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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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醫上字第1號上訴人莊婷喻被上訴人羅亦琛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法定代理人莊永鑣共同訴訟代理人籃健銘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1年1月21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0年度醫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部分：　　查本件被上訴人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下稱門諾醫院）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吳鏘亮，惟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變更為莊永鑣，有被上訴人門諾醫院所提出之醫療機構開業執照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85頁），並由莊永鑣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381至382頁），應予准許。貳、實體部分：一、上訴人主張：　㈠被上訴人羅亦琛（下逕稱其姓名）為被上訴人門諾醫院○○○○○ ○，為從事醫療業務之人，自民國108年1月1日起至108年1月 15日止，為上訴人莊婷喻（下稱上訴人）從事醫療業務行為時，未盡注意義務適切掌握上訴人病況（主訴病因為右腳腳底水泡破皮），期間僅以施打針劑、藥物治療，於108年1月 7日始進行清創手術，術後無任何其他積極醫療作為，僅施打點滴、服用藥物及施打退燒針，羅亦琛對於上訴人右腳紅腫、疼痛狀況日趨惡化乙事，視若無睹，未因應病情及早使用強效抗生素。又WBC（白血球數）、CRP（C反應蛋白）均為細菌感染項指標，依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下稱醫審會）之鑑定意見記載，上訴人於108年1月8日因血液檢查中感染相關指數持續偏高，故醫師更改給予強效抗生素，而此時距108年1月1日檢驗WBC、CRP，已相隔7日之久，中間未進行檢驗，如羅亦琛在108年1月2日至7日之間，增加檢驗WB C、CRP之次數，應可提早發現感染相關指數持數偏高，提早給予強效抗生素；況選擇抗生素的方式，是先作細菌培養，再針對細菌培養結果選擇最有效之抗生素，本案僅在108年1 月1日上訴人住院當日作細菌培養，致無法即時改用最有效之抗生素。　㈡上訴人因病情未獲改善，遂於108年1月15日主動要求轉至花蓮慈濟醫院治療，惟上訴人之足部潰傷合併感染，而有右足壞死性筋膜炎，嗣於108年1月23日進行右腳截肢手術，108 年2月3日出院、108年5月2日開始使用膝下義肢輔助步行，而受有下列損害：　1.醫療費：上訴人因此住院治療，共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約10,000元。　2.無法工作之損害：上訴人於108年5月2日開始使用膝下義肢輔助步行，使用義肢前3個月為無法工作之休養期間，以108 年之基本工資23,100元作為計算，受有無法工作之損害為69 ,300元（計算式：23,100元×3＝69,300元）。　3.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害：上訴人係00年0月00日出生，其右側膝下截肢，勞動能力減少以30%計算，再分別依108年至110 年之基本工資計算108年5月至115年3月14日上訴人退休為止，並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請求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害合計為537,998元。　4.精神慰撫金：上訴人受有前開傷害而請求精神慰撫金1,500, 000元。　5.上揭金額合計2,117,298元（計算式：10,000元＋69,300元＋5 37,998元＋1,500,000元＝2,117,298元），僅請求賠償2,110, 000元。　㈢羅亦琛受僱於門諾醫院，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上訴人之身體權，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條或第224條、第227條及第227條之 1前段之規定，擇一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　㈣並為上訴聲明：1.原判決廢棄。2.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21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上訴人於108年1月1日至門諾醫院急診就醫，由值班○○○○羅亦琛為其○○醫生並收治住院，因考量上訴人糖尿病史、曾截肢及右足底開放性傷口癒合不良等病況，即採取每日投以抗生素、注射胰島素控制血糖、清理傷口換藥、密切觀察，並進行細菌培養等醫療行為。惟上訴人為糖尿病患者，於十多年前曾因類似併發症而接受左足大腳趾及第二指裁肢手術截肢，其本身之血糖控制不佳，易導致血管病變及傷口癒合能力低下；且因上訴人間斷性發燒、右足疼痛及傷口癒合情況並未減緩，故於108年1月7日進行清創手術，後續因上訴人之病情發展更換更為強效之抗生素治療，基此，上訴人此次罹患足部潰癢合併感染導致其右下肢截肢之結果，經羅亦琛前開符合醫療常規之治療仍未獲改善，實與羅亦琛之醫療處置並無相當因果關係，是羅亦琛之醫療行為均符合醫療常規，並無過失。　㈡又上訴人曾對羅亦琛提起過失致重傷害罪告訴，業經多次偵查程序，並委請醫審會進行二次鑑定，然偵查程序及二次鑑定意見均認為羅亦琛對上訴人所為之醫療處置、治療及照護已盡醫療上注意，並無不符合醫療常規或有醫療疏失之情事，亦認上訴人之右腳截肢結果與羅亦琛之醫療行為並無因果關係，此有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下稱花蓮地檢署）108年度醫偵字第20號、109年度醫偵續字第1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下稱花蓮高分檢）110年度上聲議字第301號處分書及醫審會第0000000號鑑定書（下稱第 1次鑑定意見）、醫審會第0000000號鑑定書（下稱第2次鑑定意見）在卷可佐。　㈢倘上訴人主張羅亦琛之醫療行為致其右下肢截肢結果而得請求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假設語），細觀上訴人援引之判決，該等背景事實均與本案相異，且另案當事人及本案上訴人之過往病史、職業史、年齡相異，無從比附援引，準此，上訴人亦未舉證其勞動能力減損比例及損失之數額，亦未提出相關事證說明慰撫金請求數額之合理性，逕而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211萬元，洵屬無據等語置辯。　㈣並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主張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者，應先就有責原因之事實存在、有損害之發生及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等成立要件，負其舉證之責任，如未能舉證上開要件成立，即不得謂其請求權存在。又醫療行為在本質上通常伴隨高度之危險性、裁量性及複雜性，是判斷醫師於醫療行為過程中是否有故意或過失即注意義務之違反，必須斟酌該醫療領域當時當地之醫療常規、醫療水準、醫療設施、工作條件及緊急迫切情狀，暨醫師就具體個案之專業裁量、病患之特異體質等因素而為綜合之判斷，且因醫療行為有其特殊性，醫師所採之藥方或治療方式以事前評估雖係屬於適當之選擇，但並無法保證一定能改善病情，故容許不確定風險之存在，不能逕依醫療之結果不如預期、不成功或有後遺症、感染之發生，逕以論斷醫療行為違反注意義務(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 3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羅亦琛前經3次偵查(包含花蓮高分檢駁回再議程序)、2次鑑定，均認其對上訴人所為之醫療處置、治療、照護已盡到醫療上之注意，並無不符合醫療常規或有醫療疏失，且上訴人之右腳截肢結果與羅亦琛之醫療行為，並無因果關係：　　⒈上訴人前以羅亦琛涉有過失致重傷害為由提起刑事告訴，經花蓮地檢署檢察官以108年度醫偵字第20號偵查，並委託醫審會鑑定下列事項：「㈠羅亦琛自108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15 日期間，為上訴人從事醫療業務行為時，是否有先確診上訴人的症狀？羅亦琛對上訴人僅以施打針劑、藥物治療，於10 8年1月7日始進行清創手術，醫師所為處置、治療、照護，是否符合醫療常規？有無醫療上疏失之處？㈡羅亦琛於108年 1月7日對上訴人進行清創手術後，期間僅對上訴人施打點滴、退燒針及服用藥物，上訴人右腳紅腫、疼痛狀況日趨惡化，致上訴人於108年1月23日進行右腳截肢手術，醫師所為處置、治療、照護，是否符合醫療常規？上訴人右腳截肢結果與羅亦琛之醫療行為有無相當因果關係？羅亦琛之處置、治療、照護，有無醫療上疏失之處？」，經醫審會以「第1次鑑定意見」回覆以：「㈠108年1月1日病人住院，羅亦琛診斷為右足底開放性傷口癒合不良、糖尿病，醫囑給予靜脈滴注廣效抗生素(每12小時1次)、注射胰島素以控制血糖，並每日監測空腹指尖血糖(1天4次)及每日右足底潰瘍傷口換藥治療。1月5日病人之血液細菌培養結果為陰性，傷口細菌培養結果呈現為三種細菌之混合感染，包括雷特格氏變形桿菌、 B型鏈球菌及大腸桿菌等三種細菌，針對細菌培養結果更改抗生素為levofloxacin 750 mg IV drip qd(每天1次)治療。依病程紀錄及護理紀錄記載，因病人間斷性發燒、右足疼痛及傷口癒合狀況未見改善，遂於1月7日進行右足底傷口之清創手術，依手術紀錄記載病人右足底傷口深至筋膜，深部並有多量膿液累積，1月8日因病人之血液檢查中感染相關指標持續偏高，故羅亦琛更改給予強效抗生素tigecycline 50 mg IV drip q12h(每12小時1次)，依護理紀錄，記載病人仍有間斷性發燒情形。