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郭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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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訴字第552號上訴人即被告何冠廷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訴字第562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1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按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應向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為之，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逾期未補提者，原審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書狀未敘述理由或上訴有第362條前段之情形者，應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而未經原審法院命其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367條分別定有明文。二、經查，上訴人即被告何冠廷（下稱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3年度審訴字第562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被告不服原判決，於上訴期間內提起上訴，惟上訴狀僅記載「爰於法定期間內聲明上訴，至其餘上訴理由容後補呈」，而未敘述上訴理由，經本院於上訴期間屆滿經20日後，於民國114年2月11日裁定命被告於5日內補正上訴理由，裁定於同年月19日寄存送達被告住所（桃園市○○區○○路0000巷0 弄0號），有本院送達證書可稽（本院卷第53頁），被告迄今仍未補提上訴理由書，亦有本院收狀及收文查詢結果可考（本院卷第67、69頁），顯已逾越本院裁定命補正上訴理由之期限而未補正。依首揭規定，被告上訴即屬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且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7條前段、第372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郭惠玲　　　　　　　　　　　　　　　　　　　法　官　廖建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翊庭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2025-03-11

TPHM-114-上訴-552-20250311-2

抗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39號抗告人即受刑人施議忠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4日所為定應執行刑裁定（113年度聲字第452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施議忠(下稱抗告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先後經如原裁定附表一、二所示之法院判處如原裁定附表一、二所示之刑並確定在案，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原審）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經原審審核卷證結果，認其聲請為正當，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第7款、第42條第3項前段等規定，就所處有期徒刑及罰金部分，各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5年8月、罰金新臺幣（下同）4萬2,000元，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等語。二、抗告意旨略以：希望所處有期徒刑(即原裁定附表一)部分，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4年5月，罰金定應執行刑部分，沒有要提起抗告云云（本院卷第89頁）。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並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法院　　就自由裁量權之行使，除不得逾越法律所規定範圍之外部性　　界限外，尚應受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之規範，謹守法律　　秩序之理念，體察法律之規範目的，使其結果實質正當，合　　於裁量之內部性界限，俾與立法本旨相契合。刑法第51條第　　5款規定數罪併罰，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應於各刑中之最　　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應執行之刑期，但不　　得逾30年，其就數罪併罰，固非採併科主義，而係採限制加　　重主義，就俱發各罪中，以最重之宣告刑為基礎，由法院參　　酌他罪之宣告刑，裁量加重定之，且不得逾法定之30年最高　　限制。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逾越。在數罪併罰，　　有二裁判以上，定其應執行之刑時，固屬於法院自由裁量之　　事項，然仍應受前揭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之拘束（最高　　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583號、97年度台上字第2017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執行刑之量定，係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　　，倘其所酌定之執行刑，並未違背刑法第51條各款所定之方　　法或範圍（即法律之外部性界限），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比　　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即法律之內部性界限）者，　　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646號　　裁定意旨參照）。四、經查：　㈠本件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10罪，經原審判決確定在案，此有各案件之判決書（附於113年度執聲字第3275號卷內）及被告前案紀錄表（本院卷第24至34頁）在卷可稽，嗣檢察官向本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即原審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經原審審核卷證結果，認聲請為正當，並審酌抗告人除所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罪、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外，其餘均係竊盜罪，數罪侵害法益相同，對於抗告人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並考量法律之目的、抗告人之人格特性、對抗告人施以矯治之必要性及其前已定應執行刑刑度之內部限制等情，就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10罪，就有期徒刑部分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年8月，經核其裁量所定之刑期，在各宣告刑中之最長期（有期徒刑3年6月）以上，且未較重於附表編號1至9前經原審以113年度聲字第2077 號裁定所定之應執行刑（有期徒刑2年9月）及附表編號10之宣告刑（有期徒刑3年6月）加計之總和（有期徒刑6年3月），亦無濫用裁量權之情形，於法並無違誤。　㈡綜上所述，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郭惠玲　　　　　　　　　　　　　　　　　　　法　官　廖建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書記官　黃翊庭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2025-03-11

TPHM-114-抗-139-20250311-1

侵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家暴妨害性自主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09號聲請人 AD000-A112379 (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 被告 AD000-A112379A(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 選任辯護人林子安律師李家豪律師上列聲請人因被告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本院113年度侵上訴字第 209號)，聲請訴訟參與，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准許聲請人AD000-A112379參與本案訴訟。　　理　由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現修正為第1款)所定之罪之被害人得於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本案訴訟；法院於徵詢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並斟酌案件情節、聲請人與被告之關係、訴訟進行之程度及聲請人之利益，認為適當者，應為准許訴訟參與之裁定，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第1項第3款、第455條之40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二、經查，被告AD000-A112379A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由本院審理中，聲請人即告訴人AD000-A112 379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民國112年2月15日修正前為同條第1項)所定之罪之被害人，本院經徵詢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本院卷第105至113頁），並斟酌案件情節、聲請人與被告之關係、訴訟進行之程度及聲請人之利益等情，因認准許訴訟參與有助於達成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之目的且無不適當之情形。從而，本件聲請，於法有據，應予准許。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0第2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郭惠玲　　　　　　　　　　　　　　　　　　　法　官　廖建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　　　　　　　　　　　　　　　　　　　書記官　黃翊庭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2025-03-10

