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再審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23號抗告人即聲請人曾心鳳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再審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 4年2月20日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2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聲請人曾心鳳（下稱抗告人）於告訴人張米騏提告之前，就有協商還錢，也有送餐券、禮券做補償，故聲請人不構成犯罪，僅為單純民事糾紛，告訴人卻未向法院告知此情，請撤銷原裁定，准予再審云云。二、按刑事訴訟再審制度，乃判決確定後，以認定事實錯誤為由而設之特別救濟制度，兼顧刑事訴訟之發現真實，及發揮再審特別程序之個案救濟功能，以避免冤抑。而刑事訴訟法第 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又同條第3項規定：第1 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且該事證本身可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卷內之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觀察，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為受判決人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始得聲請再審。是為受判決人利益聲請再審所憑之新事證，除須具有未經判斷之嶄新性（或稱新規性）外，尚須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或稱明確性、顯著性），二者均不可或缺，倘未兼備，因與上揭法定聲請再審事由不符，應認其聲請再審為無理由。至於所謂「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係指與原判決所認之罪名比較，其法定刑較輕之相異罪名而言；至於同一罪名之有無加減刑罰原因，僅足以影響科刑之範圍，惟其罪質並無改變，即與罪名是否相異無關，自不得據為聲請再審之原因。從而自首、未遂犯、累犯等刑之加減，並不屬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指罪名之範圍。而宣告刑之輕重，乃量刑問題，亦不在本款所謂罪名之內。三、經查：㈠、抗告人因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為詐欺取財罪，前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審訴字第59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 年，於民國113年8月6日確定。抗告人以坦認犯行，但於告訴人提告之前已經有所賠償，告訴人並未證述及此，認應從輕量刑，據為提起再審，然此部分關於抗告人犯後有無賠償告訴人、賠償數額多寡等情，均屬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列之犯後態度，為量刑輕重所應審酌，即屬量刑問題，與犯罪是否成立之判斷無關，況且抗告人所犯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為詐欺取財罪，並非告訴乃論之罪，縱使有賠償和解，告訴人亦無法撤回告訴，是揆諸上開說明，該再審理由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要件明顯不符，原審因而認其所提再審為無理由，予以駁回，尚無違誤。㈡、至於抗告人提起抗告，又主張是民事糾紛，應該判決無罪云云，與原審所出之再審理由不同，惟原確定判決已經說明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均坦承犯罪，核與告訴人、相關證人指述暨如判決附表「相關書證欄」所示證據相符，並非僅單純之債務不履行，抗告人構成前揭犯罪，自不因告訴人提告前已經有所賠償而異其認定，仍非適法之再審事由。四、綜上所述，原裁定以本件聲請再審無理由而予駁回，並無不合。抗告意旨並未具體指摘原裁定有何違法或不當之情形，本件抗告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黃宗揚　　　　　　　　　　　　　　　　　　　法　官　林青怡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呂姿穎

