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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國民法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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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聲請人高聖凱代理人梁燕妮律師被告王建明選任辯護人王雅雯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許家豪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滕孟豪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被訴殺人案件，聲請訴訟參與，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准許聲請人高聖凱參與本案訴訟。　　理　由一、國民法官法第4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適用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又因故意、過失犯罪行為而致人於死或致重傷之罪，犯罪之被害人得於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本案訴訟，前項各款犯罪之被害人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死亡或因其他不得已之事由而不能聲請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為之，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第1項第1款、同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二、經查被告因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繫屬本院，茲本案之被害人高頌雄業已死亡，聲請人為其親弟，是斟酌上揭案件情節、聲請人與被害人之關係、訴訟進行之程度及聲請人之利益等情事後，應認准許訴訟參與，有助於達成聲請人瞭解訴訟經過情形及維護其訴訟上之權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0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蔡守訓　　　　　　　　　　　　　　　　　法　官　郭書綺　　　　　　　　　　　　　　　　　法　官　梁志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羅淳柔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2024-11-07

SLDM-113-國審重訴-1-20241107-2

國審附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3年度國審附民字第2號原告黃月菊訴訟代理人蔡嘉容律師被告黃士廉上列被告因殺人等案件（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7號），經原告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附帶民事訴訟，本院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95條第1項規定，審酌附帶民事訴訟之訴訟標的、主張、預定審理時程及被告涉犯殺人等刑事案件之審理計畫，認事件繁雜，非經長久之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04 條第1 項前段、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95條第2項，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7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官高增泓法官許月馨法官呂超群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黃聖心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2024-11-07

TCDM-113-國審附民-2-20241107-1

國審交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公共危險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交上訴字第3號上訴人即被告鄒松峻選任辯護人蔡岱霖律師訴訟參與人李沛濬代理人廖怡婷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2年度國審交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984號、第653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審判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1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2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第3項）。」而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適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就此一部上訴部分，自同有適用。本件僅上訴人即被告鄒松峻（下稱被告）對第一審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判決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被告於刑事聲明上訴狀、本院民國113年9月2日準備程序時均明示僅對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5至6、72頁）。是本院審判範圍僅限於刑之部分，不及於其認定之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並以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為審酌依據。貳、援用原判決認定之事實與罪名：一、鄒松峻前於105年間，因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以105年度投交簡字第38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於105年3月21日確定，並於105年4月1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仍於上開刑事判決確定後10年內，112年6月18日12時許，在桃園市某處餐廳飲用威士忌2杯後，搭乘遊覽車返回南投縣草屯鎮坪頂里某處，明知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不能安全駕駛法定標準，其主觀上雖無致他人於死之故意，但客觀上得預見服用酒類將使其駕駛車輛之注意力、反應力降低，若稍有不慎，極易肇事造成其他用路人傷亡之結果，竟基於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於同日18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上路欲返回南投縣○○鎮○○路○○巷住處。嗣鄒松峻於112 年6月18日19時59分許，駕車沿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000之0號前，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該路段時速為50公里，且依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超速行駛，適有李○銓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輕型機車，同向騎乘在鄒松峻車輛前方，兩車因而發生碰撞，致李○銓人車倒地，並受有臉部擦傷、背部擦傷、雙下肢開放性傷口、雙側流鼻血、雙側耳漏、左胸廓變形併呼吸音降低之傷害，經送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救治後，於同日21時55分許，因車禍致顱內出血、體腔內出血，導致創傷性休克而死亡。鄒松峻於肇事後，經警於112年6月18日20時25分許對其施以吐氣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63毫克。　二、被告所犯為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罪。　　參、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員警獲報到場處理時，在犯罪未發覺前即向該管公務員表明其犯罪事實，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有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被告所為確實已符合自首要件甚明。除非有不宜減輕之例外情狀，原則上應減輕其刑，始符立法之意旨。查，被告駕駛甲車（即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肇事後，最終停車位置是在距離撞擊點109.8公尺處之水溝邊，然依現場圖所示及鑑定意見書所載，路旁民宅監視器影像畫面出現被告駕駛甲車撞擊被害人之乙車（即車牌號碼000-000號輕型機車），隨即產生火花，甲車沿外側車道亮起煞車燈繼續往前移動，現場於路緣處分別以一斷續長47公尺及6.6公尺之輪胎拖痕延伸至甲車停車處，足認被告於本案事故發生碰撞時確已即時長踩煞車，然因甲車失控滑行而滑向右側路旁水溝致陷於水溝邊，是被告自始即欲停車處理事故，並無離去肇事現場之意，更非因甲車肇事後卡在路旁水溝才自首，原審國民法官法庭認為被告「肇事後因卡在水溝才自首，故而無法逃逸，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自首」等情，顯與事實不符。依被告於原審國民法官審判之供述、110報案紀錄單所載，被告供稱其自甲車脫困後，立即請路旁民眾報警，並前往查看發現被害人昏迷，核與事證相符。且被告於員警、救護車抵達現場之際始終在場，甚至因發現被害人傷勢嚴重而憂心自責癱軟跪坐地上，顯見被告脫困後仍一心一意探知被害人受傷情形，央請路人報警之補救措施，主動承擔責任，靜待配合警方調查，縱使被告酒駕行為不該、最終被害人回天乏術，惟不能否定被告為彌補自己一時失慮肇致憾事所作的努力，被告確係具有真誠悔悟之自首動機，從而原審國民法官誤認被告係因無法逃逸，在不得已情況下自首，事實有悖，應依刑法第62條減輕其刑。二、被告本案自首且始終坦承犯行，羈押期間並委託母親林○草交付新臺幣2萬1千元予被害人家屬以茲慰問，並商請母親於被害人出殯時再次表達抱歉、愧疚之意，復請母親協助和被害人家屬商談和解事宜共3次，實因財力有限，方無法一次賠償被害人家屬，被告確有悔悟之心，而有力謀彌補自己草率、魯莽之誠意。案發路段光線晦暗不明，被告可能將檳榔攤閃爍之燈錯認為工程車之警示燈光，以致前後供述稍有不一，又於案發當晚合法行使拒絕夜間詢問之權利，概略表示被告已感疲累無法進行詢問程序而已，不能據此推論被告駕車時確實為泥醉狀態。綜上所述，國民法官法庭就上開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子未及審酌，況此類型案件確定判決之實務量刑分析，本案國民法官法庭判決之量刑顯然較其他案件判刑為重，且無加重之適當理由，原審國民法官法庭就量刑之裁量為不當，請求予以撤銷改判，並對被告為緩刑之諭知。肆、本院判斷（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國民法官法第 91條定有明文。又按國民參與審判之目的，在於納入國民多元豐富的生活經驗及價值觀點，反應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並提高判決正確性及司法公信力，是第二審法院於審理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判決，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與原審為不同之認定；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科刑事項，是由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多數意見決定，充分反應國民正當法律感情與法律專業人士之判斷，故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不當外，第二審法院宜予維持（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7條參照）。詳言之，第二審法院就量刑審查部分，並非比較國民法官法庭量刑與第二審法院所為判斷之量刑是否一致，而是審查國民法官法庭量刑是否有依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各款量刑因子後，而予適用，所說明之量刑情狀，是否欠缺合理性，除非有極度不合理（例如忽略極為重要的量刑事實、對重要事實的評價有重大錯誤、量刑裁量權之行使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之情形外，原則上均應尊重原審法院即國民法官法庭所為量刑裁量權之判斷。二、刑之減輕事由　㈠本案被告該當自首是否減輕其刑　　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在於：「對於自首者，依原規定一律必減其刑。不僅難於獲致公平，且有使犯人恃以犯罪之虞。我國暫行新刑律第五十一條、舊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日本現行刑法第四十二條均採得減主義，既可委由裁判者視具體情況決定減輕其刑與否，運用上較富彈性。真誠悔悟者可得減刑自新之機，而狡黠陰暴之徒亦無所遁飾，可符公平之旨。故於原文字『減輕其刑』之上，增一『得』字。」並參考法務部立法說明：按自首之動機不一而足，有出於內心悔悟者，有由於情勢所迫者，亦有基於預期邀獲必減之寬典者。對於自首者，依現行規定一律必減其刑，不僅難於獲致公平，且有使犯人恃以犯罪之虞。…採得減主義，既可委由裁判者視具體情況決定減輕其刑與否，運用上較富彈性。真誠悔悟者可得減刑自新之機，而狡黠陰暴之徒亦無所遁飾，可符公平之旨，宜予採用。」被告上訴意旨以其本案應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得減輕其刑之規定，主張得減輕其刑責一節。惟：　⒈此部分已經原審國民法官法庭認為：依刑法第62條規定「得減輕其刑」，並非「應」或「必」減輕其刑。國民法官法庭從被告車輛最後卡在距離撞擊點109.8公尺處之水溝邊乙情，認被告肇事後因卡在水溝邊，故而無法逃逸，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自首，被告顯非真誠悔悟而自首，且依照現場之情況，可輕易判斷肇事車輛，對司法資源的節省有限，故決定不予以減輕其刑等語，已依照本案車禍發生後現場狀況評判被告肇事後因卡在水溝邊，無法逃逸，且可輕易判斷肇事車輛，對於司法資源節省有限等雙重考量，而為不予減輕被告刑責之認定，未見原審國民法官法庭上開認定或裁量有何失當之處，自應予以尊重。　⒉而案發當時被告駕車現場有一斷續長47公尺及6.6公尺之輪胎拖痕延伸至停車處，此乃被告駕車突遇車禍事故時本能所採取之煞車措施，尚難認其自始即欲停車處理本案車禍事故。又本案係由第三人於當日19時59分報案有車禍事故發生後，救護車、警方分別於20時5分、12分許依序抵達現場，此有警員潘盛民職務報告書、消防機關救護紀錄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110報案紀錄單（見原審卷二第160、167、315頁）及被告刑事聲明上訴狀載（見本院卷第9頁）可參；車禍發生時並有其他用路人呂宗哲（見原審卷二第101頁）、詹小姐（見原審卷二第161頁）行經見聞車禍發生經過；而車禍發生後，被告車輛已掉入水溝內，被告並供稱其車門打不開，才從窗戶爬出來（見原審卷一第257頁），顯然被告當時已無法再駕駛車輛離去，且自窗戶爬出脫困仍需耗費相當時間，而於他人報警後，現場已有其他用路人在場或行經附近，救護車、警方緊接陸續到場，依當場整體客觀情境，被告顯已處於難以自由離去之心理拘束狀態，則被告向事後抵達現場之警方坦承為肇事者，固可以認定並無肇事逃逸，惟對於偵查機關關於犯罪事實、犯罪行為人之發現及司法資源之節省而言，實際上的確沒有明顯助益。　⒊至被告上訴時另提出新聞報導（含照片）2則（見本院卷第11 6至20頁）欲佐證其發現被害人傷勢嚴重憂心自責癱軟跪坐地上等情，惟該新聞報導及照片中所描述及擷取汽車駕駛（按即被告）癱軟跪坐在地之瞬間畫面，與被告是否憂心自責之涉及個人主觀意念，並無從佐證。　⒋綜上，原審國民法庭雖認定被告符合自首規定，然經裁量不予減輕其刑，經核全部卷證，並無不當之處，被告上訴意旨及本院審理期間並未舉出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其此部分上訴理由並無可採。　㈡本案已經原審國民法官法庭以下列理由認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未見被告或其辯護人上訴時再予爭執，經核此部分認定、裁量並無不當，自應予尊重：　⒈本案被告酒後駕車，肇事情節嚴重，造成被害人無辜生命的逝去，並沒有任何值得同情、憐憫的情況。　⒉被告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本案並沒有任何充分的證據、理由，認為可以判處低於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度。　三、原審國民法官法庭就被告本案犯行，認為被告本案該當自首，然經裁量後不予減輕其刑，亦無刑法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並詳為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之量刑因子後，說明其量刑理由如下：「⒈國民法官法庭認為喝酒本來就不可以開車，是政府一直宣導的事項，被告已有酒駕前科，竟未記取教訓，仍酒後駕車，實屬不該。⒉被告係與朋友出遊期間飲酒，並無值得同情的動機；且飲酒後依然駕車上路，並嚴重超速行駛，自後方追撞同向行駛之被害人，導致本案車禍發生，造成被害人死亡，被害人並無任何肇事因素，被告犯罪情節嚴重，犯罪所生之損害甚鉅，本案責任刑上限即應歸屬於法定刑幅度內之中度領域。⒊被告與被害人互不相識。⒋本案被告除了強制險理賠基金墊付的金額之外，被告並未實際上賠償被害人家屬，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或邀得宥恕，本案即難援引刑事政策合目的性或修復式司法之觀點，對被告之量刑為有利之認定。⒌被告雖坦承犯行，但被告開庭之陳述，有多次避重就輕之情形，態度難認良好。⑴審理時，被告一度供稱係因前方有工程車，才會切到外側車道，因而發生車禍等語。但經審判長質以，為何行車紀錄器錄影中未見被告所稱之工程車，被告才答稱沒有工程車等語（本院卷一第25 9頁）。⑵於案發當晚警詢時，被告稱：我現在酒醉，無法進行製作警詢筆錄等語（本院卷二第82頁），顯見案發後製作警詢筆錄時，被告已自行表稱仍為酒醉狀態，可徵被告駕車上路時確實為酒醉狀態。然於本案審理開庭時，被告卻一再稱：我覺得我中午喝酒，晚上酒已經退了，我覺得我意識清楚，沒有酒醉的感覺，才會開車上路，結果酒沒有退（本院卷一第259、261、324頁），被告顯然對於自己酒後駕車一事，企圖淡化自己的惡性，有避重就輕之情形。⒍被告之年齡、勞動能力、生活情形、家庭、經濟狀況及品行等情狀。 ⒎從被害人家屬之陳述可知，被害人辛苦打拼一輩子，退休後可領取月退俸，且與配偶一起照顧患有腦性麻痺的二兒子，被害人死亡，導致被害人家中頓失一大經濟及勞力支柱，且如果沒有發生本案憾事，能夠繼續跟親友度過晚年，卻因為被告的行為而猝然離世，使被害人之親屬慟失至親，承受無以回復之損失。⒏另參酌被告自述目前已離婚，有一就讀國中之未成年子女，惟該名子女目前由前妻監護，且由被告自述給付扶養費之金額，對比未成年子女之教養費，可知被告給付之扶養費占未成年子女之教養費中比例甚低，被告入監服刑，對未成年子女之照顧，衝擊不大，故責任刑僅小幅度下修。⒐考量如果讓被告接受過長的刑罰，可能讓被告將來復歸社會困難，甚至已經無力工作，可能也會讓被害人家屬獲得賠償的可能性降低，故下修調整責任刑。⒑國民法官法庭認本案量處之刑度已足以評價被告之本案犯行，所以不予併科罰金。」等情，量處如原審判決主文所示之刑，確實已依刑法第57條各款事項而為妥適量刑。被告上訴意旨雖以其確實有和解誠意，僅因其經濟困難、資力有限，但確實真心悔悟，願盡力彌己之過，懇請審酌前情，另賜適法判決為由，被告辯護人另以依被告之辯解為其刑事程序中答辯之權利，不應認為被告避重就輕，且被告警詢表示因為酒醉無法進行警詢筆錄僅在表明不接受夜間詢問，並非以此辯解自己的酒醉狀態等語，均指摘原審量刑過重。惟按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 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75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及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等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罪，法定本刑為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原審國民法官法庭認為本案無自首減輕其刑、情堪憫恕酌減其刑等規定，再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科刑裁量之權限，依據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上開一切情狀，量處如原審判決主文所示之刑，已充分審酌被告犯案情節之輕重及法定加減事由之有無，業針對刑法第57 條各款事項而為妥適量刑，所為量刑僅偏中度刑。被告因資力不佳，以致自案發時起迄今均未能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固然無法苛責、歸咎其經濟狀況，然被害人原本健在樂觀，為一家之主，全家安樂自在，就被害人家屬而言，其等遭逢巨變，突然失去摯愛的配偶、父親，圓滿家庭因而破碎，無法再享受天倫之樂，心中所承受之悲苦，實在難以想像，而被告始終未能取得被害人家屬之諒解，亦未與之達成和解，即無存在影響科刑之情狀而未及審酌之情形；至原審國民法官法庭於科刑論述時，引述被告於警詢、審判中歷次相異之供述，確實均有所本，進而為被告供述避重就輕，企圖淡化自己惡性之評價，亦難認有何評價不當之處。則原審所認定存在而予納入考量之種種量刑事實，俱無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處；至於就各該「量刑事實（應如何）評價」之部分，並無量刑結果逾越適法量刑區間之錯誤，復無濫用裁量情事致明顯不當之情，是原審對被告所處之刑（即有期徒刑8年6月）應予維持，自難謂存有過重之違失。綜上所述，被告本件量刑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蘇厚仁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德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　馨　文　　　　　　　　　　　　　　　法　官　陳　茂　榮　　　　　　　　　　　　　　　法　官　賴　妙　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　湘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附錄本案科刑法條】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07

