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蘇文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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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446號上訴人即被告陳譽升指定辯護人義務辯護人劉慶忠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564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34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二審即以第一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第二審審判範圍。　㈡本件上訴人即被告陳譽升（下稱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陳明：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上訴。對於原審判決所認定的事實、證據、理由、引用的法條、罪名及沒收均承認，沒有不服，也不要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130頁），業已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提起上訴，依據前開說明，本案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等其他部分。是本案關於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等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本案係被告涉嫌於民國112年5月24日販賣毒品予另案證人農氏越莊未遂，經警於同年8月22日持搜索票至被告位於雲林縣○○市居所搜索，扣得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毒品，亦即被告所牽涉販賣毒品之犯行，距離搜索時已近3月，此外尚無其他事證可以證明被告持有本案扣案之毒品存有供販賣之意圖。況就被告是否具意圖販賣之主觀意思一節，存乎於內心，事實上尚難單憑查扣毒品之重量、或依搜索當下之客觀情狀即得推知，此觀本案並未一併移送被告涉有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罪嫌即明。然被告於查獲後翌日（112年8月23 日）移送檢察官複訊時主動供承：「想要賣，但沒賣出去」、「毒品咖啡包、安非他命都是要賣」等語，並就本案毒品之購入時間、地點、對象，均詳為供述，堪認被告於檢、警機關未有對其涉犯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三級毒品罪嫌產生具體懷疑前，即主動自白其具意圖販賣之主觀意思，是本件被告持有毒品之犯罪雖已經發覺，但其主動就未發覺且不法內涵較重之意圖販賣而持有行為自首，仍應有刑法第62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　㈡本件被告所持有之第二級毒品及混合第三級毒品，並非鉅量，雖被告坦承「想要賣，但沒賣出去」，但持有之主要目的還是供個人施用，且從112年8月10日因購入而取得上開毒品後迄至查獲時止，並無積極兜售之行為，毒品也無外流，尚無造成毒品之散布，也未生實際危害。就其犯罪情節觀之，非重大惡極，相較於持有、販售大量毒品、嚴重危害國人身體健康之大盤交易者而言，被告之犯罪情節較為輕微，自應予以較低之非難評價。又被告自查獲後，主動自首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之犯罪，對己所為始終坦承，毫無諱飾，並配合供出毒品上手之情資供檢警追查，堪認其誠實面對司法，態度甚佳。被告於本案前並無販賣毒品之前科紀錄，案發時僅 26歲，因年輕識淺，社會閱歷不足，一時思慮未周而犯錯，然犯後誠心悔改，坦承所犯，足見已有悔意。原判決對被告量處有期徒刑3年2月，實屬過重，其量刑裁量權之行使難謂與罪刑相當、比例及公平原則無違，應有未洽。　㈢據前所述，再衡酌被告家庭健全，父母對其甚為關心，被告因年輕少慮而犯錯，但家人均支持其勇於認錯之決心，未來亦會妥為教育約束被告言行。綜合審酌前開一切量刑因素，應認被告之犯罪情狀堪可憫恕，縱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請法院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對其酌減其刑等語。三、經查：　㈠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至於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103 年度台上字第3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認本案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第2項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同條例第9條第3項、第5條第3項之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應論以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處斷，並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之規定減輕其刑，復於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說明其量刑基礎，且敘明係審酌被告本件所犯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持有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犯行，嚴重戕害國民身心健康及社會治安，實有不該，值得非難。惟念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均坦承犯行，尚具悔意，復審酌被告意圖販賣而持有之毒品種類、數量，以及本案係為賺取毒品量差供自己施用等情狀，兼衡被告自陳其職業、教育程度、家庭狀況（詳參原審卷第107 、10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原判決主文所示之刑，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並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明顯失出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情形，核屬法院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難認有何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　㈡復按刑法第62條所規定自首，以對於未發覺之罪向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人員投案，並接受裁判為要件，其立法意旨，在於為獎勵犯罪悔過投誠者而設。所謂未發覺，乃指犯罪事實未為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所發覺，或犯罪事實雖已發覺，而犯人為誰，尚不知者而言。但此所稱之發覺犯罪事實，祇須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已知該犯罪事實之梗概為已足，無須確知該犯罪事實之真實內容為必要；而所知之人犯，亦僅須知其有犯罪嫌疑即為犯罪業已發覺，不以確知其人為該犯罪之真兇無訛為必要，此項對犯人之嫌疑，仍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者，始足當之。如案已發覺，則被告縱有陳述自己犯罪之事實，亦祇可謂為自白，不能認為自首（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41 號判例，及同院84年度台上字第4722號、84年度台上字第1919號、72年度台上字第 6293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因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案件，經警於112年8月22日下午3時48分許持原審法院所核發之搜索票，至被告位於雲林縣○○市居所執行搜索而扣得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毒品等物，被告於警詢時係供稱：上開時地之扣案物都是我所有的，毒品是自己施用的；我記得之前沒有跟農氏越莊交易成功過，附件二、三（參偵卷第 23頁、第25頁）所示之對話紀錄，是阿莊想向我購買毒品，我還在跟他商談毒品種類及數量，沒有完成毒品交易，當時還沒跟我談完，我就聽說他被抓了，所以沒有交易成功等語（見偵卷第12頁、第18頁），嗣於偵訊時供稱：（警詢筆錄是否實在？）實在；（扣到這麼多毒品是要販賣？）想要賣。但沒賣出去：（毒品咖啡包；安非他命都是要賣？）是等語（見偵卷第110頁），可知被告係於檢察官詢以是否意圖販賣毒品，被告始坦承其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等犯行，有被告之調查筆錄、訊問筆錄及原審法院搜索票、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等件在卷可考（見偵卷第11至13頁、第31至39頁、第109至111頁），堪認檢察官於被告坦承上開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等犯行前，業已藉由被告警詢之供述及被告經警持原審法院所核發之搜索票執行搜索而查獲被告持有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5 所示之毒品，因而對於被告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第三級毒品乙節，產生合理懷疑，被告嗣固坦承其係意圖販賣而持有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毒品，惟此係屬自白，要與刑法自首之構成要件有間，揆諸上開說明，自無從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被告上訴意旨主張本案其有自首規定之適用，尚無足取。　㈢再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　　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此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 1064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判例、88年度台上字第6683號判決均同此意旨可參）。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至行為人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之手段、犯罪後所生之損害、犯罪後之態度、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等，僅屬得於法定刑內審酌量刑之事項，非酌量減輕之理由。查被告為本件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等犯行時，已屬智識健全之成年人，自應知悉毒品對人體之危害，其卻無視國家禁令，而為本件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等犯行，所為實屬不該，再參以被告本件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犯行經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刑已大幅減輕，客觀上已無情輕法重之情，而被告本件所犯之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又別無何因不得已而為之之情由，況被告無視於政府反毒政策，明知第二級毒品、第三級毒品足以殘害人之身體健康，竟意圖販賣而持有，欲伺機販賣與不特定人以牟利，危害社會治安及國民健康，且被告意圖販賣而持有之毒品種類並非單一、數量甚多（甲基安非他命7包、毒品咖啡包129包），犯罪情節非輕，嚴重影響社會秩序之程度顯屬重大，復衡以本案被告之犯罪情節，實難據認被告於犯案時有何特殊之原因或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處，自不符得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至於被告犯罪動機、所生損害、犯後態度之因素等情狀，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之理由，而原審亦同此認定，認本件無適用刑法第59 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並詳予說明其理由（見原判決第4 頁），核無未合。　㈣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被告上訴意旨所指被告之犯罪情節、犯後態度等節，業經原審量刑時列為量刑因子詳予審酌，且原審所量處刑度復與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無悖，自無被告上訴意旨所指原審量刑過重之情，是其要求從輕量刑，亦非得以逕取。　㈤辯護意旨雖辯稱：本件被告於警詢時有供出其毒品來源「阿福」，應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規定之適用等語。然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 項規定：「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減輕或免除其刑」，其中「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係指被告供出毒品來源之有關資料，諸如其他正犯或共犯之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破獲者而言。是以倘供述不足為據，遭指涉者業經不起訴處分或判決無罪確定，或該人非屬供述者所持用毒品之來源，即難謂該當。經查，被告固於警詢中陳稱其毒品來源為暱稱「阿福」越南籍男子（見偵卷第17頁），惟本院依辯護人之聲請向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函詢本案被告是否供出毒品來源「阿福」，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一情，經該分局函覆以：本分局無因被告所提供之資訊進而查獲毒品來源等語，有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113年10月1日雲警虎偵字第1130018924號函在卷足佐（見本院卷第89頁），是揆諸上開說明，本件被告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 項規定之適用，辯護意旨此部分所辯情節，並非有憑可採。　㈥稽此，被告上訴意旨所指各節，均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葉喬鈞追加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販賣而持有第四級毒品或專供製造、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成年人對未成年人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依各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明知為懷胎婦女而對之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亦同。犯前五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2024-11-28

