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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國民參與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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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改行通常程序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438號聲請人即被告葉惠美選任辯護人黃一峻律師(法扶律師) 廖頌熙律師(法扶律師) 黃暘勛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詳如附件刑事聲請狀所載。二、本院之判斷 (一)國民法官法第1條規定：「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特制定本法。」足見本法之立法目的，乃在藉由國民參與審判，使自一般國民中抽選產生之國民法官得以全程參與審理程序，親自見聞法官指揮訴訟、檢察官舉證、被告及辯護人辯解、證人到庭證述、鑑定過程及結論、被害人陳述等一切程序與事證，更可於評議時與法官立於對等立場相互討論、陳述意見，進而與法官共同形成法院最終決定。亦即透過國民法官之參與，不僅能充分彰顯國民主權之理念，亦可使法院審理及評議程序更加透明；國民法官經由親自參與審判之過程，對法官如何進行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及科刑，亦能有充分之認識與理解；此外，藉由國民的參與，法院於依法律意旨作成判斷之際，獲得與外界對話與反思之機會，如此讓雙方相互交流、回饋想法的結果，將可期待最終能豐富法院判斷的視角與內涵。再者，國民經由參與而瞭解法院審判程序的實際樣貌，感受到審判的公正及妥適，國民表達的正當法律感情也能充分反映於法院的裁判中，將可期待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信賴。因此，在國民法官法施行後，依本法規定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由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係屬原則，只有於符合同法第6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時，才例外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從而對於是否符合該條例外規定之情形，自應嚴謹認定，否則國民參與審判制度將成為具文。 (二)聲請人雖以如附件刑事聲請狀所載之事由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惟查，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3、4、5款規定，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法院得依當事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情形，係指：…。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四、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經本院於準備程序聽取聲請人、辯護人等及檢察官等及徵詢被害人家屬等之意見後，本院認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說明如下：　⒈本案被告所涉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等罪嫌，此乃一般國民自身或周遭親友經常聽聞或可能經歷之無辜之災，且酒後駕車為近年交通事故發生之主因，影響國民身體、生命、財產至鉅，酒後不駕車之觀念，再三地經主管機關透過各種管道、傳播媒體、教育機構長期宣導、持續呼籲，為社會大眾所共知。而酒駕致死案件，尤為近年社會大眾高度關注之刑事重大犯罪，與一般國民生活息息相關，具有透過國民法官親自參與審判之過程，將國民良識與正當法律感情反映於裁判之公益價值。　⒉本案情節非屬繁雜，其中本案最主要之爭點之一為被告有無刑法第59條情輕法重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然重大犯罪所定刑罰之輕重，常為社會大眾高度關注，涉犯此罪應如何論罪科刑，法院量刑是否適法妥適，有無縱放輕判而違反國民法感情，尤其應加入一般國民之意見，提供其多元思考、生活經驗與深入討論，透明裁判之過程，將正當法律感情充分反映於裁判中，豐富司法權判斷的視角與內涵，係牽涉公共利益而具有量刑意義之案件。　⒊依本案之案件情節，與一般國民生活中於道路上往來，無論步行、駕車或乘車等日常參與交通經驗習習相關，藉由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可將其等之生活經驗、價值思考、法律感情，帶進法庭，除使司法審判更透明外，復可加深國民對於司法的理解與信賴，並且讓國民對於犯罪的發生與處理有更深刻之認識與充分之理解。本院經權衡國民法官制度之公益目的、被告之訴訟防禦權及被害人家屬之權益，難認本案有何其他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情形。　⒋又國民法官制度施行迄今，適用國民法官制度之刑事案件，常係涉及被害人死亡之重大刑事案件，其中酒駕致死案件，本身即具有相當之新聞焦點性及社會公益性，無論是否適用國民法官審理程序均有可能透過媒體報導，用以提醒、呼籲並教育酒後切勿駕車之正確觀念，自不能因此作為例外不適用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正當理由。且雖本案中被害人家屬將以證人之身分出庭，本院將視個案所需，依職權或聲請，若有必要採取適當之隔離或保護措施，俾使證人安心出庭，並確保其法律上權益。因此，聲請意旨主張本案可能造成被害人家屬二次傷害等語，尚難憑採，應併敘明。三、綜上所述，聲請人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蔡立群　　　　　　　　　　　　　　　　　法　官　陳昱維　　　　　　　　　　　　　　　　　法　官　蔡政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莊渝晏

