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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職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373號民國113年12月4日辯論終結原告董金瑞訴訟代理人許洋頊律師被告內政部警政署代表人張榮興訴訟代理人鄭益智張椅勝蔡重志上列當事人間免職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6月18日113公審決字第000251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一、事實概要：　　原告原係嘉義縣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電機工程職系委任第4 職等技佐，因涉犯公共危險罪，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112年度朴交簡字第279號刑事簡易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確定，因檢察官未准予易科罰金而於112年12月7日發監執行。被告審認上情，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1條第1項第4款規定，以113年1月18日警署人字第00 00000000號令（下稱原處分）核布原告因案判刑免職，並溯自判決確定之日（112年10月11日）生效。原告不服，提起復審，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依內政部警政署人事業務擴大授權規定，被告固有「警佐（委任）職人員」之免職核定權限，但不包括「一般行政人員」「技術人員」。被告並非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之機關，欠缺核定原告免職之事務權限，依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6款規定應屬無效。 2、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未經內部立場公正委員會審議，違背司法院釋字第491號解釋意旨所揭正當法律程序。又被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作成原處分、復審決定前，未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公務人員保障法（下稱保障法）第50條第2、3項、第52條規定，通知原告陳述意見，亦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瑕疵，應予撤銷。 3、原告因酒駕事件，已遭嘉義縣警察局記大過1次及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已足懲儆。被告再以原處分對原告為免職懲戒，違反一事不二罰、重複評價禁止原則。又被告未選擇公務員懲戒法（下稱公懲法）第9條第1項規定休職或其他侵害程度較輕微之處分，逕以最嚴重之免職處分懲處，違反比例原則，侵害原告憲法第15條工作權，應予撤銷。 4、事發當時執法人員之酒測程序，並未事先詢問是否飲酒結束達15分鐘，或告知可請求漱口，違反酒測程序，已有違誤。又酒測人員未提出酒測器材合格之證明，則其酒測結果，即有不準確之疑慮。又原告騎車抵達工作場所後，亦曾有飲酒，惟刑事法院不察，逕認原告有酒駕行為，處以刑法第185 條之3第1項第1款罪名，已違反罪疑惟輕原則、漏未調查有利原告之證據，有刑事訴訟法第378條、第379條第10款規定之違誤，應屬無效之刑事判決，不能據此認定原告符合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1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要件。 (二)聲明︰復審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被告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1條第1項第4款規定作成原處分，不具懲戒免職性質，有別於依公懲法第9條第1項規定所為者，故無須經內部委員會議決，此有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760號裁定意旨可參。又原告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且檢察官未准予易科罰金等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被告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未給予陳述意見機會，尚無違法。 2、被告為原告之任用機關，對於所屬職員發生警察人員任用消極資格情事，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1條第1項第4款規定，作成免職之羈束處分，尚無選擇較輕人事行政措施之裁量空間。 3、嘉義縣警察局人員使用之酒測器經定期檢定合格，並無原告指摘之酒測程序瑕疵。且原告於調查中，就系爭刑事簡易判決書所載事實均坦承不諱，犯行應堪認定。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四、爭點︰　　被告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1條第1項第4款規定核布原告免職，是否適法？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等情，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原告警察人員人事資料簡歷表（復審卷第229頁）及系爭刑事判決（第65頁）、嘉義地院112年10月12日嘉院弘刑勇112朴交簡 279字第0000000000號函（第68頁）、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 12年12月11日嘉檢松七112執3467字第0000000000號函（第6 9頁）、原處分（第71頁）、復審決定書（第73頁）附本院卷為證，可信為真實。 (二)應適用的法令︰ 1、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1)第31條第1項：「警察人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遴任機關或其授權之機關、學校應予以免職：……四、犯前2款以外之罪，經處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未宣告緩刑、未准予易科罰金……。」 (2)第39條第1項：「依警察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之……技術人員，除任用、退休及撫卹外，準用本條例之規定。」 2、警察人員人事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本條例第39條……所稱技術人員，指各警察機關組織法規定有官等、職等，歸列技術職系職務之人員。所稱準用本條例之規定，指除其俸給、考績應與任用資格配合，適用各相關法規外，得依本條例有關事項辦理。」 3、警察機關辦理獎懲案件注意事項第22點第1項：「有關警察人員停、免職生效日期如下：……（二）免職：1.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1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免職，自判決確定…… 之日。」 (三)原告有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1條第1項第4款情形，被告依同條例第39條第1項規定準用，據以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 1、原告屬應準用警察人員人事條例規定之技術人員：　　原告自110年8月2日起至112年10月11日止，擔任嘉義縣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電機工程」職系，委任第4職等「技佐」，有上開警察人員人事資料簡歷表可證。參對嘉義縣警察局組織規程第14條第1項規定所定「嘉義縣警察局編制表」，載明職稱為「技佐」者，其官等及職等為「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洵相符合。依此事證，足認原告非屬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條規定依該條例任官授階執行警察任務之警察人員，而屬同條例第39條第1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依警察機關組織法規定有官等、職等，歸列技術職系職務，應準用同條例第31條規定之技術人員。 2、原告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規定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確定，未准予易科罰金：　　經查，原告任職嘉義縣警察局期間，因酒後駕駛EWB-1097號普通輕型機車抵達局址，經該局人員於112年5月18日8時9分許實施酒精濃度檢測，測得其吐氣之酒精濃度達0.36MG/L，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服用酒類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案經嘉義地院於112年8月24日以系爭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業於112 年10月11日判決確定等情，有酒精測定紀錄表（第31頁）、呼氣酒精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第84頁）、原告112年5月18 日警詢筆錄（本院卷第85頁）、系爭刑事判決及上開嘉義地院112年10月12日函在卷可證。嗣執行檢察官以原告為酒駕累犯，未准予原告易科罰金，並指揮於同年12月7日發交○○○ ○○○○○○○鹿草分監執行，原告不服執行指揮，聲明異議，遭嘉義地院112年度聲字第838號裁定駁回聲明異議而告確定等情，亦有上開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12月11日函、檢察官執行指揮書（本院卷第70頁）、上開嘉義地院刑事裁定書（復審卷第51頁）為證，應可採信為真實。 3、被告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　　依上所述，原告經判處有期徒刑確定，且未經宣告緩刑，亦未經執行檢察官准予易科罰金，核已該當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1條第1項第4款規定要件，被告以原處分核布原告免職，並依警察機關辦理獎懲案件注意事項第22點第1項第2款第1 目規定，溯自刑事判決確定日之000年00月00日生效，於法並無違誤。 4、原告下列主張，均無可採： (1)原告主張依「內政部警政署人事業務擴大授權規定」內容，未授權被告核定技術人員之免職，故被告並無事務管轄權限，原處分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6款無效事由云云。惟查，依內政部警政署人事業務擴大授權規定「二、獎懲（一）警政署權責部分」之「2.警佐（委任）及警正（薦任）職人員 ……免職」類別，其作業規定欄所載之核定權機關為「警政署」等情（復審卷第129頁），可見該規定係將官等為「警佐」「警正」（適用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之警察人員，與官等為「委任」「薦任」（視情形準用同條例）之一般行政人員、技術人員，予以並列，規定其免職權限歸屬於被告。原告此部分主張，核與上述規定之文義解釋不合，核係其主觀歧異之法律見解，並無可採。 (2)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內部組成立場公正之委員會審議，不符司法院釋字第491號解釋意旨揭示之正當法律程序，原處分顯有違誤云云。惟查，司法院釋字第298號理由書謂「具『法定資格』始得任用，並受身分保障之公務員，因受『非懲戒性質』之免除現職處分，經循行政程序未獲救濟時，受處分之公務員，仍得依本院釋字第243號解釋意旨，依法提起行政訴訟」等語，可知涉及法定資格欠缺事由，行政機關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或類似規定所為之免職處分，可歸類為「非懲戒性免職處分」，核與行政機關對公務員之違法失職行為，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或相關法規之規定對公務人員施予制裁之「免職之懲處處分」，尚有不同。而司法院釋字第491號解釋之解釋爭點為「公務人員考績法免職處分要件之授權規定是否違憲」，參照該號解釋文載明「公務人員之懲戒乃國家對其違法、失職行為之制裁。此項懲戒得視其性質，於合理範圍內，以法律規定由其長官為之。中央或地方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或相關法規之規定對公務人員所為免職之懲處處分，為限制人民服公職之權利，實質上屬於懲戒處分」等語，可見該解釋文所稱「對於公務人員之免職處分既係限制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利，自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諸如作成處分應經機關內部組成立場公正之委員會決議……」之正當程序要求，應指向於「免職之懲處處分」，而不及於「非懲戒性免職處分」。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1條第1項第4款係為維繫警察人員任用資格之人事管理秩序，規範擔任警察人員之消極資格，並非針對違法、失職行為予以追究、制裁，於該當其構成要件時，當然發生喪失職務之效果，警察機關依該規定所為免職處分，屬事後確認之行政處分，性質上核屬「非懲戒性免職處分」，而非「免職之懲處處分」，解釋上應不在司法院釋字第491號解釋正當懲戒程序要求之適用範圍。從而，被告未經內部委員會組織議決，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1條第1項第4款規定作成原處分，應屬合法。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尚無可採。 (3)原告主張被告及保訓會未通知原告陳述意見，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違誤云云。經查，原告有符合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31條第1項第4款「處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未宣告緩刑、未准予易科罰金」之要件，係以系爭刑事判決書、上述執行指揮書等公文書之記載內容為證，足認其所根據之事實，合於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的程度，不論是否聆聽審酌原告之陳述意見，客觀上均不影響上開公文書記載內容、原處分所根據事實之認定，故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自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況被告於復審程序中，已將載明原處分理由之答辯書副本寄送原告及其代理律師，原告嗣後亦有申請閱覽卷證並提出復審補充理由書，足認縱有此程序上瑕疵，亦因事後給予陳述意見機會而治癒，合於行政程序法第114條第1項第3款補正規定，尚難認原處分程序有何違法。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無可採。 (4)原告主張就此酒駕事件，已遭記過、判刑，被告另為免職之原處分，違反一事不二罰、重複評價禁止原則；被告未選擇其他如休職等侵害程度較輕微之處分，違反比例原則，侵害原告憲法第15條工作權，顯有違誤云云。惟查，原處分係「非懲戒性免職處分」，而非針對違法失職行為予以制裁之免職懲處處分，已如前述，足見性質上非屬裁罰性不利處分，並無行政罰法之適用，自不生一行為不二罰之問題。又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1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有關警察人員涉犯上開刑事案件，經判決有罪確定，除非經法院宣告緩刑或准予易科罰金者，即合致於免職要件，權責機關應予免職，並無裁量餘地（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65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被告僅能依該規定之法律效果作成羈束處分，並無選擇處分種類之裁量空間。又該規定之目的乃為追求重要公益，符合目的正當性原則，所採取手段亦有助於達成其所追求之重要公益目的，且已將所犯之罪屬短期自由刑得易科罰金或受緩刑宣告等受社會倫理非難度或可責性較低情形，排除於適用範圍之外，難謂有所採取方法造成之損害與所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情事，自無違反比例原則可言（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947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被告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1條第1項第4款規定對原告所為免職處分，並無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比例原則、侵害原告憲法第15條工作權之情事。原告此部分主張，核無可採。 (5)原告主張實施酒測程序違法、其騎車抵達警局後曾有飲酒之情，為嘉義地院所不察，系爭刑事判決應屬無效，原處分亦屬無效或應予撤銷云云。惟查，系爭刑事判決業已確定，且未經准予易科罰金，即符合作成原處分之上述要件。系爭刑事判決固屬原處分先決要件之基礎判決，然倘有嗣後依法變更之情形，亦屬依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第3款申請程序再開之問題。原告謂系爭刑事判決應屬無效云云，與事證不合，所為上述主張，於法不合，亦無可採。至於原告聲請調查酒測儀器是否定期檢定合格、實施酒測人員有無專業能力，核其調查結果與上述要件之判斷，並無關涉，不影響原處分之合法性，核無調查必要，併予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均無可採。原處分及復審決定，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並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此說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審判長法官李協明法官邱政強法官孫奇芳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書記官　祝語萱

