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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上重訴字第3號上訴人即被告陳金順選任辯護人簡瑋辰律師訴訟參與人宋興文宋宗憲共同代理人林帥孝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殺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4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84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本案審判範圍：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㈡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陳金順（下稱被告）對原審判決聲明不服，並於法定期間提起上訴，惟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當庭陳稱：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222頁），且有被告撤回量刑以外部分上訴之撤回部分上訴聲請書1 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3頁），是認被告只對原審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無訛。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刑之加重、減輕事由：㈠被告所犯殺人罪，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法不得加重外，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 ⒈依民國108年2月22日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 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是在該解釋文公布後，本院即應依此就個案裁量是否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之必要。 ⒉經查，檢察官主張被告前於109年3月31日因持刀追趕另案被害人而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易字第41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0年度上易字第1551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於111 年2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檢察官提出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執字第668號卷宗在卷可查，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規定，本院審酌被告上述恐嚇危害安全罪甫於111年2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理應生警惕作用，期待其返回社會後能因此自我控管，惟被告竟未生警惕，復故意再犯本案殺人犯行，足見前罪之徒刑執行成效不彰，被告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暨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罪刑相當原則及相關刑事政策，並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為整體評價裁量後，尚不生被告以累犯所處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侵害之情形，爰就被告所犯，依上開規定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刑法第64 條第1項、第65條第1項規定不得加重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　㈡被告並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　 ⒈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前 2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刑法第19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19條有關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之規定，係以行為人確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因素，導致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是非辨別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行為控制能力），因而產生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為斷，並依行為時之狀態定之，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而行為人對自我行為之衝動控制能力或情緒管理能力，縱然稍嫌不足，僅屬行為人之性格、素行或生活方式等情狀，究非判斷犯罪成立與否或罪責有無之標準，如其行為時之心理結果，無論辨識能力、控制能力均無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情形時，仍應負完全之責任，並無同條第1項不罰或第2項得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 9年度台上字第492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查，被告於112年1月24日經員警以酒精濃度測試器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22毫克乙節，固有被告之酒精測定紀錄表1紙在卷可查（見檢證卷二第65頁），足證被告於案發時確有飲用酒類之情形。惟按飲酒情況與酒精代謝率因人而異，如果要正確的計算，必需個案實驗，並不得以前述行為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及其對人體影響的數據，作為認定行為人於行為時的精神狀態的唯一憑據。　 ⒊證人即案發時地之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蘆興門市店員李巾緯於原審審理中固證稱：因為被告沒帶鑰匙，然後我跟他說要不要再去看一下能不能開門；被告離開後，我知道他大概喝醉了，因為他走路會搖搖晃晃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21頁），惟亦證稱：我跟被告對話過程中，我可以理解他所說的話的意義，我回應被告時，被告沒有表現出不理解的樣子，就如同正常人與人之間的對話；超商內向外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6時15分21秒前不久，被告有走進來，我當時有看到被告手上有血，被告當時對我說「我殺人了、幫我報警（臺語）」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21、327至 328頁）；而原審將被告送請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鑑定其於案發時心神狀態，經由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精神醫學部曾念生醫師鑑定後，亦認為⑴陳員（按即被告）在案發前，連續飲用約6公升之啤酒，據證人超商店員筆錄述有多話、錯認商品等情形，然意識仍清楚，據超商內向外監視器所見，並無顯著精神症狀如認知下降、被害感、咆哮或暴力行為等衝動控制下降、影響判斷力之情形，具完整現實感；⑵在案發時，據陳員所述，在與被害人口角及肢體衝突過程中，被害人先攻擊自己、爾後自己拿出鑰匙攻擊對方，事件發生當下亦無顯著精神症狀致影響判斷力及現實感之情形，而事後陳員亦能完整陳述事件經過，顯記憶未受影響；⑶在案發後隨即之狀態，陳員可立即進入超商告訴店員「我好像殺人了，幫我叫救護車。」顯現陳員當時具完整現實感，且對於當下情境具辨識能力。雖於案發後約半小時後之呼氣酒精濃度為1.22mg/L，依據身體酒精濃度與行為表現之關係表，在此濃度下，可能導致之行為表現為嘔吐、步履不穩、呆滯木僵、昏迷等，然因陳員之長期飲酒史，已產生酒精耐受性，因而於案發雖即狀態之判斷力及現實感不受影響。由上述之敘述可知，陳員於案發當下之行為受到酒精之部分影響，然其行為仍具有動機與目的之現實性，推估其當時“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未達「顯著降低」或「完全喪失」之程度等情，業據鑑定證人曾念生醫師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見原審卷二第410至424頁），並有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3年1月31日院三醫勤字第1120075369號函及其檢附之113年1月24日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在卷可佐（見檢證卷一第293至307頁；檢證卷二第167至183頁）。本院觀諸被告於犯後能具體陳述案發過程，於警詢及偵查中就當日與被害人宋秉翰爭吵、殺害被害人之行為及案發後請證人李巾緯叫救護車等各情均能鉅細靡遺陳述及答辯，有被告之調查筆錄及訊問筆錄等件附卷可稽（見檢證卷二第21 1至216、219至225、230、239至245頁），足徵被告實行本案犯行時，雖曾因飲酒而使其判斷力與衝動控制能力有下降之情形，然其對於犯案過程意識清楚，對外界覺知理會與衝動控制之能力並未有何顯然降低之情，並未因飲酒而達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自無刑法第19條第1項不罰或第2項得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　㈢被告不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之要件：　 ⒈按刑法第62條所定自首減刑，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之前，向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坦承犯行，並接受法院之裁判而言。苟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嫌疑人後，犯罪嫌疑人始向之坦承犯行者，為自白，而非自首。而所謂發覺，不以有偵查犯罪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僅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者，亦屬發覺（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596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上所謂自首，乃犯人在犯罪未發覺前，向該管公務員自行申告犯罪事實而受裁判之謂。所謂「發覺」，固非以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而於對其發生嫌疑時，即得謂為已發覺，但此項對犯人之嫌疑，仍須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者，始足當之，若單純主觀上之懷疑，要不得謂已發生嫌疑。至如何判斷「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與「單純主觀上之懷疑」，主要區別在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能否依憑現有尤其是客觀性之證據，在行為人與具體案件之間建立直接、明確及緊密之關聯，使行為人犯案之可能性提高至被確定為「犯罪嫌疑人」之程度。換言之，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尚未發現犯罪之任何線索或證據，僅憑其工作經驗或蛛絲馬跡（如見行為人有不正常神態、舉止等）等情況直覺判斷行為人可能存在違法行為，即行為人之可疑非具體且無客觀依據，無從與具體犯罪案件聯繫；或於犯罪發生後，前揭有偵查犯罪權限機關或人員雖根據已掌握之線索發現行為人之表現或反應異常，引人疑竇，惟尚不足通過現有證據確定其為犯罪嫌疑人，即對行為人可疑雖已有一定之針對性或能與具體案件聯繫，惟此關聯仍不夠明確，尚未達到將行為人鎖定為犯罪嫌疑人並進而採取必要作為或強制處分之程度。此時，上開2種情況仍僅止於「單純主觀上之懷疑」，尚不得謂為「已發覺」。相反地，倘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由各方尋得之現場跡證（如贓物、作案工具、血跡等檢體）、目擊證人等客觀性證據已可直接指向特定行為人犯案，足以構建其與具體案件間直接、明確及緊密之關聯，使行為人具有較其他排查對象具有更高之作案嫌疑，此時即可認「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將行為人提昇為「犯罪嫌疑人」，即應認其犯罪已被「發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14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證人李巾緯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聽聲音、遠距離看畫面，就是看到2個人扭打在一起，無法分辨的狀況，在我聽到打到玻璃的聲音時（即在超商內向外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6時12分52秒），我去報警，當時我從店裡面往外看，有看到流血，後來我到門市的時候，才看到被害人單方面被被告毆打。於超商內向外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6 時15分21秒前不久，被告走進來，我看到被告手上有血，被告當時對我說「我殺人了，幫我報警（臺語）」，（觀看上開超商內向外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後改稱）被告是說「叫救護車（臺語）」，在我的理解當中，叫救護車可能就包含報警，所以我剛剛回答說他有叫我報警，但這時候我早就已經報警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27至329頁），顯見證人李巾緯於被告持鑰匙刺擊被害人頭部後，雖有撥打 110報警之行為，然此報警行為係發生於被告向證人李巾緯表示「我殺人了，趕快叫救護車（臺語）」等語之前，則證人李巾緯前開致電110報警之行為並非受被告委託而為，難認被告上開表示符合自首之要件，先予敘明。　 ⒊復證人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延平派出所員警林琬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與徐建勛是在第一時間一起到場的員警，我們到場後先處理被害人的部分，被害人當時躺在地上已經蠻明顯快沒意識，已經有點陷入昏迷，後續超商店員有跟我們說犯嫌往那個方向走，所以我才往那個轉角去找被告，大概是到場2、3分鐘，我先在超商轉角處、距離被害人位置、現場大概30、40公尺處找到被告，因為被告本身是警衛，被告應該是回到他原本單位、服職務地方的外面。我一開始是發現被告身上外面有血跡，所以我才問被告是不是跟前面的被害人有糾紛或口角，被告後面有跟我說他跟對方有一些糾紛，表示對方有先嗆他，後續我才問被告是拿什麼東西攻擊被害人，被告一開始說他沒有，後續我再問他，他才坦承是用鑰匙攻擊；因為當時被害人大量出血，在現場附近只有被告一個人身上有血跡，衣服跟手有血跡，依據這樣的判斷，我在第一時間就懷疑站在超商轉角處的被告就是本案的行為人，我看到被告時，被告沒有在第一時間說被害人受傷是他造成的，是我先開口問了被告是不是跟被害人發生這件事情有關係，被告才開始回答我的問題等語綦詳（見本院卷第223至227頁），核與證人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延平派出所員警徐建勛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12年1月24日上午，最先到場處理被告與被害人刑事案件的人是我跟林琬玲，我到場處理時，沒有看到被告在現場，後面林琬玲找到被告之後，林琬玲喊無線電，我們才過去把被告帶回現場，第一時間我沒有與被告對話；我到場之後，面對7-11，被告是站在轉角，因為被告是社區保全，轉角就是社區大門，等於被告是站在大門的左側，因為現場就有血跡，另一位員警與被告對話之後，被告自己有說與對方有糾紛，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變這樣，後來我們去調監視器才發現被告有其他動作、被害人倒在地上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228至230頁），且與證人林琬玲於112年1月24日製作之職務報告記載：警方到場後被害人在新北市○○區○○路000號前，且被害人躺臥於地板且身上佈滿血跡送醫急救，警方於案發現場附近見被告身上臉部、衣物等皆有血漬，並向警方表示當時被害人是因為嗆他，所以他們有發生口角，經警方詢問被告用何武器攻擊被害人，被告一開始回答「沒有」，後續當場向警方坦承是使用鑰匙攻擊被害人，遂將被告依現行犯逮捕等語無違（見檢證卷一第117頁）；再參酌員警密錄器所攝得員警到案發現場時之監視錄影檔案畫面翻拍照片（見檢證卷二第192至193頁）顯示被告衣服及手上有大量血跡等情，堪認員警林琬玲於案發後第一時間到場後，在超商轉角處、距離被害人位置、現場大概30、40公尺處找到被告，斯時員警林琬玲即因被告衣服及手上有大量血跡，而已有確切之根據合理懷疑被告殺人之嫌疑，應認被告殺人之犯罪已被「發覺」，縱使被告於證人林琬玲追問後坦承其與被害人發生爭執並持鑰匙傷害被害人等情，惟此行為僅屬「自白」而非自首，自不得適用自首之規定減輕其刑。　㈣被告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⒈按刑法第59條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將原條文：「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修正為：「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得酌量減輕其刑」。立法說明指出：該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本係指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依實務上見解，必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為防止酌減其刑之濫用，自應嚴定其適用之要件，以免法定刑形同虛設，破壞罪刑法定原則，乃增列文字，將此適用條件予以明文化，有該條之立法說明可參。而刑法第 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依上開立法之說明，自應與同法第57 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情形以為判斷。尤以此項酌減之規定，係推翻立法者之立法形成，就法定最低度刑再予減輕，為司法之權，適用上應謹慎，未可為常態，其所具特殊事由，應使一般人一望即知有顯可憫恕之處，非可恣意為之。　　⒉查，被告與被害人素不相識，僅因酒後攀談被害人遭拒，雖與被害人起口角，因認遭被害人嗆聲而心生不滿，竟即基於殺人之不確定故意，先手握鑰匙並以鑰匙金屬製前端由上往下猛力刺擊被害人頭部共37次，復向外用力猛踢被害人頭部3下，致被害人頭部傷重不支倒地，又於同日6時 25分許，見被害人倒臥在地且無力反抗，再上前向外用力猛踢被害人頭部共6下，誘發被害人高血壓性心臟病及冠狀動脈心臟病發作而心因性休克，雖經緊急送醫急救，仍於同日7時33分許不治死亡。是就被告本案犯罪之目的、動機、手段與情節等觀之，實難認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原因、環境與情狀，尚無如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而情堪憫恕之情形，自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餘地。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⒈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中未提出被告為累犯之主張，僅於最後一次準備程序時稱可能會於審判中主張被告為累犯，然經辯護人當庭詢問確認檢察官是否列為爭點時，檢察官表示不確定會不會主張，同時也未指明證據方法，從而，本案準備程序終結後，並未將「累犯」列為爭點，經審檢辯確認之本案一審審理計畫書也完全沒有提到累犯乙節，詎檢察官於本案審理刑度時，提出被告相關前案紀錄等資料，並主張被告有累犯之適用，致被告及參與審理之國民法官遭受突襲，嚴重侵害被告之防禦權，違反當事人對等及武器平等原則，而損害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參與審理之國民法官亦因審理計畫書中從未提到有累犯之爭點或主張、相關法律條文、判決解釋等可供參考之資料，而無法實質審酌。綜上，檢察官對於本案是否成立累犯，似乎未盡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且嚴重侵害被告之防禦權。再者，被告於109年間所犯恐嚇危害安全罪，是針對自由意識有無受限制，與本案殺人是對生命身體的犯罪，在罪質上並不相當，應不構成累犯。　 ⒉依據卷內超商內向外監視器畫面、警方監視錄影畫面及證人李巾緯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可知被告於案發第一時間當下即進入超商，向超商店員表示「我殺人了，並請超商店員叫救護車（報警）」，確已委託店員自首，店員也向被告表示有叫救護車，被告事後也沒有離開現場，持續留在現場等待警方到場處理，並未逃逸，對於警方之詢問，也坦承與被害人發生衝突，有拿鑰匙攻擊被害人等情，故被告確實主動坦承犯行，而非畏罪逃逸，有助節省偵查或訴訟資源。雖然店員於被告與被害人發生衝突中，先行報警，但是審酌「被告於衝突後，隨即請店員叫救護車（報警）」、「店員也回應被告表示，已經叫了」等情（時間差大概只有1分鐘），被告因此即認為會有警方到場處理，遂留於現場，沒有逃逸，應可認被告確實有自首之意，應成立自首。　 ⒊依據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可知被告於衝突後數度請求超商店員叫救護車，超商店員也應允，在整個衝突結束後，被告仍持續請超商店員「快叫救護車，將被害人送去醫院」，並非毫無救助行為，應可作為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考量，是原審判決認定「被告未採取任何救助被害人措施」等情，顯與客觀證據不符，而與經驗法則有違，導致原審判決在量刑時。在「犯罪手段」部分，對於被告於衝突發生時，有2度多次催促超商店員叫救護車，店員也表示已經叫了等救助被害人之行為情狀，在判決量刑中並未提及、未予以考量，而有「關於科刑事項之認定或裁量不當」之違誤。　 ⒋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經認罪，且依自己的能力，願意先行補償被害人家屬新臺幣（下同）30萬元，請本院加以斟酌，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5條第1款、第4款、第5款認定量刑，並在刑度部分給予被告減輕等語。　㈡經查：　　⒈按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前階段構成累犯事實為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後階段加重量刑事項為檢察官之說明責任，均應由檢察官分別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責（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檢察官於原審審理中就科刑資料調查證據時，已提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111年度執字第668號卷宗，並進而具體說明該恐嚇危害安全卷宗與本案累犯之待證事實有關，以及釋明其執行完畢日期，足以證明被告前於109年3月31日因持刀追趕另案被害人而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易字第41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0年度上易字第1551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於111年 2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可見檢察官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已為主張且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而被告上開執行紀錄，經原審審理時依法調查及辯論，足認被告前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規定。另原判決理由欄說明：考量被告再犯本案犯行之時間係在前案執行完畢之3年內，時間相近，且前案為持刀追趕另案被害人之恐嚇危害安全犯行，屬殺人實害發生前之危險行為，與本案殺人罪質具有關連性，堪認被告對前案之刑罰反應力薄弱且有一再違犯之惡性，並無不宜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情事。因認其所犯以累犯加重其刑，不致違反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指罪責相當及比例原則之旨，惟依刑法第64條第1項、第65條第1項規定，死刑、無期徒刑不得加重，故就被告本案所犯殺人罪，僅就刑法第271 條第1項法定本刑中之有期徒刑部分加重其刑等語，與本院前開關於累犯部分之認定相同，所適用之法律亦無任何違誤。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主張檢察官對於本案是否成立累犯，未盡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且嚴重侵害被告之防禦權，及前開恐嚇危害安全罪案件與本案罪質不相當，被告不構成累犯云云，並無可採。　　⒉按行為人並未向偵查或調查犯罪機關自首，而向其他機關自首者，以其他機關將行為人自首之犯罪事實移送偵查或調查犯罪機關時，認為向偵查或調查犯罪機關自首；而行為人委託他人代理向偵查或調查犯罪機關自首，亦應認為符合自首之要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9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原判決理由欄說明：原審國民法官法庭綜合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證人李巾緯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之證稱、到場處理員警攜帶之密錄器畫面照片、被告臉部及雙手沾有血跡照片及現場照片，復於審理時觀看及聽聞檢察官當庭播放前開密錄器畫面，再於評議時再次觀看及聽聞前開密錄器畫面，認為員警據報到場處理時所看到的現場情況是被害人頭部、臉部及身上衣物均沾滿血跡並倒臥在地且未有任何動靜，而被告則是站在旁邊且臉部及雙手均沾滿血跡，又員警旋即詢問被告是否有攻擊倒臥在地的被害人，堪認員警按照上開現場情況，已有確切之根據對被告涉嫌本案殺人犯行產生合理懷疑，然被告卻遲至員警詢問後始回答其為攻擊宋秉翰之人，經討論後評議投票結果，認被告並未於員警發覺其有本案殺人罪嫌前，即向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自承犯罪而接受裁判，被告上開回答員警之所為，要難認合於自首之要件，故本案並不適用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之規定等語，故原判決已敘明上開認定之依據，且於法相合，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處。被告及辯護人徒以被告於案發後曾進入超商，向超商店員李巾緯表示「我殺人了，並請超商店員叫救護車（報警）」，而有委託超商店員李巾緯自首之行為，事後也沒有離開現場，持續留在現場等待警方到場處理，並未逃逸，對於警方之詢問，也坦承與被害人發生衝突，有拿鑰匙攻擊被害人等情，故被告確實主動坦承犯行，而非畏罪逃逸，有助節省偵查或訴訟資源。被告因此即認為會有警方到場處理，遂留於現場，沒有逃逸，應構成自首云云。然查，被告於案發後雖有向超商店員李巾緯表示「我殺人了，趕快叫救護車（臺語）」等語，惟超商店員李巾緯前開致電110報警之行為並非受被告委託而為，已如前述，自難認被告請超商店員李巾緯幫忙叫救護車乙節符合自首之要件。再者，員警林琬玲、徐建勛於案發後到場時，並未見及被告在場，俟員警林琬玲在超商轉角處、距離被害人位置、現場大概30、40公尺處找到被告時，員警林琬玲即因被告衣服及手上有大量血跡，已有確切之根據合理懷疑被告殺人之嫌疑，則被告殺人之犯罪斯時已被「發覺」。況且，被告於員警林琬玲詢問之初並未坦承持鑰匙攻擊被害人，俟於員警林琬玲追問後方坦承其與被害人發生爭執並持鑰匙傷害被害人等情，則被告前開坦承與被害人發生爭執並持鑰匙傷害被害人之行為僅屬犯後「自白」而非自首，自不得適用自首之規定減輕其刑，是被告及辯護人上訴主張被告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之要件云云，亦難憑採。　　⒊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國民法官法第91條定有明文。國民參與審判之目的，在於納入國民多元豐富的生活經驗及價值觀點，反應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並提高判決正確性及司法公信力，是第二審法院於審理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判決，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與原審為不同之認定。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科刑事項，是由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多數意見決定，充分反應國民正當法律感情與法律專業人士之判斷，故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不當外，第二審法院宜予維持。詳言之，第二審法院就量刑審查部分，並非比較國民法官法庭量刑與第二審法院所為判斷之量刑是否一致，而是審查國民法官法庭量刑是否有依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各款量刑因子後，而予適用，所說明之量刑情狀，是否欠缺合理性，除非有極度不合理（例如忽略極為重要的量刑事實、對重要事實的評價有重大錯誤、量刑裁量權之行使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之情形外，原則上均應尊重其量刑裁量權之判斷。又所謂「科刑事項之認定或裁量不當」，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7條立法理由舉例如下：㈠未審酌相關法律規範之目的，逾越內部性界限；㈡未依行為責任之輕重科以刑罰，亦即不重視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之手段及犯罪之動機或目的等犯罪情狀，僅重視被告是否自白認罪、賠償損害、被害人之科刑意見及被告之社會復歸可能性等一般情狀，甚至僅憑行為人人格或性格，即科處與行為人之行為責任不相當之刑罰，而違反罪刑相當原則；㈢於個案事實之本質相同時，科以相異之刑罰，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違反平等原則；㈣僅於量刑理由中重複記載抽象構成要件，而未具體考量個案犯罪情狀，以致於無法瞭解本案相較於其他同種類案件應從重或從輕之理由，抑或僅以刑罰規範目的作為加重處罰之依據，而有違反重複評價禁止原則之情形；㈤誤認或遺漏重要量刑事實（如被告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卻漏未審酌）、錯誤評價重要量刑事實。本案原判決理由欄說明：原審國民法官法庭審酌刑法第57條所規定之各種情狀，綜合被告行為屬性事由（包含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手段、被告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行為人屬性事由（包含被告之生活狀況、工作與經濟狀況、被告品行、被告之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經討論評議後投票決定不需判處被告死刑，但應判處被告無期徒刑，故量處被告無期徒刑，並依刑法第37條第1項規定，宣告褫奪公權終身等語（見原判決第10至11頁）。經核原審上開量刑，並無所憑事實錯誤之情事，且已詳為斟酌與本案有關之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並為整體評價，就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以致輕重失衡之情形，且未悖離相類似案件所斟酌之量刑因子及通常刑度而顯失公平或罪責不相當，應屬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難遽謂原判決之量刑有何違法之處。又本案為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案件，其科刑事項之評議，係經包含國民法官與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過半數之意見決定之，所為科刑既是經多數決之意見決定之，並非單純由職業法官評議決定，況且原審就本案被告犯行之量刑，已具體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量刑因子，有如前述，且經包含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上述多數決方式定之，量刑自難認有何不當之處；縱原判決理由欄內就量刑審酌說明中未提及被告及其辯護人所述被告在整個衝突結束後，仍有向超商店員李巾緯表示「快叫救護車，將被害人送去醫院」等語，及超商店員李巾緯也向被告表示已經報警等情，然原審國民法官法庭依其法庭內的眼見所聞，均為形成本案量刑之重要因子，實無庸逐一敘明於判決書，則經調查、辯論，但嗣未據記載於判決書量刑審酌欄之事項，原可能出於判決書簡化記載之故，換言之，未據記載於判決書量刑審酌欄之事項，非等同於未經審酌，且縱經將被告及其辯護人所述被告在整個衝突結束後，仍有向超商店員李巾緯表示「快叫救護車，將被害人送去醫院」等語，及超商店員李巾緯也向被告表示已經報警等再列入量刑因子，與其他量刑因子綜合考量，仍難遽謂原判決之量刑有何不當，且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符合法規範之目的，亦無違反比例、平等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縱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其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至於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就其所犯殺人罪為認罪表示，惟其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否認犯行，迄至本院審理時方為認罪表示，時間過遲，本院認就其是否深具悔意之判斷此節，影響輕微，故本院衡酌上情後，認尚不能評價為有利之量刑因子，而據以為任何量刑減讓；另訴訟參與人宋宗憲、宋興文之共同代理人於本院審理中表示被告於原審判決前未曾表示要和解，亦未曾道歉，雖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提出先以30萬元補償被害人家屬，惟該金額對被害人之損失並沒有任何實質上之幫助，訴訟參與人不願意接受被告提出之30萬元賠償金而作為本院改判及量刑減輕之基礎等語（見本院卷第235頁）。從而，被告及辯護人上訴意旨主張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經認罪，且願意先行補償被害人家屬 30萬元，請本院加以斟酌，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5 條第1款、第4款、第5款認定量刑，並在刑度部分給予被告減輕云云，自無可採。　　⒋末按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一、有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5款或第6款之情形。二、非因過失，未能於第一審聲請。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稱新證據，應係指未於第一審法院調查之證據，且未經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一審準備程序終結前聲請調查，此亦經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6條第1項說明在案。且按諸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第1、2項規定，「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宜考量調查該證據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是否足認有第305條第1項、第306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前項證據曾經第一審法院駁回調查之聲請者，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並宜考量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及第一審法院駁回調查證據聲請之理由，妥適為之。」是於國民法官審理之第一審案件，第二審法院究否應調查當事人所聲請之「新證據」有嚴格之限制規定，即應限於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所規定之三種情形。至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聲請調查之證據，則須審酌是否足認有「事實認定錯誤」、「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等情事而有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綜合判斷之，且應由聲請調查證據之人釋明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第1、 4項規定意旨參照）。本件被告上訴後，被告之選任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聲請再次勘驗卷內「超商內向外」、「警方密錄器」監視錄影畫面以證明被告於攻擊行為完全結束後有再一次請超商店員叫救護車及被告於案發後未逃離現場且符合自首要件云云，檢察官當庭表示不同意；再者，被告及其辯護人聲請勘驗之卷內「超商內向外」、「警方密錄器」監視錄影畫面均已於原審審理時提出並當庭勘驗無訛，自無調查之必要；再參酌關於被告本案量刑之相關證據，業經原審國民法官法庭詳予調查認定在案，為達尊重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本院認被告選任辯護人此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尚無從准許，自應予駁回。㈢綜上，原審國民法官法庭就被告所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以被告所犯殺人罪，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法不得加重外，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並說明被告並不符合自首要件，且無刑法第19條、第59條規定之適用，審酌刑法第57條所規定之各種情狀，綜合被告行為屬性事由（包含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手段、被告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行為人屬性事由（包含被告之生活狀況、工作與經濟狀況、被告品行、被告之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逐一詳述評斷之理由，並無忽略極為重要的量刑事實、對重要事實的評價有重大錯誤、量刑裁量權之行使違反比例原則或平等原則等情事。從而，被告上訴仍執前詞指摘原審量刑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鍾子萱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彥琿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許永煌法　官黃美文法　官雷淑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林立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附錄原審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普通殺人罪）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1-06