TCHM-113-國審交上訴-3-20241107-1

國審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聲請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11號被告即聲請人陳進財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張紋綺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殺人案件（本院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5號， 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7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等語。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㈠被告因殺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前經本院於113年10月 7日訊問後，並聽取檢察官及被告、辯護人之意見，且審酌各項事證，認有事實足認被告所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之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再衡酌被告犯行之危害等各項情狀，認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而裁定被告自113年10月7日起羈押3月。㈡又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真實，暨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及羈押後其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延長羈押之必要，均屬事實認定之問題，法院應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而據以判斷羈押之要件，並不以嚴格證明為必要，其以自由證明，即為充足，且被告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事實審法院本得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形而為認定，故受羈押之被告除確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情形之一，經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不得駁回外，如以其他原因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其應否准許，事實審法院自有認定裁量之權。被告於本院訊問時雖坦承犯行，然其所犯係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殺人罪，刑責非低，遭訴追重罪者常以逃匿方式規避審判及日後刑罰執行之情事，並非鮮見，被告於案發後隨即前往新竹縣新豐鄉海邊碉堡，並打算藏匿於此，又於案發後將其手機丟棄於水溝，斷絕與外界之聯繫，再考量被告先前曾遭法院通緝多次之紀錄等情，而認有事實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即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本院業已衡酌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被告人身自由及訴訟上防禦之基本權利受限制之程度，以及被告犯行侵害法益及危害社會治安之嚴重程度，認目前仍無法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程度較小之替代處分，即可確保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而有繼續羈押之必要。㈢辯護人起初係以被告因髖關節有病痛，行動不便，起居需倚賴他人，且低收入戶資格因案羈押而遭社會局停止其生活扶助費，故以目前經濟狀況無力負擔就醫費用，倘被告無法支應或免予自費醫療，抑或無戒護就醫之必要，則以該份書狀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嗣本院發函與相關機關後，確認被告確實因本案羈押而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廢止其低收入戶資格，有該局113年10月22日北市社助字第1133199149號函在卷可參（見國審強處卷第103至104頁），然縱因被告有遭廢止低收入戶資格，而監所並未因被告無力支付醫療費用而拒絕被告就醫，監所為保障被告之就醫人權，在被告無力負擔醫療費時，仍讓被告自113年6月10日至同年10月15日止已在監所內就醫達27次，此亦有法務部○○○○○○○○113年10月17日北所衛自第00000000000號函暨被告於監所內之就醫紀錄在卷可稽（見國審強處卷第87至98頁），是實際上被告並無上述無法就醫治療之情，本院隨即將被告在監仍然有獲得醫療照顧等情轉知辯護人，此亦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佐（見國審強處卷第99頁），然辯護人仍空言主張無羈押必要並請求具保停止羈押，為無理由。三、綜上各節，被告本件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目前仍存在，復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定不得駁回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之法定事由，本件聲請應予駁回。四、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第44條第1項前段，刑事訴訟法第220 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洪甯雅　　　　　　　　　　　　　　　　　　　法　官　吳玟儒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葉潔如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2024-11-06

