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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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法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1號上訴人即被告周建東選任辯護人王安明律師王得州律師上訴人即被告王立琳選任辯護人舒正本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6年度金重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1年11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33403號、105年度偵字第7499、19904、23197、32949、34094、36244號、106年度偵字第3074、3076、130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一、原判決關於周建東、王立琳所處之刑部分，均撤銷。二、上開撤銷部分，各處如下所示之刑：　㈠周建東處有期徒刑參年。　㈡王立琳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20萬元，及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40小時之義務勞務。　　理　由壹、本院審判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上訴人即被告周建東、王立琳明示僅就原判之量刑提起上訴，本院審理範圍就周建東、王立琳僅限於刑之部分（本院卷㈣第95頁），並以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為審酌依據。貳、本案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之刑之減輕事由如下：　一、刑法第31條部分：　　被告周建東為香港金東蓮公司之負責人，其為金東蓮公司非法吸收資金犯行之行為負責人；而被告王立琳雖不具備法人之行為負責人之身分，惟其明知MA、GS或犇創公司不得為上開吸金行為，猶與具有法人負責人身分之陳鐛淞共同為本案吸金犯行，應論以共同正犯。惟斟酌王立琳雖有招攬他人投資犇創或MA、GS方案之行為，然就本案非居於吸收資金犯罪之支配、主導地位，所涉犯罪情節及惡性較實際規劃設計、掌控投資款之法人行為負責人陳鐛淞為輕，爰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二、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部分：　　周建東、王立琳於本案尚無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之情，縱有於偵查中自白，亦不合於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後段減輕其刑規定。　　三、刑法第59條部分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資為判斷。經查：周建東、王立琳本案所涉吸金時間非短，金額非微，受害之投資人人數非少，其等所為對金融秩序及社會治安危害甚重，尚難認有何可堪憫恕，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且王立琳已依前開規定減輕其刑，尚無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自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參、撤銷原判決及量刑之理由一、原判決分別量處周建東、王立琳有期徒刑3年10月、2年7月，固非無見，然查：　㈠周建東雖於原審否認犯行，然於本院審理時業已坦認犯行，是其之量刑因子已有變動，原判決之量刑有稍嫌過重之情。　㈡王立琳自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始終坦認犯行，且其所招攬之投資人僅10人，其於原審審理時業與黃永杰、何淑媛、姜美桃、鄭仁豪、伊永傑、陳志福、林莉榛等7人達成和解，取得其等之諒解，另投資人廖克銘則拍賣王立琳之不動產取償等情（原審卷㈥第143至152、169至199頁），王立琳嗣於本院審理時再與陳信言（下與上開黃永杰等人，合稱黃永杰等8人）達成和解（見本院卷㈣第327頁），足見王立琳犯後積極尋求被害人諒解之態度，是其量刑因子亦有變動，原判決未審及此，量刑亦有稍嫌過重之情，容有可議。二、是周建東、王立琳以原判決量刑過重，提起上訴，即非無據，且原判決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周建東、王立琳刑之部分，均予以撤銷改判。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周建東、王立琳與陳鐛淞共同利用公司名義，以行銷包裝及經銷商銷售制度方式，違法對外借款或招攬投資人參與投資吸收資金，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周建東、王立琳參與部分，金額為3、4 千萬元，參酌其等各自招攬之被害人人數，致其等財產受損之情形，對金融秩序之危害，再參以周建東、王立琳均僅為經銷商體系之負責人，尚非主導本案犯罪之人，兼衡其等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及所獲利益，暨於本院所自陳周建東為大學畢業，王立琳為研究所畢業之智識程度，周建東已婚、沒有需扶養親屬、目前從事電子商務工作，王立琳已婚、扶養配偶，目前為高中教師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㈣第185頁），周建東有與簡明城、陳啓斌、簡麗燕、楊美琪、沈冠伶達成和解、還款（見原審卷㈤第192至19 3、205至225、235至251頁、本院卷㈡第472頁）；王立琳業與黃永杰等8人達成和解，取得其等之諒解，並有不動產經廖克銘拍賣取償等情（見原審卷㈥第143至152、169至199頁、本院卷㈣第327頁）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四、緩刑宣告：　　王立琳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見本院卷㈠第325至326頁），其因思慮欠周，致犯本罪，犯後已坦承犯行，並已與黃永杰等8 人達成和解，取得其等之諒解，另廖克銘有拍賣王立琳之不動產取償之情，已如前述，堪認其已知悔意，積極尋求被害人之諒解，本院認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對其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5年，以啟自新。又為促使其對自身行為有所警惕，重建正確法治觀念，本院認應課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為宜，爰參酌其犯罪情節，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5款規定，命其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團體，提供140小時之義務勞務；另應向公庫支付20萬元，並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觀後效。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白忠志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審判長法　官　宋松璟　　　　　　　　　　　　　　　　　　　法　官　姜麗君　　　　　　　　　　　　　　　　　　　法　官　鄭昱仁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靜慧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銀行法第29條（禁止非銀行收受存款及違反之處罰）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銀行法第29條之1 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125條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2025-03-11

TPHM-112-金上重訴-11-20250311-5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銀行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297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白忠志上訴人即被告蘇張淑惠選任辯護人涂欣成律師洪梅芬律師李政儒律師上訴人蘇后汶蘇怡芬共同選任辯護人涂欣成律師洪梅芬律師李政儒律師上訴人胡淑茹胡雅芳黃素眞陳曉萍共同選任辯護人陳水聰律師被告李玉龍選任辯護人官振忠律師被告楊淑貞選任辯護人葉志飛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18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原金上重訴字第2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5424、5425、7685 、7785、13044、1470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李玉龍、楊淑貞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其他上訴駁回。理由壹、撤銷發回（即李玉龍、楊淑貞）部分：一、本件原判決認定被告李玉龍、楊淑貞擔任日訊集團之區域代理，有其犯罪事實欄所載共同以非法多層次傳銷之方式招攬不特定人參與投資，向不特定人收受款項，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而經營業務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依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分別論處李玉龍、楊淑貞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非法經營銀行業務各罪刑，暨諭知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之相關沒收、追徵，並宣告緩刑暨所附加負擔，以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固非無見。二、惟查：㈠、立法機關基於刑事政策及預防犯罪之考量，雖得以刑法對特定犯罪設定較高法定刑，但其對構成要件該當者，若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均以所定重度自由刑相繩，致對違法情節輕微之個案，可能構成顯然過苛處罰之情形。於此情形，審理具體個案之法院，考量行為人違法行為之危害程度及其所應負責任之輕重，倘認宣告最低法定刑度，尚嫌情輕法重，自應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俾符罪刑相當原則，並兼顧實質正義，以濟立法之窮。惟基於權力分立原則，避免侵害立法裁量權，自應審慎適用該條酌減其刑規定，並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又宣告緩刑與否，固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惟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外，仍應就被告有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亦即就犯罪狀況、造成之損害及危險性、被告之動機暨犯後態度、有無再犯之虞等情，加以審酌；法院行使此項裁量職權時，應受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即必須符合所適用法律授權之目的，並受法律秩序之理念、法律感情及慣例等所規範，若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時，得認係濫用裁量權而為違法。㈡、原判決以李玉龍、楊淑貞犯罪參與程度，並未及於日訊集團非法吸金及非法多層次傳銷犯行之關鍵及核心事項，且其等業已坦承犯行，復分別與部分下線投資人達成和解，並繳回部分犯罪所得，縱依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猶嫌過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有可憫恕之情狀，因而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見原判決第39、40頁）。並以其等2人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且犯後均坦承犯行，深具悔意，復分別與部分下線投資人達成和解，並繳回部分犯罪所得，顯見其等確有悔改或反省之意，經此偵、審程序與科刑之教訓，當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對其等2人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為由，憑為宣告緩刑之裁量依據（見原判決第45至46頁）。惟依原判決附表六所載，李玉龍、楊淑貞轄下投資人數各為118人、138人，且其等轄下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分別高達新臺幣（下同）2億1,012萬1,00 0元、3億7,872萬5,000元等情（見原判決第96頁），以及原判決量刑理由所敘：本件受害之投資人數眾多，吸收之資金至鉅，對於國家之金融交易秩序管理及經濟安定，危害甚深，並致投資人受有財產嚴重損失等旨（見原判決第45頁），如果均屬無訛，能否謂李玉龍、楊淑貞犯罪情狀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又依原判決附表八所載（見原判決第218頁），李玉龍已返還投資人款項及給付之和解金為0元，而經扣除已返還投資人款項及給付之和解金額，暨自動繳交犯罪所得金額後，對李玉龍、楊淑貞應沒收之未扣案犯罪所得，仍分別高達829萬1,713元、1,071萬3,466元，則其等是否已有悔意，確實賠償投資人之損害？即非無疑。就李玉龍、楊淑貞犯罪情節、犯後態度等情狀全盤觀察，客觀上是否確有法重情輕、犯情可憫之處，而符合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即有再加研酌之必要。原審對於上述疑點並未調查釐清，復未敘明其等2人究竟有何特殊之犯罪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有可憫恕之情狀，即認情輕法重，逕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尚嫌速斷，自有調查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法。又李玉龍、楊淑貞僅與部分下線投資人和解，仍未與部分投資人（包括告訴人勤耕園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勤耕園公司》等人）達成和解，勤耕園公司因而以其等未與該公司達成和解為由，具狀請求檢察官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365至371頁），則依上述李玉龍、楊淑貞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前開對李玉龍、楊淑貞所為量刑併予宣告緩刑，是否符合事理之平，未違反國民法律感情，亦非無疑。原審對其等2人均宣告緩刑，是否足使被告心生警惕？有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具體理由？原判決於裁量李玉龍、楊淑貞是否適宜宣告緩刑時，未就前揭情狀究明，就如何符合比例等一般法律原則之判斷，亦未見原審妥慎斟酌，而逕予宣告緩刑，同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㈢、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尚非全無理由。而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於本件量刑事實之認定及法律之適用，本院無從據以自行判決，應認原判決關於李玉龍、楊淑貞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貳、上訴駁回（即蘇張淑惠、蘇后汶、蘇怡芬、胡淑茹、胡雅芳、黃素眞、陳曉萍）部分：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即被告蘇張淑惠，及上訴人胡淑茹、胡雅芳、黃素眞、陳曉萍擔任日訊集團之區域代理，上訴人蘇后汶、蘇怡芬則擔任該集團之經理，有其犯罪事實欄所載共同以非法多層次傳銷之方式招攬不特定人參與投資，向不特定人收受款項，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而經營業務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依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分別論處蘇張淑惠、蘇后汶、蘇怡芬、胡淑茹、胡雅芳、黃素眞、陳曉萍（下稱蘇張淑惠等7 人）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非法經營銀行業務各罪刑，暨諭知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之相關沒收、追徵，其中胡淑茹、胡雅芳、黃素眞、陳曉萍部分並宣告緩刑暨所附加負擔，以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已詳述其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關於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犯罪所得達1億元者加重其刑之規定，揆其立法意旨，既在處罰行為人（包括單獨正犯及共同正犯）違法吸金之規模，則其所稱「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在解釋上自應以行為人對外所吸收之全部資金為其範圍。而違法經營銀行業務所吸收之資金或存款，依法律及契約約定均須返還被害人，甚至尚應支付高額利息。若計算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將已返還被害人之本金予以扣除，則其餘額即非原先違法吸金之全部金額，顯然無法反映其違法對外吸金之真正規模。況已返還被害人之本金若予扣除，而將來應返還被害人之本金則不予扣除，理論上亦有矛盾。且若將已返還或將來應返還被害人之本金均予以扣除，有可能發生無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情形，自與立法意旨有悖。從而被害人所投資之本金，不論事後已返還或將來應返還，既均屬行為人違法對外吸收之資金，於計算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自應計入，而無扣除餘地。另共同正犯被吸收之資金亦應列入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應扣除。是以本罪處罰之行為態樣係以行為人對外吸金達一定規模者，不應僅以事後損益利得計算之，若有返還本金、支付佣金、甚至用以清償債務等，均無礙於已成立之違法行為。原判決認定蘇張淑惠、蘇后汶及蘇怡芬本件所為符合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加重條件之要件，係本諸上開意旨，勾稽卷內資料，據以說明其等如原判決附表六所示吸金規模，已超過法定1億元之加重條件，均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罪，於法尚屬無違。至蘇后汶上訴意旨雖執其僅須就自己吸金之金額即后恩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后恩公司）轄下規模13億2,144萬8 ,000元負責，計算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不應納入蘇怡芬即怡恩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怡恩公司）轄下規模云云，惟原判決附表六之9關於蘇后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統計部分，係將后恩公司轄下規模13億2,144萬8,000元，與怡恩公司轄下規模4億965萬3,000元合併計算，然該附表附註1已載明：怡恩公司為后恩公司推薦，且未獨立為另一群組，其轄下投資排除同一人多個帳號部分，含后恩公司及怡恩公司轄下投資人，共計712名投資人等旨（見原判決第197頁），亦已詳細說明上開合併計算之理由，與論理法則並無不合，自難遽指其為違法。蘇后汶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此部分計算為不當，以及蘇張淑惠、蘇后汶、蘇怡芬上訴意旨謂原判決計算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未剔除自己投資金額部分云云，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或共犯論。但得減輕其刑。」既規定為得減輕其刑，而非必減，則是否減輕其刑，事實審法院自有裁量之權限。原判決已說明依卷內共同被告徐明賢、安土美津子之供證，蘇張淑惠係於民國109年8月始晉升成會員總長，且充其量僅因其係最大代理商，而有向徐明賢、安土美津子建議、表示意見之情，再參諸共同被告李玉龍、康淑玲、楊淑貞、周姈瑱、許行廣、胡淑茹、胡雅芳、黃素眞等人供證：徐明賢、安土美津子為日訊集團之名義及實際負責人，除主導日訊集團投資方案之推廣及會員招攬外，復有決定何人能升任最高業務位階（即代理）之權限，平時更定期召開會議向經理級以上會員佈達日訊集團之公司政策等情，顯見最終決策之人仍為徐明賢、安土美津子，尚難認蘇張淑惠確有實際參與公司就特定違法行為之決策或執行，透過其支配能力而使日訊集團為吸金犯罪，因而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等旨，是原判決已依卷內資料，詳述適用上述減刑規定之裁量理由，於法無違。檢察官上訴意旨謂蘇張淑惠吸金金額為日訊集團吸收資金一半以上，且對於日訊集團具有決策云云，係對原審減刑刑裁量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祗以犯人在其犯罪未發覺前，自行向該管公務員申告其犯罪事實，而接受裁判為已足。且該條既規定為得減輕其刑，則是否減輕其刑，事實審法院自有裁量之權限。原判決已說明蘇張淑惠於109年11月3日至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下稱高雄市調處）接受詢問時自承犯罪事實，其已合於自首要件，且衡諸其於第一、二審均坦認犯行，當認已有悛悔之意，且節省司法資源，因而依刑法第62 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等旨。是原判決就蘇張淑惠如何符合自首之要件，及何以減輕其刑之理由，已敘述甚詳，原審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自不得遽指其為違法。至依卷內勤耕園公司所提刑事告訴狀之內容（見他字第4946號卷第3至7頁），僅指訴徐明賢、安土美津子及李玉龍共同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犯行，且依該刑事告訴狀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收文章戳日期，顯示上述告訴人係於110年3月30日向該檢察署提出告訴，係在上述蘇張淑惠至高雄市調處自承犯罪事實之後，尚不影響其自首之認定及本件判決結果。檢察官上訴意旨執此無關其判決結果之事由，且謂蘇張淑惠見其犯行難以隱匿，始投案說明，且尚未與被害人完成和解，並非真誠悔悟云云，據以指摘原判決適用上開減刑規定為不當，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六、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同時有免除其刑之規定者，其減輕得減至三分之二，刑法第66條定有明文。所謂「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乃指減輕之最大限度，裁判時可在此限度內酌量，並非必須減輕二分之一，法院於限度範圍內，如何減輕，本有裁量之權，如減輕之刑度係在此範圍內，即非違法。而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第62條前段既均規定得減輕其刑，法院各於二分之一以下範圍內，如何減輕，自有裁量之權。本件原判決說明蘇張淑惠本件前開犯行，符合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第62條前段之減輕其刑事由，依該等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就其所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法定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所量處有期徒刑5年6月，未逾越法定刑度，難謂違法。蘇張淑惠上訴意旨謂原判決未依刑法第31條第 1項但書、第62條前段規定均減輕其刑二分之一，量處有期徒刑1年9月以上3年9月以下之刑度云云，而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同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七、刑罰之量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量刑合於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關於蘇張淑惠、蘇后汶及蘇怡芬之量刑，已於理由內敘明如何以其等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為量刑，經核既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且已審酌蘇張淑惠、蘇后汶及蘇怡芬與被害人和解之情形，及其等家庭生活等情狀，自屬裁量權之適法行使，即無違法可言。再共同正犯之間，其犯罪情節各有差異，量刑之結果即難免有所不同，原判決就蘇怡芬與其他同案被告康淑玲等人間之量刑部分，亦已斟酌其等於本件所擔任角色分工等犯罪情節而酌為量刑，且原判決以康淑玲所為犯行，認宣告最低法定刑度，尚嫌情輕法重，乃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因而撤銷第一審此部分判決，改判較第一審為輕之刑；而蘇怡芬不符合上開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其等符合法定減刑之事由既有不同，原審對蘇怡芬量處較重之刑，自難遽指為違法。檢察官上訴意旨謂蘇張淑惠犯後未與被害人完全和解，原判決對其量刑過輕云云，以及蘇怡芬上訴意旨謂其參與程度、違反義務程度及所生損害等犯罪情節較康淑玲為輕，原判決對其量處較重之刑，顯然輕重失衡云云，而據以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八、聯合國西元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下稱童權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而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童權公約施行法第2條及第3 條定有明文。童權公約第3條規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又第9條第1項明定「兒童不應與父母分離」原則，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在此限；第18條、第20條亦規定家長責任、兒童喪失家庭環境與替代照料等攸關兒童最佳利益事項。參照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　　14、28、36、69點之解釋，童權公約第3條「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之適用，固非僅限於兒童本身為主體或兒童成為被害客體之刑事案件，尚包括因家長觸犯法律而受影響之兒童。依原判決事實之認定及理由之說明，原審經由刑事司法審判程序，論處蘇后汶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刑，已考量蘇后汶於原審所陳其須扶養3名未成年子女等情狀（見原審卷八第177頁），並審酌其此等家庭生活狀況而為量刑，並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再衡諸蘇后汶所犯之罪，危害社會金融交易秩序，其身為人母，自身行為已有嚴重偏差，令其入監服刑，使其與子女隔離，不致妨害子女之身心健全發展，並未影響兒童之最佳利益，亦無違反前述公約之情形。又蘇后汶於原審雖曾聲請委請社工訪視其3名未成年子女，以證明法院依童權公約，於量刑時應考量父母服刑對兒童照顧之影響等事項（原審卷七第111、457頁），然原審最後審判期日經審判長詢以「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蘇后汶之原審辯護人為其答稱「無」，有卷內審判筆錄可查（原審卷八第157、158頁）。而原審斟酌前揭相關事證，認此部分事證已臻明確，且因欠缺調查之必要性，未就該部分再行調查，亦無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可言。蘇后汶上訴意旨猶執童權公約之規定，且以原審未調查上開事項，而謂原審未查明對其予以緩刑，是否較符合兒童之最佳利益，顯有違誤云云，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九、第三審為法律審，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故於第二審判決後不得主張新事實或提出新證據而資為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胡淑茹、胡雅芳、黃素眞、陳曉萍於原審未主張其等對於如原判決附表七所示獲取之獎金之犯罪所得，皆無事實上處分權等情，乃其等於上訴本院後，始為上開主張，顯係在第三審主張新事實，依上述說明，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十、檢察官及蘇張淑惠等7人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應認檢察官及蘇張淑惠等 7人對於原判決此部分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十一、蘇張淑惠、蘇后汶及蘇怡芬另聲請提案大法庭，聲請意旨略以：⒈關於法院於量刑時，是否應委請專家協助被告之未成年子女向法院陳述意見，及是否應審酌兒童最佳利益等法律爭議，本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00號判決均採肯定說，惟本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696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310號、110 年度台上字第6288號、112年度台上字第4843號等判決均採否認說，前揭本院裁判見解之歧異，應以均採肯定說較妥，且該法律爭議具有原則重要性，影響本件裁判結果。⒉關於共同正犯被吸收之資金，是否列入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法律爭議，本院102 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認為共同正犯被吸收之資金應列入，不應扣除。該決議係套用沒收犯罪所得之概念，惟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已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將用語「犯罪所得」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自不應繼續沿用源自上述概念之決議內容。再者，於共同正犯亦為投資人之情形，其投資人之身分亦為銀行法所要保護之對象，如依該決議見解，將發生投資越多，受害越重，產生以重罰作為保護手段之不合理現象，故應認共同正犯被吸收之資金，不應列入「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此爰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4規定提出聲請提案大法庭等語。惟查：㈠法院組織法於108年1月4日修正公布，增訂最高法院應設大法庭，裁判法律爭議，同年7月4日施行。本次修法，明定向大法庭提案機制為最高法院各庭「自行提案」及「當事人聲請提案」二種。「自行提案」又因提案事由不同，分為「歧異提案」與「原則重要性提案」，前者係「義務提案」，後者為「裁量提案」。「當事人聲請提案」則係為周全當事人程序參與權之保障，賦予其在先前裁判已產生歧異或具有法律原則重要性之爭議時，得促請受理案件之各庭向大法庭行使提案之職權。惟不論何種提案，必以受理之案件有採該法律見解為裁判基礎者，始有提案之必要；而在歧異提案，除就應遵守有關訴訟程序之法令，作出不同判斷外，必須受理之案件與先前數裁判，就相同性質之事實，其法律問題所持之見解歧異，始有提案之義務。本件關於蘇張淑惠、蘇后汶及蘇怡芬前開聲請意旨⒈所指關於法院於量刑時，是否應委請專家協助被告之未成年子女向法院陳述意見之法律爭議部分，細譯其所指本院相關判決內容，本院111年度台上字第　　700號判決敘明：法院量刑審酌兒童最佳利益時，倘當事人、辯護人、告訴代理人對於其評判已見爭執，而有予以調查釐清之必要，允宜視個案需求，委由與兒童心理、發展等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員或機關、團體實施鑑定，以取得與兒童最佳利益要素有關的事實（包括兒童之意見與溝通）、資訊與鑑定意見，而得資為量刑之重要參考依據等旨，而本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3696號判決則敘明：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2號一般性意見第32、33、34點，以涉及兒童本身為主體之司法及行政程序，賦予兒童發表意見權等旨。前者乃闡述法院量刑審酌兒童最佳利益時，於必要時實施鑑定以獲取包括兒童之意見與溝通等該利益有關之事實，作為量刑之重要參考依據等情；後者指出以涉及兒童本身為主體之司法程序，應使兒童陳述意見之意旨。則前後二則判決，並無歧異。至於本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310號、110年度台上字第62 88號、112年度台上字第4843號等判決，就司法程序賦予兒童陳述意見權之事項，並未表明與該二則判決歧異之見解，即無聲請意旨所指本院先前裁判就該法律爭議已有複數紛歧見解之情形。另上開聲請意旨⒈關於法院於量刑時，是否應審酌兒童最佳利益之法律爭議，因原判決已審酌蘇后汶須扶養3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生活狀況而為量刑，並未影響兒童之最佳利益，而無違反童權公約所揭示「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之情形，業如前述，是本件上訴適法與否之判斷，並未以該法律爭議之見解為裁判基礎，尚難認有向大法庭提案之必要。依上開說明，前開聲請意旨⒈部分之聲請，核與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4第1項歧異提案之要件不合。　㈡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4第1項所謂法律見解具有原則重要性，係指法律見解有促使法律續造之價值，或因屬新興、重大且普遍性之法律問題，乃有即時、預為統一見解之必要性而言。而原則重要性提案係採「裁量提案」，亦即其提出與否，由審判庭行合義務性裁量。關於童權公約有關兒童陳述意見之事項，本院相關見解尚無歧異，已如前述，本院復審酌前開聲請意旨⒈所持法律見解，並無促進法律續造及預為統一見解之必要性，即無提出原則重要性提案之必要。　㈢本院刑事大法庭設置目的之一為統一本院刑事庭各庭間歧異之法律見解，在大法庭設置前，本院係以選編判例及召開民事庭會議、刑事庭會議或民刑事庭總會議作成決議之方式統一見解。準此，倘若就某法律爭議，本院先前裁判雖出現歧異看法，但已透過選編判例或作成刑事庭會議、民刑事庭總會議決議之方式統一見解，事後即不再有裁判歧異之問題，在大法庭設置後，當無就同一法律爭議在判例選編或決議作成前之見解歧異裁判，以歧異提案開啟大法庭程序之必要，此觀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2之立法理由亦明。本件關於聲請意旨⒉所述之法律爭議，本院已於102年9月3日102年度第13 次刑事庭會議，對於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吸收之資金，其「犯罪所得」（嗣經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億元以上者，加重其刑責，其犯罪所得計算之相關問題，其中就共同正犯被吸收之資金是否列入其犯罪所得之法律爭議，已作成決議表明「銀行法第125條第1 項後段所處罰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行為，共同正犯被吸收之資金，自應列入其犯罪所得，不應扣除」等旨，嗣銀行法第 125條第1項後段所規定「犯罪所得」，雖於107年1月31日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惟此決議意旨仍為本院現今統一之見解，不生裁判歧異之問題。而聲請意旨復未能說明在上開決議作成後，就同一法律爭議，有何裁判採取異於上述決議之見解，是前開聲請意旨⒉，與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4第1項歧異提案之要件不合。至銀行法第125條雖迭於107年1月31日、108年4月17日經修正公布，然依107 年1月31日修正之立法說明載敘：「原第1項後段係考量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對金融交易秩序之危害較為嚴重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惟『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之要件與行為人主觀之惡性無關，故是否具有故意或認識（即預見），並不影響犯罪成立，是以犯罪行為所發生之客觀結果，即『犯罪所得』達法律擬制之一定金額時，加重處罰，以資懲儆，與前開刑法係因違法行為獲取利得不應由任何人坐享之考量有其本質區別。鑑於該項規定涉及罪刑之認定，為避免混淆，造成未來司法實務上犯罪認定疑義，該『犯罪所得』之範圍宜具體明確。另考量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摻入行為人交易能力、物價變動、經濟景氣等因素干擾，將此納入犯罪所得計算，恐有失公允，故宜以因犯罪行為時獲致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計，不應因行為人交易能力、物價變動、經濟景氣等因素，而有所增減，爰修正第1項，以資明確」等旨，以及108年4月17日修正之立法說明載稱：「1億條款的立法本旨，在於吸金規模越大，影響社會金融秩序就越重大，更何況違法吸金本來就是空頭生意，所有資金都來自於被害人，若要全部扣除就根本沒有吸金所得，遑論還要達到1億元，顯然違反立法本旨」等旨，可見本院上開刑事庭會議決議所採之法律見解，與銀行法上述歷次修正之立法意旨並無不合，即無因法律修正引發新法律問題之情形，而本院審酌前揭法律爭議既經本院統一見解，適用上已無疑義，亦無以該法律爭議具有原則重要性而予提案之必要。　㈣綜上，蘇張淑惠、蘇后汶及蘇怡芬前開聲請提案予本院刑事大法庭，均為法律上不應准許，本院自無向大法庭提案之必要，併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法　官林海祥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2025-01-09

