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王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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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有價證券等罪定應執行刑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205號抗告人郭繼煒上列抗告人因偽造有價證券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12日定應執行刑裁定（113年度聲字第3082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受刑人就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或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依刑法第50條第2項規定，須待其請求後，檢察官始得聲請法院合併定執行刑，至已請求定執行刑後，得否撤回其請求及撤回之期限為何，雖法無明文，然該規定係賦予受刑人選擇權，以維其受刑利益，並非科以選擇之義務，在其行使該請求權後，自無不許撤回之理，惟為避免受刑人於裁定結果不符其期望時，即任意撤回請求，而濫用請求權，影響法院定執行刑裁定之安定性及具體妥當性，其撤回請求之時期自應有合理之限制，除請求之意思表示有瑕疵或不自由情事，經證明屬實之情形者外，應認管轄法院若已裁定生效，終結其訴訟關係，受刑人即應受其拘束，無許再行撤回之理，俾免因訴訟程序反覆難以確定，致影響國家刑罰權之具體實現，並間接敦促受刑人妥慎行使其請求權，以免影響法之安定性。二、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郭繼煒因偽造有價證券等罪案件，先後經判處原裁定附表（下稱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各罪中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情形，經抗告人為同意聲請定刑之切結（見原審卷第11頁），合於定應執行刑之規定，乃由檢察官向原審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爰審酌上開各罪宣告刑之有期徒刑總和上限（3年4月）、各刑中最長期（3年2月），及抗告人各犯罪情節、危害情況、侵害法益、犯罪次數及整體犯罪非難評價等總體情狀綜合判斷，兼衡刑罰經濟與公平、比例等原則，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3月。另敘明：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依法應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備具繕本，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則法院依據上開規定裁定定應執行刑時，自應以檢察官所聲請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作為其審查及裁定定應執行刑之範圍，未據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基於不告不理原則，不得任意擴張檢察官聲請範圍，否則即有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裁判之違法。故受刑人如尚有其他案件業經判刑確定得合併定執行刑之情形，僅能由該管檢察官依上開規定另聲請法院裁定之，並非法院所能逕予審酌。本件抗告人陳述意見時表示「有另案槍砲彈刀條例想一起合併」等語(見原審卷第189頁)，該部分非本件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案件，依前開說明，原審自無從逕予擴張，宜由抗告人另行請求檢察官為適法之處置。三、抗告意旨略以：伊於收受原審裁定後，於同日寄出陳述意見狀，表示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已執行完畢，不願將之與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合併定應執行刑，請依刑法第50條之規定，依伊的意思為之等語。四、惟查，原裁定經核並未逾越法律規範之界限，亦無濫用裁量權情形，於法尚無違誤。抗告人於原審裁定前所陳述之意見爲「有另案槍砲彈刀條例想一起合併」，原審裁定後始再行表示不同意就附表所示2罪合併定應執行刑（分見原審卷第1 89、209頁）。依前揭說明，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林立華法官莊松泉法官李麗珠　　　　　　　　　　　　　　　法官　陳如玲法官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2025-01-22

TPSM-114-台抗-205-20250122-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425號上訴人王宏志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原上訴字第38號，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432 、745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 按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逾上揭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前段、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 查：上訴人王宏志不服原審維持第一審論以上訴人犯販賣第二級毒品6罪所處之刑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及轉讓禁藥罪所處有期徒刑5月之量刑部分判決，駁回上訴人針對第一審判決之刑在第二審之上訴，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提起第三審上訴，並未敘述上訴理由，迄今逾期已久；乃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依上揭規定，提出上訴理由書狀。 綜上，應認上訴人之上訴不合法，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後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李麗珠法　官陳如玲法　官莊松泉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淳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2025-01-22

TPSM-114-台上-425-20250122-1

台上

最高法院

妨害風化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70號上訴人連力緯選任辯護人李奕成律師章文傑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妨害風化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401號，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223、15322、18010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第一審認定，上訴人連力緯有第一審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與王亞成（業經第一審判處罪刑確定）共同基於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而容留以營利之犯意聯絡，由王亞成先承租○○縣○○鄉之房屋，作為女子進行性交易之場所，再由上訴人負責招募外籍女子從事性交易，而自民國111年10月1 9日起，陸續安排本案5名成年泰國籍女子與男客從事性交易，每次收費新臺幣（下同）1,200元至1,300元，再分配該等所得，以此方式媒介、容留上開本案泰國籍女子從事性交易以營利等犯行，因而論處上訴人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圖利容留性交共5罪，各量處如第一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5「主文」欄所示之有期徒刑，並為沒收（追徵）之宣告。上訴人就第一審判決關於其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判決關於上訴人部分之量刑結果，而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其憑以認定之量刑依據及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尚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 上訴人之上訴意旨略以：㈠原審未斟酌上訴人及王亞成參與犯罪之程度，再量處適當之刑，竟維持第一審判決之刑，顯然將犯罪行為較輕微之上訴人判處較重之刑度，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㈡上訴人就本案之犯罪情狀，客觀上顯有情輕法重、犯情可憫之處，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原判決就此部分未見妥慎斟酌，詳敘理由，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㈢原判決指上訴人因配偶係泰國籍而藉此有認識外籍女子之管道，負責招募、處理泰國籍女子來臺及從事性交易，並以此認上訴人在本案所充當之角色至為關鍵、重要，無人可取代，所參與暨犯罪情節顯重於王亞成云云，將上訴人之配偶認作協助上訴人認識泰國籍小姐之管道，然卷內並無證據可證上訴人有經過配偶之幫助從事本案犯行，原判決誤將上訴人配偶認作有參與本案犯行云云，不僅背離事實，更無證據佐證，有理由矛盾之違誤。㈣實務上第二審如認符合坦承犯行等有利於被告之量利因子，亦得改判有利於被告之判決，本件原判決所量刑度顯已超過相似案件之刑度，有判決恣意之違誤等語。 惟查：　㈠原判決所敘：上訴人憑藉其有認識外籍女子之管道（按：上訴人稱其配偶為泰國籍），負責招募、處理泰國籍女子來臺及前往本件性交易場所，可見其在本件所充當之角色至為關鍵、重要，無人可以取代，其所參與暨犯罪情節顯重於王亞成乙節（見原判決第5頁），僅在說明如何認定上訴人有認識及招募外籍女子之管道，判斷其參與犯罪程度及犯罪情節，並未將上訴人之配偶認作協助上訴人認識泰國籍小姐之管道，亦非謂上訴人之配偶有幫助或參與本案犯罪情事。原判決此部分說明，自無判決理由矛盾可言。　㈡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即難謂違法。原判決已說明第一審依刑法第 47條第1項加重上訴人之刑，並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經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分別量處如其附表所示之刑，尚屬允當，應予維持之理由，並敘明如何經考量上訴人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又係負責招募、處理本案泰國籍女子來臺及前往本件性交易處所之重要角色，第一審對上訴人所處刑度雖較王亞成重，仍無違反公平原則、比例原則等情事；且依上訴人之犯罪情狀，並無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苛而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上訴人之辯護人於原審主張應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從輕量刑云云，均為無理由等旨。核均未逾法定刑度之範圍，亦無違比例、公平、罪刑相當原則，或濫用其裁量職權之情形，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至於他案被告，因所犯情節或量刑審酌條件有別，基於個案拘束原則，自不得比附援引他案被告之量刑執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論據。 綜上，上訴意旨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對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揆之首揭規定，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又本院為法律審且本件係程序判決，上訴人另提出刑事上訴理由㈠狀之附件1、上證1 至19等資料，均無從審酌，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莊松泉法　官陳如玲法　官李麗珠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淳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2025-01-22

