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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還不當得利等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865號原告即反訴被告運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林駿宏訴訟代理人彭國書律師黃韻宇律師王詩惠律師被告即反訴原告陳柏升訴訟代理人蘇靖軒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5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肆萬伍仟陸佰陸拾壹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三、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百分之七十七，餘由被告負擔。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壹萬伍仟貳佰貳拾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拾肆萬伍仟陸佰陸拾壹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六、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七、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百分之七十，餘由反訴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一、本訴部份　㈠原告主張：　⒈原告即反訴被告運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運博公司、原告）自民國105年起至110年4月30日止，承包訴外人臺北市政府體育局發包之大湖公園運動場館（下稱大湖場館）委託經營之標案，負責大湖場館游泳池及健身房之營運及課程開設，期間聘用被告即反訴原告陳柏升（下稱被告）擔任大湖場館之經理，負責管理營運。詎料被告於受聘期間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利益，惡意侵占游泳課課程收入新臺幣（下同）195,950元、大湖場館收費置物櫃收入200,000元、游泳教練費用223,077元，共619,027元（下合稱系爭營收款項），爰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前段及第184條第1項之法律關係，擇一請求被告返還619,027元。　⒉運博公司營運大湖場館至110年4月30日止，自110年5月1日起由被告接手營運，運博公司於110年5月1日欲取回其所有置放於大湖館場內之游泳池財產93件及健身房財產76件（下合稱系爭財產）時，遭被告阻擋搬遷，致原告至110年5月15日方取回系爭財產，被告為自己利益無權占有使用系爭財產14 日而受有大湖場館營運之利益，使原告受有110年5月1日至同年月14日無法使用系爭財產之損害。而運博公司109年經營大湖場館之營收為17,135,813元，是運博公司所失利益為 657,264元（計算式：17,135,813元÷365日×14日＝657,26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爰依民法第177條第2項、第179 條前段及第184條第1項等法律關係，擇一請求被告給付657, 264元。　⒊被告為獲取原告授權經營大湖場館，故與原告約定，被告經營大湖場館之年度「淨利」若未達610萬元，則被告須自行彌補差額至610萬元給原告，而被告經營大湖場館108、109 年之淨利加總僅5,845,616元，距離兩造約定之2年共1,220 萬元，尚不足6,354,384元，原告自得依照兩造約定及民法第439條、第177條第2項、第179條前段、第18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354,384元。　⒋並聲明：⑴被告應給付運博公司7,630,675元，及其中1,276,2 91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6,354,384元自民事追加聲明暨補充理由（二）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被告則以：運博公司主張被告侵占系爭營收款項及無權占有系爭財產皆與事實不符，運博公司並未盡其應負之舉證責任。其中游泳教練費被告僅取得8萬元，且係透過運博公司之會計即訴外人蔡淑華及運博公司之副總經理即訴外人傅榮洲之同意而收取。至於被告經營大湖場館之部分，兩造於108 年約定之分配基準為610萬元，109年因為疫情降為410萬元，而非原告主張之610萬元。又原告所計算被告經營大湖場館之損益表（即原證4）有誤，應依照被告所提出之損益表為準（即被證9、10），108、109年大湖場館之淨利共計僅有8,745,532元（5,431,510+3,314,022），與兩造約定之分配基準之差額為1,454,468元。又被告為原告代墊健身房、泳池之教練費、蒔蘿餐廳之水電費、調派救生員薪水、大湖場館員工之年終獎金、大湖場館109年12月之電費及支出大湖場館之修繕費（詳細理由詳如下述反訴部分）共3,780,83 1元，與被告積欠運博公司之1,534,468元抵銷後，運博公司仍需返還2,246,363元等語置辯，並聲明：⒈運博公司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二、反訴部分：　㈠被告主張：　⒈運博公司之負責人林駿宏提供不實之大湖場館損益表予被告，令被告陷於錯誤而決定經營大湖場館，是兩造並非雇傭關係而係合作關係。而兩造合作期間被告分別為運博公司代墊健身房及游泳池教練費244,690元、大湖場館內蒔蘿餐廳之水、電等費用共1,602,721元、大湖公園游泳池之員工年終獎金94,416元、大湖場館游泳池109年12月電費97,251元、維修工程費用以及設備費用1,645,533元，共計3,780,831元。　⒉綜上所述，運博公司共積欠被告3,780,831元，爰依民法第17 6條第1項、第17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運博公司給付，以此作為被告積欠原告積欠運博公司之 1,534,468元抵銷後，運博公司仍需返還2,246,363元，並以民事答辯狀暨反訴狀送達運博公司作為抵銷之意思表示等語。並聲明：⑴運博公司應給付被告5,355,753元，1,534,468 元抵銷後，運博公司仍需返還2,246,363元，及自民事答辯狀暨反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運博公司則以：被告所提出之損益表為其自行製作，來源不明，而非真正。又被告主張為原告代墊營運費用，均未提出任何紙本文件以實其說。況大湖場館所有支出皆係會計向原告請款支付，被告從未自掏腰包墊付任何款項。縱認被告有代墊營運費用，其已於另案刑事案件中自承都是由大湖場館之營收中所支出。至於被告所請求之教練費部分，本為被告經營大湖場館所生之費用，自應列入108、109年大湖場館之成本。又109年6月間自大湖場館調派救生員支援北投溫泉館部分，係被告自行決定，且係記載於大湖場館之帳上，本應列入大湖場館之成本。又110年之電費部分，被告未能證明抄表日係110年1月13日，且大湖場館109年12月份之電費有計入110年1月至同年月13日之電費之事實，其主張自無理由。另就蒔蘿餐廳之水電等費用，就蒔蘿餐廳給付與原告之金額核屬租金收入，根本不會有被告所主張將之列為大湖場館支出成本而應予剔除之情形，該被證7所載之費用，對於蒔蘿餐廳屬營業成本，對於原告而言屬租金收入，是被告上開主張顯有誤會。維修大湖場館設備部分，既係設備壞掉而須於108、109年間支出之費用，自屬維護大湖場館所需支出，不應與扣除。末就大湖場館員工年終獎金部分，獎金內容為何、所涵蓋之時間範圍均屬不明。縱認有此事實，然既係被告自行決定發給員工，即屬被告經營大湖場館所必須支出之成本，自不得向原告請求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三、本件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一第375至377頁；本院卷二第2 55至257頁，並基於論述需求略為調整文字）　㈠原告自105年起至110年4月30日止向臺北市體育局承包大湖場館經營權。　㈡被告於108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間在大湖場館擔任經理，有決定大湖場館經營事項之權限，並須將大湖場館所有營收先匯入原告帳戶，之後結算年度淨利，於108年若超過610 萬元，則超過部分歸被告，若不足610萬元部分則需由被告向原告補足，於109年也是循相同分配模式（下簡稱系爭協議），但基準金額兩造有所爭執。　㈢被告自110年5月1日起向臺北市體育局承包大湖場館經營權。　㈣被告自承在上開㈡擔任大湖場館經理期間，有收取大湖場館教練費20萬元中之80,000元。（見本院卷二第254頁）。　㈤被告於上開不爭執事項㈡期間，除109年7、8月每月從營收內領取5萬元外，其餘月份則每月從營收內領取4萬5,000元。　㈥運博公司有與蒔蘿餐廳簽立場地租賃契約書，並收取租金，由蒔蘿餐廳將租金匯入運博公司之帳戶內。（見本院卷二第 253頁）　㈦被告有支出大湖場館必要之維修及設備費用1,645,533元。（見本院卷二第253頁）　㈧蒔蘿餐廳於108年1月至109年12月所支出之水電費、公共設施補助費、冰水費等費用共1,602,721元。（見本院卷二第253 至254頁）　㈨大湖場館於108年之整年置物櫃收入共215,550元。（見本院卷二第254頁）四、本件爭點：（基於文字精簡及配合上開不爭執㈡之事實，則刪除部分已非爭點之內容，並做文字之調整）甲、本訴部分　　　㈠侵占大湖場館收入部分　⒈兩造於有無約定以大湖場館淨利為準，若淨利多於610萬元為被告報酬，若少於610萬元，則被告須補給原告？　⒉109年度之分配基準金額為何？　⒊不爭執事項㈡之成本內容為何？是否僅有108年、109年間大湖場館營運產生之必要成本？　⒋被告在大湖場館任職期間，大湖場館有無收取課程收入195,9 50元、置物櫃收入200,000元、教練費用223,077元？　⒌若有收入上開金錢用途為何？是否用於大湖場館之經營？或是被告取走？被告取走之金額與項目為何？　⒍若被告取走，是否係經原告或原告授權之人之同意？　⑴傅榮洲、蔡淑華是否同意被告取走該等金錢？　⑵傅榮洲、蔡淑華有無為如此同意之權限？　㈡使用大湖場館設備部分　⒈大湖場館於被告在110年5月1日進駐時有哪些設備？哪些設備是原告所有？　⒉如有原告所有之設備，被告有無使用該等設備？　⒊被告使用該等設備，是否係管理他人事務？　⒋被告使用該等設備，獲得利益為何？　⒌被告使用系爭設備，對原告是否有造成損害？數額為何？　⒍上開受益與受損間，是否有因果關係存在？　⒎被告受有利益，是否具有法律上原因？　⒏被告有無阻止原告取回系爭設備？　⒐被告阻止原告取回系爭設備，對原告有無造成損害？損害數額為何？　⒑被告阻止原告取回系爭設備，有無不法性？有無正當理由？　㈢利潤分配部分：大湖場館於108年、109年淨利金額各為何？　㈣如被告對原告負債務，得否主張抵銷（此部分爭點均同反訴部分，詳反訴部分之說明）？乙、反訴部分（以下反訴原告稱被告，反訴被告則稱原告）　　㈠被告代墊款項部分是否為108年健身房教練費44,600元、108 年游泳池教練費191,040元、109年游泳池教練費9,050元? 　㈡被告請求原告給付蒔蘿小吃店之水電費、公共設施補助費、空調冰水費共1,602,721元，有無理由? 　㈢被告請求原告給付大湖場館之維修及設備費用1,645,533元有無理由? 　㈣被告請求原告支付109年6月從大湖場館調派救生員至北投親水公園游泳池96,220元，有無理由？　㈤被告請求原告支付108年大湖場館員工年終獎金94,416元，有無理由？　㈥被告請求原告支付大湖場館109年12月電費92,620元，有無理由？五、得心證之理由：(以下基於論述之順暢，調整並結合上開爭點之文字）甲、本訴部分　　　　　㈠系爭協議係以大湖場館淨利為準，於109年間，若淨利多於41 0萬元為被告報酬，若少於410萬元，則被告需補給原告，即分配基準為410萬元：　1.經查，原告主張109年間系爭協議約定109年大湖場館之淨利，應以610萬元為準，超過部分屬於被告之獎金，未達610萬元者，則被告應彌補差額至610萬元等情，固提出證人傅榮洲之證詞為據（見本院卷一第436至437頁）。然證人傅榮洲曾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檢察官問：你是在運博公司工作？）是，我是副總經理。（檢察官問：運博公司是將場館包給被告做嗎？）他有領薪水每月4萬5千元再加上上班的油錢約 5千元，當時有跟運博公司講好，如果一年有達到約定的營收500萬元的話，全部多出來的部分就算是被告的，如果沒有到這個數字的話，到年底結算時，被告就要補給公司差額等語（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75號卷【下稱偵續卷】第28頁）；證人傅榮洲復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0 9年兩造協議的數字還是61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36頁），可知證人傅榮洲所述之金額，前後已有500萬元及610萬元之兩種版本，其此部分之證詞，已屬有疑，雖然其嗣後補充係因其到法院很緊張、忘記了、其回去看105年至106年之報表，才回想起來是61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37頁）。然兩造就被告經營大湖場館之上開109年淨利約定既無書面可佐，如何得以單憑大湖場館事前105至106年之報表即得反推成立在後之109年系爭協議之約定為610萬元，顯與常情及時序相違。況證人傅榮洲身為運博公司之總經理，與原告具有利害關係，其事後翻易對於原告有利之610萬元之證詞，應係基於袒護原告之意，則其上開所證，實難採信。況參諸原告於另案偵查中所自行提出之刑事聲請再議狀中載明：實際上，被告是告訴人（即原告）委任之經理人，告訴人按月給付被告45,000元薪資，並約定被告經營系爭場館之年營業額須達第1年600萬元，第2年降為400萬，如果未達成則被告須彌補差額，若達成且超過，超過部分屬於被告獎金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4頁），可認原告已自承兩造約定之109年淨利為400萬元，亦與原告主張之610萬元不符，則原告執以上詞，應無理由。反之，被告坦承兩造所約定109年之淨利標準為410萬元，該數額較原告上開所述之400萬元為高，自應以被告所自認之410萬元為據。　2.不爭執事項㈡之成本內容僅有108年、109年間大湖場館營運產生之必要成本：　　據證人王真瑛於本院審理中結證：各場館的年度綜合損益表，不會列入其他年度的成本，也不會列入其他場館。損益表內會把蒔蘿餐廳的水、電、公共設施補助費、空調冰水費列為成本，因為蒔蘿餐廳跟大湖場館共用水錶及電錶，補助費和冰水費也會一起算。至於蒔蘿餐廳之收入則會列為租金收入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5至446頁），核與被告所辯，蒔蘿餐廳之租金收入及水電費均不會算入大湖場館營運之收入或費用，可認成本內容僅有108年、109年間大湖場館營運產生之必要成本。　3.被告在大湖場館任職期間，被告有收取大湖場館之課程收入 195,950元、置物櫃收入17,963元、教練費用10萬元：　⑴課程收入部分　　被告已自承確有收取大湖場館109年10至12月份之營收未繳回原告等語（見偵續卷第30頁）；參以證人蔡淑華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原證1之游泳班課程收入表示大湖場館泳訓帳冊資料，沒有開發票只開收據就是被告拿走的錢，即指帳冊上有寫收據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5至455頁），核與大湖場館游泳個別、團體班課程之總收入為195,950元之簽到表相符（見本院卷一第47至48頁、第51至52頁），可認被告所收取大湖場館所課程收入為195,950元。　⑵置物櫃收入部分　　被告已自承確有收取109年12月份之置物櫃費用，然辯稱其已不記得數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4頁），堪認被告確有收取該月之置物櫃費用一事為真。至於就數額部分，原告未能舉證數額是否為109年之整年，或實際之數額究竟為何。然觀諸原告所提出大湖場館108年置物櫃收入為215,550元，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54頁）；參以證人蔡淑華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是大湖場館主任兼會計。場館置物櫃打開後會交回給原告。被告最後有扣置物櫃的錢，但扣幾個月不清楚，我記得是銅板。被告做到12月底以後我有跟原告報告被告有扣這筆錢等語（見偵續卷第32頁；本院卷ㄧ第454至455頁），其雖未能明確證稱被告所扣得之數額為何，但其所稱之最後應係指兩造合作關係之最末月，核與被告辯稱其係扣下109年12月之置物櫃之費用未歸還一事相符，堪認被告所扣得之置物櫃費用為109年12月。至於確切之數額，原告不能證明所受損害，則依照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本院參酌108年之整年置物櫃費用為215,550 元，藉此估算每月金額為17,96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可認被告所收取大湖場館所之108年12月之置物櫃收入為17,96 3元。　⑶教練費部分　　　被告已自承確有收取游泳教練竇宇靖之教練費20萬元，其中 12萬元交與竇宇靖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4頁），就該20萬元部分，應以被告所自認之金額為據。另參諸證人竇宇靖於警詢時證稱：我拿到109年10至12月的教練費是60%而不是50 %，3個月之教練費約10萬元，與原告所述不符，至於被告如何處理所領取剩下40%之教練費，我不清楚等語（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2651號卷第55頁），而原告復未提出積極證據得以佐證被告實際領取之教練費為何，僅自行以109年1月至9月之教練費估算（見本院卷一第14至15頁），難以採信，自應以被告所自認有收取20萬元為據，並扣除被告所交與竇宇靖之10萬元，尚有10萬元應交還原告，亦堪認定。　