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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291號上訴人即被告胡志維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嚴孟君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019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470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原判決判處上訴人即被告胡志維所犯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茲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於本院表明僅針對原判決之量刑部分上訴，對於其他部分不上訴（本院卷第89、127～ 128、144頁），檢察官則未上訴。依上開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判範圍。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附表編號1、2、4之犯行，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不諱，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㈡就附表編號3之犯行，亦應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⒈被告於民國111年8月4日偵訊時檢察官訊問：「（提示111年7 月9日通訊監察譯文）劉志仁供稱這是向你購買毒品之通聯？是否如此？」，被告答：「是」（偵字卷一第192頁），可徵被告已直接對劉志仁有向其購買毒品之事實為肯定之供述，應屬已於偵查中自白犯行。　⒉嗣被告雖答稱：「（交易詳情？）好像沒有交易成功。」、「（劉志仁供稱他在當天晚上8點多，在新店中正國宅265巷，以新臺幣【下同】4,000元向你購買2克安非他命，是否屬實？）我後來好像出門了，所以沒有交易成功。」、「（他在樓下等你，你們有無見面？）我忘記有無交易成功」等語，然此係對於交易詳情，因案發已久，被告對於該次販毒行為屬既遂或未遂等情，記憶模糊所致，且該次交易並無監視器畫面可供被告確認回想交易詳情，被告僅係就該犯行是否既遂之情未以肯定之答覆，惟既未遂之認定僅為法律之評價，於檢察官詢問「劉志仁供稱這是向你購買毒品之通聯？是否如此？」，被告即答「是」，已就其販賣毒品事實為肯定之供述，其於偵查中之自白係對於事實之陳述，而非對於行為既未遂之法律評價，是附表編號3之犯行應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刑之空間。　㈢被告於警詢時即供出毒品來源「林宏志（林泓志）」、「麥可」、「阿權」等人，雖偵查機關未能因被告供述而查獲上開人等之販毒事證，仍可顯見被告積極配合檢警查辦，應得作為犯後態度良好之量刑斟酌事項。　㈣被告高中畢業，智識程度不高，於工地工作，經濟狀況免持，須扶養未成年子女。被告販賣對象僅有2人，為朋友關係，各次販賣數量僅1至2公克不等，金額2,000至4,000元，均甚輕微，其中附表編號1之犯行，對價更僅係200元，所為本案各次販賣毒品之時間尚屬集中，應僅屬施用毒品之同路人間互通有無之情形，犯罪情節與大量走私進口或長期販毒之「大盤」、「中盤」毒販有別，對社會治安及國民健康之危害輕微，犯罪情狀顯可憫恕，以本案情節而言，對其科以所犯罪名之最低度刑尚嫌過重，容有法重情輕之情形，原判決雖就附表編號1、3之犯行援引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二罪仍各量處有期徒刑2年6月、5年2月，相較被告違法情節輕微，顯然過苛，請遞減其刑至最低，以符罪刑相當原則。　㈤原判決雖認附表編號2、4之犯行無刑法第59條之減刑事由，然編號2相較編號3之犯行，販毒對象、金額、數量等情節均相同；而編號4相較編號3之犯行，販毒對象相同，其販賣金額、數量等犯罪情節均輕於編號3之犯行。則編號2、4之犯行究竟有何不得依刑法第59條規定寬減刑度之理由，未見原審說明，實有理由不備之違誤，且有違罪刑相當法理。請就附表編號2、4之犯行均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云云。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關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審酌：　⒈原判決已認定附表編號1、2、4所示犯行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上開犯行均依前揭自白減刑規定予以減輕其刑在案，先予敘明。　⒉次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係為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故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行自白，始有適用。此所謂「自白」，係指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由於自白著重在過去犯罪事實之再現，凡就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者，即屬自白，至被告就犯罪構成要件事實為自白後，對於此等構成要件事實應成立何罪等為不同之法律上評價，或主張另有阻卻違法、阻卻責任事由者，既非爭執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之存在，尚不能依此即認被告並無自白，而謂無上述減刑規定之適用。以販賣毒品而言，其與轉讓、合資、代購、幫助施用等行為，客觀上均有將毒品交付予他人之外觀，所不同者，厥為行為人「營利意圖之有無」，而為販賣毒品之主觀構成要件，被告若否認其所為販賣毒品犯行之營利意圖，或就營利意圖相關之重要構成要件事實有所爭執，即難認被告有就所為犯罪自白，自無從邀前開減刑寬典，此與被告坦承其營利意圖或自白相關重要構成要件事實（如坦認有獲得價差、量差或其他利益），但就應成立何罪有所爭執之情形，顯屬有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94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就如附表編號3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於111年8月4日警詢時答稱沒有毒品交易等語（偵字卷一第42頁）；復於同日偵訊時，被告就檢察官詢問「（提示111年7月9日通訊監察譯文）劉志仁供稱這是向你購買毒品之通聯？是否如此？」答稱「是」，惟就檢察官接續詢問該次毒品交易詳情時，逐次答覆「好像沒有交易成功」、「我後來好像出門了，所以沒有交易成功」、「我忘記有無交易成功」等語（偵字卷一第 192頁），是就被告答稱內容整體觀之，應無從認定被告有對於該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為肯定供述，況被告於警詢、偵訊中均有辯護律師協助（偵字卷一第39、49、189、196頁），足認被告係在辯護人陪同討論，協助解釋法律規定及商討辯護策略情形下，已清楚了解販賣毒品之構成要件及減刑之規定適用情形後，有意識否認涉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並非僅為爭執成立何罪、行為既遂或未遂之法律評價而已，揆諸上開說明，應認被告並未對於附表編號3所示犯行為自白供述，自難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被告上訴意旨稱前揭犯行亦有自白減刑規定適用云云，自無可採。　㈡次按刑法第59條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權之事項，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而顯可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55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判決認如附表編號2、4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部分，被告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條第2項第2款所列之第二級毒品，販賣第二級毒品對社會風氣及治安危害重大，且毒品戕害身心，經政府明令禁止並一再宣導，販賣毒品之行為，不但助長毒品之蔓延，亦為國民法感情所不容，本案被告有多次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且附表編號2、4部分所為販賣第二級毒品罪之法定刑，經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後，法定刑亦已大幅減輕，衡情並無情輕法重之顯可憫恕之處，而認此部分犯行無刑法第59條之減刑事由（見原判決理由第三、㈢、2.⑶ 段），業已敘明何以認定無刑法第59條適用之依據，且於法相合，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處。是被告上訴意旨泛稱附表編號2所示犯行之犯罪情節與編號3所示犯行相同，編號4所示犯行之犯罪情節相較編號3所示犯行為輕，附表編號2、4所示犯行請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云云，均無可採。　㈢上訴意旨雖以被告已供出毒品來源「林宏志（林泓志）」、「麥可」、「阿權」，請求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 項予以減刑云云（本院卷第35～37頁），惟被告之指定辯護人於本院114年1月22日審判程序當庭表示不再主張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本院卷第148頁），且經本院函詢後，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函覆稱未因被告供述而查獲毒品上游等語、憲兵指揮部士林憲兵隊（下稱士林憲兵隊）函附職務報告記載略以：經調閱「林泓志」申登門號，並無相關通聯紀錄，且無法確認其行蹤，難以進行追查等語，此有臺北地檢署113年11月27日北檢力盈111偵2470 8字第1139121745號函、士林憲兵隊113年11月21日憲隊士林字第1130098292號函及所附職務報告在卷可佐（本院卷第93 ～111頁），是本案並未因被告之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被告自無法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　㈣末按量刑之輕重本屬法院依職權裁量之事項，亦即法官在有罪判決時如何量處罪刑，甚或是否宣告緩刑，係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就個案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準此，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酌刑法第57條各款例示之犯罪情狀，於法定刑度內量處被告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或未能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或顯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以外，自不得任意指摘其量刑違法。經查：原審審酌被告明知毒品對於人體身心之殘害頗大，竟無視國家禁令，而為本件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戕害他人身體健康，並助長毒品氾濫，應予非難；惟念被告犯後於偵查中坦承部分犯行、原審審理中坦承全部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再審酌被告自述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工地工作、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要扶養子女，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2年6月、5年2月（3次），顯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而為刑之量定，已妥適行使裁量權，並無違反比例原則、罪刑均衡原則情事。再原判決考量各刑期總和上限及其中最長期，且所犯罪刑為相同犯罪類型，於合併處罰時之責任非難重複程度，暨被告各犯罪情節、危害情況、侵害法益、犯罪次數等總體情狀綜合評價判斷，而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8月，所定應執行刑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方法及範圍，無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難認有何不當。又原審業已考量被告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等一切情狀予以量刑，且附表編號1、3所示犯行，業經原審認定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就附表編號1部分依法遞減輕之，前揭犯行之刑度已大幅減輕，尚無量刑過重之情形。是被告上訴仍稱其積極配合檢警查辦得作為犯後態度之量刑斟酌事項、附表編號1、3所示犯行請遞減其刑至最低云云，自無足採。