TPSM-114-台上-270-20250122-1

台上

最高法院

妨害秩序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86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吳宇軒被告韓國明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秩序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1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1832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營偵字第212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本件原判決關於被告韓國明部分以：㈠公訴意旨略稱：被告聞知陳義龍、陳信智（以上2人業據原審判處罪刑確定）、李秉謙（業據第一審判處罪刑確定）與告訴人王禹森發生衝突，趕到現場後，見陳義龍、陳信智、李秉謙共同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不堪毆打乃抱頭蜷曲在地（即第一階段）後，亦利用上開此情形，與陳義龍、陳信智、李秉謙形成共同傷害及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意聯絡，徒手毆打告訴人（下稱第二階段）。陳應明（業據原審判處罪刑確定）隨後到場見狀後，再利用上開情形，與陳義龍、陳信智、李秉謙、被告形成共同傷害及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意聯絡，於告訴人欲起身時，陳應明將其拉下，與陳義龍、陳信智、李秉謙、被告共同徒手毆打告訴人（下稱第三階段）。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 條第1項之傷害、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等罪嫌。㈡經原審審理結果，認檢察官所提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本件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對被告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被訴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業據第一審判決不另為無罪之諭知確定）。 檢察官之上訴意旨略稱：㈠證人即告訴人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陳義龍、陳信智跟李秉謙三個人就直接圍毆我，因為我被撞倒在地上，他們三個馬上打我，我沒有機會爬起來，後來就雙手抱頭，整個膝蓋捲起來，我雖然抱著頭，但眼睛有睜開看是誰動手，我看到陳義龍、陳信智、李秉謙動手，他們是用拳、腳、工地安全帽的方式打我，之後被告過來，我又繼續被打，陸陸續續打完後，就有叫我坐著，我坐起來之後看到陳義龍、被告、陳進枝、李秉謙、陳信智等5個人；陳應明來之後我又繼續被打第三次，當時我要站起來，陳應明將我拉下來，這次是所有的人再加上陳應明打我，我幾次被打有受傷，傷勢如同之前提出的診斷證明書記載的頭部鈍傷等傷害等語。已明確證述接續遭到3次毆打，且遭毆打過程中原先僅有陳義龍、陳信智、李秉謙3人，嗣後陸續增加被告、陳應明。足徵被告確有參與本件共同實施之妨害秩序及傷害等犯行。㈡證人葉俊驛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我看到時已經有人倒下去了，第一眼看到是有人倒在地上，有1輛機車好像也是倒的，機車撞到人，機車上有2個人，後來又有人到場，我看到告訴人躺在地上，好幾個人在打他，這些人是陸續到場的，告訴人護著頭，當時因為人太多，伊不敢上去制止等語。明確證述機車是撞到告訴人，且有好幾個陸續到場之人亦參與毆打告訴人。核與告訴人上揭所證相符，足徵陸續到場之人亦有參與本件犯行。㈢證人羅聖賢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略以：我擔任本件工程之監造工作，當天大約中午時，我停車下車後，看到告訴人跟怪手司機2個人有爭執，我走過去，但還沒有走到，離他們差不多有4 、5公尺遠的時候，有2個人騎1輛機車過來把告訴人撞倒，騎機車的2個人把告訴人撞倒後，他們就打他，告訴人躺在地上抱著頭，他們踢他、打他，我原本要上去勸架，但其中1個人叫我不要管，不然連我都有事，叫我離開，我就離開了，我欲離開工地回去事務所將這個事情跟業主報告，請業主出面處理，所以就折返回車上開車離開，後面發生什麼事就不知道了；我開車離開現場時被告要來工地，我要回去等語。核與上開告訴人、葉俊驛所證告訴人遭機車撞倒乙情相符，並與告訴人所證被告係第2波到場，且參與毆打之時序相符。㈣證人葉晉宏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略以：我看到他們有1個師傅騎 1輛機車撞倒1個人，機車騎過去那個人就倒下去了，後來看到大約有3、4個人或4、5個人走過去那邊圍起來，好像有一些肢體衝突，因為吵雜聲愈來愈大，我看到他們有動手，被撞倒的那個人被打，我知道被打的人是告訴人，4、5個人在打；我當時擔心惹麻煩，所以沒過去幫告訴人。告訴人被打在地上，勸架應該不是在地上，我個人見解應該不是，他們像在攻擊他、有攻擊的行為舉止，我看到的是這樣等語。上開證述與告訴人所證述被1輛機車撞倒在地之後陸續遭到3波毆打，且因陸續有人過來，告訴人有接續被3、4人或4、5人毆打等情相符。葉晉宏並於原審證稱：「（是否知道吹哨就是請你們幫忙？）我不知道是要請我們幫忙，他是吹哨，我僅知道有人吹哨，我們沒有過去，不介入，怕被波及」等語。足見葉晉宏因怕被波及，並不知道有人吹哨之意欲為何？如何能推演出就是被告請求幫忙之意，或者又如何能推演出被告未下手實施傷害行為。況葉晉宏始終證稱：4、5人一直圍毆告訴人等語。抑且其於第一審法院為證人時，對於辯護人詰問有關對於現場動手之人，如何判斷不是勸架而是打人之問題時，葉晉宏先後明確證稱：「我看起來是真的有打，但我不知道是怎麼樣勸，我不清楚，有打的行為我能夠確定」、「王禹森被打在地上，勸應該不是在地上，我個人見解應該不是，他們像在攻擊他、有攻擊的行為舉止」、「……，我看到的是這樣」、「就是有打的行為」、「沒有留意到哨子的聲音」等語；復於原審就被告辯護人詰問之「有無看到有人到施工地點，招手吹哨，請你們叫救護車或幫忙」之問題時，葉晉宏明確答稱：「沒有，知道紛爭，會離比較遠，我們是做工的，我們儘量不介入」等語；葉晉宏嗣於被告詰問之有關「證人應該有印象，我有吹哨子請證人幫忙，證人及另一個人跟我搖手」之問題時，葉晉宏雖受誘導而誤答稱：「當時有一個人吹哨請我們幫忙，但我們不想介入，我不知道吹哨的人是否被告」等語之後，隨即於檢察官反詰問時補充證稱：「我不知道吹哨是要請我們過去幫忙」等語，復參酌在現場目擊證人葉俊驛亦明確證稱：沒有聽到被告吹哨子的聲音等語，足見被告辯稱：其於案發時有吹哨阻止圍毆行為等語，是否屬實，已有可疑。即令被告有吹哨子之行為，客觀上亦絕非表現出請證人上前幫忙勸架或叫救護車之行為舉止，否則，不會出現本件所有證人，沒有一人證述被告有在現場吹哨阻止圍毆行為之情事。㈤證人廖政偉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時證稱略以：看到告訴人坐在地上，有4、5人圍住他。那天我要往案發地走的時候，剛好碰到陸雨沛經理，陸雨沛把我攔下來叫我不要過去，那麼多人等一下過去被打，告訴人剛才被打而已，他們太多人了。說實在的，那些人跟我不是平常都有在接觸的人，我沒有去記那個到底是誰，但真的是4、5個人圍住他等語。上開證述核與前揭告訴人及證人等之證述均相符。況且，如毆打告訴人之人僅有3 人或3人以下。衡情，一般證人應均能具體指出人數，本件正因參與毆打告訴人之人數超過3人以上，且隨著案情發展有陸續增加之情形，廖政偉始有上開4、5人圍住告訴人之證述，堪認方與實情相符。㈥依前揭告訴人及各該證人之證述，可知告訴人及各該證人對於被告等人並不熟悉，甚至不認識，本即無法具體指出誰是誰，然告訴人及各該證人均能具體指認有4至5人圍住毆打告訴人。而下手實施毆打告訴人之人，既至少有4至5人，依照到場之先後時序，前3人為陳義龍、陳信智、李秉謙，第4人即為被告，而陳應明則係最後到場之第5人。前3人及第5人陳應明，均經原審認定為本件之共同正犯，豈有中間到場之第4人，單獨排除在外之理。原審就前揭證人等均已對於出手毆打告訴人之人數，明白證述為4、5人之確定事實，置而不論。甚至於告訴人在第一審審理時已明白證述被告有出手毆打之情形下，反而苛求證人等或是已經蜷曲在地之告訴人必須明確指出被告之出手方式及毆打部位，其所為證據判斷與事實認定，實欠缺合理性或適合性而與事理顯有矛盾。復僅憑被告自稱有吹哨之辯解，並無被告有吹哨阻止圍毆行止之證據及事實，竟遽以憑採，又未說明其不採取之理由，反僅片面採取被告所為與各該證人所證不符之辯解，作為無罪之理由，亦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等語。 惟查：㈠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如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而據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 ⒈原判決就檢察官起訴據以認定被告傷害、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等犯行之各項證據，已逐一說明下列各旨： ⑴陳進枝為陳信智、陳應明、陳義龍之父親，因炫陽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炫陽公司）承包本案工地之太陽能光電系統基礎工程整地工作，陳進枝、陳信智、陳應明、陳義龍均受僱炫陽公司施作現場整地工作，陳進枝負責駕駛挖土機，被告係炫陽公司之工程師，擔任工地主管，告訴人則受僱於該處整地後立基樁之後續工程，告訴人於民國110年9月17日中午13時40分許在現場，向駕駛怪手作業的陳進枝抗議，雙方發生口角，陳進枝表示告訴人非其老闆，不能阻止其施工，告訴人遂要求陳進枝找老闆來，陳進枝遂聯繫陳義龍到場，陳信智騎乘機車搭載李秉謙後續到場，與告訴人發生碰撞，告訴人跌坐在地，之後，被告到現場，陳應明係最後到達現場，而告訴人因此受有頭部鈍傷、胸部挫傷、右側腕部挫傷、左側膝部挫傷、背部挫擦傷等傷害，固堪認定。 ⑵告訴人雖於第一審證稱：110年9月17日13時40分許，我與陳進枝發生口角，他說我不是他的老闆，沒有權力叫他不要工作，我就說你叫你老闆過來，陳進枝講完電話之後，陳義龍很快到現場，就問我為什麼罵他的爸爸，我跟他講整個過程，之後就發生口角，後來陳信智騎著機車載著李秉謙過來，從我後方，直接把我撞倒在地，陳義龍、陳信智跟李秉謙3人就馬上直接圍毆我，我沒有機會爬起來，後來就雙手抱頭，整個膝蓋捲起來，我雖然抱著頭，但眼睛有睜開看是誰動手，我看到陳義龍、陳信智、李秉謙動手，他們是用拳、腳、工地安全帽的方式打我，之後被告過來，我又繼續被打，陸陸續續打完後，就有叫我坐著，我坐起來之後看到陳義龍、被告、陳進枝、李秉謙、陳信智5人；陳應明來之後我又繼續被打第3次，這次是所有的人再加上陳應明打我等語。然並未提及被告係以何方式對其毆打？毆打之部位為何？再觀諸告訴人於警詢、偵查所述，就此部分亦均未為具體陳述，僅泛稱被告亦係對其毆打之人；而告訴人於第一審時又證稱：「（你剛有提到說後來韓國明到場時，你是什麼樣狀態，你知道韓國明到場了？）他到場的時候我是躺著還是坐著我忘了，可是他到場後我又被他們再打一次」、「（你就告訴我韓國明到場時，你是什麼樣狀態，所以你知道他到了？）我知道他到了是因為他有跟我講話」、「（韓國明跟你講了什麼？）……在這之前他知道我這塊工地有一個叫王經理的，他沒見過我，他有我的電話，他當時還拿手機打給王經理，電話是我接的，他才知道那個人是我」，可見告訴人係因聽到被告說話才知其到場，並非親眼目睹被告，被告則至上述通電話時，才知告訴人為何人，是以，被告為工地現場負責人，前與告訴人並不認識，亦無衝突，其與告訴人間自無何恩怨可言，實無出手毆打告訴人之動機，在此情形下，告訴人不利於被告之證述，其憑信性即非無疑。 ⑶告訴人之診斷證明書雖可補強告訴人確受有前開傷勢，惟依葉俊驛於偵查及第一審時所述，其當時距離案發現場有2-30公尺，應無法確認施暴者為何人，且依其證述，僅可確認好幾個人打告訴人，並未目擊被告確有毆打告訴人；又依羅聖賢於警詢及第一審時所述，其亦未目擊被告有毆打告訴人，且依其證述，被告是因其通知方前往現場處理本件糾紛，並非因陳義龍等人通知而前往，益徵被告並無與陳義龍等人共同毆打告訴人之動機；另依葉晉宏於偵查、第一審及原審時所述，因其當時距離案發現場有一段距離，僅可看出告訴人遭毆打，但無法確定實際對告訴人毆打之人數及究係何人毆打告訴人，且其證詞亦可佐證被告辯稱係伊吹哨前往現場阻止糾紛，並曾請葉晉宏幫忙等語，並非無據。是其等之證詞均無從憑為補強告訴人不利被告之證詞，至其餘證人之證述核與被告是否犯本案之情節無涉，則此等證人之證述均無從作為告訴人不利於被告證詞之補強證據。 ⑷陳義龍、陳信智、陳應明雖於原審就前述第二、三階段（陳應明未參與第二階段）為認罪之陳述，然觀諸陳義龍、陳信智、李秉謙與陳應明於偵查、審理時所為之證述，無人提及其等曾通知被告至現場聚集，進而共同實施毆打告訴人之暴力行為，自亦無從僅以其等於原審之認罪陳述，即認可佐證告訴人所為不利被告之證述為真實。況陳進枝於第一審證稱：我看到陳義龍與告訴人打架時，我將他們拉開，拉開後，被告才來，被告將陳義龍送醫院，另一方將告訴人送醫院，我在現場沒有看到被告出手打告訴人，被告沒有打告訴人等語，益徵被告並無檢察官所指本案犯行，陳義龍、陳信智所述其等與被告共犯第二階段犯行之自白，應與事實未合。 ⑸綜上，檢察官所提之證據資料，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即屬不能證明被告本件犯罪，依法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⒉原判決關於被告部分已就卷內各項證據逐一剖析、參互審酌，說明如何無從獲得被告有本件犯罪心證之理由。經核俱與卷內資料相符；原判決關於被告部分之論斷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違背證據法則、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㈡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原審以檢察官並未提出適合證明被告有被訴傷害、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說明其證據方法與待證事實之關係；且經原審對於卷內訴訟資料逐項審認結果，無從憑以獲得被告有犯罪之心證，因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於法並無不合，亦難謂有理由不備之違誤。㈢從而，檢察官上開上訴意旨所指各節，顯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出有何足資證明被告有本件犯罪之積極證據而原審未予調查審酌；且置原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說明之事項於不顧，復就原審調查證據及對於證據證明力判斷等職權之適法行使，再為爭執，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綜上，應認檢察官對原判決關於被告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莊松泉法　官陳如玲法　官李麗珠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淳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2025-01-22

