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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64號上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趙璧選任辯護人廖于禎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 年度金訴字第1183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449、210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本院審判範圍之說明：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於上訴權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上訴之情形，未聲明上訴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等部分則不在第二審審查範圍，且具有內部拘束力，第二審應以第一審判決關於上開部分之認定為基礎，僅就經上訴之量刑部分予以審判有無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22號判決意旨參照）。二、本案係檢察官於法定期間內上訴，被告趙璧則未於法定期間內上訴，觀諸檢察官上訴書（見本院卷第7至8頁）及本院審判中所述（見本院卷第60頁），乃指摘原判決宣告緩刑不當等語，足認檢察官已明示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揆諸前揭說明，本院僅須就原判決所宣告之「刑」有無違法或不當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就科刑以外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之認定或判斷，既與刑之判斷尚屬可分，且不在聲明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論究。從而，本院自應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基礎，據以衡量檢察官針對「刑」部分不服之上訴理由是否可採。另本案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之犯罪事實及罪名，均如原判決所載，不再予以記載，合先敘明。貳、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審以被告皆已與本案告訴人等達成和解，並已給付完畢一情，作為諭知被告緩刑之主要理由，惟原審似僅考量到刑罰之特別預防及社會復歸層面，而未能慮及一般預防及應報機能之考量。蓋被告自警詢、偵查乃至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始終矢口否認犯行，而不思自己行為之錯誤在哪，及對本案被害人及社會造成之危害程度，然法院在面對此等如此不思反省、未見悔意之被告，竟以空泛、模糊之理由逕認被告經此偵審教訓後，應知所警惕必然不會再犯，而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實有輕縱被告之嫌。且除原審幾乎僅以特別預防機能為其審酌因素，而憑此認定執行刑罰之必要性，已有未妥外；退步言之，縱僅審酌特別預防機能，原審判決亦未具體說明、從嚴認定被告無再犯之虞之具體理由，容有判決理由不備之瑕疵。是以，考量本案被告始終未坦認犯行，且被告具有曾在證券業工作之經驗，仍協助詐欺集團提領贓款、遂行洗錢行為，法院任意給予被告緩刑，實在無法使其真切反省錯誤，並與我國目前強力打擊詐欺、洗錢犯罪之重要刑事政策相悖，實認本案不應對被告宣告緩刑等語。參、新舊法比較：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所謂判決之「刑」，包括首為刑法分則各本條或特別刑法所規定之「法定刑」，次為經刑法總則或分則上加減、免除之修正法定刑後之「處斷刑」，再次為裁判上實際量定之「宣告刑」。上訴人明示僅就判決之「刑」一部聲明上訴者，當然包含請求對於原判決量刑過程中所適用特定罪名之法定刑、處斷刑及宣告刑是否合法妥適進行審查救濟，此三者刑罰具有連動之不可分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檢察官雖僅就刑為一部上訴，未聲明上訴之犯罪事實及罪名已告確定，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下稱加重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 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而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 1項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又同條例第16條第2項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下稱中間法），再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下稱現行法），是原判決量刑過程中所適用之輕罪之「法定刑」、「處斷刑」既有修正，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比較新舊法，合先敘明。　　二、又於比較新舊法時，關於刑之減輕或科刑限制等事項在內之新舊法律相關規定，究應綜合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而不得任意割裂？抑或尚非不能割裂適用，而可不受法律應整體適用原則之拘束？最高法院不同庭別之判決，已有複數紛爭之積極歧異，經該院刑事大法庭徵詢程序解決法律爭議，達一致法律見解（肯定說），即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茲就新舊法綜合比較如下：　㈠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原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將上開規定移列為第19條，並修正為：「（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而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金額未新臺幣1億元，修正後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前則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經依刑法第35條第1、2項規定：「按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比較結果，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最高度刑為有期徒刑7年，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最高度刑為有期徒刑5年，應認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㈡另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中間法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現行法則將中間法規定移列為修正條文第23條第3項：「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是中間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現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須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為前提，現行之規定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等限制要件，故中間法及現行法均限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範圍，而本案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判中均否認一般洗錢犯行，惟於本院審判中自白一般洗錢犯行（見本院卷第63頁），是被告合於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但不符合中間之洗錢防制法第1 6條第2項及現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故中間法及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皆較為不利。　㈢從而，經綜合比較新舊法結果，各有有利及不利被告之情形，依最高法院徵詢各庭後所獲之一致見解所闡示之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新舊法之意旨，本案如全部適用現行法，則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判中皆否認犯行，自無適用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則處斷刑介於有期徒刑6月至5年（併科1千元至5千萬元罰金），如宣告刑在有期徒刑6月以下，有期徒刑部分可易科罰金；惟如全部適用行為時法，則被告已於本院審判中自白一般洗錢罪，可適用行為時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則處斷刑介於有期徒刑1月至6年11月（併科500元至499萬9,999 元罰金），如宣告刑在有期徒刑6月以下，有期徒刑部分不得易科罰金，但可易服社會勞動，而易刑處分係刑罰執行問題，及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與罪刑無關，故本案綜合新舊法，相互為有利與否之評比，以現行法規定為最有利於被告。從而，本案經綜合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相關罪刑規定之比較適用結果，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本案應整體適用現行法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第23條第3項規定。肆、刑之減輕：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 8號判決意旨參照）。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 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查，被告雖於本院審判中自白一般洗錢犯行，惟其於偵查及原審審判中均否認一般洗錢犯行，與上開規定未合，附此敘明。伍、本院之判斷：一、按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賦予法院裁量權，但此項裁量權之行使，應依刑法第57條規定，審酌行為人及其行為等一切情狀，為整體之評價，並應顧及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使罪刑均衡，輕重得宜，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又按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於量刑時，已依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 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未濫用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過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原判決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循正途獲取財物，於本案提供其前揭銀行帳戶供作人頭帳戶並擔任車手之工作，因此使告訴人余蜂、吳澈橋及薛湘雯3人受有財產損害，亦增加檢警機關追查詐欺集團其他犯罪成員之困難度，並影響社會治安及金融交易秩序，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財產交易安全，其行為實值非難，然考量被告已與告訴人 3人均達成和解，且均已賠償完畢等情，另斟酌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其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共2罪）、1年 1月，已詳述其科刑所憑之依據，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量定，並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及處斷刑範圍，亦無輕重失衡或偏執一端情形，無違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均無違誤或不當，核屬妥適。另原判決就其應執行之刑亦已審酌被告所犯各罪之犯罪態樣、侵害法益之異同、各次犯行時間與空間之密接程度，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年6月，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律拘束之外部及內部性界限，且已記載審酌之事項，並給予恤刑，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或不當情形。從而，原審量定之刑及其應執行刑，均無違誤或不當，核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應予維持。另本案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本院審酌刑法第57 條所定各款量刑因子，經整體評價後，原判決所處之刑，並未較輕罪之一般洗錢罪「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為低，認已足以充分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故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原審不併予宣告輕罪即洗錢罪之罰金刑，於法並無不合，雖未敘述理由，稍有微疵，惟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由本院逕予補充說明即足，附此敘明。二、至原審雖未及審酌被告上訴後坦承本案犯行之犯後態度，其量刑基礎稍有不同，然考量多年來我國各類型詐欺犯罪甚為猖獗，與日遽增，加害人詐欺手法層出不窮，令民眾防不勝防，若臨場反應不夠機伶且未能深思熟慮者，即容易遭詐騙，嚴重侵害國人財產法益，更影響人與人之間彼此之互信，此類型犯罪實不宜輕縱，被告提供其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依指示提領其帳戶內之詐欺款項，繼將之交付本案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乃遂行犯罪不可或缺之一環，原判決僅於加重詐欺罪之最低法定刑即有期徒刑1年酌加1至2月有期徒刑，更僅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乃於各罪最高之宣告刑即有期徒刑1年2月酌加4月有期徒刑，俱屬低度量刑及定刑，顯然已給予相當大之寬減及恤刑，縱綜合考量被告此部分犯後態度之量刑事項後，認原判決此部分所量處之刑及定刑仍屬妥適，無足動搖原判決，附此敘明。　三、緩刑：按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參照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由是觀之，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而基於尊重法院裁量之專屬性，對其裁量宜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坦認犯行並賠償損失，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 16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旨在獎勵自新，祇須合於刑法第74條所定之條件，法院裁判時得依職權為合義務性裁量之事項，除有怠惰或濫用裁量之明顯違法，例如就基礎事實認定錯誤、有與事件無關之考量，或於相同事件為不同處理之違反平等原則等情事，否則亦難以宣告緩刑，即指為違背法令。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原判決考量被告皆已與本案告訴人3人分別成立調解或達成和解，並已給付完畢，告訴人3人皆同意給予被告緩刑之宣告等情，有原審法院調解程序筆錄、和解書及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77至178、223至228頁），認被告經此偵審教訓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如令其入監執行，對其之人格及將來對社會之適應，未必能有所助益，是認上揭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又為使被告深切記取教訓及強化其法治觀念，期使其日後謹慎行事，認有賦予被告一定負擔以預防其再犯之必要，復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之規定，命被告於緩刑期間內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併依刑法第9 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命其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觀後效等旨，已詳予說明被告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明定之緩刑規定，審酌上開事項，認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核其並無基礎事實認定錯誤，或違反平等原則等濫用裁量之明顯違法，亦無檢察官上訴所指摘之判決理由不備之瑕疵。參以，被告並無前科，有上述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其素行良好，又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判中雖始終否認犯行，惟於原審審判中賠償告訴人3人，堪認被告仍有彌補其行為所造成損害之誠意及具體作為，被告亦表達對於告訴人3人之深切歉意：對於受害人我感到非常抱歉，因為我當時的一時思慮不周，造成大家的困擾，再次道歉等語（見原審卷第316至317頁），非毫無悔意，嗣於本院審判中則坦承犯行（見本院卷第63頁），其嗣已知正視己過之犯後態度，更屬其人格更生之表徵，足見其主觀違反法規範之敵對意識並非重，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確實係因一時失慮為本案犯行，觸犯刑章，本案應屬偶發、初犯，信被告經此次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後，當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刑罰對被告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故本院綜合本案被告犯罪情節、犯後態度所反應之人格特性、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一切情形，予以審酌裁量後認原判決宣告緩刑，並無不當。故檢察官上訴指摘被告始終矢口否認犯行，不思反省、未見悔意，原判決給予緩刑宣告，輕縱被告，未慮及一般預防及應報機能，與我國目前強力打擊詐欺、洗錢犯罪之重要刑事政策相悖等語，難認可採，為無理由。四、綜上，檢察官就原判決之刑聲明一部上訴，指摘原判決給予被告緩刑之宣告不當一節，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信郎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子凡提起上訴，檢察官林弘政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林　源　森　　　　　　　　　　　　　　　法　官　陳　鈴　香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　羽　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附錄科刑法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1-09