TNHM-113-上訴-1446-20241128-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407號上訴人即被告呂松紋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3年度訴字第158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71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姜青中、呂松紋與鄭宇宏原均為聯倉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倉公司）臺南地區之貨櫃車司機，鄭宇宏因故離職。而　　姜青中於民國112年3月14日7時25分，在臺南市○○區○○000○0 號聯倉公司○○站辦公室之人事部門桌上，看到已拆封的鄭宇宏薪資表，乃未經其同意即取出觀看，並將其薪資表拍照（姜青中所涉妨害秘密部分未據告訴，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業經原審判決無罪確定），復將該內含有鄭宇宏之姓名最後1字「宏」及薪資項目、金額等個人資料之照片（下稱薪資單照片）以通訊軟體LINE傳予呂松紋。詎呂松紋明知姓名、薪資金額，均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個人資料，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並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所定各款情形，始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竟未得鄭宇宏之同意，亦未在合法之使用目的範圍內，意圖損害鄭宇宏之隱私利益，即於同日7時27分，將薪資單照片傳送至內含5名司機之「帥哥帥車...不能進」LINE群組內，並留言「鬍子哥（鄭宇宏綽號）的薪資單，他到處跟人說一個月都領3萬多，真的沒唬爛耶」等語，以此方式非法利用鄭宇宏之個人資料，使該群組內之其他4名司機得以藉由觀覽薪資單照片之記載，得知鄭宇宏之薪資項目及金額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鄭宇宏。嗣經群組內同事告知鄭宇宏，方知上情。二、案經鄭宇宏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壹、證據能力之認定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 至同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規定。經查，本件以下所引用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呂松紋已於本院準備程序就證據能力均表示沒有意見，同意作為本案證據（本院卷第46至47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上開供述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不當取供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本院認均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顯示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逐一提示而為合法調查，自均得作為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合先敘明。貳、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認其於上開時間，收到同案被告姜青中（下稱姜青中）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之薪資單照片，隨即未得告訴人鄭宇宏之同意，將薪資單照片傳送至內含5名司機之「帥哥帥車...不能進」LINE群組內，並留言「鬍子哥的薪資單，他到處跟人說一個月都領3萬多，真的沒唬爛耶」等語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非公務機關違法蒐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犯行，辯稱：因為薪資單上面沒有姓名，所以我一開始也不知道是誰的，我會在群組上留言，是我跟姜青中猜測的，而薪資單照片內容沒有全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並不屬於個人資料，況我傳送的群組非公開群組，且我沒有販賣告訴人資料，告訴人亦沒有任何損失，我也沒有因此獲利　　云云。二、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均為聯倉公司臺南地區之貨櫃車司機，告訴人因故離職，而被告於112年3月14日7時25分接獲姜青中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之薪資單照片，隨即於同日7時27分許，未得告訴人之同意，將薪資單照片傳送至內含5名司機之「帥哥帥車...不能進」LINE群組內，並留言「鬍子哥的薪資單，他到處跟人說一個月都領3萬多，真的沒唬爛耶」等語　　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本院卷第45頁），並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述之情節一致（警卷第19至23頁；偵卷第 12頁反面），且經證人姜青中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在卷（警卷第5至9頁；偵卷第12頁反面），復有姜青中將薪資單照片傳給被告之通訊軟體LINE截圖、被告將薪資單照片傳至「帥哥帥車...不能進」LINE群組之通訊軟體LINE截圖在卷可稽（警卷第35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又證人即前曾任職聯倉公司之秦明民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你認識兩位被告【即呂松紋、姜青中】嗎？）兩位都認識；（你之前有曾經在聯倉公司任職過？）有，任職兩年多；（時間大概是何時？）大概是在2021年初到2023年2月份；（這件事情你知道嗎？）知道；（你如何知道？）因為我在「帥哥帥車... 不能進」的line群組裡面；（這個群組有幾位？）被告呂松紋還有我，還有另外三位司機；（你當時看這個薪資表的照片，你知道他貼這個薪資表是什麼意思嗎？）就是他要嘲笑原告收入很低；（原告是指告訴人？）鄭宇宏；（為何你認為呂松紋他這樣的行為，是要嘲笑告訴人收入很低？）因為我們的工作是這樣，我們有南北跑跟有在園區裡面繞的，那南北跑行情來回一天抽成加底薪大概會有新臺幣（下同）3000多元收入，一個月我們拖車司機的平均月薪會落在5 萬元到7 萬元，這有牽扯到職業操守，因為在南部繞來繞去一趟比較沒有錢，沒有司機要跑，通常都是輪流，因為原告對於收入部分比較不在意，通常大家不要跑的趟他就會撿起來跑，其實在這個截圖傳上來之前，被告呂松紋時不時就常常在群組裡用嘲笑或嘻笑的言語說鄭宇宏今天又繞園區了，所以在有這個截圖之前，他經常把鄭宇宏先生他在園區裡面跑園區這件事，當成他跟別人聊天的談資，讓人覺得非常的不適；（但是呂松紋他提到說，這張薪資表上有寫鄭宇宏的名字嗎，不然你怎麼知道是在嘲笑他？）首先第一點他平常聊天時，鄭宇宏就是他嘲笑的對象，再來這串對話下面有講到「鬍子哥真的不是唬爛的，他一天到晚跟人說一個月領3 萬多」，這個薪資單截圖最後有拍到一個宏字，我們聯倉司機開45尺拖車的，然後名字又有宏又有留鬍子，大家都叫他鬍子哥的，就只有這一位鄭宇宏等語（原審卷第122至125頁），是可知聯倉公司之司機姓名中有「宏」字，且綽號為「鬍子哥」之人，只有告訴人一人，證人秦明民在群組中見到被告張貼薪資單照片中薪資單姓名欄顯示「宏」字，再搭配被告留言提及「鬍子哥」，即可特定該照片中之薪資單係屬於告訴人所有，復參諸被告自承其依據薪資單上「宏」字，與姜青中討論後推測該薪資單屬於告訴人所有，足認被告張貼之薪資單照片上有告訴人姓名最後一字「宏」，佐以被告在下方留言「鬍子哥的薪資單」等語，足以使見到薪資單照片之人特定該薪資單係屬於告訴人所有。　㈢按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觀諸薪資單照片之內容，包含告訴人之薪資金額，揆諸上開規定，係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之個人資料。且聯倉公司薪資表有封緘，必須打開才能看到裡面的姓名、員工編號、服務單位、薪資項目等資訊，亦據證人秦明民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原審卷第126至128頁），並提出薪資單1紙附卷可考（原審卷末證件存置袋），而聯倉公司之薪資單既有封緘，則非公開任由不特定人知悉，應係本人始有權限開啟封緘查閱甚明。　㈣復按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司法院釋字第 603號解釋文參照），再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即取得他人之個人資料，須有正當理由，且如須利用，仍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除非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第19條或第20條第1項但書所定之例外，始得為取得目的外之利用，否則即屬違法蒐集或利用個人資料，而侵害他人之隱私權。查薪資單照片有關告訴人之薪資金額之內容，係被告收受姜青中傳送取得之資料，乃非經告訴人同意而取得之個人資料，且告訴人就上開資料，有關揭露之方式、範圍、對象，保有個人自主控制之資訊隱私權，並非被告得以恣意利用。而於本案被告蒐集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後，未經告訴人同意，即將上開資料公開在內含有被告在內5名聯倉公司司機之通訊軟群組內，任由群組內之人閱覽，並留言「鬍子哥的薪資單，他到處跟人說一個月都領3萬多，真的沒唬爛耶」等語，參酌證人秦明民上開證述，足認被告係在嘲諷告訴人之薪資較其他司機低，且被告並無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蒐集個人資料之正當性，亦非在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合法使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難認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1項各款、第20條第1項但書各款所定得為蒐集及特定目的外利用之例外情形，從而，被告上開行為已足使瀏覽薪資單照片之群組成員，得藉此得知告訴人之個人資料，致告訴人個人生活之私領域被迫曝光而存有遭人不當利用之風險，自屬違法侵害告訴人之隱私權，而足生損害於告訴人。　㈤再者，被告在未經告訴人同意之情形下，違法蒐集及利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已如前述，而觀諸薪資單照片及上開留言內容，揭露告訴人之薪資項目及數額，並稱告訴人「未唬爛」等語，被告既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對於違法公開告訴人上開個人資訊之行為，將會導致告訴人隱私受有損害之事實，應為知悉，則被告所為主觀上具有損害告訴人非財產上利益之意圖一節，亦堪認定。　㈥被告雖執憑前揭情詞置辯，惟核與上開各項事證有間，已難遽採。況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裁定意旨參照），而據前所述，被告所為足以使告訴人之隱私受損，且本案被告是否因而獲得利益，亦無礙被告所涉上開犯行之認定。職是，被告前揭所辯各情，均非可採，亦無從逕執為被告有利認定之憑佐。三、綜上所述，被告所持之辯解，委無足取。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參、論罪部分：　　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1項、第20條第1 項、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違法蒐集及利用個人資料罪。肆、駁回上訴之理由：一、原審經詳細調查及審理後，基於以上相同之認定，並審酌被告為嘲諷告訴人，在內有5人之通訊軟體群組上，張貼上開照片，並留言嘲諷告訴人，違法蒐集利用告訴人個人資料，所為實有不該；參以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曾向告訴人道歉或以實際舉止彌補其損害，不足為犯後態度之有利考量，兼衡被告過往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暨被告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任職聯倉公司開拖車之工作，月收　　入約4至5萬元，須扶養父親之家庭生活狀況（原審卷第172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經核原審上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稱允恰。二、被告猶執前詞提起上訴否認犯罪，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惟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395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參酌卷內各項供述、非供述證據相互勾稽，而為綜合判斷、取捨，據此認定犯罪事實，並於理由欄內詳為說明判斷依據與心證，且經本院就被告辯解無法採信之理由論述如前，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否認犯罪，要係對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任意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可採，其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鋕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法律明文規定。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四、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五、經當事人同意。六、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七、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八、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蒐集或處理者知悉或經當事人通知依前項第7款但書規定禁止對該資料之處理或利用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經當事人同意。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21