TPSM-113-台上-4297-20250109-1

金上重訴

臺灣高等法院

銀行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3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陳萱玲選任辯護人劉仁閔律師邱柏越律師張為翔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 年度金重訴字第26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5577、20010、25084 、25085號；移送併辦案號：109年度偵字第30665號、110年度偵字第581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案檢察官明示僅就原判決之　　量刑及沒收、被告陳萱玲明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㈠第111、119、454-455頁，卷㈡第337、338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刑及沒收之部分，並以原判決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為審酌依據。二、關於量刑部分：　㈠茲先就與本件量刑相關之減刑事項說明如下：　　⒈被告雖非法人之行為負責人，但與具此身分之王安石、宋慧喬(均經原審通緝中)共犯，依刑法第31條第1項前段論以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前段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之共同正犯，惟考量其究非建富投資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下稱建富集團)之主導、決策者，且無影響建富集團投資方案及獎金制度內容之權限，其所為非法吸金犯行對金融秩序法益之侵害及投資人造成之財產損失均較王安石、宋慧喬等人輕微，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就所涉上開犯行，已在偵查中自白犯罪(偵字第15577 號卷第8頁)，並業於110年8月3日、112年1月13日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142萬349元(詳後述)，有原審法院贓證物款收據在卷可憑(原審卷㈡第399、400頁，卷㈤第3 67、368頁；本院卷㈠第131-133頁)，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之規定遞減輕其刑。　㈡原判決就科刑部分，業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 條之規定，審酌被告加入建富集團後，以投資建富集團投資方案可獲豐厚利潤，並保證還本之話術招攬從事非法吸收資金業務，吸收資金規模甚鉅，破壞國家金融交易秩序，惟犯後坦承犯行，已繳回犯罪所得，及其參與犯行之期間、分工情形，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6月。並說明其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犯後已知所悔悟，信無再犯之虞，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規定，諭知附負擔 (向公庫支付100萬元)緩刑之理由。所為論述與卷內事證相符，量刑允當，應予維持。三、關於沒收犯罪所得部分，原判決已說明：被告偵查中供述參與招攬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乙之1、乙之2、乙之3(原判決誤載為甲之1、甲之2、甲之3，下同)所示保本付息之投資方案，可以取得投資人投資金額的3％之招攬獎金等語(他字第7419號卷㈦第226頁)；又依據附表乙之1、乙之2、乙之3「涉及被告」欄載有被告之相關投資人之投資金額總計為2,66 0萬元(即此部分為被告實際參與招募投資人合計之投資金額 )，據此估算被告之招攬獎金為79萬8,000元(2,660萬×3％)。又被告於調查局詢問時自承：「107年 1月之後，建富集團所匯入我帳戶的款項，都算是房產智富專案的課程推廣獎金，總共是64萬2,349元，其中要扣除一筆2萬元是我幫宋慧喬支付廠商的款項，所以應該是62萬2,349元才對」等語(同上卷第155頁)，因認被告就其參與招攬如附表乙之4(原判決誤載為甲之4)所示保本付息之投資方案，而取得之報酬為62萬 2,349元。故被告為本案吸金犯行之犯罪所得，應為其上揭招攬獎金及報酬，共計142萬349元，因被告業已繳回上開犯罪所得，爰依刑法第2條第2項、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核其論斷說明，要無違法可指。四、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犯後未賠償全部被害人，且屬建　　富集團重要成員，原判決依刑法第31條第 1項規定減輕其刑　　，顯有失當，又原判決認定被告犯罪所得金額與被告於偵查　　中自陳金額199萬6,827元不符，原判決疏未釐清；被告上訴　　意旨略以：原判決諭知於緩刑期間向公庫支付 100萬元，顯　　屬過高，請予酌減等語。惟查，原判決就被告所犯銀行法第 125條第3項、第1項前段之罪，已綜合審酌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銀行法第125條之4 第2項前段規定遞減輕其刑後，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　　刑之裁量權，而為所示刑之量定，核其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　　認定被告犯罪所得亦已說明所憑，與卷證並無不符，均如前述。又原判決諭知被告應於判決確定日起4年內向公庫支付1 00萬元，顯已考量被告之經濟狀況而酌定相當期限，被告亦非不得向檢察官聲請分期支付，所稱無力繳納，同非可採。是檢察官、被告之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白忠志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審判長法　官　宋松璟　　　　　　　　　　　　　　　　　　　　　法　官　姜麗君　　　　　　　　　　　　　　　　　　　法　官　鄭昱仁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靜雅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2024-12-26