2025-03-31

KSHM-114-抗-123-20250331-1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偽造文書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88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簡薇玲上列聲請人因偽造文書等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上更一字第4號，中華民國111年6月30日第二審確定判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 7年度訴字第367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5936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詳如附件一至五聲請再審狀、陳報及補呈證物狀、補呈理由狀所載，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聲請再審。二、按有罪判決確定後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必其聲請理由合於同法第420條第1項所定情形之一者，始得准許，而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新事實或新證據」則係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依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可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使受有罪判決之人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者而言；亦即該「新事實」、「新證據」，除須具備在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嶄新性」（或稱「新規性」、「未判斷資料性」）要件外，尚須單獨或與先前證據綜合判斷，明顯具有使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對受判決之人改為更有利判決之「顯著性」（或稱「可靠性」、「明確性」）特質，二者均屬不可或缺，倘若未具備上開「嶄新性」及「顯著性」要件，即不能據為聲請再審之原因。申言之，即以各項新、舊證據綜合判斷結果，不以獲致原確定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不存在或較輕微之確實心證為必要，而僅以基於合理、正當之理由懷疑原已確認犯罪事實並不實在，可能影響判決結果或本旨為已足；但反面言之，倘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者，仍非法之所許。從而聲請人依憑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綜合評價結果，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者，即無准許再審之餘地。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綜合聲請人簡薇玲不利於己部分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黃香瑾之指證、證人呂光輝於偵查中之證詞及證人即上訴人姪女簡曉育之證述，暨案內其他證據資料，本於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推理作用，相互勾稽結果，憑以判斷認定聲請人犯有：㈠明知告訴人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土地及建物之所有權人，其並無出售前開房地之意，亦未向上訴人收取購屋訂金，僅為償還對銀行及上訴人之債務，乃按上訴人之提議，將前揭房地以買賣為名而移轉登記在不知情之簡曉育名下，以便貸得款項。