4.被告取走上開金錢未用於大湖場館之經營，且未經原告或原告授權之人之同意，蔡淑華及傅榮洲均未同意且非具有同意權限之人：　　被告已於偵查中自承：我將上開費用(即109年12月份之置物櫃費用、竇宇靖之4成教練費即游泳課程費）扣下，是因為原告沒有將108年超過營收目標的錢交給我，我跟傅榮洲說，如果他不將該給我的錢給我，我就會將錢扣下等語（見偵續卷第30頁），可認被告並未將上開款項用於經營大湖場館甚明。至於被告固辯稱有經過蔡淑華及原告之副總經理傅榮洲之同意而收取等語。然查，證人蔡淑華證稱：我是原告之員工，被告是我主管，也是原告合作的對象，我沒有代原告決定款項如何支出之權限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9至450頁），可認蔡淑華僅為原告之員工、被告之下屬，則其理當無決定上開款項如何處分之權限。另就證人傅榮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任職於運博公司擔任執行長，在經營方面對救生員等事務有權限，但沒有決定錢如何用的權限。被告經營大湖場館的錢都要進運博公司，所以支出再由原告支付。被告有跟我說他把一筆竇宇靖教練費拿走，我跟被告說這樣好像不太好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35頁、第439頁），可認傅榮洲亦非具有管領上開款項權限之人，且其亦未曾同意被告收取該等款項，被告復未提出積極證據可證原告對此有何同意之情，則被告上開所辯，自難採信，　㈡使用大湖場館設備部分　1.大湖場館於被告經營之前，有如附件2（見本院卷一第26至4 4頁）所示之財產，業據證人蔡淑華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有看過附件2之清冊，這是大湖場館的設備清冊，該等設備是原告所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8頁），堪以認定。然觀諸上開設備，包括櫃台、辦公桌椅、冷氣、喇叭、健身器材、電話等物，多為場館內之家具或電器，均為輔助大湖場館經營所用之必要設備，而依照兩造就系爭協議之約定，被告既然經營大湖場館並擔任經理，有決定大湖場館經營事項之權限，並須將大湖場館所有營收先匯入原告帳戶，之後結算年度淨利等情，已如上開不爭執事實即明，則被告於108、1 09年經營大湖場館期間，本有使用原告留於場館設備之權限，縱使未經原告所明示，然探究兩造於系爭協議之真意，此亦屬經營大湖場館之必要使用，殊無禁止被告使用卻要被告自行支出設備費用再上繳營收與原告之理。則被告使用該等設備核屬有法律上原因，自無被告使用該等設備會造成原告損害之情，則原告執以上情，自無理由。　2.另就被告有無阻止原告取回上開設備一事，證人傅榮洲證稱：原告經營大湖場館到110年4月30日，體育局應該要給我們一段時間搬東西，新的經營者不能於110年5月1日就進場營運，因為體育局要求我們做到110年4月30日滿，之後被告不讓我們進去搬，因為被告要營運。後來好像有隔一段時間，因為那時候因為疫情場館都停館，疫情不能經營時原告才進去搬。但當時原告要前往大湖場館搬設備時我不在場，我是聽工務經理轉述被阻饒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0至442頁），可知證人傅榮洲並未親自見聞上述原告遭被告阻饒搬設備之過程，既係聽聞他人所述，至多僅為傳聞，則其所證已屬有疑。縱使被告於110年5月1日確有阻止原告取回上開設備，以證人傅榮洲證稱係因體育局要求原告經營至110年4月30日，可知上開設備遺留在大湖場館之情況並非被告所致，斯時原告存有諸多預先準備搬離工作之時間，或於110年4月30日當日即將物品搬離，但原告捨此不為，實難認原告有權於隔日要求被告立即同意其進入取回。又被告既於110年5月1日起合法進駐經營大湖場館，即對大湖場館具有管領權限，則縱認其因經營所須拒絕原告即時取回上開物品，待後續其未經營或休館之時，再同意原告進場取回，以原告所主張其係於同月15日方取回，該段期間既非延宕數月，難認有刻意延宕之情，故原告依照民法第177條第2項、第179條前段或第1 84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此部分之657,264元之款項，自無理由。　㈢利潤分配部分：大湖場館於108年、109年淨利金額各為3,314 ,022元、5,431,510元：　1.原告雖提出原證4之綜合損益表（見本院卷一第58頁），作為認定108年、109年淨利金額分別為1,834,535元、4,011,0 81元之佐證。然查，上開綜合損益表，均無任何憑證或傳票單據為憑，且未有任何會計師簽證或蓋印，至多僅可認為係原告自行製作之表格，此既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自應對此負舉證之責，以此證明該等表格內所載之科目數額為真。原告固舉證人傅榮洲、王真瑛之證詞，以此佐證上開損益表之真實性。證人傅榮洲固證稱曾看過偵續卷第91頁之損益表，並稱係運博公司交給會計師做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37至4 38頁）；證人王真瑛雖亦曾證稱其有看過偵續卷第91、92頁之財務報表，並稱是大湖場館提供會計憑證給運博公司，會計憑證應該在運博公司那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4至445頁），然其等均僅泛稱係運博公司將單據交給會計師製表，而會計師並未於上開損益表上核章，亦未有任何傳票憑證可佐，證人等均未曾親見上開憑證，則該綜合損益表之真實性已屬有疑。又會計憑證既然係交與原告收執，然原告迄今均未曾提出任何傳票單據等憑據可佐，顯屬有疑，實難單憑證人之上開證詞及原告提出之上開自行製作之表格，即得逕認該損益表所載之數字為真。　2.另觀諸被告提出大湖場館108、109間之損益表（見本院卷一第164頁、第290頁），該等表格為原告於另案之告訴代理人於偵查中所稱：(檢察官問：有帶大湖公園106至109年損益資料？）告訴代理人答：這資料在會計師那邊，不過我跟林駿宏確認過，上次被告所提的108、109年損益資料（即偵續卷第80頁、第82頁，同本院卷一第164頁、第290頁）是沒有錯誤的，被告的資料是他經營者的資料，拿出來跟我對的帳等語（見偵續卷第98至99頁），可見原告已自承被告所提出之上開損益表之內容為真，堪以認定。另審酌上開109年之損益表記載之損益為5,362,142元，並對照台灣電力公司、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所函覆之電費、水費（見本院卷一第34頁、第38頁），修正109年3月之水費為56,726元、109年5月之水費為65,373元、109年12月之電費為231,906元，進而計算水費應較原計算之支出扣除209元，電費則較原計算之支出增加11,043元，則支出部分增加10,834元，進而得出109年之損益應為3,314,022元（算式：3,324,856-10,834）；108 年損益表之損益則為5,431,510元。至於原告雖主張上開損益表與台灣電力公司、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所所函覆之資料部分，然既經被告為上開更正，則原告之主張，自無理由。　3.以108年兩造就系爭協議所約定之淨利標準為610萬元，被告僅達成5,431,510元，被告尚欠原告668,490元；109年兩造所約定之淨利標準為410萬元，被告達成3,314,022元，被告尚欠原告785,978元，合計被告尚應給付原告1,454,468元（算式：668,490元+785,978元）。　㈣綜合上情，原告依照兩造約定之系爭協議、民法第179條第1 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68,381元（算式：課程收入195 ,950元+置物櫃收入17,963元+教練費用10萬元+未達約定業績之1,454,468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有據。乙、反訴部分　㈠被告並未為原告代墊108年健身房教練費44,600元、108年游泳池教練費191,040元、109年游泳池教練費9,050元：　　證人蔡淑華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接手大湖場館之後，因為107年度的教學費用，被告接手時還沒上完課，因為上完課才會結帳，課是107年開始上到108年還沒上完，所以108 年有從大湖場館的帳戶付這筆錢，但何時付的我不清楚，總之是在接手前付的，至於帳是記在哪一年的帳我就不是很清楚，單據後來都給總公司，包括107至109年的單據都在原告那裡。跟學員收教練費的錢的單據都在原告那，付給教練的錢因為是從公司領錢，單據也在原告那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451至452頁），可認被告確有為原告支出非其經營大湖場館期間即107年之教練費一事，首堪認定。然就給付方式部分，被告自承：107年12月是原告自己經營，支出是從我的大湖場館的收入去扣，由原告匯給教練，數額是244,690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5頁），可知被告並未自行給付該部分之款項，而係由原告給付，實無被告為原告代墊上述費用之理。至於被告所提出之上開損益表中，究竟有無加計107年以前之教練費等收入，導致額外增加收入之情，此部分被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證人蔡淑華亦無法明確證稱帳是記在 108年或109年之帳上，亦無法排除未記載於上開損益表之收入內，故被告請求原告給付此部分之款項，自無理由。　㈡被告請求原告給付蒔蘿小吃店之水電費1,122,720元為有理由；至於其餘公共設施補助費、空調冰水費則為無理由：　　就蒔蘿餐廳水電費部分，係於總表下之分表，而台灣電力公司只有一個總表，故台灣電力公司及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所收取之水電費即包含蒔蘿餐廳所支出之水電費等情，業與證人即蒔蘿餐廳之負責人廖珮君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蒔蘿餐廳是總表下的分表，整個台電公司只有一個總表，台電公司跟台水公司收的大湖場館水電費，包括蒔蘿餐廳的費用108至109 年支出之水費、電費、公共設施補助費、空調費冰水費如本院卷一第160頁1,602,721元，該表格是我製作的，我每月將上開款項轉帳到原告提供的帳戶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3至1 45頁）明確，可認台灣電力公司及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向被告收取大湖場館之水、電費，係包括蒔蘿餐廳水、電費之部分。而蒔蘿餐廳既非系爭協議所約定應由被告經營之場館，且被告亦非收取租金之人，自不應將此部分計入大湖場館損益之範疇內。另觀諸被告所提出之損益表中，係依照台灣電力公司及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所收取之費用，則就此部分蒔蘿餐廳之水電費部分，即包括在大湖場館所支出之水電費內，自應予扣除。至於扣除之費用，觀諸廖珮君所提出之表格，僅包括108年1月至109年12月之電費1,072,230元、水費50,490 元共計1,122,720元應予扣除。至於其餘公共設施補助費、空調冰水費部分，既非列於損益表中之電費及水費，亦查無損益表就支出項目部分有公共設施補助費、空調冰水費之記載，則被告請求原告給付此部分之費用應一併扣除，自無理由。　㈢被告請求原告給付大湖場館之維修及設備費用1,645,533元，為無理由：　　被告固主張系爭協議未約定此部分之支出應算在經營大湖場館之成本內等語。然依照兩造成立系爭協議之意旨，既係由原告提供上開大湖場館設備供被告使用，委由被告經營，於超出一定營利之範圍內，被告得以取得報酬，可知就大湖場館維護之成本，本為經營所需之必要費用，衡情若未特別約定應由原告另外負修繕義務，修繕日常使用之耗損，理應由被告負責以此自負盈虧。況被告於支出上開維修等費用時，若自認應由原告負擔，理應告知原告並請求其修繕，待取得原告之同意或取得款項後，再行施作，或告知原告修繕之項目及費用為何，然被告均未提出此部分之證據，可認係其自行修繕，此舉益徵被告已自認應由其自負成本，故被告向原告請求此部分之維修及設備費用1,645,533元，為無理由。　㈣被告請求原告支付109年6月從大湖場館調派救生員至北投親水公園游泳池96,220元，為無理由：　　被告固主張其有代原告支付109年6月調派救生員至北投親水公園泳池之96,220元，係依照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林駿宏之要求等語。然據證人蔡淑華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在109年6月有被調去北投親水公園當主任，我也身兼大湖場館的會計。至於被告有沒有管理北投親水公園，我不是很清楚，我去那邊做主任，那邊救生員不夠，都是從大湖場館調過去，薪水都是做在大湖場館帳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2至453頁），雖可認定被告確有以大湖場館之救生員派至北投親水公園泳池之情，然就此舉係依照林駿宏之指示所為，被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另就支出96,220元之部分，被告亦未提出任何單據為憑，且就損益表中亦無法看出有將該筆款項列於109年6 月之支出項目上，自難認被告上開主張為有理由。　㈤被告請求原告支付108年大湖場館員工年終獎金94,416元，為無理由：　　被告固主張其有支出108年大湖場館員工之年終獎金，但因原告已經營大湖館5年，故被告僅需負擔1/6之部分等語。然被告係主張其已支出大湖場館108年12月份之獎金113,300元，並列於損益表之12月份獎金支出欄位中（見本院卷一第29 0頁），可知該筆款項係基於獎勵大湖場館108年當年員工之辛勞所支出之年終獎金性質，核與原告於107年以前所經營大湖場館之時期無涉，故被告請求原告應負擔5/6之部分，顯與常情及年終獎金之性質相違，自無理由。　㈥被告請求原告支付大湖場館109年12月92,620元電費，為無理由：　　被告固主張兩造於109年12月31日結束合作關係，而大湖場館於109年12月之電費係231,906元，抄表日係110年1月13日等語。然依照台灣電力公司所回覆之大湖場館108至109年之用電資料表，僅可看出收據年月，並於備註欄稱：旨揭用戶為每個月抄表收費1次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8頁），並無原告所指抄表日係110年1月13日之佐證。另觀諸被告所提出之損益表中（見本院卷一第164頁），亦僅有電費之支出，查無有何被告所指之實際抄表日。況縱認確如被告所指台灣電力公司係於110年1月13日所抄表，但被告既未舉證證明大湖場館於109年12月31日即被告經營之最末日之時所使用度數，藉此與110年1月13日抄表時比對有無增加度數之佐證，實難認存有原告確有於該13日之期間用電之情，故被告此部分之請求，自無理由。　㈦綜上所述，被告依照民法第179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原告給付之1,122,720元（即蒔蘿餐廳之水、電費）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有理。㈧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本文定有明文。又被告對於原告起訴主張之請求，提出抵銷之抗辯，祇須其對於原告確有已備抵銷要件之債權即可。又抵銷乃主張抵銷者單方之意思表示即發生效力，而使雙方適於抵銷之二債務，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同歸消滅之單獨行為，且僅以意思表示為已足，原不待對方之表示同意，此觀民法第334條、第335條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第201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得向原告請求1,12 2,720元，原告亦得向被告請求1,768,381元，均經認定如上，則揆諸上開說明，兩造對彼此互負之債務經互相抵銷（見本院卷二第255頁）後，原告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645,661元（1,768,381-1,122,720元），被告則不得再向原告為任何請求。六、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 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之民事追加聲明暨補充理由（二）狀之繕本乃於112年5月26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一第314 頁），被告經此請求後，迄未給付，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就其得請求原告給付645,661元之未定期限債務，併請求自1 12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及免予宣告假執行，經核與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並無不合，茲依該條規定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至於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予駁回。另被告之反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八、本件本訴及反訴之判決基礎均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防方法、陳述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予敘明。九、據上論結，本件本訴及反訴部分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林哲安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洪忠改