2024-12-10

TTDM-113-聲-438-20241210-1

國審重訴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殺人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4號公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 PHAN XUAN SANG(中文名：潘春創) 指定辯護人賴昌榮律師聲請人即指定辯護人黃致穎律師被告 PHAN CONG THANH(中文名：潘功成) 指定辯護人王璿豪律師秦睿昀律師上列被告等因殺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39 88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一、被告 PHAN XUAN SANG(中文名：潘春創，下稱潘春創)之辯護人黃致穎律師與被告潘春創討論後具狀聲請本案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聲請意旨略以：被告潘春創、被告PHAN CON G THANH(中文名：潘功成，下稱潘功成)、被害人VUONGDINH TAI(中文名：王庭財，下稱王庭財)均為越南籍人士，被告 2人均未熟稔中文亦不諳法律，而需通譯協助，然通譯就法律、國民法官程序未必有相當程度認知，且時間上能否全程配合國民法官程序，容有考量，又被告2人均否認刑法第271 條第1項之殺人罪，審理程序就相關證據之調查將耗費相當時間，檢、辯雙方可能會對通譯就此等證據調查之翻譯內容有不同看法，而另生討論空間，爰聲請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同條項第5款「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規定，准予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二、按國民法官法於民國109年8月12日公布，並自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本法之立法目的，依第1條之規定，係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然為免制度僵化而無助於新制推展，該法亦於第6條第1項第3款、第4款分別規定法院得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例外情形如下：「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基上可知，國民參與審判之立法目的，在於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理解與信賴，並使審判能融入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但若無彰顯國民參與審判價值之重要意義者，或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抑或案情繁雜、需高度專業知識時，法院亦可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而改行通常審理程序。三、經查： (一)被告2人所犯罪名均為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嫌，依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屬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 (二)關於本案是否行國民參與審判部分，檢察官函覆略以：『案件所涉及之法律專業用語甚多，且須經由通譯將被告對於所提示卷證及證人之證詞等所表示之意見，由越南語翻譯為中文，再將被告所述意見由越南語翻譯成中文，讓法官、辯護人、檢察官、國民法官知悉；將檢、辯雙方詰問、職業法官及國民法官詢問之問題透過通譯由中文翻譯為越南語告知被告，再將被告所述之意見由越南語翻譯成中文，讓職業法官、國民法官、辯護人、檢察官知悉；而且如果尚需將罪責及科刑資料進行調查程序，再將調查結果透過通譯將之翻譯為越南語告知被告，及就上開資料訊問被告之必要，則訴訟程序全程十分仰賴通譯人員雙向翻譯，故審理程序所耗廢時間恐非短暫，且雙向翻譯之過程將使國民法官不易聚焦爭點。另外，國民法官制度在上路前歷經百場模擬，並非倉促上路制度，但其實在這麼多場模擬審判中，並未見有安排案件是有外籍人士，而必須透過司法通譯的類型，換言之，通譯人員未曾經過模擬國民法庭之訓練，對於國民法庭審理程序進行能否精準掌握，實有待商榷。本案被告2人與被害人及告訴人均為外籍人士，本案提示卷證、被告2人及告訴人陳述意見等訴訟程序均倚賴通譯雙向翻譯，恐使審理程序所耗廢時間非短，且將使國民法官不易聚焦爭點，在國民法官無法易於理解的情況下，將無法與職業法官為精緻之討論，恐無法做出公平與正確決定，而有違背本法第1條所規定：「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特制定本法。」之立法精神之虞。再者，被告潘春創否認犯罪，被告潘功成亦抗辯其無殺人故意，核與檢察官起訴被告2人共同基於殺人犯意之事實有別，可預見審理期間之證據調查及爭點釐清過程，必定耗費相當時日，是本案確有聲請意旨所述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情形，故檢察官對於上開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無意見。另透過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橋頭分會詢問告訴人本案是否行國民法官參與審判程序之意見，告訴人亦表示同意本案不行國民法官參與審判程序。』等語，此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 3年6月14日橋檢春樟113國蒞13字第1139029670號函暨檢附之檢察官補充理由書在卷可參。檢察官復於本院準備程序時稱：就本案是否改以通常程序之意見如同補充理由書所述，且本案確實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情形等語。顯見檢察官對於聲請意旨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並無意見，並以尊重告訴人之意思為主。又被告潘功成於本院準備程序時稱：希望由職業法官進行審理等語。 (三)本院審酌被告2人、被害人、告訴人、被害人家屬均為越南籍人士，須經由雙向通譯協助始能進行審判程序，而被告2 人均否認有起訴書所指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犯行，待日後調查釐清。按國民法官依本法之規定參與刑事審判程序之前提，須檢辯雙方在法庭上之訴訟行為能使國民法官易於理解，意即應達「目視耳聞，即知其意」之程度，方能使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達到「合審合判」的目標。惟被告2人既為外籍人士，訴訟程序需倚賴通譯雙向翻譯，而案件所涉及之法律專業用語甚多，且在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中，通譯人員需先將證據內容、罪責與科刑調查資料等，由中文翻譯成越南文，使被告2人理解，復就被告2人意見自越南文翻譯成中文予法官、辯護人、檢察官、國民法官知悉，是以審理程序所耗廢時間恐非短暫，且雙向翻譯之過程將使國民法官不易聚焦爭點，亦因被告2人均否認犯罪，審理程序調查證據過程勢將繁瑣冗長。另慮及通譯人員未曾經過模擬國民法庭之訓練，對於國民法庭審理程序進行能否精準掌握，實有待商榷，以上各情在在存有使國民法官無法做出正確與公正的判斷之虞，恐導致在評議時，國民法官因上情而無法對被告2人是否有罪、或如有罪時罪刑為何，做出妥適決定，如此將有違國民法官法第1條所規定：「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特制定本法。」之精神。　　 (四)準此，本院於準備程序經聽取檢察官、被告2人、辯護人、告訴代理人及被害人家屬(告訴人返回越南，由被害人其他家屬出席表示意見)之意見後，上開當事人對於聲請意旨認本案應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意見並無歧異存在(被告潘功成之辯護人固曾具狀主張本案應依國民法官程序進行，然嗣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與被告潘功成溝通後，尊重被告潘功成當庭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意見)。本案如不行國民參與審判，而改以進行通常程序，將相關事實所涉及之罪名、量刑、當事人權益、程序利益等事項，由職業法官審理，仍得以兼顧衡平，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所欲反映國民法律感情及彰顯國民參與審判價值等重要意義，於此情形已然較低，慮及當事人權益與訴訟資源之有效運用後，依本案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是聲請人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四、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姚怡菁　　　　　　　　　　　　　　　　　　　法　官黃志皓　　　　　　　　　　　　　　　　　　　法　官黄筠雅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陳宜軒

2024-12-09

CTDM-113-國審重訴-4-20241209-1

國審強處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殺人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5號公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 PHAN CONG THANH（中文名：潘功成）義務辯護人秦睿昀律師王璿豪律師被告 PHAN XUAN SANG（中文名：潘春創）義務辯護人賴昌榮律師黃致穎律師上列被告等因殺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39 88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PHAN CONG THANH、PHAN XUAN SANG均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起延長羈押貳月。　　理　由一、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 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且每次不能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二、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又羈押被告之目的，其本質在於確保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確保證據之存在與真實、或為確保嗣後刑罰之執行，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三、經查：㈠、被告PHAN CONG THANH、PHAN XUAN SANG因殺人案件，前經本院訊問及核閱相關卷證後，認被告2人犯罪嫌疑重大，所犯為殺人重罪，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2人有逃亡之虞，並有羈押之必要，而經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14日，依刑事訴訟法第 101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諭知羈押，並裁定自113年6月14日、113年8月14日、113年10月14日起各延長羈押2月1次。㈡、被告2人於113年12月6日經本院訊問後，均否認有何殺人犯行，然有相關卷證資料附卷可參（本案為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為免本裁定影響本案國民法官法庭心證，此部分不詳細記載事證內容及名稱），足認被告2人涉犯殺人罪之犯罪嫌疑重大。㈢、審酌被告2人所涉殺人罪，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良以重罪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復考量被告2人均為外國籍人士，於我國無固定住居所、親友，且其等居留許可前均因連續 3日曠職而經撤銷、廢止，堪認被告2人以逃匿方式規避審判程序進行及刑罰執行之可能性甚高，有相當理由認被告有逃亡之虞，衡以被告2人於本案之參與情節、犯罪手段、所生損害，暨被告2人及辯護人對於是否延長羈押之意見等情，經處理強制處分事項之法官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公共利益，及被告2人人身自由之私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件尚難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限制出境出海等其他方式，代替羈押之執行，故認對被告2人延長羈押係適當、必要，且合乎比例原則，爰裁定被告2人均應自113年12月14日起羈押2月，惟無禁止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之必要，附此敘明。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薏伩　　　　　　　　　　　　　　　　　　法　官　蔡宜靜　　　　　　　　　　　　　　　　　　法　官　呂典樺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陳瑄萱