TPSM-114-台上-286-20250122-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63號上訴人蔡亞倫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 0月31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3864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122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上訴第三審是否以判決違法為理由與判決有無違法，係屬二事。二、本件第一審認定，上訴人蔡亞倫有第一審判決事實欄一所載犯行，係想像競合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罪、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而從一重之加重詐欺罪論，處有期徒刑1年4月。上訴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其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原審審理後，維持第一審量刑之結果，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審酌上訴人之犯罪動機、手段、對社會經濟秩序之危害及其犯罪角色分工、參與時間、犯後態度、素行及於原審已經自白等關於刑法第57條科刑應審酌之一切情狀妥為量刑，經核原判決之科刑，尚未逾法定刑度，亦無濫用量刑職權情事，自難率指為違法。三、上訴人之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僅空言泛稱：量刑違反比例原則，犯罪無所得，被害人所受損害金額低，同時期犯罪，承擔刑責過重，請從輕量刑等語，對原判決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見，任意指摘，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莊松泉法　官李麗珠法　官陳如玲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2025-01-22

TPSM-114-台上-263-20250122-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64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林弘政被告洪美鈴選任辯護人阮春龍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3年度金上更一字第11號，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466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壹、關於幫助一般洗錢部分：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以： 公訴意旨略稱：上訴人即被告洪美鈴依其經驗與智識思慮，預見將其所有金融帳戶之存摺、金融卡及密碼等金融物件提供非屬親故或互不相識之人使用，有遭他人利用作為財產犯罪所得財物匯入及提領工具之可能，並藉此達到掩飾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目的，使犯罪查緝更形困難，進而對該詐欺取財正犯所實行之詐欺取財及掩飾該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罪正犯施以一定助力，仍基於縱令他人以其所申辦之金融帳戶實行詐欺取財犯行、掩飾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亦均不違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12年4月22日17時30分許，在○○縣○○鎮○○路0000之0號統一超商御新門市內，將其申請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 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金融卡，透過統一超商交貨便之服務，交寄予通訊軟體LINE暱稱為「做工人數多耐心等回復（原判決誤載為『做工人數多耐心等待』）　」之人指定之收件人，並於同日將本案帳戶金融卡之密碼告知「做工人數多耐心等回復」。嗣該不詳之人及與其具有詐欺取財犯意聯絡之人，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12年4月26 日17時許，向告訴人黃執綱佯稱：新光影城因業務疏失，誤進行會員儲值扣款，須配合銀行人員指示操作始可解除云云，使告訴人陷於錯誤，因而於112年4月26日17時55分許、17時57分許、18時12分許，各將新臺幣（下同）4萬9981元、4萬9965元、2萬7108元匯入本案帳戶，並由其他詐欺集團不詳成年成員提領及轉匯，因而製造金流斷點，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本質及去向，被告以此方式幫助該詐欺集團取得詐欺款項以及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違反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嫌等語。 經原審審理結果，認檢察官所提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本件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對被告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檢察官對得上訴第三審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名部分之上訴意旨略稱：　 被告為高中畢業，且有其他工作經驗，並非毫無社會歷練之人，縱其未曾因工作領取薪資而提供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之經驗，然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是否知悉帳戶提供給他人使用可能會幫助犯罪）知道」等語，顯見被告預見任意將提款卡、密碼提供他人使用，帳戶將淪為他人遂行財產犯罪之工具，堪認被告將本案帳戶提款卡、密碼交由不詳之人使用時，有縱使本案帳戶遭詐欺犯罪者作為收取詐欺犯罪所得及洗錢之用，亦不違背其本意。雖被告於原審審理中陳稱其係「警詢時」始知悉等情，然倘係在「警詢時」才知道被騙，被告不可能報案，被告所辯，無非事後飾卸之詞，不足採信，故被告雖無積極使詐欺取財犯罪發生之欲求，仍有縱對方支出之款項為詐欺財產犯罪所得，亦不違背本意，而有幫助對方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第一審判決認事用法及量刑均臻妥適，俱無不當，自不應遽予撤銷。 依被告所陳，其對「做工人數多耐心等回復」之真實姓名、住址、聯絡方式或代表何公司從事代工等資料均一無所知，顯欠缺將帳戶資料交予該他人，可合理信賴不會成為詐欺人頭帳戶之基礎。又被告除本案帳戶外，另有開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勾稽本案帳戶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4月26日止之歷史交易明細內容，被告提交本案帳戶資料予他人前，於112年間均無交易紀錄，對此，被告供稱：本案帳戶不是我平常使用的帳戶，我日常使用的是合庫帳戶等語，由此足見被告將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交付予他人，實非偶然，其勢必經過損益衡量，方選擇將近乎閒置不用之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交付給他人，以免自己蒙受生活上不便及金錢上損失。是以，本案帳戶資料於交付後未能取回，既已在被告盤算之內，對於因此淪為詐欺成員用以收取詐騙犯罪款項之工具，當無違背其本意之情況。 觀之被告與「做工人數多耐心等回復」有如原判決附件（下稱附件）所示之對話紀錄，依其內容所載，詐欺集團要求被告提供帳戶提款卡之過程，與一般常情迥異，被告竟未加查證或詢問細節即輕易交付帳戶提款卡，且詐欺集團復佯稱以1張提款卡可申請補助6千元為誘因，是不排除被告為獲取6千元之利益，貿然交付本案帳戶提款卡予詐欺集團成員。換言之，被告應係為獲取工作及所謂補助利益，而盲目衝動且不顧風險，均不能為其幫助對方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正當化事由。實則，被告屬於「受騙同時心存僥倖者」，其所為自應該當幫助詐欺、一般洗錢等罪之構成要件。復以，詐欺集團成員所說：「如果店員（即7-11店員）有問寄什麼東西，你跟他說是小禮物之類的就可以了喔，畢竟是私人物品，我們還是不要讓其他人知道比較好，萬一被不認識的拿走就不好了」等語，亦即詐欺集團成員要被告騙店員寄送者非提款卡而為小禮物，顯然可疑，而一般人可知，正當行為怎須騙店員內容物為何，被告竟不予理會，配合寄出，本件事證明確，原判決遽為無罪判決，顯有失出。原判決對於不利於被告之相關事證，未予調查或說明不採信之理由，自有理由矛盾、理由不備之違法等語。惟查： 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如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而據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㈠原判決就檢察官起訴據以認定被告幫助一般洗錢犯行之各項證據，已逐一說明下列各旨： ⒈被告於112年4月22日17時30分許，將其申設之本案帳戶提款卡寄交予「做工人數多耐心等回復」，再使用通訊軟體LINE告知帳戶密碼，嗣「做工人數多耐心等回復」取得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後，即推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告訴人施用詐術，致使告訴人陷於錯誤，分別於同年4月26日17時55分許、17時57分許、18時12分許，各將4萬9981元、4萬9965元、2萬7108元匯入本案帳戶，旋遭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及轉匯等情，固堪認定。 ⒉現今實行詐欺取財者因可供作人頭帳戶使用之金融帳戶已較難取得，是詐欺集團成員詐騙之標的已不侷限於金錢、財物，亦擴及金融帳戶、存摺、提款卡（含密碼），故詐騙之對象除被騙金錢、財物之被害人外，亦有金融帳戶存摺、提款卡等資料遭詐騙之被害人。而金融帳戶資料遭騙或進而為提款之被害人，其等遭詐騙者使用之話術或詐術，與金錢、財物遭騙之被害人相同，常為不合理、不符合經驗常情之話術或詐術，其等遭詐騙得逞常繫於個人智識程度、社會經驗、生活經驗、被騙當時之主觀心情與客觀情境等因素而定，原難以一個理智且理性之人於事後檢驗該等話術或詐術明顯違反經驗法則，而認該等話術或詐術不應使人遭詐騙得逞，更就金錢、財物受騙之被害人與金融帳戶資料真正遭騙之被害人，為相異之認定。是尚難僅因金融帳戶資料遭騙之人的帳戶有被害人款項匯入或其有依指示提款、轉帳，而率認金融帳戶資料遭騙之人辯稱遭詐騙之話術或詐術等情不符合經驗常情，而不予採信。故供詐欺集團使用之人頭帳戶究係如何取得？帳戶名義人是否即為詐欺集團成員之幫助犯？其甚有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而提領現金或轉帳者，是否即當然為共同正犯？自不可一概而論，而應就具體個案情節分別認定，倘帳戶提供者就其所辯情節能提出客觀可信、非預先或事後編纂之歷程證據與資料等，則縱使向其行詐之人所使用之話術或詐術有違經驗常情，亦應肯認其被詐騙之事實。經查，被告為應徵家庭代工，與LINE暱稱「做工人數多耐心等回復」有如附件所示之對話紀錄，綜觀該對話紀錄內容及歷程，雙方確係討論「家庭代工」事宜，且「做工人數多耐心等回復」為使被告交付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先以「公司沒有收取押金費」為由，要求被告提供健保卡資料，嗣被告依指示而提供健保卡照片後，旋以「防止客戶跑單及影響公司利益」、「節少稅金開支」、「申請6000元的補貼金」等為由，要求被告提供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並以「在你拿到材料的同時，連同卡片是一起歸還給你的，不是長期放在公司」說詞，試圖讓被告放心提供提款卡及密碼，被告遂依指示寄交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告知密碼。而依一般人生活經驗，固可知悉金融機構之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具有相當程度之專屬及私密性，應妥善保管，不應輕易交予他人使用。惟被告係為尋找家庭代工而與「做工人數多耐心等回復」對話，難認其聯繫動機有何不當。參酌被告除寄交本案帳戶提款卡外，亦將其個人真實姓名、電話、住所等資訊告知「做工人數多耐心等回復」，並傳送全民健康保險卡照片。若被告確有幫助本案詐欺集團實施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則其除提供本案帳戶提款卡外，有無可能併同提供足以輕易聯繫確認其身分之個人隱私資訊，尚非無疑。被告辯稱為承接家庭代工，始提供本案帳戶提款卡等語，確有相當依據，並非全然無稽，則其主觀上是否確可預見其所提供之本案帳戶提款卡，可能遭詐欺集團成員作為收受詐欺款項及洗錢之不法用途，尚非無疑。 ⒊又被告所應徵之家庭代工，係以手工將廠商提供之產品簡易包裝後論件計酬，並無應聘限制及技術門檻，與一般需具相關學識經驗且需面試洽談始能決定適任與否之工作性質不同，是被告僅以LINE聯繫而未與對方當面確認應徵事宜，尚無不合理之處，且觀「做工人數多耐心等回復」對被告所施話術及提供之文件、圖檔，因果俱足、內容縝密，參以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高中畢業之後就出社會工作，我做過餐飲業做半年，沖浪板的工廠做半年多，我工廠沒有做之後，就在家裡照顧長輩」等語，及於原法院上訴審供稱：「之前在家照顧奶奶，現在在便當店工作，每月收入大概1萬8000元左右。其餘同前」等語甚詳，足見被告自高中畢業後迄今，實際在外工作時間不長，工作內容均與法律專業無涉，依其工作經驗，認其所提供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僅作為匯入家庭代工材料費之單純使用，無法清楚辨識有遭他人挪為不法使用或犯罪之虞，以致對此縝密之詐欺手段或犯罪分工未予以防備，而誤信該等成員說詞，並提供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於經驗法則上自非無可能。從而，被告主觀上應無提供本案帳戶予他人，認知或可預見幫助他人實施詐欺取財，或者縱他人利用本案帳戶、提款卡作為犯罪使用，亦無不違反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 ⒋至於被告於偵查中固供稱：「（是否知悉帳戶提供給他人使用可能會幫助犯罪？）知道」等語。惟其於原審審理中業已供稱，其係於警詢時始知悉等情，亦無法證明被告於交付本件提款卡及密碼時，業已知悉其可能幫助犯罪。另綜觀附件所示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足以認定被告為應徵家庭代工工作，誤信「做工人數多耐心等回復」話術而提供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告知密碼，已如前述；況不同人對於社會事務之警覺性或風險評估，本因人而異，並會因實際接觸對象所執話術、接觸過程是否足以取信於人等而有所不同，自無從僅憑被告前揭供述，進而推論被告於提供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時，主觀上存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及幫助一般洗錢之犯意。被告於原審審理中另供稱，112年4月22日交給對方提款卡及密碼後，因對方說同月29日至30日之間才會送貨給伊，因此這段期間伊在等對方交貨等語，是被告於交付提款卡後，告訴人於同月26日遭詐騙而匯款期間，被告雖未向警察機關報案，並非因其知悉對方為詐欺集團而容任對方以其提款卡收取告訴人被詐騙之金錢已明。 ⒌綜上，被告是否涉犯檢察官所指幫助一般洗錢罪嫌，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檢察官所提之證據資料，尚無從證明被告主觀上有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無法使法院形成被告此部分有罪之心證，依法應為被告此部分無罪之諭知。㈡原判決已就卷內各項證據逐一剖析、參互審酌，說明如何無從獲得被告有被訴幫助一般洗錢犯罪心證之理由。經核俱與卷內資料相符；原判決之論斷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違背證據法則、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原審以檢察官並未提出適合證明被告有被訴幫助一般洗錢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說明其證據方法與待證事實之關係；且經原審對於卷內訴訟資料逐項審認結果，無從憑以獲得被告有幫助一般洗錢罪之心證，因而就此部分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於法並無不合，亦難謂有理由不備之違誤。 從而，檢察官上開上訴意旨所指各節，顯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出有何足資證明被告有被訴幫助一般洗錢犯罪之積極證據而原審未予調查審酌；且置原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說明之事項於不顧，復就原審調查證據及對於證據證明力判斷等職權之適法行使，再為爭執，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綜上，應認檢察官對原判決關於得上訴第三審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名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貳、關於幫助詐欺取財部分： 按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5款所列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法有明文。 查：原判決就被告被訴涉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嫌部分，係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核此部分，係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5款所列之案件；依上開說明，既經第二審判決，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檢察官對原判決關於幫助詐欺取財部分提起上訴，為法所不許，併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莊松泉法　官陳如玲法　官李麗珠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淳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2025-01-22