2025-03-31

SLDV-111-訴-1865-20250331-2

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扣繳稅款及罰鍰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2年度訴字第844號原告鄭清河訴訟代理人王健安律師黃若清律師被告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代表人李怡慧（局長）訴訟代理人何怡慧呂姝儀蔡淑華上列當事人間扣繳稅款及罰鍰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本件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8417號及110年度偵字第34376號案件偵查終結前，停止訴訟程序。　　理由一、按「除前項情形外，有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者，行政法院在該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定有明文。究其立法目的，係為避免裁判歧異見解，若有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牽涉本案行政訴訟之裁判者，雖非先決問題，但與行政法院判決結果有影響，行政法院仍得在該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庶期裁判結果一致（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302號裁定意旨參照）。二、緣原告係永貞明師中醫診所（下稱永貞診所）登記之負責人，即原所得稅法第89條規定之扣繳義務人，嗣被告接獲檢舉及依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通報，認原告短漏報106至108年度給付薪資，短扣繳稅款分別為新臺幣（下同）941,250元、1,128,250元及1,197,000元，乃責令原告限期補繳扣繳稅款，並就各該年度短扣繳稅款分別處1倍罰鍰。原告不服，申請復查，關於扣繳稅款部分復查逾期，關於罰鍰部分未獲變更，提起訴願亦遭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三、經查，本件原告訴訟是否有理由，爭執點在於診所給付醫師之所得，究係薪資所得抑或執行業務所得，而原告就同一事實所涉相關之刑事案件，刻由臺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84 17號及110年度偵字第34376號稅捐稽徵法等事件偵查中，尚未終結等情，且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揭案件偵查筆錄核閱無訛。經本院審酌本件實與上開刑事案件爭點相牽涉，具有高度關聯性，偵查結果勢將對本件裁判產生影響，核屬有刑事爭訟牽涉本件行政訴訟之裁判情事，故為求訴訟經濟，及避免重複調查證據、增加當事人勞費，暨庶期裁判結果一致，認有依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於上開臺北地檢署刑事案件偵查終結前，有停止本件訴訟程序之必要，爰依首揭規定，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審判長法官洪慕芳法官郭銘禮法官周泰德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書記官　蕭純純