TCHM-113-金上訴-1464-20250109-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妨害秩序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882號上訴人即被告林楷諭選任辯護人黃汶茜律師常照倫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 年度原訴字第90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少連偵字第2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丁○○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犯罪事實一、丁○○與陳威凱為朋友關係，陳威凱與林辰穎為朋友關係，林辰穎與林威宇為朋友關係。丁○○、陳威凱、林威宇與林哲暘於民國109年2月1日凌晨2時許，在址設臺中市○○區○○路0段0 000號之「MUSE夜店」發生衝突，林哲暘便於翌日即109年2 月2日偕同己○○（原名韓承恩，下同）前往丁○○住處，要求丁○○交出上開夜店衝突事件之事主林威宇，並請丁○○居中邀約雙方出面談判。丁○○乃分別聯絡林哲暘、林辰穎，再請林辰穎聯絡林威宇，相約於109年2月4日晚間11時許前往位於臺中市○○區○○路0段00號之自強夜市進行談判。丁○○遂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之犯意，於109年2月4日晚間11時許親自召集洪嘉祥、王○盛（行為時為少年）、廖仁平、陳彥傑、陳柏毓，另透過林辰穎輾轉召集王裕博、王裕茗、林冠安、張明哲、林威宇、王子嘉（以上合稱甲方人員），先後分別駕車前往址設臺中市○○區○○路0號之臺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下稱四箴國中）會合。另林哲暘則邀約己○○、王盛茂、岳益槿、戊 ○○、陳顏龍（林哲暘、岳益槿、戊○○、陳顏龍所涉妨害秩序罪嫌部分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上開4人合稱乙方人員），分別駕車前往自強夜市會合。二、甲方人員先於109年2月4日晚間11時30分許，在四箴國中會合，適林晏辳恰好搭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經過該處，丁○○承上開首謀犯意，召集林晏辳參與談判。嗣甲方人員於109年2月5日凌晨12時許抵達自強夜市附近時，丁○○ 所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遭己○○所駕車牌號碼00 0-0000號自用小客車（白色賓士廠牌，所有人為丙○○，下稱白賓車輛）車內人員持BB槍射擊，甲方人員遂心生不滿，一路追擊白賓車輛，至該日凌晨12時許抵達址設臺中市○○區○○ 路000號之臺中市大肚區蔗廍社區活動中心（下稱蔗廍活動中心）停車場時，見白賓車輛停放在該處。適李承傑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童裕程，李禹豪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林毓麟，4人預定前往臺中市沙鹿區吃宵夜，恰好行經蔗廍活動中心，丁○○見狀，承上開首謀犯意，召集童裕程、林毓麟下車參與砸車（無證據證明李禹豪、李承傑有參與妨害秩序犯行，已經原審判決無罪確定）。王○盛、廖仁平、陳彥傑、張明哲、童裕程遂分別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意，在上開公共場所分持鐵棍、球棒砸毀白賓車輛，致該車兩側後視鏡、全車車窗玻璃、後車箱蓋、左前車門等毀壞致不堪使用（王○盛所涉妨害秩序罪嫌部分另經原審法院少年法庭裁定確定；陳彥傑、張明哲、童裕程、廖仁平所涉妨害秩序罪部分均已經原審改行簡易判決處刑程序，另毀損白賓車輛所涉毀損罪嫌部分業經丙○○撤回告訴，並經檢察官不另為不起訴處分），其餘丁○○、洪嘉祥、陳柏毓、林晏辳、林毓麟、林辰穎、林威宇、王裕博、王裕茗、林冠安、王子嘉則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之犯意，在場加以助勢（洪嘉祥、陳柏毓、林晏辳、林辰穎、林威宇、王裕博、王裕茗、林冠安、王子嘉所涉妨害秩序罪部分已經原審改行簡易判決處刑程序）。三、後甲方人員見己○○、王盛茂下車逃逸，仍從後追擊，己○○、王盛茂為躲避追擊，雙雙跳入水溝而受有傷害（對王盛茂所涉傷害罪嫌部分未據告訴，對己○○所涉傷害罪嫌部分業經撤回告訴，並經檢察官不另為不起訴處分）。嗣甲方人員砸車完畢後，分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000-0000號、0000- 00號自用小客車人員，接續上開妨害秩序之犯意，於109年2 月5日凌晨1時許，前往自強夜市旁之慢車道，見林哲暘、岳益槿、戊○○、陳顏龍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所有人為乙 ○○）、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所有人為岳益槿）出現在該處，認係己○○同夥，再持械攻擊上開2部車輛，致車牌號碼0 00-0000號自小客車前擋風玻璃破損而不堪使用（對乙○○所涉毀損罪嫌部分業經撤回告訴，並經檢察官不另為不起訴處分），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前擋風玻璃破損而不堪使用（對岳益槿所涉毀損罪嫌部分未據告訴），並當場出手毆打戊○○、陳顏龍，致其等均受有傷害（對戊○○所涉傷害罪嫌部分業經撤回告訴，並經檢察官不另為不起訴處分，對陳顏龍所涉傷害罪嫌部分未據告訴），而以此方法在公共場所下手實施強暴，妨害公共秩序及安寧。四、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部分：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立法意旨，在於確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有處分權，得放棄反對詰問權，同意或擬制同意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屬於證據傳聞性之解除行為，如法院認為適當，不論該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 9條之4所定情形，均容許作為證據，不以未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為前提。此揆諸「若當事人於審判程序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此時，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立法意旨，係採擴大適用之立場。蓋不論是否第159條之1至第159 條之4所定情形，抑當事人之同意，均係傳聞之例外，俱得為證據，僅因我國尚非採澈底之當事人進行主義，故而附加「適當性」之限制而已，可知其適用並不以「不符前四條之規定」為要件。查本案以下採為判決基礎之證據，其性質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者，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丁○○（下稱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7-91頁），且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就該等審判外之陳述，均未再於言詞辯論終結前爭執其證據能力或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據上開說明，應認該等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丁○○坦承有於本案如犯罪事實欄所載時間、地點等案發經過在場之事實，惟否認有何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犯行，辯稱：我雖然有在場，但砸車、打人我都沒有參與；這些人都是到我家打牌時，對方打電話來，我開擴音他們都有聽到，我去現場時，是他們自己跟著去，不是我叫他們去的。且這些人有一半以上的人我都不認識，其他人都是主謀陳威凱叫，我沒有召集他們，也不是首謀等語。被告之選任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意旨略以：本案肇始於109年2月1日凌晨2時原審共同被告即證人（下稱證人）林哲暘與案外人陳威凱、證人林威宇於MUSE夜店發生衝突，證人林哲暘嗣後偕同證人己○○前往被告住家騷擾被告並要求其交出證人林威宇，因被告不認識證人林威宇，遂聯繫陳威凱，陳威凱再要求證人林辰穎幫忙聯絡證人林威宇，被告並非該夜店衝突之事主，亦不認識證人林威宇，僅係遭波及而受到證人林哲暘之騷擾，又因陳威凱委託被告至案發現場偕同談判，被告始基於協助調解之意思前往現場，是被告顯係受陳凱威委託而於109年2月4 日至案發現場偕同談判，非首謀倡議，而處於策晝、支配本案團體犯罪行為地位之人。又證人洪嘉祥、廖仁平、陳彥傑、陳柏毓、少年王〇盛等人，僅係受被告要求陪同至現場向對方解釋誤會、到場相助，並無證據足認被告如何策劃或支配其餘共同被告到場應如何作為之事實，被告並非聚眾鬥毆之首謀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本案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時、地及甲方人員有對乙方人員之車輛、人身施強暴行為等案發經過均在場之事實，為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不爭執者，並有四箴國中及其周圍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見警卷第329-331、333-336頁）、臺中市龍井區向上路六段與遊園南路交岔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見警卷第337-342頁）、臺中市大肚區蔗部活動中心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見警卷第363-368頁）、蔗部活動中心在場助勢人物監視器影像對照圖（見警卷第381-385頁、少連偵卷一第199-208頁）、案發前後車輛行駛路線道路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見警卷第343-350頁、少連偵一卷第2 23-230頁）、街景圖與監視器畫面對照圖（見警卷第351-35 2頁）、指認監視器影像畫面（見警卷第359、361、367、36 9、387-390、391-392、393-395、397、399-403頁）、警局及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對照圖（警卷第373-375、377、379- 380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2份（見警卷第445-467頁）、龍井區向上路0段0號旁慢車道街景示意圖（見少連偵卷一第 213頁）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從109年2月4日事發前之背景脈絡，可知被告有召集本次妨害秩序事件之動機及行為：　　⒈被告於109年2月5日第1、2次警詢時供述：我朋友陳威凱於 109年2月1日凌晨2時許在夜店與林哲暘發生衝突，陳威凱的朋友林辰穎的另一名朋友（真實姓名不詳）就打林哲暘。後來隔天凌晨林哲暘帶著他哥哥來到我家外面要約我出去、要我交出事主，可是我不知道是誰打林哲暘的，我沒出去；但因為我有林哲暘的LINE，所以後來林哲暘的哥哥就另外要我幫忙居中協調約林辰穎的朋友出來，我就說好，我是負責幫林哲暘居中協調約當天打他的林辰穎的朋友，後來我就幫他們約於109年2月4日晚間11點在自強夜市，我約定時間、地點後，就跟陳威凱的朋友林辰穎說與林哲暘約於109年2月4日晚間11時許在自強夜市談判。我跟林辰穎說等他到四箴國中後跟我說，後來他於109年2月4 日晚間大約11點半左右抵達四箴國中，我當時在朋友家打牌，我就過去四箴國中跟他們說林哲暘他們已經到自強夜市，叫他們過去，我抵達四箴國中時看見4台車，都是共同被告林辰穎叫來的。但後來來了2台車，是同村庄的朋友知道我出事所以來找我的，有兩個人陳彥傑、陳柏毓沒有車位，我就安排他們坐林辰穎的車輛等語（見警卷第30 -34頁）。　　⒉被告於109年2月5日第3次警詢時供稱：林哲暘於109年2月1 日在夜店被打，他想抓出打他的人，所以才到我家找我叫交出打他的那些人，我先透過LINE聯繫在夜店的事主陳威凱，陳威凱再聯繫林哲暘說去跟我約時間談判，是要談判沒錯，但不是我的糾紛，我是幫忙約林哲暘與林辰穎要處理先前在夜店的糾紛，後我與林哲暘約於109年2月4日晚間11時許在自強夜市談判，但當天陳威凱有叫林辰穎帶人先到四箴國中集結，並於到達時通知我，我當時人在朋友家與洪嘉祥、廖仁平、陳彥傑、陳柏毓、少年王○盛等人打牌，收到林辰穎通知後，我們6人分別騎乘3台機車到四箴國中集合，在四箴國中的2台車輛，第1台車是林子微所駕駛、第2台車是洪嘉祥所駕駛，林子微是駕車去附近加油完經過四箴國中時遇到我並詢問我後才知道的，我只召集5個人，分別是洪嘉祥、廖仁平、陳彥傑、陳柏毓、少年王○盛，林子微是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幫我載我女朋友跟洪嘉祥的老婆，我沒有叫林子微跟林晏辳到事發現場，我方人馬行經自強夜市旁快車道時，林哲暘等人的3台車停在慢車道，我看到3台車開始跑，我方人馬才開始追車，追車途中白賓車輛朝我乘坐的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右側開槍，我當時聽到疑似很多BB彈打擊到車體的聲音，我坐的車沒有遭BB彈貫穿，但我不確定有無受損，我知道白賓車輛上有林哲暘的乾哥己○○，但我不確定林哲暘有無在該車上，因為在追車途中，我所乘坐的車號000- 0000號自小客車有遭白賓車輛車上的人用BB彈射擊，所以在蔗廍活動中心追到白賓車輛後，林辰穎等人就先下手砸車，我下車只是要去找林哲暘，在蔗廍活動中心時，車號 0000-00號、0000-00號自小客車有被現場聚集的人攔下，我只知道這2台車分別乘坐童裕程、林毓麟，不是我通知來的，後來在自強夜市砸車、打人時，我沒有在場，我到場後已經砸完等語（見警卷第38-41頁）。　　⒊被告於110年7月15日檢察官訊問時供述：我於109年2月4日受林哲暘的哥哥委託，邀約林辰穎於該日晚間11時許到自強夜市談判，事發前兩天，我與林哲暘及龍井區的朋友要去夜店，因為訂包廂這件事與彰化的陳威凱有衝突，所以那天在包廂裡林哲暘與陳威凱就有肢體的衝突，當天在夜店外面，林哲暘與林辰穎又發生衝突，另外在事發前林哲暘有帶人到我家亂，當天約在自強夜市是林哲暘要處理林辰穎打他的事情，我沒有約誰過去，他們都是自己到我家的，我沒有事先約，當天林哲暘打電話給我時我開擴音，他們聽到所以都是主動幫忙的，不是我召集過去的，當天跟我一起過去的有廖仁平、陳彦傑、陳柏毓、洪嘉祥、少年王○盛、二姊林子微及綽號姊夫的林晏辳，林晏辳及林子微於109年2月4日晚間11時許開車經過四箴國中，我跟他們講夜店衝突事件，他們就說要過來看看，林子微就在 7-11等，沒有到現場，林晏辳是給別人載到自強夜市，當天在自強夜市時，因為對方停在機車道，我們在天橋汽車道，因為對方有拿BB槍掃射我的車，我方有3台車，前面2 台已經追過去，我就跟著追過去，我就追到蔗廍活動中心，林辰穎、陳彥傑、少年王○盛及林辰穎在霧峰的朋友有下去用球棒砸這台白色賓士車，我有去蔗廍活動中心及自強夜市沒錯，但我沒有砸車或打人等語（見少連偵卷二第 27-29頁）。　　⒋被告又於111年6月1日檢察官訊問時先是供述：我承認妨害秩序、毀損、傷害等罪嫌。並另具結證述：本案緣起是林哲暘於109年2月1日在夜店被打，他想要抓出打他的人，於是到我家要我交出那些人，我透過LINE聯絡夜店事主陳威凱，他說他會聯絡霧峰那群打林哲暘的人，他也會透過別人跟林哲暘聯絡，林哲暘後來有跟我聯絡談判時間，10 9年2月4日案發當日我在朋友家中打牌，當時林哲暘打電話過來，我直接開擴音，他說他已經到自強夜市了，我就打電話給霧峰那群帶頭打林哲暘的林辰穎，說林哲暘已經到了，林辰穎說他們也快到了，後來我就跟林辰穎約在四箴國中會合，洪嘉祥是開車去四箴國中，其他人都是騎機車去的，我們到了四箴國中後，林辰穎那一方的人也到了，我算是半個事主，林辰穎就邀我過去自強夜市處理，此時林子微剛好路過四箴國中看到我在該處，就問我發生什麼事情，我才跟她說事情的經過，要去自強夜市跟人談判，我就直接開車門要她載我去自強夜市，她說車上有小孩不方便，我就下車了，我就讓洪嘉祥載我，同車的人有少年王○盛、廖仁平，陳柏毓、陳彥傑是讓林辰穎載的，就只有我女朋友讓林子微載，當時林晏辳也在林子微車上，林子微及我女友沒有去蔗廍活動中心，但林晏辳有前往蔗廍活動中心及自強夜市，當時童裕程他們是開車經過蔗廍活動中心，看到我們一群人在蔗廍活動中心就停下來問我們在做什麼，我就跟他說我在跟對方處理事情，其後童裕程他們就進到蔗廍活動中心的停車場找人砸車等語（見少連偵卷二第562-564頁）。　　⒌證人林哲暘於警詢時證稱：最開始的起因是109年2月1日凌晨2時30分許，我跟朋友當時人在「MUSE夜店」，那時我朋友陳立宥跟被告發生金錢上的糾紛，他們在談論過程中，被告覺得我在旁邊講話口氣不好，我當下有跟被告說我願意跟他道歉，但被告跟我說沒事了，過不久被告就跟一位叫陳威凱的人叫我去夜店旁的巷子，我到巷子後對方就拿球棒打我，過不久警方有到場處理，要我先去驗傷再去報案，我事後有請一位哥哥己○○幫我跟陳威凱做協調，後來陳威凱跟己○○說要帶打我的人來道歉，本來陳威凱及被告約於109年2月3日出來談，但己○○有事情要忙，請我們自己跟被告約時間出來談，我就自己跟被告約定於109年2 月2日凌晨2時30分許在他家門口對面談，當天我跟己○○、岳益槿、陳立宥他們一起去，但被告沒有依約出來，我當下問被告打我的人要出來道歉嗎，被告回我說對，反正不是他的事情，我回被告說我誤會他了，被告後來主動跟我改約於109年2月4日晚間11時許在自強夜市談，我有請己○ ○、岳益槿、陳顏龍、戊○○、王盛茂陪我一起赴約，我當時開1輛黑色自小客車、己○○開1輛白色賓士、岳益槿開1 輛日產白色自小客車一同前往，在前往赴約的過程中己○○ 跟丟了，於是就由我跟岳益槿先到自強夜市等對方來赴約，大約於109年2月5日凌晨12時55分許，我們停在自強夜市旁，被告的朋友大約在2分鐘後就駕駛自小客車到場，一到達後被告的朋友就先動手打我朋友戊○○及陳顏龍，並砸毀我們所開的自小客車，當時我跟岳益槿見狀就先逃離現場，後來我就趕快打電話報案通知警方到場，警方還沒到場前他們就先離開現場，過不久又開車繞回來動手打我朋友，再次砸毀我們開的自小客車，之後就全部一起駕車逃逸等語（見警卷第248-249頁）。　　⒍證人林威宇於警詢時供述：因為我於109年2月1日凌晨在「 MUSE夜店」與林哲暘起口角爭執，後來我和林哲暘到夜店隔壁的巷子打架，警方到場後雙方不提告各自離去，後來林哲暘透過被告聯絡到林辰穎，要約我至自強夜市講清楚，我就說好，因為我與林哲暘有糾紛，我會赴約是因為我要跟林哲暘講開，所以林哲暘約我於109年2月4日在自強夜市調解紛爭我才會答應，於是我就叫王子嘉陪我一起去自強夜市，我當時是坐張明哲的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一同前往，車上只有我跟張明哲，還有王裕博駕駛車號00 0-0000號載林辰穎，我們3台車6個人，我只知道被告跟林辰穎聯絡說先在四箴國中集合，再一同前往自強夜市，抵達四箴國中後，我只知道大概有6、7台車，多少人不知道，後來我們就一起出發前往自強夜市，抵達自強夜市後，張明哲的車停在林哲暘車輛的前面，被告有說林哲暘是開什麼廠牌及顏色的車輛所以我知道，我當時下車要走過去林哲暘車輛的時候，就聽到有人說對方有人拿槍，所以我就趕緊上車躲在車上，我只知道張明哲有帶鐵棍，他下車有拿鐵棍，我有聽到砸車的聲音，我沒有聽到是何人砸車，也不知道何人被打成傷，後來張明哲就上車載我回我霧峰家，我們3台車也一起回霧峰等語（見警卷第98-99頁）。　　⒎證人林辰穎於警詢供述：綽號「小迪」等被告透過我朋友威凱取得我的聯絡方式要我约林威宇出來，要排解林威宇跟林哲揚就2月1 日凌晨在MUSE夜店的糾紛，要被告約林威宇出來道歉，我就答應被告約林威宇出來，等林威宇跟對方約好時間地點後跟我約2月4日晚上11點半左右先到四箴國中集合，我那時候請王裕博開車載我前往，林威宇是我委託張明哲載他過來的，林威宇再打電話請王子嘉一同前往了解林威宇與林哲暘的糾紛始末，昨天晚上我們約24 時許到四箴國中，那時候被告已經在四箴國中，有3台機車6個人還有3台汽車，多少人不清楚，都是被告叫來的等語（見警卷第60-61頁）。於檢察官偵查時供述：是前一天晚上陳威凱將被告的電話給我，因為陳威凱跟我講對方在找林威宇，所以他就給我被告的電話，我就打電話給被告，被告就說對方在他家亂，被告就約我找林烕宇出來要談前一天林威宇與對方打架的事情，我們就約在大肚區蔗麻活動中心附近。當天我只認識被告，其他的人我不認識，那些人都是被告叫過去的朋友等語（見少連偵卷二第63-65頁）。復於原審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述：林威宇是我朋友的弟弟，也算我朋友，一開始林威宇跟別人在「 MUSE夜店」有衝突，他們說跟被告也有關係，然後要約在那裡談判，我才會陪同林威宇他們一起過去，被告也是跟對方約在那裡，夜店當天晚上我不在場，具體衝突情形我不瞭解，我主要是聽林威宇、陳威凱說的，我跟陳威凱是朋友，最開始有夜店衝突是因為陳威凱，後來是陳威凱打電話給我，說他當時在當兵，沒辦法去跟對方理論，要我帶林威宇去跟對方理論，於是把被告的聯絡方式給我，叫我跟被告聯絡，當時我跟被告不熟，所以透過陳威凱，才有跟被告聯絡得知對方跟他們吵架，所以要約被告、林威宇等當天有在夜店與他們發生衝突的人，被告打電話給我說對方有去他家找他麻煩，至於為何會去找他麻煩我不清楚，林威宇去夜店有跟人家起衝突，剛好對方去找被告，對方約他在哪裡，他問我們要不要過去，我們說如果有過去就是把事情講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0-70頁）。　　⒏由以被告供述及證人林哲暘等人所證上情可知，案外人陳威凱、被告、證人林威宇於109年2月1日凌晨2時許在「MU SE」夜店有與證人林哲暘發生衝突，其中證人林威宇更在夜店外面巷弄內持球棒毆打證人林哲暘，證人林哲暘因而與證人林威宇產生嫌隙。翌日證人林哲暘遂偕同己○○前往被告住家騷擾被告，並要求被告交出在夜店毆打證人林哲暘之事主即證人林威宇，被告因而亦與證人林哲暘產生嫌隙。之後被告要約證人林威宇出來與對方談判，因被告與證人林威宇間並無直接聯絡管道，被告乃輾轉透過陳威凱、證人林辰穎來召集證人林威宇，而約定於109年2月4日晚間11時許在自強夜市與林哲暘及所屬乙方人員就上開夜店衝突進行談判；且因被告於夜店衝突後亦曾遭證人林哲暘、己○○騷擾，故被告本身亦有參與談判之動機，此乃被告於偵查中自稱「半個事主」之意（見少連偵卷二第563 頁）。準此，被告不僅具備居中協調聯絡雙方談判時間、地點之身分，更同時身兼事主之身分，故被告顯有召集眾人參與本次在公共場所實施強暴事件之動機。　　⒐其次，從本次在公共場所實施強暴事件前之事實經過脈絡觀察，證人林辰穎、林威宇係由被告所事先聯絡召集前往者，要無疑問；縱使被告於109年2月1日夜店衝突事件中並非主要事主，亦無礙於其居中協調召集之事實。再者，被告於第3次警詢時已明確供稱其有事先召集5人，分別係證人洪嘉祥、廖仁平、陳彥傑、陳柏毓、少年王○盛（見警卷第40頁，另證人林晏辳、童裕程、林毓麟則係被告分別抵達四箴國中、蔗廍活動中心後所「臨時」召集，詳如下述），此情核與證人洪嘉祥、廖仁平於偵查中具結證述之內容（詳如下述）相符，足堪認定。乃被告遲至偵查中始改稱當日晚間其在朋友家打牌，證人林哲暘來電時，其有開擴音，其他人聽到後均主動表示幫忙，非其所召集等語（見少連偵卷二第29頁），實無可信。準此，被告不僅有召集本次在公共場所實施強暴行為之動機，更實際有召集證人洪嘉祥等人員到場之行為。　㈢關於被告召集他人之範圍及方式：　　⒈證人林辰穎於警詢供述其到四箴國中時，被告已經在四箴國中，有3台機車6個人還有3台汽車，多少人不清楚，都是被告叫來的等語，已如前述；又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前一天晚上陳威凱將被告的電話給我，因為陳威凱跟我說夜店衝突事件的對方在找證人林威宇，所以他就給我被告的電話，我就打電話給被告，被告就說對方有去他家亂，被告就約我找證人林威宇出來，要談前一天證人林威宇與對方打架的事情，我們就相約在蔗廍活動中心附近，到達蔗廍活動中心後是被告跟他的友人共5人下去砸車的，砸了1部車輛，我只認識被告，其他人我不認識，只有砸車，沒有打人，我自己沒有參與砸車，其後在自強夜市有砸車及打人，在自強夜市比蔗廍活動中心的人還多，那時有10幾個人，有持球棒砸了2部車輛，也有徒手打對方，我只認識被告，其他人我不認識，那些人都是被告叫過去的朋友，球棒是被告他們帶過去的，因為我遇到被告時就看到他手上有拿棍棒等語（見少連偵卷二第67-71頁）；就我所了解，我們這邊證人林威宇前一天晚上在夜店與人發生衝突，對方說要約出來談，被告跟對方相約在蔗廍活動中心談，所以當天被告就邀約我一同前往蔗廍活動中心，抵達蔗廍活動中心時被告又跟我說對方有去他家亂，我跟他說我只是陪你來講事情而已，當天是被告找來的朋友砸車的，在蔗廍活動中心是砸1台白色賓士，他們是拿鐵棍，是被告找過去的，另外在自強夜市也是被告找來的朋友砸車的，都是同一群人，在自強夜市砸了2部車輛等語（見少連偵卷二第504-505頁）。　　⒉證人洪嘉祥於警詢時供述：109年2月4日23時許，當時我人是在臺中市龍井區的四箴國中前，因為被告跟我說有人去他家亂，叫我去四箴國中找他，我才會去那裡，另外還有去自強夜市及大肚區瑞井的土地公廟。我是駕駛000-0000 號自小客車，在四箴國中前時是王○盛自己跑到我的左後座，另一個我只知道他的綽號叫小白之男子坐我車子的右後座，他們坐上我車時，沒有攜帶棍棒。被告是用臉書通訊軟體MESSENGER中的通話功能跟我聯絡說，有人去他家亂，並且要打他，要我去四箴國中支援他，他是於109年2 月4日大約23時左右，通知我前去支援他等語（見警卷第1 1-12頁）。並於檢察官偵查中具結證述：因為被告跟我說有人去他家亂，叫我去四箴國中找他，我於109年2月4日晚間11時許才會去四箴國中，當天我是駕駛車號000-0000 號自小客車載我女友一同前往四箴國中，抵達四箴國中時被告應該有在場，因為我有與他通電話，抵達後少年王○ 盛有坐上我車左後座，應該是被告叫他坐上來的，我跟少年王○盛不認識，車上還有證人廖仁平，他與少年王○盛是一起上車的，我們離開四箴國中後是前往自強夜市及土地公廟，先到自強夜市再到土地公廟，土地公廟就在蔗廍活動中心外面，抵達自強夜市時我與證人廖仁平及少年王○ 盛都有下車，我在一旁把風，少年王○盛及證人廖仁平是拿球棍去砸對方的車輛，砸完車後他們2人就上車了，抵達蔗廍活動中心時，證人廖仁平及少年王○盛就往裡面走，我沒下車，我看到監視器他們有拿球棒進入蔗廍活動中心砸車，砸完車後被告就叫我把證人廖仁平及少年王○盛載回四箴國中，載回後我就離開了等語（見少連偵卷二第 461-463頁）。　　⒊證人廖仁平於警詢時供述：109年2月4日22時許，我與被告以電話相約要去臺中市○○區○○路000號全家超商，並於(4) 日22時40分許碰面，被告跟我說要去處理事情，我便騎乘 000-0000號普重機載被告前往四箴國中，我當時看到現場有3-4台深色轎車及10幾個人在四箴國中集結，我當時乘坐000-0000號自小客車副駕駛座，被告跟我同乘坐該車右後座，我方3-4台車於(4)日23時許行經向上路六段快車道時，於000-0000號自小客車右後方疑似有遭bb 彈射擊的聲音，我方3-4台車便開始追一台白色賓士車，前面2台車有追進蔗部活動中心停車場内，我乘坐之000-0000號自小客車停在蔗部活動中心外道路上，我下車後向隔壁黑色自小客車後車廂拿1支棒球棍，我看到我方一群人往蔗部活動中心停車場内衝，我便手持球棒跟著一群人起進去，我有看到其他人在砸車但沒有傷人，我在庶部活動中心停車場內四處查看並觀看該群人砸車，砸完後我也跟著該群人走出蔗部活動中心停車場，並乘坐000-0000號自小客車副駕駛座欲離開，被告坐同車右後座又說要去自強夜市，我方大概3-4台車前往自強夜市，我們這台是最後一台，到達後我就看到現場有2台車停在自強夜市外慢車道上已被砸了，我沒看到有人員受傷，後我方人馬都說要離開，我便同樣搭乘000-0000號自小客車離開，在四箴國中下車後我便騎機車回家了。我是被告找的，其他人我不清楚。本次事件我有看到棒球棍，我有持棒球棍，王○威盛、陳彥傑都有持棍棒等語（見警卷第233-236頁）。於檢察官偵查中具結證述：被告於109年2月4日晚間10時許有跟我提到要去找他朋友處理事情，打電話或是當面跟我說的我忘了，被告說他之前與別人有糾紛，案發當天是要去處理這件事情，被告有叫我騎機車載他到四箴國中那邊，到了以後被告要我坐上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是要前往自強夜市，他是跟我同車，車上還有2個人，但我不認識，我們去自強夜市是被告要跟對方談事情，我們開車經過自強夜市時對方就拿BB彈射我們的車，所以我們才去追白賓車輛，追到蔗廍活動中心停車場，在這裡我有拿1支球棒，我的球棒是同車的人拿給我的，那人也是要去砸車，我看到被告這邊10幾個人進去砸車，被告也有進蔗廍活動中心，在蔗廍活動中心砸完車後，我與被告乘車到自強夜市，到了後現場2台車已被砸毀了等語（見少連偵卷二第387 、389、390頁）。　　