又宣告緩刑，依刑法第74條規定，除須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宣告之限制外，並須以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之宣告，或前雖受有期徒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認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始得為之。本案原審判處被告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8月，且被告另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原簡字第87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於113年10 月23日確定，是被告已不符合宣告緩刑之要件，其請求予以宣告緩刑，無法准許，附予敘明。　　㈤綜上，被告以上開理由，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游欣樺提起公訴，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鄭富城　　　　　　　　　　　　　　　　　　　法　官葉力旗　　　　　　　　　　　　　　　　　　　法　官張育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許家慧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附表（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交易對象時間地點毒品數量金額（新臺幣）原判決主文 1 陳志豪 111年5月2日7時48分許後某時臺北市○○區○○○道某處工地內 200元對價之甲基安非他命一包 200元胡志維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 2 劉志仁 111年6月15日22時42分許胡志維位於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0樓之居處樓下甲基安非他命2公克 4千元胡志維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伍年貳月。 3 111年7月9日20時7分後之某時甲基安非他命2公克 4千元胡志維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伍年貳月。 4 111年7月23日22時13分許甲基安非他命1公克 2千元胡志維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伍年貳月。

2025-02-12

TPHM-113-原上訴-291-20250212-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訴字第4824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李宗禧（原名：李漢源）賴勇佑（現於法務部○○○○○○○○○○○執行中）杜沛宭上一人選任辯護人周復興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87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前經辯論終結，茲因尚有應行調查之處，爰命再開辯論，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12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官鄭富城法官張育彰法官郭峻豪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翁子婷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2025-02-12

TPHM-113-上訴-4824-20250212-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963號上訴人即被告王浚驊選任辯護人鄭智陽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36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603、604號、112年度軍偵緝字第2、3號、112年度偵字第79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原判決判處上訴人即被告王浚驊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茲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於本院表明僅針對原判決之量刑部分上訴，對於其他部分不上訴（本院卷第149頁），檢察官則未上訴。依上開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判範圍。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因家中經濟狀況勉持，高職畢業即出社會求職以分擔家用，原擔任港口搬運工而無穩定薪資，遂起念於111年2月底尋獲本案工作，聽信雇主暱稱「渣哥」指示，收取「林宇辰」領取之款項後，另將款項轉交於指定地點，嗣察覺交取之物為現金有所起疑，旋向對方主動要求退出該工作，卻遭對方持以被告身分證件知悉住家位址等，要脅被告及家人等人身安全，萬般無奈下僅得順從渠等指示續為本案行為。被告縱於本件存有詐欺及洗錢之未必故意，然被告於偵審程序已自白全部犯罪事實，並竭盡所能彌補被害人廖琴華、林明毅、胡舜銘、鄭淑華所受損害，堪認悔意甚殷。況被告於本案犯行中係參與較末端之分工，除非詐欺集團核心成員外，亦非取得詐欺贓款主要之獲利者，與上層策畫者及實際實行詐術者相比惡性較輕，是本案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之最輕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1年，衡情容有情輕法重，堪以憫恕之處，請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予以從輕量刑。　㈡另酌以被告同一犯罪事實不同被害人之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 4784號判決，併予審酌被告和解調解狀況後，認有刑法第59 條之適用，然僅因檢警偵辦案件進度不同，繫屬於各法院時間相異延伸為數案件，未能及時併案審理，至各案件量刑審酌標準趨於浮動實有欠公允，原審未能審酌上情及被告提出之量刑資料，犯罪動機、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等情，客觀上難認已合於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有悖於比例原則、罪責相當原則，請審酌上情予以撤銷改判。　㈢被告雖尚未與被害人李英雄、𡍼朋畯達成和解，然係因其等未到庭，且經被告之選任辯護人聯繫其等均未果。況被害人均得循民事救濟管道填補其遭詐欺所受之損害，此不利益結果不應作為判斷不予緩刑之依據。又被害人廖琴華、林明毅、胡舜銘、鄭淑華已表示請法院給予被告重啟自新機會，從輕量刑並諭知緩刑。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素行可謂良好，且於偵審程序均坦承犯行。被告有穩定工作外並不斷充實專業能力，因一時失慮而觸法，諒經此偵、審程序，理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若因一時觸法即置諸刑獄，自非刑罰之目的，應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請依刑法第74條宣告緩刑以啟自新。　㈣被告於偵查中自白本案犯罪事實，請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 6條第2項減輕其刑。又被告在原審已與部分被害人達成和解，且本案犯罪所得僅新臺幣（下同）5,000元，被告已將超出犯罪所得部分給付給大部分被害人，且被告已於本院審理中繳回犯罪所得5,000元，另就被害人李英雄部分，被告願給付2萬元和解；就被害人𡍼朋畯部分，被告願給付9,985元和解，是被告應有113年7月31日增訂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減輕其刑之適用云云。三、刑之審酌事由：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固於112年5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6月2日生效施行，然此次修正僅增訂該條項第 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加重事由，而與本案被告所犯之罪名及刑罰無關，自無比較新舊法之問題，應逕適用現行法即修正後之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　㈡關於洗錢防制法之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 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最高法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得資為比較適用之範圍。又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該項規定係105年12月洗錢防制法修正時所增訂，其立法理由係以「洗錢犯罪之前置重大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若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重大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參酌澳門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三條第六項（應為第8款之誤載，原文為「按以上各款的規定所科處的刑罰，不得超過對產生有關利益的符合罪狀的不法事實所定刑罰的最高限度。」）增訂第三項規定，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重大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是該項規定之性質，乃個案宣告刑之範圍限制，而屬科刑規範，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行為之前置重大不法行為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者為例，其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仍受刑法第339條第 1項法定最重本刑之限制，即有期徒刑5年，而應以之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再者，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前段「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修正前後自白減刑之條件顯有不同，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審判決後，所適用之洗錢防制法已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條、第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8月2 日生效（另適用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均未據修正）。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 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規定。經查，被告本案所犯洗錢犯行之特定犯罪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又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 1億元，是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其科刑範圍為6月以上5年以下；而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前之規定，其科刑範圍係有期徒刑（2月以上）7年以下。　⒊有關自白減刑規定於112年6月14日、113年7月31日均有修正。被告行為時法（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中間時法（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後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裁判時法（即113年7月31日修正後第23條第3 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依行為時規定，行為人僅需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即得減輕其刑；惟依中間時規定及裁判時規定，行為人均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裁判時法復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符減刑規定。