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違反證券交易法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80號上訴人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龍振炫選任辯護人蕭萬龍律師上訴人即被告彭珮瑩選任辯護人洪語律師張百欣律師上訴人即被告宋曄選任辯護人胡原龍律師莊力名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2年10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3902號；移送併辦案號：108年度偵字第660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其附表一所示部分均撤銷。龍振炫犯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13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萬元。龍振炫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貳萬陸仟捌佰玖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彭珮瑩犯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13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彭珮瑩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貳萬陸仟捌佰玖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宋曄犯如附表編號1至12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12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拾月；緩刑伍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宋曄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貳萬壹仟捌佰陸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龍振炫、彭珮瑩、宋曄被訴犯罪細項3.部分（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5有罪部分），均無罪。其他上訴駁回。　　事　實壹、緣群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利事業統一編號：00000000號，原設於苗栗縣○○鎮○○路000○0號，於民國98年10月20日至 105年12月13日為興櫃交易公司，105年12月14日下興櫃轉公開發行公司，股票交易代號為3690號，以下簡稱群豐公司）為依證券交易法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龍振炫原為群豐公司董事（98年11月27日至104年6月2日）、工程處處長、工程處副總經理、董事長暨總經理室副總經理、營運副總經理、封裝產品中心副總經理、產品開發中心副總經理及董事長室暨總經理室特別助理等職務，復獲授權代表群豐公司綜理該公司竹南廠一切業務，為實際管理業務及代表公司之經理人（自104年6月3日至106年11月30日）；彭珮瑩為群豐公司前員工，曾任晶圓測試課副理，負責管理、監督客戶剩餘晶圓及晶粒報廢之盤點、整理業務，龍振炫、彭珮瑩2人均係為群豐公司處理事務之人；宋曄則為達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利事業統一編號：00000000號，原設於新竹縣○○市○○○ 街0○0號，以下簡稱達墨公司）負責人，達墨公司主要經營項目，係向協力廠商買進晶圓及晶粒後直接販售，或再委託代工廠進行加工封裝後販售。貳、群豐公司為小型記憶卡（Micro SD）封裝代工廠商，亦為保稅工廠，該公司記憶卡封裝製造過程係將日商東芝記憶體株式會社(下稱日本東芝公司，另東芝記憶體株式會社已於1 07年8月1日脫離東芝集團，並於108年10月1日更名為鎧俠株式會社【Kioxia Corporation】)、台灣東芝先進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為台灣鎧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鎧俠公司）、群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群聯公司）、華威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係群聯公司百分之百持股子公司，下稱華威達公司）及聯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係群聯公司百分之百持股子公司，現改名曜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曜成公司）提供之半導體晶圓之原片（Wafer，其中晶圓原片之刻號為全球唯一，不會重複編定）先進行研磨、貼上黏晶切割膠帶（DAF,Die Attach Film）、再切割成晶粒（Die）。由於晶圓原片經過數十道製作程序，每一片晶圓原片之良率及品質不一，再依據客戶提供晶片圖形布置（wafer mappin g）依該晶片電性特性進行切割。切割後之晶粒依據電性、儲存空間不同，可分成不同等級（習稱Bin）：1.CMB1、Bin 1或Bin 00(Good Die)，2.CMB2、Bin 2(Bin20)、Bin 4(Bi n22)，3.CMB3、Bin 3、Bin11。群豐公司會挑選Good Die之之晶粒（習稱挑Die），挑剩下的晶粒習稱之藍膜（Blue Ta pe）其上雖然可能還有其他Bin 2或Bin 4之晶粒，然依規定群豐公司應將之報廢，另Yield 0%之晶圓原片(無Good Die 晶粒)，應視客戶要求將之送回客戶或依規定報廢，其所有權仍屬於群豐公司上開客戶所有，群豐公司不得擅自處分。而應報廢之Blue Tape（包括其上之晶粒）或Yield 0%晶圓原片之報廢程序，係排定日期由群豐公司上開客戶即台灣鎧俠公司等派員及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人員至群豐公司清點，清點後由群豐公司負責銷毀，惟應報廢之Blue Tape或Yield 0%晶圓原片數量龐大，且並無簡便清算方法，故群豐公司客戶及臺中關人員並未逐一清點核實。參、群豐公司未確實依規定將代工剩餘之Blue Tape（包括其上之晶粒）或Yield 0%晶圓原片全部予以報廢，而列為群豐公司無帳品，龍振炫、彭珮瑩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利益，未經群豐公司同意，擅自將應予報廢銷燬或返還群豐公司客戶之如檢察官109年度蒞字第2061號補充理由書犯罪事實細項（下稱犯罪細項）至、⒉、、⒈、⒉、⒈、、之交易物品出賣予宋曄，並出貨至達墨公司交付宋曄，及將犯罪細項之物出賣予鈞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鈞得公司），並出貨至鈞得公司，使群豐公司違背與客戶間之約定，致生損害於群豐公司之商譽。另龍振炫、彭珮瑩未經群豐公司同意，擅自將屬於群豐公司資產之犯罪細項⒋、⒊之物出賣予宋曄，並出貨至達墨公司交付宋曄，致生損害於群豐公司之財產。上開交易茲分敘如下：一、犯罪細項(CMB2晶粒實際出貨為165,566顆，誤載為165,504 顆)：　　彭珮瑩於103年8月22日以Line傳送「5T2J」、「6T2J」、「 6DDK」（彭珮瑩後更正為「6TCK」，詳後）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龍振炫，並向龍振炫建議CMB2晶粒出售予宋曄後直接在群豐公司下單，由群豐公司代工，生產快速也不會有晶粒意外報廢情形；龍振炫於同日以Line將統計數據傳予宋曄，並轉達彭珮瑩前開建議；彭珮瑩於同日再次傳送統計表，表示原「6DDK」係誤繕應更正為「6TCK」，且已將此情親自告知宋曄，該統計表計有CMB2晶粒165,504顆，宋曄再於103年8 月25日以Line向龍振炫報價收購（「5T2J」晶粒5,254顆，每顆美金0.44元；「6T2J」晶粒3,585顆，每顆美金0.6元；「6TCK」晶粒156,665顆，每顆美金0.55元。並以總價美金9 0,628.51元收購）。龍振炫嗣指示彭珮瑩將上開晶粒送至達墨公司，交由宋曄處理以對外販售牟利，達墨公司隨即以客户訂單編號A000-00000000予群豐公司代工封裝成uSD成品，代工價格為每顆0.28美元（惟此筆交易之代工費用係群豐公司勞務應得之費用，且群豐公司除取得此代工費用外，查無群豐公司曾經委外代工或販售之銷項及收入回沖紀錄），群豐公司代工完成後再分別於103年9月5日、9月9日、9月10日、9月11日出貨至達墨公司交付宋曄（實際出貨為165,566顆）。二、犯罪細項(CMB2晶粒107,755顆)：　　彭珮瑩於103年9月22日以Line傳送「6DDK」、「6TCK」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龍振炫，並於103年10月23日、10月29日修改統計表數量後再次傳送統計表予龍振炫，最終計有CMB2晶粒107,755顆，龍振炫於103年9月23日、10月29日以Line將統計表傳予宋曄，宋曄再於103年10月30日以Line向龍振炫報價收購（「6DDK」晶粒50,806顆，每顆美金0.47元；「6T CK」晶粒56,949顆，每顆美金0.4元。並以總價美金46,658. 42元、折合新臺幣《以下如未特別註明幣別，即為新臺幣》1, 400,686元收購）。龍振炫嗣指示彭珮瑩將上開晶粒送至達墨公司交由宋曄處理以對外販售牟利，達墨公司隨即以客户訂單編號A000-00000000予群豐公司代工封裝成uSD成品，代工價格為每顆0.28美元（惟此筆交易之代工費用係群豐公司勞務應得之費用，且群豐公司除取得此代工費用外，查無群豐公司曾經委外代工或販售之銷項及收入回沖紀錄），群豐公司代工完成後再分別於103年11月12日、11月13日出貨至達墨公司交付宋曄。三、犯罪細項(CMB2晶粒65,610顆)：　　彭珮瑩於104年1月6日以Line傳送「6DDK」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龍振炫，計有CMB2晶粒65,610顆，龍振炫同日即以Line 將統計表傳予宋曄，宋曄再於104年1月7日以Line向龍振炫報價收購（「6DDK」晶粒65,610顆，每顆美金0.4元。並以總價美金26,244元收購）。龍振炫嗣指示彭珮瑩將上開晶粒送至達墨公司，交由宋曄處理以對外販售牟利，達墨公司隨即以客户訂單編號A000-00000000予群豐公司代工封裝成uSD 成品，代工價格為每顆0.28美元（惟此筆交易之代工費用係群豐公司勞務應得之費用，且群豐公司除取得此代工費用外，查無群豐公司曾經委外代工或販售之銷項及收入回沖紀錄），群豐公司代工完成後再分別於104年1月26日、1月27日、1月28日出貨至達墨公司交付宋曄(出貨共計131,076顆，其中65,610顆為本次侵占物，另65,466顆屬於犯罪細項㈢之8 8片晶圓原片CMB2晶粒，見附件四)。四、犯罪細項2.(CMB2晶粒52,877顆)：　　彭珮瑩於105年3月21日以Line傳送「7THL」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龍振炫，計有CMB2晶粒52,877顆，龍振炫乃指示彭珮瑩將上開晶粒於105年3月22日送至達墨公司，交由宋曄處理以對外販售牟利，彭珮瑩於105年4月18日以Line傳送Excel表格（檔名：Data.xls）其中名稱為「B2」之工作表(顯示於1 05年3月22日出貨)予龍振炫，宋曄則於105年4月20日以Line 傳送統計表(顯示已於105年3月22日收取52,877顆)予龍振炫。惟群豐公司查無相關晶粒委外代工或販售之銷項及金額回沖記錄。五、犯罪細項⒋(uSD Card成品38,474片)：　　彭珮瑩於105年3月21日以Line傳送「uSD Good Die已coatin g」及「uSD Good Die未coating，外觀不良」之uSD Card成品數量統計表予龍振炫，計有38,479片（惟嗣後實際出貨量為uSD Card成品38,474片，詳後），龍振炫並於105年4月6 日以Line傳送該統計表予宋曄，龍振炫乃指示彭珮瑩將上開成品於105年4月6日送至達墨公司，交由宋曄處理以對外販售牟利。嗣彭珮瑩於105年4月18日以Line傳送Excel表格（檔名：Data.xls）其中名稱為「成卡」之工作表(顯示於105 年4月6日出貨)予龍振炫，宋曄則於105年4月20日以Line傳送統計表(顯示已於105年4月8日收貨)予龍振炫。惟群豐公司查無相關uSD Card成品委外代工或販售之銷項及金額回沖記錄。六、犯罪細項(CMB2晶粒180,192顆)：　　彭珮瑩於105年5月5日以Line傳送「6DDK」、「6TCK」、「6 DDL」、「7THL」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龍振炫，計有CMB2晶粒180,192顆，並於翌（6）日以Line告知龍振炫上開晶粒均已裝箱，龍振炫於105年5月10日上午11時43分許，以Line傳送上開統計表予宋曄，並詢問是否於當日出貨，龍振炫乃指示彭珮瑩將上開CMB2晶粒180,192顆於105年5月10日出貨至達墨公司，交由宋曄處理以對外販售牟利。惟群豐公司查無相關晶粒委外代工或販售之銷項及金額回沖記錄。七、犯罪細項1.(Bin00晶粒26,109顆)：　　彭珮瑩於105年5月10日、5月12日以Line傳送「8T2C」、「尾號D8UOE」、「4D2H」、「5T2H」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龍振炫，計有Bin00晶粒26,109顆，並稱均已裝箱完成，龍振炫嗣指示彭珮瑩將上開晶粒於105年5月13日以Line指示彭珮瑩於該日出貨送至達墨公司，交由宋曄處理以對外販售牟利，惟群豐公司查無相關晶粒委外代工或販售之銷項及收入回沖紀錄。八、犯罪細項2.(16片晶圓原片，其上有Bin00晶粒12,200顆、C MB2晶粒62顆、CMB3晶粒2,436顆，含犯罪細項㈡中之7片晶圓原片）：　　彭珮瑩於105年5月10日、5月11日以Line傳送「4D2H」、「6 T2H」未研磨晶圓原片上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龍振炫，計有1 6片晶圓原片（含其上Bin00晶粒12,200顆、CMB2晶粒62顆、 CMB3晶粒2,436顆），龍振炫於105年5月11日以Line傳送上開統計表予宋曄，並稱「未研磨Good Die Wafer連同MAPPIN G已整理好」，嗣以Line指示彭珮瑩將上開晶圓原片於105年 5月12日出貨至達墨公司，交由宋曄處理以對外販售牟利，惟群豐公司查無相關晶圓原片或晶粒委外代工或販售之銷項及收入回沖紀錄。九、犯罪細項⒊(uSD Card成品5,517片）：　　彭珮瑩於105年5月11日以Line傳送統計表予龍振炫，計有uS D Card成品5,517片，並稱均已裝箱，龍振炫於同日以Line 傳送上開統計表及已裝箱之訊息予宋曄，並於105年5月17日以Line指示彭珮瑩於該日將上開成品出貨至達墨公司，交由宋曄處理以對外販售牟利，惟群豐公司查無相關uSD Card成品委外代工或販售之銷項及收入回沖紀錄。十、犯罪細項1.(Bin00晶粒32,682顆）：　　彭珮瑩於105年5月21日以Line傳送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龍振炫，計有Bin00晶粒32,685顆（惟後續更改實際出貨量為Bin 00晶粒32,682顆，詳後），龍振炫於同日以Line傳送上開統計表予宋曄，稱將於週一出貨，並指示彭珮瑩於105年5月24 日以Line傳送修改前揭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龍振炫，計有Bi n00晶粒32,682顆，並於該日出貨至達墨公司，交由宋曄處理以對外販售牟利，惟群豐公司查無相關晶粒委外代工或販售之銷項及收入回沖紀錄。　　十一、犯罪細項(76片晶圓原片，其上有CMB2晶粒39,338顆CMB3 晶粒22,278顆)：　　彭珮瑩於105年6月1日、6月2日以Line傳送「6TCK」、「6DD K」之統計表予龍振炫，計有未研磨76片晶圓原片（其上晶粒數量為CMB2晶粒39,338顆、CMB3晶粒22,278顆），並稱「 6TCK」晶圓原片係由J01（日本東芝公司）提供、「6DDK」晶圓原片係由T01（群聯公司）提供；彭珮瑩嗣於105年6月7 日再次傳送該統計表予龍振炫，並表示明（8）日可出貨。龍振炫則於105年6月7日以Line傳送訊息表示「明天會出」，龍振炫指示彭珮瑩將上開晶圓原片完成研磨切割後，於10 5年6月8日出貨至達墨公司，交由宋曄處理以對外販售牟利，惟群豐公司查無相關晶圓原片或晶粒委外代工或販售之銷項及收入回沖紀錄。十二、犯罪細項(Bin00晶粒20,402顆)：　　彭珮瑩於105年6月17日以Line傳送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龍振炫，計有Bin00晶粒19,724顆（惟實際出貨量應為Bin00晶粒 20,402顆，詳後），龍振炫於105年6月17日以Line傳送上開統計表予宋曄並通話。龍振炫嗣指示彭珮瑩將上開Bin00晶粒20,402顆晶粒於105年6月20日出貨至達墨公司，交由宋曄處理以對外販售牟利，惟群豐公司查無相關晶粒委外代工或販售之銷項及收入回沖紀錄。十三、犯罪細項(49片晶圓原片，其上有CMB2晶粒25,353顆CMB3 晶粒10,981顆)：　　彭珮瑩於106年9月14日以Line傳送「6TGL」、「7THL」之統計表予龍振炫，計有未研磨49片晶圓原片（其上晶粒數量為 CMB2晶粒25,353顆、CMB3晶粒10,981顆），並向龍振炫表示相關晶圓原片由龍○祥（龍振炫之弟）送至鈞得公司。惟群豐公司查無相關晶圓原片委外代工或販售之銷項及收入回沖紀錄。　　理　由甲、審理範圍之說明：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檢察官及被告龍振炫、彭珮瑩、宋曄3人均於法定期間內上訴，觀諸檢察官上訴書（見本院卷一第49至55頁），係就原判決關於犯罪細項至、2 .、⒊、⒋、、⒈、⒉、⒊、⒈、、、有罪之全部及有關犯罪細項㈠、㈡、㈣、㈤、㈦⒈、㈦⒋、㈧至、、諭知無罪部分聲明上訴，被告3人則均對原判決有罪部分全部聲明上訴，故本院應就原判決有罪之全部及有關犯罪細項㈠、㈡、㈣、㈤、㈦⒈、㈦⒋、㈧至、、無罪部分進行審理，至原判決有關犯罪細項㈢、㈥、㈦2.、㈦3.、、1.、2.、諭知無罪部分，既不在檢察官聲明上訴範圍，即非本院審理範圍，合先敘明。乙、有罪部分：壹、證據能力：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所引用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判中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一第288、337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形，亦無違法或不當取證之瑕疵，且均與本案之待證事實有關，認以之作為本件之證據亦無不適當之情形，就認定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犯罪事實部分，均有證據能力。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所明定。查，Kioxia Corporation及台灣鎧俠公司告訴狀、證人即共同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群聯、曜成、華威達等3家公司告訴代理人葉亭巖律師、前群豐公司晶測課主任王淑惠、前達墨公司採購部副理游文沛（下均逕稱其名）於警詢中之言詞陳述，均為被告宋曄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屬傳聞證據，被告宋曄及其辯護人均不同意此部分陳述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342至347頁），經核上開證人警詢陳述均無法定傳聞法則例外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該部分之陳述就認定被告宋曄犯罪事實部分，均無證據能力，是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上開證人之警詢陳述，僅於認定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犯罪事實之證據使用，併予敘明。至本案判決其餘以下所引用之被告宋曄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宋曄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中均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288、336至337、342 至351頁），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二第281至313頁、卷三第13至46頁），本院審酌此部分證據作成時之情形，亦無違法或不當取證之瑕疵，且均與本案之待證事實有關，以之作為本件之證據亦無不適當之情形，就認定被告宋曄犯罪事實部分，亦均有證據能力。三、被告宋曄及其辯護人雖主張法務部調查局苗栗縣調查站（下稱苗栗縣調站）製作各公司遭侵占wafer片數、容量及晶粒統計表無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341頁）。惟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得為證據」，係因從事業務之人在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乃係於通常業務過程持續、規律而準確之記載，通常有會計人員或記帳人員等校對其正確性，大部分紀錄係完成於業務終了前後，無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之偽造動機，其虛偽之可能性小，何況如讓製作者以口頭方式於法庭上再重現過去之事實或數據亦有困難，因此其亦具有一定程度之不可代替性，除非該等紀錄文書或證明文書有顯然不可信之情況，否則有承認其為證據之必要。因此，採取該文書作為證據，應注意其製作，是否係於例行性之業務過程中，基於觀察或發現而當場或即時記載，且符合規律、準確之要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1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苗栗縣調站所製作之群豐公司「彭某涉嫌侵占案侵占標的統計表」（見偵3902卷十第463至467頁；偵6607卷一第253頁）係根據群豐公司比對該公司客戶所提供之晶圓原片刻號、群豐公司內部出貨紀錄、會計憑證、統一發票及群豐公司出貨系統、帳戶系統登載資料所彙整，而上開資料乃群豐公司相關職員在例行性之業務過程中，當場或即時紀錄或登載，且係不間斷、有規律之紀錄或登載，並非臨訟製作完成，無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之偽造動機，其虛偽之可能性小，應符合規律、準確之要件，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況本案交易時間距今已間隔多年，交易次數非少，交易品項及數量更是龐雜，相關製作者恐已不復記憶，如讓其等再以證人身分，於法庭上再重現過去之事實或數據亦有困難，因此其亦具有一定程度之不可代替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四、按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為之規範。本件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經本院於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上揭事實業據被告龍振炫（見本院卷二第283頁、卷三第39 頁）及彭珮瑩（見偵3902號卷八第35至36、39頁；本院卷二第283頁、卷三第39頁）坦承不諱，被告宋曄及其辯護意旨均稱：犯罪細項至都是搭售品，屬整體議價之交易標的，因達墨公司於102年至103年間，曾應群豐公司之要求，向群豐公司買受「市面上已淘汰之行車紀錄器及USB成品」，達墨公司另尋廠商開製模具加工，惟最終因型號過舊商品仍大量滯銷、販售不能，致達墨公司蒙受虧損，故群豐公司以犯罪細項至商品作為補償；犯罪細項2.、⒋、2.也是搭售品，屬整體議價之交易標的，是達墨公司應向群豐公司要求，於105年2月及同年6月間，向群豐公司購買該公司庫存中「幾無價值之電子廢料」以及「將汰舊之Apple Lightning 原料」，甚至為了將向群豐公司買受之「將汰舊之AppleLig htning原料」加工向市面販售，又額外支出了原廠授權、設計、加工等費用，然因該批產品早該汰舊，致加工完成後依舊滯銷，至今仍存放於達墨公司庫藏中，達墨公司因此蒙受鉅額虧損，故群豐公司以犯罪細項2.、⒋、2.作為補償。犯罪細項、1.、⒊、1.、至依被告龍振炫、宋曄2人之對話紀錄，均尚未達議價程度，卷內亦無證據足以證明群豐公司有出貨至達墨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23至126頁、卷三第8至9、11至14頁、卷十一第245頁、卷十二第86頁；本院卷一第17至41頁、卷三第31、42至44、57至112頁)，被告宋曄辯護人另為其辯護稱：被告宋曄既非群豐公司之内部成員，則其自龍振炫為有權代表群豐公司協商本案交易之高階經理人及龍振炫得安排群豐公司晶測課副理即被告彭珮瑩向群豐公司出貨以觀，信賴龍振炫有權代表群豐公司向被告宋曄提出本案交易，故本案交易既然存在有權交易之合法外觀，被告宋曄又對於龍振炫是否有侵占本案交易之犯罪標的物，並不知情，亦無從預見，被告宋曄立於對向犯角色，不是共犯，無從成立共同正犯，且群豐公司無法證明受到什麼損害等語(見原審卷十二第128至131頁；本院卷一第17至41頁、卷三第42至44頁)。二、經查：　㈠群豐公司（營利事業統一編號：00000000號，設於苗栗縣○○ 鎮○○路000○0號，於98年10月20日至105年12月13日為興櫃交易公司，105年12月14日下興櫃轉公開發行公司，股票交易代號為3690號）為依證券交易法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被告龍振炫曾為群豐公司董事（98年11月27日至104年6月2日），並陸續擔任工程處處長、工程處副總經理、董事長暨總經理室副總經理、營運副總經理、封裝產品中心副總經理、產品開發中心副總經理及董事長室暨總經理室特別助理等職務，復獲授權代表群豐公司綜理該公司竹南廠一切業務，為實際管理業務及代表公司之經理人（自104年6月3日至106年11 月30日），被告彭珮瑩為群豐公司前員工，曾任晶圓測試課副理，負責管理、監督群豐公司客戶剩餘之晶圓原片及晶粒之盤點、整理業務，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均係為群豐公司處理事務之人；被告宋曄為達墨公司（營利事業統一編號：00000000號，設於新竹縣○○市○○○街0○0號）負責人，達墨公司主要經營項目，係向協力廠商買進晶圓及晶粒後直接販售，或再委託代工廠進行加工封裝後販售；群豐公司為小型記憶卡（Micro SD）封裝代工廠商，亦為保稅工廠，該公司記憶卡封裝製造過程係將Kioxia Corporation、台灣鎧俠股份有限公司、群聯公司、華威達公司及曜成公司提供之半導體晶圓之原片（Wafer，其中晶圓原片之刻號為全球唯一）先進行研磨、貼上黏晶切割膠帶（DAF,Die Attach Film）、再切割成晶粒（Die）；由於晶圓原片經過數十道製作程序，每一片晶圓原片之良率及品質不一，再依據客戶提供晶片圖形布置（wafer mapping）依該晶片電性特性進行切割。切割後之晶粒依據電性、儲存空間不同，可分成不同等級（習稱Bin）：1.CMB1、Bin 1或Bin 00(Good Die)，2.CMB2 、Bin 2(Bin20)、Bin 4(Bin22)，3.CMB3、Bin 3、Bin11；群豐公司會挑選Good Die之之晶粒（習稱挑Die），挑剩下的晶粒習稱之藍膜（Blue Tape）其上雖然可能還有其他Bin 2或Bin 4之晶粒，然依規定群豐公司應將之報廢，另Yield 0%之晶圓原片(無Good Die晶粒)，應視客戶要求將之送回或依規定報廢；而應報廢之Blue Tape或Yield 0%晶圓原片之報廢程序，係排定日期由群豐公司上開客戶派員及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人員至群豐公司清點，清點後由群豐公司負責銷燬，惟應報廢之Blue Tape（包括其上之晶粒）或Yield 0 %晶圓原片數量龐大，且並無簡便清算方法，故群豐公司上開客戶及臺中關人員並未逐一清點核實等情，為被告3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十二第82至85頁)，並據證人即台灣鎧俠公司群豐公司管理部協理張汀怡（見偵3902卷二第339至341頁、卷十第458頁）、生產管理部資深副理郭珍珊（偵3902卷二第311至313、338至341頁）、群聯、曜成、華威達等3家公司告訴代理人葉亭巖律師（見偵3902卷十第473至475頁）、前群豐公司董事長卓恩民（見原審卷九第318、321、323 、324、328至329、335、353頁）、前群豐公司總經理證人傅豪（原審卷八第312、314至315、331頁）、前群豐公司生產企劃處經理陳志文（見原審卷七第21頁）、鄭文傑（偵39 02卷二第308至309頁；原審卷七第62頁）、前群豐公司製造部經理證人張乾君(見原審卷六第175、176頁)證述明確（以上證人下均逕稱其名），復有群豐公司組織圖、群豐公司興櫃明細表暨網頁資料、龍振炫擔任群豐董事歷程說明、職務歷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05月11月29日證櫃審字第1051019432號函、達墨公司基本資料、Kioxia C orporation提出之2012年3月2日Purchase Order、2017年9 月27日Purchase specification節錄、2019年12月1日Purch ase Order、群豐公司報廢作業清除報告書、廢棄聲明（Scr ap Declaration) 等資料附卷可稽（見偵3902卷一第235至2 37頁、卷二第13至23、351至371頁、卷十第497、498-1、49 9頁、卷十一第5、7頁、卷十二第175至233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群豐公司客戶委託代工後應報廢之Blue Tape（包括其上之晶粒）或Yield 0%晶圓原片，所有權仍屬於群豐公司客戶所有：　⒈Kioxia Corporation及台灣鎧俠公司均指訴：KioxiaCorpora tion及台灣鎧俠公司無償提供晶圓原片予群豐公司，群豐公司則KioxiaCorporation及台灣鎧俠公司之指示，挑選滿足一定品質之Die封裝，復依雙方個別訂單(PurchaseOrder)之一般條款約定，群豐公司不得將KioxiaCorporation及台灣鎧俠公司提供之晶圓原片及挑選剩餘之晶粒轉作他用等情甚詳（見偵3902卷十二第31至43頁），並提出與群豐公司簽訂之2012年3月2日PurchaseOrder、2017年9月27日Purchasesp ecification節錄、2019年12月1日PurchaseOrder為證（見偵3902卷十二第175至187頁），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⒉張汀怡、郭珍珊均證稱：群豐公司是受東芝公司委託，加工晶圓成記憶卡、隨身碟等產品再出口回日本，群豐公司不行將東芝公司欲報廢之晶圓晶片留存自行使用，如作為備品或銷售他人等語（見偵3902卷二第313、339頁）；證人卓恩民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群豐公司客戶委託加工剩下的Blue Tap e跟它上面的那些Die，或者是還沒有下線的這些Yield0%的原片依客戶的要求去做報廢或是退回，不可以賣掉，客戶的剩料該報廢就是該報廢，這個不是群豐公司的財產，這是公司一定要遵守的紅線，要不然的話對客戶，可能連生意都做不到等語（見原審卷九第318、321、323、324、328至329、 335、353頁）；證人傅豪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群豐公司客戶委託加工剩下的Blue Tape跟它上面的那些Die，或者是還沒有下線的這些Yield0%的原片通常就是交還給客戶或者是按照規定做報廢，都不能把它拿出去賣掉，如果流出去了，這是第一個對客戶的承諾是並沒有完成的，第二個事情是群豐的工廠當時是保稅工廠，所以依照這些規定來講，這些東西本來也應該按照規定去做絞碎的作業等語（見原審卷八第31 2、314至315、331頁），由上足見群豐公司受KioxiaCorpor ation、台灣鎧俠公司、群聯公司、曜成公司、華威達公司委託代工剩餘之Blue Tape（包括其上之晶粒）或Yield 0% 晶圓原片，應依與客戶之約定報廢銷燬或返還客戶，且卷內並無群豐公司客戶表示拋棄所有權之意思表示，故群豐公司雖直接占有代工剩餘之Blue Tape（包括其上之晶粒）或Yie ld 0%晶圓原片，惟所有權仍屬於群豐公司客戶所有，並非屬群豐公司所有。原判決認此部分所有權已移轉而歸群豐公司所有一節（見原判決第15頁），尚有誤會。　⒊至卓恩民（見原審卷九第317至318頁）、傅豪（見原審卷八第316至317、319頁）、鄭文傑（見原審卷七第47至49頁）固均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群豐公司於99年至103年間曾向Kioxi a Corporation或台灣鎧俠公司購買B3晶粒（即CMB3晶粒），惟本件有罪部分被告3人私下交易標的乃群豐公司代工剩餘，應報廢之晶圓原片（包括其上之晶粒）及CMB2晶粒，不包括CMB3晶粒，故此部分交易標的所有權仍屬於群豐公司客戶，並非群豐公司。另據群豐公司告訴代理人賴志榮於原審準備程序陳稱：晶圓原片原則上都是客戶的，成品不一定是客戶的，像是外觀不良或瑕疵的，都是賠償完客戶，屬於群豐的不良品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34頁），又因群豐公司客戶提供代工之晶圓原片刻號為全球唯一，不會重複編定，故可得知為何公司所提供代工者，惟關於犯罪細項⒋、⒊交易標的為uSD Card成品，因無從得知製程所使用之晶粒來源，是此部分尚難認係使用群豐公司客戶所剩餘，應予報廢之次級晶粒所製，稽之，uSD Card成品既係出自群豐公司庫房，佐以群豐公司告訴代理人賴志榮所述，本院認此部分交易標的之所有權應屬於群豐公司，並非群豐公司客戶。　　　㈢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為受群豐公司委任處理事務之人，惟對於群豐公司代工剩餘之Blue Tape（包括其上之晶粒）或Y ield 0%晶圓原片或群豐公司所有之uSD Card成品等物並無事實上支配關係，與刑法上之侵占罪之「持有他人之物」之構成要件不該當：　⒈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擅自處分自己持有他人所有之物，或變易持有之意思為所有之意思而逕為所有人行為，為其成立要件（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82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上之持有，重在對物之事實上支配關係，若對物並無事實上支配關係，不得謂為持有，而職務上對於事實上管領他人物品之人有指揮、監督權限，乃其工作執掌內容，並不等同持有物品。　⒉本件行為時，被告龍振炫綜理群豐公司竹南廠一切業務，被告彭珮瑩則為群豐公司晶圓測試課副理，已經本院認定如上，是堪認龍振炫、彭珮瑩2人均係為群豐公司處理事務之人。而被告彭珮瑩雖負責產線剩餘晶圓及晶粒業務，惟證人即前群豐公司晶測課主任王淑惠證稱：我在晶圓測試課任職期間，曾經短暫負責過晶片測試及挑Die的工作，一、兩個月後就負責晶圓盤點、管理客戶委託處理的晶圓、晶片廢材報廢等業務。晶圓測試課原本的業務是測試客戶委託的晶片良率及挑Die，我進入晶圓測試課的時候，晶片測試及挑Die的業務逐漸收掉，我只接觸過該業務約一、兩個月，後來就專門負責挑Die、盤點客戶下單的晶圓及晶片，以及管理晶圓、晶片廢材的報廢、銷毀及回貨（即將廢材交由客戶回收）。當時晶圓測試課的正職員工除了我之外，還有專案副理彭珮瑩，及陳宜君、鄭巧彗、黎玥葶及林家卉等4名領班，其他的都是外籍勞工、外包人員或其他部門的支援人力。挑Di e及廢材管理的主管是彭珮瑩，所有的工作指令都是由彭珮瑩以e-mail或打分機發出給我、陳宜君、鄭巧彗、黎玥葶及林家卉，我們再依照彭珮瑩的指示工作，另外好的晶圓（Wa fer)盤點是由彭維正下指令，其中挑Die的工作量過大，群豐公司的人力無法負荷，會將挑Die的工作委託給其他廠商處理。彭珮瑩會下指示挑Die、晶圓晶片廢材盤點、報廢、回貨及管理有帳的晶圓，另外彭珮瑩會不定期將無帳的晶圓交給我、陳宜君、鄭巧彗、黎玥葶及林家卉，並要求我們放在晶圓測試課管理好，如有必要，彭珮瑩會要求我們將無帳的晶圓提供給封裝一課補良率，或提供給庫房出貨，至於庫房出貨給誰我不清楚等語（見偵3902卷五第278至279頁）；證人即前群豐公司晶測課領班林家卉證稱：彭珮瑩是我在群豐公司晶測課主管王淑惠的上級主管。晶測課處理報廢晶圓（Blue Tape、yield0%或其他異常晶圓）之流程為彭珮瑩會下令王淑惠通知領班，哪幾批號要報廢，何時有報廢車要進公司攪碎報廢，前一天就有人來抽查是否符合報廢清單，當天報廢前仍有人抽查，抽查合格後才送到報廢車攪碎。我印象中彭珮瑩在報廢車來時，都會陪同抽查人員來巡視報廢過程，王淑惠也會在現場監看。我們有接到彭珮瑩的指示，就會從她指示的哪幾個批號Blue Tape中挑die，挑die好後就放在TRAY盤上，等待彭珮瑩指示何時出貨，至於原因我則不清楚。試機、調機是封裝課工程師的業務，晶圓Gooddie是封裝課挑的，剩下的Blue Tape才會到晶測課堆放，封裝課也有存放Gooddie未挑完的晶圓。在我任職期間，我都是依照彭珮瑩的指示，除出貨TRAY盤中的die給達墨公司，也出貨Blue Tape給達墨公司，王淑惠電子郵件副本通知我，正本是要庫房古秉儒出貨給達墨公司，要出貨哪些物品給達墨公司都是彭珮瑩決定的。王淑惠會通知我們晶圓測試課準備明細表所列之Blue Tape，出貨Blue Tape不用挑die，内都含次級品die，我們只要找出該批號之Blue Tape，依需求裝箱即可送到庫房出貨。群豐出貨Blue Tape給達墨公司，是給達墨公司挑die，至於群豐與達墨間交易是委託或買賣，我不清楚，只知道達墨挑完die的Blue Tape會送回群豐公司，存放於晶測課，再一起報廢等語（偵3902卷四第254至259 頁）；證人即前群豐公司封裝一課領班陳宜君證稱：群豐公司晶測課與封裝一課設有共同經理彭維正1人，晶測課有1位課長彭佩瑩、1位主任王淑惠、4位領班黎玥葶，林家卉、鄭巧彗及我本人，古秉儒負責管理庫房。群豐公司晶測課主要盤點bluetape及盤點產線wafer，成員有黎玥葶，林家卉、王淑惠、鄭巧彗等，除了王淑惠擔任晶測科主任，其他都擔任領班，負責原物料盤點、維護系統儲位、工單備料及配料與系統入庫作業、檔案管理等業務。晶測課處理報廢晶圓（ Blue Tape、yield0%或其他異常晶圓）之流程為客戶事前會寄給課長彭珮瑩報廢晶圓的批號，彭佩瑩再以公司e-mail轉寄給經理彭維正、主任王淑惠、我及其他領班，我依據批號將報廢的晶圓清點後裝箱，裝箱後送進庫房，再由庫房人員退貨給廠商。報廢前都會依據彭佩瑩寄給我的報廢晶圓批號清點片數，由領班代領技術員一起清點，主任王淑惠會指示當天輪值的領班及庫房人員將報廢晶圓送至碼頭的海關報廢，報廢過程由王淑惠陪同監督。群豐公司會送良率不佳的in kdie、Blue Tape及未研磨的晶圓原片（yield0%原片）去達墨公司，公司出貨給達墨都是彭佩瑩指示王淑惠，王淑惠再指示底下的領班出貨的細節。我們4位領班都是照彭珮瑩的指示輪流整理報廢的Blue Tape等語（見偵3902卷三第390至 401頁）；證人即前群豐公司晶測課技術員鄭巧彗證稱：我在群豐公司晶圓測試課擔任技術員，負責整理晶圓原片或Bl ue Tape、盤點預備報廢之晶圓、挑選Blue Tape提供給委外廠商處理、依彭珮瑩的指示挑選加工完後的次良品晶圓供公司產線再製、依客戶需求將加工完後剩餘晶圓繳回給客戶等業務。晶圓測試課的技術員有我及陳宜君、黎玥葶、林家卉等4人，主任是王淑惠，副理是彭珮瑩，王淑惠、彭珮瑩是我的主管，龍振炫是彭珮瑩的主管，我們都是聽彭珮瑩的指示作業。晶圓測試課處理報廢晶圓（Blue Tape、yield0%或其他異常晶圓）之流程為要報廢時公司會發電子郵件至我及王淑惠、陳宜君、黎玥葶、林家卉的信箱，然後彭珮瑩會提醒我們整理要報廢的晶圓，我們會從盤點紀錄中列出已除帳的晶圓來報廢，清點數量及整理好晶圓之後，公司會告知我們何時將晶圓送到公司的載、卸貨地交給報廢廠商，報廢前都會由輪班的人清點數量，並由當天輪班的人一起將報廢品用推車送到載、卸貨地點交予報廢廠商，報廢過程由王淑惠陪同監督，印象中彭珮瑩也會到現場。我在群豐公司任職期間有依彭珮瑩指示將Blue Tape及晶圓交由庫房阿儒送到達墨公司等語（見偵3902卷四第272至281頁）；證人即前群豐公司晶測課領班黎玥葶證稱：群豐公司晶測課主要負責整理及保管Blue Tape、協助產線盤點wafer、PTI收料等業務，成員有我、王淑惠、陳宜君、鄭巧彗、林家卉、黃薪伊、宋雅惠、佳樺（姓氏不確定）等人，王淑惠是晶測課主任，陳宜君、鄭巧彗、林家卉及我是領班，黃薪伊、宋雅惠、佳樺是作業員；王淑惠負責管理晶測課及指派工作，其餘人員則負責整理Blue Tape、盤點wafer、PTI收料、入庫作業等工作，忙不過來時，王淑惠也會協助處理前述業務。前段產線生產完後的Blue Tape會放在指定的地方，由晶測課人員拉回來整理，並依照流程卡的刻號、片數及客戶別，將Blue T ape打包及收料入庫，等待生管或業務通知出貨或報廢；如果要出貨須先除帳，並簽陳彭珮瑩或彭維正核可後開放行單，再將Blue Tape連同放行單交給成品課或倉管出貨；若要報廢則是按照生管或業務e-mail的報廢清冊，將Blue Tape 整理裝箱，於報廢當日拉到海關，交給成品課、環安部負責銷毁。送來晶測課的Blue Tape已是生產完剩餘的inkdie，經晶測課整理入庫後按生管或業務指示作退貨、報廢或二次生產，晶測課不會先行挑die。我有協助群豐公司出貨予達墨公司，出貨物品包含Blue Tape及Wafer，我是依照彭珮瑩或生管寄發的e-mail進行出貨。彭珮瑩會先將出貨箱號及明細以電子郵件寄發給王淑惠及領班，我們再依照箱號把Blue Tape找出來並出貨給達墨公司等語（偵3902卷四第379至39 5頁），是上開證人明確證述群豐公司當時晶圓測試課正職員工有專案副理即被告彭珮瑩、主任即王淑惠，及陳宜君、鄭巧彗、黎玥葶及林家卉等4名領班及技術員、庫房古秉儒等員工，負責盤點、整理及保管群豐公司代工剩餘之Blue T ape（包括其上之晶粒）或Yield 0%晶圓原片等廢材，群豐公司會通知即將報廢之Blue Tape或Yield 0%晶圓原片等廢材，被告彭珮瑩再指示晶測課員工予以整理後配合銷燬，並由被告彭珮瑩或證人王淑惠在現場監督。另被告彭珮瑩亦曾指示晶測課員工整理群豐公司代工剩餘之Blue Tape或Yield 0%晶圓原片等廢材後，交由庫房古秉儒出貨至達墨公司等情甚詳，復核與被告彭珮瑩與王淑惠、陳宜君、鄭巧彗、黎玥葶、林家卉及古秉儒彼此間之電子郵件（見偵3902卷五第 303至416頁）相符，足見被告彭珮瑩雖負責代工剩餘之Blue Tape或Yield 0%晶圓原片等廢材之盤點及整理業務，惟乃指揮、監督其下屬員工為之，並未直接負責群豐公司代工剩餘之Blue Tape（包括其上之晶粒）或Yield 0%晶圓原片等廢材之盤點、整理及保管工作，尚難認具有事實上之持有支配關係。同理，被告龍振炫雖綜理群豐公司竹南廠一切業務，對於晶測課業務有監督、指揮權限，惟對於群豐公司代工剩餘之Blue Tape或Yield 0%晶圓原片等廢材亦不具有事實上之持有支配關係。從而，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並未持有群豐公司客戶所有之Blue Tape或Yield 0%晶圓原片等廢材，核與刑法上之侵占罪之「持有他人之物」之構成要件不該當。同理，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亦未持有群豐公司所有之uSD Card成品，亦無持有他人之物之情形。　㈣群豐公司長期以來未依與客戶之約定將代工剩餘之Blue Tape （包括其上之晶粒）或Yield 0%晶圓原片予以報廢，而繼續挑取其上尚有經濟價值之晶粒，皆列為「無帳品」，除作為補足與客戶約定之良率所需外，另予以處分，且此為群豐公司之管理階層所決策：　　1.王淑惠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晶測課會針對即將報廢之Blue T ape先行挑Die。晶圓分成有帳及無帳及無帳的來源，不需要回給客戶的晶圓或晶片都是無帳等語（見原審卷六第374至3 76頁）；鄭文傑於原審審理時稱證稱：我們會留Yield 0%晶圓原片做測機或是研磨切割完之後可以去換die用，但是從我還沒有在群豐的時候，其實補die的東西就已經開始在做了，因為我們講最簡單的測機來說的話，不用買DummyWafer （亦即TestWafer），用Yield0%晶圓原片就可以測機了，所以我們會把Yield0%晶圓原片留下來，會把chip那些好品留下來，這是在我們公司内部大家都曉得的事情，但是對客戶來講是不允許的。但是只能在公司内部自己使用，不能夠對外販售等語（見原審卷七第64至66頁）。證人即前群豐公司生產副理黃立沁（下逕稱其名）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有些客戶買的WaferYield比較低，甚至是Yield0%的Wafer，Yield0 %是完全沒有GoodDie，通常我們就不會讓它下線，因為它下線還會浪費耗材，會浪費研磨切割的產能，我們就會先取出放置，會把它視為無帳，是因為通常客戶把那批材料做完之後，其他的Blue Tape也是都會報廢，所以公司會把它當無帳品來處理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99頁)；張乾君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們剛做TOSHIBA的產品時，其實生產的狀況不好，也就是良率不好，那時候日會上就決議說製造單位老闆鄭文傑受命安排彭珮瑩去做換料的動作，那彭珮瑩他只是一個統籌者，可是執行單位的話製造部，那製造的話我們那時候有分前段跟後段，前段的意思是它主要負責晶粒的更換，後段的話是做成品的更換，晶粒的更換就是只要生管下線之後彭珮瑩就會去撈生管下線的資料，至於換下來的東西彭珮瑩後續怎麼處理，這我就不知道了。產線有時候LowYield，彭俊昇或是他們的科級主管就會來找彭珮瑩說LowYield要補料，所以彭珮瑩就會從晶測課裡面去補料給產線，讓它能夠達到客戶的良率，它是無帳的，所以彭珮瑩都會請產線必須小心控管這些材料，無帳的物品管控都在晶測課裡面，無帳只是帳上沒有，但是它有所謂對應的各個單位要處理的人，他們會知道這些事情。Yield 0 % 浪費研磨切割膠帶、人員費用跟機台的Cost，廠内曾決議說那Yield 0 % 的部分就直接拿起來，不加工，送到晶測科去存包。因為通常搜刮下來的東西（按：代工剩餘之Blue Tape或Yield0%晶圓原片所挑取之晶粒），就變成庫存，所以庫存之後就拿來當作這些後面需要補料的一個東西，除了補料之外，它會剩餘，隨著市場會跌價的問題，但是你可能會淘汰，這些東西就變成沒有用了，所以每個時期都有代表產品的代號，A-Lot帳務處理，就是無帳品的處理，A-Lot T64G，T 通常是TOSHIBA廠牌，S 的話通常是代表SAMSUNG，H 的話應該是海力士，64G 的話就是Wafer的GB的部分，代表這個是哪一種Wafer，代表它是處理代號A-Lot T64G的這個Wafer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37至1 38、143、146至148、158至160、168頁)；稽之，群豐公司晶測課工作大綱項目記載「A-Lot管理」（見偵3902卷十一第447頁）、群豐公司週報亦記載「報廢CMB2後續挑die整理安排」（見偵3902卷十一第485頁）、「專案B32＋A-Lot管理；5/25-5/27挑die，分CMB2、CMB3、安排6/18出貨」（見偵 3902卷十一第493頁）、「報廢Wafer待下線切割研磨生產」、「2014/8/25已完成一階待通知挑die」（見原審卷五第35 9頁）、「專案B32＋A-Lot整理出貨；1.Wafer下線研磨2.5/2 5-5/27挑die，分CMB2、CMB3。3.預計5/28出貨」（見原審卷五第411頁），另觀之黃立沁寄送鄭文傑之電子郵件亦提及「換die及無帳產品」（見偵3902卷十一第471頁），是群豐公司確實有將代工剩餘之Blue Tape（包括其上之晶粒）或Yield0%晶圓原片等廢材列為無帳品，及繼續挑取其上次級晶粒，亦將之列為無帳品之事實，已可認定。　2.被告彭珮瑩於101年7月2日以電子郵件寄送週報內容載明「A -Lot T64G＿D2＿24nm＿HBL出貨&帳務處理」(屬於附件二之晶圓原片其中2,145片晶圓原片，其上B1晶粒為16,013顆，B2 晶粒為637,404顆，詳下犯罪細項㈠無罪部分敘述)予鄭文傑，副本通知卓恩民、傅豪及被告龍振炫，且備註「分別於6/ 26、6/27、6/28做帳務處理，已完成」等情，有被告彭珮瑩 101年7月2日寄發之電子郵件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五第217、2 19頁)，顯見群豐公司於101年6、7月間，即有處分因代工所持有客戶應報廢之晶圓原片之事實，且為群豐公司董事長及其他管理階層所知悉。又上開電子郵件所載之交易，係由群豐公司出賣予達墨公司，此業據宋曄提出達墨公司應付憑單為證(見原審卷三第20、41頁，金額各為1275萬4,311元、14 29萬4,304元，總計2704萬8,615元)，卓恩民亦坦承達墨公司應付憑單最後核准欄位為其簽名(見原審卷九第298、346 、347頁)，另卓恩民為宜加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宜加公司）持股99%之股東及實際負責人，宜加公司持有松墨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松墨公司）70%股份，松墨公司為持有達墨公司4 1%股份之法人股東，群豐公司前亦持有達墨公司15%股份，於106年底始將持股賣予被告宋曄等情，業據被告宋曄供述明確（見偵3902卷一第294頁；原審卷十第53、59至61頁），並有達墨公司、宜加公司、松墨公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見偵3902卷一第235至237、301、302頁）、達墨公司歷史資料（見原審卷九第391至406頁）在卷可參，卓恩民亦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是透過松墨投資去投資達墨的，松墨是我個人控制的公司，群豐公司跟達墨公司應該類似關係企業，因為我們想要投資一個做品牌的公司，但是群豐公司是代工，不能做品牌，達墨公司是在通路上面，在PChome、M0M0去建立這些渠道，然後推廣他自己品牌的記憶卡，或是他的一些消費型的什麼喇叭或行車記錄器這些產品等語（見原審卷九第339至340、367、379頁），是由上可知達墨公司與群豐公司2家公司間因幕後投資者均為卓恩民，達墨公司為群豐公司之轉投資事業。再者，被告宋曄供稱：達墨公司於101年成立時就是找群豐公司的工程師揚培林當董事長，背後實際負責人還是卓恩民(群豐公司董事長），像是銀行出帳、開支票及簽單最後都要會卓恩民蓋我的印章，達墨公司的大章在財務室由財務主管陳雪琴保管，小章則是由卓恩民保管，直到今（108)年年初卓恩民才將小章還給我，所以卓恩民會關心達墨公司的狀況等語（偵3902卷十第213頁），經核與證人即前達墨公司會計陳雪琴於原審審理時證稱：達墨公司請款是依照群豐公司的核決權限表，達墨公司大小章在不同的人身上，大章在宋曄那裡，小章在卓恩民那裡，我在達墨公司蓋完章後，又再跑到群豐公司給卓恩民蓋章，蓋完之後接著我才能夠付款，達墨公司經過一個核決權限，最後面的部分再由卓恩民用章，通常都是說跟他下一張採購單這樣子。然後我忘記一直到不知道什麼時候，卓恩民的章就拿回來達墨公司了，那兩顆章就在達墨公司等語（見原審卷十第22至26頁）及卓恩民於原審審理時證稱：達墨公司小章由我保管，達墨公司每個月有支出的時候，支出憑單、支票、銀行付款轉帳傳票都要拿來給我蓋章，我用來控制達墨公司的金流等語（見原審卷九第299頁）均相符，游文沛亦於原審審理時證稱：達墨公司採購流程如金額超過30萬或50萬元金額，必須卓恩民核准等語（見原審卷八第 71至72頁），堪認卓恩民實際掌控達墨公司財務，具有達墨公司交易應付款項超過30萬或50萬元之最終審核權。參以，卓恩民於該次交易時為群豐公司之董事長，復透過上開投資控制達墨公司，並具有達墨公司交易之應付款項最終審核權，且於該次交易應付憑單簽名，而該次交易金額高達2704萬 8,615元，其對於該次交易自知之甚詳，是其於原審審理時否認知悉該次交易係群豐公司違反與客戶之約定，將代工剩餘應報廢之晶圓原片出賣予達墨公司一節（見原審卷九第35 7頁），與上開事證有違，難認可採。　3.被告彭珮瑩於103年4月28日以電子郵件主旨「無帳Wafer 處理 4/28」副本通知鄭文傑等人，內容為「以下無帳未研磨W afer由晶測課提供…」，有上開電子郵件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五第379頁)；於103年5月21日以電子郵件主旨「無帳Wafer 處理 5/21」，副本通知鄭文傑等人，內容為「以下無帳未研磨Wafer由晶測課提供…」，有上開電子郵件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五第393頁)；於103年8月22日電子郵件主旨：「無帳 Wafer處理_8/22」、內容為「以下無帳未研磨Wafer由晶測課提供機台有空檔請安排做研磨切割，完成之後轉交=B4 僑珙 DDie 預計8/26出貨」，副本通知鄭文傑等人(見原審卷五第343至345頁)，而依陳宜君於103年8月29日電子郵件，主旨「無帳Wafer處理_8/22> > 二階下線通知」，副本通知鄭文傑等人（見原審卷五第347至349頁），可知該批「無帳未研磨Wafer」即係出貨與達墨公司。佐以，下述關於犯罪細項㈤、㈦⒈、㈨無罪部分亦均係群豐公司董事長卓恩民或管理階層所知悉之交易。從而，堪認群豐公司確有未依與客戶之約定，將代工剩餘之Blue Tape（包括其上之晶粒）或Yie ld 0%晶圓原片予以報廢，而繼續挑取其上尚有經濟價值之晶粒，皆列為「無帳品」，除作為補足與客戶約定之良率所需外，另予以處分之事實，且為群豐公司之管理階層所決策。至於鄭文傑（見原審卷七第58、65至66、79頁）、傅豪（見原審卷八第315至316、332至333頁）、卓恩民（見原審卷九第318至319、321至322、328至331頁）等人於原審審理時均證稱群豐公司不會販賣代工剩餘之Blue Tape（包括其上之晶粒）或Yield 0%晶圓原片等證述，顯與上開事證不符，均無足採。　㈤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利用群豐公司長期以來未確實依該公司與客戶之約定，將代工剩餘之Blue Tape（包括其上之晶粒）或Yield 0%晶圓原片予以報廢，而繼續挑取其上尚有經濟價值之晶粒，將之列為「無帳品」，並對外出售牟利之經營模式，及應予報廢之Blue Tape或Yield 0%晶圓原片數量龐大，群豐公司客戶及臺中關人員並未逐一清點核實之機會，與被告宋曄私下為下述交易，擅自處分群豐公司客戶之資產（犯罪細項至、⒉、、⒈、⒉、⒈、、），及群豐公司之資產（犯罪細項⒋、⒊部分），另與鈞得公司私下為犯罪細項之交易，擅自處分群豐公司客戶之資產：　⒈犯罪細項、、：　⑴犯罪細項(CMB2晶粒165,566顆)：被告彭珮瑩於103年8月22 日以Line傳送「5T2J」、「6T2J」、「6DDK」（後更正為「 6TCK」）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並向被告龍振炫表示「B2直接在我們家生產，建議直接上機台作業，生產速度快，也比較不會有die crack產生」；被告龍振炫於同日以Line將統計表傳予被告宋曄，並表示「B2部分，建議不出貨直接下線生產」、「因為是wafer yield=0的B2，直接上D B吃mapping」；被告彭珮瑩於同日再次傳送統計表，表示原「6DDK」係誤繕應更正為「6TCK」，且已將此情親自告知被告宋曄，被告宋曄再於103年8月25日以Line向龍振炫報價收購（如附件一編號1，總價美金90,628.51元）；達墨公司隨即以客户訂單編號A000-00000000予群豐公司代工封裝成uSD 成品，代工價格為每顆0.28美元，群豐公司代工完成後再分別於103年9月5日、9月9日、9月10日、9月11日出貨予達墨公司(如附件一編號1，實際出貨CMB2晶粒共165,566顆)等情，有被告3人Line對話紀錄、群豐公司出貨明細(出貨單號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可參(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154、155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擷取報告第11、12 頁；原審卷一第490頁），且上開事實為被告3人所不爭執( 見原審卷二第500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⑵犯罪細項(CMB2晶粒107,755顆)：被告彭珮瑩於103年9月22 日以Line傳送「6DDK」、「6TCK」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並於103年10月23日、10月29日修改統計表數量後再次傳送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最終計有CMB2晶粒107,755 顆，被告龍振炫於103年9月23日、10月29日以Line將統計數據傳予被告宋曄，被告宋曄再於103年10月30日以Line向龍振炫報價收購（如附件一編號2所示，總價美金46,658.42元、折合新臺幣1,400,686元），達墨公司隨即以客户訂單編號A000-00000000予群豐公司代工封裝成uSD成品，代工價格為每顆美金0.28元，群豐公司代工完成後再分別於103年11 月12日、11月13日出貨予達墨公司等情，有被告3人Line對話紀錄、群豐公司出貨明細(出貨單號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可參(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157、158、167至169、1 82、183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擷取報告第16、17頁；原審卷一第491頁)，且上開事實為被告3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500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⑶犯罪細項(CMB2晶粒65,610顆)：被告彭珮瑩於104年1月6日以Line傳送「6DDK」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計有 CMB2晶粒65,610顆，被告龍振炫同日即以Line將統計表傳予被告宋曄，被告宋曄再於104年1月7日以Line向龍振炫報價收購（如附件一編號3所示，總價美金26,244元），達墨公司隨即以客户訂單編號A000-00000000予群豐公司代工封裝成uSD成品，代工價格為每顆美金0.28元，群豐公司代工完成後再分別於104年1月26日、1月27日、1月28日出貨予達墨公司等情，有被告3人Line對話紀錄、群豐公司出貨明細(出貨單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可參(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199、200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 擷取報告第18至20頁；原審卷一第492頁)，且上開事實為被告3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500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⑷被告宋曄及辯護意旨均稱上開3交易係達墨公司應群豐公司要求購買群豐公司庫存之行車紀錄器、USB成品，造成達墨公司虧損，故群豐公司以搭售方式作為補償等語，並提出達墨公司單據本（見原審卷三第227至309頁）、達墨公司加工行車紀錄器開模所支出之模具費用單據（見本院卷三第127至1 39頁）、行車紀錄器銷售報表、USB成品銷售報表及庫存統計表（見本院卷三第141至163頁）為證，查：　①卓恩民（原審卷九第302至303、315頁）、鄭文傑（見原審卷七第70至71頁）、前群豐公司生產企劃處經理陳志文（見原審卷七第24至25頁）於原審審理證述時均否認群豐公司有以搭售方式補償達墨公司消化群豐公司庫存商品造成虧損之事實。又被告宋曄及辯護意旨所提出之達墨公司單據本，其會計傳票會計科目/摘要欄僅記載「商品存貨」、應付憑單帳款類別僅記載「商品存貨」（見原審卷三第229至297頁），無從證明係向群豐公司購買之商品庫存品項是否為「行車紀錄器」及「USB成品」，而經核對達墨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其上品名/客戶品名編號，被告宋曄所提出之統一發票交易商品分別為「USB隨身碟成品」、「uSdCard」、「三星公司晶圓原片」，並無「行車紀錄器」，此有群豐公司出貨單在卷可稽（見原審卷四第529至544頁），是雖群豐公司有出賣達墨公司「USB隨身碟成品」之事實，然交易標的既無「行車紀錄器」，則被告宋曄及辯護意旨稱達墨公司應群豐公司要求，向群豐公司買受舊型行車紀錄器及USB成品，群豐公司另附之「搭售品」，或群豐公司為彌補達墨公司事後虧損所為之交易一節，與上開事證有違，已難認可採。　②至卓恩民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群豐公司系統部門後來決定要收掉，有一些庫存料，業務要想辦法處理掉，賣掉或是在帳上把它打消掉做成廢料，我有拜託不是要求，拜託宋曄幫我們找看看有沒有客戶來幫我們買這些東西，並不是叫達墨公司去把它買下來，宋曄有協助我們看怎麼去消化，找到人來買這些庫存，達墨公司認為可以用的、有價值的，有出價格來買，如果說沒有價值的，宋曄也拒絕，他要買的，殺價也是不手軟，我們業務也是覺得說他有一些開的價格根本都不合理，所以我們也沒有賣給他。群豐公司有行車記錄器，因為當初我們是賣給臺灣一家叫做Mio的廠商還是什麼，我忘記了，有剩下一些庫存，因為達墨公司本身是做品牌的，那時候推出消費型的產品，他覺得這個可以把它做成行車記錄器來賣，達墨公司還為了這個去開模具，然後把它做成產品去賣，但是後來賣的怎麼樣我不太清楚。所以行車紀錄器本來就是那時候宋曄想要去賣的產品，跟我們賣給達墨公司，都是雙方是經過業務談出來的價格，所以絕對不是要他去吸收群豐公司的呆滯料，因為這個是不合理的，群豐公司拜託達墨幫忙群豐銷售一些庫存，但是實際上達墨這邊當然也會自己去評估說他要不要，他們採購殺價也是很厲害的，我們的業務有跟我反應。