TNHM-113-上訴-1407-20241121-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388號上訴人即被告唐靖翔選任辯護人錢冠頤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846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85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前開撤銷部分，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捌月。　　事實及理由壹、本院審理範圍：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二審即以第一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第二審審判範圍。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唐靖翔（下稱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陳明：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上訴。對於原審判決所認定的事實、證據、理由、引用的法條、罪名及沒收均承認，沒有不服，也不要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102頁），業已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提起上訴，依據前開說明，本案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等其他部分。是本案關於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等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貳、法律適用：一、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㈠本案被告行為後，關於被告犯洗錢罪於偵查、審判中自白之減刑規定，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之規定，除需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並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之條件，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　㈡按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業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施行，並自113年8月2日起生效，此行為後之法律因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查本案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見偵卷第77頁；原審卷第107頁；本院卷第55頁），而原判決就犯罪所得部分，係認定扣案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2所示之郵局提款卡共2張，為本案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扣案現金新臺幣（下同）1,000元，係被告擔任取款車手提領告訴人邱麗惠帳戶內之原有存款1,000元後未及上繳即為警查獲之贓款，然被告業已將1,000元賠償告訴人邱麗惠，故另不為沒收之宣告（見原判決第5頁），即不生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始得減刑之情事，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二、再按想像競合犯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行為人犯罪行為侵害數法益皆成立犯罪，僅因法律規定從一重處斷科刑，而成為科刑一罪而已，自應對行為人所犯各罪均予適度評價，始能對法益之侵害為正當之維護。因此法院於決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作為裁量之準據，惟具體形成宣告刑時，亦應將輕罪之刑罰合併評價。基此，除非輕罪中最輕本刑有較重於重罪之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須以輕罪之最輕本刑形成處斷刑之情形以外，則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若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或第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36號判決可資參照）。查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洗錢罪、參與犯罪組織罪（見偵卷第77頁；原審卷第107頁；本院卷第55頁），而符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 項後段減輕其刑規定，惟所犯洗錢罪、參與犯罪組織罪屬想像競合犯之輕罪，依據前開說明，應為量刑考量因子即可，附此說明。參、撤銷改判之理由：一、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原審判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經修正公布，原審量刑時，未及依該條例第47條規定，對被告減輕其刑，尚有未合，而原審雖未及審酌上開增訂法律，然此既屬涉及被告量刑之事項，本院仍應予以審酌。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坦認犯行不諱，誓不再犯，並積極面對司法制裁，毫無遮掩，亦未因本案取得任何報酬，且已就其所知據實以告，供出綽號「阿松」、「海賊」等人俾利檢警偵查，也願意配合檢警後續偵辦。又被告於本案參與之角色並非犯罪組織核心，僅係因涉世未深年少無知遭詐騙集團利用才參與本案犯行，且被告實際上僅提領1,000 元後即遭檢警當場查獲，被害人之損害應非至鉅，被告之涉案情節尚屬輕微，雖被告為本案犯行固屬不該，然衡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法定刑為1年以上有期徒刑及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之重罪，對比本案情節，應認有情輕法重之憾，縱處最低法定刑，猶嫌過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堪認本案應有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之適用。　㈡倘年少無知之被告入監過長，恐致被告接觸龍蛇雜處之環境過久，使標籤理論之作用發酵，此結果應為社會所不樂見，更何況被告經此偵查程序，已受極大之教訓，在母親親情力量之勸導匡正下，已知所警惕絕無再犯之虞，而倘因本件服刑過久，不僅無從陪伴照護母親，致被告之孝心無從踐行，更恐怕難以求職回歸社會，致衍生其他社會問題。而原判決就上情似未及全部斟酌，是原審量刑容屬過重，請法院從輕量刑等語。惟查：　⑴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至於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103年度台上字第3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於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說明其量刑基礎，且敘明係審酌被告前因酒後駕車公共危險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交簡字第3996號判處有期徒刑3月，於112年6月 30日執行完畢，另因幫助洗錢未遂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2 年度金訴字第912號判處有期徒刑1月，併科罰金1萬元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被告不循正途獲取財物，竟加入詐欺集團擔任車手，被告甫於113年3月中因提領款項為警查獲（現偵查中），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竟仍繼續從事本案擔任收取提款卡及提領款項之角色，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目的，並侵害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其所為可製造金流斷點並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造成之危害非輕；惟被告年齡尚輕，犯後坦承犯行，均自白參與組織及洗錢之犯行，本件遭詐騙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之財物，犯後已賠償告訴人邱麗惠 1,000元之損失，獲得告訴人2人之原諒，有匯款明細、原審法院公務電話紀錄可憑，及被告於原審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原判決主文所示之刑，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並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明顯失出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情形，核屬法院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難認有何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上訴意旨關於量刑之指摘，顯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已經原審論斷、說明之事項，依憑己意，再事爭執，自無足取。　⑵復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此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 1064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判例、88年度台上字第6683號判決均同此意旨可參）；又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之情狀有其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確可憫恕者，始有其適用，又適用該條文酌量減輕其刑時，雖不排除審酌同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但其程度應達於客觀上足以引起同情，確可憫恕者，方屬相當（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388號、第4171號判決均同此意旨參照）。至行為人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之手段、犯罪後所生之損害、犯罪後之態度、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等，僅屬得於法定刑內審酌量刑之事項，非酌量減輕之理由。而本案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其法定本刑為1 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要無情輕法重之憾，且衡以被告所為行為，使本件詐欺取財之利益得以實現，亦危害社會交易秩序及安全，所為非是，實難認另有特殊之原因或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處，而本案被告犯罪之情狀並無顯可憫恕之情形，揆諸前開說明，本案就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2罪），並無援引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是以上訴意旨此部分所指情節，尚非可採。　⑶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上訴意旨所指關於被告於本案參與程度、犯後態度、獲得被害人之原諒及被告之智識程度、家庭狀況等節，業經原審量刑時詳予審酌，均列為量刑因子，所量處刑度復與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無悖，是被告執以前詞主張原審量刑過重等語，要非得以逕取。三、據上，被告上訴意旨固無理由，惟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之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上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近年來詐欺案件頻傳，每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損失慘重，竟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共同為本件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嚴重危害交易安全與社會金融秩序，及侵害本案告訴人2人之財產權，犯罪情節非輕，所為非是，復酌以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損害、在本案詐騙案中擔任角色之涉案程度，兼衡被告於原審審理期間，業已賠償告訴人邱麗惠所受損失，並取得告訴人2人之原諒，有匯款明細、原審法院公務電話紀錄等件附卷足憑（見原審卷第89頁、第91頁），暨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115頁），及被告之素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 項所示之刑。五、末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被告於犯本案數罪前後，因另涉犯數詐欺案件，現經偵查中，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揆諸前揭說明，為免無益之定應執行刑，宜俟被告所犯之罪全部確定後，由檢察官聲請裁定定應執行刑，本院爰不予定應執行刑，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信勇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1-21

TNHM-113-金上訴-1388-20241121-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71號上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俊明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43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960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8937號、第110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二審即以第一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第二審審判範圍。　㈡本件上訴人即檢察官（下稱檢察官）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被告陳俊明則未提起上訴。又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已陳明：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230頁），業已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提起上訴，依據前開說明，本案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等其他部分。是本案關於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等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二、檢察官據告訴人張震宇請求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可預見提供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任由他人使用，將可能遭他人利用作為詐欺等財產犯罪之工具，仍為本案之犯行，造成告訴人財物損失且身心受損，而原審判決無法讓被告得到相應的罰則，原審量刑是否適當，非無研求之餘地等語。