TPHM-113-國審上重訴-3-20241106-2

北簡

臺北簡易庭

返還不當得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3490號原告方璽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陳麗秋訴訟代理人陳世杰律師被告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法定代理人蔡宜廷訴訟代理人陳祈嘉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事項　　原告起訴時，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詹正雄，嗣於本院審理中被告法定代理人變更為蔡宜廷，由其聲明承受訴訟，有被告提出聲明承受訴訟狀附卷可稽，核無不合，應予准許。貳、實體方面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ll1年3月23日向被告承作「教保服務中心整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兩造並訂定系爭工程之工程採購合約（下稱系爭工程契約）。惟原告依約完成工程後，被告尚要求原告辦理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即申請竣工查驗，下稱系爭合格證明），因系爭合格證明之取得涉及消防、結構等項目之簽證，應由被告自行申請並負擔相關費用；且依系爭工程契約，原告並無申請合格證明之義務，相關報酬亦未包含申請取得該證明之費用，但原告為能盡速結束該標案，配合被告要求進行申請，並於ll1年7月18日取得系爭合格證明，因此支出費用20萬元（含消防技師簽證、結構技師簽證及建築師辦理費用），經原告多次催告給付，被告均拒絕。爰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二、被告答辯聲明及理由（一）被告就系爭工程之委託監造技術服務辦理採購案，於ll0 年6月2日決標，由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得標並承攬，兩造乃簽訂教保服務中心整修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契約（即系爭設計監造契約），依該契約補充說明第1條第1項「委託範圍包括建築裝修主體及附屬設施、設備之規畫、設計及監造事宜，並辦理取得室內裝修施工許可及申請必要設施設備之主管機關審核許可；另於本工程全部竣工後，協助機關及工程承包商取得合格證明並取得必要設施設備主管機關之使用許可」、第2條第6項第6款「規劃設計作業事項…㈥建築相關機電設備（給水、排水、電氣、電信、空氣調節、消防、污物處理等）之設備容量檢討計算，設備系統圖、昇位圖，並負責整合建築、結構、機電、空調、消防等專業設計及簽證」、第3條第1、3項「本工程之委辦範圍所列各服務項目所需之費用，除室內裝修及消防審查費用及其他規定由機關負擔外，其餘概由廠商負擔。…本委託設計監造案服務費用，包含監工人員薪資、房屋租用、技師簽證費、保險費及廠商稅捐利潤等」、第5 條第9項「本工程依技師法相關規定之專業工程部分…各專業工程技師應本於專業職責，於工程審查、勘驗鑑定查驗驗收等作業時，請親自出席執行專業職能，所需費用已包含於所列設計監造服務費，不另給付」約定，系爭合格證明所需相關消防、結構等項目之簽證費用，均已包含於系爭設計監造契約之設計監造服務費，應由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負擔。嗣原告於ll1年3月23日承攬系爭工程，兩造並訂定系爭工程契約，詎原告突向被告表示其自行支出系爭合格證明之簽證費用20萬元，然被告從未要求原告辦理室內裝修合格證明，系爭工程契約亦無約定辦理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即申請竣工查驗）事項，且該部分簽證費用已包含於系爭設計監造契約之設計監造服務費，被告並未因此受有利益，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二）依系爭設計監造契約補充說明第1條第1項約定，無論是辦理取得室內裝修施工許可及申請必要設施設備之主管機關審核許可，甚至包含教保中心整修工程施工竣工後，協助機關及工程承包商取得合格證明，均在系爭監造契約之委託範圍內，是原告承攬之系爭工程全部竣工後，協助機關及工程承包商(即原告)取得合格證明，亦在系爭設計監造契約委託範圍之內。另依系爭設計監造契約補充說明第3 條第1、3項約定，只有室內裝修及消防審查之規費是由機關負擔，其他費用包含技師簽證費在內均概由廠商負擔；該約定所謂委辦範圍所列各項服務項目所需之費用，係指第1條委託範圍所列各項服務項目所需之費用。原告固主張本件分別為設計監造契約與工程施作契約，然依前開約定，無論是工程設計監造階段，甚至包含工程施工後竣工階段，為取得合格證明之相關技師簽證費用支出，均概由系爭設計監造契約承攬廠商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負擔，並非二事；且依系爭合格證明來看設計與裝修，均係同一張合格證明，原告主張設計與裝修應各自進行簽證，與系爭合格證明記載不符。又依系爭設計監造契約補充說明第5 條第9項約定，包含工程審查、勘驗鑑定、查驗驗收等作業專業技師簽證費用，均已包含於所列設計監造費在內，被告無須另為給付。原告主張系爭設計監造契約是協助機關及工程承包商取得合格證明，並非負有取得合格證明之義務，然依系爭設計監造契約補充說明第1條、第2條第6 項第6款、第3條第1、3項、第5條第9項約定，只要是委辦範圍之內，取得合格證明之技師簽證費用支出，均約定概由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負擔，況第3條及第3項明文約定技師簽證費應由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負擔，且消防工程顧問費8萬元及樓板檢核技師費33,333元等單據之客戶或買受人，均是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可見相關費用本應由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支付。（三）原告所提於ll1年4月7日轉帳5,000元之匯款紀錄，及111 年4月8日記載「簡易室內裝修審查費」之電子發票，原告僅自行備註「北市建築師公會」，無法看出係支付何項費用，該發票亦無法依得知是否為系爭工程之審查費用，且審查費用等規費與技師簽證費用兩者性質不同，不應混淆。原告所提系爭設計監造契約之會議紀錄內容，主要為因應設置無障礙空間需求，而需縮減幼童招收人數及變更使用執照，故請黃怡霖建築師提出變更設計所需經費及工程裝修費用規劃，並未見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和被告就技師簽證費等事項對系爭設計監造契約為修改，該部分應依系爭設計監造契約為解釋。被告否認原告所提原證八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函之形式真正，亦否認其證明力。依原告提出對話紀錄所示，被告機關之人員僅就是否取得合格證明一事向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詢問，並無原告受被告要求始代為辦理系爭合格證明等事實，且被告係直接向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詢問合格證明辦理事宜，益徵系爭合格證明辦理等事係由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負責處理。（四）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三、原告主張兩造於ll1年3月23日簽訂系爭工程契約，原告已依約完成系爭工程，且就系爭工程之建築物室內裝修於ll1年7 月18日取得系爭合格證明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工程契約及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7至38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固定有明文。惟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98號裁判要旨參照）。又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須以當事人間之財產損益變動，即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財產上之損害，無法律上之原因，為其成立要件。而一方基於他方之給付受有利益，是否「致」他方受損害，應取決於當事人間是否存有給付目的及給付關係而定。在指示人依補償關係指示被指示人將財產給付領取人之指示給付關係，其給付關係係分別存在於指示人與被指示人及指示人與領取人之間；至於被指示人與領取人間，因領取人係基於其與指示人之對價關係，由指示人指示被指示人向領取人為給付，該二人間僅發生履行關係，而不發生給付關係（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40號裁判意旨參照）。（二）查原告主張被告因系爭合格證明核發一事而受有不當得利之事實，為被告所否認，依前揭說明，應由原告先舉證以實其說，即就：1.兩造間存有給付關係，2.原告受有損害，3.被告受有利益，4.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即無法律上之原因）先舉證證明。經查：　　　1.被告否認有指示原告辦理申請系爭合格證明之事實，而原告並未就被告有直接指示原告辦理申請一事提出相關證明，則兩造間就系爭合格證明核發一事是否存有給付關係，即屬有疑。　　　2.又原告雖以被告與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間所簽訂之系爭設計監造契約並不包含申請系爭合格證明，而據以推論本件係由被告指示原告辦理等語，惟此亦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查：　　　　⑴觀諸被告所提出被告與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間所簽訂之系爭設計監造契約書（本院卷第83至176頁），其補充說明第1條第1項係約定「委託範圍包括建築裝修主體及附屬設施、設備之規畫、設計及監造事宜，並辦理取得室內裝修施工許可及申請必要設施設備之主管機關審核許可；另於本工程全部竣工後，協助機關及工程承包商取得合格證明並取得必要設施設備主管機關之使用許可」、第2條第6項第6款係約定「規劃設計作業事項…㈥建築相關機電設備（給水、排水、電氣、電信、空氣調節、消防、污物處理等）之設備容量檢討計算，設備系統圖、昇位圖，並負責整合建築、結構、機電、空調、消防等專業設計及簽證」、第 3條第1、3項係約定「本工程之委辦範圍所列各服務項目所需之費用，除室內裝修及消防審查費用及其他規定由機關負擔外，其餘概由廠商負擔。…本委託設計監造案服務費用，包含監工人員薪資、房屋租用、技師簽證費、保險費及廠商稅捐利潤等」、第5條第9 項係約定「本工程依技師法相關規定之專業工程部分 …各專業工程技師應本於專業職責，於工程審查、勘驗鑑定查驗驗收等作業時，請親自出席執行專業職能，所需費用已包含於所列設計監造服務費，不另給付」（本院卷第93至98頁），可知系爭設計監造契約已約定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負有「協助機關及工程承包商取得合格證明」之給付義務，需整合建築、結構、機電、空調、消防等專業設計及簽證，並負擔包含技師簽證費在內之相關費用，故被告抗辯系爭合格證明所需相關消防、結構等項目之簽證費用，均已包含於系爭設計監造契約之設計監造服務費，而應由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負擔一節，尚非無據。本件原告所提出之20萬元費用收據，均由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收取而簽發收據交付原告，其中包含「教保服務中心整修工程委託建築師簽證費（8萬元）」、「教保服務中心整修工程委託消防技師簽證費（8萬元）」、「教保服務中心整修工程委託結構技師簽證費（3萬5,000元）」，則此等費用是否不應由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負擔，即非無疑。　　　　⑵至原告固以：①系爭設計監造契約內容所指之簽證係指未取得使用執照所進行之簽證，與取得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無關；②且約定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協助」被告取得使用合格證明，並取得必要設施設備主管機關之使用許可，而非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負有取得使用合格證明或使用許可之義務，更非規定其必須負擔相關費用；③按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5條分為「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得從事室內裝修設計業務」、「依法登記開業之營造業得從事室內裝修施工業務」、「室內裝修業得從事室內裝修設計或施工之業務」等三類，被告將系爭工程分為「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整修工程」，由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負責設計監造、原告負責裝修實際施作。依同一辦法第32條規定，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為施作竣工後須申請之證明，應由被告及施作之室內裝修從業者即原告申請核發，無法由僅係設計廠商即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申請，因系爭合格證明須記載裝修設計廠商，方有記載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並非系爭設計監造契約中之簽證即包含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在內；④被告委託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僅限於設計監造，裝修施作由原告為之，而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係室內裝修竣工方申請之證明，自屬室內裝修之範疇，加上為申請該證明亦須取得消防簽證，依上開第3條第l項規定，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之費用本應由被告負擔；另查系爭設計監造契約總報酬僅193,000元，卻要求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須負擔為申請系爭合格證明所需支出之全部相關費用，兩者金額顯然失衡；又依卷附工作會議紀錄，被告教保中心之設立涉及變更使用執照、室內裝修、消防圖審、工程裝修費用等規劃，依該次會議「問題反映」欄提及「確認施工費用以外變更使用執照及其他申請規費用途別調整」，顯示設計監造費用不包含室內裝修施工費用，亦不包含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室內裝修、消防圖審，如已包含即無需於會議記錄「討論事項」第4點另外規劃並考慮是否得向國教署申請補助等理由，而主張系爭設計監造契約並不包含系爭合格證明之申請。惟按契約自由原則，系爭設計監造契約之報酬係由契約當事人自行考量決定，而該契約內容確有「協助機關及工程承包商取得合格證明」、「整合建築、結構、機電、空調、消防等專業設計及簽證」及負擔包含技師簽證費在內之相關費用等記載。本件既未經黃怡霖建築師到庭作證，則被告與黃怡霖建築師間簽訂系爭設計監造契約是否確未包含系爭合格證明一事，仍屬有疑，自難逕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況且不論黃怡霖建築師事務所是否應負擔系爭合格證明之申辦費用，本件原告既未能舉證被告確有指示原告辦理申請系爭合格證明，即不能認定兩造間存有給付關係。（三）綜上，本件依原告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認定兩造就系爭合格證明核發一事存有給付關係，自難認被告有不當得利之事實，故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20萬元之不當得利，洵非有據，不能准許。五、從而，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麗萍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陳怡如