2024-12-25

KSBA-113-訴-373-2024122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753號上訴人即被告張晉豪選任辯護人錢裕國律師蘇育民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 年8月29日所為113年度審訴字第1164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3285號與第33286號、111年度偵緝字第2631號與第263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審理範圍：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本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後，被告張晉豪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請從輕量刑，讓我可以易服勞動服務等語；辯護人亦為被告辯稱：請考量被告剛大學畢業就發生本案，確實是涉世未深，被告已經悔悟，也跟所有的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履行中，請從輕量刑等語。是以，本件僅由被告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原審判決此部分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貳、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一、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二、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就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4罪），分別量處有期徒刑6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被告與辯護人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目前臺灣社會電信詐欺盛行，如行為人加入詐騙集團並從事詐欺，往往使眾多被害人受騙，且被害金額甚高，甚至發生多起因此傾家蕩產或債務纏身而輕生的事例，則對涉及電信詐欺相關犯行的行為人實不宜予以輕縱，方足以反應正當的國民法律感情。何況原審審酌被告所負責的工作是以自己名下帳戶操作款項，不僅易遭警方查緝，較諸隱身幕後指揮規劃或機房等核心人員，被告實為犯罪分工中較為低階、受支配的角色，認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 項第2款科以最低度刑，仍屬情輕法重，爰就被告所犯4罪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顯然已從輕酌定且是最低度之刑，亦即量處較司法實務就類似案件為低度的刑度，所為的量刑即無違反罪刑相當原則。是以，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部分，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參、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決定並無違誤，自應予以維持。是以，被告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　肆、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件經檢察官林易萱偵查起訴，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2024-12-25

TPHM-113-上訴-5753-2024122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093號上訴人即被告曾祥鴻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 年10月14日所為113年度訴字第746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632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審理範圍：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本件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後，被告曾祥鴻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請從輕量刑，讓我有易科罰金或易服勞動服務的機會等語。是以，本件僅由被告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原審判決此部分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貳、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一、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二、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而量處有期徒刑8月，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被告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被告持偽造的「博恩證券有限公司」外務專員「呂冠逸」工作證與被害人繆忠男面交，並將其上蓋有偽造的「博恩證券」印文、「呂冠逸」印文及署押之偽造「博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交付予被害人收執而行使偽造私文書，雖因被害人早已識破而與警察合作，被害人並未因此受有實際上的財產損害，但仍危及博恩證券有限公司、呂冠逸的商譽、名譽與文件管理的正確性，被告所為相較於其他單純犯詐欺取財罪的行為人具有較高的可責性。又目前臺灣社會電信詐欺盛行，如行為人加入詐騙集團並從事詐欺，往往使眾多被害人受騙，且被害金額甚高，甚至發生多起因此傾家蕩產或債務纏身而輕生的事例，則對涉及電信詐欺相關犯行的行為人實不宜予以輕縱，方足以反應正當的國民法律感情。何況被告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的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216條與第212條的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216條與第210條的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 2項與第1項第2款的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與第1項後段的一般洗錢未遂罪，從一重的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的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原審量刑時，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未遂犯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遞減之，再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輕其刑規定，於依刑法第57 條量刑時一併審酌之，就被告所犯之罪量處有期徒刑8月，顯然已從輕酌定，且未逾越司法實務就類似案件所量處之刑，所為的量刑即無違反罪刑相當及平等原則。是以，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部分，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參、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決定並無違誤，自應予以維持。是以，被告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　肆、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件經檢察官王惟星偵查起訴，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2024-12-25

TPHM-113-上訴-6093-20241225-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070號上訴人即被告姜義信選任辯護人柯宏奇律師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 年8月29日所為113年度審易字第1497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06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本案審判範圍：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本件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姜義信提起第二審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表明：我僅針對量刑提起上訴，請從輕量刑等語；辯護人亦為被告辯稱：被告在偵查及警詢中就坦白認罪，被告竊盜行為發生在民國112年6月間，之後被告於同年9月騎車自傷，迄今都沒有復原，被告已經受到懲罰，原審量刑過重，請從輕量刑等語。是以，被告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此部分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貳、原審量刑並未違反罪刑相當或平等原則，於法核無違誤，被告上訴並無理由：一、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二、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而就被告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量處有期徒刑7月，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而被告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被告於警詢、偵訊時坦白認罪，已列為原審量刑審酌的事由，被告於竊盜後發生騎車自傷之事，亦屬原審宣判前所生事由，顯見原審的量刑因子並無變動。又依照告訴人所述，被告與共犯所竊取的配電盤銅排13個價值高達新臺幣（下同）30萬元，顯見告訴人所受財產上損害重大，亦不宜予以輕縱。何況被告所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的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被告同時具有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的加重事由，原審僅量刑被告有期徒刑7月，顯然已從輕酌定。是以，被告上訴意旨及辯護人辯護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核屬無據。參、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並調查證據後，認定原審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有違罪刑相當原則或平等原則部分，於法並無違誤。是以，被告的上訴意旨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肆、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案經檢察官吳靜怡偵查起訴，由檢察官蔡偉逸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2024-12-25

TPHM-113-上易-2070-2024122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077號上訴人即被告簡宥青選任辯護人葛彥麟律師阮聖嘉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18日所為113年度審金訴字第329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085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審理範圍：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本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後，被告簡宥青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審所量處的刑度過重，我願意與告訴人和解，因為太太生病需要照顧，請從輕量刑等語；辯護人亦為被告辯稱：被告的經濟狀況不佳，太太需要扶養，而且還要賠償另案被害人，請考量上情，從輕量刑等語。是以，本件僅由被告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原審判決此部分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貳、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一、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並未違反罪刑相當原則或平等原則：　㈠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㈡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而量處如原審判決所示之刑，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被告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告訴人經原審、本院先後傳喚時並未到庭，被告無從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害，顯見原審的量刑基礎並未發生變動。又目前臺灣社會電信詐欺盛行，如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與詐騙集團使用，往往使眾多被害人受騙，且被害金額甚高，甚至發生多起因此傾家蕩產或債務纏身而輕生的事例，則對涉及電信詐欺相關犯行的行為人實不宜予以輕縱，方足以反應正當的國民法律感情。而被告除提供金融帳戶給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之外，亦依照詐騙集團成員的指示，提領新台幣（下同）15萬元後，交付與詐騙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的斷點，掩飾特定犯罪所得的來源及去向，顯見被告犯罪手段與惡性較之單純提供金融帳戶資料者為重，依照上述說明所示，亦不宜予以輕縱。何況被告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的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的一般洗錢罪，應從一重的一般洗錢罪處斷，而一般洗錢罪的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因同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故最高度刑亦不得超過詐欺罪的有期徒刑5 年），原審在量刑時，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的減刑情狀，就被告所犯之罪量處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3萬元，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的折算標準，顯然已從輕酌定，且未逾越司法實務就類似案件所量處之刑，所為的量刑即無違反罪刑相當及平等原則。是以，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部分，為無理由，均應駁回其上訴。二、原審判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全部條文並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原審未及比較新舊法，核屬無害瑕疵，不得據以作為撤銷原審宣告刑的理由：　　　　　㈠原審判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前該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因同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故最高度刑亦不得超過詐欺罪的有期徒刑5年）。該條項於修正後移列至第19條第1 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被告犯本件幫助洗錢的財物並未達1億元，該當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規定（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 萬元以下罰金）。依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 條第1項的法定最低度刑為有期徒刑2月，依同條第3項規定所宣告之刑度最高不得超過5年，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的法定最低刑為有期徒刑6月，最高為5年。兩者比較結果（兩者的最高刑度相同，應比較最低刑度），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原審對被告論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的一般洗錢罪，核無違誤。　　　㈡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第16條規定，自同年月16日起生效施行；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全部條文並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其中第16條變更條次為第23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 日修正後第23條3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中113年7月31日的修法，是配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的制定公布而修正公布洗錢防制法全部條文。由前述洗錢防制法的密集修法，可知行為人於行為後，有關於應適用洗錢防制法偵審自白減刑的行為時、中間時及裁判時規定均可能有所不同。被告行為後二度修正洗錢防制法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的減刑規定。原審已因被告於法院審理時自白洗錢犯行的減刑事由，於量刑時加以衡酌，核無違誤。　㈢綜上，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原審雖未及比較新舊法（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但對於判決結果並不生影響，核屬無害瑕疵，本院自不得據此作為撤銷事由，附此敘明。參、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決定並無違誤，自應予以維持。是以，被告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　肆、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件經檢察官王雪鴻偵查起訴，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2024-12-25