TPHM-112-金上重訴-13-20241226-5

金上重訴

臺灣高等法院

銀行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3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蔣華榮選任辯護人鍾永盛律師鍾佩潔律師被告廖詠婕選任辯護人鄧湘全律師潘紀寧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 9年度金重訴字第26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5577、20010、250 84、25085號；移送併辦案號：109年度偵字第30665號、110年度偵字第581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蔣華榮(不含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撤銷。蔣華榮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4年。犯罪所得新臺幣252萬8,00 0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未繳回部分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其他上訴駁回。　　事　實一、王安石 (原名王宗貞，與下載宋慧喬、葉士銘均經原審通緝　　中)、宋慧喬(原名宋芷妍、宋亞芝)夫妻2人係建富投資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為伯利恆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號6樓之10，下稱建富投資公司)、建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為伯利恆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10樓之1，下稱建富資產公司) 、建富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號7樓之9 ，下稱建富文創公司)、富建江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號6樓之10，下稱富建江公司)、宅博士通路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區○○路000號10樓之1，下稱宅博士公司)等5家公司(下合稱建富集團) 實際負責人。葉士銘係王安石、宋慧喬之助理，協助王　　安石、宋慧喬與投資人簽訂合約，擔任建富集團行政總務、參與遊說投資。陳萱玲(本院另行判決)係建富資產公司總經理，負責以網路、隨機開發客戶等方式，向不特定投資人招攬業務，實際任職於建富集團之期間為民國105年7月至107 年5月。蔣華榮於100年開始在建富集團相關公司任職，負責　　擔任業務及開發不特定投資客戶，並擔任講師與經手投資人　　之投資款。二、蔣華榮與陳萱玲、王安石、宋慧喬、葉士銘共同基於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自103年間起，由蔣華榮、陳萱玲(於其上揭任職建富集團期間)以網路或隨機開發客戶方式，邀約不特定人至建富集團設於臺北市○○區○○路00號7樓之9之會議室，以聽取投資不動產等投資資訊與課程，並聘請專業講師於該等課程中提供不動產投資之實務與相關法律資訊，吸引有資力、欲迅速致富之學員，王安石、宋慧喬則另以合作投資名義，邀約不知情之知名政商界人士至現場聚會，名為層峰論壇或名人聚會，使學員易於相信建富集團之政商關係與專業，再由王安石、宋慧喬自學員中物色具有資力者，以建富集團所設計之投資文案即如附表甲之1、甲之2 、甲之3、甲之4所示投資方案，另由擔任建富集團講師之蔣華榮、陳萱玲於建富集團投資課程中提供相關之投資資訊，鼓吹建富集團保本付息之投資方案，更由蔣華榮以名牌跑車接送投資人，促使投資人因而深信可快速致富之錯覺，以此向不特定投資人吸收投資款並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投資人則以匯款至指定銀行帳戶，或透過第三方支付平台刷卡，或交付現金等方式交付投資款，王安石、宋慧喬、葉士銘再提供上開5家公司開立之收據、本票、契約書、土地權狀作為投資證明及擔保，以此方式為吸金犯行，總金額達新臺幣(下同)1億4,898萬6,75 0元(詳如附表甲之1、附表甲之2、附表甲之3、附表　　甲之4所示)。各投資方案詳述如下：　㈠金錢借貸及斡旋金方案：王安石、宋慧喬、葉士銘、蔣華榮及陳萱玲以宅博士公司、建富資產公司、建富文創公司之名義，向如附表甲之1所示之投資人表示：為以集資方式投資不動產及與建設公司斡旋，需借貸資金為由，向投資人吸收資金，以如附表甲之1所示受款帳戶或交付現金等方式收取投資款，並與投資人簽訂「金錢借款還款契約書」、「金錢消費借貸契約書」、「斡旋金債權契約書」等契約，約定保證支付年利率9％至24％之利息，另簽發與投資款同金額之本票作為擔保，承諾到期還本。又投資人對外招攬投資，可分得投資本金2％至4％之招攬獎金，以此方式吸收資金8,192萬1 ,750元(詳如附表甲之1所示)。　㈡股權投資方案：王安石、宋慧喬、葉士銘、蔣華榮及陳萱玲以建富資產公司、建富文創公司之名義，向如附表甲之2所　　示之投資人以每股10至20元之價格出售公司股票，並表示：公司投資不動產，行情看漲，將於107年6月1日之前登錄興櫃，投資人購買公司股票後，如公司未達上興櫃目標或興櫃股票未達每股30元價格，公司願無條件買回股東持股之「保證獲利」方案，復以如附表甲之2所示受款帳戶或交付現金等方式收取投資款，且與投資人簽訂「股權投資協議書」、「增資股認購書」等契約，另約定每月保證提供本金1％之利息及0.5％之銷售業績，又投資人對外招攬投資，可分得投資本金2％至4％之招攬獎金，以此方式吸收資金3,356萬5,000元 (詳如附表甲之2所示)。　㈢營運管理方案：王安石、宋慧喬、葉士銘、蔣華榮及陳萱玲以富健江公司之名義，向如附表甲之3所示之投資人表示：公司將與廈門蓮花醫院、臺灣江守山醫生合作開設觀光央廚，提供月子餐、醫療級特餐，需籌措營運管理金為由，向投資人吸收資金，以如附表甲之3所示帳戶或交付現金等方式收取投資款，並與投資人簽訂「協議書」、「營運管理金協議書」等契約，約定保證支付年利率7％至24％之分潤金，本金連同最末期一併返還投資人(保證還本)，另簽發與投資款同金額之本票作為擔保。又投資人對外招攬投資，可分得投資本金2％至4％之招攬獎金，以此方式吸收資金3,220萬元(詳如附表甲之3所示)。　㈣房產智富專案：王安石、宋慧喬、葉士銘、蔣華榮及陳萱玲以建富資產公司之名義，向如附表甲之4所示之投資人兜售不動產投資案，由投資人購買不動產投資課程「經濟艙」6 萬元(投資期限7年)或「商務艙」15萬元(投資期限6年)或「　　頭等艙」28萬元(投資期限5年)，向投資人吸收資金，以如附表甲之4所示受款帳戶、交付現金、透過第三方支付平台業者紅陽公司以刷卡方式付款等方式收取投資款，並與投資人簽訂「房產智富合約書」之契約，且提供投資人低價土地作為擔保，約定投資到期後保證以6萬3,000元(經濟艙)或16 萬500元(商務艙)或30萬8,000元(頭等艙)回購土地之「保證獲利」方案，投資期間投資人另可無償參加市價數萬元之投資課程。後期投資方案則更改為「經濟艙」7萬元(投資期限 7年)或「商務艙」16萬8,000元(投資期限6年)或「頭等艙」 35萬元(投資期限5年)，約定投資到期後保證以7萬元(經濟艙)或16萬8,000元(商務艙)或35萬元(頭等艙)回購土地之「　　保證回本或獲利」方案，投資期間投資人另可無償參加市價　　數萬元之投資課程，合計以上開方式吸收資金130萬元(詳如附表甲之4所示)。　　理　由壹、有罪(上訴人即被告蔣華榮)部分一、本件檢察官就蔣華榮部分僅對量刑上訴(本院卷㈠第287、454 頁)，故原審判決就蔣華榮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依刑事訴　　訟法第348條第2項但書規定，非本院審判範圍；又被告蔣華榮上訴主張其為幫助犯，此涉及事實及法律適用，應認其就原判決有罪部分全部提起上訴，合先敘明。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蔣華榮對上揭犯罪事實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劉大威　　、李淑汝、張瑞容、方玉琪、林仁鏗、吳玟萱、江采倫、林俊慶、林恩正、林紫璿、許乃心、曾挺茵、郭鎮蘭、陳國禔　　、林玲仙、吳俊廷、王佩瑛、鐘衣絃、張譯尹、楊先震、王華瑞、李采原、黃郁屏、劉彥琳、鄭啟豪、林春億、李亮華　　、馮世揚、鍾瓏賑、林亨儒、鄭武順、劉書豪、林珈如、許　　哲銘、王澤政、夏石仙、許佳蓉、張瑞麟、吳秀麗、謝紘宇　　、李彥勳、喬書漢、張鈞富、邱子榕、蕭安其分別於調查局詢問、檢察官訊問及原審審理時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附表甲之1、甲之2、甲之3、甲之4證據欄所示之證據在卷可佐　　，堪認蔣華榮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合。　㈡建富集團投資方案如附表甲之1、甲之2、甲之3、甲之4「約　　定/實際利率」欄所示之投資報酬均在年息10％至34.16％之間，相較於國內該時期金融機構公告1年期存款利率未及1.5％，顯有特殊之超額，依一般社會觀念，足使一般人因此特殊報酬之引誘，輕忽風險而出資，自屬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蔣華榮夥同王安石、宋慧喬、葉士銘及陳萱玲藉此向多數投資人吸收投資款，確係屬銀行法第29條之1所規範之「準收受存款」行為，至為明確。　㈢共同正犯間已形成一個犯罪共同體，彼此相互利用，並以各自實施之行為相互補充，以完成共同之犯罪目的，故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其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同負罪責，共同正犯所吸收之資金，自應合併計算，非僅以自己實際經手收取者為限，此即共同正犯「一部行為全部責任」　　之原則。蔣華榮於任職建富集團期間擔任講師職務，並於投資課程中提供相關之投資資訊，鼓吹建富集團如附表甲之1 、甲之2、甲之3、甲之4所示保本付息之投資方案，而與王安石、宋慧喬、葉士銘及陳萱玲等人一同招攬不特定人投資上開方案，於其任職期間已形成一個犯罪共同體，渠等彼此　　間相互利用，並以各自實施之行為相互補充，以完成共同之犯罪目的，是蔣華榮所招攬投資人之吸金規模應一併計算。從而，蔣華榮參與期間計算之吸金規模已達1億4,898萬6,75 0元(詳如附表甲之1、甲之2、甲之3、甲之4所示)，亦堪認　　定。　㈣辯護人雖為蔣華榮辯稱其僅屬幫助犯云云。惟按，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犯罪構成要件　　之行為，皆為正犯，其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　　其所參與者，苟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亦為正犯，必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始為幫助犯。本案蔣華榮為賺取固定薪資外之招攬獎金(佣金)，除擔任講師鼓吹投資外，更實際招攬客戶，顯與王安石、宋慧喬等人有非法吸金之犯意聯絡，且已為構成要件之行為，非僅止於幫助犯意、行為，自屬正犯。辯護人此節所辯，尚無可採。　㈤綜上所述，蔣華榮犯行洵堪認定，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三、論罪　㈠建富集團所屬公司並非銀行，且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銀行業務，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蔣華榮與王安石、宋慧喬　　、葉士銘及陳萱玲透過建富集團經營銀行業務，係以法人為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罪主體，依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之規定，應處罰其行為負責人。蔣華榮雖非建富集團之負責人，但與實際負責人王安石、宋慧喬共同招攬事實欄所載之投資方案，係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之規定，而犯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起訴書雖漏未引用同法第125條第3項規定，惟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本院審理時並已告知相關罪名，　　無礙蔣華榮及其辯護人防禦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　㈡銀行法第29條之1、第29條之條文構成要件內涵，在本質上　　即具有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質，屬具有預定多數同種類行為將反覆實行特質之集合犯，在刑法評價上應為集合犯之包括一罪，應以一罪論處。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0665號、110年度偵字第5811號移送原審併辦部分，與起訴書所載投資人或屬相同，或為蔣華榮於任職建富集團期間　　，與王安石、宋慧喬、葉士銘及陳萱玲等人共同招攬之投資　　人，而與檢察官所起訴並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具有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㈢蔣華榮雖不具建富集團負責人身分，但就所參與非法吸金犯行，與葉士銘、陳萱玲及具法人行為負責人身分之王安石、宋慧喬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31條第1項、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審酌蔣華榮非犯本吸金案之主導或決策者，且無影響建富集團投資方案及紅利、獎金制度之權限，其所為非法吸金犯行對金融秩序法益之侵害及投資人造成之財產損失均較王安石、宋慧喬輕微，依刑法第31 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減輕其刑。　㈣按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　　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6條定有明文。　　又法律頒布，人民即有知法守法之義務，因此行為人對於行　　為是否涉及不法有所懷疑時，負有諮詢之義務，不可擅自判　　斷，任作主張，必要時尚須向能夠提供專業意見之個人或機　　構查詢，而行為人主張依本條之規定據以免除其刑事責任，　　自應就此阻卻責任事由之存在，指出其不知法律有正當理由　　而無法避免之情形。　　查蔣華榮於行為時係30餘歲之成年人，自大陸地區湖南東安　　高中畢業後，曾考上大學，但未就讀，並於大陸地區富士康　　公司、貿聯公司從事採購及業務類工作，於97年間因與前夫　　結婚後來臺定居，並於101年間進入伯利恆公司擔任銷售員等節，業據蔣華榮自陳在卷(他字第7419號卷㈦第243-244頁　　；原審卷㈤第213-214頁)，並有其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參(原審卷㈠第69頁)，足見其受有相當程度之教育，雖　　屬大陸地區來台之配偶，但已在臺定居、生活並就業多年，亦有相當社會工作之歷練，是依其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與智識思慮，當可知悉投資人加入建富集團投資方案獲利遠高於一般金融市場數倍之多，與一般投資人就其選擇之投資工具必須自負盈虧之常態迥異，故其向不特定之投資人招攬加入建富集團投資方案並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利息，客觀上與銀行經營存款業務無異，而建富集團並非銀行，其前開所為招攬不特定大眾投資該方案，屬未經核准經營銀行收受 (準)存款業務之情，且其所處生活環境，尋求專業人士之法律諮詢自非困難，然其並未提出就本案是否涉及不法有何諮詢或查證之情事，主觀上難認有何無違法性之認識而自信為合法，在客觀上亦難認有何正當之理由，或依其客觀情節，係無法避免，而屬可避免之違法性錯誤，被告辯稱不知所為違法云云，無可採信，自無從依刑法第16條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至本案部分投資契約固然有經民間公證人喬書漢予以公證，此經證人喬書漢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原審卷㈣第15 2-158頁)，並有相關投資契約在卷可查 (偵字第20010號卷㈠第177-180頁)。惟證人喬書漢證述：「……基本上我大概會問一下你們在斡旋什麼東西，這我都會問，他們講是投資什麼，但確實我沒有看到。雙方都確認是有的，我說有什麼事實可以證明，他們願意說，就開立本票，所以本票是在這裡開的，另外我也特別強調，有關利息的問題，有個利率的規定，當然依現在洗錢防制法觀念，我似乎應該更精細，但當時還沒實施，且我是特別問過當事人，雙方當事人都確認了，他們才做……」，「(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就此兩條文內容是否了解？)我認為我沒有回答的義務，公證的東西在公證文書裡面了，如果是不對的話，自然會由主管機關認定」等語(原審卷㈣第154-155頁)。可見喬書漢於公證時係著重者於確認請求人是否確有契約書所載之意思，而非確認該等契約書內容是否適法。況該公證過程，係蔣華榮完成招攬吸收資金後，始行製作之文書作業，旨在確保投資人相信建富集團已實際收訖投資資金，建富集團允諾依契約條款給付利息、到期返還款項予投資人等權利義務關係，故亦不能作為蔣華榮有正當理由不知法律，且無法避免之有利證據。　㈤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蔣華榮在本案中參與之期間甚長，吸金規模達1億4,898 萬6,750元，犯罪所得達252萬8,000元(詳後述)，犯罪情節非輕，亦查無特殊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顯然可憫之處，況本院業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要無量處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之情事，無刑法第 59條酌減其刑之適用餘地。