嗣因雙方債權債務關係發生爭議，上訴人乃以簡曉育為原告向告訴人提起遷讓房屋之民事訴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4年度雄簡字第2341號），因第一審敗訴，於同法院以105年度簡上字第331號上訴審審理期間，仍擔任訴訟代理人之上訴人為求勝訴，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先私自繕打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編號1所示之預付購屋訂金新臺幣（下同）300萬元之「收據（證明）」，並偽造「黃樹桃」署名，盜蓋保管中之「黃樹桃」印章，偽造該「收據（證明）」（下稱甲文書）正本後，將之影印，以書狀向法院陳報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甲文書影本，用以證明雙方買賣關係存在。㈡另上訴人明知先前交付予告訴人之發票人為黃政雄之空白支票2紙，係擔保上述房地借名登記於簡曉育名下之用，並無遺失情事，詎其為阻撓告訴人行使票據權利，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自行書寫如附表編號3所示由告訴人證明上訴人遺失上開2紙空白支票之證明書，並盜蓋「黃樹桃」印章，完成偽造該私文書（下稱乙文書）正本，復將之影印為附表編號4所示之影本，持以出示於代告訴人保管支票之呂光輝閱覽而行使之犯罪事實，已依序記明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復就如何不足為聲請人有利之認定，亦論述明白，之後因聲請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後，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874號判決認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駁回上訴而告確定，有各該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 份附卷可稽，且經本院調取上開案卷核閱無訛，原確定判決業已詳述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及憑以認定之理由，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反經驗或論理法則，以及證據漏未調查審酌之情形。　㈡聲請人提出以下文書，記載訴外人李惠玉曾見證或知悉以下事項：1.99年9月22日見證切結書：李惠玉於99年9月22日在呂光輝住處2樓陽台，見證告訴人與聲請人簽立甲文書，告訴人曾在該文書簽收欄親簽姓名，並親自蓋印等語（本院卷第159、219頁）、2.99年9月30日見證切結書：告訴人有在乙文書證明人欄親自蓋印，聲請人提供影本給呂光輝保存，遺失證明書經聲請人書寫後，請告訴人、黃聖發親自蓋印確認，聲請人告知呂光輝、告訴人、黃聖發該2張遺失支票不作為任何擔保（包括買賣○○路OOO號房屋一棟），經李惠玉當場確認呂光輝、告訴人、黃聖發見證切結書內容後蓋印以資負責等語（本院卷第223頁）、3.99年10月4日切結書：告訴人承認曾於99年9月29日在聲請人書寫之乙文書蓋印，並同意日後就○○路OOO號買賣，要說是為了房子貸到更多錢，才用簡曉育名字買房，聲請人先借款，再利用借款人名義提高貸款等詞陷害聲請人，以防黃政雄告呂光輝，告訴人願配合呂光輝，且保守呂光輝陷害聲請人秘密，如違反約定，告訴人願受呂光輝處罰，此張切結書特請黃聖發、李惠玉見證等語（本院卷第157、221頁）、4.113年5月4日見證真相書信：印鑑小章確在告訴人身上，告訴人還害聲請人背了偽造文書、重利罪等語（本院卷第13頁）、5.106年12月29日見證切結書：告訴人辦理○○路OOO號房地過戶時，未將印鑑章交予聲請人，該印鑑章一直在告訴人身上，係其親自在甲文書、乙文書上蓋章用印。另黃政雄為發票人之空白支票2張，是告訴人自聲請人皮包所偷，目的是要給呂光輝抵債，呂光輝是應告訴人要求，始於警詢及偵查中虛偽作證，以上事項均由李惠玉親自作證，為呂光輝、告訴人所確認紀錄等語（本院卷第15頁）。經查：　1.原判決經調查相關證據，並互核證人呂光輝於偵查中之證詞，及告訴人始終堅稱：未與簡曉育就本案房地有何買賣契約存在，亦無實際買賣價金交付，雙方僅為借名登記關係，否認曾在甲文書簽名、用印等語、暨其曾將2張空白支票交給呂光輝保管，未同意或授權聲請人蓋章，是事後才看到乙文書等語，認甲、乙文書所載內容，明顯與告訴人於相關訴訟程序中表達之真意背反。