TPHM-113-上訴-6077-2024122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714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周慶華被告王潔婷選任辯護人蕭棋云律師廖孟意律師謝欣翰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所為113年度易字第99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49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認被告王潔婷就如附表編號1、4、5、7所示部分，各成立「原審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所示之刑，並就拘役部分諭知應執行拘役35日及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就被訴如附表編號2、3、6、8所示部分，則以罪證不足為由諭知無罪。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就被告有罪部分所為的量刑並無不當，認諭知無罪部分已詳敘其證據取捨的理由，且不悖論理及經驗法則，核無不當，均應予以維持。本院為達簡化判決與訴訟經濟的要求，依法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的事實、證據及理由。貳、檢察官上訴意旨及本院審理範圍：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有罪部分：被告未經告訴人Pierre-Christophe,Jean,Henri Lamoureux同意，逕將告訴人不願公開的工作時程班表，以公開貼文方式，使不特定多數人瀏覽，且在網路上張貼告訴人個人資訊圖片，並稱「渣男我不愛」等語；又向告訴人揚稱：如不依她的意思與她過夜約會，將舉報告訴人等語。被告所為，嚴重侵害告訴人的隱私權、資訊自主決定權、社會名譽，在社會倫理上可責難，此等惡性對於犯罪所造成的損害顯非輕微，且被告自始至終均否認犯行，難認犯後態度良好，更未向告訴人表達歉意或尋求和解，顯見毫無悔悟。原審判決僅對被告處以有期徒刑4月，並就其餘有罪部分，僅判處拘役，並定應執行拘役35日，恐罪刑不相當，難收懲儆之效，而背離一般人民的法律期待，請將原審此部分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的判決。　㈡無罪部分：由如附表編號2、3、6、8所示內容來看，被告不但指摘告訴人是「害群之馬」、「scum（渣男）」，且明知告訴人並無外出逛街的行為，仍指摘告訴人在隔離期間偷跑外出逛街等情，應有妨害名譽的犯行。又被告所為目的都是為自身情感需求，想要以上述方式，脅迫告訴人因畏怖被告向告訴人任職的公司檢舉及向媒體投訴，而應允與被告見面約會，而行無義務之事，應認被告亦有強制的主觀犯意，應論以強制未遂罪。是以，原審判決被告無罪部分，顯有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不當的違誤，請將原審此部分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的判決。二、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由此可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而由前述上訴意旨的說明可知，針對被告有罪部分，檢察官僅就原審判決宣告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就被告有罪部分自僅就原審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至於針對被告經原審諭知無罪部分，檢察官提起上訴，自為本院審理範圍。以上是有關於本院審理的範圍，應先予以說明。參、本院駁回檢察官上訴的理由：一、原審就有罪部分所為的量刑，並未違反罪刑相當原則或平等原則，而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　㈠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㈡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就被告所犯如附表編號1、4、5、7所示各罪分別量處如附表「原審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就如附表編號4、5、7 所宣告拘役之刑，定應執行拘役35日，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而檢察官也未提出此部分量刑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原審除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方式處理感情問題，竟以創設社群軟體帳號方式滋擾、恫嚇告訴人，擬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並以言論誹謗告訴人（按：被告所為如附表編號4所示行為實應論以誹謗罪，因檢察官、被告均未就此部分罪名提起上訴，故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使告訴人社會名譽受損，更將告訴人社會活動個人資料公開於眾而侵害其隱私；同時，被告始終否認犯行，犯後態度不佳等情事，認無從作為有利被告量刑的一般情狀因素；另敘明被告為初犯，得在責任刑之減輕、折讓上予以較大的減輕空間。由此可知，原審已就被告有利、不利事項的量刑事由充分審酌，且善盡說理的義務。又被告所犯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是於民國110年3月才張貼同年1月份的告訴人值勤紀錄，縱屬侵害告訴人的資訊自主權，所侵害者亦屬告訴人過去的工作資訊，相較於曝光他人私密資訊或個人日常照片而言，對於告訴人所造成的侵害並非重大，原審就此部分量處被告低度區間偏低的刑度，尚難認有違罪刑相當原則。另被告因男女感情糾紛，一時情緒激動才為如附表編號5、7所示犯行，所採取的強制手段是張貼對話紀錄與寄送電子郵件等，此與一般強制罪大多以暴力、脅迫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的手段顯然有別，從社會倫理的價值判斷，相較於其他類似案件，被告所為的手段及目的可受的非難程度尚屬輕微，原審分別量處拘役之刑，亦難認有違罪刑相當或平等原則。是以，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量刑不當部分，核屬無據，應予以駁回。二、原審就起訴意旨所指如附表編號2、3、6、8所示部分諭知被告無罪，核無違誤：　㈠檢察官須使法院產生無庸置疑的確信，始能為有罪諭知：　　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的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的實質舉證責任。如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的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的方法，無從排除合理懷疑，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的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的諭知。又證據的取捨與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的職權；如果法院就此所為的裁量及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的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敍其何以作此判斷的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　㈡有關如附表編號3所示是否涉及犯罪部分：　⒈告訴人本質上屬於證人，且告訴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常處於相反的立場，其陳述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證明力自較一般無利害關係的證人陳述薄弱。據此，告訴人縱使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的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的依據。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的證據而言，且該必要的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之證據，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是以，告訴人前後供述是否相符、指述是否堅決、有無誣攀他人的可能等情，僅足作為判斷告訴人供述是否有瑕疵的參考，因仍屬告訴人陳述的範疇，尚不足資為其所述犯罪事實的補強證據。　⒉有關附表編號3即告訴人所提告證8部分(110年度他字第6503 號卷第255頁)，從該擷圖所示的限時動態觀察，依卷內資料尚無法確認該發文的社群軟體Instagram（以下簡稱IG）帳號為何。公訴檢察官論告意旨雖主張：由該擷圖所示內容的用語及字體，應該可以認定是被告所為等語；但被告始終否認該發文是她所張貼，且依卷內資料無法確認該發文的IG帳號為何。雖然該貼文上的「渣男套路」、「劈腿女友，射後不理」、「防疫期間到處約砲」等文字，與被告在其他貼文上使用的文字、用語高度雷同，在無法排除可能是其他人將被告所為貼文內容複製張貼於如附表編號3所示限時動態的情況下，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的刑事訴訟法則，自無從認定是被告所使用的IG帳號所為。是以，原審判決就此部分諭知被告無罪，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並未對該帳號身分有具體指出為被告所使用的證明方法，應認檢察官對此部分所為的上訴，並不可採。　　㈢有關如附表編號2、6、8所示是否涉犯加重誹謗或誹謗罪部分：　⒈關於誹謗罪的合憲性問題，司法院大法官迄今做過兩次審查：釋字第509號解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兩次均認定誹謗罪合憲，但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提高表意人的查證義務，引發擔心對於言論自由保障不足的疑慮。因此，審判實務上操作的關鍵，毋寧在於表意人事前查證程序是否充分且合理的判斷。就此，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表明：「應再次衡酌表意人言論自由，與誹謗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間之衡平關係。對此，應依個案情形，具體考量表意人指摘或傳述誹謗言論之方式、散布力與影響力、所為言論對被指述者名譽之毀損方式、程度與影響範圍，及該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判決理由邊碼77】」等意旨。這意味還是要進行個案衡量。其中該判決所揭示：「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卻成為表意人所為誹謗言論基礎之情形，只要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非基於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仍得因其客觀上已踐行合理查證程序，而有系爭規定三前段規定之適用【判決理由邊碼74】」、「如表意人就其涉及公共利益之誹謗言論，事前未經合理查證，包括完全未經查證、查證程度明顯不足，以及查證所得證據資料，客觀上尚不足據以合理相信言論所涉事實應為真實等情形，或表意人係因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而引用不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礎者，則該等誹謗言論即與系爭規定三前段規定不符，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判決理由邊碼75】」等意旨，可資作為判斷的指標。當然，如個案屬於應受優越利益保護的言論自由，依刑法第31 1條，尤其是第3款「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規定，仍得阻卻違法。亦即，表意人是否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是否經過合理查證、對於不實內容的主觀明知或輕率或能預見、誹謗對象是否為公眾人物，應仍於利益衡量下依刑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予以處理。　⒉被告與告訴人為友人關係，2人於110年1月26日16時45分左右，先至臺北市萬華區武昌街咖啡廳聊天後分開，同日復相約於捷絲旅臺北西門館會面等情，已經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屬實，並為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所不爭執，這部分事實可以認定。由如附表編號2、6、8所示言論內容，可知被告都是在表達告訴人於110年1月25日、26日出遊違反防疫規定，並向告訴人所任職的長榮航空公司主管徐瑋鍠寄發電子郵件、將寄發檢舉的電子郵件擷圖發布於限時動態、向鏡週刊檢舉告訴人等事實。而眾所周知，110年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嚴峻，感染源不明的本土案例爆發，此時國內衛生醫療資源緊繃、國民面對病毒惶惴不安、人人自危。依照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的證詞（原審卷第198頁），可知告訴人此時擔任副機師，具有頻繁駕駛貨機入出境的防疫破口風險，則被告於國內疫情嚴重期間，就該等與國民集體健康有關的事項申訴或將申訴內容擷圖發布供閱覽，自應認與公益有關。何況由如附表編號1所示，被告確實自長榮航空公司友人獲得告訴人的班表，並將之張貼在IG上，由該班表可知告訴人於110年1月15日有航勤飛至美國舊金山國際機場，且11 0年1月期間國內機師應遵守「7天居家檢疫（PCR採陰）＋7天加強自主健康管理」的政策規定，則被告與告訴人相約於前述時間與地點喝咖啡、去旅館，顯然告訴人仍在加強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間，則被告向告訴人的主管申訴告訴人有違反防疫規定與她喝咖啡、去旅館的行為，應認是屬於對告訴人有無違反防疫規定產生質疑並查證的一環。是以，被告依照該班表所示資訊，對照告訴人與自己喝咖啡、去旅館等情事，就她主觀上所認知告訴人有違反防疫規定的客觀行為進行評價，是否具有誹謗告訴人的主觀犯意，即有疑義。　⒊被告所為如附表編號2所示：「徐瑋鍠回信內容後，再繕打『害群之馬：Christophe Lamoureux隔離期間偷跑外出，聚餐，約妹，逛街』」等相關內容的貼文部分，該內容應屬公開的事實，業經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當時正處於全國新冠病毒防疫的高峰，甚至在此期間內爆發桃園機場空服人員染疫事件，導致全國人民開始關注機師及空服人員的防疫規範是否充分、防疫執行是否嚴謹等公益問題，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與衛生福利部也相繼提出針對航空人員的加強防疫規定。由此可知，告訴人於隔離期間外出既為真實，則被告揭露該事實自與公益有關，而非僅涉及告訴人的私德。再者，由前述貼文可知被告是先收受徐瑋鍠的回信中提及：「……不守規矩的害群之馬我們也一定不會客氣，對你造成的困擾深感抱歉，有消息也會讓你知道，感謝你給公司處理的時間與機會，萬分感激……」，顯見被告是認為長榮航空公司將對告訴人為適當處置，才於限時動態公布她已經申訴告訴人的情事。縱使認為告訴人經長榮公司事後調查並無違反防疫規定，依照前述憲法法庭見解及說明所示，被告對於告訴人有違反防疫規定一事，顯然是本於她作為醫療從業人員的專業判斷並提出質疑，並沒有明知或重大輕率的惡意情事存在，即難認被告有涉犯（加重）誹謗罪的情事。　⒋被告所為如附表編號8所示「向精鏡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之鏡周刊人員檢舉Chris於110年1月25、26日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外出與友人聚會」部分，系爭鏡周刊三篇報導(原審卷第119-137頁)，皆是鏡周刊記者與被告進行採訪後，依照自己的新聞專業素養與查證作為而撰寫，與被告完全無涉，且依臺灣社會的新聞編採實務，衡情亦難認被告實際上可以控制或修改鏡周刊記者所為的報導內容，則就系爭三篇報導所載的內容自不應由被告負責，更遑論被告會因此有涉犯（加重）誹謗罪的情形。又從被告與鏡周刊記者的採訪影片譯文 (111年偵字第8075號卷第53頁)，可知被告是將告訴人在加強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間與她同行及向告訴人主管投訴違規等事實部分，傳達給鏡周刊記者知曉。此言論表達於疫情嚴重時期，顯然具有一定的「時效性」及「公益性」，難謂被告是隨意指謫或存在謾罵等情事。是以，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亦難認被告就此部分行為可成立加重誹謗或誹謗罪。　　㈣有關如附表編號2、6、8所示是否涉犯強制未遂罪部分：　　刑法第304條強制罪所保護的法益，是人的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其中所謂的妨害人行使權利，乃妨害被害人在法律上所得為之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不論其為公法上或私法上的權利，均包括在內。而是否妨害人行使權利，必須檢驗是否有手段目的之可非難性，即便行為人的行為不符合法定阻卻違法事由，仍應藉由對強制手段與強制目的的整體衡量，以判斷是否具有社會可非難性。本件被告就如附表編號 2、6、8所示的言行部分，檢察官雖認被告亦構成強制未遂罪嫌；但由各該言行可知，被告客觀上並無妨害告訴人在法律上所得為的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亦即並無任何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的客觀行為，自難論以強制未遂罪。肆、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均無違誤，檢察官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至於檢察官起訴被告就如附表編號2、3、 6、8所示言行成立犯罪部分，或無任何積極證據可以證明是被告所為（編號3），或被告所為並不成立犯罪（編號2、6 、8），則依照上述說明所示，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無罪諭知。檢察官上訴意旨未能再積極舉證被告確有起訴意旨所指這部分的犯行，已經本院論駁如前所述。原審同此見解而為無罪諭知，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猶執前詞指摘原審判決證據取捨及認定不當，其上訴理由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伍、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本案經檢察官郭盈君偵查起訴，於檢察官周慶華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蔡偉逸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附表編號1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其他部分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附表：編號日期使用社群軟體使用帳號/代稱相關內容原審主文備註 1 110年3月後某時 IG chanelmk000 被告未經告訴人同意，擅自將告訴人不願對外公開之工作班表，以公開貼文方式使不特定多數人瀏覽之方式利用。王潔婷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110年5月11日同上同上張貼徐瑋鍠回信內容後，再繕打「害群之馬：Christophe Lamoureux隔離期間偷跑外出，聚餐，約妹，逛街」無罪。 3 110年某月同上同上 Christophe Lamoureux is scum 無罪。 4 110年3月後同上同上張貼告訴人Linkedin個人資訊圖片後，繕打「渣男我不愛」、「拒驗DNA也可判親子關係存在喔」、「小孩無法選擇自己出生，但我不認為我沒能力給我的小孩雙倍的愛」等文字。王潔婷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他6503號卷109、 111、253頁部分，不另為無罪諭知。 5 110年4月16日至110年4月19日（起訴書誤載之部分，應予更正）同上 tingting0707ww ㈠4月16日至4月18日：「…So I will just report you you broke the rules during pandemic」、「…I will just report you」、「Tomorrow, I have day off, I have more time to　send the messages to your company and the newspaper」㈡4月19日：張貼截圖內容為「j00000000000il.com電子郵件寄給huck0000000.com（即徐瑋鍠之電子郵件帳號），主旨為未遵守防疫規定，內文為「徐長官，您好貴公司777機隊外籍副機師Christophe Lamoureux 1/26下午前往位於台北市西門町meat up咖啡（萬華區武昌街二段37號6樓），下午四點45分抵達咖啡廳，與友人在内用餐。兩人同桌用餐，且咖啡店並無」之截圖予告訴人王潔婷犯強制未遂罪，處拘役貳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原起訴書附表一編號5、7 6 110年4月26日 E-mail 0928lily 「徐長官您好，貴公司777機隊外籍機師Christophe Lamoureux隱瞞我他（指Chris）在加強自主健康管理，還約我1/26下午前往台北市西門町meat up咖啡…用餐結束後六點多，與我在西門町鬧區逛了一下商店後，經西寧南路到停車場取車，短暫分開後，Christophe再次約我見面，並約我至捷絲旅台北西門館聊天…由於本人是醫療人員，我深知這種刻意隱瞞自己在加強版自主管理期間」等文字之檢舉信無罪。 7 110年5月21日、同月22日。 E-mail j00000000000il.com ㈠110年5月21日：「…You know that newspaper will report you」、「I　would like to know what will happen after your company see the news」、「Only I can stop it」㈡110年5月22日：「I think you be fired is the best gift for celebrating your 35 years old　birthday. We just wait the news :)」王潔婷犯強制未遂罪，處拘役貳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原起訴書附表一編號8 8 110年5月28日鏡周刊報導上開新聞時前某日訪談 A小姐被告向鏡傳媒股份有限公旗下之鏡周刊人員檢舉Chris於110年1月25、26日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外出與友人聚會。無罪。原起訴書附表一編號9