惟查：　㈠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至於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103年度台上字第3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於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說明其量刑基礎，且敘明係審酌被告前曾因公共危險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 0年度交簡字第91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民國110 年6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供參佐（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刑事裁定意旨列為量刑審酌事由），竟仍不知戒慎行事；且被告交付帳戶資料助益他人詐欺取財並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影響社會金融交易秩序及助長詐欺活動之發生，並因此增加各被害人事後向幕後詐騙集團成員追償及刑事犯罪偵查之困難，殊為不該，亦顯見其欠缺法紀觀念，未能自前案記取教訓；被告犯後復僅坦承客觀事實，否認主觀犯意，難認其已知悔悟；惟念本案尚無證據足認被告曾參與詐術之施行或提領、分受詐得之款項，僅係單純提供帳戶資料供他人使用；兼衡本案之被害人人數甚多、被害金額非低，暨被告為中低收入戶（參原審卷第17頁），自陳學歷為國中畢業，現待業中，仰賴妹妹之資助生活（參原審卷第248頁）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項情狀，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並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且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明顯失出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情形，核屬法院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難認有何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　㈡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關於被告犯罪所生之損害等節，業經原審量刑時詳予審酌，均列為量刑因子，所量處刑度復與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無悖，是檢察官執以前詞主張原審量刑不當等語，尚非得以逕取。　㈢從而，檢察官提起上訴，仍執前開情詞為爭執，並對於原審量刑之自由裁量權限之適法行使，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指摘原判決不當，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郭文俐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宇丞提起上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1-21

TNHM-113-金上訴-1471-20241121-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323號上訴人即被告陳丞緯選任辯護人謝明澂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516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088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陳丞緯無罪。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丞緯依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應知悉任何人均可自行至金融機構開立帳戶，而無特別之窒礙，且可預見同意網路上真實年籍不詳之人將來源不明之款項匯入本人帳戶後，再代將款項轉匯至其他帳戶並代為購買虛擬貨幣，將可能為他人遂行詐欺犯行及掩飾、隱匿詐欺不法所得之去向，詎被告仍因貪圖獲取高額報酬之利益，基於縱與詐欺集團成員「沛媜」、「快雪時晴」共同實行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10月12日，將其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中信帳戶）及現代財富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現代財富公司）MAX平台會員帳號（對應虛擬帳號為遠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遠東虛擬帳戶）等資料（下稱本案帳戶資料）均提供予「沛媜」、「快雪時晴」所屬之詐欺集團收受款項。嗣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0月12日上午8時許，佯稱係告訴人周正雄之兒子周建民，撥打電話聯繫告訴人，且佯稱：急須借錢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年10月13日下午2時43分許，臨櫃匯款新臺幣（下同）25萬5000元至本案中信帳戶，再由被告依「沛媜」等人指示，將內含告訴人匯入之上開款項之33 萬3000元，於111年10月13日下午3時24分許轉帳至本案遠東虛擬帳戶，並獲得每日底薪2000元，之後因「沛媜」等人再指示被告於111年10月13日下午3時許，申辦註冊現代財富公司MaiCoin平台，遭現代財富公司婉拒，並連同被告前開MAX 平台會員帳號婉拒使用，使款項無法依「沛媜」等人指示購買虛擬貨幣並存入「沛媜」等人傳送之電子錢包，致未生掩飾、隱匿此部分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之結果而未遂。嗣經告訴人察覺有異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一般洗錢未遂等罪嫌等語。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155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況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亦明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亦同此意旨）。參、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揭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未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於警詢時之指述、告訴人提供之匯款申請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112年3月15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 9083352號函及附件約定轉入帳號申請書；現代財富公司函附被告註冊資料及交易紀錄、被告提供其與「沛媜」、「快雪時晴」之LINE對話紀錄等件為其論據。肆、訊據被告固坦認其有於111年10月12日，將其申辦之本案帳戶資料提供予「沛媜」等人，復依「沛媜」等人指示，將內含告訴人匯入之上開款項之333,000元，於111年10月13日下午3時24分許轉帳至本案遠東虛擬帳戶等情，惟堅決否認有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未遂犯行，辯稱：我當時是被詐欺集團誆稱應徵公司之採購人員，應徵訊息我是在臉書社團上面看到的，對方跟我說是購買虛擬產品，而員工入職要寫基本資料及簽合約並提供帳戶，提供帳戶是要做為匯薪水使用，我依「沛媜」等人指示轉帳的款項是什麼款項我當下不知道，只有說這是公司給採購人員採購的款項，是公司人員指示我去做這個工作我就去做了等語。而被告之選任辯護人復執以被告遭詐欺集團成員「沛媜」、「快雪時晴」、「沈信鵬」詐騙，誤信其所應徴之採購人員為一正當工作，致未能預見詐欺集團可能利用其作為提供帳戶及提領詐騙所得之工具，衡諸被告不具金融、法律等相關背景、上開工作僅有日薪2,000 元之報酬，且綜觀被告與「沛媜」、「快雪時晴」、「沈信鵬」之LINE對話紀錄均無提及詐欺集團之分工情形，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尚難推認被告為本案行為具加重詐欺及一般洗錢故意，而有公訴意旨所載之犯行等詞為被告辯護。伍、關於證據能力之說明：　　刑事訴訟法第308 條規定：「判決書應分別記載其裁判之主文與理由；有罪之判決並應記載犯罪事實，且得與理由合併記載。」，同法第310 條第1 款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分別情形記載左列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及同法第154 條第2 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揆諸上開規定，刑事判決書應記載主文與理由，於有罪判決書方須記載犯罪事實，並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所謂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該法第154 條第2 項規定之「應依證據認定之」之「證據」。職故，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另外涉及僅須自由證明事項，即不限定有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及彈劾證人信用性可不具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則被告並無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存在，既無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所規定「應依證據認定之」事實存在。因此，判決書僅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理由內記載事項，為法院形成主文所由生之心證，其論斷僅要求與卷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或其論斷與論理法則無違，通常均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之不具信用性，無法證明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存在，所使用之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是以本件被告既經本院認定應受無罪之諭知，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合先敘明。陸、經查：一、前揭被告於111年10月12日將其申辦之本案帳戶等資料提供予「沛媜」等人，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0月12日上午8時許，撥打電話聯繫告訴人，假冒係告訴人兒子周建民並佯稱：急須借錢等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年10月1 3日下午2時43分許，臨櫃匯款255,000元至本案中信帳戶，再由被告依「沛媜」等人指示，將內含告訴人匯入之上開款項之333,000元，於111年10月13日下午3時24分許轉帳至本案遠東虛擬帳戶，之後因「沛媜」等人再指示被告於111年1 0月13日下午3時許，申辦註冊現代財富公司MaiCoin平台，遭現代財富公司婉拒，並連同被告前開MAX平台會員帳號婉拒使用，使款項無法依「沛媜」等人指示購買虛擬貨幣並存入「沛媜」等人傳送之電子錢包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51頁），並核與告訴人於警詢時所指述之情節相符（見警卷第1至2頁），復有告訴人提出之板信商業銀行111年10月13日匯款申請書（見警卷第4頁）、中信銀行112年3月15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83352號函附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存款交易明細（見偵卷第161至210頁）、現代財富公司112年3月1日現代財富法字第112030101號函附被告之註冊資料及交易紀錄（見偵卷第153至159頁）、被告提出之與「沛媜」之LINE對話紀錄（見偵卷第31至77頁）、與「快雪時晴」之LINE對話紀錄（見偵卷第79至123頁）、與「沈信鵬」之LINE對話紀錄（見偵卷第125頁）、公司L INE群組對話紀錄（見偵卷第127至135頁）等件附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足徵被告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予「沛媜」、「快雪時晴」等人後，遭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做為取得詐騙告訴人款項之犯罪工具，且被告依指示將本案中信帳戶內款項轉帳至本案遠東虛擬帳戶等事實無疑，惟尚不得據此推論被告主觀上明知或可得預見其提供本案帳戶資料，將供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作為詐騙告訴人後，取款使用，猶本於自由意願而交付，存有容任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依指示轉帳，而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之犯意。二、按所謂洗錢，除利用不知情之合法管道（如金融機關）為之外，尚須行為人主觀上有使犯罪所得財物或利益之來源合法化之犯意，客觀上有改變該財物或利益之本質，以避免追訴處罰所為之掩飾或藏匿行為，始克相當。反之，如非基於自己自由意思而係被脅迫、遭詐欺等原因而交付，則交付帳戶之人並無犯罪或洗錢之意思，亦非認識收受其帳戶者將持以對他人從事詐欺取財等財產犯罪，或有藉由該帳戶使犯罪所得財物或利益之來源合法化之行為而仍為交付。是其交付帳戶之相關資料時，既非能預測其帳戶將被他人作為詐欺取財或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工具，則其交付帳戶相關資料之行為，即不能成立詐欺取財或洗錢等犯罪。而於判斷帳戶交付者是否具有預見而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或洗錢犯意，或應得斟酌帳戶資料交付前之對話、磋商、查證過程、事後之行為反應，並綜合帳戶交付人之理解判斷能力、教育智識程度、生活工作經歷及其他各項情事，予以研判，斷不能僅因帳戶交付人有提供帳戶之客觀行為，即認其有詐欺取財或洗錢之主觀犯意。再者，關於交付金融帳戶之人是否成立詐欺取財罪或洗錢罪，既因有受詐騙而交付帳戶資料之可能，基於無罪推定、罪疑唯輕之證據法則，就其是否確係基於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而為詐欺取財行為或洗錢行為，自應從嚴審慎認定，倘交付帳戶資料者有可能是遭詐騙所致，或其取得或迂迴取得者之使用已逸脫提供者原提供用意之範圍，而為提供者所不知者，於此情形，對其犯罪故意或洗錢故意之認定，無法確信係出於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為之，而仍有合理懷疑存在時，即應為有利於行為人之認定。而查：（一）被告迭於偵查及原審、本院審理時供稱：當時我因在臉書社團應徵公司採購數位產品人員，工作內容為幫忙公司代購產品，才提供本案帳戶資料等語，核其前後供述情節尚無未合（見偵卷第20頁；原審卷第32頁；本院卷第51頁）　　　，並有被告上開提出其與「沛媜」、「快雪時晴」、「沈信鵬」等人之LINE對話紀錄（見偵卷第31至135頁）在卷以資佐證。而參諸上開被告提出與「沛媜」之LINE對話紀錄（見偵卷第31至77頁），被告於111年10月11日晚上11 時54分起傳訊詢問：「請問是在做什麼的呢？」、「還有缺人嗎？」、「工作內容是在做什麼的呢？」、「我住臺南」、「（公司）在臺南麻豆哪呢？」、「（我）做兼職好了」，而「沛媜」則傳訊：「您好，我們是弘凱投資有限公司，公司主要業務是針對數位資產做投資的投顧公司，目前有業務助理的職缺」、「請問您要應徵正職還是兼職人員呢？」