2024-12-06

CTDM-113-國審強處-5-20241206-4

台上

最高法院

傷害致人於死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487號上訴人蔡琪婷選任辯護人吳聰億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傷害致人於死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國審上訴字第5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076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蔡琪婷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於死罪2 罪刑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及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併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詳述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以及量刑憑以裁量之依據及理由。二、上訴意旨略以：㈠被害人姚○○（人別資料詳卷，下稱姚童）雖受有右側耳廓瘀傷之傷害，並經鑑定證人張鈺孜認定係遭外力扭轉所致，然姚童耳朵瘀傷僅限於耳廓處，其他部位均未見有破皮、紅腫、瘀傷等傷害，足見其傷勢顯非上訴人以外力扭轉所致，此觀另名鑑定證人祝利燦認定該傷勢並非外力造成，鑑定證人張鈺孜亦認可能係外力撞擊所致，故不能排除係姚童自行跌倒或其他照顧者疏失造成，無從逕認係上訴人故意行為所致，原判決對此部分未說明不採納上訴人辯解之理由，遽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顯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㈡上訴人於第一審審理時雖否認有過失傷害致死犯行，然經鑑定證人到庭證述後，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即坦承此部分犯行不諱，且上訴人僅係間接故意，原判決自應就第一審判決量處之刑度再予減輕，原判決對此等有利於上訴人之情狀未予斟酌，顯僅重視一般情狀，輕忽犯罪情狀，而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㈢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期間坦承傷害致死犯行，亦願意與被害人家屬協商和解，縱未能達成和解，亦願意先給付一筆相當金額，原判決僅依告訴代理人片面表達無和解意願，即審結此案，未依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577號判決意旨，基於訴訟照料義務，向上訴人及被害人家屬告知及闡明修復式司法之立法目的，使其等知悉並自主決定是否聲請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以利判斷是否宣告緩刑之決定，顯屬違法。㈣依據兒童權利公約、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一般性意見之規定，及南非憲法法庭判決，因家長觸犯法律而受影響之兒童，應考量量刑對於被告受撫育兒童所受影響，盡可能選擇非監禁替代方案，且應保障兒童表意參與及主體性，必要時亦應委由跨學科人員團隊協助評判兒童最佳利益，原判決認為上訴人之量刑毋庸將上訴人罹患自閉症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作為減輕量刑因子考量，亦屬違法。三、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法院之適法理由。又第一審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關於事實之認定，第一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不得逕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予撤銷，國民法官法第91條及其立法理由、第92條第1項但書、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0條規定可資參照。所謂「經驗法則」，係指大多數人或特定專業領域公認應該如此之定則；又所謂「論理法則」，則係指合於邏輯、無邏輯錯誤之推理。具體言之，第一審判決倘將各項證據予以割裂、單獨觀察分別評價，而未綜合全體證據予以整體評價，或對於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包含應調查之重要證據漏未調查、雖已調查但漏未予以斟酌評價），或對於重要證據之證明力為明顯錯誤評價，即屬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尚須顯然影響於判決者，始該當於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1項但書所定事實認定錯誤應予撤銷之要件。所謂「顯然影響於判決」，係指若無此等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違反，則有與既有判決為相異判決之蓋然性而言，如關於有罪或無罪、成立之罪名、既遂或未遂、正犯或從犯、有無阻卻違法或阻卻責任事由、有無刑之加重減免事由等判斷，倘除去前開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事實認定後，有為相異判斷之蓋然性者，方屬之。是若第一審行國民參與審判之判決，業已斟酌各項重要證據，並綜合各項重要證據整體評價後為事實認定，並無將各項證據予以割裂，單獨觀察分別評價之情，亦無對於重要證據漏未審酌、或對於重要證據之證明力為明顯錯誤評價之情，即難謂有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違反。四、本件第一審判決係綜合上訴人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及告訴人即姚童之父母、鑑定證人張鈺孜之證言、卷附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整合服務驗傷採證專家協助評估/ 診斷個案建議表等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確有第一審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傷害犯行，並說明上訴人所提出之姚童右手大拇指放在耳朵部位之照片、鑑定證人祝利燦之證言，如何不足為上訴人有利認定之依據而不予採取等旨（見第一審判決第5至9頁），核無將各項證據予以割裂，單獨觀察分別評價之情，亦無對於重要證據漏未審酌、或對於重要證據之證明力為明顯錯誤評價之情，原判決因而認定第一審判決所為事實認定，核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應予維持等旨（見原判決第4頁），難認有何採證及理由不備之違法情事。上訴意旨雖指鑑定證人張鈺孜於第一審審理時亦認姚童右側耳廓瘀傷之傷害可能係外力撞擊所致，不能排除係姚童自行跌倒或其他照顧者疏失造成云云，惟鑑定證人張鈺孜係證稱：「所謂的扭轉就是抓著扭轉的意思或捏的意思，所以要看她施力在那個地方，她的確不會整個範圍的轉，這個跟她耳朵哪裡比較脆弱，哪裡比較明顯會有關係，所以在扭轉當中，有些地方會受傷，因為耳朵是軟骨，可以被扭被轉，每個轉的地方會是不同的，但我沒有說她一定是扭轉，只是她扭轉是其中一個，最常看到會像這樣子。」「我上面說她可能是外力撞擊或扭轉，這兩個都有可能，但我沒有辦法現在明確去排除一定是哪一個。」等語（見第一審卷三第338頁），第一審判決綜合前述各種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係基於成年人故意傷害兒童之犯意，以外力撞擊或扭轉姚童耳朵方式傷害姚童，即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上訴意旨對於原判決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就第一審判決之事實認定有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所為審查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意，對於事實之認定及證據之證明力為不同之評價，任意指摘原判決違法，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量刑之輕重，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範圍，又未濫用其職權，均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刑法第57條已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列舉科刑時尤應注意之10款情狀，故法院量刑時，自應綜合考量一切量刑因子，不能偏執一端，且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是量刑時首應考量者，乃足以反映行為人責任輕重之「犯罪情狀（如犯罪之動機或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繼再斟酌與特別預防、一般預防等刑事政策有關之「一般情狀（如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等）」，亦即先以「犯罪情狀」所反映之行為人責任輕重，於法律所定處斷刑之範圍內，劃出一定之上下限幅度，於該上下限幅度內，繼而考量「一般情狀」反映出之特別預防、一般預防需求，以微調並具體決定被告之刑種、刑度（刑量）、是否應處實刑抑或給予緩刑或易科罰金之機會，以及是否宣付保安處分等宣告刑，方屬適當。