TPDM-113-國審聲-11-20241106-1

國審上重訴

臺灣高等法院

殺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上重訴字第3號上訴人即被告陳金順選任辯護人簡瑋辰律師訴訟參與人宋興文宋宗憲共同代理人林帥孝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殺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4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84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本案審判範圍：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㈡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陳金順（下稱被告）對原審判決聲明不服，並於法定期間提起上訴，惟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當庭陳稱：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222頁），且有被告撤回量刑以外部分上訴之撤回部分上訴聲請書1 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3頁），是認被告只對原審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無訛。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刑之加重、減輕事由：㈠被告所犯殺人罪，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法不得加重外，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 ⒈依民國108年2月22日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 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是在該解釋文公布後，本院即應依此就個案裁量是否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之必要。 ⒉經查，檢察官主張被告前於109年3月31日因持刀追趕另案被害人而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易字第41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0年度上易字第1551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於111 年2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檢察官提出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執字第668號卷宗在卷可查，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規定，本院審酌被告上述恐嚇危害安全罪甫於111年2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理應生警惕作用，期待其返回社會後能因此自我控管，惟被告竟未生警惕，復故意再犯本案殺人犯行，足見前罪之徒刑執行成效不彰，被告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暨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罪刑相當原則及相關刑事政策，並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為整體評價裁量後，尚不生被告以累犯所處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侵害之情形，爰就被告所犯，依上開規定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刑法第64 條第1項、第65條第1項規定不得加重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　㈡被告並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　 ⒈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前 2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刑法第19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19條有關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之規定，係以行為人確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因素，導致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是非辨別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行為控制能力），因而產生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為斷，並依行為時之狀態定之，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而行為人對自我行為之衝動控制能力或情緒管理能力，縱然稍嫌不足，僅屬行為人之性格、素行或生活方式等情狀，究非判斷犯罪成立與否或罪責有無之標準，如其行為時之心理結果，無論辨識能力、控制能力均無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情形時，仍應負完全之責任，並無同條第1項不罰或第2項得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 9年度台上字第492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查，被告於112年1月24日經員警以酒精濃度測試器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22毫克乙節，固有被告之酒精測定紀錄表1紙在卷可查（見檢證卷二第65頁），足證被告於案發時確有飲用酒類之情形。惟按飲酒情況與酒精代謝率因人而異，如果要正確的計算，必需個案實驗，並不得以前述行為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及其對人體影響的數據，作為認定行為人於行為時的精神狀態的唯一憑據。　 ⒊證人即案發時地之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蘆興門市店員李巾緯於原審審理中固證稱：因為被告沒帶鑰匙，然後我跟他說要不要再去看一下能不能開門；被告離開後，我知道他大概喝醉了，因為他走路會搖搖晃晃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21頁），惟亦證稱：我跟被告對話過程中，我可以理解他所說的話的意義，我回應被告時，被告沒有表現出不理解的樣子，就如同正常人與人之間的對話；超商內向外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6時15分21秒前不久，被告有走進來，我當時有看到被告手上有血，被告當時對我說「我殺人了、幫我報警（臺語）」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21、327至 328頁）；而原審將被告送請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鑑定其於案發時心神狀態，經由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精神醫學部曾念生醫師鑑定後，亦認為⑴陳員（按即被告）在案發前，連續飲用約6公升之啤酒，據證人超商店員筆錄述有多話、錯認商品等情形，然意識仍清楚，據超商內向外監視器所見，並無顯著精神症狀如認知下降、被害感、咆哮或暴力行為等衝動控制下降、影響判斷力之情形，具完整現實感；⑵在案發時，據陳員所述，在與被害人口角及肢體衝突過程中，被害人先攻擊自己、爾後自己拿出鑰匙攻擊對方，事件發生當下亦無顯著精神症狀致影響判斷力及現實感之情形，而事後陳員亦能完整陳述事件經過，顯記憶未受影響；⑶在案發後隨即之狀態，陳員可立即進入超商告訴店員「我好像殺人了，幫我叫救護車。」顯現陳員當時具完整現實感，且對於當下情境具辨識能力。雖於案發後約半小時後之呼氣酒精濃度為1.22mg/L，依據身體酒精濃度與行為表現之關係表，在此濃度下，可能導致之行為表現為嘔吐、步履不穩、呆滯木僵、昏迷等，然因陳員之長期飲酒史，已產生酒精耐受性，因而於案發雖即狀態之判斷力及現實感不受影響。由上述之敘述可知，陳員於案發當下之行為受到酒精之部分影響，然其行為仍具有動機與目的之現實性，推估其當時“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未達「顯著降低」或「完全喪失」之程度等情，業據鑑定證人曾念生醫師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見原審卷二第410至424頁），並有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3年1月31日院三醫勤字第1120075369號函及其檢附之113年1月24日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在卷可佐（見檢證卷一第293至307頁；檢證卷二第167至183頁）。本院觀諸被告於犯後能具體陳述案發過程，於警詢及偵查中就當日與被害人宋秉翰爭吵、殺害被害人之行為及案發後請證人李巾緯叫救護車等各情均能鉅細靡遺陳述及答辯，有被告之調查筆錄及訊問筆錄等件附卷可稽（見檢證卷二第21 1至216、219至225、230、239至245頁），足徵被告實行本案犯行時，雖曾因飲酒而使其判斷力與衝動控制能力有下降之情形，然其對於犯案過程意識清楚，對外界覺知理會與衝動控制之能力並未有何顯然降低之情，並未因飲酒而達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自無刑法第19條第1項不罰或第2項得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　㈢被告不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之要件：　 ⒈按刑法第62條所定自首減刑，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之前，向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坦承犯行，並接受法院之裁判而言。苟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嫌疑人後，犯罪嫌疑人始向之坦承犯行者，為自白，而非自首。而所謂發覺，不以有偵查犯罪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僅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者，亦屬發覺（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596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上所謂自首，乃犯人在犯罪未發覺前，向該管公務員自行申告犯罪事實而受裁判之謂。所謂「發覺」，固非以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而於對其發生嫌疑時，即得謂為已發覺，但此項對犯人之嫌疑，仍須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者，始足當之，若單純主觀上之懷疑，要不得謂已發生嫌疑。至如何判斷「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與「單純主觀上之懷疑」，主要區別在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能否依憑現有尤其是客觀性之證據，在行為人與具體案件之間建立直接、明確及緊密之關聯，使行為人犯案之可能性提高至被確定為「犯罪嫌疑人」之程度。換言之，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尚未發現犯罪之任何線索或證據，僅憑其工作經驗或蛛絲馬跡（如見行為人有不正常神態、舉止等）等情況直覺判斷行為人可能存在違法行為，即行為人之可疑非具體且無客觀依據，無從與具體犯罪案件聯繫；或於犯罪發生後，前揭有偵查犯罪權限機關或人員雖根據已掌握之線索發現行為人之表現或反應異常，引人疑竇，惟尚不足通過現有證據確定其為犯罪嫌疑人，即對行為人可疑雖已有一定之針對性或能與具體案件聯繫，惟此關聯仍不夠明確，尚未達到將行為人鎖定為犯罪嫌疑人並進而採取必要作為或強制處分之程度。此時，上開2種情況仍僅止於「單純主觀上之懷疑」，尚不得謂為「已發覺」。相反地，倘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由各方尋得之現場跡證（如贓物、作案工具、血跡等檢體）、目擊證人等客觀性證據已可直接指向特定行為人犯案，足以構建其與具體案件間直接、明確及緊密之關聯，使行為人具有較其他排查對象具有更高之作案嫌疑，此時即可認「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將行為人提昇為「犯罪嫌疑人」，即應認其犯罪已被「發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14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證人李巾緯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聽聲音、遠距離看畫面，就是看到2個人扭打在一起，無法分辨的狀況，在我聽到打到玻璃的聲音時（即在超商內向外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6時12分52秒），我去報警，當時我從店裡面往外看，有看到流血，後來我到門市的時候，才看到被害人單方面被被告毆打。於超商內向外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6 時15分21秒前不久，被告走進來，我看到被告手上有血，被告當時對我說「我殺人了，幫我報警（臺語）」，（觀看上開超商內向外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後改稱）被告是說「叫救護車（臺語）」，在我的理解當中，叫救護車可能就包含報警，所以我剛剛回答說他有叫我報警，但這時候我早就已經報警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27至329頁），顯見證人李巾緯於被告持鑰匙刺擊被害人頭部後，雖有撥打 110報警之行為，然此報警行為係發生於被告向證人李巾緯表示「我殺人了，趕快叫救護車（臺語）」等語之前，則證人李巾緯前開致電110報警之行為並非受被告委託而為，難認被告上開表示符合自首之要件，先予敘明。　 ⒊復證人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延平派出所員警林琬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與徐建勛是在第一時間一起到場的員警，我們到場後先處理被害人的部分，被害人當時躺在地上已經蠻明顯快沒意識，已經有點陷入昏迷，後續超商店員有跟我們說犯嫌往那個方向走，所以我才往那個轉角去找被告，大概是到場2、3分鐘，我先在超商轉角處、距離被害人位置、現場大概30、40公尺處找到被告，因為被告本身是警衛，被告應該是回到他原本單位、服職務地方的外面。我一開始是發現被告身上外面有血跡，所以我才問被告是不是跟前面的被害人有糾紛或口角，被告後面有跟我說他跟對方有一些糾紛，表示對方有先嗆他，後續我才問被告是拿什麼東西攻擊被害人，被告一開始說他沒有，後續我再問他，他才坦承是用鑰匙攻擊；因為當時被害人大量出血，在現場附近只有被告一個人身上有血跡，衣服跟手有血跡，依據這樣的判斷，我在第一時間就懷疑站在超商轉角處的被告就是本案的行為人，我看到被告時，被告沒有在第一時間說被害人受傷是他造成的，是我先開口問了被告是不是跟被害人發生這件事情有關係，被告才開始回答我的問題等語綦詳（見本院卷第223至227頁），核與證人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延平派出所員警徐建勛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12年1月24日上午，最先到場處理被告與被害人刑事案件的人是我跟林琬玲，我到場處理時，沒有看到被告在現場，後面林琬玲找到被告之後，林琬玲喊無線電，我們才過去把被告帶回現場，第一時間我沒有與被告對話；我到場之後，面對7-11，被告是站在轉角，因為被告是社區保全，轉角就是社區大門，等於被告是站在大門的左側，因為現場就有血跡，另一位員警與被告對話之後，被告自己有說與對方有糾紛，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變這樣，後來我們去調監視器才發現被告有其他動作、被害人倒在地上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228至230頁），且與證人林琬玲於112年1月24日製作之職務報告記載：警方到場後被害人在新北市○○區○○路000號前，且被害人躺臥於地板且身上佈滿血跡送醫急救，警方於案發現場附近見被告身上臉部、衣物等皆有血漬，並向警方表示當時被害人是因為嗆他，所以他們有發生口角，經警方詢問被告用何武器攻擊被害人，被告一開始回答「沒有」，後續當場向警方坦承是使用鑰匙攻擊被害人，遂將被告依現行犯逮捕等語無違（見檢證卷一第117頁）；再參酌員警密錄器所攝得員警到案發現場時之監視錄影檔案畫面翻拍照片（見檢證卷二第192至193頁）顯示被告衣服及手上有大量血跡等情，堪認員警林琬玲於案發後第一時間到場後，在超商轉角處、距離被害人位置、現場大概30、40公尺處找到被告，斯時員警林琬玲即因被告衣服及手上有大量血跡，而已有確切之根據合理懷疑被告殺人之嫌疑，應認被告殺人之犯罪已被「發覺」，縱使被告於證人林琬玲追問後坦承其與被害人發生爭執並持鑰匙傷害被害人等情，惟此行為僅屬「自白」而非自首，自不得適用自首之規定減輕其刑。　㈣被告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⒈按刑法第59條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將原條文：「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修正為：「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得酌量減輕其刑」。立法說明指出：該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本係指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依實務上見解，必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為防止酌減其刑之濫用，自應嚴定其適用之要件，以免法定刑形同虛設，破壞罪刑法定原則，乃增列文字，將此適用條件予以明文化，有該條之立法說明可參。而刑法第 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依上開立法之說明，自應與同法第57 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情形以為判斷。尤以此項酌減之規定，係推翻立法者之立法形成，就法定最低度刑再予減輕，為司法之權，適用上應謹慎，未可為常態，其所具特殊事由，應使一般人一望即知有顯可憫恕之處，非可恣意為之。　　⒉查，被告與被害人素不相識，僅因酒後攀談被害人遭拒，雖與被害人起口角，因認遭被害人嗆聲而心生不滿，竟即基於殺人之不確定故意，先手握鑰匙並以鑰匙金屬製前端由上往下猛力刺擊被害人頭部共37次，復向外用力猛踢被害人頭部3下，致被害人頭部傷重不支倒地，又於同日6時 25分許，見被害人倒臥在地且無力反抗，再上前向外用力猛踢被害人頭部共6下，誘發被害人高血壓性心臟病及冠狀動脈心臟病發作而心因性休克，雖經緊急送醫急救，仍於同日7時33分許不治死亡。是就被告本案犯罪之目的、動機、手段與情節等觀之，實難認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原因、環境與情狀，尚無如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而情堪憫恕之情形，自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餘地。