依病程紀錄，1月14日病人之血液檢查結果感染相關指數，及持續有右足紅腫狀及傷口潰瘍化膿，羅亦琛建議病人轉至醫學中心(花蓮慈濟醫院)繼續治療。綜上，羅亦琛之治療及照護等處置，符合醫療常規，並無醫療上疏失之處。㈡108年1月7日羅亦琛為上訴人施行清創手術，並持續傷口換藥治療，1月8日上訴人之血液檢查結果呈現感染相關指標升高，表示感染控制不良，羅亦琛亦更換更強效抗生素治療，因上訴人持續有右足紅腫狀及傷口潰瘍化膿，羅亦琛建議上訴人轉至醫學中心(花蓮慈濟醫院)繼續治療，故其處置符合醫理，亦無違反醫療常規。糖尿病的病人罹患足部潰瘍合併感染，本就有極高之機率演變為截肢的結果，本案上訴人亦曾於十多年前因類似併發症接受左足大腳趾及第二趾截肢手術。此次於門諾醫院接受治療，病況未獲改善，導致其右下肢截肢之結果，應與上訴人糖尿病併發症之嚴重程度、糖尿病血管病變程度及長年糖尿病導致免疫力及組織癒合能力低下有關，故羅亦琛之治療行為，與上訴人右下肢截肢之結果並無因果關係。綜上，羅亦琛之治療及照護處置符合醫療常規，並無醫療上疏失之處。」等語，承辦檢察官並據此認羅亦琛過失致重傷害犯罪嫌疑不足，而予以不起訴處分等情，有該不起訴處分書、「第1次鑑定意見」在卷足參（原審卷第315至324之6頁）。　⒉嗣上訴人對上開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經花蓮高分檢發回續查後，花蓮地檢署檢察官即以109年度醫偵續字第1號偵查，並再委託醫審會鑑定下列情事：「㈠依醫療常規，本案醫師為病人處置前，是否應先確認病人之症狀來源？本案情況應如何確認？本案醫師是否有遵循此醫療常規？㈡依本案上訴人之情況，醫療常規上應給予病人哪些處置或治療？於病人住院期間，又應給予哪些處置或治療？本案醫師是否有遵循此醫療常規？前開問題之答覆有無醫學論理依據？」，經醫審會以「第2次鑑定意見」回覆以：「㈠1.依常理，醫師在為病人處置前，若能確定診斷（確診），應先依確診而為治療處置。但依實際醫療狀況，醫師常常無法第一時間得到確診，必須依病人症狀(symptoms)或表徵(signs)給予經驗性治療，再依病情演變及後續檢查結果，推演而得到確診，並依確診給予適切治療。2.本案病人有多年第二型糖尿病，亦曾因糖尿病足併發症，接受左足大腳趾及第二趾截肢手術等病史。此次因右足底傷口癒合不良、紅腫、疼痛及發燒等症狀至門諾醫院急診室就診，予以身體診察有右前足底側面積大小約0.5x0.5公分之潰瘍，並有黄色滲液流出、右足第三趾紅腫等臨床表徵，相關血液檢查結果為C-反應蛋白(CRP)及白血球(WBC)異常升高等檢驗室檢查結果。依美國感染症醫學會 ( Infectious Disease Society of America, IDSA) 糖尿病足感染(diabetic foot infection)治療指引(參考資料)，糖尿病足潰瘍合併有膿性分泌物與感染常見之紅腫、熱、壓痛及疼痛等五種表徵之任兩種以上，即應視為糖尿病足感染治療。綜合上述病史、症狀、表徵及檢驗室檢查結果，急診醫師之「糖尿病併發症之糖尿病足合併右足蜂窩性組織炎」及後續收治於○○羅○○之「1.右足底開放性傷口癒合不良；2.糖尿病」等診斷，符合該治療指引。3.本案醫師依病人病史、症狀、表徵及檢驗室檢查結果，推論而得到合理之診斷而為處置，符合醫療常規。㈡1.治療糖尿病足感染之醫療常規，包括控制血糖、清創、抗生素治療、減少患部壓力。在給予抗生素治療之前，須先取得患部深部細菌培養。清創方式包括物理清創、化學清創、酵素清創及手術清創。清創時機須依傷口大小及深度判斷，必要時須進行反覆清創，以清除患部壞死組織，達到感染控制及促進組織癒合的能力。2.本案上訴人到院後，急診醫師立即進行局部傷口換藥、血液細菌培養、傷口細菌培養及抽血進行相關之檢驗室檢查，並開立靜脈注射1次經驗性廣效抗生素。嗣後，由○○羅亦琛於當日收治住院進一步治療。病人住院期間，羅亦琛給予靜脈滴注廣效抗生素以治療感染、注射胰島素及每日4次監測血糖以控制血糖穩定，並每日右足底潰瘍傷口換藥治療，此期間每日換藥是為物理清創，適用於小而淺的潰瘍傷口，依急診病歷紀錄，病人收治住院時傷口大小約0.5x0.5公分，符合美國感染症醫學會治療指引中適用物理清創狀況（參考資料）。108年1月5日病人傷口細菌培養結果呈現為三種細菌之混合感染，即針對細菌培養結果更改給予有效抗生素治療。依病程及護理紀錄，因病人間斷性發燒、右足疼痛及傷口癒合狀況未見改善，遂於1月7日施行右足底傷口清創手術，符合美國感染症醫學會治療指引中之建議（參考資料）。1月8日因上訴人血液檢查中感染相關指標持續偏高，故更改給予強效抗生素治療，依護理紀錄，記載上訴人仍有間斷性發燒情形。至1月14日上訴人血液檢查結果為感染相關指數仍持續偏高，並持續有右足紅腫及傷口潰瘍化膿，羅○○建議上訴人轉至花蓮慈濟醫院。糖尿病病人罹患足部潰瘍合併感染，本即有極高機率演變成截肢之結果，且上訴人亦曾於 10多年前因類似併發症接受左足大腳趾及第二趾截肢手術。美國感染症醫學會依感染嚴重程度將糖尿病足感染分為①有潰瘍但無感染；②輕度感染；③中度感染；④嚴重感染等4等級，治療指引中亦述及，即使在醫療先進之美國，糖尿病足感染導致截肢機率，依感染嚴重程度分別為3%、3%、46%及70% （參考資料1），可見其治療之困難。病人此至門諾醫院急診室就診時即有發燒（體溫38.8℃）及白血球異常（15770/μ L）兩項表徵，歸屬於嚴重感染之等級，因此雖經治療但病況未獲改善，並在短時間內惡化，最終導致其右下肢截肢之結果，應與病人糖尿病併發症之嚴重程度有關，羅亦琛之治療行為與病人右下肢截肢之結果並無因果關係。3.承上，羅亦琛之處置、治療及照護，均符合醫療常規，並無疏失。㈢其依據已分述於前開說明。主要參考依據為美國感染症醫學會於2012年公布之糖尿病足感染治療指引(參考資料：Lipsk y,et al.,2012 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or the Diagnosis and T reatment of Diabetic Foot Infections. Clinical Infec tious Diseases. 2012;54:e132-173.)。」等語，承辦檢察官並據此認羅亦琛過失致重傷害犯罪嫌疑不足，而再予不起訴處分，雖上訴人不服聲請再議，惟為花蓮高分檢以110年度上聲議字第301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而確定等情，有該不起訴處分書、處分書及「第2次鑑定意見」可證（原審卷第325 至363頁）。　⒊綜上，羅亦琛經3次偵查(包含花蓮高分檢駁回再議程序)、2 次鑑定，均認其對上訴人所為之醫療處置、治療、照護已盡到醫療上之注意，並無不符合醫療常規或有醫療疏失，且上訴人之右腳截肢結果與羅亦琛之醫療行為，並無因果關係。　㈢經上訴人聲請，本院再委託醫審會鑑定下列情事：⒈上訴人當時之病況，在住院後羅亦琛於108年1月1日、1月7日只進行2 次傷口細菌檢查，此一檢查區間(6日)，是否符合醫學常規？⒉又檢驗白血球數目(WBC)及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 tein, CRP）在當日即可獲知檢驗結果，在WBC及CRP指數持續偏高之情形下，本案例若縮短6日檢查區間，是否可及時發現感染菌源，及早施用抗生素？及早施用抗生素在有效的提高治療成效上是否較佳？是否可避免上訴人右下肢截肢之結果。⒊本案例上訴人糖尿病足已生感染，除了給予抗生素以外，即時的外科清創，傷口照護之外，羅亦琛在確保患部的血液灌流方面有做了甚麼處置？若無，是否符合醫學常規？與上訴人右下肢之截肢結果有無因果關係？，經醫審會以「第3次鑑定意見」回覆以：　　　⒈治療感染性傷口時，細菌培養頻率應由醫師依病人的臨床病況發展予以判斷是否有其需要，而非以日數長短決定。依門諾醫院病歷紀錄及醫囑單，上訴人於108年1月1日因右足底傷口癒合不良、紅腫、疼痛及發燒，至門諾醫院急診室就診，當時即進行血液樣本及傷口之細菌培養，並開立廣效抗生素Curan諾快寧1.2gm(內含amoxicillin 1000mg與clavulana te200mg)立即給予靜脈滴注1次(IVD STAT)，之後由○○羅亦琛於當日將病人收治住院進一步治療，住院後開立給與靜脈滴注廣效抗生素Curan諾快寧1.2gm每8小時靜脈滴注1次(IVD Q8H)繼續治療。至1月5日急診採樣之血液細菌培養結果為陰性，傷口細菌培養結果則呈現為三種細菌之混合感染，包括雷特格氏變形桿菌(Proteus mirabilis)、B型鏈球菌(Str eptococcusagalactiac Group B)及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等三種細菌，故羅亦琛針對細菌培養結果更改抗生素為Cravit可樂必妥(即Levofloxacin)750mg每天靜脈滴注1次 (IVD QD)治療；因傷口癒合狀況未見改善，羅亦琛即於1月7 日進行右足底傷口之清創手術，並於術中對傷口採樣再次進行細菌培養。故羅○○於病人住院後持續給予抗生素治療，且在得知傷口細菌培養結果後，即依細菌培養結果調整抗生素處方，觀察治療結果未見改善，即安排清創手術，並在術中再次進行傷口細菌培養，以排除細菌菌株改變的可能性，作為後續調整抗生素處方之參考，且2次細菌培養日期僅相隔6 日，亦為相當即時之處置措施。綜上，108年1月1日、1月7 日之2次傷口細菌檢查間隔，符合醫療常規。　⒉發現感染菌源憑藉的是細菌培養，白血球及C-反映蛋白指數僅作為監控上訴人身體發炎的實驗室指標，其追蹤檢查頻率一般以1週1次為原則，提高檢查頻率，與可否能及時發現感染菌源並不相關。而根據病歷記載，上訴人所接受之抗生素治療，不論在藥品選擇，或後續依細菌培養報告結果而調整等方面，均符合醫療常規，其處置及時，惟仍無法避免病人右下肢截肢之結果。　⒊治療糖尿病足感染之所以困難，在於病人患部血液灌流不良、免疫力低下及組織癒合能力不良，而導致其對於細菌之抵抗力極差，靜脈注射抗生素亦不容易藉由血液灌流到達患部所致；治療上如果能重建病人患部的血液灌流，學理上可提升治療效果，但臨床實務上的治療效果遠不如預期。依病歷紀錄，羅亦琛依醫療專業及醫院設備，對上訴人進行包括抗生素治療及清創手術等，其處置適當，並在治療效果不理想時，亦適時轉介至當地醫學中心之花蓮慈濟醫院進行後續治療，花蓮慈濟醫院亦先採取清創等手術及抗生素治療，故羅亦琛之處置，符合當時之水準與醫療常規。綜上，羅亦琛在確保病人患部的血液灌流方面是否進行相關處置，與上訴人右下肢之截肢結果，並無因果關係(本院卷第399至404頁)。　㈣基上，羅亦琛為上訴人採行之處置、治療、照護方式已盡到醫療上之注意，並無違反醫療常規而有過失之處，上訴人主張其右腳截肢是因羅亦琛之醫療處置不當所致，應屬無據。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21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l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徐文彬附　註：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2025-02-27