經查，本案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均就其犯行坦承不諱（偵緝字第604號卷第91頁、原審金訴字卷三第417頁、本院卷第149 頁），被告自承其因從事本案犯行而獲得5,000元之報酬（原審金訴字卷三第438頁、本院卷第149頁），且已於本院審理中自動繳回其犯罪所得5,000元，此有本院114年贓字第35 號收據、被告繳交犯罪所得資料單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61～ 164頁），揆諸上開規定，被告無論依修正前、後之規定，均得依前開自白減刑規定減輕其刑。　⒋按刑法第35條規定「（第1項）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第2項）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經整體比較結果，舊法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6年11 月以下，新法之處斷刑範圍為3月以上4年11月以下，應認現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是本案應適用現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論罪，特此敘明。　㈢關於詐欺防制條例部分：　　本案被告行為後，詐欺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第19條、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39條第2項至第5項、第4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於113年8月2日生效施行。說明如下：　⒈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防制條例113年7月31 日制定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而詐欺防制條例所增訂之加重條件（如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百萬元、1億元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係就刑法第 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詐欺防制條例第43、44條規定屬加重處罰規定，且被告為本案犯行時，詐欺防制條例尚未制定公布，而屬被告行為時所無之加重處罰規定，揆諸上開說明，本案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　⒉本案不適用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　⑴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15條第1項規定：「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內國法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其前段及中段分別規定罪刑法定原則與不利刑罰溯及適用禁止原則，後段則揭櫫行為後有較輕刑罰與減免其刑規定之溯及適用原則。而上述規定，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又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或有係刑法之加減原因暨規定者，本諸上述公政公約所揭示有利被告之溯及適用原則，於刑法本身無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是以，被告行為後，倘因刑罰法律（特別刑法）之制定，而增訂部分有利被告之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自應適用該減刑規定。又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所指詐欺犯罪，本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且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並因各該減輕條件間及上開各加重條件間均未具有適用上之「依附及相互關聯」之特性，自無須同其新舊法之整體比較適用，而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分別認定並比較而適用最有利行為人之法律，尚無法律割裂適用之疑義。又被告犯刑法加重詐欺罪後，因詐欺防制條例制定後，倘有符合該條例第47條減刑要件之情形者，法院並無裁量是否不予減輕之權限，且為刑事訴訟法第16 3條第2項但書所稱「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者，亦不待被告有所主張或請求，法院依法應負客觀上注意義務（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惟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前段規定之立法說明：為使犯本條例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行為人自白認罪，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應減輕其刑，以開啟其自新之路。是行為人須自白犯罪，如有犯罪所得者，並應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且所繳交之犯罪所得，須同時全額滿足被害人所受財產上之損害，始符合上開法條前段所定之減刑條件。參照同條例第43條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00萬元者，量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萬元以下罰金。達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億元以下罰金。其立法說明，就犯罪所得之計算係以①同一被害人單筆或接續詐欺金額，達500萬元、1億元以上，或②同一詐騙行為造成數被害人被詐騙，詐騙總金額合計500萬元、1億元以上為構成要件。益見就本條例而言，「犯罪所得」係指被害人受詐騙之金額，同條例第47條前段所規定，如有「犯罪所得」自應作此解釋。再以現今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詐欺犯罪行為之既遂，係詐欺機房之各線機手、水房之洗錢人員、收取人頭金融帳戶資料之取簿手、領取被害人受騙款項之「車手」、收取「車手」所交付款項之「收水」人員等人協力之結果，因其等之參與犯罪始能完成詐欺犯行，其等之參與行為乃完成犯罪所不可或缺之分工。法院科刑時固應就各個共犯參與情節分別量刑，並依刑法沒收規定就其犯罪所得為沒收、追徵之諭知，惟就本條例而言，只要行為人因其所參與之本條例所定詐欺犯罪行為發生被害人交付財物之結果，行為人即有因其行為而生犯罪所得之情形，依民法第18 5條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本應由行為人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否則，若將其解為行為人繳交其個人實際獲得之犯罪報酬，則行為人僅須自白犯罪，並主張其無所得或繳交與被害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之金錢，即符合減刑條件，顯與本條立法說明，及本條例第1條所揭示「防制及打擊詐騙危害，預防與遏止不當利用金融、電信及網路從事詐欺犯罪並保護被害人，保障人民權益」之立法目的不符，亦與憲法保障人民（被害人）財產權之本旨相違，自難採取。又此為行為人獲得減刑之條件，與依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宣告沒收其實際犯罪所得，並無齟齬，且係行為人為獲減刑寬典，所為之自動繳交行為（況其依上開民法規定，本即應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與憲法保障人民（行為人）財產權之本旨亦無違背。是以，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之「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 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經查，被告雖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均坦承本案犯行，並自動繳回其犯罪所得5,000元，有本院114年贓字第35號收據、被告繳交犯罪所得資料單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61～164 頁），惟依上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應認被告須繳回本案被害人等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始得依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予以減刑。本案被告固於原審審理中與被害人廖琴華、林明毅、胡舜銘、鄭淑華分別以1萬元、5 ,000元、0元（因其他共犯已賠償全額）、3,000元達成和解並給付前揭款項完畢，有和解書、轉帳交易明細截圖附卷可佐（原審金訴字卷三第23～27、349～356頁）。惟被害人廖琴華、林明毅、鄭淑華於本案所損失之金額分別為59,972元、 24,985元、29,989元，且被告迄今尚未與其餘被害人李英雄、𡍼朋畯達成和解或賠償其等損害，足認被告迄今均未賠償或自動繳交本案被害人等所交付之全數受詐騙金額，依前揭說明，被告仍難以依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規定減輕其刑甚明。　　㈣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刑法第59條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權之事項，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而顯可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55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上訴意旨固以因家中經濟狀況勉持，高職畢業即出社會求職以分擔家用，無穩定薪資，遂起念於111年2月底尋獲本案工作，嗣有所起疑旋主動要求退出該工作，卻遭對方要脅被告及家人等人身安全，萬般無奈下僅得續為本案行為，被告已自白全部犯罪事實，竭盡所能彌補部分被害人等所受損害，且被告非詐欺集團核心成員，惡性較輕，衡情容有情輕法重云云，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惟原審已審酌被告正值青壯，當可選擇其他合法管道增加收入，經濟狀況不佳要非從事收水非法行為之正當事由，又據現存卷證無從認定被告有任何犯案之特殊原因及環境，未有量處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情狀，且依被告之犯罪情節，亦無足以引起社會上普遍之同情，而達顯可憫恕之程度，而認本案被告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見原判決理由第三、㈥段），核與卷內事證相符，亦無任何瑕疵或矛盾。被告仍執相同理由，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云云，委無足取。　㈡次按量刑之輕重本屬法院依職權裁量之事項，亦即法官在有罪判決時如何量處罪刑，甚或是否宣告緩刑，係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就個案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準此，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酌刑法第57條各款例示之犯罪情狀，於法定刑度內量處被告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或未能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或顯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以外，自不得任意指摘其量刑違法。經查：　⒈按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3563號、第4405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除非輕罪中最輕本刑有較重於重罪之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須以輕罪之最輕本刑形成處斷刑之情形以外，則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若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是法院倘依刑法第57條規定裁量宣告刑輕重時，一併具體審酌輕罪部分之量刑事由，應認其評價即已完足，尚無過度評價或評價不足之偏失（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63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經本院為洗錢防制法之新舊法比較後，認被告應適用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論以一般洗錢罪，且被告符合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原應就其所犯一般洗錢罪依前揭規定減輕其刑，惟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依上開說明，僅須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即可。