TPHM-113-侵上訴-209-20250310-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393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高文曜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4年度執聲字第23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高文曜因犯如附表所示之罪，所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肆年。　　理　由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刑法第50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查受刑人高文曜前因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先後經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茲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經核所提出之判決及被告前案紀錄表等資料，認聲請為正當，並審酌受刑人所犯之罪為販賣第二級毒品罪(2罪)、加重強盜罪(1罪)，且其中附表編號1、2所示之罪業經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8年)而獲恤刑之利益，兼衡其所犯數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刑罰及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連性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暨受刑人出具之「陳述意見狀」所表示之意見（本院卷第20 9頁)，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 條第1 項，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郭惠玲　　　　　　　　　　　　　　　　　　　法　官　廖建傑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黃翊庭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2025-03-10

TPHM-114-聲-393-20250310-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明異議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945號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陳俊文居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3樓上列聲明異議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對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行之指揮(民國113年7月18日113年執寅字第6238號執行指揮書)，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一、聲明異議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陳俊文（下稱受刑人）於民國113年7月18日前往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報到時，提交身體檢查報告，身心一切正常，無不能易服社會勞動之情形；其前於100年間因交付提款卡(含密碼 )而遭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以100年度簡字第 238號判刑之案件，與本案(指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402號受刑人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之事實不同，受刑人於本案並未交付提款卡、存摺或證件等具有金融識別性之資料，檢察官以兩案為相同類型之犯罪，又未給予受刑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即否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其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請予易服社會勞動之機會。為此，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否准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指揮命令(即113年7月18日113年執寅字第6238號執行指揮書)聲明異議等語。二、按犯最重本刑為5 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 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依刑法第41條第1 項規定，固得易科罰金。但易科罰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又受6 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而不符第1項易科罰金之規定者，依同條第3 項規定，固均得易服社會勞動。然因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或易服社會勞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適用之，同條第4 項亦定有明文。上開易刑處分之否准，係法律賦予檢察官指揮執行時之裁量權限，執行檢察官自得考量受刑人之實際情況，是否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以作為其裁量是否准予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憑據，非謂一經判決宣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執行檢察官即應為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易刑處分。又所謂「難收矯正之效」及「難以維持法秩序」，乃立法者賦與執行檢察官得依具體個案，考量犯罪特性、情節及受刑人個人特殊事由，審酌應否准予易刑處分之裁量權，檢察官就此項裁量權之行使，僅於發生裁量瑕疵之情況，法院始有介入審查之必要，倘檢察官之執行指揮，其程序上已給予受刑人就其個人特殊事由陳述意見之機會（包括在檢察官未傳喚受刑人，或已傳喚受刑人但受刑人尚未到案前，受刑人先行提出易科罰金聲請等情形），實體上並已就包含受刑人所陳述關於其個人特殊事由在內之刑法第41條第1 項但書或第4 項所指情形予以衡酌考量，則難認其裁量權之行使有何違法或不當可言。易言之，執行檢察官就受刑人是否確因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而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情事，有裁量判斷之權限，法院僅得審查檢察官裁量時其判斷之程序有無違背法令、事實認定有無錯誤、其審認之事實與刑法第41條第1 項但書、第4項之裁量要件有無合理關連、有無逾越或超過法律規定之範圍等問題，原則上不宜自行代替檢察官判斷受刑人有無上開情事。倘執行檢察官經綜合評價、衡酌後，仍認受刑人有上開不適宜為易刑處分之情形，而為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命令，則屬執行檢察官裁量權之合法行使範圍，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 10年度台抗字第1188號裁定意旨參照)。三、經查：　㈠受刑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 3402號判決受刑人均係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4月，依序各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2萬元，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2萬 5,000元(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1,000元折算1日)，受刑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1293號判決駁回確定(下稱本案)，此有上開判決書、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憑(附於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執字第6238號卷；本院卷第11至13頁)。而前開判決確定後，移送新北地檢署執行，該署檢察官通知受刑人於113年7月18日到案接受執行，受刑人遵期到案，並表示：我要聲請易服社會勞動等語，有送達證書、訊問筆錄在卷可稽(附於上開新北地檢署執行卷)，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案執行卷核實。據此，堪認執行檢察官已給予受刑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㈡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審酌受刑人前於99年間因交付提款卡與詐欺集團而犯幫助詐欺罪，經新北地院以100年度簡字第238號判處拘役20日確定，於100年6月1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下稱前案），可預見不詳之人要求提供金融帳戶收受金錢並指示提領款項交付，與詐欺犯罪有關，竟又於本案111年2月7 日將申設之金融帳戶提供詐欺集團使用，一再為相同類型之犯罪，可見對刑罰反應力尚嫌薄弱，且受刑人始終矢口否認，並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失，犯後態度不佳，因認易服社會勞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否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此有該署113年11月13日新北檢貞寅113執字第6238字第1139145199號函（本院卷第19頁）暨該署113年7月18日簽呈(附於上開新北地檢署執行卷)可佐。堪認執行檢察官否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乃本其法律所賦與指揮刑罰執行職權之行使，並考量審酌受刑人前、後案均係一再從事相同類型之犯罪(提供金融帳戶供他人提領匯入帳戶之詐欺款項或自行提領後轉交)，且於本案矢口否認犯罪、迄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失之犯罪後態度，暨犯罪所造成之危害等總體因素，認非予發監執行，顯難收矯正之效及維持法秩序等情，所為裁量未見有何逾越法律授權、專斷等濫用權力或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難認其上開裁量權之行使有何違法或不當可言。　㈢受刑人聲明異議意旨以檢察官未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云云，已與事實有違；所指前、後兩案事實不同，亦純粹係徒憑個人觀點，忽略其於提供個人金融帳戶而犯幫助他人詐欺取財罪後，再次提供個人金融帳戶，違犯手段類似但罪質更重之共同洗錢罪(想像競合犯詐欺取財罪)所彰顯之高度法敵對意識 (或其刑罰適應性薄弱)，而任意指摘檢察官否准其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指揮不當，難認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否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指揮，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郭惠玲　　　　　　　　　　　　　　　　　　　法　官　廖建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黃翊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2025-03-10