HLHV-111-醫上-1-2025022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33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佳華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7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第20號、第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李佳華為無罪之諭知　　，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證據及理由　　（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無法證明放置在花蓮縣○○市○○街 000號騎樓之冰箱（下稱系爭冰箱）為其所有，亦對該冰箱之取得來源、載運方式交代不清，復未證明系爭冰箱乃其徵得上址房屋所有權人同意而擺放，且被告就本案交易不成立後即未再回覆告訴人郭○聰訊息，亦未退款，佐以被告曾涉有多起財產犯罪遭判刑，足徵其民國110年間需錢孔急，且其另案亦有透過臉書網頁刊登商品販售訊息，但於被害人匯款後未出貨而遭判刑之紀錄，犯罪手法與本案雷同，益徵被告有詐欺故意及不法所有意圖，爰提起上訴，請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之判決云云。三、經查：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裁判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裁判足參）。復按刑法上詐欺罪之立法意旨，係以禁止於經濟行為中使用不當之方法得利為規範目的，經濟行為亦因其行為本質及類型，而於交易領域中有其特有之行為特性，法律原則上固應保障交易之秩序，惟於具體案例中，亦應顧及交易雙方為交易行為時，是否有具體情事，足認其違背正當之經濟秩序，而應予以制裁。否則，經濟行為本身原寓有不同程度之不確定性或交易風險，交易雙方本應自行估量其主、客觀情事及搜集相關資訊，以作為其判斷之參考，除具違反詐欺罪之具體情事外，非謂當事人之一方有無法依約履行之情形，即應成立詐欺罪，亦即，如債務人未依債務本旨履行給付者，依一般社會經驗而言，原因非一，其因不可歸責之事由無法給付，或因合法主張抗辯事由而拒絕給付，甚至債之關係成立後，始行惡意遲延給付，皆有可能，非必出於自始無意給付之詐欺犯罪一端，即尚難以單純債務不履行之狀態，即推定其自始即有不法所有之意圖，且係施用詐術，而逕認應以詐欺罪責相繩，否則刑事詐欺責任與民事債務不履行責任將失其分際。　㈡又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本案不論述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　㈢原判決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已詳敘：依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及雙方之對話紀錄，告訴人依被告所提供之地址前往查看，系爭冰箱確在現場，只是因為尺寸大小與告訴人之需求不符，告訴人遂未將系爭冰箱取走，由此堪認被告確實有交付實物冰箱與告訴人之作為，雖告訴人因該冰箱尺寸與其需求不符而未收受該冰箱並最終解除該次買賣契約，嗣被告對於該契約解除後應負之返還價金債務存有債務不履行或給付遲延狀態，然無從憑此契約解除後之債務不履行或給付遲延狀態，反推被告在臉書社群網站刊登販售冰箱廣告之初，即具有不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之主觀犯意，依罪疑唯輕之刑事訴訟法原則，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又被告被訴之詐欺取財罪嫌既無法達到有罪之心證，而不構成犯罪，即與洗錢防制法第2條所規範之構成要件未符，亦無從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相繩。從而，本案依檢察官所提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為真實之程度，無從形成被告有起訴意旨所指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之確信，乃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原判決所為論斷，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四、檢察官雖執前開陳詞上訴，然：　㈠證人即花蓮縣○○市○○街000號地主康○松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其於112年中風後記憶力受影響，已不記得110年9月間是否曾同意被告將1台冰箱暫時放置在上址騎樓等語，但亦證稱：被告曾是其租客，其會允許租客將冰箱暫放在上址騎樓，時間大約不超過1日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86頁至第287 頁），自無法排除被告供述其因認識康○松，故於徵得康○松同意後，將系爭冰箱暫放在上址騎樓，等待告訴人取貨之辯解為真實之可能性。　㈡被告於告訴人傳訊息表示取消系爭冰箱交易後即未再回覆告訴人訊息，亦未立即退款等情，有對話紀錄截圖附卷可稽（見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新警刑字第1110006132號刑案偵查卷宗〈下稱警卷〉第47頁至第49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固堪認定。惟此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有事後債務不履行或給付遲延之民事責任問題，但債務人給付遲延或債務不履行之原因多端，非必出於自始無意給付之詐欺犯罪一端，尚難以被告事後未履行返還價金回復原狀之狀態，即推論被告於刊登販售冰箱廣告及訂約之始即具有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及施用詐術。　㈢至被告雖有竊盜、詐欺、侵占、偽造文書、違反洗錢防制法等前案經判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惟該等前案與本案之犯罪手法並無所謂「顯著之相似性」，自不得以被告前科紀錄以為品格證據，佐證被告於本案刊登廣告及訂約之始即具有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及施用詐術。　㈣依舉證分配之法則，對於被告之成罪事項，應由檢察官負舉證義務，檢察官無法舉證使本院產生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縱被告所辯不足完全採信，亦不得因此反面推論被告之罪行成立，致違刑事舉證分配之法則。是即使被告就系爭冰箱之來源與載運方式表示已不復記憶，亦無法提出證據證明系爭冰箱為其所有，然此至多僅涉及被告有無無權處分之民事責任問題，但被告確實有於告訴人表示決定購買冰箱1台而訂立買賣契約並轉帳價金新臺幣(下同)2千元後，通知告訴人至上址騎樓自行搬運取走系爭冰箱，僅告訴人到場取貨時，認該冰箱尺寸過大欲更換標的而未取走，此有對話紀錄存卷可佐（見警卷第39頁至第43頁），堪認被告於其與告訴人訂立冰箱買賣契約後，確有履行交付貨物之作為，雖嗣後因告訴人更換標的未果，致衍生被告後續回復原狀債務不履行情事，然究難謂被告於臉書刊登販售冰箱廣告訊息及與告訴人訂立冰箱買賣契約之初，自始即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無出售冰箱之真意。從而，基於刑事被告依法不負自證無罪之義務，檢察官所舉之各項證據方法，其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到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為真實之程度，而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起訴書所指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之確信，縱被告對告訴人應負債務不履行之民事責任，然此究屬民事糾葛，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刑事訴訟原則，僅得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因認被告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原審敘明為被告無罪諭知之理由，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㈤所謂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始足當之，且原審於審理期日，審判長問：「尚有何證據要請求調查？」檢察官及被告均稱：「沒有」等語（見原審卷第127頁至第128頁），而被告於告訴人解除冰箱買賣契約後未再回覆告訴人訊息，原因多端，無從推認被告自始即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無出售冰箱之真意，業如前述，則原審未就被告辯稱當時所使用手機因已於110年9月27日遭項○怡取回，故無法回覆告訴人訊息乙節是否屬實，再為無益之調查，核無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可言。上訴意旨以此指摘原判決不當，亦非可採。　㈥綜上，檢察官上訴未提出適合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其上訴意旨所指各節仍就原審所為之證據取捨及心證裁量，再事爭執，自不足以動搖原判決之基礎，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被告已於114年1月8日返還價金2千元與告訴人，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見本院卷第299頁）附卷可參，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立中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提起上訴，檢察官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若不服本判決，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限制以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及違背判例為由方得上訴。如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又華附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7號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李佳華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2 0號、113年度偵緝字第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李佳華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佳華明知自己並無出售物品之真意，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罪及隱匿詐欺所得之犯意，先由不知情之項○怡(另由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於民國110年9月25日之前某時，先後在花蓮縣花蓮市某處、○○街某統一超商，將其所申辦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國安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花蓮○○郵局帳戶)提款卡、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SIM 卡提供綽號「阿克」之被告使用。嗣被告取得上開金融帳戶及行動電話門號後，於110年9月25日18時39分許，在臉書社群網站以暱稱「項羽」刊登售物廣告，佯裝販賣冰箱、洗衣機等物，經告訴人郭○聰瀏覽該廣告後，隨即以臉書之messe nger與被告聯絡購買事宜，被告向告訴人佯稱：須先給付定金新臺幣(下同)2000元云云，致告訴人不疑有他而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同日19時30分許，匯款2000元至項○怡上開花蓮○ ○郵局帳戶後，隨即由項○怡在花蓮縣花蓮市某統一超商，以上開花蓮○○郵局帳戶提款卡自ATM提領上開款項並交付被告，以此方式隱匿自己詐欺所得。嗣因被告置之不理，告訴人發覺受騙，報警處理後而循線查獲上情。因認被告刑法第33 9條之4第1項第3款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等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再按刑法第 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立，須行為人主觀上有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所有之意圖，客觀上係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若行為人無不法所有之意圖，或未使用詐術，自難以詐欺罪責相繩。末按債務人事後不能如期履行債務者，或債務當事人間，若有未依債務本旨履行給付之情形，原因非一，其因不可歸責之事由致無法給付，甚至債之關係成立後，始惡意遲延給付，皆有可能，非必出於自始無意給付之詐欺罪一端，故別無積極證據之情形，自難單以被告單純債務不履行之狀態，即推定被告自始即有不法所有之意圖而施用詐術。又債務人於債之關係成立後，如有債務不履行之情形，在一般社會經驗上其可能之原因甚多，縱令出於惡意而有遲延給付或不為給付之情事，苟無足以證明其在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即故意藉此從事財產犯罪之積極證據，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之規定，仍不得僅以其有債信違反之客觀事態，遽行推定債務人即有詐欺取財之犯意，而論以詐欺罪責（臺灣高等法院8 7年度上訴字第855號、87年度上易字第270號、87年度上易字第865號刑事判決可資參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李佳華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之供稱有以暱稱「項羽」在臉書社群網站刊登售物廣告，並販賣冰箱、洗衣機等物，並有收受告訴人所支付購買冰箱之定金2000元，然未交付告訴人冰箱及退還告訴人定金等情，為其主要論據。然訊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辯稱：我承認我有收到告訴人的定金，告訴人也有來店裡看過冰箱，我也確實有賣冰箱，只是因為賣的東西太多，我也忘記，加上 110年間因為我的店遭竊，而當時我聯絡的手機跟金融帳戶都是跟項○怡借的，我還給項○怡後，就無法跟告訴人聯絡，我不是故意要騙告訴人，也不是不回告訴人電話的等語。　四、經查： (一)被告有以網際網路刊登販賣商品資料，並收受告訴人所交付之定金2000元，惟未交付物品或退還定金予告訴人之客觀事實：　　被告有以暱稱「項羽」在臉書社群網站刊登售物廣告，並販賣冰箱、洗衣機等物，告訴人瀏覽廣告後以臉書之messenge r與被告聯絡購買事宜，雙方有互相聯絡留下對話紀錄，告訴人遂依被告之要求匯入定金2000元至項○君之花蓮○○郵局帳戶內，並由項○怡提領後交由被告收受，告訴人因未收到冰箱，亦未收到被告應退還之定金2000元，故前往警局報案等情，此為被告所不否認，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新警刑字第1110006132號警卷第11頁至第15 頁），並有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仁里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被告與告訴人對話紀錄、項○怡花蓮○○郵局帳戶基本資料、帳戶交易明細表（新警刑字第1110006132號警卷第19頁至第 21頁、第29頁至第61頁）等證據在卷可資佐證，上情應堪憑認為真。 (二)被告主觀上有無詐欺之犯意：　　訊據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具結證稱：我有看到對方有刊登賣電器的廣告，並有點一下商品，就出現「請問此商品還有存貨嗎？」的罐頭訊息，我就是依據右上角我所看到那個冰箱的照片來問的，我覺得我還可以，我滿喜歡的，所以我就支付2000元定金給對方，後來我有要求對方要送貨，對方都一直推託沒送貨，之後我就跟對方說我自己開車去載，對方給我一個花蓮縣○○市○○街000號地址。我去現場的時候一樓是房仲，我有看到一樓剛好有放有一台大冰箱，冰箱是放在旁邊出租套房的一樓樓梯門口，當時在現場我沒有遇到被告。後來我覺得冰箱太大台，所以我跟對方說我不買了，要換一台比較小的，後來我有再跟對方聯絡，但後來對方就都沒有回訊息了，我有打對方提供給我的那個電話，有通但是沒有人接，三天後我就去報警等語（本院卷第117頁至第126頁）。另依告訴人與被告之對話紀錄：「（告訴人）我過去載不用等他們」；「（被告即暱稱「項羽」）福建街145號」、「在一樓了」；「（告訴人）好」；「（被告即暱稱「項羽」）騎樓下」；「（告訴人）冰箱好大台」、「太大台了啦」、「我看我還是買洗衣機好了」等文字（新警刑字第1110 006132號警卷第39頁至第41頁）。是依上開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及雙方之對話紀錄，告訴人確有依被告所提供之地址前往查看並載運其向被告所購買之冰箱，現場確實有一台冰箱，只是因為尺寸大小與告訴人之需求不符，告訴人遂未將放置之冰箱運走等情應堪確認。是被告確實有提供實物冰箱供告訴人選購，然雙方係因以網際網路商談商品規格，對於實物之認知難免有誤差出入而導致被告所販售之商品與告訴人之需求不符，因而使得買賣無法成立之情，自難據此買賣不成立，即遽此推論被告在臉書社群網站刊登售物廣告之初，即具有不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之主觀犯意。易言之，被告是否如起訴書所載「自始即無履約之真意」，容屬有疑。至被告未退還告訴人2000元之定金及事後失去聯絡一事，不能排除被告所辯係其因行動電話門號及金融帳戶係向項○怡商借使用，項○君向被告索討後，被告即無法再聯絡告訴人等情之抗辯為真，故亦難以上情遽此論斷被告有詐欺之主觀犯意。故而，依罪疑唯輕，有疑唯有利於被告之刑事訴訟法原則，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三)綜上所述，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加重詐欺取財罪嫌，然被告於於締約之初是否即具有詐欺取財之主觀犯意、被告有無施用詐術行為以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匯款等方面，檢察官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說服本院形成有罪之心證。揆諸前揭說明，本件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四)至起訴書認被告亦涉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等語。惟查，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有第二條各款所列之洗錢行為...」；另依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係以掩飾、隱匿、收受、持有或使用等方式來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之「犯罪所得」為必要，其需以「犯罪」成立為前提，而本院認被告之行為尚無法達到有罪之心證，而不構成犯罪，既無犯罪，即與洗錢防制法第2條所規範之構成要件未符，自無論以被告違反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立中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韓茂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檢察官得上訴，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怡玉