原審雖未及為新舊法比較，然已敘明：被告本案犯行應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無從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於其所犯一般洗錢罪中減輕其刑，惟被告自白屬對其有利事項，仍應予充分評價，爰於量刑時一併審酌等語（見原判決理由第三、㈤段），原審顯已將洗錢防制法自白減刑規定列為本案量刑審酌事由，且與本院適用法律後認於量刑時一併衡酌被告自白之結果並無二致，先予敘明。　⒉原審復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法賺取財物，加入詐欺集團擔任面交車手，所為應值非難，然兼衡其偵審中均坦承犯行，符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並與部分被害人等達成調解及賠償損害，併斟酌被告為本案犯行之參與程度、所得利益、被害人等受詐欺金額，暨被告自述高職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未婚、目前從事珠寶設計業、月收入約 3至4萬元、目前與父親同住、單親之經濟及家庭狀況（原審金訴字卷三第440頁）、本案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被害人等對於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1年3月、1年4月（2次）、1年2月（3次），並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 1年6月，顯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而為刑之量定，已妥適行使裁量權，並無違反比例原則、罪刑均衡原則情事，且原審業已考量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足見原審已有將有利於被告之洗錢防制法自白減刑規定列為本案量刑審酌事由，經核並無違誤。又被告無從依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已詳如上述。是被告上訴意旨請求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詐欺防制條例第4 7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予以從輕量刑云云，均無可採。　⒊至於上訴意旨所舉被告另案即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4784號判決所定量刑之例，係法官審酌個案情形之結果，因個案情節不同，法院之裁量判斷基準亦不盡相同，所為刑罰之量定自屬有別，並無相互拘束之效力，自難比附攀引另案，而指摘原審未適用刑法第59條有量刑過重之瑕疵。　㈢不予緩刑宣告之說明：　 ⒈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被告前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4784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及併科罰金1萬元（2次）、有期徒刑6月及併科罰金1萬元（6次），並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7 21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本院卷第53～55頁），已不符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緩刑要件，故無從准許。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恭仁提起公訴，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鄭富城　　　　　　　　　　　　　　　　　　　法　官葉力旗　　　　　　　　　　　　　　　　　　　法　官張育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許家慧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2025-02-12

TPHM-113-上訴-5963-20250212-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540號上訴人即被告蔡亮辰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85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1587 號、112年度少連偵字第79號、113年度少連偵字第17號、113年度偵字第77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蔡亮辰提起第二審上訴，於本院表明僅針對原判決之量刑部分上訴，對於其他部分不上訴（本院卷一第327頁），檢察官就被告則未提起上訴。是本院僅就原判決上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均非本院審判範圍。二、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與被害人張順隆、徐緯婷達成和解，並請考量被告之子甫出生之情，予以從輕量刑云云。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 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參照）。且法院對於被告為刑罰裁量時，必須以行為人之罪責為依據，而選擇與罪責程度相當之刑罰種類，並確定與罪責程度相稱之刑度。縱使基於目的性之考量，認定有犯罪預防之必要，而必須加重裁量時，亦僅得在罪責相當性之範圍內加重，不宜單純為強調刑罰之威嚇功能，而從重超越罪責程度為裁判，務求「罪刑相當」。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審審理結果，考量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解決糾紛，竟以起訴書犯罪事實三（二）所載之方式侵害被害人等之人身自由或身體法益，致被害人等身心受有相當程度之恐懼及不安，且其行為係在公共場所為之，對於公共秩序之危害甚鉅，所為實不足取；惟考量被告犯後能坦承犯行，被害人張順隆到庭表示願給被告等人機會等語，已取得張順隆之諒解等情狀，兼衡被告之素行、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等分別遭剝奪行動自由之期間、本案行為所生危害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 1年2月，顯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而為刑之量定，已妥適行使裁量權，並無違反比例原則、罪刑均衡原則情事。被告雖稱已與被害人張順隆、徐緯婷達成和解云云，惟張順隆於原審表示願給被告等人機會，係其單方面之意思表示，與和解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之意義並不相同。而被告迄今均未提出有與張順隆、徐緯婷達成和解之資料，是原審量刑基礎並未變更，則被告以此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馨尹提起公訴，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鄭富城　　　　　　　　　　　　　　　　　　　法　官葉力旗　　　　　　　　　　　　　　　　　　　法　官張育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許家慧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2025-02-12

TPHM-113-上訴-4540-20250212-4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273號上訴人即被告張哲誠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038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5335、36776、45282、 4843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原審判決後，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於本院表明僅針對原判決之量刑部分上訴，對於其他部分不上訴（本院卷第84頁），而檢察官並未上訴。是本院僅就原審判決被告有罪部分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判範圍。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承犯行，且已與告訴人楊衍城、黃文澔、黃洧明（以下合稱告訴人等）均達成和解，並俱依約履行賠償義務，獲得其等之原諒，足見被告已有悔意。被告為一般營業計程車及從事機場接送客人之司機，因為疫情關係生意一落千丈，已近失業狀態，亟欲找尋工作，才會聽信江泓儒之言，一時失慮遭江泓儒利用為車手。被告於本案前並無任何刑事詐欺前科，被告既非主謀，僅係聽從江泓儒指示而為提供帳戶及領款行為，對詐欺犯行之成敗，未具主導、支配地位，而屬輔助功能，且犯罪所得僅有新臺幣（下同）8,000元，其參與程度甚輕，且原審判處被告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8月，對被告而言實為過重。請審酌全案情節及考量上情，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及予以從輕量刑，並請考量被告經此審理程序教訓，當知所警惕，給予被告緩刑，以利自新云云。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本案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欺防制條例）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第19條、第20條、第 22條、第24條、第39條第2項至第5項、第4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於113年8月2日生效施行。原判決雖未論及詐欺防制條例相關規定，惟於判決本旨不生影響，說明如下：　⒈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防制條例113年7月31 日制定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而詐欺防制條例所增訂之加重條件（如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百萬元、1億元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係就刑法第 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詐欺防制條例第43、44條規定屬加重處罰規定，且被告為本案犯行時，詐欺防制條例尚未制定公布，而屬被告行為時所無之加重處罰規定，揆諸上開說明，本案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且無溯及既往適用之餘地。　⒉本案不適用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　⑴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15條第1項規定：「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內國法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其前段及中段分別規定罪刑法定原則與不利刑罰溯及適用禁止原則，後段則揭櫫行為後有較輕刑罰與減免其刑規定之溯及適用原則。而上述規定，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又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或有係刑法之加減原因暨規定者，本諸上述公政公約所揭示有利被告之溯及適用原則，於刑法本身無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是以，被告行為後，倘因刑罰法律（特別刑法）之制定，而增訂部分有利被告之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自應適用該減刑規定。又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所指詐欺犯罪，本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且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並因各該減輕條件間及上開各加重條件間均未具有適用上之「依附及相互關聯」之特性，自無須同其新舊法之整體比較適用，而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分別認定並比較而適用最有利行為人之法律，尚無法律割裂適用之疑義。