TPHM-113-聲-2945-20250310-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殺人未遂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上訴字第158號上訴人即被告陳柏偉選任辯護人蔡沂彤律師徐松龍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陳柏偉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三月八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　　理　由一、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101條第1項或第101條之1第1 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依本章以外規定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者，亦得命限制出境、出海，並準用第93條之2第2項及第93條之3至第93條之5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前段、第93 條之6定有明文。又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八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十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五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逾十年，同法第93條之3第2項亦有明文。二、經查：　㈠上訴人即被告陳柏偉（下稱被告）因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9條之1第1項（原審判決漏載同條「第1項」，應予補充）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於公共場所開槍射擊罪、刑法第15 0條第2項、第1項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致公共危險罪、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等罪嫌，前經原審認為犯罪嫌疑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之羈押原因，惟無羈押之必要，乃於民國113年7月4日諭知以新臺幣（下同）60萬元具保，並自該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被告即於113年7月8日提出前開保證金後經釋放、旋自113年7月8日起限制出境、出海迄今。　㈡茲前揭限制出境、出海之期間即將屆滿，本院審核相關事證，並給予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表示意見之機會（參見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臺灣高等檢察署114年度上蒞字第7 95號補充理由書）後，認被告已坦承全部犯行，經參酌卷內證人證述及書證、物證等相關證據資料，足認被告所涉前開犯罪嫌疑重大。復被告所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9條之1條第1項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於公共場所開槍射擊罪之法定刑度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屬最輕本刑7年以上之重罪，且經原審就被告判決處有期徒刑3年10月、併科罰金15萬元在案，有原審判決書在卷可稽，被告雖有固定住居所，惟依全案情節、被告資力狀況，本件原審所判刑度非輕，衡諸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重罪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如僅以責付、限制住居、命提供具保金額等方式，均不足以排除被告出境後滯留不歸以規避刑責之可能，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可認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之事由仍繼續存在。又參酌本案訴訟進行之程度，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居住及遷徙自由權受限制之程度，且考量被告所涉本案犯罪情節與所犯罪名之輕重，就其目的與手段依比例原則權衡後，認原對被告限制出境、出海以替代羈押處分之必要、原因仍存在，而對被告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爰裁定被告自114年3月8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6、第93條之3第2項後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蕭進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2025-03-07

TPHM-114-上訴-158-2025030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715號上訴人即被告蘇威齊選任辯護人萬建樺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96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976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蘇威齊明知大麻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列管之第二級毒品，不得持有、販賣，竟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大麻之犯意，於民國111年3月5日凌晨0時15分許，使用其所有之行動電話（插用門號：0000000000SIM卡，IPHONE 11 PRO MAX， IMEI：000000000000000）以Instagram與陳潣諼聯繫，約定以新臺幣（下同）1萬3,200元，販賣大麻10公克予陳潣諼、林家淵，陳潣諼隨即以網路銀行轉帳1萬3,200元至蘇威齊指定之玉山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被告帳戶），蘇威齊於同日下午9時許，在臺北市○○區○○街00號，交付大麻10公克與林家淵。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本院審理範圍：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蘇威齊（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表示：僅就原審判決犯罪事實一㈠之部分提起上訴，另原審判決犯罪事實一㈡之部分不在上訴範圍等語（見本院卷第94、200頁），且刑事上訴狀中亦表明「就原審判決認定被告涉犯販賣第二級毒品有罪部分實難甘服.. .為此，爰於法定期間內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27頁），是本院僅就原審判決犯罪事實一㈠即被告涉犯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為審理，另原審判決犯罪事實一㈡被告所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罪部分則不在本院上訴審審理範圍內，核先敘明。二、證據能力　㈠證人於警詢中證述之部分：　　1.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而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應依陳述人於陳述時之「外部情況」是否具有可信性決定之，所謂「外部情況」係指就詢問有無出於不正方法、陳述是否出於非任意性、有無違反法定障礙事由期間不得詢問及禁止夜間詢問之規定、詢問時是否踐行應先告知義務、警詢筆錄所載與錄音或錄影內容是否相符等情，且必須依據陳述人之觀察、記憶、表達是否正確、陳述人有無虛偽陳述之動機，及對照同一待證事項之其他經過詰問證人之證述是否相同，有無矛盾之處而加以綜合決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65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該條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係指證人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而其先前之陳述，從客觀上之環境或條件等情況加以觀察，有足以取代審判中交互詰問之可信性保證者而言。又該條所稱「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應係指就具體個案案情及相關卷證判斷，為發現實質真實目的，認為除該項審判外之陳述外，已無從再就同一供述者，取得與其上開審判外陳述之相同供述內容，倘以其他證據代替，亦無從達到同一目的之情形而言。　　2.查林家淵於司法警察前之陳述內容，已經完整呈現於法院審理時於法官前具結證詞，故非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揆諸前開說明，不合乎傳聞法則例外之要件，無證據能力。　　3.陳潣諼111年5月25日於警詢之證述：　　　⑴為建立訊問筆錄之公信力，並擔保訊問程序之合法正當，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7月15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192條，明定同法第100條之1第1項、第2項規定，於證人訊問時亦準用之。又依同法第196條之1第2 項準用第192條規定之結果，關於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 1第1項規定；「訊問被告，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但有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錄者，不在此限」；第2項規定：「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者，除有前項但書情形外，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為證據」，於司法警察（官）詢問證人，亦在準用之列。