2025-02-27

HLHM-113-上訴-133-2025022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妨害公務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2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羅浩宸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公務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 年度易字第196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11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羅浩宸（下稱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如附件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5條第1、2款部分：　　被告於民國112年11月23日準備程序供稱：我有問過馬志祥，他說手指虎是他放的，我出門時包包内並沒有手指虎，而且我不知道我的包包有被放手指虎等情，已與證人馬志祥證述其放手指虎在被告包包是1個月前的事之内容，顯然不一致，原審卻未敘明此部分何以不足作為彈劾證人馬志祥之證述，判決理由已顯有不備。再者，原審採憑證人馬志祥之證述，則扣案手指虎既已放置在被告所有之包包内長達一個月，且該包包内尚有被告之錢包等須隨時使用之物品，此業據原審勘驗時所見明確，被告自承出門時有觀看包包，僅辯稱包包内並無手指虎，則依據經驗法則，被告焉有不知而無持有、攜帶意思之理？原審均未予審究並說明有何不可採之理由，判決自有未載理由之違背法令之處。　㈡刑法第135條第1項妨害公務罪嫌部分：　　當時警員林偉恆係因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遭檢舉怠速、排氣聲響過大、妨礙周邊住戶安寧始前往盤查，而盤查時復見駕駛座上之人為少年馬志祥，嗣經被告到場表示馬志祥為自己親弟弟，警員依照警權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1款、第3款、第8條之規定，自屬合法盤查，且斯時被告回覆自己姓名後，便逕自走進車輛、持續進入駕駛座，當時顯未完成盤查程序，警員林偉恆當時已不斷告知「等一下」、「你要幹嘛」等詞，且被告欲進入駕駛座時，警員林偉恆左手放置在駕駛座車門頂部，係在被告視線正前方，被告當無不知之理，況且當時警員不斷制止被告離開，要求被告「等一下」，被告卻在明知警員在其周圍，仍上半身猛後退，並用力關上車門，已顯屬強暴行為，且對於其強暴行為可能造成對警員肢體之碰撞或傷害，亦不違反其本意，自屬妨害公務甚明。原審未審究當時警員與被告相對位置，及被告乃係猛然後退，主觀上已屬衝撞警員之強暴行為，且其係用力關上車門，並發出大力關門聲，益徵其主觀上係出於妨害公務之犯意，原審判決理由實與經驗法則有所違背。　㈢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依法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確實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此程度而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本諸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又檢察官負有對於控訴被告犯罪事實證明責任，自包括提出證據及使審理事實之法院相信被告有犯罪事實心證之實質責任，且其舉證方法必須使法院無合理之懷疑，始得認定被告有罪。再因刑事訴訟法既規定被告有緘默權，被告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既無供述之義務，亦無真實陳述之義務，同時亦不負自證清白之責任，縱使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辯解不能成立，或其陳述先後矛盾不一，除非有確實證據足以證明對於被告犯罪已無合理之懷疑外，不能僅被告不能自證無罪或所供先後有異即遽為其有罪之認定。　㈡夜間在公共場所非法攜帶刀械部分：　　　　⑴警員林偉恆搜到手指虎時，有問被告：是不是不知道手指虎是誰的，被告未做回答（或錄音沒錄到），又問：如果在包包搜到的呢？被告稱：我不知道，在車上搜到的，就不是我啊等情，業經原審當庭勘驗警員隨身密錄器影像光碟（下稱系爭光碟）屬實，製有勘驗筆錄附卷可稽（原審卷第247頁）。　⑵證人林偉恆於原審結證稱：我在警局有跟馬志祥對話，但對話內容忘記了，在車上扣到手指虎時，我有問被告是不是他的，被告說不是他所有，被告的包包裡面有很多東西，並非一打開包包就明確地看到手指虎，必須翻找裡面才看到，等情，業據證人林偉恆於原審結證明確（原審卷第207-210頁）。　⑶警方採自扣案手指虎之棉棒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經該局萃取棉棒之DNA檢測，人類DNA定量結果量微，因未檢出足資比對結果，無法與被告比對，有該局113年4月26 日刑生字第1136048950號鑑定書在卷可參（原審卷第157頁），是無法證明被告曾持有扣案手指虎。　⑷原判決理由中已詳予說明認定證人馬志祥所為扣案手指虎為其整理車子時放入被告包包之證述可採之理由（原判決第4- 5頁），核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無違。　⑸被告於原審供稱：放置手指虎的包包平時只用來做汽車買賣資料的放置，沒有什麼使用，裡面的皮夾沒有用，因容量有限，只放一些證件等語（原審卷第330-331頁）；其於本院供稱：基本上我不太用包包內之皮夾，我要用之現金及提款卡會隨身放在口袋，不會放在皮夾，這是我個人之使用習慣等語（本院卷第74-75頁）。佐以該包包內有很多東西，並非一打開包包就可看到手指虎，已如上述，被告於案發當天縱有打開包包觀看，如未刻意仔細翻看包包內所有物品而未看到手指虎，亦符合常情。更何況，在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犯罪時，被告所辯即使不實，亦不能因此遽為其有罪之認定。　㈢妨害公務部分：　　⑴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以行為人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脅迫，即屬當之。所稱「強暴」，係指一切有形力即物理力之行使而言，不問其係對人或對物，凡以公務員為目標，而對物或對他人施暴力，其結果影響及於公務員之執行職務者，即屬之（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608號、84年度台非字第333號判決意旨參照）。易言之，其所稱「強暴」，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對於公務員施強暴而妨害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之故意，而以公務員為目標，對物或他人實施一切有形物理暴力，致生積極妨害公務員職務執行者，始克當之。以吾人面對公務員依法執行逮捕職務為例，因抗拒被捕而有肢體動作並致公務員成傷，是否該當強暴妨害公務執行、甚或更重之傷害罪構成要件，須視整體客觀情狀而定，非可一概而論，尤不得謂一有任何肢體舉動致令執行逮捕職務之公務員身體受傷，即必成立強暴妨害公務執行、甚或傷害罪名，此殊非刑法強暴妨害公務執行及傷害罪等規範之立法本旨。　⑵被告向證人林偉恆即警員告以姓名後，即俯身以右手伸進駕駛座內，證人林偉恆見狀，便以左手抓住原已開啓到底之主駕駛座車門頂部，並站立在被告背後，出現關門聲時，證人林偉恆之左手改置於被告左肩，此經原審當庭勘驗系爭光碟屬實，製有勘驗筆錄及截圖附卷可稽（原審卷第241、251頁）。且證人林偉恆於原審結證稱：被告關車門時，當下應該是不知道我的手放在車門上，他應該不是故意的，因後來被告與我回派出所時，被告有跟我說他那時根本沒有看到我的手放在車門上面等語（原審卷第208頁）。　⑶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警員林偉恆左手放置在駕駛座車門頂部，係在被告視線正前方，被告當無不知之理，被告仍用力關上車門，因認被告有妨害公務之故意，惟上訴意旨所指顯與上開勘驗結果及證人林偉恆之證述不符，且檢察官上訴後並未提出此部分之證據供本院調查，尚難逕以被告關車門致警員手部受傷之客觀事實，遽為被告主觀上有妨害公務故意之認定。四、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提出之各項證據，尚無法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涉有夜間在公共場所非法攜帶刀械及妨害公務之犯行，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因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逕為相異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上開犯行，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葉柏岳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提起上訴，檢察官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林慧英　　　　　　　　　　　　　　　法　官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有信附件：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96號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羅浩宸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1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羅浩宸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羅浩宸明知道手指虎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所列管的刀械，未經過主管機關的許可，不得於夜間在公共場所持有，竟基於夜間在公共場所持有具有刀械的犯意，於民國112年2月5日1時許之夜間時段，將長約11公分、寬約6.5公分，由金屬製成，中間有4孔能讓手指套入的手指虎1只(編號：0000000-0號)藏放在其所有停放在花蓮縣○○市○○路00號前面公共場所的車牌號碼000-00 00號自用小客車後座的包包內，而非法持有上述的刀械手指虎。另被告於同日1時9分到1時41分許，搭乘上開車輛在上述地點被檢舉車輛噪音過大，接獲通報的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軒轅派出所巡邏警員即被害人林偉恆穿著制服到場，被告嗆警員即被害人說沒有搜索票後，竟基於妨害公務之犯意，在公務員即警員被害人依法執行職務時，用力關上車門夾到被害人而實施強暴行為，導致被害人受到左手腕擦挫傷的傷害（傷害的部分，未據告訴），警察以妨害公務的現行犯逮捕被告後實施附帶搜索，在上述車輛後面被告的包包裡面，扣押了上述的手指虎1只。因認被告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5條第1、2款於夜間在公共場所非法攜帶刀械罪嫌、刑法第135條第1項妨害公務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換言之，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94年度台上字第3326 號判決理由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羅浩宸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警員職務報告、警員值勤密錄器影像、截圖相片以及對話譯文、扣押之手指虎以及手指虎特寫相片、花蓮縣警察局刀械鑑驗登記表、花蓮縣警察局112年2月16日花警保安字第1120008761A號函文、花蓮醫院診斷證明書等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羅浩宸固坦承有如起訴書所載之時間與馬志祥在花蓮縣○○市○○路00號遭警員盤查之事實，惟堅辭否認有何攜帶手指虎刀械及妨害公務等犯行，辯稱：扣案的手指虎不是我的，是別人的，我完全不知到手指虎長怎樣。我有問過馬志祥，他說是他放的。我出門時包包內並沒有手指虎，而且我不知道我的包包內有被放手指虎。至於妨害公務部分，我否認犯罪，我在警局有問警察是那隻手受傷，他說是右手，但是驗完傷之後卻是左手。當時警察來盤查的時候說我的車子有被人家檢舉有迨速，警察懷疑說我車上有毒品，並有毒品的的味道，當時馬志祥是站在車門旁，車門是打開的，我就過去聞，但沒有聞到味道，馬志祥跟我說他真的沒有毒品，所以我要把車門帶上，警察當時是站在我後面，後來就發生警察說我夾到他的手，就說我涉嫌妨礙公務，我關車門時沒有注意到警員的手扶在車門框上，因為警員站在我的右後方（本院卷第121頁至第123頁；偵卷第43頁）等語。五、經查： (一)被告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5條第1、2款於夜間在公共場所非法攜帶刀械罪嫌部分：　1.警員林偉恆盤查被告車輛時，在被告放在車上包包內扣得手指虎1只之事實：　　警員林偉恆因接獲民眾檢舉在花蓮縣○○市○○路00號前有汽車怠速，車輛排氣聲響過大妨害周遭住戶安寧而前往查處，此有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軒轅派出所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93頁）。而警員林偉恆等人盤查過程中與被告發生爭執並互相推擠拉扯，警員林偉恆以妨害公務之現行犯予以逮捕並附帶搜索車上物品，在車上被告之包包內取出手指虎1只等情，有警員林偉恆之職務報告、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密錄器影擷取照片、現場採證照片、本院勘驗筆錄等證據在卷可參（警卷第3頁、第25頁至第35頁、第37頁至第45頁、第53頁；本院卷第241頁至第307頁），是從被告放在車上之包包內取出並扣得手指虎1只之事實應堪憑認。　2.該扣案之手指虎經送鑑驗，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定義「管制刀械」之事實：　　扣案之手指虎1只經送花蓮縣警察局鑑驗，鑑驗結果認扣案之手指虎1只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之「管制刀械」等情，此有花蓮縣警察局112年2月16日花警保安字第1120008761A號函檢附花蓮縣警察局刀械鑑驗登記表（偵卷第53頁至第57頁）附卷可佐，扣案之手指虎1只為「管制刀械」應堪憑認。　3.卷內有無相關證據證明被告未經許可持有並攜帶「管制刀械」即扣案之手指虎：　⑴經本院依檢察官聲請將扣案之手指虎1只與被告之DNA及指紋進行比對，經鑑驗後，未檢出足資比對之結果，無法與存檔對象即被告相比對等情，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 年4月26日刑生字第1136048950號鑑定書在卷可參，是扣案之手指虎，尚無生物跡證等證據資料足資證明被告曾持有。　⑵訊據證人即在場人馬志祥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在包包裡面的手指虎是我的，我會把手指虎放在包包內是因為在整理前車主東西的時候，找到這把手指虎，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我順手把手指虎放到包包裡面，後來就一直忘記拿，事發當天警察問我說，搜到東西，是不是你的？我說刀是我的，我忘記有手指虎這個東西，然後警察跟我說你不要屁了，也就是說警察覺得我騙他，警察認為刀跟手指虎東西明明是被告的，不是我的，但是我跟警察講說那是我的，警察就一直針對被告，把東西一直往被告身上推，以為這個東西都是被告的，後來我就馬上就出來了（離開派出所）等語（本院卷第211頁至第213頁）。另訊據證人即警員林偉恆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我一開始在附帶搜索車子的時候，當時馬志祥就不在我旁邊，我回去的時候馬志祥已經在派出所裡面，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被帶回去的，我也沒有問他東西是不是他的，就在後端的時候，馬志祥早就被我同事帶回去派出所了，我根本沒有機會問他東西是誰的。至於花蓮縣警察局勸導少年登記表是我同事先把馬志祥帶回去警察局的時候，印下來給他寫的。我在警察局有跟馬志祥對到話，但說話的內容我不清楚，忘記了。對於在警局時馬志祥是否有跟我說刀子跟手指虎是他的？或者我有沒有問他刀子跟手指虎是他的？等事，我忘記了，我真的沒有印象等語（本院卷第206頁至第210頁）。是證人馬志祥自承扣案之手指虎係其整理車子時發現並將該手指虎放在被告包包內，並將此事告訴警員，惟警員並不採信等情，業據證人馬志祥證述綦詳，且尚無其他人證或物證用以彈劾證人馬志祥之上開證述為非，且證人馬志祥之上開證述，尚無明顯重大瑕疵而與常情相悖之情事，是本院認證人馬志祥之證述得採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4.綜上，本案被告自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均堅詞否認扣案之手指虎係其所有或所持有，而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除扣案之手指虎係自被告包包搜索扣押而取出外，尚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該扣案之手指虎確係被告所有或持有；另依證人馬志祥之證述，該扣案之手指虎非被告所有或所持有等情，已如上述，依罪疑唯輕，有疑唯有利於被告之刑事訴訟法原則，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從而，本案本院認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另檢察官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於夜間在公共場所非法攜帶刀械罪嫌之部分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二)被告涉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妨害公務罪嫌部分：　1.本院勘驗警員林偉恆盤查被告之經過：　　警員林偉恆因接獲民眾陳情，在花蓮縣○○市○○路00號前有汽車怠速，車輛排氣聲響過大而有妨害周遭住戶安寧之情形前往查處，已如前述，警員林偉恆等人前往現場時發現車牌號碼000-0000之白色自小客車駕駛座上之馬志祥，馬志祥稱在車內怠速充電、等人，之後馬志祥聯絡被告到場，警員林偉恆與被告對於是否可查看車內情狀，有在上開車輛駕駛座前互有推擠、開關駕駛座車門之情事，經本院勘驗警員隨身密錄器影像過程如下：被告持續進入車輛駕駛座內，警員林偉恆不斷告知被告「等一下」、「你要幹嘛」，被告欲直立身體退出該車時，該車車門已呈現快關閉狀態，警員林偉恆仍持續以其左手抓住駕駛座車門頂部，另站於該車左後車門位置之警員甲，亦上前詢問被告為何如此緊張，並上前靠近被告。警員甲及警員林偉恆均阻擋在被告胸前，欲阻止被告關閉車門及再繼續靠近該車。警員林偉恆在被告後背處，左手持續抓住駕駛座車門頂部，被告突然上半身猛後退，同時發出大力關門聲，警員林偉恆左手則改至被告左肩位置。因被告身形往後，導致密錄器畫面被遮蔽。待密錄器恢復畫面時，該車駕駛座車門已呈現關閉狀態，警員林偉恆及被告之左手分別扶於該車駕駛座車門及B柱上方車頂上。被告遭員警林偉恆等人制止行動。警員林偉恆要求被告打開車門，被告不斷拒絕，過程中被告突然脫去上衣，露出上身大面積刺青，表示自己身上沒東西。警員林偉恆詢問被告為何要關門，並表示被告關門時，有夾到自己的手。警員林偉恆要求被告打開車門，被告不斷拒絕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01頁、第241頁、第243頁）。是警員林偉恆係因與被告在是否要開、關駕駛座車門間發生推擠爭執，警員林偉恆之後向被告表示在開關車門間有夾到他的手，並前往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驗傷，顯現其左側手腕受有擦傷、挫傷等身體傷害，有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　2.證人即警員林偉恆於本院作證陳述當時情形　　訊據證人即警員林偉恆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檢察官問）之後你們的處理情形是什麼？」、「（證人林偉恆答）因為馬志祥未成年，我先請駕駛馬志祥先下車，馬志祥下車的時候就聞到，不曉得他身上還是車上有毒品K他命的味道，然後馬志祥打電話叫車主羅浩宸到現場，羅浩宸從旁邊的按摩店走出來，當時因為我有聞到毒品K他命的味道，所以我就先請馬志祥不要關門，羅浩宸從按摩店走出來，當時我的左手放在駕駛座車門上面，羅浩宸可能沒有注意，他就把車門關上去，我的手就被夾到。」；「（審判長問）你的手確實有被羅浩宸因關車門的時候夾到嗎？」、「（證人林偉恆答）有，左手。」；「（審判長問）請回憶當時手被夾到過程，並說明。」、「（證人林偉恆答）羅浩宸從按摩店走出來，我正在查證身份，還在對話中，他就走過去駕駛座，然後關車門，當時我左手就在駕駛座門框上面，他將「官」（應為關）車門，所以我的手就被夾到。」；「（審判長問）羅浩宸是否知道你的手放在他的車門上面？」、「（證人林偉恆答）他應該不是故意的，因為後面他跟我回到派出所的時候，他跟我講說，他那時候根本沒有看到我的手在車門上面。」；「（審判長問）所以羅浩宸關車門的時候，不知道你的手放在車門上？」、「（證人林偉恆答）當下應該是不知道。」（本院卷第203頁至第208頁）。是依證人林偉恆之證述，被告關車門時，當下並不知悉證人即警員林偉恆之手放在車門上，進而關上車門導致警員林偉恆手受有擦傷及挫傷等情應堪憑認。　3.是否構成妨害公務之判斷：　⑴按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所稱「強暴」，係意圖妨害公務員職務之依法執行，而以公務員為目標，對物或他人實施一切有形物理暴力，致產生積極妨害公務員職務執行者始克當之，並非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人民一有任何肢體舉止，均構成以強暴妨害公務執行，且刑法第135條第1項所定強暴妨害公務罪，目的在貫徹國家意志及保護國家法益，行為人主觀上不僅須有妨害公務之故意，客觀上亦有積極、直接施加強暴或脅迫之行為，致對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之行為造成阻礙，方足當之。是以，所謂施強暴之行為，係指對於公務員之身體直接實施暴力，或以公務員為目標，而對物或對他人施加積極之不法腕力，倘僅係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以顯然不當之言詞或行動相加，尚未達強暴脅迫之程度，或僅是以消極之不作為、或在公務員執行職務時不予配合、閃躲或在壓制之過程中扭動、掙脫之單純肢體行為，並未有其他積極、直接針對公務員為攻擊之行為，致妨害公務員職務之執行，尚難認被告有上開各行為之狀態，逕謂符合前揭法條所指「強暴」或「脅迫」之概念。　⑵經查，經本院勘驗警員林偉恆之密錄器影像及證人即警員林偉恆之證述，被告僅係不配合警員林偉恆要被告將車門打開之要求，雙方互相就是否打開車門互相推擠，過程中被告並無其他積極、直接針對警員林偉恆為攻擊之行為，僅因一時未能察覺警員林偉恆之手放在車門上，率而將車門關上時，導致警員林偉恆之受傷，上情足徵被告在主觀上尚無妨害公務之故意，客觀上亦無積極、直接施加強暴之行為，故而被告上開舉動與前揭法條所指「強暴」或「脅迫」之概念有別，此與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之構成要件尚屬有間，要難以該罪責相繩。　4.綜上，檢察官起訴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本院對被告構成刑法第135條第1項妨害公務罪之有罪證明，亦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六、綜上所述，就公訴意旨所稱被告涉有之上開犯行，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難認已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是依無罪推定及有疑唯利被告之原則，本院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則依前揭規定及說明，即均應為無罪之諭知，以示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葉柏岳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韓茂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怡玉