、「那我先跟您介紹一下助理工作內容、薪水、上班時間」、「我們正職員工需要到公司上班，兼職員工是不用來公司上班，可以居家上班」、「剛好我們公司也在臺南麻豆這邊」、「（公司）自由路00之0號1樓」、「我們兼職助理主要工作內容為協助公司代購數位資產，例如美金、NFT、虛擬貨幣、美股都是在公司投資的範圍內，全程代購需由你本人操作，我們不會向您索取交易所及網銀帳號密碼，所有費用及資金將由公司支出，也會提供相關責任切結書及約聘合約來保障勞資雙方權益」、「薪資計算方式為每日2000元，並且每日結算發薪，如果當天沒有進行代購，公司也會給予薪資2000元，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每天早上九點至下午四點，排班時間視個人時間安排而定，時間上較為自由」、「您對我們工作有興趣的話，麻煩填寫我們公司的簡歷」、「陳先生，這是我們的約聘合約書，我們將以約聘工的方式提供為期三個月的約聘合約，時間到後再依個人表現續約三個月至壹年，約聘期間無需任何費用，如果都沒問題，我就安排時間讓經理跟您電話面試」、「陳先生，麻煩您加一下我們經理（即沈信鵬），加完幫我跟經理說我是陳丞緯，跟經理有約電話面試，兼職助理工作」、「陳先生，這是合約電子檔，在麻煩您去7-11用ibon列印，列印好麻煩簽名拍照給我就可以，我會用電腦直接列印出來」、「陳先生，合約列印好請提供以下資料給我幫您入職建檔1.雙證件正反面 2.手持證件自拍照3.存摺封面4.合約書回傳5.各類帳單或租房合同都可以（只要能夠證明確實住在該地址），雙證件、存摺封面請幫我用浮水印備註『僅供弘凱投資入職使用』」、「我有邀請您到公司群組」、「我還要幫您保勞健保」，被告於與經理電話面試後，隨即回傳上開資料予對方，並加入公司群組，嗣對方傳訊「陳先生，麻煩您加一下操盤經理的LINE（即快雪時晴），加完幫我跟經理說，劉經理你好，我是明天要上班的新人，叫陳丞緯」、「陳先生麻煩您明天早上九點要跟劉經理聯繫」。由上開被告與「沛媜」之LINE對話內容，均與應徵工作、工作內容有關，且「沛媜」具體告知公司之名稱、地址，復安排公司經理與被告面試，又傳送僱用合約書供被告審閱簽名，再主動提及公司有投保勞健保之福利，邀請被告加入公司群組等，並非以不詳名稱之公司或僅以口頭方式與被告為工作內容之約定，故就上開LINE對話紀錄形式上觀之，尚與一般正常公司之運作與作業方式核無未合。且被告經LI NE暱稱「沈信鵬」經理面試通過後，在「沛媜」之邀請下，於111年10月12日下午4時56分許加入公司之LINE群組，並於群組中傳訊「哈囉大家好，我是新來的」，群組內有數位員工表示歡迎之意，並有6位員工傳訊自身之員工編號，表示111年10月13日欲上班，「沛媜」復傳訊「六人報班，請該等員工於明日（即111年10月13日）上午9時記得與經理聯繫」乙情，有LINE對話紀錄在卷足憑（見偵卷第127至131頁），則被告因此降低戒心，認該公司係一合法經營之公司及該公司有對外徵兼職業務助理，要難認與常情有違。（二）復佐以被告與「快雪時晴」之LINE對話紀錄（見偵卷第79 頁），被告於111年10月12日晚間7時20分傳訊「劉經理你好，我是明天要上班的新人，叫陳丞緯」，並於翌（13）日上午9時1分以LINE撥打電話予「快雪時晴」，對方傳訊詢問「可以正常排班嗎？」，被告回傳「可以」，而被告於偵查中亦供稱：111年10月13日開始幫公司操作，裏面有一個主管，LINE暱稱「快雪時晴」，他說他是公司的主管，他說公司有匯款10萬給我，問我有沒有收到，我說我有收到，他就要我轉帳，就教我怎麼操作，把錢轉到MAX 交易所電子錢包，最後一次操作時間是111年10月13日，我總共幫公司操作6次，10月14日我發現我的帳戶變成警示帳戶，我就去報警等語（見偵卷第20頁），益徵被告係認其自身係弘凱投資有限公司之兼職業務助理，而於111 年10月13日依LINE暱稱「快雪時晴」之操盤經理之指示從事業務上之行為，是認被告所辯其係為應徵工作，始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沛媜」等人使用，以從事業務上行為，並依指示轉帳等節，應非子虛。（三）再者，被告係在應徵工作過程中，提供以自己名義申辦之本案帳戶資料予「沛媜」等人知悉，並依「沛媜」等人之指示轉帳，此於檢警追查本案告訴人因受騙匯出之資金流向時，當可輕易經由核對相關款項之轉匯紀錄，掌握淪為人頭帳戶之本案帳戶，進而查知被告涉嫌其中，衡情被告尚無由選擇一方面於日常生活中繼續保管、使用本案中信帳戶，另一方面又刻意提供或容任詐欺集團將該帳戶挪作轉匯詐欺贓款之不法用途，而使自己名下帳戶將來可能因警示而遭凍結，影響個人金融信用，甚至自陷遭懷疑涉嫌洗錢等犯罪之莫大風險中。是諸此均徵被告尚有可能係在應徵工作過程中，未及時察覺而遭詐欺集團誆騙利用，成為詐欺集團取得或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工具，自難論斷其主觀上有何共同詐欺取財或洗錢之直接或間接故意。（四）又依原審勘驗被告申請註冊MaiCoin平台時，與現代財富公司客服人員對話內容（見原審卷第143至146頁），雖見當客服人員向被告詢問註冊該平台之原因為何，被告先陳稱：投資比特幣或以太幣等語，然經客服人員進一步追問後，被告始改稱註冊該平台是因工作需求等節，而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並自承：上開與客服人員的對話是「沛媜」、「快雪時晴」的人叫我這麼說的，這樣審核才能通過；我實際上是要找工作，不是投資等語（見原審卷第147頁），惟據前述，可知被告係因聽信「沛媜」等人，始按照對方之指示，辦理申請註冊MaiCoin平台事宜，況被告於經客服人員進一步追問後亦有陳明註冊該平台是因工作需求一節，則尚不足憑此即論斷被告行為時主觀上有加重詐欺取財或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五）據此，被告自稱係因欲應徵工作而誤聽信對方指示提供其申辦之本案帳戶資料等情，應非子虛，被告既不能預測其帳戶將被他人作為詐欺取財、洗錢等犯罪之工具，則其提供本案帳戶資料及依「沛媜」等人指示轉帳等行為，自難率認其主觀上有加重詐欺取財或洗錢之未必故意。三、參以詐欺集團詐騙手法日新月異，縱然政府、金融機構與媒體已大肆宣導、報導，仍屢屢發生受騙之案件，其中被害者亦不乏有高學歷、收入優渥或具相當社會經驗之人，受騙原因亦甚有不合常情者。若一般人會因詐騙集團引誘而陷於錯誤，進而交付鉅額財物，則金融帳戶持有人因相同原因陷於錯誤，交付存摺、提款卡、密碼等資料，誠非難以想像，自不能以吾等客觀常人智識經驗為基準，遽而推論交付帳戶者必具有相同警覺程度、對構成犯罪之事實必有預見。又提供或販賣金融帳戶予詐欺集團將會遭受刑事追訴，業經政府多方宣導周知，多數犯罪者亦因此遭到司法判刑制裁，因此詐欺集團益發不易藉由傳統收購手法蒐集人頭金融帳戶，遂改弦易轍，以迂迴或詐騙手法取得金融機構帳戶，又不確定故意與疏忽亦僅一線之隔，自應嚴格認定，而應將其提供帳戶時之時空、背景等因素納為考量。倘提供帳戶者有受騙之可能性，又能提出具體證據足以支持其說法，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即應為其有利之認定。被告於本案發生時固係年滿35歲之成年人，並於原審自述其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曾在南科擔任倉庫管理人員，知道有虛擬貨幣的買賣，並有辦理過汽車貸款、申請外幣帳戶等語在卷（見原審卷第148至149、 198頁），惟被告自108年10月間起，即因精神病症，有幻聽等問題，並經診斷患有疑思覺失調症，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等情，有電子儀器（腦控科技）受害者陳情聯署書、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後營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臺南市政府永華聯合服務中心陳情案件登錄表、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中文診斷證明書、明如身心診所診斷證明書、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等件可稽（見原審卷第53至77頁、第207頁），稽此，可知被告雖非甫入社會之年輕人，然依前揭被告之身心狀況，可見被告的智識程度、思慮能力，難期與一般正常智識之成年人相同，尚不能排除其於案發時未能正確認知詐欺集團取得金融帳戶以及利用他人擔任取款者之各式詐術，復考量被告所述其係因應徵工作，而將己所申辦之本案帳戶資料提供予「沛媜」等人使用，並依「沛媜」等人之指示為轉帳等行為，已如前述，況綜觀被告所提出其與「沛媜」、「快雪時晴」、「沈信鵬」間之LINE對話紀錄，亦未見被告對於對方有所質疑之情，且被告查覺有異後即於111年10月17日前往報案，有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在卷可參（見偵卷第27頁），則尚無從執此遽推斷被告即無可能於此次欲應徵工作過程中，遭不明人士以應徵工作為餌，施以巧言話術詐騙帳戶資料，並認定被告對「沛媜」等人可能係犯罪集團，而其所提供之帳戶資料，可能遭對方用以實施犯罪一情，有認識或預見。至本案被告於透過「沛媜」等人應徵工作過程中，雖未能小心求證、深思利弊得失及審酌與一般公司應徵、面試員工之差異，即順應詐欺集團成員所假冒公司人員之要求，而提供本案帳戶資料，致遭詐欺集團利用，或有疏失不夠警覺之處，惟此思慮不周與其主觀上預見及容任他人遂行不法行為，實無必然關連性，而不得據此推論被告於提供本案帳戶資料時，對於該帳戶資料將遭持以作為詐欺取財、洗錢等不法用途一事，確已明知或可得而知，而具有洗錢、加重詐欺取財之故意，檢察官既未能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所辯情節不實，則尚難逕行推定被告係基於不確定之加重詐欺取財或洗錢等犯意，而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沛媜」等人使用，並依指示將本案中信帳戶內款項轉帳至本案遠東虛擬帳戶。職此，被告辯稱係遭騙取帳戶而主觀上欠缺詐欺及洗錢等犯意一情，應屬可採。四、公訴意旨所據告訴人於警詢時之指述、告訴人提供之匯款申請書，僅能證明告訴人遭詐欺集團詐騙後，於上開時間匯款至本案中信帳戶之事實，而無法證明被告有參與本案犯行或與本件詐欺集團成員有何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從而，要無足徒憑上開告訴人之指述及匯款申請書，以為不利被告認定之證據。五、公訴意旨固引中信銀行112年3月15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 83352號函及附件約定轉入帳號申請書，以證明告訴人遭詐欺集團訛詐，匯款至本案中信帳戶，及被告於111年10月12 日至中信銀行設定約定轉入本案遠東虛擬帳戶之事實，惟被告有可能因誤信「沛媜」等人所為之指示，係其工作事項，始按照對方之指示設定約定轉入本案遠東虛擬帳戶，是難以據此即論斷被告行為時主觀上有加重詐欺取財欺、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而逕為被告不利之認定。六、公訴意旨所憑現代財富公司函附被告註冊資料及交易紀錄（見偵卷第153至159頁）、被告提供其與「沛媜」、「快雪時晴」之LINE對話紀錄（見偵卷第31至77頁、第79至123頁），固可證被告接受「沛媜」、「快雪時晴」等人指示，　　於111年10月13日下午3時許，申辦註冊現代財富公司MaiCoi n平台，遭現代財富公司婉拒，並連同被告前開MAX平台會員帳號婉拒使用，被告仍於111年10月13日下午3時24分，欲透過上開MAX平台會員帳號將33萬3000元（含告訴人前揭匯款）轉入本案遠東虛擬帳戶，最終現代財富公司通知入金失敗而退款等節，然據前述，尚無足執此即推論被告有何公訴意旨所指基於縱與詐欺集團成員「沛媜」、「快雪時晴」等人共同實行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之犯意聯絡，並參與本案犯行之情。七、公訴人雖依據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以證明坦承在臉書社團找工作，依「沛媜」、「快雪時晴」指示，提供本案中信帳戶及辦理約定帳號轉帳，並進行購買虛擬貨幣等情，惟辯稱：對方說公司提供資金，讓我幫對方公司代購數位資產貨幣，所以我才相信云云。然被告自始並未供承有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未遂之行為，是當無從憑以被告之供述，作為認定被告有上開公訴意旨所指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未遂犯行之依憑。八、至公訴意旨雖執上開現代財富公司函附被告註冊資料及交易紀錄、被告提供其與「沛媜」、「快雪時晴」之LINE對話紀錄，以證明被告接受「沛媜」、「快雪時晴」等人指示，於 111年10月13日不明來源之款項進入本案中信帳戶後，先轉入10萬元至本案遠東虛擬帳戶，且使用被告於111年9月21日註冊之MAX平台會員帳號購買虛擬貨幣後，存入「沛媜」、「快雪時晴」指定之電子錢包，進行洗錢並因而獲取報酬等節，然被告前因涉『與姓名年籍不詳LINE暱稱「沛媜」、「快雪時晴」之人及渠等所屬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及所在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1 0月13日前某日起，加入該詐欺集團之運作，負責提供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號，下稱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金融資料給上揭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屬詐欺集團充作人頭帳戶以收取詐欺所得，並擔任轉匯詐欺所得款項之車手，於詐欺款項匯入上揭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後，再依指示轉存入指定帳戶等工作，而以此方式掩飾或隱匿特定犯罪所得之來源並移轉特定犯罪所得。嗣上開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1年10月11日致電藍隆雄，以佯裝友人借款之詐術詐欺藍隆雄，使藍隆雄陷於錯誤，而於111年1 0月13日10時14分許，將新臺幣（下同）10萬元匯入上揭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內，復由被告於同日11時10分許，將該筆款項轉匯至LINE暱稱「快雪時晴」指定之帳戶內，而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來源、去向及所在』之犯罪事實，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等罪嫌，嗣由原審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677號案件審理後，判決被告無罪，而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則經本院以112年金上訴字第1874 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592號起訴書、原審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677號判決及本院112年金上訴字第1874號判決在卷可考（見原審卷第39至4 1頁、第163至174頁）。稽此，自不得執憑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待證事實情節，即認被告有何公訴意旨所指之上開犯行。柒、綜上所述，公訴人前揭所指被告涉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未遂罪嫌，所舉之事證，尚有可疑之處。本院依憑卷附證據，尚無從得出毫無合理懷疑之有罪確信，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本於罪疑唯輕原則，自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原審不察，遽為被告有罪之判決，尚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不當，非無理由，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而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另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364 條、第 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宗聖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2024-11-21