考諸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係於87年 1月21日經修正公布，依其立法歷程，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審查通過之條文原為「訊問被告，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被告之陳述未經錄音或錄影者，不得作為證據。」嗣經立法院院會審議結果，除設急迫情形之例外規定外，並於第2項規定，限於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錄影之內容不符者，始有證據使用禁止之效果，以限縮證據不能使用之範圍（參照立法院公報，第86卷第55期，頁66至91）。故依立法意旨，以國家偵審機關已盡第1項規定之錄音錄影義務後，比對錄音錄影內容與訊問筆錄，經發現兩者內容不相符合者，始有第2項證據使用禁止之適用。至於司法警察機關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第1項規定，無急迫之情況卻未全程連續錄音之情形，揆諸該項規定之立法目的，在建立詢問筆錄之公信力，並促使司法警察（官）恪遵詢問程序之規定，以確保程序之合法正當，亦即在擔保被告對於訊問之陳述係出於自由意思，以及筆錄所載內容與陳述相符。從而，司法警察（官）未依規定全程連續錄音或錄影，筆錄所載之被告供述，除非經檢察官證明係本諸被告自由意志所為，否則該供述是否在被告基於自由意志下所取得，國家機關應受不利益之判斷。此於司法警察（官）未依規定全程連續錄音或錄影之情況下，證人警詢筆錄所載之陳述是否出諸其自由意志，亦應為相同之解釋，據以判斷是否符合傳聞法則有關特別可信性要件，故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官）恪遵詢問程序乙節，應由檢察官為舉證。　　　⑵查本件司法警察於111年5月25日陳潣諼詢問筆錄中，並無「全程錄影」之記載，此有上開筆錄在卷可稽（見偵 19764卷第63-66頁），再經本院向製作該筆錄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調取，亦經覆稱並無該調查筆錄之錄音光碟等情，有該局113年11月14日北市警士分刑字第133057928號函（見本院卷第75頁）在卷可稽，復經本院調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與本件同時移送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964號歷審全案卷宗，亦查無陳潣諼該次錄音、錄影資料。揆諸前揭說明，難以究明司法警察（官）是否未依規定全程連續錄音或錄影之情，而無法擔保陳潣諼111年5月25日訊問之陳述係出於自由意思，或認其陳述語筆錄所載內容與陳述相符，國家機關應受此不利益。　　　⑶況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係為補救採納傳聞法則，實務上所可能發生蒐證困難之問題，於本條所列各款原始陳述人於審判中無法到庭或雖到庭而無法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之情形下，承認該等審判外之陳述，於具備「絕對的特別可信情況」與「使用證據之必要性」要件時，得為證據之規定。其第3款所稱「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必須是透過一切法定程序或通常可能之手段，仍不能使居留國外之原始陳述人到庭者，始能認為係「滯留國外」；至「所在不明」，則指非因國家機關之疏失，於透過一定之法律程序或使用通常可能之方式為調查，仍不能判明其所在之情形。又此之「絕對的特別可信情況」，係指陳述時之外部客觀情況值得信用保證者而言，解釋上可參考外國立法例上構成傳聞例外之規定，如出於當場印象之立即陳述（自然之發言）、相信自己即將死亡（即臨終前）所為之陳述及違反己身利益之陳述等例為之審酌判斷。而陳潣諼經原審多次合法傳喚，均未到庭，且經查詢其出入境紀錄，陳潣諼自112年9月26日出境起，迄113年4月30 日均未回國等情，有送達證書、機票影本、報到單、出入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資料附卷可參（見訴962卷第195 -201、233、274-7至274-11、293、333-337、399、407 頁、本院卷第63、211頁），核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 3第1項第3款所指「滯留國外而傳喚不到」之情形。然於陳潣諼上開證述，缺乏全程錄音、錄影，難以證明筆錄之正確性，且陳述內容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雖該次筆錄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然因未經被告行使反對詰問，難以認有「絕對的特別可信情況」，揆之前揭說明，前開警詢筆錄應認無證據能力。　㈡證人於偵查中具結證述之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檢察官在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偵查筆錄，性質上屬傳聞證據，惟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並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宜遽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再者，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釋字第582號解釋理由書，共同被告於審判外之陳述，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 項之規定來認定得否作為證據。參酌該條項之立法說明，條文所謂「法律有規定者」，係指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第206條等規定，或其他法律特別明文者，來認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則依同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及其立法說明，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檢察官訊問被告所得之供詞，得為證據。經查，林家淵、陳潣諼於檢察官面前之證述筆錄，係檢察官令其以證人身分具結後所為之證述，有該證人結文附卷可稽，未見有何不法取證之情事，無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上開規定，林家淵、陳潣諼於本案偵查時，在檢察官面前之上開陳述筆錄，均得作為本案證據使用。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認林家淵、陳潣諼於本案偵查時之陳述內容，均為傳聞證據，無證據能力云云，惟被告與辯護人均未提及本案及偵查時，檢察官在訊問時有何不法取供之情形，也未釋明林家淵、陳潣諼上開陳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僅指該項證據為傳聞證據，忽略前開例外規定，已有誤會，又林家淵於法院審理中具結作證，已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對質詰問之機會，而陳潣諼已經本院傳喚、拘提未果，已如前述，並無剝奪被告反對詰問之基本權利，被告及其辯護人所指，尚非可採。　㈢至於其餘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揭時、地，與陳潣諼以Instagram聯繫，並收受陳潣諼所匯款之1萬3, 200元，惟矢口否認有何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辯稱：我早先於111年1月17日以2萬2,683元向陳潣諼、林家淵購買大麻 15公克，因大麻品質不佳且重量不足，故陳潣諼方於111年3 月5日將原購買大麻之價金1萬3,200元退款，我才會於111年 3月13日在臺北市松山區寶清街之橋下，將大麻交付予林家淵云云；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依被告與陳潣諼之金流可知，被告自110年下半年至111年3月間有匯款給陳潣諼，被告常向陳潣諼購買大麻，並非販賣大麻予陳潣諼；陳潣諼本為大麻之中盤商，有更便宜、大量之進貨管道，並無理由向被告購買大麻，且陳潣諼於案發前即於111年2月15日向羅鈞瀚買了30、40公克大麻，111年3月15日也向寶吉買220公克大麻，又依另案卷宗內陳潣諼之筆記本有記載其販賣大麻之成本為930元，自無需向被告購買單價更高之大麻；陳潣諼、林家淵作證時已被查獲，其等為獲取減刑，有誣陷被告之動機；被告於111年1月17日匯款2萬2,683元予陳潣諼，以購買15 公克之大麻，陳潣諼嗣後於111年3月5日退款1萬3,200元，被告退還10公克大麻，是其購買與退款之金額與數量吻合，足徵被告確係退還前與陳潣諼購買之大麻，並非販賣毒品，僅屬轉讓禁藥云云。惟查：　㈠被告於111年3月5日凌晨0時15分許，以Instagram與陳潣諼聯繫，陳潣諼隨即以網路銀行轉帳1萬3,200元至本案被告帳戶；被告嗣後將大麻10公克交付與林家淵等情，經陳潣諼、林家淵證述明確（見偵19764卷第139-142頁、訴962卷第410-4 27頁），並有本案被告帳戶交易明細、Instagram對話紀錄（見偵19764卷第41頁、訴962卷第154頁）在卷可佐，且為被告不爭執（見訴962卷第47頁），是上開事實，堪予認定。　㈡陳潣諼證稱：我手邊沒有大麻的時候，有以1萬3,000元向被告拿過一次10公克大麻，我有匯款給被告之紀錄，被告直接送到我位於松山區之居所，我請林家淵下樓拿大麻等語（見偵19764卷第141頁）。佐以陳潣諼與被告間之Instagram社群軟體（見偵19764卷第41頁）顯示，陳潣諼於111年3月5日 0時15分許，傳訊被告以確認匯款帳號並進行通話後，隨即轉帳1萬3,200元至本案被告帳戶，被告復回覆「收」乙情，足見係陳潣諼欲匯款給被告，方詢問其帳號，並於進行通話後匯款，而被告於陳潣諼匯款後，隨即表示已收到款項，可徵陳潣諼證稱其於案發當日以Instagram與被告聯繫購買大麻事宜後，隨即將購毒款項轉帳至被告指定之本案被告帳戶乙情可信，復觀諸本案被告帳戶交易明細（見訴962卷第154 頁），亦顯示案發當日陳潣諼確自其中信帳戶轉帳1萬3,200 元至本案被告帳戶乙情無訛。再參諸林家淵證稱：我有於11 1年3月5日向被告購買1萬多元之大麻10公克，被告開車來，並在車上將大麻交給伊；購買毒品之過程係由陳潣諼聯繫，案發當日係陳潣諼告知伊稱其向他人買毒品，並告知我車牌號碼，要求我下樓拿毒品，當下被告有主動跟伊說毒品之數量、價錢，我原本不知道被告之姓名，但嗣後陳潣諼有告知我被告之姓名；我不清楚被告之毒品來源，也不知道其金錢來源，但我知道被告平常有販賣毒品，因我有於111年3月5 日向被告拿過毒品等語（見訴962卷第415、416、421至427 頁），又林家淵指認被告係因被告駕駛之車號與IG上合照等情，業經林家淵陳述明確（見訴字卷第427頁），是林家淵就被告於111年3月5日交付予其大麻之原因，證稱係因陳潣諼稱有向他人購買大麻，方要求其下樓面交毒品，且被告係駕駛車輛到場交付其大麻10公克等語明確，核與陳潣諼證稱被告交付毒品原因、過程、交付方式各節相符。綜觀陳潣諼、林家淵之證言，就其等與被告間關於本案毒品交易過程之核心事實，均為一致之證述，並無刻意誇大、明顯矛盾或不合常情之處，在別無其他事證可證明其等證詞有所偏頗而與事實不符之情況下，尚難認其等甘冒偽證之風險而故為對被告不利之證詞，具有高度憑信性，足徵陳潣諼、林家淵證稱於111年3月5日以1萬3,200元向被告購買大麻10公克乙情可信。至林家淵雖曾稱「第二次見面」情節，然其業於原審陳稱：因事情經過已久，記憶混淆等語（見訴字卷第427頁），故難以此見面次數證述之違誤，全面否認林家淵之證述可信度，辯護人以此質疑林家淵證述之可信度，尚無可取。　㈢被告雖辯稱：其先前於111年1月17日曾向陳潣諼、林家淵購買大麻15公克，因大麻品質不佳且重量不足，方由陳潣諼於 111年3月5日退款1萬3,200元給其，並由其於同年3月11日將大麻交給林家淵云云，並舉本案被告帳戶111年1月17日交易明細匯款22,683元至陳潣諼指定帳戶（見訴962卷一第153頁）為佐。惟：　　1.