衡情聲請人提出上開文書內容若為實在，告訴人簽立甲、乙文書時既有李惠玉在場見證，又其曾向李惠玉自承簽立乙文書，並稱係欲配合呂光輝設詞陷害聲請人等語，均屬對聲請人有利事項，聲請人為求自清，理應於原審訴訟過程中主張上情，並提出上開書證，或聲請傳喚李惠玉到庭作證，詎聲請人均未如此為之，迄本件聲請再審時，始提出上開資料，此遲延提出對己有利證據之風格，與簡曉育另案對告訴人提起牽讓房屋（即○○路OOO號房屋）民事訴訟案件（下稱另案遷讓房屋案件），由聲請人擔任訴訟代理人，於該案一審期間均未能提出甲文書，係上訴二審期間之106年間，突稱尋獲甲文書並加以提出等情即屬相符，由此聲起人屢屢遲延提出對己有利證據，與一般訴訟參與者均會盡快提出有利事證等情，已不相符。又聲請人於106 年12月13日警詢時供稱：「（問：提示告訴人提示之告證4 之收據資料（即甲文書），是否為你於106年3月31日陳報補呈民事法院證物？）答：沒錯」、「（問：該收據資料製作，何人製作？有何人在場？於何時？何地？）答：我所製作。我與黃樹桃（意指黃香瑾）2人。時、地我忘了」、「（問：該收據製作時，內容之甲方簡曉育為何沒於現場？）答：因為簡曉育委託我本人辦理」等語（警卷第2至3頁），所稱甲文書製作當時，僅其與告訴人在場，與前開切結書所載，李惠玉曾在場見證告訴人與聲請人簽立甲文書等節亦有不符，益證上開文書所載內容是否為真，確屬有疑。　2.常人遇有所持支票遺失事件，應立即向警方報案或向銀行申請掛失止付，以維護自身權益，被告稱其支票遺失，卻未報警或掛失，僅要求告訴人在乙文書蓋印證明支票遺失一事，已與常情相違。又除告訴人外，另有第三人李惠玉先於99年 9月30日書立切結書，見證告訴人曾在乙文書蓋印，相隔數日後，復於10月4日再度書立切結書，見證告訴人自承在乙文書上蓋印，此針對同一事件於短時間反覆見證等情，更顯怪異。尤有甚者，聲請人所持支票既已簽立遺失證明，日後該支票如何遭他人使用，均與其無關，在此情形下，其於99 年9月30日聲明，該遺失支票不作為任何擔保等語（包括買賣○○路OOO號房屋一棟），尚特別強調支票不供作擔保支用，已嫌多此一舉，其中提及○○路OOO號房屋買賣等語，更係與告訴人日後主張系爭支票係聲請人交付，供擔保○○路OOO 號房屋借名登記於簡曉育名下之用等情相關，聲請人主張支票遺失，卻早於告訴人為上開主張前，即特別要求他人見證前開與支票遺失本旨無關之事項，更有欲蓋彌彰之嫌，實難認前開切結書所載為實在。　3.從而，聲請人提出前開文書，形式上雖蓋有告訴人及李惠玉之印文，然其提出文書之過程、時間點與常情有違，其中內容除與告訴人於本案一貫主張相反外，亦與聲請人曾經之說詞有異。此外，李惠玉於短時間內反覆見證相同事項，其中文書記載亦有欲遮掩罪嫌，而與見證事項本旨不符等情，均屬異於常理，其內容真實性仍待考驗，難認為真。　㈢聲請人另提出陳清得於本院110年度上訴字第205號誣告案件（下稱另案誣告案件）筆錄影本、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94 號裁定、告訴人開立支票、李惠玉於99年12月8日簽立之切結書、告訴人與呂光輝簽立之99年1月8日、1月29日消費借貸契約書影本，主張以下事項：　1.證人陳清得於另案誣告案件審理時證稱：當時告訴人欠呂光輝錢，他們在處理房子賣賣的問題欠我及呂光輝600萬元，經陸續分3次還300萬元及1筆48萬元後，還欠呂光輝252萬元，99年間呂光輝邀我載他去告訴人家，要問後續這252萬元如何處理，告訴人當時拿了兩張支票給呂光輝，說支票是跟聲請人借的，經過一段時間，呂光輝才說那兩張支票是聲請人放在告訴人那邊，呂光輝怕發生紛爭會牽扯到他，所以叫告訴人簽切結書，就是附件3這張，我是在呂光輝家中看告訴人寫的等語（本院卷第181頁），可認：⑴告訴人有收受甲文書所載300萬元用以返還積欠陳清得、呂光輝欠款。⑵呂光輝知悉告訴人交付之黃政雄支票2張，非作為○○路OOO號房屋借名登記予聲請人之擔保，而係告訴人向呂光輝借款252萬元償還前向長浤公司借款之擔保、⑶告訴人有在乙文書上簽名之事實。　2.告訴人因積欠呂光輝252萬元，曾由聲請人於99年7月20日向長浤公司借款252萬元代償該筆債務，告訴人開立4張支票（票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供長浤公司作為借款擔保，其中票號0000000號支票背面記載告訴人於9 9年6月29日、7月21日、9月21日，分別收受聲請人給付買賣 ○○路房屋價款100萬元，並加蓋有告訴人及黃聖發之印章。另觀之告訴人與呂光輝99年1月8日、1月29日簽立之消費借貸契約書，亦記載告訴人於99年7月21日、9月21日各返還10 0萬元等事實。嗣因告訴人提供前述黃政雄支票供擔保，再向呂光輝借款252萬元清償前向長浤公司之借款，呂光輝因此取得上開4張支票，並於病逝前將該支票交予陳清得收執（現陳清得與告訴人就該支票債權正在進行訴訟當中）。另告訴人係怕陳清得再向其追討300萬元，故於99年12月8日要求黃聖發、李惠玉在呂光輝家中簽立見證切結書見證上情，並記明告訴人以買賣○○路房屋價款清償呂光輝債務一事。