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⒈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中未提出被告為累犯之主張，僅於最後一次準備程序時稱可能會於審判中主張被告為累犯，然經辯護人當庭詢問確認檢察官是否列為爭點時，檢察官表示不確定會不會主張，同時也未指明證據方法，從而，本案準備程序終結後，並未將「累犯」列為爭點，經審檢辯確認之本案一審審理計畫書也完全沒有提到累犯乙節，詎檢察官於本案審理刑度時，提出被告相關前案紀錄等資料，並主張被告有累犯之適用，致被告及參與審理之國民法官遭受突襲，嚴重侵害被告之防禦權，違反當事人對等及武器平等原則，而損害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參與審理之國民法官亦因審理計畫書中從未提到有累犯之爭點或主張、相關法律條文、判決解釋等可供參考之資料，而無法實質審酌。綜上，檢察官對於本案是否成立累犯，似乎未盡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且嚴重侵害被告之防禦權。再者，被告於109年間所犯恐嚇危害安全罪，是針對自由意識有無受限制，與本案殺人是對生命身體的犯罪，在罪質上並不相當，應不構成累犯。　 ⒉依據卷內超商內向外監視器畫面、警方監視錄影畫面及證人李巾緯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可知被告於案發第一時間當下即進入超商，向超商店員表示「我殺人了，並請超商店員叫救護車（報警）」，確已委託店員自首，店員也向被告表示有叫救護車，被告事後也沒有離開現場，持續留在現場等待警方到場處理，並未逃逸，對於警方之詢問，也坦承與被害人發生衝突，有拿鑰匙攻擊被害人等情，故被告確實主動坦承犯行，而非畏罪逃逸，有助節省偵查或訴訟資源。雖然店員於被告與被害人發生衝突中，先行報警，但是審酌「被告於衝突後，隨即請店員叫救護車（報警）」、「店員也回應被告表示，已經叫了」等情（時間差大概只有1分鐘），被告因此即認為會有警方到場處理，遂留於現場，沒有逃逸，應可認被告確實有自首之意，應成立自首。　 ⒊依據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可知被告於衝突後數度請求超商店員叫救護車，超商店員也應允，在整個衝突結束後，被告仍持續請超商店員「快叫救護車，將被害人送去醫院」，並非毫無救助行為，應可作為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考量，是原審判決認定「被告未採取任何救助被害人措施」等情，顯與客觀證據不符，而與經驗法則有違，導致原審判決在量刑時。在「犯罪手段」部分，對於被告於衝突發生時，有2度多次催促超商店員叫救護車，店員也表示已經叫了等救助被害人之行為情狀，在判決量刑中並未提及、未予以考量，而有「關於科刑事項之認定或裁量不當」之違誤。　 ⒋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經認罪，且依自己的能力，願意先行補償被害人家屬新臺幣（下同）30萬元，請本院加以斟酌，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5條第1款、第4款、第5款認定量刑，並在刑度部分給予被告減輕等語。　㈡經查：　　⒈按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前階段構成累犯事實為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後階段加重量刑事項為檢察官之說明責任，均應由檢察官分別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責（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檢察官於原審審理中就科刑資料調查證據時，已提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111年度執字第668號卷宗，並進而具體說明該恐嚇危害安全卷宗與本案累犯之待證事實有關，以及釋明其執行完畢日期，足以證明被告前於109年3月31日因持刀追趕另案被害人而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易字第41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0年度上易字第1551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於111年 2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可見檢察官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已為主張且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而被告上開執行紀錄，經原審審理時依法調查及辯論，足認被告前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規定。另原判決理由欄說明：考量被告再犯本案犯行之時間係在前案執行完畢之3年內，時間相近，且前案為持刀追趕另案被害人之恐嚇危害安全犯行，屬殺人實害發生前之危險行為，與本案殺人罪質具有關連性，堪認被告對前案之刑罰反應力薄弱且有一再違犯之惡性，並無不宜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情事。因認其所犯以累犯加重其刑，不致違反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指罪責相當及比例原則之旨，惟依刑法第64條第1項、第65條第1項規定，死刑、無期徒刑不得加重，故就被告本案所犯殺人罪，僅就刑法第271 條第1項法定本刑中之有期徒刑部分加重其刑等語，與本院前開關於累犯部分之認定相同，所適用之法律亦無任何違誤。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主張檢察官對於本案是否成立累犯，未盡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且嚴重侵害被告之防禦權，及前開恐嚇危害安全罪案件與本案罪質不相當，被告不構成累犯云云，並無可採。　　⒉按行為人並未向偵查或調查犯罪機關自首，而向其他機關自首者，以其他機關將行為人自首之犯罪事實移送偵查或調查犯罪機關時，認為向偵查或調查犯罪機關自首；而行為人委託他人代理向偵查或調查犯罪機關自首，亦應認為符合自首之要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9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原判決理由欄說明：原審國民法官法庭綜合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證人李巾緯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之證稱、到場處理員警攜帶之密錄器畫面照片、被告臉部及雙手沾有血跡照片及現場照片，復於審理時觀看及聽聞檢察官當庭播放前開密錄器畫面，再於評議時再次觀看及聽聞前開密錄器畫面，認為員警據報到場處理時所看到的現場情況是被害人頭部、臉部及身上衣物均沾滿血跡並倒臥在地且未有任何動靜，而被告則是站在旁邊且臉部及雙手均沾滿血跡，又員警旋即詢問被告是否有攻擊倒臥在地的被害人，堪認員警按照上開現場情況，已有確切之根據對被告涉嫌本案殺人犯行產生合理懷疑，然被告卻遲至員警詢問後始回答其為攻擊宋秉翰之人，經討論後評議投票結果，認被告並未於員警發覺其有本案殺人罪嫌前，即向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自承犯罪而接受裁判，被告上開回答員警之所為，要難認合於自首之要件，故本案並不適用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之規定等語，故原判決已敘明上開認定之依據，且於法相合，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處。被告及辯護人徒以被告於案發後曾進入超商，向超商店員李巾緯表示「我殺人了，並請超商店員叫救護車（報警）」，而有委託超商店員李巾緯自首之行為，事後也沒有離開現場，持續留在現場等待警方到場處理，並未逃逸，對於警方之詢問，也坦承與被害人發生衝突，有拿鑰匙攻擊被害人等情，故被告確實主動坦承犯行，而非畏罪逃逸，有助節省偵查或訴訟資源。被告因此即認為會有警方到場處理，遂留於現場，沒有逃逸，應構成自首云云。然查，被告於案發後雖有向超商店員李巾緯表示「我殺人了，趕快叫救護車（臺語）」等語，惟超商店員李巾緯前開致電110報警之行為並非受被告委託而為，已如前述，自難認被告請超商店員李巾緯幫忙叫救護車乙節符合自首之要件。再者，員警林琬玲、徐建勛於案發後到場時，並未見及被告在場，俟員警林琬玲在超商轉角處、距離被害人位置、現場大概30、40公尺處找到被告時，員警林琬玲即因被告衣服及手上有大量血跡，已有確切之根據合理懷疑被告殺人之嫌疑，則被告殺人之犯罪斯時已被「發覺」。況且，被告於員警林琬玲詢問之初並未坦承持鑰匙攻擊被害人，俟於員警林琬玲追問後方坦承其與被害人發生爭執並持鑰匙傷害被害人等情，則被告前開坦承與被害人發生爭執並持鑰匙傷害被害人之行為僅屬犯後「自白」而非自首，自不得適用自首之規定減輕其刑，是被告及辯護人上訴主張被告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之要件云云，亦難憑採。　　⒊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國民法官法第91條定有明文。國民參與審判之目的，在於納入國民多元豐富的生活經驗及價值觀點，反應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並提高判決正確性及司法公信力，是第二審法院於審理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判決，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與原審為不同之認定。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科刑事項，是由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多數意見決定，充分反應國民正當法律感情與法律專業人士之判斷，故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不當外，第二審法院宜予維持。詳言之，第二審法院就量刑審查部分，並非比較國民法官法庭量刑與第二審法院所為判斷之量刑是否一致，而是審查國民法官法庭量刑是否有依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各款量刑因子後，而予適用，所說明之量刑情狀，是否欠缺合理性，除非有極度不合理（例如忽略極為重要的量刑事實、對重要事實的評價有重大錯誤、量刑裁量權之行使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之情形外，原則上均應尊重其量刑裁量權之判斷。又所謂「科刑事項之認定或裁量不當」，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7條立法理由舉例如下：㈠未審酌相關法律規範之目的，逾越內部性界限；㈡未依行為責任之輕重科以刑罰，亦即不重視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之手段及犯罪之動機或目的等犯罪情狀，僅重視被告是否自白認罪、賠償損害、被害人之科刑意見及被告之社會復歸可能性等一般情狀，甚至僅憑行為人人格或性格，即科處與行為人之行為責任不相當之刑罰，而違反罪刑相當原則；㈢於個案事實之本質相同時，科以相異之刑罰，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違反平等原則；㈣僅於量刑理由中重複記載抽象構成要件，而未具體考量個案犯罪情狀，以致於無法瞭解本案相較於其他同種類案件應從重或從輕之理由，抑或僅以刑罰規範目的作為加重處罰之依據，而有違反重複評價禁止原則之情形；㈤誤認或遺漏重要量刑事實（如被告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卻漏未審酌）、錯誤評價重要量刑事實。本案原判決理由欄說明：原審國民法官法庭審酌刑法第57條所規定之各種情狀，綜合被告行為屬性事由（包含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手段、被告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行為人屬性事由（包含被告之生活狀況、工作與經濟狀況、被告品行、被告之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經討論評議後投票決定不需判處被告死刑，但應判處被告無期徒刑，故量處被告無期徒刑，並依刑法第37條第1項規定，宣告褫奪公權終身等語（見原判決第10至11頁）。經核原審上開量刑，並無所憑事實錯誤之情事，且已詳為斟酌與本案有關之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並為整體評價，就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以致輕重失衡之情形，且未悖離相類似案件所斟酌之量刑因子及通常刑度而顯失公平或罪責不相當，應屬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難遽謂原判決之量刑有何違法之處。又本案為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案件，其科刑事項之評議，係經包含國民法官與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過半數之意見決定之，所為科刑既是經多數決之意見決定之，並非單純由職業法官評議決定，況且原審就本案被告犯行之量刑，已具體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量刑因子，有如前述，且經包含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上述多數決方式定之，量刑自難認有何不當之處；縱原判決理由欄內就量刑審酌說明中未提及被告及其辯護人所述被告在整個衝突結束後，仍有向超商店員李巾緯表示「快叫救護車，將被害人送去醫院」等語，及超商店員李巾緯也向被告表示已經報警等情，然原審國民法官法庭依其法庭內的眼見所聞，均為形成本案量刑之重要因子，實無庸逐一敘明於判決書，則經調查、辯論，但嗣未據記載於判決書量刑審酌欄之事項，原可能出於判決書簡化記載之故，換言之，未據記載於判決書量刑審酌欄之事項，非等同於未經審酌，且縱經將被告及其辯護人所述被告在整個衝突結束後，仍有向超商店員李巾緯表示「快叫救護車，將被害人送去醫院」等語，及超商店員李巾緯也向被告表示已經報警等再列入量刑因子，與其他量刑因子綜合考量，仍難遽謂原判決之量刑有何不當，且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符合法規範之目的，亦無違反比例、平等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縱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其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至於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就其所犯殺人罪為認罪表示，惟其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否認犯行，迄至本院審理時方為認罪表示，時間過遲，本院認就其是否深具悔意之判斷此節，影響輕微，故本院衡酌上情後，認尚不能評價為有利之量刑因子，而據以為任何量刑減讓；另訴訟參與人宋宗憲、宋興文之共同代理人於本院審理中表示被告於原審判決前未曾表示要和解，亦未曾道歉，雖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提出先以30萬元補償被害人家屬，惟該金額對被害人之損失並沒有任何實質上之幫助，訴訟參與人不願意接受被告提出之30萬元賠償金而作為本院改判及量刑減輕之基礎等語（見本院卷第235頁）。從而，被告及辯護人上訴意旨主張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經認罪，且願意先行補償被害人家屬 30萬元，請本院加以斟酌，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5 條第1款、第4款、第5款認定量刑，並在刑度部分給予被告減輕云云，自無可採。　　⒋末按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一、有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5款或第6款之情形。二、非因過失，未能於第一審聲請。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稱新證據，應係指未於第一審法院調查之證據，且未經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一審準備程序終結前聲請調查，此亦經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6條第1項說明在案。且按諸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第1、2項規定，「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宜考量調查該證據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是否足認有第305條第1項、第306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前項證據曾經第一審法院駁回調查之聲請者，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並宜考量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及第一審法院駁回調查證據聲請之理由，妥適為之。」是於國民法官審理之第一審案件，第二審法院究否應調查當事人所聲請之「新證據」有嚴格之限制規定，即應限於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所規定之三種情形。至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聲請調查之證據，則須審酌是否足認有「事實認定錯誤」、「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等情事而有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綜合判斷之，且應由聲請調查證據之人釋明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第1、 4項規定意旨參照）。本件被告上訴後，被告之選任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聲請再次勘驗卷內「超商內向外」、「警方密錄器」監視錄影畫面以證明被告於攻擊行為完全結束後有再一次請超商店員叫救護車及被告於案發後未逃離現場且符合自首要件云云，檢察官當庭表示不同意；再者，被告及其辯護人聲請勘驗之卷內「超商內向外」、「警方密錄器」監視錄影畫面均已於原審審理時提出並當庭勘驗無訛，自無調查之必要；再參酌關於被告本案量刑之相關證據，業經原審國民法官法庭詳予調查認定在案，為達尊重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本院認被告選任辯護人此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尚無從准許，自應予駁回。㈢綜上，原審國民法官法庭就被告所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以被告所犯殺人罪，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法不得加重外，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並說明被告並不符合自首要件，且無刑法第19條、第59條規定之適用，審酌刑法第57條所規定之各種情狀，綜合被告行為屬性事由（包含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手段、被告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行為人屬性事由（包含被告之生活狀況、工作與經濟狀況、被告品行、被告之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逐一詳述評斷之理由，並無忽略極為重要的量刑事實、對重要事實的評價有重大錯誤、量刑裁量權之行使違反比例原則或平等原則等情事。從而，被告上訴仍執前詞指摘原審量刑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鍾子萱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彥琿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許永煌法　官黃美文法　官雷淑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林立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附錄原審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普通殺人罪）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1-06