⒋證人林晏辳於警詢時供述：我坐我老婆林子微駕駛的000-0 000號自小客車正要返家，途中於23時許在四箴國中門口遇到被告，還有看到3-4臺轎車放路旁，我當時問他在這裡幹嘛，被告說要去支援，我說如果你們要打架我就不要去了，被告說被誤會要去跟對方好好講，我說好好講的話我可以去。在蔗部活動中心，我下車看到現場車輛亂停於道路上，被告跟我說對方有朝他們開搶，車在停車場內但人跑掉了，我說怎麼可能跑掉，於是走往停車場查看，發現一臺白色賓士已被砸爛、玻璃破碎，我四處查看未發現對方人馬便離開停車場。大肚區蔗部活動中心停車場監視器書面編號(08)手持球棒之男子是我本人，球棒是在停車場外隨意跟其他人的手上拿來防身的。這次事件我不知道是誰召集，但是被告找我的等語（見警卷第120-122頁）。於檢察官偵查中具結證述：當天我與林子微開車經過四箴國中，我看到被告一群人在那邊，就搖下車窗，被告就過來跟我說他約了人在東海的山上要談判，問我要不要一起過去，我就說要幹嘛，他說沒有要幹嘛，只是要好好談而已，所以我就說好，一起去看看，我與被告不是事先約的，當時我是先到蔗廍活動中心，我到時被告他們已經在那邊聚集了，林子微沒有下車，被告跟我說他們之前有在追車，對方是跑到蔗廍活動中心裡面，車輛是停在裡面，但人跑掉了，我進去看了一下，就跟被告要了一根棍子要防身，因為被告說對方有槍，我進去看到一台白色賓士車輛，已經被砸爛了，我沒有砸車就出來了，我就問被告為何要砸車，被告說對方朝他們開搶，所以我就走出來，大家聚集在一起討論，後來有人接到電話說對方在自強夜市，所有人就開車去自強夜市，我就上了林子微的車，我沒有去自強夜市，我在7-1l附近等，過了10幾分鐘後，被告他們就回到7-11，並且告訴我說他們到了自強夜市看到1 個人已經倒在地上了，說他們到的時侯已經鬥毆結束了等語（見少連偵卷二第135-137頁）。　　⒌證人童裕程於警詢時供述：我於109年2月5日0時與朋友李承傑在遊園路一段一帶，李丞傑駕駛車號0000-00自小客車載我，他先載我返回住處拿東西，當時我致電林毓麟詢問是否要吃宵夜，經林毓麟同意後共4人駕駛2台車欲前往沙鹿吃宵夜。於同(5)日0時30分行經大肚區蔗廍活動中心時看到一群人突然跑出來欲攔我們車，最後發現人群中的陳彥傑及被告才知道互相認識，當下了解狀況時被告表示在與人吵架。我當時了解狀況後便自行下車了解狀況，我進去蔗廍活動中心發現有好幾個人在一台白色的賓士，不知道是誰給我一根棒球棍，我就把白色賓士的車後碎玻搓掉，事後我回到車號0000-00自小客車內離開蔗廍活動中心。本次事件中我只知道被告在跟人吵架，因為對方跑掉故砸他們的車洩恨。我們行經蔗部活動中心時，被告跟我們說她在跟人吵架，應該是被告找人的等語（見警卷第 192-193頁）。於檢察官偵查中具結證述：我於109年2月 5日與證人李承傑開車前往蔗廍活動中心，當時我與證人李承傑同車，證人林毓麟與李禹豪同車，當天我們要去吃宵夜，經過蔗廍活動中心看到一群人，因為有認識的證人陳彥傑、被告將我們車輛攔下來，所以我們才停下來，被告說他們在跟別人吵架，我與證人李承傑都有下車，下車後我拿球棒將白賓車輛的碎玻璃敲下來，球棒好像是被告拿給我的，好像是被告說要砸車，我就跟著砸車，當時證人李承傑有下車，他在車輛旁邊而已，沒有幹嘛，證人林毓麟在做何事我沒看到，當天被告在自強夜市傷人的事情我沒有參與，我只有下車查看而已等語（見少連偵卷二第 277-279頁）。　　⒍證人林毓麟於警詢時供述：於109年2月4日22時許，童裕程用FACETIME通訊軟體打給我通話，約我與李禹豪要一起吃宵夜，後李禹豪駕駛0000-00號自小客車來我現住地載我，後我與童裕程電話聯繫並約定在7-11超商蔗圜門市碰面，當時李承傑駕駛0000-00號自小客車載童裕程與我碰面，我們2台車4人最後決定要去臺中市南屯區吃宵夜並出發，途中(05)日0時許行經大肚區蔗部活動中心時看到車道上停約6-7台車亂停無法通行，後一群人向我們走過來，我下車查看並看到被告，我問被告發生什麼事，被告說他們在大肚區蔗部活動中心停車場內與人吵架，於是我便走進大肚區蔗部活動中心停車場內想了解事情，途中看到一群人在砸車，有看到陳彥傑、被告(但我不清楚他們有沒有砸車），我當時與朋友正在視訊，有陌生人拿棍棒給我，但我沒有砸車，後我徘徊觀看了一下便轉頭離去，離開前棍棒已經被陌生人拿走之後我便坐回0000-00號自小客車，由李禹豪載我離開前往南屯區吃宵夜（見警卷第218 頁）。於檢察官偵查中具結證述：110年2月4日晚上證人李禹豪開車來我家載我，我與證人李禹豪、李承傑、童裕程約好要去吃宵夜，證人李承傑搭載證人童裕程，我們到達蔗廍活動中心時，看到一群人，我們遇到被告，我們問他發生什麼事，被告說他跟人家吵架，說他在處理事情，我們進去看的時候，車已經砸完了，有幾個人在砸，但我不認識他們，我們進蔗廍活動中心時有看到被告、證人陳彥傑在旁邊，我進蔗廍活動中心時有拿1根木棍，是證人陳彥傑拿給我的，他說「支援」，但我接過棍子，我沒有理他，當時我沒有動手，我們發現不對勁就離開了等語（見少連偵卷二第227-229頁）。　　⒎證人即少年王○盛於警詢時供述：我人在家裡，於109年2月 5日0時58分許接到被告的電話，叫我到四箴國中並跟我說他的朋友都到了，他們要去自強市場談判，要我過去幫忙助陣，人多比較有氣勢，然後我就走去四箴國中，看到一群人在那邊，我就走過去問說有沒有人認識被告，那群人就問我說：你是被告的朋友嗎？我就回他們說：對，他們就說等一下，因為還有人沒到，後續我就看到現場有5 台車，車上還有人我不清楚，但在車外聚集的約有10人左右，車外的10人中有個人戴黑色口罩跟我說：你去坐最後一台黑色的車，後5台車一起前往自強夜市，當時沒發現與被告有糾紛的人，我們5台車一起停在遊園南路與向上路六段路口，就有人開始聯絡被告，車窗外有聽到聲音說：對方要過來了，我們就繞回去自強夜市，後續我們看到白色賓士自小客車出現，我們5台車就開始追該部車輛，因為該部車輛開很快，有3台車有追到該部車輛，等我所乘坐的車輛到場時，那3台車就大喊說：撤，離開現場後，又有人說返回自強夜市，因為自強夜市還有人，去包夾他們，我所乘坐的自小客車就前往向上路與遊園南路口堵對方，此時有一台灰色的自小客車駕駛就大喊說：車砸掉了，剛剛拿槍出來那個人也被打了，後續我所乘坐的自小客車駕駛就載我回家。我是被告叫我過來幫他助勢，說是要去找綽號金毛的男子理論。被告是109年2月5日0時 58 分打Facetime聯絡我的等語（見警卷第14-15頁）。　　⒏由以上證人證述之情節可知，109年2月4日案發當日晚間到場之人，其中證人林辰穎是被告以電話約其找證人林威宇出來談前一天證人林威宇與對方打架的事情，並相約在蔗廍活動中心附近。證人洪嘉祥是被告用臉書通訊軟體MESS ENGER打電話與其聯絡說有人去他家亂，並且要打他，要證人洪嘉祥去四箴國中支援他；證人廖仁平是與被告電話相約碰面後，被告說要去處理與別人的糾紛，由證人廖仁平騎機車載被告前往四箴國中者；證人即少年王○盛是被告打電話要其到四箴國中，說要去自強市場談判，要證人即少年王○盛過去幫忙助陣，人多比較有氣勢。可認證人林辰穎、林威宇、洪嘉祥、廖仁平、少年王○盛均係由被告事先召集者；再依被告丁○○第3次警詢時所述（見警卷第40頁），連同證人陳彥傑、陳柏毓亦為被告所召集者。其次，依證人林晏辳上開證述可知，當被告抵達四箴國中時，證人林晏辳恰好搭車路過，證人林晏辳搖下車窗時，被告即前來向證人林晏辳明確表示其有約人在「東海的山上」進行談判，並詢問證人林晏辳是否要一起過去，經證人林晏辳當場允諾，可知被告雖與證人林晏辳雖無事前聯絡，然在四箴國中時被告有臨時邀集證人林晏辳參與本次妨害秩序事件。再者，依證人童裕程、林毓麟上開證述可知，其等當日本欲搭車前往沙鹿區吃宵夜，途中經過蔗廍活動中心時，恰好遇見被告，被告有將其等攔下，並表明正在與人「吵架」，其等遂下車查看，其中證人童裕程有親自參與砸車，證人林毓麟則持棍棒到場助勢，被告與證人童裕程、林毓麟固無事前聯繫，惟在蔗廍活動中心時被告有臨時邀集其等參與本次妨害秩序事件。而被告召集上開證人林辰穎等人之方式，分係事先以電話或通訊軟體通話方式聯絡，或係臨時在案發過程現場，由被告臨時召集者；是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辯稱這些人都是到其家裡打牌時，對方打電話來，被告開擴音他們都有聽到，被告去現場時，是他們自己跟著去，不是被告叫他們去等情，顯與事實不符，並不可採。　㈣證人即原審共同被告林辰穎等人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均難為有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　　⒈證人林辰穎於原審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稱：109年2月4日自強夜市附近的衝突事件我有到場，當天集合的時間地點被告有跟我說，證人林威宇也有跟我說，我是與證人王裕博 1台車開過去，證人林威宇與張明哲1台車，當天晚上我沒有跟被告一起去自強夜市，自強夜市現場的人是誰叫去的其實我也不知道，因為他們很多都是朋友的朋友，我只認識被告丁○○及證人王裕博、林威宇、張明哲、王子嘉，其餘都不認識，證人王裕茗、林冠安我也不認識，反正我只有聯絡證人王裕博、張明哲，我有看到那些人跟被告講話，我想說這應該是他朋友才對，我是判斷他們應該是被告的朋友，再進一步判斷通通是被告叫去的，被告事實上有無叫這些人一起去我不清楚，我把不認識的人都當作是被告的朋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0-73頁）。證人林辰穎雖證稱其不清楚在場人是否均為被告所召集者，其將不認識者均視為被告所召集；惟其並非證述在場之人並非被告所召集者，且證述被告與其聯繫時有告知集合之時間、地點，並且叫證人林辰穎要帶證人林威宇到現場等語；而被告有召集上開證人林辰穎等人到場之具體行為，業經本院認定如上，故不能徒憑證人林辰穎上開證言，遽認被告並未召集任何人。　　⒉證人洪嘉祥於原審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述：109年2月4日晚間11時30分許我有在四箴國中，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當天我是經過那裡，沒有人特別邀請或召集我去四箴國中，就剛好經過，經過時有遇到被告，其他人我不認識，他說等一下可能要去玩或幹嘛，麻煩我幫他載人，我開車載的人我都不認識，總共有3位乘客，其中1個是我女朋友，另外還有少年王○盛及「小白」，是被告叫我載他們2位，我沒有載被告，一開始是載去自強夜市，我載的人在自強夜市有下車，我不知道他們在幹嘛，我也不知道在自強夜市發生何事，我在自強夜市沒下車，當時車輛沒有遭BB彈射擊，後來我載的乘客有上車，我又載他們去蔗廍活動中心，我是跟著車輛走，被告一開始就叫我跟著車輛走，我沒有印象當時有開車去追1台白色賓士車輛，到蔗廍活動中心後我的乘客有下車，但發生什麼事我不清楚，我沒下車也沒進去，沒看到什麼事，也沒遇到被告，之後他們上車，就在四箴國中那邊解散了，我就回家，我只是受被告拜託搭載3位乘客去2個地方，其他事情我都沒有參與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88-206頁）。證人洪嘉祥以上證言之內容，顯與其於警詢及偵查中具結證述：被告是用臉書通訊軟體MESSENGER中的通話功能與證人洪嘉祥聯絡表示有人去他家亂，並且要打他，要證人洪嘉祥去四箴國中支援他，被告是主動以電話聯絡證人洪嘉祥到場支援；且其所載之乘客即證人廖仁平及少年王○盛有下車，拿球棍去砸對方的車輛等情節，大相逕庭，且互有矛盾；衡諸證人洪嘉祥於警詢及偵查中接受訊問之時點距離案發日較近，記憶較為清晰，且共犯間事後常有翻供以相互迴護之情；而證人洪嘉祥至少有載證人廖仁平及少年王○盛自四箴國中到自強夜市，再到蔗廍活動中心外面，並於衝突完畢後，再將證人廖仁平及少年王○盛載回四箴國中，而參與雙方人馬整個衝突之過程，其卻於原審證述沒有印象有追車，發生什麼事都不清楚等語，顯屬避重就輕，並未為全部真實之陳述，其於原審關於此部分之證述，應不能採信。　　⒊證人廖仁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109年2月4日晚間11時30分許我有去四箴國中，我原本是去被告家裡找他，我們原本要去吃飯，然後我到了以後，他就說等一下有朋友要來找他，講個事情，叫我陪他一起去，那時我不知道這事情是什麼，我想說等一下去完就要去吃飯，然後我就跟他去，於是我們就到四箴國中外面，我是騎摩托車去四箴國中的，我是先騎車去被告家載他，我剛到四箴國中時只有我跟被告，他叫我等他一下，說有朋友要來找他，那些朋友我不認識，他那時說朋友到了來找他，叫我陪他去一下，過程中我沒有聽到被告說等一下要去幹嘛，被告沒有說他跟別人有些糾紛要處理，我在一旁滑手機，沒認真聽他們在講什麼，到圖書館我才知道他們有糾紛，我一開始的想法是在四箴國中那邊都是被告的朋友，所以想說應該是他，下一站是去圖書館，中間有經過自強夜市，我是給被告的朋友載，那個人我不認識，應該是上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是被告叫我坐那台車，被告當時應該是跟我同車，在自強夜市時我在車上，他們開過去我有聽到後面有東西在打的聲音，到蔗廍活動中心後我看到蠻多人進去裡面，我就下車跟著進去看，我下車時有帶球棒，因為會怕危險，我進蔗廍活動中心後看到6、7個人在那裡砸車，從蔗廍活動中心出來後印象中他們有去自強夜市，印象中好像也有人在那裡吵架，之後我又被載到四箴國中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07-226頁）。證人廖仁平於審理時所述之細節雖與偵查中並非完全一致，然若細察其大意，無論於偵查中或審理中，證人廖仁平均稱其乃受被告邀約始前往四箴國中，故證人廖仁平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尚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⒋證人即少年王○盛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我跟被告原本就認識了，之前工作認識的，做吃的，案發前大約1、2年前認識的，我們認識時我還有在唸書，但他應該不知道我唸幾年級，我沒有穿學校的衣服，去打工都穿便服，我們都有交集，被告有加我臉書，我的臉書上應該有我的生日，被告應該知道我的年紀，要問他，我應該沒有跟他講過我的年紀，案發當天我沒有報我的年紀，109年2月4日晚上我有去四箴國中，朋友叫我去的，我沒有印象是誰打電話叫我去四箴國中，我先從朋友家坐車去四箴國中集合，到四箴國中後看到很多人，在場的只有被告我有認識，我不清楚到場的人是否都是被告的人，有人問我是不是被告的朋友，因為是被告叫我來的，應該在場都是他朋友，到四箴國中後先去自強夜市，又去蔗廍活動中心，那時候過去追車，我是搭車過去，是黑色ALTIS，但搭乘誰的車輛我忘記了，去蔗廍活動中心時是去砸車，在蔗廍活動中心我有帶棍棒，從車上拿的，離開之後去夜市等語（見本院卷二第 386-395頁）。少年王○盛雖證述是何人打電話叫他去四箴國中的沒有印象了，惟仍證述當時在現場之人伊只有認識被告，是被告叫我來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93頁），可認少年王○盛係由被告邀約參與本次妨害秩序事件者，且其原審所為證述之情節，亦不足資為有利於被告事實認定之依據。　　⒌證人林晏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我認識被告，其他人可能有看過，但我跟被告比較熟而已，我跟他是朋友，只有他會叫我「姊夫」，我於109年2月4日晚上剛好路過四箴國中，是在四箴國中門口看到被告他們，他站在路邊，我就停車，有下去跟他們打招呼，沒有人事先約我，我問說這麼晚可以幹嘛，他們就說要跟人家處理事情，他有大概講一下要處理什麼事情，但我忘記了，有時候我們去處理事情，不一定是我們要對人家怎樣，支援有很多情形，像討債、口角、誤會都有可能，我想說陪他們一起去，被告沒有邀我一起去處理事情，他跟我說要去跟人家好好談，我當時是自己開車，車上有老婆及小孩，被告本來要上我的車，我沒有讓他上車，後來我們就去一個圖書館外面，應該是蔗廍活動中心，我到蔗廍活動中心時看到一群人站在外面，我就下車去看，我有拿著棍棒進去，為了防身，他們那群人在聚集的時候，我在蔗廍活動中心外面好像有聽到對方要來談的人有帶武器，我到類似停車場的地方，我進去看的時候，有台賓士車輛已經被砸得亂七八糟了，我不確定被告是否在場，整個過程我沒有印象聽到被告說什麼，現場人馬可以說都是被告的人馬，但我不知道是否為被告召集過來支援的，然後我什麼事都沒做人就出來，出來後我就到附近的7-11超商買個飲料，我就帶太太及小孩回家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4-168頁）。然依證人林晏辳於偵查中所述，證人林晏辳路過四箴國中並搖下車窗時，被告即前來向證人林晏辳明確表示其有約人在「東海的山上」進行談判，並詢問證人林晏辳是否要一起過去，復經證人林晏辳當場允諾，則證人林晏辳於原審審理時避重就輕之詞，無非係為迴護被告，並不可採信。　　⒍證人童裕程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我於109年2月4日晚間11時 30分許有搭車去蔗廍活動中心，那時跟朋友證人李禹豪、李承傑、林毓麟要去沙鹿吃宵夜，我們4人開2台車，我是搭乘證人李承傑的車輛，剛好經過蔗廍活動中心看到認識的人，是被告他們，我當天沒有事先跟任何人約好，我認識被告、證人陳彥傑，看到他們一群人站在蔗廍活動中心那邊聊天，我有下車，我下車後亂看、跟他們一起聊天，整個過程被告沒有跟我說什麼，也沒有指示我做什麼事情，我忘記是誰告訴我他們在吵架的，然後我們就全部進蔗廍活動中心裡面看，看到很多人在砸車，是白賓車輛，我不清楚砸車的原因，我不知道現場這些人都是誰找去的，我猜測是被告找的，那時候有聽到他們在跟人家吵架，才說可能是他找的，我到的時候已經很多人了，我沒有客觀證據可以認定是被告召集的，我有下去砸車，砸完車後我們就離開了，由證人李承傑載我離開，我是有經過自強夜市，我們就去南屯區吃宵夜，吃完就回家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71-187頁）。證人童裕程雖證稱其並無客觀證據可以認定在場者均係由被告所召集者，然被告確有召集證人林辰穎等人，已經本院審認如前所述，況證人童裕程僅係證述其無證據可以認定在場之人均是由被告所召集者，並非證述在場之人均不是被告所召集之事實，其此部分證詞，尚難據以認被告並未召集任何人之事實。　　⒎證人林毓麟於原審審理時證述：109年2月5日凌晨12時許，證人李禹豪有開車載我經過蔗廍活動中心，要去吃宵夜時經過，當時因為外面站一群人，所以停下來，沒有人事先打電話聯絡我們，蔗廍活動中心是在三岔路口中間，我們要右轉時三岔路口滿滿都是人，被告當時站在外面，我有搖下車窗問他怎麼了，現場其他人我不認識，被告說他們在喬事情，我自己有下車，下車後有進到蔗廍活動中心，我有拿木棍，木棍是誰拿給我的我不記得了，我拿到木棍後沒有做什麼事，進去蔗廍活動中心後也沒有做什麼事，我原本要調解，他們說他們在吵架，我要自衛，我看到他們在砸車，乒乒乓乓，我轉頭就走了，因為事情不對，已經沒有調解必要了，他們已經在砸了，我要怎麼阻止也不是，等一下成為共犯，我就趕快跟證人李禹豪去吃宵夜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74-377頁）。證人林毓麟上開證述之內容，與其於警詢、偵查時證述遇到被告時，被告說他跟人家吵架、在處理事情，其進蔗廍活動中心時有拿1根木棍，是證人陳彥傑拿給我的，說是「支援」等情，前後非屬一致，顯已有避重就輕之嫌；惟其仍於原審審理時亦稱經過蔗廍活動中心時，被告有向其表明「他們在喬事情」等語，可知此部分證詞亦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事實認定之依據。　㈤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所稱之「首謀者」，係指首倡謀議，而處於得依其意思，策劃、支配團體犯罪行為之地位者而言。且僅須對於聚眾施強暴脅迫事件處於指揮、規劃之主導地位，即足當之，不問其召集聚眾之動機為何，亦不以在場聚集之人全部均為其所召集為必要。本案甲方人員有於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時、地，對乙方人員施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強暴行為，且其中甲方人員即證人林辰穎、林威宇、洪嘉祥、廖仁平、少年王○盛、陳彥傑、陳柏毓均為被告召集到場者；證人林晏辳、童裕程、林毓麟則是被告在案發現場分別臨時邀集參與本案聚眾施強暴之妨害秩序行為者。而被告召集上開證人林辰穎等人之方式，分係事先以電話或通訊軟體通話方式聯絡，或係臨時在案發過程現場，由被告臨時召集者，已經本院審認如前所述，是被告所為即該當於首謀之要件，所辯其不是首謀，上開證人林辰穎等人均不是被告召集，是自願與被告一起去的等語，僅屬事後逃避責任之詞，並不可採。　㈥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應屬卸責之詞，尚不足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證據，應以書狀具體記載聲請傳喚之證人之姓名、性別、住居所及預期詰問所需之時間。又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能調查者，得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1第1項第2款、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選任辯護人雖聲請訊問證人陳威凱，惟至本院審理仍未陳報證人陳威凱之年籍或住居所，本院尚無從傳喚，自屬不能調查者。又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另請求訊問證人林辰穎，希望可以藉證人林辰穎找到證人陳威凱等語；惟被告如認證人林辰穎可以提供證人陳威凱之年籍或住居所，其逕予聯絡查詢並向本院提出即可；且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陳稱也不確定證人林辰穎可以提供證人陳威凱之年籍或住居所，是其認訊問證人林辰穎可以找到證人陳威凱等情，亦屬推測之詞；本院認無再予傳喚訊問證人林辰穎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三、論罪科刑：　㈠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為典型之聚眾犯，係指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進出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等特定區域，聚合3人以上，對於特定或不特定之人或物施以強暴脅迫，並依個人參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罰。而所謂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所，不以所有權之歸屬為非私人為限，不特定多數人可隨時行經之夜市，自屬公共場所。查本案案發地點分別為蔗廍活動中心停車場及自強夜市旁慢車道，依上述說明，均屬公共場所。　㈡刑法所稱之「聚眾犯」（或稱「集團犯」、「聚合犯」），為必要共同之一，指2 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行而言。其中刑法第150 條第1 項所稱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為典型之聚眾犯，係指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進出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等特定區域，聚合 3人以上，對於特定或不特定之人或物施以強暴脅迫，並依個人參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罰。本罪被列於妨害秩序罪章，主要係為保護社會之安寧秩序與和平，故應歸屬關於社會法益之犯罪。此聚眾所為之犯罪行為，係在多數人群掩飾下各自犯罪，其人數往往無法立即辨明，時有增減，且各行為人彼此未必認識，亦不以互有犯意聯絡為必要。在屬個人法益犯罪之聚眾鬥毆罪，都認為即使在場助勢之人與實行傷害之行為人間均無關係，且難以認定係幫助何人時，仍應論以該罪（參見刑法第283條108 年5月29日修正理由一），則屬社會法益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更應著重於其之不特定性、群眾性及隨時性，故其聚眾施強暴脅迫行為只要造成公共秩序及公共安寧之危險，能區別何人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即可。是關於本罪之處罰，雖依其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為輕重不同之刑罰，但所成立之犯罪仍係同一罪名，各該行為人均須有犯本罪之意思。其與一般任意共犯之差別，在於刑法第28 條之共同正犯，其行為人已形成一個犯罪共同體，彼此相互利用，並以其行為互為補充，以完成共同之犯罪目的，故其所實行之行為，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而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之行為人在犯罪中各自擔當不同角色，並依行為之不同而各負相異之刑責，即各個行為人在犯同一罪名之意思下，必須另具首謀、下手實施強暴脅迫或在場助勢之特別意思。