字第117號裁定意旨參照）。三、經查，聲請人前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本院以113年度上易字第467號（和股）受理一節，業據本院調取本案卷宗核閱屬實；至聲請人雖以前詞聲請法官迴避，然查：　㈠聲請人所指113年11月22日之裁定，早於113年11月27日送達至聲請人所在之監獄，並由聲請人親自簽名、捺印簽收一節，有該裁定、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觀之上開裁定已註明「不得抗告」，聲請人既然在113年11月28日開庭之前早已親自收受上開裁定，對該裁定不得抗告之情當無不知之理，又如何稱法官告知可以抗告而影響權益？況所謂偏頗之虞，係指法官與訴訟關係人具有故舊恩怨等關係，其審判恐有不公平者而言，本案聲請人上開所指，乃就訴訟中之裁定為之爭執，核非就其與承審法官有何故舊恩怨等偏頗事項聲請迴避，依上說明，自不得作為聲請法官迴避之事由。　㈡次按辯護人應選任律師充之。但審判中經審判長許可者，亦得選任非律師為辯護人。刑事訴訟法第29條定有明文。顯見選任非律師為辯護人，應得審判長之許可，此為法院之職權事項，依上說明，自不得以此對當事人之聲請核准與否，謂法官有偏頗之虞而聲請迴避。故聲請人主張承審法官未准予獄友「曾淵義」為辯護人，有偏頗之虞，同不足取。　㈢又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法官依法付與聲請人卷宗之影本，本難謂其有何違法之處，且付與卷宗影本或電子檔，本屬法院之職權，依上開說明，本不得以此程序之進行事項，逕謂法官有偏頗之虞，故聲請人上開所指，亦不可採。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與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1、2款所規定聲請法官迴避之要件不符，聲請人之聲請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2025-02-27

KSHM-113-聲-1107-2025022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913號上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俊良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537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820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經查：本案係檢察官提起上訴，被告並未上訴，而檢察官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經本院闡明確認後亦同。是本案檢察官上訴僅就原判決對被告刑之部分一部為之，至於其他部分（即犯罪事實、罪名、沒收等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檢察官於第二審前未主張被告構成累犯及加重其刑之事實，直至第二審程序方始為此主張，要屬適法，第二審法院應實質審酌被告「是否適用累犯規定」，倘認原審關於是否成立累犯暨應否加重其刑適用法條不當者，仍得憑以撤銷改判並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查被告李俊良前於109年間，因竊盜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09年度審易字第68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拘役30日確定；又於 109年間，因竊盜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09年度簡字第 2137號判決判處拘役50日、拘役40日(判2次)，定應執行拘役80日確定；另於109年間，因竊盜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09年度簡字第3671號判決判處拘役45日確定；復於109 年間，因竊盜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09年度簡字第362 7號判決判處拘役50日、拘役45日、拘役40日，定應執行拘役110日確定；上開拘役部份，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0年度聲字第807號裁定定應執行拘役120日確定。上開徒刑部分於 110年11月1日執行完畢，拘役部分則於111年3月1日執行完畢等情，有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及完整矯正簡表可佐，則被告於5年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核屬刑法第47條第 1項前段規定之累犯，且前案與本案均係侵害他人財產權，罪質同一，應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775號解釋文，加重其刑，詎原審竟未依刑法第47條規定加重其刑，應屬不當。又刑罰之量定，固屬法院自由裁量之職權行使，惟刑事審判之量刑，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量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契合人民之法律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切情狀，尤應注意該條所列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查被告不思以合法途徑賺取金錢，竟參與犯罪組織，擔任詐欺組織之取款車手，與本案詐欺組織共同實施詐欺取財等犯行，此等犯罪之手段並非可取，應有從重量刑之必要，原審僅量處上開刑度，實屬過輕等語。三、經查：（一）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倘檢察官已提出相關構成累犯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事項之證據資料，經踐行調查程序，法院認仍有不足時，始得視個案情節斟酌取捨，決定是否立於補充性之地位，曉諭檢察官主張並指出證明方法。惟如檢察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審理事實之法院自不能遽行論以累犯、加重其刑，否則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至檢察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法院因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基於累犯資料本來即可以在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中予以負面評價，自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於此情形，該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既已列為量刑審酌事由，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依重複評價禁止之精神，自無許檢察官事後循上訴程序，或上級審法院逕依職權，以該業經列為量刑審酌之事由應改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為由，指摘下級審判決違法或不當，而撤銷該判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61號刑事判決參照）。（二）查本案原判決於理由中有關被告是否為累犯之論述為：「被告於本案行為前，即於90年間因竊盜案件，93年間因替代役實施條例案件，95年因詐欺、偽造貨幣案件，96年、97年、102年、103年、104年、105年間因竊盜案件，10 6年間因竊盜、詐欺案件，109年竊盜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素行不佳，且有諸多與本案同質之財產犯罪前科（部分前科雖為5年內執行完畢，惟未據檢察官主張被告有構成累犯、或有請求依累犯規定加重被告之刑，本院自毋庸依職權調查並為相關之認定，而僅將其前科紀錄列為科刑審酌事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參照】，附此敘明）」等語。依原判決此部分之論述，因原判決認檢察官未主張被告應論以累犯，即無庸再依其罪質及刑罰反應力之理由，論述被告無依累犯加重其刑之必要。是原判決之意係認檢察官未主張及舉證被告為累犯，並非對被告是否構成累犯應否加重其刑未為任何說明。且亦將被告之前科素行列為量刑審酌事由，而予充分評價。（三）末按刑之量定，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合於法律規定之範圍，並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而濫用其裁量者，即不得遽指為違法。原判決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項事由，於其量刑部分所述之理由，對被告所量處之刑，係於法定刑度內而為裁量，並適度反應被告整體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責相當原則相合，並無不當。　　四、綜上，原判決於量刑上就被告該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已列為刑法第57條量刑事由加以審酌，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末查，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之拘束力固僅針對「提案庭提交之案件」，不及於其他訴訟案件，然若經法院作為個案適用之基準，自屬法院於個案適用法律之權限，當應尊重法院就個案所表示之法律見解。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固有不同意見書貼近檢察官之上訴理由，然於原審審理時既未就原審所指被告有無構成累犯之事實及加重其刑事項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審酌上開裁定意旨，被告有無累犯之事實，陷於真偽不明，法院未為補充性調查，因而未認定被告構成累犯之情形，係檢察官承擔舉證不足之訴訟結果責任使然，法院自無從僅憑被告前案紀錄表，覆審遽以認定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準此以觀，檢察官上訴意旨，經核要非可採，已如前述，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審理期日到庭，爰不待其到庭陳述，由檢察官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忠勳提起公訴，檢察官吳紀忠提起上訴，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王俊彥　　　　　　　　　　　　　　　　　　　法　官　曾鈴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金卿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刑法第216條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2項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2-27