經查：　⑴經就告訴人提告本案提出之乙文書，與陳清得前證稱曾見證告訴人簽立之文書（即另案誣告案件上訴狀附件3），兩相對照結果，陳清得見證內容，較告訴人提出版本，多出以藍筆加註「99.12.19呂家簽給陳清得（存）」、「黃樹桃印章我蓋的」等文字，可認該陳清得見證版本，明顯有事後補載文字，則依陳清得所述，告訴人自承乙文書為其親自蓋印，呂光輝當下知悉告訴人交付者乃聲請人前主張遺失之支票，為免日後執票權利受影響，理應要求告訴人另提供其他擔保，詎呂光輝未如此為之，反而在告訴人已不爭執狀況下，要求其在乙文書上加註文字，確認其上印文為其所蓋印，嗣又不親自持有該文書，將之交由與持票事項無關之第三人陳清得留存保管，所為顯與常理不符，況告訴人於另案誣告案件 112年1月3日審理時到庭，否認曾簽立上開陳清得提出文書等語（見該案院卷三第153頁），自徵陳清得前開證述內容，並非可採。　⑵聲請人主張陳清得執有告訴人開立之前開4張支票，現就該支票債權正與告訴人進行訴訟（高雄地院112年度簡上字第255 號），欲證明陳清得前證述內容為真。惟經參諸聲請人前揭所陳，告訴人係因向長浤公司借款，始開立上開支票供該公司作為擔保，嗣因告訴人再向呂光輝借款清償積欠長浤公司債務，呂光輝始因此取得上開支票，並於病逝前將支票交予陳清得收執，則上開支票至多僅能證明告訴人曾向長浤公司或呂光輝借款，無從憑之認定告訴人曾取得聲請人交付買賣房屋價款300萬元，並再交予呂光輝清償債務一事。另經本院調取告訴人與陳清得上開訴訟案卷核閱結果，該案係因陳清得持有告訴人開立票號OOOOOO、OOOOOO本票，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告訴人始對其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此與聲請人所指前述涉訟原因，係因陳清得持有前開4張支票與告訴人進行訴訟等節，已有不符。另陳清得於訴訟過程雖辯稱：因告訴人積欠長浤公司欠款，曾開立4張支票供該公司擔保，後因告訴人拜託呂光輝向伊借款252萬元，經伊借款予呂光輝後，呂光輝稱欲將該款項交予告訴人，後呂光輝因生病，始將上開2張本票交予伊，並稱欲把對於告訴人債權讓與給伊等語，然依陳清得上開辯詞，同無法得出聲請人與告訴人有買賣房屋並交款300萬元之事實。況上開訴訟經法院審理結果，認陳清得不能舉證證明上開本票之真正，故而判決確認其對於告訴人之本票債權並不存在，有該案一審判決（即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雄簡字第386號判決）在卷可參，自難認陳清得前開所述為可採。　⑶聲請人提出票號0000000號支票、消費借貸契約書、見證切結書，主張告訴人曾收受買賣買賣○○路房屋價款300萬元，再用以清償積欠呂光輝債務等情。然聲請人於其擔任訴訟代理人之另案牽讓房屋案件審理時供稱：「（問：約定買賣價金為多少？）答：因為那時候是委託代書辦理，那時候約定的買賣價金是300萬元」、「（問：你如何交付被上訴人300萬元？）答：被上訴人（即告訴人）自承大眾銀行的欠款100 多萬，這是她先生的債務，由被上訴人作擔保，被上訴人自己還有台新銀行的貸款100多萬，還清兩家銀行欠款後的餘額我有交給被上訴人，她當時對此都沒有意見，現在卻說她沒有收到錢」等語（見原審調簡上卷第24至27頁），所述係先代償告訴人銀行欠款後，再將餘額交予告訴人等節，與其提出前開事證顯示係各交付100萬元，共300萬元予告訴人收受等情已有不符。　⑷再者，300萬元金額非小，若確有交付情事，為保障雙方權益，理應於各次收款時即載明此事。觀之聲請人所稱告訴人開立前開支票，係供做他筆債務借款擔保所用，其中票號0000 000號支票背書欄雖記載，告訴人曾於99年6月29日、7月21 日、9月21日各收款100萬元等文字，再由告訴人、聲請人於上簽名，並在旁註明99.12.8，表示係於該日簽名確認之意。由此記載形式以觀，告訴人於99年12月8日簽名之前，既早已收款300萬元完畢，為何還要在與該收款事項完全無關，僅係供作他筆債務擔保所用之支票背書欄，重新記載前開收款事項，已令人不解。再就聲請人提出上開見證切結書內容記載，告訴人於99年12月8日要求李惠玉見證，其曾於前開支票背書欄記載以上收款事項，衡以告訴人既已在支票背面簽名確認收款一事，為何於同日又要求李惠玉簽立切結書對此重複加以見證，亦與常情有違。另該票號0000000號支票，背面共有2款告訴人不同之蓋印，合計印文共計20餘枚，此特殊之蓋印風格，已經原確定判決認定：告訴人自承開立之其他支票（原審訴三卷第237 頁、第257 頁至第265 頁），無前述高密度蓋印之習慣或風格，反觀聲請人於訴訟過程中自行提出，且自稱係告訴人所蓋印，然均經告訴人否認之多份文書，與前述用印習慣類似，衡諸常人若有用印需求，持自己持用一顆印章蓋印即可，何須同時以兩枚作用無異之個人私章蓋滿整張票據，顯與一般常理大相逕庭等語明確，自足質疑上開支票背書欄記載事項恐非實在。