TPSM-114-台上-164-2025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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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31號上訴人蔡忠諺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8月13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728號，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6061號、112年度偵字第160 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諭知上訴人蔡忠諺無罪之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共3罪刑（一行為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10月，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0月），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並認定事實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上訴人之上訴意旨略稱： 上訴人未曾因黃獻輝（業經不起訴確定）而結識梁士豪（業經不起訴確定），更遑論向梁士豪借用本案銀行帳戶；又以梁士豪大學畢業及開設公司之學經歷，豈會將本案銀行帳戶借予無業又認識不深之上訴人？另梁士豪證稱與上訴人協議由其賺過濾系統設備的利潤及稅金，則杰能濠水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杰能公司）必定有過濾系統設備之進貨、出貨表單及設備安裝之時間、地點等資料，請將該等進、出貨表單及設備安裝之時間、金流逐一核實勾稽比對，查核該公司成立是否有以合法掩護非法進行詐騙等違法行為？ 依黃獻輝、梁士豪所述彼此關係，以及如何與上訴人相識等情，梁士豪查知上訴人之影像並非困難，不能以梁士豪能指認上訴人照片作為不利上訴人之認定，反而應考量黃獻輝、梁士豪間之深厚友誼，在梁士豪成立公司進行詐騙手段，極需找尋曾有詐欺前科之人頭為其代罪，而由黃獻輝提供有詐欺前科，並存有債務糾紛之上訴人，予梁士豪為代罪人頭之可能性？並以此作為本案無罪判決之參考依據。 檢察官於第一審審理時曾當庭要求梁士豪交付手機，就其所述交付款項時間及地點，經查閱手機定位紀錄均不吻合，則梁士豪之證詞應為無效之證據認定。　　 上訴人於民國109年12月間將個人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予林孟韋詐欺集團之詐騙案件，與本案係屬不同案件，以該案推論上訴人於本案亦進行詐騙行為，有違無罪推定原則等語。惟查： 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證據之證明力係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證人之證言縱令先後未盡相符，但事實審法院本於審理所得之心證，就其證言一部分認為確實可信予以採取，原非法所不許。㈠原判決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於理由欄敘明認定上訴人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於109年10月間，經由黃獻輝之介紹，結識杰能公司負責人梁士豪後，以合作工程發包、需借用帳戶匯款為由，向梁士豪借得本案2帳戶使用，上訴人即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詐騙被害人王永年、劉登國、曾斐卿等人陷於錯誤而匯款，經層匯至本案2帳戶後，上訴人再通知梁士豪提領交付而洗錢等犯行之得心證理由。另對於上訴人否認犯行，辯稱：梁士豪並未將本案2帳戶交給伊使用，或將所領得之款項交給伊等語，如何認與事實不符而無足採等情，詳予指駁。並就梁士豪於偵查中固曾就交付款項予上訴人之次數及地點證稱在芎林公園交付給上訴人，提領過2次，說明如何仍以彼在第一審時之證述至少有4、5次等內容為可採等旨（見原判決第5頁）。　㈡經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任意推定犯罪事實、違背證據法則、調查職責未盡、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㈢再： ⒈證據之取捨，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本得依其確信自由判斷，若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苟未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難遽指為違法，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從而證人之證言先後縱有差異，事實審法院依憑其等之供述，斟酌其他證據，本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取其認為真實之一部，作為判決之依據，自屬合法，難謂所認事實與供述證據之部分不符，即指判決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法。本件梁士豪於偵審中所為之先後證述，雖有未盡一致之處，但原判決已就相關事證詳加調查論列，復綜合上訴人之部分陳述、證人梁士豪、黃獻輝、王永年、劉登國、曾斐卿之證詞，暨卷附之被害人等匯款明細、交易明細、領款錄影畫面擷圖等證據資料，參互斟酌判斷，認定上訴人有本件犯行，核與經驗及論理法則並不相違背，且非僅憑梁士豪之單一證言或指認，即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亦難認有何採證及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法情事。何況，依卷內資料，上訴人於原審審判期日，經原審審判長詢以「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答稱：「無」（見原審卷第168頁）。原審認上訴人本件犯罪之事證已明，未再贅為其他無益之調查及論述，亦難謂有調查證據職責未盡之違誤。　 ⒉依卷內資料，檢察官於第一審審理時稱「可否請鈞院跟證人（按：指梁士豪，下同）確認是否有使用Google Map的習慣以及請其是否可提供本件案發當時提款過程的Google Map歷程」，梁士豪答稱：「我有使用Google Map，但我不知道我手機內是不是同一個帳號，我只有一個Google帳號，但我不知道會不會有完整的紀錄，我要回去查詢一下，或是請檢察官幫我看。（證人當庭將手機交給檢察官，由檢察官檢視其手機內之Google Map內容）」，嗣檢察官稱：「看起來證人都沒有開啟Google 定位的習慣，案發當時也沒有相關歷程紀錄」等情（見第一審卷二第109至110頁），既因梁士豪之手機沒有開啟Google定位，無案發當時之相關歷程紀錄，即無上訴意旨所指「梁士豪所述交付款項時間及地點，經查閱手機定位紀錄均不吻合」之情，自無從因此推論梁士豪之證詞不可採信。 ⒊原判決所敘：上訴人前於109年12月間，將其銀行帳戶交付於「林孟韋」所屬詐欺集團，由詐欺集團成員詐騙被害人將款項匯入該帳戶，上訴人隨即將之提領一空等情，業據第一審法院判處罪刑，且曾斐卿於警詢時亦稱其受詐騙後之第一筆新臺幣5 萬元匯款係轉入林孟韋之玉山商業銀行帳戶乙節（見原判決第 6至7頁），僅在說明如何依據前案、本案間均有「林孟韋」之人，判斷上訴人係與三人以上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就本件3次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之共同正犯。並非僅以上訴人曾參與前案，即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原判決此部分論斷，尚難認為違背經驗法則。㈣上開上訴意旨所指各節，或係就無礙於事實認定之事項，或係重執上訴人在原審辯解各詞及其個人主觀意見，就原審採證認事適法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為爭執，俱難認係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上訴人之其他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綜上，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莊松泉法　官陳如玲法　官李麗珠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淳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2025-01-22

TPSM-114-台上-231-20250122-1

台上

最高法院

家暴傷害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78號上訴人郭○○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 月19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171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86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郭○○（名字詳卷）傷害罪刑（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折算1日），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並認定事實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上訴人之上訴意旨略以：因可證明告訴人王○○（名字詳卷，即上訴人之子張○○【名字詳卷】之配偶）臉上、身上沒有受傷之2張照片已消失，故請調取第一審於民國113年1月9日上午9時40分開庭現場之監視器，當時投影螢幕上有播放該2張照片為證，如無該錄影檔，則請傳喚第一審合議庭成員、檢察官及辯護人為證，第一審審判長亦因有見證該2張照片，才於113年4月26日幫上訴人提起第二審上訴。本案係告訴人罔顧倫理綱常，上訴人才會用右手手指輕揮告訴人左臉頰一下，告訴人並未受傷，如今2張照片不見了，原審誤信告訴人之誣陷及加工造假傷害所開具之驗傷單，實屬冤案，上訴人理應無罪。另請為家庭圓滿促成雙方和解，上訴人願意包10萬元紅包給告訴人等語。惟查： 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㈠原判決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於理由欄敘明認定上訴人有原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於110年9月14日傷害告訴人犯行之得心證理由。另對於上訴人否認犯行，辯稱：本案係告訴人身為媳婦，卻出言忤逆，以房屋所有權人地位驅離上訴人，上訴人始以右手手指輕揮告訴人左臉頰一下，並未成傷，告訴人胞姊王○○（名字詳卷）於警詢時、張○○於偵查中均為相同證述，且觀張○○拍攝告訴人於110年11月27日在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下稱長庚醫院）臥床之照片2張，當時告訴人臉部、身體確無受傷跡象，告訴人係利用剖腹產時羊水滲入血液循環至心臟、肺臟、頭部產生之後遺症、高血壓等病症，刻意在血液循環不順暢、深層靜脈栓塞的痠痛部位用力按摩，製造皮膚泛紅之受傷假象，再前往醫院驗傷、拍照，藉此誣陷上訴人等語，如何認與事實不符而無足採等情，詳予指駁。㈡經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任意推定犯罪事實、違背證據法則、調查職責未盡、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㈢再： ⒈按「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應向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為之」、「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上訴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除前條情形外，原審法院應速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第二審法院」，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1項、第362條、第36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依卷內資料，上訴人於113年2月16日向第一審法院提出第二審上訴之上訴書狀（見原審卷第19頁），而第一審法院則於113年4月26日將本件案卷及證物送交第二審法院（見原審卷第3頁）。然揆諸前揭規定，原審係因上訴人提出第二審上訴，始將本件案卷及證物送交第二審法院。上訴人徒憑己意，遽指第一審之審判長幫忙其提起第二審上訴云云，顯有誤會。 ⒉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固規定，依本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但應行調查之證據範圍，在同法並未定有明文，該項證據，自係指第二審審判中已存在之證據，且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應行調查者而言。原判決已說明如何依據上訴人之部分陳述、證人即告訴人、張○○、告訴人之母王○○○（名字詳卷）之證詞，暨卷附第一審勘驗告訴人手機錄影檔案之勘驗筆錄、告訴人傷勢照片、長庚醫院函及驗傷診斷書等證據資料而為認定之旨，並無僅以單一證據，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核與證據法則無違。且原判決對於上訴人曾聲請傳喚第一審法官、檢察官、辯護人以證明卷內有告訴人於110年11月27日在長庚醫院臥床，臉上並無傷勢之照片2張，業已說明如何認為無必要等旨（見原判決第9至10頁）。原審認上訴人本件犯罪事證已明，未再贅為其他無益之調查，亦難謂有調查證據職責未盡之違誤。　㈣上開上訴意旨所指各節，或係就無礙於事實認定之事項，或係重執上訴人在原審辯解各詞及其個人主觀意見，就原審採證認事適法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為爭執，俱難認係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上訴人之其他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綜上，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莊松泉法　官陳如玲法　官李麗珠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淳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2025-01-22