TPHM-113-國審上重訴-3-20241106-2

國審交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公共危險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交訴字第1號公訴人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人即被告 KHAMYOK ADUN(中文名:阿倫) 選任辯護人陳世川律師(法扶律師) 洪嘉威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涉犯公共危險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主文聲請駁回。理由一、聲請意旨略以：本案被告KHAMYOK ADUN(中文名:阿倫)對酒駕致死等情坦承不諱，並為全部認罪之陳述，罪名亦無爭執，本件只有刑罰量定之爭議，且被害者母親已收受賠償金，願意原諒被告，同意不對被告提任何訴訟，被害者家屬已不再追究，並已經回歸平靜生活，若仍進行國民參與審判，恐有害於被害者家屬與被告之權益，檢察亦有意聲請轉軌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度，本案應無反應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以彰顯國民參與審判價值之重要意義，認應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 條第1項第4、5款之規定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等語。二、本院聽取被害者家屬透過仲介表達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意見，並聽取檢察官之意見，如下：　⒈被害人家屬為泰國籍，恐難以到庭親述本案犯罪所生影響。被害人家屬受限於移動能力及資力，不克到庭陳述，僅有數紙A4之紙張，難期無大量審判經驗之國民法官，仍能公平審判。　 ⒉被害人與被告俱為泰國籍，彼此間的刑事糾紛沒有反映我國國民正當法律感情的必要。我國國民不了解泰國文化風俗及遵法意識，也無法反應泰國國民的法律感情。　⒊本案於泰國當地和解。若在我國行民國參與審判，最後反應卻是我國為主之國民法感情，其合目的或與效益均難認適當。又審理需全程泰語翻譯，會增加審理時間，增加國民法官之時間負擔。　⒋被告與被害人均為泰國籍，僅因工作關係來臺，並無長久居住於臺灣之事實，顯無有效取得雙方關於量刑之重要證據，進而判斷有無情堪憫恕之情事，不利量刑爭點之事實認定。　⒌被害人母親及其在我國合法代表（即人力仲介業者）亦均建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兼慮本案縱然行通常程序，相關事實所涉及之量刑爭點、雙方當事人權益、程序利益等節，由職業法官審理仍得以兼衡，且對外籍人士而言，甚可能更佳，認本案有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3、4、5款所規定之情，認以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為適當等語。三、本院之判斷：　㈠國民法官法第1條規定：「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特制定本法。」足見本法之立法目的，乃在藉由國民參與審判，使自一般國民中抽選產生之國民法官得以全程參與審理程序，親自見聞法官指揮訴訟、檢察官舉證、被告及辯護人辯解、證人到庭證述、鑑定過程及結論、被害人陳述等一切程序與事證，更可於評議時與法官立於對等立場相互討論、陳述意見，進而與法官共同形成法院最終決定。亦即透過國民法官之參與，不僅能充分彰顯國民主權之理念，亦可使法院審理及評議程序更加透明；國民法官經由親自參與審判之過程，對法官如何進行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及科刑，亦能有充分之認識與理解；此外，藉由國民的參與，法院於依法律意旨作成判斷之際，獲得與外界對話與反思之機會，如此讓雙方相互交流、回饋想法的結果，將可期待最終能豐富法院判斷的視角與內涵。再者，國民經由參與而瞭解法院審判程序的實際樣貌，感受到審判的公正及妥適，國民表達的正當法律感情也能充分反映於法院的裁判中，將可期待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信賴。因此，在國民法官法施行後，依本法規定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由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係屬原則，只有於符合同法第6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時，才例外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從而對於是否符合該條例外規定之情形，自應嚴謹認定，否則國民參與審判制度將成為具文。　㈡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3、4、5款規定，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法院得依當事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情形，係指：一、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四、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經本院於準備程序聽取聲請人、辯護人及檢察官等之意見後，本院認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說明如下：　⒈本案被告所涉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罪嫌，此乃一般國民自身或周遭親友經常聽聞或可能經歷之無辜之災，且酒後駕車為近年交通事故發生之主因，影響國民身體、生命、財產至鉅，酒後不駕車之觀念，再三地經主管機關透過各種管道、傳播媒體、教育機構長期宣導、持續呼籲，為社會大眾所共知。而酒駕致死案件，尤為近年社會大眾高度關注之刑事重大犯罪，與一般國民生活息息相關，具有透過國民法官親自參與審判之過程，將國民良識與正當法律感情反映於裁判之公益價值。雖被告與被害者均為外籍人士，並不因之可認其遵法意識應為何種差別處理。　⒉而本案爭點之被告有無刑法第59條情輕法重酌減其刑、是否自首應予減刑、是否緩刑、外國人犯罪是否應予驅逐出境等規定之適用。然重大犯罪所定刑罰之輕重，常為社會大眾高度關注，涉犯此罪應如何論罪科刑，法院量刑是否適法妥適，有無縱放輕判而違反國民法感情，尤其應加入一般國民之意見，提供其多元思考、生活經驗與深入討論，透明裁判之過程，將正當法律感情充分反映於裁判中，豐富司法權判斷的視角與內涵，係牽涉公共利益而具有量刑意義之案件。至於被告及被害人均係因工作關係來臺，並無長久居住於臺灣之事實，且被告與被害者家屬已在泰國達成和解，被害者家屬受限移動能力及資力，不克來臺到庭陳述意見等情，此以現今視訊之科技技術並無置礙難行之處，難認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⒊再者，依本案之案件情節，與一般國民生活中於道路上往來，無論步行、駕車或乘車等日常參與交通經驗習習相關，藉由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可將其等之生活經驗、價值思考、法律感情，帶進法庭，除使司法審判更透明外，復可加深國民對於司法的理解與信賴，並且讓國民對於犯罪的發生與處理有更深刻之認識與充分之理解。雖被告與被害者家屬均為泰國籍，其言語使用並非本國之通用語言，需有通譯傳譯，以使被告審判被控刑事犯罪時，擁有最基本之保障，該通譯傳譯所增加之審判時間，並非符合「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之事由。本院經權衡國民法官制度之公益目的、被告之訴訟防禦權及被害者家屬之權益，難認本案有何其他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情形。　⒋又國民法官制度施行至今已將近2年，適用國民法官制度之刑事案件，常係涉及被害人死亡之重大刑事案件，其中酒駕致死案件，本身即具有相當之新聞焦點性及社會公益性，無論被告或被害者是否為外籍人士，不因之有無不同，是否適用國民法官審理程序有可能透過媒體報導，用以提醒、呼籲並教育酒後切勿駕車之正確觀念，自不能因被告或被害者均為外籍人士以此作為例外不適用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正當理由。且被害者家屬如未能入境臺灣到庭陳述意見，本院將視個案所需，依職權或聲請，採取適當之通訊設備，俾使被害者家屬意見之充分表達，並確保其法律上權益。　㈢因此，聲請意旨主張有前揭事由，及檢察官、被害者家屬等意見表示本案無反應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以彰顯國民參與審判價值之重要意義，認應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為適當等語，尚難憑採。聲請人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官吳永梁法官陳德池法官李淑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書記官黃國源

2024-11-05

CHDM-113-國審交訴-1-20241105-1

聲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聲請訴訟參與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566號聲請人李宜庭代理人林帥孝律師被告林宇捷選任辯護人簡旭成律師趙佑全律師陳家慶律師上列聲請人因被告殺人案件（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6號），聲請訴訟參與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准許聲請人李宜庭參與本案訴訟。　　理　由刑法第271條第1項犯罪之被害人得於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本案訴訟，前項各款犯罪之被害人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死亡或因其他不得已之事由而不能聲請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為之，刑事訴訟法第 455條之38第1項第2款、第2項定有明文；且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此規定於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亦有適用。本案檢察官就被告林宇捷於民國107年7月28日23時4分許殺害被害人林瑞逸之行為提起公訴，並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嫌，而屬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第1項第2款所定之罪，且聲請人李宜庭是本案被害人之配偶，符合前述聲請訴訟參與之適格要件。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本件聲請均表示沒有意見等語。本院斟酌本案情節、訴訟進行之程度及聲請人之利益，保障被害人參與訴訟之立法精神等情後，認為准許訴訟參與有助於達成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之目的。從而，聲請人聲請訴訟參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0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蘇揚旭　　　　　　　　　　　　　　　　　　　　　　　　　　　　法　官　施建榮　　　　　　　　　　　　　　　　　　　　　　　　　　　　法　官　林琮欽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薛力慈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2024-11-04