至聲請人另提出呂光輝與告訴人簽立之消費借貸契約書2張，雖有記載告訴人各於99年7月21日、9月21日返還100萬元，取回99年1 月8日、1月29日支票等文字，初不論聲請人如何取得該契約書，又為何遲至聲請再審時始加以提出等情，觀之該契約內容，僅見告訴人於「立書人借用人」、「乙方簽收欄」、「立契約書人」欄位簽名蓋印，至貸款人呂光輝部分，僅於「立書人貸與人」欄記載姓名（未用印），其餘欄位則未見有任何簽名、用印，此與一般契約簽立格式，契約雙方均會在上簽名等情，即有不符。又該告訴人簽名、蓋印處，均劃有大叉記號，衡以一般文字書寫後再予以劃叉，應係表達書寫錯誤欲予刪除之意，由此形式以觀，亦難認告訴人確有簽名、蓋印之意，自難憑此資為對聲請人有利之認定。　⑸綜上，聲請人所提上開事證，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非屬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新證據。　　　㈣聲請人另主張李惠玉於前揭切結書、見證切結書之指紋及蓋印均為真正，已經本院110年度重上更一號第2號判決予以確認等節，經調取該案卷證查閱結果，法院係因李惠玉曾提出書面，自承於該判決附表二所示文件上蓋印，故認該文件非聲請人所偽造，並未就李惠玉前揭切結書、見證切結書印文是否真正等節予以判斷，有該案判決1份存卷可參，聲請人前開所指，自非可採。　㈤此外，聲請人聲請向屏東潮州土地銀行調取本案由代書製作之房屋買賣契約書，檢附向該銀行貸款資料，證明聲請人確實依房屋買賣契約書所載訂金欄300萬元交付訂金予告訴人等節，早經高雄地院民事庭法官於聲請人與告訴人另案遷讓房屋訴訟中調得該份契約書，再經原審調取該案卷後，將契約書影印附卷（原審調簡上卷第93至100頁）。嗣原確定判決經綜合審酌卷內相關事證，認聲請人於擔任另案遷讓房屋民事案件訴訟代理人，於一審時始終未能陳明買賣價金，上訴二審後，一開始稱買賣價金總價為300 萬元云云，嗣經調得上開契約書後，始改稱：買賣總價本來就是600 萬元云云，至本案審理時亦延續在後改稱之600 萬元買賣總價。聲請人就買賣價金數額前後竟出現落差達3百萬元之矛盾陳述，實與一般買賣常情相異；且其一開始參考貸款金額陳述買賣價金為300萬元，嗣後又為配合法院調取之銀行證據資料改口為600萬元，斟酌其更改陳述內容之時點及過程，益見雙方根本未有討論買賣事宜或價金數額之事實，已詳細說明上開房屋買賣契約書不能採為對被告有利審酌之理由，聲請人就原審已調查斟酌之證據，重新聲請調查，並徒憑己意再事爭執，難認有理由。　㈥綜上所述，聲請人所執聲請再審之事證，除難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新證據之確定性、顯著性要件外，其餘部分係就原確定判決審理中已存在之證據，徒憑己意，任意指摘，或為相異之評價，自無從依該條規定聲請再審。本件聲請再審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黃宗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楠婷

2025-03-31

KSHM-113-聲再-88-20250331-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61號上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萬榮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530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43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本件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係針對原判決有罪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74頁），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⒈原判決認被告在本案犯罪所得為其於審理中供稱之新台幣（下同）6,060元，而認被告已繳回全部犯罪所得並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下稱本條例）規定減刑，有違法之虞：　⑴本件條例第47條立法說明：為使犯本條例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行為人自白認罪，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應減輕其刑，以開啟其自新之路。