TPSM-114-台上-278-20250122-1

懲上

懲戒法院

懲戒

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懲上字第2號上訴人即移送機關法務部代表人鄭銘謙代理人蔡妍蓁楊詠舜馬中人上訴人即被付懲戒人陳立儒代理人朱敏賢律師被上訴人即移送機關監察院代表人陳菊代理人高涌誠杜冠穎張晟上列上訴人等因被付懲戒人懲戒案件，不服本院113年3月27日11 2年度懲字第5、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廢棄。陳立儒免除檢察官職務，轉任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職務編號A600210)。理由壹、上訴人即移送機關法務部（下稱法務部）移送意旨及被上訴人即移送機關監察院（下稱監察院）移送意旨暨上訴人即被付懲戒人陳立儒（下稱被付懲戒人）於原審答辯意旨，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貳、本院第一審判決(下稱原判決)意旨略以：一、被付懲戒人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任職期間，有法務部及監察院移送的下述違失行為，情節重大，而對被付懲戒人諭知罰款，其數額為現職月俸給總額3個月的懲戒處分：被付懲戒人於民國112年5月21日（星期日）晚間騎乘腳踏車行經臺北市萬華區時，與騎乘機車的A女(代號AW000H112394 ，姓名資料詳卷)發生行車糾紛後，雙方就報警、索賠等事宜進行商討過程中，被付懲戒人以A女發生交通事故而逃逸為由，不斷地提出以性行為抵付賠償金等言詞性騷擾A女（錄音譯文，詳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所示），嚴重違反檢察官應謹言慎行的倫理規範要求，且情節重大。二、被付懲戒人有懲戒事由的事實及所憑證據： (一)以上事實，已經A女證述屬實，事發過程並有如附表二「卷證資料」欄所示相關書證、錄音檔譯文、被付懲戒人提出的手機簡訊翻拍照片、玉山銀行存款回條與勵馨基金會樂捐現金收據及中華電信公司手機通話明細表、中華電信公司手機受信通信紀錄報表等件在卷可證，且為移送機關、被付懲戒人及代理人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二)被付懲戒人與A女處理行車糾紛時，雖未曾表明自己身分、濫用職位名器。但從附表一所載被付懲戒人與A女於112年5 月21日對話的錄音譯文內容，被付懲戒人藉由2人間發生的行車事故，以A女發生交通事故而逃逸為由，在對話中不斷對A女提出以性行為抵付賠償金；更在A女以自己未成年加以搪塞應付、待會兒還有事情時，猶一再陳稱：「我的意思是說，你如果願意跟我做愛，你就不用給我錢，那我也不管你到底有沒有18」、「沒有，這條路有很多旅館啊」、「1、2 0分鐘就結束啦」等語，造成使A女心生畏怖與受冒犯的情境，被付懲戒人對A女所為前述性騷擾言詞，足以損害A女的人格尊嚴。三、被付懲戒人有應受懲戒必要的理由： (一)自權力分立原理、組織結構功能而言，司法權即審判權，具消極被動性、公正中立性及獨立性等特徵，與檢察權的積極主動性、當事人性及檢察一體與上命下從等特徵，截然不同。亦即，檢察官隸屬於行政權，並不在中華民國憲法第七章有關「司法」的規範範圍內。不過，在刑事程序的任務上，檢察官與刑事法官皆屬廣義的刑事司法機關，透過彼此的分工與制衡，發現真實，並實現保障人權價值在內的司法正義（司法院釋字第392號解釋參照）。由此可知，檢察官的法律屬性固然不同於法官，卻也有別於一般公務員的行政權本質。雖然有部分聯合國會員國的檢察官是由行政機關所任命，導致檢察官必須遵守某些來自於政府命令的義務，聯合國仍基於檢察官在司法上扮演關鍵角色，在西元1990年通過《聯合國關於檢察官角色之指導準則》，明示國家有義務確保檢察官能獨立且公正地行使其專業職責，方能有助於公平、公正的刑事正義，並且有效保護人民免於犯罪的侵害。我國法官法將檢察官列入適用範圍，於第86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依法追訴處罰犯罪，為維護社會秩序之公益代表人。檢察官須超出黨派以外，維護憲法及法律保護之公共利益，公正超然、勤慎執行檢察職務。」顯然在立法政策的抉擇上，現行法制認為檢察官並非等同英美法制的行政權屬性，而必須履行：代表公益、超出黨派、公正超然、謹慎執行等專業義務。法官法既明文保障檢察官的獨立性與客觀中立性，檢察官應有較一般公務員更高的道德標準與責任感；而能夠成為檢察官，是一種特殊的榮譽，更應潔身自愛，要有與這份榮譽相襯的舉止，方不負國家的付託及社會的信賴。基於此種角色定位上的不同，法務部乃依照法官法第89條第6項規定的授權，訂定有別於律師倫理規範與法官倫理規範的檢察官倫理規範，作為檢察官的專業執業標準與倫理守則，以判斷檢察官職務上或職務外行為有無違反相關禁令的準據。是以，就檢察官倫理規範的理解，尤其是其中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詮釋，自應依據上述專業屬性與判斷標準，始得正確掌握分際。 (二)為確保人民接受充分而有效公平審判的權利，並建立檢察官評鑑機制以淘汰不適任檢察官，法官法第18條第1項規定：「法官不得為有損其職位尊嚴或職務信任之行為，……」依同法第89條第1項規定，前述有關法官的規定於檢察官準用之。又同法第89條第7項規定：「檢察官有第4項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第89條第4項規定：「檢察官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付個案評鑑：……七、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而檢察官倫理規範第5條規定：「檢察官應廉潔自持，謹言慎行，致力於維護其職位榮譽及尊嚴，不得利用其職務或名銜，為自己或第三人謀取不當財物、利益。」據此可知，如有事實足認檢察官違反廉潔自持、謹言慎行等檢察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致危害檢察官的職位榮譽及尊嚴，而損及人民對司法的信賴，並有懲戒的必要時，依法自應受懲戒。法官法及檢察官倫理規範期許檢察官應謹言慎行，致力維護其職位榮譽與尊嚴，不應有足以影響其職業倫理，或與職位尊嚴不相容，或有損職務信任的行為，意在確保司法形象、信譽及人民對司法的信賴；其檢驗標準不僅在行為的實質上是否已發生損害，更重要的是其行為的形式或外觀，是否可能引致理性、客觀之第三人的疑慮（本院110年度懲上字第1號判決意旨參照）。至於是否「謹言慎行」和有無「懲戒之必要」，應依具體案件，審酌被付懲戒人違失行為的動機、目的、手段、違反職務義務的程度、對公務秩序或侵害的法益所生的損害或影響，以及對被付懲戒人所生的警惕效果等情狀，以為判斷。 (三)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性騷擾，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依照A女於警詢時所述，她當時為已成年、大學肄業的工讀生。由如附表一所示A女與被付懲戒人於112年5月21日對話的錄音譯文，可知A女已表示在當場所賠付的新臺幣（下同）300元之外，仍願意事後再補貼700元，可見她並非不明事理，核屬合理的被害人。又由如附表一所示的對話內容中，被付懲戒人藉由2人之間所發生的行車糾紛，以A女發生交通事故而逃逸為由，不斷地對A女提出以性行為抵付賠償金的性需索；更甚者，在A女以自己未成年加以搪塞應付、待會兒還有事情時，猶一再陳稱：「我的意思是說，你如果願意跟我做愛，你就不用給我錢，那我也不管你到底有沒有18 」、「沒有，這條路有很多旅館啊」、「1、20分鐘就結束啦」等語。被付懲戒人如此的言詞，不僅有意迫使A女違反自身意志，以失去性自主為對價，淪為以性行為抵付賠償金的性工作者，貶抑A女的人格尊嚴，甚至無視有可能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的問題，自會造成使A女心生畏怖與受冒犯的情境，並足以損害A女的人格尊嚴，是A女已提出性騷擾申訴，此並不因其後A女與被付懲戒人達成和解及撤回申訴，而影響被付懲戒人行為屬性的判斷，被付懲戒人顯然悖離檢察官應謹言慎行的倫理規範要求。 (四)被付懲戒人於發生行車糾紛後，以A女發生交通事故而逃逸為由，不斷提出以性行為抵付賠償金的言詞性騷擾A女，不僅使A女有恐懼害怕、不舒服的感受，使用的騷擾言詞更企圖使A女在不情願的情況下，以A女失去性自主為對價，淪為以性行為抵付賠償金的性工作者，足以損害A女的人格尊嚴；如此騷擾的程度，自社會上明理、不存偏見與通達事理的人的角度來看，足以產生有損檢察官的職位榮譽及尊嚴，且損及人民對司法信賴的疑慮，有違檢察官應謹言慎行的倫理規範要求。是以，被付懲戒人確實有移送機關所指的違失行為，嚴重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四、被付懲戒人所為，損及司法公信力，有懲戒必要的理由： (一)檢察官，代表國家追訴犯罪，為法治國的守護人及公益代表人，兼負有保障人權、維護社會秩序，實現公平正義、增進公共利益等使命，本應廉潔自持，謹言慎行，不得從事與檢察官公正、廉潔形象不相容，或足以影響司法尊嚴的活動。而現代社會基於自由、平等、民主與人權，性別平等已是普世價值。為貫徹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6項、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所揭示維護婦女的人格尊嚴、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的規範意旨，立法者早已制定相關的性別平等法律，其中性騷擾防治法於94年制定通過、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於104年更名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在在彰顯政府消除歧視的努力，而行政、立法、司法和行政機關均負有執行義務。又由於現今社會人車的擁擠、交通的繁忙，用路人都有可能會發生意外事故。為使紛爭得以有效解決，並避免衍生無謂的爭端，警政機關一再宣導發生交通事故時，建議最好的處理方式還是報警，讓公權力介入保留車禍相關跡證，有利於日後雙方法律責任的釐清；如屬輕微的擦撞，當事人為息訟止爭，選擇私下和解，亦應基於自主意願，互相讓步。 (二)本件被付懲戒人從事檢察官職務10餘年，負責處理包括車禍所生過失傷害（致死）、發生交通事故而逃逸等刑事案件的偵辦，對於處理交通事故所應有的和平理性態度，應知之甚詳。