2025-03-24

TPBA-112-訴-844-20250324-1

上

最高行政法院

綜合所得稅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394號 114年3月4日辯論終結上訴人胡正山訴訟代理人陳品嘉會計師葉俊宏律師俞伯璋律師上一人複代理人何明峯律師被上訴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代表人李怡慧訴訟代理人林婉婷蔡淑華上列當事人間綜合所得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30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更一字第2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列第二項之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　二、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查決定）關於上訴人95年度應補稅額超過新臺幣9,530,147元、罰鍰超過新臺幣9,466,287元部分均撤銷。　三、其餘上訴駁回。四、廢棄改判部分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駁回部分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由一、被上訴人之代表人原為蔡碧珍，嗣變更為李怡慧，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二、上訴人95、96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經被上訴人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改制後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及被上訴人所屬中和稽徵所查獲上訴人分別漏報取自有限責任臺灣省第三資源回收物運銷合作社（下稱三資社）之營利所得新臺幣（下同）33,260,ll0元、4,727,78 7元，及上訴人本人與配偶95年度他筆營利、利息、租賃、執行業務所得合計13,252元、96年度他筆營利、租賃所得合計144,934元，乃歸課上訴人95、96年度綜合所得總額34,83 0,947元、6,298,288元，分別核定應納稅額12,675,413元、 1,366,492元，經扣除扣繳稅額125,970元、167,538元及受利用分散所得者溢繳稅額1,659,167元、230,328元，再加計已退稅額62,137元、121,482元，本次應補稅額10,952,413 元、1,090,108元，並分別裁處罰鍰10,248,647元、920,899 元。上訴人不服，申請復查，經復查決定追減95、96年度應補稅額640,740元、42,392元及罰鍰834元、13,506元。上訴人對取自三資社之營利所得及罰鍰處分仍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07年度訴字第3 22號判決（下稱前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查決定）關於罰鍰部分，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兩造對於各自敗訴部分不服，分別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09年度判字第153 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將原審前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審理。嗣原審以109年度訴更一字第2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對原判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改判訴願、復查決定及原處分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均撤銷。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四、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係以：　　　㈠財政部為解決一般自然人、資源回收業者難以開立銷貨憑證，及再生工廠無法取得進項憑證之問題，乃先後以民國86年 3月18日台財稅字第861888061號、87年7月14日台財稅字第8 71953090號函釋（以下分別稱財政部86年函、87年函），使拾荒業之個人加入廢棄物清運合作社（下稱廢合社，本案之三資社屬之）成為社員，於社員出售回收資源予再生工廠時，由廢合社出具營業稅之銷項憑證作為再生工廠之進項憑證，並向國家繳納營業稅；出售廢棄物之價金，則按每一社員提交之廢棄物比例分配，同時由廢合社按銷售金額之6%（財政部73年12月24日台財稅第65468號函，下稱財政部73年函）作為社員一時貿易所得，製作「一時貿易資料申報表」（下稱一時貿易申報表），載明每一出售廢棄物之社員所分得金額，送稅捐機關備查，以為未來對各社員課徵綜合所得稅之依據（依本件三資社之運作，上開銷售及申報作業，實係由三資社各回收站站長為之）。廢合社只是協助自然人開立統一發票之服務機構，本身無營利目標及實際交易行為，真正與再生工廠從事交易行為者，為從事拾荒工作之自然人。財政部函令就資源回收業稅務稽徵之規定，雖立意良善，卻因其制度設計，顯未顧及資源回收業真實產銷流程，非僅「拾荒業者」與「再生工廠」2個層級，還包括直接以現金向實際從事廢棄物回收之自然人購買廢棄物，再交給廢合社匯總出賣予再生工廠之中間商。中間商如不願自行辦理營業人登記，取得獨立營業人身分（有設籍、設帳與保存憑證義務），其因有按銷售額6%計算一時貿易所得，實係從低認定所得額之誘因，可能依附在廢合社之下，經由社員身分之助，取得廢合社回收站站長之地位，甚至可能「無真實社員存在」，而以人頭社員分散所得，甚至人頭社員也可能是自願擔任，因在累進稅率下，以不同稅捐主體分散所得，本身即有降低稅額之效果。亦即，一個加入三資社之「正常」社員，雖參與三資社出名之一筆或數筆集體交易，仍可能在自願或非自願之情況下，因三資社職員或各回收站站長之分散所得行為，成為其他交易之「人頭」社員。　㈡上訴人明知三資社應按實際交易之社員資料申報一時貿易所得，不得利用未實際從事資源回收運銷業務之自然人攤提所得，竟於擔任第2回收站站長期間，與訴外人許昆煌（即三資社總經理）、許素維、石嘉禎、許倍綺（即三資社之出納、文書人員，負責處理社員入社暨申報個人一時貿易所得、開立統一發票等業務）共同基於以明知不實事項，登載於業務上作成文書並予行使之概括犯意聯絡，於第2回收站有資源回收物交易成交，先由上訴人通知三資社銷售金額、種類，次由許倍綺或石嘉禎負責開立統一發票，嗣由不知情之會計唐美珠將發票資料鍵入三資社使用之電腦會計系統，繼由許昆煌指示許素維命令石嘉禎或許倍綺將三資社電腦會計系統內之發票明細金額，隨機拆解成發票回收金額5萬元以下，再存檔於三資社使用之電腦系統內，復由許素維調整並帶入未實際從事資源回收業之社員編號與人名，在一時貿易申報表上虛偽記載銷售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買受原因、日期、貨物名稱、單價、數量及合計金額，作成根本未實際從事資源回收運銷業務之自然人即訴外人陳鐘鐄等人名義之一時貿易申報表，向稅捐機關申報所得稅，以此方式利用人頭社員攤提一時貿易所得，上情業經石嘉禎、許倍綺因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102年度上訴字第1810號偽造文書刑事案件（下稱系爭刑事案件）接受法務部調查局調查時陳述明確，核與上訴人於系爭刑事案件偵查中具狀自承其因受早期大部分真正賣廢棄物者不願申報所得稅，由其等或廢合社提供人頭社員，分配攤提一時貿易所得之慣例誤導，同有攤提所得之舉，對此深感悔悟，願向國稅局繳納稅金等情相符。另觀第2回收站一時貿易申報資料內容，被用以分散所得之人數，95年度高達635人、96年度高達334人，該2年度經被上訴人查得並臚列之申報異常人次及占比各為95年度506人、79.69%（506÷635），96年度198人、59.28%（198÷334）。如將該2年度重複被利用之同一人頭僅以1人次計算，共有743人被利用為分散所得之人頭，其中 599人於該2年度之一時貿易所得申報異常，占比高達80.62% （599÷743）。則被上訴人綜合各種相關事證，認定上訴人利用第2回收站之人頭社員，分散自己之一時貿易盈餘，並認三資社為第2回收站填報之一時貿易申報表並非真實，無從認定其上所列銷售人與第2回收站有真實交易，洵屬有據。　㈢上訴人為三資社社員，並擔任該社第2回收站站長。95、96年度第2回收站透過三資社銷售資源回收物予再生廠商，由三資社依第2回收站提供資源回收物之種類、數量及金額等資料，開立95年度銷貨金額554,335,183元（下稱95年發票銷售額），連同營業稅27,716,781元，合計金額582,051,964 元（554,335,183＋27,716,781）之統一發票，及96年度銷貨金額78,796,458元（下稱96年發票銷售額），連同營業稅3, 939,833元，合計金額82,736,291元（78,796,458＋3,939,83 3）之統一發票，交付沛金有限公司、拾鑫有限公司、銑傑有限公司、映鑫有限公司、嘉泰五金有限公司、維泰五金有限公司、在仁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買受人（下合稱再生廠商），供再生廠商作為進項憑證。再生廠商已將上開發票（含營業稅）之金額664,788,255元（95年度582,051,964元＋9 6年度82,736,291元），匯款至三資社於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信銀）營業部、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屯分行、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一銀）北桃分行、一銀竹溪分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企銀）大發分行、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五甲分行、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崁分行、三信銀南屯分行等金融機構帳戶。三資社收受該664,788,255元後，將其中541,427,567元（下稱款項1）匯至上訴人銀行帳戶，另 25,418,936元（下稱款項2）匯至李文檳臺灣企銀帳戶，5,3 17,417元（下稱款項3）匯至黃惠雯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庫）帳戶，其餘92,624,335元（下稱款項 4）則直接從三資社銀行帳戶中領取現金。款項2至4既屬第2 回收站銷售廢金屬之貨款，依前述三資社共同運銷之流程，三資社自應全額交付第2回收站之站長即上訴人。再由三資社於95、96年度收取手續費、營業稅合計後之金額分別為1, 957,606元、31,656,614元，係以三資社開立予再生廠商之發票銷貨金額633,131,641元（即95年發票銷售額554,335,1 83元+96年發票銷售額78,796,458元）為基準計算，由上訴人逐期以匯款或現金存入三資社三信銀營業部帳戶，足證款項2至4應已流入上訴人掌控。至於證人李文檳於原審到庭時，對其臺灣企銀帳戶有無借予他人使用，說詞前後反覆，且就三資社匯入該帳戶之25,418,936元交易細節，概以時間久遠不清楚為由，無法說明實際交易情況，所稱該筆款項係源於其與三資社間廢銅生意往來等語，洵非可採。另證人鄭啟瑞雖於原審證稱：伊為第4回收站之實際站長，黃惠雯將帳戶借予伊使用，三資社匯入該帳戶之款項3，應係第4回收站共同運銷之貨款等語，惟第4回收站位於高雄，上訴人經營之第2回收站則位於新北市三重區，以資源回收種類繁雜之特性及運輸成本之考量，從事回收多具地域性，實無經三資社集貨交易之可能，是證人鄭啟瑞稱款項3為第4回收站共同運銷之貨款云云，亦非可採。　　　㈣上訴人不論向社員或非社員購進資源回收物，其既屬三資社社員，並透過三資社銷售資源回收物予再生廠商，僅其集貨方式為先買斷，而非以個別社員共同集貨後運銷，於運銷後分配銷售款予個別社員，依財政部84年8月21日台財稅第841 643836號函釋（下稱財政部84年函）意旨，應准免辦營業登記並免徵營業稅，僅課以個人一時貿易營利所得，尚難比附援引非稅捐主管機關之內政部針對農業合作社發布之109年1 2月23日台內團字第1090070103號函（下稱109年函）。又獨立營業人不僅有設籍、設帳與憑證保存等義務，申報所得時亦應將全部銷售額列為收入，且在設算成本費用時，應依法核實計算對應所得，則未辦營業登記之營業人若無法提供帳簿或憑證供核實認定所得時，依財政部頒訂之96年度資源物回收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應以15%淨利率核定其營利所得，其金額必然高於依財政部73年函以6%核計之一時貿易所得額，故被上訴人實已採取對上訴人有利認定。又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12條規定，一時貿易之盈餘應準用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應計基礎（權責發生制），予以認定應計貿易收入（當年度已發生並於當年度收現之收入＋當年度已發生但未來年度始收現之收入），現金收付課稅原則於此已經壓縮。是被上訴人採用三資社95、96年度開立發票銷售額554,335, 183元、78,796,458元，按財政部73年函頒訂一時貿易盈餘純益率6%，分別核計該2年度一時貿易盈餘，歸課上訴人營利所得33,260,110元、4,727,787元，於法尚無不合。　㈤被上訴人已整理出社員異常清單，且其異常比例甚高，上訴人未能盡協力義務，提出積極事證指明一時貿易申報表真實之範圍，不能盡將舉證責任全歸被上訴人負擔。況王廖美麗、張竣能、林均蔓、廖文標、李建億等人於系爭刑事案件就交易之地點、金額、期間大都證稱不記得，上訴人在一時貿易申報表欠缺公信力之情況下，對共同銷售行為之收入分配應為相關證明，若其代收他人（不論社員與否）轉交回收物予三資社銷售屬實，自當於領款後，將屬各該實際銷售人之應得貨款轉手交付，且此事實非經上訴人提供資料，被上訴人或原審縱有職權也無從調查。然上訴人就原審請其提出實際運銷之社員名單及付款給實際社員之具體資料，一概以時間久遠或帳冊由三資社維護，其無法表示意見等語回應，衡酌上訴人95、96年度之銷售金額龐大，卻連1個實際運銷之社員資料及付款流向都無法提供，顯不合常理，其主張被上訴人迄未依發回判決舉證證明本件課稅要件事實，應承受其不利益云云，並非可採。　㈥上訴人於95、96年度擔任三資社第2回收站站長期間，銷售資源回收物予再生廠商，獲得取自三資社之營利所得，惟其利用非實際交易社員名義，虛偽填載不實之一時貿易申報表，藉此分別漏報95年、96年取自三資社之營利所得33,260,110 元、4,727,787元，該當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10條第1項之客觀裁罰要件，且係基於故意，自應受罰。被上訴人按所漏稅額屬營利所得部分裁處1倍罰鍰分別為10,247,813元、907,3 93元，已考量上訴人違章程度而為適切裁罰，於法並無違誤。上訴人95及96年度逃漏稅捐罪嫌，經刑事法院認定犯罪不能證明，因與其他論罪科刑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不另為無罪諭知，於104年9月23日經最高法院104年度臺上字第2851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確定，被上訴人在此之前即於103年12月31日作成罰鍰裁處書，固有違刑事優先原則。惟被上訴人於106年2月6日作成復查決定時，系爭刑事案件業已判決確定，而復查程序係提供稽徵機關自我省察，實質意義仍在原處分機關裁處階段，故應認原裁處之程序瑕疵已治癒，則復查決定除追減95、96年度之罰鍰834元、13, 506元外，以上訴人逃漏稅捐未受刑事處罰，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核無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撤銷原處罰鍰之必要為由，維持其餘裁罰處分，難謂有違刑事優先及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等語，為其判斷之基礎。五、本院查：　　㈠本稅部分：　⒈行為時所得稅法第2條第1項規定：「凡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第14條第1項第1類規定：「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第一類：營利所得：……個人一時貿易之盈餘……屬之。」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填具結算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其上一年度內構成綜合所得總額或營利事業收入總額之項目及數額，以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並應依其全年應納稅額減除暫繳稅額、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及可扣抵稅額，計算其應納之結算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第83條第1項規定：「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納稅義務人應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其未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同法施行細則第12條規定：「本法第14 條第1項第1類所稱一時貿易之盈餘，指非營利事業組織之個人買賣商品而取得之盈餘，其計算準用本法關於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之規定。」行為時稅捐稽徵法第21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第1項）稅捐之核課期間，依左列規定：…… 三、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或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7年。（第2項）在前項核課期間內，經另發現應徵之稅捐者，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 。」廢棄物之回收，因涉及買賣交易，每一階段均應依法課徵營業稅，惟廢棄物之交易與一般商品交易不同，部分廢棄物之來源為一般社會大眾或拾荒者，其等銷售廢棄物給回收廠商時，難以開立銷貨憑證；回收廠商如未辦理公司或商號設立登記及營業登記，其將廢棄物蒐集及分類整理後，再將可回收利用之各類廢棄物，分別銷售給各該類再生工廠，作為產品原料來源之一時，亦無法開立發票給再生工廠作為進項憑證。為解決一般民眾及拾荒者難以開立銷貨憑證及再生工廠無法取得進項憑證之問題，財政部先後作成84年函：「關於有限責任臺灣省廢棄物運銷合作社之個人社員將收集之廢棄物交該社辦理共同運銷，准免辦營業登記並免徵營業稅，惟應依法課徵綜合所得稅。」86年函：「……關於調查單位查獲營業人取得臺灣省廢棄物運銷合作社開立之統一發票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涉嫌違章案件，究應如何處理，案經與會單位充分討論，獲致結論如次：㈠如查明營業人確有向臺灣省廢棄物運銷合作社之社員購進廢棄物，並向該合作社支付貨款，其取得該合作社開立金額相符之統一發票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於法尚無不合，應免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及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19條或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補稅處罰。至於該合作社之個人社員透過該合作社銷售廢棄物部分，依本部84 年8月21日函釋規定，免辦理營業登記，惟應依法課徵綜合所得稅。……」及87年函：「……臺灣省廢棄物運銷合作社之司庫如兼具其他營利事業負責人之身分，其交付再生工廠之廢棄物，除調查單位移送之筆錄及報告書外，若尚無其他具體事證證明確係該營利事業銷售與再生工廠者，基於前述廢棄物回收與一般貨物買賣性質確有不同之考量，宜認定係該社社員共同運銷之廢棄物，依一時貿易所得，歸課社員之綜合所得稅。」透過由從事資源回收業務之自然人共同組成廢合社，成為社員，社員將蒐集所得廢棄物匯集，以廢合社名義集中出售予再生工廠，並由廢合社出具營業稅之銷項憑證，成為再生工廠之進項憑證，且由廢合社向國家繳納營業稅，再將出售廢棄物之價金，按每一社員提交之廢棄物比例，分配予各社員，同時制作一時貿易申報表，載明每一出售廢棄物之社員所分得金額，送稅捐機關備查，以為未來課徵各社員個人綜合所得稅時，認定各該社員當期所得之依據。是以，營業人（再生工廠）向廢合社之社員購進廢棄物，且支付貨款予該廢合社或其未具營利事業負責人身分之司庫，得認定係該社社員共同運銷之廢棄物，依一時貿易所得，歸課社員之綜合所得稅。上開財政部各函釋與該部73年函：「綜合所得稅個人一時貿易盈餘之單一純益率，自74年起調整為6% 。」係財政部基於行政主管機關職權，就廢棄物運銷行為及個人一時貿易盈餘之稅捐稽徵事宜所為釋示，未逾越法律規定，得予援引適用。　