2025-02-27

HLHM-114-上易-2-20250227-1

原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交上易字第14號上訴人即被告李鈺欣選任辯護人陳家偉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原交易字第6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42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李鈺欣緩刑貳年。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之說明：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上訴人即被告李鈺欣(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明白表示僅就「量刑」提起上訴，並撤回量刑以外之上訴（本院卷第61、62、65至66頁)，依據上開條文規定，本院審判範圍僅及於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原審未及審酌，請從輕量刑，並為緩刑宣告等語。三、上訴之判斷：　　刑之量定，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原判決已敘明依刑法第57條規定，具體審酌被告之過失情節、過失比例、告訴人所受傷害，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民事和解或調解，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暨審酌被告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併考量被告於本院審判程序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無犯罪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4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本院認原審已斟酌被告有自首，且依刑法第57條各款妥適行使裁量權而為量刑，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或者有罪刑顯不相當之有失均衡情事。至於被告於上訴後本院審理期間，與告訴人達成以新臺幣（下同）3萬元和解，並當場給付完畢，此有調解筆錄在卷可證（本院卷第83至84頁），然因原審量刑已屬於較低度量刑，本院認和解賠償不致影響原審量刑，但可以作為緩刑之考量被告之認定，故被告上訴主張從輕量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緩刑之說明：　㈠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　㈡被告前並無任何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1份在卷可佐。其因過失，致罹刑典，且於本院審理時與告　　訴人成立調解，並已給付賠償金，告訴人亦同意本院給予被　　告緩刑之宣告，有調解筆錄附卷可稽（本院卷第83至84頁) 　　，堪認被告已積極彌補損害，並得到告訴人之原諒；復念及　　刑事法律制裁本即屬最後手段性，信其經此偵審及科刑教訓　　，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五、關於一造缺席判決部分：　㈠按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　㈡查本案被告李鈺欣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本院卷　　第69、87、89頁），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作成本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陳妍萩提起公訴、檢察官尤開民移送併辦，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徐文彬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025-02-27

HLHM-113-原交上易-14-2025022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70號上訴人即被告葉宏銘選任辯護人邱一偉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65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30號），提起一部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各處有期徒刑貳年捌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拾壹月。　　事實及理由一、上訴人即被告葉宏銘（下稱被告）於本院中已明示僅就量刑一部提起上訴，並撤回除量刑以外之上訴，此有刑事一部撤回上訴狀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5頁、第141頁至第142頁），則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及其修法理由，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關於被告刑之部分，並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量刑妥適與否之基礎。其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證據、理由、論罪（含罪名、罪數）、沒收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該等部分均如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二、被告上訴及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深感悔悟，其本案僅交易2次，且交易對象均為同1人、交易金額各僅新臺幣（下同）500元，交易數量亦各僅1小包，屬於毒品下游吸食者間之互通有無，原判決雖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然本罪之法定刑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上，即使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其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而有情輕法重、顯可憫恕之情，原判決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應有未當。爰請求撤銷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三、上訴理由之論斷（刑之減輕事由）：　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部分：　　被告就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2次犯行，於偵查中及原審、本院審理時均自白認罪，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　　　　㈡刑法第59條之部分：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恕」，係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增訂，其立法意旨在使製造、販賣或運輸毒品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鼓勵被告自白認罪，開啟其自新之路，採行寬厚之刑事政策，當無排除刑法第59條規定同時適用之理。再者，販賣毒品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大盤毒梟者，亦有中、小盤之分，甚或僅止於吸毒者友儕間為求互通有無，其販賣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相同，不可謂不重。倘依其情狀處以相當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資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78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同法第57條所列舉10 款事由之審酌（最高法院70年度第6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從而，本院審酌被告本案所為2次販賣第二級毒品予李○ 琪之犯行，雖戕害國民健康，助長施用毒品惡習，其行可議，但本案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之對象僅有1人，交易次數為2 次，時間相隔僅1月，販賣數量各為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及交易金額均僅500元，尚屬微量，足見被告本案販賣毒品之惡性與犯罪情節核與大量走私進口或大量販賣毒品之所謂「大盤」、「中盤」毒販有重大差異，論其情節，惡性尚非重大不赦，考量被告自警詢時起即承認犯行，深表悔意，且其本案所為犯行，若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所規定之法定本刑，經依同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須科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實屬情輕法重，在客觀上應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尚有堪資憫恕之處，本院認其所為如原判決所示2次犯行，依其情狀處以相當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爰就被告所為如原判決所示 2次犯行，均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均酌量減輕其刑，並均依刑法第70條之規定，均遞減其刑。四、撤銷改判及量刑審酌部分：　　　㈠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綜合被告本案犯罪情狀及整體犯後態度，就被告所為如原判決所示2次犯行，應認均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原審未予適用而為科刑，尚有未洽。從而，被告上訴以原審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就其本案犯行減輕其刑，而指摘原審所為之量刑過重，就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之年，販賣第二級毒品予他人，危害國民身心健康，影響社會風氣，並致難以杜絕毒品買賣交易之風，所為固應非難。惟念其自查獲時起始終坦承犯行，深表悔意，犯後態度良好，兼衡其犯罪目的、手段、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之次數、數量、交易金額均屬輕微，及其於原審審理時自述因李○琪乃其同事，本有在吸毒，才撥一些甲基安非他命與其之吸毒者間互通有無犯罪動機；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見原審卷第166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又本院考量被告本案所犯2罪，犯罪時間緊密於1 個月內所為，且均為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李 ○琪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罪名、態樣、手段、所侵害法益大致相同，其透過各罪所顯示之人格面亦無不同，於併合處罰時之責任非難重複程度高，且被告犯後始終自白犯行，坦然面對法律制裁，尚無明顯之反社會人格，並考量日後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爰就被告所犯2罪，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蕭百麟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5號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葉宏銘選任辯護人　蔡文欽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18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葉宏銘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伍年貳月。未扣案之手機壹支及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肆月。　　事　實葉宏銘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定之第二級毒品，未經許可，不得販賣，竟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一、於民國112年9月28日上午11時40分許，在位於花蓮縣○○鄉○○ 路0段000號花蓮市○○市場附近，以新臺幣（下同）500元之價格，販賣重量不詳之甲基安非他命予李○琪。二、於112年10月31日晚間8時至9時許，在前開花蓮市○○市場附近，以500元之價格，販賣0.2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予李○琪。　　理　由壹、程序部分：　　本院以下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經當事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75至76頁)，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證據及證明力明顯過低等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關聯，作為證據充足全案事實之認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得為證據。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葉宏銘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警卷第4至5頁，偵卷第59至62頁，本院卷第163頁），核與證人李○琪於警詢及偵訊之陳、證述大致相符(警卷第15至18-2頁，偵卷第67至68頁)，並有被告( 即暱稱「國王」)與證人間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在卷可證(警卷第19至21、25至35頁)，足認被告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又依一般民眾普遍認知，毒品價格非低、取得不易，且毒品之非法交易，向為政府查禁森嚴且重罰不寬貸，衡情倘非有利可圖，絕無平白甘冒被嚴查重罰高度風險之理。從而，舉凡有償交易，除足反證其確另基於某種非圖利本意之關係外，通常尚難因無法查悉其買進、賣出之差價，而推諉無營利之意思，或阻卻販賣犯行之追訴。故凡為販賣之不法行為者，其販入之價格必較售出之價格低廉，而有從中賺取買賣差價牟利之意圖及事實，應屬符合論理法則而不違背社會通常經驗之合理判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81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於偵訊中供稱：我跟證人是同事，本來是免費請她吃，後來她跟我說買，我才多收一點錢賣給她等語（偵卷第62頁），復於本院供稱：偵訊中講的是實在的，我就多收證人1、200元等語 (本院卷第164頁)，是被告明顯以買低賣高賺取差價之方式為本案犯行，足認被告確係基於營利意圖而為販賣毒品犯行無疑。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一)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稱之第二級毒品，是核被告本案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2罪。被告所犯上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且時間可明確區隔，應分論併罰；而被告販賣前持有毒品之低度行為，則應為其持以賣出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刑之加重事由：　　　公訴意旨固以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聲字第59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確定，並於111年 1月17日執行完畢，被告於受上開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構成累犯，請本院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語。惟查，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為施用毒品案件，且前無因販賣毒品而遭法院判刑之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至39頁)，是檢察官認為構成累犯之罪與本案所為販賣毒品之犯罪類型不同，罪質相異，侵害之法益程度亦不相同，犯罪手段顯屬有別，尚難據此逕認被告對於本案有何特別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況，是本院審酌累犯規定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綜合斟酌各項情狀，爰不予加重其最低本刑，而將被告之該等前案紀錄列入刑法第57條第5 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量刑審酌事由，附此敘明。　(三)刑之減輕事由：　　　1.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同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被告於偵查階段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不諱，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2.又辯護人請求函查被告供出毒品來源後之偵辦情形，經本院函詢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下稱花蓮分局)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下稱花檢)，花蓮分局函覆稱：被告於警詢中稱毒品係向LINE暱稱「罡至尊」及劉○裕購買，惟被告無法提供「罡至尊」之真實身分，故警方僅就劉 ○裕部分追查並移送花檢等語(本院卷第151至155頁)；花檢則函覆稱：劉○裕係因警方實施通訊監察而查獲，業提起公訴等語(本院卷第115頁)，可知被告所供出之毒品來源中，「罡至尊」部分並未查獲，劉○裕部分則非因被告所查獲。況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我確實有跟劉 ○裕交易過毒品，但我交給證人的是跟「罡至尊」買的，當時警察說「罡至尊」追蹤不到，才叫我指劉○裕等語(偵卷第61至62頁)，是本案被告之毒品來源應僅為「罡至尊」，且既從未查獲「罡至尊」之真實身分，自難認因被告供出毒品來源為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尚無從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3.又辯護人為被告辯稱：被告並非販毒予不特定多數人之大毒梟，而僅屬吸毒者之間互通有無之情形，販毒之對象僅1人且數量金額甚微，應有刑法第59條之減刑規定適用等語，惟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者，應優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方得為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31號判決意旨參照），然被告本案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已適用前揭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減輕其刑，且被告本案犯行亦非迫於生活或逼不得已，而係在明知販毒行為於我國將受嚴厲處罰之情形下仍率而為之，於客觀上並無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苛、情輕法重之情，尚難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求私利，竟無視法律之嚴格禁令，而為本案販賣毒品犯行，戕害他人身心健康，自應予非難；且其前有多次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洗錢防制法之前科，素行難謂良好，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8至38頁)，另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以及其本案販賣毒品之數量、金額不高等犯罪所生危害；暨其於本院自陳因與證人是同事，也有在吸毒就撥一些給她等之犯罪動機(本院卷第165頁 )，及為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曾從事送瓦斯和汽車美容、無人須扶養、家庭經濟狀況不太好（本院卷第166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復考量被告各次犯行性質相同、販賣予同1人、犯罪時間相近等情，就本案整體犯罪之非難評價予以綜合判斷，依刑法第51條第5款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以示懲儆。三、沒收部分：　(一)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9條、第12條、第13條或第 14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同條例第1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檢察官於起訴書請求沒收被告未扣案之手機1支，且被告本案係透過其手機以Messenger和證人聯繫販毒事宜，業據被告坦承在卷(本院卷第165頁)，是就上開未扣案之手機1支即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回歸刑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 (二)又被告就上開犯罪事實所示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犯罪所得為1,000元，雖未據扣案，然業經被告自承及證人證述在卷(偵卷第68頁，本院卷第163頁)，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 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蕭百麟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聲彥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憲　　　　　　　　　　　　　　　　　　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王龍寬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日瑩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2-27