又被告犯刑法加重詐欺罪後，因詐欺防制條例制定後，倘有符合該條例第47條減刑要件之情形者，法院並無裁量是否不予減輕之權限，且為刑事訴訟法第16 3條第2項但書所稱「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者，亦不待被告有所主張或請求，法院依法應負客觀上注意義務（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偵字第17504號卷第81頁、偵字第35335號卷第58頁），或僅承認有幫同案被告江泓儒領款，但稱其不知道為詐騙款項等語（偵字第36776卷第42頁背面），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始坦認犯行（原審金訴字卷第 54、138頁、本院卷第64、84頁），故無法依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規定減輕其刑。　　⒊綜上所述，詐欺防制條例第43、44條規定屬被告行為時所無之加重處罰規定，尚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且被告無從依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併此敘明。　㈡次按刑法第59條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權之事項，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而顯可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55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上訴稱其坦承犯行已有悔意，因為疫情關係致計程車生意一落千丈，一時失慮遭江泓儒利用為車手，既非主謀，參與程度甚輕，原審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8月實為過重云云。查被告雖已與告訴人等均達成調解，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已分別給付予告訴人楊衍城共4萬5,000元、告訴人黃文澔2萬7,000元、告訴人黃洧明1萬8,000元，此有原審調解筆錄、公務電話紀錄表、被告提出之匯款證明在卷可稽（原審金訴字卷第73～74、113～114、117～120、153頁、本院卷第91～95頁）。惟考量被告於行為時正值青壯，既具備二專畢業之智識程度，亦有從事計程車司機之工作經驗（原審金訴字卷第142頁、本院卷第69頁），應思以其他合法營生手段，竟參與詐欺集團，提供其所申辦之銀行帳戶並擔任提領車手，為遂行詐欺行為之重要工作之一，衡其前開犯行動機、目的、手段等節，實無所謂情輕法重之狀況可言，復衡酌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為詐欺取財等犯行，造成本案告訴人等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助長詐欺犯罪之風氣，犯罪情節並無何顯可憫恕之特殊原因或情狀存在，亦難認被告在客觀上有何足引起一般人同情而確可憫恕之情，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餘地。是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無法准許。　㈢再按量刑之輕重本屬法院依職權裁量之事項，亦即法官在有罪判決時如何量處罪刑，甚或是否宣告緩刑，係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就個案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準此，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酌刑法第57條各款例示之犯罪情狀，於法定刑度內量處被告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或未能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或顯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以外，自不得任意指摘其量刑違法。經查：原審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以正途賺取所需，竟與同案被告江泓儒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詐取本案告訴人等之金錢，造成其等財產損失，並製造犯罪金流斷點，使其等難以追回遭詐取之金錢，增加檢警機關追查詐欺集團其他犯罪成員之困難度，對於社會治安及財產交易安全危害甚鉅，足見被告之法治觀念薄弱，缺乏對他人自由、財產法益之尊重，所為應予非難；另考量被告在本案中之參與程度，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本案告訴人等遭詐騙之金額，及被告之素行、自陳之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原審金訴字卷第142～143頁）、先否認嗣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與告訴人等調解成立，並於原審審理中已分別給付部分調解款項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1年4月、1年3月、1年2月，顯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而為刑之量定，已妥適行使裁量權，並無違反比例原則、罪刑均衡原則情事。再原判決綜合考量被告之人格，及其所犯上開3罪均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侵害之法益均為財產法益，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8月，所定應執行刑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方法及範圍，無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難認有何不當。是被告上訴請求予以從輕量刑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末按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旨在獎勵自新，只須合於刑法第74條所定之條件，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職權。關於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法院行使此項裁量職權時，應受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本院審酌被告非無謀生能力，不思以正途賺取錢財，明知現今社會詐欺集團橫行，其等恣意詐欺行為往往對於被害人之財產及社會秩序產生重大侵害，竟貪圖不法利益，與詐欺集團合流，造成本案告訴人等財產損失，對於社會秩序危害重大，並使犯罪之追查趨於複雜，除本案外，且另有：⑴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以113年度審金訴字第582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復經本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515 4號判決上訴駁回；⑵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新北地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755、919、1944號、113年度金訴字第318、539號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5～41頁），顯見其犯罪之情節，若未執行相應刑罰，難使其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依上開情節，本院認本案宣告刑並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被告請求為緩刑之宣告云云，礙難允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粘鑫提起公訴，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鄭富城　　　　　　　　　　　　　　　　　　　法　官葉力旗　　　　　　　　　　　　　　　　　　　法　官張育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許家慧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2025-02-12

TPHM-113-上訴-6273-20250212-1

交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公共危險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98號上訴人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游德耀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3年度交訴字第44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30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游德耀於民國113年2月14日18時4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行經宜蘭縣○○鄉○○路0段00號前，原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撞上前方當時在停等紅燈而由告訴人李杜驊所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機車左後方，造成告訴人受有左小腿挫傷之傷害（被告過失傷害部分，業經原審判決有罪確定）。前揭車禍發生後，被告明知告訴人經上揭車禍之撞擊後已受有傷害，竟未報警處理，亦未於現場採取必要之救護措施，反而萌生肇事逃逸之犯意，逕自騎乘機車逃逸。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逃逸罪嫌。二、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審判決後，檢察官僅就原判決無罪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7～18頁），有罪部分則因檢察官及被告均未上訴而確定，已非本案審理範圍。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 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逃逸罪嫌，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羅東聖母醫院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等為據。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揭時、地，因騎乘機車不慎致告訴人受傷之事實，亦承認其與告訴人所騎乘機車發生擦撞後，並未停留現場逕行離去之事實，然堅決否認肇事逃逸犯行，辯稱：當時我行駛至宜蘭縣○○鄉○○路0段00號前，發現前方為紅燈，有3台機車在等待，為了閃躲前面的機車，我往右邊停靠，不小心撞到1台機車車尾，導致我重心不穩，人與車一起倒在路上，旁邊的人將我及機車扶起，起來後我撿起掉落的東西，看到前方綠燈我就跟著騎機車離開，我不知道對方有受傷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地，因騎乘機車未注意車前狀況，造成告訴人受有左小腿挫傷之傷害等情，業經原審判處被告罪刑確定在案。而被告於車禍發生後未停留現場即行離去，業據告訴人指述明確（偵字卷第7頁背面、33頁、原審卷第28、40頁、本院卷第39頁），且為被告所承認（偵字卷第5頁背面～6 頁背面、32頁、原審卷第28、38～39頁、本院卷第89～90頁），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附卷可證（偵字卷第18～19頁背面），是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惟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其客觀構成要件為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且致人死傷而逃逸，主觀要件則須行為人對致人死傷之事實有所認識，並進而決意擅自逃離肇事現場，始足當之。被告既以前詞置辯，則須究明被告是否知悉告訴人受傷之事實。查：　⒈告訴人於檢察官偵查時證稱：我停在紅燈停等區，對方從後面撞上來，他的車倒，我的車沒倒後面擦傷，對方倒地，我跟旁邊的機車騎士扶他起來，有問他有無怎樣，他沒回答就直接騎走，我們沒有對話，有人叫他，他沒有回答就騎走等語（偵卷第33頁）。可見車禍發生後，告訴人及所騎機車並未倒地，反而是被告人車倒地，是告訴人所騎機車並未受到嚴重撞擊。又告訴人的左小腿雖因此受有挫傷，有診斷證明書1份為據（偵卷第11頁），惟告訴人於警詢時陳稱：當時天色昏暗等語（偵卷第7頁背面）；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天我穿長褲等語（原審卷第39頁），則被告與告訴人發生擦撞後，告訴人既未倒地，且還能幫忙將倒地的被告扶起，告訴人除左小腿受有挫傷外，其餘身體部位並無明顯傷勢，復以告訴人身著長褲，亦未告知被告其有受傷，且當時天色昏暗，則被告是否知悉告訴人的左小腿挫傷，已非無疑。　