⒉關於證據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認定，均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行使倘符合證據法則且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縱其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其事實之認定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者，亦不得謂為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經查，以下事實為原審依職權所確定，核與卷內證據相符：　⑴上訴人為三資社社員，並擔任該社第2回收站站長；第2回收站於95、96年度透過三資社銷售資源回收物予再生廠商，由三資社依第2回收站提供資源回收物之種類、數量及金額等資料，開立95年發票銷售額554,335,183元連同營業稅27,71 6,781元，合計金額582,051,964元之統一發票，及96年發票銷售額78,796,458元連同營業稅3,939,833元，合計金額82, 736,291元之統一發票，交付再生廠商，由再生廠商給付與上述發票金額相同之664,788,255元予三資社。三資社收款後，將其中款項1匯至上訴人帳戶、款項2匯至李文檳臺灣企銀帳戶、款項3匯至黃惠雯合庫帳戶，另款項4係直接自三資社銀行帳戶中領取現金。又依上開95年、96年發票銷售額為基準計算之手續費、營業稅，係由上訴人逐期匯款或以現金存入三資社銀行帳戶等方式所支付。　⑵上訴人擔任第2回收站站長期間，與訴外人許昆煌（即三資社總經理）、許素維、石嘉禎、許倍綺（即三資社之出納、文書人員，負責處理社員入社暨申報個人一時貿易所得、開立統一發票等業務）共同基於明知為不實事項，而登載於業務上作成文書並行使之意思聯絡，於該回收站有資源回收物交易成交時，先由上訴人通知三資社銷售金額、種類，次由許倍綺或石嘉禎負責開立統一發票後，由不知情之會計唐美珠將發票資料鍵入三資社使用之電腦會計系統內，再由許昆煌指示許素維命令石嘉禎或許倍綺將三資社電腦會計系統內之發票明細金額，隨機拆解成發票回收金額5萬元以下，存檔於三資社使用之電腦系統內，由許素維調整並帶入未實際從事資源回收業之社員編號與人名，在一時貿易申報表上虛偽記載銷售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買受原因、日期、貨物名稱、單價、數量及合計金額，向被上訴人申報所得稅，上訴人因而所涉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等刑事犯行，經刑事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又被上訴人依系爭刑事案件中之三資社回收站社員戶籍明細表，整理之第2回收站95、96年度社員異常清單，顯示三資社95、96年度之一時貿易申報表所列社員635人、334人，其中506人、198人，有入社日期晚於社員交貨期間，或在他案證稱其等在95、96年未做資源回收工作，抑或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僅列報1筆取自三資社之營利所得，無其他類別所得，所載連絡電話為三資社或舊貨工會等非社員個人聯絡電話等異常情形，占各該年度申報人數之 79.69%、59.28%；如兩年度重複被利用之同一人頭僅計1人次，其結果為743人被利用為分散所得之人頭，其中高達80. 62%之599人有上述申報異常情事。　原判決基於上開事實，認定三資社第2回收站於95年、96年銷售資源回收物，而自再生廠商收受與三資社開立發票金額相符之664,788,255元，其中之款項1，因匯入上訴人帳戶而流入其掌控，另款項2至4均來自再生廠商向第2回收站買受廢金屬而給付三資社之貨款，依三資社共同運銷之流程，三資社亦應將該等銷貨收入全額交付第2回收站站長即上訴人，參以上訴人業將以95年、96年發票銷售額為基礎計算之手續費與營業稅支付三資社，益證款項2至4應已流入上訴人掌控。惟三資社製作之一時貿易申報表，係由石嘉禎或許倍綺將三資社電腦會計系統內之發票明細金額，隨機拆解成回收金額5萬元以下後存檔，由許素維調整並帶入未實際從事資源回收業之社員編號與人名，在一時貿易申報表上虛偽記載銷售人相關資料，且經被上訴人查核結果，申報異常比例甚高，無從認定該申報表上列載銷售人與第2回收站有真實交易。故上開第2回收站95年、96年發票銷售額，實際屬上訴人所運銷，上訴人係藉由與三資社職員共同為第2回收站填載虛偽不實之一時貿易申報表，利用人頭社員，分散其於95 年、96年間之營利所得等情，已詳述其認定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由，核與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均無違背。　⒊依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政法院，受最高行政法院之發回或發交判決拘束者，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本院發回判決係以被上訴人對於匯入李文檳、黃惠雯帳戶之款項2、3，與上訴人個人從事買賣資源回收物之收入間有何關聯，未予論述，原審前判決予以維持，有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情形，而廢棄發回，並未就款項2、3 究應如何歸屬，表示法律上意見。原審於本件發回後，重行調查，經綜合卷內各種間接證據及情況證據，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研判與推理作用，認定款項2、3最終仍流入上訴人之掌控，原判決並就證人李文檳及借用黃惠雯帳戶之鄭啟瑞到庭所為證言，說明因前者就有無將帳戶借用他人使用，說詞前後反覆，後者稱三資社匯入黃惠雯帳戶之款項3，應該是第4回收站與其他回收站共同運銷之貨款等語，與其於另案即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215、216號事件中所述不符等情形，故不足採為對上訴人有利認定之理由（參見原判決第25至27頁），並無違背本院發回判決意旨可言，亦無判決全然未記載理由，或所載理由不足使人知其主文所由成立之依據，或判決所載理由前後牴觸等理由不備或矛盾情事。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未審酌李文檳、鄭啟瑞於原審均證稱帳戶為其等自行持有及使用等情，仍將匯入李文檳、黃惠雯帳戶之款項2、3列為上訴人之收入，違背發回判決意旨，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理由不備與矛盾之違法云云，無非就原審認定事實及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而為爭議，並非可採。　⒋財政部因應廢棄物回收相對於一般貨物買賣之特殊性質所發布86年函，認為廢合社個人社員透過該廢合社銷售廢棄物，即得依該部84年函，免辦理營業登記，而對其所得依法課徵綜合所得稅，未將廢合社所屬回收站站長個人以社員身分透過廢合社銷售資源回收物之情形排除適用。上訴人既具有三資社社員身分，其將所購進資源回收物送交三資社銷售予再生工廠，並由三資社開立統一發票予再生工廠作為進項憑證，核與前揭財政部函釋所示廢合社之個人社員將所收集廢棄物交該社辦理共同運銷之情形，尚無不符，則原判決認上訴人得依財政部84年函免辦營業登記並免徵營業稅，僅課以個人一時貿易營利所得，難謂有何違誤。至於合作社法第1條：「（第1項）為健全合作制度，扶助推展合作事業，以發展國民經濟，增進社會福祉，特制定本法。（第2項）本法所稱合作社，指依平等原則，在互助組織之基礎上，以共同經營方法，謀社員經濟之利益與生活之改善，而其社員人數及股金總額均可變動之團體。」及第3條之1第2項本文：「合作社經營之業務以提供社員使用為限。」係規定合作社法之立法目的、該法所稱「合作社」之定義，及合作事業經營業務之限制等事項，並無一語提及何謂「共同運銷」。內政部109年函，則係以該部100年11月29日針對農業合作社所為函釋（農業合作社係由農民依據合作社法所組成，其目的在藉由合作社組織辦理社員農產品生產、共同運銷及資材供應等業務服務社員，以減少中間剝削，增進收益）為據，而認「本案倘該合作社站（班）長係以其個人名義向非社員收購（買斷）產品，並透過合作社之共同運銷機制出售產品，非屬合作社之共同運銷範疇」，與上訴人取得95年、96年發票銷售款之收入應如何課徵稅捐之爭議無關，原判決因認該函釋為非稅捐主管機關之內政部針對與本件所涉廢合社性質不同之農業合作社而作成，尚難比附援引，亦無不合。上訴意旨主張：上訴人以個人名義向「非社員」收購或買斷產品，為自負盈虧性質，依內政部109年函意旨，非屬合作社社員間之共同運銷範疇，無適用一時貿易所得稅率課徵綜合所得稅之餘地；而本應對上訴人課徵之營業稅，則已逾行為時稅捐稽徵法第21條第1項第3款所定7年核課期間，不得再行課徵。原審僅因上訴人具有三資社社員身分，驟認其交易行為係共同運銷，與內政部109年函不符，且與合作社法第1條、第3條之1之立法意旨矛盾，乃變相架空合作社主管機關內政部之職掌，造成人民對合作社、共同運銷應以何機關之認定為準無所適從，違反明確性原則、平等原則及行政機關管轄等規定，有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法；復未審酌本件應課徵營業稅已逾核課期間之對上訴人有利事實，逕認被上訴人從低推估所生一時貿易所得之法制規劃已採取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有違行政程序法第9條規定，且有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違誤云云，均為其一己主觀見解，無足採取。　⒌惟按：　⑴司法院釋字第377號解釋：「個人所得之歸屬年度，依所得稅法第14條及第88條規定……之意旨，係以實際取得之日期為準，亦即年度綜合所得稅之課徵，僅以已實現之所得為限，而不問其所得原因是否發生於該年度。」可知，我國綜合所得稅之課徵，係以收付實現制為原則，即對於已實現之所得課稅；而其實現與否，原則上以是否收到現金或足以替代現金之報償為準。又因司法院釋字第377號解釋理由書敘及：「至於公務員因法定原因停職，於停職間，又未支領待遇或生活津貼者，復職時一次補發停職期間之俸給，與納稅義務人得依己意變動其所得給付時間之情形不同，此種所得係由長期累積形成，宜否於取得年度一次按全額課稅，應於所得稅法修正時予以檢討，併予指明。」財政部乃以88年8月12日台財稅第881932202號函釋（下稱財政部88年函）：「納稅義務人因涉及刑事案件或公務人員懲戒案停職，嗣後經判決確定獲准復職，由服務機關一次補發停職期間之薪資所得，有關應納稅額之計算，依下列規定辦理：㈠納稅義務人於復職時，由服務機關一次補發停職期間之薪資所得，均屬實際補發年度之所得……㈡納稅義務人領取一次補發停職期間之薪資所得，其屬補發以前年度部分，應於辦理復職當年度綜合所得結算申報時，於申報書中註明補發之事實及金額，除檢附相關之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外，並應檢附補發各年度薪資所得明細表，俾供稽徵機關計算補徵綜合所得稅。其屬補發復職當年度之薪資部分，仍應併入復職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㈢稽徵機關接獲納稅義務人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後，應依納稅義務人提供補發各年度薪資所得明細表之各年度薪資所得總額，分別併入各該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計算應補徵之稅額後，彙總一次發單補徵復職年度之綜合所得稅。」針對因涉案停職之納稅義務人，日後復職而由服務機關一次發給停職期間薪資所得之特殊情形，調整並酌採權責發生制，以免因採取收付實現制，對納稅義務人非出於自主意思而一次取得之數年度薪資所得，於取得年度全額課稅，對其造成不合理之負擔，為該部針對特定類型事件放寬收付實現制所作解釋函令。是個人所得之歸屬年度，除有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第10條第2項所定執行業務者依規定保持足以正確計算其執行業務所得額之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並於年度開始3個月前申報該管稽徵機關核准採用權責發生制計算所得，或上述財政部88年函等特別情形者，得按權責發生制計算執行業務所得外，應按收付實現原則計算所得，即不問其所得原因發生之年度，應併入實際取得日期所屬年度，課徵綜合所得稅。另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12條規定，行為時該法第14條第1項第1類所稱一時貿易之盈餘，僅其「所得額之計算」準用「本法（即所得稅法）關於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之規定」，故所準用條文應為所得稅法第3章第2節「營利事業所得額」第24條第1項：「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等有關營利事業所得額應如何計算之規定。又觀諸所得稅法第22條規定：「會計基礎，凡屬公司組織者，應採用權責發生制，其非公司組織者，得因原有習慣或因營業範圍狹小，申報該管稽徵機關採用現金收付制。」可知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徵，僅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係強制採用權責發生制為會計基礎，非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如有法定事由，得申報該管稽徵機關核准後，採用現金收付制，並非必定採取權責發生制。而權責發生制之採行，納稅義務人應負較重之會計協力義務（所得稅法第21條、商業會計法第23 條規定參照），非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尚且得因營業規模較小或原有習慣，選擇改採權責發生制以外之會計制度，從事一時貿易之個人，並非持續從事特定範圍之經濟活動，會計需要與會計能力均不及於營利事業，在法無明文之情況下，自不得任意變更此種個人所得於課徵綜合所得稅時應採取之收付實現制，強令個人就其一時性之交易行為，必須一律採用權責發生制。況且，基於一時貿易之非持續性特質，納稅義務人當年度取有一時貿易盈餘，次年度並非當然有之，採取收付實現制亦較權責發生制更能如實呈現從事一時貿易者之所得情形。被上訴人主張：一時貿易盈餘與獨資資本主每年自其獨資經營事業所得盈餘，性質類似，二者既同被歸類為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類之營利所得，一時貿易盈餘即應比照獨資資本主經營獨資事業所得盈餘之計算方式，採用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應計基礎即權責發生制云云，乃忽略本件行為時之所得稅法第71條係明定獨資之營利事業應申報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與一時貿易盈餘依同法施行細則第12條規定，僅於計算所得額時準用關於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之規定者，情形有別；且所稱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應計基礎即為權責發生制，與前引所得稅法第22條規定亦屬不符，自非可採。　⑵經查，三資社95年度發票銷售額554,335,183元中之32,563,5 99元，三資社係於96年始匯至上訴人銀行帳戶，則該32,563 ,599元為上訴人於96年間始實現之營利所得，應自95年度之營利所得中扣除。是上訴人95年度一時貿易之營利所得額應為31,306,295元〈（554,335,183-32,563,599）×6%〉，與復查決定核定之營利所得額33,260,110元相較，應納稅額應減少781,526元〈（33,260,110-31,306,295）×40%〉，而為11,8 93,887元（復查決定核定應納稅額12,675,413-應減少之稅額781,526），經扣除扣繳稅額125,970元及受利用分散所得者溢繳稅款2,299,907元，再加計已退稅額62,137元，應補稅額為9,530,147元，故復查決定核定上訴人95年度應補稅額超過9,530,147元部分，於法有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原判決維持該部分原處分與訴願決定，自屬違誤，應予撤銷。至三資社於96年始交付上訴人之前述32,563,5 99元，為上訴人於96年取得之營利所得，復查決定核定上訴人96年度應補稅額4,727,787元，未將該部分所得額列入計算，固非正確，惟因對上訴人較為有利，依行政訴訟法第19 5條第2項規定：「撤銷訴訟之判決，如係變更原處分或決定者，不得為較原處分或決定不利於原告之判決。」仍應予維持。　㈡罰鍰部分：　⒈復按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納稅義務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但對依本法規定應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有漏報或短報情事者，處以所漏稅額2倍以下之罰鍰。」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綜合所得稅係採納稅義務人自行申報制，納稅義務人有誠實報繳之義務，如就屬所得稅法規定應申報之所得有漏報或短報，且因此有漏稅情事，並納稅義務人就此短、漏報又有故意或過失，則除有其他免罰事由外，即合致上述所得稅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之漏稅罰。因此，稽徵機關業已證明納稅義務人逃漏稅之構成要件該當、違法且有責之事實者，即得依法加以處罰。原判決經調查證據並斟酌全案辯論意旨，敘明上訴人利用非實際交易社員名義，虛偽填載不實之一時貿易申報表，分別漏報95年、96 年取自三資社之營利所得，以此偽造文書之犯罪行為達其逃漏稅目的，係基於故意利用他人名義分散所得藉以逃漏稅捐，被上訴人審酌上訴人違章情節及行政罰法第18條所定各項事由，參據行為時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有關「綜合所得稅稅目第110條第1項」部分：「四……㈢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處所漏稅額1倍之罰鍰。」規定，對上訴人所漏稅額屬營利所得部分裁處1倍之罰鍰，並未逾越法定裁量範圍，亦無裁量濫用或裁量怠惰情事，尚無不合。惟上訴人 95年度應補稅額為9,530,147元，業如前述，除上開藉由他人名義分散而故意逃漏之營利所得外，其餘漏報之各項所得計63,860元，因非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於被上訴人裁處時已逾5年裁處期間，應予免罰，故應處罰鍰9,466,287元（ 9,530,147-63,860），復查決定裁處上訴人95年度罰鍰數額超過9,466,287元部分，即有違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同有違誤，原判決予以維持，於法自有未合，應予撤銷。至於復查決定按上訴人96年度所漏稅額1倍裁處罰鍰11,155,206 元，計算基礎既不包括於96年始由上訴人取得之32,563,599 元營利所得，固有未洽，然因對上訴人較為有利，依前引行政訴訟法第195條第2項規定，仍應維持。　⒉次查，依原判決認定事實可知，被上訴人已查得三資社自再生廠商收受之95年、96年發票銷售款確有進帳且由上訴人支配管領，因上訴人未盡協力義務，提出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遂依財政部73年函核定其營利所得額，係核實認定為稅捐客體之營利所得確實存在，並非推計而來。上訴人既藉由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之方式，違反誠實申報之協力義務，被上訴人據以裁罰上訴人，自與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4條第 4項規定無違。至稽徵機關辦理綜合所得稅違章案件審核要點（下稱審核要點）第2點第2款規定：「納稅義務人結算申報案件，其屬左列情形者，免按漏報短報所得額論處：……㈡經稽徵機關就蒐集納稅義務人一時貿易交易之資料，依照部頒標準核定其所得額者。」僅於個案中從事一時貿易交易之納稅義務人，並無該當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情形時，始有適用，上訴人既有前述以行使登載不實之文書，利用他人分散所得之故意逃漏稅行為，自不得適用前揭審核要點規定免受處罰，上訴意旨仍執其業於原審提出、而為原判決所不採之陳詞，主張被上訴人既按財政部核定之一時貿易純益率核定其一時貿易盈餘，依審核要點第2點第2款規定，自應免予處罰云云，並無足取。末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1 項、第2項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行政機關得否裁處行政罰，視該行為之刑事訴追或審判程序終局結果而定。原判決已詳述被上訴人最初對上訴人裁罰時，系爭刑事案件尚未判決確定，固有違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規定，惟嗣於稽徵機關自我省察之復查程序中，上訴人被訴逃漏稅捐之刑事罪嫌業經法院判決無罪確定，原裁處之程序瑕疵即已治癒，故復查決定將未經追減之罰鍰予以維持，難謂違反刑事優先及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等語，所持法律見解並無不合。上訴意旨就此原判決已詳為論駁之事項，仍以其一己主觀之見解，復執陳詞為爭議，無可採取。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查決定）關於上訴人95年度應補稅額超過9,530,147元、罰鍰超過9,466,2 87元部分，予以維持，既有如上所述之違背法令情事，且已影響判決結論，上訴人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基於確定之事實，將該部分原判決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原審其餘之訴部分，核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此部分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56條第1項、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審判長法官王碧芳法官　李玉卿法官　王俊雄法官　陳文燦法官　鍾啟煒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　仲　一