也就是說我問宋曄可不可以幫忙我把它消化庫存，價格的話讓業務跟你去談，宋曄也可以有生意做，所以雙方就是說心甘情願去做這些事情，而不是我逼他必須要把這些庫存吃下來，像他講的連賠錢他也必須要吃下來，我覺得這個公司是他在經營，成敗他在經營，公司去銀行貸款了好幾千萬也是他自己個人擔保，他沒有必要犧牲達墨的利益來照顧群豐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九第302至303、315 頁），是卓恩民固證稱群豐公司有庫存商品，曾請求達墨公司協助購買或尋找買家購買，達墨公司曾向群豐公司購買群豐公司庫存之行車紀錄器之事實，惟卓恩民否認要求達墨公司犧牲達墨公司利益購買群豐公司庫存商品，又依卷附卓恩民、群豐公司業務何佩菁彼此間之電子郵件（見原審卷九第 427至429頁），可知卓恩民乃透過案外人即群豐公司業務何佩菁（下逕稱其名）請求被告宋曄協助處理群豐公司庫存商品，再參諸上開郵件，何佩菁向被告宋曄表示：「宋Sir 附件是我這邊手上的待銷成品，能否麻煩您幫忙下，價格好談，謝謝」（見原審卷九第429頁），另何佩菁回覆卓恩民表示「之前詢問二次Eros（按：即被告宋曄）能否協助買下處理，但没有回應，打電話問過也意願不高」（見原審卷九第 429頁），被告宋曄事後則回覆卓恩民及何佩菁表示「Dear Daniel（按：即卓恩民）與客戶談得最後要求價格(如附件），如果同意下周一進行整理分類與交易流程 Eros Sung」（見原審卷九第427頁），由上足見卓恩民乃請求被告宋曄協助處理消化群豐公司庫存商品，或達墨公司有無意願購買，價格好談，有較大商議空間，並無以達墨公司投資及控制者之身分要求達墨公司照單全收，甚或高價購買庫存商品之情形，嗣被告宋曄並無購買之意願，最終協助尋找買家向群豐公司購買庫存商品等情明確，經核與卓恩民上開證述相合。從而，縱達墨公司曾向群豐公司購買行車紀錄器，惟此乃被告宋曄基於商業考量予以購入，尚難以達墨公司事後銷售導致虧損之結果，即認群豐公司董事長卓恩民以身為達墨公司股東及控制者之身分要求達墨公司犧牲達墨公司利益，消化群豐公司庫存商品之事實，再據以推論群豐公司事後因此以上開3交易作為彌補。再者，縱如被告宋曄辯護意旨所稱被告宋曄係基於達墨公司與群豐公司友好關係而購入群豐公司庫存商品（見本院卷三第81至93頁），惟此亦乃被告宋曄以達墨公司名義購入群豐公司庫存商品之背後動機，及此舉是否漠視、犧牲達墨公司其他股東之利益，致達墨公司受有損害之背信問題，達墨公司事後銷售盈虧與群豐公司無涉，群豐公司與達墨公司乃各自獨立之法人，群豐公司並無漠視群豐公司權益而彌補達墨公司銷售商品虧損之法律上義務，且被告宋曄既迄今始終無法提出任何群豐公司事後曾為彌補達墨公司消化群豐公司庫存商品造成之虧損之任何會議紀錄、文件、對話紀錄或結算資料等佐證，自難據卓恩民證述達墨公司曾向群豐公司購買庫存之行車紀錄器而為有利於被告宋曄之認定。　③另游文沛固於警詢、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證稱：達墨公司最大股東是卓恩民，當初達墨公司也是卓恩民與群豐公司成立的，委託宋曄擔任經理人。群豐公司與達墨公司除互相委託代工之外，達墨公司會買一些晶圓，或者是原料的話像我們有買過一些電子料件，或者是Apple手機它的一些1C像一些行車紀錄器、一些隨身碟，其實還蠻多產品的，好像還有一個東西叫MediaBox，類似像一個音樂盒，就是還蠻多業務的。期間卓恩民會指示達墨公司的經理人宋曄向群豐公司以較高的價格購買行車紀錄器、mediabox(類似音樂盒）、隨身碟、蘋果手機的接頭、記憶卡等群豐公司生產的商品來消化群豐公司的庫存，後來106至107年間達墨公司由宋曄擔任董事長兼實際負責人，但在107年間卓恩民還是有指示宋曄向群豐公司購買蘋果的1C電子料件，我記得我整理的庫存尚有80 幾萬元，但當初購買多少錢我則不清楚。達墨公司跟群豐公司買下這些行車紀錄器其實虧了蠻多錢的，就是包含還要另外去開模，後續的一些銷售都虧錢，後續群豐公司有用別的方式去補償達墨公司彌補虧損，他們會補一些Die或是晶圓做補償等語（見偵3902卷五第471頁；原審卷八第92至93頁；本院卷二第113頁）；被告龍振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群豐公司董事長卓恩民希望做賈伯斯，他有一個品牌夢，事業群的系統部門就不停的做了很多的行車紀錄器或者USB，但是他們開發的時間會拉得很長，往往東西出來的時候，已經脫離市場的主流，Lightning 整個開發時間delay至少超過1 年，所以那時候造成非常龐大的呆滯庫存，就透過請達墨幫忙協助銷售，等於把這些吞下來就對了。那時候宋曄跟我講說造成很大的虧損，所以他跟我談可不可以用這些交易來補貼他們、補償他們。因為我是營運副總，我被董事長授權可以決定彌補達墨公司的虧損，卓恩民沒有給我授權書或者是開董事會做成決議，請我處理，都是董事長直接交辦，因為董事長很少發e-mail，他直接電話一通就交辦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0至74、78、86頁），是游文沛、被告龍振炫固均證述達墨公司曾因協助群豐公司消化群豐公司庫存之行車紀錄器、USB商品，導致達墨公司虧損，群豐公司以其他交易彌補達墨公司之虧損等情，惟關於達墨公司應群豐公司要求購入庫存商品之品項、金額，事後銷售虧損金額為何？群豐公司應如何彌補各節，游文沛證稱：「（問：後續群豐公司有沒有用別的方式去補償一些物料，或是搭售一些產品給達墨公司來彌補虧損？）我大概知道有補來補去的，可是在實際上的細節我有點忘記了。」、「（問：所以這部分你其實不是很暸解？）對。」等語（見原審卷八第93至94頁）、「（問：你有印象補來補去的那些東西的内容是什麼？）我記得我們達墨公司跟群豐買的一些東西。」、「（問：我的意思是說，群豐公司有補哪些東西過來給你們？這個部分你有印象嗎？）其實就是補一些晶圓，大部分都是晶圓吧，或者是 Die，那時候我們叫Die。」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3頁）；被告龍振炫則證稱：「（問：達墨公司要求你們群豐公司彌補他這部分的虧損，有什麼證據可以提出來讓我們參考你講的是有事實根據的？）這個我沒辦法提出明確的證據，但是那時候他有提出他們系統的數字給我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4頁），是游文沛僅泛稱群豐公司為彌補達墨公司之虧損，有補來補去，補一些次級晶粒等語，被告龍振炫亦僅籠統稱被告宋曄有向其表示因消化群豐公司庫存商品造成虧損，被告宋曄有拿達墨公司系統數字讓其觀看等語，惟其2人對於上開各節均無法具體說明。衡情，游文沛既時任達墨公司採購部副理、被告龍振炫獲群豐公司董事長卓恩民授權以上開交易彌補達墨公司虧損，均能清楚證述群豐公司有彌補達墨公司消化群豐公司庫存商品之虧損，則其2人對於具體彌補細節豈有皆無法說明之理。再者，群豐公司與達墨公司乃各自獨立之法人，達墨公司已經預期向群豐公司購入庫存商品將導致虧損，仍以明顯不合理之價格購入群豐公司庫存商品，另群豐公司事後彌補達墨公司商品銷售之虧損（蓋達墨公司事後銷售盈虧與群豐公司無涉），均涉及是否損害公司利益之背信問題，群豐公司董事長卓恩民豈有未經任何公司內部決議即擅自授權被告龍振炫以上開3交易作為彌補達墨公司虧損之理，且卓恩民既能透過電子郵件交辦何佩菁處理庫存商品問題，殊難想像有何無法以電子郵件交辦被告龍振炫彌補達墨公司虧損之情形，是被告龍振炫證述其經卓恩民以電話授權其處理並彌補達墨公司虧損，難認可採。參以，群豐公司因與達墨公司為類似關係企業，倘群豐公司確有要求達墨公司消化庫存商品，為彌補達墨公司幫助群豐公司消化庫存商品所造成之虧損，則雙方豈有就達墨公司當時應群豐公司要求購入庫存商品之品項、金額，事後銷售虧損金額為何？群豐公司應如何彌補各節，被告龍振炫、彭珮瑩、宋曄3人均無以LINE或電子郵件隻字片語討論之理，以上各節實有悖於商業交易常情。從而，自難據游文沛、被告龍振炫上開空泛證述而為有利於被告宋曄之認定。　④甚者，犯罪細項部分，被告宋曄報價時間在103年8月25日，交易金額為美金9萬0,628.51元；犯罪細項部分，被告宋曄報價時間在103年10月30日，總價美金4萬6,658.42元；犯罪細項部分，被告宋曄報價時間在104年1月7日，總價美金2 萬6,244元，然依被告宋曄及辯護意旨所提出之行車紀錄器銷售報表、USB成品銷售報表（見本院卷三第127、141頁），行車紀錄器於103年底累計虧損為27萬3,234元，並持續銷售至107年，USB成品則銷售金額為2萬5,035元，當時庫存為 667個，並持續銷售至107年，則既然達墨公司向群豐公司購入之行車紀錄器、USB成品於103年底虧損金額僅有27萬3,23 4元，群豐公司豈有以高達16萬3,530.93美金之晶粒作為彌補之理，益證被告宋曄及辯護意旨所稱達墨公司應群豐公司要求購買群豐公司庫存行車紀錄器及USB成品造成達墨公司虧損，群豐公司以上開3交易所為之彌補，並非事實。　⒉犯罪細項2.、4、2.(犯罪細項㈡屬於2.之其中7片)：　⑴犯罪細項㈡中之7片晶圓原片(型號應為T16G 24nm D2，補充理由書誤載為T32G 24nm ED3，見偵3902卷十一第189頁)與犯罪細項2.之Bin00晶粒數總額及型號(T16G 24nm D2)相同( 如附件一，見偵6607卷二第313頁)，應屬相同之晶圓原片，先予敘明。　⑵犯罪細項2.(CMB2晶粒52,877顆)：被告彭珮瑩於105年3月21 日以Line傳送「7THL」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計有CMB2晶粒52,877顆，並於105年4月18日以Line傳送Excel 表格（檔名：Data.xls）其中名稱為「B2」之工作表予被告龍振炫，被告宋曄於105年4月20日以Line傳送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並將上開CMB2晶粒52,877顆出貨予達墨公司等情，有被告3人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 e擷取報告第433至435、447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擷取報告第113頁)，且上開事實為被告3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501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⑶犯罪細項⒋(uSD Card成品38,474片)：被告彭珮瑩於105年3 月21日以Line傳送「uSD Good Die已coating」及「uSD Goo d Die未coating，外觀不良」之uSD Card成品數量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計有38,479片（惟嗣後實際出貨量為uSD Card 成品38,474片），被告龍振炫並於105年4月6日以Line傳送該統計表予被告宋曄，被告宋曄於105年4月20日以Line傳送統計表(載明4/8，應係105年4月8日出貨予達墨公司)予龍振炫等情，有被告3人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432、435、438、439、447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擷取報告第112、113頁)，且上開事實為被告3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501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⑷犯罪細項㈡之7片晶圓原片、2.之16片晶圓原片：被告彭珮瑩於105年5月10日、5月11日以Line傳送「4D2H」、「6T2H」未研磨晶圓原片上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計有16 片晶圓原片（含其上Bin00晶粒12,200顆、另有CMB2晶粒62 顆、CMB3晶粒2,436顆），被告龍振炫於105年5月11日以Lin e傳送上開統計表予被告宋曄，並稱「未研磨Good Die Wafe r連同mapping已整理好」，嗣於105年5月12日以Line指示被告彭珮瑩於該日出貨交由達墨公司宋曄處理等情，有被告3 人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499至501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擷取報告第123頁) ，且上開事實為被告3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501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⑸被告宋曄及辯護意旨均稱上開3交易係達墨公司應群豐公司要求購買群豐公司庫存「幾無價值之電子廢料」以及「將汰舊之Apple Lightning原料」，造成達墨公司虧損，故以搭售方式作為補償等語，並提出達墨公司單據本（見原審卷三第 355至417頁）、達墨公司加工Apple Lightning原料所支出之費用單據（見原審卷三第419至718頁）、Apple Lightnin g銷售報表（見本院卷三第165至172頁）為證，查：　①被告宋曄及辯護意旨所提出之達墨公司單據本，其商品採購單、轉帳傳票、統一發票、商品應付單均無記載Apple Ligh tning原料，而經核對該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其上品名/客戶品名編號，發現被告宋曄所提出之統一發票交易商品分別為 SDCard、USB隨身碟成品、Apple公司產品相關之週邊連接器（CONN)，及已取得AppleiOS通訊協定認證之連接器（CONN) 、「(CONN,Apple Lightning Connector MALE,8PIN 」，此有群豐公司出貨單在卷可稽（見原審卷四第555至563頁），雖群豐公司有出賣Apple週邊連接器（包括Apple Lightning 連接器）與達墨公司之事實，然被告宋曄既迄今始終無法提出任何群豐公司事後曾為彌補達墨公司消化群豐公司庫存「幾無價值之電子廢料」以及「將汰舊之Apple Lightning 原料」導致虧損之任何會議紀錄、文件、對話紀錄或結算資料等佐證，則被告宋曄及辯護意旨稱達墨公司應群豐公司要求，向群豐公司買受「幾無價值之電子廢料」以及「將汰舊之Apple Lightning原料」導致虧損，群豐公司為彌補達墨公司事後虧損而為上開3交易一節，是否屬實，實堪置疑。甚者，被告宋曄辯護意旨所提出交易「電子廢料」、「Appl e Lightning原料」之發票日期在105年2月3日、6月16日、9 月29日、106年5月22日、8月10日(見原審卷四第113、114頁 )，而犯罪細項2.部分，群豐公司出貨時間在105年4月20日；犯罪細項⒋部分，群豐公司出貨時間在105年4月8日；犯罪細項2.部分，群豐公司出貨時間在105年5月12日，業如前述，均早於被告宋曄所提關於達墨公司向群豐公司購買Ap ple連接器之發票時間即105年6月16日、9月29日、106年5月 22日、8月10日(見原審卷四第113、114頁，其餘非Apple連接器之發票日期則為105年2月3日)，顯見達墨公司向群豐公司購買Apple連接器時，上開犯罪細項2、⒋、2.之交易物品早已出貨，自無能係群豐公司為彌補達墨公司消化群豐公司庫存「幾無價值之電子廢料」以及「將汰舊之Apple Ligh tning原料」導致虧損所為之交易，可見被告宋曄及辯護意旨稱上開交易係群豐公司為彌補達墨公司所為一節，與上開事證有違，不足為採。　②游文沛、被告龍振炫固均證述達墨公司曾因協助群豐公司消化群豐公司庫存之蘋果手機接頭、Apple Lightning原料，導致達墨公司虧損，群豐公司以其他交易彌補達墨公司之虧損等情如上，惟關於達墨公司應群豐公司要求購入庫存商品之品項、金額，事後銷售虧損金額為何？群豐公司應如何彌補各節，游文沛、被告龍振炫均無法具體說明，衡情，游文沛既時任達墨公司採購部副理、被告龍振炫獲群豐公司董事長卓恩民授權以上開交易彌補達墨公司虧損，均能清楚證述群豐公司有彌補達墨公司消化群豐公司庫存商品之虧損，則其2人對於具體彌補細節豈有皆無法說明之理。再者，群豐公司與達墨公司乃各自獨立之法人，達墨公司已經預期將導致虧損，仍以明顯不合理之價格購入群豐公司庫存品，群豐公司事後彌補達墨公司商品銷售之虧損（蓋又達墨公司事後銷售盈虧與群豐公司無涉），均涉及是否損害公司利益之背信問題，群豐公司董事長卓恩民豈有未經任何公司內部決議即擅自授權被告以上開3交易作為彌補達墨公司虧損之理，且卓恩民既能透過電子郵件交辦何佩菁處理庫存商品問題，殊難想像有何無法以電子郵件交辦被告龍振炫彌補達墨公司虧損之理，是被告龍振炫證述其經卓恩民電話授權彌補達墨公司虧損，難認可採。參以，群豐公司因與達墨公司為類似關係企業，倘群豐公司確有要求達墨公司消化庫存商品，為彌補達墨公司幫助群豐公司消化庫存商品所造成之虧損，則雙方豈有就達墨公司當時應群豐公司要求購入庫存商品之品項、金額，事後銷售虧損金額為何？群豐公司應如何彌補各節，被告龍振炫、彭珮瑩、宋曄3人均無以LINE或電子郵件隻字片語討論之理，顯有悖於商業交易常情，自難據游文沛、被告龍振炫上開空泛證述而為有利於被告宋曄之認定。　⒊犯罪細項(CMB2晶粒180,192顆)：　　　　⑴被告彭珮瑩於105年5月5日以Line傳送「6DDK」、「6TCK」、「6DDL」、「7THL」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計有 CMB2晶粒180,192顆，並於翌（6）日以Line告知被告龍振炫上開晶粒均已裝箱，被告龍振炫於105年5月10日上午11時43 分以Line傳送上開統計表予被告宋曄，並詢問是否於當日出貨等情，有被告3人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492、497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 擷取報告第120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⑵被告彭珮瑩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的印象這批貨有經由群豐公司給達墨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24頁)，而觀諸被告彭珮瑩與龍振炫於105年5月10日之對話為：「龍ㄍ~~今天送過去的180K是Die不是卡啦~~」、「知道啊」、「老宋跟aaron 說是卡啦~~」、「他們又誤會了？」、「啃」、「就說是B2 2了！」(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497、49 8頁)，可見被告彭珮瑩已告知被告宋曄送至達墨公司之商品為次級晶粒而非Blue Tape，應足以佐證此部分商品業已出貨至達墨公司交付被告宋曄收受。故被告宋曄及辯護意旨空言否認已出貨之事實，不足採信。　⒋犯罪細項1.(Bin00晶粒26,109顆)：　⑴被告彭珮瑩於105年5月10日、5月12日以Line傳送「8T2C」、「尾號D8UOE」、「4D2H」、「5T2H」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計有Bin00晶粒26,109顆，並稱均已裝箱完成，被告龍振炫於105年5月13日以Line指示彭珮瑩於該日出貨交由達墨公司等情，有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498至503 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⑵被告彭珮瑩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的印象是這批貨有經由群豐公司給達墨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24頁)，而觀諸被告彭珮瑩與龍振炫於105年5月13日之對話為：「on tray Good die 今天要出貨嗎」、「要」(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 ine擷取報告第498至503頁)，依其等對話及被告彭珮瑩於原審審理中之供述，參酌事後亦未有因故未能出貨之對話，應足以佐證上開物品業已出貨至達墨公司交付被告宋曄收受。故被告宋曄及辯護意旨空言否認已出貨之事實，不足採信。　⒌犯罪細項⒊(uSD Card成品5,517片)：　⑴被告彭珮瑩於105年5月11日以Line傳送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計有uSD Card成品5,517片，並稱均已裝箱，被告龍振炫於同日以Line傳送上開統計表及已裝箱之訊息予被告宋曄，並於105年5月17日以Line指示被告彭珮瑩於該日出貨交由達墨公司被告宋曄處理等情，有被告3人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499、502、503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擷取報告第122、123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⑵被告彭珮瑩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的印象是這批貨有經由群豐公司給達墨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25頁)，而觀諸被告彭珮瑩與龍振炫於105年5月17日之對話為：「外觀不良成卡哪時出」、「今天就出」、「OK」、「跟宋ㄚ舍說了」(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503頁)，依其等對話及被告彭珮瑩於原審審理中之供述，參酌事後亦未有因故未能出貨之對話，應足以佐證上開物品業已出貨至達墨公司交付被告宋曄收受。故被告宋曄及辯護意旨空言否認已出貨之事實，不足採信。　⒍犯罪細項1.(Bin00晶粒32,682顆)：　⑴被告彭珮瑩於105年5月21日以Line傳送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計有Bin00晶粒32,685顆（惟後續更改實際出貨量為Bin00晶粒32,682顆），被告龍振炫於同日以Line傳送上開統計表予被告宋曄，稱將於週一出貨，被告彭珮瑩則於105年5月24日以Line傳送修改前揭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計有Bin00晶粒32,682顆，並表示該日即出貨交由達墨公司被告宋曄處理等情，有被告3人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510、511、51 3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擷取報告第125、126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⑵依被告龍振炫與宋曄於105年5月21日之對話：「Good Die on tray」、「禮拜一送過去」，被告彭珮瑩與龍振炫於105年 5月24日之對話：「on tray good die 今天會送喔~~」(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513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擷取報告第125、126頁)，足見被告3人對話已確認物品數量且表示今日出貨，事後亦未有因故未能出貨之對話，應足以佐證上開物品業已出貨至達墨公司交付被告宋曄收受。至被告彭珮瑩改稱：我不確定這批貨是不是有實際出貨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25頁），與上開對話紀錄未合，難以憑採。故被告宋曄及辯護意旨否認已出貨之事實，不足採信。　⒎犯罪細項(76片晶圓原片)：　⑴被告彭珮瑩於105年6月1日、6月2日以Line傳送「6TCK」、「 6DDK」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計有未研磨76片晶圓原片（其上晶粒數量為CMB2晶粒39,338顆、CMB3晶粒22,278顆），並稱「6TCK」晶圓原片係由J01（日本東芝公司）提供、「6 DDK」晶圓原片係由T01（群聯公司）提供；被告彭珮瑩嗣於 105年6月7日再次傳送該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並表示明（8 ）日可出貨，被告龍振炫與宋曄於105年6月7日Line對話中表示「Good die=0，only Bin2+Bin3，已完成研磨切割」、「明天會出」等情，有被告3人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518至521、523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擷取報告第130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⑵依被告彭珮瑩與龍振炫於105年6月7日之對話：「Good die=0 ，only Bin2+Bin3，已完成研磨切割」、「實物&MAPPING明天可以送」，被告龍振炫與宋曄於105年6月7日之對話：「G ood die=0，only Bin2+Bin3，已完成研磨切割」、「明天會出」(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523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擷取報告第130頁)，足見被告3人對話已確認物品數量，並表示已完成研磨切割，翌日出貨，事後亦未有因故未能出貨之對話，應足以佐證上開物品業已出貨至達墨公司交付被告宋曄收受。至被告彭珮瑩改稱：我不確定這批貨是不是有實際出貨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25至126 頁），與上開對話紀錄未合，難以憑採。故被告宋曄及辯護意旨否認已出貨之事實，不足採信。　⒏犯罪細項(Bin00晶粒20,402顆)：　⑴被告彭珮瑩於105年6月17日以Line傳送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龍振炫，計有Bin00晶粒19,724顆（惟實際出貨量應為Bin00 晶粒20,402顆），被告龍振炫於105年6月17日以Line傳送上開統計表予宋曄並通話等情，有被告3人Line對話紀錄可參( 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529至530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擷取報告第135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⑵依被告龍振炫與宋曄於105年6月17日之對話紀錄，可知被告龍振炫有傳送統計表予被告宋曄後並通話，且被告彭珮瑩與龍振炫於105年6月20日之對話：「On tray good die 已完成裝箱，今天可送出」(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529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擷取報告第135頁)，被告3人對話已確認物品數量且已完成裝箱，今日出貨，事後亦未有因故未能出貨之對話，應足以佐證上開物品業已出貨至達墨公司交付被告宋曄收受。至被告彭珮瑩改稱：我不確定這批貨是不是有實際出貨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26頁），與上開對話紀錄未合，難以憑採。故被告宋曄及辯護意旨否認否認已出貨之事實，不足採信。　⒐犯罪細項(49片晶圓原片，其上有CMB2晶粒25,353顆CMB3晶粒10,981顆)：　　⑴被告彭珮瑩於106年9月14日以Line傳送「6TGL」、「7THL」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計有未研磨49片晶圓原片（其上晶粒數量為CMB2晶粒25,353顆、CMB3晶粒10,981顆），並向被告龍振炫表示上開晶圓原片「龍二先送去100號(指鈞得公司，址設新竹縣○○市○○○○路○段000號)」，被告龍振炫於106年 9月20日以Line傳送該統計表予被告宋曄；被告彭珮瑩於106 年9月21日以Line再次傳送相同統計表詢問被告龍振炫「要處理了沒」，被告龍振炫表示「要，昨天跟宋射講了」，被告彭珮瑩則表示「好」、「我再跟他確認」、「什麼時候送過去」；被告彭珮瑩於107年2月6日以Wechat傳送相同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表示「等著處理」等情，有被告3人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578 至580、582頁，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Wechat擷取報告第2 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擷取報告第175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⑵依上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之對話紀錄，可知上開晶圓原片已被送至鈞得公司(惟無證據證明已送至達墨公司，被告宋曄此部分已經原審判決無罪確定)。　⒑依上開犯罪細項至、⒉、⒋、、⒈、⒉、⒊、⒈、、部分交易聯繫經過，可知該等交易均係被告3人間彼此私下聯繫出貨或報價事宜；犯罪細項部分，則係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間私下聯繫，並將晶圓原片送往鈞得公司，上開各次交易均未見被告彭珮瑩報告其所屬主管，亦未見被告3人告知群豐公司相關人員，也無實際款項入帳群豐公司，足見上開各次交易並非群豐公司與達墨公司或鈞得公司正常交易，乃被告3人私下或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私下所為之交易，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顯然係利用群豐公司長期以來未確實依該公司與客戶之約定，將代工剩餘之Blue Tape（包括其上之晶粒）或Yield 0%晶圓原片予以報廢，而繼續挑取其上尚有經濟價值之晶粒，將之列為「無帳品」，並對外出售牟利之經營模式，及應予報廢之Blue Tape或Yield 0%晶圓原片數量龐大，群豐公司客戶及臺中關人員並未逐一清點核實之機會，上下其手，分別與被告宋曄、鈞得公司私下為上開非法交易，已可認定。另既然上開交易均係未經群豐公司同意之私下交易，交易對象自非群豐公司與達墨公司，是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雖將犯罪細項至、⒉、⒋、、⒈ 、⒉、⒊、⒈、、之交易物品送至達墨公司，而實際交易對象應係被告宋曄，被告宋曄僅係透過達墨公司作為收貨地點，故本院認取得上開交易物品者實為被告宋曄，並非達墨公司。此外，既然上開交易均係未經群豐公司同意之私下交易，自非循正常管道為之，從而，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自無可能自曝犯罪而透過群豐公司電子郵件為上開交易，被告宋曄亦無可能循達墨公司採購流成為之，故縱游文沛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證稱：犯罪細項述、⒈、、交易無印象有採購單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9至111頁），亦無足為有利於被告宋曄之認定。故則被告宋曄辯護意旨以游文沛上開證述及卷內未見被告彭珮瑩要求群豐公司晶測課同仁出貨之電子郵件為由，主張犯罪細項述、⒈、、交易並無出貨一節，洵非可採。　⒒按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以「違背任務之行為，致生損　　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為要件，而所謂「其他利益」　　，固亦指財產利益而言。但財產權益，則涵義甚廣，有係財　　產上現存權利，亦有係權利以外之利益，其可能受害情形更　　不一致，如使現存財產減少 (積極損害) ，妨害財產之增加　　，以及未來可期待利益之喪失等 (消極損害) ，皆不失為財產或利益之損害。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特別背信罪本質為背信罪，其所稱「致公司遭受損害」，自應包括上述財產及其他利益。且該條文所稱之「損害」，通常雖指金錢等財物損失，然法無明文限於金錢等有形之財物損失，如對公　　司之商業信譽、營運、智慧財產等造成傷害者，雖未能證明其具體金額，仍應屬對公司之損害。又所謂「商譽受損」，　　，乃指一般投資大眾或與公司可能有業務往來之客戶在心理　　上、觀感上對公司產生不信任、負面之影響。此種商譽上之　　受損，自會造成未來業務量之減損，乃未來可期待利益之喪　　失，當屬財產上利益之損害。次按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係因身分而成立之罪，必須以為他人處理事務為前提；而所謂為他人處理事務云者，係指受他人委任而為其處理一定事務而言。申言之，受任人為他人（即委任人或本人）處理事務，基於雙方之內部關係（即委任關係），在法律上即發生誠實（處理委任事務）之義務；受任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故意違反此項義務，致損害委任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始發生背信罪責之問題。故行為人原則上必須具有「受委任為他人處理事務」之身分，始得以成立背信罪；而無此身分之人與有此身分者，具有共同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彼此朝同一犯罪目的，共同對於有此身分者基於委任關係所處理之事務，意圖自己或第三人之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即委任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依同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亦得與其他具有此身分之人成立本罪之共同正犯。查：　⑴群豐公司客戶委託代工後之Blue Tape（包括其上之晶粒）或 Yield 0%晶圓原片，應依客戶之約定，定期報廢銷燬或返還客戶，其所有權仍屬於群豐公司客戶所有，群豐公司不得擅自處分一節，已經本院認定如上，被告龍振炫供稱：群豐公司每日召開的生產日會會議決議將這些0%Yield的wafer進行交易及換貨，不過這些行為要低調進行，因為都是未經客戶同意的所以不能放到檯面上講，讓客戶知道我們把客戶的東西賣給別人，這樣會影響商譽，且有可能會被東芝公司提告，所以要求彭珮瑩要保密等語（見偵3902卷九第179、209頁），被告彭珮瑩於原審審理時供稱：Blue Tape原則上要報廢，Yield 0%則是客戶有通知就要報廢，沒通知報廢就要送回去等語(見原審卷十二第87頁)，再參諸卓恩民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群豐公司客戶委託加工剩下的Blue Tape跟它上面的那些Die，或者是還沒有下線的這些Yield0%的原片依客戶的要求去做報廢或是退回，不可以賣掉，客戶的剩料該報廢就是該報廢，這個不是群豐公司的財產，這是公司一定要遵守的紅線，要不然的話對客戶，可能連生意都做不到等語（見原審卷九第318、321、323、324、328至329、335、353頁）；傅豪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群豐公司客戶委託加工剩下的 Blue Tape跟它上面的那些Die，或者是還沒有下線的這些Yi eld0%的原片通常就是交還給客戶或者是按照規定做報廢，都不能把它拿出去賣掉，如果流出去了，這是第一個對客戶的承諾是並沒有完成的，第二個事情是群豐的工廠當時是保稅工廠，所以依照這些規定來講，這些東西本來也應該按照規定去做絞碎的作業等語（見原審卷八第312、314至315、3 31頁）；鄭文傑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東芝也有合約要求不可以將次級品的BLUETAPE、晶圓原片外流，流入市場會影響市場價格，這在業界我覺得這應該是common sense等語（見偵3902卷一第255頁；原審卷七第54頁），足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均明知群豐公司代工剩餘之Blue Tape或Yi eld 0%晶圓原片應依群豐公司與客戶之約定，定期報廢銷燬或返還客戶，其所有權仍屬於群豐公司客戶所有，群豐公司不得擅自處分，否則有損群豐公司商譽。從而，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均係為群豐公司處理事務之人，竟未經群豐公司同意，擅自將應予報廢銷燬或返還群豐公司客戶之犯罪細項至、⒉、、⒈、⒉、⒈、、之物出賣予被告宋曄，另將犯罪細項之物出賣予鈞得公司，雖所出賣者非群豐公司之資產，然此舉已使群豐公司違背與客戶間之約定，自嚴重損害群豐公司之商譽。另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未經群豐公司同意，擅自將屬於群豐公司資產之犯罪細項⒋、⒊之物出賣予被告宋曄，已損害群豐公司之財產。再者，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未經群豐公司同意，擅自為上開交易，復未向被告宋曄或鈞得公司收取任何交易款項，主觀上顯有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之意圖甚明。準此，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所為已該當背信罪之構成要件。　⑵另被告宋曄供稱：當時有跟群豐購買製造以後的剩餘晶粒，我知道群豐是封裝廠，客戶來投單，他們一般有些客戶根本不會覺得說剩下來的，我們讀那個mapping挑好料的，挑完了剩下的那個客人也不會問，我們公司也會把它留下來，像其他的公司我們聽過的也常常有這樣子的狀況，如果客人沒有要求說要拿回次級晶粒，一般的工廠都會把它留下來等語（見原審卷十第58至59、103頁），復佐以被告龍振炫與宋曄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龍振炫向被告宋曄表示被告彭珮瑩轉傳「宋sir很會 PTI來的BT上面的die取光光，還好羅西塔不看，不然就屎了」內容予其觀覽，並向被告宋曄表示「算你狠」、「Toshiba正在報廢」等語（見偵3902卷八第414至 415頁），足見被告宋曄對於群豐公司代工剩餘之Blue Tape 或Yield 0%晶圓原片應依群豐公司與客戶之約定，定期報廢銷燬或返還客戶，其所有權仍屬於群豐公司客戶所有，群豐公司不得擅自處分，否則有損群豐公司之商譽一情自知之甚詳。從而，被告宋曄既知悉上開交易乃被告3人私下為之，實際上並未給付群豐公司交易款項，仍收受上開交易物品，其顯然有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本案犯行，且在合同意思範圍內，相互利用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之行為，共同達到取得上開交易物品，達犯罪計畫目的，足認被告宋曄對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上開背信行為，彼此間應有共同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故被告宋曄辯護意旨稱群豐公司並未因上開交易受到損害，被告宋曄為對向犯，信任本案交易有合法交易之外觀，被告宋曄就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上開犯行，彼此間無犯意之聯絡，並無成立共同正犯之餘地各節，均與上開事證有違，皆無足憑採。三、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3人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參、論罪部分：一、按101年1月4日修正施行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原規定：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資產，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0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因上揭處罰規定，未如同條項第2款須以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為要件。該次修正以已依證券交易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凡有違背職務或侵占公司資產之行為，不論背信、侵占之情節如何輕微，一律以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之重刑相繩，尚有未妥，爰參考德、日立法例及我國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2項規定，於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增訂「致公司遭受損害達500 萬元」之要件，以符合處罰衡平性及背信罪本質為實害結果之意涵。另增訂同條第3項「有第1項第3款之行為，致公司遭受損害未達500萬元者，依刑法第336條及第342條規定處罰。」並自101年1月4日公布施行。又因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條文本身並無刑罰之規定，屬「借刑立法」之例，故於適用時，仍屬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僅於量刑時係依刑法第342條規定之刑處斷。換言之，倘背信行為未致公司遭受損害達500萬元者，係成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罪，應依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規定之刑處罰。反之，若背信行為致公司遭受損害達500萬元以上者，則成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之特別背信罪。查，被告3人就犯罪細項至、⒉、、⒈、⒉、⒈、、，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就犯罪細項各次背信行為，所擅自處分者乃群豐公司代工剩餘本應予報廢或返還客戶之Blue T ape（包括其上之晶粒）或Yield 0%晶圓原片，本非可在市場上正常交易之物品，其價值本即難以正常之市場價格計算，公訴意旨及檢察官上訴意旨認應以群豐公司所提供之flas h晶片單價表（見偵3902卷九第219頁）為計算基準，難認可採。再者，被告3人此部分犯行所損害者乃群豐公司之商譽，並非財物，故群豐公司所遭受之損害金額亦難以交易物品之價格計算，而卷內復無證據足認已致群豐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500萬元。另被告3人就犯罪細項⒋、⒊各次背信犯行，擅自處分群豐公司之資產，損害群豐公司之財產，卷內亦無證據足認已致群豐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500萬元。是被告龍振炫於行為時分別為群豐公司之董事、經理人，未經群豐公司同意，私下為上開交易行為，分別損害群豐公司商譽及財產，核其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為（即犯罪細項至、⒉ 、⒋、、⒈、⒉、⒊、⒈、、、），均係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均應依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處罰。又被告彭珮瑩、宋曄2人雖非群豐公司董事、經理人，但其等與具有此身分之被告龍振炫共同實行犯罪，依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仍應成立共同正犯，故被告彭珮瑩、宋曄2人如附表編號1至12所為（即犯罪細項至、⒉、⒋ 、、⒈、⒉、⒊、⒈、、），另被告彭珮瑩如附表編號1 3所為（即犯罪細項），均係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均應依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處罰。公訴及上訴意旨雖認被告3人均係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71條第1項第3款之特別背信罪嫌，惟卷內並無證據足認被告3人所為已致群豐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500萬元，此經本院認定如上，同理，亦無證據證明被告3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自難以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71條第1項第3款之特別背信罪相繩，公訴意旨此部分所認，於法尚有未合，惟起訴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本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後予以審理，且原審及本院已於審判中時告知被告3人可能涉犯之刑法第342條第1項罪名（見原審卷十二第17頁；本院卷三第14頁），另雖漏未告知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之罪名，惟檢察官起訴被告3人均係犯較重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71條第1項第3款之特別背信罪嫌，本院審理結果，認係犯較輕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罪名雖有不同，但基礎事實相同，且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之特別背信罪，係刑法第342條背信罪之特別規定，並應依刑法背信罪處罰，故此罪名之變更並無礙被告3人防禦權之行使，附此敘明。二、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就附表編號1至13所示之犯行，被告 3人就附表編號1至12所示之犯行，彼此間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三、被告3人所為上開犯行，各次交易之物品不同、時間有別，堪認各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均應予分論併罰。公訴及上訴意旨認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尚有誤會。四、按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或共犯論。但得減輕其刑，刑法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彭珮瑩、宋曄2人雖非群豐公司董事、經理人，但被告彭珮瑩與被告龍振炫共犯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示之特別背信罪、被告宋曄與被告龍振炫共犯如附表編號1至12所示之特別背信罪，爰各依刑法第31條第1 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肆、撤銷改判部分（即原判決關於被告3人如附表一所示之有罪部分）　一、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被告3人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之業務侵占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及諭知相關之沒收，固非無見。惟：　㈠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對於群豐公司代工剩餘之Blue Tape （包括其上之晶粒）或Yield 0%晶圓原片或群豐公司所有之 uSD Card成品等物，並無事實上支配關係，與刑法上之侵占罪之「持有他人之物」之構成要件不該當，被告3人共同未經群豐公司同意，擅自處分上開交易之物品，核被告3人所為均係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均應依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處罰，業如前敘，原判決認被告3 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及諭知相關之沒收，均有未洽。檢察官上訴雖未指摘及此，惟此部分既有可議，即無可維持。　㈡被告3人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5所示部分（即犯罪細項3.)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3人被訴業務侵占、背信或特別侵占、背信犯行為真實之程度，原審疏未詳酌上情，認此部分成立業務侵占罪，並據以科刑，及諭知相關之沒收，亦有未洽。被告宋曄上訴，否認此部分犯行，請求撤銷原判決，為有理由，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上訴雖未指摘及此，然此部分既有可議，仍無可維持。　㈢從而，被告宋曄上訴仍執前詞否認犯罪，惟就如何認定被告宋曄如本判決附表編號1至12所示之特別背信犯行，其所辯及辯護意旨如何不可採之理由，業經本院逐一論述證據之取捨及如何憑以認定事實之理由如前，被告宋曄上訴否認此部分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雖無理由，惟此部分既有可議，即無可維持。又被告宋曄指摘原判決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有罪部分（即犯罪細項3.)認定事實有違誤，則為有理由，亦無可維持，因此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附表一編號1至14所示部分均予以撤銷，就被告3人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部分諭知被告3人無罪（詳後敘述），其餘部分則均為有罪之諭知（改判特別背信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龍振炫身為群豐公司之經理人，被告彭珮瑩為身為群豐公司之員工，均係為群豐公司處理事務之人，竟未能盡忠職守、誠信任事，罔顧群豐公司之信賴，利用群豐公司長期以來未確實依該公司與客戶之約定，將代工剩餘之Blue Tape（包括其上之晶粒）或Yield 0%晶圓原片予以報廢，而繼續挑取其上尚有經濟價值之晶粒，將之列為「無帳品」，並對外出售牟利之經營模式，及應予報廢之Blue Tape或Yield 0%晶圓原片數量龐大，群豐公司客戶及臺中關人員並未逐一清點核實之機會，未經群豐公司同意，與被告宋曄私下交易，擅自共同處分群豐公司客戶之資產（犯罪細項至、⒉、、⒈、⒉、⒈、、），及群豐公司之資產（犯罪細項⒋、⒊部分），另與鈞得公司私下為犯罪細項之交易，擅自處分群豐公司客戶之資產，分別損害群豐公司之商譽、財產，行為實無足取；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犯後已知坦承犯行，可見悔意，被告宋曄仍否認犯行，耗費之司法資源較多，復審酌被告3人均已與群豐公司達成和解，並已給付群豐公司部分賠償金額200萬元，此有和解書、和解筆錄、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匯出匯款憑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187至229、277、287至289頁），兼衡被告3人各次犯行致群豐公司所受之損害，被告龍振炫身為被告彭珮瑩主管，於本案應居主導地位，被告彭珮瑩依被告龍振炫指示行事，地位次之，被告宋曄配合收受交易物品，於本案地位應同於被告龍振炫，暨被告3人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本院卷三第45頁）暨所提出之資料（見本院卷二第327頁、卷三第51至5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另審酌被告 3人所犯各罪之罪質、行為態樣、手段、動機等犯罪情狀均相同，各罪之獨立程度低，責任非難重複程度高，及犯罪後態度所反應之人格特性，矯正之必要性、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以及恤刑等刑事政策之意旨，為充分而不過度之綜合非難評價，於法律拘束之外部及內部性界限內，依限制加重原則，分別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4、6項所示。三、緩刑：　㈠按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參照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 ），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由是觀之，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而基於尊重法院裁量之專屬性，對其裁量宜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 項所定之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坦認犯行並賠償損失，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16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旨在獎勵自新，祇須合於刑法第74條所定之條件，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職權。　㈡查，被告3人均未曾因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憑，本院審酌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犯後已知坦承犯行，可見悔意，其正視己過之犯後態度，更屬其人格之表徵，另被告宋曄雖否認犯行，然被告3人均已與群豐公司達成和解，並已給付群豐公司部分賠償金額200萬元，前已敘及，群豐公司並表示不予追究被告3人刑事責任，及願意給予自新之機會，此有和解書、和解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187至189頁），堪認被告 3人均仍有彌補其行為所造成損害之誠意及具體作為，犯後態度尚佳，又本件被告3人於本案行為前均無前科，有上述前案紀錄表可參，其等主觀違反法規範之敵對意識非重，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亦無重大偏離，應皆係一時失慮而觸犯刑章，乃偶發、初犯，符合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第2點第1項第1款之規定，信被告3人經此次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後，當能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刑罰對被告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故本院綜合本案被告3人違反法規範之情節、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反社會性、犯後態度所反應之人格特性、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一切情形，予以審酌裁量後認其等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均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款規定分別宣告緩刑4年（被告彭珮瑩）、5年（被告龍振炫、宋曄），以勵自新。另為促使被告3人重視法規範秩序、強化法治觀念，敦促其確實惕勵改過，本院認應課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令其能從中深切記取教訓並戒慎行止，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分別命被告3人應分別向公庫支付20萬元（被告龍振炫）、15萬（被告宋曄）、10 萬元（被告彭珮瑩），倘其等於本案緩刑期間，違反上開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緩刑之宣告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檢察官得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四、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又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規定，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並於立法理由說明，沒收標的「不法利得範圍」之認定，非關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於證據法則上並不適用嚴格證明，僅需自由證明已足，另基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次按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倘若共同正犯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然若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惟彼此間分配狀況未臻具體或明確，自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而所謂負共同沒收之責，則應參照民法第271條所規定數人負同一債務，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之，以為沒收之標準。又犯罪所得之沒收，性質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非屬刑罰，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僅依與證據資料相符之自由證明已足，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642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而無法預防犯罪，且為遏阻犯罪誘因，並落實「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普世基本法律原則，刑法第38條之1明文規範犯罪利得之沒收，期澈底剝奪不法利得，以杜絕犯罪誘因。惟由於國家剝奪犯罪所得之結果，可能影響被害人權益，基於利得沒收本質為準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應將犯罪所得返還被害人，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並避免國家與民爭利，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以不法利得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作為封鎖沒收或追徵之條件，此項發還條款乃宣示犯罪利得沒收之補充性，相較於國庫沒收，發還被害人居於優先地位，此亦能避免被告一方面遭國家剝奪不法利得，另一方面須償還被害人而受雙重負擔之不利結果。又發還條款所稱「實際合法發還」，不限於被害人直接從國家機關取回扣押物之情形，亦包含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之情形，成立和解契約後之給付，即屬之。倘共同正犯之一人或數人事後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並已賠付者，基於利得沒收本質上為準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藉由沒收犯罪利得回復犯罪發生前之合法財產秩序狀態，該財產一旦回歸被害人，既已回復合法財產秩序，且已達優先保障被害人求償權之規範目的，即應視為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自不應再對未參與和解或賠付之其他共同正犯，就已賠付被害人部分，宣告沒收、追徵（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336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沒收新制係參考外國立法例，為契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刑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已明定沒收為獨立之法律效果，在修正刑法第五章之一以專章規範，故判決主文內諭知沒收，已毋庸於各罪項下分別宣告沒收，亦可另立一項合併為相關沒收宣告之諭知，使判決主文更簡明易懂，增進人民對司法之瞭解與信賴（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611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如附表編號1至12「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則為被告3人之犯罪所得，如附表編號13「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為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之犯罪所得，且被告3人就犯罪細項至、 ⒉、、⒈、⒉、⒈、、，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就犯罪細項之特別背信行為，所擅自處分者乃群豐公司代工剩餘本應予報廢或返還客戶之Blue Tape（包括其上之晶粒）或Y ield 0%晶圓原片，本非可在市場上正常交易之物品，其價值本即難以正常之市場價格計算，另犯罪細項⒋、⒊uSD Ca rd成品部分卷內亦缺乏證據證明其價值，另被告宋曄收受上開交易標的後變賣情形不明，參以，被告3人與群豐公司和解時，雙方已就上開交易物品之價值達成共識，並臚列各次犯行估算基準，此有和解書所附附表在卷足憑（見本院卷三第191至227頁），故本院以之作為估算被告3人犯罪所得之基準。　