2024-12-25

TPHM-113-上訴-5714-20241225-1

侵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性自主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79號上訴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明志上訴人即被告陳昱權選任辯護人林國漳律師上訴人即被告鍾喬宇選任辯護人林桑羽律師李家泓律師雷皓明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4日所為112年度侵訴字第19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87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認被告陳昱權共同犯乘機性交罪、犯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各處有期徒刑4年6月、10月，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10月，並諭知妨害秘密犯行所攝錄內容的附著物應予沒收；認被告鍾喬宇共同犯乘機性交罪，處有期徒刑4年6月，被訴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部分則無罪。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就被告 2人所為的量刑並無不當，認原審諭知鍾喬宇被訴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部分無罪，已詳敘其證據取捨的理由，且不悖論理及經驗法則，核無不當，均應予以維持。本院為達簡化判決與訴訟經濟的要求，依法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的事實、證據及理由。貳、檢察官、被告上訴意旨及本院審理範圍：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有罪部分：被告2人所為對被害人A女造成的傷害甚巨，從案發至今已時隔2年多，被害人仍無法平復，尚需服用藥物方能勉強入睡，被害人的家庭及家人亦深受影響。原審未予審酌此情，僅量處陳昱權有期徒刑4年10月、鍾喬宇有期徒刑4 年6月，量刑要屬過輕，判決實有不當　㈡無罪部分：被告2人趁A女酒醉，齊力將A女載至陳昱權的住處，趁機輪流對A女進行性交，陳昱權在鍾喬宇對A女為性交行為過程中，以他所有的手機竊錄性交過程。鍾喬宇雖否認有竊錄犯行，但依影像翻拍照所示，陳昱權在鍾喬宇左前方約 1、2公尺處，以手機拍攝，鍾喬宇焉有不知？陳昱權於審理中證述，拍攝過程中鍾喬宇並未制止，也未為反對的意思；再者，陳昱權拍攝後將影片給鍾喬宇觀看，鍾喬宇亦未反對的表示，且要求陳昱權立刻將影片刪除，鍾喬宇顯屬默認。由此可知，如鍾喬宇對拍攝影片有反對的意思表示，大可強烈要求陳昱權立即刪除影片，何以在事發3週後才向友人郭祁抱怨被拍攝影片。是以，鍾喬宇所辯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他這部分的犯嫌堪予認定。　㈢綜上，原審對被告2人有罪部分所為的量刑顯屬過輕，且陳昱權與鍾喬宇交誼深厚，所為證述內容本即有偏頗、勾串之虞，原審引據陳昱權的證述，就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部分為有利鍾喬宇的認定，顯有速斷。是以，原審認事用法尚有疏漏，請將原審此部分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的判決。二、陳昱權上訴意旨及辯護人為他所為的辯解：　㈠陳昱權上訴意旨略以：　　　我坦承犯行，但原審量刑過重。一直以來都沒有機會好好跟 A女道歉，我也找不到適合的中間人，剛好在鈞院審理期日前一週跟一個同學有連繫，才會請他轉交信件給A女。當初在大三時候，我知道A女去報案，但我還是認真的完成大三的課業、拿到學分，縱使最後還是被退學，之後我也持續反省、從事公益活動。請斟酌上情，從輕量刑並給我緩刑的機會。　㈡辯護人為陳昱權辯護意旨略以：　⒈陳昱權坦承犯行，但有關於成立刑法第315條之1第1項第2款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與第225條第1項趁機性交部分，到底應該成立一罪或是二罪？一開始檢察官起訴時，就認為應該依照想像競合犯論以一罪。從當時時間的緊密程度來看，應該是屬於法律上一行為，此部分原審判決有誤。　⒉陳昱權確實做錯事情，也坦承對A女做了無可彌補的犯罪，他一直透過很多管道和方法，想要求得A女的諒解，或許這些方法在A女看來都僅是我們想要求處輕判的方法。陳昱權是一時失慮犯下本案，趁機性交罪的最輕本刑是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刑度來斟酌，本件確實有情輕法重的情形，請依刑法第59條予以減刑。三、鍾喬宇上訴意旨及辯護人為他所為的辯解：　㈠鍾喬宇上訴意旨略以：　　我承認趁機性交部分，我想跟A女和她的家人道歉，我真的非常對不起，我願意尊重並接受法官的判決。事情發生的當下我們沒有正面面對這件事情，而是逃避，才會導致後續的事情，我們無法跟A女繼續溝通。我真的知道錯了，也願意接受自己要承擔的責任。　㈡辯護人為鍾喬宇辯護意旨略以：　⒈有罪部分，鍾喬宇在事發後第一時間沒有好好的認罪和妥善處理，但是之後已經知道錯誤並坦承犯行。如果有其他金錢以外他能做的，鍾喬宇也願意去做。鍾喬宇無任何前科，在大學期間也有去偏鄉小學教導弱勢學童，這次僅是因為喝酒造成大錯，傷害A女。鍾喬宇已經悔悟並戒酒，考量他沒有前科，以法定刑度判刑，顯有情輕法重的情況，請依刑法第 59條予以減刑，給予鍾喬宇自新的機會。　⒉無罪部分，從陳昱權的證詞，可知在案發時陳昱權是自行拿起手機拍攝，在這之前鍾喬宇並不知道陳昱權要拍攝，且在拍攝的過程當下鍾喬宇也沒有發現，甚至在知道有拍攝影片之後也當場要求要刪除。從整個影片拍攝過程和後續鍾喬宇的反應，都可見鍾喬宇沒有與陳昱權有犯意聯絡和行為分擔。四、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由此可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由前述上訴意旨的說明可知，針對被告2人有罪部分，檢察官及被告2人僅就原審判決宣告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就被告2人有罪部分自僅就原審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至於針對鍾喬宇被訴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經原審諭知無罪部分，檢察官提起上訴，自為本院審理範圍。以上是有關於本院審理的範圍，應先予以說明。參、本院駁回檢察官及被告上訴的理由：一、原審就陳昱權所犯二罪未論以想像競合犯，核無違誤：　㈠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的想像競合犯，指行為人以一個意思決定發為一個行為，而侵害數個相同或不同的法益，具備數個犯罪構成要件，成立數個罪名之謂。想像競合犯的存在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或局部重疊行為的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的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的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的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的內容、所侵害的法益與行為間的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的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的要件相符，而依想像競合犯論處；反之，如行為人所為犯罪態樣及保護法益並非相同，並無違犯其中一罪必然伴隨他罪犯行發生的情形，且主觀犯意亦有差別時，縱使行為具有局部重疊的情況時，自不能依想像競合犯論處。　㈡本件陳昱權是在鍾喬宇初次嘗試將陰莖插入A女陰道的著手性交過程中，開啟他所有手機的錄影功能，拍攝鍾喬宇乘機性侵A女的過程，已經原審認定屬實，並為陳昱權及他的辯護人所不爭執。再者，陳昱權於原審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稱：拍攝影片是我自己臨時起意，我就直接拿起手機拍攝，拍攝前我沒有跟鍾喬宇說我要拍，拍攝過程也沒有跟鍾喬宇說等語（原審卷第285-295頁）。由此可知，陳昱權所犯乘機性交罪與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行為態樣及保護法益並非相同，主觀犯意亦有差別，且陳昱權臨時起意拍攝鍾喬宇乘機性侵A女的過程，顯見陳昱權所犯前述二罪，犯意是各別發生，縱使有部分行為時間重疊，依照上述說明所示，在自然行為數及法律評價上，均難認是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的想像競合犯。是以，原審就陳昱權所犯二罪予以分論併罰，此部分的認事用法核無違誤，辯護人為陳昱權所為此部分的辯護意旨，並不可採。二、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2人的刑責，核無違誤：　㈠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由本條文立法沿革來看，我國自清末民初揚棄傳統中國法「諸法合體」的編纂方式，而繼受西方法治，編訂（制定）刑律草案開始，一直有類似現行刑法情堪憫恕條款的規定。依照立法理由可知，本條款一方面是基於傳統中國法的「典型欽恤」、「矜緩之條」，他方面則源自「各國之通例」，其目的在於賦予「審判官矜憫之忱」、「審判官之淚」，以期「公平之審判」。畢竟「同一犯罪，情節互異，若株守一致，則法律之範圍過狹，反致有傷苛刻」，立法權遂透過本條款，有限度地將立法權授予（讓予）職司審判的法官，用以調和個案，以符合正義。本規定為法院得自由裁量的事項，必須犯罪另有特殊的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又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然包括法定最低本刑；但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應是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的最低度刑而言。