2025-03-20

TPAA-112-上-394-20250320-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強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231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宋文華選任辯護人蕭烈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強盜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48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2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宋文華（下稱被告）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 項、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之攜帶兇器踰越牆垣侵入住宅強盜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4月，並說明強盜所得毒品為其所涉毒品案件之重要證物，與共同被告楊景元強盜所得之撲滿零錢，及其個人強盜所得之金腳鍊，除告訴人楊健龍拋棄民事求償權利，且已與蔡淑華成立和解並賠付金錢，諭知沒收顯有過苛之虞，且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扣案之原子筆非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扣案衣物固為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惟價值低微，易於取得，無宣告沒收之刑法上重要性，故均不予宣告沒收等節。原審判決後，檢察官及被告均提起上訴，檢察官係依告訴人楊健龍所請提起上訴，主張量行過輕；被告則主張原審量刑過重；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期日，亦均明確陳稱對於原判決認定（關於被告宋文華）之犯罪事實、證據、論罪部分均未爭執，是以此等部分已非屬於上訴範圍，本院審理範圍，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科刑，至原判決關於事實、證據、所犯罪名之認定，均已確定，而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先予敘明。二、駁回上訴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涉有上開犯行，事證明確，並說明被告本案犯罪動機係出於自己之利益，且係以妨害住居安寧、人身自由重大之入室強盜之方式為之，難認符合刑法第59條「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經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情形，故無刑法第 59條適用。並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同案被告楊景元共同為本案加重強盜犯行，侵害蔡淑華、楊健龍之財產法益，並嚴重侵害蔡淑華之人身自由，以及被告係應楊景元邀集而開始本案犯行，並經楊景元指示以膠帶綑綁蔡淑華，更於共犯犯行外另有強盜蔡淑華所有金腳鍊之犯行，應予非難；復衡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非無悔意；以及業與蔡淑華達成和解，蔡淑華、楊健龍於原審均表示對被告從輕量刑之意見，以及檢察官、被告、辯護人之量刑意見等一切情狀，酌情量處上揭刑度，經核認事用法均無不合，量刑亦甚妥適。　㈡本件檢察官提起上訴，上訴意旨固係依告訴人楊健龍所主張，質疑被告何以知悉其家中藏有保險箱、保險箱中有何物、更得以避開家中監視器之行走路徑，並準確於其離家後便立即侵入而實施予以強盜，因認被告未據實陳述案件全情有所隱蔽，而認被告犯後態度不佳，原審量刑過輕等語；被告則主張其始終坦承犯行更積極與被害人蔡淑華達成和解並賠償損害，亦經告訴人楊健龍於原審表示從輕量刑、判輕一點沒關係，故本件對被告而言有情輕法重之嫌，況被告之母罹患癌症末期，亟需被告隨侍在側，原審未能審酌前情，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刑度，量刑難認允洽云云。惟按量刑之輕重，屬於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一切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不得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查本件原判決已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應審酌事項，在法定刑度範圍內予以科刑，難認有何輕重失衡情形，至檢察官所指上訴理由，僅係告訴人楊健龍之臆測，並無實據，更非起訴意旨所指而構成犯罪事實之一部；而被告所指應再從輕量刑之事由，除經原判決具體說明無刑法第59條情堪憫恕、酌減其刑之適用外，更均已於量刑時充分審酌，原判決量處之刑度應認已於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刑罰之裁量權，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所為量刑尚稱允洽，是檢察官及被告之上開上訴主張，均無理由，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奕瑋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振榕及被告宋文華均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王啟旭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君縈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328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強盜罪，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犯強盜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第1項及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強盜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刑法第321條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三、攜帶兇器而犯之。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刑法第330條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2-27