㈢被告3人如附表編號1至12所示犯行之犯罪所得部分：被告宋曄如附表編號1至12所示犯行之交易完成後，利潤朋分情形不明，故被告3人此部分犯罪所得實際分配狀況未臻具體或明確，揆諸前揭說明，就上開犯罪所得應各平均分擔之，故被告3人此部分之犯罪所得各為1088,532元（計算式：3265, 595.086元÷3＝1088,531.69元《四捨五入為1088,532元》）。　㈣被告龍振炫、彭珮瑩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犯行之犯罪所得部分：被告龍振炫、彭珮瑩就犯罪細項之交易，依被告龍振炫、彭珮瑩上開對話紀錄，被告彭珮瑩於106年9月21日以Li ne再次傳送相同統計表詢問被告龍振炫「要處理了沒」，被告龍振炫表示「要，昨天跟宋射講了」，被告彭珮瑩則表示「好」、「我再跟他確認」等語，可知被告龍振炫、彭珮瑩此部分交易擬透過鈞得公司再送達墨公司交與被告宋曄，惟無證據證明被告宋曄參與此部分犯行（詳下敘述），故此部分交易物品僅暫時置放鈞得公司，實際支配管領者應乃被告龍振炫、彭珮瑩，尚難認由鈞得公司取得犯罪所得。而被告龍振炫、彭珮瑩此部分犯罪所得，實際分配狀況未臻具體或明確，揆諸前揭說明，就上開犯罪所得應各平均分擔之，故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此部分之犯罪所得各為5,031元（計算式：10,061.06元÷2＝5,030.53元《四捨五入為5,031元》）。　㈤又被告3人均已與群豐公司達成和解，並已給付群豐公司部分賠償金額200萬元，此200萬元乃由被告3人平均分擔一情，亦有陳報狀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331頁），是被告3人各自分擔之金額為666,667元（計算式：2000,000元÷2＝666,66 6.66元《四捨五入為666,667元》），應視為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揆諸前揭說明，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仍分別保有犯罪所得為426,896元（計算式：1088,532元＋5,031元－66 6,667元＝426,896元），另被告宋曄保有之犯罪所得則為421 ,865元（計算式：1088,532元－666,667元＝421,865元），均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另立一項合併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不在於各罪項下分別宣告沒收。　丙、無罪部分：壹、公訴意旨另以：被告3人另於下列時間，侵占下列物品，致群豐公司受有損害。因認被告3人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 1項第3款之罪嫌，且其等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故係犯同法第171條第2項之特別背信罪嫌等語。一、犯罪細項㈠2,762片晶圓原片(如附件二)：　　100年10月11日至102年1月22日間，日本東芝公司、台灣鎧俠公司、群聯公司、華威達公司及曜成公司委託群豐公司研磨、切割及封裝晶圓原片，其中2,762片晶圓原片（包含正常原片及Yield 0%原片：日本東芝公司計165片、台灣鎧俠公司計95片、群聯公司計330片、華威達公司計2片及曜成公司計2,170片），由被告龍振炫指示被告彭珮瑩侵占後，交由達墨公司宋曄處理，達墨公司嗣於101年6月16日至102年4 月22日委託東琳公司針對該2,762片晶圓原片進行研磨、切割及封裝，並以成品對外販售牟利，惟群豐公司查無相關晶圓原片曾經委外代工或販售之銷項及收入回沖紀錄。二、犯罪細項㈡85片之其中78片晶圓原片(如附件三)：　　101年6月至104年2月間，日本東芝公司、群聯公司及曜成公司委託群豐公司研磨、切割及封裝晶圓原片，其中85片晶圓原片（包含正常原片及Yield 0%原片，日本東芝公司計40片、群聯公司計2片、曜成公司計36片）由被告龍振炫指示被告彭珮瑩侵占後，交由達墨公司宋曄處理，達墨公司嗣於10 4年10月9日至106年5月11日委託華泰公司針對該78片晶圓原片進行研磨、切割及封裝，並以成品對外販售牟利，惟群豐公司查無相關晶圓原片曾經委外代工或販售之銷項及收入回沖紀錄。三、犯罪細項㈣(78片晶圓原片)：　　於101年6月19日至104年2月17日間，日本東芝公司、群聯公司及曜成公司委託群豐公司研磨、切割及封裝，被告彭珮瑩於104年6月24日以Line傳送其中78片晶圓原片（包含Yield 　0%原片，日本東芝公司計40片、群聯公司計20片及曜成公司計18片）型號、片數及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被告龍振炫於104年6月29日以Line將統計表傳送予被告宋曄，被告宋曄再於隔日（30）以Line依晶片上之晶粒數量、Bi n別以低於行情之價格向被告龍振炫報價收購。被告龍振炫嗣指示被告彭珮瑩侵占上開晶圓原片，被告彭珮瑩於104年8 月20日至9月9日間以電子郵件交由晶測課不知情之王淑惠、鄭巧慧、陳宜君、林家卉、黎玥葶等人協助清點，並於104 年9月9日出貨予達墨公司，被告彭珮瑩並於出貨後寄送電子郵件予游文沛、副本被告宋曄，告知出貨細節並附加晶片圖形布置（wafer mapping）檔案，惟群豐公司查無該78片晶圓原片曾經委外代工或販售之銷項及收入回沖紀錄。　四、犯罪細項㈤334,657片Blue Tape(其上有CMB3晶粒11,382,627 顆)：　　104年1月8日至105年7月14日間，日本東芝公司委託群豐公司挑揀及封裝Bin20或Bin22之晶粒，被告3人明知日本東芝公司要求將已挑完Bin20或Bin22之Blue Tape報廢，仍基於侵占之犯意，由被告彭珮瑩交由晶測課不知情之主任王淑惠、領班鄭巧慧、陳宜君、林家卉及黎玥葶等5人協助清點CMB 2晶粒及仍具經濟價值之CMB3晶粒數量，在每季預定報廢日前將Blue Tape後送至達墨公司。期間，被告彭珮瑩曾傳訊息告知被告龍振炫：Blue Tape上之晶粒已被達墨公司挑光，惟幸虧群豐公司報廢時台灣鎧俠公司郭珍珊並未清點發現；被告龍振炫亦轉傳該訊息予被告宋曄；被告彭佩瑩原均以群豐公司之電子郵件，將Blue Tape上Bin11數量明細寄予被告宋曄及達墨公司不知情採購人員游文沛聯繫交付Blue Tap e等事宜，並副本抄送予被告龍振炫，惟被告龍振炫於105年 1月21日知悉群豐公司電子郵件伺服器會備份員工1年內的電子郵件，隨即暗示被告彭珮瑩不要使用電子郵件寄發Blue T ape出貨明細予宋曄及游文沛，避免遭群豐公司內部稽核查獲，後續被告3人改以Line或Wechat等通訊軟體聯繋交付事宜。依被告彭珮瑩回報被告龍振炫之統計資料，104年1月8 日至105年7月20日間共將至少334,657片Blue Tape（其上含 CMB3晶粒11,382,627顆）交予達墨公司以對外販售牟利。五、犯罪細項㈦1.(CMB3晶粒50,926顆)：　　被告彭珮瑩於103年8月22日以Line傳送「5T2J」、「6T2J」、「6DCK」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計有CMB3晶粒 50,836顆（惟嗣後被告宋曄更改收購數量為CMB3晶粒50,926 顆，詳後），被告龍振炫於同日以Line將統計表傳送予被告宋曄，被告宋曄再於103年8月25日以Line以低於行情之價格向被告龍振炫報價收購上開晶粒（其中Bin11「5T2J」晶粒3 16顆，每顆美金0.11元；「6T2J」1,175顆，每顆美金0.15 元；「6DCK」49,345顆，每顆美金0.15元）。被告龍振炫嗣指示被告彭珮瑩侵占上開晶粒，被告彭珮瑩於103年9月15日至9月22日間以電子郵件交由晶測課不知情之主任王淑惠、領班鄭巧慧、陳宜君、林家卉及黎玥葶等5人協助清點，並於103年9月22日出貨予達墨公司，惟群豐公司查無相關晶粒曾經委外代工或販售之銷項及收入回沖紀錄。　六、犯罪細項㈦4.(CMB2晶粒17,714顆)：　　被告彭珮瑩於104年6月24日、6月29日以Line傳送整理「7TD K」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計有CMB2晶粒17,714 顆，被告龍振炫於104年6月29日以Line將統計表傳送予被告宋曄，被告宋曄再於104年7月30日以Line以低於行情之價格向被告龍振炫報價收購上開Bin20或Bin22「7TDK」晶粒（每顆美金0.37元）。被告龍振炫嗣指示被告彭珮瑩侵占上開晶粒，彭珮瑩於104年8月20日至9月9日間以電子郵件交由晶測課不知情之主任王淑惠、領班鄭巧慧、陳宜君、林家卉及黎玥葶等5人協助清點，並於104年9月9日出貨予達墨公司，惟群豐公司查無相關晶粒曾經委外代工或販售之銷項及收入回沖紀錄。　　七、犯罪細項㈧(CMB2晶粒187,114顆、CMB3晶粒25,352顆)：　　被告彭珮瑩於103年1月20日以Line傳送「4D2H」、「5T2J」、「6T2J」、「7T2J」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計有CMB2晶粒187,114顆及CMB3晶粒25,352顆，被告龍振炫將上開數量告知被告宋曄後，被告宋曄再於103年2月11日以Li ne以低於行情之價格向被告龍振炫報價收購，被告龍振炫嗣指示被告彭珮瑩將上開晶粒侵占後交由達墨公司被告宋曄處理以對外販售牟利：由被告宋曄嗣於103年2月11日傳送予被告龍振炫之拆帳統計資料可知，上開CMB2晶粒187,114顆出售結果，係由APTOS（即群豐公司英文簡稱）分得美金115,4 43.9元、TMT（即達墨公司英文簡稱）分得美金19,452.52元及EJP（被告宋曄聲稱係香港或大陸之客户）分得美金86,99 4.18元；為免群豐公司起疑，被告彭珮瑩交由群豐公司不知情之業務人員陳雅妮鍵入達墨公司以客户訂單編號A000-000 00000向群豐公司採購CMB2晶粒187,114顆，並於103年1月27 日委託業務人員以雜項收入方式回沖部分金額（美金115,44 3.9元）入帳群豐公司，隔（28）日出貨予達墨公司；另CMB 3晶粒25,352顆則用來折抵龍振炫請求達墨公司購買型號「6 T2J」之晶圓原片之價金，惟群豐公司查無此部分折抵交易之合約及進銷項紀錄。八、犯罪細項㈨(CMB2晶粒58,525顆、CMB3晶粒14,330顆)：　　被告彭珮瑩於103年4月28日以Line傳送「6T2J」、「6TCK」之晶粒數量予被告龍振炫，計有CMB2晶粒58,545顆（惟嗣後實際出貨量為CMB2晶粒58,525顆）、CMB3晶粒14,330顆，被告龍振炫於104年4月28日將上開數量以Line傳予被告宋曄，被告宋曄再於104年4月30日以Line以低於行情之價格向被告龍振炫報價收購（「6T2J」CMB2晶粒每顆美金0.60元，CMB3 晶粒每顆美金0.22元；「6TCK」CMB2晶粒每顆美金0.50元、 CMB3晶粒每顆美金0.17元。依該報價計算，被告宋曄係以總價美金36,010.35元收購）。由被告彭珮瑩、龍振炫於103年 4月30日Line對話內容可知，龍振炫確實有指示彭珮瑩將上開晶粒侵占後於該日出貨交由達墨公司被告宋曄處理以對外販售牟利，惟群豐公司查無相關晶粒委外代工或販售之銷項及金額回沖記錄。　九、犯罪細項㈩(CMB2晶粒90,707顆、CMB3晶粒26,010顆)：　　被告彭珮瑩於103年5月21日、5月30日以Line傳送「5T2J」、「6T2J」、「6TCK」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計有CMB2晶粒90,707顆及CMB3晶粒26,010顆，被告龍振炫於10 3年5月21日、5月30日以Line將統計表傳予被告宋曄，被告宋曄再於103年6月17日以Line以低於行情之價格向被告龍振炫報價收購（「5T2J」CMB2晶粒每顆美金0.35元，Bin11每顆美金0.12元；「6T2J」CMB2晶粒每顆美金0.52元，Bin11 每顆美金0.16元；「6TCK」CMB2晶粒每顆美金0.455元，Bin 11每顆美金0.13元），並以總價美金44,610.07元收購，為免群豐公司起疑，被告宋曄與龍振炫約定以平均價格美金0. 38元之一半（即美金0.19元）回沖群豐公司，被告龍振炫嗣指示被告彭珮瑩將上開晶粒侵占後交由達墨公司被告宋曄處理以對外販售牟利，被告彭珮瑩遂以龍振炫與宋曄約定之每顆美金0.19元為基礎，交由群豐公司不知情之業務人員陳雅妮鍵入達墨公司以客户訂單編號A000-00000000向群豐公司採購Bin20、Bin22及CMB3晶粒計116,717顆（90,707顆+26,0 10顆），並於103年6月18日委託業務人員以雜項收入方式回沖部分金額（美金22,176.23元）入帳群豐公司，隔（19）日出貨予達墨公司。　十、犯罪細項(CMB2晶粒134,928顆)：　　被告彭珮瑩於103年7月21日、7月22日以Line傳送「5T2J」、「6TCK」、「6DDJ」、「6DDK」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最終計有CMB2晶粒134,928顆，並稱已「有發mail 了」，被告宋曄嗣於103年7月24日以Line以低於行情之價格向被告龍振炫報價收購（「5T2J」晶粒28,347顆，每顆美金 0.43元；「6TCK」晶粒47,783顆，每顆美金0.55元；「6DDJ 」晶粒22,258顆，每顆美金0.52元；「6DDK」晶粒36,540顆，每顆美金0.62元），並以總價美金72,698.82元，折合新臺幣2,184,559元收購（應係被告彭珮瑩以郵件方式告知被告宋曄相關晶粒數量，被告宋曄始能知悉數量並向被告龍振炫報價，足見被告彭珮瑩、宋曄二人實互有聯繫），為免群豐公司起疑，被告宋曄與龍振炫約定以平均價格美金0.54元之一半（即美金0.27元）回沖群豐公司，更表示：「這兩天，我有跟佩瑩說這禮拜應該會confirmed」等語，被告龍振炫嗣指示被告彭珮瑩將上開晶粒侵占後交由達墨公司被告宋曄處理以對外販售牟利，被告彭珮瑩遂以被告龍振炫與宋曄約定之每顆美金0.27元為基礎，交由群豐公司不知情之業務人員陳雅妮鍵入達墨公司以客户訂單編號A000-00000000向群豐公司採購CMB2晶粒134,928顆，並於103年7月24日委託業務人員以雜項收入方式回沖部分金額（美金36,430.56元）入帳群豐公司，隔（25）日出貨予達墨公司。十一、犯罪細項(CMB2晶粒51,360顆)：　　被告彭珮瑩於104年2月3日、2月4日以Line告知被告龍振炫「7TCK」晶粒數量，計有CMB2晶粒51,360顆，並稱「已裝箱完成，隨時可以出貨」，被告龍振炫於104年2月4日下午3時 27分以Line轉知被告宋曄並詢問報價，被告宋曄隨即以Line 以低於行情之價格向被告龍振炫報價收購（每顆美金0.6元，總額美金30,816元），為免群豐公司起疑，被告宋曄與龍振炫約定以平均價格美金0.6元之一半（即美金0.3元）回沖群豐公司；被告龍振炫於同日下午4時16分以Line告知被告彭珮瑩於隔日（5）出貨及以美金0.3元入帳群豐等語，惟被告彭珮瑩於同日下午5時2分向龍振炫表示被告宋曄每顆要多抽0.02美元，故係以每顆0.28美元回沖予群豐公司。被告龍振炫嗣指示被告彭珮瑩將上開晶粒侵占後交由達墨公司被告宋曄處理以對外販售牟利，彭珮瑩遂以龍振炫與宋曄約定之每顆美金0.28元為基礎，交由群豐公司不知情之業務人員林柏吟鍵入達墨公司以客户訂單編號A000-00000000向群豐公司採購CMB2晶粒51,360顆，並於104年2月5日由被告彭珮瑩委託業務人員以每顆單價美金0.28元用雜項收入方式入帳美金14,380.8元，當（5）日出貨予達墨公司。十二、犯罪細項(uSD Card成品6,930片)：　　被告彭珮瑩於104年6月24日以Line傳送外觀不良之uSD Card 成品數量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計有uSD Card成品6,930 片，並表示相關uSD成品已先行於104年3月16日出貨至達墨，被告龍振炫於104年6月29日以Line將統計表傳予被告宋曄，被告宋曄再於104年7月30日以Line以低於行情之價格向被告龍振炫報價收購（外觀不良之uSD Card成品部分，以總價美金10,653.3美元收購；以匯率31.5197計算約折合新臺幣3 35,789元），並與被告龍振炫約妥以三分之一價格回沖群豐公司，再由被告宋曄將uSD Card成品對外販售牟利，惟群豐公司並未比對出與前揭uSD Card成品相同之產品類別、品名及規格之銷項及金額回沖記錄。十三、犯罪細項3.(217片晶圓原片，其上有CMB3晶粒135,842顆 )：　　被告彭珮瑩於105年4月14日以Line告知被告龍振炫計有「7T HL」217片晶圓圓片（其上含CMB3晶粒135,842顆），並稱該晶圓原片係由J01（即日本東芝公司）提供。被告龍振炫同日即將上開訊息以Line轉告被告宋曄，嗣再改以電話與被告宋曄聯繫，被告龍振炫並指示被告彭珮瑩將上開217片晶圓原片侵占後交由達墨公司被告宋曄處理以對外販售牟利，惟群豐公司查無相關晶圓原片委外代工或販售之銷項及金額回沖記錄。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 6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參、公訴意旨認被告3人涉有前開犯嫌，係以被告3人之供述，及補充理由書證據清單所載之證物等，為其主要論據。肆、訊據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對於犯罪細項⒊部分均坦承不諱（本院卷二第283頁、卷三第39頁），另否認犯罪細項㈠、㈡、㈣、㈤、㈦⒈、㈦⒋、㈧至、、部分，否認部分被告龍振炫辯稱：我沒有私吞錢的事實，錢都有回歸公司，次級晶粒處理一開始是卓董事長跟傅豪知情，之後把工作交辦給我，主要內容是補良率和成品晶粒買賣等語(見原審卷十二第114至 116頁)；被告彭珮瑩辯稱：我都是配合公司主管所做；犯罪細項㈠部分，交給達墨公司合計2,762片原片，可區分成原片出售及委外加工，群豐公司有販售2,145片晶圓原片給達墨公司，委外加工部分，至少有1,895片晶圓原片，二者已超過附件二之晶圓原片；犯罪細項㈡部分，係與達墨公司換取原片另由達墨公司支付200餘萬元，且與犯罪細項㈦4.一併交付；犯罪細項㈤部分，Blue Tape出售可讓群豐公司獲利，且有入帳；犯罪細項㈦1.部分，彭珮瑩有告知部門主管交易；犯罪細項㈧部分，是拿次級晶粒與達墨公司交換3,095顆Good Die，且為主管知悉，並為卓恩民同意採購；犯罪細項㈨、㈩部分，交易為主管知悉，且於週報上已載明交易；犯罪細項 部分，無證據證明交易價格低於行情等語(見原審卷五第15 7至203頁、卷十二第112頁)。被告宋曄則否認犯行，辯稱：在101年5月至102年4月間，達墨公司確有陸續收到群豐公司送來之2,000餘片晶圓原片之「晶粒」，係因群豐公司委託將該批晶粒送轉委東琳公司封裝，其間群豐公司經核算，認為將該批晶粒之後續部分直接售予達墨公司應較自己委外加工後再行販售更為有利，達墨公司至少給付2,787萬866元；犯罪細項㈡部分與犯罪細項㈦4.犯罪事實屬同一，且與犯罪細項部分，達墨公司包裏式付款2,035,963元給群豐公司並將 4,490顆Good Die給群豐公司；犯罪細項㈤部分，達墨公司在 104年4月30日、5月29日、8月11日各向群豐公司包裏式匯款 4,157,919元、3,579,112元、2,035,963元；犯罪細項㈦1.㈨部分，係達墨公司在102、103年間，應群豐公司要求，以5, 103,718元向群豐公司買受市面上已淘汰之行車紀錄器及USB 成品，致達墨公司受損，故以上開部分作為另附之「搭售品」，屬兩家公司整體議價；犯罪細項㈧部分，達墨公司共付款3,698,424元給群豐公司；犯罪細項㈩部分，達墨公司共付款698,435元給群豐公司；犯罪細項部分，達墨公司共付款 1,091,824元給群豐公司；犯罪細項部分，達墨公司共付款 475,645元給群豐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三第5至14頁)。被告3 人辯護意旨均為其等辯護稱：此部分群豐公司確有與達墨公司交易，且為群豐公司管理階層所知悉，且達墨公司並支付費用與群豐公司，有入帳紀錄，並非被告3人私下所為，並無構成侵占或背信等語。伍、經查：一、犯罪細項㈠2,762片晶圓原片：　㈠群豐公司有將附件二所示之2,762片晶圓原片送交達墨公司，達墨公司嗣於101年6月16日至102年4月22日委託東琳公司針對上開2,762片晶圓原片進行研磨、切割及封裝，有達墨公司委託東琳公司封裝晶圓資料、晶粒統計表在卷可參(見偵6 607卷一第169至229、253頁)，且為被告3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500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㈡群豐公司於101年6月26日將達墨公司之客戶授信額度從100萬元提高為3,000萬元，且審核之人為群豐公司總經理傅豪，有群豐公司客戶授信額度申請/變更表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五第151頁)，顯見群豐公司提高與達墨公司之交易授信額度，非被告龍振炫所決策。　㈢群豐公司於101年6月19日、20日出貨2,145片晶圓原片(產品別：T64G_D2_24nm_HBL，B1晶粒為16,013顆，B2晶粒為637, 404顆)予達墨公司，被告彭珮瑩於101年6月20日以電子郵件寄送並副本通知被告龍振炫、鄭文傑上情，被告彭珮瑩另於 101年7月2日以電子郵件寄送週報內容予鄭文傑，副本通知卓恩民、傅豪及被告龍振炫，且備註「並以Die-S2、Die-S3 、Die-S4的帳賣出」、「分別於6/26、6/27、6/28做帳務處理，已完成」等情，有被告彭珮瑩101年6月20日寄發之電子郵件、101年7月2日寄發之電子郵件、達墨公司採購確認書2 張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五第207至211、217、219頁)，另有被告宋曄提出之單據可參(見原審卷三第19至48頁)，足見達墨公司確有向群豐公司購買上開晶圓原片，並為群豐公司董事長卓恩民、總經理傅豪及副總鄭文傑等人所知情，且係以晶粒作帳出貨。參以上開2,145片晶圓原片(T64G_D2_24nm_HBL )之B1晶粒為16,013顆、B2晶粒為637,404顆，與附件二之晶圓原片規格(T64G 24nm ED2)相符(2520片，B1晶粒為20,561 顆，B2晶粒為756,882顆，見偵3902卷十第463頁)，且出貨晶圓原片之Wafer Lot(見原審卷七第231頁至288頁，即被告彭珮瑩101年6月20日寄發之電子郵件所附附件檔案)與附件二相符，應足以佐證上開交易晶圓原片屬於附件二晶圓原片之一部分。　㈣至群豐公司稱被告宋曄所提出發票部分依出貨產品編號「A71 21」應屬Ink Die晶粒，非完整原片，另出貨品名為「12"T1 6G」，與附件二的容量為64Gb或32Gb不同，出貨產品編號開頭「A9」係「已經加工、封裝完成之uSD Card、SD或USB相關最終成品」(見原審卷四第50至52頁)。惟達墨公司曾向群豐公司採購653,417顆之物品，有達墨公司採購確認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五第211、213頁)，與群豐公司於101年6月 19日、20日出貨2,145片晶圓原片予達墨公司之晶粒數相符( 見原審卷五第209頁)，況依被告龍振炫101年6月26日之電子郵件所示「麻煩幫忙安排以下出貨B3給TMT.由Keller自DS2 中找足夠WIP之B3料號出貨及P/T如下.6/26→150K T/T 6/27→ 150K T/T,此數字為參考數量,實際以TMT可付T/T做上下調整 .6/18→351K P/T 30days.(此數字再以6/27,調整之數字做調整,以足夠651K為主)」，此有上開電子郵件可參(見原審卷三第34、35頁)，顯見當時出貨時係找B3料號做為出貨之產品編號，自不得以當時出貨料號為Ink Die晶粒，即認無上開交易晶圓原片之事實。　㈤被告彭珮瑩於101年7月2日以電子郵件寄送週報內容予鄭文傑，副本通知卓恩民、傅豪及被告龍振炫，且備註「廠內6、7 月無產能可生產，確認委外是否可能生產」，有被告彭珮瑩 101年7月2日寄發之電子郵件可參(見原審卷五第217、219頁 )，另蔡志明於100年9月20日以電子郵件寄送給業務發展部，副本通知鄭文傑，內容提及「OCT產能不足438K>>委外T28 …」、「NOV產能不足620K>>委外T28…」，有上開電子郵件可參(見原審卷五第221頁)，且群豐公司提供之「委外達墨封裝」資料，可證群豐公司確有委託達墨公司進行加工之紀錄 (見原審卷五第231頁)，故群豐公司確有委外加工之需求及事實。　㈥群豐公司有委託達墨公司代工並支付費用，有被告宋曄提出之相關單據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三第49至187頁)，而群豐公司亦自陳對達墨公司發出之物料晶粒32Gb共627,290顆、64G b共353,966顆。又附件二所示晶粒於扣除上開交易晶圓原片 2,145片、B1晶粒16,013顆、B2晶粒637,404顆後，尚有晶圓原片617片、B1晶粒13,739顆、B2晶粒213,929顆、B3晶粒29 2,163顆(總額519,831顆)。則被告3人所稱群豐公司因交由達墨公司加工之晶粒顆數，顯已逾上開總額519,831顆，又每片晶圓原片上之晶粒數量不盡相同，以上開群豐公司與達墨公司交易晶圓原片2,145片上共有653,417顆晶粒計算，每片晶圓原片上平均約有304顆晶粒，以此平均數計算，則上開加工晶粒總額519,831顆至少有1,709片晶圓原片，亦難認群豐公司因代工所交付之晶圓原片少於617片。佐以群豐公司售出上開2,145片晶圓原片(T64G_D2_24nm_HBL，B1晶粒為 16,013顆、B2晶粒為637,404顆)，卻以B3晶粒作帳出貨，已如前述，故群豐公司登載晶粒規格與實際交由達墨公司加工之規格不符，亦屬可能，本於罪疑惟輕原則，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是被告3人所辯尚屬可採。綜上，群豐公司與達墨公司之交易及委外加工之晶圓原片片數及晶粒總數既已超過附件二所示之晶圓原片片數及晶粒總數，難認附件二所示晶圓原片係因遭被告3人所侵占而交付予達墨公司，或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有何背信行為而致群豐公司受損害。　㈦至群豐公司稱發料料號開頭為「A712I」，係指群豐公司向達墨公司發出之物料係已挑完Die之Ink Die晶粒(已完成晶圓原片之研磨切割，並挑走Good Die後，剩餘之非Good Die) ，發料料號開頭為「A712B」，係指群豐公司向達墨公司發出之物料係已挑完Die之Pass Die晶粒(已完成晶圓原片之研磨切割，並挑走Good Die後，剩餘之非Good Die)，型態上均屬晶粒顆粒、非完整之晶圓原片，與附件二即達墨公司交由東琳公司加工者均為完整之晶圓原片有異；群豐公司向達墨公司發出之物料晶粒32Gb共627,290顆、64Gb共353,966顆，與附件二之晶圓原片顆粒容量、數目(32Gb共56,128顆、6 4Gb共1,117,120顆)顯不相同等語(見原審卷四第54頁)。惟群豐公司出貨時應以B3料號做為出貨之產品編號，顯然與實際出貨之容量、型號或晶粒型別不一，則是否能以群豐公司所稱發料料號為「A712I」、「A712B」，即認群豐公司未因委託代工而交付附件二所示之晶圓原片予達墨公司，亦非無疑，自不得以此為被告3人不利之認定。綜上，難認被告3人確有侵占2,762片晶圓原片或有背信行為而致群豐公司受有損害。二、犯罪細項㈡78片晶圓原片(其餘7片晶圓原片與犯罪細項2.中之7片相同，詳前述有罪部分)、犯罪細項㈣78片晶圓原片、犯罪細項㈦4.(CMB2晶粒17,714顆)、犯罪細項(uSD Card成品6,930片)：　㈠犯罪細項㈡中之78片晶圓原片(併辦意旨書關於加總-BinFF欄記載有誤，逕予更正如附件三所示，見偵3902卷二第111至1 15頁之附表)與犯罪細項㈣78片之各項晶粒數總額相同(如附件三)，屬相同物品，並為群豐公司所不爭執(見原審卷四第 64頁)，先予敘明。　㈡群豐公司有將附件三所示之78片晶圓原片送交達墨公司，達墨公司嗣於104年10月9日至106年5月11日委託華泰公司針對該78片晶圓原片進行研磨、切割及封裝，有達墨公司委託東琳公司封裝晶圓資料、晶粒統計表在卷可參(見偵6607卷一第231至252頁；偵3902卷二第111至115頁)；被告彭珮瑩於1 04年6月24日、6月29日以Line傳送整理「7TDK」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計有CMB2晶粒17,714顆(如附件三犯罪細項㈦4.)，被告龍振炫於104年6月29日以Line將統計表傳送予被告宋曄，被告宋曄再於104年7月30日以Line向被告龍振炫報價收購上開CMB2「7TDK」晶粒（每顆美金0.37元），被告彭珮瑩於104年8月20日至9月9日間以電子郵件交由晶測課之王淑惠、領班鄭巧慧、陳宜君、林家卉及黎玥葶等5人協助清點，並於104年9月9日出貨予達墨公司，有被告3人Li ne對話紀錄、上開電子郵件可參(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 Line擷取報告第257、258、263、264頁，被告龍振炫、宋曄 Line擷取報告第36、41頁，偵3902卷二第103至105頁，107 年度偵字第3902卷三第415至419頁)；被告彭珮瑩於104年6 月24日以Line傳送外觀不良之uSD Card成品數量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計有uSD Card成品6,930片，並表示相關uSD成品已先行於104年3月16日出貨至達墨公司，被告龍振炫於10 4年6月29日以Line將統計表傳予被告宋曄，被告宋曄再於10 4年7月30日以Line向龍振炫報價收購（外觀不良之uSD Card 成品部分，以總價美金10,653.3元收購），有被告3人Line 對話紀錄可參(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25 7、258、263、264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擷取報告第36 、41、42頁)，且上開事實為被告3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500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㈢張乾君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知道產線有換料，在下線的時候把產品換下來，是因為當時良率不好，當時工程在生產日會上有提出說是不是可以用換料方式；104年6月12日寄的電子郵件中講到耗損量11,350EA，是指彭珮瑩有無帳的庫存，拿11,350顆來補給產線等語(見原審卷六第136、137、157頁 )；黃立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所謂二階補料可能是在封裝製程中有一些問題，造成一些良率上的損失，所以會從一階 Wafer下線去挪出一些去補前面的Yield；會有良率問題，通常是在大型會議中去決定這個異常做怎麼處理，良率不足，會從前端那邊先取一些好的晶片把這些不足的顆數補足等語 (見原審卷六第192、195、196頁)，且群豐公司有補良率之需求，有被告彭珮瑩104年6月12日、陳志柔104年10月23日、彭俊昇99年9月1日寄發之電子郵件可參(見原審卷五第271 至277頁，原審卷七第319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㈣被告彭珮瑩於104年6月26日寄發之電子郵件表示有從達墨公司收到Good Dies共計6,592顆，有被告彭珮瑩104年6月26日寄發之電子郵件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五第269頁)，參以群豐公司交予達墨公司之晶粒均為B2、B3晶粒，且群豐公司亦有於104年8月14日與達墨公司成立交易並收取2,035,963元，此有轉帳傳票、發票可參(見原審卷三第189、191頁)，且依犯罪細項㈣之報價總價為美金13,723.47元，犯罪細項㈦4.之報價總價為美金6,554.18元，犯罪細項之報價總價為美金1 0,653.3元(報價均如附件三所示)，共計為美金30,930.95元 (以匯率32元計算，為新臺幣989,790元)，而被告宋曄所提付款金額已逾上開交易金額，則被告3人所辯，係以達墨公司提供Good Dies及付款2,035,963元作為附件三物品之交易，尚非全然無據。難認被告彭珮瑩、龍振炫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亦難認群豐公司有因此遭受損害，故難認被告 3人有何業務侵占或背信之犯行。　㈤至被告宋曄雖曾傳送：「Ink die $1,704,785+NG card 3357 89+Bin3 350K結3,750,152=0000000 total三分之○ 0000000 」、「美金61275做TF16GB$3.07 20k」之訊息給被告龍振炫 (見107年度3902號卷十一第291頁)，似有將犯罪細項(十七) 之報價僅計算三分之一，而依被告宋曄於調詢係供稱：我是用總結算金額的三分之一去抵銷TF16GB的錢，剩下三分之二，再依龍振炫指示，看是否灌入後面月份的帳等語(偵3902 卷十第218頁)，則所抵帳款亦可能先抵uSD Card成品部分，佐以被告龍振炫與宋曄之對話紀錄，被告龍振炫曾稱：「Si r...我和SA溝通過了，帳方便做八月發票嗎？」(見107年度 3902號卷十一第291頁)，可知其等確因為要將營收歸入不同月份而有作帳之事實，且入帳金額已超過上開物品報價總額，尚難因其等該次未將結算金額(非僅有上開物品，另包含其他物品款項)之全部款項一次入帳，即認其等自始即有侵占此部分物品或有背信犯意而致群豐公司受有損害。三、犯罪細項㈤334,657片Blue Tape（其上有CMB3晶粒11,382,62 7顆）：　㈠104年1月8日至105年7月14日間，日本東芝公司委託群豐公司挑揀及封裝Bin20或Bin22之晶粒，被告彭珮瑩交由晶測課不知情之主任王淑惠、領班鄭巧慧、陳宜君、林家卉及黎玥葶等5人協助清點CMB2晶粒及CMB3晶粒數量，在每季預定報廢日前將Blue Tape後送至達墨公司；被告3人自104年1月8日至105年7月20日間，將共計334,657片Blue Tape（其上含CM B3晶粒11,382,627顆）交予達墨公司等情，有被告彭珮瑩製作之Excel表格檔、電子郵件、游文沛點收Blue Tape之照片影本、被告3人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偵3902卷一第61至65、 67、69至75、77至81、83至93、95至100頁；偵6607卷二第5 4、375至388頁，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20 1至203、205、206、208、218、222、239、240、265、266 、276、278、281、282、308、326、339、330、324至327、 363至365、367、368、444、445、447、503至507、546、54 8至550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擷取報告第58、59、74頁 )，且為被告3人所不否認(見原審卷二第500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㈡依被告龍振炫與鄭文傑（JACK) 、何佩菁等人群組Line訊息的對話內容：（JACK) 「會有不甘心吧，畢竟從無到有」、（龍）「非常」「還好〜你們信我」、 (JACK) 「那當然，還用說」、(龍）「那四包太空包〜我很努力」「賺了 600萬」「下個月和下下個月回Aptos」「謝了〜」、(何佩菁)「上個月T69灌多少進來？」「6月」「多少」，被告龍振炫亦直接告知「沒灌」、「八月一次190」、「四五或五六月..二個月灌700」、「好像740吧」，有上開對話紀錄可參(見原審卷五第325、327頁)，可知出賣客戶待報廢晶粒讓群豐公司獲利、被告龍振炫處理太空包（報廢Blue Tape是以太空包包裝)且有入帳至群豐公司等情，均為群豐公司管理階層所知悉，非被告3人私下所為。　㈢群豐公司將因代工所持有次級晶粒出售他人，本非在正常公司所會發生之事，所交易之物亦非得以正常市價估算，參以上開交易確實有使群豐公司獲利，且群豐公司對達墨公司於 104、105年間，有為數不少之雜收紀錄(群豐公司所提對達墨公司之雜收資料，見原審卷二第304頁附件五)，而被告宋曄亦提出相關發票(見原審卷三第191、205、213、220、224 頁，與前述犯罪細項㈡及㈢之95片晶圓原片一併付款之交易) ，顯見群豐公司與達墨公司確有上開交易且有入帳之紀錄。被告3人縱未能提出各筆交易之計算，惟Blue Tape價值本屬不高，且本非屬群豐公司得正常於市面上交易之物，被告3 人既已提出上開事證，本於罪疑有利被告之認定，難認被告 3人有侵占或背信致群豐公司受有損害之犯行。四、犯罪細項㈦1.(CMB3晶粒50,926顆)、㈨(CMB2晶粒58,525顆、C MB3晶粒14,330顆)：　　　1.被告彭珮瑩於103年8月22日以Line傳送「5T2J」、「6T2J」、「6DCK」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計有CMB3晶粒 50,836顆（惟嗣後被告宋曄更改收購數量為CMB3晶粒50,926 顆)，被告龍振炫於同日以Line將統計表傳送予被告宋曄，被告宋曄再於103年8月25日以Line向被告龍振炫報價收購上開晶粒（其中Bin11「5T2J」晶粒316顆，每顆美金0.11元；「6T2J」1,175顆，每顆美金0.15元；「6DCK」49,345顆，每顆美金0.15元），被告彭珮瑩於103年9月15日至9月22日間以電子郵件交由晶測課之主任王淑惠、領班鄭巧慧、陳宜君、林家卉及黎玥葶等5人協助清點，並於103年9月22日出貨予達墨公司等情，有電子郵件可參(見原審卷一第519至58 5頁)，且為被告3人所不否認(見原審卷二第500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2.被告彭珮瑩於103年4月28日以Line傳送「6T2J」、「6TCK」之晶粒數量予被告龍振炫，計有CMB2晶粒58,545顆（惟嗣後實際出貨量為CMB2晶粒58,525顆）、CMB3晶粒14,330顆，被告龍振炫於104年4月28日將上開數量以Line傳予被告宋曄，被告宋曄再於104年4月30日以Line向龍振炫報價收購（「6T 2J」CMB2晶粒每顆美金0.60元，CMB3晶粒每顆美金0.22元；「6TCK」CMB2晶粒每顆美金0.50元、CMB3晶粒每顆美金0.17 元。依該報價計算，被告宋曄係以總價美金36,010.35元收購）等情，有被告3人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80、81、84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 ine擷取報告第4、5頁)，且為被告3人所不否認(見原審卷二第500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3.黃立沁於103年9月1日寄發電子郵件給鄭文傑（副本寄送卓恩民），於附件「Need To Do&交辦事項」中，記載：J01/J T1 2014/8月份報廢Wafer待下線切割研磨生產」、「2014/8 /25已完成一階待通知挑Die」（見原審卷五第359頁），應足以佐證犯罪細項㈦1.之交易應為群豐公司管理階層所知悉，非被告3人私下之交易。　4.被告彭珮瑩於103年4月28日以電子郵件主旨「無帳Wafer 處理 4/28」副本通知鄭文傑等人，內容為「以下無帳未研磨W afer由晶測課提供…」，有上開電子郵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五第379頁)；被告彭珮瑩於103年4月29日寄送電子郵件通知群豐公司同仁：「後續就是我們晶測課要處理了….CMB2&CMB 3總出貨數為底下後面兩欄的數量…」，有上開電子郵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五第383頁)，從上開電子郵件資料可知被告彭珮瑩所講出貨之物品與犯罪細項㈨相同。又被告彭珮瑩於1 03年5月5日寄發鄭文傑及黃立沁等人之電子郵件（見原審卷五第85至397頁）載明「WK18週報如附件」，其附件「工作事項」欄位5記載「A-L0T+專案B32安排出貨」，可知被告彭珮瑩於犯罪細項㈨所載晶粒出貨後，揭露於週報並陳報給鄭文傑、被告龍振炫等人知悉，足以佐證犯罪細項㈨之交易應為群豐公司管理階層所知悉，非被告3人私下之交易。　5.依上開說明，上開交易既為群豐公司管理階層所知悉，且上開晶粒本非屬於群豐公司得正常於市面上交易之物，非得以正常市價估算，另檢察官亦未舉出上開晶粒於交易時依其性質之合理行情價究竟為何，難認被告3人此部分構成侵占或背信致群豐公司受有損害之犯行。五、犯罪細項㈧、㈩、、：　㈠犯罪細項㈧(CMB2晶粒187,114顆、CMB3晶粒25,352顆)：　⒈被告彭珮瑩於103年1月20日以Line傳送「4D2H」、「5T2J」、「6T2J」、「7T2J」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龍振炫，計有CM B2晶粒187,114顆及CMB3晶粒25,352顆，被告龍振炫將上開數量告知被告宋曄後，被告宋曄再於103年2月11日以Line向龍振炫報價收購，被告宋曄嗣於103年2月11日傳送予龍振炫之統計資料，上開CMB2晶粒187,114顆出售結果，係由APTOS （即群豐公司英文簡稱）分得美金115,443.9元、TMT（即達墨公司英文簡稱）分得美金19,452.52元及EJP（被告宋曄聲稱係香港或大陸之客户）分得美金86,994.18元，達墨公司並以客户訂單編號A000-00000000向群豐公司採購CMB2晶粒1 87,114顆，並於103年1月27日委託業務人員以雜項收入方式回沖美金115,443.9元入帳群豐公司，翌（28）日出貨予達墨公司；另CMB3晶粒25,352顆則用來折抵型號「6T2J」共計 3,095顆Good Die之價金等情，有群豐公司之出貨單號(0000 -00000000)、發票、被告3人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原審卷一第483頁、卷三第313、314頁，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 擷取報告第15至17、23、24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擷取報告第1頁)，且為被告3人所不否認(見原審卷二第500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⒉群豐公司確有透過達墨公司向Auton(奧騰)購賣3,095顆GoodD ie，且由群豐公司取得等情，有被告彭珮瑩103年1月21日寄發之電子郵件(副本通知鄭文傑)、陳宜君103年4月3日寄發之電子郵件可參(見原審卷五第361、365頁)，則被告龍振炫以販賣CMB3次級晶粒來折抵所取得3,095顆Good Die，尚難認被告3人有侵占或背信之犯行。　㈡犯罪細項㈩(CMB2晶粒90,707顆、CMB3晶粒26,010顆)：　　被告彭珮瑩於103年5月21日、5月30日以Line傳送「5T2J」、「6T2J」、「6TCK」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計有CMB2晶粒90,707顆及CMB3晶粒26,010顆，被告龍振炫於10 3年5月21日、5月30日以Line將統計表傳予被告宋曄，被告宋曄再於103年6月17日以Line向龍振炫報價收購（「5T2J」 CMB2晶粒每顆美金0.35元，Bin11每顆美金0.12元；「6T2J 」CMB2晶粒每顆美金0.52元，Bin11每顆美金0.16元；「6TC K」CMB2晶粒每顆美金0.455元，Bin11每顆美金0.13元），並以總價美金44,610.07元收購，被告宋曄與被告龍振炫約定以平均價格美金0.38元之一半（即美金0.19元）回沖群豐公司，被告彭珮瑩遂以被告龍振炫與宋曄約定之每顆美金0. 19元為基礎，達墨公司以客户訂單編號A000-00000000向群豐公司採購Bin20、Bin22及CMB3晶粒計116,717顆（90,707 顆+26,010顆），並於103年6月18日委託業務人員以雜項收入方式回沖部分金額（美金22,176.23元）入帳群豐公司，翌（19）日出貨予達墨公司等情，有群豐公司之出貨單號(0 000-00000000)、發票、被告3人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原審卷一第488頁、卷三第323頁，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 擷取報告第94至99、105至109、113、114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擷取報告第5、6頁)，且為被告3人所不否認(見原審卷二第500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㈢犯罪細項(CMB2晶粒134,928顆)：　　被告彭珮瑩於103年7月21日、7月22日以Line傳送「5T2J」、「6TCK」、「6DDJ」、「6DDK」晶粒數量之統計表予被告龍振炫，最終計有CMB2晶粒134,928顆，並稱已「有發mail 了」，被告宋曄嗣於103年7月24日以Line向龍振炫報價收購（「5T2J」晶粒28,347顆，每顆美金0.43元；「6TCK」晶粒 47,783顆，每顆美金0.55元；「6DDJ」晶粒22,258顆，每顆美金0.52元；「6DDK」晶粒36,540顆，每顆美金0.62元），並以總價美金72,698.82元，折合新臺幣2,184,559元收購，被告宋曄與龍振炫約定以平均價格美金0.54元之一半（即美金0.27元）回沖群豐公司，達墨公司以客户訂單編號A000-0 0000000向群豐公司採購CMB2晶粒134,928顆，並於103年7月 24日委託業務人員以雜項收入方式回沖部分金額（美金36,4 30.56元）入帳群豐公司，翌（25）日出貨予達墨公司等情，有群豐公司之出貨單號(0000-000000000)、發票、被告3 人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原審卷一第489頁、卷三第330頁，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134至137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擷取報告第7、8、10頁)，且為被告3人所不否認(見原審卷二第500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㈣犯罪細項(CMB2晶粒51,360顆)：　　被告彭珮瑩於104年2月3日、2月4日以Line告知被告龍振炫「7TCK」晶粒數量，計有CMB2晶粒51,360顆，並稱「已裝箱完成，隨時可以出貨」，被告龍振炫於104年2月4日下午3時 27分許，以Line轉知被告宋曄並詢問報價，被告宋曄隨即以 Line向龍振炫報價收購（每顆美金0.6元，總額美金30,816 元），被告宋曄與龍振炫約定以平均價格美金0.6元之一半（即美金0.3元）回沖群豐公司；被告龍振炫於同日下午4時 16分許，以Line告知被告彭珮瑩於隔日（5）出貨及以美金0 .3元入帳群豐等語，惟被告彭珮瑩於同日下午5時2分許向被告龍振炫表示被告宋曄每顆要多抽0.02美元(被告宋曄稱係利潤歸由達墨公司)，故係以每顆0.28美元回沖予群豐公司。達墨公司以客户訂單編號A000-00000000向群豐公司採購C MB2晶粒51,360顆，並於104年2月5日由被告彭珮瑩委託業務人員以每顆單價美金0.28元用雜項收入方式入帳美金14,380 .8元，當（5）日出貨予達墨公司等情，有群豐公司之出貨單號(0000-00000000)、發票、被告3人Line對話紀錄可參( 見原審卷一第493頁、卷三第337頁，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 人Line擷取報告第204、205、207至209、211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擷取報告第21至23頁)，且為被告3人所不否認 (見原審卷二第500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㈤公訴及上訴意旨雖以被告宋曄係以低於行情向被告龍振炫報價而購買上開晶粒，惟犯罪細項㈧、㈩、、均為CMB2或CMB3 晶粒，而屬於次級晶粒，且上開晶粒本非屬於群豐公司得正常於市面上交易之物，非得以正常市價估算，另檢察官亦未舉出上開晶粒於交易時依其性質之合理行情價究竟為何，難認被告3人此部分構成侵占或背信致群豐公司受有損害之犯行。六、犯罪細項3.(217片晶圓原片，其上有CMB3晶粒135,842顆) ：　㈠被告彭珮瑩於105年4月14日以Line告知被告龍振炫計有「7TH L」217片晶圓原片（其上含CMB3晶粒135,842顆），並稱該晶圓原片係由J01（即日本東芝公司）提供。被告龍振炫同日即將上開訊息以Line轉告被告宋曄，嗣再改以電話與被告宋曄聯繫等情，有被告3人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442至444頁，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擷取報告第112、113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㈡依被告龍振炫與彭珮瑩於105年4月14日之對話：「(彭)未研磨切割」、「(彭)不用提列報廢」、「(彭)Gross Die*626 ；所以217片*626=135,842ea」、「(彭)無帳」、「(彭)要無找時間安排磨切挑嗎？？還是直接全出」、「(龍)ㄜ...」、「(龍)妳變魔術啊？」、「(龍)J01來的？」、「(彭)是阿」、「(龍) J01不會再追吧？」、「(彭)問過生管了」、「(彭)沒帳」、「(龍)也不用提列報廢？」、「(彭)不用」、「(龍)Ok...」、「(龍)生管不會亂講？」、「不會」、「(龍)Ok」(見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Line擷取報告第442 至444頁)，可知被告龍振炫與彭珮瑩已討論因為無帳所以直接出貨不會被群豐公司內部管理所發現。又被告龍振炫與宋曄於105年4月14日之對話為：「(龍)有217片7THL純B3 Wafe r，未研磨切割」、「(龍)Gross Die*626；所以217片*626= 135,842ea」、「(宋)Got」、「(龍)你的建議是要直接研磨切割成單顆嗎？」、「(宋)Yes」、「(宋)還要測」、「(龍 )厚度？」、「(龍)這是沒有時間壓力的東西」、「(龍)電話ok？」(被告龍振炫、宋曄Line擷取報告第112、113頁)，則依其等對話雖可認被告龍振炫、宋曄已確認交易物品及數量，惟被告宋曄要求將晶圓原片直接研磨切割成單顆晶粒及測厚度，之後雙方即改以電話聯繫交易事宜，則雙方於電話聯繫過程中是否已就晶粒之規格達成共識，並非無疑，尚難認其等就此部分交易意思表示已達成合致，並透過不知情之群豐公司員工出貨至達墨公司。稽之，被告彭珮瑩辯稱：我的印象這批好像沒有交貨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23頁），被告宋曄亦辯稱：我沒有任何收貨印象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2 3頁）。從而，此部分交易依上開證據，祇足證明被告3人有私下聯繫交易群豐公司無帳品之行為，然此部分交易是否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並已出貨至達墨公司，容有疑義，故縱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自白此部分犯行，亦無補強證據足以印證其等自白確與事實相符，此部分罪證仍有疑，應為有利於被告3人之認定，尚難認被告3人此部分構成侵占或背信致群豐公司受有損害之犯行。七、綜上所述，依公訴人所舉之各項直接、間接證據，仍無從證明被告3人關於犯罪細項㈠、㈡、㈣、㈤、㈦⒈、㈦⒋、㈧至、、 部分係未經群豐公司同意，私下所為之交易，犯罪細項3部分則無從證明買賣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並已出貨至達墨公司，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即應為其等有利之認定，故難認被告3人此部分構成侵占、背信致群豐公司受有損害或特別侵占、背信之犯行，揆諸首揭法律規定與說明，本案既無足夠證據確信此部分公訴意旨為真實之程度，尚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3人有罪之心證，即屬不能證明其等此部分犯罪，依法應為被告3人無罪之諭知。　陸、撤銷改判部分（即原判決關於被告3人如附表一編號5《附表犯罪細項3.諭知有罪部分》）：犯罪細項3部分依公訴人所舉之證據，仍無從證明買賣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並已出貨至達墨公司，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即應為其等有利之認定，故難認被告3人此部分構成侵占或背信致群豐公司受有損害或特別侵占、背信之犯行，已經本院認定如上，原審未詳為推求，遽為論罪科刑之判決，及諭知沒收，即有未洽；被告宋曄執此聲明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雖表示認罪，惟此部分關於被告龍振炫、彭珮瑩2人部分亦有可議，即無可維持。從而，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3人如附表一編號5（即犯罪細項3.諭知有罪部分）撤銷改判，並為被告3人無罪之判決。　　　柒、上訴駁回部分（即原判決關於犯罪細項㈠、㈡、㈣、㈤、㈦⒈、㈦⒋ 、㈧至、、諭知無罪部分）：依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3人此部分犯行為真實之程度，原審因而為被告3人無罪之諭知，經核於法無違，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見，重為爭執，並為相異之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3人確有此部分犯行，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故檢察官此部分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唐先恆提起公訴，檢察官楊岳都提起上訴，檢察官王清杰、林弘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林　源　森　　　　　　　　　　　　　　　法　官　陳　鈴　香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但就犯罪細項㈠、㈡、㈣、㈤、㈦⒈、㈦⒋、㈧至、、 無罪部分上訴，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之適用。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且除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之事項外，不得上訴。　　　　　　　　　　　　　　　書記官　羅　羽　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附錄法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附錄本案論罪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42條（背信罪）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編號犯罪事實犯罪所得及價值（新臺幣）主文欄（不含沒收）　1 事實欄參、一(即犯罪細項) CMB2晶粒165,566顆（價值為48,676.41元【計算式：1,544.68＋1,072.22＋46,059.51＝48,676.41】。）（見本院卷三第205頁）龍振炫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彭珮瑩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宋曄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2 事實欄參、二(即犯罪細項) CMB2晶粒107,755顆（價值為30,386.91元【計算式：14,327.29＋16,059.62＝30,386.91】。）（見本院卷三第207頁）龍振炫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彭珮瑩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宋曄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3 事實欄參、三(即犯罪細項） CMB2晶粒65,610顆（價值為16,927.38元。）（見本院卷三第207頁）龍振炫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彭珮瑩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宋曄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4 事實欄參、四(即犯罪細項2.） CMB2晶粒52,877顆（價值為15,598.72元）（見本院卷三第259頁）龍振炫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彭珮瑩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宋曄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5 事實欄參、五(即犯罪細項⒋) uSD Card成品38,474片（價值為1,329,869.86元【計算式：1,083,869.61＋246,000.25＝1,329,869.86】）（見本院卷三第269至271頁）龍振炫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拾壹月。彭珮瑩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宋曄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6 事實欄參、六(即犯罪細項) CMB2晶粒180,192顆（價值為54,022.2元【計算式：20,835.9＋15,173.1＋7,429.5＋10,583.70＝54,022.2】）（見本院卷三第259頁）龍振炫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彭珮瑩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宋曄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7 事實欄參、七(即犯罪細項⒈) Bin00晶粒26,109顆（價值為634,351.99元【計算式：391,653.82＋168,647.70＋24,395.93＋49,654.54＝634,351.99】）（見本院卷三第243至245頁）龍振炫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拾月。彭珮瑩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捌月。宋曄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8 事實欄參、八(即犯罪細項⒉) 16片晶圓原片(Bin00晶粒12,200顆、CMB2晶粒62顆、CMB3晶粒2,436顆)（價值為191,237.206元【計算式：104,861.946＋85,438.2＋23.56＋913.5＝191,237.206】）（見本院卷三第245、261、265頁）龍振炫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彭珮瑩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宋曄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9 事實欄參、九(即犯罪細項⒊) uSD Card成品5,517片（價值為62,982.73元【計算式：19,469.54＋18,847.22＋11,609.15＋2,119.35＋6998.97＋3877.14＋61.36＝62,982.73。）（見本院卷三第221至227頁）龍振炫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彭珮瑩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宋曄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10 事實欄參、十(即犯罪細項⒈) Bin00晶粒32,682顆（價值為618,087.27元【計算式：59,752.25＋5,904.75＋33,816.37＋54,705.44＋27,698.19＋78,160.26＋45,983.93＋25,395.48＋7,630.26＋25,358.31＋63,453.16＋190,228.87＝618,087.27】）（見本院卷三第245至251頁）龍振炫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拾月。彭珮瑩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捌月。宋曄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11 事實欄參、十一(即犯罪細項) 76片晶圓原片(CMB2晶粒39,338顆、CMB3晶粒22,278顆)（價值為18,669.65元【計算式：6,536.62＋5,382.80＋5,675.49＋1,074.74＝18,669.65】）（見本院卷三第261、267頁）龍振炫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彭珮瑩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宋曄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12 事實欄參、十二(即犯罪細項) Bin00晶粒20,402顆（價值為244,784.76元【計算式：4,511.27＋10,797.07＋16,480.2＋20,386.08＋2,780.38＋4,734.75＋22,213.17＋31,027.92＋2,841.73＋24,684.8＋51,066.68＋53,260.71＝244,784.76】）（見本院卷三第251至255頁）龍振炫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彭珮瑩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宋曄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13 犯罪事實欄參、十三(即犯罪細項) 49片晶圓原片(CMB2晶粒25,353顆、CMB3晶粒10,981顆)（價值為10,061.06元【計算式：2,773.05＋4,244.33＋540.71＋2,502.97＝10,061.06】。）（見本院卷三第211、217頁）龍振炫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彭珮瑩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3項之特別背信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備註：編號1至12犯罪所得共計3265,595.086元；編號1至13犯罪所得共計3275,656.146元