被告請求依該規定減輕其刑，　　核無可採。　　四、原判決認蔣華榮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㈠證人即投資人辰○○於偵訊及原審均證稱：伊所簽訂的投資合約除第1份(即附表甲之3編號24其中30萬元部分)，係與蔣華榮接洽外，其餘4份合約(即附表甲之1編號30之90萬元、90萬元、120萬元，附表甲之3編號24其中100萬元部分)均係與宋慧喬所簽訂，與蔣華榮無關等語 (他字第8283號卷　　第221-225頁，原審卷㈣第135、138-139頁)，被告辯稱辰○○ 投資部分，伊接洽者僅30萬元，就其餘 400萬元未領取佣金等語，尚非全然無據。至辰○○於原審證稱其餘部分蔣華榮亦有領取佣金一節，係聽聞許哲明轉述(原審卷㈣第139頁　　) ，非其親自見聞，自無從採為不利蔣華榮之認定。原判決　　將上開400萬元併列入蔣華榮實際招攬投資額，並憑以計算其犯罪所得(即佣金收入)，即有違誤。㈡蔣華榮於本院審理期間已繳回犯罪所得50萬元，有被告繳交犯罪所得資料單、本院收據在卷可憑(本院卷㈣第11-21頁)，原判決對此有利被告之科刑審酌事項未及審酌，亦有未恰。檢察官上訴意旨認原審量刑過輕，固無理由，然蔣華榮上訴主張原判決諭知沒收不當並請求從輕量刑，非無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蔣華榮(不含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撤銷。五、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蔣華榮加入建富集團後即配合建富集團之公司政策，以投資建富集團投資方案可獲豐厚利潤，並保證返本之話術招攬從事非法吸收資金業務，與王安石、宋慧喬、葉士銘及陳萱玲等人共同招攬不特定人參與投資，吸收資金規模甚鉅，危害金融秩序，並造成投資人損害　　，其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但於原審及本院均坦承犯行，又其無前科，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素行尚可，並考量其本案非法吸金之期間、分工情形，暨所獲取之犯罪所得(詳下述)，未予告訴人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害，但已繳回部分犯罪所得，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及單親、從事油漆及打掃工作、獨立扶養 2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生活狀況、告訴人及被害人等於原審或本院審理時所表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六、犯罪所得沒收：　㈠銀行法第136條之1關於沒收規定於刑法沒收新制生效後之107 年1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依刑法施行法第10 條之3第2項、刑法第11條規定，本案蔣華榮違反銀行法之犯罪所得沒收，自應優先適用現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該　　新修正規定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 (例如：追徵、犯罪所得估　　算、過苛酌減條款等)，仍應回歸適用刑法沒收新制之相關規定。　　㈡依據附表甲之1至甲之4「合約所載投資期間或投資日期」所　　載，本案投資人最早投資日期為103年4月21日(附表甲之1編　　號16之投資人戌○○)，最晚投資日期為107年5月31日(附表　　甲之1編號26之投資人劉仲鑫)；另依蔣華榮調查局詢問時及　　原審審理時供稱：我約在100年至101年左右開始在建富集團　　相關公司任職，一直到107年，這6年期間，我的底薪一開始　　只有2萬3,000元，後來經我一再爭取，才調到3萬元等語(他　　字第7419號卷㈦第256頁，原審卷㈢第414頁)。據此，蔣華榮為本案犯行之期間應為103年4月21日至107年5月31日，並依蔣華榮每月自建富集團所取得之薪資收入為3萬元，估算上開期間所領取薪資收入應為148萬元(計算式為：3萬×49月＋3 萬×10天/30天)，蔣華榮對此亦不爭執(本院卷㈠第456頁　　)。　㈢蔣華榮供稱：我開發或服務客戶投資如附表甲之1、甲之2、　　甲之3所示保本付息之投資方案，可以獲得佣金，佣金之計　　算方式為投資人投資金額的4％，與薪資一併領取等語(他字第7419號卷㈦第256、258、261頁)。又依據附表甲之1、甲之 2、甲之3「涉及被告」欄載有蔣華榮之相關投資人之投資金額總計為2,620萬元(即此部分為蔣華榮實際參與招募投資人合計之投資金額，附表甲之3 編號24僅其中30萬元部分，　　詳前述)，本院據此估算蔣華榮之佣金收入為104萬8,000元　　(2,620萬×4％)。　㈣綜上所述，蔣華榮為本案吸金犯行之犯罪所得，應為其於建富集團上揭犯行期間之薪資加計佣金，共252萬8,000元，且上開不法利得衡情均來自投資人之投資款項，應依銀行法第 136條之1規定，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未扣案者(即不包括已繳回之50萬元)，併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貳、無罪(被告廖詠婕)部分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廖詠婕係宋慧喬之母親，提供名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桂林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帳戶)予宋慧喬使用，廖詠婕明知宋慧喬從事不法吸金犯行，且知悉並無提供金融帳戶予宋慧喬使用之必要性，仍基於幫助詐欺之犯意，提供其所申設之本案帳戶與宋慧喬使用，嗣宋慧喬先於105年7月間，向被害人張譯尹詐稱欲以位在臺北市○○區○○街00巷00弄0號1樓房屋及坐落土地（下稱本案房屋）貸款，請求張譯尹登記為本案房屋之所有權人　　，以張譯尹名義核貸，其將支付貸款之1％為張譯尹之手續　　費，嗣後貸款由宋慧喬償付云云，張譯尹遂予允諾，而於10 　　5年8月間，配合宋慧喬辦理本案房屋之貸款，並由宋慧喬取得房屋貸款525萬元、信用貸款100萬元。詎宋慧喬得款後，復於同年12月24日，向告訴人李淑汝謊稱欲以680萬元，出售本案房屋，致李淑汝陷於錯誤而同意購買，並於106年3月 27日，以現金支付定金100萬元予宋慧喬，宋慧喬再於同年月29日前某日時，在定金收據與成屋買賣契約書上偽簽張譯尹簽名，並於同年月29日交付李淑汝而行使，謊稱本案房屋係登記在張譯尹名下，其與張譯尹之人頭契約將於108年10 月到期，屆時始能過戶本案房屋，否則必須支付175萬元之人頭費予張譯尹，目前僅能辦理信託云云，藉此拖延房屋過戶，並利用不知情之代書馮世揚，偕同不知情之張譯尹於10 6年4月12日將本案房屋辦理信託登記予李淑汝，並要求李淑汝匯款至本案帳戶內，致李淑汝再陷於錯誤，而於同年月20 日匯款580萬元至本案帳戶，旋由廖詠婕於同年月26日將其中337萬元以現金提領後交付宋慧喬花用。嗣李淑汝於107年 4月29日起要求過戶，宋慧喬敷衍推諉，未履行過戶承諾，　　更自同年6月起未再繳納本案房屋貸款，攜款逃逸無蹤，李淑汝、張譯尹始悉受騙。因認廖詠婕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　　、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參照)。　　三、起訴書認廖詠婕涉犯幫助詐欺罪嫌，無非係以廖詠婕之供述　　、證人李淑汝、馮世揚、張譯尹之證述、李淑汝與宋慧喬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廖詠婕及宋慧喬加入之通訊軟體Line「阿婆最大再來媽媽」群組訊息對話紀錄截圖、本案帳戶交易明細、相關貸款資料及帳戶明細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廖詠婕固坦承提供本案帳戶予宋慧喬使用，惟堅決否認有何幫助詐欺之犯行，辯稱：因幫宋慧喬帶小孩，宋慧喬說要匯保姆費給我，故提供本案帳戶，存摺及印章均由宋慧喬取走，宋慧喬對我說有一些客戶的貨款款項需要用到本案帳戶等語。經查：　㈠廖詠婕係宋慧喬之母，提供本案帳戶予宋慧喬使用，嗣宋慧喬以前述詐欺手法，致張譯尹、李淑汝先後陷於錯誤，張譯尹同意擔任本案房屋所有權人並貸款共625萬元供宋慧喬使用，李淑汝則同意購買本案房屋並支付100萬元定金予宋慧喬及匯款580萬元至本案帳戶，經廖永婕提領337萬元交付宋慧喬等事實，為廖詠婕所不爭執，核與證人李淑汝、張譯尹、馮世揚分別於調查局詢問、偵訊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李淑汝與宋慧喬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廖詠婕及宋慧喬加入之通訊軟體Line「阿婆最大再來媽媽」群組訊息對話紀錄截圖、廖詠婕名下本案帳戶交易明細等資料附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李淑汝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訊中證稱：我向宋慧喬購買本案房屋，於106年4月20日匯款到廖詠婕名下之本案帳戶，當時宋慧喬對我說因為本案房屋所有權係登記在張譯尹名下，宋慧喬與張譯尹約定若宋慧喬違約，須支付張譯尹 175萬元，　　所以須等到107年8月才能將本案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給我，但是到107年4月間我聽聞建富集團財務狀況吃緊，所以我開始催促宋慧喬將移轉所有權登記，宋慧喬藉故推託，107年5 月3日我與宋慧喬見面，其當場簽立10張合計面額980萬之本票給我，擔保我已給付的本案房屋價金以及其他債權，之後宋慧喬就逃逸不見等語(他字第7419號卷㈡第610-611頁，他字第792號卷第106-107、164-166頁)；嗣於院證稱：其與宋慧喬買賣本案房屋過程中，並未與廖詠婕接觸等語 (本院卷　　㈡第226頁)。觀其證言可知，李淑汝將本案房屋購買款項匯款至廖詠婕名下本案帳戶後，宋慧喬雖遲未將本案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至李淑汝名下，然李淑汝仍可催促宋慧喬履行契約義務，而非李淑汝於匯款至廖詠婕名下本案帳戶後，宋慧喬隨即捲款潛逃，顯見廖詠婕雖提供本案帳戶供宋慧喬領取本案房屋價款之用，然此一提供帳戶之行為並未造成掩飾、隱匿該款項去向之金流斷點等效果，李淑汝仍明確知悉係由宋慧喬領取本案房屋價款，之後亦多次要求宋慧喬履行買賣契約義務，是廖詠婕此一提供帳戶之行為，是否就宋慧喬之詐欺犯行係屬直接而重要之助力行為，已非無疑。　㈢廖詠婕客觀上雖有容任其所有之本案帳戶供宋慧喬使用之行為，然依檢察官所出之證據，尚難以認定廖詠婕主觀上具有幫助詐欺取財之故意，茲論述如下：　⒈依廖詠婕及宋慧喬加入之通訊軟體Line「阿婆最大再來媽媽」群組訊息對話內容，宋慧喬雖於106年5月1日於群組中表示「我的○○街另一間也是賣她」、「她跟我買三間」、「他是台積電的採購」、「她媽媽給她一塊地剛賣掉」、「身上有3000萬現金」、「全部被我挖來了」等語，此有上開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查(他字第7419號卷㈦第108頁；本院卷㈡第12 0、121頁)。雖依上開訊息對話內容，宋慧喬似係指李淑汝向其購買本案房屋一事，然其僅於訊息內容中提及「全部被我挖來了」等語，但其真意為何，在未有其他更加詳盡之陳述下，實難謂於該群組中之成員僅憑上開支言片語　　，即可知悉宋慧喬有詐騙李淑汝一事。況上開訊息內容係於 106年5月1日傳送，晚於廖詠婕106年4月26日提領李淑汝匯款至本案帳戶內款項，抑或廖詠婕提供本案帳戶供宋慧喬使用之時點，是尚難僅憑上開訊息內容，予以斷章取義遽推論廖詠婕提供本案帳戶予宋慧喬時或106年4月26日提領李淑汝所匯款項時，業已知悉或預見宋慧喬之詐欺犯行。　⒉檢察官雖以廖詠婕之金融帳戶開戶查詢結果資料及其帳戶明細資料，而認廖詠婕業已開立多個銀行帳戶可供使用，並未有再開立新銀行帳戶之必要，且台北富邦商業銀行桂林分行 (下稱桂林分行)距離廖詠婕居所甚遠，廖詠婕並無至該處開戶之必要，顯見本案帳戶係專供宋慧喬使用，並提出廖詠婕金融帳戶開戶查詢系統查詢結果、廖詠婕名下金融帳戶交易明細等件為證(原審卷㈣第185-390頁) 。惟廖詠婕供稱：我居住在桃園市○○區，但宋慧喬住所在桂林分行附近，當時我白天在宋慧喬住所照顧孫女，宋慧喬請我去上開分行開設帳戶，目的係為給付保姆費用給我，當時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宋慧喬住所內照顧小孩，我將本案帳戶存摺等物品放在宋慧喬住所，宋慧喬就將本案帳戶存摺拿去使用等語(原審卷㈤　　第192-193頁)；核與證人即廖詠婕之女、宋慧喬之妹宋語渝於本院結證稱：廖詠婕有幫宋慧喬在臺北帶小孩，有時會在宋慧喬住處過夜，伊有聽過宋慧喬要求廖詠婕開戶供保姆費匯款之用等語(本院卷㈡第228-234頁)；證人李淑汝亦證稱聽過宋慧喬提到廖詠婕幫她帶小孩之事等語(本院卷㈡第221 　　、226頁)。是廖詠婕供稱因幫宋慧喬帶小孩，為供保姆費匯款之用而提供本案帳戶予宋慧喬等語，即非全然無據，酌以　　廖詠婕與宋慧喬為母女至親關係，出於親誼、信任提供帳戶予宋慧喬而未加過問使用情形，尚無悖情理，況一般人因工作、居住地之遷移等因素而開立多家銀行帳戶，事所恆有，無從執此遽認廖詠婕於開立本案帳戶供宋慧喬使用時，主觀上即存有容任宋慧喬持本案帳戶為不法詐欺取財之或幫助犯罪之不確定故意存在。　⒊本案帳戶之相關取款憑條經廖詠婕親自簽名，固有檢察官所提出之桂林分行111年6月21日北富銀桂林字第1110000066號函文暨所附廖詠婕名下帳戶相關資料等件在卷可查 (原審卷㈣第399-438頁)。惟廖詠婕既已提供本案帳戶供其子女使用，則其基於親情之信賴關係而為其子女領取款項，且未多加詢問款項之來源，亦與常理無違，除非尚有其他積極證據證明廖詠婕業已知悉宋慧喬之詐欺犯行後，猶仍為其子女領取所詐得款項等情，尚不得僅憑取款憑條係經廖詠婕親自簽名等節，遽此推論廖詠婕知悉本案帳戶內相關資金往來之詳情，遑論認定廖詠婕主觀上具有幫助詐欺取財之故意。　㈣廖詠婕於108年6月17日一次性償還327萬2,378元銀行貸款，　　有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文暨所附交易明細資料等件在卷可考(原審卷㈣第241-285頁)。廖詠婕所償還之上開款項，雖與其於106年4月26日提領李淑汝所匯之款項數目相近，惟廖詠婕於108年 6月17日前業已以價金330萬元出售　　其名下持有之不動產一節，此有廖詠婕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本票影本在卷可佐 (原審卷㈤第69-90頁)，則廖詠婕上開償　　還貸款之資金來源，究竟係李淑汝所匯之款項，抑或廖詠婕處分其名下不動產所得價金，實有疑問，無從採為廖詠婕不利之認定。　㈤此外，檢察官所提其餘證據資料，至多僅能證明宋慧喬確有為本案詐欺犯行，然均無從作為證明廖詠婕主觀上具有幫助詐欺取財之故意。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各項證據均不足證明廖詠婕有幫助詐欺犯行，既不能證明廖詠婕犯罪，揆諸首揭法條意旨，自應　　為廖詠婕無罪判決之諭知，以昭審慎。六、原審本同上之見解，以不能證明廖詠婕有起訴書所指之幫助詐欺之犯行，而為廖詠婕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俱無違　　誤。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廖詠婕已有諸多銀行帳戶，無　　大費周章另開立本案帳戶之必要，所辯顯不足採。㈡廖詠婕於106年 4月26日提領337萬元時，向行員表示取款用途為「　　開店、指甲店和買房子」，與嗣於調查局所稱該帳戶係代收宋慧喬廠商貸款等語不符，足見廖詠婕明知款項來源涉及不法始向行員隱瞞。且廖詠婕償還貸款之資金來源究竟為何，原判未詳為調查，亦有未恰。㈢依前述Line群組對話內容，廖詠婕積極參與宋慧喬相關吸金活動，此經相關投資人證述在卷，其涉案之深，非單純被借用人頭，應負幫助犯罪責云云。惟查：㈠廖詠婕辯稱其開立並交付本案帳戶予宋慧喬係供其匯保姆費之用，尚非不可採信，已如前述。而一人開立多家金融機構帳戶，並非罕見，無從執此認定廖詠婕所辯不實。㈡廖詠婕於108年6月17日償還327萬2,378元銀行貸款，　　其還款來源係廖詠婕以330萬元出售其名下桃園市○○區○○路0 00巷00號房地予宋狄織，由宋狄織配偶陳金葉匯款予廖詠婕一節，已據廖詠婕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本票影本等相關資料為證，堪認廖詠婕所辯並非無據。又廖詠婕提領337萬元之用途為何與該款項來源無必然關係，則其於行員詢問取款用途時有無據實陳述，與其是否知悉該款項係宋慧喬詐欺所得，欠缺關連性，無從採為廖詠婕有利或不利之認定依據。㈢廖詠婕於通訊軟體Line「阿婆最大再來媽媽」群組訊息對話內容，不足以認定其知悉或參與宋慧喬本案詐欺犯行，已論述如前，而檢察官並未起訴廖詠婕有參與或幫助宋慧喬非法吸金犯行，該非法吸金案投資人與本案詐欺亦屬無涉，上訴意旨憑以指摘廖詠婕涉犯幫助詐欺，不無張冠李戴之嫌。原審本於上開相同見解，以檢察官並未提出適合證明廖詠婕有公訴意旨所指幫助詐欺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且經原審對於卷內訴訟資料逐項審認結果，以檢察官所舉證據，尚無從憑以獲得廖詠婕有罪之心證，因而為其無罪之諭知，於法自無違誤。檢察官提起上訴，仍執前詞再事爭執，復未提出其他積極事證證明廖詠婕確有幫助詐欺之情形，其　　砌詞漫指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殊無可取，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白忠志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審判長法　官　宋松璟　　　　　　　　　　　　　　　　　　　　　法　官　姜麗君　　　　　　　　　　　　　　　　　　　法　官　鄭昱仁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廖詠婕部分，不得上訴。蔣華榮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靜雅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銀行法第125條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2024-12-26