PCDM-113-聲-3566-20241104-1

國審重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殺人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7號公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士廉指定辯護人楊博任律師（法律扶助）許富雄律師（法律扶助）上列被告因殺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55 45號），及移送併辦（112年度偵字第55939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後，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　　主　　文黃士廉犯殺人罪，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扣案之火柴壹盒、汽油桶壹個、橘色水桶壹個、點火棒壹支，均沒收。　　犯罪事實一、黃士廉與杜尚謙原為朋友關係，黃士廉並曾介紹其胞弟黃宏順為杜尚謙提供紋身服務，嗣因黃士廉認杜尚謙就其胞弟是否已完成紋身服務之說詞與黃宏順不一致，疑有挑撥之嫌，遂與杜尚謙相約在臺中市○○區○○○路000號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外的路旁見面談判。黃士廉因而於民國112 年7 月24日下午4 時20分至同日下午4 時33分止，在雲林縣內陸續購得火柴1 盒、16公升汽油桶1個及98無鉛汽油共計11.9 公升，並自備橘色水桶1 個後，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往臺中，並於同日下午6 時31分許，抵達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外的路旁，待杜尚謙步行至上開地點，黃士廉即持已裝妥98無鉛汽油（約8.5 公升）朝杜尚謙身上潑灑，隨後兩人發生爭吵，過程中，黃士廉並曾以其右手掌摑杜尚謙之左臉頰。嗣於同日下午6 時34分許，黃士廉基於殺人及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點燃其先前購得的火柴朝杜尚謙所站立之地面丟擲，瞬間引燃地面與杜尚謙身上的汽油，造成杜尚謙受有全身大面積（大於95%）第二度到第三度燒灼傷，火勢並蔓延焚燒到停放在該處路旁而由黃嬿霖管領使用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並致該自用小客車之前塑質保險桿左側、左側大燈塑質燈罩低處、左前側葉子板金、左前側附近塑質擋泥板受燒燒熔、左前側葉子板金、引擎蓋內側面板金烤漆左側受煙燻黑、前橡膠輪胎受燒碳化，其引擎室內之零件遭燒燬，該小客車因遭火燒損壞情形嚴重，難以修復，致不堪使用，並足生危險於臺中市南屯區向心南路上往來民眾生命及財產安全。黃士廉引燃火勢後，旋即逃逸，因路過民眾報警處理，經消防人員緊急將杜尚謙送醫救治，杜尚謙仍於112年7月26日上午6時57分，因併發全身水腫、吸入性燒灼傷、橫紋肌溶解症及急性腎小管壞死而不治死亡。二、案經黃嬿霖、黃月菊（即杜尚謙之母）、杜宗憲（原名杜秉睿，即杜尚謙之胞弟）訴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一、訊據被告對於上揭犯罪事實，於本院審理期間坦承不諱（本院卷㈡第30頁、本院卷㈢第29頁），且經被告於偵查中就其案發當日如何與被害人即死者杜尚謙相約談判地點、駕車前往臺中前先在雲林購買汽油、火柴、汽油桶並自備裝汽油的水桶，以及抵達現場等候被害人出現潑灑汽油後發生口角爭執並進行縱火等過程之陳述明確（檢證1-⑴、1-⑵、1-⑶、1-⑸、 1-⑹、1-⑺），核與證人即被告友人高立洋（檢證2）、證人即路過並報案民眾陳湘妍（檢證5）、告訴人即車號000-000 0號自用小客車使用者黃嬿霖（檢證6）、被告胞弟黃宏順（檢證3）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112年7月25日偵查報告（檢證7）、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書（檢證9）、BMV-6533號車輛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檢證10-⑴）、中油加油站石榴站交易系統畫面翻拍照片（檢證11）、福懋石榴班加油站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檢證12）、超聯五金百貨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檢證13）、超聯五金百貨交易明細表（檢證14）、天天來商店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檢證15）、被告購買同款火柴照片（檢證16）、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車行紀錄（檢證17）、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大門監視截圖（檢證18）、向心南路道路監視畫面截圖（檢證19 ）、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向心南路道路監視器筆錄（檢證20）、路過車輛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截圖（檢證21）、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行車紀錄器筆錄（檢證22）、高立洋與被告通訊軟體對話截圖（檢證23）、被告傳送予高立洋之語音訊息譯文（檢證24）、向心南路905巷監視錄影畫面截圖（檢證25）、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檢證26-⑴）、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車行紀錄（檢證26-⑶）、證人黃宏順與證人高立洋之通話紀錄（檢證27）、現場及被害人就醫照片10張（檢證29）、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1份(內含刑案現場勘察報告書、鑑識小組所拍攝之刑案現場、證物、被害人傷勢、相驗照片共104張)（檢證30）、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1份（檔案編號E23G24S1;內含火災現場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火災出動觀察紀錄、火災證物鑑定報告、火災現場平面圖及物品配置圖、火災現場照片28張、向心南路道路監視器影像截圖6張）（檢證31）、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112年7月24日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執行處所：臺中市○○區○○○路000號前）（檢證32-⑴）、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112年7月25日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執行處所：雲林縣○○鄉○○村00號前自小客車AFJ-9851內，受執行人：高立洋）（檢證33-⑴）、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救護紀錄表（檢證34）、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12年7月26日診斷證明書、急診醫囑單、急診病歷及出院病摘要（檢證35）、被害人相驗照片與解剖照片（檢證36）、臺中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相字第1479號檢驗報告書（檢證37）、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2)醫鑑字第1121102146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檢證38）、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法醫學影像中心電腦斷層掃描報告（檢證39）、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9月18日11 2相字第1479號相驗屍體證明書（檢證40）、告訴人黃嬿霖國民身分證影本、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執照影本（檢證41-⑴）、匯豐汽車匯豐斗南廠鈑噴估價單（檢證 41-⑵）等資料附卷可稽，復有被告案發當日穿著的黑色上衣，以及被告所有而供本案犯罪或預備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火柴 1盒、汽油桶1個、橘色水桶1個、點火棒1支（參閱檢證33-⑵ 、檢證32-⑵）扣案可憑，足認被告前揭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國民法官法庭因而認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殺人與放火燒燬他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等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法律適用：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罪。　㈡被告以潑灑並點燃汽油之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殺人、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等二罪，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殺人罪處斷。　㈢被告之精神鑑定結果，認被告過往人格特質與傾向疑似「反社會人格違常」，於本案犯罪行為前已有預備購買欲於犯罪現場潑灑之汽油，且知悉汽油會因為點火柴著火，其後續使汽油著火並且認知到會傷及本案被害人或其餘不特定人，難以有證據顯示其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有欠缺或顯著減低；此外對於作為違法行為之控制能力尚且無證據顯示有欠缺或顯著減低（被告在本案犯罪行為既遂後，尚且擔憂被害人之受傷狀況會透過手機關心相關新聞報導，且目前有後悔當時作為之感受，有選擇作為與否之能力，明顯無控制能力受到反社會人格違常影響至欠缺或顯著減低之情狀），有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13年7月26日函檢附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在卷可參（檢證48即112國蒞13「科刑證據」卷第59頁），而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㈣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45年度台上字第1165號刑事判決參照）。又適用該條文酌量減輕其刑時，雖不排除審酌同法第57條各款所列之事由，惟其程度應達於客觀上足以引起同情，確可憫恕者，方屬相當（最高法院88 年度台上字第4171號刑事判決可參）。被告為本案犯行前，其與被害人間，並無任何怨隙，縱被告認被害人就紋身是否完成與其胞弟所述不符，亦屬生活瑣事與爭執，應無以放火手段攻擊被害人的必要，且從向心南路道路監視畫面截圖（ 112國蒞13「罪責證據」卷第164頁至第166頁、第170頁至第 190頁）及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112國蒞13「罪責證據」卷第167頁至第168頁、第191頁至第194頁），顯示被害人案發前並無任何挑釁或攻擊被告的刺激舉動，被告卻因些許的言語爭執，率而對被害人施以暴力攻擊，且手段又是必然造成人極為痛苦不堪的放火行為，進而導致被害人因火焚燒而死，死前又必須承受因火燒傷的極度痛苦，被告的犯罪手段為社會難容的殘暴手段，且放火行為可能產生之延燒現象，並非放火者所能控制，若非民眾及時報警處理，倘若任由事態繼續擴大，遭受波及的，可能非僅止於告訴人黃嬿霖管領使用的小客車，甚至可能波及往來該路段之其他民眾生命、身體、財產安全，而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國民法官法庭因而認被告並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三、量刑之理由：　㈠犯罪動機、目的：　⒈依被告所述（112國蒞13「罪責證據」卷第5頁、第9頁、第17 頁、第23頁、第40頁），其與被害人原為朋友關係，素無怨隙，亦無金錢往來糾紛，僅因被告曾介紹胞弟黃宏順為被害人提供紋身服務，被告就黃宏順是否已完成紋身服務乙事，詢問被害人與黃宏順結果，認被害人所述與黃宏順不一致，懷疑被害人意在挑撥其與黃宏順間的兄弟情感，因而與被害人相約在案發地點進行理論與談判，出發前並備妥火柴、汽油、點火棒等供放火的器具與物品，事後在案發地點一言不合，即引燃火勢。被告犯罪目的明顯與其犯罪手段不符比例。　⒉參照精神鑑定報告書有關「黃員（指被告）自幼家中經濟狀況不佳」、「從黃員國小開始案父母親之親屬職能功能不佳」、「案母表示黃員112年回雲林生活後，經濟狀況不穩定，曾嘗試做粗工，但因天氣炎熱身體無法適應，故沒有做很久，黃員母親表示黃員回到雲林與父母同住後投了很多履歷但多無下文，大部分時間多待在家中，需要零錢花用時會請案母協助。黃員晚上常會出門與朋友相聚，案母不甚了解黃員的交友狀況。案母認為黃員回雲林後因無工作，情緒憂鬱且脾氣暴躁易怒。黃員生氣時會開快車，握拳打自己或捶東西」之記載（112國蒞13「科刑證據」卷第46頁至第47頁），顯示被告因找工作經常碰壁，家中經濟狀況不佳，而生活倍感壓力，以致經常情緒不穩而易怒，精神鑑定報告亦認為「黃員過往之情緒起伏多與身處環境或相關外在社會與家庭壓力有關，並且影響其有睡眠障礙，黃員曾於身心科門診就醫拿取安眠藥物助眠；而澄清其過往人格特質與性格，較偏向疑似反社會人格障礙症（即反社會人格違常）」（同上卷第49頁）。精神鑑定報告並根據被告過往到目前之人格特質，認為被告至少符合下列持續症狀即⒈無法遵守社會規範或法律、⒉衝動，無法做長遠打算、⒊容易發脾氣、⒋魯莽（同上卷第49頁）。　⒊依前述精神鑑定報告的分析，被告具有社會人格違常的症狀，再參照被告於案發前，已因生活中找工作碰壁，日常生活承受相當的經濟壓力，以致情緒容易失控與暴躁易怒，被告因介紹胞弟黃宏順為被害人進行紋身服務，就是否已完成紋身服務乙事，被告因認胞弟與被害人所述並非一致，並懷疑被害人意在挑撥，進而引發其暴躁易怒情緒，因而在情緒失控下，與被害人相約談判，並因欠缺遵守社會規範之人格特質，事先預備放火的相關器具與材料，供談判不順時，對被害人進行攻擊，以宣洩其長期以來的壓力。又被告雖事先有準備放或器具與材料的行為，但卻選擇在人潮眾多且警局門前進行放火，不僅犯行極易暴露，且如巧遇警察人員返回警局，可能使其攻擊被害人的目的發生障礙或難以實現，凸顯被告事先雖有進行準備的工作，但欠缺縝密的犯罪計畫，犯罪手法堪認粗糙，而凸顯其魯莽、衝動且無法做長遠打算之人格違常特質。由此可見，本案係因被告長期的生活壓力，以及被告容易發脾氣、行事魯忙、衝動、且無法遵守社會規範或法律之人格違常特質，致發生本案被告因日常生活的小糾紛，卻採取極端的殺人手段，以宣洩、排解其鬱結已久的負面情緒與生活壓力。　㈡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依檢察官當庭播放案發現場的監視錄影影像與行車紀錄錄影影像（本院卷㈢第18頁），卷附向心南路道路監視畫面截圖（檢證19即112國蒞13「罪責證據」卷第164頁至第166頁）、路過車輛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截圖（檢證21即112國蒞13 「罪責證據」卷第167頁至第168頁）、檢察官勘驗向心南路道路監視器筆錄（檢證20即112國蒞13「罪責證據」卷第170 頁至第190頁）、檢察官勘驗行車紀錄器筆錄（檢證22即112 國蒞13「罪責證據」卷第191頁至第194頁），顯示案發當日是被告先行抵達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外等候被害人到場，而被害人朝被告方向步行前來，並無任何攻擊或挑釁的舉動，即遭被告持已裝汽油的水桶朝被害人潑灑，且在被告以火柴引燃地面上的汽油前，被告並曾出手掌摑被害人的臉頰，故依現存證據資料，並未發現告訴人有作出任何挑釁或刺激被告的舉動。再根據證人即路過民眾陳湘妍於接受消防局訪談時證稱：案發當日我開車要回家，行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前停等紅燈號誌時，看見對面道路旁有兩名男子站在白色車子旁講話，聲音很大聲，但聽不清楚在說什麼，突然從左側後照鏡發現白色車子左前方有橘色火焰，一名男子全身著火大叫後倒在路旁等語（檢證5即112國蒞13「罪責證據」卷第137頁），顯示被告與被害人於案發當日，至多僅有言語上的衝突，並不存有被告所辯擔心遭受被害人或被害人同夥埋伏，而需先下手為強的情形，亦不存有任何來自被害人不當刺激、侮辱或挑釁，而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考量。　㈢犯罪之手段：　　放火將被害人焚燒致死，被害人遭火吞噬過程，將承受莫大的身體與精神痛苦，縱事後將火撲滅，被害人亦會因身體大面積燒燙傷或燒灼傷所承受的身體與精神痛苦，亦非常人所能忍受，故放火殺人為社會難容的犯罪兇殘手段。且本案放火地點，為人車往來頻繁的路段，在案發地點放火，不僅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無法彌補的損害，並造成與被告、被害人素不相識而由告訴人黃嬿霖管領的車輛遭焚燬至不堪使用，更有致往來該路段之其他不特定民眾的生命、身體、財產遭火波及而生損害的危險，足認被告本案犯罪手段兇殘而極具危險性。　㈣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依被告之陳述與精神鑑定報告書的記載（本院卷㈣第59頁至第65頁、112國蒞13「科刑證據」卷第47頁至第58頁），被告的雙親在其年幼時，有賭博與向地下錢莊借錢之不良習慣，導致被告自幼家中經濟狀況不佳，被告雙親之親屬職能功能不佳，被告父親並有酗酒的惡習，被告雙親在其國中時期離婚，但仍保持聯絡，近年因被告父親身體狀況不佳，被告母親將其父親接回照料。目前被告父親因食道癌，經常住院，被告母親則從事餐飲業維持家計。被告與父親的關係較為疏離，與母親關係較為親密，被告從國中開始學習修車（無薪水），國三開始到維修車廠打工，被告就讀高職時，結交販毒之友人，因而染上施用愷他命的惡習，並曾因涉犯販賣第三級毒品遭判處緩刑期滿，而被告該次遭警查獲後即未再從事販毒行為，被告於112年返回雲林後，即較無心思於施用毒品上。另被告曾因在國有財產土地上耕種而涉犯竊佔案件，經檢察官緩起訴處分。被告高職畢業後，考取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的夜間部，但就讀2至3天即休學，被告並曾考取汽修丙級執照，但因被告認汽車均已更換為電腦系統，自認跟不上時代，而放棄修車，轉行至洗車業，接著陸續做過鐵工、採收筍子、博奕仲介，最後一次較穩定的工作是在臺中當司機，持續時間約2年，被告於112年返回雲林後，即處於待業狀態，經濟狀況不穩定，大部分時間多待在家中，情緒憂鬱且脾氣易怒。被告與二弟曾因金錢問題發生爭執，被告並曾因而砸毀其二弟的車，被告與么弟的關係尚可，被告么弟目前在台北開店營生，較少參與家中事務，且不喜歡被告複雜的交友狀況，而與被告較少互動與聯絡。由上所述，可知被告除與母親的關係較親密外，家庭其餘成員與其關係均屬較為疏離，家庭支持系統非佳，而被告因謀職不順，經濟生活壓力較大，且交友較為複雜。　㈤犯罪行為人之品性：　　被告未曾因犯罪經法院判刑並執行之紀錄，此有被告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1份在卷可憑（檢證46即112國蒞13「科刑證據」卷第34頁至第37頁）。另依精神鑑定報告書的記載（11 2國蒞13「科刑證據」卷第48頁），被告過往有社交性飲酒，但未因此有生理性疾病，或心理與精神受損，被告飲酒尚未達到規則性與慣常性飲酒，而未對其家庭與社會功能造成影響。被告居住臺中期間，因受友人影響，曾一個月花費新臺幣5000元於施用愷他命，然於112年返回雲林後，較無心思於施用毒品上，亦無因毒品而有生理上或心理上之異常或影響。綜上，被告並無前科紀錄，且雖曾有飲酒、施用毒品之不良行為，但案發前已無施用毒品行為，且飲酒亦未達濫用或酗酒而影響其生活功能程度，堪認被告平日素行尚可。　㈥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被告與被害人為朋友關係，此經被告供承在卷（檢證1-⑷即1 12國蒞13「罪責證據」卷40頁），核與證人高立洋證稱：就我所知，被告與杜尚謙就是一般朋友關係等語（檢證2-⑷即1 12國蒞13「罪責證據」卷40頁）、證人黃宏順證稱：被告與杜尚謙應該是好朋友等語（檢證3-⑵即112國蒞13「罪責證據」卷90頁）、證人即杜尚謙前妻廖依培證稱：我不知道被告的本名，只知道他綽號叫「黑豬」，跟杜尚謙是朋友關係等語（檢證44即112國蒞13「科刑證據」卷31頁），且被告與被害人間並無任何金錢糾紛，僅因被告介紹其胞弟黃宏順為被害人進行紋身服務，就是否已完成紋身服務，被告認被害人所述與其胞弟不符，懷疑被害人刻意挑撥而與被害人相約談判進而發生本案。　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被告放火殺死被害人，除造成被害人生命遭剝奪之無法彌補損害外，參酌被害人胞姐、參與人代理人、告訴代理人就本案科刑意見所為之陳述（本院卷㈣第69頁至第74頁），顯示被害人與其母親、胞姐、胞弟感情濃厚，被害人前述親人均難以割捨與被害人間的情感，並因被害人突然離世而蒙受心理與精神上莫大折磨，堪認被告犯罪所生危害重大。且被告的犯罪行為，不僅剝奪被害人可貴的生命，同時併造成與被害人、被告間糾紛，毫無關係的告訴人黃嬿霖管領使用的車輛，因被告放火行為而毀損，另需耗費時間、金錢尋覓並採購適當交通工具而受有財產上損害。又被告係在人車眾多，且警察局門口前實施放火行為，不僅有波及其他往來該路段之民眾的危險，更嚴重戕害社會治安與社會安寧秩序，益證被告犯罪所生損害重大。　　㈧犯罪後之態度：　　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就犯罪構成要件的客觀事實，均已坦承，僅否認有殺人的犯意，而於本院審理期間坦承所有犯行，節約有限的司法資源，然事後並無任何彌補犯罪所生損害的舉措，而未與被害人家屬或告訴人黃嬿霖成立和解、調解或賠償之犯後態度。　㈨其他量刑所參酌之情狀：　　　依據精神鑑定報告書（112國蒞13「科刑證據」卷第63頁、　　第103頁至第104頁）與證人兼鑑定人洪崇傑醫師到庭證述內容（本院卷㈣第41頁至第43頁），根據「暴力歷史、臨床、風險評估量表」（HCR-20）進行評估結果，被告得分為25分，屬「中度風險暴力再犯族群」。再根據被告家庭狀況、生活狀況、品行、人格特質、智識程度等靜待與動態因子進行綜合分析，推估被告未來之「暴力型」犯罪之再犯可能性為「中度」，而與前述量表結果相符。被告案發前雖有施用毒品與社交性飲酒之不良習慣，然未造成其社會功能減損，因而平日素行尚可，但被告因人格違常而暴躁易怒、魯莽、無法遵守社會規範、無法深思熟慮，因日常遭遇些許挫折或不滿，均可能引發諸如本案採取激烈手段的反應舉動，危害社會治安，自宜於量刑時予以審酌。　㈩經國民法官法庭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上開事由等一切情狀後，並考量檢察官之求刑意見，以及辯護人、被告、參與人即告訴人杜宗憲、參與人代理人、告訴代理人、被害人胞姐杜依璇就科刑範圍所表示的意見後，量處被告無期徒刑，並依刑法第37條第1項規定宣告褫奪公權終身。四、關於沒收之說明　㈡扣案之火柴1盒、汽油桶1個、橘色水桶1個、點火棒1支，均為被告所有，且供或預備供犯本案殺人、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犯行所用，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承在卷（本院卷㈡第32頁），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國民法官法第86 條、第87條、第8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永政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張凱傑、林岳賢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國民法庭審判長法　官　高增泓　　　　　　　　　　　　　　　　　　　法　官　許月馨　　　　　　　　　　　　　　　　　　　　　　　　　　法　官　呂超群　　　　　　本件經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聖心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271條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175條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2024-11-04