而犯罪行為人對證據明確之犯行坦承不諱，除可依自首、刑法分則或特別刑法之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外，因其坦承犯行，有助於節省偵審機關人力、物力、時間上無謂之勞費，並表現出犯罪行為人悛悔反省之犯後態度，固得斟酌其坦承犯行之時期（偵查初期、偵查程序終結前、第一審審判程序一開始、第一審審判程序終結前、第二審審判程序一開始或第二審審判程序終結前）、坦承犯行之情境（係主動坦承犯行，或斟酌卷證後自知無法抵賴始不得已承認）、坦承犯行之動機（真誠悛悔己過、求取較有利之量刑或為維護其他共犯）、坦承犯行之範圍（係全部坦承或僅就主要部分坦承）、坦承犯行後有無更易等情事，作為被告一般情狀之量刑因子。又兒童之主要照顧者倘需入監服刑，恐將造成兒童被迫與該主要照顧者分離，對於兒童之心理狀態及生活環境可能造成重大之影響甚至危害，西元1989年第44次聯合國大會通過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 ild,「CRC」）第3條第1項規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又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4 號一般性意見第28段亦謂「對於刑事案（中略），因家長觸犯法律而受影響的兒童，均必適用兒童最佳利益的原則。」反面觀之，犯罪行為人若為兒童之主要照顧者時，若犯罪行為人能受到對於兒童負有照護義務之責任感拘束，亦可期待發揮預防其再犯之效果。故犯罪行為人為一名以上兒童之主要照顧者時，經綜合斟酌兒童之人數、年齡、身心狀況、經濟與生活環境、現有無其他主要照顧者、有無其他可替代之照顧者、犯罪行為人與兒童之關係、犯罪行為人有無潛在不利於兒童身心健康發展之危險因子等情事，認確有於量刑時考量兒童之最佳利益必要者，自得將之列為一般情狀之量刑因子。綜上，犯罪行為人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犯罪行為人為兒童之主要照顧者時之兒童最佳利益，均為與特別預防、一般預防等刑事政策有關之「一般情狀」，亦得資為量刑因子，於量刑時列入考量。惟如前所述，量刑時仍應以行為人之責任輕重為前提，再於責任輕重所劃定之幅度內，以前述減輕因子具體決定宣告刑，方可謂罪責相當。至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4第1項規定：「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將案件移付調解；或依被告及被害人之聲請，於聽取檢察官、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係刑事程序體現「修復式司法」理念之一環，旨在藉由具有建設性之參與及對話，滿足被害人之需要，並修復被告與被害人間因衝突而破裂之社會關係，係為保障被害人權益而設，並非被告因其身分而享有之固有權限，亦非為促成被告之量刑利益，自應以被害人之意願為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之前提指標，倘法院斟酌被害人（或其家屬）之意願、達成調解之可能性及適當性等情形，認無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之必要，而未安排進行調解等，並無違法可言。六、又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宜予以維持，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7條定有明文。國民法官法之立法目的，係在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故國民法官參與科刑評議後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量刑，除有誤認或忽略量刑之重要事實，或對於量刑之重要事實為明顯錯誤之評價，而致量刑之認定不當；或所量處之刑違反法定刑或處斷刑之上下限，或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者，而致量刑之裁量不當者；或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另有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為第一審判決所未及審酌者外，上訴審法院對於國民法官法庭之量刑，宜予維持。且參酌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1項但書、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6條對於事實認定錯誤、訴訟程序違背法令及適用法令違誤，均以「是否影響於判決」為撤銷與否之要件，是同為上訴理由之「科刑事項之認定或裁量不當」、「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參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5條第1項），自亦應以「影響於判決」為撤銷與否之要件。而國民法官案件以量刑不當為由上訴者，第二審法院對於全部量刑之重要事實（包括第一審法院誤認、忽略或未及審酌之量刑重要事實）為整體並正確之評價，復考量前述量刑之外部性、內部性界限後，並非逕以第二審法院認為適當之具體量刑與第一審判決之量刑結果進行比較，而應審酌第一審判決之量刑，有無逸脫一定之適法量刑幅度？若有逸脫，第一審判決是否有以具體且具說服力之理由說明必須如此之理由？資為科刑事項之認定或裁量不當、或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是否進而「影響於判決」，而應撤銷第一審量刑之判斷標準。又所謂「適法量刑幅度」，於實然面，可參考過往類似案件之量刑所累積形成之量刑區間；於應然面，則得以「犯罪情狀」所反映之行為人責任輕重，於法律所定處斷刑之範圍內，劃出一定之上下限幅度作為參考依據，以維量刑之妥當性與公平性。是第一審行國民法官審判後所為之量刑，縱有誤認、忽略或未及審酌之量刑重要事實，然經第二審斟酌上開量刑重要事實，並對於全部量刑之重要事實為整體並正確之評價，復考量前述量刑之外部性、內部性界限後，認為第一審判決之量刑並無逸脫一定之適法量刑幅度，而予維持，即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七、本件第一審判決已敘明如何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為量刑，經核既未逾越法定刑及處斷刑範圍，亦無違反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之情形，且已具體斟酌上訴人犯罪之動機及目的、犯罪之手段、上訴人與被害人之關係、上訴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上訴人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品行、犯罪後之態度等情狀。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係故意對姚童犯傷害罪及傷害致人於死罪，並無認定上訴人係基於間接故意（未必故意）為之，上訴意旨空言指稱上訴人應係間接故意而非直接故意，進而指摘原判決未撤銷第一審判決，係僅重視一般情狀，輕忽犯罪情狀，而有科刑事項之認定或裁量之不當云云，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就所犯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於死罪部分，雖於原審審理時為認罪表示，惟其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否認犯行，就其是否深具悔意之判斷，影響輕微，認尚不能評價為有利之量刑因子，而據以為任何量刑減讓等旨（見原判決第7頁），核已具體斟酌上訴人坦承犯行之時期、情境、動機等情事，對於何以不能評價為有利之量刑因子，亦已提出具體理由，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對其有利之情狀未予斟酌，係屬違法云云，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至原判決雖認上訴人子女之生活、身體健康情狀、是否因兒童父母犯罪致使兒童需與父母分離等，實難認係屬足以影響上訴人科刑之情狀等旨（見原判決第4頁），而與前揭兒童權利公約、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一般性意見之意旨，尚有未合，惟上訴人育有3名子女，其中最小的孩子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先生長期在大陸地區工作，家庭經濟、狀況均不佳等情，已據第一審判決於斟酌上訴人之生活狀況時列為量刑因子（第一審判決第37頁），且第一審判決所為量刑，亦無逸脫一定之適法量刑幅度，原判決因認第一審判決量刑妥適，應予維持，即無違法或不當可指。上訴意旨另指摘原審未向上訴人及被害人家屬告知及闡明修復式司法之立法目的，使其等知悉並自主決定是否聲請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係屬違法云云，惟原判決已說明告訴人即被害人父母認上訴人犯後態度不好，且孩子生命無價而無意與上訴人談和解等情（見原判決第7頁），且告訴人即被害人父母於最後一次審判期日仍陳稱無意和解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0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僅依告訴代理人片面表達無和解意願，即審結此案云云，顯非依據卷內資料而為指摘，且告訴人既無和解之意，原審斟酌告訴人之意願、達成調解之可能性及適當性等情形，認無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之必要，而未安排進行調解等，依前開說明，自無違法可言，上訴意旨徒以個案情節不同，難以比附援引之他案案情，指摘原判決違法，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八、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2024-12-05