2024-11-05

TPEV-113-北簡-3490-20241105-1

監宣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監護宣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479號聲請人陳振翔代理人李志正律師洪暄祐律師應受輔助宣告之人陳振漢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一、宣告陳振漢（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 00000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二、選定陳振翔（男，民國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 0000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人陳振漢之輔助人。三、聲請程序費用由受輔助宣告之人負擔。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應受宣告人陳振漢之弟，陳振漢於民國100年8月11日因○○○○○○○○○○○○○急診送醫，現罹患○○○○○ ○○○○術後併○○○○○○、○○○及○○○○等症，障礙等級為○○，已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無能力處理自己之事務，爰依民法第14條第1項、第1110條、第1111條第1項及第1111條之 1規定，聲請法院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及選定聲請人為其監護人，指定社會局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倘陳振漢未達受監護宣告之程度，則請本院依職權按民法第15條之1 第1項規定，為輔助之宣告等語。二、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法院為輔助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輔助人。法院選定輔助人時，應依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受輔助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輔助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第 1113條之1第1項、第2項準用第1111條及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院對於監護宣告之聲請，認為未達應受監護宣告之程度，而有輔助宣告之原因者，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為輔助之宣告，家事事件法第174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三、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聲請人就其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親屬系統表、陳振漢之身心障礙證明、同意書、願任職務同意書、印鑑證明等件為證，復有本院依職權調閱戶籍資料、入出境資料在卷可稽。又本院於鑑定人前訊問陳振漢，其意識清醒，對法官之提問能切題回答，且本件囑託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就陳振漢之心神及精神狀態進行鑑定，經鑑定結果為：陳振漢目前臨床精神醫學上之診斷為「○○疾病引起的○○○○症（○○症），目前嚴重度為○○」，其理解及表達能力侷限，雖可簡短回應他人問句並表達意見，但理解範圍限於過去經驗相關及自身價值觀之大方向，並有記憶混淆狀況，而實際的學習思考判斷能力則顯著下降，並缺乏生活自理、表達大小便需求、安排事務及解決問題能力；所有日常生活皆需他人照料；陳振漢目前精神狀態因其認知障礙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已達輔助宣告標準；陳振漢目前不了解自己的財產內容，也缺乏學習、思考、安排事務及解決問題之能力，評估其不具有管理處分自己財產之能力；陳振漢自民國100年發生第二次○○○ ○○○○○○後，罹患「○○疾病引起的○○○○症（○○症）」，其認知功能與○○前有顯著落差，並持續下降而未有恢復之現象；其病程符合○○○○症之臨床表現，評估回復可能性低等情，有本院113年8月7日鑑定筆錄、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民國113年 9月12日院三醫勤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函附精神鑑定報告書等件在卷可按。本院綜合卷內事證，認定陳振漢雖尚有語言表達能力，惟因其○○症，而使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是陳振漢非完全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未達應受監護宣告之程度，惟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爰依職權以裁定為輔助之宣告。　㈡本院復參酌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函暨成年監護訪視調查評估報告，及陳振漢配偶張曉梅、長子陳興霖、長女陳羿如三人出具之同意書，認陳振漢之配偶子女旅居加拿大，難以就近照顧，三人均同意由聲請人擔任陳振漢之輔助人，衡以聲請人為陳振漢之弟，有能力且有意願擔任陳振漢之輔助人，本院參酌前揭各情，認由聲請人擔任陳振漢之輔助人，應符合陳振漢之最佳利益，爰選定聲請人為陳振漢之輔助人。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77條第2項準用第164條第2項規定，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魏小嵐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區衿綾

2024-11-05

TPDV-113-監宣-479-20241105-1

易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毀損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248號公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博鈞上列被告因毀損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院偵續字第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丁○○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丁○○為叉圈餐飲店（址設新北市○○區○○ 路000號1樓）之負責人，其與丙○○於108年9月24日協議離婚，嗣於109年8月21日就雙方所生之未成年女兒黃○宸（000年 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之親權行使達成協議，旋於當日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謝永誌公證，並作成公證書(109年度北院民公誌字第940號)。然丁○○未依照協議內容履行，丙○○遂於110年10月12日持上開公證書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請求扣押丁○○於叉圈餐飲店之薪資債權，經本院於110年10月29日以110年度司執字第128622號給付扶養費強制執行事件，核發禁止丁○○收取對第三人叉圈餐飲店之薪資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叉圈餐飲店亦不得對丁○○清償之扣押薪資債權執行命令。詎丁○○為脫免債務，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丙○○之執行債權，竟於110年11月9日以叉圈餐飲店名義向本院具狀聲明異議稱「經查債務人丁○○ 已不在本店工作，亦未領取薪資」等情，茲丙○○認聲明異議不實乃據以向本院訴請確認丁○○對叉圈餐飲店有薪資債權存在，並經本院以111年度勞簡字第42號民事判決確定，足認丁○○意圖損害丙○○債權，而於上開民事強制執行事件以具狀聲明異議之方式，達到隱匿、處分財產目的，致丙○○之執行債權追索無著而受有損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6條之毀損債權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816 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先例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參照）。再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決先例參照）。又按刑法第356條所謂毀損債權罪，以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為構成要件。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毀損債權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丙○○於偵查中之指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重慶聯合事務所公證書(109年度北院民公誌字第940號)、新北地院110年10月29日新北院賢110司執蘭字第128622號扣押薪資執行命令、叉圈餐飲店陳報之第三人扣押薪資債權或聲明異議狀乙紙、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本院111年度勞簡字第42號民事判決、被告與告訴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叉圈餐飲店臉書頁面截圖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毀損債權之犯行，辯稱：伊否認犯罪等語（見本院113 年度易字第1248號卷，下稱本院卷，第38頁）。四、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丙○○於108年9月24日協議離婚，嗣於109年8月2 1日就雙方所生之未成年女兒黃○宸之親權行使達成協議，而被告未依照協議內容履行，丙○○遂於110年10月12日持上開公證書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請求扣押被告於叉圈餐飲店之薪資債權，經本院於110年10月29日以110年度司執蘭字第12 8622號給付扶養費強制執行事件，核發禁止被告收取對第三人叉圈餐飲店之薪資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叉圈餐飲店亦不得對被告清償之扣押薪資債權執行命令。另被告自106 年3月8日起即由叉圈餐飲店為投保單位，投保加入勞工保險，並自111年1月1日起之投保薪資為2萬5,250元，則被告於1 10年度所申報並經稅捐稽徵機關所核定之薪資所得為39萬8, 000元，足認被告於110年1月至同年12月對叉圈餐飲店按月有3萬3,166元之薪資債權存在，顯見被告對叉圈餐飲店於11 0年12月有3萬3,166元之薪資債權存在；以及自111年1月至同年4月，每月有2萬5,250元之薪資債權存在等情，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重慶聯合事務所公證書(109年度北院民公誌字第940號)、叉圈餐飲店110年11月9日之第三人陳報扣押薪資債權或聲明異議狀、本院110年10月29日新北院賢110司執蘭字第128622號扣押薪資執行命令2份、本院民事執行處110年10月29日新北院賢110司執蘭字第128622號函、本院民事執行處110年10月29日新北院賢110司執蘭1286 22字第1104075857號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年11月20日保費資字第11260328010號函暨檢附之「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以及本院111年度勞簡字第42號判決、本院110年11月9日新北院賢110司執蘭字第128622號執行命令、第三人陳報扣押存款金額或聲明異議狀、本院民事執行處110年11月17日新北院賢110司執蘭字第128622號函、本院111年1月18日新北院賢1 10司執蘭字第128622號執行命令在卷（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續字第18號卷，下稱調院偵續卷，第16至2 3頁、第66至68頁、第73頁背面至第76頁、第83頁背面、第8 7至88頁、第91頁背面、第102頁背面；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111年度他字第9558號卷，下稱他卷，第5至7頁）。　㈡被告雖自110年12月起至111年4月間由叉圈餐飲店投保加入勞工保險，然審酌被告為叉圈餐飲店之負責人，其雖有持續投保勞工保險，然其實際上是否自叉圈餐飲店領取薪資尚非無疑，再者，證人即被告之母乙○○於偵查、本院審理時均證稱：被告確實患有嚴重的憂鬱症，聲明異議當時確實沒有工作，當時餐飲店都交給被告之兄負責打理，叉圈餐飲店疫情期間沒有營業，後來有營業時，被告是負責人有時候也會去店裡面幫忙，被告並沒有領薪水，只有申報勞保而已，被告從 110年12月至111年4月之勞保係依照營業申報的狀況，錢係伊繳納的，而110年間被告與伊住在一起，伊很確定被告並沒有收入，生活開銷都必須仰賴伊等語（見他卷第14至18頁，調院偵續卷第9至11頁；本院卷第19至25頁），由此可知被告之勞工保險之保費係由證人乙○○所繳納，並非自薪資扣抵。且被告自110年10月11日起即因嚴重型憂鬱症、酒精使用疾患而無法工作，至身心科門診接受治療，此有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111年4月11日診斷證明書、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112年11月24日慈新醫文字第1120001997號函暨檢附之「病情說明書、病歷資料」、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2年11月28日院三醫資字第112007880 3號函暨檢附之「病歷資料」在卷（見他卷第19頁，調院偵續卷第25至56頁），與證人前開所證之內容相符。又即便被告遭告訴人拍攝其有開店並且在叉圈餐飲店內協助運營，然被告為叉圈餐飲店之實際負責人，其於身心狀況許可之情形下，前往叉圈餐飲店工作、顧店，處理相關帳務等，均未悖於常情；再者，證人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確證稱被告於案發時並未領取叉圈餐飲店之薪資，其生活開銷均必須仰賴證人，顯見被告於該段期間，並無薪資收入，也無其他收入。又被告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以及本院111年度勞簡字第42號判決，均僅能證明被告確實有申報薪資所得，此與被告是否確實有領取叉圈餐飲店之薪資，尚屬二事，申報所得、勞工保險等行為，牽涉到被告之勞保、退休相關權益，並無實際領取薪資卻仍繼續申報之情形，實務上確實所在多有，另遍查卷內之證據資料，並無法認定被告究竟有無實際領取叉圈餐飲店之薪資，起訴意旨對此部分亦無提出相關之證據予以證明。從而本院雖收受上揭聲明異議狀，然被告對於強制執行之裁定提出異議之行為，乃其行使法律上正當權力之行為，當無法以此遽認被告有毀損債權之主觀犯意，況且被告究竟有無領取叉圈餐飲店之薪資，乃至於被告是否有損壞、隱匿、或任意處分其財產之行為，公訴意旨對此均無提出相關之證明，揆諸上開判例說明，公訴人自須有積極證據證明，始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　五、綜上事證，本案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　　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本院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刑法第356 條毀損債權之犯行，而告訴人丙○○之指訴並無證據證明被告確實有毀損債權之主觀犯意，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本案經檢察官甲○○偵查起訴、檢察官彭毓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賴昱志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至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2024-11-04

PCDM-113-易-1248-20241104-1

審交簡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交簡字第351號公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謝元侖選任辯護人王永茂律師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 0369號、113年度偵字第4668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3年度審交易字第579號），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謝元侖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另增列被告於本院民國113年10月23日準備程序中之自白為證據（見本院審交易卷第32頁），核與起訴書所載之其他證據相符，足見被告之自白與事實一致，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謝元侖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被告以一過失傷害行為，同時造成告訴人吳美玲、林志遠受傷，屬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論以過失傷害罪。　㈢又被告於肇事後，員警尚未知悉何人肇事前，即向前往處理之員警坦承肇事，並接受裁判等情，此有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公路警察大隊七堵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紙在卷可稽（見偵30369卷第73頁），其所為與自首要件相符，應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前述之過失而為本件犯行，造成告訴人等受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害，受傷程度非輕，應予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對其犯行坦承不諱，態度尚可，並考量被告雖有意願與告訴人等和解，然因雙方就賠償金額認知差距過大，無法達成和解，兼衡被告自陳專科畢業之教育程度、未婚、職業為冷凍批發業務，月入約新臺幣4萬元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審交易卷第3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三、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284條前段、第62條前段、第55條前段、第41 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四、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向本院合議庭提出上訴。本案經檢察官江柏青提起公訴，檢察官郭季青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吳天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憶姵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元以下罰金。附件：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30369號　　　　　　　　　　　　　　　　　　113年度偵字第4668號　　被　　　告　謝元侖　男　41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巷0弄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王永茂律師一、謝元侖於民國112年10月11日9時4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 000號自用小貨車，沿臺北市○○區○道0號公路外側車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14公里900公尺處時，本應注意駕駛車輛應集中精神，隨時注意車前狀況，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適有林志遠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因前方車輛回堵，在同路段同向同車道上開地點停等，謝元侖所駕駛之自用小貨車自後方先撞擊林志遠駕駛之自用小客車後車尾，林志遠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再撞擊黃誌明(未據告訴)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 00號之營業用小貨車後車尾，黃誌明所駕駛之營業用小貨車再撞擊吳美玲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之自用小客車後車尾，吳美玲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再撞擊朱弘棋(所涉過失傷害部分，已撤回刑事告訴)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之自用小客車後車尾，吳美玲因而受有胸部挫傷之傷害，林志遠因而受有左側股骨幹粉碎性骨折術後之傷害。嗣謝元侖於肇事後停留現場，在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公務員發覺犯罪前，主動向前往現場處理之警員承認肇事，自首而接受裁判。二、案經吳美玲、林志遠訴由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公路警察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證　據　清　單待　證　事　實 1 被告謝元侖於偵查中之自白　　　　　　　　　被告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告訴人吳美玲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告訴人林志遠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指訴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4 國道公路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調查筆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行車紀錄器影像光碟及影像截圖、現場及車損照片、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證明本件車禍發生之過程及被告於上開時、地，駕駛上開車輛具有恍神、緊張、心不在焉分心駕駛之過失之事實。 5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112年10月11日診斷證明書告訴人吳美玲因本件車禍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示傷害之事實。　　　　　　　　　　　 6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112年11月3日、113年3月15日診斷證明書告訴人林志遠因本件車禍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示傷害之事實。二、核被告謝元侖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被告以一過失行為，致告訴人吳美玲、林志遠2人受有上揭傷害，屬一行為觸犯數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論處。又被告於肇事後，即向前往現場處理之警員承認其為肇事人，有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公路警察大隊七堵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請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至告訴人林志遠告訴意旨認被告上揭行為，另涉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傷害致重傷罪嫌乙節，惟查，經函詢上開告訴人所提供開立診斷證明書之醫院，函覆內容並未見告訴人所受之傷害有已達刑法上之重傷程度之情，此有113年4月22日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院三醫勤字第1130021729號函附卷可查，應認此部分罪嫌不足，惟若此部分成立犯罪，因與上揭起訴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而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0　　日　　　　　　　　　　　　　檢　察　官　江柏青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6　　日　　　　　　　　　　　　　書　記　官　蔡馨慧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01