⒉證人即事故發生後在場之林柏瑞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於113 年2月14日下午6時左右，有騎車經過宜蘭縣○○鄉○○路○段00 號附近，有發現車禍發生並停下來看，去扶被告起來。當天發生車禍的兩人即為被告與告訴人，其當時在現場並未發現、也沒有印象告訴人有受傷等語（本院卷第83～84、86頁）。則以證人林柏瑞於事故發生後至被告離開時都與告訴人留在現場，都未能發現、也沒有印象告訴人有受傷之情狀，則被告所辯不知道告訴人有受傷等語，非無可採。　⒊依上所述，被告於主觀上既然不知道自己的駕駛行為有導致告訴人受傷，已不具有肇事逃逸之主觀犯意，自難以肇事逃逸罪相繩。　㈢從而，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肇事逃逸罪，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此外，檢察官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肇事逃逸之犯行，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六、原審本於同上之見解，以不能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核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以：依被告警詢之供述、告訴人於原審中之證述，可知被告當時已知其所騎乘之機車有撞上告訴人機車之事實，應可認識告訴人有可能因遭其撞上而受傷，又告訴人受傷之位置係靠近腳踝，縱使於本件事故當時告訴人身著長褲，然從告訴人之外觀及肢體動作，未必難以發現告訴人受有傷害之情形，但被告於事故後卻不予聞問，又未留下聯絡資料，即逕行離去，則被告應有肇事逃逸之主觀故意，而犯肇事逃逸罪等語，乃係就原審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後，本於經驗法則所為證據取捨、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並經本院指駁如前，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鳳清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憲英提起上訴，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鄭富城　　　　　　　　　　　　　　　　　　　法　官葉力旗　　　　　　　　　　　　　　　　　　　法　官張育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許家慧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2025-02-12

TPHM-113-交上訴-198-20250212-1

附民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3年度附民字第1951號原告林育地許天順被告李侑謙（原名李嘉偉）上列被告因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4905號詐欺等案件，經原告等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查其內容繁雜，非經長久之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11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官鄭富城法官郭峻豪法官葉力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王心琳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2025-02-11

TPHM-113-附民-1951-20250211-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自由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196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淑容選任辯護人劉冠均律師林彥宏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簡上字第77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5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院偵字第39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林淑容犯侵入住宅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林淑容於民國112年8月12日上午10時50分許，得知住在臺北市○○區○○路0段00號00號之0房屋（該屋為樓中樓，所有權人為周業昌，下稱本案房屋）之樓上鄰居即周業昌之子周世樵正在搬家，遂出於好奇，上樓在本案房屋門前張望，並見該屋無人在場且大門敞開，明知未獲同意，不得任意進入該房屋，卻基於侵入住宅之犯意，擅自入內逗留，並四處參觀，更進入本案房屋二樓周業昌房間，而無故侵入他人住宅。迄周世樵返回本案房屋關上大門時，因聽見林淑容呼喊聲，經查看始悉上情。二、案經周業昌委由周世樵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並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一、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供述部分，檢察官、被告林淑容及選任辯護人於本院準備期日、審理期日均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52頁、第113頁至第115頁），且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況，認為以之做為證據應屬適當，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二、又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認均得為證據。貳、實體部分一、訊據被告固坦認其於112年8月12日上午10時50分許，得知住在本案房屋之樓上鄰居即周業昌之子周世樵正在搬家，遂上樓在本案房屋門前張望，並見該屋大門敞開，即入內逗留，並四處參觀，更進入該屋二樓周業昌房間，嗣因聽見關門聲方大聲表明自己在屋內，周世樵因而自外開門，方看見其在本案房屋屋內等情，但矢口否認有何無故侵入他人住宅犯行，並辯稱：案發前我與周世樵一家人全都不認識，當天在搭電梯時遇到周世樵，才知道他們那一戶出售，一看就知道他們在搬家。我是從11樓進電梯，當時周世樵就已在電梯裡。當然我們進去電梯裡的時候不會馬上講話，是過了一些時候，周世樵突然主動對我講他房子賣了好價錢，很滿意，那我就恭喜周世樵，因為我也想賣房，就想要問周世樵賣多少錢，但電梯門已經打開，大家都出去各忙各的了。我出電梯去倒廚餘、倒資源回收。從我們結束交談到我上樓進去本案房屋之間大概間隔10分鐘。之前我並不知道周世樵住23樓，後來上樓的時候，也根本不知道本案房屋是哪一間，但本案房間的大門打開，就知道是那一間了。我以為周世樵在裡面，我進去就是要找周世樵，想問怎麼能賣那麼好價錢，我進去後沒有找到人，因為有樓中樓，我走樓中樓樓梯快到一樓的時候，聽到門喀嚓一聲，我才趕快說我在裡頭，周世樵才把門打開。周世樵說我沒有禮貌，我就一直跟他道歉。我真的不是無故侵入云云。選任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略以：本案案發前周世樵與被告交談時之內容，兩人各執一詞，但沒有其他證據可以佐證周世樵的指述，況在當天僅係被告與周世樵第一次交談的狀況下，周世樵單純只說是在搬家並不合理，且正是因為兩人交談後知道一些售屋相關細節，被告才知道要上去23樓。嗣被告依照周世樵提供的訊息到達23樓後，以為大門敞開的本案房屋裡面有人，才進入屋內找周世樵，是被告雖然有進入本案房屋的事實，但當下在主觀上是認為自己有得到至少應該是默示的同意，因此被告進入本案房屋時主觀上並無犯意。最後，案發後到本案所有權人更異的這2、3 天內，其實周世樵或其他曾住在該屋的人都沒有再回去過，房屋內也沒有實際的家具或電器在內，在這樣的狀況下，既然大門敞開，又交屋過戶在即，法律上並無存在值得保護的合理隱私期待，被告應不構成侵入住宅犯罪云云。二、經查：（一）被告於112年8月12日上午10時50分許，得知住在本案房屋之樓上鄰居即周業昌之子周世樵正在搬家，遂上樓在本案房屋門前張望，並見該屋大門敞開，即入內逗留，並四處參觀，更進入該屋二樓周業昌房間，嗣因聽見關門聲方大聲表明自己在屋內，周世樵因而自外開門，方看見其在本案房屋屋內等情，業經證人周世樵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證述明確（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1313號卷，下稱偵41313卷第11頁至第12頁；本院卷第103頁至第 112頁），並有室內監視器錄影畫面、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建物所有權狀等件在卷可稽（見偵41313卷第15頁至第17頁），且被告對上情始終坦承不諱（見偵41313卷第8 頁、第22頁至第23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簡上字第77號卷，下稱簡上卷第7頁、第34頁、第55頁至第56頁），首堪認定屬實。（二）證人周世樵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2年8月12日我有去本案房屋，我那天去搬家。有遇到被告，我有簡單跟被告說我要搬家，大概講一兩句話而已，我跟被告就是鄰居關係，我們住了10幾年，在電梯遇到當然會交談，當天不是第一次交談，我不知道被告的名字，但知道被告住在我們社區。被告當天沒有向我提出要看看房子的要求，我也沒有答應讓被告進屋看房。我不確定有無告知被告房子賣掉，但我絕對沒有同意她進去看屋。之後是被告自己跑進去後，我回到家後發現怎麼有人在我家，之後被告啪啪啪敲門，我才從外面開門的。當下我發現時，我就跟被告說「你怎麼這樣跑去別人家」。112年8月12日當天衣服這類東西都已經搬走，剩少部分家具。應該是8月底交屋給買受人。我沒有同意被告進去本案房屋觀看，我搬完東西再進去本案房屋是在做最後的檢查，有沒有緊閉門窗或遺漏了什麼東西，關門後才發現裡面有人，被告拍門叫我開門等語綦詳（見本院卷第104頁至第105頁、第108頁至第111頁），而衡諸常情，正在搬家之周世樵因即將離開該處，遂告知偶遇之鄰居即被告其正在搬家一事，致雙方稍微談及搬家之話題，實合乎事理，且因雙方當下交談時間甚短，即難想像與周世樵前無交情之被告會在此刻貿然提出欲參觀本案房屋之要求，又縱使被告曾提出該等要求，因本案房屋當時業已售出，告訴人或周世樵客觀上已無繼續帶看待售房屋之必要，實難認周世樵會同意被告於此際方提出之欲查看本案房屋格局之請求，故周世樵上揭所證均合乎邏輯、事理，均得採信為真。至被告及選任辯護人雖辯稱：因為被告也想賣房，就想要去本案房屋問周世樵賣價為何，是被告雖然有進入本案房屋的事實，但當下在主觀上是認為自己有得到至少應該是默示的同意，因此被告進入本案房屋時主觀上並無犯意云云，惟此為周世樵嚴詞否認，且就周世樵針對被告進入本案房屋一事曾立刻向被告表示其舉動沒有禮貌乙節，分據周世樵及被告陳述甚明，堪認屬實，則若被告有得到周世樵之同意方進入本案房屋，周世樵豈會為上揭表示？且縱使被告真想詢問周世樵本案房屋之售價細節，亦無庸擅自進入本案房屋才是，是被告此部分之辯詞，實屬有疑，加上被告始終無法提出證據供為佐證，故實難認定被告此部分辯詞為真。況被告前已自承：進屋前，已知本案房屋內沒有人回應，仍逕自進入，進入後才知道本案房屋是樓中樓等情甚詳（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簡字第742號卷第17頁），則與被告所辯稱：進入屋內，是要向周世樵詢問詳細售屋情報云云，亦有矛盾之處，顯不可採。（三）按刑法第306條所謂侵入住宅，或不法滯留罪，本應以其有住宅、建築物等之監督權者為被害法益（最高法院84年度台非字第442號判決意旨參照），即本條之保護法益，當為允許他人進入住宅、建築物及船艦之自由，而非「個人居住權」或「事實上居住之平穩」。次按建築物如果有人實際遷入居住，則屬住宅。若建築物現無人居住，仍屬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定之「建築物」。則刑法第306條第1 項條文既規定「他人住宅、建築物」，而非「他人住宅、有人居住之建築物」，顯與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不同，是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規範之「建築物」並不以「有人居住」為必要，亦即不論「住宅」或「建築物」同樣不以有人居住、使用為受此條項保護之前提。經查，於案發之際，告訴人雖正自本案房屋中搬遷，然告訴人此時並未喪失對本案房屋之管理、監督權，依理並不可能任憑他人隨意進出、參觀。是以，被告於112年8月12日未得住戶同意，無故侵入本案房屋內，擅自入內逗留並四處參觀，依據上揭說明，實已該當侵入住宅罪之構成要件甚明。