TPSM-113-台上-4487-20241205-1

台上

最高法院

重傷害致人於死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476號上訴人劉益亨鄭名良黃偲維上列上訴人等因重傷害致人於死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13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國審上訴字第3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3854號，112年度少連偵字第95、11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壹、劉益亨重傷害致人於死及鄭名良、黃偲維部分：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劉益亨、鄭名良、黃偲維有原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重傷害致人於死、妨害自由各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經部分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論處劉益亨、黃偲維共同犯重傷致人於死及共同犯私行拘禁，鄭名良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重傷致人於死及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私行拘禁各罪刑，併諭知相關沒收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及上訴人等各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各該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對於上訴人等否認犯行之供詞及所辯各語認非可採，亦已依據卷內資料詳加指駁，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劉益亨部分：其因被害人林宏霖過於吵鬧，為使之安靜，基於普通傷害之犯意，多打了被害人2、3下，然其發現被害人無反應狀況，即實施心肺復甦術，試圖挽救被害人，卷內並無證據足認被害人受有重傷害。原判決僅以其使用手銬、球棒輪番攻擊被害人頭部，認有重傷害之故意，實屬率斷。㈡鄭名良部分：　　檢察官以上訴人等就被害人屍體遭遺棄部分，係另行起意，而於另案起訴，不在本件審理範圍。是有關其等所犯遺棄屍體部分，將於另案進行罪責及科刑事項之調查，若於本案將該行為進行科刑事項之調查，即有過度評價而違反罪刑法定主義及一罪不二罰原則。故其於第一審審前協商程序中，已主張上開遺棄屍體部分，不應列入本案科刑事項之調查，惟第一審審判長逕予裁定駁回，並要求國民法官忽略此部分，顯有違誤。㈢黃偲維部分： 1.其不認識被害人，亦無宿怨，並無殺人或重傷害之動機，所為壓制被害人，係避免被害人反抗、掙扎及喊叫，並未出手或執任何器械攻擊被害人，僅具普通傷害故意，至多該當重傷害之幫助犯，原判決逕認其與共犯出於重傷害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即有違誤。 2.原判決認定被害人係遭上訴人等連番攻擊頭部致死，與鑑定證人即法醫師許倬雲之證詞，及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下稱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所載不符，有認定犯罪事實與採用之證據不相適合之違法。 3.其曾趁劉益亨未發覺之情況下，以手機之LINE通訊軟體上傳「抓人」及控人之影片予時任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偵查隊黃冠璋偵查佐，並打開手機定位標註所在位置，確認黃冠璋已讀後，立即刪除訊息，卻遭劉益亨發現並取走手機，案發時，其因不清楚手機下落，而未於第一審提出手機數位採證之調查證據聲請，直至從同案被告任睿麟（已判處罪刑確定）民國111年12月13日警詢筆錄，始知該手機為任睿麟持有並遭警方扣押，乃於原審聲請將查扣之手機，就其與黃冠璋之LINE紀錄進行數位採證，經原審以不符國民法官法第 90條第1項規定，予以駁回，然上開聲請調查證據，非因其過失所致，且如不許其聲請調查，顯失公平，原審逕予駁回其聲請，自有違誤。　4.其確實曾發訊息向警方求援，而發生被害人死亡事件後，其並無手機可以對外聯繫甚至求助，足見於犯罪行為上有特殊原因與環境，在量刑上應有適用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之規定，原審不察，顯然於量刑上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四、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不違背證據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又刑法上之加重結果犯，以依客觀情形認行為人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有預見之可能為已足。　　又我國為彰顯國民主權之理念，透過國民直接參與司法權的運作，以強化司法民意基礎，乃制定國民法官法（下稱本法），其目的係欲使自一般國民中抽選的國民法官，得以全程參與審理程序，親自見聞訴訟之進行，更可於裁判時與法官本於對等立場就論罪科刑為評議，進而充足法院判斷的視角與內涵，而所為判決既係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評議之結果，已適足反映一般國民之正當法律感情，是本法第 91條明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揭示第二審法院係以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為審理對象，並於本法第92條第1項但書規定：「關於事實之認定，原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不得予以撤銷」。同時高度限縮第二審法院對於第一審判決關於事實認定的審查與撤銷標準，且上述第92條第1項之立法說明亦載敘：基於現行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所定之上訴制度構造，第二審法院如認為上訴有理由，或上訴雖無理由，而原審判決不當或違法者，固應將原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撤銷，然本法既為引進國民參與審判之特別刑事訴訟程序，有關於事實之認定，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國民於第一審判決所反映之正當法律感情，除第二審法院認為第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外，原則上不得遽予撤銷。又因本法未就第三審上訴設有特別規範，則依本法第4條適用刑訴法之結果，仍應依刑訴法有關第三審上訴之規定，審酌第二審本於事後審之判斷，是否有誤，然縱有違誤，倘不影響於判決之結果，自應仍予維持。　　