如果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因另有特殊的原因與環境，猶認為行為人犯罪的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的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才得以適用該規定酌量減輕其刑。這項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而酌量減輕其刑的認定，乃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法官於具體個案適用法律時，必須斟酌被害法益種類、被害的程度、侵害的手段及行為人主觀不法的程度，以為適切判斷及裁量。　㈡本件被告2人並未陳明他們為本件犯行有何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或憫恕的特殊原因、背景或環境。再者，陳昱權與A女為大學同學，鍾喬宇亦與A女認識多年並曾一起參與朋友間的聚會，被告2人竟利用A女與其他友人一同至臺北市○○區○○○路00號星聚點KTV復興館飲酒唱歌，以致酒醉意識不清、身體無力而不知抗拒之際，未帶保險套，乘機輪流對 A女為性交，陳昱權另以他所有的行動電話，開啟錄影功能，拍攝鍾喬宇乘機性侵A女的過程，可見被告2人犯罪動機可議、手段惡劣。又依被告2人與A女的共同朋友郭祈於原審審時所為的證詞（原審卷第297頁），可知被告2人在案發後，即有對外公開說自己曾與A女發生性關係之事；陳昱權於學校性評會調查時，亦謊稱A女當時是自己說要去他家住，他覺得A女想要發生性關係等語（○○大學性平事件調查報告，偵彌封卷二第8-9頁）；被告2人於警詢時亦矢口否認有趁機性交A女或拍攝性影像（陳昱權部分）之事，直至檢警對被告2人發動搜索，扣得手機、平板電腦，取得相關通聯紀錄並鑑識還原取得相關影像，被告2人才於偵訊時坦承犯行。由此可知，被告2人所為不僅使A女有懷孕的危險，更於事後主動對外供稱A女是出於自願，依陳昱權與A女為大學同學，被告2人與A女有許多共同認識、熟識朋友的情況來看，勢必產生許多的流言蜚語，造成A女身心受創嚴重（詳如下所述），所生危害重大。綜上，被告2人的犯罪動機可議，犯罪惡性與所生危害均屬重大，被告2人的犯罪情狀在客觀上並不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而達顯可憫恕的程度。是以，被告2人上訴意旨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的理由，並不可採。　三、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　㈠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㈡刑法第57條已明定法官量刑時應考量的各項事由，其中第10 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其就犯罪行為人犯罪後悔悟的程度而言，包括：犯罪行為人行為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這並包括和解的努力在內；犯罪行為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於緘默權保障下所為的任意供述，是否坦承犯行或為認罪的陳述。前者，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國家有責權衡犯罪行為人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的法益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彌補的法益，使二者在法理上力求衡平，從而犯罪行為人積極填補損害的作為，當然得列為有利的科刑因素；後者，除非有證據證明被告的自白或認罪不是出於悔悟提出者，否則祇須犯罪行為人具體交代其犯行，應足以推認其主觀上是出於悔過的事實，如此不僅可節省訴訟勞費，使明案速判，也屬其人格更生的表徵，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的審酌。又聯合國經濟與社會委員會於2002年公布的《刑事案件中使用修復式司法方案之基本原則》中，指出「修復式司法方案」是指採用修復式程序，或旨在實現修復式結果的任何方案。而所謂「修復式程序」，是指在公正第三者幫助下，受害者、罪犯／或受犯罪影響的任何其他個人、社區成員，共同積極參與解決由犯罪造成的問題與程序，例如調解、會議；「修復式結果」則指由於修復式程序而達成的協議，例如補償、社區服務與旨在對受害者、社區進行賠償，並使受害者與／或罪犯重新融入社會的其他任何方案或對策。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48條之2與第271條之4規定檢察官於偵查中、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將案件移付調解，或依被告及被害人的聲請，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即在落實「修復式司法（正義）」的理念。是以，法院在從事個案審判過程中，如刑事被告、受害者在公正的修復促進者幫助下，共同積極參與解決由犯罪造成的問題與程序，最後並達成「修復式結果」時，如其達成的協議於法無違時，法院自應予以適當的尊重，以符修復式正義。反之，被害人如因刑事被告的犯行以致心靈受傷甚鉅、痛不欲生，由於他／她才是案件當事人，才是事故中的主角，更是程序的主體，選擇放下、原諒刑事被告與否，他／她有完全自主決定的權限；如果刑事被告不能以其誠懇、真摯的努力，透過言行感動被害人，而只是為尋得減刑虛應故事，或自認金錢賠償即足以彌補其損害，自無從為難被害人，希求法院予以從輕量刑的餘地。　　　　㈢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就被告2人所犯之罪分別量處如前所述之刑，並就陳昱權所犯2罪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10月，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而檢察官、被告2人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被告2人的犯罪動機可議，犯罪惡性與所生危害均屬重大，在案發後主動對外公開說曾與A 女發生性關係之事，於警詢時均矢口否認有趁機性交A女或拍攝性影像（陳昱權部分）之事，直至檢警對被告2人發動搜索，取得相關通聯紀錄並鑑識還原取得相關影像後，被告 2人才於偵訊時坦承犯行等情，均已如前述；且依被告2人於 111年8月30日的LINE對話紀錄中提及：「（陳：但我現在就不知道我現在在學校遇到她是應該很愧疚的樣子，還是不屌她，哈哈哈）鍾：好尷尬＝＝看我們現在戰術吧！求和的話就愧疚。（陳：嘿啊！好麻煩）」等語（偵彌封卷一第212頁），顯見被告2人並非誠摯悔悟。基此，原審就被告2人所犯乘機性交罪量處低度偏高的刑度，亦難認有違罪刑相當或平等原則。何況A女於原審審理時已供稱：「在2年前我的精神上跟靈魂就已經死掉了，因為這件事情我到現在都沒辦法有很正常的心理健康，我還是需要一直去看心理醫生跟諮商，我的情緒無法像以前一樣健康」、「我們本來不是好朋友、同學嗎，為什麼會這樣子，這些傷害、這些對於人性的黑暗還有所有的信任問題，都因為這件瓦解掉了」、「我每次都想為什麼是我，為什麼你們會對我做這些事情，為什麼在性平會的時候還可以說出是我主動的，你們都還可以說出這些話，你們憑什麼可以說出這些話，我真的不懂什麼從輕量刑，為什麼你們犯了錯不去承擔你們應該要承擔的錯誤，為什麼還可以說要從輕量刑，如果你真的酒醉的話，你可以騎車嗎，你真的是喝醉了嗎？」、「（痛哭失聲）我花了好多好多的時間，我才可以過正常的生活，我才不會在有異性的情況下就全身發抖，我那時候連搭捷運旁邊有男生我都會害怕，就因為你們所做的這些，你們所稱的酒醉了不清醒所造成的錯事，難道我就活該受這些折磨這些病嗎？難道我就活該承受這些東西嗎？為什麼你們可以說出那些話？」等語（原審卷第313-314頁）；A女之父於原審審理時亦供稱：「自己的小孩這樣子被欺侮，父母親心裡多痛，我要一個小孩好好回來就好，她都不敢出門見人，這些過程我連看都不敢看，我傷心，請從重量刑」等語（原審卷第315頁）；A女之母於原審審理時亦供稱：「2年了，她吃了整整2年身心症的藥，一次吞了10顆還不一定睡的著，她今天能活著來到這裡，就是為了一口氣，否則我今天可能要拿她的牌子來看你，老早就自殺了，你有沒有想到你們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什麼都推給喝醉，喝醉了你還可以性侵，你還毫無意識，你都推給我喝醉了我不記得，那我喝醉了可不可以殺死你，我們的訴求就是法官判重刑，讓他們入監服刑」等語（原審卷第315頁）。據此可知，被告2人雖然有意與A女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且願意賠償A女，甚至於原審判決後寫道歉信給A女（詳如下所述），但被告2人所為不僅造成A女及她的父母心靈受傷甚鉅，犯後所為的各項行止亦無法平息A女對被告2人的憎恨與修復雙方的關係，則依照上述說明所示，被告2人自無希求法院予以從輕量刑的餘地。是以，檢察官、被告2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量刑不當，亦屬無據，均應予以駁回。　　㈣陳昱權上訴意旨雖指稱：一直以來都沒有機會好好跟A女道歉，也找不到適合的中間人，剛好在鈞院審理期日前跟一個同學有連繫，才請他轉交信件給A女，而且我有持續反省、從事公益活動，請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的機會等語。惟查：　⒈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4規定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將案件移付調解，或依被告及被害人的聲請，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意在落實「修復式司法（正義）」的理念，已如前述。傳統「應報式司法」著重於犯罪的懲罰與矯治，「修復式司法」強調的則是關係的修復，希望藉由犯罪中利害關係人的共同努力，去解決犯罪的後果及其可能的影響。修復式正義可以復健加害人的同理心，能具體重建其罪咎感並降低再犯率；同時，修復式正義的介入被視為某種型式的認知行為治療，修復會議成就了一種心理轉化及復原的機制。