詎被付懲戒人於發生本件交通事故後，竟借端生事，不斷地提出以性行為抵付賠償金的言詞性騷擾A女，易使社會大眾對於身為執法者的檢察官連基本的公民素養都欠缺的質疑；更甚者，在A女以自己未成年加以搪塞應付時，被付懲戒人身為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的執法者，竟毫無取消念頭之意，其所為言詞有使A女失去性自主與身體權而淪為性剝削客體的情況，也將使民眾對於身為執法者的檢察官產生性別平權意識偏差與職業倫理淪喪的負面印象，嚴重傷害檢察官的職位榮譽與尊嚴，損及司法公信力，自有懲戒必要。五、酌定被付懲戒人處以罰款及其數額的理由： (一)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明定法院於決定懲戒處分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以為處分輕重的標準。而法官法之所以針對法官與檢察官懲戒、職務監督等事項於本院特設職務法庭審理，在於兩者皆屬廣義的司法機關，與一般公務員上命下從的性質迥然有別，對於法官與檢察官的懲戒、身分保障及職務監督等救濟事項，自應有別於一般公務員的設計。只是，法官、檢察官本質上仍為廣義公務員的一環，在法官法對於法官、檢察官懲戒處分裁量事由未有明定的情況下，於個案作成懲戒處分時，自應依職務法庭懲戒案件審理規則第73條準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規定，以期責懲相當。至於審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情狀以決定懲戒處分時，認本件宜先以違失行為的情節（嚴重性）劃定懲戒處分的上限，再參酌被付懲戒人的個人人格圖像（個人屬性事由）與公眾信任受損害的程度予以調整（即下修）。 (二)對檢察官違失或不當行為施以懲戒的目的，不在對其施以報復性制裁，而在督促個人或群體未來更能善盡法官或檢察官的職務義務，形成司法人自治、自律的良性循環，終局贏得人民對司法的信任與榮譽。檢察官懲戒制度，並非針對檢察官違失行為所施以的刑事制裁，而是人事管理措施的一環。其制度目的主要在於維持檢察官體制的健全、矯正檢察官違失行為，維持、穩固並確保司法職務秩序的整體利益。檢察官懲戒並非就檢察官的個別違失行為逐一評價或非難，而是整體評價檢察官全部違失行為所徵顯的人格，未來是否已不適任檢察官甚至是其他公務人員，以決定檢察官所應負擔的責任。倘未達不適任的程度者，則考量應否給予何種懲戒處分，以督促其導正違失，使其重新回到司法職務秩序的正軌，並教育所有檢察官勿重蹈覆轍，俾維繫民眾對整體檢察官廉正性的信賴。據此可知，對被付懲戒人施以何種懲戒處分時，除應考量他所為違失行為情節的嚴重性之外，並應參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規定的事項，如被付懲戒人尚未退休時，由這些具體事證所表彰的人格圖像，研判他是否還可續任檢察官職務。如認為不適任檢察官職務，應作成免除檢察官職務，轉任檢察官以外的其他職務；如不適合充任律師或任公務人員時，應為更嚴厲的懲戒處分；如認為未達免除檢察官職務以上懲戒處分的程度，則應作成罰款或申誡的處分。 (三)被付懲戒人以A女發生交通事故而逃逸為由，不斷提出以性行為抵付賠償金的言詞性騷擾A女，違失情節重大，嚴重傷害檢察官的職位榮譽與尊嚴，損及司法公信力等情，但尚難認為不適任檢察官職務，即無從作成免除檢察官職務以上的懲戒處分，而應以罰款作為懲戒處分的上限。參以被付懲戒人與A女素不相識，以前沒有性騷擾過任何人的經驗或紀錄，此次性騷擾行為僅屬一次性、偶發性，於性騷擾之際亦未曾表明自己的身分；於如附表一對話譯文的最後時刻，不斷對A女表示：「就這樣結束就好，相信我，沒事」、「真的沒事了，我聽你這樣講，我大概知道你的狀況，真的沒事了」、「趕快回家」等語，顯然在無外力介入下，尚知主動自行中止其違失行為，仍有自我覺醒、自制的一面；於A女提出申訴後，已主動申請調解，取得A女的原諒、賠償而達成和解，並從事公益捐款，實現修復式正義；在所屬服務機關的安排下，接受心理師的諮詢；自103年起至112年止職務評定均為良好，多年來受聘擔任大學課程講座、學習司法官指導老師、研討會與談人、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並曾因偵辦案件有功，經駐臺北韓國代表處邀請參加韓國國慶慶祝晚宴，在職務上顯有特殊表現；為精進法律專業，多年來不斷地接受財務金融專業課程訓練、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訓、臨床醫療作業認識研習、政府採購法與檢肅貪瀆專業課程；多年來持續前往公私立機構演講、擔任臺灣司法人權進步協會監事及從事公益捐助等一切情狀，均有相關書證在卷可證，於合乎比例原則下，因認對被付懲戒人施以罰款，其數額為現職月俸給總額3個月的處分，足生相當程度的警惕效果，亦可督促檢察官群體未來更能善盡職務義務並謹言慎行，並符責懲相當及懲戒目的。參、上訴意旨一、法務部上訴意旨略以： (一)上訴聲明 1.原判決廢棄。 2.請求諭知被付懲戒人應免除檢察官職務，轉任檢察官以外職務之懲戒處分。 (二)上訴理由 1.原判決認被付懲戒人於l12年5月25日14時50分接到A女的回撥電話時，僅在電話表示自己是「上次被你撞到的人」，此部分言詞難認有何違反謹言慎行的倫理規範要求，固非無見。然觀諸被付懲戒人所持手機截圖，被付懲戒人於該日12時 37分許曾撥打電話予A女，是被付懲戒人於事發後之4日，猶有撥打電話予A女之舉動，此情應置於同年5月21日交通事故發生時，被付懲戒人對A女所為言行之整體脈絡中，進行綜合評價。被付懲戒人於同年5月21日對A女要求性行為代替賠償未果，復於同年5月24日再次撥打電話試圖聯繫A女，足認被付懲戒人並未放棄騷擾A女。惟原審判決未慮及於此，認被付懲戒人於同年5月21日與A女對話之最後時刻，主動自行中止其違失行為，仍有自我覺醒、自制一面，而在決定懲戒處分時，做為參考因素之一，即有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判決違背法令。 2.依職務法庭懲戒案件審理規則第73條所準用之公務員懲戒法第l0條規定：「懲戒處分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處分輕重之標準：……」亦即，應以違失行為之情節、違反義務程度：對於其職位尊嚴所生損害等為基礎，兼衡被付懲戒人之品行、行為後態度等情狀，為整體評價。且司法官懲戒制度之目的，在於改變其不當行為，如依其應受懲戒之具體情事足認已達不適任之程度，並應淘汰，以維人民之訴訟權益及司法之公信。是於決定懲戒處分之種類與輕重時，自應考量被付懲戒人違失行為之情節與損害程度，依責懲相當精神及比例原則而為裁量。司法官倫理規範日益受到公眾關注，司法必須扎根於人民之信任；言行舉止應保有高尚品格、謹言慎行、自愛自持，避免不當或易被認為不當的行為。被付懲戒人長年服務司法，職司偵查犯罪重責，多觸及民眾涉訟糾紛之疏導、排解，對檢察官應有之行為準則，當無不知之理。觀諸被付懲戒人當日與A女車輛發生碰撞，在無車損人傷的情形下，執意追上A女索賠l,000元，糾纏 A女長達30分鐘（監視器畫面所示），其間趁機提議以性行為抵付賠償（錄音固僅2、3分鐘，惟自錄得的對話以觀，足認被付懲戒人在錄音前已不斷提議要求對方與之發生性行為，A女始開啟錄音蒐證），然在肇事責任尚未釐清、A女究竟是否負擔賠償責任未明之際，欺A女夜間獨往孤立無援之狀態，以事故為由，藉機要求到附近旅館發生性行為，言行嚴重偏差，足以反映被付懲戒人價值觀扭曲、品行不佳。以被付懲戒人處理本案糾紛之方式觀之，實難期待其善盡司法官職務。再兼衡被付懲戒人於法院審理期間始終否認騷擾等一切情狀，被付懲戒人之本案違失行為，已非適任檢察官所當有，原審判決僅罰俸3個月，實難令其警惕，且易使人產生司法官之道德品格僅值3個月月俸之感，建請貴院依法官法第89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50條第2項、第1項第3款規定諭知被付懲戒人應免除檢察官職務，轉任檢察官以外職務之處分。二、被付懲戒人上訴及答辯意旨略以： (一)上訴聲明 1.原判決廢棄。 2.上開廢棄部分，鈞院自為被付懲戒人不受懲戒處分之判決。 (二)上訴理由 1.原判決違反程序優先實體原則：「先程序、後實體」為法律適用的基本原則，如未依程序規定，不為實體之認定，於行政程序亦然。性騷擾防治法第14條第 5項定有明文，内政部95年8月11日台内防字第0950132517號函亦釋示甚詳。故依法所評價之「性騷擾」，須經申訴人申訴，主管的行政機關始受理，如未經合法受理，主管的行政機關於法不得驟為認定其行政裁罰事實的認定及法律的適用。若申訴人已撤回申訴，則原申訴程序，主管的行政機關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已不得發動行政裁罰程序，申訴人且不得再為申訴。被付懲戒人與申訴人A女前於112年7月17日達成和解，申訴人已撤回申訴，雙方就緣起之車禍事件，均同意互不為其他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主張及行政申訴，上開申訴程序因之結案，有和解書、臺北市政府112年8月4日府社婦幼字第11230981312號函在卷等可證，主管之行政機關依法於程序上應為不受理，不得續為實體「性騷擾」與否的具體認定及法律適用，遑論非主管的本案移付機關監察院、法務部，懲戒法院亦不得再予審究。從而，本案2移送機關以被付懲戒人成立性騷擾作為移送懲戒事由，並非妥適。 2.原判決違反權力分立原則：性騷擾防治法裁罰權的有無及其範圍，依同法第6條、第15條、第16條規定，由主管的行政機關審議委員會調查、審議，關於行為人是否該當於性騷擾防治法的性騷擾行為，乃屬具體裁罰的行政行為，為行政權的行使，非可由司法機關逕予替代，否則即屬侵犯行政權的核心事項，此當然構成違反具憲法原則位階的權力分立原則，而屬違法。 3.原判決適用法則錯誤： A女當時的身心實況，應確知其有車禍賠償義務，並非受被付懲戒人性騷擾而心生畏怖或受冒犯，其對被付懲戒人行為所表彰的真意，亦知悉非為有意對其行性騷擾，主觀意圖及認知實均為憤怒的求償。準此，被付懲戒人自承言詞確有不妥，但於本案論理上，仍可認A女於當時，不論係主觀上或客觀上應皆非合理的性騷擾被害人。原判決徒以A女已表示除當場賠付300 元外，仍願意事後再補貼700元，可見A女並非不明事理，核屬合理的被害人，其判決理由前後矛盾，且違經驗及論理法則，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4.原判決關於懲戒處分過重：被付懲戒人與A女和解，已支付10萬元，且隨之未領得職務評定獎金及年終獎金，又被付懲戒人除扶養3位幼兒（分別為10 歲、3歲雙胞胎）外，尚奉養父母，父親自85年間即已身心障礙，有殘障手冊可憑，母親家管無退休金，被付懲戒人夫妻以公務薪資，無力購屋，為無殼蝸牛，長期借住職務宿舍，為避免本案造成同仁困擾，自原職務宿舍遷出。