TPHM-112-金上重訴-13-20241226-4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銀行法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849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白忠志上訴人張瑋（被告）選任辯護人蘇志倫律師上訴人即被告王姝茵選任辯護人謝啓明律師上訴人即參與人華夏大地旅行社有限公司代表人張瑋代理人蘇志倫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銀行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1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32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15935、19721、269 4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王姝茵被訴違反銀行法無罪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其他上訴駁回。理由甲、撤銷發回部分（即原判決關於被告即上訴人王姝茵被訴違反銀行法無罪部分）：一、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王姝茵有起訴書所載，與張瑋（此被訴部分已經判決無罪確定）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王姝茵此部分之有罪判決，改諭知王姝茵無罪，固非無見。二、惟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謂「匯兌業務」，係指行為人不經由現金輸送，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而「國內外匯兌」係指接受匯款人委託將款項自國內甲地匯往國內乙地交付國內乙地受款人、自國內（外）匯往國外(內）交付國外（內）受款人之行為。至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事實上執行業務者為標準，即指以反覆為同種類之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而言，縱令欠缺形式上之條件，仍無礙於業務之性質。原判決認為依公訴意旨所載，王姝茵自民國104年1月至12月間，在大陸地區以不詳方式支付人民幣予黃馨儀，再由黃馨儀促請其父黃進興於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六所示之時間，將新臺幣匯至王姝茵、張瑋帳戶，其匯兌之對象僅黃馨儀一人，尚難認王姝茵因自身有將款項匯回臺灣之需求，而以前開方式將其人民幣向黃馨儀換為新臺幣，主觀上即有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犯意，遑論認其有經常為客戶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行為（見原判決第43至44頁）。但卷查，①王姝茵於偵查中出具之自白狀略以：緣伊友人「青青」提及其友人黃馨儀在大陸經商有人民幣上之需求，伊遂基於協助臺商朋友之心意，而與黃馨儀接續兌換人民幣，每兌換1元人民幣約有0.081元之新臺幣匯差，兌換之利得甚微，願自白犯行，並繳回不法利得等語；於偵查中供稱：我是用臺銀牌告現金買入、賣出加起來價格除以二作為平均值，來跟臺商結算人民幣匯價。我是去抓臺銀的歷史匯率，發現好像固定差額都是0.081新臺幣，每人民幣是0.081新臺幣的匯兌利得。我沒有專職做匯兌，所以沒有收人民幣和新臺幣現鈔作兌換，只是如果我剛好有，可以幫忙兌換等語（分見偵字第19 721號卷第9至10、165頁）。②偵查中黃進興供稱：我們大陸的公司人民幣不夠用，所以匯錢（即新臺幣）給張瑋夫妻等語；黃馨儀證稱：因為我們中國工廠支付工資及貨款有人民幣的需求，經由我同學介紹，可以借我們人民幣的對象其中一個是王姝茵。一開始是王姝茵主動問我，她有人民幣，並直接告訴我她手上數額，並問我要不要換，就是這樣子，我才會跟她調借人民幣，她是匯款到我中國農業銀行私人的帳戶，我還款方式是她指定的臺灣帳戶等語（見他字第10281 號卷五第554、571頁）。③王姝茵與黃進興、黃馨儀間並無業務往來關係，亦據其等供證在卷，而本案之匯兌行為如附表六所示，自104年1月起至同年12月間止，金額高達新臺幣 1507萬1055元，王姝茵並因此獲得24萬46元匯兌利得（見第一審判決第70頁）。以上各情若果無訛，王姝茵確係長期持續支付人民幣予黃馨儀，再由黃馨儀以新臺幣給付之，金額逾新臺幣千萬元，王姝茵並從中賺取匯差利益，與原判決所認定王姝茵係因自身有將款項匯回臺灣之需求，而與黃馨儀以起訴書所載方式，為人民幣與新臺幣兌換之事實，及王姝茵主觀上無從事匯兌業務之犯意有間。原判決認定之事實既與卷內證據資料不符，卻未予調查、釐清，遽為王姝茵有利之論斷，自有調查未盡、證據上之理由矛盾、理由不備等違法。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審判決王姝茵此部分無罪違法不當，核為有理由，應認原判決此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乙、上訴駁回部分：壹、原判決關於上訴人張瑋違反公司法及犯罪事實欄（下稱事實）二之㈡、㈣、三之㈡、㈢部分，上訴人即參與人華夏大地旅行社有限公司（下稱華夏大地公司）宣告沒收部分：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第一審認定張瑋為華夏大地公司負責人，有未實際繳納華夏大地公司股款，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之違反公司法、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下稱以不正方法致生財報不實）、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犯行；原判決事實二之㈡所載，與王姝茵共同故意遺漏Strategic Sports(BVI) L TD.電匯如附表二所示款項，係華夏大地公司團費收入之會計事項，未告知記帳業者，致記帳業者未能將上開款項如實登載於該公司財務報表上，致生該公司102至104年度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下稱財報不實）之犯行；事實二之㈣所載，故意遺漏Strategic Sports(BVI) LTD.於103年7月25日、10 4年1月9日，匯至張瑋玉山銀行帳戶（帳號詳卷)之港幣112 萬800元、112萬1900元，係屬華夏大地公司營業收入之會計事項，未告知記帳業者，致記帳業者未能製作會計傳票並記錄於帳冊及財務報表，致生該公司103、104年度財報不實犯行；事實三之㈡所載，與王姝茵共同虛報張瑋之父親張安樂於104至106年在華夏大地公司請領薪資之不實事項，由王姝茵填製薪資明細之業務上文書，並由不知情之記帳業者製作各類憑證並持以申報，致逃漏該公司上開各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公司負責人以詐術逃漏稅捐、以不正方法致生財報不實犯行；事實三之㈢所載，明知華夏大地公司於104至107年向協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承租之車輛，係贈予中華統一促進黨使用之捐贈，竟由王姝茵將之列為華夏大地公司租車費用，虛增該公司之租金支出，並由不知情之記帳業者將此不實事項計入該公司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內，持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逃漏該公司上開各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公司負責人以詐術逃漏稅捐、以不正方法致生財報不實犯行（此部分原審改判王姝茵有罪）。張瑋、王姝茵上開事實三之㈡、㈢之違法行為，致華夏大地公司受有逃漏104至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新臺幣（下同）71萬1282元之利益。因而就張瑋違反公司法部分，依想像競合之例，從一重論處如附表甲編號一之㈠所示，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刑；就華夏大地公司102、103年度財報不實部分，論處張瑋如附表甲編號一之㈣、㈤所示，與王姝茵共同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下稱故意遺漏致生財報不實）2罪刑；就華夏大地公司104年至107年度財報不實及逃漏稅捐部分，依想像競合之例，從一重論處張瑋如附表甲編號一之㈥至㈨所示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以不正方法致生財報不實4罪刑（編號一之㈥至㈧部分與王姝茵共犯）。並就華夏大地公司因張瑋、王姝茵之違法行為而取得之財產利益71萬1282元為沒收、追徵之諭知。張瑋就第一審判決所為違反公司法，102、103、10 7年度違反商業會計法犯行之量刑部分，104至106年度違反商業會計法犯行之罪刑，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審審理期間，華夏大地公司已補繳32萬6621元稅額，因而撤銷第一審此部分沒收、追徵之諭知，改諭知就餘額38萬4661元為沒收、追徵。另維持第一審關於張瑋上開違反公司法，102、103、10 7年度違反商業會計法部分之量刑結果，及104至106年度違反商業會計法部分之科刑判決，而駁回張瑋此部分之第二審上訴，已詳述其憑以認定之依據及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上開部分尚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三、張瑋、華夏大地公司上訴意旨：　㈠張瑋部分：原判決認定伊有罪部分之罪數有違誤，違反罪刑相當原則，顯有違法。就沒收部分核算錯誤，就已發還被害人部分仍予沒收、追徵。原判決既認定伊利用於華夏大地公司負責收團費之機會，將款項存入自己帳戶或用以支付私人花費，事後均以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之方式掩蓋犯行。則依上開犯罪歷程，伊各行為目的相同，所侵吞者均為同一公司之款項，所為違反商業會計法與業務侵占犯行間具有局部同一、行為重合之情形，應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處斷。原判決竟論以數罪，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且就事實二之㈡部分認定伊與王姝茵成立共同正犯，未說明理由，亦有違誤等語。㈡華夏大地公司部分：國家稅捐債權與刑事案件一般被害人須經由民事訴訟程序請求損害賠償，以填補損害之情形有別，前者依稅捐稽徵法、行政執行法之相關規定，具有強制力與執行力，須避免犯罪利得沒收與稅捐追繳之給付義務同時存在，而造成雙重負擔。華夏大地公司因張瑋、王姝茵所為事實三之㈡、㈢之違法逃漏營利事業所得稅犯行而受有71萬1282 元財產利益之犯罪所得，應由稅務機關核定後繳納，倘就此部分為沒收宣告，有重複負擔及過苛之虞，應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原判決仍就華夏大地公司所受此部分財產上利益，扣除已補繳之部分為沒收、追徵之諭知，顯有違誤。四、惟查：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修法理由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原判決已說明：張瑋就其違反公司法及102、103、107年度財報不實部分，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提起上訴（見原審卷三第141、383頁），是就其上開犯行之審理範圍僅限於刑之部分，並以第一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為審酌依據（見原判決第 7至8頁），是以張瑋上訴意旨就事實二之㈡、㈣所示102、103 、107年度財報不實部分之論罪所為指摘，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㈡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採證認事，並不違背經驗、論理暨相關證據法則，即不容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依憑張瑋、王姝茵之部分供述，佐以卷內相關證據等證據資料，認定張瑋有事實二之㈡、㈣所載，104年度故意遺漏致生財報不實犯行，而張瑋此部分業務侵占犯行係發生於104年間，該年度稅捐係隔年5月始行申報，2次犯行之行為及時間均明顯可分，尚難謂張瑋為業務侵占行為當時即有故意遺漏致生財報不實之犯意；原判決認定其為業務侵占行為後，始另行起意犯上開違反商業會計法犯行，與經驗、論理法則無違。再者王姝茵既明知華夏大地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內，由Strategic Sports(BVI) LTD.自102年4月30日至104年11月12日間，陸續電匯之合計港幣704萬1940元之款項為該公司團費收入，其與張瑋為夫妻，2人分別為該公司負責人、會計及出納，就上開款項為該公司團費收入，卻故意遺漏未告知記帳業者，致財報不實，顯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自不待言。張瑋此部分上訴意旨僅為單純事實之爭執，同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㈢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為結果犯，以發生逃漏稅捐之結果為其犯罪構成要件；而犯逃漏稅捐罪者，其逃漏之稅捐（應繳納未繳納之稅捐金額），性質上係以節省支出之方式，反向達成整體財產之實際增值，乃直接產自犯罪之所得，核屬刑法第38條之1規定之「犯罪所得」，自應依法宣告沒收。又因犯罪所得之沒收與稅捐之繳納，固然均係歸於國庫，然因犯罪所得之沒收而獲益的「司法國庫」，並不等同於「稅捐國庫」，稅捐刑法在於保障國家之稅捐國庫利益，國家自係逃漏稅捐犯罪之被害人，而為刑法第38條之1 第 5項「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規定所稱之「被害人」。故逃漏之稅捐於行為後已向國稅局依法實際補繳者，其犯罪所得於補繳之範圍（全額或部分）內，既已實際合法發（繳）還被害人，依上開規定，在該範圍已毋庸再諭知沒收或追徵；惟依該規定之反面解釋，倘未補繳完畢者，則稅捐請求權於全部或一部未實現之情形，犯罪所得之沒收既為義務沒收，自仍應依法諭知沒收或追徵，尚不能以稅捐國庫仍有稅捐請求權存在為由即認不應予以沒收。至是否有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過苛原則之適用，乃法院依職權審酌之事項，縱未予適用，亦無違法。原判決已說明，華夏大地公司因張瑋、王姝茵於104至107年度所為逃漏營利事業所得稅之違法行為，致獲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71萬1282元，扣除該公司業已補繳之32萬6621元，爰依刑法第38條之1 規定，就未扣案之餘額38萬4661元宣告沒收、追徵（見原判決第51至52頁），核無違誤。張瑋、華夏大地公司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沒收違法，顯有誤解，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五、綜上，張瑋、華夏大地公司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憑己意再為單純事實之爭執，顯與法律所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張瑋就違反公司法、商業會計法罪名，104至107年度關於違反商業會計法、稅捐稽徵法罪名部分，102、103年部分之上訴、華夏大地公司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至張瑋違反公司法、商業會計法想像競合犯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名部分，104至107年度違反商業會計法、稅捐稽徵法罪名想像競合犯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名均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應併予駁回。貳、原判決關於張瑋犯事實二之㈠、㈢、三之㈠罪刑部分；張瑋、王姝茵共犯事實二之㈠業務侵占罪沒收部分：一、王姝茵聲明上訴狀載，就原判決關於不利於伊暨沒收部分聲明上訴等語，惟其於嗣後之上訴理由狀載：僅就原判決主文第7項關於沒收部分（即事實二之㈠所示犯業務侵占罪因而諭知之沒收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18、119頁），可認其已明示僅就上開沒收提起第三審上訴，合先敘明。二、原判決關於張瑋為事實二之㈠、㈢所示業務侵占犯行（事實二之㈠部分與王姝茵共犯），論處其如附表甲編號一之㈡所示共同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刑（王姝茵則論處其如附表甲編號二之㈠所示共同犯業務侵占罪刑）；張瑋與王姝茵共同犯事實三之㈠所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部分，則經原審分別論處其等如附表甲編號一之㈢、二之㈡所示刑法第 216條、第215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刑，上開罪刑均經第一、二審為有罪之認定，係分屬112年6月23日修正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4款、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張瑋併就該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非法律上所許可，其對於此部分罪刑之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三、又法院諭知沒收與宣告罪刑之判決，既同以被告之刑事違法行為存在為前提，則關於第二審判決宣告沒收（含犯罪所得之沒收）部分得否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自應以其所涉犯罪是否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為斷。查張瑋、王姝茵共同犯事實二之㈠所示業務侵占罪，依前所述，既屬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則其宣告沒收部分亦不得上訴第三審。張瑋、王姝茵上訴主張原判決就其等所犯共同業務侵占罪部分之沒收違法，自屬不合法，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林立華法官莊松泉法官李麗珠　　　　　　　　　　　　　　　法官　陳如玲法官王敏慧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陳廷彥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2024-12-19