亦即，經由會議或對談的方式，協助被害人、加害人及雙方家庭、社區（群）進行充分的對話，讓加害人能認知自己的錯誤，有機會主動表達真誠道歉及承擔賠償責任，並經歷自我認知及情緒的正向轉變，以協助其復歸社會、降低再犯罪的機會；使被害人有機會陳述其所經歷的被害感受並直接詢問加害人，則可以讓被害人得以療傷止痛、重新感受自己仍有掌握生活的能力，減少因被害而產生的負面情緒。雖然如此，修復程序主要是以被害人（家屬）為中心，法院必須進行謹慎的風險評估與完整的準備及配套措施下，方能轉介。尤其性侵害案件具有高度敏感性，每當加害人表達希望與被害人進行修復程序時，往往遭到拒絕，被害人因為遭受傷害的恐懼、憤怒、自卑感、失去信任感與親密感，不要說與加害人見面或律師協助傳遞訊息，甚至連加害人寫的道歉信，被害人都拒絕收受與閱讀。依照學者鄭學鴻、李瑞典在〈性暴力案件運用修復式正義之研究—紐澳經驗〉一文的說明，可知這並非臺灣特有的現象，美國甚至還發展出「道歉信銀行」（The Apology Letter Bank）的措施。「道歉信銀行」措施是加害人處遇計畫的一環，其目的並不是在尋求被害人原諒或為其犯行找藉口，而是藉由其寫下對被害人痛苦的了解並為其犯行負責的文字，再由治療者或個案工作者整理後彙整至道歉銀行，並經有意願閱讀道歉信的被害人或其家屬的申請，提供其閱讀並於治療團體中回應及討論，藉以提供被害人及家屬在修復方面的對話機制。該處遇計畫的基本原則就是：確保道歉信永遠不會直接發送給被害人、被害人家屬或被害人權益倡導者，這說明啟動這類型犯罪的修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⒉陳昱權雖指稱於本院審理期日前跟一個同學有連繫，請他轉交信件給A女，並於113年12月9日本院審理時當庭朗讀該信件，表示：「我寫這封信是為了深深地向你道歉，我知道我做的行為非常不恰當，我理解我的行為會讓你身心都受到傷害」、「謝謝你願意花時間閱讀這封信，希望你可以開開心心的過每一天」等語。然而，由前述說明可知，修復程序是以被害人（家屬）為中心，且基於性侵害案件的高度敏感性，一個真心悔悟、意識到被害人因為遭受傷害，可能產生恐懼、憤怒、失去信任感與親密感等情緒的行為人，不會為圖獲得量刑的減讓，將道歉信直接發送給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因為只有被害人可以開啟道歉信程序，以決定是否及何時接受道歉信。而由他國「道歉信銀行」的措施，亦可知該措施是加害人處遇計畫的一環，其目的並不是在尋求被害人原諒或為其犯行找藉口，而是藉由其寫下對被害人痛苦的了解並為其犯行負責的文字，再由治療者或個案工作者整理後彙整至道歉銀行，並經由有意願閱讀道歉信的被害人或其家屬的申請，提供其閱讀並於治療團體中回應及討論，藉以提供被害人及家屬在修復方面的對話機制，而且參與道歉信流程不會影響受刑人的假釋或其他監禁條件。又由A女之母於本院審理時供稱：「陳昱權真的很壞，為了脫罪用盡任何方法，陳昱權最近請人拿信給被害人，又讓他的病情加重，我真的希望被告不要再來傷害我女兒」等語（本院卷第230頁）；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亦供稱：「我想要補充關於陳昱權的那封信，關於這封信A女收到後受到很大的打擊，根本就是對於A女的二次傷害，尤其是其中有描述到性交的過程… …這些性交過程的描述已經再次重創A女，A女收到信後立刻有連繫代理人，A女說這封信等於又強姦了她一次」等語（本院卷第233頁）。另依告訴人代理人所提A女的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261頁），亦可知A女因創傷後壓力症等身心症狀，自111年9月19日起陸續前往○○身心診所就診，最後一次於 113年12月4日回診時，仍有迴避相關人事物、焦慮、低落等症狀，必須使用藥物改善。由此可知，由陳昱權在案發後主動對外公開說曾與A女發生性關係之事、於警詢時矢口否認犯行、在學校性平會調查時說是A女主動想要發生性關係等行徑，顯見陳昱權在原審判決後，看似為表達歉意而請友人轉交信件給A女，實則只是希圖獲得本院在量刑上的減讓，亦即陳昱權此時寫道歉信的主要目的，仍是出於理性自利（自私）的考量，著重在避免讓自己處於不利的情境並追求自己的福祉，實未考量A女早已身心受創嚴重，自己直接發送道歉信給A女，只會造成A女受到二度的傷害（A女收到這封信，感覺自己又被強姦了一次）。是以，陳昱權直接發送道歉信給A女既然不符合修復式司法應有的思維與作法，且未使A女得以療傷止痛、減少因被害而產生的負面情緒，自不足以作為量刑減讓的事由。四、原審就鍾喬宇被訴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部分諭知無罪，核無違誤：　㈠檢察官須使法院產生無庸置疑的確信，始能為有罪諭知：　　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的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的實質舉證責任。如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的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的方法，無從排除合理懷疑，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的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的諭知。又證據的取捨與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的職權；如果法院就此所為的裁量及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的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敍其何以作此判斷的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　㈡本件陳昱權是在鍾喬宇初次嘗試將陰莖插入A女陰道的著手性交過程中，開啟他所有手機的錄影功能，拍攝鍾喬宇乘機性侵A女的過程等情，已如前述。而陳昱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拍攝影片是我自己臨時起意，我直接拿起手機拍攝，拍攝前沒有跟鍾喬宇說自己要拍，拍攝過程中也沒有跟鍾喬宇說，鍾喬宇並沒有同意我拍攝，我是在鍾喬宇的左前方拍攝，我認為鍾喬宇應該可以看到我在拍，但當時鍾喬宇沒有看向鏡頭，所以事實上我不知道鍾喬宇到底有沒有看到，在我拍攝過程中，鍾喬宇沒有做什麼表示，也沒有制止我，後來我有把我拍攝影片的事告訴鍾喬宇，鍾喬宇有請我把影片刪除，過幾天我有把影片刪掉，鍾喬宇並沒有要求我把影片傳給他留存等語（原審卷第285-295頁）。由此可知，陳昱權是臨時起意，才拍攝鍾喬宇趁機性交A女過程的影像，陳昱權既未事先徵得鍾喬宇同意，亦未與鍾喬宇有所謀議，且事後鍾喬宇有要求陳昱權刪除該影像，參以在換由陳昱權乘機性侵A女時，鍾喬宇並未接手繼續拍攝，則鍾喬宇就偷拍性影像一事，是否與陳昱權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即有疑義。　㈢當前社會雖有某些人有拍攝自己與配偶或情侶性愛過程的影像之情事，但與性相關的議題，尤其是性愛影像涉及最私密的身體隱私與性隱私，未必是社會多數人會採行的作為。而本件陳昱權拍攝鍾喬宇與A女性交過程的影像，一方面它涉及將趁機性交的犯罪留下證據，他方面鍾喬宇亦為陳昱權拍攝性影像的對象，該影像內容亦涉及鍾喬宇的性隱私，鍾喬宇是否有此性癖好甚至願意留下犯罪證據，即有疑義。再者，如鍾喬宇有此癖好而同意、謀議拍攝，衡情應會要求陳昱權將檔案傳送給他留存。然而，依陳昱權在原審審理時的證述內容，可知鍾喬宇並未要求陳昱權傳送該影片，且鍾喬宇、陳昱權被扣案所示的電子或數位設備經送請數位證物勘察，鍾喬宇所有的SAMSUNG行動電話1支、平板電腦1台及黑色電腦主機1台均無所獲，反觀陳昱權原使用iPhone11行動電話進行拍攝，嗣後尚有將影像儲存至MacBook Pro筆記型電腦等情，這有基隆市警察局數位證物勘察報告及警員職務報告在卷可佐（原審卷第103-104頁），亦即卷內並無證據顯示陳昱權有將拍攝的性影像傳送給鍾喬宇。何況郭祈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問：在當天結束之後，你有聽說被告2 人跟A女之間發生什麼事情嗎？）有……就是他們跟A女有性交的這件事情。（問：除了性交的事情之外，還有聽說什麼事情嗎？）在事發過後，鍾喬宇有跟我說他們有拍影片，鍾喬宇好像不願意拍這個影片。（問：關於你提到鍾喬宇有跟你說影片的事情，可否詳細說明一下狀況？）事發過後一陣子，我有一次去拍攝音樂錄影帶，鍾喬宇當時有跟我抱怨說他想要刪掉那個影片，因為他們在性交的時候有拍下影片。（問：鍾喬宇有說為什麼他想要刪除這個影片？）他覺得這件事情是不好的」等語（原審卷第297頁）。綜上，由前述證人證詞及相關事證，尚難以認鍾喬宇有與陳昱權謀議拍攝乘機性侵A女過程的影像。是以，檢察官上訴意旨指稱鍾喬宇知悉且同意陳昱權拍攝他與A女的性交過程，他與陳昱權有犯意聯絡部分，亦不可採，檢察官此部分的上訴亦應予以駁回。肆、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檢察官、被告2人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均無違誤，檢察官、被告2 人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至於檢察官起訴鍾喬宇涉犯無故以錄影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部分，並無任何積極證據可以證明鍾喬宇的犯行，則依照上述說明所示，既不能證明鍾喬宇犯罪，自應為無罪諭知。檢察官上訴意旨未能再積極舉證鍾喬宇確有起訴意旨所指這部分的犯行，已經本院論駁如前所述。原審同此見解而為無罪諭知，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猶執前詞指摘原審判決證據取捨及認定不當，其上訴理由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伍、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本案經檢察官李怡蒨偵查起訴，於檢察官林明志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蔡偉逸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鍾喬宇無罪部分不得上訴。其他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2024-12-25