SLDM-113-審交簡-351-20241101-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84號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張惠文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唐禎琪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33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871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二、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惠文可預見提供自己之行動電話予他人使用，可能幫助詐欺集團成員用以財產犯罪並逃避追查，竟仍不違本意而基於幫助詐欺之犯意，於民國111 年9月18日某時，在臺北市○○區某遠傳電信門市，將其申辦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下稱本案門號卡），提供給真實姓名年籍不詳，暱稱「阿川」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門號卡後，即與所屬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聯絡，先於 111年9月22日16時55分許，以上開門號作為驗證途徑，向「橘子支行動支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橘子支公司」）註冊會員而取得電子支付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電支帳戶)，復由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9月21日，佯以「生活市集」與銀行客服人員等身分，撥打電話向告訴人伊凡巫芭佯稱其花旗銀行帳戶被盜刷20筆，致產生20筆洗衣精訂單，欲銷帳需依指示在網路銀行辦理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遂於同年月22日19時21分許網路轉帳新臺幣（下同）49 ,975元及同年月22日19時23分許轉帳49,976元至本案電支帳戶，旋遭轉匯一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述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諭知被告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本院認原判決所持理由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除理由欄四、㈡原判決第4頁第13至14行部分，應更正為「......被告於111年9月18日辦理本案門號後不久.. ....」外，其餘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被告雖有輕度智能障礙，但非重度或極重度智能不足，且由被告於112年8月7日偵訊中供稱：「（問：是否將上揭門號之SIM卡販售或提供給他人使用？或代收發認證簡訊？）答：有。提供給不知名的朋友，他是我前男友的友人，對方說要給我1500元，但我不願意，對方就強押我去辦門號，總共有2次，每次都是申辦5個門號，錢都是前男友林世堅拿走了，他生日是70年......（出生日期詳卷）。（問：你若是被強押申辦門號你有去報警嗎？）答：我有去報警，警方說不受理。」等語（見偵第48719號卷第9頁），可知被告知悉販售門號與他人可能涉及犯罪行為，否則被告何必要去報警，堪認被告就販售門號可能涉及違法行為之辨認能力，並未受到智能障礙影響。㈡被告之病症為鬱症之情緒方面問題，是否會影響其認知能力，卷内並無相關醫學鑑定或報告可證，惟原審卻以被告有該病症，認被告之理解及判斷能力以較常人為弱，顯有未洽。另被告於11 1年9月29日開始住院，距本件事發時間同月18日，相隔已有 9日之久，被告於事發時是否亦受此病症之困擾，而因此減損辨識能力，亦未有相關證據供參，且證人林世堅證稱：被告於111年9月間精神狀況時好時壞，並未詳細指出被告事發當日之精神狀況如何，故被告於事發當日有無辨識行為違法或控制行為之能力，宜函請醫療院所就被告「行為時的心智狀態、知能推理、語言理解及認知能力、控制能力」等作精神鑑定。㈢被告於原審供述其不願以1,500元之代價販售門號，且稱有去報警等情，已難認其無法預見或認知販售門號可能涉及違法之行為，否則如此輕鬆即可賺得1500元，何不接受，反而要去報警，豈不有違常情，故原審僅以被告於審理中之陳述，遽以採信被告不知道詐欺集團與出賣門號是何意思乙情，而未綜合被告偵查中之陳述加以判斷，尚有未洽。又觀諸被告於112年8月7日偵查中之供述，均能對答如流，並無答非所問，或無法針對問題回答之情況，而被告於原審陳述之時間係113年1月30日，故本案如真要綜合判斷，亦係引用距事發時間較近之被告偵查中陳述狀況，然原審卻以被告在法院陳述狀況加上被告病史，推論被告於案發時對於語言理解、邏輯思考及金錢事務處理等能力皆比一般正常之人明顯薄弱，亦有未當。㈣依照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網站之100年至111年最低生活費統計表，可知被告居住之新北市於111年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萬5,800元，倘被告獲取之補助金額小於最低生活費金額，實可認被告係有販售門號之動機，且依林世堅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可知被告生活上花費有入不敷出，並有表達想販售門號等情。綜上，原判決之採證、認事顯有違誤，難認允洽，爰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法之判決等語。四、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並補充理由如下：　　 (一)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上之幫助犯，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故意，客觀上有幫助行為，即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認識，而以幫助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但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而言。倘無幫助之故意，即難論以幫助犯。 (二)被告雖於111年9月18日，在臺北市○○區某遠傳門市申辦本案門號卡，惟被告於檢察事務官詢問、原審及本院均辯稱：對方強押我去辦門號，門號申辦後就被林世堅拿去，他還有拿走我的身分證件，也是林世堅強迫我去辦本案門號卡；我不知道他們拿我辦的門號卡去做犯罪的事，我是被林世堅逼著去辦門號卡等語（見偵48719卷第9頁反面，原審卷第64、18 5、298頁，本院卷第103至105頁）；且被告為中度身心障礙者，有其提出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7頁，本院卷第115頁），並經原審向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調閱被告病歷資料，其出院病歷摘要單記載略以：⑴被告主訴於111年9月29日自行來醫院，因在外遊蕩多時，自我照顧能力差，因之前被前男友詐騙，心情憂鬱、失眠、負面思考，去年曾拿破碎的玻璃杯割腕自殺，家人無力照顧；⑵經診斷為鬱症、復發、重度無精神病特徵，評估個案目前有明顯憂鬱症狀，討論後安排住院治療；⑶住院治療經過為被告出現情緒憂鬱，失眠及負面思考，壓力源為前男友，曾於忠孝醫院身心科就醫，爾後自行停藥，本次表示前男友定期脅迫被告擔任人頭，壓力大想拿美工刀自殺，經社工協助至醫院急診評估並收住院治療；入院初期呈現情緒易焦慮，反應在諸多身體不適主訴，治療下逐步增加人際及行為問題，言談不一致，不適當之人際互動等情況，態度稚氣；期間進行心理衡鑑（IQ59分，呈現輕度智能障礙），評估被告困難等待，急於滿足需求及過去生活模式所衍生之不適當解決問題方式及應對技巧；臨床呈現面對環境人際壓力出現焦慮、稚氣，反映在關注行為、偶干擾行為，於適度提出設限及指導下，可同時提出鼓勵以強化其正向應對行為觀察被告之專注力及持續度改善；嗣被告急性病況趨緩，辦理協助出院，安排門診追蹤等情，有該院113年2月15日三投行政字第1130008853號函附出院病歷摘要單等病歷資料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09至122頁）。復參以林世堅於原審審理時證稱：111年9月時被告精神狀況時好時壞，她跟我在一起時有精神問題，有時候會找我吵架，表現得歇斯底里，被告要辦理本案門號時精神狀況已經非常不穩定，我有跟被告的社工聯絡等語（見原審卷第230、232頁），堪認被告於申辦本案門號時已有精神狀況不穩定之情形，隨即於111年9月29日因鬱症復發，並向醫護人員主訴其壓力來源為前男友（指林世堅，下同），遭前男友脅迫擔任人頭，而於當日住院接受藥物、團體及心理等治療。是依據上情，佐以林世堅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們辦完門號後隔一兩天，被告就跟我吵架，被告當時精神狀況時好時壞，動不動找我吵架等語（見原審卷第227、230頁），應認被告確有因申辦本案門號卡乙事與林世堅發生爭吵，並認受到林世堅脅迫成為人頭，致生壓力，想拿美工刀自我傷害等情，堪以認定。再者，被告前曾於11 1年4月22日因其身分證、健保卡等證件遭林世堅侵占而提出告訴，雖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1年6月28日以11 1年度偵字第15810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見原審卷第241至2 42頁），可認林世堅確有藉故取走被告個人證件之情形，雖嗣後歸還被告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然仍足證明被告對林世堅有相當依賴關係，林世堅並有擅自取走保管被告個人證件之情形；且被告前曾於109、111年間遭林世堅為家庭暴力行為，曾對林世堅提出告訴，亦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 年度審簡上字第39號判決、111年度訴字第484號判決附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65至170頁），可徵被告與林世堅交往期間顯係處於關係中較為弱勢者，常有屈從林世堅之情形，參合被告於事發當時精神狀況不佳，並患有輕度智能障礙，其認知理解能較差等情。綜上各情，應認被告辯稱其遭林世堅脅迫而配合申辦本案門號卡等語，並非全然無據。 (三)林世堅於偵審中雖否認有脅迫被告配合申辦本案門號卡云云，惟其於檢察官訊問時證稱：被告自己同意申辦門號賣給我朋友「阿川」，1支門號是賣200元，總共賣了10支，「阿川」拿走500元，剩下1500元，「阿川」有把2,000元交給被告，被告把錢放在我這邊等語（見偵48719號卷第19頁）；嗣於原審審理時證稱：111年9月間我有跟被告去遠傳電信門市辦預付卡門號，是我朋友「阿川」跟我聯絡，叫我們用遠傳電信辦預付卡，說是賣房子電話聯絡使用的，我有給「阿川」辦過不下十次門號，都沒有出事。被告說他身上沒有錢，叫我帶她去辦門號，我就有把門號辦出來交給「阿川」，被告也有自己帶證件到場，幫「阿川」辦理一張預付卡代價是 200元，被告自己把錢拿走。我跟被告總共有去辦過二次門號，第一次拿到的錢放在我這邊，第二次也就是本案這次是被告拿走等語（見原審卷第217至232頁），可知林世堅前後證述究竟是被告取得出售門號卡價金或放在林世堅處之重要事實，前後證述不一，其供證未強迫被告申辦本案門號卡云云，已難遽信。且其就是否有與「阿川」強迫被告申辦本案門號之行為，可能涉及不法犯行，亦有相當之利害關係，無從僅憑其單一片面證述並未強迫被告申辦本案門號卡，即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況被告於事發當時精神狀況不穩，且有因申辦本案門號卡乙事與林世堅發生爭吵，並認受到林世堅脅迫成為「人頭」致感壓力，因此想拿美工刀自我傷害等情，業如前述，倘被告確係自願申辦本案門號卡，為何被告事後再就此事與林世堅發生爭執，甚至認為其因此被迫擔任「人頭」致感壓力，因此想拿美工刀自我傷害，可認林世堅上開偵審中供證為避重就輕之詞，尚難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四)又依被告供述：其前於110年迄今有做舉牌工作賺錢，並居住於康復之家，其沒有使用手機，並不知道詐騙集團跟賣門號是什麼意思；也不知道他們拿我辦的門號卡去做犯罪的事亦不知什麼是行動支付等語（見原審卷第66、298至299頁，本院卷第104頁），足見被告患有輕度智能障礙，平日從事勞力為主之工作，工作內容尚屬相對單純，其對於何謂詐騙集團、賣門號或行動支付等說法均不明瞭意思為何，甚至自陳沒有使用手機，則其對於本案門號卡可能遭詐欺集團使用作為詐欺犯行之用，是否有預見或認知，尚非無疑。再依被告事發當時之精神狀況不佳，且於111年9月29日因鬱症復發而住院治療，被告與林世堅交往期間顯係處於關係中較為弱勢者，常有屈從林世堅之情形，俱如前述，衡情被告之認知理解能力較一般人差，當無法排除其被迫順從或聽信林世堅等人所述而配合申辦本案門號卡之可能性，是被告辯稱我沒有想要辦門號等語，應非全然無稽而不足採。況依前述被告於事發當時之身心狀況及智識程度，尚難逕認被告對於申辦本案門號卡，係協助「阿川」及其所屬詐欺集團將持本案門號卡對他人從事詐欺取財，而主觀上對於被訴犯行有所知悉或預見。 (五)原審調取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函附上開被告出院病歷摘要單等病歷資料，與林世堅證述被告於事發前後之精神狀況不穩定等情，互核大致相符，並經原審及本院審理時提示上開被告病歷等資料，並告以要旨，予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表示意見，則法院自得採納業經合法調查之上開被告等病歷資料，作為判斷被告於行為時判斷能力之基礎。是原審踐行相關之證據調查程序後，經審酌後採上開被告病歷等作為被告本案行為時判斷能力之依據，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㈡，無非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職權之適法行為，仍憑己見為不同之評價，執以指摘原判決違反證據法則，並非足採。又被告自陳其被脅迫申辦本案門號卡後，有至警局報案，但警察說不受理等語（見偵48719號卷第9頁反面，本院卷第 103、104頁），倘被告為智識程度正常之人，衡情應會要求警局受理其報案或採取法律救濟途徑，乃被告僅因員警不予受理報案而未有進一步作為，符合被告為輕度智能障礙，其認知理解能力較一般人低落之情形，是以，尚難以被告事發後報警，推認被告知悉或預見申辦本案門號卡可能涉及違法行為，或認其辨認能力並未受到智能障礙之影響。再者，被告於事發當時按月領取之社會補助金額，雖少於新北市111 年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5,800元乙節，固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13年9月16日函附社會福利補助明細資料及檢察官上訴時提出之111年低收入戶及檢察官上訴時提出「100年至111年最低生活費」統計表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7、73至75頁），但每人每月實際生活費用金額不一，且辦理門號卡之原因多種，未可一概而論，自難以被告獲取之補助金額低於新北市居民111年最低生活費金額，即認被告係有販售本案門號卡之動機。檢察官上訴意旨㈣所指被告獲取之補助金額小於新北市居民111年最低生活費金額，實可認被告係有販售門號之動機乙節，為檢察官臆測之詞，仍不足為不利被告認定。是由被告事發時之生活經驗、智能障礙、精神狀況及其與林世堅、「阿川」一同申辦門號卡等情形整體觀之，被告辯稱：是林世堅強迫我去辦本案門號卡，我不知道他們拿我辦的門號卡去做犯罪的事等語，尚非不可採信。綜上，依目前卷內所存證據，自難認被告申辦本案門號卡，係基於幫助犯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而據以推論被告確有本件幫助犯詐欺取財犯行。從而，檢察官上訴意旨㈠至㈣所指各節，顯係就被告依林世堅、詐欺集團成員「阿川」指示申辦本案門號卡之過程為相異評價，泛指原判決認定事實與卷證資料不符，並有違背經驗、論理、證據法則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實難憑採。 (六)綜上所述，原審本於職權，對於相關證據之取捨，已詳為推求，並於判決書一一論敘心證之理由，檢察官提起上訴，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有欠缺，依前揭說明，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從而，檢察官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違法或不當，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五、退併辦部分：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30911號移送併辦意旨書，就被告申辦本案門號卡另涉其他詐欺案件部分，認係犯幫助詐欺取財犯行，且與本案係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移送本院併案審理（見本院卷第55至59頁）。惟本案既經本院維持原審無罪判決，併案審理部分即無所謂起訴效力所及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無從予以審理，應退回由檢察官另行依法偵處。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恆嘉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法　官吳志強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附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336號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張惠文　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姚孟岑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8719 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張惠文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惠文可預見提供自己之行動電話予他人使用，可能幫助詐欺集團成員用以財產犯罪並逃避追查，竟仍不違本意而基於幫助詐欺之犯意，於民國111年9月18日某時，在臺北市○○區某遠傳電信門市，將其申辦之手機門號0000 000000號（下稱本案門號）之SIM卡預付卡，提供予真實姓名、年籍不詳，暱稱「阿川」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門號後，即與其他同屬該詐欺集團之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聯絡，先於11 1年9月22日16時55分許，以上開門號作為驗證途徑，向向橘子支行動支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橘子支公司）註冊會員而取得電子支付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電支帳戶)，復由該詐欺集團之成員於111年9月21日，佯以「生活市集」與銀行客服人員之身分，撥打電話向告訴人伊凡巫芭佯稱因其花旗銀行帳戶被盜刷20筆，致產生20筆洗衣精訂單，欲銷帳需依指示在網路銀行辦理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遂於同年月22日19時21分許，網路轉帳新臺幣（下同）49 ,975元、同年月22日19時23分許轉帳4,9976元至系爭電支帳戶，旋遭轉匯一空。嗣告訴人發覺有異而報警循線查獲。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幫助詐欺之犯行，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供述、證人即被告當時男友林世堅於偵查中證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本案電支帳戶開戶人資料、資金往來明細與通聯調閱查詢單等為其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申辦本案門號等情，然否認有何犯幫助詐欺犯行，辯稱：本案門號申辦後就被林世堅拿去，他還有拿走我的身分證件，也是他強迫我去辦本案門號的等語。辯護人則辯稱：被告係因身分證件遭林世堅取走，且遭強迫申辦本案門號，林世堅前有多次前科紀錄，所述也有前後矛盾，尚難遽信。被告也因遭林世堅脅迫而有負面情緒及自殺情況，被告主觀上並無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等語，經查：（一）本案門號之SIM卡預付卡有遭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阿川」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門號後，即與其他同屬該詐欺集團之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於111 年9月22日16時55分許，以上開門號作為驗證途徑，向橘子支公司註冊會員而取得本案電支帳戶，復由該詐欺集團之成員於於111年9月21日，佯以「生活市集」與銀行客服人員之身分，撥打電話向伊凡巫芭佯稱因其花旗銀行帳戶被盜刷20筆，致產生20筆洗衣精訂單，欲銷帳需依指示在網路銀行辦理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遂於同年月22日 19時21分許，網路轉帳49,975元、同年月22日19時23分許轉帳4,9976元至本案電支帳戶，旋遭轉匯一空等情，業據被告坦承明確，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相符，且有本案電支帳戶會員資料、會員交易明細、帳號狀態及綁定帳戶等資料、通聯調閱查詢單（本案門號申登資料）、台新銀行網路銀行台幣活存交易明細手機截圖、通話紀錄手機截圖等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二）被告雖有於上開時地申辦本案門號，然被告因中度身心障礙而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此有被告提出之證件及悠遊卡愛心卡翻拍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7頁），另經本院向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調閱被告病歷資料略以：被告於111年9月27日自行來本院，因在外遊蕩多時，自我照顧能力差，因之前被前男友詐騙，心情憂鬱、失眠、負面思考，去年曾拿破碎的玻璃杯割腕自殺，家人無力照顧。經診斷為鬱症、復發、重度無精神病特徵，評估個案目前有明顯憂鬱症狀，討論後安排住院治療。住院治療經過為被告為40歲未婚女性，出現情緒憂鬱，失眠及負面思考，壓力源為前男友，曾於忠孝醫院身心科就醫，爾後自行停藥，本次表示前男友定期脅迫被告擔任人頭，壓力大想拿美工刀自殺，經社工協助至本院急診評估並收住院治療。入院初期呈現情緒易焦慮，反應在諸多身體不適主訴，治療下逐步增加人際及行為問題，言談不一致，不適當之人際互動等情況，態度稚氣。期間進行心理衡鑑（IQ59分，呈現輕度智能障礙），評估被告困難等待，急於滿足需求及過去生活模式所衍生之不適當解決問題方式及應對技巧，於結構性治療環境下逐步進行藥物調整，合併行為契約其行為治療，住院期間協助轉介康復之家，嗣被告急性病況趨緩，辦理協助出院，安排門診追蹤。住院期間為111年9月29日至12月16日等情，此有該院113年2月 15日三投行政字第1130008853號函及所附出院病歷摘要單等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9至122頁），是被告於111年9 月22日辦理本案門號後不久，即於111年9月29日起因鬱症住院長期近三個月時間，核與證人林世堅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1年9月時被告精神狀況時好時壞，她跟我在一起時有精神問題，有時候會找我吵架，表現得歇斯底里，要辦理本案門號時精神狀況已經非常不穩定等語，是足徵被告於申辦本案門號時，應已有因身心狀況不佳、情緒非常不穩定之精神病發作情形，是被告當時之理解及判斷能力均較常人薄弱，處於較為脆弱之處境甚明。另經醫院診斷被告當時之壓力源確有包含前男友林世堅，是當無法排除被告係聽從林世堅之指示而申辦本案門號，實際上無從理解或辨識該行為之意義如何，主觀上自難認為有何幫助詐欺之犯意。（三）參以被告供稱前於110年迄今有做舉牌工作賺錢，並居住於康復之家，我沒有使用手機，也不知道詐騙集團跟賣門號是什麼意思等語（見本院卷第66、298至299頁），足見被告智識程度不高，其僅有從事勞力為主之工作性質，工作內容尚屬相對單純，非需縝密思考型態之工作。其對於何謂詐騙集團、賣門號等說法均不明瞭意思為何，甚至其自己也沒有使用手機，對於本案門號可能遭詐欺集團使用作為詐欺犯行之用，亦無從認為有何預見或認知。再經本院當庭觀察被告開庭應答情形，被告多有停頓、無法正確理解問題、無法針對問題回答、答非所問之情形，此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可佐（見本院卷第64頁），是依被告目前尚處於有定期就醫治療之身心狀況，對於稍微複雜之概念或法律用語仍有無法理解之情形，先前若處於鬱症發作期間，衡情對於辨別事理之能力更是有所欠缺，其語言理解、邏輯思考及金錢事務處理等能力皆比一般正常之人明顯薄弱。當無法排除順從或聽信他人所述而配合申辦本案門號之可能性，是被告辯稱我沒有想要辦門號等語，應屬有據。況依前述被告之身心狀況及智識程度，實無法認為被告有能力理解或辨識申辦門號交付他人之行為用意為何，應從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四）又依證人林世堅於偵查中證稱：我沒有強押被告去辦門號，是被告自己同意申辦門號賣給我朋友「阿川」，我不知道他的年籍資料。1支門號是賣200元，總共賣了10支，「阿川」拿走500元，剩下1500元，「阿川」有把2000元交給被告，被告把錢放在我這邊等語（見偵卷第19頁）。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跟被告在網路認識，從109年至110 年間交往，也有同住，我當時是在做臨時工。被告有坐輪椅，也有去醫院開刀，那時候被告完全沒有工作，生活開銷是我在負責的。那時候我有負債，被告常為了錢的事情跟我吵架，還有說我是酒鬼，我有碰到被告，但不算是傷害，被告有報警也有找家防中心協助。大概有十次這樣的紀錄，我也有遭被告提告，也有和解。111年4月時被告有將身分證、健保卡自己交給我保管，那時我們已經分手。 111年9月間我有跟被告去遠傳電信辦預付卡門號，我跟被告那時只是朋友。是我朋友「阿川」跟我聯絡，叫我們用遠傳電信辦預付卡，說是賣房子電話聯絡使用的，我有給「阿川」辦過不下十次門號，都沒有出事。我不曉得該朋友的業務怎麼做，我跟被告各辦5支門號給他，我不清楚他的用途。被告說他身上沒有錢，叫我帶她去辦門號，我就有把門號辦出來交給「阿川」，被告是怎麼跟他說的我就不清楚，被告也有自己帶證件到場，我之前就把證件都還給被告了。幫「阿川」辦理一張預付卡代價是200元，被告自己把錢拿走。我跟被告總共有去辦過二次門號，第一次拿到的錢放在我這邊，第二次也就是本案這次是被告拿走。辦門號都是被告自願的，我沒有強迫她。辦門號時我跟被告、「阿川」都有一起到場，「阿川」有跟被告說賣房子要用的門號。我還有跟被告說要辦我來辦就好了，你不要辦，因為我已經有卡到帳戶問題，有事我來處理，但被告說不要她也要辦，但到時候有事就各自承擔，因為我們只是普通朋友而已等語（見本院卷第217至232頁）。是證人林世堅證稱關於被告辦理本案門號並出賣給「阿川」之價格及取得價金之情形，前後證述究竟是被告取得價金或放在林世堅處等重要事實均有不合之處，已難遽信。且其就是否有與「阿川」強迫被告申辦本案門號之行為，亦可能涉及不法犯行，是亦有相當之利害關係，無從僅憑其證稱並未強迫被告申辦本案門號，即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甚明。（五）參以被告前曾於111年4月22日時因其身分證、健保卡等個人證件遭林世堅侵占而提出告訴，嗣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1年6月28日以111年度偵字第15810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此有該處分書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41至2 42頁），足徵被告與林世堅當時仍是男女朋友，而林世堅確有藉故取走被告個人證件之情形，雖嗣後有歸還被告，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然仍足證明當時被告對林世堅有相當依賴關係，並有擅自取走保管被告個人證件之情形。另被告前曾於109、111年間遭林世堅為家庭暴力行為，亦曾提出告訴，此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審簡上字第39號判決、111年度訴字第484號判決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65至170頁），可徵被告與林世堅為男女朋友關係時，被告仍是處於關係中較為弱勢者，常有隱忍順從林世堅之情形，參酌被告當時精神狀況確屬不佳，已如前述，能否有相當之智識能力及辨識程度，當有疑問，則被告辯稱是遭林世堅脅迫始配合申辦本案門號等語，亦屬有據。（六）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於出院時經評估有急於滿足需求評估困難等待，當時又無工作，並無經濟來源，有強烈動機為金錢需求而申辦本案門號販賣他人等語，然以被告之智識程度尚屬不高，依被告案發時生活工作經驗及精神疾病發作情況觀之，身心狀況不佳及情緒不穩，均如前述，主觀上能否理解或辨識所謂申辦本案門號交付他人之意義為何，尚有疑問。至其雖無經濟來源，然尚有領取社會福利相關補助，業據被告供述明確，則其是否會因經濟上需求而欲藉由其並不熟悉及理解之出賣本案門號行為賺取所需，容有疑問，此部分亦無事證可資佐證，僅為臆測之詞，無從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被告雖於申辦本案門號時並未有何向門市人員求助之行為，然以被告當時之身心狀況而言，林世堅及「阿川」均有在場，對被告而言應有相當之心理壓力，其是否有足夠之辨識能力即時求助，容有疑問，應僅能從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公訴意旨並無可採。（七）綜上，本件被告雖有申辦本案門號之行為，然依被告當時之智識程度及身心狀況，尚無從認為能理解交付門號及詐欺行為之意義為何，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難認主觀上有何幫助詐欺犯意。　五、綜上所述，是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均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之懷疑存在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之有罪心證。本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依法應諭知被告無罪。六、退併辦部分：本案既經本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另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59192號移送本院併案審理部分，自與被告本案經起訴之犯行無裁判上或事實上一罪之關係，本院無從併予審理，自應退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置，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恆嘉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王江濱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1　　日刑事第十九庭法官王國耀 (書記官記載部分，略)