又被付懲戒人長期為勵馨之友，擔任基層檢察官事務，工作無日無夜，假日亦加班至深夜，平日身心倶疲，本案被付懲戒人自承所言不當，然被付懲戒人僅因盛怒之下，一時失慮，即須如上訴人法務部之見，追殺到底？本件雙方已達成和解，A女亦撤回申訴，性騷擾案件不復存在，主管行政機關亦結案，依法不受行政罰的處罰，被付懲戒人已悛悔，並遭極大的精神責罰，請衡認被付懲戒人當下於息怒後，敦請A女儘速返家，前此不當言詞的情節尚可評價為輕微，而准予免議。 5.對法務部上訴的答辯： ⑴原判決業認定A女於車禍後，雙方發生爭執，A女當場賠付被付懲戒人300元，且表示願意再補貼被付懲戒人700元。由此客觀事實，可知被付懲戒人於車禍後，認為A女應為其車禍行為負責，而堅持須獲得賠償，並非出於騷擾之意圖或動機。 ⑵被付懲戒人於本案固有不當言詞，惟無任何肢體行為，且雙方爭執現場為寬闊之路旁，有行人來往，執行勤務警察及派出所在鄰近位置，A女於當下，不但可安全與被付懲戒人對談，未曾有任何求救行為，更有離開現場，至有警察執行勤務附近之便利商店領款作為賠償款項，此且得由A女警詢筆錄中已敘明：案發時旁邊都是路人，伊沒有求助等語（參見 112年度懲字第6號卷第39頁）可證，絕非法務部所稱「孤立無援」。 ⑶反之，被付懲戒人係立於原地，而無尾隨，A女於返回被付懲戒人位置後，同意以300元賠償被付懲戒人，被付懲戒人旋即主動且接連多次告知申請人已沒事，而請申訴人儘速回家，A女仍繼續表達願意再補貼700元予被付懲戒人，而為被付懲戒人所拒絕，顯然被付懲戒人並無任何刁難，前後時間，長達雙方爭執過程之「3分之1」，有A女提供臺北地檢署之譯文可證，該譯文且可證明被付懲戒人係當場釋出善意，多次表達同意原諒A女、體諒A女經濟狀態，明確表示不為其他賠償請求，及認為雙方車禍爭議已結束，促請A女儘速離開回家等實況。其後，被付懲戒人旋騎乘腳踏車，趕回住處，此亦有原審證據在卷可稽（參見原審懲證8），足證被付懲戒人無嗣後再與A女聯繫之動機或必要。法務部卻將該事實扭曲為被付懲戒人「糾纏」A女「30分鐘」，客觀上或主觀上實在可議。 ⑷被付懲戒人因系爭車禍有被A女機車撞擊而受傷乙節，已於原審中敘明在卷，上訴人法務部竟又主張為被付懲戒人「無人傷」，歪曲事實。 ⑸被付懲戒人就本件自己之不妥言詞，已多次誠摯表達歉意，法務部卻指摘被付懲戒人品行不佳云云，實為過度之說法。吾人均知，評價一人之素行，當然係指長期或一定期間之人格觀察、論斷，而非單以偶發事件定之。被付懲戒人前此之歷年職務評定等考評，均為「良好」，法務部逕指被付懲戒人品行不佳，恐係對被付懲戒人前此服務機關檢察長、主任檢察官、考績委員之觀察及論斷之侮辱，既非事實，亦非妥當。 ⑹被付懲戒人就原判決之量處，敬表尊重，尚請鈞院斟酌被付懲戒人歷來職務表現、支持公益、本案為情緒控制不佳、非出於任何違法之犯意、爭執當下仍為平和、現場已向A女表達雙方已沒事、事後和解、A女撤回申訴、進行修復、須照護家人情狀、前此於職務內外均無不良行為等情；至法務部上訴請求加重，實與比例原則相違，並不可採。 ⑺且被付懲戒人只是要求賠償，主觀上雖有盛怒，但客觀上並非疾言厲色，亦無任何肢體的威迫。法務部作為國家司法行政機關，純以主觀臆測，追殺歷年鞠躬盡瘁之小檢察官，實非厚道，應非正舉。又被付懲戒人已陳明行動電話上所顯示 112年5月25日，乃係誤觸，且該顯示亦可證明被付懲戒人與 A女並無任何通話内容，則被付懲戒人焉有涉騷擾可言，法務部逕將所謂112年5月25日行動電話的顯示恣意解讀，毫無可採。综上，請駁回法務部的上訴。肆、本院的判斷：一、原判決就懲戒處分酌定被付懲戒人處以罰款的決定，違反比例原則而有違背法令的情形，因而影響判決的結果，應予廢棄： (一)被付懲戒人已不適任檢察官的理由： 1.檢察官懲戒程序之目的，主要是就被付懲戒人違失行為予以整體評價，以判斷被付懲戒人是否已不適任檢察官甚至其他公務人員，而決定被付懲戒人所應負擔的責任。在決定對被付懲戒人施以何種懲戒處分時，審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規定之一切情狀，尤應考量其所為違失行為情節的嚴重性，從這些具體事證所表彰的整體人格圖像，研判其是否已喪失人民之信任，而決定其是否仍適任檢察官職務。而依法官法第 89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50條第2項、第1項各款規定之意旨，如認為尚未達不適任檢察官職務，應作成罰款或申誡的處分；如認為已不適任檢察官職務，惟仍適合充任一般公務人員時，應作成免除檢察官職務，轉任檢察官以外的其他職務；如認亦不適合充任一般公務人員時，則應為更嚴厲的撤職並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甚至免除檢察官職務，並不得再任用為公務員的最嚴重懲戒處分。 2.檢察官應受懲戒的違失行為，本質上為違反職務義務的行為，包含因擔任檢察官工作，而於職務内、外範圍內應盡的一切義務。又為確保檢察官獨立公正執行職務，法官法建立檢察官評鑑機制以淘汰不適任檢察官，同法第89條第6項授權法務部訂定的檢察官倫理規範，對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的檢察官付個案評鑑，而檢察官倫理規範第5條規定：「檢察官應廉潔自持，謹言慎行，致力於維護其職位榮譽及尊嚴，不得利用其職務或名銜，為自己或第三人謀取不當財物、利益。」其法條文義的適用範圍，並未限縮於「執行職務」的範圍內，且該條文的禁止規範，源自檢察官職務屬性特徵，要求檢察官看重並有效回應社會對其等「公正性」和「可信賴性」的高度期待。若檢察官於任職期間，有違反「職位尊嚴」和「職務信任」的職務外行為發生，將造成社會對檢察官群體整體評價的貶抑，且對檢察官會「公平執法」的基本信念產生懷疑。就此等偏差後果，透過檢察官倫理規範，對從事檢察官工作者課予禁止義務，來加以防範，才是符合檢察官倫理規範意旨的正確解釋。基此，如有事實足認檢察官未謹言慎行的道德性及性動機領域的性騷擾等職務外行為，已嚴重危害原應致力維護的檢察官職位榮譽及尊嚴，而損及人民對被付懲戒人足以擔任檢察官的信賴，依法自應受懲戒，其嚴重程度已不適任檢察官者，並有予以懲戒汰除退場的必要。 3.刑罰與懲戒處分有顯著的差異。刑罰是針對「犯罪行為」的個別評價，以追究犯罪人之行為責任；至於懲戒措施則非就被付懲戒人的個別違失行為逐一評價或非難，而是整體評價被付懲戒人全部違失行為所徵顯的人格，以判斷其是否已不適任，或雖未達此程度但應施予適當之處分以促其適正執行職務。此外，刑罰目的主要在於「處罰犯罪並協助受刑人更生與維護社會安全」，而公務員懲戒目的則主要在於「確保公務員的謹慎勤勉廉正與人民的信賴」。刑罰中自由刑的執行將導致受刑人一定期間與社區、家庭隔離，因此，在受刑人有朝一日將要回到社區、家庭的前提下，於決定刑罰種類與刑度時，即須在審酌犯罪人行為責任後，接著考量犯罪人回到社區的適應可能及社會安全，從而應該討論到「特別預防」、「教化可能性」有關犯罪人矯治的可能性。然而，以檢察官的懲戒為例，職務法庭在擇定懲戒處分時，如果發現被付懲戒人違失行為所徵顯的人格圖像，已超越「人民信賴其適任檢察官」的界限後（法官法第89條第1項準用第50條第2項），則再討論類似「特別預防」、「教化可能性」，而重行審酌其是否仍適任檢察官的必要性，已顯得薄弱。此乃因為人民對這位檢察官失去信賴之後，這位檢察官內心是否已經變得善良、純正，人民（包括其所承辦案件的各個被害人、各個被告）不易知悉；此外，也因為被付懲戒檢察官在脫離檢察官關係後，仍得以檢察官以外的身分、行業營生，並立足於社區、生活於家庭，而與刑罰中生命刑或自由刑的執行將導致受刑人永久或一定期間與社區、家庭隔離迥異。亦即，公務員懲戒處分的最主要功能在確保公職務的適正執行，與刑罰著重在犯罪人個別「行為」的處罰、矯治，二者有目的、功能上的本質不同。 4.如附表一所示譯文顯示之案發經過，本案被付懲戒人違失行為所顯現的人格特徵，在於「趁機欺凌弱勢」。當被付懲戒人發現這位女生身上只有300元現金、戶頭存款只有11元的時候，立即趁機要求陪睡以抵付賠償金，而且不論她是否未滿18歲，都要這位女生陪睡。就本案被付懲戒人所為言詞性騷擾之嚴重程度，自社會上明理、不存偏見與通達事理的人的角度來看，當已嚴重減損檢察官的職位榮譽及尊嚴，並使人民失卻對被付懲戒人適任檢察官的司法信賴。 5.依法務部代理人江貞諭主任檢察官於原審言詞辯論期日陳述：「本案從性騷擾申訴以來，我也是專案調查小組的召集人。……就案件本身，今天在職務法庭，我們考慮的如高委員所述，這樣的行為是否足以減損人民對於職務的信賴。請提示錄音譯文，錄音譯文從前面A女對被付懲戒人說未滿18歲、沒有成年，但被付懲戒人不放棄，還是繼續說如果妳願意，我可以跟妳去開房間。我不想讓別人認為我也是這樣的檢察官，我不想讓別人認為檢察官講這樣的話是可以的。……回到主軸，這樣的人，人民會期待檢察官可以講這樣的話嗎？我講這樣的話我也是一直在掙扎要不要講，因為被付懲戒人是我們北檢的同僚，已經共事很長一段時間，基於檢察官的角色，還是要請庭上回到錄音譯文斟酌。」（參見112年度懲字第6號卷二第232-233頁）誠如法務部代理人所述，並從法官法第89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的懲戒處分內容「免除檢察官職務，轉任檢察官以外之其他職務」來看，顯然我們對檢察官有著甚至高於一般公務員的期待與要求。從而，法務部應該是為了維護檢察官群體的職位榮譽和尊嚴、人民的信賴和期待，必須有所堅持而提起上訴。被付懲戒人表示此事已經和解道歉賠償結案，法務部仍對基層小檢察官追殺到底等語，並不可採。 6.是以，審酌是否適任檢察官的判斷標準，重點在於人民是否還能再信賴被付懲戒的檢察官，容許其繼續執行檢察官職務。原判決描述其違失行為將使民眾對於身為執法者的檢察官產生性別平權意識偏差與職業倫理淪喪的負面印象，其行為嚴重傷害檢察官的職位榮譽與尊嚴，損及司法公信力之後，隨即論斷「尚難認為不適任檢察官職務」（原判決理由欄肆、一、第1-6列），理由未洽。基此，就本案而言，決定被付懲戒人因前開違失行為所應受的懲戒處分時，最重要的衡量因素為被付懲戒人違失行為本身的嚴重程度（包括行為之動機、目的、手段、違反的義務與所造成檢察官職位榮譽和尊嚴、公眾信任受損害的程度等），就其所呈現的人格圖像，判斷被付懲戒人是否還能獲得人民的信賴，以決定其是否還具有擔任檢察官職務的適任性。至於被付懲戒人之素行、生活狀況、行為後態度，於本案而言，就此關鍵事項（檢察官適任性）的決定，僅有低度權重。然而，原判決於擇定懲戒種類之裁量時，固然認為被付懲戒人違失行為的情節嚴重，卻斷然劃定本案懲戒處分之上限為罰款處分，而未充分評價被付懲戒人違失行為所徵顯的個人人格圖像，已嚴重損害檢察官職位榮譽和尊嚴，失卻人民對其「檢察官適任性」的信任。因此，原判決劃定本案懲戒種類上限為罰款，顯然係因評價不足致違反比例原則而失之過輕，尚非妥適，已無可維持。 7.法務部上訴意旨固然另外主張：被付懲戒人於112年5月25日中午以電話與A女聯繫，並表示自己是「那天碰撞的人」，認被付懲戒人此部分所為，仍未放棄騷擾A女等語。