被告就前開交易之退貨情節，被告自承：「我跟陳潣諼去他朋友那邊拿大麻，但我拿回去秤後，發現重量不對，所以我才請陳潣諼退款給我，當時並沒有拿大麻給林家淵」（見偵19764卷第18、20頁），是以被告所陳「去陳潣諼朋友那邊拿大麻」，可認並非向陳潣諼購買，何以係「陳潣諼負責退款」？後被告再於偵查中辯稱：係向陳潣諼購買大麻，但其不記得該次退款前向陳潣諼購毒之時間及數量云云（見偵19764卷第116頁），復委由辯護人具狀稱，被告於111年農曆過年初某日以2萬餘元向陳潣諼、林家淵購買大麻15公克後退款云云（見訴962卷第69、74頁），辯護人再稱被告於111年1月15日以2萬2,683元向陳潣諼購買大麻20公克云云（見訴962卷第238頁），嗣後被告又稱係於111年1月17日以2萬2,683元向陳潣諼、林家淵購買大麻15公克云云（見訴962卷第435頁），被告於本院供稱：陳潣諼於111年1月17日該次交易交付的大麻15公克是以10 公克、5公克裝的，我去秤重後，發現重量都不足，後來我跟陳潣諼溝通後，陳潣諼願意讓我退10公克，但5公克不願意讓我退，所以陳潣諼就匯款1萬3千元給我，請我把當初賣的大麻還給陳潣諼，因為當初陳潣諼賣大麻給我時，是以lalamove 外送給我，並且由我支付外送費用，所以我跟陳潣諼說，這次我親自送還，外送的費用就要陳潣諼支付，之後決定200元作為我送還陳潣諼的車資云云（見本院卷第95頁），是被告歷次所辯，就其購毒之對象、時點、金額、數量乙節，前後不一，且無法清楚交代購毒之方式、細節、過程，況被告於偵查中接受訊問之時間距離被告所稱其向陳潣諼購毒之時間僅距5個月，被告離購毒時間較近之偵查中供稱對購毒之時間及數量不復記憶，卻反而於離其所稱購毒時間已逾2年之久之審理中明確供明購毒之時間、金額、數量，非與常理無違。遑論被告於本院中供述隻字未提「品質不佳」之狀況。　　2.又以被告於本院所稱購買15公克價金為22,683元，則每公克應為1,512.2元，10公克應為15,122元，核與陳潣諼匯款之13,000元顯不相符，倘以「退款」後合計，被告竟係以9,683元（計算式22,683-13,000=9,683）購買5公克大麻，每公克竟高達1,936.6元，此退貨狀況致使被告竟又需承擔一次退貨損失、提高購買成本？且倘為重量不足，補足即可，何需退貨？況由購買、退貨之日期相參，以毒品價格非低、取得不易之特性，購毒者為確保所購買之毒品重量、品質，理應會於購毒後旋確認購買毒品之重量及品質，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均自承其有施用大麻（見偵19 764卷第21、116頁），復自承扣案之磅秤等物為其所有，供秤量施用毒品之重量所用（見訴962卷第433頁），可見被告非無購買及施用毒品之經驗，亦有秤量毒品重量之工具、秤重之習慣，倘其確於111年1月17日向陳潣諼、林家淵購買大麻15公克，價格高達22,683元，被告自應於購毒後立即確認毒品之重量、品質，惟被告所辯其向陳潣諼、林家淵購毒與退貨之時間竟相距2月，已屬違常。再者衡諸一般購物交易模式，倘買家要求退貨，出售者應會先行確認退貨事由是否屬實後方行退款，且為確保買家所退回之貨品確為出售者該次所出售之物，應會相約同時進行驗貨及退款，抑或於驗貨並確認貨品種類、品質及數量無誤後，方將款項退回，惟依被告所辯，竟係由陳潣諼先行退款，被告方將欲退貨之大麻交給林家淵，而非由陳潣諼、林家淵先行確認被告所欲退款原因是否屬實，及退貨之毒品品質、重量後，方行退款，實不符交易常情。　　3.而林家淵證稱：陳潣諼沒有說過其與被告間有交易糾紛，陳潣諼也未曾說過有人抱怨其販賣之毒品重量不足；被告沒有跟我說之前拿的毒品數量不足要退貨等詞明確（見訴 962卷第419、423、424、426、427頁），且被告除本案被告帳戶之交易明細外，亦未曾提出任何其向陳潣諼要求退貨退款之相關證據。綜上各節，被告辯稱係退貨，方交付毒品予陳潣諼、林家淵云云，無從採信。　㈣至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依本案被告帳戶資料，可知被告分別於110年8月6日（1,600元）、8月24日（1,615元）、110 年11月9日（3,260元）、111年1月15日（22,683元）、111 年3月14日（17,615元）分別匯款予陳潣諼，而以陳潣諼之通訊軟體截圖顯示，被告有多次向陳潣諼購買大麻紀錄，而陳潣諼自承在111年2月15日向羅鈞瀚以3、4萬元購買30、40 公克（每公克成本約1千元），又於111年3月14日向寶吉葉吏循洽購220公克（1公克不超過1,100元），成本更低，自無需向被告以高成本（每公克1,320元）購買10公克云云，雖依本案被告帳戶之交易明細所示（見訴962卷第151至155 頁），被告曾分別於110年8月6日、110年8月24日、110年11 月9日、111年1月15日匯款1,600元、1,615元、3,260元、2 萬2,638元至陳潣諼中信帳戶，惟該等匯款之日期，均係於本案陳潣諼匯款至本案被告帳戶前數月，與本案時間相距甚遠，難認與本案有何關聯。又被告於111年3月14日匯款1萬7 ,615元至陳潣諼中信帳戶部分，經陳潣諼證稱係其與林家淵及被告合購毒品之款項（見偵19764卷第141頁），且該部分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964號判決認定在案（見訴962卷第79至88頁），可認該款項亦與本案無涉。又縱然被告與陳潣諼有金錢往來，且有向陳潣諼購毒，然陳潣諼亦可能因臨時有獲得毒品之需求而向被告購買毒品之情，自無從以此逕予推論被告並無販賣毒品予陳潣諼及林家淵之犯行，是無從據此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㈤辯護人另以陳潣諼有其他毒品來源，不至於以較高之價格向被告購毒云云，惟衡情購毒者之購毒管道並非單一，故購毒者之成本、購毒對象亦會有所差異，且毒品本無公定價格，並可任意分裝或增減其份量，是其各次買賣之價格，當亦各有差異，或隨供需雙方之資力、關係之深淺、需求之數量、貨源之充裕與否、販賣者對於資金之需求程度，以及政府查緝之態度，進而為各種不同之風險評估，而為機動性之調整，是其價格標準，自非一成不變，且購毒者本會依各販毒者之供貨來源、價格等考量，隨時調整其購毒來源，而以上開陳潣諼購入大麻之數量言，實可佐陳潣諼經常有大麻不足之情形。縱然陳潣諼有其他毒品來源，仍可能因上開各項因素隨時調整購買毒品之管道，是此部分所辯亦無足採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㈥另辯護人稱：陳潣諼、林家淵誣陷被告係為獲取減刑之寬典云云，惟陳潣諼、林家淵另案被訴意圖販賣而持有大麻犯行，係因供出葉吏循而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減刑，此有本院111年度訴字第964號判決可參（見訴962卷第7 9-88頁），可認陳潣諼、林家淵供出之毒品來源並非被告，難認上開陳潣諼、林家淵為獲取減刑寬典而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而故意誣指被告為本案犯行。此外，辯護人就此部分亦未提出上開證人有何誣陷被告之具體事證，所辯自難憑採。　㈦再毒品交易向為政府查禁森嚴且重罰不寬貸，衡諸常情，倘非有利可圖，殊無必要甘冒持有毒品遭查獲、重罰之極大風險，無端親送至交易處所，而平添為警查獲之可能。從而，除確有反證足資認定係基於某種非圖利本意之關係外，通常尚難因無法查悉其買進、賣出之差價，而諉無營利之意思，或阻卻販賣犯行之追訴，致知過坦承者難辭重典，飾詞否認者反得逞僥倖，而失情理之平。查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亦曾自承有施用大麻等情（見偵19764卷第21、116頁、訴 962卷第433頁），對於毒品交易向為檢警機關嚴予取締之犯罪當知悉甚稔，且其與陳潣諼、林家淵亦非特殊親誼關係，依常情判斷，若非有利可圖，諒無甘冒被查緝法辦重刑之風險而替陳潣諼、林家淵張羅毒品施用並親送至其等住處之理。是被告主觀上具有販賣第二級毒品大麻以營利之意圖，應堪認定。　㈧至被告之辯護人請求①調取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9 64號、111年度訴字第855號、111年度訴字第763號歷審全卷，以證明陳潣諼該期間之販賣狀況，並無買家需要購買而陳潣諼無貨可賣，自無向被告購買大麻之需要，葉吏循販賣之大麻有克數不足之情，②傳喚證人羅鈞翰，以證明陳潣諼於1 11年1月至3月間，有無向羅鈞翰告知買方因克數不足、品質不佳要求退貨等情（見本院卷第108、114-115頁）。惟上開請求調取之卷證及上游羅鈞翰、葉吏循僅為陳潣諼經偵查起訴就特定日期、特定對象之販賣、購入大麻，經法院認定有罪之情形，而由陳潣諼購入大麻之克數、與其販賣大麻之克數並不相等，即可逕知上開卷證、證人所述並非「陳潣諼全部之販賣、購入大麻」之客觀情節。而毒品買賣是屬違法事項，若以通訊軟體溝通，均用詞「隱諱」、使用「密語」，或者直接以語音通訊，若無通訊對象說明，實難自通訊軟體中得以知悉何部分屬毒品交易溝通、溝通之毒品種類、金額、數量等訊息，而以一般人均無自承違法事項之常情相參，縱有通訊軟體溝通內容、溝通對象到庭，亦無法由此推論「陳潣諼於111年3月初」是否有購買毒品大麻之需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855號案件，係111年2月11、15日羅鈞瀚、林志翔販賣大麻花、大麻煙油予陳潣諼，111年3月 31日羅鈞瀚、林志翔販賣大麻、大麻煙油予陳潣諼，於交易時間言，並無緊密之連結，難認本件大麻之上游為羅鈞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763號、111年度訴字第964 案件，係陳潣諼於111年3月14日與被告合資購買220公克大麻，被告支付117,600元後，陳潣諼即於111年3月14日以23 萬元向葉吏循購得大麻220公克及其他毒品送貨至被告處等情，則該案僅能顯示本件交易後、「111年3月14日」陳潣諼之上游，實難認葉吏循於本件交易時為本件之上游。況縱陳潣諼曾經於「訴外告知或有顧客反應品質不佳、需要退貨」，亦難以逕推該顧客即為被告，更難將需退貨之部分特定為 111年1月17日被告取得之部分。而就被告販賣大麻予陳潣諼之認定，已如前開所載，事證已臻明確，上開待證事項與本件無重要關係，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項第2款、第3款之規定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二、論罪及量刑之減輕事由說明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　㈡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前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應為其所犯販賣第二級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㈢無刑之減輕事由　　1.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刑規定之適用：按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一規定係為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皆行自白，始有適用。此所謂「自白」，係指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中均否認其有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自無前揭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　　2.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其刑之適用：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被告供出毒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或與其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犯、幫助犯關係）之毒品由來之人的相關資料，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據以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程序，並因此而確實查獲其人、其犯行而言。