HLHM-113-上訴-170-2025022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賭博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08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翁三才翁四海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賭博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68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47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翁三才、翁四海(以下合稱被告2人)共同意圖營利，基於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12月10日前之某日起，以被告翁三才位在花蓮縣○ ○市○○路000號之住處(下稱案發地點)為賭博場所，經營麻將賭博並提供賭具，供不特定人前往賭博財物，並以每次麻將自摸即抽取新臺幣（下同）200元之方式牟利。嗣為警於112 年5月2日8時17分許，在上址查獲，並扣得麻將3副、牌尺12 支、小骰子5顆、大骰子7顆等物。因認被告2人均涉犯刑法第268條前段及後段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等罪嫌。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再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此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參、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上開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之犯行，無非係以證人吳玫玲、王健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花蓮縣警察局○○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照片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嗣經原審判決被告2人無罪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一、證人王健智於偵查中雖就抽頭金額證述與警詢有不一致之處，但亦證稱有抽頭金、用途即是茶水錢等語；再於原審證述時，亦證稱有抽頭金，但因時間久了、曾經中風，數額不確定，應以112年9月20日警詢時證稱自摸是300元抽頭金，一將1,200元較為正確等語，雖證人王健智與吳玫玲就抽頭金數額所述稍有不一致之處，惟均證稱有抽頭金；另證人王健智於警詢、原審證稱係被告翁四海告知其該處有在打牌，且賭博的5次其中有3次均係由被告翁四海主動邀約，抽頭金若係被告翁三才在場會由被告翁三才收取，被告翁三才不在則由被告翁四海收取，且有因為無法支付賭債向被告2人借錢等情，而證人吳玫玲於原審亦證稱：王健智有曾經說「我沒帶錢」，但最後結算的時候還是有拿錢出來的情形等語，並有卷附之商業本票、證人王健智與翁三才之對話紀錄可資佐證，足證被告翁三才確實有於證人王健智無力支付賭債之際出借金錢給證人王健智，由證人王健智、吳玫玲上開證述，均明確指稱案發地點之賭博場所是由被告翁三才介紹給證人吳玫玲，被告翁四海介紹給證人王健智，並由被告翁四海邀集賭客前往，被告翁三才在場擔任場主，供賭客兌換金錢，並收取抽頭金，且在賭客無力支付賭債時，出借金錢給賭客，足證本案賭博場所係由被告2人互為分工、共同經營甚明。原審以證人王健智就抽頭金之金額前後所述不一，遽謂證人王健智所述全部不可採，忽略證人王健智就被告2人確實有收抽頭金乙事前後均為一致之證述，判決理由容有未洽之處。二、況且，證人吳玫玲於警詢亦證稱自摸的人就拿200元給内場的人，就是被告翁三才，一將打完就累積800元等情，係直至審理時，始對被告2人多所維護，強調係自願給予，何以原審逕採證人吳玫玲對於被告2人有利之證述，未說明證人吳玫玲警詢不可採之原因，亦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背法令之處。三、再者，被告翁三才一再強調自己不會打麻將，而無論係證人王健智、吳玫玲均證稱係被告2人主動介紹上址賭博場所，並由被告翁四海邀集賭客前往，若無利可圖，被告翁三才焉有介紹證人吳玫玲賭博場所，再由自己跑腿代賭客購買便當、飲料而徒勞之理？原審判決理由亦顯然與經驗法則有所不符。四、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4 4條第1項，第361條第1項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肆、訊據被告2人固均不否認有在案發地點提供麻將桌供友人打麻將，且證人吳玫玲、王健智曾至上址打麻將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之犯行，被告翁三才辯稱：我不會打麻將，他們只是在打家庭麻將，那幾天我剛好在花蓮，我在客廳看電視，打麻將的人就叫我去買便當，因為自摸他就拿200元給我，我幫他去買飯捲，之後剩下70元我有要還他，他說不用，說剩下的要給我，我只是幫忙跑腿，這能算是抽頭金嗎等語；被告翁四海辯稱：只是在家裡打牌，是他們來找我打麻將的，我們打麻將時並沒有說自摸或摸一圈後要給我多少錢，我也沒有拿到來打麻將的人給的錢等語。伍、本院判斷說明如下：　一、按犯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行為人所圖得之利益，應係以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所獲取之直接對價為限。且所謂「營利意圖」之內容，必附麗於聚眾、供給賭博場所等行為之上（例如收取租金、抽頭金等），即行為人所圖得之利益，係由「提供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之直接對價而來，方能以該罪論擬。是倘行為人藉由參與賭博之射倖行為，而非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之行為獲利，自難認其主觀上有前述「營利意圖」。至於同條後之聚眾賭博犯行，則須行為人主動聚集多眾，且該等多眾具有不特定性，可隨時增加、退出人數，始屬之。二、本件經警於112年5月2日8時17分許，持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至被告2人住處即案發地點執行搜索，扣得麻將3 副、牌尺12支、小骰子5顆、大骰子7顆、電動麻將桌1張等物品，有搜索票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佐（警卷第67至75頁），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三、本件有無營利意圖之認定：　㈠證人吳玫玲於警詢中證述：我是於111年11月聽朋友說案發地點那邊有在打牌，服務還滿親切的，我只去過2、3次而已，底是1,000元，一台是100元，自摸的人就拿200元給内場的人，就是翁三才，一將打完就累積800元，翁三才就會拿這筆錢看大家有什麼需要，買飯、香菸、飲料之類的給大家，剩的就給他們留著繳水電費，我是從他們家的大門出入，是翁四海打電話找我的等語(警卷第43頁)；於偵查中向檢察事務官陳稱：111年12月10日有在案發地點與翁四海、王健智、「小喬」打麻將；打麻將的場所是被告2人住宅；我是聽朋友說那邊有在打麻將；我於警詢有說自摸的人會給翁三才 200元等語(核交卷第10頁)，再於原審具結證述：我警詢說的朋友就是翁三才，翁三才說他們有在打牌，問我願不願意一起打，我去2次，都是翁四海打電話找我的，去2次跟我打牌的人都是翁四海、王健智，還有一個女的(下稱「小喬」) ；被告他們那邊是家庭麻將，當時我有自摸，就拿200元給他，麻煩他幫我買飲料、便當，沒有說自摸的人就要給，只有我自己要給的而已。我在警察局時說「底1,000元，一台1 00元，自摸的人要拿200元給內場，內場就是翁三才」的意思，是因為當時作筆錄時，我問派出所的警員這邊有沒有在「東錢（閩南語）」，派出所警員就問我什麼是「東錢」，我又問警員他會不會打牌，他說他不懂，我就跟派出所警員說一般去朋友家打牌都是要「東錢」，因為人家要水電費、冷氣、便當，我就跟警員這樣講，警員就說所以這是「東錢」，我說不是啦，是我自己拿200元給他買飲料、買便當的，我說這就算「東錢」，我心裡的意思是這樣。除了我自摸拿錢給被告翁三才外，我還有看過被告翁四海有拿一次200 元給被告翁三才，叫他去買香菸，其餘我沒看到王健智跟另外一個女生有因為自摸有拿錢給被告翁三才；(王健智說「抽頭是翁三才抽，自摸1次會抽300元，一將抽4次，所以抽1 ,200元」，是否屬實？)沒有這回事；我自摸就拿200元給翁三才，請他買飲便當、買飲料，剩下的零錢他是有要找給我，我都說不用，他就收下了，我去2次總共給他800元；剛開始去的時候，翁三才都在，有幫我到便利商店換零錢，也有幫我買東西等語（原審卷第87至98頁）。　㈡證人王健智於警詢證稱：翁四海用通訊軟體LINE打電話給我，找我去打麻將，我與翁四海、吳玫玲、「小喬」打麻將共 5次，總共輸了29萬多元，一開始的時候，我自己有帶現金，就支付現金給對方，之後我去打牌，因為輸比較多，現金不夠，就會跟場主翁三才借現金，讓我支付給對方，我本身輸了約5萬多元，我向翁三才借了21萬5,000元，其中1萬5,0 00元是利息錢，我有與翁三才簽立商業本票；自摸的話至少 3,400元起，胡牌的話，至少1,000元起，自摸有抽頭，由翁三才抽，一將打完之後，翁三才抽1,200元；自摸一次抽300 元，一將抽4次，所以總共抽1,200元等語(警卷第51、53、5 9、65頁）；證人王健智於偵查中向檢察事務官陳稱：自摸的話會給翁三才400元(改稱500元)；抽頭金即有人自摸給50 0元，但如果都沒人自摸，最後一圈胡的人要給500元，所以最後一圈會給4次；給500元的用途算是茶水錢等語(核交卷第16頁)。再於原審證述：去翁四海住處打過4至5次牌，每次的牌友都差不多；玩麻將時被告翁三才有抽頭；抽頭金一將差不多1,200元，自摸的人要給4次，1次300元或400原，沒有人自摸的話從北風開始，胡的人要給300元或400元。其他牌友即被告翁四海、吳玫玲、小喬自摸都有給錢；抽頭金放在桌上，由被告翁三才收走，如果被告翁三才不在就由被告翁四海代收；抽頭金和被告翁四海沒有關係；他們有買飲料，但檳榔、菸酒是我們自己買的等語（原審卷第159至171 頁）。　㈢互核上開證人吳玫玲、王健智分別於警詢、偵查、原審之證　　詞，說明如下：　⒈證人吳玫玲於警詢、偵查證稱自摸的人就拿200元給被告翁三才，一將打完就累積800元等情，於原審證述該200元是我自己要給被告翁三才等語。就上開200元或累積之800元是每個自摸之人均要給被告翁三才，或是證人吳玫玲1人所給之細節先後所述稍有不一，然對於該200元或累積之800元係為購買飲料、便當等食物供在場之人或其1人食用等節則始終證述一致，是依證人吳玫玲所述，該200元或累積之800元，既非係被告翁三才個人額外獨享之財產上利益，無從據以推論證人吳玫玲所述200元或累積之800元，即為被告翁三才意圖營利，而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所獲取之直接對價，難謂被告翁三才主觀上有藉以牟利之意圖，且證人吳玫玲所述相關款項，又與被告翁四海無關。從而，被告2人所辯其並無營利意圖等語，即非無據。　⒉另依證人王健智所證述關於抽頭金之金額，於警詢證稱：自摸的話至少有3,400元，胡牌的話至少1,000元起，自摸有抽頭，是由被告翁三才抽，一將打完被告翁三才抽1,200元等語（警卷第59、65頁）；復於偵查時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自摸的話抽頭金應該是400元，後改稱500元，也就是說有人自摸時要給抽頭金500元，如果都沒有人自摸，在最後一圈胡的人要給500元，所以一將4圈會給4次等語（核交卷第1 6頁），於原審再稱：抽頭金每次是300或400元等語，證人王健智對於抽頭金之金額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前後證述不一，若上開事實確係證人王健智親身經歷之事，其又自稱碰到證人吳玫玲藏牌詐賭及因賭資不足向被告2人借款之事，怎會連場主即被告翁三才如何收取抽頭金額之重要事項，前後陳述不一。甚且其於偵查中更證稱有抽頭金、用途即是茶水錢等語，此關係到證人王健智所稱「抽頭金」是否為參與打麻將之人要他人幫忙在外協助幫忙購買飲料、食物供渠等正常開銷使用，而非專由被告翁三才個人獨享之財產上利益之對價。何況證人王健智又因借款不還，與被告翁三才間衍生其他法律上之爭端，進而提告本案，其證詞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亦即須有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自不得僅以證人王健智之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⒊再者，上開證人吳玫玲所述「東錢」之金額，與證人王健智所述關於抽頭金之金額及其他參與打麻將之人是否亦有給抽頭金一事證述不一，且證人吳玫玲、王健智皆無人指證被告翁四海有收取其等2人及「小喬」者交付之「東錢」或抽頭金，益證被告翁四海所辯無營利意圖等語，應堪採信。　㈣綜上，證人吳玫玲所述，交付與被告翁三才之200元或累積之 800元，係為供在場之人或證人吳玫玲1人飲食使用一情，業已證述如前，而關於證人王健智所稱被告翁三才有收取「抽頭金」一事，業據被告2人否認在卷，且無從排除相關款項係供在場參與打麻將等人正常飲食使用之可能，自難以證人王健智此單一證詞逕為不利被告2人之認定。　四、本件有無聚眾賭博之認定：　　　由證人王健智、吳玫玲上開證述，雖指稱案發地點是由被告翁三才介紹給證人吳玫玲，被告翁四海介紹給證人王健智，並由被告翁四海邀集賭客前往，被告翁三才在場擔任場主等情，然不論是證人吳玫玲所述2至3次之打麻將，或證人王健智之5次打麻將，渠等均證述：是被告翁四海、吳玫玲、王健智、「小喬」在案發地點打麻將，案發地點是被告2人住宅等語，已如前述，並有被告2人戶籍資料在卷可證(警卷第 9、21頁，本院卷第33、35頁）。復觀諸現場照片，屋內僅擺放電動麻將桌1張，復僅查獲麻將3副、牌尺12支、小骰子 5顆、大骰子7顆等物，有現場查獲照片在卷可稽（警卷第85 至93頁）。本案打麻將之成員即為被告翁四海、證人吳玫玲、王健智、「小喬」等特定4人，並無他人可中途換手，或隨時增加、退出人數。現場復僅查獲麻將牌3副，電動麻將桌1張，且該處空間有限，難以容納不特定之其他多名賭客，顯見該址尚未達聚集多數人賭博財物程度，與一般經營職業賭場之情形尚屬有別。則是否得以認定被告2人有何聚眾賭博之行為或恃此營利之意圖，容有可疑。五、其餘相關說明：　　本件被告翁四海賭博財物之行為既係於其住處，而本案打麻將之成員即為被告翁四海、證人吳玫玲、王健智、「小喬」等特定4人(對於非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4條規定：「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者，處新臺幣9千元以下罰鍰。」)，又未當場查獲案發地點有何證人王健智所稱之抽頭金，自難認被告2人有何聚眾賭博或提供賭博場所之營利意圖，業如前述。至於警員在被告2人住處查獲擺放電動麻將桌1張、麻將3副、牌尺12支、小骰子5顆、大骰子7顆等物　　，至多僅能證明被告翁四海及證人吳玫玲、王健智、「小喬」有在該處把玩麻將之事實，然無從證明被告2人有何共同意圖營利聚眾賭博或意圖營利提供賭博場所之情，自難以此對被告2人以刑法第268條圖利提供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罪嫌相繩。六、綜上所述，本院綜合卷內檢察官所提出之各項事證，尚無從證明被告2人有共同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之犯意或犯行。是依前述說明，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2人有利之認定，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此業據原審判決於判決理由內均詳予論述，且並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檢察官上訴仍執陳詞，對於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仍無從使本院就此部分形成被告2人有罪之心證，且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供調查，是本件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提起上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徐文彬

2025-02-27

HLHM-113-上易-108-20250227-1

原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公共危險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交上易字第18號上訴人即被告張信福指定辯護人林武順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原交易字第42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84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上訴人即被告張信福(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明白表示僅就「量刑」提起上訴，並撤回量刑以外之上訴（本院卷第83、91至92頁)，依據上開條文規定，本院審判範圍僅及於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因家庭因素，一時失慮酒後駕車，固屬不該，惟被告患有肺腺癌末期，雖在持續治療中，仍有諸多後遺症，近期被告與妻子又遭遇詐騙事件，生活過的艱辛，目前都靠民間團體救助及政府急難救助金生活，且我妻子患有身心障礙，原審判決量刑實屬過重，請求撤銷原判決，從輕量刑等語。三、撤銷原判決科刑部分之說明及本院量刑：　㈠按量刑輕重，固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然量刑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且應受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限制，以符罪刑相當之原則，否則其判決即非適法。所稱比例原則，指行使此項職權判斷時，須符合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不得逾越此等特性之程度，用以維護其均衡；而所謂平等原則，非指齊頭之平等，應從實質上加以客觀判斷（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56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平等原則之誡命既是「對相同之條件事實，始得為相同之處理，倘條件事實有別，則應本乎正義理念，分別予以適度之處理，禁止恣意為之」，準此，其他同類案件之量刑，因量刑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而刑事罪責復具個別性，相類似案件之量刑分布查詢結果，自因個案情節不同而不能逕執為量刑之準據。然相類似案件之量刑分布卻足可供為量刑時用以檢驗個案裁量結果是否確有畸重、畸輕；如有顯著乖離，法院則應盡其說理義務，並排除裁量結果係因非理性之主觀因素所致之量刑歧異，以此濟量刑裁量之審查標準抽象、審查密度偏低之窮，並昭折服。　㈡查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下稱臺東地院)以109年度原交易字第3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確定，於民國111年12月31日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執行指揮書電子檔紀錄在卷可稽，被告於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衡酌被告曾因同罪質之酒後駕車公共危險案件經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然其卻故意再犯同罪質之罪，可認其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又觀諸被告本案犯罪情節，經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未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即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應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否則將致過苛或罪刑不相當之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 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被告除前開構成累犯之公共危險案件前科外，雖尚有多次酒後不能安全駕駛罪，前已有多次犯不能安全駕駛罪之前案紀錄(上述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其中，臺東地院前於10 8年間，以108年度原交易字第8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52毫克)、108年度原交易字第85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月(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1.33 毫克)確定，同法院以109年度聲字第151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月確定，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然就被告本次行為科處之刑度，仍應考量本案各情，並非必予逐次加重其刑度。且衡酌被告本案犯罪動機、情節( 　　騎乘機車、未肇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4毫克、未造成損害，前一日飲酒後有適度休息，因欲上教堂而騎乘機車），相較於被告距離本案最近1次之臺東地院109年度原交易字第31號判決（下稱前案）判處之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之犯罪情節（騎乘機車、無肇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1.57毫克），顯更輕微，然原審就本案卻判處有期徒刑8月，明顯偏離本院依本案情節查詢司法院建置「事實型量刑趨勢系統」之平均刑度（4.7月、4.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此有該量刑資訊系統查詢結果列印紙本附卷可參。然原審未敘明本案有何相異於一般相類案例之責任應報或預防需求之特殊情狀，而有逸脫常例刑度從重量刑必要之理由，難謂無違反實質平等、比例原則之違法。是被告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宣告刑部分予以撤銷。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酒後不開車」之觀念，為近年來學校教育、政府宣導及各類媒體廣為頻繁介紹傳達各界，佐以被告前有多次公共危險案件之前案科刑紀錄素行，顯見其明知酒後駕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具有高度危險性及違法性，為了上教堂，僅求一時便利，輕忽酒後駕車所可能造成之潛在性危險，而仍於前晚飲酒後未待體內酒精成分消退，心存僥倖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上路，所為實無足取；惟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良好，且幸未因此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員傷亡；兼衡其騎乘車輛之時間、地點、車輛種類及為警查獲時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係每公升0.40毫克，並未肇事，亦未造成他人損害等犯罪手段、情節、違反義務之程度、所生之危險，暨其於原審自述為高中肄業、目前為雜工、月收入不固定、須扶養配偶(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本院卷第15 頁)、家庭經濟狀況貧窮(原審卷第99頁)，並罹有肺腺癌第4 期併腦轉移(有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可佐，原審卷第75頁)等一切情狀，依罪刑相當原則，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今酒駕刑責嚴峻，期被告善待、珍惜身體，謹記本次致罹刑章之失，莫又復循覆車之軌，調整飲酒後之生活習慣及延長飲酒後至騎乘機車上路(應領有駕駛執照始可上路)間的間隔時距，以資警惕、切勿再犯。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尤開民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徐文彬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2025-02-27