KSHM-113-上訴-913-20250227-1

抗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明異議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37號抗告人即受刑人張鈞弼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明異議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31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263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張鈞弼（下稱抗告人）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下稱本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113年6月27日以113年度訴字第118號分別判決處有期徒刑5年6月、6年、6年（嗣經裁定其應執行刑7年4月）；本案判決書嗣經郵務機關於113年7月3日送達至抗告人當時之住所即屏東縣竹田鄉大成路地址，因未獲會晤應受送達人，乃由與抗告人同居人即抗告人之父受領，本案判決因無人上訴於113年7月30日確定，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依本案確定判決內容，核發本案執行指揮書，是本案合法送達且確定在案，難認檢察官之執行指揮有何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抗告人之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二、抗告意旨則以：抗告人之父親稱沒有收到本案判決書，且郵差亦無簽收人之簽名或捺印，此部分可傳喚抗告人之父到庭證實；又本案判決書並沒有寄到看守所給抗告人，檢察官未查明此節卻先執行抗告人之刑期，顯然有誤，請撤銷檢察官之執行指揮，並暫緩抗告人之執行云云。三、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固定有明文。法院之確定裁判除有違法情事，經非常上訴或再審程序，加以撤銷或變更者外，原確定裁判有其執行力，檢察官應據以執行，檢察官如依確定裁判內容為指揮執行，自難指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又送達文書，除本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刑事訴訟法第62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至於應受送達人何時實際領取應送達之文書，對於前述補充送達之效力，不生影響。四、經查，抗告人所涉犯之本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18號分別判決處有期徒刑5年6月、6年、6年，該判決書嗣經郵務機關於113年7月3日送達至抗告人當時之住所即屏東縣竹田鄉大成路地址，因未獲會晤應受送達人，乃由與抗告人同居之人即抗告人之父受領，嗣本案判決因無人上訴於113年7月30日確定，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依本案確定判決內容，核發本案執行指揮書等情，業據原審裁定說明甚詳，並有本案判決書、送達證書、執行指揮書卷在卷可考，且經本院調閱全案卷宗核閱屬實，是原審裁定認為本案檢察官依法執行確定判決，難認其執行指揮有何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因而以無理由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經核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五、抗告人雖以前詞提起抗告，然本案判決書確實於113年7月3 日送達至抗告人當時之住所即屏東縣竹田鄉大成路地址，由抗告人之父受領，並在其簽名「張進先　父代」等字樣，有上開送達證書在卷可證，是抗告人辯稱：父親稱沒有收到本案判決書，沒有簽收人之簽名或捺印云云，即與事實不合，亦無傳喚抗告人之父之必要；又抗告人係於113年8月28日入看守所羈押，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而本案判決係於113年6月27日宣判，於113年7月3日送達至抗告人當時之住所，並於113年7月30日確定等情，亦如前述，是本案判決書之宣示、送達、確定之日期，抗告人斯時並未在看守所內羈押，自無送達該處之可能及必要，故抗告人上開所指，亦不可採。從而，本案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2025-02-27

KSHM-114-抗-37-202502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