是行為人須自白犯罪，如有犯罪所得者，並應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且所繳交之犯罪所得，須同時全額滿足被害人所受財產上之損害，始符合上開法條前段所定之減刑條件。又參同條例第43條立法說明：就犯罪所得之計算係以①同一被害人單筆或接續詐欺金額，達5 00萬元、1億元以上，或②同一詐騙行為造成數被害人被詐騙，詐騙總金額合計500萬元、1億元以上為構成要件。準此均可佐證就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之體例適用而言，「犯罪所得」係指被害人受詐騙之金額，從而同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之「犯罪所得」，自應作相同解釋。　⑵依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現今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詐欺犯罪行為之既遂，係詐欺機房之各線機手、水房之洗錢人員、收取人頭金融帳戶資料之取簿手、領取被害人受騙款項之「車手」、收取「車手」所交付款項之「收水」人員等人協力之結果，因其等之參與犯罪始能完成詐欺犯行，其等之參與行為乃完成詐欺集圑相關聯犯罪所不可或缺之分工。法院科刑時固應就各個共犯參與情節分別量刑，並依刑法沒收規定就其犯罪所得為沒收、追徵之諭知，惟就本條例而言，只要行為人因其所參與之本條例所定詐欺犯罪行為發生被害人交付財物之結果，行為人即有因其行為而生犯罪所得之情形，依民法第185條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本應由行為人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　⑶若生「詐欺集團詐騙上億元、上千萬元，其上至金主、下至基層即第一線車手等人僅又需繳納數百萬元、數十萬元甚或幾千元，即能換取多達數年、數月之有期徒刑」之划算交易，此一弊端將完全悖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之立法宗旨。　⑷此為行為人獲得減刑之條件，與依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宣告沒收其實際犯罪所得，並無齟齬，且係行為人為獲減刑寬典，所為之自動繳交行為（況其依上開民法規定，本即應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與憲法保障人民（行為人）財產權之本旨亦無違背。　⑸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此為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條件之一。倘已有行為人因繳交犯罪所得而符合減刑條件，其他共犯亦不因此而可免為繳交行為即得以享有減刑寬典；至所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於滿足被害人損害後，由檢察官於執行時依民法連帶債務之內部分擔規定發還各該自動繳交之人，自不待言。　⑹又本條例第47條係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特別規定，當無適用過往針對利得沒收採實際分得說之情形，理由如上述，本件被告犯罪所得應為152,000元（30,000+30,000+20,000+20 ,000+2,000+50,000），原判決卻未諭知沒收。　2.本案被告亦無「自動繳納」犯罪所得之情形：　⑴必須被告「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始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之法律效果，倘若被告係於審判中經法官勸諭後始繳納犯罪所得，應非屬上開法條「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情形，而此應屬刑法第57條量刑因子範疇，與本條例第47條適用無關。　⑵退步言，倘認於審判中經法官勸諭後始繳納犯罪所得能適用上述減刑規定，參考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73號刑事判決意旨，被告之認罪量刑減輕尚需考慮被告係1.在訴訟程序之何一個階段認罪；2.在何種情況下認罪，按照被告認罪階段（時間）以浮動比率予以遞減調整等節，則被告繳回犯罪所得減讓亦應援用同一法理為是。