HLHM-113-原交上易-18-2025022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妨害公務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97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秋獻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公務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 年度易字第21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王秋獻為無罪之諭知　　，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證據及理由　　（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於告訴人即警員蕭○輝值勤時，當場對告訴人辱罵「幹你娘」，復於告訴人將被告送往警車內時，在警車門外似有結巴態，面向告訴人連續說出「幹...幹什麼」等語，而以此諧音繼續辱罵告訴人，顯然與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5 號判決理由所謂經制止仍置之不理，繼續當場辱罵相符，應得認定被告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又被告辱罵告訴人「幹你娘」、「幹...幹什麼」，顯係對告訴人表示羞辱之意，足以嚴重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屬不可容忍，其所為亦已符合公然侮辱之構成要件，原審之論斷容有違誤等語。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刑法第140條妨害公務罪中關於侮辱公務員罪部分，應限於行為人對公務員的當場侮辱行為，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且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的情形，於此範圍內，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的意旨無違。至於該條立法理由認公職威嚴亦為侮辱公務員罪所保障的法益，此項立法目的顯然牴觸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意旨，應屬違憲。而刑法第140條關於公務員名譽部分，係以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對該公務員當場侮辱為構成要件，表面上看似對公務員個人名譽的貶抑，實係對該公務員執行職務時所代表的國家公權力的異議或批評，而非單純對公務員個人的侮辱，應非侮辱公務員罪所保障之法益。另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書中，亦表明公然侮辱罪係為避免公然侮辱言論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造成損害，於此範圍內，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合憲，惟該條項之立法目的所保障之名譽權內涵不包括名譽感情在內；至於手段上因公然侮辱之文義可及範圍與適用結果可能涵蓋過廣，應適度限縮，應考量表意人個人之因素（如教育程度、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有無涉及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或有無公共事務評論）等，如在街頭以言語嘲諷他人，且當場見聞者不多，尚難認逾越一般人合理忍受之範圍，又如雙方在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名譽，如處以公然侮辱罪，亦屬過苛等語。　㈡經查，被告出言「幹你娘」時，係其遭告訴人握住雙手手銬拉往警車後門處，因不明原因突然跌坐地上，哀嚎「呀啊」一聲後，旋面向正前方稱「幹你娘」，此時告訴人及另名值勤員警呂○軒（以下逕稱其名）分別在被告斜左前上方與正左上方處，而告訴人聽聞被告上開話語後，即稱：「你罵我三字、你罵我三字經喔？」、「再辦一條，來，沒關係」；呂尚輝則稱「你罵我同事幹嘛？」嗣被告於告訴人繼續將其送往警車內，於靠近警車後座車門外時，結巴態稱「幹... 幹什麼」等情，有原審勘驗員警密錄器之勘驗結果（見原審卷第97頁至第113頁）附卷可參，堪以認定。則綜合審酌被告言稱「幹你娘」之過程情境及被告前後表意之脈絡，確非無可能是被告在遭解送上車過程中因不明原因跌坐在地，心情鬱卒，而於哀嚎一聲後情緒失控口出不適當之言語，其言詞粗鄙固有不免令警員感到遭冒犯而難堪、不悅，然其冒犯及影響程度尚屬短暫、輕微，是否能率以認定被告為上開言詞時係出於阻止警員執行職務、污衊值勤警員人格之意，或有貶抑公務員評價之舉，均屬有疑。又被告在靠近警車後座車門外時，雖口出「幹...幹什麼」，但審酌其言稱上開言語時，係呈結巴狀，且約十秒後即向告訴人稱「你不要打我，我跟你講，我60幾歲的人喔」（見原審卷第97頁），自無法排除其口出該言係在質疑告訴人要對其做什麼，而難認其話語中之「幹」係在羞辱告訴人，檢察官上訴意旨認被告言稱「幹...幹什麼」，有以諧音方式阻止警員執行職務、污衊值勤警員人格之主觀意思云云，純係檢察官主觀臆測之詞，不足為採。此外，由上開勘驗內容可知，被告除口出「幹你娘」外，並未以其他積極行為干擾警員執行勤務，亦無11 3年度憲判字第5號判決所稱「表意人經一再制止」，仍置之不理，繼續當場辱罵之行為，要難認是基於妨害告訴人執行公務之目的所為，客觀上亦無從認定是已達到足以影響告訴人執行公務之程度，依上開說明，自無從以刑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罪之罪責相繩。至檢察官上訴意旨又謂：被告言稱「幹你娘」、「幹...幹什麼」係故意貶損告訴人名譽云云。然被告口出上開言語時，主觀上是否意在污衊告訴人名譽人格，已屬有疑，業如前述，且被告口出該等言語僅係被告於遭告訴人解送上警車過程中因突然跌倒所為極短暫之情緒性失言及質疑，亦難認係針對告訴人名譽予以反覆恣意攻擊，況該等言語客觀上亦不足以實際使告訴人之社會評價受有實質損害，因該等言語一旦為第三人所見聞，第三人及社會大眾對於被告此等行為自有其判斷而再評價，不見得會支持被告此等言語內涵之評價，復非對告訴人平等主體地位之侮辱而涉及結構性強勢對弱勢族群身分或資格之貶抑，揆諸前揭憲法法庭判決之說明，被告此等言語，縱使告訴人個人感到冒犯而不快，然此部分個人之名譽感情並非公然侮辱所得保護之法益內容，且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亦難認因此受到損害，自無從構成刑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四、綜上所述，檢察官執上開理由提起上訴，無非係對原審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重為爭執，然所舉證據仍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犯罪，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其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江昂軒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提起上訴，檢察官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19號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王秋獻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王秋獻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秋獻於民國112年12月17日17時許，在花蓮縣花蓮市○○路0段與○○○大道口，因另案遭通緝為警員緝捕時，竟基於公然侮辱及侮辱公務員之犯意，在該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聞共見之場所，對依法執行警察職務之警員即告訴人蕭○輝，辱罵「幹你娘」等語詞，對執行公務之告訴人當場辱罵及公然侮辱。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另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侮辱公務員等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蕭○輝於警詢之證述、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派出所員警工作紀錄簿、職務報告、勤務分配表、案發現場秘錄器蒐證光碟、錄音譯文、密錄器影片翻拍照片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四、然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揭時間、地點罵「幹你娘」等語，惟堅詞否認有何侮辱公務員及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因為我年紀大，尿急，警察說要搜索車子要等一下，我在那邊等很久，等到要離開時，因為道路跟人行道有落差所以我突然跌倒，我尿漏幾滴出來，我就罵幾句髒話，我並不是對警察罵等語。經查： (一)被告涉犯侮辱公務員罪嫌部分：　⑴按刑法第140條規定關於侮辱公務員罪部分（下稱系爭侮辱公務員規定），係以「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對該公務員「當場」侮辱為構成要件，所保障之法益，其立法理由列有「公職威嚴」；依向來實務見解及關係機關之主張，則另可能包括「公務員名譽」及「公務執行」。有關「公務員名譽」法益部分，縱認限於「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及「當場」之特定時間及空間範圍內，受到貶抑之公務員名譽始為系爭規定所保障之法益。然於上開特定時間及空間範圍內，表面上看似對公務員個人名譽之貶抑，依其表意脈絡，一般之理性第三人仍足以理解此等侮辱性言論，實係對該公務員執行職務時所代表之國家公權力之異議或批評，而非單純對公務員個人之侮辱。此從系爭規定係定於刑法第二編分則第五章妨害公務罪之立法章節安排，亦可知系爭侮辱公務員規定之立法意旨顯係在保障與公務執行有關之國家法益，而非個人法益。是屬個人法益性質之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應非系爭侮辱公務員規定所保障之法益，至就侵害公務員個人名譽之公然侮辱行為，應適用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予以處罰。有關「公職威嚴」法益部分，所指涉之法益內容不僅抽象、空泛，也顯係過去官尊民卑、保障官威之陳舊思維，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所追求之監督政府、健全民主之目的明顯衝突，而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實難相容。是如認公職威嚴為系爭規定所保障之法益，此項立法目的顯然牴觸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應屬違憲。有關「公務執行」法益部分，為保障公務員得以依法執行職務，以達成公務目的，顯然攸關人民權益之有效保障及法律秩序之維護，系爭侮辱公務員規定以確保公務執行為其保障法益，自屬正當之立法目的。惟系爭侮辱公務員規定既屬侵害國家法益之妨害公務罪，而非侵害個人法益之公然侮辱罪，人民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應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始足以該當上開犯罪，且限於公務執行之法益始為其合憲目的，是人民當場侮辱公務員之行為仍應限於「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始構成犯罪。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其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而非謂人民當場對公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頭嘲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擾公務之執行。一般而言，單純之口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反應之言語辱罵，雖會造成公務員之不悅或心理壓力，但通常不致會因此妨害公務之後續執行，尚難逕認其該等行為即屬「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惟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並非要求其影響須至「公務員在當場已無法順利執行公務」之程度，始足該當；亦非要求公務員於面對人民之無理辱罵時，只能忍讓。按國家本即擁有不同方式及強度之公權力手段以達成公務目的，於人民當場辱罵公務員之情形，代表國家執行公務之公務員原即得透過其他之合法手段，以即時排除、制止此等言論對公務執行之干擾。例如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本人或其在場之主管、同僚等，均得先警告或制止表意人，要求表意人停止其辱罵行為。如果人民隨即停止，則尚不得逕認必然該當系爭規定所定之侮辱公務員罪。反之，表意人如經制止，然仍置之不理，繼續當場辱罵，此時即得認定行為人應已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進而據以判斷其當場辱罵行為是否已足以影響公務員之執行公務。然如人民以觸及公務員身體之肢體動作對公務員予以侮辱（例如對公務員潑灑穢物或吐痰等），或如有多數人集體持續辱罵，於此情形，則毋須先行制止。至於人民以具有表意成分之肢體動作對公務員予以侮辱，不論是否觸及公務員身體，就其是否構成侮辱公務員罪，仍應由法院於個案認定之。又人民之肢體動作若已達刑法第135條第1項規定所稱強暴脅迫者，則應衡酌個案情形論以妨害公務罪，自不待言（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主文及理由意旨參照）。　⑵經本院當庭勘驗警員秘錄器錄影畫面影像：被告因另案遭通緝，為警緝獲時上銬，並附帶搜索被告所搭乘之車輛，被告站在車外等候時，向警員表示尿急、想尿尿，警員稱待搜索完畢後再回派出所尿尿，迨警員搜索完畢欲將被告帶回派出所時，被告似乎不想上車，警員則伸手握住被告雙手手銬中間將被告拉往警車後門處，此時被告突跌坐於地上，被告起身時即稱「幹你娘勒（閩南語）」，之後立即站起，並由警員將被告送入警車內等情，有本院刑事勘驗筆錄在卷可參。是被告尚無對正依法執行職務之警員施以強暴、脅迫等行為應堪認定。又被告固於警員即告訴人蕭○輝執勤時，當場對告訴人辱罵「幹你娘勒（閩南語）」等語，然被告因遭警員逮捕上銬並經警員送入車內，過程中，其並無再進一步有侮辱言詞及動作，此有勘驗筆錄及擷圖在卷可證（本院卷第97 頁至113頁），依上揭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說明意旨，難認被告已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或客觀上已達「公務員在當場已無法順利執行公務」之程度，難論已構成侮辱公務員之行為，而逕以侮辱公務員罪責相繩。 (二)被告涉犯公然侮辱罪嫌部分：　　　⑴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用語負面、粗鄙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並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因遭警員逮捕上銬後欲帶往車內時，行走間跌坐於地上，並辱罵「幹你娘勒（閩南語）」等語，業經本院當庭勘驗警員秘錄器錄影畫面影像，已如上述。然觀被告與告訴人於上開情狀間之行為及對話，係因被告遭警員逮捕上銬，情緒上心生不滿脫口而出本案之言語，之後則未再繼續辱罵，其言語雖粗俗不得體而可能造成告訴人心裡不悅（名譽感情非本罪保護法益），然其時間要屬極為短暫，並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侮辱，更非針對告訴人之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結構性弱勢者身分予以羞辱，不但難認被告係故意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復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本案言語是否冒犯及影響程度嚴重，確實足以貶損被害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並因而貶損他人之平等主體地位，甚至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實堪存疑，自難認與前開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合憲性限縮之刑法公然侮辱罪要件相符，故無足成罪。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證據，不足為被告確有上開被訴犯行之積極證明，所指證明方法，亦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江昂軒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韓茂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怡玉