進而，被告及其辯護人所辯稱：本案房屋既然大門敞開，又交屋過戶在即，法律上並無值得保護的合理隱私期待，也不構成侵入住宅犯罪云云，顯未能據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三、綜上，本案事證已臻明確，且被告上揭所辯均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是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四、論罪部分：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五、撤銷改判之理由及量刑部分：（一）本案被告所為，應構成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業經本院論述如前，然原審未察，遽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有未恰。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就被告侵入住宅部分諭知無罪不當，請求撤銷改判，尚屬有理，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自為判決。（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獲同意即擅自侵入他人住宅，顯未尊重他人允許旁人進入其住宅、建築物之自由，法治觀念實屬薄弱，所為違法、不當，並衡酌被告侵入本案房屋並隨意觀看，甚至深入該屋樓中樓之二樓房間，其犯罪情節尚非輕微，然衡量被告之犯罪手法尚屬單純，對社會所造成之危害，及對於上揭法益所產生之損害，均尚屬輕微，復參酌被告先前並無任何犯罪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紙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1頁），是其素行堪稱良好，再衡酌被告犯後雖曾坦認犯行，然嗣後卻翻異前詞，矢口否認全部犯行，並提出上揭不合理之辯詞，試圖脫免其責，難認有悔意，且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為任何賠償，足見其犯後態度非佳；兼衡被告於本院所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育有2名已成年子女，現已退休之生活、家庭狀況（見本院卷第5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洪敏超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陳慧玲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張瑞娟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郭峻豪　　　　　　　　　　　　　　　　　　法　官　葉力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心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2025-02-11

TPHM-113-上易-2196-20250211-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720號上訴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何恭銘選任辯護人劉家杭律師辛啟維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26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72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撤銷。上揭撤銷部分，何恭銘處有期徒刑陸月。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經查，本件原判決判處被告何恭銘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 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等，茲檢察官及被告、選任辯護人提起第二審上訴，分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當庭表明僅針對量刑上訴（見本院卷第78頁、第122頁至第1 23頁），揆諸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上訴之判斷及量刑：（一）原審判決審酌被告任意提供自己金融帳戶資料與他人共犯本案，已預見帳戶內款項係遭他人詐騙款項，仍依照指示領款轉帳，使不法之徒輕易於詐欺後取得財物遂行詐欺犯行，且致檢警難以追緝，破壞金融交易秩序，暨考量其坦認犯行，並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賠償完畢之犯後態度，並參酌其洗錢犯行部分符合自白減刑規定，兼衡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家庭、生活、經濟與工作狀況、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分工、告訴人所受損害金額、檢察官及告訴人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固屬有據。（二）然查：　　1.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增訂之加重條件（如該條例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1億元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　　2.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最高法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又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該項規定係105年12月洗錢防制法修正時所增訂，其立法理由係以「洗錢犯罪之前置重大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若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重大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參酌澳門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3條第6項增訂第3項規定，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重大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是該項規定之性質，乃個案宣告刑之範圍限制，而屬科刑規範。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行為之前置重大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加重詐欺罪為例，其洗錢罪之法定本刑均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宣告刑雖應受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法定最重本刑之限制，但仍同為有期徒刑7年，此應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再者，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於112年6月14日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下稱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下稱113 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下稱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歷次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顯有不同，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3.查本件原審判決後，所適用之洗錢防制法已於113年7月31 日修正公布，除第6條、第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宣告刑範圍限制之規定。而依原判決之認定，被告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認犯行，經原審認定其並未有所得財物，是雖以行為時法即112 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最有利於被告，然被告不論適用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 條第2項或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均應減輕其刑，且上揭洗錢防制法之減刑規定係屬必減之規定，依前開說明，應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經比較結果，舊法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6年11月以下，新法之處斷刑範圍則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 4年11月以下，應認現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特此敘明。　　4.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認犯行，且原審認定其在本案無所得財物，即本應適用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惟因被告所為本案犯行均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具有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加重詐欺罪處斷，是上開輕罪（即一般洗錢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爰將之列為本院依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之量刑因子。　　5.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犯加重詐欺取財之人，其原因動機各人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加入集團、層層分工而大量犯之者，亦有個人單獨偶一為之，是其規模不一，被害人分布範圍、所受損害程度迥異，其加重詐欺取財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刑卻同為1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縱量處最低法定刑，仍無從依法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相當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經查，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共犯詐欺、洗錢罪，行為雖實屬違法、不當，然其除因與「同一詐欺集團」所屬成員共犯詐欺罪外，尚無其他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可參（見本院卷第45頁至第48 頁），可認其素行尚可，尚非惡性重大之人，且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並已以3萬5,000元與告訴人廖煌明達成調解且賠償完畢，因而獲得告訴人之諒宥，告訴人並表達願意給被告機會等情，亦有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刑移調字第26號調解筆錄、告訴人提出之刑事陳述意見狀等件在卷可稽（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26號卷，下稱原審卷第29頁至第31頁），顯然被告坦然面對過咎，並願意為自己之錯舉負擔法律責任，進而可認被告之行為，較之犯罪後猶矢口否認犯行、不知彌補者之危害程度為低，是本院認被告犯罪情節與其所犯法定刑相較，如仍均量處被告法定最低本刑有期徒刑1年，顯然過苛，不符罪刑相當原則，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有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故本案有情輕法重之處，爰依刑法第59 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6.本案是否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1）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15條第1 項規定：「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內國法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其前段及中段分別規定罪刑法定原則與不利刑罰溯及適用禁止原則，後段則揭櫫行為後有較輕刑罰與減免其刑規定之溯及適用原則。