TPSM-113-台上-3849-20241219-1

金上重訴

臺灣高等法院

銀行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重訴字第8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璟佑選任辯護人吳于安律師蔡仲閔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 2年度金重訴字第3號，中華民國112年10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8370號、111年度偵字第269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璟佑與同案被告林晉達、楊宜蒼、楊佳蓁、蔡益龍、林秉萮（林晉達等5人，經原審判決判處罪刑後，提起上訴，由本院另為判決）、黃惠鈴、陳怡君、劉素月、盧志維、于文豪、王麒麟、吳詩慧、陳妤綺、劉冠廷、李汶珊、連彥瑋、蔡坤佑（黃惠鈴等12人，均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非法多層次傳銷之犯意聯絡，擔任業務員，經林晉達之指示，於臉書社團張貼「招聘新趨勢公司幹部及業務員」及「TGC幣」、「DBC幣雲端挖礦機」投資案文宣，誆稱可給予、獲取與投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以此方式招攬不特定投資人參與「TGC幣」、「DBC 幣雲端挖礦機」及「DBC幣即時盤」投資案，吸收資金共計新臺幣（下同）250,049,625元，因認林璟佑涉犯銀行法第1 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9條第1項非法多層次傳銷等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亦規定明確。上開規定之立法目的乃欲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亦即以補強證據之存在，藉之限制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而所謂補強證據，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三、公訴意旨認林璟佑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林璟佑之供述、吳詩慧、劉素月、陳妤綺、于文豪、林晉達之證述、卷附龍博精神LINE群組對話截圖，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林璟佑堅詞否認有何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或非法多層次傳銷之犯行，辯稱：我是106年10、11月間在臉書上看到行銷團隊徵業務的文章，加對方的LINE後，由林晉達面試，林晉達說他們是線上娛樂城，要找玩家進龍博娛樂城玩遊戲，另要我先在娛樂城儲值8,000元，會有荷官帶我們玩百家樂。工作一開始是林晉達叫我在線上找娛樂城的業務，我有招到劉素月、吳詩慧擔任業務員，她們都有在娛樂城儲值8,000元，後來大約在106年11月左右，林晉達說不用找人來龍博娛樂城玩，叫我在網路上販售「TGC幣」，我只有招攬到朋友陳宜宜投資1單9,000元，我在娛樂城儲值的8,000 元也直接轉換成「TGC幣」，後來大約106年12月又改成「DB C幣」賣雲端挖礦機，我和陳宜宜的「TGC幣」都直接轉成「 DBC幣」，我大約於107年1、2月間有新工作，就離開林晉達的團隊，我和陳宜宜的「DBC幣」都有賣掉，劉素月、吳詩慧招攬的狀況，我不瞭解，他們業績都歸林晉達等語。經查：　㈠劉素月於調詢中證稱：我於106年10月在臉書上看到林璟佑之貼文要徵求遊戲推廣員，我就去應徵，由林晉達面試，我通過後就進入林晉達的公司擔任網路業務員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48370號偵查卷【下稱偵字第48370號偵查卷】㈠第157、252頁）；吳詩慧於調詢中證稱：我當時是在臉書上找工作，看到廣告內容是在網路上賺錢的訊息，要招攬工作人員，我透過廣告內容的 LINE ID聯繫上一位林姓男員工，暱稱為「GINO」，後來是由林晉達負責面試，林晉達有要我自己也準備8,000元投資等語（見新北地檢署110年度他字第7528號偵查卷【下稱他字第7528號偵查卷】㈡第222至223、237頁），劉素月並提出林璟佑臉書貼文截圖為佐（見偵字第48370號偵查卷㈠第241 頁），與林璟佑前所揭所辯大致相符，足見劉素月、吳詩慧係因林璟佑在臉書上所張貼招攬業務員之貼文，而加入林晉達經營之線上娛樂城團隊，本係要應徵擔任網路業務員、工作人員，再參酌卷附林晉達、楊宜蒼（小林）間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楊宜蒼係於106年11月2日始向林晉達介紹「TGC 幣」投資案，且該投資案於同年月25日始經楊宜蒼提供資料、開始對外販賣、解說，而在此之前林晉達係在經營龍博娛樂城等情（見偵字第48370號偵查卷㈡第173至177頁），再觀諸劉素月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加入「龍博娛樂城」大約1 週後，才開始受訓說要推廣「TGC幣」投資案，當初林璟佑也沒有叫我賣「TGC幣」，他只有讓我跟林晉達聯繫等語明確（見原審卷㈦第318至320頁），則林璟佑招攬劉素月、吳詩慧加入時，是否即有招攬劉素月、吳詩慧以招攬投資人投資「TGC幣」等投資案之意，已非無疑。　㈡至劉素月、吳詩慧嗣後雖經林晉達指示，於106年11月25日起，開始在臉書上張貼「TGC幣」、「DBC幣雲端挖礦機」投資案之文宣，並有招攬投資人之情，惟檢察官既未提出證據證明，林璟佑於前開張貼招攬業務員之貼文時，即知林晉達要其張貼貼文招攬業務員，係要業務員招攬投資人投資「TGC 幣」等投資案之意及預見劉素月、吳詩慧加入後，嗣經林晉達訓練、指示，將於106年11月25日起，開始在臉書上張貼「TGC幣」、「DBC幣雲端挖礦機」投資案之文宣，招攬投資人之情，自難令其就劉素月、吳詩慧嗣後招攬之投資人之行為同負其責。　㈢公訴意旨雖以林璟佑受林晉達之指示，於臉書社團張貼「TGC 幣」、「DBC幣雲端挖礦機」投資案文宣，誆稱可給予、獲取與投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以此方式招攬不特定投資人參與「TGC幣」、「DBC幣雲端挖礦機」及「DBC幣即時盤」投資案乙情，而認林璟佑亦有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非法多層次傳銷之客觀行為云云，然查，除前揭劉素月提出林璟佑臉書張貼招聘線上遊戲推廣員工之貼文（見偵字第48370號偵查卷㈡第19頁）外，卷內並無任何林璟佑於臉書社團張貼「TGC幣」、「DBC幣雲端挖礦機」投資案之文宣資料，此觀卷附新趨勢公司人員臉書招攬投資情形一覽表，其上顯示查無林璟佑張貼「TGC幣」、「DBC幣雲端挖礦機」、「DBC幣即時盤」之投資案文宣之記載即明（見偵字第48370號偵查卷㈡第9頁），自難認林璟佑有何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非法多層次傳銷之客觀行為。　㈣檢察官雖以證人陳妤綺、于文豪、林晉達之證述，主張林晉達有陸續於龍博精神LINE群組內發布投資方案之訊息，並以之作為訓練業務員、監督招攬本案前揭投資案業績之管道，林璟佑既於該群組內，主觀上當有犯意聯絡云云，然查，林璟佑固然有在龍博精神LINE群組內，惟本案並無任何林璟佑於臉書社團張貼「TGC幣」等投資案之文宣資料，難認林璟佑有何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非法多層次傳銷之客觀行為，已如前述，且依林璟佑所陳其於 107年1、2月間即離開林晉達之團隊，是尚難以林璟佑有在龍博精神LINE群組內，即遽認林璟佑與林晉達等人就前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非法多層次傳銷之罪嫌，有犯意聯絡。　㈤至林璟佑雖於調詢及偵訊時自承其有依林晉達之指示在網路上販售「TGC幣」，並有招攬到朋友陳宜宜投資1單9,000元等語，惟卷內並無陳宜宜之相關證詞或匯款單據，亦乏林璟佑為該招攬行為之相關證據，且核諸林璟佑於偵訊時係陳稱；陳宜宜因為是自己的朋友，所以可能想說就挺我一下當投資，金額也不高等語（見新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2692號偵查卷第211頁），則林璟佑就僅係單純與至親好友分享，亦或確有向多數人招攬之行為，亦容有可疑，更乏證據足資證明林璟佑與林晉達等人間就前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非法多層次傳銷之罪嫌確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從而，公訴意旨認林璟佑涉犯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非法多層次傳銷之罪嫌，除林璟佑之自白外，難認有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補強，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之規定，無從證明林璟佑有公訴意旨所指上揭之犯行，揆諸前揭條文及說明，既不能證明林璟佑犯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五、綜上所述，本案就林璟佑部分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使本院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致使無從形成林璟佑有罪之確信，揆諸首揭說明，檢察官既未提出其他證據加以舉證，林璟佑本件被訴之犯行，要屬不能證明，自應為林璟佑無罪之諭知。　六、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㈠原審同此認定，判決林璟佑無罪，經核並無不當。檢察官提起上訴略以：林璟佑應自106年10月間起即開始著手本案「T GC幣」等投資案之違反銀行法吸金犯行，林璟佑主觀上知悉其招攬劉素月、吳詩慧，即係為林晉達等人共同為違反銀行法之非法吸金行為，而與林晉達等人有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云云，原判決判處無罪，認事用法尚嫌未恰，應予撤銷改判云云。　㈡然查，林璟佑招攬劉素月、吳詩慧加入時，是否即有招攬劉素月、吳詩慧以招攬投資人投資「TGC幣」等投資案之意，已非無疑。檢察官亦未提出證據證明，林璟佑於前開張貼招攬業務員之貼文時，即知林晉達要其張貼貼文招攬業務員，係要業務員招攬投資人投資「TGC幣」等投資案之意及預見劉素月、吳詩慧加入後，嗣經林晉達訓練、指示，將於106 年11月25日起，開始在臉書上張貼「TGC幣」、「DBC幣雲端挖礦機」投資案之文宣，招攬投資人之情，自難令其就劉素月、吳詩慧嗣後招攬之投資人之行為同負其責，且本案尚乏積極證據足資證明林璟佑與林晉達等人間就前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非法多層次傳銷之罪嫌確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就林璟佑所陳其朋友陳宜宜有投資1單9,000元部分，亦乏補強證據，是本案就林璟佑部分仍存有合理之懷疑，業經本院一一論述如前，是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再行爭執，已難認有理，且檢察官執前開情詞上訴，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可資證明林璟佑確有共犯前揭犯行，自難遽為林璟佑不利之認定，綜上所陳，本院基於前開論述依憑之理由，尚無法形成林璟佑有罪確信，基於無罪推定、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刑事訴訟基本原則，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是檢察官上訴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白忠志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審判長法　官　宋松璟　　　　　　　　　　　　　　　　　　　法　官　姜麗君　　　　　　　　　　　　　　　　　　　法　官　鄭昱仁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劉靜慧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2024-12-10