原判決本於事後審之立場，已敘明第一審係依憑上訴人等3 人及同案被告任睿麟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證人即同案少年楊○○、鑑定證人許倬憲之證言，佐以卷附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刑案現場勘察報告暨現場照片、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驗照片，及扣案球棒1支、腳鐐1副、沾有被害人血跡之手銬1副，暨卷內其他相關證據資料，綜合判斷，認定被害人係遭劉益亨持手銬、球棒持續攻擊被害人之頭部，並腳踹被害人之頭部，以及鄭名良持手銬、球棒持續攻擊被害人之頭部及背部，終因腦損傷而死亡，而黃偲維則分擔始終壓制被害人的行為等事實，併依調查所得，載敘：本件攻擊事件起因於被害人在遭受上訴人等非法拘禁期間，有所反抗與掙扎，為遏阻並教訓被害人，而攻擊被害人致其頭皮多處出血及裂傷，背部局部瘀傷，皮下組織及肌肉組織出血，導致腦損傷而死亡，顯與劉益亨、鄭名良持手銬、球棒輪番攻擊被害人頭部的重傷害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又上訴人等均係具有相當智識經驗之人，且均在被害人身邊，能隨時掌握被害人身體、精神狀況的變化，故其等對於客觀死亡風險之認知，已有充分、完整的掌握，客觀上已可預見被害人死亡的結果，仍依上開分工模式，共同實行前揭重傷害行為，其等主觀上雖未及預見被害人死亡結果之發生，然對致生被害人死亡之結果，客觀上並非不能預見，且被害人之死亡結果，與上開重傷害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其等自應共同對被害人之死亡結果負其責任，構成重傷害致人於死之加重結果犯等旨，乃論以上揭所載共同重傷害致人於死、私行拘禁罪刑等各情，已於理由詳加析論，所為論斷，核無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劉益亨、黃偲維上訴意旨猶以其等無重傷害之故意云云，顯未依據卷內資料而為指摘，核與法律所規定得上訴第三審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五、行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之案件，因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係從一般國民中隨機選任產生，且絕大多數從事各行各業，縱使無業，亦需參與家庭生活或社交活動，不可能耗費大量時間參與審判，且難以期待其等對複雜難解之證據調查能輕易理解或不受偏見、預斷事證之不當干擾。為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得實質參與審判，並避免造成其等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第一審法院將與犯罪事實不具關聯性之證據，或可能導致不公平之偏見、混淆爭議，或費時、拖延等證據加以排除，其調查證據之程序難謂違法。又當事人聲請調查曾經第一審法院駁回調查聲請之證據，第二審法院審酌該證據調查之必要性，除依刑訴法第163條之2 規定外，基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尚宜考量調查該證據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是否足認有本法施行細則第 305條第1項（以認定事實錯誤而撤銷原審判決）、第306條（第一審有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者）、第307 條（第一審量刑瑕疵）等情形，並有撤銷之高度蓋然性，足以作為判斷上訴有無理由之重要關鍵，而進一步限縮調查之必要性，以避免大量准許於第二審審理時提出及調查業經第一審法院駁回聲請之證據，致上訴審以自己對不同證據之心證取代第一審經國民參與審判所為認定之疑慮。若無法認定第一審判決有上述違法或不當之情形，縱使調查，仍無從撤銷第一審判決者，第二審法院認為無調查必要而未予調查，亦難指為違法。　　原判決就黃偲維及其辯護人請求將黃偲維遭查扣之手機送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進行數位採證，以證明黃偲維曾經聯絡黃冠彰警員而試圖對外求救乙節，已說明：縱認黃偲維曾經為上開舉措，然其案發後仍繼續留在原處（即Ｂ點）從事強控之工作，且於111年12月7日被害人死亡後，本有相當多機會可以離開該處向警方求援並舉報本案犯罪事實，卻捨此而不為，直至同年月8日為警持搜索票至上址搜索時，始被查獲，顯見黃偲維斯時持續參加本案詐欺集團從事強控之犯意堅定，縱使調查，亦不影響第一審判決之量刑結果，認為無調查之必要，駁回此部分調查等旨綦詳。核其程序尚無不法。黃偲維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自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六、刑之量定及應執行刑之酌定，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復其定應執行之刑時，並不違反同法第51條各款所定之方法或範圍，且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　　原判決鑑於本件為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案件，第一審量刑係經國民法官與法官共同評議決定之，自應予以高度尊重，衡諸本法第91條關於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審查權限之規範意旨，敘明第一審於量刑時，綜合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量刑因子，包含鄭名良、黃偲維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犯罪情狀事由。併審酌其等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等一般情狀事由。另載敘：關於被害人屍體遭遺棄部分，業經第一審裁定列為科刑事項調查，而所犯遺棄屍體罪與重傷害致死罪之保護法益侵害評價上不同，且由其等犯重傷害致被害人死亡後，如何處理屍體之過程，可以完整瞭解犯後是否願意坦然面對過錯之犯後態度，與其等是否該當遺棄屍體罪而受評價，顯屬二事，自無所謂重複評價之疑慮，就鄭名良、黃偲維分別科處如第一審判決主文所示之刑，並就黃偲維所犯私行拘禁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再審酌鄭名良所犯重傷害致人於死、私行拘禁等二罪為整體犯罪非難評價、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各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罪數所反映之其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社會對各犯罪行為處罰之期待，並考量自由裁量之範圍，應受實現刑罰公平性、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合併定鄭名良應執行有期徒刑 16年6月，乃屬妥適，應予維持，復敘明黃偲維何以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理由綦詳。經核原判決所審酌及說明之事項，既未逾越處斷刑及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之範圍，且無濫用刑罰裁量權，或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等情事，自不能任意指摘為違法。七、綜上所述，劉益亨關於重傷害致人於死部分及鄭名良、黃偲維之上訴意旨，核係對事實審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據證明力暨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經說明之事項，徒以自己之說詞，泛指其為違法，並為單純事實上之爭執，皆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其等上揭部分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均應予駁回。　貳、劉益亨私行拘禁部分：查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 條後段規定甚明。本件劉益亨犯私行拘禁罪部分，不服原審判決，於113年9月5日提起上訴，並未敘述理由，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關於私行拘禁罪部分之上訴自非合法，應併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法　官楊力進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俊良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2024-12-04