被告供出毒品來源，與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對該人發動調查或偵查並進而查獲之間，論理上須具有先後且相當之因果關係，被告所供毒品來源倘與本案起訴犯行無關，自與上開減免其刑之規定不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751號、112年度台上字第614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被告之供出毒品來源，與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進而破獲之間，須具有前後手、上下游且相當之因果關係，非謂被告一有自白或指認毒品來源之人，即得依上開規定減免其刑。亦即須所供出之毒品來源，與其被訴之各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有直接關聯者，始得適用上開規定減免其刑，並非漫無限制。倘被告所犯該條項所列之罪之犯罪時間，在時序上較早於該正犯或共犯供應毒品之時間，即令該正犯或共犯確因被告之供出而被查獲；或其時序雖較晚於該正犯或共犯供應毒品之時間，惟其被查獲之案情與被告自己所犯該條項所列之罪之毒品來源無關，均仍不符該條項減、免其刑之規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90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15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被告供稱：本件大麻來源為陳潣諼云云，然陳潣諼並非本件大麻之來源，業如前述，難認被告曾經供出其上游、共犯。　　　⑵復被告曾於偵查中供稱大麻來源尚有「狐獴」等語，而檢警依被告上開供述循線偵辦後，查悉被告於111年4月 3日凌晨2、3時許購毒之毒品來源「狐獴」即為黃子倫，而黃子倫此部分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亦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以112年度偵字第22647號提起公訴，且據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以113年1月9日桃檢秀正112偵22647 字第1139003015號回函（見訴962卷第267-274頁）明確，然本件係於111年3月5日，在時序上早於黃子倫上開經查獲於111年3月25日販賣大麻予被告之時間，依上說明，即令黃子倫確因被告之供出而被查獲，惟其被查獲之案情與本件毒品來源無關，故不符該條項減、免其刑之規定。　　3.無刑法第59條減刑規定之適用：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犯罪另有其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1 65號、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毒品之流通嚴重危害國人健康與社會秩序，此經政府機關及各類傳播媒體廣為宣導，執法機關莫不嚴加查緝，被告本件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其行為助長毒品氾濫，對社會治安造成相當危害，被告販賣之對象雖特定、單一僅有1人次，然由被告販賣之價格13,200元、重量10公克觀之，已非毒友間之互通有無，而以販賣第二級毒品之法定刑度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相參，本案並無任何正當理由或特殊情狀，客觀上實無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顯可憫恕之處，衡酌本案犯罪情節，尚無情輕法重之弊，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參、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經詳細調查及審理後，基於以上相同之認定，並⑴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素行不佳，其明知毒品戕害人身，一經染毒，極易成癮，影響頗為深遠，毒品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危害至深且鉅，如任其氾濫、擴散，極易影響社會治安，危害非淺，被告既知其害，竟無視國家對於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僅為貪圖個人私利，任意將毒品販賣予他人施用，除戕害他人身心健康，危害社會風氣外，恐助長毒品氾濫，並足以衍生其他犯罪，應予相當之非難，審量其犯後態度、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得，暨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1年2月；⑵就沒收部分說明其所有之犯罪所用工具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SIM卡），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另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諭知沒收並為追徵；經核原審上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沒收亦稱允恰。二、被告提起上訴，仍執前開情詞為辯，並對於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並未進一步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猶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茲原判決已詳敘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並就陳潣諼、林家淵之證述何以可為憑證、且有補強證據等已詳細敘明，與一般之經驗論理法則無違，至被告所指各該上訴理由之論駁業經敘明如前（見上開理由欄貳一㈢至㈥部分），被告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江宇程提起公訴，檢察官鄭堤升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蕭進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 2 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7 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 5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06

TPHM-113-上訴-4715-20250306-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671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章文杰選任辯護人李柏杉律師被告洪聖淵王世榮上一人選任辯護人鍾欣紘律師鄒宜璇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442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556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章文杰、洪聖淵、王世榮等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1.章文杰部分：章文杰給付之發票總額為新臺幣（下同）20 3,000元（55,000元、148,000元），核與黃馨蟬認知之交付20萬元數額不同；且發票日期為民國109年10月27日、1 09年10月29日，而善柏生命禮儀服務契約（下稱善柏契約）之簽約日則為109年10月28日，二者並不相符；況善柏生命禮儀服務契約價金為每份149,000元，黃馨蟬交付之價金堪認以全額繳付1份契約之全部價金，然契約中均僅記載「分期繳付」、「簽約時僅繳付1,000元」，則黃馨蟬繳付之情形，顯非全額用於購買服務契約。是章文杰陳稱：黃馨蟬支付之款項用以購買上開服務契約，顯然有使黃馨蟬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2.洪聖淵部分：因卷內並無篆刻經文骨灰罐提貨券可資比對查證其確實價額，雷音石藝有限公司更已解散，然以洪聖淵自述「每張提貨券為2萬至3萬元價值」相較，洪聖淵交付之8張提貨券總價值28萬元顯低於黃馨蟬交付之29萬元，洪聖淵實係虛報每張提貨券價額，使黃馨蟬誤認每張提貨券價值為3萬元以上，而為超額給付。是洪聖淵應有詐欺上開價差。　　3.王世榮部分：王世榮供稱：黃馨蟬欲購買每張12萬元之水蓮鈦金內膽提貨券10張（總額120萬元），其中以每張1萬元之心經提貨券5張為扣抵（扣抵額5萬元）、交付現金30 萬元，則黃馨蟬尚應給付之85萬元則由王世榮先行墊付云云（見易字卷二第145-146頁），然卷內並無何廠商同意以心經提貨卷「升級扣抵」、更無相關之價格文書可佐，又無王世榮墊付之金流可資為憑，何以王世榮墊付之總額竟超過黃馨蟬實際交付金額？業已交付之提貨券中除有「水蓮鈦金內膽」外，竟又有「水蓮內膽」等不同材質者，王世榮交付之商品是否與約定相符？倘以王世榮所擬之委託同意書，王世榮可再向黃馨蟬請求支付90萬元之代墊費，故難認王世榮未向黃馨蟬施用詐術。被告與黃馨蟬至黃明玉住處本即為籌措黃馨蟬買賣水蓮內膽事宜，並非王世榮所稱之「捧場」，否則何以黃明玉表示欲報警，王世榮即慌張離去？可認王世榮顯有詐欺情事。　　4.章文杰、洪聖淵、王世榮三人均明知黃馨蟬欲為買賣之商品，卻先後向黃馨蟬詐騙購買其不需要之商品，待黃馨蟬交付款項後，即未再與黃馨蟬聯絡，難認此三人無涉詐欺。僅因黃馨蟬年事已高，難免記憶不全，法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為認定。是原審僅因黃馨蟬之陳述瑕疵，即判決被告3人無罪，有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不當之違誤等語。　㈡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如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審判決已詳細敘明就⑴章文杰、洪聖淵之部分，依據黃馨蟬於警詢、偵查、審理中證述之買賣內容，業經章文杰、洪聖淵所否認，又呂逸蕎、彭豊翔僅能證明呈遠創意行銷有限公司（下稱呈遠公司）販售商品內容、章文杰之任職狀況，另善柏契約亦僅能證明呈遠公司與黃馨蟬間後續恐有民事債務不履行之責任，而洪聖淵交付之提貨券雖因雷音石藝有限公司事後解散等情，然均無法補強黃馨蟬證述有關詐術、締約具體內容等情；⑵王世榮之部分，黃馨蟬於警詢、偵查、審理中陳稱之買賣內容前後矛盾，而黃明玉證述提及黃馨蟬所指之交易內容均為聽聞黃馨蟬一人所言，屬黃馨蟬證述之累積證據，是亦僅存黃馨蟬之單一證述而無補強證據；故均無法以此為不利於章文杰、洪聖淵、王世榮之認定，原審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已為綜合判斷、取捨，其得心證的理由已說明甚詳，基於罪疑唯輕原則為章文杰、洪聖淵、王世榮無罪之諭知，從形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㈢就章文杰部分：黃馨蟬固證稱：章文杰一開始是詢問是不是要賣塔位，後來說持有之骨灰塔永久使用權狀需繳納管理費，後來我錢是交給林靖恩，我交20萬元，包括展雲管理費3 萬6千元，林靖恩帶我去繳錢時，並不是管理費，說是行政什麼的。章文杰拿給我的是生前契約2本、發票2張，拿到時我都沒有細看，我本來是要賣塔位，後來契約的事情，我都是跟公司的賴經理（後來改稱彭經理）聯絡等語（見易字卷二第92-101頁），復由黃馨蟬提出之日記（見偵字卷第345- 346頁）、呈遠公司統一發票（見偵字卷第307頁）相互勾稽可知，黃馨蟬之日記係記載「10/21我去吉林路公司。林（指林靖恩）、章一起收錢。進公司之前，章文杰在門外交給我9萬元。我交付29萬後，開兩張收據。