故應跳脫以往觀念，認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本身即具有獨自不法內涵，而僅對自己實施之行為各自負責，不能再將他人不同內涵之行為視為自己行為。換言之，本罪之不法基礎在於對聚眾之參與，無論首謀、下手實施強暴脅迫及在場助勢之人之行為，均應視為實現本罪之正犯行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231號判決意旨參照）。想像競合與法規競合（法條競合），固同屬一行為而該當於數個構成要件，惟二者本質上及其所衍生之法律效果仍有不同。前者係因侵害數法益，為充分保護被害者之法益，避免評價不足，乃就其行為所該當之數個構成要件分別加以評價，而論以數罪，但因行為人祇有單一行為，較諸數個犯罪行為之侵害性為輕，秉諸「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法律乃規定從一重處斷即為已足，為科刑上或裁判上一罪；後者則因僅侵害一法益，為避免牴觸「雙重評價禁止原則」，祇須適用最適切之構成要件予以論罪科刑，即足以包括整個犯罪行為之不法內涵，故其他構成要件之罰則均排斥不用，實質上僅成立單一罪名，屬單純一罪（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524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之行為人如犯罪中對於聚眾之參與，先後或同時擔當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等不同角色，其各角色本身即具有獨自不法內涵，均應視為實現本罪之正犯行為；又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等3種不同之行為態樣間，各自獨立，彼此間並無階段或高低度關係，尚無首謀後復參與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而有高度行為吸收低度行為之關係。而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主要係為保護社會之安寧秩序與和平，不論行為是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所侵害之法益均為同一社會法益，依前揭關於法規競合之說明，為避免牴觸「雙重評價禁止原則」，行為人如同時構成首謀及在場助勢，應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逕予適用首謀罪責予以論罪科刑，即足以包括整個犯罪行為之不法內涵。　㈢按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查被告與證人王○盛、廖仁平等人參與本件聚眾施強暴犯行時所攜帶之鐵棍、球棒等物，顯係質地堅硬之物品，且既持能持之砸毀白賓車輛等自用小客車，應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為具有危險性之兇器。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 150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罪。　㈣本案證人廖仁平、陳彥傑、張明哲、童裕程及少年王○盛在蔗廍活動中心時砸毀白賓車輛，及其後甲方人員在自強夜市○○ ○○道○○○○○○號碼000-0000及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時，乃持棍棒為之，因棍棒客觀上屬於「其他危險物品」，故被告所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有同條第2項第1款之加重條件。然本院審酌被告已與相關受損車輛所有人丙○○、乙○○於偵查時即已調解成立並賠償其損害，且丙○○、乙○○已於偵查時就毀損罪部分撤回告訴，不再追究，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1年度中司偵移調字第68號調解程序筆錄、聲請撤回告訴狀及被告提出之匯款單影本在卷可稽（見少連偵卷二第541- 543、551-553頁），而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所有人岳益槿並未提出告訴等情，爰不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 款規定加重其刑。　㈤起訴意旨雖認被告行為時均為成年人，少年王○盛於行為時為 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被告與少年王○盛共同實施犯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等語。惟依少年王○盛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其與被告認識時並未穿著學校制服，於案發時亦未表明年紀，且本案亦缺乏明確事證可認被告對於少年王○盛之真實年紀有直接或間接故意，故無法排除被告不知少年王○盛真實年紀之可能性，尚乏證據證明被告於案發當時已知悉少年王○盛之真實年紀，應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 項前段規定之適用。　　　　四、撤銷改判理由之說明：　㈠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所為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之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等 3種不同之行為態樣間，各自獨立，彼此間並無階段或高低度關係，尚無首謀後復參與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而有高度行為吸收低度行為之關係。本案被告首謀後又參與在場助勢之行為，應依法規競合之關係，逕予適用首謀罪責予以論罪科刑，已如前述；且聚眾施強暴脅迫罪，應認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本身即具獨自不法內涵，而僅對自己實行之行為各自負責，不能再將他人不同內涵之行為視為自己之行為，亦即本罪之不法基礎在於對聚眾之參與者，無論首謀、下手實施及在場助勢之人之行為，均應視為實現本罪之正犯行為。故各參與行為態樣不同之犯罪行為人間，即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當亦無適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餘地。及被告與共犯實施聚眾施強暴罪時所攜帶之鐵棍、球棒等物，為屬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原審判決認被告與共犯所攜帶之鐵棍等物為危險物品；及被告在場助勢之低度行為，為首謀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而不另論罪，復認被告在場助勢行為與其他原審共同被告有犯意聯絡及行為之分擔，而論以刑法第28條之共同正犯，其適用法則，尚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雖仍以其雖然有在場，但砸車、打人的部分，被告都沒有參與；參與本案之其他人都不是被告叫的，是他們自己跟著去，被告沒有召集他們，也不是首謀等情，而仍否認犯罪。然被告所辯各情，尚不足採，已經本院審認如前所述，自不再贅述其理由；是被告上訴應為無理由。然原審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自為判決之科刑及審酌之理由：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不以理性、和平之方式解決其與林哲暘等人間之糾紛，竟擔任首謀，召集證人林辰穎等數人在公共場所持棍棒等危險物品施強暴，過程中更有追車、砸車、毆打乙方人員之強暴行為，對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寧造成莫大妨害，所為均實值非難；兼衡被告為本案事主，擔任之角色為召集者，並考量被告犯後於原審及本院均否認首謀犯行之犯後態度；然念被告已於偵查中與告訴人丙 ○○、己○○、乙○○、戊○○調解成立並賠償損害，本案相關傷害罪、毀損罪之各該被害人或未提出告訴，或已撤回告訴，分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中司偵移調字第68號調解程序筆錄、聲請撤回告訴狀及被告提出之匯款單影本在卷可稽（見少連偵卷二第541-543、551-553頁），暨被告於原審及本院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見原審卷二第48 5頁，本院卷第15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示懲戒。另扣案之黑色鐵棍1支，非屬被告所有，業據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述在案（見原審卷二第472頁），依法尚無從宣告沒收，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廖育賢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林源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江玉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2025-01-08

TCHM-113-上訴-882-20250108-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251號上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王彥騰選任辯護人簡珣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06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18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一、王彥騰因與劉玉真之間有投資之債務糾紛，主觀上認為劉玉真之子劉沅溱應共同負擔債務，多次向劉玉真求償未果後，於民國112年3月25日7時25分許，前往臺南市官田區中華路二段劉沅溱居處（地址詳卷）前，欲找劉沅溱商討債務問題，因劉沅溱已外出工作；劉玉真輾轉知悉王彥騰在臺南市劉沅溱之居處外面後，遂以其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王彥騰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雙方交涉過程中，王彥騰不滿意劉玉真的態度表現，一時氣憤，基於恐嚇之犯意，向劉玉真恫稱「社會處理，妳若要，妳若養養若要這樣，就好像瘋瘋癲癲哦，就換你們來找我了啦」、「沒關係，吼，孩子若養，我現在這趟來，他如果不要跟我處理，我也不會來找妳啊，妳就準備來看到你的孫子瘋瘋癲癲啊」、「妳今天是妳要來跟我講電話的，妳轉達給吳仁豪（即劉玉真之子，現已改名為劉沅榛）聽，再來換他來找我，換他來找我，要不然他就要去看看哦，一個孩子要將他...不簡單才生一個孩子，要給他瘋瘋癲癲」等語，而以加害劉玉真之孫子身體安全之事，恐嚇劉玉真，致劉玉真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安全。二、案經劉玉真訴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呈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有罪部分一、證據能力部分：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立法意旨，在於確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有處分權，得放棄反對詰問權，同意或擬制同意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屬於證據傳聞性之解除行為，如法院認為適當，不論該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 9條之4所定情形，均容許作為證據，不以未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為前提。此揆諸「若當事人於審判程序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此時，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立法意旨，係採擴大適用之立場。蓋不論是否第159條之1至第159 條之4所定情形，抑當事人之同意，均係傳聞之例外，俱得為證據，僅因我國尚非採澈底之當事人進行主義，故而附加「適當性」之限制而已，可知其適用並不以「不符前四條之規定」為要件。查本案以下採為判決基礎之證據，其性質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者，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王彥騰（下稱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分別表示無意見或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58-59頁），且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就該等審判外之陳述，均未再於言詞辯論終結前爭執其證據能力或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據上開說明，應認該等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恐嚇犯行，並辯稱：伊與告訴人劉玉真講話的方式就是這樣，否則沒辦法溝通，伊覺得沒有恐嚇告訴人劉玉真的意思，伊是做工的人，講話的方式就是這樣等語。被告之選任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意旨略以：告訴人劉玉真確實有積欠被告新台幣（下同）80萬元之債務，且告訴人劉玉真常以如不還錢則兒孫會瘋瘋癲癲等發毒誓之方式搪塞積欠被告之債務；又依卷附雙向通聯紀錄顯示，當時被告與告訴人劉玉真通話之時間達836秒，並非僅有告訴人劉玉真提出錄音光碟之53秒；在雙方長時間的對話中，是告訴人劉玉真先稱其會還錢，如果沒有還錢其會被車撞、子孫會瘋瘋癲癲等語，被告只是引述告訴人劉玉真之言詞，希望其還錢而已，並非恐嚇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劉玉真電話交談過程中，有對告訴人劉玉真稱「社會處理，妳若要，妳若養養若要這樣，就好像瘋瘋癲癲哦，就換你們來找我了啦」、「沒關係，吼，孩子若養，我現在這趟來，他如果不要跟我處理，我也不會來找妳啊，妳就準備來看到你的孫子瘋瘋癲癲啊」、「妳今天是妳要來跟我講電話的，妳轉達給吳仁豪（即劉玉真之子，現已改名為劉沅榛）聽，再來換他來找我，換他來找我，要不然他就要去看看哦，一個孩子要將他...不簡單才生一個孩子，要給他瘋瘋癲癲」等言詞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劉玉真於原審審理時指訴明確（見原審卷第92-94頁），並有告訴人劉玉真提出其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被告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通話錄音光碟可證；而被告與告訴人劉玉真之通話錄音經原審當庭勘驗結果，被告確實有於通話中向告訴人劉玉真說出要讓告訴人劉玉真之孫子瘋瘋癲癲的言詞，亦有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62-63頁）；並有告訴人劉玉真所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被告所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雙向通聯紀錄在卷可為佐證（見他卷第53、55頁）。且被告對於雙方通話之內容亦未爭執，是此部事實，應足堪認定。　㈡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所謂恐嚇，指凡一切言語、舉動足以使人生畏怖心者均屬之，而該言語或舉動是否足以使他人生畏怖心，應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查被告於與告訴人劉玉真通話的過程中，因對告訴人劉玉真未積極處理積欠被告之債務不滿，而對告訴人劉玉真為如犯罪事實欄所示「我現在這趟來，他如果不要跟我處理，我也不會來找妳啊，妳就準備來看到你的孫子瘋瘋癲癲啊」、「妳今天是妳要來跟我講電話的，妳轉達給吳仁豪聽，再來換他來找我，換他來找我，要不然他就要去看看哦，一個孩子要將他...不簡單才生一個孩子，要給他瘋瘋癲癲」等語，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被告顯有如告訴人劉玉真不返還債務，將以加害告訴人劉玉真之孫之身體安全等惡害通知告訴人劉玉真，自足以使告訴人劉玉真心生畏怖，被告辯稱其是做工的人，講話的方式就是這樣等語，並非可採。　㈢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雖辯稱是告訴人劉玉真先發誓會還錢，如果沒有還錢其子孫會瘋瘋癲癲等語，被告只是引述告訴人劉玉真之言詞等語。但此為告訴人劉玉真於原審審理時所否認者，且衡諸一般常情，告訴人劉玉真應不會無故詛咒自己的兒孫。而依原審勘驗對話錄音過程，被告第一次提到告訴人劉玉真孫子會瘋瘋癲癲時，告訴人劉玉真的反應是提醒被告「大家都有小孩餒」。且由被告提及「我現在這趟來，他（指劉沅溱）如果不要跟我處理，我也不會來找妳啊，妳就準備來看到你的孫子瘋瘋癲癲啊」的對話內容可知，被告是不滿其專程從臺中跑到臺南，證人劉沅溱卻避不見面，才要讓告訴人劉玉真要有「妳就準備來看到你的孫子瘋瘋癲癲啊」之心理準備；接著被告第三度又說：「妳轉達給吳仁豪聽，再來換他來找我，換他來找我，要不然他就要去看看哦，一個孩子要將他...不簡單才生一個孩子，要給他瘋瘋癲癲」，也是連結到證人劉沅溱如果不出面之前提下，就要讓劉沅溱的孩子瘋瘋癲癲，其此部分對話之脈絡，顯是出於被告不滿告訴人劉玉真不返還債務，且尋證人劉沅溱未果，始為上開恐嚇之言詞。再者，就算如被告所言，告訴人劉玉真在前階段的通話中曾經以發誓詛咒方式表示要清償債務，被告亦非可以恐嚇加害告訴人劉玉真之孫等惡害方式恫嚇告訴人劉玉真返還積欠的債務，蓋此乃二事，是其所辯只是引述告訴人劉玉真的話等語，尚非可採。另被告之友人即證人蕭少鏞雖於原審證述：112年3月25日我和王彥騰一起去臺南，王彥騰拿債權憑證要向劉沅溱索取金錢；王彥騰有接到一通電話，通話時王彥騰是開擴音，電話的內容中，劉玉真有說，劉家子孫會做牛做馬還債，不然出門在外就會被車子撞死，劉家的子孫會瘋瘋癲癲等語（見原審卷第124-129頁）。但如前所述，被告對告訴人劉玉真所為上開恐嚇之言詞，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已足認係將以加害告訴人劉玉真之孫之身體安全等惡害通知而為恐嚇行為，至於告訴人劉玉真自己是否曾經發誓詛咒，並非被告得以免責之事由。因此，證人蕭少鏞於原審證述之情節，不論是否可採，均不足資為有利於被告事實認定之依據。　㈣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應屬卸責之詞，尚不足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另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且有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得予駁回而不予准許，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被告之選任辯護人以被告否認犯行，主張告訴人劉玉真平時待人甚不客氣，亦常以發豪誓或恐嚇之方式搪塞清償債務責任等為由，聲請訊問證人李文利、戴琦峰，及勘驗被告與告訴人劉玉真其他電話通話錄音之錄音檔。然本院衡酌被告之選任辯護人此部分聲請調查，證人李文利、戴琦峰並非本案案發時在場之人，而告訴人劉玉真與其等平時互動時之口氣，或被告平時說話之口氣；及被告與告訴人劉玉真在其他時間之通話內容，均與本案待證事實為被告是否有為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恐嚇言詞，無自然關聯；又言語或舉動是否足以使他人生畏怖心，應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亦與告訴人劉玉真與其他人之互動如何無涉，經本院審慎詳為審酌卷證後，認確具有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款、第3款所定情形，認均無再就選任辯護人前開聲請調查證據事項，再贅為無益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三、論罪科刑：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四、上訴駁回理由之說明：　㈠原審法院因認被告之罪證明確，適用刑法第305條等相關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劉玉真有債務糾紛，明知欠債之人係劉玉真，並非劉沅榛，有債權憑證在卷可證，竟百般糾纏劉沅榛，造成劉沅榛困擾，且因未能找到劉沅榛，主觀上認為劉沅榛逃避債務，與告訴人劉玉真言語不合，竟一時情緒激動，牽扯無辜幼童，以上開犯罪事實欄所載方式恐嚇告訴人劉玉真，使告訴人劉玉真心生畏懼，所為應予非難；考量被告否認犯行，犯後態度不佳，還請證人蕭少鏞出庭故為不實證言，企圖干擾司法審判；兼衡被告自述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跟太太一起生活、育有最大就讀國一、最小就讀小二子女、現於王田油庫開油罐車等語（見原審卷第176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之危害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59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核其採證及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　㈡被告上訴意旨辯稱伊與告訴人劉玉真講話的方式就是這樣，沒有恐嚇告訴人劉玉真的意思，伊是做工的人，講話的方式就是這樣等語，而否認有何恐嚇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　　惟查被告確有在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時、地，對告訴人劉玉真為本件恐嚇之犯罪事實，依證人即告訴人劉玉真於原審審理證述之情節，及通話錄音光碟、原審勘驗筆錄等補強證據，已足堪認被告有恐嚇之犯行，且被告所辯各情，均非可採，其理由已詳如前述，被告上訴意旨仍否認犯罪，並非可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㈢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被告僅因投資糾紛竟以禍及孫子之詛咒語，恐嚇被害人，且犯後仍飾詞狡辯，否認犯行，亦未與被害人達成民事和解，以為彌補，認原審所處之刑，量刑顯屬過輕等語。惟按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原審已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綜合全案卷證資料，具體斟酌如前所述刑法第57條各款所規定之一切情狀，而於法定刑度內量處罪刑，且未逾法定刑之範圍，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亦與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無違，要無輕重失衡或偏執一端之情形，量刑尚屬妥適，應無過輕之虞；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被告犯罪之動機、否認犯行等情，已經原審於量刑時予以審酌。至於被告雖仍未與告訴人劉玉真達成和解及賠償其損害，此部分犯罪後之態度，與原審量刑時相較，並無改變，且本院審酌告訴人劉玉真確有積欠被告80萬元之債務，有原審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05 5號民事判決及債權憑證影本在卷可查，其以恐嚇方式追索債務，固甚不當，然並非全然無任何緣由者，是被告雖仍未與告訴人劉玉真和解或賠償，本院認應無再予加重其刑之必要。檢察官上訴意旨認原審量刑過輕，其上訴為無理由，亦應予以駁回。