2025-02-27

TCHM-113-金上訴-180-20250227-1

原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擄人勒贖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147號上訴人即被告伊帆吉娜選任辯護人吳孟良律師上訴人即被告楊薇穎選任辯護人胡原龍律師莊力名律師上訴人即被告林祁霖選任辯護人閻道至律師尤文粲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擄人勒贖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11年度原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714、7354、7961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伊帆吉娜、楊薇穎、林祁霖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伊帆吉娜處有期徒刑拾月；楊薇穎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林祁霖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林祁霖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陸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判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本件被告伊帆吉娜、楊薇穎、林祁霖提起第二審上訴，明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上訴（本院卷㈠第283頁、本院卷㈡第65至66、8 6頁），依前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關於被告伊帆吉娜、楊薇穎、林祁霖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認定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二、本院審查原判決量刑是否妥適，作為量刑依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均依第一審判決之認定及記載。三、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伊帆吉娜、楊薇穎僅因債務糾紛，即與被告林祁霖等人利用人數優勢，以剝奪劉紫綺行動自由方式求償，自行或推由共犯毆打劉紫綺成傷，復令其脫衣、下跪、磕頭，極盡羞辱能事，行為乖張，依其等主觀惡性與客觀犯行，並無任何足堪憫恕之處，刑法第302條罪名亦非重罪，當無情輕法重之弊，自均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餘地。四、撤銷原判決之理由及量刑審酌事由：　㈠原審以被告伊帆吉娜、楊薇穎、林祁霖犯以非法方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予以論科，其科刑雖非無見。惟被告伊帆吉娜、楊薇穎、林祁霖剝奪劉紫綺行動自由，行為固然失矩，究非無端尋釁，且被告三人犯後均已與劉紫綺達成和解，賠償損害（原審卷㈡第91至92頁、原審卷㈢第319至320頁、原審卷㈣第89頁、原審卷㈤第219頁），獲劉紫綺諒解，原審未充分審酌上情，分別量處有期徒刑1年6月、1年10月、1年，稍嫌過重。從而，被告伊帆吉娜、楊薇穎、林祁霖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就被告伊帆吉娜、楊薇穎、林祁霖刑之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伊帆吉娜、楊薇穎因債務問題與劉紫綺發生嫌隙，不思理性溝通，或循合法途徑救濟，為滿足債權，與被告林祁霖率爾剝奪劉紫綺之行動自由，而有施暴、命脫去衣物、下跪磕頭等非法手段，貶損劉紫綺之人格尊嚴，戕害其人身自由，造成劉紫綺身心受創，法治觀念薄弱，行為偏差，應予嚴懲，兼衡被告三人之素行，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工作所得、經濟能力、扶養親屬之家庭生活狀況（本院卷㈡第84頁），被告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涉案情節，暨被告伊帆吉娜、楊薇穎、林祁霖坦承犯行，並均與劉紫綺達成和解、賠償損害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被告楊薇穎、林祁霖部分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資為懲儆。　㈢被告林祁霖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卷㈠第211至213頁），考量被告林祁霖共同剝奪劉紫綺行動自由，過程中並未實際下手對劉紫綺施加暴行，惡性尚非重大，犯後已坦承行為錯誤，並與劉紫綺達成和解，賠償損害，獲劉紫綺諒解，同意為緩刑宣告（原審卷㈡第129頁），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應知所警惕，以刑事法律制裁本即屬最後手段性，刑罰對於被告林祁霖之效用有限，作為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藉由較諸刑期更為長期之緩刑期間形成心理強制作用，更可達使被告林祁霖自發性改善更新、戒慎自律之刑罰效果，因認對被告林祁霖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又為使被告林祁霖深切記取教訓，強化法治觀念，導正偏差行為，俾於緩刑期內能深知警惕，避免再度犯罪，爰依刑法第74條第 2項第5款規定，命於緩刑期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 小時之義務勞務，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觀後效。倘被告林祁霖未履行上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期被告林祁霖在此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內確實履行上開負擔，發展健全人格，建構正確行為價值及法治觀念，謹言慎行，克盡家庭及社會責任，珍惜法律所賦予重新之機會，自省向上。　㈣至被告伊帆吉娜、楊薇穎於5年內均有受有期徒刑宣告確定之紀錄，與緩刑要件不合，無從為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依刑事裁判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啟旭提起公訴，檢察官侯靜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楊仲農　　　　　　　　　　　　　　　　　　　法　官　廖怡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芷含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2-13