TPSM-113-台上-4476-20241204-1

國審強處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殺人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4號公訴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怡如指定辯護人張一合律師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96 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林怡如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十日起延長羈押貳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但不禁止受授其親屬寄送之金錢、衣物、眼鏡及菜餚）。　　理　由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或第101條之 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及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二、被告林怡如前經檢察官依國民法官法起訴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於民國113年9月10日移審後由本院法官訊問，又經本院合議庭核閱檢察官檢送供本院未參與本案審理、處理強制處分及證據保全之法官可得審閱之卷證後，認為：本件已有相關卷證資料附卷可參（本案為國民參與審判案件，而本件刑事裁定為依法須公開之裁判文書，為免本裁定於審判外影響本案國民法官法庭心證，此部分不詳細記載事證內容及名稱），足認被告涉犯殺人罪之犯罪嫌疑重大。又審酌被告所涉殺人罪，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良以重罪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復考量被告原生家庭仍有親人在泰王國（被告係歸化自泰王國之公民），其非無在境外謀生及生活之能力，而有相當理由認被告既有動機又有能力逃亡境外以規避審判程序之進行及刑罰之執行，是足認其確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之事由存在。再依偵查中被告先後供述之內容（亦不詳載）與偵查階段調查之過程，足使法院懷疑被告仍存在滅證、串供之高度可能性，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事由。本院審酌若命被告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佐以被告所涉上開犯行，危害社會治安甚鉅，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對被告續行羈押處分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亦無違司法院釋字第665號解釋意旨，且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定之情形。又基於被告仍有滅證、勾串證人之高度可能性，是亦堪認現階段仍有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之必要；但因羈押中被告之受授菜餚及其他物件，押所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05 條第2項規定檢閱之，而有防止於食物、日用品中夾帶與本案相關資料之篩檢、監督機制存在，在此客觀環境下，尚難認被告仍能藉由受授食物、日用品之物件進行勾串共犯之舉，且被告於羈押中本得自備飲食及日用必需物品，而金錢可方便被告依相關規定採辦生活用品，且其送入亦有一定程序，是准許由被告親屬送入金錢、衣物、眼鏡及菜餚，自不影響避免被告脫逃或勾串等羈押禁見目的之達成，是就此部分並無禁止之必要。故除此部分物件外，其餘物件之受授仍應禁止。爰自民國113年9月10日起執行羈押3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但不禁止受授其親屬寄送之金錢、衣物、眼鏡及菜餚）在案。三、茲被告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於113年12月4日訊問被告暨其辯護人之意見，並審酌本件國民法官案件迄今之審理情形，本院認前揭羈押之原因、必要性暨禁止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但不禁止受授其親屬寄送之金錢、衣物、眼鏡及菜餚）之原因與必要性均依舊存在，並無變更，復權衡國家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對被告仍有繼續羈押及限制接見、通信與受授物件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裁定被告應自113年12月10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但不禁止受授其親屬寄送之金錢、衣物、眼鏡及菜餚）。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國民法官法第44條第1 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婷　　　　　　　　　　　　　　　　法　官　鄭富容　　　　　　　　　　　　　　　　法　官　李謀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陳維仁

2024-12-04

KLDM-113-國審強處-4-20241204-1

國審矚重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家暴殺人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國審矚重訴字第3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 VELASCO MARK DAVE（中文名：馬克，菲律賓籍）選任辯護人李典穎律師(法扶律師) 陳敬豐律師(法扶律師) 洪惠平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暴殺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581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VELASCO MARK DAVE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起延長羈押貳月。　　理　由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或第101條之 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 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5項復定有明文。又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6次為限，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復有明文。又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於起訴後至第一次審判期日前，有關強制處分及證據保全之事項，由未參與本案審理之管轄法院法官處理之，國民法官法第44條前段定有明文，是依此規定之反面解釋，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後，有關強制處分之事項，應由本案審理之管轄法院法官處理。二、被告VELASCO MARK DAVE（中文名馬克，下稱馬克）因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等罪嫌，前經本院處理強制處分之法官訊問後自民國112年11月17日起予以羈押3月，並分別於 113年2月17日、113年4月17日、113年6月17日、113年8月17 日、113年10月17日裁定延長羈押2月在案。三、茲因本案業已審理完畢，而被告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訊問被告後，認其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有被告之自白、證人賴金增、瑞根等人之證述，以及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2年8月31日醫鑑字第1121102008 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等證據在卷可佐。又被告業經本院於113年11月19日以112年度國審矚重訴字第3號，宣判被告犯殺人罪，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又犯損壞屍體罪，處有期徒刑4年6月。又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壹日。並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而重罪常伴有高度逃亡可能性，此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之基本人性，復考量被告犯後為規避檢警查緝而另行起意毀壞被害人之屍體，並將被害人部分肢體丟棄在他處，顯見被告確有逃避罪責之虞，足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之羈押原因。本院審酌本案尚未確定，以及被告涉案情節，並權衡被告人權之保障及公共利益之維護後，認無從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較輕微之方式替代羈押，而有繼續羈押之必要，爰諭知被告自113年12月17日起延長羈押2月。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嘉　　　　　　　　　　　　　　　　　　　　　　　　法　官　陳韋如　　　　　　　　　　　　　　　　　　　　　　　　　　　　　　　　　法　官　張明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余玫萱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2024-12-03