9萬元給章，我20萬」、「10/27跟章文杰簽約，預定11/10交易。」、「11/2章文杰送來發票及契約，給我簽名，給我兩份契約，他保留兩份。」，而呈遠公司統一發票金額則分別為109年10月27日5 5,000元、109年10月29日148,000元（總額20萬3千元）、備註欄記載「YT988236、No030178」，是黃馨蟬交付約為20萬元，取得總額20萬3千元（含稅）發票、善柏契約（契約編號WSB029523、029522），由金額觀之，因其中尚有稅額之計算，此總額差額，核與一般交易無違；由日期觀之，呈遠公司交付統一發票之日期雖記載為109年10月27日、109年10 月29日，而與善柏契約之簽約日為109年10月28日不同，然此發票日期分別記載之情形，核與一般交付將定金、於簽約後再交付尾款分別開立2張發票之交易習慣相符；且呈遠公司於109年10、11月間代銷售善柏契約，併請客戶簽立委託書，由業務將款項交付公司會計乙節，業經呂逸蕎、彭豊翔證述明確（見偵字卷第449-152頁），故可認黃馨蟬與呈遠公司間就善柏契約之代銷、交付款項情形並無異狀。至萬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6日榮禮字第1120206001號函（見偵字卷第389-397頁）雖覆稱：與黃馨蟬訂立之善柏契約另有發票（金額2,000元）等情，使黃馨蟬交付之金額與善柏契約之交付款項總額及善柏契約記載情形不合，然由黃馨蟬日記、發票備註欄記載可知，黃馨蟬交付20萬元，除部分為取得善柏契約之價款外，明顯預計另含「11/10交易」存在、或管理費，且由黃馨蟬日記其後日期之記載均在促成該「11/10交易」，可認該「11/10交易」始為黃馨蟬交付款項之主要目的，復善柏契約第8條亦明定「甲方得於全數支付本契約總款項後，依行政作業規範辦理登記轉讓本契約於第三人，並得依次再為轉讓」，故此交易金額差異是否因尚有其他交易存在，亦非無可能。故實難逕以黃馨蟬交付之款項總額與善柏契約記載總額不合，逕為不利於章文杰之認定。檢察官上訴以：由發票、善柏契約之金額、日期記載不一致，可認章文杰有施展詐術云云，尚嫌速斷。　㈣就洪聖淵部分：依據契約自由原則，提貨券之市場實際價額與最後買賣契約價格，非必然相同，只要買賣雙方主觀認定相符而成立契約，此利潤亦符合交易市場合理範圍，實難逕認此等契約合致存有詐欺。本件洪聖淵為黃馨蟬處理提貨券相關事宜，契約約定價額本即應為提貨券之成本價、一定之利潤、服務費用等之加總，而上開8張提貨券成本與契約約定總價相差約在1萬元上下，尚難認為顯不合理。且黃馨蟬證稱：洪聖淵是我兒子逼我來告的。洪聖淵拿8張提貨券，每張1萬5千元，我記不清楚。還有1張是因為我付的錢不夠，洪聖淵先出，所以那一張他拿著等語（見易字卷二第102 頁），是黃馨蟬主觀上並無任何其與洪聖淵交易對價給付不一致之認定。則檢察官逕以：提貨券之客觀市場價格與洪聖淵所稱之價格不同，故為詐術云云，實難憑採。　㈤就王世榮部分：就王世榮與黃馨蟬間之交易，黃馨蟬證稱：王世榮是說買家要升等，升等後又說要買什麼，我拿錢之後又說不行，最後那筆36萬元要趕快給，才可以交易，我才帶著王世榮去黃明玉家。升等後王世榮有給我8張水蓮鈦金內膽骨灰罐保管單，另2張水蓮內膽骨灰罐保管單就是我後來去當鋪借30萬元買的，王世榮水蓮內膽要36萬元，因為我只有給30萬元，所以有一些沒有給我等語（見易字卷二第106 頁），故以黃馨蟬所陳，王世榮依約交付相當之「水蓮鈦金內膽」提貨券，至其中出現之部分「水蓮內膽」提貨券則係因黃馨蟬交付款項不足，而另外購買取得，且黃馨蟬尚有部分「水蓮鈦金內膽」提貨券款項尚未補足等情，是本件黃馨蟬總價不足，自難交付全部之提貨券，而提貨券中出現「水蓮鈦金內膽」、「水蓮內膽」亦因黃馨蟬交付差額所致。又黃馨蟬、洪聖淵間之交易於洪聖淵交付相當於黃馨蟬對價之提貨券後，該契約即履行完畢，若無其餘契約未完成事項，雙方即無再保持聯繫之必要，自難以雙方其後中斷聯繫、一方放棄向他方之追索，而認定前開交易為詐欺。況黃明玉證稱：有關事情均係聽黃馨蟬講的，人我也不太認得。我覺得王世榮是騙子，什麼交易我也不記得，黃馨蟬並沒有說她跟王世榮做過什麼交易等語（見易字卷二第122頁），故黃明玉之證述，亦難以補強認定王世榮於交易過程中施展何等詐術。檢察官上訴意旨以：王世榮自黃明玉家中慌張離去、提貨券內膽材質出現差異，王世榮就代墊款項竟可再向黃馨蟬追索，故王世榮有施展詐術云云，顯忽略契約自由精神，尚有誤會。　㈥至檢察官聲請再次傳喚黃馨蟬，以：就被告之答辯再向黃馨蟬為確認，因原判決僅有在最後一段第7頁提及黃馨蟬之證述，故有再行傳喚之必要等情（見本院卷第122頁）為主張。惟黃馨蟬於原審已經具結、並經交互詰問完畢，就與章文杰、洪聖淵、王世榮交易之情形，已於檢察官主詰問時，證述明確，檢察官於本院聲請欲再次傳喚之待證事實，與原審詰問之內容相同，原審判決引用之程度，核與是否有再行傳喚之必要無涉，檢察官既亦無法說明於本院欲行「重行聲請傳喚」之必要性原因，就聲請於本院再度詰問黃馨蟬之部分，即屬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項第4款之同一證據再行聲請調查，亦與刑事訴訟法第196條之規定有違，故此部分之聲請應予駁回，附此敘明。三、綜上，檢察官上訴意旨，或就原判決已審酌說明的事項，再為不同之評價，並未進一步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仍不足以使本院對於被告3人產生有罪之確信。本院認原審所為章文杰、洪聖淵、王世榮無罪之判決，並無不當，檢察官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章文杰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朱佳蓉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慶華提起上訴，檢察官鄭堤升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蕭進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442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章文杰　　　　　　洪聖淵　　　　　　王世榮上　一　人選任辯護人　鄒宜璇律師　　　　　　鍾欣紘律師　　　　　　黃暐程律師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5565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章文杰、洪聖淵、王世榮均無罪。　　理　由一、檢察官起訴之主要內容：　　被告章文杰原為呈遠創意行銷有限公司（下稱呈遠公司）之業務員，其與被告洪聖淵、王世榮（合稱被告3人，分別以姓名代稱之）因不詳方式得知告訴人黃馨蟬（下稱告訴人）持有眾多塔位、骨灰罐欲求售，均認有機可乘，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章文杰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09年9月24日致電告訴人相約於臺北捷運萬隆站4號出口處，向告訴人謊稱可代為仲介出售其持有之塔位，告訴人遂口頭委託章文杰銷售塔位。章文杰數日後即致電告知告訴人稱已找到買家，然需支付仲介管理費用新臺幣（下同）29萬元，其可代出9萬元云云，使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09年10月 21日，至呈遠公司位於臺北市○○區○○路00巷00○0號5樓辦公室處，交付20萬元現金與章文杰。然章文杰僅於109年11月2 日交付發票2張、善柏生命禮儀服務契約2份與黃馨蟬，隨即推由呈遠公司同事稱其違反規定代出金錢以致買賣破局等語，後斷絕聯繫，告訴人始悉遭騙。　㈡洪聖淵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10 年8月19日致電告訴人，向之謊稱可代為仲介出售其持有之塔位，然需購買骨灰罐上心經「篆刻經文」服務始能順利銷售等語，使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0年8月24日，在其位於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地址詳卷）之住處樓下，交付現金29 萬元與洪聖淵，洪聖淵則交付8張「篆刻經文」服務之提貨券與告訴人後，隨斷絕聯繫，告訴人始悉遭騙。　㈢王世榮知曉告訴人向洪聖淵購買「篆刻經文」提貨券後，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10年9月1日致電告訴人，向之謊稱可代為仲介出售其持有之塔位，然告訴人需將手上之骨灰罐內膽升級為「水蓮鈦金」內膽方能出售云云，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於同日在其上開住處樓下，將其向洪聖淵購買之8張「篆刻經文」提貨券交與王世榮「升等」內膽，王世榮則於110年9月2日在上開處所交付「水蓮鈦金」內膽提貨券8張與告訴人，然旋即聲稱其所接洽之塔位買家尚須10個「水蓮鈦金」內膽，告訴人因而再於110年9月7日，在上開地點交付現金30萬元與王世榮，王世榮再交付「水蓮鈦金」內膽提貨券2張與告訴人，並稱內膽數量還是不足，需再支付36萬元購買內膽才能完成塔位買賣交易，黃馨蟬迫於無奈，僅得帶同王世榮尋找其胞姐黃明玉商借金錢，然遭黃明玉拒絕，王世榮見告訴人已無資力，遂推託聲稱買家因染疫無法完成交易，即斷絕聯繫，告訴人始悉遭騙。因認被告3人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4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判決意旨參照）。三、檢察官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3人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證人即呈遠公司之前負責人呂逸蕎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呈遠公司前員工彭豊翔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胞姊黃明玉之證述、告訴人提供其與洪聖淵之通訊軟體 LINE資料照片、其與王世榮之簡訊對話截圖、章文杰之名片照片、告訴人提供之雷音骨灰罐保管單影本10張、告訴人簽立與王世榮之委託同意書、告訴人提供之呈遠公司發票、善柏生命禮儀服務契約、萬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榮公司）112年2月6日函件暨函覆之生前契約申購申請書、委託書及發票各1份等件為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3人固坦承有販售如起訴書所載之生前契約、篆刻經文服務、水蓮鈦金內膽等商品，並分別收受告訴人如起訴書所載之價金，然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並分別辯稱如下：　㈠章文杰辯稱：我因投遞名片而與告訴人認識，係告訴人需要購買生前契約，遂約我於109年9月24日在臺北捷運萬隆站附近碰面，我沒有向告訴人推銷商品，第2次碰面時，告訴人有交與我價金，我亦有交付發票及生前契約，然沒有代墊9 萬元等語。　㈡洪聖淵則稱：告訴人向我說其他公司仲介會為她處理既有的商品，我有向她建議骨灰罐有經文會比較好出售，但我亦有提供篆刻經文之提貨券與告訴人，我並沒有為告訴人販售商品，告訴人應該係混淆我與其他公司業務等語。　㈢王世榮另稱：我於110年8月有致電與告訴人詢問有無殯葬商品需求，告訴人稱要將經文提貨券升級，我們有見面洽談，亦沒有要為告訴人銷售商品，且告訴人係欲添購更多殯葬商品方帶著我去向黃明玉借錢等語。　㈣王世榮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王世榮確有交付相應之殯葬商品與告訴人，無為告訴人販售商品等語。五、本院之判斷：　㈠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非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可分下述二類：㈠、「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上對價顯失均衡的契約。