TPHM-113-上訴-6231-20250227-2

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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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231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楊景元選任辯護人洪維駿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強盜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48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2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楊景元為竊取楊健龍置於桃園市○○區○○路0000巷00號住處（下稱本案住處）內之財物及毒品，於民國113年2月20日前某時邀得宋文華（本院另行審結）參與竊盜犯行，並約定各得取得財物、毒品之一半。協議既定，其等即於113年2月20日上午8時許，利用楊健龍外出之際，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而攜帶兇器、踰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聯絡，先以本案住處附近拾得之長梯踰越本案住處後門處之圍牆，復見本案住處後門未鎖，遂自後門侵入本案住處並進入楊健龍房間（下稱本案房間A）。嗣楊景元即持置於本案住處內，為金屬材質、客觀上足供作兇器使用之撬子破壞本案房間A內之保險箱（下稱本案保險箱），宋文華則在旁將撲滿內零錢倒到床上並為拾取，是時處於隔壁房間（下稱本案房間B）內之蔡淑華（為楊健龍女友）感知楊景元、宋文華發出之聲響，因而連連出聲詢問「是誰」等語。楊景元、宋文華驚覺本案住處內竟尚有對該處具財產監督權限之人，為避免蔡淑華妨礙其等破壞保險箱及取得財物，竟將原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提升為加重強盜之犯意聯絡，旋由楊景元指示宋文華持其所攜帶前往之膠帶至本案房間B將蔡淑華之手、腳以膠帶綑綁並黏貼嘴巴，且收走其持有之手機，排除蔡淑華對其等取財行為之妨礙可能。蔡淑華因見楊景元、宋文華具體力、人數優勢而有所畏懼，且遭楊景元、宋文華以膠帶綑綁之強暴方式至達不能抗拒之程度。楊景元隨後即成功破壞本案保險箱並取得重量不詳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3包，宋文華亦拾取所倒出之零錢完畢，楊景元方指示宋文華解除蔡淑華之綑綁並離開本案住處，而共同強盜撲滿內現金新臺幣（下同） 1,200元、海洛因毒品3包得手（無證據證明楊景元等人亦將蔡淑華所持用之手機攜離）。惟宋文華於離開本案房間B前，於楊景元不知情之情況下，逾越前揭加重強盜之犯意聯絡，利用蔡淑華甫被鬆綁且仍屬畏懼而無法反抗之狀態，強取蔡淑華所配戴之金腳鍊1條後離開本案住處，而強盜前揭金腳鍊1條得手。二、案經蔡淑華、楊健龍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之說明一、供述證據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第1項）。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院以下所引用作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楊景元（下稱被告）有罪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㈡至被告及其辯護人爭執告訴人蔡淑華、楊健龍於警詢及於偵訊中未經具結供述之證據能力，惟本院並未引用作為認定被告否認犯罪，然經本院審酌後判定有罪之依據，爰不贅論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二、非供述證據　　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作為本案裁判之資料。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被告之辯解及辯護人之辯護意旨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邀約同案被告宋文華參與本案加重竊盜犯行，且於本案時間攜帶膠帶並與宋文華以長梯踰越本案住處後門處圍牆，自後門侵入本案住處並進入本案房間A後，其有持金屬材質之撬子破壞本案保險箱，並因蔡淑華驚覺而詢問其等是誰後，指示宋文華持前揭膠帶至本案房間B將蔡淑華予以綑綁，隨後繼續持撬子破壞本案保險箱，且於成功破壞本案保險箱後取得重量不詳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3包後，再指示宋文華解除蔡淑華之綑綁並離開本案住處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本案加重強盜犯行。辯稱：本案所為僅構成加重竊盜，案發當時係因蔡淑華毒癮發作，伊怕蔡淑華做出想像不到的事，始指示宋文華對之以膠帶綑綁。且當時伊專注於取出本案保險箱內之毒品，不知道宋文華有拿撲滿內之零錢云云。　㈡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　⒈告訴人蔡淑華不僅對於本案關鍵問題拒絕供述，證詞内更存有諸多隱情、矛盾與不合常理之處，非無瑕疵可指　　蔡淑華於原審113年6月25日審判期日先後證稱：剛開始只看見一個人，就是在客廳的宋文華先走過來，後來看見中間那個房間又走出來一個人；宋文華把我綁起來時，我聽到還有另外一個人，楊景元是要離開時我才看見；我先聽到外面有人走動的樣子，還沒有聽見金屬敲打的聲音等語，但同案被告宋文華於同日卻證稱：一開始我跟楊景元到主臥室（即本案房間A），楊景元要開啟保險箱，我則在打開撲滿，隔壁聽見女生在喊誰誰誰，楊景元就出去叫她不要吵等語，顯然證人蔡淑華除對於目擊過程先後不一外，且關於被告出現順序、所在地與相關作為，亦與同案被告宋文華之證述有順序之矛盾。又告訴人蔡淑華證稱沒有聽到被告對其表示伊為告訴人楊健龍的朋友，不用害怕等語，然同案被告宋文華卻證稱好像有聽到；告訴人蔡淑華又稱同案被告宋文華對其以膠帶綑綁是綁好幾圈、被綁時間無法確定等語；同案被告宋文華卻證稱其僅係象徵性的綑綁一圈，且2、3分鐘就拆掉等語；其2人所相互矛盾。又同案被告宋文華亦證稱案發當時有聽見告訴人蔡淑華吵著要施用毒品等語，告訴人蔡淑華就此卻於原審審理時拒絕陳述其於案發時之施用毒品狀況，益臻被告辯稱係因告訴人蔡淑華毒癮發作怕其吵鬧才將之綑綁等節與事實相符。再佐以告訴人蔡淑華係遲至案發翌日報警，顯與常情相悖，又告訴人蔡淑華竟與同案被告宋文華交換聯繫方式更於案發當日有多達6次之通訊紀錄，縱係被動接聽，仍與一般甫經自由受重大限制而遭強盜之被害人行止相違，其所述究否屬實，確有疑問。　⒉被告限制告訴人蔡淑華自由之行為非基於取財目的　　告訴人蔡淑華證述被告並未使用現場之橇子對之為限制行動自由之用，是以被告僅係以橇子開啟保險箱，且與告訴人蔡淑華分屬不同空間，自不得以被告持有橇子而認有升高犯行風險或作為被告強制手段之一部。另被告所攜至現場之膠帶質地易碎，目的亦僅係掛裝有竊盜使用之衣物、手套等物之黑色袋子，且至現場後因另覓得木梯而未使用膠帶以為上情，自不得以被告事先準備膠帶即認於行為時犯意提升。況依告訴人蔡淑華所述其當日與被告、同案被告宋文華未有口角、肢體衝突、亦未生阻攔行為、於遭綑綁前無大喊呼救；自始又與被告身處不同房間内而未見聞被告行為等節，顯然被告之客觀取財行為未受告訴人蔡淑華妨礙，更早於限制告訴人蔡淑華自由前已進行中，被告實無另對告訴人蔡淑華施加強制手段必要，且實際上所為之強制手段更與取財行為無因果關係。應認被告所為強制行為與取財行為間無方法與目的上之時空密接關聯性，而不應論以加重強盗之重刑。又告訴人蔡淑華自承不常進入本案房間A，更無法正確指出保險箱位置，當下亦不知財物受有何損失，顯見其對本案房間A內之保險箱、撲滿無支配、占有，是被告並未對本案房間A内之財物所有人、占有人或有管領支配力之人行強制手段，自不應論以加重強盜罪。再者，告訴人蔡淑華自始未見及被告，甚未有所對話，更於被告離去之際方目擊被告，期間被告亦未持橇子施用於告訴人蔡淑華或攜至本案房間B，實無原判決所指雙方實力差距情事。末以，同案被告宋文華證稱其不清楚被告是否注意到其傾倒撲滿零錢，被告應不知悉，且其將零錢放入口袋是在碰見告訴人蔡淑華之前，顯然同案被告宋文華取得零錢時未對告訴人蔡淑華為何強制行為、被告更不知悉同案被告宋文華自取撲滿零錢，被告不應對同案被告宋文華此部分犯行同負共犯責任，亦不應論以強盜罪責等語。二、本院查　㈠就上揭被告所不爭執之犯罪事實，業據同案被告宋文華證述明確，並經證人即告訴人蔡淑華於偵查及審理中、證人即告訴人楊健龍於偵查中證述在卷可稽，且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偵查報告、車輛路線歷程一覽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GOOGLE街景圖擷圖照片、刑案現場照片、監視器影像擷圖照片、扣案如被告及同案被告宋文華於案發時所穿著衣物、球鞋、所用之膠帶等照片、被告本案使用之撬子示意圖照片等附卷為憑，堪先信實。　㈡而同案被告宋文華於偵訊及原審審理中，均一致證述：被告在113 年2月19日或20日時邀其賺錢而到本案住處偷竊，稱本案住處內有保險箱，其內可能會有錢或是毒品，並約定拿到的東西一人一半，當天是拿附近菜園的木頭梯子靠在圍牆後翻牆，從沒有鎖的後門進去，進去本案住處後，其就跟著楊景元到本案房間A去，楊景元就在那邊持工具（橇子）敲保險箱，其在旁邊倒撲滿等語，被告對於此情亦不爭執，顯然被告邀約同案被告宋文華一同前往本案住處下手實施竊盜，係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並先以侵入住宅、踰越牆垣方式進入本案住處，再持金屬材質、客觀上足供作兇器使用之撬子以為工具而為竊盜手段，其等此部分之前階段作為，除已構成竊盜罪並具有「攜帶兇器」、「踰越牆垣」、「侵入住宅」等加重處罰要件。　㈢而證人即告訴人蔡淑華於偵訊及原審證述略以：案發當時因楊健龍去上班，只有我一個人在本案房間B，我聽到外面有聲音就開門探頭並出聲詢問「是誰」，就看見有人自客廳朝我走過來，並看到那人（宋文華）是戴頭套蒙面，接著亦戴著頭套的被告從本案房間A走過來，叫宋文華把我綁起來、手機拿起來；我有說：「不要綁我」，但宋文華還是把我綁起來並拿走我的手機，並說乖乖配合就會把伊解開等語；我被綁時是坐在床上，宋文華用膠帶把我手腕和腳綁起來，並用膠帶把我的嘴巴貼起來，膠帶是纏好幾圈，我有掙脫但沒有成功，宋文華將我綁起來後就回到本案房間A；我被綑綁在本案房間B內時，有聽到本案房間A裡在敲東西的聲音，也有聽到零錢倒到袋子的聲音；後來是宋文華幫我鬆開綑綁就走了；我是一個女孩子，不可能對戴著頭套的人有什麼阻攔或阻礙動作，因為害怕也無法大喊或呼救；況且我在案發後還有接到宋文華電話，問我有沒有報警，說如果我報警的話會再回來找我之類等語。而同案被告宋文華於原審審理中亦具結證稱略以：當時我與被告進入本案住處後，我就跟著被告到本案房間A去，被告就用工具敲保險箱，我則在旁邊把撲滿的零錢倒在床上並收到口袋，忽然聽到蔡淑華在本案房間B喊什麼人誰誰誰這樣，被告就走出本案房間A，叫蔡淑華不要吵，進去本案房間B裡面，之後被告突然拿膠帶給我叫我把蔡淑華綑起來，被告則接著繼續敲保險箱等語。而除被告於原審就蔡淑華於審理時之證述沒有意見外，且依蔡淑華、同案被告宋文華之上揭證詞，足證蔡淑華當日先聽到被告楊景元、宋文華於本案房間A內所發出敲保險箱、倒零錢等聲響後，即出聲詢問是誰而遭被告及宋文華驚覺本案住處內尚有他人，被告即持膠帶並指示宋文華把蔡淑華綁起來並收走手機，而宋文華對於蔡淑華哀求不要綑綁亦不為所動，仍依被告指示以膠帶將蔡淑華手腳綑綁數圈，並以膠帶黏貼其嘴巴暨收走手機後，返回本案房間A，被告、宋文華再分別續行未完成之敲開保險箱及收取撲滿零錢等動作，而蔡淑華嘗試掙脫而未竟其功，並有聽到敲打及零錢倒入袋子的聲音。基此，足見楊景元、宋文華係於「攜帶兇器」、「踰越牆垣」、「侵入住宅」等加重竊盜處罰要件之存續過程中，因犯行遭蔡淑華發現，進而提升犯意，藉由以膠帶綑綁蔡淑華手腳、貼住嘴巴、拿取蔡淑華所有手機等強暴方式，控制蔡淑華之人身自由至不能抗拒程度，以排除蔡淑華對其等取財行為之妨礙可能後，即續行至本案房間A內以橇子破壞本案保險箱、拿取撲滿內零錢之取財行為，而為本案強盜犯行。從而，被告楊景元所為本案共同攜帶兇器、踰越牆垣、侵入住宅強盜之犯行，當可認定。　㈣被告其餘所辯不足採之理由　⒈被告辯稱當日係因蔡淑華毒癮發作，怕蔡淑華做出想像不到的事，始要求宋文華將之綑綁，且宋文華亦為相同證述。辯護人並稱蔡淑華對於其當日是否毒癮發作一再拒絕陳述，應認被告所辯可採云云。然無論蔡淑華當日是否有毒癮發作之情，被告及宋文華亦均自陳係蔡淑華聽聞其等所發出之聲響後，有詢問「是誰」，被告更稱因蔡淑華嚇到，其有對蔡淑華表示無須害怕，又觀諸宋文華綑綁蔡淑華時，蔡淑華並未有劇烈掙扎等情，顯見是時蔡淑華並未有何毒癮發作而陷入不能控制之情事。再者，縱如被告所辯，是時蔡淑華呈現毒癮發作情狀，被告亦係為排除蔡淑華對其等取財行為之妨礙可能，始藉由以膠帶綑綁蔡淑華手腳、貼住嘴巴、拿取蔡淑華所有手機等強暴作為，控制蔡淑華之人身自由至不能抗拒程度。蔡淑華縱未就是時有無施用毒品、有無呈現毒癮狀態明確告知，亦無從據此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⒉辯護人再以蔡淑華先後於偵訊及原審審理中，關於陳述目擊過程、被告與宋文華出現順序、所在地及相關作為中之枝微末節事項有所不一致情況，即認蔡淑華證述全無足採，然蔡淑華就案發當時因聽聞被告與同案被告宋文華在本案房間A 內發出聲響而出聲詢問，嗣見同案被告宋文華、被告陸續出現，被告指示同案被告宋文華持膠帶對之綑綁並黏貼嘴巴，後聽見被告與宋文華返回本案房間A後之繼續敲打聲音等節，前後證述均大致相符，並無矛盾可指。至宋文華雖稱僅隨便綑綁蔡淑華、象徵捆綁一圈云云，而蔡淑華則稱遭綑綁後無法掙脫，然是否隨便綑綁與能否掙脫究屬二事，且原審當庭勘驗扣案之用以綑綁蔡淑華之膠帶，經檢視後該膠帶材質為塑膠物質，具有黏性，經以用相當力道拉扯，方能將其撕去一角等節，有勘驗結果在卷可參，足認蔡淑華遭該膠帶綑綁，確已達無法掙脫、抗拒狀態，宋文華所稱當屬卸責之詞，仍無從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辯護人指摘事項，無礙於本件被告加重強盜犯行之認定。　　⒊如前所述，被告與宋文華係於「攜帶兇器」、「踰越牆垣」、「侵入住宅」等加重竊盜處罰要件之存續過程中，因犯行遭蔡淑華發現，進而提升犯意，藉由以膠帶綑綁蔡淑華手腳、貼住嘴巴、拿取蔡淑華所有手機等強暴方式，控制蔡淑華之人身自由至不能抗拒程度，以排除蔡淑華對其等取財行為之妨礙可能後，即續行至本案房間A內以橇子破壞本案保險箱、拿取撲滿內零錢之取財行為，而為本案強盜犯行。而被告所持之使用之橇子係金屬材質、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亦有本案使用之撬子示意圖照片在卷可佐。且按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3 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以行為人攜帶兇器竊盜為其加重條件，此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祇須行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而不以取出兇器犯之為必要，亦不以攜帶之初有持以行兇之意圖為限（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5253號、94年度台上字第3149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之所以將攜帶兇器列為竊盜罪之加重處罰事由，著重行為人客觀上具有隨時可能用以行兇之危險性，是所謂之「攜帶」兇器，自不以握在行為人手中或置放在身上之兇器為限，凡係行為人所管領，且在觸手可及之範圍內，隨時可取之用以行兇之兇器，均屬「攜帶」兇器之範疇。故被告控制蔡淑華之人身自由至不能抗拒程度，以排除蔡淑華對其等取財行為之妨礙可能後，續行至本案房間 A內以可供兇器之用之橇子破壞本案保險箱，仍構成攜帶兇器之加重要件，辯護人辯以被告並未使用現場之橇子對蔡淑華限制行動自由，且以橇子開啟本案保險箱時係與告訴人蔡淑華分屬不同空間，不應論以攜帶兇器強盜之加重要件云云，於法有違。　⒋而被告預藏膠帶到場，固不能遽然推認其於本案犯行之初即有加重強盜之故意，惟此預藏膠帶之作為，兼之後續指示宋文華以膠帶綑綁蔡淑華之舉，足以佐證被告於發現蔡淑華在本案房間B內後，確有將原加重竊盜犯意提升為加重強盜之犯意甚明。又蔡淑華於案發後係被動接到宋文華來電，此經蔡淑華、宋文華陳述甚明，宋文華更稱打電話給蔡淑華是有要求其將膠帶歸還等語明確，易言之，係被告、宋文華為滅證而主動聯繫蔡淑華，蔡淑華方被動接到電話，就此難認蔡淑華與宋文華等人通電話有何違背常情之處。　⒌被告、宋文華踰越本案住處圍牆之牆垣並侵入本案住處後，以金屬撬子之兇器共同為本案加重竊盜犯行，因發現與楊健龍之同居人蔡淑華在本案住處內，為排除取財過程遭蔡淑華妨害之風險，非但挾以男女生理差異所生力量差距（被告、宋文華為男性，蔡淑華為女性）、人數（被告、宋文華為2 人，蔡淑華為1人）等種種實力優勢，更戴頭套無從辨認真實身分而令蔡淑華驚懼，嗣尚以膠帶綑綁蔡淑華手腳、黏貼嘴巴、收走手機等強暴行為加諸其身，蔡淑華當已陷於不能抗拒之情況。況強盜罪之所謂「不能抗拒」，係指行為人所為之強暴、脅迫等不法行為，就當時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之判斷，足使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達於不能或顯難抗拒之程度而言；又強盜罪之所謂強暴、脅迫手段，祇須抑壓被害人之抗拒，足以喪失其意思自由為已足，縱令被害人實際並無抗拒行為，仍於強盜罪之成立不生影響。是以蔡淑華當時或為慮及自身安危而未激烈反抗，但此際除意思自由已受到相當壓抑、身體行動亦受高度限制，當已陷於不能抗拒之情況，而無礙於被告、宋文華利用蔡淑華此情，而繼續完成其取財行為直至離開本案住處始將蔡淑華鬆綁，其強制行為顯然發生於取財行為之過程中，強制之對象則為財物所有人楊健龍之同居人蔡淑華，其強制行為與取財行為自有緊密關聯性，自已該當加重強盜行為。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告訴人當日未與被告等有口角、肢體衝突、亦未生阻攔行為、於遭綑綁前無大喊呼救；自始又與被告身處不同房間内而未見聞被告行為，被告所為強制手段與取財行為無因果關係云云，難認有據。　⒍又刑法上強盜罪之侵害性，在侵害被害人之自由法益及財產法益，所謂侵害財產法益，係指侵害被害人之財產監督權或管領力，並不以被害人對被劫之物俱有所有權為必要，且其持有之合法與否，亦非所問。另同一住宅或同財共居之家屬間，對於其他成員之財產，遭受不法之侵害，基於重疊監督或管領關係，亦有抗拒或排除不法侵害之權，故同一住宅或同財共居家屬被強盜財物之所有權確實歸屬何人，在所不問；況侵入住宅強盜，行為人主觀意念上亦僅在強盜該住宅內之財物，侵害其財產監督權，鮮少注意財產權之歸屬，且匆促間亦無暇分辨，故將侵入住宅結合為強盜罪之加重構成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63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同案被告宋文華侵入楊健龍住處，意在為自己不法所有，取得該處毒品、財物，而蔡淑華為楊健龍之同居人，對本案住處內之所有財物當有財產監督權，縱如辯護人所稱其無法明確指出保險箱位置（然蔡淑華稱係因其不會畫圖，但實際知悉本案保險箱位置），亦無礙其對本案住處內之財物具管領、監督權，辯護人辯稱被告並未對本案房間A内之財物所有人、占有人或有管領支配力之人行強制手段，不應論以加重強盜罪云云，仍屬於法無據。　⒎又告訴人楊健龍於偵訊中證稱：蔡淑華於遭被告及同案被告宋文華侵入住處強取財物後，旋即通知我，我就與朋友立刻返家等語，顯見蔡淑華於案發後已立即通知遭被告及同案被告宋文華強盜取得之毒品海洛因及撲滿內零錢之所有權人楊健龍，而本案被告強盜取得之物品，包含違禁物即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故楊健龍、蔡淑華對報警處理有所忌憚，亦屬人情之常，惟其等仍於翌（21）日前往派出所報案，雖有遲疑，亦或縱為辯護人所稱係因蔡淑華是時處於毒癮發作情狀，仍無礙於被告所為已該當於強盜犯行。　⒏末以，被告辯稱其不知道宋文華有拿撲滿的錢云云。惟宋文華係將本案房間A內之撲滿內之零錢倒到本案房間A內之床上，且撲滿之位置緊鄰本案保險箱，此有刑案現場照片在卷可徵，況蔡淑華亦證稱其位於本案房間B內有聽聞零錢倒出的聲音，則同處本案房間A之被告豈有不知近在咫尺之同案被告宋文華所為情狀之理。況被告與同案被告宋文華事前又係約定拿到毒品、財物一人一半。基此，殊難想像被告不知宋文華在其旁邊拾取撲滿零錢。被告此部分所辯，仍為卸責之詞，不可採信。三、綜上所述，被告前開否認犯行之所辯，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共同犯攜帶兇器踰越牆垣侵入住宅強盜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之攜帶兇器踰越牆垣侵入住宅強盜罪。二、起訴書固漏未記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事由，惟此部分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中為補充告知，無礙於被告行使防禦權。此部分為同一法條中適用何款加重事由之問題，不涉及變更起訴法條，爰就此補充說明。三、被告原係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著手犯罪，後遭蔡淑華發覺，提升為加重強盜犯意實行後階段犯行，並因而強取財物得手既遂，其等前階段加重竊盜之行為應為後階段之強盜既遂行為所吸收，僅從升高後之強盜犯意評價為一罪，而不另論加重竊盜罪。四、被告與同案被告宋文華就共同強盜海洛因毒品、撲滿零錢部分，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成立共同正犯之範圍不及於金腳鍊部分，詳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五、不適用刑法第59條　　被告為邀集宋文華開始本案犯行之人，並由其指示宋文華以膠帶綑綁蔡淑華，客觀犯罪情節非輕，主觀犯罪動機也是出於不法取得本案住處內毒品、財物之目的，實難認有何犯罪情狀顯可憫恕之處，自顯無適用刑法第59條之餘地，併予敘明。　　　　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一、公訴意旨固認被告與宋文華係出於加重強盜罪之犯意聯絡，共同強盜蔡淑華所有之金腳鍊等語，因認被告楊景元就此部分亦成立加重強盜罪嫌。二、然觀諸同案被告宋文華始終一致陳述，其是在被告告知要離開本案住處之後，於解除蔡淑華綑綁時，方要求蔡淑華交付金腳鍊，是被告於主觀上是否於宋文華取得金腳鍊之時，即知悉或預見宋文華取得金腳鍊之事，而與宋文華構成犯意聯絡，即有疑義。又被告與宋文華固約定就本案住處內取得之財物以一人一半方式分配，惟被告、宋文華於本案犯行之初並未預見蔡淑華在屋內，就蔡淑華身上之飾品是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誠非無疑。從而，無從就此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此部分不能證明被告有罪，惟檢察官起訴認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揭經論罪之加重強盜罪有事實上一罪之關係，是就此部分應為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三、被告固自宋文華處取得金腳鍊變賣後之部分金額，惟此涉及被告是否另犯收受贓物罪，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伍、上訴駁回之理由　　一、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同案被告宋文華共同為本案加重強盜犯行，侵害蔡淑華、楊健龍之財產法益，並嚴重侵害蔡淑華之人身自由，以及被告為邀集宋文華開始本案犯行之人，並指示宋文華以膠帶綑綁蔡淑華，自應予非難；惟考量被告陳稱有返還所分得之3, 500元予宋文華之犯後作為；以及被告有與蔡淑華達成和解，且蔡淑華、楊健龍均表示從輕量刑之意見，以及檢察官、被告、辯護人之量刑意見等一切情狀，酌情量處有期徒刑8 年6月，並說明強盜所得毒品為其所涉毒品案件之重要證物，與強盜所得之撲滿零錢，除告訴人楊健龍拋棄民事求償權利，且已與蔡淑華成立和解並賠付金錢，諭知沒收顯有過苛之虞，且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原審就扣案之被告持以綑綁蔡淑華之膠帶，漏未說明同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而不予沒收，惟無關宏旨，尚不構成撤銷理由）；扣案之原子筆非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扣案衣物固為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惟價值低微，易於取得，無宣告沒收之刑法上重要性，故均不予宣告沒收等節。並就被告另被訴共同強盜蔡淑華所有之金腳鍊罪嫌，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及不予沒收之說明亦稱妥適。二、被告持上開辯詞執以上訴並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係屬無據，並據本院指駁如前。故本件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三、至檢察官循告訴人楊健龍請求上訴，質疑被告何以知悉楊健龍家中藏有保險箱、保險箱中有何物、更得以避開家中監視器之行走路徑，並準確於其離家後便立即侵入而實施予以強盜，因認被告未據實陳述案件全情有所隱蔽，而認被告犯後態度不佳，原審量刑過輕；且被告與同案被告宋文華係一同侵入本案住處及進入本案房間B綑綁蔡淑華，縱同案被告宋文華係鬆綁蔡淑華後，始要求蔡淑華交付身上之金腳鍊，應難認被告無預見被告欲針對本案住處內之各項有價值之財物均予以強盜，被告就此亦應有犯意聯絡，原審為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尚嫌未洽云云。惟按量刑之輕重，屬於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一切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不得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查本件原判決已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應審酌事項，在法定刑度範圍內予以科刑，難認有何輕重失衡情形，至檢察官所指上訴理由，僅係告訴人楊健龍之臆測，並無實據，更非起訴意旨所指而構成犯罪事實之一部，難認以此認原審就被告所為量刑有過輕之情。又被告、宋文華於本案犯行之初並未預見蔡淑華在屋內，就蔡淑華身上之飾品是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誠非無疑，業據原判決論述綦詳，是依卷內事證，尚難逕以被告與同案被告宋文華係一同進入本案住處、綑綁蔡淑華，即推認被告對於同案被告宋文華自行強取蔡淑華之金腳鍊已有所預見而就此應共同負責，並同論加重強盜犯行。被告此部分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犯行倘成立犯罪，與前揭經論罪科刑部分有事實上一罪之關係，原審因而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有所違誤，即無可採，其關於此部分上訴，亦應予駁回。至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檢附其父親之診斷證明書及配偶的重大傷病證明，並稱其等二人均由被告照顧，請求從輕量刑云云，惟被告此部分之主張，無從撼動原審量刑事由，末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奕瑋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振榕及被告楊景元均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王啟旭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君縈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328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強盜罪，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犯強盜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第1項及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強盜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刑法第321條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三、攜帶兇器而犯之。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刑法第330條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2-27