TPHM-113-原上訴-147-20250213-1

台抗

最高法院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21號抗告人林繼敏代理人胡原龍律師上列抗告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9日駁回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123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明定：「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同條第3項並規定：「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是得據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之「新事實」、「新證據」，固不以有罪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者為限，其在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亦屬之；然該事實、證據，仍須於單獨觀察，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後，得以合理相信其足以動搖原確定之有罪判決，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始足當之。又若徒就卷內業已存在之資料，對於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即已說明之理由再為爭執、任加指摘，無從在客觀上令人形成得合理相信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確認之事實，或鬆動其事實認定之重要基礎，亦不能開啟再審，而破壞判決之安定性，均應認其再審之聲請於法無據，予以駁回。二、原裁定略以：㈠本件抗告人即受判決人林繼敏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對於原審法院103年度矚上重訴字第22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係主張：1.本案「2D心臟超音波掃描儀」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之採購決策及技術規格制定者為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下稱基隆醫院）總務室與醫療設備審查委員會，抗告人僅本於使用單位提出採購需求，並未參與採購之決策及規格審議、制訂，惟原確定判決未詳究此均非抗告人之職權，徒以抗告人參與系爭採購案，即為不利抗告人之論斷，認事用法顯有違論理法則，並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2.證人林洽權、林弘銘均僅指稱渠等於得標後交付新臺幣（下同）20萬元予抗告人，然卷內事證並無抗告人允為於其職務範圍內踐履特定行為之對價而收受賄賂之情；況林洽權就林弘銘實際有無交付20萬元予抗告人部分，非其親身經歷見聞，卷附電腦內帳亦無記載，故林洽權之證述，顯無從資為林弘銘上開對抗告人不利證述之補強。原確定判決未予詳究抗告人主觀上是否有收受財物之對價認識，逕推測抗告人事後收受現金與其職務上行為間成立對價關係，有適用證據法則不當及調查未盡之違誤。3.同案被告即基隆醫院院長及醫師李源芳、溫斯企、李孟儒等人就涉嫌系爭採購案部分，業經原審法院以108年度矚上重更一字第1號判決以對向犯林洽權及林弘銘之單一指證，別無其他事證可佐，而為無罪之諭知，並經本院判決駁回，無罪確定。則同此理由，抗告人亦應為無罪之論知。抗告人另以○○○○社區監視器影像光碟勘驗結果作為聲請不違背職務收賄案聲請再審之新證據，因心血管X光機採購案與系爭採購案之行賄性質、行賄人及被行賄人一致，相關證人及證物重複性高，行賄時間相近，情節高度雷同，雖分屬二案，但具有高度關聯性。故結合心血管X光機採購案和系爭採購案之證據推論林洽權、林弘銘、蘇寶心與帳冊之憑信性，可發現林弘銘之供述瑕疵，而對向犯林洽權關於行賄抗告人之證詞與第三證人之證述及帳冊不符，亦有瑕疵而無法採信補強。爰以發現新證據，足認抗告人應受無罪之判決，而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暨停止刑罰執行。　　㈡經查：原確定判決依調查證據之結果，綜合抗告人之部分供述，並佐以證人林洽權、林弘銘、蘇寶心、鄭學文、潘亞峯之證詞，及卷附決標公告、基隆醫院財物採購契約文件暨合約書、採購合約書、系爭採購案投標須知、廠商資格審查表、規格審查表、宜德公司數位式高階心臟定量彩色超音波掃描儀規格、心臟科民國99年11月23日簽及附件之規格表等證據資料，相互勾稽結果，憑以認定抗告人時為基隆醫院心臟科主任，因93年間購置之「2D心臟超音波掃描儀」的探頭毀損等情，而提出採購需求及相關規格，經院長李源芳核定後公告招標，再由抗告人提出預估底價、審查參標規格及擔任會驗、主驗人員。是抗告人既有參與系爭採購案，並負責前揭事項，實質上具有參與決定、辦理採購程序之權限，屬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後段所指授權公務員，對於其上開職務上行為收受廠商林弘銘所交付20萬元賄賂，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不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罪，其採證認事並無違誤。且查，關於聲請意旨1.所稱抗告人並無實質參與系爭採購案之權限部分，因抗告人於系爭採購案既有提出需求、建議規格、預估底價、審查參標規格，並擔任初驗人員及主驗人，顯有參與前開資料所規範之採購流程，原確定判決對於抗告人參與系爭採購案之採購流程事項，已參採卷內相關證據資料詳予敘明，是不論依抗告人所提出之資料或依卷內證據加以審酌，均可認抗告人實質上具有參與決定、辦理採購程序之權限，且足以影響採購結果，自應認其為授權公務員，而在審核廠商提出之規格後，決定繼續沿用奇異公司之產品，縱造成限制廠商之情形，亦因符合基隆醫院使用需求，尚難憑此認抗告人與舊廠商有私相授受即屬違背職務之行為，但因而收受廠商交付20萬元，則與其承辦系爭採購案之職務間有對價關係自屬賄款。關於聲請意旨2.、3.所指證人證述前後齟齬且無補強證據，及原同案被告李源芳業經另案判決無罪確定等事由部分，原確定判決已就林弘銘對於其自林洽權住處取得20萬元拿到基隆醫院交給抗告人，感謝抗告人對系爭採購案之協助等情，歷次陳述一致，且與卷內資料相符，而行賄紀錄之電腦內帳雖無支付抗告人20萬元支出之紀載，然互核證人蘇寶心、林洽權之證述及抗告人之供述，已敘明如何採認蘇寶心、林洽權之證詞為不利抗告人之憑據，抗告人再執為主張，僅係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之判斷，採相異評價，尚非屬新證據。又抗告人提出原同案共同被告李源芳等人，經諭知無罪確定之刑事判決部分，其等被訴犯罪事實與抗告人之犯罪事實，彼此不同，且無直接關聯性，此判決結果亦難認係屬新事實或新證據。況抗告人及其配偶王郁菁均曾以該無罪確定判決聲請再審，嗣經原審以無理由駁回確定，則抗告人更以李源芳經判決無罪確定之同一原因為由，聲請再審，自非合法。關於聲請意旨4.○○○○社區監視器影像光碟勘驗結果部分，乃原確定判決就抗告人另一採購案是否涉犯違背職務收受林弘銘交付25萬元賄款所行之勘驗，自與抗告人於本案因系爭採購案而不違背職務收受林弘銘交付20萬元賄款之犯行，顯分屬二不相同之犯罪事實，難認具有關聯性、證據共通，而無從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本案之結果。抗告人前揭聲請再審意旨，均係就原確定判決已於理由詳為論斷指駁之說明，徒執卷存事證重覆再為不同之論述，自無可採，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不相適合。因認本件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亦併予駁回等旨。三、惟查，原裁定已就本件聲請再審所提各項事由，均如何不符聲請再審規定，且原確定判決之認定，均有相關證據足資補強，亦已詳加敘明，核無違誤。抗告意旨猶執原聲請再審理由之事由，仍主張抗告人並無參與系爭採購案之職權、相關證人證詞前後不一，且原裁定未詳查○○○○社區監視器影像光碟勘驗結果，是否與抗告人所涉本案確屬不同之犯罪事實，即駁回抗告人本件再審之聲請，指摘原裁定應有理由不備及調查職責未盡之不當等語。然查，抗告人據以提出本件再審之前揭各項事證，原裁定已詳為指駁均無從動搖原確定之認定，且關於在抗告人住處之○○○○社區監視器影像光碟勘驗情形，係針對林弘銘有否於100年2月1日，另以紙袋內裝25萬元前往抗告人在○○○○社區住處之閱覽室內，就100年2月間所辦理之「心血管攝影X光機」採購案向抗告人行賄事實而為勘驗，其與本案系爭之「2D心臟超音波掃描儀」採購案，係於99年12月間所辦理，而行賄者林弘銘行賄20萬元之時間為 100年1月26日、地點則在基隆醫院之心導管室內，其關於行賄時間、地點與原因均有不同。是原裁定認抗告人因另案之「心血管攝影X光機」採購案與系爭採購案之行賄犯行，係分屬二不相同之犯罪事實，而難認具有關聯性、證據共通，並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即難認有何違誤，抗告意旨執此指摘原裁定未再審酌細察○○○○社區監視器影像光碟之勘驗結果，有所不當等語，自無可採。綜上，本件抗告意旨仍執聲請再審主張之相同內容，或就原裁定已論述之結果，指摘其有所違誤，或徒以自己主觀說詞，任意爭執，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李麗珠法　官陳如玲法　官莊松泉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淳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2025-01-22