惟查，被付懲戒人手機的擷圖、中華電信公司通話明細表與受信通信紀錄報表顯示被付懲戒人手機於112年5月25日有撥打A女手機但無通話，其後A女則以手機回撥被付懲戒人的手機，雙方通話約28秒等情，已如原審所列兩造均不爭執事項所示。原判決已說明雖然無證據確認被付懲戒人於當日12時37秒究竟是誤觸還是有意撥打A女手機號碼，客觀上被付懲戒人此時既然未與A女有通話，即難推測此一撥打行為有何違反謹言慎行的倫理規範要求。又A女雖於警詢時證稱：「……我不認識他，當時他有跟我要電話，我有留給他，之後他有打給我，我一接起來，他說他是那天碰撞的人，我就趕快掛電話了。（問：他何時打給妳？來電號碼為何？）5月25日12 時37分……」等語；但依照前述被付懲戒人手機的擷圖、中華電信公司通話明細表與受信通信紀錄報表來看，顯然A女於當日12時37分並未與被付懲戒人通話，A女此部分證詞應是記憶不清而有所誤認。況依照A女的證詞，被付懲戒人於112 年5月25日14時50分接到A女的回撥電話時，既然僅在電話中表示自己是「上次被你撞到的人」等語，被付懲戒人此部分言詞，亦難認有何違反謹言慎行的倫理規範要求。是以，法務部這部分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所為論斷，均有卷存事證足憑，無違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經核於法並無違誤，自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 (二)從而，原判決採取罰款懲戒處分的決定，所擇定之罰款處分與被付懲戒人違失行為嚴重損害檢察官職位榮譽和尊嚴，失卻人民對其「檢察官適任性」的信任，不成比例而有違反比例原則的違背法令情形，已影響判決的結果。而基於法官法第89條第1項準用第50條第2項規定，依應受懲戒之具體情事足認其已不適任檢察官，應予同法第50條第1款至第3款的處分。 (三)依法官法第60條第1項規定授權制定之職務法庭懲戒案件審理規則第52條規定，職務法庭第二審調查原判決有無違背法令，不受上訴理由之拘束。本院審查第一審判決是否違法時，自不受上訴人所主張上訴理由之拘束，而得本諸職權自為判斷。依上說明，原判決認定被付懲戒人於發生交通事故後，以A女肇事逃逸為由，不斷地提出以性行為抵付賠償金等言詞性騷擾A女，嚴重違反檢察官應謹言慎行的倫理規範要求，情節重大，且損及司法公信力，有懲戒必要的情節重大違失事實，原無不當。被付懲戒人全部上訴意旨的指摘，以及法務部關於112年5月25日再次電話聯絡的行為，有繼續性騷擾意圖的上訴意旨指摘，雖均為無理由，然因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的上述違法情形，為法務部上訴指摘所及，且原判決違背法令的情形，已經影響判決結果，應認其此部分上訴為有理由，依照職務法庭懲戒案件審理規則第55條第1項、第56條規定，原判決應予廢棄。二、又原判決上述違背法令的情形，影響判決之結果，且基於原判決所確定事實及依法得斟酌之事實，案件已可依該事實為裁判，依職務法庭懲戒案件審理規則第57條第1款規定，本院於廢棄原判決之後，即應就本案自為判決。三、本院應自為判決，擇定對被付懲戒人應施加的懲戒處分： (一)檢察官應受懲戒的違失行為，其懲戒處分種類和效果的量定，應以檢察官的違失行為所徵顯人格圖像為基礎，依法官法第89條第8項準用同法第60條第1項規定授權司法院訂定的職務法庭懲戒案件審理規則第73條規定，準用公務員懲戒法第 10條規定之一切情狀而為合於法律規定的裁量，並予審酌： ⑴該行為屬於公領域或私領域性質，尤其是該行為是否與現行法律有所衝突；⑵該行為侵害的個人權利受保護的程度；⑶ 檢察官小心謹慎的程度；⑷該行為與他人所造成的傷害間，是否具有密切關係或可合理認為構成侵犯；⑸該行為危害公眾或個人對於檢察官或司法信賴的程度；及⑹該行為反映出檢察官之偏見、成見或不當影響的程度等情狀，依具體案件情節權衡，以為合義務性裁量判斷。 (二)被付懲戒人仍適任檢察事務官的理由： 1.原判決已詳為闡明法官法明文保障檢察官的獨立性和客觀中立性，規範檢察官應有較一般公務員更高的道德標準與責任感；而能夠成為檢察官，是特殊的榮譽，更應潔身自愛，要有與這份榮譽相襯的舉止，方不負國家的付託及社會的信賴。基於此種角色定位上的法律屬性不同，理解和詮釋依法官法授權而定有特別規定的檢察官倫理規範，作為檢察官的專業執業標準與倫理守則，自應正確掌握分際，依據檢察官專業屬性和更高規格要求，以判斷檢察官職務外行為有無違反相關禁令的準據。又檢察官倫理規範第5條所課予的「謹言慎行」要求，指的是檢察官的一切活動中，不僅行為應妥適而且看起來妥適，以與其職位榮譽及尊嚴相符。然為避免過度干預檢察官的私領域，必須其私生活的言行已對其職位尊嚴或職務信任構成重大影響時，始認已不適合續任檢察官。而於此種情形，本院認為被付懲戒人因職務外行為的重大違失而不適任檢察官時，若考慮讓被付懲戒人轉任一般公務員，則必須另外具備擔任一般公務員的積極事由存在，始為合理。 2.雖然本院依上述具體情事，認為被付懲戒人已經不適任檢察官，已如前述。然而，考量其本案違失行為，屬一次性、偶發性；於行為之際未曾表明自己身分，且於違失行為被發現前，在無外力介入下，即對A女表示：「就這樣結束就好，相信我，沒事」、「真的沒事了，我聽你這樣講，我大概知道妳的狀況，真的沒事了」、「趕快回家」等語，尚知主動自行中止其違失行為，仍有自我覺醒、自制的一面；再者，被付懲戒人於A女提出申訴後，主動申請調解，取得A女的原諒、賠償而達成和解，並從事公益捐款；在所屬服務機關的安排下，接受心理師的諮詢；自103年起至112年止職務評定均為良好，多年來受聘擔任大學課程講座、學習司法官指導老師、研討會與談人、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並曾因偵辦案件有功，經駐臺北韓國代表處邀請參加韓國國慶慶祝晚宴，在職務上顯有特殊表現；為精進法律專業，多年來不斷地接受財務金融專業課程訓練、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訓、臨床醫療作業認識研習、政府採購法與檢肅貪瀆專業課程；多年來持續前往公私立機構演講、擔任臺灣司法人權進步協會監事及從事公益捐助等一切情狀，本院認為從被付懲戒人上述行為後態度來看，其經此教訓後，當知悔改，且其多年來在本業的表現堪稱積極、精進，並考量被付懲戒人以刑事法律為專業，而檢察事務官從事偵查事務之輔助工作，與被付懲戒人原職務的銜接較無適應問題，且經本院依法官法第89條第1項、第50條第5項規定徵詢法務部意見後，該部113年8月12日法人字第11308521630號函表示：「說明：……二、考量被付懲戒人之業務性質、住居所等因素，建議以轉任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職務編號A600 210）為適當（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條參照）。」等內容，爰依法官法第89條第1項、第5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處以如主文第2項所示的處分，以達懲戒目的。伍、據上論結，應依法官法第89條第1項、第4項第7款、第7項、第8項、第59條之3第1項、第50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職務法庭懲戒案件審理規則第55條第1項、第56條、第57條第1款，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6 日懲戒法院職務法庭上訴審審判長法官林輝煌法官許金釵法官陳國成法官王敏慧法官梁宏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6 日書記官廖紫喬

2025-01-16

TPJP-113-懲上-2-20250116-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353號上訴人王星玄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7月2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1562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171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逾上揭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前段、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　二查：上訴人王星玄不服原審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幫助犯行為時一般洗錢罪刑（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及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相競合犯幫助普通詐欺取財罪），於民國11 3年9月13日提起第三審上訴，並未敘述上訴理由，迄今逾期已久；乃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依上揭規定，提出上訴理由書狀。應認上訴人對原判決關於其幫助一般洗錢罪名部分之上訴不合法，予以駁回。至於原判決認定與此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幫助普通詐欺取財罪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 5款不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既經原審及第一審均為有罪判決，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應併予駁回。三綜上，應認上訴人之上訴不合法，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李麗珠法　官陳如玲法　官莊松泉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淳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2025-01-15

TPSM-114-台上-353-202501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