TNHM-113-金上訴-1323-20241121-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893號上訴人即被告陳芯婕指定辯護人義務辯護人陳冠州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33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783號、第5572號、第874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二審即以第一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第二審審判範圍。　㈡本件上訴人即被告陳芯婕（下稱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陳明：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上訴。對於原審判決所認定的事實、證據、理由、引用的法條、罪名及沒收均承認，沒有不服，也不要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286頁），業已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提起上訴，依據前開說明，本案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等其他部分。是本案關於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等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就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3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於偵查中及原審時有自白，亦仍向本院自白犯罪，故被告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　㈡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案由為施用第二級毒品（即臺灣嘉義地院109年度嘉簡字第975 號、第1196 號判決），與本件為販賣毒品之罪名、罪質均不相同，販賣與施用之行為態樣亦不相同，被告並無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一再販賣毒品之情形，原審裁量加重最輕本刑，自非允當，應不予加重。　㈢又本件被告所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原審雖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惟減輕後法定最輕本刑仍為5年以上，不可謂不重，且參照被告與同案被告賴順志被認定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並同被量處有期徒刑5年4月之刑度，然查，被告並無販賣毒品之前科，本案販賣次數金額均不多，且被告僅係協助接電話與提供帳戶，實際上均由同案被告賴順志負責到場交易三次（被告僅有陪同到場其中一次），毒品來源亦係賴順志所提供，足見相較於共犯而言，被告僅係協助電話聯繫及提供帳戶或偶而陪同到場之次要角色，且被告雖可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刑，惟減輕其刑後，法定最低刑度仍為有期徒刑5年以上，仍屬重刑，實有情輕法重情形，應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㈣綜上，請法院不依累犯加重本刑，並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且斟酌被告並無販賣毒品前科，而於偵查及歷次審判均認罪，犯後態度良好，及本件販賣毒品次數、金額均不高，原審未斟酌被告並非販賣之核心主要角色者，且未詳細斟酌被告尚有9歲幼女須扶養之家庭狀況，及被告並非無正當技能，專以販賣毒品維生，亦非遊手好閒，以販賣毒品為業，被告具有相關專業證照且有從事居家服務員工作，日後不會再接觸販賣毒品事宜等情，量刑過重，請法院從輕量刑等語，並提出被告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明書、照顧人員證明及網路資料影本（上證1）；被告身心障礙支持服務核心課程及失智症照顧課程研習結業證書影本（上證2）；長照機構員工在職證明書（上證3）等件為佐（見本院卷第211至221頁）。三、經查：　㈠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至於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103 年度台上字第3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認被告本案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3罪，即如原判決附表編號 1至3所示），均累犯，依刑法第47條第1項、第65條第1項規定，裁量加重有期徒刑最低本刑，並就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3 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復於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說明其量刑基礎，且敘明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刑法第57條各款事項，分別量處如原判決主文所示之刑（即共3罪，各處有期徒刑5年2月），併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年4月，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並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明顯失出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情形，核屬法院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難認有何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　㈡上訴意旨固指稱：被告並無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一再販賣毒品之情形，原審裁量加重最輕本刑，自非允當等語。惟被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0 年度聲字第106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月確定，並於民國111年3月1 日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考，其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各罪，均為累犯，而參諸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依解釋文及理由之意旨，係指構成累犯者，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在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依此，該解釋係指個案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又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在內減輕規定之情形，法院應依此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 3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本件依被告累犯及犯罪情節，並無上開情事，且本院參酌上開解釋意旨，審酌被告於前案中，係因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經法院判處罪刑，本應產生警惕作用，期待其能因此自我控管、約束，惟被告卻故意再犯與先前毒品犯罪罪質相同，情節益嚴重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足見其有一定特別之惡性，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就本案被告所犯之各罪予以加重，尚不致使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而造成對其人身自由過苛之侵害，而仍有加重法定最低本刑之必要，爰均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除法定本刑為無期徒刑依法不得加重外，餘均應依刑法第47 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而原判決亦依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認被告所犯各罪，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理由，核無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既係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自難指原判決此部分有違反前述解釋意旨之違誤。　㈢再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此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 1064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判例、88年度台上字第6683號判決均同此意旨可參）。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至行為人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之手段、犯罪後所生之損害、犯罪後之態度、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等，僅屬得於法定刑內審酌量刑之事項，非酌量減輕之理由。且鑑於販賣毒品對社會風氣及治安危害重大，為政府嚴加查緝之犯行，復考量毒品氾濫情形日益嚴重，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危害亦日漸加劇，為此立法者乃於109年1月15日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時（109年7月15日施行），將該條例第4條第2項關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法定刑，從處有期徒刑7年以上提高為處10年以上，修正理由即在於遏止日益嚴重之販賣毒品犯罪，因此法院自應嚴謹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以免有悖於基於社會防衛目的之立法本旨。查被告為原判決附表編號1 至3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時，已屬智識健全之成年人，自應知悉毒品對人體之危害，其卻無視國家禁令，為謀取不法利益，而為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3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所為實屬不該，再參以被告就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3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經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之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刑已大幅減輕，客觀上已無情輕法重之情，復衡以本案被告就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3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罪情節，實難據認被告於犯案時有何特殊之原因或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處，自不符得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而原審亦同此認定，認本案被告不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並詳予說明其理由（見原判決第2頁），核無未合。　㈣被告上訴意旨雖執憑前揭情詞，指稱：被告與共犯即同案被告賴順志同被量處有期徒刑5年4月之刑度，然相較於共犯而言，被告僅係協助電話聯繫及提供帳戶或偶而陪同到場之次要角色等語。惟對相同之條件事實，始得為相同之處理，倘條件事實有別，則應本乎正義理念，分別予以適度之處理，禁止恣意為之，量刑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刑事罪責復具個別性，則共同被告賴順志縱與被告共犯本案，然其經原審量刑時所審酌之因子，既非與被告盡同，即無從逕予比附援引，亦無相互拘束之效，原判決就被告經審酌前揭各情，而量處上開刑度，難謂有何違法或不當。　㈤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上訴意旨所指關於被告之犯後態度、犯罪情節及家庭生活狀況等節，業經原審量刑時詳予審酌，均列為量刑因子，所量處刑度復與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無悖，是被告執憑前詞主張原審量刑不當，要求從輕量刑等語，難謂得以逕採。　　　㈥據此，被告上訴意旨所指各節，尚非足取。從而，被告提起上訴，仍執前開情詞為爭執，並對於原審量刑之自由裁量權限之適法行使，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指摘原判決不當，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侯德人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1-21

TNHM-113-上訴-893-20241121-2

附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損害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3年度附民字第600號原告謝宇芳被告陳俊明上列被告因本院113 年度金上訴字第1471號詐欺等案件，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查其內容繁雜，非經長久之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04 條第1 項前段，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官郭玫利法官曾子珍法官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蘇文儀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2024-11-21