TCDM-112-國審重訴-7-20241104-3

國審重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家暴殺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3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吳文生選任辯護人林永祥律師(法扶律師) 謝允正律師(法扶律師) 楊紹翊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吳寶蓮年籍住所資料詳卷代理人黃俊華律師詹雅婷律師李宗暘律師上列被告因家暴殺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 0575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後，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　　主　文甲○○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殺人罪，處有期徒刑捌年，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貳年。　　事　實一、甲○○為張美雲之子，2人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甲○○基於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之犯意，於民國 112年6月26日上午9時3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住家1樓張美雲房門前，徒手以右手前臂橫過張美雲脖頸，並以左手拉住張美雲左手，以向張美雲頸部施壓之勒頸方式，致張美雲因頸部受外力壓迫而窒息死亡。嗣經甲○○於同日下午4時30分許，撥打電話向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大竹派出所員警報案並自首接受裁判，始悉上情。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本案下列所採證據（如附表所示），均經合議庭裁定有證據能力且有調查必要性，並經合法調查，先予說明。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且有附表編號2至6所示之證據可資佐證，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是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罪名：　⒈被告行為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固於112年12月6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0月0日生效。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原規定：「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一、配偶或前配偶。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修正後同條則增列第5款至第7款：「五、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血親之配偶。六、現為或曾為配偶之四親等以內血親。七、現為或曾為配偶之四親等以內血親之配偶」。本案被告為被害人張美雲之子，是其等不論依修正前、後之規定，均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之家庭成員關係，自無行為可罰性範圍或法律效果之變更，而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被告對被害人所為本案犯行，亦該當於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該法並無罰則規定，仍應依刑法之規定論處。　⒉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2條、第271條第1項之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殺人罪。　㈡刑之加重、減輕：　⒈被告殺害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應依刑法第272條規定，除其中法定本刑死刑、無期徒刑依法不得加重外，就有期徒刑部分加重其刑。　⒉本案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⑴本案經依被告及辯護人之聲請，就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況送鑑定之結果略以：被告之憂鬱症狀持續超過2周以上，憂鬱症狀亦有5項以上（幾乎每天大部分時間感到情緒低落、幾乎每天大部分時間對所有或幾乎所有活動失去興趣或快感、幾乎每天失眠或過度睡眠、幾乎每天精神運動性激躁或遲滯、幾乎每天疲倦或精力不足、反覆出現死亡的想法，反覆有自殺的想法或曾有自殺企圖或具體之自殺計畫等），並已造成顯著痛苦；且被告無使用菸、酒、非法藥物，其生理疾病無法解釋憂鬱成因，過往到鑑定當日也否認有精神症狀，如命令式聽幻覺或被控制妄想，且無思考流程障礙、無躁症或輕躁症，故被告符合重鬱症診斷標準。被告雖知悉殺人係屬錯誤，亦有刑責，然其行為時有明顯憂鬱症狀，特別是有顯著無助、無望感；被告心理衡鑑顯示其屬邊緣智能，與其過往表現相比，能力有顯著退化，蒐集及獲得資源能力欠佳，問題解決之能力有限。故被告行為時受憂鬱症狀（無助、無望感、自殺意念等）及功能退化（邊緣智能）影響，致其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但未達不能之程度等情，有附表編號8所示之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精神鑑定報告書附卷可參，並經鑑定人丙○○醫師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　⑵國民法官法庭審酌上開證據，並斟酌鑑定人丙○○醫師到庭證稱其為精神專科醫生，承辦過破百件之司法精神鑑定案件等語，則其依專業知識，參酌本案卷內相關證據資料及被告之個人生活史，輔以身體檢查、心理衡鑑、精神鑑定紀錄等各項資料，予以通盤考量及檢視後，以客觀評估標準診斷後所得之結論，其鑑定結果自屬可採。況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對於上開鑑定結果亦均不爭執，堪認被告本案行為時因受憂鬱症影響，致其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⒊本案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本案係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大竹派出所員警於112年6 月28日下午4時30分許，接獲被告來電告知其殺了母親且要自首乙節，有附表編號22所示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蘆竹分局1 12年6月26日刑案呈報單、員警職務報告、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稽；證人即被告鄰居鍾明灶亦於警詢、偵查中證述：被告來和伊說被害人死掉，是被他勒斃，伊就找派出所的電話給被告，叫他自首，被告就報案自首等語。堪認被告係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尚未發覺本案犯罪前，即主動打電話向派出所員警自首而接受裁判，此部分復為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足徵被告所為合於自首規定。又綜觀卷內各項事證，國民法官法庭認被告上開自首行為有助於本案犯罪事實之發現，亦有節省司法資源，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⒋本案有上開刑之加重、2種減輕事由，依刑法第71條第1項、第70條規定，先加後遞減之。　⒌本案不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　　被告及辯護意旨雖認本案有情輕法重之情事，請求再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等語，然而：　⑴按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為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應先依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952號裁判意旨同此見解）。　⑵被告本案所涉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殺人罪，固屬法定本刑1 0年1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然業經以刑法第19條第2項、同法第62條前段減刑遞減其刑，最低刑度已大幅下降；並考量被害人當時雖疾病纏身，然依卷內事證，可知被害人仍具相當之自理及行動能力，相較於完全失去自理或行動能力之病患，對被告產生之負擔相對較輕；兼衡被告自述其與被害人關係疏離，此係因小時遭被害人以藤條打人之方式教育，以及照護被害人期間，受不了被害人持續發出「嗯嗯」聲音、常於住處走動等情所致，然上開被告與被害人互動之狀況與一般人相較，並無特別可憫恕之處，是國民法官法庭綜上各情，認無科以減刑後之最輕刑度（有期徒刑2年7月）猶嫌過重之情形，故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㈢量刑：　⒈國民法官法庭審酌刑法第57條所規定之各種情狀，基於下列理由為量刑：　⑴犯罪之動機、目的、所受之刺激及所生損害　　被告於106年間離職，其後即承擔照顧被害人之責任，雖其離職原因與被害人無關，然之後確實全職並付出相當心力照料被害人起居、陪同被害人就醫，嗣因長期照顧被害人，以及受被害人因病所產生之「嗯嗯」聲音影響，對其產生相當之精神壓力，導致自身罹患重鬱症。案發當日被告再度聽聞被害人發出「嗯嗯」之聲音，令其難以忍受，加以被害人有表達因病難受之言語，致其控制不住而為本案行為，惟考量上開情狀並非強烈之刺激，且其知悉被害人並無因病尋死之意念，仍為求自身解脫，無視被害人意願，選擇剝奪被害人之生命權，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結果，致生無法回復之損害。　⑵犯罪之手段　　被告以徒手勒頸之方式殺害被害人，其所採取之手段雖未使用刀械等兇器，然仍使被害人於有意識且痛苦之狀態下死亡，難以作為減輕之因子。　⑶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被告有存款、投資及利息等收入，經濟狀況無虞；其與被害人之關係較為疏離，然仍全職照護被害人數年，惟因與其餘家人缺乏互動，其等提供之支援尚屬有限，導致自身罹患重鬱症。　⑷犯罪行為人之品行、智識程度　　被告為大學畢業，求學期間無出現偏差行為，本案行為前亦無任何前科，雖於本案犯行前有對被害人辱罵、施暴之舉動，然此係基於照護被害人產生之憂鬱症所致，應與本案殺害被害人之行為一同認定，而不另為對被告不利之評價。　⑸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被害人為被告之母親，然此部分已依刑法第272條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殺人罪之規定加重其刑，不予重複評價。　⑹犯罪後之態度　　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　⒉國民法官法庭綜合考量被告上開情狀，復參酌被害人家屬即訴訟參與人乙○○請求從輕量刑之意見，以及量刑前社會調查鑑定報告書認被告有中高度之矯正教化可能、高度再社會化之合理期待，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㈣被告雖經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然國民法官法庭考量本案發生之原因及情節，認其犯罪之性質與公職無關，認無禠奪公權之必要，故不予宣告褫奪公權。　　　四、保安處分部分：　㈠按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刑法第87條第2項定有明文。　㈡國民法官法庭參佐鑑定人丙○○醫師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詞、精神鑑定報告及量刑前社會調查鑑定報告書，審酌重鬱症若未經妥善治療，有高度復發之可能，且被告已出現憂鬱症狀數年，卻僅至精神科就診2次，又未規則服藥，病識感及服藥順從性差，被告服刑期滿後將一人獨居，家庭支援亦屬有限，其情狀足認有再犯之虞，故認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2年，期能於專責醫院或其他醫療機構內，接受完整治療以協助穩定精神症狀，以避免因被告之疾病而對其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以收治本之效。　㈢被告於施以監護期間，若經醫療院所評估精神病症已有改善，無繼續執行之必要，得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1 項、刑法第87條第3項但書之規定，聲請法院免其監護處分之執行，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87條、第88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丁○○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亞蓓、李昭慶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國民法官法庭審判長法　官　黃柏嘉　　　　　　　　　　　　　　　　　　法　官　張明宏　　　　　　　　　　　　　　　　　　法　官　陳韋如　　　　　　　　　本件經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貞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72條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前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附表：編號證據名稱 1 被告甲○○供述 ⑴112年6月26日調查筆錄 ⑵112年6月27日調查筆錄 ⑶112年6月27日偵訊筆錄 ⑷112年6月27日羈押庭訊問筆錄 ⑸112年8月14日偵訊筆錄 2 證人吳文曲證述 ⑴112年6月27日偵訊筆錄 ⑵112年6月29日偵訊筆錄 3 證人吳寶蓮證述 ⑴112年6月26日調查筆錄 ⑵112年6月27日偵訊筆錄 ⑶112年8月2日偵訊筆錄 4 證人鍾明灶證述 ⑴112年6月26日調查筆錄 ⑵112年7月27日偵訊筆錄 5 ⑴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2)醫鑑字第1121101787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 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年8月2日相驗屍體證明書 6 ⑴112年6月27日勘驗筆錄暨現場照片、行兇模擬照片 ⑵桃園市政府警察局112年8月15日桃警鑑字第1120096326號函發現場勘察報告（含勘察報告第1至9頁文字內容、刑案現場圖2張、照片1、2、8至10、13、18、33至34 、37 至46 、49 至50 、55 至 56、73至75） 7 被告就醫紀錄、住院紀錄、病歷資料 8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精神鑑定報告書 9 證人蔡宗霖證述㈠112年7月3日查訪記錄㈡112年7月13日偵訊筆錄 10 證人徐麗蓉證述㈠112年6月28日查訪記錄㈡112年7月13日偵訊筆錄 11 證人羅學彬證述㈠112年6月29日查訪記錄㈡112年7月13日偵訊筆錄 12 證人陳子璇證述 112年7月13日偵訊筆錄 13 證人邱韻宸證述 112年7月13日偵訊筆錄 14 被告個人戶籍資料、己身一親等資料 15 被繼承人吳貞雄（被告之父、被害人之配偶）遺產稅免稅證明書 16 ㈠被告107年至111年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㈡被告105年至106年各類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㈢被告之高額壽險資訊連結作業㈣被害人107年至111年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 17 ㈠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長期照護科提供之被害人長照服務相關資料： ⒈個案張美雲長照服務相關紀錄 ⒉照顧管理評估量表與照顧計畫 ⒊自殺防治通報單 ⒋心理健康科自殺意念個案甲○○評估紀錄㈡社團法人台灣健康整合服務協會之異常事件紀錄表、桃園市蘆竹區長期照顧服務評估結果、證人蔡宗霖與被告之通訊軟體對話紀錄翻拍畫面暨文字檔㈢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士林靈糧堂社會福利協會附設桃園市私立蘆竹興仁社區長照機構之個案紀錄表、服務契約書、與被告之通訊軟體對話紀錄文字檔㈣桃園市私立高強居家長照機構之開案表、督導訪視紀錄表單、居家服務工作紀錄表暨確認表、居家服務契約書、與被告之通訊軟體對話紀錄翻拍畫面 18 ㈠桃園市政府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2年7月4日保護個案張美雲摘要報告㈡112年5月2日成人保護案件通報表 19 被害人傷勢照片3張（112年度偵字第30575卷一第209至213頁） 20 量刑前社會調查鑑定報告書 21 被告之全國刑案資料查註表 22 ㈠桃園市政府警察局蘆竹分局112年6月26日刑案呈報單㈡自首情形紀錄表㈢員警112年6月28日職務報告