TPHM-113-金上重訴-8-20241210-2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銀行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上訴字第12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温凌緯選任辯護人陳郁婷律師蘇育鉉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 年度金訴字第6號，中華民國110年12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2897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温凌緯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2年6月。犯罪所得新臺幣143萬3,333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緣徐正倫(本院另案審理中)及鄭翔鴻(另案判處罪刑確定)，　　與在澳門經營賭廳及博奕相關產業、姓名年籍不詳自稱鍾龍　　英之人，擬在臺灣推展由澳門地區紅利貴賓會所推出之「澳　　門銀河渡假城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下稱紅利貴賓會投資　　方案)，先由鄭翔鴻成立銳聚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銳聚公司) 　　，以銳聚公司名義於對外招攬時宣稱，該方案係投資銀河渡假城賭廳業務及博奕相關產業，報酬利潤極高，入會等級區分為鑽石級、黃金級、白金級，投資金額分別為新臺幣(下未註明幣別者同)400萬元、200萬元、100萬元(即港幣100萬元、50萬元、25萬元)，每月分別可領取投資金額之1.5％、1 .25％、1％的紅利，換算年利率為18％、15％、12％，以一年為期，期滿後若不續約，保證可贖回本金，會員並可藉由推薦、介紹他人加入而抽取佣金(即介紹獎金)，以約定此等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利息、紅利報酬之方式，而向不特定人推介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再由鄭翔鴻以紅利貴賓會在臺代理人名義與投資人簽署「紅利貴賓會年度會員協議書」(嗣因鄭翔鴻將另案入監服刑，於民國104年8月起即由鍾龍英代表簽署，又協議書只記載會員依級別可享有每年免費招待1至3次澳門旅遊，並得在貴賓廳內消費，但為規避觸犯我國法律之嫌疑，未記載可以領取上開投資金額一定比例之紅利，而係由招攬人口頭告知保證按月給付紅利)。二、温淩緯於102年4月22日、103年5月27日經鄭翔鴻招攬各投資　　400萬元，成為紅利貴賓會會員後，為貪圖佣金，明知銳聚公司非經我國主管機關許可經營銀行業務，仍與徐正倫、鄭翔鴻、鍾龍英基於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犯意聯絡，於103年5 月30日起，直接或透過下線會員，以銳聚公司名義對外招攬投資人投資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為利業務推廣，渠等並自 104年8月11日起，於桃園市○○區○○○街00號3樓A4成立紅利貴賓會桃園辦事處(或稱台灣北區辦事處，下稱桃園辦事處)，負責招募會員、收受投資款、交付紅利，安排會員至澳門等業務，並由温淩緯擔任負責人。投資人決定投資後，其投資款依溫凌緯指示匯入鄭翔鴻之華南商業銀行水湳分行帳戶、曾詮方(與下載許芸萍、沈蔓均、蕭宇惟、陳昇緯、呂瑞澂、彭金偉，或未經偵辦，或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尚無證據證明參與本案犯行)之中國信託銀行中壢分行帳戶或温淩緯之中國信託銀行中壢分行帳戶，或以現金交付温淩緯或桃園辦事處員工，再由温凌緯轉交徐正倫或鄭翔鴻。鄭翔鴻收受上開投資款後，即指示會計許芸萍將投資款匯入由徐正倫實際管領使用之李慰慈(本院另案審理中)名下新光銀行慶城分行、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學府分行或紅利貴賓會之中國工商銀行帳戶，鄭翔鴻則將應給付與投資人之紅利或介紹獎金交付溫凌緯或由其轉交。温淩緯以上開方式，直接或間接招攬附表一所示投資人參與紅利貴賓會方案，共同非法吸金9,96 0萬元，並因而獲取附表二所示之介紹獎金共　　計143萬3,333元。　　　　理　由一、訊據被告温淩緯固坦承擔任桃園辦事處負責人並介紹陳昇緯　　、彭金偉、呂瑞澂參與投資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違反銀行法犯行，辯稱：伊與蕭宇惟、陳昇緯、呂瑞澂同時掛名負責人，伊僅負責安排會員出國事宜，並未招攬他人，也不曾經手投資款項云云。經查：　㈠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係由銳聚公司以投資澳門博奕產業，依投資金額100萬元、200萬元、400萬元區分白金級、黃金級、鑽石級會員，保證每年可獲取年利率12％至18％不等之紅利、免費至澳門旅遊、推薦他人並得獲取獎金等說詞對外招攬投資人，且因避免涉嫌賭博故投資協議書未明載上開紅利情形，附表一投資人因而參與投資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投資所示金額等事實，為被告所不否認，並有附表一「證據出處」欄所示證據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擔任桃園辦事處負責人，實際負責該辦事處業務，並有直接或間接招攬投資人參與投資之事實，有下列事證可憑：　　⒈被告於於調查局詢問時自陳：我投資後約半年，鄭翔鴻問我要不要招攬會員投資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他表示若成功招攬會員，我可領取約客戶投資金額的10％，分月領取，非一次給足，我覺得很不錯，就開始找朋友參與，是以銳聚公司名義對外招攬，鄭翔鴻稱銳聚公司是紅利貴賓會在臺灣的合作夥伴，因為鍾龍英在澳門，所以後續會員要拿回本金的事，我會找徐正倫聯繫處理，在銳聚公司期間，確實是我向許芸萍領取分紅後發給各業務或客戶，彭金偉、呂瑞澂都是透過我投資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我確實有領到介紹費等語(他字第3529號卷第55-59頁，即本院卷㈢第79-83頁)；於偵訊時供稱：我有招攬投資人，徐正倫說這個投資報酬很高，要我們去招攬投資人，只要跟投資人說把錢匯到澳門的賭廳去，獲利不用擔心，桃園辦事處 104年8月11日開幕後，徐正倫跟我說以後我就是紅利貴賓會桃園辦事處的負責人，桃園辦事處可以說是我負責，投資人如果決定投資就請他們匯款至鄭翔鴻、李慰慈或我個人帳戶，因為我的帳戶於104年9月30日遭到凍結，乃向曾詮方借用他中國信託中壢分行的帳戶，投資人的款項匯入後由曾詮方領出來交給我，我再把現金交給徐正倫。在臺灣時我都是跟徐正倫、鄭翔鴻接觸，有招攬到客戶時，會向徐正倫報備，會員的紅利是紅利貴賓會計算的，由我們去澳門的賭廳拿現金回來，或徐正倫指派人將紅利交給我，我再交給我所負責的投資人，我是把我投資到的介紹給我朋友，我只介紹我身邊5、6個朋友加入，朋友名字我不記得，我所負責的投資人不超過8人等語(他字第3702號卷㈡第58-62頁)；於原審時亦供稱有對人說過投資紅利貴賓會保證獲利，期滿償還本金等語(原審卷㈢第70頁)，已坦承係桃園辦事處負責人，為獲取介紹獎金，以保證獲利、期滿償還本金等術語招攬投資人，並指示投資人匯款至其個人或鄭翔鴻、李慰慈、曾銓方帳戶，其再將投資款交付徐正倫，並轉交紅利予投資人，亦曾領取介紹獎金等情。　　　⒉證人即銳聚公司實際負責人鄭翔鴻於偵訊時證述：紅利貴賓會在桃園有禮賓處，由被告負責，成員的詳細情形要問被告(偵字第28978號卷第41頁及反面)；伊是銳聚公司的實際負責人，也是紅利貴賓會的臺灣代表，臺北、臺中、　　　桃園都有辦事處，是獨立運作，桃園是被告負責處理，他是仲介人也是會員，先向投資人介紹投資內容，投資入會等級及享有福利如同協議書所載，如投資人有興趣入會，再安排接待、訂機票到澳門，協議書由投資人在澳門與鍾龍英簽立，投資人的款項部分會匯到我華南銀行水湳分行帳戶，我指示會計許芸萍匯入李慰慈新光銀行慶城分行帳戶，許芸萍會將投資人的對帳資料及報表以電子郵件傳給沈蔓均或澳門，我會去澳門確定內容無誤，之後由沈蔓均將業務員應獲取的佣金報表交給許芸萍，佣金由澳門匯給李慰慈，李慰慈再轉匯給我，我交給被告，由被告發給業務人員，所有投資人的款項都應該匯到澳門帳戶，但有些投資人不會匯款，就匯到我前開帳戶或轉匯到李慰慈的帳戶，至於匯到被告帳戶的投資款，是匯到我帳戶再轉匯李慰慈帳戶，或被告直接換成港幣轉匯到澳門，陳昇緯、蕭宇惟、呂瑞澂是會員，不是桃園辦事處的負責人，負責人就是被告等語(他字第3702號卷㈡第80-81頁)，亦明確指證被告係桃園辦事處唯一且實際負責人，經手投資款及紅利等事實。　　⒊證人即桃園辦事處員工李柏緯於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中結證稱：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是友人蕭宇惟介紹，桃園紅利貴賓會開幕時，蕭宇惟與被告一起開幕，被告是桃園辦事處最大的承辦人，有專屬辦公室，是蕭宇惟的上司，大家稱他老闆，我們固定開會，每週開會大約有10幾至20人到場，由被告宣達董事長指示及公司運作、政策，會員紅利是100萬元12％、200萬元15％、400萬元18％，協議書未記載分配比率，被告、蕭宇惟口頭跟我說因為在臺灣賭博不合法，如果明確記載分配比率會是無效記載，我有介紹戴佩渝、蘇秀英、吳權家、陳吳銘參加，都是桃園辦事處的會員，印象中被告有直接跟戴佩渝、陳吳銘講過會員制度，他們4人都有去澳門，投資款是匯給鄭翔鴻或由我在桃園辦事處轉交彭金偉，我有獲得介紹獎金約50、60萬元，大約是6％至9％不等，除以12，按月收取，被告、蕭宇惟有跟我介紹獎金制度，他們開會時有說過協議書所載不涉及母公司盈虧，是因公司賺更多錢時不會再多分給客戶，最多就是一年10％至20％，我去澳門有看到被告、鄭翔鴻，戴佩渝、吳權家、陳吳銘都有參加桃園辦事處的開幕會，有遇到被告、鄭翔鴻、徐正倫，彭金偉在桃園辦事處擔任收錢的帳房，因鄭翔鴻在高雄被收押，被告、蕭宇惟跟我說鄭翔鴻帳戶遭凍結，必須用現金方式交付，是被告宣導客戶交付現金的，否則我怎麼敢向客戶收現金，客戶來公司，如果被告在，幾乎都會跟客戶談，帶客戶去澳門，被告也幾乎都會去等語(他字第4101號卷第105-107頁、原審卷㈠第287-305頁、本院卷㈡第215-221頁)，除證述被告係桃園辦事處「最大承辦人」，人稱老闆，有專屬辦公室，固定主持會議，宣導組織政策、獎金制度外，並證實縱非被告直接招攬之客戶，其亦會對其說明相關會員制度等事實。　　⒋證人彭金偉即投資人(附表一編號21)兼桃園辦事處員工於調查局詢問、本院審理時證稱：桃園辦事處的主事者是被告，我負責行政，桃園辦事處主要是推薦客戶將資金投入紅利貴賓會，參與方式分為鑽石級、黃金級、白金級，投資金額分別為400萬元、200萬元、100萬元，每個月10日分給紅利，當初是被告推薦我投資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我以個人名義投資2次共300萬元，另與曾耀暐合資，以曾耀暐名義投資400萬元，我將錢交給被告，被告說他再匯給紅利貴賓會，被告有說介紹客戶可以抽介紹費，分紅比率是我依被告的說法去跟曾耀暐轉述等語(他字第3529號卷第30-33頁，即本院卷㈢第54-57頁；本院卷㈡102-109頁) ，亦證實被告為桃園辦事處負責人，有推薦彭金偉投資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代收投資款，並告知介紹客戶可獲取獎金等情。　　⒌證人即投資人(附表一編號5)陳昇緯於本院審理時結證：伊有以自己及親友名義投資如附表一編號5、6所示之款項，部分款項匯至被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或至桃園辦事處交付現金給被告或彭金偉，交付的現金並非裝潢款，紅利則由被告或彭金偉以現金交付等語(本院卷㈡第222-228頁)。　　　　　⒍證人即投資人(附表一編號19)呂瑞澂於調查局指證：是被告向我推薦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每年可固定分紅，我覺得投資案非常吸引人，決定投資400萬元，簽立合約後交給被告，每個月領取約6萬元，都是被告拿現金給我，介紹他人參加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公司匯給我投資金額10 ％作為介紹費，但不是一次給，而是按月給，桃園辦事處很多資訊都是被告負責告知我們的，每個月的分紅也是被告匯給我的等語(他字第3529號卷第43-47頁，即本院卷㈢第67-71頁)；於偵訊中供稱：我投資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是被告介紹的，介紹他人加入可獲得投資金額8％至10％的碼佣，我有領到介紹費等語(他字第10724號卷第9-10頁，即本院卷㈢第173-174頁)。　　　⒎證人即投資人(附表一編號13)褚月秀於偵訊及原審中證稱：是簡妤靜向我介紹她先生蕭宇惟有這樣的投資管道，蕭宇惟帶我找該投資管道負責人即被告，蕭宇惟介紹被告是桃園辦事處的負責人或跟紅利貴賓會接觸都是由被告回覆，桃園辦事處開幕當天被告有致詞、剪綵，貴賓介紹、致詞也都說被告是負責人，被告有跟我說明紅利分配情形，就是100萬元12％、200萬元 15％、400萬元18％，但不能寫出來，我有與被告、蕭宇惟、簡妤靜一起去澳門，被告要我將首次投資款200萬元匯到鄭翔鴻帳戶，後續部分投資款也是被告透過蕭宇惟要我匯入鄭翔鴻帳戶，我曾經在銀行門口交付60萬元現金給被告及蕭宇惟，我有提出投資疑慮，被告有跟我說明，被告有說不管澳門貴賓廳獲利或虧損多少，都不會影響本金，李如雅、高文石、呂翰霖、張雯雯、陳素秋是我介紹的，有領到介紹獎金，但不記得多少等語(他字第3702號卷㈠第116、117頁，原審卷㈠第315-3 27頁)，亦證實被告係桃園辦事處負責人，復明確證述其暨所介紹之李如雅等投資人，縱非被告直接招攬，但被告仍會解釋投資內容、說明紅利分配，並代收部分投資款等事實。　　⒏證人即投資人(附表一編號16)陳素秋於偵訊時證稱：褚月秀幫我轉匯200萬元給被告等語(他字第3702號卷㈠第123頁 )；證人曾詮方於偵訊中供證其將中國信託銀行中壢分行帳戶借予被告並依指示提領等語(他字第3702號卷㈡第59頁 )，及附表一「投資款交付方式」欄所載部分投資款匯入被告個人或借用之曾銓方銀行帳戶，俱有同附表「證據出處」欄所示相關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匯款申請書、存款交易憑證等在卷可憑。此外，桃園辦事處104年8月11日開幕典禮邀請函署名「紅利貴賓會台灣北區辦事處負責人温淩緯敬邀」，有該邀請函在卷可佐(他字第4101號卷第11頁) 。　　⒐綜上事證參互觀之，被告非僅止係紅利貴賓會桃園辦事處　　　名義負責人，更固定召集辦事處員工開會、宣導組織政策　　　及相關制度，且除自行招攬投資人外，於桃園辦事處員工　　　或其他會員引介投資人時，就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加以說　　　明、釋疑，告知介紹他人可賺取獎金，復代收投資款及交　　　付投資人紅利，已實際從事招攬投資人、收取資金之違法　　　吸金構成要件行為，灼然甚明。所辯僅係桃園辦事處掛名　　　負責人，未招攬投資人及經手投資款云云，係事後卸責之　　　詞，委無可採。　㈢至證人鄭翔鴻於原審改稱被告僅是桃園辦事處名義負責人，　　與陳昇緯、呂瑞澂、蕭宇惟是共同負責人，只處理訂機票、　　安排會員行程、住宿等事宜云云 (原審卷㈠第407-417頁)，不惟與上開事證不符，且其該次庭期同時證稱：投資人紅利是由其交付被告轉交投資人，桃園辦事處是被告表示要成立，並自行召集蕭宇惟、陳昇緯、呂瑞澂等語(原審卷㈠第411 、414頁)，堪認所稱被告僅係名義負責人一節，係迴護　　被告之詞，不足採信。又彭金偉於原審證稱：桃園辦事處是由被告、蕭宇惟、陳昇緯、呂瑞澂共同出資等語(原審卷㈠第 419頁)，證人林彥均於本院審理證稱：伊是桃園辦事處禮賓人員，在伊認知被告、蕭宇惟、陳昇緯、呂瑞澂均係負責人，伊曾幫被告轉交投資款予徐正倫等語(本院卷㈡第230-235 頁)，縱或屬實，究無礙被告為桃園辦事處實際負責人且參與上開犯行之認定。另被告辯稱收取現金係桃園辦事處裝潢所需費用云云，所舉證人呂瑞鳳亦於原審證述桃園辦事處裝潢費用係被告交付等語(原審卷㈠第422-423頁)，然呂瑞鳳之證詞無從證明被告交付裝潢費用之來源為何，且陳昇緯於本院審理時已否認交付被告之現金係屬裝潢費用，自無從採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況倘被告僅掛名負責人或屬單純投資人，何需支付桃園辦事處裝潢費，所辯顯悖常情，不足採信　　。　㈣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所定違反同法第29條第1項之罪，以非　　銀行而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　　國內外匯兌業務為要件；其所謂「收受存款」，依同法第5 　　條之1規定，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　　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而言。且「以借　　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　　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　　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同法　　第29條之1亦定有明文。基此立法規範，不論以任何名目，　　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　　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均應以　　收受存款論，該當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項規範犯行。又上　　開規定，旨在禁止個人或公司藉巧立各種名目之便，大量違　　法吸收社會資金，祇須行為人收受存款而合於前載要件且繼　　續反覆為之者，即足當之。而所稱「與本金顯不相當」，則　　應參酌當時當地之經濟及社會狀況，如行為人向不特定人收　　受資金，且約定或給付顯然超額一般銀行定期存款之利率，　　即能使不特定人受該行為人提供之優厚利率所吸引，而容易　　交付資金予該行為人，即與該條所定要件相符。被告所招攬之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約定或給付其投資款項相當於年利率12％至18％之報酬，相較於國內該時期臺灣銀行存款利率未及1.5％(見本院卷㈡第297-302頁)，顯有特殊之超額，依一般社會觀念，足使一般人因此特殊報酬之引誘，輕忽風險而出資，此由被告於調查局詢問時自承：我覺得獲利很吸引人，故102年3月決定投資400萬元等語益徵(他字第3529號卷第56 頁，即本院卷㈢第80頁)，自屬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其藉此向多數投資人吸收投資款，應以收受存款論，要無疑問。　㈤銀行法第29條之1所稱之「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其中「多數人」係指具有特定對象之多數人，所稱「不特定之人」，係指不特定對象，可得隨時增加者之謂，雖初時行為人多以身旁之親友作為招攬之對象，惟隨著投資規模不斷擴張壯大，就行為人個人而言，其招攬之對象亦會再召募其他人參與投資，而與行為人同時加入，形成犯罪共同體之其他行為人亦有各自之下線投資人，此類行為人自行招攬而再召募之各下層之投資人與其他共犯所招攬之投資人，所形成之如「蜘蛛網」狀結構體相對於行為人個人而言，已非特定之少數人，符合上開銀行法規定「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之要件，則行為人自不能以其僅召募少數特定之親友為由，認不應對於自己以外其他行為人之招攬行為負非法吸金之罪責。且從事非法吸金行為人有可能一方面係以「投資人立場」加入吸金組織，同時亦為組織之發展壯大「為組織利益」而對外向不特定多數人招攬投資，二者可併存而不衝突，而本罪故意係指行為人知悉並有意欲以約定到期還本或併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高額報酬，對外向不特定多數人招攬投資；即使行為人係為賺取組織允諾之利益或爭取佣金而加入投資，亦僅屬其向不特定多數人招攬投資之背後動機，無礙本罪故意之認定。從而，只要行為人有以前述不特定限定且處於隨時可得增加對象，招攬他人加入投資，不以舉辦說明會為必要，且縱自己亦有投資，或僅係為賺取公司允諾之獎金或紅利，不論使用「介紹」、「分享」或「推薦」等名目，均成　　立本罪。又違法吸金行為，係以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原因，招攬引誘不特定多數人投資，其相關投資誘因或訊息之發布常處於積極主動，純投資人常係被動接收投資訊息、收受獲利，因於個人投資經驗，與關係密切之親友有所訊息分享固屬難免，然倘因於其他原因，明知其所投資項目係屬訴求高額獲利，或以顧問費、介紹費、老鼠會拉下線　　，或以保本保息、保證獲利、投資穩賺不賠等話術，推銷受　　益契約以吸金型態之情形，仍超逾純投資人本分，額外就非　　法吸金之訊息、管道、手法，與實際違法吸金者有所意思之聯絡，並積極主動使力招攬、行銷、宣傳，甚而代為提供匯　　款帳戶訊息或轉手投資人投資款項之交付，因而從該吸金業務經營原始設計之利誘制度中獲取投資利得以外之獎金或其他報酬者，顯非單純個人投資獲利犯意，而與違法吸金業務　　主體之行為人間有所行為之分擔，自可成立共同正犯。　　本案依上開事證，被告雖亦有投資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然其成為會員後，為賺取介紹獎金，招攬他人參與投資，更受徐正倫、鄭翔鴻等指示擔任桃園辦事處負責人，實際從事招募及接待會員等業務，並為擴大組織規模，告知投資人推薦他人參與可賺取介紹獎金，以此直接或間接方式招攬不特定投資人參與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非但未限定加入對象，且處於隨時得增加之狀態，顯然非僅止單純投資人於特定親友間之投資分享，揆之上開說明，自符合銀行法非法吸金之要件，縱部分投資人非其直接招攬，仍無礙非法吸金共同正犯之成立。被告辯稱其僅係投資人，基於消費者立場分享個人經驗，附表一多數投資人非其招攬云云，顯屬臨訟卸責之詞，要難採信。　　㈥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辯不足採信，犯行洵堪認定，　　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被告行為後，銀行法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2月2日生效，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犯罪所得」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修正理由略以：「鑑於該項規定涉及罪刑之認定，為避免混淆，造成未來司法實務上犯罪認定疑義，該『犯罪所得』之範圍宜具體明確。另考量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摻入行為人交易能力、物價變動、經濟景氣等因素干擾，將此納入犯罪所得計算，恐有失公允，故宜以因犯罪行為時獲致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計，不應因行為人交易能力、物價變動、經濟景氣等因素，而有所增減，爰修正第1項，以資明確等語」。足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修正後所謂「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包括「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罪取得之報酬」，顯與93年2月4日修法增訂第125條第1項後段所指「犯罪所得」包括「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罪取得之報酬、前述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等」之範圍較為限縮，此項犯罪加重處罰條件既有修正，涉及罪刑之認定，自屬犯罪後法律有變更，非僅屬純文字修正或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且修正後之法律較有利於行為人，故應適用107年1月 31日修正公布、同年2月2日生效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　　　　㈡本案被告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又銳　　聚公司係紅利貴賓會之臺灣代表，已據鄭翔鴻供證在卷(他　　字第4101號卷第135頁反面)，彭金偉證稱：銳聚公司就是桃園辦事處的母公司等語(他字第3529號卷第31頁，即本院卷㈢第55頁)，被告供稱鄭翔鴻係以銳聚公司名義對外招攬紅利貴賓會會員(他字第3529號卷第56頁，即本院卷㈢第80頁)，起訴書犯罪事實亦同此認定，堪認在臺灣地區推廣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係銳聚公司，銳聚公司實為本案吸金犯行之主體。被告雖非銳聚公司之負責人，但與該公司實際負責人鄭翔鴻共同招攬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係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 29條之1之規定，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前段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起訴書雖漏未引用同法第125條第3項規定，惟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本院審理時並已告知相關罪名(本院卷㈡第310頁)，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㈢銀行法第29條之1、第29條之條文構成要件內涵，在本質上即具有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質，屬具有預定多數同種類行為將反覆實行特質之集合犯，在刑法評價上應為集合犯之包括一罪，應以一罪論處。起訴書雖未論及如附表一編號19至21 所示之非法吸金犯行，惟該部分業經檢察官於本院以補充理由書或言詞加以補充並舉證(見本院卷㈠第461-478頁，卷㈡第 6-10頁，卷㈢)，且與檢察官所起訴並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具有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既經本院就此部分事實訊問被告，予被告辯解暨辯護人辯護之機會(見本院卷㈡第319頁以下審判筆錄)，無礙其防禦權之行使，自得併予審理。　　㈣被告雖不具銳聚公司負責人身分，但就所參與附表一之非法吸金之犯行，與徐正倫、鍾龍英及具法人行為負責人身分之鄭翔鴻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31條第 1項　　、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審酌被告非犯本吸金案之主　　導或決策者，且無影響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及紅利、獎金制度之權限，其所為非法吸金犯行對金融秩序法益之侵害及投資人造成之財產損失均較共同被告徐正倫、鄭翔鴻等人輕微，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減輕其刑。　㈤按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　　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6條定有明文。　　又法律頒布，人民即有知法守法之義務，因此行為人對於行　　為是否涉及不法有所懷疑時，負有諮詢之義務，不可擅自判　　斷，任作主張，必要時尚須向能夠提供專業意見之個人或機　　構查詢，而行為人主張依本條之規定據以免除其刑事責任，　　自應就此阻卻責任事由之存在，指出其不知法律有正當理由　　而無法避免之情形。查被告為大專畢業，並有相當社會工作之歷練，是依其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與智識思慮，當可知悉投資人加入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後所得獲得之紅利，已遠高於一般金融市場數倍之多，與一般投資人就其選擇之投資工具必須自負盈虧之常態迥異，故其向不特定之投資人招攬加入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並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客觀上與銀行經營存款業務無異，而銳聚公司或紅利貴賓會並非銀行，其前開所為招攬不特定大眾投資該方案，屬未經核准經營銀行收受(準)存款業務之情，且其並未提出就本案是否涉及不法有何諮詢或查證之情事，主觀上難認有何無違法性之認識而自信為合法，在客觀上亦難認有何正當之理由，或依其客觀情節，係無法避免，而屬可避免之違法性錯誤，被告辯稱不知所為違法云云，無可採信，自無從依刑法第 16條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　三、原審未詳為勾稽，逕將卷內證據割裂觀察，輕信被告之辯解而為無罪之諭知，自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擔任桃園辦事處負責人，為賺取介紹獎金，以上開非法方式向他人吸收資金，危害金融秩序，亦造成附表一所示投資人財產上之損失，所為固值非難，然其究非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之設計或主導者，直接招攬之投資人不多，且身兼投資人身分同受相當損害，復無前科，素行尚稱良好，兼衡其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已婚、育有二子、目前擔任高爾夫球教練之生活狀況，犯後飾詞否認犯行，未與任何被害人和解或賠償損害，態度難謂良好，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四、沒收　㈠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之投資款，最終匯至紅利貴賓會之中國工商銀行帳戶，已經鄭翔鴻證述如前，難謂附表一所示投資款項最終由被告掌控而有事實上處分權，自無從逕認屬被告犯罪所得而予以沒收。然介紹他人投資紅利貴賓會方案可獲取介紹獎金，已據李柏緯、彭金偉、褚月秀、呂瑞澂證述明確，且呂瑞澂證稱獎金大約是投資額8％至10％，按月領取，伊有領到等語；李柏緯證述介紹獎金大約是投資總額6％至9％不等，除以12，按月收取等語(相關陳述詳前所述)，佐以被告於組織中之層級高於李柏緯、呂瑞澂，衡情所獲取之獎金比例應不遜於渠等，堪認被告於偵查中供稱鄭翔鴻告知介紹他人可獲取投資款10％佣金，且確曾領過介紹費等語(他字第 3529號卷第56、59頁，即本院卷㈢第80、83頁)，屬實可信。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否認收受介紹獎金，顯無可採。　㈡被告否認擔任桃園辦事處負責人有領取薪資，且本案尚無事證足認被告就其非直接招攬部分，亦可領取介紹獎金，爰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僅認定被告就其直接招攬之陳昇緯、彭金偉、呂瑞澂以個人名義投資部分領取介紹獎金。再依褚月秀證稱105年4月份停止發放紅利，呂翰霖陳述紅利拿到105年3月份，張雯雯證述紅利領至105年3、4月，陳素秋陳稱105年4月或5月後就沒收到錢等情觀之(他字第3702 號卷第117、123頁)，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自105年4月起方有未正常發放紅利之情事，則迄105年3月底，其運作(包括給付介紹獎金)應屬正常。另本件投資方案如未續約，期間為一年，在無證據證明陳昇緯、彭金偉、呂瑞澂有期滿續約情事，至多僅以1年(12月)計算。爰自投資人投資次月1日起至105年3月31日，逾1年者以12月計算，依年利率10％按月計算，被告獲取之介紹獎金詳如附表二所示，共計143萬3,333 元，應依刑法第2條第2項、第38條之1第3項、銀行法第136 條之1規定，予以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另被告所收受之介紹獎金衡情係來自如附表一所示之投資款，可能有應發還給被害人之情形，併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之意旨，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之條件，俾該等被害人、告訴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得向執行檢察官聲請發還或給付，以臻完備。五、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明知投資必定有風險，無從保證獲利　　，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向附表一編號1至18所示投資人招攬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佯稱保證獲利年息20％，致各該投資人陷於錯誤，轉匯或交付所示款項，因認被告此部分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云云。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且查：本件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係投資澳門賭場，投資人本應自行評估風險，被告亦以自己名義投資800萬元，而屬鄭翔鴻非法吸金之被害人，已據另案認定屬實(本院卷㈠第467頁)，難認被告自始知悉紅利貴賓會投資方案之紅利制度係虛偽不實，且檢察官迄未舉證被告有何刻意虛構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為招攬手段，已難認被告有施用詐術之情事。況附表一所示之數名投資人均供稱確有領取約定之紅利，嗣因本案爆發始停止發放等語(詳該附表證據出處欄所引筆錄)，益證被告並非自始以高利為餌詐騙投資人。綜上，被告所為與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尚屬有間，因檢察官認此部分如有罪，與上開違反銀行法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白忠志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審判長法　官　宋松璟　　　　　　　　　　　　　　　　　　　法　官　姜麗君　　　　　　　　　　　　　　　　　　　法　官　鄭昱仁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靜雅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銀行法第125條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2024-11-27