TPHM-113-侵上訴-179-20241225-2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自由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469號上訴人即被告葉展志（原名：葉長林）選任辯護人陳郁仁律師上訴人即被告徐菲彤上列上訴人因妨害自由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25日所為112年度侵訴字第51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0713號、第17082號、第19486號、第233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本案審判範圍：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後，被告葉展志（原名：葉長林）、徐菲彤提起第二審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葉展志於刑事上訴狀及本院審理時，表明：我是因被害人 A女積欠債務數年，躲藏不願出面處理，一時失慮才為本件犯行，我已經跟被害人達成和解，請從輕量刑等語；辯護人亦為葉展志辯稱：本件妨害自由的期間雖然較長，但是A女在此時間除了不能亂跑之外，可以使用手機、人身自由未受太大的拘束，所受侵害不算嚴重，被告也已經和A女和解並免除她的債務，原審量刑顯然過重，被告之前被羈押2月，已經受到教訓，請考量上情，給予被告緩刑宣告等語。徐菲彤於本院審理時表明：請從輕量刑，讓我趕快回歸正常生活等語。是以，被告2人僅就原審判決量刑、未給予緩刑宣告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此部分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貳、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一、原審對被告2人所為的量刑，並未違反罪刑相當及平等原則，核無違誤：　㈠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㈡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對被告2人所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的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分別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6月，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被告2人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被告2人僅因A女積欠債務，竟與共犯黃哲銓、潘榆錕共同剝奪A女的行動自由，時間長達數日，甚至載送A女前去洽商從事俗稱「外送茶」的全套性交易工作等事宜，顯見被告2人的犯罪手段惡劣，所生危害嚴重，實不宜予以輕縱。又刑法第57條已明定法官量刑時應考量的各項事由，其中第10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犯罪行為人究竟在何一訴訟階段認罪，攸關訴訟經濟及犯罪行為人是否出於真誠的悔意（如僅心存企求較輕刑期的僥倖），法院於科刑時，自得列為「犯罪後之態度」是否予以刑度減讓的考量因素。如犯罪行為人始終不認罪，直到案情已明朗始認罪時，其減輕的幅度應極為微小。尤其司法資源極其珍貴及有限，以刑事審判程序而言，如犯罪行為人在一審法院審判時矢口否認犯罪或未積極與告訴人洽談和解，直到被判決有罪或獲判不得易科罰金之刑而需入監服刑後，再於上訴二審法院審判時坦承犯行或尋求和解，以求得緩刑或較輕刑度的宣告，此種投機策略必然導致二審法院負擔日益沈重，亦使一審法院所耗費的大量司法資源徒然浪費。本件被告2人雖於原審時已與A女調解成立，但徐菲彤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矢口否認犯行，於提起上訴時亦否認犯行，直至本院審理時才坦承犯行，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則依照上述說明所示，即難認徐菲彤是出於真誠的悔意而有予以從輕量刑的餘地。何況被告2人所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的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原審依被告2人參與犯行程度的不同，分別量處如前所述之刑，並就徐菲彤所量處之刑諭知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顯然已善用其裁量權而為差異化的處理，且未逾越司法實務就類似案件所量處之刑，所為的量刑即無違反罪刑相當原則及平等原則。是以，被告2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請求從輕量刑，核屬無據。二、原審未給予被告2人緩刑宣告，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核屬裁量權的妥適行使：　　　㈠依照我國刑法第74條規定，法院得對刑事被告予以緩刑宣告者，必須具備下列要件：一、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的宣告；二、具備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或第2款的要件；三、法院認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其中，只有第三要件為實質要件，卻也流於空洞，欠缺具體、明確的操作標準。反觀我國刑法主要被繼受國的德國，其緩刑要件雖與我國大同小異，但為免流於法官個人的主觀判斷，依該國刑法第 56條宣告緩刑時，在任何情況下均以法院期待行為人不再實施犯罪行為（對行為人為有利的預測）為前提要件；此外，允許緩刑還取決於許多不同的條件，而這些條件要看法院科處行為人多重的自由刑而定。其中，如果對行為人的預測是有利的，6個月以下的有期徒刑總是被宣告緩刑；6個月以上 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原則上也會給予緩刑，但為維護法秩序而必須執行刑罰者（如給予緩刑不為一般的正義感所理解，且民眾對法的不可侵犯性的信任可能受到動搖時），不在此限；1年以上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緩刑條件，則除了必須對行為人為有利的預測外，行為及行為人的人格還必須具備特殊情況（如行為人為彌補損失所做的賠償努力），且該自由刑的執行不是為執行法秩序所必要；至於2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宣告，則完全被排除了緩刑的可能性（參閱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湯瑪斯‧魏根特著，徐久生譯，《德國刑法教科書》，2009年1月，頁1001-1006）。前述德國法制依行為人所受宣告之刑而異其緩刑宣告條件的作法，與最高法院主張緩刑宣告應受比例原則支配的論點相符的情況下，德國規定與司法實務操作的相關準則，自得作為我國法院裁量時參酌的準據之一。　㈡葉展志最近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的宣告，徐菲彤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的宣告，被告2 人均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或第2款的緩刑要件。然而，原審對葉展志宣告刑為有期徒刑1年2月，依照前述說明所示，是否給予緩刑的宣告，除了必須對被告為有利的預測外，被告的行為及其人格還必須具備特殊情況（如為彌補損失所做的賠償努力與誠摯道歉），且該自由刑的執行不是為執行法秩序所必要。又葉展志犯後雖於原審羈押訊問與審理坦承犯行，但被告在本案發生之前曾經有多次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妨害自由、詐欺、違反保護令等案件而遭法院判刑的犯罪紀錄，其中多數屬暴力犯罪，顯見葉展志的性格容易暴起、衝動。至於徐菲彤於警詢、偵訊、原審審理時則始終否認犯行之情，亦已如前述。是以，參照前述我國刑法規定、司法實務見解與德國法制的說明，本院無從預測被告2人是否因本案受到教訓、是否將不再實施犯罪行為，亦不認為適宜給予被告2人緩刑的宣告。是以，被告2人上訴意旨請求給予緩刑宣告，亦屬無據。參、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被告2 人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決定並無違誤，自應予以維持；而依被告2人前科素行或本件犯後態度，亦不認為適宜給予被告2人緩刑的宣告。是以，被告2人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肆、法律適用：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件經檢察官李旻蓁偵查起訴，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2024-12-25