貳、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明知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經個人同意外，應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為之，意圖損害他人利益及散布於眾，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及加重誹謗之犯意，於 112年7月19日，於臉書「全台欠錢不還黑名單2社」社團網頁，以暱稱「王煥彬」之臉書帳號，留言張貼「好朋友劉× 榛，劉玉×母子/你們要的陸仟萬照你母子指定位置放好了，放在台中市北屯區OOO路，聯絡你們電話好幾次未聯繫到你們母孑，口號OO号密碼，O層之O好朋友們等太久，有點事情先行離開，只好利用網路告知盡快取走這批（金紙）要記得聯係一下」、「全台灣缺錢可找母子要生活費，106前在王田油庫當司機邀司機同仁來投資林士昌台中前議長廢棄物處理工程，收了現金一股30萬，107年4月一日離王田油庫現在聯鋼貨運公司上班當調度職位現今又住在台南市OO區OO路O 段OOO向OO号娘家劉沅×，林×敏夫妻，舊名吳仁豪，林淑×共計陸仟萬，法院有判決母要歸還這筆錢，而名下無資產」等文字，及告訴人劉沅榛之生活照、住家位置、使用之車輛照片、及記載告訴人劉沅榛之姓名、身分證號、生日、住址等個人資料之「危險物品運送人員訓練證明書」翻拍照片，以此方式非法利用告訴人劉沅榛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告訴人劉沅榛，同時指摘足以毀損告訴人劉沅榛名譽之事，而貶損其人格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散布文字誹謗及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等罪嫌，無非以告訴人劉沅溱之指述、臉書「全台欠錢不還黑名單2社」社團網頁留言貼文列印資料、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生活照列印資料及被告使用暱稱「王彥騰」之臉書帳號列印資料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則否認有何散布文字誹謗及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行，辯稱：告訴人劉沅榛提出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並不是其使用者等語。經查：　㈠臉書「全台欠錢不還黑名單2社」社團網頁留言貼文者為暱稱「王煥彬」之人；而在「王煥彬」的臉書頁面，2016年11月 7日、2017年7月22日之貼圖，係被告先前之生活照，被告並未爭執，並經告訴人劉沅溱指訴明確，且有臉書上開帳號之頁面擷圖在卷可證（見他字卷第21-25、26-28頁）；故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申請人，有於臉書「全台欠錢不還黑名單2社」社團網頁留言貼文之客觀事實，堪以認定。　㈡而查被告既否認其係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之申請人，是本案首應審究者，在於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申請人是否為被告？　　⒈臉書帳號並不是完全採實名登記制，且因安全機制問題，遭人冒名申請臉書帳號或遭人盜用臉書帳號，時有所聞。而被告既否認該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為其所申請及使用者，自應由檢察官負提出及舉證之責任。檢察官雖提出暱稱「王煥彬」的臉書頁面於2016年11月7日、2017年7月 22日之貼圖，係被告先前之生活照，但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如向臉書查詢該帳號之申請人資料、更多的照片、貼文與被告具有關連性等資訊，而可以佐證「王煥彬」即是被告「王彥騰」，或有「王煥彬」之臉書好友指認「王煥彬」即為被告，則稱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申請人是否為被告，容有合理懷疑。　　⒉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雖張貼有被告的2016年及2017年之生活照外，但該生活照係一般性的照片，不需具有特殊性管道才能取得，難認其張貼運用，與被告有密切無法切割之關係；而該貼圖時間，年代久遠，無法查證確認登入之IP位址，是否為被告所使用之手機或電腦設備，故無法排除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係由被告以外之人申請的可能性。　　　　㈢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起訴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即為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申請人，故被告是否如起訴意旨所指使用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為上述散布文字誹謗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人，依卷內之證據未達於一般人無合理懷疑之程度，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尚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被告辯稱沒有散布文字誹謗等情，尚屬可採。原審因認被告此部分犯罪不能證明，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並無不當。檢察官上訴意旨仍認被告有散布文字誹謗及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仲雍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淑月提起上訴，檢察官王清杰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林源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不得上訴。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無罪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 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江玉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2025-01-08

TCHM-113-上訴-1251-20250108-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加重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26號上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燦恩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 年度金訴字第777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第一審判決（追加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502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被告林燦恩無罪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證人即原審同案被告（下稱證人）吳昌融於偵訊時供稱：伊在火幣網做外匯投資，是單純投資客，由被告操作；伊於111年8月1日提款後交給被告等語。然被告於偵訊時卻供稱：伊不知道吳昌融投資多少錢，吳昌融不用領錢給伊等語；於原審準備程序改稱：伊認識吳昌融，是吳昌融要把虛擬貨幣換成臺幣，請伊幫忙換等語。可認被告就有無幫證人吳昌融操作虛擬貨幣，前後供述不一，且與證人吳昌融供述有重大歧異，被告供稱沒向證人吳昌融收錢，是否可信，誠屬可疑。被告110年並無所得資料、111年收入僅新臺幣(下同)5,000元，實難想像被告從事上開工作所累積之金額能夠讓被告連續數日內豪擲百餘萬元以投資虛擬貨幣，被告是否有從事虛擬貨幣買賣，不無疑問（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3077號刑事判決）。佐以證人吳昌融自承月收入約3、4萬元，是否有充裕資金投資虛擬貨幣，亦有可疑。由此可證，被告與證人吳昌融均供稱投資虛擬貨幣乙節，顯屬無稽。原審諭知被告無罪，恐與事實相違，稍嫌速斷，爰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被告於原審辯稱其沒有收到證人吳昌融提款的錢等語，經原審以依檢察官提出告訴人巫美娟於警詢時之指訴及證人吳昌融申辦之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款基本資料、存款交易明細等相關證據，僅足證明告訴人巫美娟遭詐騙後將款項層層匯入證人吳昌融之中信銀行帳戶，並由證人吳昌融提領贓款之事實。然查無被告與證人吳昌融間、或詐欺告訴人巫美娟之人與被告間之通訊聯繫紀錄，亦無任何監視器畫面或交易明細等積極證據，得以證明被告確有參與本案詐欺犯行。本案除證人吳昌融之指述外，別無其他證據可資證明被告與證人吳昌融、詐欺告訴人巫美娟之人有所聯繫，亦無其他可補強證人吳昌融所為不利被告供述之證據，因認被告犯罪不能證明，均已經原審審認明確，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經核俱與卷內資料相符，其論斷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違誤或不當。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並未再提出任何不利被告之證據，只是對原判決證據之取捨，為相異評價，就已經原判決說明之事項再事爭執，指摘原審判決不當，並非可採。　㈡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2項定有明文。立法意旨是考量共同被告、共犯間不免存有事實或法律上利害關係，因此推諉、卸責于他人而為虛偽自白之危險性不低，故對於其自白之證據價值予以限制，尤其關於雙方係對向行為之共犯，於指證對方犯罪得邀求減刑之寬典時，為擔保其所為不利於對向共犯陳述之真實性，更應有足以令人確信其陳述為真實之補強證據，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是以上開所謂「共犯」，除任意共犯外，尚包括必要共犯（含對向犯罪之共犯），而「其他必要之證據」（通稱補強證據），必須是與共犯自白指涉其他共犯犯罪之構成要件事實有關聯性，但與該共犯之自白不具有同一性之別一證據，始足當之。縱該共犯自白是分別在不同情況或程序下作成，且所自白之內容一致，仍僅屬與該自白相同之證明力薄弱的「累積證據」，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尚需補強證據之存在以為佐證，始得採憑（最高法院10 9年度台上字第278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共同被告具有共犯關係者，雖其證據資料大體上具有共通性，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且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事實之認定，即尚須以補強證據予以佐證，始得充不利於被告事實認定之依據。　㈢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證人吳昌融於偵訊時供稱其是在火幣網做外匯投資，為單純投資客，由被告操作，證人吳昌融於11 1年8月1日提款後交給被告等語，認被告所辯不足採。然細繹證人吳昌融於檢察官訊問時供述之內容，於112年5月11日係供述：伊投資十多萬元做外匯，如果賺錢的話會轉到其火幣錢包，然後在火幣上由被告進行掛賣；伊是以現金交付投資款十多萬元給被告，火幣網掛賣後的款項是轉到其中信銀行帳戶，伊是玩短期快進快出，有小小的獲利就出場。伊11 1年8月1日中信銀行帳戶分三筆取得10萬元是什麼買賣，伊真的有點忘了，應該是火幣網上交易的東西。伊有自中信銀行帳戶在111年8月1日提領12萬元、5萬1000元，款項用於繳車貸？真的忘了。至少有將本金12萬多的部份拿給被告等語（見第19080號偵卷第152、155-156頁）。又於112年11月30 日供述：111年8月1日0時許提領的12萬元、5萬1000元是否都交給被告，因時間有點久，記不得。應該是有交給他，不然怎麼持續獲利，但什麼時候給他，真的忘記了，該款項確實是被告賣幣所得者等語（見同上偵卷第302頁）。可認證人吳昌融於檢察官偵訊時就其提款本案上開款項後是否有交付被告一事，有無交付及於何時交付被告或交付之金額等不利於被告之陳述，前後所為供述之情節，非屬一致，並不是沒有瑕疵可指；再者，證人吳昌融始終是供述其金錢來源是賣幣所得，而否認有提供其中信銀行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辯稱其確實是做外匯的合約買賣等語；就此而言，證人吳昌融所供交付被告之金錢，亦非其擔任詐欺集團車手而使用其本案中信帳戶提款所得者，仍非不利於被告之陳述。而被告既始終否認有收取證人吳昌融交付之款項，且證人吳昌融所證之情節，有如上所指之瑕疵，復查無其他補強證據予以佐證證人吳昌融之陳述確與事實相符，是自不足資為不利於被告事實認定之依據。　㈣檢察官上訴意旨雖又認依被告及證人吳昌融當時之所得情形，並無充裕之資金可投資虛擬貨幣，認被告所辯並不足採等語。惟查個人取得投資用之財物來源，並非僅出於收入所得一途，個人原有資金或向親友、金融機構或民間融資，均不無可能，檢察官僅以被告110年、111年度之所得不多，即遽以推論被告無多餘資金從事虛擬貨幣買賣，已嫌速斷。再因刑事訴訟法既規定被告有緘默權，被告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既無供述之義務，亦無真實陳述之義務，同時亦不負自證清白之責任。縱使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辯解不能成立，除非有確實證據足以證明對於被告犯罪已無合理之懷疑外，不能僅被告無法自證無罪即遽為其有罪之認定。因此，縱被告辯稱其是從事虛擬貨幣買賣等語，如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有不可採之處，所為之辯解不能成立，依前開說明，亦不得用以反證或推論被告有收受證人吳昌融交付本案自其中信銀行帳戶提領之告訴人遭詐欺款項之事實，而為被告確有參與本案犯罪之論據，且無從為證人吳昌融上開證述之補強證據，其理甚明，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並不可採。　　㈤綜上所述，本件證人吳昌融所為不利於被告之證述，經調查後尚有瑕疵，且缺乏足以擔保其證述具有憑信性之確切補強佐證，勾稽全案證據之整體證明力，尚不足以達一般人均得確信被告確有本件被訴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程度。是檢察官起訴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尚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原審因認被告犯罪不能證明，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並無不當，本院並補充說明理由如上。檢察官上訴意旨仍認被告有加重詐欺等行為，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被告林燦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追加起訴，檢察官宋恭良提起上訴，檢察官王清杰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林源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江玉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附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附件：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777號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林燦恩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雲林縣○○鄉○○村○○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0號1樓102室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追加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90 80號、112年度偵字第5502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林燦恩無罪。　　理　　由一、追加起訴意旨略以：被告林燦恩、同案被告吳昌融(同案被被告吳昌融部分，本院另行審結)於民國111年7月31日前某時，加入不詳詐欺集團，擔任該集團提領贓款之車手，與該集團其他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隱匿、持有他人犯罪所得之洗錢犯意聯絡，由同案被告吳昌融提供其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帳戶)予該詐欺集團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7月間某日，傳送標題為「4.0紓困補助服務」之不實簡訊予告訴人巫美娟，佯以提供政府紓困補助服務，致告訴人巫美娟陷於錯誤，點擊簡訊上連結網址，並依顯示之網頁輸入個人資料、銀行帳號及回傳簡訊驗證碼等資料，遂遭該詐欺集團成員冒用告訴人巫美娟名義申辦街口支付帳號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街口支付帳戶)、悠遊付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悠遊付帳戶)，並分別綁定告訴人巫美娟名下中信銀行帳戶(下稱巫美娟中信銀行帳戶)及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下稱國泰銀行帳戶)實體帳戶，復於111年8月1日0時15分許，將該國泰銀行帳戶內之款項新臺幣(下同)4萬9999元，以儲值方式先轉入上述遭盜辦之悠遊付帳戶內，再於同日0時18分許，自上開悠遊付帳戶轉至同案被告吳昌融上開中信銀行帳戶內，另於同日0時15分許、同日0時19分許將告訴人巫美娟中信銀行帳戶內之款項3萬元、1萬5000元、5000元，以儲值方式先轉入上述遭盜辦之街口支付帳戶內，再於同日0時16分許、0時22 分許，自上開街口支付帳戶轉帳4萬5000元、5000元至上開中信銀行帳戶內，同案被告吳昌融再依被告之指示，於同日 0時38分許、同日0時40分許，分別自中信銀行帳戶提領12萬元、5萬1000元後，再將該等現金交予被告，以此方式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來源及去向，並意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犯罪所得。嗣經巫美娟察覺受騙後報警處理，而為警循線追查，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之證據本身存有瑕疵而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且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76年台上字第4 98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意旨可參）。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號判例92年台上字第12 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追加起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開罪嫌，無非係以同案被告吳昌融於偵查中之指述，告訴人巫美娟於警詢時之指訴，「4.0 紓困補助服助」簡訊擷取圖片、衛生福利部網頁擷取圖片、悠遊付個人資料、交易明細、街口支付個人資料、交易明細、巫美娟中信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國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112年9月25日中市警五分偵字第 1120039178號函暨所附165查詢資料、中信銀行帳戶開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中信銀行112年7月17日中信銀字第1122 24839258000號函暨所附交易明細及提款地點、臺中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46781號、112年度偵字第4099、8069 號不起訴處分書、111年度偵字第53574號、112年度偵字第7 810號不起訴處分書、112年度偵字第26383號不起訴處分書、被告提供其BITGET電子錢包擷取圖片、OKLINK查詢、被告當庭提供其火幣網帳戶擷取圖片、幣流報告、火幣網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IP位址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此部分有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行，辯稱：同案被告吳昌融根本不會把錢交給我，那是他自己的獲利等語。五、經查：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其立法旨意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而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 1041號判決要旨參照）。又被告之所以自白，其動機頗為複雜，尤其共同被告之自白涉及他人共犯者，刑法中僅少數犯罪對共同正犯加重其刑，其他犯罪並不加重處罰，則共犯承認他人共同犯罪，對於自白之被告而言，不僅毫無不利可言，反而可以分散責任，為減輕自己之罪責，不免主控他人為主犯，而其本人為從犯或事後共犯，以逃避或減輕應負之刑責，在此情形之下，共同被告在其自白時指控他人為共犯，並非不可想像，故共同被告之自白更應有補強證據，以證明其自白真實，此乃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之由來（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971號判決意旨參照）。意即共同被告之自白得藉補強證據而足認與事實確係相符，苟於認事之中未有充分之補強證據可互為援用，甚共同被告之自白亦另存有悖離事實之疑慮時，自不得遽為論斷被告之罪刑。 (二)告訴人巫美娟遭如公訴意旨欄所示之詐騙手法詐騙，而陷入錯誤，分別於公訴意旨欄所載之時間，將如公訴意旨欄所示之金額層層匯至同案被告吳昌融之中信銀行帳戶，同案被告吳昌融再分別於111年8月1日0時38分許、0時40分許，分別自其中信銀行帳戶提領12萬元、5萬1000元之事實，業經告訴人巫美娟於警詢指訴明確（見偵19080號卷第25至27頁），且有被告吳昌融所有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款基本資料、存款交易明細（見偵19080號卷第29至36頁）、告訴人巫美娟悠遊付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悠遊付個人資料、交易明細（見偵19080號卷第37至39頁）、告訴人巫美娟街口支付帳號000000000號帳戶會員資料、交易明細（見偵19080號卷第41至43頁、第73至77頁）、告訴人巫美娟之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帳戶資料、交易明細（見偵19080號卷第65至79頁）、告訴人巫美娟之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見偵19080號卷第311頁）、「4.0紓困補助服助」簡訊擷取圖片、衛生福利部網頁擷取圖片（見偵19080號卷第49至5 7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偵19080號卷第87至89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四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見偵19080號卷第119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四平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見偵19080號卷第121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四平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見偵19080號卷第123頁）、中信銀行112年7月17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258000號函暨所附同案被告吳昌融提款地點（見偵19080號卷第233、 253頁）在卷可憑，上開事實，自堪認定，然此至多僅能證明告訴人巫美娟遭詐騙後將款項層層匯入如同案被告吳昌融之中信銀行帳戶，並由同案被告吳昌融提領贓款，尚難以此遽認被告有參與本件加重詐欺取財或洗錢等犯行。 (三)同案被告吳昌融固於偵查中稱：是因為被告幫我操作虛擬貨幣，我是將提領的現金交給被告等語(見偵19808號卷第152 、163頁)，然此情為被告否認，並稱：我是有教導同案被告吳昌融火幣網的虛擬貨幣買賣，但我沒有收到同案被告吳昌融提款的錢，那是同案被告吳昌融自己的獲利，怎麼會交給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78至179頁)，且遍查卷存證據資料，並無任何被告與同案被告吳昌融間、或詐欺告訴人巫美娟之人與被告間之通訊聯繫紀錄，此外卷內亦無任何監視器畫面或交易明細等積極證據，得證明被告確有參與本案詐欺犯行，亦即，本案同案被告吳昌融之指述外，別無其他證據可資證明被告與同案被告吳昌融、詐欺告訴人巫美娟之人有所聯繫，亦無其他可補強同案被告吳昌融所為不利被告供述之證據資料，是自難單憑共犯之指述而據此認定被告有何本案加重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 (四)此外，公訴意旨所提被告提供其BITGET錢包地址擷取圖片（見偵19080號卷第169頁）、被告提供其BITGET錢包地址OKLI NK查詢資料（見偵19080號卷第265頁）、被告提供其火幣網帳戶交易紀錄擷取圖片（見偵55020號卷第31至37頁）、被告火幣網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IP位址（見偵55020號卷第51至106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製作被告之幣流報告（見偵55020號卷第41至45頁），固可證明被告所稱其從事虛擬貨幣交易確有疑問外，然本案贓款金流並未流入被告之虛擬貨幣電子錢包內，上開證據難認與本案有關。綜上，同案被告吳昌融此部分不利被告之證述並無任何證據可資補強，則單憑同案被告吳昌融之單一證述，尚不足以使法院達到有罪之心證。自屬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綜上所述，本案檢察官所舉證據及指出證明之方法，均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有參與而涉有公訴意旨所指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礙難僅憑推測或擬制之方法，即率為被告此部分有罪之論斷，被告此部分之犯罪既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說明，基於罪疑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及無罪推定原則，應為此部分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追加起訴，檢察官宋恭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林忠澤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王嘉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2025-01-08

TCHM-113-金上訴-1426-20250108-1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聲請再審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再字第1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林宏池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聲請再審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林宏池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伍日內，補正原確定判決之繕本，或釋明無法提出之正當理由，並補正再審之具體理由及證據。　　理　由一、按聲請再審，應以再審書狀敘述理由，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提出於管轄法院為之。但經釋明無法提出原判決之繕本，而有正當理由者，亦得同時請求法院調取之。又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刑事訴訟法第429條、第433條分別定有明文。二、本件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下稱再審聲請人）提出「刑事聲請更審再訴狀」、「刑事聲請異議更審再訴狀」，惟未依上開規定附具原判決繕本，亦未釋明無法提出之正當理由，且未具體表明符合法定再審事由原因事實之理由及證據，聲請再審之程式顯有不備，爰命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正原確定判決之繕本，或釋明無法提出之正當理由，並補正再審之具體理由及證據，逾期如未補正，即依法駁回再審之聲請。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張智雄　　　　　　　　　　　　　　　　　　　法　官游秀雯　　　　　　　　　　　　　　　　　　　法　官林源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江玉萍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2025-01-06

TCHM-114-聲再-1-20250106-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874號上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蔡明儒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218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8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蔡明儒處有期徒刑柒月。　　理　由壹、本院審判範圍之說明：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於上訴權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上訴之情形，未聲明上訴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等部分則不在第二審審查範圍，且具有內部拘束力，第二審應以第一審判決關於上開部分之認定為基礎，僅就經上訴之量刑部分予以審判有無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22號判決意旨參照）。二、本案係檢察官及被告蔡明儒於法定期間內上訴，且均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7至8、19、 74頁），揆諸前揭說明，本院僅須就原判決所宣告之「刑」有無違法或不當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就科刑以外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原判決未諭知沒收）之認定或判斷，既與刑之判斷尚屬可分，且不在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論究。從而，本院自應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基礎，據以衡量檢察官及被告針對「刑」部分不服之上訴理由是否可採。另本案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之犯罪事實及罪名，均如原判決所載，不再予以記載，合先敘明。貳、本院之判斷：一、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科刑判決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判決，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 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而該條第10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自應包括犯人犯罪後，因悔悟而力謀恢復原狀、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或成立調解，賠償被害人之損害等情形在內。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再次與告訴人魏庭玉成立調解，有本院調解筆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3至64頁），堪認被告有彌補其行為所造成損害之誠意及具體作為，原審未及審酌被告此部分犯罪後態度而為科刑，難謂允洽。被告上訴請求撤銷關於原判決之量刑，為有理由，應予撤銷改判。至檢察官上訴指摘被告於偵查中雖已與告訴人魏庭玉達成和解，然未履行和解條件，實難認為被告犯後態度良好，原審僅考量被告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一情，而未能斟酌被告濫用和解並嗣後拒不履行之惡意不作為，逕對被告為從輕量刑之考量，其量刑基礎即有偏誤，不符合個案正義，有違背量刑內部界限之違法等語（見本院卷第7至8頁）。惟被告於偵查中與告訴人魏庭玉達成和解，有民國112年3月4日清償和解書附卷可稽（見偵卷第121頁），告訴人雖具狀表示其係因受騙始簽署上開和解書，被告實際上未返還和解款項等語（見原審卷第41頁；本院卷第9頁），然被告否認上情（見本院卷第78頁），而告訴人亦不否認簽署上開和解書之事實，稽之，該和解書明確記載被告已於112年2月6日清償積欠告訴人之新臺幣（下同）110萬元完畢等語，而卷內並無證據可認被告係以詐術誘使告訴人簽署上開和解書，該和解契約效力未經撤銷或經認自始無效前，尚難據告訴人單一指述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故原審據為被告犯後態度之量刑審酌事項，於法並無不合。參以，被告上訴後，復與告訴人成立調解，達成給付63 萬元與告訴人之合意，並於調解成立先給付2萬元，餘款分期履行中，此有上開調解筆錄、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及交易紀錄明細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3至64、83至85頁），依此，尚難認被告犯後態度不佳，故檢察官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符合個案正義，有違背量刑內部界限之違法，並無理由。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有妨害秘密之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9頁），素行並非良好，其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竟以虛構之情節及多重身分詐取告訴人之財產，顯然未知尊重他人之財產權益，更影響人與人之間彼此之互信，告訴人遭受損害高達97萬元，金額不小，被告主觀惡性非微，復考量被告於犯後始終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成立和解及調解，前已敘及，暨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363頁；本院卷第78至7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 項所示之刑。至被告雖請求量處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刑等語（見本院卷第78頁），惟本院審酌上開刑法第57條之事項，認被告詐欺告訴人之金額非小，雖另與認告訴人成立調解，然尚未完全履行，故量刑可資減讓之空間有限，認宣告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始足以收警惕之效，發揮嚇阻犯罪、回復社會對於法規範之信賴，維護社會秩序之一般預防功能及教化之個別預防功能之必要，被告此部分請求，難認可採，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國強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弘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林　源　森　　　　　　　　　　　　　　　法　官　陳　鈴　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羅　羽　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附錄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31

TCHM-113-上易-874-20241231-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加重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885號上訴人即被告戴道意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加重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3 年度易字第34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0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違誤或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被告戴道意上訴意旨略以：本案警方令證人賴○送指認時，未遵守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注意事項第2點第1項「實施指認，應指派非案件偵辦人員辦理。但因情況急迫或事實上之原因不能為之，而有全程連續錄音及錄影者，不在此限。」、第3點「指認前應由指認人先就犯罪嫌疑人特徵進行陳述，並詢問指認人與犯罪嫌疑人之關係及雙方實際接觸之時間地點，以確認指認人對於犯罪嫌疑人之知覺記憶為客觀可信。」規定。證人賴○送僅就犯罪嫌疑人「身材矮小、身穿短袖白色上衣及牛仔褲、平頭之中年男子」特徵描述，未就「五官、長相」為描述，顯有誘導、暗示，且警察先拿監視器給證人賴○送看，再請證人賴○送指認我，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應予以排除作為證據使用。我沒有進去證人賴○送家偷東西，只是經過而已云云（見本院卷第18至2 0、108、111、156頁）。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審業已綜合被告之供述、證人賴○送及被害人詹○賢之證述、員警職務報告、監視錄影翻拍及現場照片，詳予勾稽，並說明有關案發當天，如何發現被告侵入本案住宅，於1樓客廳電腦桌翻找財物，因而大叫阻止，被告遂匆促騎車逃離現場之經過，業據證人賴○送證述甚詳；又依證人賴○送與被告彼此不認識、本案遭竊財務價值不高等情，證人賴○送無虛偽不實陳述之可能；再者，本案之查獲經過，係被害人詹○ 賢、證人賴○送至警局報案住宅遭竊，警方依據證人賴○送所述目擊之嫌疑犯，其所描述之特徵為身材矮小、身穿短袖白色上衣及牛仔褲、平頭之中年男子、騎用黑色普通重型機車，進而調閱案發現場附近之監視錄影畫面，尋得特徵吻合之人，始循線查獲被告，又監視錄影畫面清晰，並無模糊難以辨識之情事，且監視器所在位置距離案發現場分別僅有20公尺（河南街及卓林橋前路口監視器）、8公尺（中華路住戶監視器），證人賴○送於報案時陳述之被告外貌特徵清楚明確，無混淆誤認之虞，認定被告確有於本案侵入住宅竊盜犯行，復就被告所辯如何不可採，分別予以指駁及說明；末分別載敘沒收及追徵被告犯罪所得之依據及理由等旨，其所為論斷，經核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違背證據法則、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㈡按刑事實務上之對人指認，乃犯罪後，經由被害人、共犯或目擊之第三人，指證並確認犯罪嫌疑之人之調查方法。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關於指認程序之規定，如何由證人正確指認犯罪嫌疑人，自應依個案之具體情形為適當之處理，法務部及司法警察主管機關對於指認程序所訂頒之相關要領規範，無非提供辦案人員參考之資料，故證人之指認程序與相關要領規範不盡相符時，尚難謂係違反法律位階之法定程序。況指認之程序，固須注重人權之保障，亦需兼顧真實之發現，確保社會正義實現之基本目的。是法院應綜合指認人於案發時所處之環境，是否足資認定其確能對犯罪嫌疑人觀察明白、認知犯罪行為人行為之內容，事後依憑個人之知覺及記憶所為之指認是否客觀可信等事項為審查。倘指認過程中所可能形成之記憶污染、判斷誤導，均已排除（如犯罪嫌疑人與指認人熟識，或曾與指認人長期、多次或近距離接觸而無誤認之虞），且其指認亦未違背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復非單以指認人之指認為論罪之唯一依據，自不得僅因證人之指認程序與相關要領規範未盡相符，遽認其無證據能力或不足採信（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882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實施指認，應指派非案件偵辦人員辦理。但因情況急迫或事實上之原因不能為之，而有全程連續錄音及錄影者，不在此限；指認前應由指認人先就犯罪嫌疑人特徵進行陳述，並詢問指認人與犯罪嫌疑人之關係及雙方實際接觸之時間地點，以確認指認人對於犯罪嫌疑人之知覺記憶為客觀可信；指認前不得向指認人提供任何具暗示或誘導性之指示或資訊，並應告知指認人，犯罪嫌疑人未必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實施照片指認時，不得以單一照片提供指認，並應以較新且較清晰之照片為之，避免使用時間久遠、規格差異過大或具有暗示效果之照片。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注意事項第2點第1項、第3點、第4點、第7點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查：　⒈證人賴○送於112年10月29日中午12時35分許在其位於苗栗縣○ ○鎮○○00號住宅客廳發現有一名陌生男子侵入住宅行竊，隨即向苗栗縣警察局大湖分局卓蘭分駐所（下稱卓蘭分駐所）報案，警方隨即至證人賴○送住宅勘查，證人賴○送已向警方描述行竊之犯罪嫌疑人特徵為身材矮小、身穿短袖白色上衣、牛仔長褲、平頭之中年男子，騎乘黑色普通重型機車，警方調閱距離證人賴○送住宅分別僅有20公尺（河南街及卓林橋前路口監視器）、8公尺（中華路住戶監視器）之路口監視器，發現符合證人賴○送描述特徵之被告於證人賴○送住宅遭竊前，騎乘一黑色普通重型機車往證人賴○送住宅方向行進，於證人賴○送住宅遭竊後，復騎乘該機車自證人賴○送住宅方向離開，警方嗣於同日14時許，接獲另一民眾報案指稱有名陌生男子欲侵入其住宅，經警到場後，發現該名男子為被告，且其特徵與證人賴○送所描述侵入其住宅之犯罪嫌疑人吻合，警方遂拍攝被告照片（見偵卷第83至84頁），並將被告列為侵入證人賴○送住宅行竊之犯罪嫌疑人，此據證人即卓蘭分駐所警員施伯勳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綦詳（見本院卷第158至162頁），並有職務報告、監視錄影器翻拍照片、警方拍攝被告於案發當日14時疑欲侵入另一民宅之照片（見偵卷第59、79至84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嗣卓蘭分駐所警員施伯勳雖提供上開監視錄影器翻拍照片、警方拍攝被告於案發當日14時疑欲侵入另一民宅之照片（見偵卷第79至84頁）予證人賴○送指認，此據證人施伯勳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58頁），然證人施伯勳係根據證人賴○送所述目擊之犯罪嫌疑人之特徵及調閱案發現場附近之監視錄影畫面、被告於案發當日14時疑欲侵入另一民宅之照片，向證人賴○送確認被告是否為侵入其住宅之犯罪嫌疑人，經證人賴○送指認，可見證人賴○送並非受誘導、暗示之情形下指認被告，尚難認警方有何違反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注意事項第4點之規定，至證人賴○送未描述犯罪嫌疑人「五官、長相」，亦無違反上開規定，自無受誘導、暗示之虞。　⒉再者，證人賴○送已於其住宅遭竊後，隨即報案，並清楚描述犯罪嫌疑人特徵，其知覺記憶自客觀可信，已符合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注意事項第3點規定。又實施指認時，證人施伯勳復已依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注意事項第 5點、第7點規定，提供6名犯罪嫌疑人照片，非以單一照片供指認，且告知證人賴○送，犯罪嫌疑人未必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此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犯罪嫌疑人指認表在卷可佐（見偵卷第73至77頁）。至本件係由本案竊盜案件承辦警員即證人施伯勳實施指認，雖與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注意事項第2點第1項之規定未合，惟並不影響證人賴 ○送指認犯罪嫌疑人之正確性，且被告亦不否認於案發時、地，騎乘黑色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證人賴○送住宅之事實，原判決乃綜合被告供述、證人賴○送及被害人詹○賢之證述、員警職務報告、監視錄影翻拍及現場照片之各直接、間接證據相互印證，認被告本件侵入住宅竊盜犯行事證明確，並非以證人賴○送指認為唯一證據，是縱本案指認程序與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注意事項第2點第1項之規定未盡相符，亦難以該微疵認證人賴○送證述不足採。　⒊從而，被告上訴指摘證人賴○送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未遵守上開規定，認不得作為本案證據使用云云，於法未合，並非可採。　㈢至被告聲請再次傳訊證人賴○送到庭作證，欲證明其未侵入證人賴○送住宅，更未與證人賴○送交談云云（見本院卷第111 頁），惟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證人已由法官合法訊問，且於訊問時予當事人詰問之機會，其陳述明確別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得再行傳喚。