2024-10-30

TPHM-113-上易-1384-20241030-1

交易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過失致重傷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易字第54號公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許紋誠選任辯護人蔡瑞芳律師王曹正雄律師王亭涵律師上列被告因過失致重傷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字第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許紋誠犯過失傷害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許紋誠於民國111年6月16日18時許，騎乘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往大同路方向（東南往西北方向）行駛，行經上開忠孝東路492號前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以避免危險或交通事故之發生，而依當時天候雖雨、然夜間有照明、路面濕潤無缺陷，亦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客觀情狀觀之，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適有行人韓金戀由忠孝東路路邊穿越忠孝東路往東北方向行走，亦未注意來往車輛，許紋誠因而反應不及，所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車頭撞擊韓金戀之身體，致韓金戀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蜘蛛膜下腔出血、右側鎖骨骨折、右側骨盆骨折；左側第五及第六及右側第四第十肋骨骨折、創傷性膀胱破裂等傷害，經住院治療後，其右側上肢無法有效抓握，功能減損40％；右側下肢無法自行站立，功能減損50％以上，且無法不靠輔具行走，功能差，其右手及右腳機能嚴重減損，平衡差需協助，已達嚴重減損一肢以上機能之重傷害。許紋誠於肇事後，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發覺前，向警員坦承為肇事者並自首接受裁判。二、案經韓金戀之配偶林金財訴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上開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後述所引之各項證據，其屬傳聞證據之部分，檢察官、被告許紋誠與其辯護人等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沒有意見（本院交易卷第437頁至第448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復俱有關聯性，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該等證據具有證據能力。至其餘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並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等情事，且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檢察官、被告與其辯護人等對於上開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紋誠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交易卷第449頁），核與被害人韓金戀之配偶即告訴人林金財於偵訊時之指述情節相符（111他3352卷第75頁至第77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111他3352卷第35頁至第37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111他3352卷第39頁至第41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111他3352卷第43頁）、現場及車損照片（111他3352卷第47頁至第53 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111他3352卷第61頁）、監視器錄影光碟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111他3352卷第53頁至第54頁，光碟置於存放袋內）、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111他3 352卷第17頁）、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111 年10月6日診斷證明書（111偵22530卷第15頁）、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111偵22530卷第17頁）、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112年1月3日診斷證明書（112調偵6卷第25頁）、本件事故發生路段之Google地圖截圖（本院審交易卷第61頁至第62頁）、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2年5 月16日院三醫勤字第1120030808號函及所覆說明（本院交易卷第17頁）、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2年5月22日院三醫資字第1120034120號函及所附病歷（本院交易卷第23頁至第166頁）、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2年6月5日院三醫勤字第1120034883號函及所覆說明（本院交易卷第187頁）、本院112年6月14日準備程序監視器錄影光碟勘驗暨截圖附件一、附件二（本院交易卷第197頁至第201頁、第21 3頁至第267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2年11月1 5日健保北字第1121097697號函及所附韓○戀於109年6月16 日至112年9月30日期間健保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之門診及住院就醫申報資料（本院交易卷第289頁至第297頁）、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2年11月24日院三醫勤字第112007537 6號函及所覆韓○○之病情事務說明（本院交易卷第299頁）、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3年4月2日院三醫勤字第11300 19048號函及所覆韓○○之病情事務說明（本院交易卷第373 頁）、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113年1月25日新北裁鑑字第1134788621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新北車鑑字第1124154號鑑定意見書（本院交易卷第321 頁至第324頁）、新北市政府交通局113年5月14日新北交安字第1130554739號函及所附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新北覆議1130172號鑑定覆議意見書（本院交易卷第3 75頁至第378頁）、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1 13年7月11日長庚院基字第1130750161號函及所附病人韓金戀病歷光碟暨列印病歷資料、近期因創傷性腦傷導致四肢運動功能障礙於復健科與中醫科門診追蹤之說明（本院交易卷第389頁至第395頁）、長庚紀念醫院病歷１至５（含門診記錄、入院記錄、病程記錄、出院病摘、醫囑單、會診、護理記錄一、護理記錄二、報告單、檢驗報告）、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3年7月17日院三醫勤字第11300446 35號函及所附病人韓金戀病詢說明表（本院交易卷第397 頁至第399頁）附卷可資佐證。基此，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前揭事證相符，堪信為真實。　　（二）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為汽車駕駛人應盡之注意義務。次依卷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所示，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天候雖雨、然夜間有照明、路面濕潤無缺陷，亦無障礙物，視距良好，被告並無不能注意前開規定之情事，詎其疏於注意前開規定，未注意車前狀況致本件車禍事故發生，使被害人韓金戀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勢，是被告確有「駕駛普通重型機車，未注意車前狀況」之肇事原因，而有過失，甚屬明確，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本件肇事原因，結果亦同此見解（其中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認被告係「肇事次因」），有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113年1 月25日新北裁鑑字第1134788621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新北車鑑字第1124154號鑑定意見書（本院交易卷第321頁至第324頁）、新北市政府交通局113 年5月14日新北交安字第1130554739號函及所附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新北覆議1130172號鑑定覆議意見書（本院交易卷第375頁至第378頁）在卷可稽。且被害人韓金戀所受前開之傷勢導因於本件車禍之發生，二者實有連續性、無中斷之過程，是被告過失行為與被害人韓金戀所受傷勢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堪認定。（三）再按行人於未設第一款行人穿越設施，亦非禁止穿越之路段穿越道路時，應注意左右無來車，始可小心迅速穿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34條第6款亦定有明文。本件被害人韓金戀由忠孝東路路邊穿越忠孝東路往東北方向行走時，於一開始穿越時雖有轉身看其左方與右方（見本院交易卷第197頁至第199頁、第213頁至第215頁、第218頁至第224 頁之【圖2】至【圖8】），然其之後朝畫面右方行走移動，並行走跨越行車分向線繼續朝畫面右方行走之過程，均未再注意左右有無來車（見本院交易卷第197頁至第199頁、第213頁至第215頁、第225頁至第242頁之【圖9】至【圖26】），而最終遭被告之普通重型機車撞擊（見本院交易卷第197頁至第199頁、第213頁至第215頁、第247頁之【圖31】以下），有前開本院112年6月14日準備程序監視器錄影光碟勘驗暨截圖附件一、附件二在卷可考，是依上開證據資料觀之，被害人韓金戀在穿越道路時，確實未注意左右有無來往車輛，堪認被害人韓金戀「穿越道路時未注意來往車輛」亦為肇事原因，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本件肇事原因，結果亦同此見解（其中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認被害人韓金戀係「肇事主因」），是被害人韓金戀對於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雖尚無從據此免除被告之刑事責任，然告訴人林金財與告訴代理人主張被告為本件車禍事故之肇事唯一原因，被害人韓金戀並無過失等語，尚難採憑，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一）被害人韓金戀因本件車禍，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蜘蛛膜下腔出血、右側鎖骨骨折、右側骨盆骨折；左側第五及第六及右側第四第十肋骨骨折、創傷性膀胱破裂等傷害，經住院治療後，其右側上肢無法有效抓握，功能減損40 ％；右側下肢無法自行站立，功能減損50％以上，且無法不靠輔具行走，功能差，平衡亦差需協助，有前揭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2年11月24日院三醫勤字第1120075376號函及所覆韓○○之病情事務說明（本院交易卷第299頁）、1 13年4月2日院三醫勤字第1130019048號函及所覆韓○○之病情事務說明（本院交易卷第373頁）、113年7月17日院三醫勤字第1130044635號函及所附病人韓金戀病詢說明表（本院交易卷第397頁至第399頁）在卷可查。足認被害人韓金戀右手及右腳之傷勢所造成之機能已嚴重減損，實已達刑法第10條第4項第4款所定嚴重減損一肢以上機能之程度。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傷害致人重傷罪。（二）按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祇以犯人在其犯罪未發覺前，自行向該管公務員申告其犯罪事實，而接受裁判為已足，至於嗣後對於犯行有所辯解，乃辯護權之行使，不能據此即認其先前之自首失其效力（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7254 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肇事後留在現場，報案人或勤務中心轉來資料並未報明肇事人姓名，處理人員前往現場處理時肇事人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記錄表在卷可佐（111他3352卷第5 7頁），是被告本件車禍肇事後，在承辦員警知悉肇事者前，即向到場處理之警員坦承肇事，而未逃避偵查審判，核與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相符，至被告雖曾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否認犯行，惟此要屬被告事後防禦權的行使，按上說明，與自首之認定無涉，仍應認被告已合於刑法第 62條前段自首要件，爰依法減輕其刑。告訴代理人主張被告否認犯罪，應未該當於刑法第62條之自首要件，不得減刑等語，實難採憑。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參與道路交通，本應注意遵守相關交通法規，以維護交通安全，並確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法益，竟疏未注意及此，而有「駕駛普通重型機車，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原因之過失程度，致造成被害人韓金戀如前述之重傷害，所造成之損害非輕，惟被害人韓金戀「穿越道路時未注意來往車輛」，對於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復衡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並有意願與被害人韓金戀之配偶即告訴人林金財達成調解或和解，惟因賠償金額仍有極大差距而未果；兼衡被告並無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足憑（本院交易卷第431頁），素行堪稱良好，其自陳為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未婚，需撫養母親，目前從事打零工之工作，月入平均約新臺幣（下同）3萬元，並需負擔母親之房屋租金等家庭生活狀況（本院交易卷第451頁），暨檢察官、被告、告訴人林金財、告訴代理人對於科刑範圍之意見等一切情狀（本院交易卷第451頁至第452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告訴代理人固主張被告先前並未坦承犯行，犯後態度非良好，且未彌補被害人韓金戀所受損害，請求量處被告有期徒刑7月以上等語，然被告終能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且最終未能與被害人韓金戀、告訴人林金財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因，係因賠償金額仍有極大差距所致，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願意先行支付20萬元支票予告訴人林金財，然遭告訴人林金財拒絕，有本院113年9月20日審理筆錄附卷足憑（本院原易卷第 450頁），本院參酌上情，認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已足以懲儆及教化被告，爰未依告訴代理人之求刑而為量處，併此敘明。（四）至被告及辯護人等固請求為緩刑之宣告等語（本院交易卷第460頁）。惟被告雖已坦承本件犯行，但未與被害人韓金戀、告訴人林金財達成調解或和解，已如前述，是本案難認被告有何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事。準此，本院認尚不宜給予被告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錢義達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嘉宏、郭季青、郭騰月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法　官　劉正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判決正本送達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郭如君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2024-10-30