2025-02-27

HLHM-113-上易-97-20250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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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6號上訴人即被告蔡東元上列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8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3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蔡東元緩刑貳年。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之說明：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上訴人即被告蔡東元(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明白表示僅就「量刑」提起上訴，並撤回量刑以外之上訴（本院卷第146、147、151、152、177至1 78頁)，依據上開條文規定，本院審判範圍僅及於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請從輕量刑，並為緩刑宣告等語。三、上訴之判斷：　㈠刑之量定，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　　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　　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　　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者，即不　　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　㈡原判決已敘明依刑法第57條規定，具體審酌被告之過失情節、過失程度、告訴人所受傷勢，雖已給付部分賠償，但迄仍未與告訴人達成民事和解，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暨審酌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併考量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本院認原審已依刑法第57條各款妥適行使裁量權而為量刑，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或者有罪刑顯不相當之有失均衡情事。至於被告於上訴後本院審理期間，與告訴人達成以新臺幣（下同）15萬元和解，並給付完畢，此有調解筆錄在卷可證（本院卷第171至172頁），然因原審量刑既已充分考量本案各項情狀，本院認和解賠償不致影響原審量刑，但可以作為緩刑之考量被告之認定，故被告上訴主張從輕量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緩刑之說明：　㈠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　㈡被告於本院宣判前5年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其因過失，致罹刑典，且於本院審理時與告訴人成立調解，並已給付賠償金，告訴人亦同意本院給予被告緩刑之宣告，有調解筆錄、匯款委託書（代收據）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71至1 72、185頁)，堪認被告已積極彌補損害，並得到告訴人之原諒；復念及刑事法律制裁本即屬最後手段性，信其經此偵審及科刑教訓，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條，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徐文彬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025-02-27

HLHM-113-上易-46-2025022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1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鄭豐嘉沈月女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54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51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鄭豐嘉、沈月女均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觀之系爭電動自行車照片，其外觀並非完全鏽蝕，輪胎亦未完全脫落，更未有其他殘破情狀，又非停放在廢棄物回收場或曠野、無人看管之地，難認係廢棄物，則被告2人在未經查證下，僅憑一己之主觀臆測，即推認系爭電動自行車為廢棄物，而逕自將該自行車牽離，破壞被害人陳○助對該車之持有支配關係，足徵被告2人主觀上應有竊盜之不確定故意，且具不法所有意圖，爰提起上訴，請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之判決云云。三、經查：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裁判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裁判足參）。　㈡又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本案不論述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　㈢原判決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已詳敘：系爭電動自行車於案發當時確實放在垃圾旁邊，且無安裝電池，復未與騎樓內之眾多機車併排停放等情，業據證人即被害人員工張○紛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99頁至第102頁、第104頁至第105頁)，足見系爭電動自行車在外觀上確與尚有人使用之電動自行車有別，再佐以被告2人在光天化日下牽離該車時，毫無四下張望、偷偷摸摸或為任何遮掩行為，此有原審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筆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96頁至第98頁)，顯與具不法所有意圖與竊盜犯意之竊賊行徑有別，堪認被告2人辯稱其等見系爭電動自行車沒有電池，輪胎也沒氣，鍊條也生鏽，以為是別人丟棄之廢棄物，方才牽走，並無不法所有意圖及竊盜犯意等語，尚非無據。從而，本案依檢察官所提證據，僅能證明被告 2人有於案發時間、地點將系爭電動自行車牽走之事實，其等所為固有輕率之疏失，然究與有預見認識系爭電動自行車屬他人持有支配之物卻不告而取之竊盜故意有別，則其等於牽離該車時是否具有不法所有意圖與竊盜犯意，既未達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自無從形成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之確信，而對被告2人為無罪之諭知。原判決所為論斷，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四、檢察官雖執前開陳詞上訴，然：　㈠竊盜罪之成立以行為人有竊取他人動產之不法意圖為必要，苟行為人誤他人之動產為他人拋棄之物而予先占，因行為人欠缺竊盜之故意，自難以竊盜罪論擬，最高法院著有82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可資參照。　　　㈡查系爭電動自行車於案發當時並無安裝電池，亦無上鎖，車況破舊不佳，且不易推動，把手處有鏽蝕、車身圖案處黯淡，所停放之處乃案發當日資源回收車收取點，該車旁復置有 2大包垃圾等情，有現場監視器錄影截圖及警方尋回該車時拍攝之該車照片附卷可參（見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花市警刑字第1120038803號警卷第47頁至第55頁、本院卷第83頁至第85頁、第179頁至第181頁、第191頁至第195頁），並經證人即查獲員警洪○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電動自行車比較破舊、車況不佳，不好推動，記不清是輪胎消風或把手鏽蝕導致等語（見本院卷第218頁至第224頁）；證人即被害人員工李○宇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電動自行車在本案發生前輪胎就沒什麼氣，龍頭處有鏽蝕，該車停放之地點是垃圾車會停的點，供民眾丟垃圾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25頁至第1 27頁）。是該自行車之外觀、性能既均不佳，復未安裝電池及上鎖，又停放在案發當日垃圾車、資源回收車所經過供民眾丟棄垃圾、廢棄物之收取點，且該自行車旁已置放有2大包垃圾，堪認該電動自行車於客觀上並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尚為他人仍主張所有權之物品，被告2人辯稱其等見系爭電動自行車沒有電池，未上鎖，輪胎沒氣，鍊條也生鏽，車旁還有2大包垃圾，以為是別人丟棄之廢棄物，方才牽走等語，尚非無據。縱被告2人未盡詳加查證之注意義務而誤以為系爭電動自行車為廢棄物品而加以取走，然因竊盜罪並不處罰過失犯行，是被告2人之過失行為亦不在刑法處罰之列。據此，被告2人既誤認系爭電動自行車係他人所丟棄之廢棄物，則其等雖在客觀上符合未經他人同意便拿取他人動產之構成要件，但在主觀上因其等認為該車為廢棄物而得以正當取得，自無不法所有之意圖，且欠缺對竊取行為之預見及認識，自不具有竊盜之直接或間接故意，揆諸前揭說明，被告 2人所為即與竊盜罪之構成要件有別，尚難以該罪相繩。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尚無法證明被告2人係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意圖之竊盜犯意而牽走系爭電動自行車，則被告2人是否有如起訴書所指普通竊盜之犯行，即有合理懷疑。而本案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2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前揭犯行，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刑事訴訟原則，因認被告2人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原審敘明為被告2人無罪諭知之理由，並無違誤，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未提出適合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其上訴意旨所指各節仍就原審所為之證據取捨及心證裁量，再事爭執，自不足以動搖原判決之基礎，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勝浩、吳聲彥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聲彥提起上訴，檢察官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54號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鄭豐嘉選任辯護人　廖學忠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沈月女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9513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鄭豐嘉、沈月女均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豐嘉與沈月女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1 4時51分許，行經花蓮縣○○市○○○路0○0號之○○冷飲小吃店騎樓前，見該騎樓無人看管，有機可乘，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以徒手之方式，竊取該店老闆陳○助所有之電動輔助自行車1台（下稱系爭自行車），於得手後旋即以牽行方式離開現場得逞。因認鄭豐嘉與沈月女均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二、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張○紛於偵訊中之證述、監視器錄影畫面及現場照片、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鄭豐嘉與沈月女固均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將系爭自行車牽走等事實，但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鄭豐嘉辯稱：那臺車沒有電池，輪胎沒氣，放在垃圾旁邊，我以為那是沒有人要的等語；沈月女辯稱：當天有回收的垃圾車，系爭自行車跟垃圾放在一起，我們誤以為是垃圾，沒有竊盜意思等語，辯護人則為鄭豐嘉辯稱：系爭自行車和垃圾擺在一起，從放置的情形會讓人誤認為廢棄物，且經勘驗沈月女當時手持寶特瓶可知是在找尋有無垃圾或廢棄物可撿拾，當時被告 2人的態度亦相當從容等語，經查：　㈠鄭豐嘉及沈月女於112年12月28日14時51分許行經花蓮縣○○市 ○○○路0○0號騎樓前，並將系爭自行車牽回家中放置等事實，業據鄭豐嘉及沈月女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坦承不諱（偵卷第40頁，本院卷第65頁），且有監視器畫面擷圖、系爭自行車照片、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搜索扣押筆錄等（警卷第33至39、47頁至55頁）在卷可參，並經本院當庭勘驗偵查卷附監視器錄影光碟中名稱為「01.mp4」之檔案確認無訛，有勘驗筆錄附卷可佐（本院卷第95至第98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　㈡然案發當時之騎樓下有兩輛機車以車頭朝騎樓內、車尾朝馬路之方向併排停靠，系爭自行車則係以對角方向停靠在數袋白色塑膠袋旁等情，有監視器畫面擷圖及本院勘驗筆錄可稽 (警卷第47頁，本院卷第96頁)，而張○紛亦於本院證稱：當時系爭自行車之電池已取下在樓上充電，停在騎樓下旁邊有垃圾，因為當天有收垃圾，為何停放方向和旁邊機車不一樣是因為這樣牽車比較方便等語(本院卷第99至102、104至105 頁)，可知系爭自行車於案發當時確實放在垃圾旁邊，且並未與旁邊之機車併排停放，外觀上確與一般有人在使用之自行車有別，換言之，若系爭自行車與其他機車一起按騎樓下常見之方向(即車頭或車尾朝建築物，另一頭朝馬路)停放，尚難僅憑車輛之外觀新舊或有無電池判斷是否為廢棄物，然系爭自行車既另行橫放在垃圾堆旁邊，佐以電池被拔除且年份較舊等情，鄭豐嘉及沈月女辯稱其等誤認該車為廢棄物等語，自非全然無法想像。　㈢況且，本案案發時間為下午，經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可知，國聯五路當時人來人往，自鄭豐嘉及沈月女步行至系爭自行車旁起至將車牽走時止(14時51分7秒至14時52分23秒)，於此不到1分半之期間即有3人從旁步行經過，然鄭豐嘉及沈月女於光天化日之下全無四下張望、偷偷摸摸或為任何遮掩行為，亦有本院勘驗筆錄可稽(本院卷第96至98頁)，而與通常下手竊盜時多趁四下無人時，且會因做賊心虛，恐事跡敗露，而刻意迴避與他人接觸之情顯然有別，益徵被告並無竊盜之主觀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　㈣公訴意旨雖以鄭豐嘉及沈月女於偵訊時稱：有問騎樓裡面的人，他們說不是他們的，我們也不確定那是誰的等語，足認鄭豐嘉及沈月女明知系爭自行車並非無主物等，然沈月女復於本院供稱：當場沒有人，是警察到我家牽那部車後，晚上我有去找樓下的人但他說他們沒有車子停在外面等語(本院卷第117頁)，而經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當時並未攝得騎樓內有人，且鄭豐嘉及沈月女並無任何向騎樓內之人詢問之動作(本院卷第96至98頁)，張○紛亦證稱：我們辦公室在2 樓，1樓是桌遊店，桌遊店晚上6點才開門等語(本院卷第106 頁)，可知鄭豐嘉及沈月女於偵訊時所稱之「有問騎樓裡的人」、「不確定那是誰的」等語係事後為之及事後之認知，而非行為時即明知系爭自行車非無主物。　㈤又檢察官論告時認鄭豐嘉前於偵訊時稱平時家裡做回收是鄰居拿到家前面，和本案外出物色之狀況不同等語，然鄭豐嘉於第1次警詢時即稱：我當時是和媽媽沈月女一起去外面撿回收等語(警卷第9頁)，沈月女於第1次警詢時亦稱：我偶爾會到附近撿回收，當天我和兒子鄭豐嘉一起去外面撿回收跟走路，因為他有點身心障礙等語(警卷第17頁)，而依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之結果，沈月女於步行至案發現場時，雙手即各持1枚寶特瓶(本院卷第96頁)，且鄭豐嘉確實有輕度身心障礙，有其身心障礙證明在卷可稽(警卷第61頁)，是鄭豐嘉及沈月女於警詢時稱會出去外面撿回收等語，尚非無稽，而難僅以其等於偵訊時所供略有不同即逕認有竊盜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存在。　㈥至於檢察官論告時復以鄭豐嘉及沈月女有打量及按壓系爭自行車輪胎之情形，可見是在評估有無販賣價值等語，然鄭豐嘉及沈月女於偵訊時供稱：那臺車沒有電池，輪胎也沒氣，鍊條也生鏽，我們以為是不要的等語(偵卷第40頁)，鄭豐嘉復於本院供稱：我在按壓是在確定有無人在使用，不是確認自行車價值等語(本院卷第118頁)，然查，衡諸一般經驗法則，若自行車之輪胎沒氣，確有可能係無人在使用，鄭豐嘉及沈月女所辯並無何違背常情之處，至於檢察官所稱之可用來評估價值，固亦非無見，然鄭豐嘉及沈月女既稱其等撿拾系爭自行車是要拿去回收等語業如前述，其等以此方式加以評估系爭自行車賣給回收場之價格亦無可厚非，然此仍與公訴意旨所指之其等明知系爭自行車為他人所有之物並加以竊取之情有所差距，仍難以竊盜罪相繩。五、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鄭豐嘉及沈月女有於案發時間、地點將陳○助所有之系爭自行車牽走之事實，該行為固有不當且或過於輕率，然就其等是否基於竊盜之犯意為之、是否具有不法所有意圖等，仍未達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並使本院達於確信被告涉有竊盜罪嫌，揆諸首揭說明，檢察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應為其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勝浩、吳聲彥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立中、吳聲彥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龍寬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陳日瑩

2025-02-27

HLHM-113-上易-61-202502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