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2、3 款、第19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審已於審理程序傳喚證人賴○送到庭經交互詰問（見原審卷第172至180頁），並於訊問時予被告詰問之機會，已保障其反對詰問權（見原審卷第179頁），參以，本案被告確有侵入證人賴○送住宅竊盜犯行，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引用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故本案待證事實已臻明瞭，此外，原判決復說明證人賴○送對於案發當天被告係騎用普通重型機車或電動自行車離開本案住宅、車輛有無懸掛車牌、當下質問被告何等內容等細節，其前後證述雖略有不同，惟細繹其證詞，雖有部分細節或因時間經過而記憶模糊，或因其表達能力之限制，致部分回答內容似有出入之處，但其就發現被告侵入住宅竊盜之重要情節，均能具體說明，堅指不移，且所為證詞大致相符，若非親身經歷，實無法憑空編造整個事件經過，尚難以部分細節前後所述有所歧異，遽認其指述有明顯瑕疵而全部無從採信，故無再次傳喚證人賴○送到庭作證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綜上，原判決已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詳為論述如何斟酌各項證據，並依憑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本其自由心證對證據予以取捨及判斷，被告上訴雖否認犯行，惟並未提出任何有利之證據，顯然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對原判決證據之取捨，持相異評價，仍持已為原判決說明之陳詞再事爭執，任意指摘，並無可採。另原判決量刑已詳述其科刑所憑之依據，並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見原判決第 5至6頁），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且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範圍，亦無輕重失衡或偏執一端情形，無違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核屬妥適，應予維持。從而，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蕭慶賢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弘政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林　源　森　　　　　　　　　　　　　　　法　官　陳　鈴　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羅　羽　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三、攜帶兇器而犯之。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件：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47號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戴道意上列被告因加重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 06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戴道意犯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未扣案犯罪所得黑色皮夾壹只、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一、戴道意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2 年10月29日12時35分許，騎用未懸掛車牌之黑色普通重型機車，至詹○賢位在苗栗縣○○鎮○○里0鄰○○00號住宅，趁該處前門未上鎖之機會進入屋內，徒手竊取詹○賢放置在1樓客廳電腦桌上之黑色皮夾1只（內有新臺幣〈下同〉2000元、身分證、健保卡、臺灣銀行及兆豐銀行信用卡各1張，均未起獲)，得手後恰為詹○賢母親賴○送當場發現，遂匆促騎車逃離。嗣於同日14時許，戴道意疑似欲侵入苗栗縣卓蘭鎮某住宅時，經人發現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苗栗縣警察局大湖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 至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經查，本案據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其中屬傳聞證據者，因被告、檢察官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對於證據能力聲明異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足認同意或視為同意上開證據具備證據能力，本院認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況，是該傳聞證據均具備證據能力。二、又按關於非供述證據之物證，或以科學、機械之方式，對於當時狀況所為忠實且正確之記錄，性質上並非供述證據，均應無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如該非供述證據非出於違法取得，並已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即不能謂無證據能力（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1401號、第6153號、第385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固無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然經本院於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案發時間騎用未懸掛車牌之黑色普通重型機車行經本案住宅等節，惟矢口否認有何侵入住宅竊盜犯行，辯稱：我只是騎車行經該處，我沒有進入被害人家中，也沒有去偷東西，至於證人賴○送為何指認是我進入她們家中偷東西，可能是我騎車從那邊經過，她剛好看到我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於112年10月29日12時35分許，騎用未懸掛車牌之黑色普通重型機車，行經苗栗縣○○鎮○○里0鄰○○00號住宅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審理中供述明確（見偵卷第62頁、第 119頁，本院卷第177頁、第181頁），核與證人賴○送於警詢、偵訊及審理中陳述之情節相符（見偵卷第69至70頁、第11 4頁，本院卷第173至175頁），並有監視錄影翻拍照片5張附卷可稽（見偵卷第79至81頁所示編號1至5），是此部分之事實，均堪認定。　　㈡有關案發當天，如何發現被告侵入本案住宅，於1樓客廳電腦桌翻找財物，因而大叫阻止，被告遂匆促騎車逃離現場之經過，業據證人賴○送於警詢、偵訊及審理中證述甚詳（見偵卷第69至71頁、第114頁，本院卷第173至180頁）。互核其前後證述內容，就案發當日如何發現被告侵入住宅竊盜之經過，皆甚為明確，無重大瑕疵，亦未違反一般經驗法則，且與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所示被告騎車前往案發地點後離開等情均相符合，倘非真有其事，證人當無可能為如此詳盡之陳述，且對於不復記憶之部分，亦坦白以對，並無誇大其詞或強要被告入罪之虞。又其於偵訊及審理中之證述經具結擔保真實，考量其與被告均稱彼此不認識且無仇恨過節或金錢糾紛，而本案遭竊財務價值不高，亦無特殊紀念意義，衡情應無甘冒偽證罪責，而對發現被告侵入住宅竊盜之情節故為虛偽不實陳述之可能。是其上開證述應非任意捏造之詞，堪可採信。　㈢再按證人就同一事實之陳述前後略有出入，此乃各人之記憶不清，或細節未交代清楚，或其描述用語不同，省略片段情節，或記錄之詳簡有異所致，倘其主要陳述一致，即尚難因其細節稍有分歧，即將全部證言捨棄不採（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07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證人之供述前後稍有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究竟何者為可採，事實審法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若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691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證人之證詞具有特殊性，與物證或文書證據之客觀性、不變性不同，因個人教育程度、生活經驗、語言習慣之不同，其表達意思之能力與方式，亦容易產生差異，故供述證據常受陳述人個人觀察與認知事物能力、記憶存取與退化程度、言語表達與描述能力、誠實意願、利害關係、用字遣詞嚴謹程度、對所詢問題理解力、主觀好惡與情緒作用、筆錄製作人之理解與記錄能力等不同，而有對相同事物歧異供述之情形發生，是此歧異之原因，未必絕對係出於虛偽所致（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4387號、99年度台上字第665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證人賴○送對於案發當天被告係騎用普通重型機車或電動自行車離開本案住宅、車輛有無懸掛車牌、當下質問被告何等內容等細節，其前後證述雖略有不同，惟細繹其證詞，雖有部分細節或因時間經過而記憶模糊，或因其表達能力之限制，致部分回答內容似有出入之處，但其就發現被告侵入住宅竊盜之重要情節，均能具體說明，堅指不移，且所為證詞大致相符，若非親身經歷，實無法憑空編造整個事件經過，尚難以部分細節前後所述有所歧異，遽認其指述有明顯瑕疵而全部無從採信，附此敘明。　㈣被告雖辯稱只是騎車行經該處，沒有進入被害人家中，也沒有去偷東西，至於證人賴○送為何指認是伊進入她們家中偷東西，可能是伊騎車從那邊經過，她剛好看到伊等語。然查，本案之查獲經過，係被害人詹○賢、證人賴○送至警局報案住宅遭竊，警方依據證人賴○送所述目擊之嫌疑犯，特徵為身材矮小、身穿短袖白色上衣及牛仔褲、平頭之中年男子、騎用黑色普通重型機車，進而調閱案發現場附近之監視錄影畫面，尋得特徵吻合之人，始循線查獲。而該等監視錄影畫面清晰，並無模糊難以辨識之情事，且監視器所在位置距離案發現場分別僅有20公尺（河南街及卓林橋前路口監視器）、8公尺（中華路住戶監視器），以上各情均有員警職務報告及被害人詹○賢、證人賴○送警詢證述、監視錄影翻拍及現場照片存卷可佐（見偵卷第59頁、第65至67頁、第69至71頁、第79至85頁）。衡諸證人賴○送於報案時陳述之被告外貌特徵清楚明確，且該等特徵加總於一人身上，相對一般行經路人而言實屬明顯而特別，應無混淆誤認之虞。反觀被告如確未實施本案侵入住宅竊盜犯行，怎會如此剛好於案發時間騎用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該處，且恰巧本案住宅又發生竊案，而該車輛又「未懸掛車牌」致難以查緝，則被告抗辯實難採信。　㈤綜上，被告確有於上開時、地，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竊盜犯意，侵入本案住宅，徒手竊取被害人放置在1樓客廳電腦桌上之黑色皮夾1只（內有現金、證件、信用卡等物，詳前述)等節，均可認定。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記載被告騎用之機車、相關查獲經過，經訊問被告及核對證人賴○送證述，並比對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後，爰更正如本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另本案因不論是起訴書所載內容或本院審理過程中，檢察官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並未主張且未指出任何證明之方法，亦未請求本院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故本院尚無從逕依職權調查後對被告論以累犯，爰將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量刑審酌事項如後述（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111年度台上字第4354號判決意旨參照），附此敘明。　㈡量刑理由：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具有工作能力，卻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反基於貪念而為本案竊盜犯行，所為實有不該。復考量被告於警詢、偵訊及審理中均否認犯行（被告固得基於防禦權之行使而否認犯行，本院亦不得以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但此與其餘相類似而坦承犯行之案件相較，自應於量刑時予以審酌、區別，以符平等原則），且迄今尚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或彌補損害，難認犯後態度良好。再參以被告曾因偽造文書、槍砲、毒品、妨害自由、多次侵入住宅竊盜等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此品行資料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至54頁），堪認其素行不佳。兼衡被告於審理中自陳國小肄業，在資源回收場工作，有母親需其扶養等語（見本院卷第184至185 頁）之智識程度、家庭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暨參考被害人、檢察官對刑度之意見，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為警惕，並符罪刑相當原則。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所竊得之黑色皮夾1只、現金2000元，為其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但為貫徹任何人不能保有犯罪所得之立法原則，仍均應依前揭規定對該犯罪所得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按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所竊得之身分證、健保卡、信用卡等物，雖亦屬被告之犯罪所得，但因該等物品之本體價值低微，縱對之諭知沒收，亦徒增執行人力上之勞費，且各該相關證件及卡片均可透過掛失或申請補發等程序，阻止他人取得不法利益或從事不法犯行，尚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均依前揭規定，不另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21條第1 項第1款、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 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慶賢提起公訴，檢察官邱舒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魏宏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吳秉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2024-12-31

TCHM-113-上易-885-20241231-1

聲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聲請付與卷證影本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637號聲請人即被告胡瀞云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06 5號），聲請付與卷證影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胡瀞云於預納費用後，准予付與如附表所示（經隱匿胡瀞云以外之第三人個人資料）卷證影本或電子卷證光碟，且就取得之內容不得散布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並禁止為訴訟外之利用。　　理　由一、按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但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限制之；被告於審判中經法院許可者，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但有前項但書情形，或非屬其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者，法院得限制之，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且上開規定於再審程序中亦有準用，復據民國109年1月8日增訂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之同法第429條之1第3項規定甚明，並於立法理由闡述「聲請再審無論基於何種事由，接觸並瞭解相關卷證資料，與聲請再審是否有理由，以及能否開啟再審程序，均至關重要。原法並未明文規定聲請權人之卷證資訊獲知權，致生適用上之爭議，規範尚有不足，爰增訂本條第3項，俾聲請權人或代理人得以聲請再審為理由以及在聲請再審程序中，準用第33條之規定，向法院聲請獲知卷證資訊」等情綦詳。依此，可知刑事訴訟法第33條之卷證資訊獲知權，固不限於「審判中」之被告始得行使，惟判決確定後之被告聲請檢閱卷宗證物，或請求付與卷宗證物影本時，仍應依個案審酌是否確有訴訟之正當需求，屬其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以及聲請付與卷證影本之範圍，有無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但書規定之情形，而為准駁之決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29號、108 年度台抗字第1489號裁定意旨參照）。二、經查，聲請人即被告胡瀞云（下稱聲請人）因加重詐欺等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7年度訴字第3006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09年度上訴字第2065號判決上訴駁回，嗣聲請人復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1年1月13日以111年度台上字第450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此有聲請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聲請人具狀聲請付與卷證資料，其聲請付與卷證範圍記載「警詢卷/即臺中市調查站等全部筆錄、檢察官偵查卷：全部、地院卷：全部、高院卷：全部、證物：全部證物」，並表明「同意法院付與電子卷證光碟替代卷證影本」等語，應認聲請人係聲請付與本院上開案件之如附表所示之卷證影本或電子卷證光碟。本院審酌聲請人為上開案件之當事人，且其提出之聲請告訴狀記載為「再審聲請人」，可認聲請人係因聲請再審而為本件聲請，是其聲請付與上開卷證資料影本或電子卷證光碟，非無正當理由，為保障聲請人獲悉卷內資訊之權利，爰裁定聲請人於預納費用後，准予付與附表所示卷證影本或電子卷證光碟（經隱匿聲請人以外之第三人個人資料），惟因該資料涉及隱私，依刑事訴訟法第33 條第2項規定，禁止散布或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並禁止再行轉拷利用。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林　源　森　　　　　　　　　　　　　　　法　官　陳　鈴　香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羅　羽　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附表：編號卷宗名稱 1 107年豐和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字第979755號卷 2 107年水永恆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字第0000000號卷 3 107年紅樓敘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字第0000000號卷 4 107年承峰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字第939799號卷 5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4年度他字第8088號卷一 6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4年度他字第8088號卷二 7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4年度他字第8088號卷三 8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10114號卷一 9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10114號卷二 1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8630號卷一 11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8630號卷二 12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8630號卷三 13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8630號卷四 14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8630號卷五 15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8630號卷六 16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聲他字第284號卷 17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聲他字第1155號卷 18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3006號卷一 19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3006號卷二 20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3006號卷三 21 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065號卷一 22 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065號卷二

2024-12-31