SLDM-112-交易-54-20241030-1

審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619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周乾坤選任辯護人蔡瀞萱律師賴佩霞律師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續字第1 39號），嗣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113年度審易字第1630 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周乾坤犯詐欺取財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肆仟柒佰捌拾陸元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周乾坤於本院　　審理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二、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1.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條第1項於103年6月18日經總統公布修正，同年6月20日施行。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刑法第339條第1項則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罰金方面，由新臺幣（下同）3萬元（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為新臺幣且提高30倍）提高為50萬元。比較後，自以修正前規定對被告有利，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行為時法。　2.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15條於108年12月25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0800140641號令修正公布，由「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前開修正前條文之罰金刑部分，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單位為新臺幣，且數額提高為30倍）變更為「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但此一修正，係因本罪於72 年6月26日後並未修正，故本次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本文規定將罰金數額修正提高30倍，以增加法律明確性，並使刑法分則各罪罰金數額具內在邏輯一致性。是無論修正前後，罰金之數額並無實質上之變更，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予適用現行之規定，先予敘明。　　　 (二)核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至㈢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及103年6月18日修正公布前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就犯罪事實一㈣，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將不實事項登載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進而向中商公司提出而行使之，登載不實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三)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 條規定，各從一重之論以修正前詐欺罪(共3罪)、詐欺罪。 (四)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至㈣所示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爰審酌被告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兼衡其犯罪動機、手段、詐取之金額、業務登載不實之文書種類、數量暨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審易卷第41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刑，並於定刑前、後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四、至被告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請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等語。按緩刑屬於刑罰權作用之一環，具有刑罰權之具體效應，亦即犯罪行為人因其犯罪行為而受論罪科刑，具有明確之刑罰宣示，但因基於刑事政策考量，認為其不需進入機構性處遇接受刑罰之執行較為適當，乃設定一定觀察期間，並配合緩刑期內附條件機制。最高法院特指出：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4406號判決可供參考）。是以，法院對犯罪行為人宣告緩刑時，應考量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關係修復情形、該犯罪行為對於法益之侵害程度，倘犯罪行為人未能補償被害者所受損害，復無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即不宜宣告緩刑，否則，不僅對被告不足生警惕之效，更無法反映被告犯行侵害法益之嚴重性，亦難以達到刑法應報、預防、教化之目的。查，被告雖坦承犯行，惟未與告訴人中商公司達成和解，亦未賠償其之損失，本院斟酌上情，認被告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事，自不宜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五、被告詐得薪資24,786元【計算式:4,009元+4,009元+4,009元 +731元+12,028元=24,786元】，屬被告之犯罪所得，且並未實際合法發還予被害人，應依刑法第38條之第1項前段、第3 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　　第2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廖維中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　法　官　翁毓潔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陽雅涵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103年6月18日修正前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刑法第215條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 萬5千元以下罰金。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續字第139號　　被　　　告　周乾坤　男　5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巷0號　　　　　　　　　　　　居新北市○○區○○街00巷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周乾坤從民國84年8月至109年11月為中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中商公司)之職員，並派駐至臺北市○○區○○路0段00號臺北市區監理所擔任工程師，負責調校、維修儀器設備與電腦周邊檢查事宜。其明知依中商公司頒定之工作規則(下稱工作規則)第47條第5項、第9項規定，在工作期間未經准許及辦理請假手續，無故擅離工作場所或外出者以矌工(職)論，每次曠職扣3日薪水。且周乾坤每日填寫之「工作日誌」，係用以向中商公司說明每日差勤、請假狀況及工作重點，屬周乾坤於通常業務過程不間斷、有規律而準確記載之業務文書，需據實填寫。周乾坤竟分別為下列犯行：（一）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明知其於102年1月24日（禮拜四）上午9 時37分許，至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下稱宏恩醫院)掛號接受健康檢查，非屬在中商公司所職掌之工作，依照工作規則第47條第5項規定，未辦理請假手續，即屬曠職。嗣後周乾坤於填寫此日之工作日誌時，「工作重點」欄僅填寫「八德駐站」，營造出與其他上班日一樣全日在勤之假象，且不記載至宏恩醫院接受健康檢查之行程，不實登載此日之工作日誌，再交由中商公司而行使之，使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周乾坤該日有全程在職，而於核發102年1月份薪資時，給予當月全額本薪新臺幣(下同)4萬0,096元，周乾坤因而獲得應扣除但未扣除之3日本薪約4,009元（當月本薪4萬0,096 元/30×3）。（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明知其於102年3月20日（禮拜三）下午前往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臺北市立萬芳醫院」(下稱萬芳醫院)接受內視鏡檢查，非屬在中商公司所職掌之工作，依照工作規則第47條第5項規定，未辦理請假手續，而屬曠職。嗣後周乾坤於填寫此日之工作日誌時，「工作重點」欄僅填寫「八德駐站」，營造出與其他上班日一樣全日在勤之假象，且不記載至萬芳醫院辦理健康檢查之行程，不實登載此日之工作日誌，再交由中商公司而行使，使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周乾坤該日有全程在職，於核發102年3月份薪資時，給予當月全額本薪4萬0,096元，周乾坤因而獲得應扣除但未扣除之3日本薪約4,009元（當月本薪4萬0,096元/30×3）。（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明知其於102年5月13日14時40分至同年5 月17日8時23分許（禮拜一至四），在臺北市○○區○○路0段 000號「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下稱三軍總醫院)接受甲狀腺切除手術，非屬其在中商公司之工作。對此行程，周乾坤已申請同年5月14日至17日（禮拜二至四）之請假，但卻未申請同年5月13日（禮拜一）之請假。周乾坤於同年5月13日15時6分許，曠職至三軍總醫院辦理住院手續後，於當日18時43分許，尚在三軍總醫院住院接受護理人員照護，不可能加班。嗣後周乾坤於填寫此日（13日）工作日誌時，「工作重點」欄僅填寫「八德駐站」、「至耑維載印表機、投標」，營造出與其他上班日一樣全日在勤之假象，又於下班欄記載「21：00」，加班欄記載「3時」，不實登載此日之工作日誌，交由中商公司而行使之，使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周乾坤於該日全程在職且加班 3小時，而核發102年5月份薪資、加班費，給予當月全額本薪4萬0,096元，周乾坤因此獲得應扣除但未扣除之3日本薪約4,009元（當月本薪4萬0,096元/30×3）、本不應取得之3小時加班費731元。（四）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明知其於105年1月25日13時36分至27日9 時17分許（禮拜一至三），前往三軍總醫院接受健康檢查，非屬其在中商公司所職掌之工作，依照工作規則第47條第5項規定，未辦理此3日之請假手續即前往三軍總醫院，而屬曠職。嗣後周乾坤於填寫此3日之工作日誌時，「工作重點」欄僅填寫「八德駐站」，營造出與其他上班日一樣全日在勤之假象，隱匿至三軍總醫院接受健康檢查之行程，以此方式不實登載此3日之工作日誌，再交由中商公司而行使之，使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周乾坤此3日均全程在職，於核發105年1月份薪資時，給予當月全額本薪 3萬9,400元，周乾坤因而獲得應扣除但未扣除之9日本薪約1萬2,028元（當月本薪4萬0,096元/30×9）。二、案經中商公司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項次證據清單待證事實 1 被告周乾坤於警詢、本署檢察官指揮檢察事務官詢問中之供述（1）被告周乾坤於任職告訴人中商公司期間，告訴人中商公司曾交付工作規則予被告閱覽收執，被告知悉工作期間未經准許及辦理請假手續，無故擅離工作場所或外出者以矌工(職)論之事實。（2）證明102年1月24日、102年3月20日、102年5月13日、105年1月25、26、27日之工作日誌都是由被告以電腦繕打列印出來後交付告訴人公司之事實。（3）被告於102年1月24日確有至宏恩醫院做身體檢查。（4）被告於102年3月20日確有至萬芳醫院做身體檢查。（5）被告雖於102年5月13、14日有至三軍總醫院住院手術，僅102年5月14日有向告訴人中商公司請假。（6）被告於105年1月25、26、27日確有至三軍總醫院住院檢查身體。（7）被告否認犯行，辯稱：沒有這些事，我們派駐在監理站，原則上不影響監理站作業即可。我去宏恩醫院、萬芳醫院做檢查，都有向監理站報備，檢查完後我有返回監理站。我於102年5月13日去三軍總醫院辦手術的手續，也有先跟監理站報備，辦完手續後返回工作崗位，這天我認為我還是待命中，我認為不需要請假。我於105年1月25至27日在三軍總醫院這3天，第1天上午有先進監理所，第2天中間我有離開，第3天我10點就出院了。至於我這3天都在工作日誌寫17點30分下班，我主張我沒有下班，我已經完成公司交代的工作，我是隨時待命中，我住院仍然可以待命，我可以遠端遙控等語。（8）但被告「待命」之辯稱顯然不合理，否則告訴人中商公司無須設置工作日誌、請假制度，員工皆居家辦公即可。 2 告訴人中商公司之負責人方漢生之指訴（1）指訴被告涉有上開犯罪事實。（2）告訴人中商公司與被告素有勞資糾紛之事實。（3）告訴人中商公司於被告離職後，瀏覽被告之部落格文章，始察覺被告出缺勤有異之事實。 3 中商公司工作規則1份（告證5）工作規則第47條第5、9項規定，未辦理請假手續，無故擅自不出勤者，以曠（工）職論，曠職每次扣3日薪。 4 宏恩醫院110年12月6日宏恩企字第1100001041號函及掛號資料各1份證明被告於102年1月24日9時37分許，至宏恩醫院掛號接受健康檢查之事實。 5 萬芳醫院111年2月22日萬院醫病字第1110001514號函1份證明被告於102年3月20日下午，至萬芳醫院進行內視鏡檢查之事實。 6 三軍總醫院113年2月6日院三醫資字第1130007494號函所附之102年5月13日至17日護理紀錄1份（1）被告於102年5月13日15時6分許，至三軍總醫院辦理住院準備於隔日(14)進行右側甲狀腺切除手術。（2）被告於102年5月13日18時43分、19時許，在三軍總醫院接受護理人員照護觀察，不可能至臺北市區監理所加班，足徵其於102年5月13日工作日誌填寫下班「21：00」、加班「3小時」均為不實記載。 7 三軍總醫院112年9月7日院三醫資字第1120058424號函所附之105年1月25日至27日護理紀錄證明被告於105年1月25日13時36分許，至三軍總醫院辦住院，於27日11時7分許辦理出院，期間無請假紀錄之事實。 8 被告之工作日誌4份（告證2、4、5、10） 1.被告填寫之102年1月24日、102年3月20日、102年5月13日、105年1月25、26、27日之工作日誌，均未記載請假、至醫院手術或身體檢查，而營造出與其他上班日一樣出勤之假象。 2.被告所填寫之102年5月13日工作日誌，有記載加班「3小時」之事實。 3.102年1月24日、102年3月20日、102年5月13日、105年1月25、26、27日之工作日誌，與其他正常上班日之工作日誌比較後，即可知被告刻意在曠職日之工作日誌營造出整天在勤之假象。 9 被告之「痞克邦」部落格之文章3份（告證3、6、11） 1.被告記載其於102年1月24日至宏恩醫院檢查身體之事實。 2.被告記載其於102年3月20日至萬芳醫院甲狀腺穿刺取樣之事實。 3.被告記載其於102年5月13、14日至三總醫院住院進行甲狀腺全切除手術之事實。 4.被告記載其105年1月25日下午2時許辦理住院手續，105年1月27日上午10時許辦理出院，期間在三總住院治療之事實。 10 告訴人中商公司提出之被告任職時之薪水、加班費給付紀錄1份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一）至（四）之月份，領取月薪及加班費之事實。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論以想像競合犯。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所載4次犯行，犯意有別，時間不同，請予分論併罰。被告詐領之本薪、加班費，尚未返還給告訴人，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之。三、告訴意旨另認被告於附表所示時間，至宏恩醫院、萬芳醫院或三軍總醫院接受身體檢查或開刀，無法準時上下班或實際加班，竟仍在附表所示之工作日誌，不實填寫附表所示之上班、下班時間或加班時數，並據此請領附表所示之加班費，亦涉有詐欺取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經查：（一）被告於102年1月24日出勤部分：　　被告曾於102年1月24日9時37分許，至宏恩醫院掛號接受健康檢查，但不知離院時間，有宏恩醫院110年12月6日宏醫企字第1100001041號函在卷可稽。是依現有證據，僅能證明被告於102年1月24日9時37分許，曾至宏恩醫院掛號，但無法確認被告是否於該日全天均待在宏恩醫院，不能排除被告有於同日8時30分許，至臺北市區監理所上班，又於晚間加班3 小時之可能，自難僅憑被告曾於102年1月24日9時37分許，至宏恩醫院掛號以進行身體檢查之事實，即認被告於如附表編號1之工作日誌上填寫「上班08：30、下班21：00、加班：3時」均屬虛構，並藉此詐得加班費731元。（二）被告於102年3月20日出勤部分：　　被告曾於102年3月20日下午至萬芳醫院做內視鏡檢查，有萬芳醫院111年2月22日萬院醫病字第1110001514號函在卷可參。被告既於當日下午始至萬芳醫院接受內視鏡檢查，不能排除其有於當日上午先至臺北市區監理所上班之可能，自難僅憑被告曾於當日至萬芳醫院之事實，即認被告於如附表編號 2之工作日誌上填寫「上班08：30、下班21：00、加班：3時」均屬虛構，並藉此詐得加班費731元。（三）被告於105年1月25日至1月27日差勤部分：　1.證人即曾在臺北市區監理所任職之賴苡任、張元隆到庭證稱：105年1月25日至1月27日電腦儀器鑑定工作日誌上面的「賴苡任」、「張元隆」印章是我們蓋印，上面填表人是被告，但不一定是被告交給我們蓋印，有時是工讀生拿來交給我們。我們無法確認被告於105年1月25日至1月27日有來臺北市區監理所上班，也不記得這3天有無在臺北市區監理所看到被告等語。然被告係於105年1月25日13時36分許，至三軍總醫院辦理住院手續，於同年1月27日9時17分辦理出院手續，有三軍總醫院112年8月21日院三醫勤字第1120054683號函、112年9月7日院三醫勤字第1120058424號函所附之護理紀錄各1份在卷可稽。據此判斷，被告辯稱105年1月25上午有先去臺北市區監理所上班，同年1月27日上午辦理出院後即返回臺北市監理所上班一節，即非完全無據，難認其於105 年1月25日之上班時間填載「08：30」、同年1月27日下班時間填載「21：00」，加班執行工作為「儀器設備保養、電腦周邊檢查、空壓管路檢查」為不實，並有進而藉此詐得加班費731元之結果。　2.三軍總醫院回函表明被告於住院期間無請假紀錄，然依據被告於105年1月26日2時21分、13時14分許之護理紀錄，被告身上無侵入性管路，精神佳多於並室外活動，堪認被告於住院期間並非長時間停留在病房，則其辯稱住院期間曾不假外出，返回臺北市區監理所工作一節，尚非毫無可能之事。從而，其於同年1月25日至27日此3日之工作日誌內工作重點欄位均填載「八德駐站」，即難認必屬虛假（四）上開起訴部分，被告之所以涉有詐欺取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等犯行，重點在於其「上班期間未請假」即無故離開工作崗位，而屬曠職，卻刻意於工作日誌營造出與其他上班日一樣的工作內容，藉此詐得曠職時本應扣除之薪水，故告訴意旨尚有誤會。惟附表所示之事實若成立犯罪，因與上起訴部分有接續犯之一罪關係，而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檢　察　官　廖維中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1　　日　　　　　　　　　　　　　　　書　記　官　温昌穆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編號時間工作日誌內容被告部落格刊載之行程概要告訴人給付之加班費金額 1 102年1月24日上班08：30 下班21：00 加班：3時至宏恩綜合醫院做一般性的身體檢查（抽血、心電圖、胸部X光、骨質密度、腹部超音波、頸部超音波動脈檢查） 731元 2 102年3月20日上班08：30 下班21：00 加班3時至萬芳醫院甲狀腺穿刺取樣 731元 3 105年1月25日上班08：30 下班17：30 105年1月25日下午2時許辦理住院手續，105年1月27日上午10時許辦理出院，期間在三總住院治療 731元 105年1月26日上班08：30 下班17：30 105年1月27日上班08：30 下班21：00 加班3時