2024-11-01

TYDM-112-國審重訴-3-20241101-2

國審上重訴

臺灣高等法院

殺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上重訴字第4號上訴人即被告高庭榮選任辯護人許立騰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殺人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36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國民法官法第 91條定有明文。而國民參與審判之目的，在於納入國民多元豐富的生活經驗及價值觀點，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並提高判決正確性及司法公信力。是第二審法院於審理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判決，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與原審為不同之認定，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0條亦有明文。此外，第二審若未調查新證據，亦未重新認定事實，而係本於事後審制之精神，就原判決所適用之法令有無違誤進行審查時，當無記載事實欄之必要，核先敘明。二、本件經第一審國民法官法庭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即被告( 下稱被告)高庭榮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於民國112年3月21 日凌晨1時30分許，至廖鈞敏於臺北市內湖區住處時，與潘睿群因故發生口角爭吵，復因情感糾葛而對潘睿群甚為不滿，當日又遭潘睿群劃傷耳際，復見潘睿群欲強奪廖鈞敏手機之舉，遂氣憤難平，竟基於不確定殺人故意，以折疊刀對潘睿群砍殺至少3刀，並於其防擋時仍持刀繼續揮砍，致潘睿群失血過多而停止呼吸心跳，經送醫急救後死亡之犯行明確，論以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並處無期徒刑，且說明褫奪公權終身及扣案之折疊刀壹把沒收等節，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論罪之理由。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審事實認定部分)：　㈠被告與潘睿群確實發生激烈推擠，而被告與潘睿群激烈推擠時，雙方身體晃動幅度都很大，無法精確挑選攻擊部位；又被吿若要砍死潘睿群，理應選擇從潘睿群後方偷襲，用刀子從潘睿群後方切開頸動脈，這樣殺死潘睿群就變得容易很多。原判決未於判決理由中說明被告若有殺害潘睿群之意欲，何必對潘睿群施以救護或向友人尋求幫助，且被告通話當下十分慌張。原判決未就前開有利被告之證據敘明不採納之理由。　㈡原判決以「被告持刀揮砍潘睿群後，雖未再繼續攻擊潘睿群，且未阻止他人救護，復有撥打119電話之行為，…然不足以否定其於行為當時係基於殺人之不確定故意」，似是認為被告犯罪行為後之所為均不足以認定被告主觀上有無殺人之故意，然而原判決卻又以被告於砍擊潘睿群後於警詢中自承「我以為潘睿群會死掉，所以我就跟廖鈞敏講說，如果有警察問，就講說潘睿群自刎這樣子」之行為，認定被告主觀上具有殺人之故意，原判決顯然具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　㈢潘睿群雖然因為去搶廖鈞敏手機而被被告甩開，卻未停止侵害行為，潘睿群仍與被告爆發激烈推擠，且激烈推擠當下潘睿群手上確實持刀。原判決竟認定被告行為時侵害已經結束，又未敘明廖鈞敏所述：「激烈推擠2、3秒，推擠2、3秒後我就看到地上都是血」之證詞為何不可採，本案發生激烈推擠不過1、2秒間，被告自無餘裕去注意潘睿群究竟是哪隻手持刀，亦符合常情；原審亦未就被告辯詞未記明取捨之原因為何，竟以「被告於潘睿群已舉起左手防擋之際，仍持刀繼續揮砍攻擊」為由認定被告主觀上非出於防衛之意思，顯然倒果為因云云。　　　　四、原審之事實認定並無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㈠就認定殺人事實部分：　　本件原判決已說明：「國民法官法庭綜合被告於警詢、偵訊、偵查中聲請羈押調查庭、移審羈押調查庭、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供述、證人廖鈞敏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潘睿群之三軍總醫院病歷資料、潘睿群之相驗、檢驗、解剖鑑定資料、鑑定證人即法醫師許倬憲於審理中之證述、廖鈞敏及被告手機內相關對話訊息資料，復於審理時觀看及聽聞檢察官當庭播放本案相關之報案錄音及員警密錄器影片畫面，並當庭檢視扣案之折疊刀後，認為被告所持以揮砍潘睿群頭、頸部等身體脆弱要害部位之折疊刀，為金屬材質製成，刀刃尖銳鋒利，其刀刃長約9.5公分、刀柄長13.3公分、全長約24公分、刀面最寬處2.5公分，被告持該折疊刀猛力揮砍潘睿群之頸部及頭部多次，並於潘睿群已舉起左手防擋之際，仍持刀繼續揮砍，最終造成潘睿群頭部2處、頸部2處、左外側胸部1處、左上肢5處等多處撕裂傷，而潘睿群到醫院急救前已無呼吸、無心跳、瞳孔全放大無反射、身上多處銳器深度割傷及撕裂傷、砍斷左耳、左側頸部血管斷裂，最嚴重處割傷左側外頸靜脈，造成大量出血，雖送醫急救，仍因缺氧缺血性腦病變併發肺炎而死亡，可見被告持刀揮砍潘睿群，不僅將潘睿群之左耳砍斷，更以刀刃長9.5公分之折疊刀斜向砍入潘睿群之左頸部達到7公分之深度，造成深度撕裂傷併血管損傷、大量出血，足認被告下手力道猛烈。而頭、頸部乃屬人體脆弱之要害部位，倘持刀予以砍擊，極易損及腦部及血管，或因此失血過多而導致死亡之結果，足徵其主觀上對於自己之行為將可能造成潘睿群死亡之結果，已有所預見，竟仍持扣案折疊刀砍擊潘睿群之頭、頸部等身體脆弱要害部位，可知其已置是否造成潘睿群發生死亡之結果而不論，…… ，再考量被告與潘睿群之間關係、先前衝突怨隙，經評議投票結果，最終認定被告主觀上具有縱使潘睿群因其砍擊而死亡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殺人不確定故意」等情。　㈡就認定無正當防衛(含無防衛過當)部分：　　本件原判決亦說明：「國民法官法庭綜合證人廖鈞敏於警詢及偵訊中所述、112年3月21日警方密錄器影像、廖鈞敏事後傳送給朋友之訊息內容、員警於112年3月22日針對被告右耳際遭輕微刮傷及其他身體部位所拍攝照片、被告於警詢、偵訊、羈押調查庭中所述，認定被告於取出並開始持扣案折疊刀揮砍潘睿群之前，潘睿群劃傷被告耳際、搶奪廖鈞敏手機及拉扯等行為均已過去。……依員警於112年3月22日針對被告右耳際遭輕微刮傷及其他身體部位所拍攝照片，未見被告除先前右耳際遭輕微刮傷外有何其他受傷之情形，認定其行為時客觀上並無存在任何現在不法之侵害，被告自不得主張防衛權。……依潘睿群之三軍總醫院病歷資料、潘睿群之相驗、檢驗、解剖鑑定資料、鑑定證人即法醫師許倬憲於審理中之證述，可知潘睿群傷勢非常嚴重，其左上肢多處銳器傷係為了防禦而造成，可見被告於潘睿群已舉起左手防擋之際，仍持刀繼續揮砍攻擊，國民法官法庭經評議投票結果，認定被告於行為之際，其主觀上亦非出於防衛之意思所為。因刑法第23條但書規定適用前提必須為被告行為時客觀上存在現在不法之侵害，且其主觀上係出於防衛之意思而為，但因被告於行為時客觀上已無存在任何現在不法之侵害，且被告主觀上並非出於防衛之意思，故本院國民法官法庭並未討論及評議投票決定被告是否有刑法第23條但書防衛過當規定之適用」等情。　㈢經核原判決所為上開關於殺人事實及無正當防衛(及無防衛過當)事實之論斷，與卷內事證相符，亦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五、對被告及其辯護人辯解及上訴理由不採之說明：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固辯稱：伊沒有殺潘睿群之意思，因當時情況係一瞬間，無法確認會攻擊何處，於此情況，伊無法作何特別反應，否則是不是變成伊被攻擊而死亡云云(見本院卷第97、166頁)。其辯護人則為其辯稱：原審量刑不當，被告並無時間進入室內洗手，並請參酌刑事上訴狀及補充上訴狀云云(見本院卷第168至169頁)，而以前揭上訴理由資為辯解。惟查：　㈠按「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第1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不論為「明知」或「預見」，行為人皆在主觀上有所認識，只是基於此項認識進而係「使其發生」或「容任其發生」之強弱程度有別。前者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後者為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均屬故意實行犯罪行為之範疇（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48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倘行為人主觀上已認識其行為會導致潘睿群發生死亡結果之可能，而基於縱令潘睿群發生死亡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故意，仍合致於殺人罪之主觀構成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0號判決意旨可參）。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固辯稱：伊沒有殺潘睿群之意思，因當時情況係一瞬間，無法確認會攻擊何處云云，然依原審認定之事實可知，潘睿群頭部2處、頸部2處、左外側胸部1處、左上肢5處等多處撕裂傷，而潘睿群到醫院急救前已無呼吸、無心跳、瞳孔全放大無反射、身上多處銳器深度割傷及撕裂傷、砍斷左耳、左側頸部血管斷裂，最嚴重處割傷左側外頸靜脈，造成大量出血，係因缺氧缺血性腦病變併發肺炎而死亡，已足認被告主觀上對於其行為將可能造成潘睿群死亡之結果，已有所預見而容認此一死亡結果發生，當足認其具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被告顯非處於無法辨別會攻擊潘睿群身體何處之情況，亦無「無法作何特別反應」之事實存在。是被告上揭辯解，顯與原審依證據認定之事實不符，所辯自無足採。至被告上訴意旨所指：「被吿若要砍死潘睿群，理應選擇從潘睿群後方偷襲，用刀子從潘睿群後方切開頸動脈，這樣殺死潘睿群就變得容易很多」云云，此情係屬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之直接故意，與原審所認定不確定殺人故意之情況顯屬不同，此亦為原審以被告上開所為，認其主觀上具有不確定殺人故意而非直接故意之理由。是被告以此反推其無殺人之不確定故意云云，容非值採。又被告上訴意旨另以其有對潘睿群施以救護或向友人尋求幫助，且被告通話當下十分慌張云云，主張其未具有殺人之意思云云。然查，原審業已依證據認定：「被告案發後雖有撥打119電話，……在撥打之119電話內僅清楚陳述『有人自殘』大量失血，復向警訛稱潘睿群係自殘、抹黑其為恐怖情人，在在可見被告案發後僅有設法脫身之心思」等情，顯見其係假藉「潘睿群自殘」之理由，形式上以救護之名，行意欲脫免其刑事責任之實質，此情已據原審於判決理由中認定被告客觀上顯無救護之真摰性，甚為灼然。是以，此部分自難以被告之前揭辯解，無視原審職業法官及國民法官依本案證據認定事實之結果，進而遽以推翻原審認定被告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等情。㈡被告上訴意旨另以：原判決認為被告犯罪行為後之所為均不足以認定被告主觀上有無殺人之故意，然而原判決卻又以被告於砍擊潘睿群後於警詢中自承「我以為潘睿群會死掉，所以我就跟廖鈞敏講說，如果有警察問，就講說潘睿群自刎這樣子」之行為，認定被告主觀上具有殺人之故意，其論理標準反覆不一云云。然查，原審於判決所認定：「被告持刀揮砍潘睿群後，雖未再繼續攻擊潘睿群，且未阻止他人救護，復有撥打119電話之行為，雖可認被告事後未再採取連(接) 續砍殺潘睿群或其他進一步攻擊潘睿群之行為」乙節，其意顯係指被告於實行殺人行為後之舉措，客觀上足以顯現出被告對於潘睿群遭砍殺後，被告主觀上毫不在意、冷血而僅思及如何脫免其殺人罪嫌，而向警方說謊「潘睿群自殘」等情，原審因而認被告所為上開「未繼續攻擊潘睿群、未阻止他人救護」之消極行為，並無礙於認定其於行為時，主觀上具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之狀態；至於被告撥打119電話之「積極行為」，竟是向警方陳述：「有人自殘」大量失血，向警訛稱潘睿群係自殘、為恐怖情人等節，顯然毫無真摰救助潘睿群之意，此情已據本院說明如前。至於原審判決引用被告警詢中供稱：「我以為潘睿群會死掉……」乙情，則是用以認定被告主觀上對於潘睿群死亡之結果，具有預見而容認其發生之不確定故意之狀態，上情俱合乎證據推演事實之合理性，亦不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難謂原審判決為上開論述，有何判決理由矛盾或不一致之情。是被告上訴意旨猶執陳詞置辯，委無可採。　㈢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係使國民法官得以眼見耳聞的方式，瞭解當事人、辯護人主張及證據之內容，據以形成心證。而為實現充實之第一審審判活動，並確保於評議階段能就案件之重要爭點進行充分之意見陳述及討論，國民法官法對於審判及評議程序已明定相關特別規定，為使法官有更多時間及精力，專注於法庭活動及與國民法官之討論及評議，該法第88條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有關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得僅記載證據名稱及對重要爭點之理由，亦明定得適度簡化判決書記載之內容(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73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上訴意旨另以：原判決未敘明證人廖鈞敏上開證詞為何不可採，被告自無餘裕去注意潘睿群究竟是哪隻手持刀，原判決竟認定被告主觀上非出於防衛之意思，倒果為因云云。然查，原審判決依潘睿群之三軍總醫院病歷資料、潘睿群之相驗、檢驗、解剖鑑定資料、鑑定證人即法醫師許倬憲於原審審理中之證述，可知潘睿群傷勢非常嚴重，其左上肢多處銳器傷係為了防禦而造成，可見被告於潘睿群已舉起左手防擋之際，仍持刀繼續揮砍攻擊等節，係就潘睿群左上肢多處銳器傷之客觀結果，認被告於潘睿群已舉起左手防擋之際，仍持刀繼續揮砍攻擊潘睿群，該左上肢始會出現多處銳器傷害之狀態，故原審就此一事實之認定，並無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難謂於法有違。而證人廖鈞敏所述「激烈推擠2、3秒，推擠2、3秒後我就看到地上都是血」之證詞，形式上觀之，係描述證人主觀上對於案發時見到流血狀態之「時間認知」，客觀上並非意指本案之殺人行為自始至終僅發生2、3秒即結束，以致於被告絲毫無法於瞬間判斷潘睿群之行止。是以，證人此一證述本即未與原審所認定之事實有所牴觸，被告上訴意旨徒執原審就證人上開證述何以「不可採」而有判決不備理由云云，顯無足採。至於原審於判決理由內亦已說明經國民法官法庭經評議投票結果，認定被告於行為之際，其主觀上亦非出於防衛之意思，故被告並不構成正當防衛(含不構成防衛過當)之情事，已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原審辯解「正當防衛」(含防衛過當)等主張有所回應，揆諸國民法官法之立法意旨，既係確保第一審審判活動之重心，在於評議階段能就案件之重要爭點進行充分之意見陳述及討論，並使法官有更多時間及精力，專注於法庭活動及與國民法官之討論及評議，則原審關於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含是否構成正當防衛、防衛過當之說明)，依法既得僅記載證據名稱及對重要爭點之理由，並得適度簡化判決書記載之內容，則本案原審判決本無需對於被告其他究如何不構成「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之枝節事項一一指駁。被告上訴意旨似未理解國民法官法之立法意旨重在法庭活動及與國民法官之討論及評議過程，而謂原審判決應於判決內就上開事項之取捨逐一說明，其認原審判決不備理由云云，顯無足採。　　　㈣綜上，就原審事實認定部分，被告上訴意旨徒憑陳詞否認犯行，指摘原審判決違誤云云，本院經核原判決關於前述事實之認定，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致顯然影響於判決之情形，已如前述，被告上訴意旨就原審已依證據認定之事實，再事爭辯，其上訴並無理由。六、科刑部分：㈠被告上訴意旨(原審量刑部分)略以：被告揮刀當下係因不能忍受潘睿群之不義行為而情緒失控，原判決卻竟得出被告意欲報復而為本件犯行，原判決純屬臆測加重量刑事由。被告之攻擊行為係因受到潘睿群之不義行為所刺激，應列為減輕量刑因子；原判決未定義「情感糾葛」、「情敵關係」，即將之作為加重量刑因子，剝奪被告實質答辯權；被告為受恐嚇行為之潘睿群，原判決未列為減輕量刑因子；原判決以「被告雖坦承持刀揮砍潘睿群，…於審理過程中則一再辯稱僅係出於傷害犯意及防衛過當」為量刑因子，實評價錯誤；被告在揮砍潘睿群至潘睿群被救護車載運離開之間，並無餘裕清洗雙手，原審以「被告在撥打119電話前，已見潘睿群生命垂危，實屬分秒必爭，卻寧可費時清洗消毒雙手血跡，而非把握搶救黃金時間，上前救護止血」為由，作為量刑因子，有量刑上之評價錯誤；被告有意向潘睿群家屬致歉，自應認為被告有表示歉意之心意，以之為量刑因子，原審所科刑度與被告惡性不相當，無法正確評價被告之犯後態度云云。　㈡按刑罰之量定，係實體法賦予事實審法院在法定範圍內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而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理由。又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程序所為第一審判決之量刑，係由國民法官及法官共同評議決定之，衡諸國民法官法第91條關於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審查權限之規範意旨，自應予以高度尊重，因此第二審法院對第一審判決量刑之審查，除攸關刑罰效果之法律解釋暨適用有所違誤之量刑違法，或有足以影響科刑結果之重要情狀為第一審所疏漏、誤認或未及審酌等例外情形之量刑不當外，始得予以撤銷，否則不宜由職業法官所組成之第二審，以自身之量刑替代第一審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所為判決之量刑，俾充分尊重國民法官判決量刑所反映之一般國民法律感情(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7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科刑事項，既係由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多數意見決定，充分反應國民正當法律感情與法律專業人士之判斷，故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不當外，第二審法院宜予維持。詳言之，第二審法院就量刑審查部分，並非比較國民法官法庭量刑與第二審法院所為判斷之量刑是否一致，而是審查國民法官法庭量刑是否有依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各款量刑因子後，而予適用，所說明之量刑情狀，是否欠缺合理性，除非有極度不合理（例如忽略極為重要的量刑事實、對重要事實的評價有重大錯誤、量刑裁量權之行使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之情形外，原則上均應尊重其量刑裁量權之判斷。㈢經查，原判決於量刑部分，已說明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手段、被告與潘睿群之關係、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犯罪情狀事由；再以被告之生活狀況、工作與經濟狀況、品行、智識程度，併其犯後否認有殺人犯意，對於釐清犯罪事實及節省司法成本之助益程度有限，案發後僅有設法脫身之心思，並無真摯救護之情，且未與潘睿群家屬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失，潘睿群家屬因無法接受並當庭離席，未取得潘睿群家屬之諒解宥恕等犯後態度等一般情狀事由，而量處無期徒刑。經核原判決對於科刑輕重之裁量，係依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各款量刑因子後，而予適用。　㈣對被告上訴意旨不採之理由：　1.被告上訴意旨所指：被告揮刀當下係因潘睿群之不義行為而情緒失控，因認原審純屬臆測加重量刑事由云云，本院經核原判決認被告犯罪之動機係意欲報復而為本件犯行乙節，係原審依卷附資料（檢證73，原審證據卷三第136、137頁），經國民法官庭討論後，認定本案之犯罪動機為「其等間情感糾葛因素及被告當日又遭潘睿群劃傷耳際，復見潘睿群欲強奪廖鈞敏手機之舉，導致氣憤難平，意欲報復」等情，並非臆測，故被告並無上訴意旨所指「因受到潘睿群之不義行為」導致而有減輕量刑因子之適用。　2.至原判決使用「情感糾葛」、「情敵關係」等語，一般人一望即知其義，自無需再行定義，原判決使用上開用語，亦與有無保障被告之訴訟權(含答辯權)毫無相涉。被告上訴意旨以此認原審使用上開用語剝奪被告實質答辯權云云，委無值採。又被告並非受恐嚇行為之被害人，原判決未列為量刑因子，核屬無誤。　3.另被告上訴意旨以原審認「被告雖坦承持刀揮砍潘睿群，… 於審理過程中則一再辯稱僅係出於傷害犯意及防衛過當」為量刑因子，為評價錯誤云云。本院經核上情係原審資為認定被告為本案犯罪後態度之審酌，為量刑因子之一，並無評價錯誤。又被告上訴意旨以被告有意向潘睿群家屬致歉，自應認為被告有表示歉意之心意，原審所科刑度與被告惡性不相當，無法正確評價被告之犯後態度云云，顯係就原審國民法官法庭評議後之結果再事爭執，本院經核原審就該部分之審酌亦無違誤。　4.末查，被告上訴意旨以其揮砍潘睿群以迄潘睿群被救護車載運離開間，並無餘裕清洗雙手，原審以「被告在撥打119電話前，已見潘睿群生命垂危，實屬分秒必爭，卻寧可費時清洗消毒雙手血跡，而非把握搶救黃金時間，上前救護止血」，有量刑上之評價錯誤云云。然本院經核原審所認定上情可知，潘睿群身體係遭被告砍傷後，有多處銳器傷及左側頸靜脈割傷併大量出血(身上多處銳器深度割傷及撕裂傷、砍斷左耳、左側頸部血管斷裂，最嚴重處割傷左側外頸靜脈，造成大量出血)，現場血跡斑斑，並有大量噴濺之血液飛濺至地面及牆面上等節，有現場照片多幀足佐(見原審證據卷二第255至297頁)。是以，被告持刀對潘睿群揮砍時，雙手必定會沾有大量噴濺之潘睿群血跡，始符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此亦為一般人得以理解之物理現象。然被告於撥打11 9救護電話後，潘睿群早已生命垂危，於救護人員到場後，被告扶住潘睿群時，雙手竟未見任何血跡等情，亦有卷附照片數幀可佐(見原審證據卷一第33、34頁，被告扶住潘睿群時，雙手均未沾有血跡)，故原審依此認被告顯係於實施殺人行為後，先清洗、消毒雙手血跡，而不願把握搶救黃金時間，對潘睿群救護止血乙節，其認定與經驗及論理法則相合，原審以此作為被告犯罪後之態度而作為量刑因子之一，本院經核其認定與事實相符，並無評價錯誤。　5.準此，原判決已詳為說明上開各項量刑情狀，經綜合判斷後，量處被告無期徒刑，本院經核原審之量刑並無極度不合理之情形，亦無認定或裁量不當致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可言，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　㈤關於原審量刑之審核結果：　　本院經審查原審國民法官法庭評議後，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就各項量刑因子所採取之量刑結果，依該判決理由所呈現之量刑情狀等節綜合判斷以觀，原審之量刑並未欠缺合理性，亦無極度不合理、量刑裁量權之行使違反比例原則或平等原則等情，自應尊重其量刑裁量權之判斷。被告上訴意旨猶以前詞主張原審量刑評價錯誤或有應減輕量刑部分，認無可採，自難認為有理由。七、關於沒收之說明：　　末查，原審國民法官法庭以扣案之折疊刀1把，為被告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認有沒收之必要，而依刑法第38條第 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乙節，核其就此部分之判斷，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亦應予以維持。八、綜上所述，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錢義達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啟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刑事第十六庭審判長法　官劉嶽承法　官古瑞君法　官黃翰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董佳貞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271條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0-31

TPHM-113-國審上重訴-4-2024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