TYDM-112-國審矚重訴-3-20241203-3

國審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傷害致死等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公訴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人即選任辯護人楊孝文律師被告黃清敏上列聲請人因被告傷害致死等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被告黃清敏（下稱被告）對於本案坦認全部起訴事實，已為認罪之陳述，且被告於偵查中業已與被害人家屬陳金龍、陳亦喬達成民事調解，其等並表明不欲追究被告之刑事責任，衡酌國民法官審理程序冗長，勢必將造成被害人家屬一再回憶親人死亡結果，而被害人家屬既盼訴訟程序能盡速終結落幕，以早日回復日常生活，若行國民參與審判，恐將導致媒體高度關注本案，而侵害被害人家屬之名譽、隱私之情形，亦將嚴重影響被害人家屬受創心靈之重建，是倘本案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應係被告、辯護人及被害人家屬之共識，認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准許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㈡又該刑事聲請改依通常程序審理狀並無被告之簽章，故應認辯護人為聲請人，先行敘明。二、按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四、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國民法官法第1條規定：「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特制定本法。」足見本法之立法目的，乃在藉由國民參與審判，使自一般國民中抽選產生之國民法官得以全程參與審理程序，親自見聞法官指揮訴訟、檢察官舉證、被告及辯護人辯解、證人到庭證述、鑑定過程及結論、被害人陳述等一切程序與事證，更可於評議時與法官立於對等立場相互討論、陳述意見，進而與法官共同形成法院最終決定。亦即透過國民法官之參與，不僅能充分彰顯國民主權之理念，亦可使法院審理及評議程序更加透明；國民法官經由親自參與審判之過程，對法官如何進行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及科刑，亦能有充分之認識與理解；此外，藉由國民的參與，法院於依法律意旨作成判斷之際，獲得與外界對話與反思之機會，如此讓雙方相互交流、回饋想法的結果，將可期待最終能豐富法院判斷的視角與內涵。再者，國民經由參與而瞭解法院審判程序的實際樣貌，感受到審判的公正及妥適，國民表達的正當法律感情也能充分反映於法院的裁判中，將可期待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信賴。因此，在國民法官法施行後，依本法規定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由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係屬原則，只有於符合同法第6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時，才例外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從而對於是否符合該條例外規定之情形，自應嚴謹認定，否則國民參與審判制度將成為具文。　㈡被告因傷害致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而本案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協商會議、調查程序時，就本案被訴事實固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卷第64頁、第168頁），然本案起訴事實為被告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害他人致死，因本件之發生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結果，對於社會秩序與治安衝擊甚大，被告所涉此罪應如何論罪科刑，並非僅需參酌被害人家屬是否原諒被告，而係社會大眾所關心，並從中思索國家社會應如何避免暴力事件所生之悲劇再次發生，故此由國民法官秉其正當之法律感情參與審判，共同認定事實並為刑之量定，具有維護公益及彰顯國民參與審判價值之重要意義，而具有相當程度之公益性，縱被告就被訴事實已為有罪陳述，本案仍非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案件。　　　㈢再者，被告固然與被害人家屬達成調解，然本院於113年12月 3日聽取檢察官、被告、辯護人、被害人家屬之意見時，被害人家屬已表明後續審理程序進行，不欲到庭陳述意見（本院卷第168頁），是本案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中，諸如調查被害人被害過程之相關證據、就被害人家庭關係之說明等等可能會造成被害人家屬悲痛情感之程序，在上開被害人家屬將選擇不參與之狀況下，對於被害人家屬之影響即屬相當有限。且國民法官制度施行至今已逾1年，適用國民法官制度之各個刑事案件，是否會如制度甫施行一般均受媒體高度關注，誠屬有疑，何況涉及被害人死亡之重大刑事案件本身即具有相當之新聞價值，無論是否適用國民法官程序均有可能受媒體報導，自不能因此作為例外不適用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正當理由。聲請意旨主張本案可能因媒體之關注嚴重影響被害人家屬受創心靈等語，當難憑採。　　　　㈣綜上，本院聽取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之意見，並徵詢被害人家屬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因素後，認本案並無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之情形，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數盈　　　　　　　　　　　　　　　　　　　　　　　　　　　法　官　江宜穎　　　　　　　　　　　　　　　　　　　　　　　　　　　　　　　　　　　　法　官　崔恩寧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記官　陳旎娜

2024-12-03

SCDM-113-國審訴-1-20241203-1

國審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聲請參與訴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13號聲請人顏一立顏伊秀共同代理人林帥孝律師被告陳進財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張紋綺上列聲請人等因被告殺人案件(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5號)，聲請訴訟參與，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准許顏一立、顏伊秀二人參與本案訴訟。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陳進財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涉犯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屬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第1項第2款所列得為訴訟參與之案件。因本案被害人顏文堂已經死亡，聲請人顏一立、顏伊秀二人為被害人之子女，為瞭解訴訟程序之經過及卷證資料之內容，並適時向法院陳述意見，以維護訴訟權益，依法聲請參與訴訟等語。二、因故意、過失犯罪行為而致人於死或致重傷之罪者，被害人得於檢察官提起公訴後至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本案訴訟。前項各款犯罪之被害人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死亡或因其他不得已之事由而不能聲請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為之。法院於徵詢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並斟酌案件情節、聲請人與被告之關係、訴訟進行之程度及聲請人之利益，認為適當者，應為准許訴訟參與之裁定。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第1項第1款、第2項前段、第455條之40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適用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是被害人聲請參與訴訟之程序，於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亦有適用。　三、經查，被告涉犯殺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由本院以 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5號審理中。被告上開被訴殺人罪名屬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第1項第2款所定之罪，而本案被害人已死亡，聲請人二人為被害人之子女，屬直系血親等情，有聲請人二人之戶籍謄本在卷可稽，故聲請人二人聲請參與本案訴訟，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第1項第1款、第2項前段規定，自屬於法有據。再經本院徵詢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均陳明對聲請人二人聲請參與訴訟並無意見(參國審重訴字5卷)，本院再斟酌上揭案件情節、聲請人二人與被告之關係、訴訟進行之程度及聲請人二人之利益等情事後，認為准許訴訟參與有助於達成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之目的，且無不適當之情形。是認聲請人聲請訴訟參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0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黃怡菁　　　　　　　　　　　　　　　　　　法　官　胡原碩　　　　　　　　　　　　　　　　　法　官　吳家桐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鄭涵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2024-11-30

TPDM-113-國審聲-13-20241130-1

重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等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重訴字第3號聲請人黃宥禎被告黃柏庭選任辯護人簡銘昱律師上列聲請人因被告被訴殺人案件，聲請訴訟參與，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准許聲請人黃宥禎參與本案訴訟。　　理　由一、國民法官法第4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適用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又因故意、過失犯罪行為而致人於死或致重傷之罪，犯罪之被害人得於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本案訴訟，前項各款犯罪之被害人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死亡或因其他不得已之事由而不能聲請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為之，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第1項第1款、同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二、經查被告因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繫屬本院，茲本案之被害人黃慶章業已死亡，聲請人為其子女，是斟酌上揭案件情節、聲請人與被害人之關係、訴訟進行之程度及聲請人之利益等情事後，應認准許訴訟參與，有助於達成聲請人瞭解訴訟經過情形及維護其訴訟上之權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0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蔡守訓　　　　　　　　　　　　　　　　　法　官　郭書綺　　　　　　　　　　　　　　　　　法　官　梁志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抗告。　　　　　　　　　　　　　　　　　書記官　羅淳柔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2024-11-29

SLDM-113-重訴-3-202411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