TNHM-113-附民-600-20241121-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公然侮辱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92號上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曾琬倫（原名曾莛潁) 選任辯護人吳昌坪律師劉哲宏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公然侮辱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756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字第8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曾琬倫（原名曾莛潁)與告訴人施博元均為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處○○科之職員，為同事關係。詎被告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於民國112年5月18日某時，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臺南市○○區○○○街00號0樓辦公室內，以「神經病」、「智障」、「孝維(臺語：瘋子)」等語辱罵告訴人，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155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況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亦明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參照）。參、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揭公然侮辱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施博元（下稱告訴人）於偵查中之證述；證人楊崑霖於偵查中之證述；告訴人提供之辦公室位置圖1張；告訴人與被告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及案發當日錄音檔案譯文等件為其論據。肆、訊據被告固坦認其於上開時間、地點，對告訴人為前揭言詞　　等情，惟堅決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當時是我要去洗手間，告訴人攔住我，一直問我為什麼拍他照，但我沒有拍他照片，所以我被他激怒後，才說這些話，不是基於公然侮辱的犯意等語。而被告之選任辯護人復執以被告口出「神經病」、「智障」、「孝維(臺語：瘋子)」等語之緣由，係對於告訴人屢次不實指控，且無理取鬧之舉動，被告主觀上認為告訴人之行為甚為無理之評論，其主觀上並無以言語否定告訴人人格之故意，且被告縱有口出「神經病」、「智障」、「孝維(臺語：瘋子)」等語，僅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亦未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並不成立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等詞為被告辯護。伍、關於證據能力之說明：　　刑事訴訟法第308 條規定：「判決書應分別記載其裁判之主文與理由；有罪之判決並應記載犯罪事實，且得與理由合併記載。」，同法第310 條第1 款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分別情形記載左列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及同法第154 條第2 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揆諸上開規定，刑事判決書應記載主文與理由，於有罪判決書方須記載犯罪事實，並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所謂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該法第154 條第2 項規定之「應依證據認定之」之「證據」。職故，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另外涉及僅須自由證明事項，即不限定有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及彈劾證人信用性可不具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則被告並無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存在，既無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所規定「應依證據認定之」事實存在。因此，判決書僅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理由內記載事項，為法院形成主文所由生之心證，其論斷僅要求與卷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或其論斷與論理法則無違，通常均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之不具信用性，無法證明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存在，所使用之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是以本件被告既經本院認定應受無罪之諭知，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合先敘明。陸、經查：一、被告於112年5月18日早上某時，在臺南市○○區○○○街00號0樓辦公室內，就被告有無偷拍告訴人一事與告訴人發生口角，被告於過程中向告訴人稱「神經病」、「智障」、「孝維( 臺語：瘋子)」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55頁），並經告訴人、證人楊崑霖於偵查中證述在卷（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字第88號卷【下稱偵續卷】第19至21頁、第25至27頁），復有告訴人提供之辦公室位置圖1張、案發當日錄音檔案譯文等件在卷可稽（見偵續卷第29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他字第3296號卷【下稱他字卷】第3頁），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二、惟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係以刑罰事後追懲侮辱性言論之規定，惟侮辱性言論涉及個人價值立場表達之言論自由保障核心，亦可能同具高價值言論之性質，或具表現自我功能，並不因其冒犯性即當然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其規範文義、可及範圍與適用結果涵蓋過廣，應依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確認其合憲之立法目的，並由法院於具體個案適用該規定時，權衡侮辱性言論與名譽權而適度限縮。本此，該規定所處罰之侮辱性言論，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始足當之。所謂「名譽」，僅限於「真實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自然人）」，前者指第三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後者即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人性尊嚴，不包含取決於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且真實社會名譽縱受侮辱性言論侵害，倘非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予以消除或對抗，亦不具刑罰之必要性；所謂「依個案之表意脈絡」，指參照侮辱性言論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文化脈絡予以理解，考量表意人個人條件、被害人處境、2 人關係及事件情狀等因素為綜合評價，不得僅以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意涵即認該當侮辱；所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或僅因衝突過程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傷及對方名譽；所謂「對他人名譽之影響已逾一般人合理忍受範圍」，指以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足以造成他人精神上痛苦，足以對其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生不利影響，甚而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屬之。必以刑事司法追懲侮辱性言論，不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亦不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始可。限於前揭範圍，該規定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業據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宣示甚明（主文第一項、理由第38至47段、第53、54段、第56至58段參照）。三、公訴人雖引告訴人於偵查中之證述，以證明被告於上開時地，辱罵其「神經病」、「智障」、「孝維(臺語：瘋子)」等語之事實，然以：　㈠觀諸上開錄音檔案譯文，本案係源自案發當時告訴人持續質疑被告對其拍照而雙方發生爭執，且衡以案發過程，告訴人於現場持續稱「又來了，不知道拍那麼多要幹嘛」、「我有聽到相機聲音」、「但我聽到相機的聲音」、「但我真的聽到相機的聲音呀」、「但我聽到相機的聲音呀，我聽到快門的聲音呀」，被告因告訴人之上開陳述，回覆「你神經病喔，我手機放在桌上，我連開都沒開。你智障喔你」、「你孝維喔（台語），我剛剛去小賴姊那邊啦，神經病啊你」、「自己在那邊做賊心虛，神經病一個。我只是走回來，就這樣做下來，然後你自己就。」等語，有上開錄音檔案譯文在卷足憑（見他字卷第3頁），足見被告所言要非無稽，其所為前揭言詞，係用以表達內心不滿、不悅之情緒，尚非毫無緣由恣意對告訴人惡言相向，雖言詞含有負面、貶抑意涵，或有用語過激、不合社會禮儀之情，然觀該等言詞之前後脈絡，均可與被告所陳之上述事件相結合，並未全然逸脫與上述事件之關聯性，且其言語攻擊時間屬短暫、瞬時，核與單純無端謾罵或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有所不同，而係表達其自身不滿或無法苟同之情緒性言語。縱使負面評價讓告訴人感到難堪、不快，惟究被告所指摘者，實非憑空杜撰、子虛烏有之事，倘依一般閱聽者之角度為客觀判斷，均可知悉被告係不滿及抱怨告訴人一再指稱被告對其拍照行徑，而與單純惡意謾罵之行為有別。　㈡復參照被告表意時之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並考量表意人即被告之個人條件、告訴人之處境、被告與告訴人當時因告訴人持續質疑被告對其拍照而發生爭執之關係等因素，並就刑法第309條規定所涉及之名譽權及言論自由間之可能衝突予以權衡，而為綜合評價後，認被告之言詞內容中固含有「神經病」、「智障」、「孝維(臺語：瘋子)」等表示不屑、輕蔑、貶抑之粗鄙言詞或負面評價，且確會造成告訴人之不悅及冒犯痛苦，然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此種冒犯及影響程度，尚難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故對於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應尚未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限度，揆諸前揭憲法法庭之判決意旨，尚不得逕以刑法處罰之。稽此，要難徒憑告訴人於偵查中之證述，即逕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公然侮辱犯行。　　四、公訴意旨固憑證人楊崑霖於偵查中之證述，以證明其於案發時地，聽見被告辱罵告訴人「神經病」，而被告音量非小，可以傳到其座位（距離約5公尺），且當時被告及告訴人科室約有3、4人在場之事實；再以告訴人提供之辦公室位置圖 1張，證明告訴人、被告、證人楊崑霖座位之相對位置，及辦公室空間處於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狀態之事實。然被告上開所為，是否與公然侮辱罪要件該當，尚非無疑，已如前述，從而，要難徒憑證人楊崑霖之證述、辦公室位置圖及公訴意旨所指之待證事實，即遽為被告有公然侮辱犯行之不利認定。五、公訴人復執案發當日錄音檔案譯文，以證明上開時地，雙方因有無偷拍一事發生口角，被告進而向告訴人稱「神經病」、「智障」、「孝維(臺語：瘋子)」等語之事實，惟據前述，尚不足依據上開錄音檔案譯文，逕為被告不利之認定。六、公訴意旨另引告訴人與被告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以證明雙方於111年8月12日即有嫌隙之事實，然被告與告訴人間是否於111年8月12日即有嫌隙一節，核與本案待證事實並無直接關聯性，則無從資為不利被告認定之憑佐。七、公訴人雖據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以證明被告坦承其於上開時地，因告訴人質疑其持手機拍照，始對告訴人說「神經病」、「智障」、「孝維(臺語：瘋子)」等語之事實，然被告自始未供承有本案公然侮辱之行為，是當無足憑以被告之供述，作為認定被告有上開公訴意旨所指之公然侮辱犯行之依憑。八、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事證，尚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涉犯公然侮辱犯行之心證，復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揆諸前開法條規定及判例意旨，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柒、駁回上訴之理由：一、原審以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雖能證明被告有對告訴人出言，然客觀上尚與公然侮辱罪要件有間，主觀上亦難認係出於侮辱及貶低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犯意，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其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原審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已詳敘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對於檢察官所舉證據，何以不足資為被告犯罪之認定，亦在理由內詳加指駁及說明，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經核洵無違誤。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神經病」一詞之字面意義觀之，係指因神經系統發生病變，以致精神狀態或身體動作發生不協調的疾病。且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皆可知悉，如對於身體及心理正常之人，指稱其為「神經病」，則係指該人精神不正常，舉止不合常理。是以，在不特定人及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場所，對人稱「神經病」，如該人並未罹患前述神經系統發生病變，以致精神狀態或身體動作發生不協調疾病，「神經病」一詞，已足使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到難堪，依社會一般理性正常人聽聞後之觀感，即可認對人稱「神經病」係屬含有輕蔑對方人格特徵、予以非價污衊之語，足以貶損人格評價與社會地位，為輕蔑他人或使人難堪之語，而足生損害於人之名譽無疑。　㈡承上觀之，本件被告除以「神經病」辱罵告訴人外，尚對告訴人稱「智障」、「瘋子（臺語）」，對身心正常之告訴人而言，遭人指稱「神經病」，一般人聽聞後均感輕蔑人格之難堪，縱使本案被告與告訴人夙有糾紛，然亦不可就這樣恣意以輕蔑或粗鄙之言語辱罵告訴人，況被告不只是說了1次「神經病」，從雙方對話時間、過程之脈絡來個別觀察，被告不停的說告訴人係智障、瘋子（台語）及神經病，已非僅係抒發自己之情緒，其多次辱罵告訴人神經病，顯係故意貶損告訴人名譽，使旁人認告訴人確有疾病，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且該言論也非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辨，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之言論，而無優先保障言論自由之必要，被告所為應屬公然侮辱。