TPSM-114-台抗-21-20250122-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不服羈押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1號抗告人即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陸正義律師蕭奕弘律師抗告人即被告沈慶京抗告人即選任辯護人徐履冰律師越方如律師胡原龍律師抗告人即被告應曉薇　　　　　　　　　　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抗告人即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上列抗告人等暨被告等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日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51 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下均稱被告等人 )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聽取檢察官、辯護人、被告等人之意見後，並參酌起訴書所列證據，認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 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罪等罪嫌；被告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　㈡原審法院審酌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利罪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非少，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亡之可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告等人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量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 日，檢調至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　㈢另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系，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 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由被告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被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被告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於114年1 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被告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另依據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之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附之撕碎紙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內容，足認被告柯文哲指示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以認定被告等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　㈣依據上揭事證，被告等人均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且被告等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是被告等人均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 3款之羈押原因。　㈤原審法院於前次裁定命被告等人具保並接受原審法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及諭知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然依本院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縱使依據原審法院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等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原審法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並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而有羈押必要，被告等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0 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而諭知被告等人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㈥被告沈慶京辯護人固具狀辯稱：被告沈慶京在進入臺北看守所前即患冠狀動脈血管疾病，因病情複雜變化，需規律於門診接受檢查，復因腎水腫併接受永久性腎臟造廔管等病情，多次戒護就醫且住院，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謂「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又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禁、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度搔癢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4年1月2日診斷證明書可佐，實有必要赴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等語。惟現今執行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罹有病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情形，是被告沈慶京此部分主張，尚難認有據等語。二、被告柯文哲抗告意旨略以：　㈠檢察官偵查期間，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因限制閱卷，無法抄錄卷證進而與被告柯文哲討論，只能憑記憶，且偵查期間羈押、延押庭檢閱之卷證約總計5宗卷，並無其他卷證，然直至檢察官起訴送審時竟多達148宗卷，顯見偵查中之羈押、延押程序，檢察官均隱匿相當之卷證未提出，且殆至起訴移審當日，因時間緊迫，以本案起訴書高達891頁，及卷宗達1 48宗，為數龐大，辯護人實未及閱卷。又因檢察官未一併檢送卷證電子檔予原審法院，致原審需拆開全部卷證逐一掃描，耗時費力，又因檢察官先後二次抗告、上級審法院亦二次撤銷發回，卷證往來運送，亦妨礙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聲請閱卷。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在原審迄今共計3次接押庭審理，均未及檢閱全案卷宗及證物，實無從比對檢察官當庭建請羈押所援用之證物及卷宗，且檢察官亦僅播放簡報陳述，並未提供相關資料供參，實不利於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有效行使防禦權，形同未閱卷，恐有違前揭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 項及釋字第737號解釋之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於1 13年12月29日接押更審庭時，檢察官當庭追加起訴書證據清單所無之「證人陳佩琪」為本案證人，惟此一證據均不在起訴書證據清單及檢察官移送鈞院之卷證內，足徵檢察官恐有「隱匿」部分事證之情事，更遑論檢察官113年12月26、27 日第一次接押庭時，曾有掐頭去尾提出沈慶京大額通貨提領紀錄，割裂並重製大額通貨提領紀錄，僅呈現111年9至10月之提領紀錄，至上開期間之前數月，及上開期間之後數月之大額提領亦同有巨額提領各情，故意省略不提，且重製表格之表頭，恐致原審產生誤判之情事。本案於原審因檢察官技術性之拖延，未及給予辯護人充份閱卷時間，卻使檢察官得以其擁有較院、辯更完整之資訊優勢，並可任意截取片段偵查資訊，甚至自行更動證據之原始狀態提出誤導原審與被告、辯護人，並當庭突襲提出不在證據清單、不在移送卷證內之證據，並據以建請原審羈押被告柯文哲，已有不公。且檢察官一再變更建請羈押之事由、主張與證據，致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更無從及時防禦，審理範圍無從特定、聚焦，嚴重違反前揭刑事訴訟程序保障及憲法正當程序之要求。　㈡自109年3月24日起至26日間，朱亞虎以威京集團員工所匯每人30萬元、共計7人合計210萬元，依朱亞虎與李文宗二人之簡訊內容觀察，純粹係朱亞虎自行決定找人頭匯款至民眾黨之政治獻金帳戶後告知李文宗此事，惟李文宗當時係在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任職（任期期間係自108年01月至112 年01月），並未參與京華城案，難認上開210萬元與京華城案有關。朱亞虎於簡訊中向李文宗稱：「小沈十分小氣的捐了210萬」，更代表沈慶京其實無行賄之意，充其量僅係捐款，更足見此係朱亞虎一廂情願、藉以邀功之舉。至被告李文宗雖回應說：「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等語，惟此係一般幕僚之場面話，被告李文宗亦未有被告柯文哲事先知情或被告李文宗事後有告知被告柯文哲之證述，被告柯文哲對此亦無所悉，非可僅憑隻字片語即逕行認定被告柯文哲確係知悉，甚至進而推論同案被告沈慶京、朱亞虎二人與被告柯文哲先前必有行收賄之謀議存在，因而先行支付210萬元之前金。是以，上開款項，係單純政治獻金，被告柯文哲亦未提領私用，難認與京華城案有關。依上開210萬政治獻金捐款之時間觀之，捐款時間係在109年3月24日起至26日間，距離 106年12月21日第721次都委會通過確認560％基準容積，已有 2年4個月，難認二者相關；且上開政治獻金捐款時間，京華城公司尚無所謂「方案四」獎勵容積20％之提案（京華城所謂方案四之提案係於109年7月3日始行提出），且其後「方案四」提出後，同年7月30日都委會會議並未通過，則上開2 10萬元之政治獻金，依時間點觀察，亦與獎勵容積20％之方案四提案無關，更無所謂被告柯文哲與朱亞虎或同案被告沈慶京間有何行、收賄之合意，或謂被告柯文哲有何踐履賄求之行為。又上開匯款金額僅210萬元，占檢察官所主張獎勵容積121億元犯罪所得之比例為0.00017，實難認有對價關係，復與所謂基準容積、獎勵容積等均無關，顯係單純政治獻金，並非賄賂。　㈢被告柯文哲身兼黨主席等多職，工作繁雜，市府、黨部、醫院、友人多有傳送資料，隨身碟內資料並非全係被告柯文哲製作，被告柯文哲不知係何人製作轉交存入，亦不解其內容記載意義為何，業據其多次陳稱在卷。再者，上開檔案上記載「20221101小沈1500」部分，係在目錄「2024／財務」下之工作表，而2024年與2022年二者時間顯然有間，蓋發生在 2022年之事情，豈可能記在2024年之資料夾項下，是否可信，已有可疑，況且依檢察官所為說明，其最後存檔時間係在 111年12月27日凌晨，亦顯與「2024／財務」無關，足徵上開檔案，毫無意義。檢察官謂同案被告沈慶京之秘書吳彩仙曾於111年9、10月間密集提領1600萬元，時間與京華城核發建造之時間點111年10月18日相近，進而認係本案金流云云，並掐頭去尾截取9-10月幾筆提款紀錄進行拼湊，認該段時間有1600萬元之提領紀錄云云。惟觀諸卷附完整的交易明細與大額提領紀錄可知，吳彩仙所提領之現金分別於111年3月有 3200萬元、4月有450萬元、5月有100萬元、6月有1450萬元、8月有1100萬元、9月有1100萬元、10月有600萬元、11月有500萬元，12月有1000萬元，金額均相當龐大，動輒幾千幾百萬元，且於9月、10月間所提領之金額，並無特別異常，符合常態提領狀況，檢察官逕認其中9-10月之提領即為同案被告沈慶京「親自」交付被告柯文哲之賄款1500萬元，其取證嚴重違背證據法則，難以採認，自不足為證。同案沈慶京與證人吳彩仙並無以此行賄被告柯文哲之證述，實難認此係本案相關之金流。檢察官無視同案被告沈慶京進出之金流向來龐大，且9-10月間並無何異常，竟任意截取片段提領紀錄，東拼西湊，即率謂此係1500萬元之金流，尚非無疑。檢察官復謂1500萬係同案被告沈慶京本人在「某時某地」「親自」交付1500萬元予被告柯文哲收受云云，無任何證據足佐。從而，檢察官所舉之賄賂無論係210萬元或1500萬元，均不足為證，此部分罪嫌自有不足，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更遑論以犯罪嫌疑重大為由建請原審羈押。　㈣原審謂被告柯文哲有意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情，雖據其自承在卷，惟此係因選後情事紛擾，陳佩琪早於113年6月24日即已預計8月30日晚上出發前往美國行程，後來因8月30日當日遭檢廉搜索約談，因此沒有啟程，上開行程既早於6月24日即已確認，機票亦包含返國行程，顯見二人並無逃亡之意，原審以陳佩琪預計出國，因此認柯文哲恐有逃亡之虞，恐已率斷。被告柯文哲前係第三大黨主席，亦為該黨之精神領袖，即使涉犯本件，亦絕無逃亡國外拒不到案之可能，否則台灣民眾黨將受牽連、萬劫不復，且被告柯文哲前已繳付共計7000萬元保釋金，且為方便探視及陪伴其高齡93歲、臥病在床且陷於昏迷之老父，亦自願選擇戴用電子腳環及使用個案手機回報，全然配合原審審理需求，亦足見其已無逃亡之虞。至檢察官前主張被告柯文哲曾於113年10月1日拒絕提訊之事，係因其已多次未提前收受傳票送達，每次均是法警突然早上入內即要提解被告柯文哲出庭，傳票均是提解到北檢後，在拘留室出庭前才行交付，其認程序有疑義，因此抗議程序不合法，其後被告柯文哲出庭，係因檢察官開始遵守程序並依規定囑託看守所長官送達傳票，始同意出庭，被告柯文哲所請係合理正當，詎檢察官竟置自己違法傳喚於不問，率謂係被告柯文哲悍然拒不到庭，進而謂其後有逃亡之可能，原審亦認被告柯文哲有逃亡之虞，恐屬率斷。　㈤又單單以被告柯文哲職務上之關係與親友之關係均為既存的關係與事實，如何能以此直接認定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本案已經提起公訴，偵查程序其中強制處分已達4個月之久，大規模傳喚之共犯與證人訊問後均經具結，證物均遭查扣，渠等供證述均已具結成形，且經具結後之訊問筆錄，除非有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等致無證據能力外，其餘證明力部分均有待鈞院依法調查審認，自無特別再予羈押以給予檢察官公訴方便、並使被告及辯護人致生種種不便之理，除非檢方認為自己蒐證尚不完備，還需羈押以遂行偵查？但若係偵查尚不完備，何以檢察官仍執意提起公訴，並欲以無限次抗告之方式壓迫原審羈押被告？再者，交互詰問程序只是在釐清證人的證詞是否具憑信性，而與被告柯文哲是否有勾串其他共犯或證人根本無涉，原審裁定就被告柯文哲有何需要與各該供證述業已成形完整之共犯或證人勾串均未見說明；另原審裁定所列被告柯文哲傳訊息之時期，係在112年5月及113年5月間，都是在偵查單位發動偵辦之前，且均已經檢方查扣並還原訊息，起訴後又有何需要與共犯、證人相互勾串、滅證之情？其相當理由與合理依據安在？　㈥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證人葛樹人部分，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二人均否認有行收賄1710萬元，自再無勾串之必要；被告柯文哲前與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7日後之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上開訊息既經檢察官以科技設備還原顯現在卷，檢察官自可以提出葛樹人或同案被告沈慶京究竟刪除何種串證或滅證之簡訊，以證明雙方確有勾串或滅證，惟以檢察官僅提出上開對話，並無渠等刪除何種串證、滅證之訊息，亦足證被告柯文哲、同案被告沈慶京或葛樹人所刪除者並非與本案有關或重要之簡訊，更遑論被告柯文哲係於7日後始行回覆葛樹人上開訊息，顯見無滅證之意，自難認有何串滅證之事實及疑慮。被告柯文哲與彭振聲前係長官部屬關係，惟以彭振聲業已對所涉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為認罪之表示，且其業經提訊多達20餘次，供證述均已成形，即再無與被告柯文哲勾串之可能。至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所謂「共識決」對話紀錄等，「共識決」向來為都委會決議之方式，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並無規範需以表決方式決議而不能以共識決方式達成共識，且有至少兩位出席110年9月9日第783次都委會的委員證稱：都委會是「共識決」，且相關會議是全程錄影、全部上網、公開透明，並無隱匿情事，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溝通之事實既屬事實，何來串證之虞？抑且，被告柯文哲發送「共識決」訊息予彭振聲之時間係在113年5月6日，而且係在彭振聲傳訊後3天始行回覆，顯見無特別勾串之意。檢察官單以一則訊息就能證明其等兩人有串證之虞，實在難以想像。至被告柯文哲請時任副市長黃珊珊前去找彭振聲，係因黃珊珊告知被告柯文哲：彭振聲爆瘦，作為其前長官，出於關心，因而請黃珊前往關心其身體狀況，自無所謂串證之疑慮。另依據黃景茂所為之供證述，其並未直接受被告柯文哲指示而為，而係與彭振聲討論，且其供證述亦已成形，被告柯文哲有何與黄景茂勾串之需要？至於邵琇珮部分，其業已對所涉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為認罪之表示，且檢察官請求依證人保護法減刑1年3 月，其供證述將來已不可能再變動，且被告柯文哲與邵琇珮並無往來，又如何有與邵琇珮勾串之可能？從而，關於本案是否構成圖利罪部分，業經調查完竣，相關人證均已成形，物證、書證俱已在卷，僅餘法律認定而已，已再無勾串、滅證之虞，自無再以此為由羈押之必要。原裁定認此部分有羈押之原因，恐有誤會。許芷瑜係辦公室行程秘書之一，其並無本案京華城容獎案之相關職權，並不會與被告柯文哲共犯違背職務之罪，與被告柯文哲間無同向收賄之共同利益，自無所謂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可能，並非「共犯」至明。惟檢察官為達續押被告之目的，於原審接押庭遭辯護人當庭質疑許芷瑜並非共犯身分之後，近日即將許芷瑜以涉犯貪污、洗錢等罪併案通緝，顯係為羈押被告而創設一共犯貪污罪之人尚在逃之羈押事由。自不拘束原審對於許芷瑜究係共犯或證人之認定，許芷瑜未到案，不構成與共犯勾串而有羈押必要。許芷瑜僅充其量係證人，單純證人未到案，並不會在審理中構成接押之事由，否則所有案件有某一證人未能發現進而約談到案，有失公平法院原則。依許芷瑜之身分及職權，係隨行秘書之一，負責上下車地點聯絡等，何以認定許芷瑜有參與見聞本案而係本案之證人？況且，檢察官假定之行收賄 1500萬元部分，均已為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所否認，除210萬元係匯款至民眾黨政治獻金帳戶，許芷瑜並無經手外，餘1500萬元僅一張來路不明之excel檔，並無其他金流證據足佐，同案被告沈慶京、證人吳彩仙亦證稱並無提領鉅款行賄之事，則該excel檔，自不足為據，如何認定其到案有助釐清本案案情？況且，許芷瑜未能如期到案，檢察官自應設法要求其回國接受偵訊，或以其他方式就訊，此一過度誇大之偵查作為所衍生之不利益，自應由檢察官承擔，與被告柯文哲何涉。此外，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至多僅能證明許芷瑜曾受柯文哲之託轉交各該捐款予黨部或基金會，如妙天捐款即存入新故鄉基金會，陳盈助捐款即作為辦公室裝修所需等，上開款項均係合法取得，且與本案無關，且許芷瑜並不負責帳務，何能逕行推演或假定同案被告沈慶京確有親自交付 1500萬元之賄款與被告柯文哲，更遑論逕行認定許芷瑜必有受被告柯文哲所託轉交1500萬元之賄款與不詳之人，而有見聞檢察官假定之收賄情事。凡此均未見檢察官提出合理說明，全係臆測。又檢察官既謂1500萬元係由被告柯文哲「親自」收受，既如檢察官所稱係親自收受，又何需許芷瑜到案始能釐清？況且許芷瑜住處、手機、電腦應已遭搜索，其友人亦遭訊問多次，自有相關證物可資調查，實無待許芷瑜到案即可釐清是否與京華城案有關。「晶華-orange出國」內容，係記載許芷瑜當時業已出國讀書之狀態，並非指示許芷瑜出國，其中間曾返國後再出境一事並未告知柯文哲，柯文哲對其何時回國、何時出境並無所知，亦無何聯絡，此觀被告柯文哲扣案手機還原資料即明。又如證人林鼎峰所述許芷瑜出境係因被告柯文哲被抓進去問因此出境云云，顯係張冠李戴，蓋許芷瑜113年8月29日出境當時，被告柯文哲並未遭檢廉訊問搜索，何來許芷瑜事先預判此事進而先一步出境。故證人林鼎峰之證述，與事實有違，係事後杜撰之詞，實難採信。此外，許芷瑜住處、手機、電腦應已遭搜索還原，自有行事曆等相關紀錄可資調查，實無待許芷瑜到案即可釐清。是以，本案業已起訴送審，全案共犯與證人均已傳喚，且被告柯文哲對偵查中羈押、延押之裁定均未抗告，偵查業已完備，別無於起訴之後勾串、滅證之可能，至獎勵容積是否違背法令，係屬法律專業，有賴都計專業結合法律論述進行認定，並非檢察官即可認定，被告柯文哲亦無就本案客觀上是否違背法令為勾串、滅證之可能，檢察官未舉證有勾串、滅證之相當理由與合理依據，自無再以此理由羈押之原因。　㈦本案被告柯文哲所涉圖利罪、違背職務收賄罪等部分已調查完畢，無續行羈押之原因與必要，許芷瑜非本案共犯，充其量僅係證人，且其僅涉政治獻金案，未回國接受偵訊與本案不生影響。考量本案業已連續四個月傳喚數百人次，甚至大規模傳喚金主、黨工幹部造成寒蟬效應，而羈押係侵害人權之手段，請考量已有至少四個月之強制偵查，本案如蒞庭檢察官所言，事證已經非常明確，就無再予羈押之原因與必要，應考量雙方武器平等，給予雙方一個公平的攻擊防禦機會，請予被告柯文哲交保處分，以維訴訟人權。原裁定未充份慮及被告柯文哲防禦權之保障，及平衡雙方武器對等，在羈押極端限制人身自由及侵害防禦權的情況下，不僅有失憲法保障正當法律程序之旨，所為之裁定將難昭社會公信，恐有為檢察官起訴背書，並接棒偵查，延續以往遭國人及社會詬病的職權調查主義的司法文化，有違公平法院之疑慮。被告柯文哲之父親年事已高，已高齡93歲，目前因罹患淋巴癌、肺炎、肺積水、腸胃道出血、抗藥性腸球菌感染，心肌梗塞等重症疾病現在台大醫院新竹分院住院，目前意識昏迷、完全臥床，需全時間使用氧氣等維生設備，已在生命末期，請撤銷原裁定，發回另為適法之處分，或逕命為交保之處分，以結束檢察官無止盡之抗告，並維被告柯文哲之人權保障云云。三、被告沈慶京抗告意旨略以：　　　㈠在客觀事證完全相同之情形下，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裁定(下稱「發回裁定一」)僅指出第一次具保裁定(下稱「原裁定一」)未就衡量無羈押必要性之事項為必要之說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逃亡，及所定羈押替代手段不足等，全未涉及有無串證之虞之指摘；待第二次具保裁定(下稱「原裁定二」)依發回意旨為說明及增加具保金額並羈押替代手段後，又遭本院113年抗字第2804號裁定(下稱「發回裁定二」) 以前次發回根本未提及之串證事由為撤銷理由，直指被告沈慶京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且電子監控手段無法防止串證等情，原裁定法院即一反「原裁定一」、「原裁定二」所持立場，以本件原審羈押裁定(下稱「原裁定三」)裁定羈押被告沈慶京。同一法院竟可因上級法院之指示而為截然相反之認定，且原裁定法院竟於訊問被告沈慶京後，以「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本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並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而有羈押之必要」，諭知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實令被告沈慶京驚駭莫名，蓋在客觀事證完全相同之情形下，同一法院竟可為截然相反之認定，並於裁定理由中直陳係「基於尊重審級制度」而為，實屬不可思議。　㈡「原裁定三」理由雖提及諭知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理由，包括「考量於本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但並未敘明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究為何？比對「發回裁定二」理由所列舉之事項，或係於本件偵查中即已發現而早經提出之事證，或為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習知之常識，實無從理解為原裁定法院於前次裁定後始知，而足供為截然相反裁定依據之新事證。又本案不應以「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做為「有」羈押必要之理由，否則將使個案中被告應否執行羈押之考量不當擴大而具有須維護公共利益、社會秩序之治安色彩，侵害被告權益至鉅，乃「原裁定三」以「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為羈押理由之一，亦屬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　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淨股法官於對被告沈慶京為偵查中延長羈押裁定時即明確認定被告沈慶京已無逃亡之虞，其理由殊值參照。況所謂有逃亡之動機、有在海外滯留不歸能力，實際上必以被告沈慶京能出境為前提。然被告沈慶京年近八旬、百病纏身，且受電子監控，客觀上不可能循偷渡管道出境，而在已遭限制出境、出海之情形下，更不可能合法出境。如此無論其他條件如何，被告沈慶京均不可能有逃亡之虞。　㈣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所定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係屬對於公務員貪瀆行為的狹義、特別規定；而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的圖利罪，則為該貪瀆行為的廣義、概括規定。倘公務員貪污行為，已經符合前罪的構成要件，即應逕依該罪名相繩，祇於不該當前罪要件，才適用後罪名處罰。換言之，此二罪名具有法條競合關係，有最高法院10 6年度台上字第1524號刑事判決意旨足參。從而依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被告沈慶京所涉之罪，至多僅為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嫌，其本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非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原裁定三」就此已有誤認，進而未能敘明何以被告沈慶京在未涉重罪之情形下，亦有高度逃亡之可能性，理由同屬不備。　㈤無論被告沈慶京與其他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關係如何，起訴後均不應以限制刑事被告沈慶京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違反比例原則之方式進行審判；又上開事例發生於113年6月23日、5月1日，時間在被告遭羈押之113年8月30日前2至3個多月，其後被告沈慶京及同案被告應曉薇、柯文哲又各自歷經近 4個月羈押期間，在檢察官多次訊問後，被告沈慶京與應曉薇當時相互知悉另一支隱密性更高之私人電話一事，於起訴後之今日，究竟還有何事有何串證之虞；而被告沈慶京及同案被告柯文哲之手機復已遭檢察官查扣，當可循手機鑑識方法查明究有何簡訊確遭刪除及其內容為何，何能毫無目標即憑空指摘被告沈慶京有串證之虞而應羈押？況起訴書證據清單中，根本未列葛樹人為證人，也未見檢察官為相關調查說明。　㈥被告沈慶京受電子監控，客觀上不可能循偷渡管道出境，而在已遭限制出境、出海之情形下，更不可能合法出境，如此無論其他條件如何，被告均不可能有逃亡之虞。又被告沈慶京原已身罹多種疾病，於偵查中遭羈押之4個月期間，健康更形惡化，共8度戒護就醫，3度戒護住院、4度抽搐顫抖，病情顯有隨著羈押時間推移而日益加重的情形，若未為完整妥善治療，以被告沈慶京近80歲高齡，可預見病況只會愈趨沉重，顯難痊癒，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險，此由被告沈慶京於 113年12月27日具保獲釋後即住院治療，台大醫院並隨即安排於114年1月2日手術即明，基於人權考量，既然其他同案被告均已羈押禁見，則就健康情形明顯惡化的被告沈慶京准予交保，亦應無害於「原裁定三」所顧慮之串證。　　　㈦末按刑事之上訴或抗告救濟程序，以受裁判人因受不利益之裁判，為求自己利益起見請求救濟者，方得為之。而受裁判人上訴、抗告之利益或不利益，應就一般客觀情形觀之，並非以上訴人或抗告（再抗告）人之主觀利益為準，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678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從而就起訴移審後法院關於被告人身自由是否應施加限制一事，為法院職權之決定，檢察官並無聲請權，其所提認被告應繼續羈押之理由，僅為意見陳述，故法院於訊問被告後命被告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而未予羈押之裁定，檢察官並非該裁定之當事人，自無受不利益之裁判可言，所提抗告為法律上所不應准許，抗告法院原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1條、第408條裁定駁回，卻誤為撤銷發回之裁定，實有違誤云云(被告沈慶京之辯護人雖以其等撰狀時誤以選任辯護人為抗告人，然因被告沈慶京業已其名義提出抗告而撤回，然其真義究係撤回抗告人名義而保留原抗告意旨或撤回全部之抗告意旨等節，未盡明確，依有利於被告沈慶京之認定，均認其與辯護人均有提起抗告，附此敘明)。四、被告應曉薇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應曉薇於歷次偵查程序已詳細交代本案事實，無任何隱瞞，且本案檢廉機關自113年8月28日對被告發動搜索前、後，即對數十位證人展開縝密詢問、調查證據及搜索扣押等偵查作為，同案被告等人業於檢廉機關進行數次訊詢問，且陳佳敏、王尊侃等人之供述業獲檢察官採信，而為不起訴處分，是本案相關證據均已蒐證保全完畢，被告應曉薇實無勾串共犯、證人之可能。且王尊侃、陳佳敏於偵查中之供述，已與檢察官之舉例相符，並無使案情轉趨晦暗之風險，實質而論該等供述亦有利於被告應曉薇，被告應曉薇實無再行串證之必要。被告應曉薇與陳佳敏縱有上下屬關系，然其二人供述既未有明顯矛盾、不一致之情形，且陳佳敏之證述，洵屬對被告應曉薇有利，被告應曉薇自無與其串證之必要。本案偵查機關既已起訴，當已有充分證據，對相關款項性質更有明確定見，於審判中羈押被告應曉薇之正當性基礎已然薄弱，原審裁定未詳加審酌已呈現之偵查卷證，遽認被告應曉薇仍有串證之虞，顯有認定事實徒憑臆測之違法。　㈡原審裁定僅憑被告應曉薇任職議員具有實質影響力、被告應曉薇與沈慶京有微信軟體聯絡方式，遽認被告應曉薇有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未具體說明被告應曉薇有何以有以不正當方法影響共犯或證人之嫌疑存在或有其他類似之行為，亦未衡酌是否有其他具體措施得防免被告應曉薇與證人、其他被告接觸而無羈押必要，本案並無顯示被告應曉薇實際從事或可能從事影響證據調查或審判公正性之行為，是原審裁定僅憑一般日常對話，即率爾推定被告應曉薇有串證風險，已有認定事實徒憑臆測之違法，對話內容亦完全沒有談及任何有關京華城案之相關內容，檢察官既已多次指述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多以威京集團子公司將款項匯予協會性質係「過世之余雪鴻勸募之捐款」作為「幽靈抗辯」，於羈押禁見期間，經檢察官多次傳喚訊問，既屬一致，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自無串證之必要。被告應曉薇實無法使用原通訊軟體與其他被告、證人聯絡，遑論串證行為，又若係重新辦理手機，於被告應曉薇受限制住居且通訊設備受監聽之情形下，亦無法輕易得知對方新辦理之微信帳號以進行聯絡，且微信作為一封閉式社交平臺，僅能以微信加好友，若缺乏對方資訊即無法重建聯繫。若僅因被告應曉薇於電話中提及與其他被告之通訊軟體即推定有串證之虞而裁定羈押，恐致司法裁量流於恣意。又原審僅以被告應曉薇身為議員，即謂被告應曉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從而推定其有實質影響力，然迄未能提出具體事實或證據，證明被告應曉薇於偵查中曾經或意圖透過任何手段影響證人供述，證人於本案調查過程中，於被告應曉薇尚未遭羈押時，其若有不利被告應曉薇之證供，均未因被告議員身分而受影響，此觀該諸多證人之證述筆錄自明。原審裁定率爾推定被告應曉薇交保後可能影響證人供述云云，顯屬無據，亦未審酌被告應曉薇如何避免與同案被告、證人接觸之具體措施、未為任何當否之闡述，遽以抽象標準論斷被告應曉薇仍有串證空間，本案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明被告應曉薇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以供佐證，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業已降低，於起訴後若仍繼續羈押被告應曉薇，無疑係過度限制被告應曉薇之人身自由。若係為避免串證，非不得以禁止被告應曉薇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以防免串證並達替代羈押之目的，況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調查庭時業保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且絕不與工作同仁提及任何有關本案之事項，對於相關證人也絕不會有私下聯繫之行為，惟原審裁定均未就上開措施為任何當否之裁示或闡述，僅泛指被告應曉薇有串證之虞應予羈押，顯有違法。　㈢被告應曉薇目前尚擔任台北市議員職務，且家中尚有年近百歲臥床之母親與被告相依為命，被告應曉薇實無逃亡之可能，亦無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惟原審裁定僅憑被告應曉薇曾於113年8月27日欲從台中機場出境，未衡酌是否有其他替手段，遽謂被告應曉薇有逃亡之虞而有羈押必要，被告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台中出境至香港原因，係因其擔憂年近百歲之母親病情惡化，為盡孝心乃欲至香港購買只有該地始有販售之馬百良清心丸，以求能替母親活血通絡和行氣止痛，至於為何選擇於台中出境係因該機場出境至香港之機票價錢最為便宜，被告應曉薇父親之骨灰安奉於彰化忠靈塔，被告應曉薇亦可就近探望父親上香致意，並於回國後就近回彰化老家探望親人。況監聽譯文亦顯示被告應曉薇於今年6月曾去加拿大參加大女兒之畢業典禮，倘若被告應曉薇果有逃亡想法，大可於斯時起即長待加拿大。另被告應曉薇家中尚有年近百歲臥病在床之母親與被告相依為命，需被告應曉薇貼身照護，被告應曉薇擔任台北市議員多年，於政界頗負盛名，新會期業已開議，有諸多法案亟待被告應曉薇審議監督，被告應曉薇絕無可能棄絕多年事業、在台至親不顧。且依被告應曉薇之行程可知，其斷無可能潛逃出境。凡此均在在足徵被告早已有於回國後安排既定活動之規劃，絕無逃亡之動機及可能。又被告應曉薇之女兒雖於國外念書，每逢假期即會回台，學成後亦計劃回台尋找工作機會，是被告應曉薇自無長期滯留國外之可能，被告家中搜扣之所有證據資料，亦無任何諸如被告應曉薇申請外國居留權、申請長期簽證或購置海外不動產等準備移居其女兒留學國或其他外國之規劃；又被告應曉薇其之父親雖為北京人，惟被告應曉薇與孩子生父並無婚姻關係，雙方之關係僅限於子女的扶養義務，被告應曉薇無法依賴其子女父親，亦無法長期居留於北京或享有資源支持其於國外之生活。原審裁定僅憑被告應曉薇於11 3年8月27日欲從台中機場出境，未詳加審酌被告應曉薇於國內生活之基礎及社會聯繫，亦未審酌有無其他具體事證顯示被告有計畫滯留國外之事實，更未衡量是否有其他替代羈押手段可資行使。顯有認定事實理由不備之違法。　㈣被告應曉薇偵查中遭羈押後，檢廉機關業傳訊更多證人、其餘被告並進行更大規模之偵搜行動，起訴書有關被告供述證據74項、非供述證據109項，證據內容均已鞏固，原審裁定未審酌是否得以干預權利較為輕微之其他手段如較高額之保證金、電子腳鐐等，即足達成保全本案證據及審理程序進行之目的，並以「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羈押與否之理由，創造法無明文之限制，未充分審酌事實及法律之正當性，侵害被告程序保障及公正審判之權利至鉅，法院亦不應預設立場、不受上級審見解拘束，惟原審裁定以「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羈押理由，拘束自身裁量，若受上級法院意見拘束，無異削弱公正審判之本質，進而影響司法信賴與公平。且羈押裁定為重大人身自由之限制處分，其裁定須以具體事實為基礎，且經充分法律論證，並符合法定事由及比例原則，然原審未經充分事實與法律審酌即裁定羈押，僅以「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理由，顯已偏離法律之正當程序要求云云。五、抗告人李文宗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之原因、要件及必要性，本即應與其他被告分別審酌，被告李文宗遭質疑之112年5月15日、11 3年8月11日訊息，前者根本無勾串內容，後者則為與本案起訴犯罪事實毫無關連之木可公司損益表，被告李文宗之情況與其他人實在無法相提並論，被告李文宗未如同其他共同被告具實質影響力，被告李文宗亦無從控制之其餘被告之行為，自不應以其他被告之行為及關連性作為衡量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原審裁定固認定許芷瑜出國為同案被告柯文哲指示，但此點與被告李文宗無關，不能作為認定被告李文宗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　㈡原審裁定固提及尊重審級制度部分，辯護人就此無法苟同，審級制度之設計，係讓被告在處理法律爭議時受有審級利益之保障及救濟，若按原審裁定之上開說明，原審裁定係遵照審級制度而依上級審法院之意而為羈押禁見裁定，則被告李文宗就是否羈押之重大影響人身自由之決定一事，無啻僅有一個審級而無審級利益之保障，就此點訴訟程序之重大瑕疵，自有明顯裁判違背法令之處。　㈢被告李文宗究竟有無參與、支配犯意或犯意聯絡，都無任何與勾串有關之內容，檢察官並未就勾串為足夠之舉證及說明，難道被告李文宗曾經對自己妹妹稱自己權利最大，就會勾串、影響證人。況梁秀菊於偵查中到庭證稱明確：伊自109 年2月起擔任民眾黨之財務長，負責管理民眾黨之財務，民眾黨政治獻金，有財務部出納人員會整理資料，不會向李文宗回報民眾黨收受政治獻金之情形，被告李文宗不知道民眾黨收受政治獻金情形，也不負責處理民眾黨職務捐等語，是檢察官所稱上情，顯然於事證不合。關於「黃珊珊、力奇曼捐款50萬元捐款，捐到柯文哲總統候選人專戶」政治獻金專戶，被告李文宗始終承認為其管此部分財務；關於「協會資料給我」，講的是新故鄉協會，被告李文宗也是承認處理新故鄉協會之財務；黃珊珊提到「可以抵我的捐款責任額了吧！，拜託你向秘書長說一下」，從這個訊息看出來，管捐款責任額的不就是秘書長，若為被告李文宗，還需要向秘書長說？又許芷瑜與男友的對話，時間是113年1月23日提到李文宗管政治獻金，講的也是競選期間總統大選之政治獻金專戶；檢察官提出資料引用張益贍筆錄，但張益贍在本次總統大選競選前即因個人事由離開民眾黨，是否為本案相關期間之相關狀態，實有疑問。張益贍所說不分區立委審核小組成員有七位，包括同案被告柯文哲在內，既然同案被告柯文哲在內，又何需被告李文宗來代表柯文哲發表意見。上開審核小組成員投票權是每人兩分，每票等值，關於標註「木可危機處理小組」LINE群組訊息，群組名稱是檢察官後製，看不出實際群組名稱，而相關群組內容是討論關於檢察官起訴端木正會計師部分之處理，僅有釐清事實與擬定聲明，亦無檢察官所謂勾串或嘗試統一不實說法之過程，被告李文宗更於11 3年8月14日遭退出群組，可佐證被告李文宗遭民眾黨切割而不可能與民眾黨任何人員勾串之情；而關於木可內帳部分，陳智菡回復是收入支出列表帳務資料，木可之收入支出憑證都被檢察官扣押，更無撕碎紙條上所指之木可內帳之事實。原審裁定認被告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經濟實力與人脈，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然被告李文宗不具相當權勢及影響力，被告李文宗並無任何公職、權力、金錢勢力，被告李文宗要如何去影響他人為有利被告李文宗之不實陳述，況被告李文宗在偵查中被羈押之前，眾望基金會即已召開董事會決議將基金會之事宜全數交執行長處理，現在相關之證人是否尚任職眾望基金會，已無從確認，被告李文宗到究有何政治、經濟實力與人脈能影響共犯、同案被告、證人，原審裁定捨調查不為而空以被告李文宗身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而為認定有勾串之依據，顯有理由不備、未盡相關調查之缺失。　㈣原審裁定顯係以毫無所據之理由推論認定被告李文宗有勾串、滅證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相關書證、物證都經檢察官搜索扣押，並作為起訴之證據，檢察官並未指出到底還有什麽證據有被湮滅之可能。被告李文宗因木可公司辦公處所在一公開之大辦公室內，為避免放在桌上的木可公司損益表遭他人看到才會交代李文娟碎掉木可公司損益表，況木可損益表只要有相關憑證資料，電腦資料再跑就有，在卷內亦未曾見檢察官就此發函要求木可公司提供損益表而未得之記錄，且損益表僅有某段期間木可公司收益、盈虧之結論數字，要如何作為本件起訴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之依據。原審裁定漏未審酌上情而據之為認定依據，亦有違背事理、經驗法則之違失。此外，被告李文宗在手機被檢調查扣前即已經檢調傳喚數次，被告李文宗有極多機會可以處理手機，但被告李文宗手機經檢調查扣後又未經鑑識出有刪除資訊之動作，檢察官指摘被告李文宗有湮滅事證之心態云云，顯於客觀事證有違；訊息內容並無被告李文宗嘗試影響李文娟如何為不實陳述之內容，李文娟更經檢察官傳喚多次，又未見檢察官指出被告李文宗、李文娟於偵查中陳述有何出入而需勾串之處，如何推論被告李文宗可影響李文娟以外之第三人，原審裁定單以上開訊息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嘗試影響相關被告之行為、能力云云，顯毫無所據。　㈤被告李文宗與同案被告柯文哲於偵查中之陳述似無出入，被告二人間到底要如何勾串為其他更有利之陳述，實在殊難想像。朱亞虎在本案與被告李文宗立場對立，朱亞虎雖然認罪，但檢察官可以選擇起訴求輕刑方式確保朱亞虎維持證言，檢察官卻選擇以緩起訴處分之方式處理，被告李文宗與立場相對之朱亞虎到底要如何勾串實難想像，檢察官不應該將緩起訴所造成的風險轉嫁為羈押被告李文宗而由其承擔。許芷瑜部分，被告李文宗於112年至113 年總統大選期間處理競選辦公室、眾望基金會、新故鄉協會、木可公司財務事宜，而檢察官在偵辦過程中業已傳喚諸多知名人士以確認交付款項與被告柯文哲過程，從未有證人提及係由被告李文宗與渠等接觸或將現金直接交付與被告李文宗；而檢察官所引被告柯文哲指示許芷瑜交付現金與被告李文宗之訊息，內容即與新故鄉協會之800萬元款項有關，但該部分之款項亦核與本件檢察官起訴之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罪名完全無關，原審裁定另指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為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連可能，疑似係指許芷瑜與被告柯文哲收受賄賂有關，但起訴書記載之 210萬元係匯款至民眾黨政治獻金專戶、1500萬元係沈慶京利用不詳方式在不詳時間交付與被告柯文哲，與被告李文宗完全無關，被告李文宗並未與任何交付現金之人直接接洽，如何能以許芷瑜可能經手其他鉅額現金收受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連，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勾串許芷瑜之可能，並進而認定有羈押之必要，本件許芷瑜雖現尚未到案，檢察官指摘被告李文宗可能透過通訊軟體與許芷瑜聯絡而勾串，顯為無的放矢。被告李文宗固有傳送訊息要李文娟碎掉木可公司損益表，但被告李文宗與李文娟之訊息內容，並無被告李文宗嘗試影響李文娟如何為不實陳述之內容，亦未見檢察官指出被告李文宗、李文娟於偵查中陳述有何出入而需勾串之處，原審裁定單以上開訊息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嘗試影響相關被告之行為、能力云云，顯毫無所據。　㈥檢察官既然已經起訴，業已認定其於偵查期間透過各種強制處分、運用大量人力蒐集足夠定罪證據，如何能將檢察官對自己起訴之沒把握轉嫁至被告李文宗身上，並進而繼續羈押被告李文宗，物證均已遭檢察官扣押在案，到底要如何湮滅，人證部分則經檢調廉多次詢問並勾稽事證已確保，而共犯、證人之翻供，原因許多，檢察官擔心法院會耗費更多心力、時間、資源釐清事實而使發現真實過程艱難，在所有案件審理過程中，本來就會有各種正反證據出現，本案被告李文宗並未涉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嫌重大，亦無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更無羈押必要性，原審為被告李文宗羈押禁見之裁定，於法不合云云。六、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㈠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被告經法院訊問，有無羈押之必要，乃事實問題，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應許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最高法院46年台抗字第6號判例、98 年度台抗字第405號裁定意旨參照）。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又法院為羈押之裁定時，其本質上係屬為保全被告使刑事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擔保嗣後刑之執行程序，或為防止被告反覆施行同一犯罪，而對被告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法院僅須在外觀上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及有無賴此保全訴訟程序進行或執行而為此強制處分之必要，關於羈押原因之判斷，尚不適用訴訟上之嚴格證明原則，只需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在形式上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嫌疑為已足。而被告之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之必要，俱屬事實問題，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容有依法認定裁量之職權。質言之，羈押被告之審查，既非終局確認被告是否犯罪，法定羈押原因備否之認定，又無須經嚴格之證明，以自由之證明即達於「釋明」之程度為已足，且就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有裁量之職權。故原審法院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倘認已足釋明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具有法定羈押原因，而其關於羈押必要性之裁量，亦合於保全被告之本旨，且與通常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無何扞格，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七、經查：　㈠被告等人犯罪嫌疑重大：　　經查，本件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 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 1項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罪等罪嫌；被告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刑法第342 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有羈押聲請書所載之各項證據及卷附證據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等人犯罪嫌疑重大。　㈡被告等人有事實及相當理由有逃亡之虞：　　經查，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利罪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非少，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亡之可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主席、被告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被告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被告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告等人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量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3 年8月28日，檢調至其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逃亡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事由，足堪認定。　㈢被告等人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經查，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系，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由被告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被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被告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於11 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被告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另依據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附之撕碎紙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內容，足認被告柯文哲指示同案被告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以認定被告等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是本件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羈押事由，經核於法尚無不合。　㈣本件有羈押被告等人之必要：　1.按憲法第8條第1項前段雖明文：「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然身體自由之基本權並非漫無限制，同法第23條更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 正是本於增進公共利益，讓司法權能有效行使、刑事程序實現公平正義之目的所立基之條文規範。因此，身體自由之基本權在符合程序正義之基礎下，自得在最小限度內，適當地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基本權，並非謂人民身體自由之基本權，在符合法律要件之限制下，均不得限制之。次按執行羈押後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仍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證據之存在、真實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以及羈押後其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屬事實認定問題，法院有依法審認裁量之職權，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2.又按羈押乃是國家為了保全證據及保全刑罰執行之手段，乃是為實現國家對於被告之刑罰權。羈押之目的在於保全被告之法定證據方法及擔保將來執行刑罰之目的，其性質係將被告拘禁於特定處所以拘束其行動自由，乃強制處分中對人身自由最大之限制，故以此方式保全被告以保障追訴、審判及執行之最後手段，若有與羈押同等有效，但干預權利較輕微之其他手段時，應選擇該其他手段，不得率予羈押；亦即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以及必要性原則，在審酌以其他方式均確定地無法保全被告時始得為之。正是因為羈押乃是最嚴重侵害人權之手段，因此，羈押被告除符合法定事由外，應以有無羈押之必要性作為考量之要件，質言之，得否以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替代羈押之強制處分，亦為決定被告是否羈押之重心所在。若有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足以替代羈押之強制處分，且亦可達到保全證據及保全刑罰執行之方法者，自應以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為之，反之，即應認有羈押之必要性。　3.經查，被告等人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1項第1至3款之情形所定之羈押原因，並參酌全案卷證及被告等人之理由各情，認被告等人所涉前開犯罪，嚴重影響公務機關官箴，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等人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若僅命被告等人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自無從准予被告等人以具保及限制住居等方式替代之，該羈押之強制處分確屬最後不得已之手段。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等人之自由法益及被告等人訴訟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原審對被告等人羈押之處分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而有羈押之必要。故原審就被告等人裁定准許羈押之聲請，自難認有何不當或違法之處。八、對被告等人及其辯護人等抗告意旨不予採取之理由：　㈠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部分：　1.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於抗告意旨內固以移審當日時間緊迫、來不及閱卷，且檢察官起訴時未一併檢送電子卷證予原審法院，且經抗告及撤銷發回，卷證來往運送均妨礙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聲請閱卷，檢察官亦僅播放簡報陳述而未提供相關資料供參，實不利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行使防禦權云云。然查，原審於113年12月27日第一次羈押訊問、同年月29 日第二次羈押訊問時，辯護人並未就上情向原審法院請求停止開庭，亦未向原審法院請求延長閱卷時間，更未當庭聲請暫緩進行羈押訊問程序以保全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之防禦權 (見原審卷一第151至166頁)，且自原審第一、二次羈押訊問准予被告柯文哲具保後(均經本院撤銷原裁定)，辯護人並未向法院請求「停止開庭、延長閱卷時間」或聲請「暫緩進行羈押訊問程序」等主張，俟本院撤銷原審具保裁定發回原審後，辯護人始於114年1月2日原審為第三次羈押訊問時主張程序瑕疵之情事(見原審卷二第383頁)，則何以辯護人不於原審第一、二次羈押訊問後、准予被告柯文哲具保時，主張原審程序有上開程序瑕疵，故辯護人所為上開主張是否合於事實，而因此使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之防禦權受到阻礙，以致於造成法院誤予裁定羈押被告柯文哲之結果，凡此諸節，均容非無疑，是以，本案尚難認原審所進行之羈押訊問程序有違反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及司法院釋字737號解釋之意旨。至檢察官起訴時是否有檢送電子卷證，本無強制規定，且檢察官當庭播放簡報檔之紙本(繕本)亦送辯護人收受等節，有原審訊問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30頁)，故辯護人辯稱：檢察官僅播放簡報陳述而未提供相關資料供參，核與上開事實不符，自無從憑採；又辯護人所辯前情，亦難證明原審嗣後拆卷掃描因耗時費力，以致於使被告柯文哲遭受羈押之結果。毋寧，是否羈押被告等節，取決於相關之證據資料是否已達到法院所認定自由證明之程度，而非嚴格證明之程度，羈押被告乃證據保全之方法，與被告是否確有到達高度有罪之蓋然性程度，乃屬二事。其次，於我國司法實務運作上，案件經抗告或撤銷發回，無論卷證多寡，抗告於上級審法院既是謀求強制處分救濟之程序，本即須往來運送相關卷證資料以供上級審法院詳加判斷，自難遽謂卷證往來運送等節，即因此妨礙到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之防禦權。至於檢察官於原審為羈押訊問時，是否使用簡報陳述以說服法院決定是否羈押等節，乃檢察官職權之行使，如同辯護人亦可使用簡報陳述以說服法院決定是否駁回檢察官羈押之聲請，凡此俱屬雙方攻防所使用之方法，原審法院於羈押訊問時亦諭知「法院可以接受檢察官、辯護人就卷內資料或其他資料節錄部分以利說明之用」等節(見原審卷二第69頁)，自足說明上情，故本案尚難據此即謂檢察官當時使用簡報陳述(且有將簡報檔之紙本(繕本)送辯護人收受，詳如前述)而未提供簡報「電子檔」等資料予被告柯文哲或其辯護人，即屬於對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造成防禦權之妨礙，更難謂原審之羈押訊問程序因此違反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及司法院釋字第737號解釋之正當法律程序。　2.依抗告意旨所指，本案接押更審時追加證人陳佩琪為本案之證人，係檢察官聲請追加證據之權限，至於得否追加證人、追加是否合法或有無理由，俱屬法院判斷之權限，惟此情是否即等於或因此足以推認檢察官有「隱匿」事證之行為，以致於使法院發生羈押之誤判，於相當因果關係之判斷上，仍應有相當之證明，尚難據此即謂檢察官有隱匿事證之行為。又抗告意旨另以113年12月26、27日第一次接押時，檢察官曾有掐頭去尾提出被告沈慶京大額提領紀錄；技術性拖延，並於第一次羈押訊問程序、同年12月29日稱第二次羈押程序、114年1月2日第三次羈押程序等陳述，一再變更建請羈押事由、主張與證據等節置辯。惟查，原審法院於羈押訊問時業已諭知「除非法律就訴訟制度修改外，無從限制檢察官於第一次羈押訊問之後續期日或抗告狀不能補提相關事證；依目前訴訟制度最終仍應回到法院合議庭做決定，檢辯雙方亦可補充相關事證」等節(見原審卷二第368、372頁)，業已明確諭知：依現行刑事訴訟程序並未限制檢察官及辯護人聲請羈押程序進行中不得補提相關事證，即於法律規範上並未排除、限制或剝奪檢察官、被告或其辯護人於羈押訊問時不得補提相關證據以說服法院決定是否羈押等節。再者，參酌刑事審判程序屬於浮動狀態，因程序進行、證據調查而變化，強制處分亦因應訴訟狀態而不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508號裁定意旨參照）。故法院裁定羈押被告之要件，包括犯罪嫌疑重大、羈押原因及必要性等，均隨法院審理之進行而處於浮動狀態，則原審依現階段之訴訟程序及調查證據所得，依法諭知上情並進行前揭程序，並無違誤之處。其次，除抗告意旨上開所指追加證人陳佩琪部分外，檢察官究提出如何不在證據清單、不在移送卷證內之證據(以致於原審誤判)等節，並未見辯護人就何具體證據不在證據清單或卷證內之資料(以致於原審誤判)予以說明，自難認為可採。又辯護人於本次抗告意旨中主張於被告柯文哲第一次接押時，檢察官是有「故意省略不提而重製表頭」，因此使原審發生誤判而誤予羈押被告柯文哲等節，更應有充足之證據證明原審「因此誤為羈押被告之裁定」(即誤予羈押被告柯文哲之相當因果關係)，始足信實。否則，自難遽指前揭程序有何違反程序保障或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進而認定原審之羈押裁定或程序有何違誤或重大瑕疵之處。　3.另關於抗告意旨所指210萬元部分，依本案之證據資料以觀，仍不能完全排除被告李文宗有向被告柯文哲告知210萬元捐款之可能性，是以，該捐款涉及究否單純為政治獻金或屬於其等有合意行賄、收賄之工具，依前揭證據資料以觀，俱有高度可能性。其次，抗告意旨另以目錄「2024/財務」下之工作表，而2024年與2022年顯然有間，而認上開檔案與「 2024/財務」無關且毫無意義云云。然如同本院前開所一再強調，法院就是否羈押被告之心證程度並非如抗告意旨一再論及本案罪嫌不足而應為無罪之諭知、更遑論犯罪嫌疑重大等節，而是關於本案交易明細內確有大額為數不鮮之提領紀錄存在，客觀上尚難無視上開證據資料(含隨身碟資料、金流紀錄、證人、同案共犯等相關證述等節)，逕行排除本案毫無犯罪嫌疑重大之情事。誠然，起訴書所指同案被告沈慶京在某時地親自交付1500萬元予被告柯文哲收受、有無與京華城容積基準變更具有對價、其間有無相當因果關係、其主觀上有無構成要件故意、有無實質影響力等節，俱係攸關本案證據將來是否足以證明被告柯文哲有到達無合理懷疑之高度有罪蓋然性程度之關鍵；惟就審查是否具有犯罪嫌疑重大以決定是否符合本案所為之強制處分要件而言，司法程序係重在保全證據之目的上，而非在於認定被告柯文哲有罪等情，此乃是國家為追訴犯罪、保全證據及在個人身體自由權之權衡下，基於保全證據之目的所不得不為之最後手段。是以，羈押被告柯文哲之犯罪嫌疑重大部分既係以自由之證明予以判斷(含其餘法定羈押事由及必要性等要件事實)，而非基於嚴格之證明審查並認定上開羈押之各要件事實。從而，本案卷內既有前揭證據存在而無法完全視而不見各該具有自由證明之證據，當不能遽排除上開卷內存在(具自由證明)之積極證據，而逕認為毫無犯罪嫌疑重大之情事。　4.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柯文哲因選後情事紛擾，曾為第三大黨主席，且自願選擇電子腳環配合審理之要求，並抗議程序不合法始拒絕提訊，其並無逃亡之虞云云。然查，被告柯文哲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斟酌本案公訴意旨所指其行賄、收賄款項均高達千萬元，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被告柯文哲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綜合研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柯文哲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之可能性。且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節，可見其有能力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或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依目前訴訟程序進行之狀態及上開涉犯之罪嫌等節綜合以觀，自難逕以上情即謂其毫無逃亡之可能性。　　　5.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葛樹人、彭振聲、黃景茂、邵琍珮、許芷瑜等人均無串證之可能，交互詰問只是在釐清證人之證詞是否具有憑信性，與勾串證人或共犯無涉云云置辯。然按交互詰問係透過對於證人等人之詰問以達發現真實之手段，乃法院調查人證重要之一環，並非僅在證明證人之證詞是否具有憑信性，正是因為詰問程序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在保全上開證人供述真實性之目的下，限制被告之人身自由。經查，被告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 傳送訊息給彭振聲；被告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傳訊息；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被告沈慶京於113年6月23 、30日、8月14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被告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被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1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勾串、滅證各情，業據本院以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資為撤銷原審法院具保裁定之理由；且依被告柯文哲、證人葛樹人間對話紀錄，其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情，足認被告柯文哲有透過證人葛樹人聯繫被告沈慶京確認彼此滅證之事實；同案被告彭振聲、邵琍珮雖已認罪、黃景茂之供述是否成形等節，俱有待將來法院進行證人之交互詰問程序時，始能據以發現(有利或不利於被告柯文哲)真實，是以，本案於對上開同案被告進行相關之調查程序前，客觀上既無法完全排除串證之可能性存在，自難逕作對被告柯文哲有利之認定。至於證人許芷瑜部分，其與被告柯文哲關係密切，擔任其隨行秘書，對於被告柯文哲有無與同案被告沈慶京間就京華城案之見面交往内容與金錢往來細節、有無實際經手1,500萬元賄款之收受、保管與使用等節，居於重要證人之地位，依卷內證據以觀，尚非屬於完全與被告柯文哲無關之第三人。是以，本案既有前揭共犯或證人尚未經檢察官、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對其等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柯文哲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自難遽認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葛樹人、彭振聲、黃景茂、邵琍珮、許芷瑜等人客觀上毫無串證之可能性。　　6.末查，被告柯文哲以其父親現意識昏迷、臥病在床，需全時使用維生設備，請求本院撤銷原裁定云云。然查，上開情事並非關於被告柯文哲是否羈押或得以因此具保之要件事實，依本案之證據資料，被告柯文哲是否合於羈押之要件、應否羈押或得否具保等節，乃取決於本案(自由證明)之證據依訴訟進行之流程，是否足以認定被告柯文哲已到達前開羈押要件事實被證明之程度，本院審酌上情，認抗告意旨所指前開情節既非排除羈押要件之法定事由，自礙難逕以此情，即謂原審羈押被告柯文哲之裁定有違法或不當，進而認為有撤銷原裁定之法定事由。　㈡被告沈慶京及其辯護人部分：　1.抗告意旨固以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業經檢察官訊問，本案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降低，若仍羈押被告，恐過度限制其人身自由云云。然查，詰問程序乃是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在保全上開證人供述真實性之目的下，限制被告之人身自由，且本案相關之證人或共犯等人為數非鮮，故關於本案羈押被告沈慶京部分，既經原審法院衡酌其保全證據之目的及限制被告人身自由之情形下，認有羈押被告沈慶京之情事及必要性，此乃原審法院依本案相關之證據資料所為適法職權之行使，自難謂有何過度限制人身自由之違誤。至於抗告意旨另以原審裁定於訊問被告後，以「基於尊重審級制度」，諭知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竟是在客觀事證完全相同之情形下為截然相反之認定，且刑事訴訟法並無「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之餘地，增加法律未規範之事項而違背法令云云。然查，我國刑事訴訟法之審級制度本即是針對下級審法院所為裁判有無應予補充或審酌之救濟程序，藉由向上級審法院提出上訴或抗告等不服之手段，以達使裁判妥適之結果。是以，審級制度之存在既是用以針對下級審法院之裁判是否尚有應予補充或審酌等節所設立之救濟手段，則本案原審法院先前命被告沈慶京具保等裁定既容另有詳加審酌或補充之處，此情已據本院 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原審法院基於相關之卷證資料詳加審酌後，認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自係經由前揭程序所為依職權之判斷，礙難遽認原審法院所為保全證據之手段有何完全相反之認定，更難謂有何裁判違背法令之事由。　2.抗告意旨另以本案在檢察官多次訊問後，被告沈慶京究有何串證之虞，且葛樹人並未經檢察官列為證人，亦未見檢察官說明、有無向葛樹人求證及真相如何，足認原審之羈押裁定理由不備云云。然查，原審法院於裁定理由中已詳為說明：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含抗告意旨所指葛樹人及同案被告應曉薇)，縱使依據本其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等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等節；況且，詰問程序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保全證人供述真實性之必要，此情亦如本院前開所述；再者，現今科技發達，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判斷，若被告沈慶京經保釋在外後，非無可能得利用相關通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此並不因被告沈慶京、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關陳述而有何影響，在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防免被告沈慶京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等節，復據本院113年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說明甚詳，是以，依目前訴訟進行程序以觀，本案既仍有保全證據之必要，故抗告意旨上開所指，容無足採。至於抗告意旨所指手機遭查扣可依手機鑑識方法查明云云，然上開部分係關於該手機之物證得否還原之問題，然由前揭說明可知，被告沈慶京於 113年6月23、30日、8月14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等節，尚難單以手機遭查扣而可依鑑識方法查明，即謂被告沈慶京即毫無可能有滅證或串證之虞。故抗告意旨以物證遭扣押即逕認本案被告沈慶京與其餘證人或共犯間即無勾串之虞云云，似無足取。　3.至於抗告意旨所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淨股法官於對被告為偵查中延長羈押裁定時即明確認定被告已無逃亡之虞，其理由殊值參照云云，然本案仍應詳審本案之相關卷證資料，就是否及有無羈押事由等要件為獨立及適法之決定，並不受拘束。原審關於有無羈押之必要性等裁量，本係綜合本案全部事證，包括對於被告個人身體自由權之私益、國家追訴犯罪之目的、手段對社會之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等節(即保全證據之目的等)進行整體判斷，以於本案認定羈押被告是否具有最後手段性而無法以其他方式替代羈押之情事。而上開羈押必要性乃法院職權審酌事項，倘無裁量不當或濫用等節，自難遽指為違法。抗告意旨徒以其無從理解原審法院於前次裁定後始知而足供為截然相反裁定之事證，似未慮及本案業經本院因原審所為之具保裁定等節容有「無從保全證據」之高度疑慮，因而撤銷原審上開裁定，容有未妥。再者，抗告意旨以法院不應以「對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作為審酌有無羈押必要性(即最後手段性) 之主張，此亦為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最後一段所指「兼顧被告之審級利益，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以衡平國家追訴犯罪之公共利益及憲法保障被告之訴訟權益」之理由(見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參照) ，抗告意旨究未對上開必要性審酌之職權事項究有何裁量不當或濫用等節提出具體之指摘，僅稱不應以上開因素作為判斷之理由，進而遽謂原審關於羈押裁定係不當擴大維護公共利益云云，所辯亦無可取。　4.又抗告意旨所指關於所涉犯法條究如何適用等節，主張係法條競合關係云云。然查，抗告意旨所指乃將來事實認定後，關於法律適用之相關實務見解，依原審裁定意旨可知，被告沈慶京係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嫌、同條例第11 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等罪嫌(見原審卷四第27頁)，故依上開其涉犯之罪嫌可知，被告沈慶京所犯係最輕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並非如抗告意旨所指僅構成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交付賄賂之罪嫌(見本院卷第104頁)。況且，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自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是刑事案件中，所稱犯罪嫌疑重大而須羈押之情況，乃以有具體事由足以令人相信當事人很可能涉嫌其被指控之犯罪者即屬之，此項實質要件之關鍵在於「嫌疑」重大，而非「犯罪」重大，與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需達無合理懷疑之程度者，尚屬有別。本件依現階段審理程序調查所得之相關證據資料，已足認被告沈慶京涉犯前開罪嫌之犯罪嫌疑重大，至被告沈慶京前揭所辯，核屬犯罪是否成立之實體調查、法條適用之審認問題，與羈押程序僅在於判斷是否符合羈押要件及嫌疑重大等節不同。是抗告意旨上開所指，似對原審裁定羈押被告沈慶京所適用法條(罪嫌)有所誤會，所辯與卷證資料不符，亦無足取。　5.抗告意旨另以本案僅需輔以限制出境、出海、禁止與證人接觸之措施，綜合考量其身分、地位、職業、資力，涉案情節、惡性及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情狀，審酌其有現罹相關疾病，提供相當之保證金，並無羈押之必要；有逃亡之動機、有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必以被告能出境為前提，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禁、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度搔癢等疾病，實有必要赴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並無害於原裁定所指串證情形云云。然查，原審法院於羈押裁定中依本案之證據資料，認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日檢調至其住處執行搜索時，其欲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等節，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且被告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具有深厚之經濟基礎，難謂其毫無在國外生活之能力或資力等節(見本院卷第28頁)，故其上開舉措，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判之情，縱輔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為，容有疑義；再者，其身為威京集團主席，其個人單一永豐銀行帳戶已見單月即有高達數仟萬元至上億元之資金存入（見偵30939C07卷第145至149頁），遑論其他金融帳戶之資產，可見其資力甚豐，且其所涉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犯行之不法利益甚為龐大等節，亦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裁定理由說明甚詳。此外，現今執行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罹有病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事由。準此，抗告意旨以前情請求撤銷原審法院對被告沈慶京所為之羈押裁定，亦容未可憑。　　6.抗告意旨另以本案被告沈慶京不應以限制其人身自由而違反比例原則之方式進行審判云云。然如同本院前開所述，起訴後並非意味即無羈押被告之適用，於司法實務上，被告於起訴後有違反保全證據之情事(或高度可能)而予羈押等情，亦非鮮見，否則，若謂案件經起訴後即不得羈押被告，則刑事程序上凡經檢察官起訴後，法院是否均應將被告釋放而放任被告逃亡、藏匿、滅證或在進行證據調查前恣意與證人或共犯串證而毫無所顧忌，以致於使刑事司法追訴犯罪之目的蕩然無存？此所以實務上常有經起訴後仍羈押被告之案件存在。故抗告意旨謂起訴後即不應限制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進行審判乙節，似乏相關之依據。從而，本案若僅命被告沈慶京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依本院前開說明，實不足以確保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自無從准予被告沈慶京以具保及限制住居等方式替代之，該羈押之強制處分確屬最後不得已之手段。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之自由法益及被告訴訟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原審對被告羈押之處分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而有羈押之必要。故原審裁定審酌上開各項情事而予以羈押，自難認有何不當或違法之處。是抗告意旨猶主張本案命被告提出相當之保證金、責付、限制、限制住居以替代羈押之手段，或同時施以電子監控手段即足以對於被告沈慶京形成相當之拘束力，應無再為羈押之必要云云，揆諸前開說明，難認可採。　7.抗告意旨另以檢察官並非裁定之當事人，所提抗告為法律上所不應准許，本院應裁定駁回卻誤為撤銷裁定云云。然按當事人對於法院之裁定有不服者，除有特別規定外，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法第3條規定：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故依上開法律規定，檢察官不服法院之裁定，自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抗告意旨似就若屬於被告之上訴或抗告，以求自己之利益請求救濟之實務見解有所誤會(即受裁判人為自己之不利益裁判始得上訴或抗告，不得對自己有利益之裁判上訴或抗告)，所辯亦無足採。　　　　　㈢被告應曉薇及其辯護人部分：　1.抗告意旨固以檢察、廉政機關偵辦本案之投入之偵查資源及能量，已對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完成必要蒐證，證言鞏固、案情釐清及偵查完備始行提起公訴。被告應曉薇實無所謂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與必要云云置辯。然查，原審法院於裁定理由中已詳為說明：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 (含抗告意旨所指王尊侃、陳佳敏)，縱使依據其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等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等節，依此觀之，原審上揭認定，尚無違誤或不當之處；其次，詰問程序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保全證人供述真實性之必要，此情已如本院說明詳前。故抗告意旨以本案陳佳敏、王尊侃等人之供述業獲檢察官採信，而為不起訴處分，是本案相關證據均經檢察官蒐證保全完畢而完成必要蒐證，始行提起公訴，被告應曉薇實無所謂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與必要云云，似未慮及本案除上開王尊侃、陳佳敏外，尚有相關之證人及同案被告等人尚未經以詰問程序釐清案情，而仍有使案件陷於晦暗不明之可能性，故抗告意旨以檢察官偵查起訴後，即不存在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性，核與前揭認定不符，所辯自無足採。　2.原審裁定並非僅憑被告應曉薇任職議員具有實質影響力、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有微信軟體聯絡方式，遽認被告應曉薇有勾串共犯、證人之虞。經查，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罪等罪嫌，有本案起訴書附卷可參，觀諸其所涉罪嫌為違背職務收賄罪嫌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亦有相關證據附卷足稽，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依本案目前之訴訟進度，更增加其逃亡之可能性。其次，同案被告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被告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等節，已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參照)，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是以，原審依本案前揭證據資料，再綜合被告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具有相當之政治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應曉薇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上開逃亡、滅證或勾串證人等節，及審酌被告應曉薇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其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經核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故抗告意旨以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自無串證之必要、亦無法使用通訊軟體與其他被告或證人聯絡，毫無串證之虞云云，容無足採。　3.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臺中出境至香港原因，係因其擔憂年近百歲之母親病情惡化，為盡孝心乃欲至香港購買只有該地始有販售之馬百良清心丸，以求能替母親活血通絡和行氣止痛云云。然查，姑不論其抗告意旨所指是否屬實，依上開情事已足認被告應曉薇確有相當之資力及能力得以出境我國至其他國家或地區；其次，依抗告意旨所述，其於今年6月曾去加拿大參加大女兒之畢業典禮，被告應曉薇之子之父親為北京人，雖並無婚姻關係，亦無法排除長期居留於北京或於國外生活等節，被告應曉薇固以家中尚有母親需其照顧，絕無逃亡可能等節置辯，然本案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之113年8月27日，既有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等節，有相關證據附卷足稽，本院經核原審關於此部分認定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因而對其裁定羈押等節，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故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抗辯，容無足取。　　4.抗告意旨另以原審裁定於訊問被告應曉薇後，以「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羈押之理由，創造法無明文之限制，侵害被告應曉薇之程序保障及公正審判之權利，無異削弱公正審判之本質云云。然查，審級制度本即是針對下級審法院所為裁判有無應予補充或審酌之救濟程序，藉由向上級審法院提出上訴或抗告等不服之手段，以達使裁判妥適之結果，則本案原審法院先前命被告應曉薇具保等裁定既容應予補充或審酌之處，已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故原審法院基於本案相關之卷證資料詳加審酌後，認被告應曉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自係經由前揭程序所為依職權之獨立判斷，礙難遽認原審法院所為保全證據之手段有何完全相反之認定或創造法無明文之限制，致侵害被告應曉薇之程序保障及公正審判之權利。毋寧，在審級制度設計之情形下，下級審法院所為之裁判若有應予補充或審酌之處，本可透過上訴或抗告之救濟手段，再由下級審法院詳加審酌，以謀求更為妥適之裁判，此舉並無礙於憲法規範之審判獨立及公正審判之本質。法院就本案係如此，對其他個案亦復如是。是以，抗告意旨以原審裁定受上級法院意見拘束，無異削弱公正審判之本質，進而影響司法信賴與公平云云，似有誤解，所辯亦無足採。　㈣被告李文宗及其辯護人部分：　　1.經查，被告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犯罪嫌疑重大等節，業據原審依本案(自由證明)之卷證資料，以其所涉之最輕本刑 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而增加被告李文宗逃亡之可能性，被告李文宗固否認本件起訴書所指涉犯罪嫌而多所辯解，然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客觀上尚存有勾串空間；衡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被告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113年8月11日更以LINE訊息指示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節(本院1 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參照)，凡此舉措，客觀上非無可能有勾串、滅證之情；參以檢察官於11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被告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此外，本案尚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等人及其辯護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綜合前揭事證，堪認被告李文宗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而認為有羈押之必要性予以羈押等節，均俱原審裁定詳加說明。抗告意旨固以被告李文宗與其他人實在無法相提並論，其亦無具實質影響力或控制他人行為，不應以其他被告之行為及關連性作為衡量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云云。然查，原審就本案涉案之被告等人關於決定羈押之要件等節，已於裁定中詳述明確，原審法院所為關於羈押被告李文宗之裁定，更非以其他被告之行為及關連性作為衡量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毋寧，原審係以被告李文宗涉犯上開罪嫌嫌疑重大，其所涉之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李文宗除有辯解外，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亦未盡相符，客觀上尚存有勾串空間，佐以同案被告柯文哲上開向被告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更以LINE訊息指示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節，凡此舉措，客觀上非無可能有勾串、滅證之情，且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同案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因認被告李文宗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且其所犯均為最輕本期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至3款之羈押原因(見本院卷第27至29頁)，就原審依卷證資料所為上開判斷觀之，核無事實(羈押要件事實)及法律適用違誤之處，非如抗告意旨所指上情俱與被告李文宗毫無相關云云。故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抗辯，顯無足採。　2.抗告意旨固以審級制度之設計，係讓被告在處理法律爭議時受有審級利益之保障及救濟，原審裁定係依上級法院之意而為羈押禁見裁定，則被告李文宗就是否羈押之重大影響人身自由之決定一事，無啻僅有一個審級而無審級利益之保障云云。然關於審級制度之存在，既是用以針對下級審法院之裁判是否應予審酌或補充之處所為之救濟手段，則本案原審法院先前命被告李文宗具保等裁定既有另行審酌及補充之處，此情已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故原審法院基於相關之卷證資料詳加審酌後，認被告李文宗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自係依法經由前揭程序經審酌後依職權所為之判斷，顯非抗告意旨所指僅受限於法律爭議時始有審級利益之保障及救濟。否則，若原審法院之裁定因容有未予審酌之處，是否上級審法院即無從要求原審法院予以補充說明並請其依職權審酌，以達更適法之裁判？故抗告意旨所指審級救濟制度僅限於法律爭議云云，此一見解容與現行審級制度及司法實務之運作顯有未合，其所指本案對被告李文宗僅有一個審級而無審級利益之保障云云，更與事實不符，所辯亦無足取。　　　3.抗告意旨固另以被告李文宗究竟有無參與、支配犯意或犯意聯絡，由檢察官補充理由所檢附之訊息，都沒有看到任何與勾串有關之內容云云置辯。然查，同案被告柯文哲上開向被告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更以LINE訊息指示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節，依一般合理之經驗判斷，凡此舉措，客觀上非無可能有勾串、滅證之情，且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同案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因認被告李文宗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非如抗告意旨所指其必有勾串行為出現始符合羈押之事由。其次，檢察官就先前原審所為具保裁定而提起之抗告狀中，已明確指稱如下朱亞虎於109年4月1日傳送沈慶京已利用人頭捐款210萬元予民眾黨之簡訊，並檢附捐款人名冊予李文宗後，李文宗回以「長輩友人涓涓襄助，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之訊息予朱亞虎，表示李文宗、柯文哲均已知悉該210萬元一事。且朱亞虎於偵查中更供稱：「沈慶京認為捐210萬元給民眾黨，對於日後回復120284. 39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一事，也會有很大幫助」、「李文宗是在關鍵的位置......我傳文字與表格給李文宗，我認為他一定會馬上轉知柯文哲」、「李文宗回覆的簡訊就代表李文宗已經跟柯文哲報告過」，然均為被告李文宗所否認，可徵被告李文宗之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之嫌，更與朱亞虎之供述互核不符；參以被告李文宗於偵查中供稱：我要籌募眾望基金會的1,000萬元，但我只籌到850萬元還差150萬元，我跟柯文哲報告，他就說他知道了他來弄，過一陣子許芷瑜就拿15 0萬元給我或是范雅琪；新故鄉協會的800萬元，是柯文哲或蘇進強募款來的，通常是許芷瑜把錢拿到我競辦的辦公室，我或李文娟會通知蘇進強，蘇進強再去處理等節；參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於111年12月2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如果初期未募到錢，可叫橘子先存一些進去，以供作業」，以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我叫橘子交給你，算是協會的，相關費用用那個支出」；另以被告李文宗於召開記者會前一日以通訊軟體LINE訊息指示其妹即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堪認被告李文宗確有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能力，且有將相關事證加以湮滅之心態等節(見本院113年度抗字第 2804號卷第44至46頁)，俱為檢察官對於被告李文宗所為之相關指述，此亦為本院於該案中撤銷發回原審具保裁定的理由之一，而檢察官於原審羈押訊問程序時，亦提出相關證據及說明等情，有原審訊問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二第455至458 頁)，故抗告意旨以本案都沒有看到任何與勾串有關之內容云云置辯，容與卷證資料不符，所辯自無可採。至於抗告意旨另以原審裁定捨調查不為而空以被告李文宗身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而為認定有勾串之依據，顯有理由不備、未盡相關調查之缺失云云置辯。然查，原審裁定並非單以被告李文宗為身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而為認定有勾串之依據，而是綜合相關事證及被告李文宗於行為時之相關反應予以認定，此情已據本院前開說明，故原審基於本案相關事證，為羈押被告之裁定，核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至於被告李文宗所指關於標註「木可危機處理小組」LINE群組訊息，群組名稱是檢察官後製，相關群組內容是討論關於檢察官起訴端木正會計師部分之處理，僅有釐清事實與擬定聲明，亦無檢察官所謂勾串或嘗試統一不實說法之過程云云，然關於標註名稱或相關群組內容是否討論關於起訴端木正會計師部分之處理，洵非資為原審羈押被告李文宗有串證之事由(見本院卷第27至29 頁)，抗告意旨復以檢察官提出之訊息指稱本案不分區立委審核小組成員有七位，包括同案被告柯文哲在內，何需被告李文宗代表同案被告柯文哲發言，且每票等值乙節，似已涉及關於被告李文宗於本案中有罪或無罪之訴訟答辯，惟如同本院所一再強調，依本案目前之訴訟進度係就原審所為羈押裁定是否符合羈押要件事實等節有無違誤或不當進行審查，故抗告意旨執此部分指摘何需被告李文宗代表同案被告柯文哲發表意見云云，似有誤會。　　　4.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李文宗為避免放在桌上的木可公司損益表遭他人看到才會交代李文娟碎掉木可公司損益表，相關憑證資料，電腦資料再跑就有，未曾見檢察官就此發函要求木可公司提供損益表而未得之記錄，損益表僅有某段期間木可公司收益、盈虧之結論數字，要如何作為本件起訴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之依據云云。然查，正是因為案發時該損益表係本案重要之證據，惟因遭毀損而不復存在後，該證據自無從資為證明本案相關之事實，縱檢察官事後以發函之方式調閱上開損益表，該損益表是否為原始版本、是否僅係表彰某段期間內木可公司收益、盈虧之結論數字或是具有更為重要之資訊等節，已不復證明。是以，被告李文宗上開所為，基於一般經驗法則之判斷，尚難完全排除係被告李文宗湮滅相關證據之可能性存在，原審法院參酌前開相關卷證資料，以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 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再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被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同案被告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等節(見本院卷第28至29頁)，其判斷之依據並不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自應予以維持。故抗告意旨主張原裁定違誤云云，亦無可採。　　　5.抗告意旨另以檢察官得選擇起訴求輕刑方式確保朱亞虎維持證言，檢察官卻選擇以緩起訴處分之方式處理，檢察官不應該將緩起訴所造成的風險轉嫁為羈押被告李文宗而由其承擔云云。然查，檢察官就本案相關之被告等人究應為如何之處分，乃檢察官偵查職權之行使，尚難遽謂檢察官依偵查職權之行使即係將緩起訴所造成的風險轉嫁為羈押被告李文宗而由其承擔。其次，抗告意旨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指示許芷瑜交付現金與被告李文宗之訊息，內容即與新故鄉協會之800萬元款項有關，但該部分之款項亦核與本件檢察官起訴之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罪名完全無關云云。惟上情係就被告李文宗及許芷瑜間與同案被告柯文哲同為受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以認定其等間關係密切，此為原審裁定所是認(見本院卷第29頁)，是以，抗告意旨以上情認與本件檢察官起訴之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罪名完全無關云云，似有誤會。至抗告意旨另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有無收受相關款項與被告李文宗完全無關，被告李文宗並未與任何交付現金之人直接接洽，如何能以許芷瑜可能經手其他鉅額現金收受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連，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勾串許芷瑜之可能云云置辯。然查，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亦據原審裁定認定明確(見本院卷第29頁)，故被告李文宗猶以前詞認其毫無勾串之可能性等節置辯，本院經核原審裁定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故抗告意旨前揭所指，委無足取，自難信實。　　6.抗告意旨固另以檢察官已經起訴，業已認定其於偵查期間透過各種強制處分、運用大量人力蒐集足夠定罪證據，如何能將檢察官對自己起訴之沒把握轉嫁至被告身上云云。然查，檢察官起訴後，案件繫屬法院，倘被告符合刑事訴訟法之法定羈押事由而有羈押之必要時，自仍有保全證據之必要，此情已據本院一再說明如前。至於起訴後之證據是否足以證明被告李文宗至無合理懷疑之高度有罪蓋然性程度，本即應依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予以證明，惟此乃原審法院後續進行證據調查程序之問題，並非本案關於原審羈押被告李文宗之裁定妥適與否之問題。故抗告意旨以檢察官對自己起訴之沒把握轉嫁至被告身上云云，似對原審前開羈押裁定之認定有所誤會，所辯亦無可採。　九、從而，原審認被告等人犯罪嫌疑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之情形，另查無其他法定撤銷羈押之事由，或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而為羈押之裁定，已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等人之人身自由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且其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亦無違反比例原則，原審所為羈押之裁定，核無違誤。被告等人抗告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俱為無理由，已據本院逐一說明如前，均應予以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翰義　　　　　　　　　　　　　　　　　　　法　官　古瑞君　　　　　　　　　　　　　　　　　　　法　官　王耀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董佳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1　　日