而上述規定，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又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或有係刑法之加減原因暨規定者，本諸上述公政公約所揭示有利被告之溯及適用原則，於刑法本身無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是以，被告行為後，倘因刑罰法律（特別刑法）之制定，而增訂部分有利被告之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自應適用該減刑規定。次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所指詐欺犯罪，本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且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並因各該減輕條件間及上開各加重條件間均未具有適用上之「依附及相互關聯」之特性，自無須同其新舊法之整體比較適用，而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分別認定並比較而適用最有利行為人之法律，尚無法律割裂適用之疑義。又被告犯刑法加重詐欺罪後，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制定後，倘有符合該條例第 47條減刑要件之情形者，法院並無裁量是否不予減輕之權限，且為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所稱「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者，亦不待被告有所主張或請求，法院依法應負客觀上注意義務（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2）惟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前段規定之立法說明：為使犯本條例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行為人自白認罪，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應減輕其刑，以開啟其自新之路。是行為人須自白犯罪，如有犯罪所得者，並應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且所繳交之犯罪所得，須同時全額滿足被害人所受財產上之損害，始符合上開法條前段所定之減刑條件。參照同條例第43條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利益達500萬元者，量處3年以上10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萬元以下罰金。達1億元者，處5年以上12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億元以下罰金。其立法說明，就犯罪所得之計算係以①同一被害人單筆或接續詐欺金額，達50 0萬元、1億元以上，或②同一詐騙行為造成數被害人被詐騙，詐騙總金額合計500萬元、1億元以上為構成要件。益見就本條例而言，「犯罪所得」係指被害人受詐騙之金額，同條例第47條前段所規定，如有「犯罪所得」自應作此解釋。再以現今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詐欺犯罪行為之既遂，係詐欺機房之各線機手、水房之洗錢人員、收取人頭金融帳戶資料之取簿手、領取被害人受騙款項之「車手」、收取「車手」所交付款項之「收水」人員等人協力之結果，因其等之參與犯罪始能完成詐欺犯行，其等之參與行為乃完成犯罪所不可或缺之分工。法院科刑時固應就各個共犯參與情節分別量刑，並依刑法沒收規定就其犯罪所得為沒收、追徵之諭知，惟就本條例而言，只要行為人因其所參與之本條例所定詐欺犯罪行為發生被害人交付財物之結果，行為人即有因其行為而生犯罪所得之情形，依民法第 185條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本應由行為人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否則，若將其解為行為人繳交其個人實際獲得之犯罪報酬，則行為人僅須自白犯罪，並主張其無所得或繳交與被害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之金錢，即符合減刑條件，顯與本條立法說明，及本條例第1條所揭示「防制及打擊詐騙危害，預防與遏止不當利用金融、電信及網路從事詐欺犯罪並保護被害人，保障人民權益」之立法目的不符，亦與憲法保障人民（被害人）財產權之本旨相違，自難採取。又此為行為人獲得減刑之條件，與依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精神，宣告沒收其實際犯罪所得，並無齟齬，且係行為人為獲減刑寬典，所為之自動繳交行為（況其依上開民法規定，本即應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與憲法保障人民（行為人）財產權之本旨亦無違背。是以，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參照）。　　（3）經查，被告雖就其所犯加重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已自白，但未於本院審理時自動繳交被害人所交付之全數受詐騙金額，是尚難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規定規定減輕其刑甚明。　　7.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遭詐騙之金額為7萬，然詐欺集團轉帳至第一層帳戶，再由被告轉匯至其他帳戶之匯出金額高達115萬元，且被告前即因參與詐欺犯行，業經判處罪刑，又因提供3個帳戶且轉帳金額達912萬元犯行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2908號提起公訴，顯見被告非偶一失慮為之，且被告客觀上又顯無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堪憫恕之情事，雖被告與告訴人達成調解，然被告亦僅賠償告訴人3萬5千元而非全額賠償，是原審援引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實屬失當等語。然查，本院依據目前現存之事證，認定被告犯罪情節與其所犯法定刑相較，若仍量處被告法定最低本刑有期徒刑1年，顯然過苛，且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故本案有情輕法重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業詳述如前。檢察官上訴意旨恐有誤會，僅係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之職權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自難認有理由。　　8.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希望從輕量刑，並援引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規定規定減輕其刑云云，然原審就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由此已難認原審所量處之上開刑度有何失當之處。至被告雖以前詞上訴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然原審量定刑期，實已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詳為斟酌，更已斟酌被告坦承犯行之情事，此等情事核屬原審定刑裁量權之行使，且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符合法規範之目的，亦無違反比例、平等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即原判決量刑並無過重之情，縱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其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此外，本件並無從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規定規定減輕其刑，詳如前述。是被告之上訴，並無理由。　　（三）基上，雖前揭檢察官及被告之上訴意旨均不足採，但本件原審判決後，洗錢防制法已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條、第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經比較新舊法，於量刑時理應衡量被告是否適用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輕其刑之規定，而非衡酌113年 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之量刑因子，是原審就此部分略有疏漏。進而，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即屬無從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被告之宣告刑予以撤銷改判。（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恣意提供自己金融帳戶資料，更與他人共犯本案，雖已預見匯入帳戶內之款項係他人遭詐騙之款項，仍依照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直接匯款至其他帳戶，所為嚴重影響經濟秩序，亦已造成犯罪偵查困難，幕後犯罪人得以逍遙法外，致使此類犯罪手法層出不窮，危害交易秩序與社會治安甚鉅，復念被告犯後始終坦認犯行，且前揭已與告訴人以3萬5千元達成和解，並履行完畢等態度，及本得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減刑之量刑因素，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段、素行及告訴人對本案之量刑意見（見原審卷第31頁），暨考量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四技畢業之智識程度，及已婚、育有3名已成年子女，目前無業、沒有收入，經濟來源是太太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8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示懲儆。（五）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 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前曾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11年度金訴字第685號判決各判處有期徒刑1年1月，共3罪，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3月，嗣經被告提起上訴，業經本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3239號判決撤銷原判決，各判處有期徒刑6月，共3罪，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緩刑2年，業於113年1月8日確定，並於113年 2月5日執行緩刑報結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5頁至第47頁），是被告並未符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緩刑要件，無從予以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邱志平提起公訴，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周佩瑩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張瑞娟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郭峻豪　　　　　　　　　　　　　　　　　　法　官　葉力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心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一）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2-11

TPHM-113-上訴-5720-20250211-1

附民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3年度附民字第1922號原告林詩媛被告李侑謙（原名李嘉偉）上列被告因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4905號詐欺等案件，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查其內容繁雜，非經長久之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11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官鄭富城法官郭峻豪法官葉力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王心琳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2025-02-11

TPHM-113-附民-1922-20250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