TCHM-113-聲-1637-20241231-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加重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386號上訴人即被告洪凱義選任辯護人武傑凱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 3年度金訴字第2052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43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本院審判範圍之說明：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於上訴權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上訴之情形，未聲明上訴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等部分則不在第二審審查範圍，且具有內部拘束力，第二審應以第一審判決關於上開部分之認定為基礎，僅就經上訴之量刑部分予以審判有無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22號判決意旨參照）。二、本案係被告洪凱義於法定期間內上訴，檢察官則未於法定期間內上訴，而觀諸被告上訴聲明狀明確表示就原判決全部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1頁），惟嗣於本院審理程序時表示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66頁），並以書狀撤回量刑以外其餘部分之上訴，有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1頁），揆諸前揭說明，本院僅須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所宣告之「刑」有無違法或不當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就被告科刑以外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之認定或判斷，既與刑之判斷尚屬可分，且已經被告撤回上訴而不在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論究。從而，本院自應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基礎，據以衡量被告針對「刑」部分不服之上訴理由是否可採。另本案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之犯罪事實及罪名，均如原判決所載，不再予以記載，合先敘明。貳、新舊法比較：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所謂判決之「刑」，包括首為刑法分則各本條或特別刑法所規定之「法定刑」，次為經刑法總則或分則上加減、免除之修正法定刑後之「處斷刑」，再次為裁判上實際量定之「宣告刑」。上訴人明示僅就判決之「刑」一部聲明上訴者，當然包含請求對於原判決量刑過程中所適用特定罪名之法定刑、處斷刑及宣告刑是否合法妥適進行審查救濟，此三者刑罰具有連動之不可分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嗣雖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未聲明上訴之犯罪事實及罪名已告確定，而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 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下稱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一般洗錢未遂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而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2項業經總統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是原判決量刑過程中所適用之輕罪之「法定刑」、「處斷刑」既有修正，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比較新舊法，合先敘明。　　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11 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同年8月2日施行生效，於比較新舊法時，關於刑之減輕或科刑限制等事項在內之新舊法律相關規定，究應綜合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而不得任意割裂？抑或尚非不能割裂適用，而可不受法律應整體適用原則之拘束？最高法院不同庭別之判決，已有複數紛爭之積極歧異，經刑事大法庭徵詢程序解決法律爭議，達一致法律見解（肯定說），即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茲就新舊法綜合比較如下：　㈠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原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將上開規定移列為第19條，並修正為：「（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而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金額未新臺幣1億元，修正後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前則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經依刑法第35條第1、2項規定：「按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比較結果，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最高度刑為有期徒刑7年，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最高度刑為有期徒刑5年，應認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㈡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將上開規定移列為修正條文第23條第3項：「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是修正前洗錢法第16條第2項及修正後洗錢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同以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為前提，修正後之規定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等限制要件，故修正後之規定限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範圍，而本案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均自白一般洗錢未遂犯行（見偵卷第31至43、191至192、25 7至259頁；原審聲羈卷第12至13頁；原審金訴卷第20至22、 65、75頁；本院卷第68頁），又被告與告訴人面交款項時即為警查獲，尚未能取得詐欺款項，而被告否認取得報酬（見原審卷第21頁），卷內亦無事證可資證明被告有實際獲取報酬，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應認本案被告並無犯罪所得，自無繳回問題，合於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 條第2項之規定及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輕其刑之規定，故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並無不利。　㈢從而，經綜合比較新舊法結果，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規定，應整體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第23條第3項規定。故原判決關於新舊法比較適用並無違誤。參、刑之減輕：一、被告已著手於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二、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15條第1項規定：「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內國法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其前段及中段分別規定罪刑法定原則與不利刑罰溯及適用禁止原則，後段則揭櫫行為後有較輕刑罰及減免其刑規定之溯及適用原則。而上述規定，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又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或有係刑法之加減原因暨規定者，本諸上述公政公約所揭示有利被告之溯及適用原則，於刑法本身無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是以，被告行為後，倘因刑罰法律（特別刑法）之制定，而增訂部分有利被告之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自應適用該減刑規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經制定公布，於同年8月2日施行生效。按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指之詐欺犯罪；又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第1款、第47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揆諸上開說明，該增訂部分乃有利被告之減輕其刑規定，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自應予適用。查，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均自白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見偵卷第31至43 、191至192、257至259頁；原審聲羈卷第12至13頁；原審金訴卷第20至22、65、75頁；本院卷第68頁），且無犯罪所得，已經本院認定如上，從而，被告既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均自白詐欺犯罪，又無犯罪所得，自無繳回問題，已合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應依該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三、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按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 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查，如前所敘，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均自白一般洗錢未遂犯行，且無犯罪所得，自無繳回問題，已合於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其自白輕罪得減刑之事由，於量刑時應併予衡酌。　肆、本院之判斷：一、原判決已載敘本案被告犯行符合刑法第25條第2項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並依法遞減輕其刑等旨，經核此部分刑之減輕事由之論斷皆無違誤。二、按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賦予法院裁量權，但此項裁量權之行使，應依刑法第57條規定，審酌行為人及其行為等一切情狀，為整體之評價，並應顧及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使罪刑均衡，輕重得宜，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又按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於量刑時，已依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 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未濫用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過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原判決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合法途徑賺取錢財，率爾參與詐欺犯罪組織，擔任取款車手，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詐取被害人財物，所為殊值非難；惟審酌被告非居於本案犯罪之主導地位，因遭員警當場逮捕而對於詐騙告訴人款項未得手，犯後均坦承犯行，並自白其洗錢犯行，兼衡被告之參與情節、犯罪所生損害，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8月，已詳述其科刑所憑之依據，具體斟酌刑法第57 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量定，並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併予衡酌被告自白洗錢未遂犯行之輕罪減刑之事由（見原判決第4頁第21行），予以充分評價，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及處斷刑範圍，亦無輕重失衡或偏執一端情形，無違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均無違誤或不當，核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本院應予以尊重。至本件上訴後，雖被告有意願與告訴人邱子琳洽談和解，惟並無成立調解、達成和解或獲得告訴人宥恕之情形，故量刑因子並無更易情形，故被告及辯護意旨以被告積極與告訴人洽談和解為由，指摘原判決有違罪刑相當原則，請求再從輕量刑，並宣告6個月有期徒刑等語（見本院卷第69、77至79頁），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三、至本案被告所犯數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本院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量刑因子及併審酌被告自白輕罪之量刑事項，經整體評價後，原判決所處之刑，並未較輕罪之一般洗錢罪「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為低，認已足以充分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故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原審不併予宣告輕罪即洗錢罪之罰金刑，於法並無不合，雖未敘述理由，稍有微疵，惟於判決結果亦不生影響，由本院逕予補充說明即足，附此敘明。四、緩刑之說明：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憑，固符合刑法第 74條第1項第1款緩刑之要件，惟本院考量多年來我國各類型詐欺犯罪甚為猖獗，與日遽增，加害人詐欺手法層出不窮，令民眾防不勝防，若臨場反應不夠機伶且未能深思熟慮者，即容易遭詐騙，嚴重侵害國人財產法益，更影響人與人之間彼此之互信，此類型犯罪實不宜輕縱，被告為牟利，擔任出面取款之車手，乃遂行犯罪不可或缺之一環，本案幸為警及時查緝始未得逞，本院認本件並無可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而有執行宣告刑，以收警惕之效，發揮嚇阻犯罪、回復社會對於法規範之信賴，維護社會秩序之一般預防功能及教化之個別預防功能之必要，故不宜宣告緩刑。從而，被告及辯護意旨均請求宣告緩刑等語（見本院卷第79頁），難認可採。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郭明嵐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弘政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林　源　森　　　　　　　　　　　　　　　法　官　陳　鈴　香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　羽　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附錄科刑法條：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31

TCHM-113-金上訴-1386-20241231-1

抗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聲請單獨宣告沒收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95號抗告人即被告黃鵬程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2日裁定（113年度單聲沒字第21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關於如其附表編號1、2部分撤銷，發回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理　由一、本件抗告人即被告黃鵬程（下稱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電腦主機並非專用作犯罪用途，其中抗告人與民間廠商及客戶的貨款統計資料，因民國111年的貨款資料未回，導致與客戶的貨款尚未結清，若被沒收，會引起民事糾紛，又電腦主機上有抗告人剛去世父母的檔案資料，請讓抗告人有對父母懷念之情；另電腦主機為招財進寶公司私有財產，若檢察官欲保留犯罪資料，可用USB紀錄檔案資料即可，不用大費周章將整個主機扣留，政府部門需精簡資料，將主機留置有何意義？請法官斟酌，還回招財進寶食品有限公司電腦主機及銷退貨單據等語。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19條準用第348條第1項之規定，抗告得對於裁定之一部為之。本院衡酌抗告意旨對原裁定附表編號3 之沒收部分並不爭執，而僅就沒收原裁定附表編號1、2之電腦主機、招財進寶銷退貨明細表部分表示不服，認抗告人應係就原裁定附表編號1、2部分提起抗告。至原裁定附表編號 3所示之物部分，因未據抗告而確定，非屬本件審理範圍，合先敘明。三、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依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對刑法第38條第2項之犯罪所得，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亦有明文。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除違禁物必須沒收外，其餘均採取得科主義，是法院對於供犯罪所用之物，沒收與否，有自由裁量之權限。　四、經查：　㈠抗告人係址設臺中市○○區○○○道0段00號2樓招財進寶食品有限公司（下稱招財進寶公司）負責人，其明知新吉安中藥行未實際設立及營業，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偽造文書之犯意，於110年間某日，在招財進寶公司位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工廠，偽造不實新吉安中藥行、地址：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標籤，並黏貼在其自行加工之「肉骨茶調味包」、「燒酒雞調味包」、「十全調味包」、「四物調味包」、「當歸鴨藥膳包」、「當歸鴨調味包」、「當歸調味包」商品上，而偽造完成製造商及製造商地址之私文書，並於110年7月15日起至12月23日止，以每包單價新臺幣（下同）84元至90元之價格，販售予大家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大家公司）行使，使大家公司誤認上開調味包為新吉安中藥行所生產，同意購買341包，抗告人因得款2萬9578元，足以損害於衛生機關對於食品生產管理之正確性。嗣再由不知情之大家公司轉售與法務部○○○○○○○等機關單位等行為，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1 1年度偵字第30516號為緩起訴處分，緩起訴期間為1年，抗告人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8個月內，向公庫支付15萬元，並得由臺中地檢署依規定提撥一定比率補助相關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惟抗告人於上開期間內未履行上開事項，經臺中地檢署於112年8月3日以112年度撤緩字第308號撤銷上開緩起訴處分，嗣臺中地檢署考量抗告人坦承犯行，業已主動繳回犯罪所得2萬9578元，其行為所生危害非鉅、犯罪情節尚屬輕微等一切情狀，於112年10月12日以112年度撤緩偵字第232號再次給予緩起訴處分，緩起訴期間為1年，抗告人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4個月內，向公庫支付15萬元，並得由臺中地檢署依規定提撥一定比率補助相關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於112年10月27日緩起訴處分確定，並於113年10月26日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等情，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緩起訴處分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撤銷緩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㈡原裁定附表編號1、2之電腦主機、招財進寶銷退貨明細表（下稱上開扣案物）部分，經抗告人於警詢時供承商品標籤貼係伊使用原裁定附表編號1之電腦主機製作，原裁定附表編號2之招財進寶銷退貨明細表所示資料係以前揭電腦主機內檔案黏貼於商品外包裝等語（見111年度他字第4958號卷第2 1至22頁），復有招財進寶公司銷退貨明細表、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品照片（見111年度偵字第30516號卷第35至36頁、第55頁、第61至62頁）附卷可佐，足見扣案之原裁定附表編號1之電腦主機1台係供抗告人製作商品標籤、儲存廠商紀錄所用之物，而原裁定附表編號2之招財進寶銷退貨明細表則係紀錄本件犯罪供貨明細，上開扣案物顯係供本件犯罪所用之物甚明。惟按公司為法人，而公司負責人係自然人，二者為不同之權利主體，且各有獨立之財產，查招財進寶公司係依公司法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立登記之法人，且迄今仍未經解散或撤銷登記，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公司基本資料附卷可稽（見111年度偵字第30516號卷第21頁），本案扣押物品清單所有人/持有人欄雖記載為被告，然上開扣案物顯為招財進寶公司於營業、帳務方面之相關資料及公司內設備物品，所有權因而應屬具有獨立法人格之招財進寶公司所有，且本案卷內證據未有搜索扣押相關文件，難認被告是否就上開扣案物具有事實上處分權，此部分非不得通知檢察官補充事證，是上開扣案物是否為被告所有或被告具有事實上處分權等情，尚非無疑，而有查明之必要。原裁定未審酌及此，逕予裁定准許沒收，容有未洽。抗告意旨執此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關於如其附表編號1、2部分撤銷，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裁定。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林　源　森　　　　　　　　　　　　　　　法　官　陳　鈴　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羅　羽　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2024-12-30

TCHM-113-抗-695-202412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