TPHM-113-上訴-6231-20250227-1

家調裁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宣告停止親權等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調裁字第21號聲請人高雄市政府法定代理人陳其邁代理人蘇竑蔡淑華相對人王見文饒婉仟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宣告停止親權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相對人甲○○（男、民國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 0000號）、乙○○（女、民國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 00000000號）對未成年人王酈娜（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王霏（女、民國106年12月30 日、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親權全部應予停止。選定聲請人即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為未成年人王酈娜、王霏之監護人。指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甲○○、乙○○(下合稱相對人二人，分別則各稱姓名)為未成年人王酈娜、王霏(下合稱未成年人二人)之父母。因相對人二人於民國103年5月至108年3月間，未提供未成年人王酈娜足夠食物，且王酈娜需就醫時亦未帶其就醫，致王酈娜長期嚴重營養不良，嚴重腦萎縮併腦室擴大，身心發育遲緩；嗣108年3月10日至3月13日間，相對人二人因持藤條毆打王酈娜致其多處瘀傷，於110年5月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結，相對人二人皆經緩起訴處分，而王酈娜則經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緊急安置，並獲法院准許延長安置迄今。又相對人乙○○患有重度憂鬱症、情感性思覺失調及酒癮問題，情感不穩時會有自傷情形，而相對人甲 ○○因照顧乙○○，已無力照顧未成年人王霏，故向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申請協助安置迄今。又經詢相對人二人之相關親屬，亦皆表示無意願且無能力擔任監護人，未成年人二人已無其他親屬擔任監護人。綜上所述，爰聲明如主文所示等語。二、相對人二人則以：對於聲請人主張之事實均不爭執，並同意聲請法院逕依聲請人之聲明裁定如主文所示等語。三、按「當事人就不得處分之事項，其解決事件之意思已甚接近或對於原因事實之有無不爭執者，得合意聲請法院為裁定。法院為前項裁定前，應參酌調解委員之意見及家事調查官之報告，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並就調查結果使當事人或知悉之利害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當事人聲請辯論者，應予准許。前2項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編第2章第3 節關於訴訟參加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33條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聲請宣告停止親權等事件，屬當事人不得處分之事項，而聲請人主張有宣告停止親權之事由，為相對人所不爭執，且兩造就解決本事件之意見相同，並經合意聲請本院為裁定（見本院114年2月18日訊問筆錄），本院自應依上開規定為裁定。四、次按「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9條、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得另行聲請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法院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得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監護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 1、2項定有明文。又「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一、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二、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三、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未能依第1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其三親等旁系血親尊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法院依前項選定監護人或依第1106條及第1106條之1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為民法第10 94條第1項、第3項、第4項所明文；「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得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五、經查：　㈠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提出戶政個人資料查詢作業、代號與姓名對照表、相對人二人之緩起訴處分書、本院108年度護字第94號及113年度護字第759號裁定等件，並有本院職權查詢之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又經本院囑請社團法人高雄市燭光協會進行訪視，訪視結論略以：未成年人王酈娜自108年起，因相對人二人不當照顧、管教而被安置迄今，相對人二人雖每月皆會至社會局探視未成年人二人，且相對人乙○○亦有照顧未成年人二人之意願，惟相對人二人皆清楚，並考量本身能力及親職功能十分薄弱，無法給予未成年人二人良善之照顧及環境，又無家庭支持系統可協助照顧未成年人二人，故皆同意未成年人二人之監護權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負擔行使，考量兒童之最佳利益及為未成年人二人未來身心妥善發展，評估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為監護人較為適當等情，此有該會113年12月23日函所附訪視調查報告在卷可參，堪認相對人二人確有疏於保護、照顧未成年二人人且情節嚴重之情，聲請人主張相對人二人之親權全部應予停止核屬有據。　㈢本件相對人二人經宣告停止親權後，已不能行使或負擔對於未成年人二人之權利義務。又未成年人二人之祖父過世，祖母張萬會現己達79歲高齡，生活上需要子女為其安排及支持協助，除領老人津貼外，無固定的經濟收入，亦不知未成年人二人被安置後之生活情形，對未成年人二人採有意疏離，以免生活上被相對人二人打擾，因此評估祖母不適合擔任未成年人二人之監護人等情，此有社團法人高雄市基督教家庭服務協會113年12月30日函所附訪視調查報告在卷可參；而未成年人二人之外祖父無受訪意願，外祖母則無法聯繫，此有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113年11月23日函所附訪視工作紀錄摘要表在卷可參。考量未成年人現受安置中，而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既係高雄市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之專責機關，配置有專業之社會工作人員，又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為該機關首長，對主管業務具相當熟悉及專業，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擔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對未成年人權利之保障應無不當，本院認選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應符合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　㈣又參照上開規定，本院自應一併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令監護人與該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開具受監護人之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之義務，以利對於未成年人之財產實施監督。本院審酌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期經辦各項社會福利業務，經驗豐富，並有眾多學有專精之社會工作人員從事該局業務，本院認由其所指派之人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應屬適當，爰依上開規定，指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末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法院指定之人，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且前項期間，法院得依監護人之聲請，於必要時延長之；於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民法第1099 條、1099條之1亦分別定有明文，附此敘明。六、爰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羅培毓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兩造均捨棄抗告，本裁定業已確定，不得聲明不服。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劉如純

2025-02-24

KSYV-114-家調裁-21-20250224-1

審交易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交易字第8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蘇温立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 08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一、公訴意旨係以：被告蘇温立於民國113年7月22日11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沿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行至建工路與建工路707巷口欲右轉彎時，本應注意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並與右側來車保持安全距離，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之情形下，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右轉，適有告訴人蔡淑華騎乘自行車沿同向車道右後方行駛至該路口，見狀緊急煞車而失控摔倒在地，並受有左側頭皮挫傷血腫1x1公分、左側髖部挫傷瘀血5x5公分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且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三、本件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依同法第28 7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據被告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期間達成和解，告訴人具狀撤回告訴，有本院調解筆錄及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查，揆諸前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聖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涂文豪

2025-02-14

KSDM-114-審交易-8-20250214-1

重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重訴字第258號上訴人即被告蔡正吉蔡淑娟蔡淑華被上訴人即原告蔡嘉洺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本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10日所為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上訴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十日內，補繳第二審裁判費新臺幣肆拾萬肆仟貳佰陸拾貳元，逾期不補正，即駁回上訴。上訴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提出上訴理由狀之正本及繕本。　　理　由一、按提起民事第二審上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之規定繳納裁判費，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又上訴不合程式或有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而可以補正者，原第一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上訴狀未具上訴理由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二、查上訴人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而提起上訴，依其上訴聲明所載，其上訴利益為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 144地號土地）、同段191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91地號土地）價值，又系爭144、191地號土地價值以城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之鑑估報告書認定金額為據，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判決不爭執事項㈦所示），則系爭144、191地號土地價值合計為新臺幣（下同）27,153,588元（計算式：25,248,3 00+1,905,288=27,153,588，見該鑑估報告書第3頁），應徵第二審裁判費404,262元，惟未據上訴人繳納，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規定，限上訴人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如數向本院繳納，逾期未補繳即駁回上訴。又上訴人所提出之民事聲明上訴狀，未表明上訴理由，併依法裁定補正，應於上開期限內提出理由書暨繕本到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謝雨真　　　　　　　　　　　　　　　　　　法　官　林綉君　　　　　　　　　　　　　　　　　　法　官　王雪君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有不服，得於收受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應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 1,500元；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梁瑜玲

2025-02-12

KSDV-111-重訴-258-20250212-5

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綜合所得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2年度訴字第201號原告李金國訴訟代理人王健安律師黃若清律師被告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代表人李怡慧（局長）訴訟代理人宋玉萍何怡慧蔡淑華上列當事人間綜合所得稅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本件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8417號及110年度偵字第34376號案件偵查終結前，停止訴訟程序。　　理由一、本件原告起訴時，被告之代表人原為蔡碧珍，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李怡慧，茲據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28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二、按「除前項情形外，有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者，行政法院在該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定有明文。究其立法目的，係為避免裁判歧異見解，若有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牽涉本案行政訴訟之裁判者，雖非先決問題，但與行政法院判決結果有影響，行政法院仍得在該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庶期裁判結果一致（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302號裁定意旨參照）。三、緣原告於民國102至108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以合夥人身分列報取自中和明師中醫診所（下稱中和診所）薪資所得及執行業務所得，被告初查，依申報數核定。嗣被告所屬中和稽徵所接獲檢舉及依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通報中和診所及明師中醫聯合診所（下稱聯合診所）等均涉及重大逃漏稅案件，乃依查得資料認定原告非中和診所合夥人，註銷原核認之執行業務所得，並依通報及查得之資料，重行核定原告取自中和診所及聯合診所薪資所得，歸課上開年度之綜合所得總額及應納稅額，於減除扣繳稅額並加計原退稅額後，補徵102年度至108年度稅額分別為新臺幣（下同）16,588元、577,519元、424,208元、458,942元、715 ,222元、668,260元及738,841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提起訴願亦遭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四、經查，本件綜合所得稅事件，關涉原告102至108年度取自中和診所之所得，其性質究係薪資所得抑或執行業務所得，及所得之實際數額為何，兩造對此俱有爭議，而原告就同一事實所涉相關之刑事案件，刻由臺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84 17號及110年度偵字第34376號稅捐稽徵法等事件偵查中，尚未終結等情，此有被告112年10月24日電話傳真文件、本院1 12年11月15日院東良股112訴000201字第1120011583號函、臺北地檢署112年11月30日北檢銘玄109偵28417字第1129119 445號函、本院114年2月6日公務電話紀錄（參本院卷第371 至389頁、第403頁、第409頁、第603頁）附卷可稽，且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揭案件偵查筆錄核閱無訛。經本院審酌本件有關原告是否為中和診所合夥人，及原告是否短漏報薪資所得、短漏報薪資所得之數額，及是否有故意逃漏稅捐之情形等相關事實認定及證據取捨，實與上開刑事案件爭點相牽涉，具有高度關聯性，偵查結果勢將對本件裁判產生影響，核屬有刑事爭訟牽涉本件行政訴訟之裁判情事，且相關證人筆錄受限於偵查不公開原則，尚無從提供原告閱覽（本院卷第 409頁），又經本院傳喚本案之主要證人李一宏到案，亦經其具狀陳明其與原告間就本件調查事實有利害關係存在，而拒絕證言在案（本院卷第545頁），故為求訴訟經濟，及避免重複調查證據、增加當事人勞費，暨庶期裁判結果一致，認有依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於上開臺北地檢署刑事案件偵查終結前，有停止本件訴訟程序之必要，爰依首揭規定，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審判長法官　陳心弘　　　法官　畢乃俊　　　法官　鄭凱文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書記官　高郁婷

2025-02-11

TPBA-112-訴-201-20250211-1

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返還土地等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訴字第96號原告賴玉悅被告伊克尼（IKHINE KESYTON EMUNEODIAGBE）蔡淑華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一、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規定繳納裁判費，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二、本件原告起訴未繳納第一審裁判費，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 月4日以113年補字第802號裁定原告應於14日內補繳及為其他應補正事項。該項裁定已於民國113年12月9日送達原告，有送達證書附卷可憑。原告逾期迄未補繳及補正，其訴顯難認為合法，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均應予駁回。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鏡明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繳新台幣1500元)。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王宣雄

2025-01-16

CHDV-114-訴-96-202501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