TPHM-111-金上訴-12-20241127-1

金上重訴

臺灣高等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5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紹恭選任辯護人莊守禮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金重訴字第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413號、110年度偵字第8559號、110年度偵字第8560號、110年度偵字第1887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紹恭明知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抑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為洗錢防制法所規範之洗錢行為，而亦明知自己有金融帳戶者，應無要求先將大額金錢匯入他人金融帳戶，再要求該他人自該他人金融帳戶輾轉匯款至自己金融帳戶之必要，苟已有金融帳戶者為此行為，極其可能是在進行洗錢。詎同案被告管中瑜（由本院另行審結）因有期貨指數投資等資金缺口，竟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意，並與黃紹恭共同基於洗錢之犯意聯絡，由黃紹恭允諾提供黃紹恭所申設之金融帳戶，供管中瑜匯入不詳資金，黃紹恭另允諾為管中瑜將匯入前揭金融帳戶之不詳資金以轉匯或領出之方式交付予管中瑜。管中瑜即利用其身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南中壢分公司行員及係如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之人之理財專員之身分機會，向該等所示之人施以如起訴書附表一編號 1至8所示之詐術，致該等所示之人分別因陷於錯誤，而於所示之時間，將如所示之款項，匯入黃紹恭國泰世華銀行帳號 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黃紹恭國泰世華帳戶）、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黃紹恭元大銀行帳戶），再由管中瑜指示黃紹恭將款項輾轉匯至管中瑜之渣打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管中瑜渣打銀行帳戶）、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管中瑜台新銀行帳戶）或交付管中瑜，黃紹恭乃以如起訴書附表二、三所示（按起訴書應僅有附表二）之金流狀況掩飾或隱匿管中瑜之犯罪所得。因認黃紹恭涉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三、公訴意旨認黃紹恭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黃紹恭供述、管中瑜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黃紹恭、管中瑜之帳戶交易明細、被害人邱玉峰、廖秀逸、張玉春、辛志珍、周桂櫻、廖力苓、王鳳燕、巫同治之證述、證人邱福泰之證述、匯款申請書、管中瑜之自白書、黃紹恭與管中瑜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等件為其主要論據。訊據黃紹恭固坦承有提供管中瑜帳戶並依指示提款、匯款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洗錢之犯行，辯稱：我會把我的帳號告訴管中瑜，是因為管中瑜說他要幫客戶代操股票，他身為銀行的理財專員，不方便用自己的帳戶收客戶的錢，需要先將買股票的資金匯到我的帳戶再轉給他，以及家庭因素需要錢等各種理由來搪塞我，我從頭到尾都不知道這些是管中瑜騙來的錢等語。四、經查：　㈠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8所示之被害人因受管中瑜詐欺，而在各該所示之時間將款項匯入黃紹恭國泰世華帳戶、元大銀行帳戶，並經管中瑜指示輾轉轉帳至管中瑜之渣打銀行帳戶、台新銀行帳戶或提領現金後交付管中瑜等情，為黃紹恭所不爭執，並據管中瑜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見原審卷㈣第152 至187頁），且有黃紹恭國泰世華帳戶、元大銀行帳戶、管中瑜渣打銀行帳戶、台新銀行帳戶之歷史交易明細、邱玉峰、廖秀逸、張玉春、辛志珍、周桂櫻、廖力苓、王鳳燕、巫同治、邱福泰之證述、匯款申請書、管中瑜之自白書、黃紹恭與管中瑜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等件在卷可佐，則黃紹恭上開帳戶遭管中瑜用於隱匿及掩飾詐欺犯罪所得之所在及去向乙節，固堪認定。　㈡惟查，黃紹恭係管中瑜國中、高中及大學之學弟，並於105年間起有較為頻繁之聯繫，知悉彼此之職業及家庭狀況，且常相約打球等情，經管中瑜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屬實（見原審卷㈣第174至175、183頁），足見黃紹恭與管中瑜間存有一定之交情及信賴基礎，且對管中瑜擔任理財專員乙事甚為明瞭；而黃紹恭告知管中瑜上開帳戶之帳號供管中瑜匯款並依指示轉帳之緣由，乃因管中瑜曾對黃紹恭佯稱需幫客戶過帳、為客戶代操、處理帳務，而未曾具體言明或暗示款項之真實來源，於黃紹恭追問時再以各種情由諸如家裡因素需要匯款、用錢等加以搪塞，且未曾顯露自己已陷於財務困窘之跡象等節，亦經管中瑜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綦詳（見原審卷㈣第178至 180、182至184頁），則衡諸管中瑜為理財專員，其工作內容確涉及客戶大額投資款項，且理財專員私下為客戶代操或為客戶處理其他投資事宜，亦時有所聞，與一般社會常情無違，是黃紹恭於提供上開帳戶予管中瑜收受款項時，主觀上對於款項來源之不法性、該等款項係管中瑜詐欺所得，究有無認知，實容有疑問。　㈢雖黃紹恭嗣曾懷疑可能涉及洗錢，且為管中瑜匯款時曾以網購款項、代購貨款等名目匯款等，然酌以黃紹恭於告知管中瑜上開帳戶之帳號後，管中瑜均係在被害人之款項匯入後始通知黃紹恭，並要求黃紹恭立即轉帳至管中瑜之帳戶，致黃紹恭常需為此暫停手中事務趕赴處理，甚曾數次親至銀行臨櫃辦理轉帳事宜乙節，有黃紹恭與管中瑜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申請書在卷可證（見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56 0號偵查卷【下稱偵字第8560號偵查卷】第54至66頁），而黃紹恭終因生活大受影響而不堪其擾，遂嚴正拒絕繼續協助管中瑜，管中瑜始轉向黃嘉華商借帳戶等情，亦經管中瑜證述屬實，核與黃紹恭供述相符（見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413號偵查卷㈣第259頁，原審卷㈡第309至311頁，卷㈣第158、166至167、192頁），並有被害人款項轉匯情形及相關證據資料在卷可考，而黃紹恭身為金融從業人員，當深知如涉犯洗錢罪等金融犯罪，勢影響其職業甚鉅，檢察官既認黃紹恭並未因本案獲取任何所得，衡情黃紹恭殊無由甘冒此風險，提供自身日常使用之帳戶，收受他人犯罪款項，讓自己處於極易被查緝犯罪之高度風險，其所辯係基於學長學弟間之情誼而幫助管中瑜，且因款項已匯入其帳戶內，除依管中瑜指示轉出外亦不知應如何處理，行為時並未明瞭或懷疑款項來源是否合法等語，尚非不可採信。黃紹恭與管中瑜有無洗錢罪之犯意聯絡，容有可疑。　㈣至中信銀行內部規定理財專員不得向客戶介紹行外投資，且限制行員與客戶不得有資金往來，故對行員帳戶設有監管機制，如行員帳戶與客戶帳戶間有違規金流，系統後端將有警示等情，固經證人即中信銀行南中壢分公司經理范志興於偵查中證述明確（見偵字第8560號偵查卷第113頁），而黃紹恭亦自承管中瑜向其借用帳戶時，曾以銀行不允許理財專員私下為客戶代操股票，故無法以自己帳戶收受客戶投資款以避免中信銀行查核為由（見偵字第8560號偵查卷第20頁、原審卷㈡第309至310頁），惟此至多僅可認黃紹恭知悉管中瑜所為與銀行對行員之內部規範有所違背，然尚難以此逕認其主觀上知悉或預見前揭款項來源為管中瑜因詐欺被害人所獲之犯罪所得，而以一般洗錢罪之罪責相繩。　　五、綜上所述，本案就黃紹恭部分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使本院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致使無從形成被告黃紹恭有罪之確信，揆諸首揭說明，檢察官既未提出其他證據加以舉證，黃紹恭本件被訴洗錢之犯行，要屬不能證明，自應為黃紹恭無罪之諭知。　六、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㈠原審同此認定，判決黃紹恭無罪，經核並無不當。檢察官提起上訴略以：黃紹恭案發時已為38歲之成年人，在金融業、基金公司工作過，在金融業擔任投信公司之業務，有相當之智識程度與社會經驗，且其知悉管中瑜收受不詳資金並轉匯至管中瑜之金融帳戶之行為，已違反銀行內部風險控管之相關規範，其與管中瑜並非素有親誼、信賴關係之人，提供金融帳戶，用以收受、轉匯不明來源、鉅額金錢之違常舉止，當可合理預見提供帳戶之目的係在協助洗錢之犯行，更無需於為管中瑜匯款時虛立名目，原判決就黃紹恭部分判處無罪，認事用法尚嫌未恰，應予撤銷改判云云。　　㈡然查，黃紹恭知悉管中瑜所為與銀行對行員之內部規範有所違背，卻猶提供帳戶，固有可議之處，惟黃紹恭與管中瑜間存有一定之交情及信賴基礎，且對管中瑜擔任理財專員乙事甚為明瞭，黃紹恭於提供上開2帳戶予管中瑜收受款項時，主觀上對於款項來源之不法性、該等款項係管中瑜詐欺所得，究有無認知，實容有疑問。而黃紹恭所辯係基於學長學弟間之情誼而幫助管中瑜，且因款項已匯入其帳戶內，除依管中瑜指示轉出外亦不知應如何處理，行為時並未明瞭或懷疑款項來源是否合法等語，尚非不可採信。黃紹恭與管中瑜有無洗錢罪之犯意聯絡，容有可疑，是本案就黃紹恭部分仍存有合理之懷疑，此外，欠缺其他積極證據足證黃紹恭確有公訴意旨所指與管中瑜共犯洗錢之犯行，業經本院一一論述如前，是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再行爭執，已難認有理，且檢察官執前開情詞上訴，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可資證明黃紹恭確有共犯洗錢之犯行，自難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綜上所陳，本院基於前開論述依憑之理由，尚無法形成被告有罪確信，基於無罪推定、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刑事訴訟基本原則，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是檢察官上訴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白忠志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刑事第二十四庭審判長法　官宋松璟法　官姜麗君法　官鄭昱仁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書記官　劉靜慧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2024-11-05

TPHM-113-金上重訴-25-20241105-2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違反期貨交易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2號上訴人即被告陳芝樺選任辯護人周弘洛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期貨交易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909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72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陳芝樺所處之刑撤銷。陳芝樺所犯幫助非法經營期貨交易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侵占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依附表所載內容履行給付。理由一、本院審判範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上訴人即被告陳芝樺明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80頁），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刑之部分，並以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為審酌依據。二、原審審理後，就被告所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期貨交易法第112條第5項第3款之幫助非法經營期貨交易業務罪；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予以科刑，固非無見，然查：　㈠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業已坦認犯行，並且與被害人張巧旻、王品尹達成和解，是被告量刑因子已有變動，其以原判決量刑過重，提起上訴，即非無據，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刑之部分，均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獲取利益，提供其所有之帳戶資料供他人使用，為他人非法經營期貨交易業務之犯行提供助力，幫助他人犯罪並擾亂金融秩序，且於事後再侵占該帳戶內之款項達新臺幣（下同）31萬7,096 元，顯見觀念偏差，實有不該，然嗣於本院審理時終知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並與張巧旻、王品尹達成和解，並業已賠償被害人部分損失（見本院卷第93至109頁），兼衡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暨其自陳為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扶養父母親，目前從事藥劑師助理工作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8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侵占罪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35頁）在卷可考，雖因一時失慮，致罹本件犯罪，惟事後業已坦承犯行，深具悔意，與被害人張巧旻、王品尹分別以36萬4,400元、10萬6,465元達成和解，並已分別給付9,000元、6,000元，而餘款35萬5,400元、10萬465元部分，則分期攤還持續履行中，有原審法院民事庭和解筆錄、和解書、存摺明細、匯款單據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3頁至第109頁），堪認被告積極彌補損害，良有悔意，經此次教訓後，當已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因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予宣告緩刑3年，以勵自新。惟被告就應給付張巧旻、王品尹款項部分，尚未全數履行，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於緩刑期間內履行其調解內容（詳如附表所示），又此為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開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白忠志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刑事第二十四庭審判長法　官宋松璟法　官姜麗君法　官鄭昱仁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侵占罪部分不得上訴。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劉靜慧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期貨交易法第56條非期貨商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不得經營期貨交易業務。期貨商須經主管機關之許可並發給許可證照，始得營業。外國期貨商須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且經主管機關之許可並發給許可證照，始得營業。期貨商之分支機構，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並發給許可證照，不得設立或營業。期貨商之組織形態、設置標準及管理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期貨交易法第112條違反第106條、第107條，或第108條第1項之規定者，處3年以上1 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1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犯第1項之罪，其因犯罪獲致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超過罰金最高額時，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加重罰金。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一、未經許可，擅自經營期貨交易所或期貨交易所業務。二、未經許可，擅自經營期貨結算機構。三、違反第56條第1項之規定。四、未經許可，擅自經營槓桿交易商。五、未經許可，擅自經營期貨信託事業、期貨經理事業、期貨顧問事業或其他期貨服務事業。六、期貨信託事業違反第84條第1項規定募集期貨信託基金。　　附表編號內容備註 1 被告應給付張巧旻35萬5,400元，自113年11月起，按月於每月10日匯款3,000元至張巧旻指定之帳戶（詳卷），至全部清償為止，如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被告與張巧旻以36萬4,400元達成和解，並已給付9,000元，餘款35萬5,400元，於緩刑期間內，按月給付。緩刑期滿後，尚未清償之餘額部分，則依和解筆錄給付。 2 被告應給付王品尹10萬465元，自113年11月起，按月於每月10日匯款3,000元至王品尹指定之帳戶（詳卷），至全部清償為止，如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被告與王品尹以10萬6,465元達成和解，並已分別給付6,000元，而餘款10萬465元，於緩刑期間內，按月給付。

2024-10-29

TPHM-113-金上訴-42-202410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