原審以被告主觀上未具有公然侮辱之故意及客觀尚未影響告訴人人格評價為理由，而判決被告無罪，其認事用法，尚嫌速斷。爰依法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三、惟以：　㈠按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茲原判決已詳敘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認檢察官所提前揭各項證據不足採為證明被告有其所指之公然侮辱犯行，其得心證的理由已說明甚詳，且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㈡況據告訴人、證人楊崑霖於偵查中之證述，及告訴人提供之辦公室位置圖、案發當日錄音檔案譯文等件，尚無足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公然侮辱犯行，業經本院依據卷內相關事證認定詳如前述，而原審亦同此認定。上訴意旨復執前揭情節，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執，並作為推論被告有公然侮辱犯行之相關事證，要非足取，亦不得逕執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㈢上訴意旨固指以：本件被告除以「神經病」辱罵告訴人外，尚對告訴人稱「智障」、「瘋子（臺語）」，對身心正常之告訴人而言，遭人指稱「神經病」，一般人聽聞後均感輕蔑人格之難堪，況被告不只是說了1次「神經病」顯係故意貶損告訴人名譽等語。惟由於憲法保障言論自由，行為人之陳述如有多種涵義及解釋可能，如有可認為不成立侮辱的合理依據，就應為有利言論自由保障之判斷。至於是否已達此程度，應從陳述內容的字義出發，以一個一般人、無偏頗的角度，審酌全案所有情節（當地習慣、個人關係、社會地位、年齡等），而應探討陳述之客觀意涵，予以判斷，並與單純言語缺乏禮貌、不得體之言語相區別。又是否屬於足以貶損他人評價的侮辱行為，應參酌行為人的動機、目的、智識程度、慣用的語言、當時所受的刺激、所為的用語、語氣、內容及連接的前後文句綜合觀之，不得以隻言片語而斷章取義。據前所述，被告上揭言詞語意之脈絡，係被告因與告訴人間就被告有無偷拍告訴人一事發生口角，則依表意脈絡而言，是否得逕將上訴意旨所指該等言詞從被告所陳前後言詞脈絡中抽離，而謂被告係基於侮辱告訴人之主觀意思為之，要屬有疑，且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尚非有當。職是，前揭上訴意旨所指各節，難認可採，亦無從逕執為不利被告認定之憑佐。　㈣至告訴人所舉他案認定關於以「神經病」、「智障」、「瘋子」之言詞侮辱他人之例（即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20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簡字第2511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011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 13年度簡字第3296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簡字第307 7號等判決），係法官審酌個案情形之結果，因各案情節不同，法院之裁量判斷基準亦不盡相同，所為認定自屬有別，並無相互拘束之效力，自難比附攀引他案之例，而指摘原判決不當，則告訴人請求上訴意旨此部分所憑，自非可採，亦不得執以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四、從而，本件檢察官提起上訴，仍執前開情詞為爭執，並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價值判斷及法律適用，持以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指摘原判決不當，並未進一步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鄭愷昕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奕翔提起上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2024-11-21

TNHM-113-上易-492-20241121-1

聲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聲請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034號聲請人即被告之選任辯護人查名邦律師黃憶庭律師被告李宗憲上列聲請人因被告家暴殺人未遂等上訴案件（113年度上訴字第1 589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本件被告李宗憲因家暴殺人未遂等案件，前經本院訊問後，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犯罪嫌疑重大，原審雖認定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重傷罪，但檢察官上訴係認為被告犯殺人未遂罪，而被告所犯為最輕本刑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衡以重罪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一般正常人依其合理之判斷，可認為具有逃亡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有相當理由認為被告有逃亡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第3 款所定情形，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於民國113年10月7日執行羈押在案。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被告於收到警方通知時，係主動配合到案說明，且對於案發當天經過已詳實交待，無任何隱匿與逃亡事實，如欲逃亡，被告根本不可能自行到案，是以被告斷無逃亡之想法，此外，查無其他顯著事實及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被告有逃亡之虞。再查，本件無共犯，顯不存在勾串共犯之虞，而被害人處於與被告相反地位，更無可能與被告勾、串證。末查，本件案情單純，既經臺南地方檢察署偵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審判在案，經過二者程序，對於可得扣押或取得之證據，早已扣押或取得，法院既已掌握相關人證、物證，實無羈押原因與必要。　㈡被告之父親於被告羈押期間已過世，被告身為長子，迄今未能給父親上香，深感痛心，目前家中遺留年邁母親單眼失明，被告未能親自照顧、賺錢養家，自覺不孝，對於自身所犯下之過錯已深刻檢討反省，被告願主動交出護照，並保證停止羈押後不再與被害人接觸，請法院考量具保、限制住居或其他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第1項各款等手段以替代羈押，被告經此次追訴與羈押之執行已深受警惕，無再犯之虞，倘准予停止羈押，被告必恪守規定，不再與被害人接觸。爰依法聲請被告具保停止羈押等語。三、按羈押之必要與否，應按照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　　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認定，聲請停止羈押，除有同法第114 條　　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不得駁回者外，准許與否，該管法院有自　　由裁量之權（最高法院56年度台抗字第67號裁定要旨參照）　　。又所謂羈押必要性，係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　　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依據，　　法院在不違背通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時，依法自有　　審酌認定之職權。四、經查：　㈠被告因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等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固由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刑法第277條第2 項後段之傷害致重傷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惟檢察官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而依被告供述內容及卷內相關證據資料，被告本案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殺人未遂罪之犯罪情節，顯屬犯罪嫌疑重大，且被告所涉殺人未遂罪，為最輕法定本刑有期徒刑5 年以上之罪，而衡諸被告已受重刑之諭知，客觀上增加畏罪逃亡之動機，可預期其逃匿以規避審判程序之進行及刑罰之執行之可能性甚高，即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若非將被告予以羈押，顯難以確保後續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尚有繼續羈押之必要。況參酌被告所涉殺人未遂犯行，危害社會治安甚鉅，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對被告維持羈押處分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並無違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65 號解釋之意旨，復查無其他法定撤銷羈押之事由，或有刑事訴訟法第114 條各款所列情形。　㈡聲請意旨固陳稱：被告於收到警方通知時，係主動配合到案說明，無任何隱匿與逃亡事實，如欲逃亡，被告根本不可能自行到案，況本件無共犯，顯不存在勾串共犯之虞，且本件法院既已掌握相關人證、物證，實無羈押原因與必要等情。惟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而屬法院之法定職權，應由法院依職權判斷決定。本件被告涉犯殺人未遂罪　　，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第3 款所定之羈押原因及必要性，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聲請意旨所陳被告是否主動配合到案等情，均與被告是否有逃亡之虞，無必然之關聯性，尚不足以影響前述被告符合法定羈押事由並有羈押必要性之認定。至聲請意旨所據被告之父親於被告羈押期間已過世，而目前家中遺留年邁母親單眼失明等個人家庭因素，並非審查應否羈押所須斟酌、考量之因素，是以聲請意旨此部分所據，當無從逕執為被告有利認定之憑佐。職是，聲請意旨前揭所陳各節，尚非可採，亦無足逕執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㈢綜上所述，被告之選任辯護人聲請被告具保停止羈押，並無　　理由，自難准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 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本裁定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2024-11-19

TNHM-113-聲-1034-20241119-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訴字第850號上訴人即被告陳譽升選任辯護人張淑琪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前經限制出境、出海，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陳譽升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十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八月。　　理　由一、按「依本章以外規定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者，亦得命限制出境、出海，並準用第九十三條之二第二項及第九十三條之三至第九十三條之五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6 定有明文；「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八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十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五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逾十年」，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第2項後段亦有明文。二、被告陳譽升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前經原審認為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101條第1項第3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10款之羈押原因，惟認若被告能向原審法院提出相當數額之保證金供擔保，並對其為限制住居於其住所即○○縣○○鄉○○村○○路0巷00號，以及限制出境、出海8月之處分，應足對被告產生相當之拘束力，而可作為羈押之替代手段，以確保本案後續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進行，於民國113年4月2日裁定准予被告提出保證金新臺幣2 0萬元後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於○○縣○○鄉○○村○○路0巷00號，及被告或第三人為被告提出保證金而停止羈押之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被告嗣於113年4月10日停止羈押，而自該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三、茲前開期間將於113年12月9日屆滿，本院審核相關卷證，並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後（見本院卷第325頁、第330頁），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6 項、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嫌疑重大，而被告並經原審就其所涉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判決處有期徒刑3年6月，復由本院判決上訴駁回在案，衡諸被告已受重刑之諭知，客觀上增加畏罪逃亡之動機，可預期其逃匿以規避審判程序之進行及刑罰之執行之可能性甚高，況被告所涉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犯行亦對社會治安危害重大，參酌本案訴訟進行之程度，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居住及遷徙自由權受限制之程度，且考量被告所涉本案犯罪情節與所犯罪名之輕重，就其目的與手段依比例原則權衡後，認有繼續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裁定自11 3年12月10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6、第93條之3第2項後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本裁定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文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2024-11-18

TNHM-113-上訴-850-20241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