2024-10-30

TPDM-113-審簡-1619-20241030-1

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家庭暴力罪之傷害等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9號公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周良駿選任辯護人陳錦芳律師洪銘徽律師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13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周良駿犯私行拘禁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一、周良駿與余美娟原為配偶關係，於民國106年7月14日調解離婚，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之家庭成員關係。周良駿於112年9月16日21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0巷0 號5樓套房（下稱本案套房）內，因私自查看余美娟之行動電話，認余美娟外遇而與其發生爭執，竟基於私行拘禁之犯意，徒手毆打及以腳踹余美娟（周良駿所涉傷害部分，不另為不受理，詳後述），並將本案套房上鎖，不准余美娟離去，亦不歸還其行動電話，以此強暴方式將余美娟私行拘禁在本案套房內，嗣於翌（17）日7時48分方同意帶同余美娟至同市區○○路0段000號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下稱三軍總醫院）就診，惟要求其需向醫護人員謊稱係騎車自摔而受傷。迨余美娟於前往三軍總醫院路途中取回行動電話，而於同日 8時14分先向該醫院急診室醫護人員表示係騎電動自行車自摔受傷，後於8時40分單獨進入該醫院放射檢查室時，向放射師表示係遭家暴，而由該醫院醫護人員協助進行通報，方恢復行動自由，總計遭私行拘禁約達11小時。二、案經余美娟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下稱內湖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證人即告訴人余美娟於警詢之陳述，係被告周良駿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被告及辯護人否認該證據能力，且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例外情形，自無證據能力。至上開證人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官所為之證詞，業經依法具結，檢察官亦無違法取供之情形，查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上開證人已經本院以證人身分傳喚，並予被告詰問之機會，其詰問權已獲得確保，該陳述自有證據能力。二、按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定有明文。上述「紀錄文書」或「證明文書」，並不限於針對特定事件所製作。只要係公務員基於職務上就一定事實之記載，或就一定事實之證明而製作之文書，而其內容不涉及公務員主觀之判斷或意見之記載，即屬於上述條款所稱文書之範疇（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21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卷附台北市文德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偵卷第58頁至第59頁），係內湖分局文德派出所之公務員執行勤務時，依其職權依據民眾報案暨勤務指揮中心等單位報案暨回報內容製作而成之紀錄文書，且衡之製作該報案紀錄單之公務員係於執勤時接聽民眾或其他單位來電報案或回報時，始作成該報案紀錄，則該製作文書之公務員就本案顯無任何利害關係，虛偽記載之可能性甚低，自外部情狀以觀，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是依之首揭規定，該報案紀錄單自有證據能力。被告及辯護人爭執其證據能力，自無可採。三、按醫院病歷及診斷證明書，係病患就診時，醫師就其病症所為之診斷及治療處置，所製作之紀錄文書及證明文書。犯罪事件中之被害人因身體所受之傷害前往醫療院所接受治療，並要求醫師依據診斷結果開立診斷證明書，就被害人之立場而言，該診斷證明書固然可能供日後訴訟上證明之特定目的使用，然就醫師之立場而言，仍屬從事醫療業務之人，於例行性之診療過程中，依據實際診斷結果而製作之病歷及診斷證明書，自屬於醫療業務上或通常醫療業務過程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得為證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847號判決要旨參照）。而三軍總醫院113年2月29日院三醫資字第1130010692號函暨病歷（含診斷證明書、急診病歷、急診護理評估表、急診醫護生命徵候紀錄），係告訴人至該醫院就診後之診斷結果及嗣後診療、護理過程所為之記載，均係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且自其形式記載並無任何疏漏之處，又被告及辯護人亦未主張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揆諸前開意旨，應認有證據能力。四、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亦查無證據證明有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與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亦有證據能力。至其餘被告與辯護人所爭執之證據，本院均未採用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自不贅述該等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一同過夜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上開妨害自由之犯行，辯稱：告訴人要拿我的手機，我為了要搶手機，他拉我的褲子，後來他可能太用力向後仰撞倒地板，我聽到聲響很大，我問他要不要看醫生，他說不用，我拿藥膏幫他擦，後來我睡覺到一半感覺他在用手機，又聽到碰一聲，他從廁所門口摔倒，隔天早上我問他怎麼樣，他沒講什麼話，我說要載他去醫院我們就去醫院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告訴人與被告雖已離婚，但時有復合跟同居，112年9月16日9時11分兩人同住本案套房時，被告的手機來電，告訴人接聽後稱是女的且未再出聲，而懷疑被告有外遇而鬧情緒、不高興，被告為安撫告訴人情緒，載其至宜蘭旅遊及購物，傍晚返回本案套房過夜，當天晚上被告發現告訴人欲拿被告手機查看，被告便拿回自己手機，告訴人要來搶被告手機並拉扯被告內褲，過程中告訴人不慎自己向後跌倒撞到床尾的地板，被告拿藥膏給告訴人塗抹，嗣後睡到一半，被告發現告訴人還在滑手機，後來又聽到聲音發現告訴人在廁所門口跌倒，告訴人並無表示要離開，被告並無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亦無搶走告訴人手機。翌日7時48至49分餘，被告與告訴人離開套房，被告駕車載告訴人至三總醫院急診就醫，告訴人自行向醫生表示係騎車摔傷，嗣告訴人向被告表示急診可能需要做一些檢查會耗費時間，要被告先將告訴人之汽車開回至告訴人工作處所停放，且被告原已計畫要到光耳鼻喉科診所就醫，故依告訴人所囑停放汽車，再去診所就醫，被告於離開三軍總醫院前並無看到警察過來，也不知告訴人報警，被告並無要求告訴人要謊稱騎車跌傷。參被告偵查中提出被告與告訴人112年9月17日前後走出大樓要過馬路至對面停車格取車之監視器畫面，兩人牽手過馬路，告訴人坐上副駕駛座，由被告開車駛離，兩人互動自然，告訴人未有因遭施暴或妨礙自由而畏懼退縮之情。況兩人斯時已離開小套房走到公用道路上，如告訴人曾遭被告剝奪行動自由，而被告係走在前方，告訴人此時大可反方向離去或呼救，然告訴人卻跟在被告身後，與被告牽手過馬路去搭車，則是否確曾遭被告以強暴方式剝奪行動自由，實屬可疑。再參告訴人之個人差假查詢頁面，告訴人填寫9月18日請病假之事由係「9/17車禍」，而其在9月17日上午就醫時即已報警自稱9月16日遭家暴而由警方受理在案，則其事後填寫9月18日病假事由時，被告並無在其旁邊，告訴人所為與常情有違，則其是否確曾遭被告毆打成傷、剝奪行動自由，即非無疑。112年9月16日晚上僅被告與告訴人在小套房內，並無他人在場，小套房內亦無錄音或錄影；告訴人當天19時17分至20時55分間，曾以其手機發話、密集收訊息，可徵告訴人當時行動自由未遭剝奪。則除告訴人片面之指訴外，無其他積極證據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難僅憑告訴人單一指訴遽認被告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被告已與告訴人就檢察官起訴之所有內容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達成民事和解，又告訴人說被告一個晚上斷斷續續的打，被告只有傷害犯意，沒有私行拘禁的犯意，本件應該為公訴不受理等語。二、經查： (一)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是我前夫，11 2年9月15日他找我求和，我們一起去吃晚餐，之後到他內湖公司樓上套房休息，同年月16日他說想去宜蘭買蛋糕，我就跟他去，回內湖之後20、21時許，他不願意跟我一起回板橋，我說我自己回去，當中發生爭執，被告徒手槌我的頭部，用腳踢我的身體，他搶走我的手機、逼我講密碼，手機內如果我有跟其他男性朋友聯繫對話，他就會爆怒打我，中間打打停停，我有叫他不要打我，但他沒因此罷手，當時我口吐鮮血，叫他帶我去醫院，他不願意，軟禁我，不讓我跟外界聯繫，我當時要離開，他就把我拉住，開始打我，一直到半夜，他陸續都有打我，我有用手護住我的頭，我雙手也有受傷，到天亮，我們兩個幾乎都沒睡，因為他怕我逃走，同年月17日7、8時許，我拜託他帶我去看醫生，他要我跟醫生說我是自己騎車跌倒的，才要帶我去看醫生，我當時只能配合他，我就到內湖三總醫院看急診，我趁做X光、被告沒辦法進來時，跟裡面的工作人員求援說我是被家暴，我就用被告還給我的手機報警，手機是被告在前往醫院路上還在是在醫院還我的。被告發現有警察出現時，就開著我的車跑走，我在醫院馬上打電話給他，警察有聽到，我問他去哪裡，他說「你是不是報警」，我請他把車開回來還我，他就掛我電話，我看完診就去內湖分局製作筆錄，因為我被打全身傷，我請假三個禮拜，沒辦法工作等語（偵卷第40頁至第42頁、本院卷第69頁至第74頁）。 (二)被告坦承於112年9月16日晚間與告訴人同宿在本案套房，並於翌日7時48分搭載告訴人前往三軍總醫院就診，後先行駕駛告訴人之車輛離開等情（本院卷第28頁至第30頁），並有監視器畫面截圖在卷可查（偵卷第100頁、第102頁至第110頁）。而告訴人於112年9月17日8時14分至三軍總醫院就診時，主訴「昨天騎電動自行車（無安全帽）自摔，撞到頭頭暈想吐、右腰痛」，後於同日8時40分，在急照室檢查時向放射師表示自己的傷是先生打的，經護理師通報主治醫師知悉，現協助行家暴通報；於同日9時15分，PGY醫師、護理師將告訴人與被告隔開，觀察告訴人身上傷口，告訴人十分恐慌，表示不敢與被告見面，並經該醫院診斷認告訴人受有雙頰處挫瘀傷、雙耳紅腫挫瘀傷、左頸下挫傷、後頸挫傷、右後腰挫傷、左右手背、左手掌、左右手肘、右上臂及左膝瘀傷等傷害；告訴人並於同日9時11分報警，員警於同日9時19分到場等情，有三軍總醫院113年2月29日院三醫資字第1130010692號函暨病歷、台北市文德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存卷可參（偵卷第58頁至第59頁、第61頁至第68頁），均核與告訴人前開證述內容相符，則被告在本案套房將房門上鎖，取走告訴人行動電話，毆打告訴人使其受前開傷勢，顯然有意讓告訴人在這段期間於驚懼下不敢、乃至無從對外求援，亦無法任意離去，否則，何以告訴人須至三軍總醫院X光室、被告不在場時，方向該醫院醫護人員求救？足認告訴人證稱其於上開時間，遭被告以強暴方式拘禁在本案套房，行動電話遭被告掌控、斷絕其與外界聯絡等證言並未刻意誇大渲染，應與事實相符。 (三)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然告訴人所受前開傷勢，遍及頭部、頸部、腰部、四肢，顯難認係自行在室內跌倒所致；告訴人證稱其行動電話遭被告拿走之期間為112年9月16日20 、21時許至翌日前往三軍總醫院路途中或在該醫院內，縱告訴人行動電話之中華電信通聯紀錄顯示於112年9月16日19時 17分至20時55分間有發話、密集收訊息之紀錄，亦與告訴人之指述並無矛盾。又告訴人為女子，其力氣、反抗能力均較被告小，其於112年9月17日與被告從本案套房前往停車處時，亦距離被告不遠，且其方經被告痛毆、控制對外聯絡之行動電話，甚於被告在場時向醫護人員謊稱係騎車自摔，足見告訴人於前開時間未自行離去或呼救，係受被告上開強暴之手段以致不敢輕舉妄動，要難以此逕認告訴人所述不實。是以被告及辯護人前開辯詞，難以憑採。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上情，無非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被告雖聲請調取告訴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然本案事證既已臻明確，有如上述，上開聲請調查證據核與本案待證事實無必要關聯，被告前開聲請核無必要，附此敘明。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固於112年12月6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同年00月0日生效，而被告與告訴人原前配偶關係，業據二人供述明確（偵卷第40頁、第46頁)，其等均為修正前、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自無行為可罰性範圍或法律效果之變更，即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合先敘明。 (二)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其犯罪行為包括「私行拘禁」及「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兩種行為態樣；且所謂「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係對於「私行拘禁」之補充規定，如犯罪行為已符合「私行拘禁」之規定，即無論處「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名之餘地（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61號、86年度台上字第361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302條之妨害自由罪，係妨害他人自由之概括的規定，故行為人具有一定目的，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除法律別有處罰較重之規定（例如略誘及擄人勒贖等罪），應適用各該規定處斷外，如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為目的，而其強暴脅迫復已達於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程度，即祇成立本罪，不應再依同法第304條論處。誠以此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之低度行為，應為剝奪人行動自由之高度行為所吸收（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359號判例參照）。又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同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者，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被告基於前述犯意，自112年9月16日21時起至翌日8時40分許，以前述不法方式，拘禁告訴人長達11時，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私行拘禁罪，亦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暴力罪，然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仍應依刑法私行拘禁罪予以論科，且如前述，無庸另論以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公訴意旨認為構成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尚屬誤會，惟因刑法第302條第1項同時規定私行拘禁罪與剝奪行動自由罪，係屬同一條項，並無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之必要，併予敘明。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告訴人之前配偶，彼此間本應互相尊重、理性溝通，然被告竟不思克制情緒，於本次僅因細故以強暴方式將告訴人拘禁在本案套房，手段激烈，所為全然不思尊重他人權利之行使，實不宜輕縱，又被告否認犯行，然於本件繫屬本院前，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已履行，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偵移調字第865號調解筆錄附卷可參（本院113年度審訴字第1013號卷《下稱審訴卷》第43頁至第44頁），經告訴人於113年5月29日向士林地檢署提出刑事撤回告訴暨陳報狀（偵卷第139頁），上載「告訴人於此撤回傷害告訴，且因本案係因雙方誤解所致，現已澄清告訴人同意不追究周良駿有關本案之其他一切刑事責任」等語，另到庭陳述：被告說我說謊，完全不覺得自己有錯，我之前已經有很多次對他撤回告訴，也試著想要原諒他，還是被他暴力相向，我撤回傷害告訴不代表原諒被告，他有賠償我30萬元，希望從重量刑之意見（本院卷第74頁至第75頁），兼衡被告自陳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專科畢業之教育程度、離婚，育有二名成年子女，目前在家裡幫忙之家庭生活狀況（本院卷第8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四、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於上開時地，同時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及以腳踹之強暴方式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因此受有雙頰部挫瘀傷、雙耳紅腫挫瘀傷、左頸下挫傷、後頸挫傷、右後腰挫傷、左右手臂、左手掌、左右手肘、右上臂及左膝瘀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又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再提起公訴，應由檢察官向管轄法院提出起訴書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1項亦規定甚明。是所謂「起訴」，須於起訴書提出於管轄法院時始足當之，並於此時始可謂起訴程序完成，檢察官之起訴書未送至管轄法院前，因起訴程序尚未完成，法院基於不告不理之原則，仍不得對被告進行審判，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交上易字第56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庭長法律問題研討會均同此見解。次按起訴之程序是否違背規定，應於案件起訴程序完成並繫屬於法院時，由法院進行整體審查，起訴程序若尚未完成，自無從論斷起訴程序是否合法。再者，案件繫屬時，告訴乃論之罪若欠缺告訴要件，自屬起訴程序違背規定，法院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之規定，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最高法院82年度台非字第380號判決意旨參照）。至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規定：「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請求或其告訴、請求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其中所謂「告訴經撤回」，係指檢察官根據合法之告訴而起訴，於訴訟繫屬後，法院審理中撤回告訴者而言，並不包括檢察官提出起訴書於法院前業已撤回告訴之情形在內。 (三)告訴人告訴被告傷害部分，檢察官認被告係觸犯刑法第277 條第1項之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須告訴乃論，並於11 3 年5月24日偵查終結並製作完成起訴書，然本案卷證係迄至同年6月20日始由士林地檢署函送本院受理繫屬等情，有起訴書、士林地檢署113年6月20日士檢迺德113偵1329字第1 139035973號函上所蓋本院收文戳章可按（審訴卷第3頁至第 7頁），惟告訴人前具狀撤回本案對被告之傷害告訴，於同年5月29日由士林地檢署收受乙節，有刑事撤回告訴暨陳報狀在卷可參（偵卷第139頁），是告訴人顯係於檢察官偵查終結對被告提起公訴前，即已撤回對被告之告訴，之後檢察官再向本院提出起訴書及相關卷證經本院受理，則此部分在繫屬前，核已欠缺告訴之訴追條件，自屬違背規定，本應為不受理之判決，惟此部分與前揭經本院判決有罪部分，檢察官認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德松提起公訴，檢察官呂永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法　官雷雯華　　　　　　　　　　　　　　　　　　　法　官葉伊馨　　　　　　　　　　　　　　　　　　　法　官李欣潔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卓采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0-29