2025-01-11

TPHM-114-抗-91-20250111-1

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貪污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陸正義律師蕭奕弘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胡原龍律師越方如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30939號、113年度偵字第30940號、113年度偵字第3 0941號、113年度偵字第31357號、113年度偵字第32436號、113 年度偵字第32437號、113年度偵字第33756號、113年度偵字第34 170號、113年度偵字第40264號），前經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嗣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年度抗字第277 4號），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後，再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 年度抗字第280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理　由一、按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 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案件經發回者，其延長羈押期間之次數，應更新計算，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6次為限，第三審以1 次為限。審判中之羈押期間，累計不得逾5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第3項亦有明文。次按執行羈押後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仍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真實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及羈押後其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應否延長羈押，均屬事實認定之問題，法院有依法認定裁量之職權，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故關於羈押原因之判斷，尚不適用訴訟上之嚴格證明原則，而應適用自由證明程序。從而，是否有重大嫌疑，在決定羈押與否之心證程度上，僅需檢察官所提證據足使法院相信被告「很有可能」涉有罪嫌即為已足，無庸到達「毫無合理懷疑」之有罪證明程度。二、按法院對被告執行之羈押，本質上係為使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保全對被告刑罰之執行之目的，而對被告所實施之剝奪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是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重罪」羈押事由，係因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時，其可預期判決之刑度既重，則被告為規避刑罰之執行而妨礙追訴、審判程序進行之可能性增加，國家刑罰權有難以實現之危險，該規定旨在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以維持重大之社會秩序及增進重大之公共利益。又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被告犯上開條款之罪嫌疑重大者，仍應有「相當理由」認為其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之虞，法院斟酌命該被告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追訴、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始有羈押必要，然此所稱之「相當理由」，與同條項第1款、第2 款所指之「有事實足認有……之虞」，尚屬有間，其條件當較寬鬆。良以重罪常伴有逃亡、滅證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倘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可認為該犯重罪嫌疑重大之人具有逃亡或滅證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已該當「相當理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此經司法院釋字第665號解釋在案。且其認定，亦以自由證明為已足，並不排斥傳聞證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668號、99年度台抗字第804 號裁定意旨參照）。三、本院之前裁定及臺灣高等法院歷次發回之意旨：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訊問後，本院以被告等人犯罪嫌疑確屬重大，被告4人分別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審酌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等人前經本院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另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上開羈押原因於起訴後、法院審理中，應採取較為嚴格之認定，則依被告等人涉案情節、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並衡量比例原則，認被告等人非不得以具保及其他必要處分方式替代而免予羈押，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於民國113年1 2月27日裁定：㈠被告柯文哲准予新臺幣30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㈡被告沈慶京准予新臺幣40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㈢被告應曉薇准予新臺幣15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㈣被告李文宗除偵查中交保之200萬元外，准予另提出新臺幣8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並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嗣檢察官不服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27 74號裁定諭知原裁定撤銷，發回本院。其理由略為：　　原裁定就本件無羈押之必要性，並未就其衡量之事項為必要之說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4人逃亡。何況法院命被告提供相當保證金額以停止羈押，其目的在於確保被告不致逃匿，能到庭接受審判及執行，所指定之保證金額是否相當，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被告之身分、地位、職業、經濟能力、逃亡可能性、所造成法益侵害、犯罪所得金額等一切因素，為綜合考量。原審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未見原裁定妥適說明，非無再行斟酌之餘地。又沈慶京資力甚豐，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判之情，原裁定僅命其具保4,000萬元，輔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為，容有疑義。另應曉薇於原審論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另有一非屬中華民國之護照資料，若屬實情，其當日上午仍透過辯護人當庭重申無任何外國護照，顯見已有刻意隱瞞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佐以其先前將受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出境，似不能排除有逃亡意圖。　㈢本院認依據上開發回裁定意旨，就本院前開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及就被告等人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因此無逃亡之行為？以及被告應曉薇是否確有第二本護照等情加以查明。嗣本院於113年12月29日訊問被告後，認為：　⒈被告應曉薇雖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時，經查明疑持有其他國家之護照，惟業據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庭訊時當庭提出加拿大政府100年2月10日核發的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00年5月10日收據，經本院當庭核閱無訛。再徵之被告應曉薇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上所載之姓名「HSIU-PING YING」即被告應曉薇之舊名，經查詢結果並無入出境紀錄，復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示被告應曉薇現已無持有加拿大國籍之護照，亦無相關入出境紀錄，足認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手續時，所聲明其並未持有外國護照一節，尚與事實相符。　⒉並審酌本案相關證人均已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傳訊，縱使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行使詰問權，聲請詰問該等證人，但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外，亦有證據能力。相關證述是否可採，基本上仍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質言之，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出被告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足以佐證，嗣後法院審理時，共犯或證人之證詞倘有翻異，亦屬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而於起訴後，依本案之具體情形，若仍以上述情形，即認有羈押被告4人之必要，恐係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是以，本院認為如能酌定適宜保證金額，令被告等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替代羈押之目的。　⒊另就被告等4人有逃亡之虞之部分，本院綜合考量被告4人身分、地位、職業、資力等情（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壹、人物暨組織之說明」所載，以及被告等4人於本院訊問時所述），併參酌其等之涉案情形、犯罪惡性，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因素，並審酌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3年12月29日診斷證明書可佐，並參酌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4人如能向本院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供擔保，並為相關防逃措施，對其 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無羈押之必要。　⒋又考慮我國四面環海，存有偷渡出海潛逃之危險，就我國司法實務經驗以觀，縱命被告提出高額具保金，仍有不顧國內事業、財產及親人而棄保潛逃出境，致案件無法續行或執行之情事。為確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考量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採取電子腳環、個案手機等科技設備監控，及命其4人各以如附件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方式之性質、功能、效果，權衡對其4人名譽權、身體健康及生活狀況之影響，對其等居住遷徙自由權受限制之程度等情，認有於對其4人限制出境、出海及限制住居之同時，併依上揭規定命其等遵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之必要。　⒌綜上，本院審酌上開各情，於113年12月29日裁定：⒈被告柯文哲准予新臺幣700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 3000萬元）具保；⒉沈慶京准予新臺幣1億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4000萬元）具保；⒊應曉薇准予新臺幣300 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1500萬元）具保；⒋ 李文宗准予新臺幣200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1000萬元）具保。並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①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②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㈣本案再經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 2803號裁定諭知原裁定撤銷，發回本院。其理由如下：　⒈原審於113年12月26、27、29日就被告4人及同案被告進行訊問後，除同案被告彭振聲坦承被訴圖利罪嫌外，被告4人均否認本件起訴書所指涉犯罪嫌，且多所辯解；另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顯示本案多數被告均持否認犯罪之答辯，而為相關辯解。參酌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顯尚存勾串空間，及❶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傳送訊息給彭振聲；❷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傳訊息； ❸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❹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 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❺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删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❻ 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宗傳送訊息；❼李文宗1 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勾串、滅證各情，基於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之基本人性，且被告柯文哲為前臺北市長及民眾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負責人、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又本案既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原裁定以被告4人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被告等人之供述、證人之證述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認被告4人無羈押之必要，似嫌速斷，是否妥適，自非無疑。　⒉又以現今科技發達，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判斷，於被告4人經保釋在外後，顯得輕易利用相關通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此並不因被告4人、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關陳述，而有何影響。是以，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既不排除仍有前揭相互勾串之虞，則僅憑原裁定併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工作所必須以外接觸之誡命，該除外條款範圍是否涵蓋過廣，而無法避免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證人間為不當之接觸等行為，且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防免被告4 人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且依上所述，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確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及湮滅證據之虞，原裁定亦認被告4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以現階段命被告4人以主文欄所示之金額具保，並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等，對被告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性，然原裁定未說明如何執行被告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足見原裁定之理由難認完備，自非允當。況何以被告4人僅具保在外，並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作所必須以外接觸，即可替代原羈押之處分，原裁定未為必要之說明，亦嫌理由不備。是檢察官前述抗告意旨所為指摘，尚非無據。四、本院本次裁定之理由：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聽取檢察官、辯護人、被告等人之意見後，並參酌起訴書所列證據，認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刑法第336條第1 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行為交付賄賂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洗錢罪等罪嫌；被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益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犯罪嫌疑重大。　　㈡本院審酌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利罪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非少，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亡之可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告等人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量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日，檢調至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　㈢另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業如前述，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同案被告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於 11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另依據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附之撕碎紙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內容，足認被告柯文哲指示同案被告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以認定被告4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　㈣依據上揭事證，被告4人均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且被告4人所犯均為最輕本期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是被告4人均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　㈤本院於前次裁定命被告等人具保並接受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及諭知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然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縱使依據本院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本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並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而有羈押必要，被告4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 2款、第3款，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而諭知被告等人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㈥被告沈慶京辯護人固具狀辯稱：被告沈慶京在進入臺北看守所前即患冠狀動脈血管疾病，因病情複雜變化，需規律於門診接受檢查，復因腎水腫併接受永久性腎臟造廔管等病情，多次戒護就醫且住院，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謂「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又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禁、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度搔癢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4年1月2日診斷證明書可佐，實有必要赴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等語。惟現今執行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務部○○○○○○○○，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罹有病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情形，是被告沈慶京此部分主張，尚難認有據。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楊世賢　　　　　　　　　　　　　　　　　　　法　官　許芳瑜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2025-01-02

TPDM-113-金訴-51-20250102-2

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貪污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陸正義律師蕭奕弘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胡原龍律師越方如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30939號、113年度偵字第30940號、113年度偵字第3 0941號、113年度偵字第31357號、113年度偵字第32436號、113 年度偵字第32437號、113年度偵字第33756號、113年度偵字第34 170號、113年度偵字第40264號），前經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嗣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年度抗字第277 4號），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後，再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 年度抗字第280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理　由一、按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 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案件經發回者，其延長羈押期間之次數，應更新計算，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6次為限，第三審以1 次為限。審判中之羈押期間，累計不得逾5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第3項亦有明文。次按執行羈押後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仍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真實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及羈押後其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應否延長羈押，均屬事實認定之問題，法院有依法認定裁量之職權，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故關於羈押原因之判斷，尚不適用訴訟上之嚴格證明原則，而應適用自由證明程序。從而，是否有重大嫌疑，在決定羈押與否之心證程度上，僅需檢察官所提證據足使法院相信被告「很有可能」涉有罪嫌即為已足，無庸到達「毫無合理懷疑」之有罪證明程度。二、按法院對被告執行之羈押，本質上係為使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保全對被告刑罰之執行之目的，而對被告所實施之剝奪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是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重罪」羈押事由，係因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時，其可預期判決之刑度既重，則被告為規避刑罰之執行而妨礙追訴、審判程序進行之可能性增加，國家刑罰權有難以實現之危險，該規定旨在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以維持重大之社會秩序及增進重大之公共利益。又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被告犯上開條款之罪嫌疑重大者，仍應有「相當理由」認為其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之虞，法院斟酌命該被告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追訴、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始有羈押必要，然此所稱之「相當理由」，與同條項第1款、第2 款所指之「有事實足認有……之虞」，尚屬有間，其條件當較寬鬆。良以重罪常伴有逃亡、滅證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倘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可認為該犯重罪嫌疑重大之人具有逃亡或滅證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已該當「相當理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此經司法院釋字第665號解釋在案。且其認定，亦以自由證明為已足，並不排斥傳聞證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668號、99年度台抗字第804 號裁定意旨參照）。三、本院之前裁定及臺灣高等法院歷次發回之意旨：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訊問後，本院以被告等人犯罪嫌疑確屬重大，被告4人分別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審酌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等人前經本院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另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上開羈押原因於起訴後、法院審理中，應採取較為嚴格之認定，則依被告等人涉案情節、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並衡量比例原則，認被告等人非不得以具保及其他必要處分方式替代而免予羈押，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於民國113年1 2月27日裁定：㈠被告柯文哲准予新臺幣30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㈡被告沈慶京准予新臺幣40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㈢被告應曉薇准予新臺幣15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㈣被告李文宗除偵查中交保之200萬元外，准予另提出新臺幣8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並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嗣檢察官不服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27 74號裁定諭知原裁定撤銷，發回本院。其理由略為：　　原裁定就本件無羈押之必要性，並未就其衡量之事項為必要之說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4人逃亡。何況法院命被告提供相當保證金額以停止羈押，其目的在於確保被告不致逃匿，能到庭接受審判及執行，所指定之保證金額是否相當，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被告之身分、地位、職業、經濟能力、逃亡可能性、所造成法益侵害、犯罪所得金額等一切因素，為綜合考量。原審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未見原裁定妥適說明，非無再行斟酌之餘地。又沈慶京資力甚豐，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判之情，原裁定僅命其具保4,000萬元，輔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為，容有疑義。另應曉薇於原審論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另有一非屬中華民國之護照資料，若屬實情，其當日上午仍透過辯護人當庭重申無任何外國護照，顯見已有刻意隱瞞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佐以其先前將受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出境，似不能排除有逃亡意圖。　㈢本院認依據上開發回裁定意旨，就本院前開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及就被告等人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因此無逃亡之行為？以及被告應曉薇是否確有第二本護照等情加以查明。嗣本院於113年12月29日訊問被告後，認為：　⒈被告應曉薇雖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時，經查明疑持有其他國家之護照，惟業據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庭訊時當庭提出加拿大政府100年2月10日核發的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00年5月10日收據，經本院當庭核閱無訛。再徵之被告應曉薇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上所載之姓名「HSIU-PING YING」即被告應曉薇之舊名，經查詢結果並無入出境紀錄，復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示被告應曉薇現已無持有加拿大國籍之護照，亦無相關入出境紀錄，足認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手續時，所聲明其並未持有外國護照一節，尚與事實相符。　⒉並審酌本案相關證人均已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傳訊，縱使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行使詰問權，聲請詰問該等證人，但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外，亦有證據能力。相關證述是否可採，基本上仍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質言之，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出被告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足以佐證，嗣後法院審理時，共犯或證人之證詞倘有翻異，亦屬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而於起訴後，依本案之具體情形，若仍以上述情形，即認有羈押被告4人之必要，恐係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是以，本院認為如能酌定適宜保證金額，令被告等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替代羈押之目的。　⒊另就被告等4人有逃亡之虞之部分，本院綜合考量被告4人身分、地位、職業、資力等情（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壹、人物暨組織之說明」所載，以及被告等4人於本院訊問時所述），併參酌其等之涉案情形、犯罪惡性，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因素，並審酌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3年12月29日診斷證明書可佐，並參酌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4人如能向本院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供擔保，並為相關防逃措施，對其 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無羈押之必要。　⒋又考慮我國四面環海，存有偷渡出海潛逃之危險，就我國司法實務經驗以觀，縱命被告提出高額具保金，仍有不顧國內事業、財產及親人而棄保潛逃出境，致案件無法續行或執行之情事。為確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考量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採取電子腳環、個案手機等科技設備監控，及命其4人各以如附件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方式之性質、功能、效果，權衡對其4人名譽權、身體健康及生活狀況之影響，對其等居住遷徙自由權受限制之程度等情，認有於對其4人限制出境、出海及限制住居之同時，併依上揭規定命其等遵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之必要。　⒌綜上，本院審酌上開各情，於113年12月29日裁定：⒈被告柯文哲准予新臺幣700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 3000萬元）具保；⒉沈慶京准予新臺幣1億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4000萬元）具保；⒊應曉薇准予新臺幣300 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1500萬元）具保；⒋ 李文宗准予新臺幣200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1000萬元）具保。並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①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②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㈣本案再經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 2803號裁定諭知原裁定撤銷，發回本院。其理由如下：　⒈原審於113年12月26、27、29日就被告4人及同案被告進行訊問後，除同案被告彭振聲坦承被訴圖利罪嫌外，被告4人均否認本件起訴書所指涉犯罪嫌，且多所辯解；另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顯示本案多數被告均持否認犯罪之答辯，而為相關辯解。參酌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顯尚存勾串空間，及❶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傳送訊息給彭振聲；❷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傳訊息； ❸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❹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 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❺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删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❻ 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宗傳送訊息；❼李文宗1 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勾串、滅證各情，基於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之基本人性，且被告柯文哲為前臺北市長及民眾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負責人、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又本案既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原裁定以被告4人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被告等人之供述、證人之證述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認被告4人無羈押之必要，似嫌速斷，是否妥適，自非無疑。　⒉又以現今科技發達，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判斷，於被告4人經保釋在外後，顯得輕易利用相關通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此並不因被告4人、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關陳述，而有何影響。是以，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既不排除仍有前揭相互勾串之虞，則僅憑原裁定併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工作所必須以外接觸之誡命，該除外條款範圍是否涵蓋過廣，而無法避免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證人間為不當之接觸等行為，且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防免被告4 人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且依上所述，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確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及湮滅證據之虞，原裁定亦認被告4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以現階段命被告4人以主文欄所示之金額具保，並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等，對被告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性，然原裁定未說明如何執行被告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足見原裁定之理由難認完備，自非允當。況何以被告4人僅具保在外，並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作所必須以外接觸，即可替代原羈押之處分，原裁定未為必要之說明，亦嫌理由不備。是檢察官前述抗告意旨所為指摘，尚非無據。四、本院本次裁定之理由：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聽取檢察官、辯護人、被告等人之意見後，並參酌起訴書所列證據，認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刑法第336條第1 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行為交付賄賂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洗錢罪等罪嫌；被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益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犯罪嫌疑重大。　　㈡本院審酌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利罪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非少，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亡之可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告等人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量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日，檢調至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　㈢另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業如前述，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同案被告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於 11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另依據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附之撕碎紙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內容，足認被告柯文哲指示同案被告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以認定被告4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　㈣依據上揭事證，被告4人均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且被告4人所犯均為最輕本期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是被告4人均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　㈤本院於前次裁定命被告等人具保並接受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及諭知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然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縱使依據本院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本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並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而有羈押必要，被告4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 2款、第3款，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而諭知被告等人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㈥被告沈慶京辯護人固具狀辯稱：被告沈慶京在進入臺北看守所前即患冠狀動脈血管疾病，因病情複雜變化，需規律於門診接受檢查，復因腎水腫併接受永久性腎臟造廔管等病情，多次戒護就醫且住院，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謂「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又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禁、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度搔癢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4年1月2日診斷證明書可佐，實有必要赴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等語。惟現今執行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務部○○○○○○○○，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罹有病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情形，是被告沈慶京此部分主張，尚難認有據。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楊世賢　　　　　　　　　　　　　　　　　　　法　官　許芳瑜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2025-01-02

TPDM-113-金訴-51-20250102-3

抗

臺灣高等法院

不服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抗告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蕭奕弘律師陸正義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越方如律師胡原龍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原名應牧廷）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上列抗告人因被告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9日具保停止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一)被告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下稱被告4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原審訊問後，柯文哲、李文宗雖均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賄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及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柯文哲另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沈慶京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應曉薇否認有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惟：①柯文哲部分有：證人蔡壁如、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彭振聲、邵琇珮、周俊吉、周王美文、邱佩琳、謝國樑、李文宗、李文娟之證述、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分別與黃珊珊、李文宗、李文娟之對話紀錄、柯文哲於民國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 19日便當會裁示、李文宗與朱亞虎對話紀錄、林欽榮書面報告、109年10月27日簽呈、應曉薇傳送予柯文哲之訊息、相關帳戶交易明細、民眾黨網站於11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②李文宗部分有：證人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黃珊珊之證述、李文宗分別與蔡壁如、黃珊珊、朱亞虎、柯文哲之對話紀錄、許芷瑜與林鼎峰之對話紀錄、民眾黨網站於11 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③沈慶京部分有：證人林洲民、朱亞虎、張志澄、吳彩仙、陳佳敏、106年4月26日論壇會議資料、京華城公司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林洲民提出之106年8月22日「有關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案辦理情形說明」簽呈、證人林青傳送予沈慶京之訊息、109年3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等；④應曉薇部分有：證人彭振聲、吳順民、邵琇珮、楊智盛、張立立、劉秀玲、胡方瓊、陳佳敏、國稅局華夏協會所得清單、都發局109年2月24日簽呈、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陳佳敏與應曉薇之對話紀錄等為證，足認其等犯罪嫌疑確屬重大。 (二)被告4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斟酌本案行賄、收賄款項均高達新臺幣（下同）數千萬元，渠等共同使京華城公司圖得高達百億元之不法利益，李文宗更與柯文哲共同侵占達6千餘萬元之公益金，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被告4人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綜合研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 4人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主觀動機甚強、可能性甚高。且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配偶陳佩琪與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内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臺中機場出境，雖稱是要購買香港某款中藥給母親以治療失智，但其母年邁，如有購藥需求自當規劃妥當，其臨時出境之理由難謂符合常情，固足認被告4人分別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至應曉薇雖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時，經查明疑持有其他國家之護照，惟據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庭訊時當庭提出加拿大政府100年2月10日核發之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多倫多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00年5月10日收據，經原審當庭核閱無訛。再徵之應曉薇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上所載之姓名「HSIU-PING YING」即被告應曉薇之舊名，經查詢結果並無入出境紀錄，復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示應曉薇現已無持有加拿大國籍之護照，亦無相關入出境紀錄，足認應曉薇於113年12月27日辧理交保手續時，所聲明其並未持有外國護照一節，尚與事實相符，而不能認為屬於足認應曉薇有逃亡之虞之新事證。 (三)被告4人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然尚無羈押之必要：　1.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另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且被告4人雖有上述理由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但不代表於起訴後，依照此等事由就一定應該繼續羈押被告，而應該要具體審酌個案情形，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並依照比例原則加以判斷。　2.就柯文哲部分，⑴檢察官雖指偵查同案被告許芷瑜係經被告柯文哲指示逃亡在外，並稱同案被告許芷瑜涉案甚深，但並未指明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中之涉案之情節究竟如何，何況目前本案其他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也未提及許芷瑜在本案之角色。故不能認為於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柯文哲之必要；⑵至檢察官指柯文哲曾為臺北市長，現為民眾黨黨主席，對同案被告、證人具實質影響力，且其於處理民眾黨黨務上作期間，仍有接觸本案相關證人、證據資料之高度可能等語。但依照柯文哲於原審訊問時所述：「我必須辭掉民眾黨黨主席，否則民眾黨無法運作，但程序也要走完，我希望一個禮拜之内把事情處理好」等語，另參酌在柯文哲辭任黨主席之前後，與本案相關證人「因工作必須而接觸」之情形，已經會大幅降低，能否以此認為有羈押必要，亦有疑義；⑶ 檢察官稱證人陳佩琪與柯文哲係夫妻關係，顯有勾串之可能，然對於檢察官所指陳佩琪於本案的待證事實，柯文哲於原審訊問時，整體而言也均不爭執。自無依此認為有羈押之必要；⑷檢察官雖提及柯文哲於113年8月15日使用許芷瑜為其申辦之手機門號，設定手機名稱為羅廷暐，與本案辯護人鄭律師聯繫案情時，鄭律師因該手機顯示名稱為「羅廷暐」，而不知道與其通訊者係何人，鄭深元律師回復「請問閣下是」，柯文哲回答「柯文哲」，足徵許芷瑜與柯文哲關係密切等情。惟柯文哲以手機與他人聯繫時，起初並未使用本名，但隨後即表明身分，顯示此部分其無隱匿身分之意。又縱認柯文哲與許芷瑜關係密切，此一事實亦尚與勾串共犯、證人有間；⑸檢察官認為柯文哲與沈慶京利害關係一致，有高度勾串之可能，但其2人就檢察官所指之犯罪嫌疑事實，既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多次訊問，並就相關疑點加以質問。則柯文哲與沈慶京之供述、答辯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不能以此認為有羈押被告之必要。　4.沈慶京部分，其雖與應曉薇就案情相關之重要内容均以過世之余雪鴻作為答辯藉口，不排除為檢察官所認之「幽靈抗辯」，縱使應曉薇、沈慶京否認犯行，然其等既於羈押禁見中即多次經檢察官傳喚訊問，仍堅持相同說詞，僅能就其等供述判斷是否與事實相符，應亦屬證據採認問題。　5.應曉薇部分，檢察官指稱應曉薇就可疑資金去向等，均推為不知、避重就輕。然依檢方查得之事證，非不足認定應曉薇實質管領本案5協會，就陳佳敏、王尊侃動用款項情形縱使彼此陳述有異，惟因應曉薇於本案羈押期間，已於多次偵訊時供述明確，其供述果有不實，相關金流非無不能藉由客觀事證彼此勾稽比對，而昭明確。　6.李文宗部分，檢察官固認李文宗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且與共同被告朱亞虎之供述不相符合，為避免共犯間相互勾串如何解釋相關訊息字面上之意義，而使供述逐漸趨於一致，認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且李文宗供述内容攸關柯文哲之犯行應如何評價，以及京華城案高達上百億之違法容積獎勵應如何評價之重要事實，公益性極高，經衡量其個人權益保障及公共利益維護之動態平衡等語，惟就李文宗部分，其業於多次偵訊時為供述，顯見檢察官實已經就李文宗所知案情部分密集提訊，相關證人亦均已到庭作證，就李文宗供述與證人所述不合之處，乃證據證明力或證據取捨之問題，難遽認有羈押之必要。　7.柯文哲雖擔任政黨領袖、應曉薇擔任市議員、沈慶京擔任威京集團主席，均具有相當之權勢及影響力，但本案相關重要證人業經偵查中具結而有相當之完備，自難僅以位居要職此等原因，即遽推斷有對證人證詞之實質影響力。果爾，只要是政府要員或是集團高層涉有犯嫌，均能直接認定有勾串可能，不啻架空刑事訴訟法關於羈押要件之嚴格認定，侵害人身自由甚深。故認為另以被告4人之身分而論，為避免其等與本案其他共同被告或證人就案情有所討論或指示，而妨害真實之發現，爰命渠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被告4人亦當庭表示絕不與工作同仁提及任何攸關本案之事項，相關證人也絕不有私下聯繫之行為。　　　8.審酌本案相關證人均已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傳訊，縱使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行使詰問權，聲請詰問該等證人，但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外，亦有證據能力。相關證述是否可採，基本上仍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質言之，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出被告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足以佐證，嗣後法院審理時，共犯或證人之證詞倘有翻異，亦屬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故雖然本案於偵查中有上述理由及事證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但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而於起訴後，依本案之具體情形，若仍以上述情形，即認有羈押被告4人之必要，恐係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是以，如能酌定適宜保證金額，令被告4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替代羈押之目的。　9.另就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部分，考量被告4人身分、地位、職業、資力等情，併參酌其等之涉案情形、犯罪惡性，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因素，並審酌沈慶京現罹癌等疾病，並參酌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被告4人如能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供擔保，並為相關防逃措施，對其等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無羈押之必要。 (四)綜上，審酌上開各情，認現階段命被告4人分別以7千萬元、 1億元、3千萬元及2千萬元之金額具保，並自113年12月30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及限制住居於其等如原裁定主文所示之址，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等語。二、檢察官抗告意旨略以： (一)沈慶京前有逃亡之事實，現有逃亡之高度可能：　1.本署檢察官指揮廉政官於113年8月28日7時5分許，執行搜索沈慶京戶籍地時，未見沈慶京，且其家人均不願告知沈慶京實際住處，經廉政官撥打被告沈慶京之行動電話，沈慶京佯稱「人在外」、「人在辦公室」等語，卻於30分鐘後出現在戶籍地11樓公共梯間，並往電梯旁安全門離去，幸經廉政官當場發覺而阻止，顯有逃亡之事實。且沈慶京與廉政官返回接受調查之同時，竟仍可安排對外發布與案情有關之公開聲明，顯為規避罪責而進行串證。　2.沈慶京於113年8月16日向友人借款，事先籌措交保金額，又依擔任威京集團旗下公司亞太工商聯公司董事長陳玉坤之手機資料顯示，沈慶京實質掌控之亞太工商聯、陶朱隱園等資產均在被銀行追償中。且同案被告張志澄為威京集團財務經理，於112年12月29日傳送訊息告知陳玉坤，亞太工商聯公司持有陶朱隱園股權，然該公司資金不足，會計師對於營運有所疑慮，明年難再借錢，也沒有擔保品可再借款，近月資金僅夠「價格議價」，且為避免陶朱隱園一直沒有相關買賣而無再向銀行借貸款項，復於113年安排威京集團承耀公司買受陶朱隱園之一戶，避免銀行不願借貸，並由承耀公司向銀行借款，再將款項供威京集團使用，有卷附陳玉坤手機11 2年8月11日張志澄傳送資料存卷可參。又113年6月28日，沈慶京遭其債主追債，沈慶京表示陶朱隱園銀行不願續約貸款，請銀行再予寬限，沈慶京在「國内」實質掌控之亞太工商聯、陶朱隱園等資產均在被銀行追償中，財務壓力極大。　3.沈慶京於113年6月28日告知集團成員張哲發加速柬埔寨土地之取得（見113年6月28日上午10時41分16秒監聽譯文），另於113年7月9日、8月6日（見113年7月9日下午12時35分 44秒、8月6日上午8時33分57秒監聽譯文）與其律師討論其在香港等地之債權應如何處理與取得，顯示其在海外確有資產。再依沈慶京之手機鑑識資料（見檢送之手機鑑識資料，硬碟B) 顯示，其有指示司機將新臺幣、港幣等現金，搬運至國外，該司機並將現金照片拍照存證等節，有附件照片及對話紀錄可參，則沈慶京在國外留有大量現金與資金可供使用之事實，可堪確認。再依沈慶京手機内之錄音内容，其於 111年11月間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將既有之土地投資再行擴展，亦有向他人借款之情形（見卷附光碟資料），是沈慶京在海外置產有謀生能力，至為明確，足認沈慶京有充足之逃亡能力與動機，適足放棄在國内之鉅額負債，以非法方式逃亡國外繼續經營海外事業，現有之防逃機制能否有效防免，請再予詳加審酌。 (二)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同案被告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串供之虞：　⑴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均為柯文哲擔任臺北市長之部屬，在京華城案公文流程間具有上令下從、逐層陳核之關係，且均因本案遭提起公訴，與柯文哲間利害關係一致。京華城案經媒體揭露報導後，柯文哲即於113年4月28日，與證人陳智菡討論要如何聯繫彭振聲，陳智菡以LINE向柯文哲稱：「我來找彭副」，柯文哲回稱：「我建議黃副出面找他，你在旁邊陪同，你直接約他，他不會認真回答」，此有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柯文哲再於同年5 月6日以LINE向彭振聲表示「既然是共識決，就這樣解釋了」之訊息，亦即與彭振聲表明要以都委會為「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而彭振聲初到本署應訊或至臺北市議會接受調查時，確依柯文哲指示，對於都委會決定使用「共識決」塘塞，足認柯文哲、彭振聲有勾串之事實。又彭振聲、邵琇珮雖坦承犯行，惟畏避罪責乃人性，彭振聲、邵琇珮均仍有因串證而翻異自白之可能，遑論黃景茂至今仍矯飾否認犯行，足認柯文哲與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間有串證之動機及高度可能。　⑵原裁定雖以柯文哲欲辭任台灣民眾黨（下稱民眾黨）主席而認無羈押必要；惟柯文哲曾任臺北市長，其對於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等前臺北市政府公職人員，仍有植基於「前臺北市長」而非僅民眾黨主席之實質影響力，此從前述柯文哲於卸任後，仍能委由前副市長黃珊珊出面聯繫彭振聲乙事，可見一斑。且無論柯文哲辭任黨主席與否，其目前身分終究為政治人物，對臺灣政壇有高度號召力及影響力，不會因其辭任黨主席，即轉瞬成為與政治無涉之一般民眾。是故，原裁定僅以柯文哲辭任黨主席，即認其因工作而接觸相關證人之情形大幅降低，忽略其政治人物身分、從事政治工作及曾任臺北市長職務，稍嫌速斷。　2.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被告沈慶京串供之虞：　⑴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訊息予柯文哲，柯文哲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葛樹人於威京集團就京華城案相關事實對外發表意見前，更曾傳訊予柯文哲：「明天沈慶京的威京集團要登報說明京華城案，請我跟您知會一聲，他（即沈慶京）希望您（即柯文哲）不要誤會喔!」此有柯文哲與葛樹人LINE對話紀錄存卷可憑，足徵2人已有勾串、滅證之事實。佐以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足見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方面就滅證事宜已有溝通聯繫，幾乎難以排除2人日後就案關事實進行勾串之風險。是以，柯文哲與沈慶京間亦有勾串之動機及高度可能。　⑵原裁定固以：柯文哲、沈慶京就檢方所指之犯罪嫌疑事實，既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多次訊問，並就相關疑點加以質問，則該2人之供述、答辯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不能以此認為有羈押被告之必要乙節。惟從該2人於偵查中答辯方向觀之，顯然有意維持部分關鍵情節之空白，例如2人頻繁見面密會之商議内容、許芷瑜對2人密談過程參與之程度與角色、柯文哲對於109年3月間匯款新臺幣（下同）210萬元至政治獻金專戶是否知情、「工作簿」檔案記載「日期2022/11/1—姓名小沈—數字1500—經理人沈慶京」之定性等。針對上述情節，柯文哲、沈慶京2人若非拒絕陳述，就係諉稱忘記，實非如原裁定所稱純屬供述、答辯可否採認之證明力問題，質言之，該2人既係拒絕陳述，無可資判斷證明力高低之供述基礎。其等於審判期間，若均交保在外，當有充分時間、機會，詳細勾串、演練，進而影響真實發現。原裁定未審究及此，僅以被告於偵查中多次訊問即認無串供可能，似有未洽。　3.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通缉中之共犯許芷瑜串供之虞：　⑴許芷瑜現逃亡在外，且其所涉及之諸多案情尚待調查，因涉及另案偵查核心事項，始未於本案起訴書中就許芷瑜涉案之情節詳加描述。惟證人即許芷瑜男友林鼎峰具結證稱：「（問：為何許芷瑜的手機不是放在你房間裡？）因為許芷瑜說他手機裡有之前跑行程的行程表，要我收好，不要讓民進黨拿走，我當時沒有多問，因為知道的越多對我越危險，因為大人物的秘密我不想知道太多，我怕有人跟我來買這支手機，我不想理政治太多。」、「（問：後來為何會在113年8月 29日早上就回日本？)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他不想耽誤課程太久，第二個是他老闆柯文哲當時已經被抓去問話，他不想要被抓去問話。所以後來就在凌晨買機票回去。」、「（問：依據8月30日搜索查扣資料，已知柯文哲在京華案部分有提及要ORANGE出國，ORANGE是否就是許芷瑜？）是。」、「（問:為何柯文哲在遭檢警逮捕前後會特別留意要許芷瑜出國的事？）可能許芷瑜知道他見過誰，因為許芷瑜之前是柯文哲隨行秘書。如果有一些秘密行程，通常是司機開到地點，隨扈在底下等，由柯文哲跟許芷瑜自己上樓，隨扈不會跟上去，所以柯文哲、許芷瑜見到誰，隨扈不會知道。」、「（問：他當時會決定要去日本，所謂避風頭是指因為柯文哲開始被查辦，他不希望自己也被調查嗎？）是。」由林鼎峰於113年9月27日偵訊之證述内容，可認許芷瑜涉及本案甚深，許芷瑜已受柯文哲之令而逃亡出境，於通訊便利之今日，柯文哲於具保後，即可隨時與迄今未曾到案接受偵查之共犯許芷瑜聯絡，此亦不因柯文哲是否辭任黨主席而有異，顯有串證之虞。　⑵原裁定固以：檢方未指明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之涉案情節，況目前本案其他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亦未提及同案被告許芷瑜在本案之角色，故不能認為於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柯文哲之必要。然查：　①本案於起訴書第84頁中，敘明「柯文哲依沈慶京前開邀約，於翌（19)日，帶同隨行秘書許芷瑜（通緝中）至京華廣場動土典禮，以在場之唯一政治人物之身分親自出席」、起訴書第85頁，敘明「沈慶京即基於上開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而行賄之犯意，於111年10月19日至同年11月1日間之某時地，將上揭提領款項中之1,500萬元現金賄款親自交付予柯文哲，柯文哲則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意，親自收受上開現金，再於不詳時、地，交由明知上情之許芷瑜保管」，已指明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之涉案情節，上開涉案關乎鉅額賄款1,500萬元之收受與使用，然因許芷瑜業經柯文哲教唆逃亡在外，仍待緝獲後釐清查明，故於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柯文哲之必要，該人身自由受拘束之不利益，應歸屬於自行製造風險者即柯文哲承擔。　②依目前可資說明之證據資料，林鼎峰已明確證稱許芷瑜會參與柯文哲之秘密行程，且係為避免遭偵訊本案相關事實，始出國躲避風頭；再結合證人周芳如、被告李文宗證稱許芷瑜替柯文哲保管財務、處理收受金錢；許芷瑜遭查扣之手機内有柯文哲、沈慶京之會面行程表；柯文哲撕毀之手寫紙條記載「晶華—orange出國」等事證，至少足以證明：許芷瑜與柯文哲關係密切，擔任其隨行秘書，負責安排柯文哲、沈慶京之會面，顯然知悉柯文哲、沈慶京間就京華城案之見面交往内容與金錢往來細節，甚至可能實際經手1,500萬元賄款之收受、保管與使用，而非如原裁定所述檢方未釋明許芷瑜之涉案程度。　③柯文哲於羈押庭雖供陳：許芷瑜只是愛玩的小朋友云云，然查，許芷瑜經手柯文哲私人及民眾黨之重要財務，已於歷次羈押庭舉證敘明。再觀之：柯文哲於111年10月24日在市長室內踩著飛輪接見邱清章，邱清章將陳盈助委託代為轉送之現金300萬元，放在市長室地板上，離去市長辦公室後，柯文哲即交給許芷瑜，許芷瑜於111年10月31日以LINE訊息聯繫周芳如約見面，周芳如當時係柯文哲卸任市長後之個人辦公室裝修案負責人，許芷瑜於翌(1)日，親自到臺北捷運公司與周芳如碰面，提交1袋300萬元現金交給周芳如，迨柯文哲辦公室裝修一事將成之際，許芷瑜再度聯繫周芳如，請周芳如把剩餘款項約十幾萬元還給許芷瑜。以上事實，業據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證述綦詳，足認柯文哲收受未依法登錄之現金款項後，係直接交給許芷瑜保管處理，足認許芷瑜於111年10月間確實係為柯文哲處理鉅額資金之人。　④且依證人即被告李文宗任職北捷公司董事長之秘書范雅琪就眾望基金會於111年12月初150萬元之存入款項，證述150萬元之來源：「許芷瑜有一次來北捷公司樓下找我給我一袋東西，......這150萬元我想起來是許芷瑜來北捷公司拿給我的，我就依李文宗的指示處理。因為我知道有捐助的事，所以我知道許芷瑜拿錢給我就是要捐助到基金會，這件事我跟許芷瑜是用LINE聯繫，李文宗有跟我說是許芷瑜會來找我，然後許芷瑜來給我錢我就把錢存進去，這個晝面我是有的，我有畫面許芷瑜跟我約在北捷公司棟下拿一袋東西給我，裡面是錢，就是150萬元，都是成捆成捆的。」核與李文宗所述現金款項來源相符，詳如後述。衡以該時間恰與柯文哲「工作簿」上所載之「日期2022/11/1—姓名小沈—數字1500—經理人沈慶京」密接相符，亦符合沈慶京所言之「現金交付」，足徵許芷瑜與柯文哲間就本案收賄犯行，有相當證據可信為共犯關係。　⑤再查，柯文哲於112年3月間，親自前往臺北市中正區醒吾大樓拜會「悟覺妙天襌師」之悟覺妙天，並拉走悟覺妙天交付裝有現金1,000萬元之皮箱，柯文哲收受該1,000萬元現金，亦交付許芷瑜保管，迨新故鄉協會需要錢時，協會秘書長蘇進強提醒柯文哲後，許芷瑜就會依柯文哲指示拿現金給李文宗，許芷瑜每次都是以手提袋裝一捆一捆的現金拿給李文宗、李文娟，提袋内每捆為10萬元之現金，讓李文宗、李文娟點數收款後，轉給新故鄉協會。以上事實，業據證人悟覺妙天、蘇進強、李文宗證述綦詳，足見柯文哲收受鉅額現金款項後，亦係直接交給許芷瑜保管，並做後續運用處理。綜上，本案起訴書既已認定許芷瑜係為柯文哲處理私密違法金流之重要財務角色，且柯文哲於偵查中面對檢察官及於羈押庭面對法官之訊問，均不願說明尚有其他負責處理其鉅額私密金流之人，故起訴書認定「柯文哲則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贿賂之犯意，親自收受上開現金，再於不詳時、地，交由明知上情之許芷瑜保管」，顯屬有據，此乃許芷瑜為柯文哲工作之事項，至於細節過程尚待緝獲許芷瑜後查明。　⑥從另一角度觀之，洽係因一方面客觀證據顯示許芷瑜與本案高度相關，另一方面，許芷瑜卻又未於偵查中接受訊問並具結陳述，以詳實釐清其涉案情節與程度，始更有預防柯文哲與其勾串、將部分甚至全部罪責推由許芷瑜單方承擔之實益。原裁定未審酌卷内證據業已顯示許芷瑜涉案程度甚深，且其未曾接受偵訊，逕以檢方未指明許芷瑜涉案情節為由認無羈押必要，已有速斷。況原裁定於檢方主張柯文哲等人勾串已到案證人部分，以證人業經具結認無羈押必要；就許芷瑜部分，卻又以其未曾到案而角色不明為由，認無羈押必要，似有矛盾。　4.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證人黃珊珊、蔡壁如、周榆修等民眾黨人員、證人林子揚、林保淳等眾望基金會員工、證人李婉萱、謝泊泓等木可公司員工串供之虞：　⑴柯文哲為民眾黨主席，而民眾黨係以柯文哲為核心之政黨，為眾所周知事實，而柯文哲對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而言，則為實際掌控者及主要資金挹注者，業經起訴書論述綦詳。柯文哲於113年12月27日原審訊問時當庭表示「我跑了，台灣民眾黨就毀了」等語，足見民眾黨之黨員、黨工，或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員工，與柯文哲乃唇齒相依，利害一致之緊密關係，至為灼然。而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之一為柯文哲涉嫌侵占民眾黨政治獻金，涉及民眾黨財務事項。依柯文哲親自於白板手繪之組織圖，及柯文哲、李文宗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内容可知：眾望基金會、新故鄉協會、木可公司均為柯文哲於成立民眾黨後所設計規劃之組織藍圖，足認柯文哲對於眾望基金會、木可公司、新故鄉協會之運作有高度的控制權。柯文哲既在民眾黨、眾望基金會、木可公司、新故鄉協會之運作上，有舉足輕重之關鍵地位，其處理黨務工作期間，柯文哲與民眾黨內證人、本案相關證據資料極有聯繫、接觸之高度可能。尤以諸如蔡壁如、黃珊珊、周榆修，均屬民眾黨要員，殊難想像柯文哲就民眾黨之黨務運作，能與本案内容完全脫離之可能。縱柯文哲不直接與此等證人聯繫接觸，亦即可能輾轉透過其他中間人，以達到勾串之目的。　⑵況蔡壁如雖於偵查中具結證稱：「『wen』就是柯文哲，我另補充，王智立是韓國瑜2018選上高雄市長後處理國際事務的政務官，是韓國瑜的局長，後來王智立離職後就來認識柯文哲，現在王智立回到科技業，在外商公司工作」、「如我前所述，『wen』就是柯文哲，我另補充，以前柯文哲在臺大醫院擔任外科加護病房主任時，編輯檔案名稱叫做『ko』，可能後來是跟著電腦名稱更改，編輯名稱改成『wen』，但更改時間我不知道。經過剛才當庭確認回應王智立可不可用文件，我可以確認這個文件『wen』是柯文哲，因為這個文件是我寄給柯文哲的沒錯」等語；卻於113年12月31日透過媒體翻異偵查中證述，並公開串證表示「強調自己不會知道WEN是不是柯文哲」云云(見附件新聞資料），堪認蔡壁如見柯文哲具保在外立即翻異證述，更可證明柯文哲對本案證人之巨大影響力，確有造成相關證人翻異證述以迴護柯文哲、閃避對柯文哲作出不利證述之事實。　⑶原裁定以柯文哲表示欲辭任黨主席，故其辭任前後與本案相關證人「因工作必須而接觸」之情形已大幅降低，而認無羈押必要乙節。然柯文哲為民眾黨之核心人物、精神領袖，無論其辭任黨主席與否，其對黨公職人員均有實質影響力。再考量柯文哲與民眾黨之關係，縱使辭任黨主席，其若從事政治活動，仍有與民眾黨、眾望基金會、木可公司相關人員頻繁見面、交往之機會，更可實際指揮、影響相關人員，自難僅因其辭任黨主席，即遽認其因工作而接觸相關證人之機會大幅降低。　⑷再從原裁定諭知「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等情觀之，原審亦意識到來柯文哲等人於一般生活中，無法避免與共犯、證人接觸、之行為。衡諸本案共犯間關係綿密牢固，該等接觸互動之行為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且本案所涉「政策會」、「黨團智庫」、「新故鄉」、「眾望」、「CI A」、「木可公司」各該組織，均由柯文哲掌握人事、財務，是否屬於工作之範圍，亦難認定，則共犯、證人間勾串情事仍難以防免，而有再行斟酌之必要。　⑸綜上所述，衡以柯文哲於偵查中始終拒絕配合偵訊，無論柯文哲辭任黨主席與否，以其偌大權勢與實質影響力，及其對原有部屬之管理、指揮關係，顯足以要求共犯、證人翻異證詞、甚或恐懼出庭接受詰問。況尚有共犯許芷瑜在逃，許芷瑜更係本案關鍵且直接受柯文哲指揮之人。佐以現今通訊軟體種類繁多，聯繫管道發達，本案若僅命具保及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實難防免柯文哲藉由各種隱蔽手段與共犯、證人相互勾串之風險，尚認無法確保審理程序之順利進行。故原裁定僅命具保及不得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顯不足以防免柯文哲勾串共犯、證人之高度風險。 (三)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京華城公司爭取本案土地回復樓地板面積120,284平方公尺，後改為爭取本案不法容積獎勵20%，自始為沈慶京個人意志之推動，並透過其與柯文哲達成犯意聯絡後為之。沈慶京、柯文哲分別為威京集團主管、臺北市長，就所有程序均無須事必躬親，只需利用渠等身為主席、市長之身分，使威京集團員工、臺北市政府公務員畏懼渠等影響力而遵從指示辦理，此為全案過程中不爭之事實。依本案相關事證可知，不論係向臺北市政府遞送陳情信、要求同案被告朱亞虎連繫柯文哲、李文宗等人，抑或命張志澄等人出名匯款共計210萬元至民眾黨政治獻金帳戶、透過證人林青影響都委會諸多委員等情，均係沈慶京直接下命指示。而沈慶京現仍為張志澄、洪秀鳳、陳秀桃、黃淑雯、林青等諸多證人現行工作地點即威京集團總部之實際負責人。縱本案相關證人業於偵查中具結證述，惟原裁定命沈慶京交保，並形式上要求沈慶京不得接觸證人，其仍可透過身為威京集團負責人之影響力，採取各種方法輾轉使證人承受於審理中如實證述之壓力，而有影響前開證人翻異證詞之虞，進而達到串證結果，有礙真實發現。　2.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 」等語，以及沈慶京於113年6月30日向陳俊源表示「有沒有給應曉薇阿？還沒有給她，她怎麼能消化，給她，她就隨時隨地好好發揮」等語，顯見沈慶京、應曉薇關係密切親近、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本案偵查期間，沈慶京為誤導輿情，於113年6月30日與陳俊源通話時稱：「（沈）有關那個，監察院胡說八道的，你們分析的，有道理，什麼時候新聞會慢慢出去？（法務長）施威全他願意幫我們寫兩篇去，專攻這個東西，第2，他的膽識阿，敢批判監察院」等語。另沈慶京於113年8月14日與同案被告吳順民通話時更稱：「(沈）但是另外一個，你要強烈主張，配合一個，就是，主要計畫的，民國80年公告的，任何的事情都是屬於主要計畫，不能市政府的細部，細部有權利調整，這個你要幫忙主張」、「（沈）媽的，我不管你了，媽的，那這樣口徑不一致，那打仗要怎麼打呢。（吳）好好好，好oK 。（沈）因為有這樣子，我才是受害者嘛」等語，堪認沈慶京確有與本案相關被告、證人相互勾串、傳遞訊息、演練說法之事實。　3.又依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 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柯文哲；柯文哲則於11 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足認柯文哲已有透過葛樹人聯繫沈慶京確認彼此滅證之事實無訛。據此，本案沈慶京等人間除彼此相互為勾串、滅證外，尚可輕易透過第三人達成不法目的甚明。　4.另沈慶京刻意於本署執行搜索後尚未完畢時，於113年8月28 日當日下午3時許，即大舉透過媒體發布聲明文，否認本案犯罪事實，其欲透過媒體隔空喊話、積極串證之意，昭然若揭；且沈慶京極其藐視司法，除於偵查中拒絕配合訊問外，尚有惡意指摘證人索賄、當庭脫褲、拒絕簽署偵訊筆錄、羞辱本署法警等情，足證沈慶京自始不尊重我國司法程序，非予羈押，實難以期待其恪遵刑事訴訟程序，並避免其透過各種管道影響證人證詞或與其他被告相互勾串，將大幅影響日後審理之進行與國家司法權之行使。　5.沈慶京、應曉薇迄至審理期間，始能透過閱卷知悉彼此之具體答辯方向及內容，起訴書中更已針對該2人之辯解詳加駁斥，並指出相互矛盾、不盡合理之處。準此，該2人於審理期間，自有針對彼此答辯方向之既存缺漏、起訴書所述質疑之點，詳為勾串、填補之強烈動機與可能，此係原裁定所未審酌。況原裁定亦未說明如何防免沈慶京利用其威京集團負責人身分，對威京集團相關證人施加壓力，以迫使其等改變證詞。而原審所為「工作必須」之例外接觸事由，更係開啟沈慶京對其集團員工以工作為名、行施壓之實之終南捷徑，尚難有效防範勾串風險。又衡以現今通訊軟體及網路發達，沈慶京當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與共犯、證人勾串，造成案情更加晦暗，原裁定以具保金、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電子監控等命命，顯無法防止沈慶京勾串共犯、證人甚明，實有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 (四)應曉薇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依本案事證可知，應曉薇於其介入京華城案歷程中，屢次對臺北市政府公務員施壓，遇有質疑或反對意見，動軋以責罵、叫去議員辦公室罰站、索取不合理之大量資料等各種手段，迫使承辦公務員畏於依法行政，藉以遂行其為沈慶京實質掌控之京華城公司違法獲取容積率之目的，此部分均經相關臺北市政府公務員於偵查中指證明確。而應曉薇此刻仍具有現職市議員身分，其對現尚在臺北市政府任職之相關承辦公務員，例如被告邵琇珮、證人劉秀玲、林芝羽、顏邦睿、賴彥伶、蔡立睿、胡方瓊、黃書宣、郭泰祺等人，仍具有法定職權上之影響力與實質影響力。苟在本案同案被告或重要證人行交互詰問完成前，不予繼續羈押禁見，將有使應曉薇得繼續利用其市議員之威勢，直接或間接迫使現在北市府内任職之相關證人更易證述之風險，進而使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升高。　2.應曉薇、沈慶京迄今就案情相關之重要内容，仍以過世之「余雪鴻」為幽靈抗辯，應曉薇更於偵查期間，大量刪除與沈慶京、吳順民、證人王尊侃、陳佳敏等人之通話紀錄，而沈慶京、吳順民、王尊侃亦同步刪除與應曉薇之通話紀錄，顯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事實。再衡諸證人陳佳敏自99年擔任被告之助理至今長達13年，除負責處理議會事務外，亦協助處理應曉薇薪資、家庭花費等私人財務等事務；王尊侃與應曉薇關係親密，設籍於應曉薇所有臺北市○○區○○街0號0樓之0房屋，於113年12月27日應曉薇交保當天爆發護照爭議時，旋即代其發表聲明等情，可知應曉薇與陳佳敏、王尊侃於工作及生活上密不可分，彼此之接觸互動，自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工作業務内容亦與本案犯罪情節高度重疊。是原裁定論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及應接受科技設備監控、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等節，顯無足防免共犯、證人間勾串之可能，應認應曉薇確有羈押之必要甚明。　3.原裁定固以檢方查得之事證，足認應曉薇實質管領本案5協會，就陳佳敏、王尊侃動用款項情形，縱使彼此陳述有異，惟因應曉薇於本案羈押期間，業經多次偵訊，其供述果有不實，相關金流非無不能藉由客觀事證彼此勾稽比對，而認無羈押必要乙節。惟原裁定既已發覺應曉薇與陳佳敏、王尊侃供述有異，應曉薇自可能於得知該2人之偵查中供詞後，邀該2人詳為勾串，使供述方向與内容趨為一致，例如推由王尊侃出面充任本案5協會實際負責人、推由陳佳敏諉稱應曉薇對過程均不知情等，進而使案情轉趨晦暗，更可假借原栽定論知「工作必須」之例外接觸事由，合理化相互勾串之機會，上開風險均不因客觀金流之查核狀況而有異，仍應認有羈押禁見之必要。 (五)李文宗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朱亞虎於109年4月1日傳送沈慶京已利用人頭捐款210萬元予民眾黨之簡訊，並檢附捐款人名冊予李文宗後，李文宗回以「長輩友人涓涓襄助，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之訊息予朱亞虎，表示李文宗、柯文哲均已知悉該210萬元一事。且朱亞虎於偵查中更供稱：「沈慶京認為捐210萬元給民眾黨，對於日後回復120284.39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一事，也會有很大幫助」、「李文宗是在關鍵的位置......我傳文字與表格給李文宗，我認為他一定會馬上轉知柯文哲」、「李文宗回覆的簡訊就代表李文宗已經跟柯文哲報告過，然均為李文宗所否認，可徵李文宗之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之嫌，更與朱亞虎之供述互核不符，是李文宗針對是否有向柯文哲告知210 萬元人頭捐款乙事，顯有與柯文哲勾串之虞。　2.又李文宗於偵查中供稱：我要籌募眾望基金會的1,000萬元，但我只籌到850萬元還差150萬元，我跟柯文哲報告，他就說他知道了他來弄，過一陣子許芷瑜就拿150萬元給我或是范雅琪；新故鄉協會的800萬元，是柯文哲或蘇進強募款來的，通常是許芷瑜把錢拿到我競辦的辦公室，我或李文娟會通知蘇進強，蘇進強再去處理等語，足見李文宗與許芷瑜同屬協助柯文哲處理財務之帳房。參以柯文哲於111年12月26 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如果初期未募到錢，可叫橘子先存一些進去，以供作業」，以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 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我叫橘子交給你，算是協會的，相關費用用那個支出」，足證許芷瑜確有協助柯文哲搬運鉅額現金予李文宗，堪認許芷瑜於本案確實扮演關鍵性角色。而許芷瑜現遭通緝，應有共犯在逃情事，李文宗有高度可能透過通訊軟體與許芷瑜聯絡，而有勾串共犯之虞。　3.再查，媒體於113年8月間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柯文哲預定於113年8月12日召開「柯文哲總統大選政治獻金申報說明記者會」說明，李文宗卻於召開記者會前一日以通訊軟體LINE訊息指示其妹即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堪認李文宗確有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能力，且有將相關事證加以湮滅之心態。李文宗所涉違背職務收賄罪，係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利用木可公司侵占之款項金額高達6,234萬6,790元，相對於輕罪，李文宗可能受到更為嚴厲之刑罰。是被告非予羈押，不僅無法保全相關證據，亦難確保被告不與共犯及證人間相互勾串，且無從透過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電子監控等方式防免共犯、證人間有勾串之情，足認李文宗有羈押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被告4人均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規定提起抗告，請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法裁定等語。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㈠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101 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定有明文。是被告依自由證明之程度，倘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法院就實際情況審查有無羈押必要後，如認無羈押之必要，固得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之。惟是否得以具保等強制處分取代羈押，法院仍應就具體個案，依通常生活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之情形為判斷。四、原裁定以被告4人涉犯前揭各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均有羈押之原因，惟均已無羈押之必要，爰裁定各以前揭強制處分取代羈押，固非無見。惟查： (一)原審於113年12月26、27、29日就被告4人及同案被告進行訊問後，除同案被告彭振聲坦承被訴圖利罪嫌外，被告4人均否認本件起訴書所指涉犯罪嫌，且多所辯解；另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顯示本案多數被告均持否認犯罪之答辯，而為相關辯解。參酌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顯尚存勾串空間，及❶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傳送訊息給彭振聲；❷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傳訊息； ❸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❹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 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❺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❻ 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宗傳送訊息；❼李文宗1 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勾串、滅證各情，基於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之基本人性，且被告柯文哲為前臺北市長及民眾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負責人、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又本案既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原裁定以被告4人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被告等人之供述、證人之證述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認被告4人無羈押之必要，似嫌速斷，是否妥適，自非無疑。 (二)又以現今科技發達，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判斷，於被告4人經保釋在外後，顯得輕易利用相關通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此並不因被告4人、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關陳述，而有何影響。是以，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既不排除仍有前揭相互勾串之虞，則僅憑原裁定併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工作所必須以外接觸之誡命，該除外條款範圍是否涵蓋過廣，而無法避免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證人間為不當之接觸等行為，且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防免被告4 人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且依上所述，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確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及湮滅證據之虞，原裁定亦認被告4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以現階段命被告4人以主文欄所示之金額具保，並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等，對被告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性，然原裁定未說明如何執行被告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足見原裁定之理由難認完備，自非允當。況何以被告4人僅具保在外，並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作所必須以外接觸，即可替代原羈押之處分，原裁定未為必要之說明，亦嫌理由不備。是檢察官前述抗告意旨所為指摘，尚非無據。 (三)綜上，檢察官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非無理由。原裁定既有上開未盡之處，應由本院撤銷原裁定，並為兼顧被告之審級利益，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以衡平國家追訴犯罪之公共利益及憲法保障被告之訴訟權益。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　　　　　　　　　　　　　　　　　　　法　官吳志強　　　　　　　　　　　　　　　　　　　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 　　日