其行為方式均屬作為犯，而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著重於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無以顯不相當之低廉標的物騙取被害人支付極高之對價或誘騙被害人就根本不存在之標的物締結契約並給付價金；㈡、「履約詐欺」，又可分為「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如以膺品、次級品代替真品、高級貨等），及所謂「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自始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價金或款項。其行為方式多屬不純正不作為犯，詐術行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故在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289號刑事判決判決意旨參照）。　㈡章文杰及洪聖淵之部分：　⒈告訴人雖於警詢、偵訊中、審理中證稱：⑴章文杰電話主動聯繫其，並於收受管理費或行政費用20萬元即能代為轉銷其持有之塔位，我給付後改口說是買生前契約的錢等語（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5565號卷【下稱偵字卷】第32 頁、第36、37頁、第173頁；本院卷二第96-99頁）；⑵洪聖淵電話主動聯繫其，得知其有塔位擬販售後，並表示有買家欲與刻有心經之骨灰罐合併購買，其遂交付29萬元向洪聖淵購買篆刻經文服務等語（偵字卷第32頁、第37、38頁、第17 4頁；本院卷二第102-105頁），然此部分俱為章文杰及洪聖淵所否認，且卷內除了證人呂逸蕎及彭豊翔之證述（偵字卷第449-452頁）可以證明呈遠公司有販售殯葬商品及章文杰曾短暫任職於呈遠公司；證人黃明玉之證述得證明聽妹妹言及章文杰及洪聖淵之姓名外，並無任何證據足資補強說明章文杰及洪聖淵係主動聯繫告訴人，且有向告訴人佯稱已覓得塔位買家需要同時購入其他殯葬商品等詐術行為，則章文杰及洪聖淵與告訴人於締約之初所為之要約具體內容究竟為何，尚難僅憑告訴人之單一指訴，即率認章文杰及洪聖淵有告訴人所指訴之詐欺方式出售殯葬產品。　⒉檢察官固提出善柏生命禮儀服務契約2份（偵字卷第309-343 頁）、發票2張（偵字卷第307頁）及萬榮公司112年2月6日榮禮字第1120206001號函文（偵字卷第389頁）認告訴人所持有之善柏生命禮儀服務契約2份，僅支付服務費共2,000元，履約金共29萬6,000元待履約時才須一次給付而構成詐欺取財罪等情，然此反而可見告訴人所取得之生前契約倘履行繳納義務後仍有效，章文杰及相關呈遠公司之人員縱與告訴人間之委託代購殯葬服務商品有履約不順暢之情形，亦僅能說明後續恐有民事債務不履行責任，仍無以遽然反推章文杰於締約之初即有何締約詐欺之故意或有刻意不履行契約之故意，否則其毋寧僅須杜撰捏造生前契約與告訴人，豈有畫蛇添足繳付服務費與萬榮公司之必要。至洪聖淵確已提供「篆刻經文」提貨券8張，此由王世榮向廠商升等為「水蓮鈦金」內膽提貨券乙情，為王世榮及告訴人供述甚明，因此，縱然雷音石藝有限公司於112年3月14日解散，有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附卷足證（偵字卷第483-487頁），仍無以推認洪聖淵與告訴人締約之際有何詐欺之主觀犯意，是尚無從由告訴人之指訴、被告3人之陳述及檢察官所提供其他之證據，認定章文杰及洪聖淵有起訴書所指之詐欺取財犯行。　㈢王世榮之部分：　⒈告訴人於警詢、偵訊中、審理中證稱：王世榮主動聯繫其，並告以有買家擬連同塔位購買鈦金內膽骨灰罐10個，需將篆刻心經之骨灰罐8個升級，再給付30萬元購買2個，其遂現金交付與王世榮。嗣王世榮又稱差36萬元才能幫忙出售，其遂偕同王世榮至黃明玉家等語（偵字卷第32頁、第38頁、第17 4、175頁；本院卷二第106-111頁）。　⒉證人黃明玉雖於偵查中曾結證稱：告訴人帶王世榮來我家，並說只要我借王世榮36萬元，王世榮有辦法幫她完成出售靈骨塔的交易，王世榮也在旁邊幫腔，當天王世榮陳稱要幫告訴人賣靈骨塔等語（偵字卷第465、466頁）。然其於審理中則證稱：告訴人說被告3人要幫她賣東西還是買東西，我搞不清楚，也不確定有無見過在庭之被告王世榮，告訴人當天帶陌生人來我家，並表示該人會幫忙辦事，我不清楚告訴人與來的陌生人間有無為交易及過程，我聽不懂只知道當天是告訴人要我拿錢出來給陌生人，陌生人只是等著取款去辦陰宅事業的事情，因告訴人而陸續有很多人欲向我取款等語（本院卷二第120-126頁），本院審認其於經公訴檢察官、辯護人於開放式問答所為之證言與偵訊時有明顯差異，經公訴檢察官提示偵訊筆錄，證人再次確認後方陳稱偵訊時所述屬實等情，然就告訴人偕同王世榮至黃明玉家當日，王世榮究竟有無陳述要為告訴人販售靈骨塔或陳述是最後成功交易的 36萬元之本案重要事實，黃明玉之證詞已然反覆不一而具有瑕疵，是否可憑此作為告訴人指訴之補強證據，容有可議。　⒊黃明玉復證稱：告訴人向其講過很多人名，其也不清楚究竟係何人借告訴人財物、係何人要告訴人補錢，告訴人實在與太多人交易、被太多人詐騙等語（本院卷二第123、124頁），足見黃明玉就告訴人持有殯葬商品及與他人商議販售或購買商品之具體經過均沒有親自見聞，而俱係由告訴人轉述所悉，則其證述當屬累積證據，而無以補強告訴人之前開指訴。由上可知，告訴人與王世榮所談具體內容及詳細過程證人恐係全然不知，且無法排除黃明玉就前開⒉之證述受到至親胞妹即告訴人之認知、言談所影響，有高度混淆告訴人或其他曾見面之殯葬業者陳詞之可能，進而誤認王世榮曾言及要收款為告訴人販售塔位，是其證述尚難採憑。　⒋末查，檢察官固以告訴人指訴王世榮佯稱已覓得購買塔位之買家，要求被告另行購買「水蓮鈦金內膽」搭配後一併出售，並提出雷音骨灰罐保管單（偵字卷第88-91頁）、告訴人簽立與王世榮之委託同意書1紙（偵字卷第43頁）為據，然觀諸告訴人自述當時處於急欲脫手塔位之心態（本院卷二第 95頁、第98頁），倘王世榮已覓得塔位之買主，且其手上亦有「水蓮鈦金內膽」、骨灰罐等殯葬商品可供販售，告訴人自可將其持有之塔位先行出售與王世榮後，再由王世榮出售與客戶即可，何需大費周章先由告訴人購買，造成告訴人需再行支付費用又無法及時售出塔位之不合理情形。是以，告訴人就犯罪事實之陳述，別無其他證據資料可佐，亦有上述不合理處仍須有其他證據資料以供驗證，故王世榮是否確係以告訴人指訴之詐欺方式出售殯葬產品，實屬有疑。六、綜上所述，起訴書所稱被告3人所涉詐欺取財犯行，檢察官所舉之前開證據，不能證明被告3人有詐欺告訴人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檢察官之舉證尚難認已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是依無罪推定有疑唯利被告之原則，本院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則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即應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家蓉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慶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2025-03-06

TPHM-113-上易-1671-20250306-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上訴字第3070號上訴人即被告劉青鑫選任辯護人黃國展律師上訴人即被告温德勳選任辯護人葉志飛律師上訴人即被告林俊安選任辯護人李庭綺律師上訴人即被告林俊宏選任辯護人吳文華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6、25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4135號、11 1年度偵字第2892、13094、13101、13133號，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981、21498號，及移送併辦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681號），提起上訴，前經辯論終結，茲因尚有應行調查之處，爰命再開辯論，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6 日刑事第十一庭審判長法官張江澤法官章曉文法官郭惠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蕭進忠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6 日

2025-03-06

TPHM-112-上訴-3070-20250306-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792號上訴人即被告黃承旭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6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少連偵字第2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按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應向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為之，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逾期未補提者，原審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書狀未敘述理由或上訴有第362條前段之情形者，應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而未經原審法院命其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367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所稱「具體理由」，係指抽象、空泛之反面，倘僅泛言第一審判決認事用法不當、判決不公或量刑過重等空詞，而無實際論述其內容，即無具體理由可言，所為之上訴，並不符合法定要件，第二審法院以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予以駁回，自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9號、113年度台上字第921號判決意旨參照)。二、經查，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原審以113年度金訴字第66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6月，並諭知洗錢之財物沒收、追徵，被告不服原判決，於上訴期間內提起上訴，惟上訴狀僅記載「不服判決、理由後補」（本院卷第33、35頁），未敘述上訴理由，經原審函請補正上訴理由後，所提刑事上訴狀只記載「對原判決的認定事實、量處刑度不服」等語(同上卷第41、43頁；原審卷第365頁)，猶未敘述具體之上訴理由，再經本院於上訴期間屆滿經20日後，於民國114年2月17日裁定命被告於5日內補正上訴理由，裁定於同年月26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可稽（本院卷第101頁），被告迄今仍未補提上訴理由書，亦有本院收狀及收文查詢結果可考（見本院卷第103、105頁），顯已逾越本院裁定命補正上訴理由之期限而未補正。依首揭規定，被告上訴即屬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且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7條、第372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郭惠玲　　　　　　　　　　　　　　　　　　　法　官　廖建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黃翊庭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2025-03-05

TPHM-113-上訴-6792-202503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