原審未審酌本案被告在一審辯論終結前即審理終結前，始因法官勸諭並考量有量刑優惠後等有利自身條件等因素下，始繳回犯罪所得等情，就減讓其刑予以分別，亦有可議之處，此部分亦期待實務能更細緻化、具體化其衡酌因子與減讓標準，併此敘明。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本條例第47條文義解釋及規範體例說明: 　　本條例第47條已明確記載「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即指該犯罪行為人之「個人犯罪所得」，不及於其他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法條文義尚無不明確之處。就規範體例而言，本條例第47條前段屬個人減免事由，於數人共犯一罪情形，僅符合法律所期待積極行為之人，方可援引該事項減免刑責，而該積極行為之存否，自當以其個人所得控制或管領之作為或範圍者為限，無須就其他共犯之支配領域合併觀察，始符個人責任原則。而同條後段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係將破獲詐欺犯罪之成果，擴及「物的延伸」、「人的延伸」，亦即使扣押物或查獲對象之範圍，藉由更優惠之條件，提高行為人供出犯罪集團人物及金流全貌之誘因。相對於此，前段「減輕其刑」自然僅及於行為人自身之事由，以符層級化之減刑規範構造。　㈡就本條例第47條立法目的而言: 　　本條例第44條第1、3項之規定，對於犯刑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行為人，若同時涉犯其他加重詐欺類型，或在境外利用設備詐騙國內民眾，均有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之特別規定；且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者，亦予提高刑責。較之其他加重詐欺複合類型或組織犯罪涉及其他犯行者，均有明顯差異，足以凸顯本條例對於打擊跨國性、組織性詐欺犯罪之刑事政策考量。以此對照本條例第47條前後段之條文安排及立法說明寬嚴併濟之刑事政策，可看出立法者欲藉由對悛悔有據（主觀上坦承犯行及客觀上不再保有不法所得者）之行為人予以從寬處理，使其鬆動詐騙組織，進而使檢警人員向上追查，終致不易破獲之組織性甚至跨國性之詐欺犯罪得以瓦解，而達成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之目的。基此刑事政策目的，本條例第47條解釋上自不宜過苛，過苛之減刑條件解釋，將降低被告對供承犯罪減刑之意願，而無端耗費司法資源。　　　㈢又本條例第47條之立法理由固揭明係為「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落實罪贓返還」，惟尚非限於被害人全額受償、全額返還之情形，自不能以此即認「其犯罪所得」係指全部犯罪（含與其他共犯共同犯罪）所得之意。惟本條立法目的應側重在行為人有無自動繳交行為，而非被害人所受損失是否全額獲得充分填補，自不應將其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範圍擴及非其享有犯罪所得之範圍，而解釋為被害人損失之全額。況本條例第47條依立法理由，亦未將使被害人可以取回全部財產上所受損害，列為唯一目的，故被告若已繳回其本人犯罪所得，則當無排除本條例第47條適用之理。　　　㈣原審判決理由已敘明「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於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自白加重詐欺犯行。又被告已繳回全部犯罪所得，有本院贓證物款收據1紙、113成保管74 6號扣押物品清單1份在卷可按，符合上開減刑規定，爰依法減輕其刑。」（見原判決理由第7頁）。核與上開說明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適用本條例第47條減刑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光傑提起公訴，檢察官周亞蒨提起上訴，檢察官鍾岳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曾鈴媖　　　　　　　　　　　　　　　　　　　法　官　李政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馬蕙梅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31

KSHM-114-金上訴-161-202503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