2025-01-01

TPHM-113-抗-2804-20250101-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418號抗告人姜子涵代理人胡原龍律師林姵君律師上列抗告人因與薛書翰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3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3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一、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及112年11月29日修正之同法第77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修法理由載明：「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其附帶請求於起訴前所生部分，數額已可確定，應合併計算其價額。至於起訴後所生者，因於起訴時尚無從確定其數額，不予併算」，是就原告起訴附帶請求利息部分，應計算至起訴前一日，據以合併計算訴訟標的價額。又因財產權而起訴者，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 條之13規定，繳納裁判費；且原告之訴，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依其情形可以補正，經審判長定期間命其補正而不補正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 項第6款亦有明定。次按當事人提起訴訟或上訴時，應依其主張之訴訟標的價額之全部預納裁判費，尚不能因其曾繳納部分裁判費，即認部分之起訴或上訴為合法（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抗字第260號裁定參照）。二、本件抗告人起訴請求相對人給付新臺幣（下同）820萬元，及自111年3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核定抗告人請求損害賠償本金部分之金額為820萬元，並就抗告人請求給付自111年3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之利息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規定，計算自111年3月28日起至113年3月26日（即原審起訴前一日）止之利息金額合計為81萬9,736元，併計上開本金而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9 01萬9,736元（計算式：8,200,000元＋819,736元），應徵第一審裁判費9萬0,298元，惟抗告人僅繳納8萬2,180元，尚應補繳8,118元（計算式：90,298元－82,180元），原審乃於同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程序，當庭裁定命抗告人於3日內補正，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然抗告人未遵期補繳，亦有原審言詞辯論筆錄、多元化案件繳費狀況查詢清單、答詢表等附卷足憑（見原審卷第212、213、310至314頁）。嗣原審以抗告人已逾相當期間仍未補正一審裁判費，於同年7月3日裁定駁回起訴（見原審卷第318、319頁），於法並無不合。三、抗告人雖抗辯：伊起訴時已就請求相對人賠償之820萬元（下稱系爭本金）部分繳足裁判費8萬2,180元，雖伊就上開金額之利息請求（即111年3月28日起至113年3月26日止）（下稱系爭利息）部分未繳納裁判費，但系爭本金與系爭利息應屬可分之訴訟標的，是原審以伊未繳納系爭利息部分之裁判費為由，駁回全部起訴，即有違誤等語。惟查，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規定，係指附帶請求與主請求標的間具有主從關係，且附帶請求係隨主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存在而發生，始有該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2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復參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規定之修正理由，附帶請求於起訴前所生部分，因數額已可確定，應合併計算其價額，徵收裁判費，始符合司法有償主義之使用者付費原則。本件抗告人起訴時，係一併請求相對人給付之系爭本金與系爭利息，非於訴訟中始追加本金或利息部分之請求，是上二部分應具有主從不可分關係，自應合併計算訴訟標的價額，據以計算一審應繳納之裁判費。從而抗告人抗辯：原審僅得就伊未補繳裁判費之系爭利息部分駁回起訴云云，尚非可取。四、綜上所述，抗告人未遵期補繳一審裁判費，其起訴尚非適法，原法院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起訴，自屬正當。抗告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抗告。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王唯怡　　　　　　　　　　　　　　　法　官　羅立德正本係照原本作成。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葉蕙心

2024-12-31

TPHV-113-抗-1418-20241231-1

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貪污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陸正義律師蕭奕弘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胡原龍律師越方如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上列被告等因貪污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 0939號、113年度偵字第30940號、113年度偵字第30941號、113 年度偵字第31357號、113年度偵字第32436號、113年度偵字第32 437號、113年度偵字第33756號、113年度偵字第34170號、113年度偵字第40264號），前經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嗣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一、柯文哲部分：　㈠柯文哲准予新臺幣柒仟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參仟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北市○○區○○○0 段00巷0 ○0 號4 樓，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二、沈慶京部分：　㈠沈慶京准予新臺幣一億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肆仟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 11樓，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三、應曉薇部分：　㈠應曉薇准予新臺幣參仟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壹仟伍佰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北市○○區○○○道0段0 0號，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　四、李文宗部分：　㈠李文宗准予新臺幣貳仟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壹仟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新竹市○區○○路0段000號1 3樓之1，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　　　　理　由一、按羈押為確保偵查、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及刑之執行為目的，將依法傳喚、拘提、逮捕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拘禁於特定處所之強制處分，不得逾越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之法定要件，且須符合社會期待，為維護國家法秩序之正當性與必要性，以維護憲法所保障犯罪嫌疑人之人身自由。故法院對被告所執行之羈押，其本質上係屬為保全被告使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保全對被告刑罰之執行之目的而對被告所實施之對人強制處分，是對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當由法院以有無羈押之原因及目的，依職權為目的性裁量。故法院審酌被告有無羈押必要，除被告犯罪嫌疑已屬重大外，自當基於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審慎斟酌有無上開保全目的，依職權妥適裁量，俾能兼顧國家刑事追訴、刑罰權之順暢執行及人權保障。又按刑事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等情形之一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羈押之目的，在於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真實，因此，就已知之證物可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在，惟有部分尚待扣押、尚有共犯或證人待傳訊、有以不正當方法影響共犯或證人之嫌疑存在或有其他類似之行為，致使真實之發現增加困難者等情形，得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而是否「有事實足認為有勾串證人之者」，應依具體事實客觀認定，惟此事實並非串證之事實，而為有串證之虞之事實，因此，應就案件進行情形及所舉證人與被告之關係等因素判斷被告是否有此等行為之虞，綜合以觀，不可徒憑主觀之認定即謂被告有串證之虞。故羈押應由法院依案件之性質、態樣及訴訟之進展、被告、共犯及證人之供述等一切情狀為綜合之判斷，以非予羈押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為要件，是若尚無須以羈押為達成事實明確及保全證據之唯一手段時，則尚不能逕認有羈押之必要。二、經查，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訊問後，被告柯文哲雖否認有檢察官起訴之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 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雖否認有檢察官起訴之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行為交付賄賂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雖否認有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洗錢罪等罪嫌；被告李文宗雖否認有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益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惟有下列證據足佐（其餘起訴書列載之證據不予一一臚列）：　㈠被告柯文哲部分：證人蔡壁如、朱亞虎、張益贍、張志澄、彭振聲、邵琇珮、周俊吉、周王美文、邱佩琳、謝國樑、李文宗、李文娟之證述、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柯文哲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0 日便當會裁示、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林欽榮書面報告、109年10月27日簽呈、應曉薇傳給柯文哲之訊息、柯文哲與李文宗之對話紀錄、柯文哲與李文娟之對話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民眾黨網站於112年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證據。　㈡被告沈慶京部分：證人林洲民、朱亞虎、張志澄、吳彩仙、陳佳敏、106年4月26日論壇會議資料、京華城公司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林洲民提出之106年8月22日「有關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案辦理情形說明」簽呈、證人林青傳給沈慶京之訊息、109年3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等證據。　㈢被告應曉薇部分：證人彭振聲、吳順民、邵琇珮、楊智盛、張立立、劉秀玲、胡方瓊、陳佳敏、國稅局華夏協會所得清單、都發局109年2月24日簽呈、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 日、110年8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陳佳敏與應曉薇之對話紀錄等證據。　㈣被告李文宗部分：有證人張益贍、張志澄、朱亞虎、黃珊珊之證述、李文宗與蔡壁如之對話紀錄、李文宗與黃珊珊LINE對話、許芷瑜與林鼎峰之對話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柯文哲與李文宗之對話紀錄、民眾黨網站於112年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證據。　㈤綜上，足認被告等人犯罪嫌疑確屬重大。三、被告等人固有羈押之原因：　㈠被告等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斟酌本案行賄、收賄款項均高達數千萬元，渠等共同使京華城公司圖得高達百億元之不法利益，被告李文宗更與被告柯文哲共同侵占達6千餘萬元之公益金，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被告等人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綜合研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主觀動機甚強、可能性甚高。且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臺中機場出境，雖稱是要購買香港某款中藥給母親以治療失智，但其母親年邁，如有購藥需求自當規劃妥當，其臨時出境之此一理由難謂符合常情，固足認被告4人分別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　㈡至被告應曉薇雖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時，經查明疑持有其他國家之護照，惟業據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庭訊時當庭提出加拿大政府100年2月10日核發的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00年5月10日收據，經本院當庭核閱無訛。再徵之被告應曉薇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上所載之姓名「HSIU-PING YING」即被告應曉薇之舊名，經查詢結果並無入出境紀錄，復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示被告應曉薇現已無持有加拿大國籍之護照，亦無相關入出境紀錄，足認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手續時，所聲明其並未持有外國護照一節，尚與事實相符，而不能認為屬於足認被告應曉薇有逃亡之虞之新事證。四、本院認無羈押之必要性：　㈠按羈押被告之目的，其本質在於確保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確保證據之存在與真實，或為確保嗣後刑罰之執行，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所謂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故有無羈押之必要性，得否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而停止羈押，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裁定書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226號裁定要旨參照）。　㈡經查，被告4人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均已如上述，然尚無羈押之必要，理由有下：　⒈本院審酌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等人於偵查中前經本院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本案復已有如上證據可佐。另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　⒉且被告4人雖有上述理由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但不代表於起訴後，依照此等事由就一定應該繼續羈押被告，而應該要具體審酌個案情形，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並依照比例原則加以判斷。　⒊就被告柯文哲部分，本院認為：　⑴檢察官雖指同案被告許芷瑜係經被告柯文哲指示逃亡在外，並稱同案被告許芷瑜涉案甚深，但並未指明同案被告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中之涉案之情節究竟如何，何況目前本案其他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也未提及同案被告許芷瑜在本案之角色。故不能認為於同案被告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被告柯文哲之必要。　⑵至檢察官指被告柯文哲曾為臺北市長，現為民眾黨黨主席，對同案被告、證人具實質影響力，且其於處理民眾黨黨務工作期間，仍有接觸本案相關證人、證據資料之高度可能等語。但依照被告柯文哲於本院訊問時所述：「我必須辭掉民眾黨黨主席，否則民眾黨無法運作，但程序也要走完，我希望一個禮拜之內把事情處理好」等語，另參酌在被告辭任黨主席之前後，與本案相關證人「因工作必須而接觸」之情形，已經會大幅降低，能否以此認為有羈押必要，亦有疑義。　⑶又檢察官稱證人陳佩琪與被告柯文哲係夫妻關係，顯有勾串之可能，然對於檢察官所指證人陳佩琪於本案的待證事實，被告柯文哲於本院訊問時，整體而言也均不爭執。自無依此認為有羈押之必要。　⑷檢察官雖提及被告柯文哲於113年8月15日使用許芷瑜為其申辦之手機門號，設定手機名稱為羅廷暐，與本案辯護人即鄭律師聯繫案情時，鄭律師因該手機顯示名稱為「羅廷暐」，而不知道與其通訊者係何人，鄭深元律師回復「請問閣下是」，被告柯文哲回答「柯文哲」，足徵許芷瑜與被告柯文哲關係密切等情。惟被告柯文哲以手機與他人聯繫時，起初並未使用本名，但隨後即表明身分，顯示此部分其無隱匿身分之意。又縱被告柯文哲與許芷瑜關係密切，此一事實亦尚與勾串共犯、證人有間。　⑸檢察官認為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利害關係一致，有高度勾串之可能，但其2人就檢察官所指之犯罪嫌疑事實，既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多次訊問，並就相關疑點加以質問。則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之供述、答辯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不能以此認為有羈押被告之必要。　⒋就被告沈慶京部分，本院認為：　　被告沈慶京雖與應曉薇就案情相關之重要內容均以過世之余雪鴻作為答辯藉口，不排除為檢察官所認之「幽靈抗辯」，然縱使被告應曉薇、沈慶京否認犯行，然其等既於羈押禁見中即多次經檢察官傳喚訊問，仍堅持相同說詞，僅能就其等供述判斷是否與事實相符，應亦屬證據採認問題。　⒌就被告應曉薇部分，本院認為：　　檢察官指稱被告應曉薇就可疑資金去向等，均推為不知、避重就輕。然依檢方查得之事證，非不足認定被告應曉薇實質管領本案5協會，就陳佳敏、王尊侃動用款項情形縱使彼此陳述有異，惟因被告應曉薇於本案羈押期間，已經於113年8 月27日、113年8月28日、113年8月29日、113年9月11日、11 3年9月13日、113年9月20日113年9月24日、113年10月15日、113年11月7日、113年11月8日、113年11月27日供述明確，其供述果有不實，相關金流非無不能藉由客觀事證彼此勾稽比對，而昭明確。　　　⒍就被告李文宗部分，本院認為：　　檢察官固認被告李文宗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且與共同被告朱亞虎之供述不相符合，為避免共犯間相互勾串如何解釋上開訊息字面上之意義，而使供述逐漸趨於一致，認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本案被告李文宗供述內容攸關被告柯文哲之犯行應如何評價，以及京華城案高達上百億之違法容積獎勵應如何評價之重要事實，公益性極高，經衡量其個人權益保障及公共利益維護之動態平衡等語，惟就被告李文宗部分，其業於113年 8月14日、113年8月15日、113年9月3日、113年9月27日、11 3年10月1日、113年10月4日、113年10月17日、113年11月5 日、113年11月6日、113年11月8日、113年11月19日、113年 12月12日、113年12月18日為供述，顯見檢察官實已經就被告李文宗所知案情部分密集提訊，相關證人亦均已到庭作證，就被告李文宗供述與證人所述不合之處，乃證據證明力或證據取捨之問題，難遽認有羈押之必要。　　⒎至被告柯文哲雖擔任政黨領袖、被告應曉薇擔任市議員、被告沈慶京擔任威京集團主席，均具有相當之權勢及影響力，但本案相關重要證人業經偵查中具結而有相當之完備。難僅以位居要職此等原因，即遽推斷有對證人證詞之實質影響力。果爾，只要是政府要員或是集團高層涉有犯嫌，均能直接認定有勾串可能，不啻架空刑事訴訟法關於羈押要件之嚴格認定，侵害人身自由甚深。故本院認為另以被告4人之身份而論，為避免其等與本案其他共同被告或證人就案情有所討論或指示，而妨害真實之發現，爰命渠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被告等人亦當庭表示絕不與工作同仁提及任何攸關本案之事項，相關證人也絕不有私下聯繫之行為。　⒏復且，審酌本案相關證人均已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傳訊，縱使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行使詰問權，聲請詰問該等證人，但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外，亦有證據能力。相關證述是否可採，基本上仍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質言之，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出被告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足以佐證，嗣後法院審理時，共犯或證人之證詞倘有翻異，亦屬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故雖然本案於偵查中有上述理由及事證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但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而於起訴後，依本案之具體情形，若仍以上述情形，即認有羈押被告4人之必要，恐係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是以，本院認為如能酌定適宜保證金額，令被告等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替代羈押之目的。　⒐另就被告等4人有逃亡之虞之部分，本院綜合考量被告4人身分、地位、職業、資力等情（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壹、人物暨組織之說明」所載，以及被告等4人於本院訊問時所述），併參酌其等之涉案情形、犯罪惡性，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因素，並審酌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3年12月29日診斷證明書可佐，並參酌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4人如能向本院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供擔保，並為相關防逃措施，對其 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無羈押之必要。　⒑又考慮我國四面環海，存有偷渡出海潛逃之危險，就我國司法實務經驗以觀，縱命被告提出高額具保金，仍有不顧國內事業、財產及親人而棄保潛逃出境，致案件無法續行或執行之情事。為確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考量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採取電子腳環、個案手機等科技設備監控，及命其4人各以如附件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方式之性質、功能、效果，權衡對其4人名譽權、身體健康及生活狀況之影響，對其等居住遷徙自由權受限制之程度等情，認有於對其4人限制出境、出海及限制住居之同時，併依上揭規定命其等遵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之必要。六、綜上，本院審酌上開各情，認現階段命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以主文所示之金額具保，並自113年12月3 0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及限制住居於如主文所示之址等，應能防止其4 人逃亡，且依照上述考量因素酌定相當保證金額，令被告等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保全被告之目的，亦應可以保全其4人在日後可能之審理或執行程序均能遵期到庭接受審判或後續之執行，以達到原羈押處分所欲達成之目的，而得以作為羈押之替代手段。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楊世賢　　　　　　　　　　　　　　　　　　　法　官　許芳瑜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2024-12-29

TPDM-113-金訴-51-20241229-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不服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抗告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　　　　　　　　　　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蕭奕弘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越方如律師胡原龍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上列抗告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7日具保停止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原審訊問後，柯文哲、李文宗雖均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賄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及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柯文哲另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公務員與非公務共同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沈慶京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另應曉薇否認有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惟：①柯文哲部分有：證人蔡壁如、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彭振聲、邵琇珮、周俊吉、周王美文、邱佩琳、謝國樑、李文宗、李文娟之證述、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分別與黃珊珊、李文宗、李文娟之對話紀錄、柯文哲於民國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 19日便當會裁示、李文宗與朱亞虎對話紀錄、林欽榮書面報告、109年10月27日簽呈、應曉薇傳送予柯文哲之訊息、相關帳戶交易明細、民眾黨網站於11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②李文宗部分有：證人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黃珊珊之證述、李文宗分別與蔡壁如、黃珊珊、朱亞虎、柯文哲之對話紀錄、許芷瑜與林鼎峰之對話紀錄、民眾黨網站於11 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③沈慶京部分有：證人林洲民、朱亞虎、張志澄、吳彩仙、陳佳敏、民國106年4月26日論壇會議資料、京華城公司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林洲民提出之106年8月22日「有關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案辦理情形說明」簽呈、證人林青傳送予沈慶京之訊息、109年3月10 日便當會會議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等；④應曉薇部分有：證人彭振聲、吳順民、邵琇珮、楊智盛、張立立、劉秀玲、胡方瓊、陳佳敏、國稅局華夏協會所得清單、都發局109年2月 24日簽呈、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陳佳敏與應曉薇之對話紀錄等為證，足認其等犯罪嫌疑確屬重大。其等分別所涉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因趨吉避凶、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其等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均有相當理由可認有逃亡之虞，柯文哲並有撕碎字條、對話紀錄之情，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具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然審酌檢察官因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重要證人在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相關金流亦已藉由客觀事證勾稽比對，參以檢察官並未指出許芷瑜涉案之情節，本案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復衡以其等4人涉案情節、國家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其等人身自由受限制之程度，並衡量比例原則，認命其等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並輔以其他替代羈押之手段，應足以對其等形成拘束力，而無繼續羈押之必要性。爰衡酌其等涉案情節、資力、家庭狀況、沈慶京自陳威京集團土地已遭扣押，財產用以解決威京集團困境等節等節，准予柯文哲提出新臺幣（下同）3,000萬、李文宗除偵查中具保200萬元外，應再行提出800萬元之保證金，沈慶京提出4, 000萬、應曉薇提出1,500萬元之保證金，並各自限制住居於臺北市○○區○○路○段00巷0○0號0樓、新竹市○區○○路○段000號 00樓之0住所、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00樓、臺北市○○ 區○○○道○段00號住居所，均限制出境、出海8月，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與同案被告、證人有任何接觸行為等語。二、檢察官抗告意旨略以：　㈠柯文哲部分：　⒈有事實足認有有串證之虞　①柯文哲曾為臺北市長，且為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實際掌控者及主要資金挹注者，對於木可公司等之運作有高度控制權，而證人陳佩琪為其配偶；同案被告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為其任臺北市長時之部屬；證人林子揚、林保淳為眾望基金會員工；證人李婉萱、謝泊泓等人則為木可公司之員工，其等與柯文哲利害一致，柯文哲基於其對部屬之上下關係、對上開基金會、公司之實質掌控力，足認其對同案被告、證人具巨大權勢與影響力，且其於處理民眾黨黨務工作期間，仍有接觸本案相關證人、證據資料之高度可能，可達其與證人勾串之目的。　②沈慶京為柯文哲收賄行為之對向犯，且共同圖利京華城公司、鼎越公司，利害關係一致，有勾串之動機，並已透過證人葛樹人相互通知刪除簡訊湮滅證據，及在案發後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頻繁會面之事實，足見柯文哲與沈慶京兼有勾串之動機及高度可能性。　③許芷瑜逃亡在外，其所涉諸多案情尚待調查，參以證人即許芷瑜之男友林鼎峰證稱：許芷瑜說她手機裡有之前跑行程之行程表、可能許芷瑜知道柯文哲見過誰、許芷瑜去日本係為避免自己被調查等證述內容，可認許芷瑜涉及本案甚深，且已受柯文哲指示逃亡出境，於通訊便利之今日，柯文哲與迄今仍未到案之許芷瑜，顯有串證之虞。原審忽略現今通訊軟體及網路發達，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相互勾串、滅證，影響後續審判之進行，所為「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亦無法防免柯文哲於日常生活中與陳佩琪朝夕相處、於工作中與其他證人接觸，而有勾串之情事。　⒉有事實足認有滅證之虞：　　柯文哲於檢察官持搜索票執行搜索時，無故拒不應門將近1 小時之久，而從其手機使用歷程，可見其於該段時間持續與周榆修、陳佩琪聯繫，有滅證之虞，又觀自其辦公室垃圾桶內搜得之撕碎便條紙筆記，記載：木可內帳有無洩漏、自我檢查、晶華orange出國等文字等情，復與透過威京集團所屬公司獨立董事葛樹人傳送其與沈慶京刪除彼此簡訊之訊息，足認柯文哲有滅證之事實。　⒊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柯文哲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再柯文哲曾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庭，形同逃匿，法敵對意識強烈，有高度逃亡之可能。　㈡李文宗部分：　⒈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　　李文宗所涉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罪，屬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其與柯文哲共同侵占高達6千餘萬元之政治獻金，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李文宗身為柯文哲之財務長，掌握柯文哲及木可公司之財務大權，考量其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等，有相當理由足認其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主觀動機甚強、可能性甚高，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原審僅命其加保800萬元（加計偵查中交保之200萬元，共計1,000萬元），相較其高達6,000餘萬元之犯罪所得，難認具保之金額對其形成相當拘束力，況實務上棄保潛逃之案例屢見不鮮，原審所為加保、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之方式，是否足以有效防止李文宗逃亡，實非無疑，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方式即可有效防止其逃亡，亦有違誤。　⒉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　①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可見木可公司另有內帳存在，又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透過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予李文娟，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堪認李文宗確有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能力，且有將相關事證湮滅之舉動。又李文宗與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許芷瑜現在逃亡而遭通緝中，故有相當理由足認李文宗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　②檢察官於起訴書第85頁已明確記載柯文哲親自收受沈慶京之1 ,500萬元現金匯款後，交予許芷瑜保管，並非原審所認未指明許芷瑜之涉案情節。況許芷瑜身居本案關鍵角色，倘知悉檢察官已掌握之偵查進度與細節，將使其得以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並與其他共犯、證人勾結，進而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故未於起訴書中詳加描述其涉案情節。再依李文宗所述，可見許芷瑜有幫柯文哲交付巨額現金予李文宗，其款項來源，仍有待其到案釐清，輔以現今通訊軟體發達，聯繫甚易，李文宗非無透過網路連結輕易與其取得聯繫之可能，原審僅命李文宗具保並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無法防免李文宗勾串共犯之可能。　③李文宗身為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中高階人員，且曾指示李文娟銷毀木可公司損益表，確實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證人之證詞。另由原審補充函文，足見原審亦意識到李文宗於日常生活及工作中，無法避免與共犯、證人接觸，實難防免共犯、證人間有勾串之情事。　㈢沈慶京部分：　⒈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①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人員於113年8月28 日上午7時5分許前往沈慶京戶籍地執行搜索時，未見沈慶京，經廉政官與其聯繫時，其就所在地點說詞反覆，嗣見其出現在戶籍址通往雜物間之小門，欲往逃生門離去，顯然已有逃亡之虞。　②沈慶京入出境頻繁，實質掌握鼎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65家公司，財力雄厚，又依相關金流資料顯示，有巨額資金流向中港澳等地，其亦自承名下帳戶每月均有數千萬元之提存紀錄，顯示其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佐以其所涉係最輕本刑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而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乃基本人性，堪認其有逃亡之能力與動機，有事實足認其確有逃亡之虞。原審僅以具保4,000萬元、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方式代替羈押，未輔以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明顯不足以保證其無棄保潛逃、偷渡逃亡之虞，而仍有羈押必要性。　⒉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①沈慶京身為威京集團主席，證人張志澄、洪秀鳳、陳秀桃、黃淑雯、吳彩仙等均在威京集團工作，雖上開證人於偵查中已具結證述，然沈慶京仍可透過其身為威京集團負責人之影響力，輾轉使證人受到壓力，進而達到串證之結果。又依通訊監察譯文所示，沈慶京與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密性更高之私人電話；沈慶京亦於113年6月30日，與證人陳俊源通話討論相關案情；證人即威京集團旗下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葛樹人，曾於113年5月1日傳送關於沈慶京要刪除簡訊之訊息予同案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更曾刻意於搜索尚未完畢時，大舉透過媒體發表聲明、否認犯行等情，均足證沈慶京有與共犯或證人相互勾串、滅證之事實，佐以現今通訊軟體及網路發達，更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相互勾串、滅證，致案情晦暗不明。　②證人吳彩仙為沈慶京之秘書、同案被告吳順民則為威京集團之顧問，其等於工作期間本即會相互聯繫，除可藉由工作機會互相討論外，亦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溝通，顯難以防免共犯、證人間有勾串情事，此由原審補充裁定「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亦可得見。　③本案除已到案之同案被告及證人外，尚有涉及偵查核心事項之同案被告許芷瑜逃亡在外，仍有諸多案情尚待調查，為免許芷瑜知悉檢察官已掌握之偵查進度與細節，使其得以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並與其他共犯、證人勾結，乃未於起訴書中就許芷瑜所涉案情詳細描述。原審未查上情，徒以檢察官未指出許芷瑜涉案情節，而認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已降低，實有違誤。　㈣應曉薇部分：　⒈應曉薇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①應曉薇所涉上開違背職務收賄罪，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基於趨吉避凶之人性，本即伴隨逃亡以躲避刑責之高度可能。而其於本案即將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逃逸出境，其已有逃亡之事實。且其長期支應子女於國外就學之生活費用，有資金來源支持海外日常生活，堪認有長期在國外居住、滯留不歸之資力。　②應曉薇於原審諭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有第二國籍，然其於偵查中均未主動坦承上情，於其辯護人當庭重申並無任何外國護照時，亦未糾正或澄清，持續隱瞞其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顯有逃亡之虞。原審已知其刻意隱瞞上情，竟卻僅要求其擇日攜帶第二護照到庭，自有重大違誤。　⒉應曉薇有湮滅證據、勾串共犯及證人之事實：　①應曉薇仍具有現職議員之身分，對尚在臺北市政府任職之相關承辦公務員，仍具有法定職權上之影響力及實質影響力，不予繼續羈押禁見，有使其直接或間接迫使證人更易證詞之風險。又其就案情相關內容，以已過世之「余雪鴻」為幽靈抗辯，復與沈慶京以無法監聽之微信通話，規避監聽調查，且大量刪除與沈慶京、吳順民、王尊侃、陳佳敏等人之通話紀錄，沈慶京更要求吳順民應與應曉薇「口徑一致」等情，足認應曉薇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事實。　②同案被告陳佳敏擔任應曉薇之助理長長達13年，除處理議會事務外，亦協助處理其之私人財務事務，而同案被告王尊侃曾任應曉薇服務處之執行長，更與其為男女朋友關係，並設籍在其所有之房屋，可見應曉薇與上開二人之工作、生活上密不可分，關係綿密牢固，彼此間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接觸互動，工作業務內容與本案犯罪情節亦高度重疊，原審之諭知顯然無法防免共犯、證人間勾串之可能，而有羈押之必要。　③應曉薇所涉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嫌，與涉嫌違背職務行賄罪及圖利罪之沈慶京相較，其罪責更為嚴重，原審卻僅對其諭知較沈慶京為少之1,500萬元保證金，顯有輕重失衡、不符比例原則、與其所涉罪嫌及惡性顯不相當之違誤。　㈤綜上所述，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均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規定提起抗告，請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法裁定等語。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㈠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101 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定有明文。是被告依自由證明之程度，倘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法院就實際情況審查有無羈押必要後，如認無羈押之必要，固得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之。惟是否得以具保等強制處分取代羈押，法院仍應就具體個案，依通常生活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之情形為判斷。四、經查：　　原裁定認定被告4人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3款之羈押事由，然無羈押之必要，准其等各於提出上開金額之保證金後停止羈押，並諭知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出海等，並就檢察官所指被告4人有串證、滅證之虞部分，敘明法院無接續檢察官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故法院審理中，對此項羈押原因應採較嚴格之認定標準，固非無見。惟原裁定就本件無羈押之必要性，僅泛稱「依被告等人涉案情節、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之程度，衡量比例原則」，並未就其衡量之事項為必要之說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4人逃亡，理由實屬不備。何況法院命被告提供相當保證金額以停止羈押，其目的在於確保被告不致逃匿，能到庭接受審判及執行，所指定之保證金額是否相當，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被告之身分、地位、職業、經濟能力、逃亡可能性、所造成法益侵害、犯罪所得金額等一切因素，為綜合考量。原審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未見原裁定妥適說明，非無再行斟酌之餘地。又沈慶京固稱其財產用以解決威京集團困境等語，然其身為威京集團主席，其個人單一永豐銀行帳戶已見單月即有高達數仟萬元至上億元之資金存入（見偵30939C 07卷第145至149頁），遑論其他金融帳戶之資產，可見其資力甚豐，是否有因支援威京集團而受影響，自非無疑，且其所涉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犯行之不法利益甚為龐大，參以其前於113年8月28日已知悉將遭搜索，仍欲自其戶籍地逃生門離去，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判之情，原裁定僅命其具保4,000萬元，輔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為，容有疑義。另應曉薇於原審諭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另有一非屬中華民國之護照資料（見原審卷所附傳真資料袋），若屬實情，其當日上午仍透過辯護人當庭重申無任何外國護照（見原審卷第426頁），顯見已有刻意隱瞞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佐以其先前將受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出境，似不能排除有逃亡意圖，原裁定漏未審酌此項攸關逃亡與否之重要事實，亦有未恰。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　　院將原裁定撤銷，並發回原裁定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楊明佳　　　　　　　　　　　　　　　　　　　法　官　潘怡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吳思葦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2024-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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