SLDM-113-訴-579-20241029-1

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89號上訴人即被告吳胤廷選任辯護人呂承璋律師劉彥良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2 年度交易字第187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890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吳胤廷（下稱被告）係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傷害致重傷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被告上訴意旨固以：被害人陳婉宜（下稱被害人）經診斷有癲癇、疑似神經系統感染、水腦及缺氧性病變，然此與本案車禍事故並無相當因果關係，被害人於本案事故發生後，經電腦斷層檢查，受有腰薦椎和骨盆未明示部位閉鎖性、下頷骨未明示部位閉鎖性、顏面骨閉鎖性骨折等傷害，並非受有開放性骨折，且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民國112年12月13日函文亦認，被害人頭部外傷顱骨骨折造成癲癇之比例約為2. 4％至4.5％，進而造成神經系統感染之比例約為2％，足證被害人之神經系統感染、水腦及缺氧性病變等，與本案交通事故並無因果關係，臺北市立萬芳醫院112年12月8日回函所認定癲癇、疑似神經系統感染，與本案交通事故有因果關係等，並未檢附醫學文獻，自非可信。由國防部三軍總醫院函文，可見造成被害人重傷害之原因眾多，恐因罹患其他疾病所致，與上開電腦斷層檢查之原始傷勢結果間之因果關係已然中斷，應僅論以過失傷害罪云云，指摘原判決不當。三、按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在一般情形上，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足以發生同一之結果者，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其行為與結果為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上，有此同一條件存在，依客觀之審查，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該條件與結果尚非相當，而僅屬偶發之事實，其行為與結果間即難認為有相當因果關係。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1月11日清晨6時許，騎乘機車搭載被害人沿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往新豐街方向行駛，途經深溪路12號前，疏未注意車前狀況，駛出道路邊線，撞及停放在路邊之自小貨車右後車身，當場人車倒地，被害人經送往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急診治療，經電腦斷層檢查診斷為：⑴腰薦椎和骨盆未明示部位閉鎖性、⑵下頷骨未明示部位閉鎖性、⑶顏面骨閉鎖性骨折之初期照護、⑷車禍意外事故中之受傷人員等，此有該院函文所附之急診病歷中之電腦斷層檢查報告在卷足憑（原審卷第89至97頁）。嗣於同日上午9時52分許轉送臺北市立萬芳醫院急診並進行手術治療，入院時之護理紀錄單記載，被害人由外院全身電腦斷層檢查，下頷骨、雙側顏面骨骨折，骨盆腔開放性骨折，有腹腔內出血、耳漏，眼眶瘀青，顏面多處瘀青，下巴撕裂傷等狀況，此有該院急診護理紀錄單在卷可查（他字第648號病歷卷第15頁）。且被告就其對上開車禍事故之發生，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且依當時客觀情形，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而有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一節，亦已供承不諱在卷（原審卷第59、179頁，本院卷第136頁），是就被告過失傷害之犯行，已堪認定。　㈡被害人送往臺北市立萬芳醫院手術治療後，於000年0月00日下午轉入普通病房，精神食慾尚可，至同年月18日晚間，突發四肢緊握、眼球上吊、全身抽搐，且出現行為紊亂、意識躁動不安等狀況，於同年月20日核磁共振檢查發現腦部有缺氧情形，同年月21日，意識狀態及昏迷指數仍不理想，腦部 MRI檢查顯示腦部雙側有亂放電之情形，意識狀況能否恢復無法斷定，執行腰椎穿刺檢查發現細菌性感染、腦壓增高，至1月25日核磁共振檢查，腦部仍較腫，腦脊髓液檢查發現腦部有感染，可能是之前車禍造成頭骨些微裂縫讓細菌跑到腦部，長時間腦膜炎可能會造成永久腦部傷害，意識仍未清醒，對人的聲音沒有反應，較擔心可能是癲癇重積，之後會不會醒還很難說，至1月27日，被害人意識有些微改善，可張開眼睛，無法對焦及追蹤人物，四肢肌肉活動差，醫師表示可能是腦幹受損導致訊號無法正常傳遞至肌肉，至2月5日，仍未清醒，早上會睜眼，晚上會閉眼，叫或拍時偶爾會睜開眼睛，但嚇、或手在眼睛前揮都沒有閉眼或任何反應，無法依指令回應動作，意識狀況差可能與之前癲癇發作造成腦損傷有關，在抗生素使用下，腦部感染狀況改善等情，有該院函附病歷紀錄內之護理紀錄在卷足憑（他字第648號病歷卷第342至345、354至393、435、441、498頁）；且被害人於出院時經診斷係受有骨盆骨折、右側顴骨弓骨折及右側下顎骨體骨骨折、顱底骨折、癲癇、疑似神經系統感染等傷害，亦有卷附臺北市立萬芳醫院000年0月00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附卷足稽（他字第648號卷第84頁）。　㈢被害人嗣於111年2月14日再轉往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接受高壓氧治療及腦室腹腔引流手術，診斷受有水腦症、缺氧性腦病變之傷害，至000年0月00日出院時仍有意識障礙及肢體僵硬活動障礙，長時間臥床及無翻身能力，需專人照顧；11 1年6月1日再轉往三軍總醫院基隆分院住院治療，住院期間接受藥物、高壓氧及復健治療，於000年0月00日出院時，因缺氧性腦病變，合併四肢肢體無力，仍意識不清、無自主照顧能力、長期臥床、需專人24小時照顧等情，亦有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000年0月00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三軍總醫院基隆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000年0月00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憑。被害人之父於111年9月27日聲請對被害人為監護宣告，經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鑑定結果認：即被害人於111年1月11日發生車禍造成嚴重腦傷，腦部功能嚴重受損，語言表達功能嚴重缺損，對時間、地方及人物之適當辨識能力嚴重減退。此外，陳女目前之飲食（鼻胃管進食）、沐浴、更衣等日常生活起居，皆需要專人 24小時全日照護，呈現「重度失智症」狀態。其生活狀況及現在身心狀態經檢查結果：對外界事務之適當知覺理會能力嚴重缺損，接受、維持及保存外界訊息之能力嚴重缺損，無經濟活動能力，語言表達功能缺損，無法與人正常溝通及交流，社會功能嚴重缺損。綜合以上所述，陳女之過去生活史、疾病史、身體檢查及精神狀態檢查結果，認陳女因「重度血管性失智症」，致其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和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已達「完全不能」之程度，可為監護宣告等語，且由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於112年2月2日以111年度監宣字第142號裁定對被害人為監護宣告，有精神鑑定報告書、民事裁定在卷可佐（111年度監宣字第142號影卷第83至89、 91至94頁），足認被害人因上開車禍事故所受傷害，已達於身體重大難治之重傷害程度。　㈣雖被告辯稱被害人所受上開癲癇、腦神經系統感染、水腦症、缺氧性腦病變等狀況，與本案車禍事故並無相當因果關係云云。然被害人之父於偵訊時陳稱，被害人入院治療一個星期後，開始出現腦發炎、水腫、缺氧等狀況，醫生說可能是因為顏面骨折的不明液體滲到腦部引起的等語（他字第648 號卷第66頁）；且觀之臺北市立萬芳醫院病歷紀錄所載，被害人自111年1月11日入院後，至000年0月00日出院轉往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前，均在臺北市立萬芳醫院接受治療，且於入院後一週即同年月18日晚間，突發四肢緊握、眼球上吊、全身抽搐、行為紊亂、意識躁動不安等症狀，於同年月20 日檢查發現腦部有缺氧情形，上開症狀出現之時間，密接於本案車禍發生，在此期間，被害人係在醫院治療，並密集監控各項生理指數之變化，加以被害人出現上開意識混亂之狀況後，會診神經內科醫師，亦曾告知被害人家屬，病患在急診時有癲癇情形，於病房時疑似血鈉較低而再次癲癇等語，此觀之護理紀錄單之記載即明（他字第648號病歷卷第391頁）；再佐以臺北市立萬芳醫院112年12月8日函文所述，依據必另記載，病人之癲癇應與頭部外傷、顱骨骨折有因果關，且頭部外傷導致癲癇發作機率為2％至50％，依文獻資料及傷勢嚴重程度的差異有關，另疑似神經系統感染也與外傷、顱骨骨折相關，其因素為外傷等開放性骨折導致感染等語（原審卷第113頁），足認被害人之癲癇症狀，係本案車禍事故所引發甚明。被告上開辯解，並非有據。　㈤至被告執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之電腦斷層檢查結果，辯稱被害人並無開放性骨折，即認被害人所受上開癲癇、腦神經系統感染、水腦症、缺氧性腦病變與本案車禍事故無關云云。然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於急診時所進行之電腦斷層掃瞄，目的本在於第一時間檢視判斷傷患之傷情及首要之治療方案所為，本件被害人之顏面骨、下頷骨之骨折狀況嚴重，可見車禍發生當時之撞擊力道強烈，實不能排除頭骨亦因而發生些微開放性裂縫，而未於急診時之電腦斷層掃瞄發現診斷，被告以此質疑臺北市立萬芳醫院上開函文之可信性，自非可採。另被告又執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2年12月13日回函所述「依據相關醫學文獻記載，頭部外傷顱骨骨折造成癲癇之比例約2.4至4.5％，造成神經系統感染之比例約2％」等語，據為對其有利之認定，然被害人於車禍發生當日即由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轉送臺北市立萬芳醫院治療，至112年2月14日始轉往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治療，且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係以一般醫學文獻上之研究為函覆，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則就本案被害人之具體病況函覆本院稱：「依據病歷記載，病人因交通事故造成頭部外傷、下頷骨骨折、顏面股骨折，入院後出現全身癲癇、抽搐及腰椎穿刺結果異常，可能相關有因頭部損傷引起癲癇發作、低血鈉、中樞神經系統感染，歷時一週出現意識改變，此外一些非腦損傷之外傷變化，導致全身系統電解質異常，如低血鈉、白血球增生等，也可能造成意識改變」等語，此有該院113年4月2日函文在卷可憑（本院卷第49頁），臺北市立萬芳醫院之回函係針對本案被害人病歷資料所示於住院期間之各項身體症狀觀察與檢查所得而為之判讀說明，相較於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僅提供一般醫學文獻之研究結果，自較為可信。被告此節抗辯，亦不足取。　㈥綜上，被害人所受上開重傷結果，已可排除被害人自身因素或其他外力介入所致，足認係因本案車禍事故所造成，依照上開見解，乃與被告之過失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甚明。四、原審本此相同見解，認定被告係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傷害致重傷之罪，並無違誤。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要非有據。從而，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周靖婷提起公訴，被告上訴，經檢察官李安蕣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法　官楊志雄法　官汪怡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高妤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附件：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易字第187號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吳胤廷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巷00號15樓選任辯護人　劉彥良律師上列被告因過失重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8900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吳胤廷犯過失傷害致重傷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事實一、吳胤廷於民國111年1月11日6時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搭載陳婉宜，沿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往新豐街方向行駛，途經深溪路12號前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依當時情形雖係天候雨、路面濕潤，然光線為晨光、路面鋪裝柏油、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客觀上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駛出車道邊線而撞擊無肇事因素之簡聖祐停放在該處路邊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右後車身，致吳胤廷、陳婉宜人車倒地，陳婉宜因此受有骨盆骨折、右側顴骨弓骨折及右側下顎骨體骨骨折、顱底骨折、癲癇、疑似神經系統感染、水腦症、缺氧性腦病變等傷勢，導致陳婉宜四肢肢體無力、意識不清、無自主照顧能力，長期臥床，需專人24小時照顧，而受有重大難治之重傷害（陳婉宜嗣經本院於112年2 月2日以111年度監宣字第142號民事裁定受監護宣告，由其父陳衍裕擔任監護人）。二、案經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定陳婉宜之父陳衍裕代行告訴後偵查起訴。理由壹、程序事項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得為證據。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核與本案待證事實均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貳、實體事項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有於上揭時間騎乘機車搭載被害人陳婉宜，行經基隆市○○區○○路00號前時，撞擊停放在該處路邊之自用小貨車，並坦承過失傷害犯行，惟否認其過失導致被害人重傷害之結果。其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略以：當時急診所記載傷勢與後來被害人併發傷勢有所不同，萬芳醫院認為有因果關係，但三軍總醫院認為水腦及缺氧性腦病變跟車禍沒有因果關係，又萬芳醫院112年12月8日函文係認開放性骨折才會導致神經系統感染，被害人之骨折傷害為閉鎖性，非開放性，可推知被害人所受神經性傷害非因車禍導致，造成被害人傷勢有眾多成因，故被害人目前重傷害之傷勢可能有其他因素及與被告無關之外力介入，因果關係早已中斷，基於罪疑有利被告之原則，就重傷害部分應為無罪諭知，僅論以過失傷害等語。惟查：（一）被告於事實欄所載之時、地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搭載被害人，撞擊訴外人簡聖佑（無肇事因素，詳後述）停放在路邊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右後車身，被告及被害人因而人車倒地等情，業據被告於偵查中供承在卷（他卷第66、68頁），核與代行告訴人陳衍裕於偵查中之指訴內容（他卷第59-67頁）大致相符，並有基隆市警察局111年6月15日基警交字第1110021706號函及所附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談話紀錄表、照片黏貼紀錄表各1份（他卷第15-27、35-43頁）、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 111年10月21日北監基宜鑑字第1110290762號函及所附之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各1份（他卷病歷資料第531-535頁）、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偵卷第25頁）在卷可稽。又被害人於上開車禍發生後，受有骨盆骨折、右側顴骨弓骨折及右側下顎骨體骨骨折、顱底骨折、癲癇、疑似神經系統感染、水腦症、缺氧性腦病變等傷勢，亦有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下稱萬芳醫院）111年2月14日診字第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111年4月19日北市衛醫第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及三軍總醫院基隆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111年6月29日醫字第25488號診斷證明書（他卷第84-85、71頁）附卷足佐，就此部分之事實，足堪認定。（二）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此為一般駕駛人所應注意並確實遵守之事項。而本件道路交通事故發生時雖係天候雨、路面濕潤，然光線為晨光、路面鋪裝柏油、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客觀上無不能注意之情事，有上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及現場照片可參，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被告騎乘機車搭載被害人行駛於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上，於行經深溪路12號前時，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駛出道路邊線而肇事，且依檢察官偵查中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畫面影像，結果為：「影片第2秒至第8秒處，螢幕右側有一團白光，往螢幕中側移動，光團縮小凝聚，顯示在自小貨車車後（即最外側車道上），並朝自小貨車車尾接近，後光團消失在自小貨車右後側位置，自小貨車發生明顯震動，接著回復靜止狀態」，此有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偵卷第25頁）在卷可佐。另本案經送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之鑑定結果，認「一、被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分向限制線路段，未注意車前狀況駛出邊線，追撞路邊停車外側，為肇事原因。二、簡聖佑駕駛自小貨車，行經分向限制線路段，路邊停車，無肇事因素」，有上開事故鑑定會111年10月19日基宜區0000000號鑑定意見書在卷可佐（他卷病歷資料卷第533-535頁），亦同此認定。是被告確未注意車前狀況，而過失造成本案事故一情，要無疑義。（三）復按刑法上之過失，其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亦即行為之於結果，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應依事後之立場，客觀地審查行為當時之具體事實，如認某行為確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者，該行為即有原因力；至若某行為與行為後所生之條件相結合而始發生結果者，亦應就行為時所存在之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如認為有結合之必然性者，則該行為仍不失為發生結果之原因，應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192號、90年度台上字第5164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　 1.被害人於111年1月11日因本件車禍事故，經緊急送往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急診救治，初步診斷受有臉部損傷、腰薦椎和骨盆未明示部位閉鎖性骨折、下頷骨未明示部位閉鎖性骨折、顏面骨閉鎖性骨折等傷勢，嗣於同日轉往萬芳醫院急診並施以血管栓塞手術治療，於同年月12日施以開放性復位內固定及上下顎固定手術，於同年月22日施以顱內壓監測器及腦室外引流管置入手術。被害人於111年1月11 日至111年2月14日在萬芳醫院住院治療，期間因病情因素而兩次進入加護病房觀察，診斷受有骨盆骨折、右側顴骨弓骨折及右側下顎骨體骨骨折、顱底骨折、癲癇、疑似神經系統感染等傷害，於000年0月00日出院後，即於同日轉往三軍總醫院續住院治療，於111年2月16日至111年3月16 日接受20次高壓氧治療，於111年3月22日施以腦室腹腔引流手術，至000年0月00日出院時有意識障礙及肢體僵硬活動障礙，長時間臥床及無翻身能力，需專人照顧，住院期間經三軍總醫院診斷受有水腦症、缺氧性腦病變、骨盆骨折經內固定手術術後等傷害。嗣於111年6月1日再因相同症狀於三軍總醫院基隆分院住院治療，住院期間接受藥物、高壓氧及復健治療，然於000年0月00日出院時，因缺氧性腦病變，合併四肢肢體無力，仍意識不清、無自主照顧能力、長期臥床、現無工作能力，需專人24小時照顧等情，有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112年11月27日基醫醫行字第112 0009734號函及所附被害人急診病歷資料、上開萬芳醫院與三軍總醫院、三軍總醫院基隆分院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73-112頁、他卷第84-85、71頁)在卷可參。被告就本件車禍之發生確有過失，業經認定如前，而被害人確因本件車禍受有上開重傷害，是被害人所受上開重傷害，既因本件車禍而起，與被告前揭過失行為之間，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2.又被害人因本件車禍造成嚴重腦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經陳衍裕於111年9月27日向本院家事法庭聲請監護宣告，嗣經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鑑定人陳枻志醫師就被害人之精神狀態予以鑑定，本院家事法庭以該鑑定結果：「陳女（即被害人）於111年1月11日發生車禍造成嚴重腦傷，腦部功能嚴重受損，語言表達功能嚴重缺損，對時間、地方及人物之適當辨識能力嚴重減退。此外，陳女目前之飲食（鼻胃管進食）、沐浴、更衣等日常生活起居，皆需要專人24小時全日照護，呈現『重度失智症』狀態。其生活狀況及現在身心狀態經檢查結果：對外界事務之適當知覺理會能力嚴重缺損，接受、維持及保存外界訊息之能力嚴重缺損，無經濟活動能力，語言表達功能缺損，無法與人正常溝通及交流，社會功能嚴重缺損。綜合以上所述，陳女之過去生活史、疾病史、身體檢查及精神狀態檢查結果，認陳女因『重度血管性失智症』，致其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和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已達『完全不能』之程度，可為『監護宣告』等語，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111年12月27日長庚院基字第1111200138號函附精神鑑定報告書乙件在卷可按」之理由，依法宣告被害人為受監護宣告之人，於112年2月 2日以111年度監宣字第142號民事裁定選定陳衍裕為受監護宣告人陳婉宜之監護人，且鑑定人陳枻志醫師於111年1 2月19日對被害人為精神鑑定時，被害人係臥床，插有鼻胃管及包有尿布，雙腳萎縮，無口語能力，需專人照顧日常生活，鑑定結果亦認被害人之「重度血管性失智症」回復之可能性低等情，業據本院調取本院111年度監宣字第1 42號家事聲請事件卷宗核閱無誤，並有前揭精神鑑定報告書、民事裁定（本院111年度監宣字第142號影卷第83-89 、91-94頁）在卷可佐，顯見被害人因本件車禍事故所致傷害，已達身體重大難治之重傷害無訛，是被告之過失行為與被害人之重傷害結果間，自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3.另依檢察官於偵查中分別向萬芳醫院、三軍總醫院函詢被害人就診情形，萬芳醫院於111年9月7日函覆說明略以：1 11年1月11日被害人因頭部外傷、骨盆骨折，由基隆醫院轉入萬芳醫院，當時被害人意識清楚但因骨盆骨折須緊急進行血管栓塞治療，術後須入加護病房治療，骨盆骨折的致死率約5％～16％，故被害人單就外傷引起的骨盆骨折已達嚴重程度，亦有重大不治或重大難治之可能性。被害人因交通事故導致頭部外傷、顱骨骨折等狀況，故「癲癇」、「疑似神經系統感染」等應與其交通事故有因果關係。三軍總醫院於111年9月27日函覆說明略以：被害人診斷證明所載之水腦及缺氧性腦病變，其成因眾多，故無法判定上述病因與車禍有無直接因果關係；分別有萬芳醫院111年9 月7日萬院醫病字第1110007475號函、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1年9月27日院三醫勤字第1110051219號函各1份（他卷病歷資料卷第3、529頁）在卷可憑。嗣本院就前開萬芳醫院、三軍總醫院之函文分別向各該醫院函詢說明被害人之病情，萬芳醫院於112年12月8日函覆說明略以：被害人之癲癇應與頭部外傷、顱骨骨折有因果關係，且頭部外傷導致癲癇發作機率為2％至50％，依文獻資料及傷勢嚴重程度的差異有關，另疑似神經系統感染也與外傷、顱骨骨折相關，其因素為外傷等開放性骨折導致感染等語。三軍總醫院於112年12月13日函覆說明略以：依據相關醫學文獻所載，其頭部外傷顱骨骨折造成癲癇之比例約為2.4至4 .5％，造成神經系統感染之比例約2％等語，分別有萬芳醫院112年12月8日萬院醫病字第1120010711號函、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2年12月13日院三醫勤字第1120079379號函（本院卷第113、115頁）在卷可佐。依上開函文可知，被害人因本件車禍造成之頭部外傷、顱骨骨折確會導致癲癇、疑似神經系統感染等病情，確有因果關係存在，三軍總醫院雖認頭部外傷顱骨骨折造成癲癇之比例約為2.4至4 .5％，造成神經系統感染之比例約2％，然並非完全排除造成癲癇、疑似神經系統感染等病情之可能性。另就被害人之水腦症、缺氧性腦病等病情部分，三軍總醫院係稱「無法判定」上述病因與車禍有無直接因果關係，而非認定兩者不具有因果關係，故三軍總醫院之函覆說明對前開因果關係存在之認定並不生影響，且依前述說明，刑法上之過失，其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得成立，而非需有直接因果關係。故辯護人以三軍總醫院之函覆說明逕認該醫院認無因果關係，而主張被害人之重傷害與被告之過失行為無關等語，顯屬有誤，並不足採。又辯護人以萬芳醫院112年12月8日函覆認開放性骨折始會導致神經系統感染，被害人之骨折傷害為閉鎖性，故被害人所受神經性傷害非因車禍導致等語置辯，惟該函覆已明確肯認疑似神經系統感染係與被害人之外傷、顱骨骨折相關，辯護人徒憑己意，認被害人之疑似神經系統感染傷勢與本件車禍無關，而再行爭執，為無理由，亦非可採。　 4.辯護人雖再主張被害人目前重傷害之傷勢可能有其他因素及與被告無關之外力介入，因果關係早已中斷等語，惟依據前開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萬芳醫院及三軍總醫院診斷證明書，可見被告於案發當日111年1月11日在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急診治療，當日即轉往萬芳醫院急診並住院治療，於000年0月00日出院後，亦於同日即轉往三軍總醫院住院治療至111年4月20日始出院，於住院期間即經萬芳醫院及三軍總醫院診斷受有起訴書所載之傷勢，故被告自111 年1月11日起至111年4月20日止均持續在醫院住院治療上述傷勢，且長時間臥床，並無治療中斷或返家休養等情，且被害人因頭部外傷、顱骨骨折等傷勢嚴重，治療未果進而導致癲癇、疑似神經系統感染、水腦症、缺氧性腦病變等病情，與常情無違，依經驗法則加以客觀審查，其過程間並未有超出預期之獨立原因介入而中斷整體因果關係，本案車禍之發生致被害人受有前揭重傷害，即非偶然之事實，依據前揭說明，足徵被告前揭過失騎駛行為，確為本件車禍事故之肇因，與被害人所受前揭重傷害間，自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辯護意旨空言辯稱恐有外力介入致因果關係早已中斷云云，顯屬無據。（四）綜上所述，被告前開辯解及辯護意旨均非可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一）按重傷者，除毀敗或嚴重減損視能、聽能、語能、味能、嗅能、一肢以上之機能或生殖機能外，亦包括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刑法第10條第4項第6 款定有明文。查被害人因本件車禍受有四肢肢體無力、意識不清、無自主照顧能力，長期臥床，需專人24小時照顧，有前揭診斷證明書、精神鑑定報告書等件可稽，並已受法院為監護宣告，堪認其所受傷害已達重大之程度，且恢復之機率極微，已達重傷害之程度。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傷害致重傷罪。（二）爰審酌被告本應謹慎注意遵守交通規則，以維自身及參與道路交通者之安全，竟違規未注意車前狀況，以致肇事之過失情節，致被害人受有上開重大難治之傷害，其造成之損害甚難彌補，所為顯非可取，併斟酌被告雖坦承過失傷害犯行，惟否認其所為導致被害人受有重傷害結果之犯罪態度，其雖有調解意願，惟因代行告訴人不願調解，迄今未果，代行告訴人並向本院表示：事件發生至今將近2年的時間，被告均未有任何慰問及關心，甚至連一句對不起、道歉都沒有。我覺得被告、被告家屬及其律師的態度讓我非常不舒服，我不想再看到他們，也不想跟他們調解，請從重判刑等語，有本院電話紀錄表、陳報狀在卷可佐（本院卷第45-47頁）之量刑意見；兼衡酌被告前無犯罪紀錄，素行良好，於本院審理時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從事軍職、家庭經濟狀況正常、無扶養對象且未婚（本院卷第182頁）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周靖婷偵查起訴，經檢察官劉星汝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7　　日刑事第二庭法官藍君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7　　日書記官張晏甄附錄論罪法條：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0-29

TPHM-113-交上易-89-202410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