TPHM-113-上訴-5469-20241225-1

交簡上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67號上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李崇坪被告江秉諺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3 月29日113年度審交簡字第134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26109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又上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判決之上訴亦準用之。經查，本件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李崇坪提起上訴，均明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上訴（本審卷第70頁、第104頁)，依前揭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認定犯罪事實及罪名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合先敘明。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本件被告李崇坪、江秉諺均未能注意交通號誌，且造成對方傷害，尤其告訴人即被告李崇坪傷害非輕，其等迄今未相互達成和解，原判決量刑顯然過輕等語。三、被告李崇坪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未考量自首之減刑事由，及本案事故致伊受有左側近端肱骨骨折合併脫臼、左側遠端肱骨開放性骨折等嚴重傷害，而被告江秉諺僅有雙側膝部擦傷，是於調解程序中實因被告江秉諺完全無意賠償伊，始未能調解成立，本件係因非可歸責於伊之事由致未能調解成立，原審量處伊拘役40日之刑度實屬過重，且未予宣告緩刑，亦有不當等語。四、刑之減輕事由：　　經查，被告2人於肇事後，被告李崇坪報案人或勤指中心轉來資料未報明肇事人姓名，處理人員前往傷者就醫之醫院處理時，肇事人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被告江秉諺報案人或勤指中心轉來資料未報明肇事人姓名，處理人員前往現場處理肇事人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記錄表在卷可參（偵卷第53頁），其等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公務員知悉其犯罪前，均主動向員警自首，嗣並接受裁判，符合自首之規定，爰均依刑法第 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五、駁回上訴之理由：　　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原判決量刑時已審酌被告李崇坪、江秉諺騎乘機車，均未遵守燈光號誌指示闖越紅燈，致生本案交通事故之過失程度、被告2人犯行所生的危害、素行及犯後態度、因對於賠償金額無共識而未能調解成立，及被告2人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並引用檢察官起訴書關於被告2人均構成自首並均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予以減輕其刑之記載而予以減輕後，分別量處被告李崇坪拘役40日、被告江秉諺有期徒刑 3月，並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未逾法定刑度，亦無濫用裁量之情事，且與被告2人犯罪情節相當，並無過重之虞。此外，被告2人迄至本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亦未能達成和解（本審卷第112頁），並未產生其他足以影響科刑情狀之事由，至被告李崇坪雖另提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1紙（本審卷第81頁），惟其因本案車禍所受同一傷勢，業經原審審酌，原判決所依憑之量刑基礎並未變更，其所處之刑應予維持，又考量告訴人江秉諺所受傷勢及被告李崇坪迄今尚未能與告訴人江秉諺達成和解或適度賠償對方，亦未取得其諒宥，本院認尚不宜逕予宣告被告李崇坪緩刑。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量刑過輕、被告李崇坪上訴意旨指摘未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量刑過重及未宣告緩刑，均難認有理由，均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彥章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韻中提起上訴，檢察官郭季青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蘇琬能　　　　　　　　　　　　　　　　　　法　官　劉正祥　　　　　　　　　　　　　　　　　　法　官鄭勝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柔彤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2024-12-24

SLDM-113-交簡上-67-20241224-1

交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過失重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15號上訴人即被告何昇儒選任辯護人黃鈺如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過失重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交訴字第10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審判範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參諸該規定立法理由，宣告刑、數罪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倘若符合該條項的規定，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宣告刑、執行刑及沒收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查原審判決後，僅上訴人即被告何昇儒（下稱被告）全部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又被告全部提起上訴後，於民國113年11月6日陳明：本案僅針對量刑部分上訴等語，並當庭一部撤回量刑以外之上訴，有審理程序筆錄、撤回上訴聲請書可參（本院卷88、93頁)，依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之宣告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其他部分，非本院審查範圍，先予指明。二、本案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之犯罪事實、罪名、罪數及刑之加重、減輕事由，均如原審判決書之記載。三、上訴理由之論斷：　㈠被告上訴意旨雖以：　　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也積極與被害人家屬洽談和解，但因被害人家屬請求賠償金額過高（被害人4位手足各新臺幣〈下同〉400萬元，合計1,600萬元），致未能達成和解，被告犯罪後態度良好。又本件車禍被害人係肇事主因，被告僅係肇事次因，過失程度較輕，目前經濟環境不佳，倘若被告入獄服刑，將來出監後求職跟回歸社會困難。被告犯罪時年僅24歲，前未曾有犯罪前科紀錄，本案係過失偶然之犯罪，現有正當工作，實無入監執行之必要，請宣告緩刑或得易科罰金之刑等語。　㈡駁回上訴之理由：　　　⒈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並無根據明顯錯誤之事實予以量刑刑度，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能任指其裁量不當。而原判決以被告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以卷內量刑調查資料，考量被告於符合自首減刑要件，而減輕其刑，及「被告駕車本應遵守交通規則且注意車前狀況，竟疏於注意，於行經行車管制號誌交岔路口，超速行駛，而為肇生本案道路交通事故之肇事次因，導致被害人受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重傷害，行為實屬不該，並考量被告犯後僅坦承部分犯行，且未能取得被害人之家屬及告訴人之原諒或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兼衡被告並無前科紀錄之素行、其自述之智識能力、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8月（原判決第4頁第25行至第5頁第7行）；另說明：「本件被告雖坦承部分犯行，然對於導致被害人重傷之結果乃加以否認，且被害人受傷甚重，不僅腦部重創還有全身多處骨折，不管是對於被害人或家屬造成之身心傷害非輕，被告及辯護人雖稱有賠償之意願，但並無具體提出願意賠償之金額，綜合考量上開情況，尚無從認定本件之刑暫不執行為適當」等旨（原判決第5頁第11至16行）。而且，被告與被害人家屬在本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中試行調解，亦調解不成立，此有113年12月5日民事報到單及調解事件報告書附於本院113年度重交附民字第6號卷宗可稽，則本審量刑因子與原審比較並無變動，是核原判決所為量刑未逾越法定刑度，裁量不予宣告緩刑，均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核無違法或不當。　⒉綜上，被告上訴意旨認原判決量刑過重及未宣告緩刑云云，係對原判決已經審酌事項，所為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簡泰宇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奇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瑞祥　　　　　　　　　　　　　　　　　　　法　官　陳玉聰　　　　　　　　　　　　　　　　　　　法　官　陳宏卿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周巧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2-24

TCHM-113-交上訴-115-202412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