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自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背信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自字第2號 113年度自字第9號自訴人劉國棟自訴代理人陳樹村律師梁詠晴律師被告孫世堅吳昭瑩陳美芬上三人選任辯護人李淵源律師被告謝文慶上一人選任辯護人温令行律師被告林純璿上一人選任辯護人林見軍律師上列被告因背信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及追加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自訴及追加自訴均駁回。　　理　由一、按追加起訴係就與已經自訴之案件無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之相牽連犯罪（指刑事訴訟法第7條所列案件），在原自訴案件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加提獨立之新訴，俾便及時與原自訴案件合併審判，以收訴訟經濟之效，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43條準用同法第65條自明（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540號判例意旨參照）。是於自訴程序中，若有數人共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自得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追加自訴。本件自訴人於原自訴案件（113年度自字第2號）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具狀追加被告林純璿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有自訴人提出之刑事自訴追加被告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可參。依自訴意旨此部分追加自訴之犯罪事實形式觀之，與已自訴之犯罪有數人共犯一罪之關係，屬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項第2款之相牽連案件，合於追加自訴之要件，本院自得予以審理，先予說明。二、自訴意旨參酌自訴人提出之刑事自訴狀、刑事自訴陳報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刑事自訴陳報狀、刑事自訴追加被告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內容大意，略以：　㈠被告孫世堅為不動產經紀人，同為聚豐開發有限公司（下稱聚豐公司，即21世紀不動產員林大道加盟店）及造豐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造豐公司，即21世紀不動產彰化溪湖加盟店）之負責人，被告吳昭瑩為造豐公司之業務副理，被告陳美芬為造豐公司之經理，被告林純璿為造豐公司之副店長（上開人等下均逕稱其名），其等與被告謝文慶（下逕稱其名）為以低價購入自訴人所有坐落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甲地），再以高價售出賺取價差謀利，孫世堅、吳昭瑩、陳美芬、林純璿、謝文慶等人（下合稱孫世堅等5人）竟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基於背信之共同犯意聯絡，於民國11 0年5月間，先由吳昭瑩、陳美芬出面接觸遊說自訴人委託銷售甲地，自訴人不懂行情，經徵詢在台南擔任仲介之友人意見後，以每坪新臺幣（下同）6.5萬元價格委託其二人銷售。陳美芬、吳昭瑩見自訴人上鉤，乃向自訴人表示其開價太高，賣不出去，並隱匿附近市場行情，要求向自訴人降低委託銷售價格，再推由謝文慶出面擔任買主，由林純璿擔任謝文慶之仲介，與自訴人方議價，自訴人因而於110年9月4日以低於行情之總價886萬元出售甲地與謝文慶，並與謝文慶簽署買賣契約書。　㈡待自訴人依約於110年11月29日將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謝文慶指定之第三人倉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倉和公司）名下，並於110年11月30日點交土地與謝文慶、倉和公司使用。謝文慶旋於110年12月21日以倉和公司名義委託林純璿銷售甲地，於111年1月10日以1576萬5000元之價格出售甲地與第三人益照國際開發有限公司（下稱益照公司），並於111 年4月25日將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訴外人益照公司名下。是孫世堅、陳美芬、吳昭瑩上開所為，係為他人處理事務，而違反不動產經濟業管理條例第19條經紀人不能賺取價差、同法第24條之2第1款及第3款經紀人應提供正確交易資訊之規定，顯違背其等任務，謝文慶、林純璿則共謀參與上開犯罪計畫，是孫世堅等5人所為致自訴人受有36萬元之仲介費用損害，及甲地賣低之價差690萬元之損害。　㈢按經紀業或經紀人員不得收取差價或其他報酬，其經營仲介業務者，並應依實際成交價金或租金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報酬標準計收。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意，得同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公平提供雙方當事人類似不動產之交易價格。三、提供買受人或承租人關於不動產必要之資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第1項、同法第24條之2第1、3款定有明文。孫世堅等5人上開所為已違反上開管理條例之規定，並違背其等義務，而致生損害於自訴人，造成自訴人受有36萬元仲介費、 690萬元買賣價差損害。因認孫世堅、吳昭瑩、陳美芬、謝文慶、林純璿上開行為，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等語。三、按法院或受命法官，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訊問自訴人、被告及調查證據；第一項訊問及調查結果，如認為案件有第 252條、第253條、第254條之情形者，得以裁定駁回自訴，並準用第253條之2第1項第1款至第4款、第2項及第3項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據同法第252條第10款之規定，犯罪嫌疑不足者，應為不起訴處分。而關於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規定，除該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在自訴程序已分別有第326條第3項至第4項及第334條之特別規定足資優先適用外，關於該條第1項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亦於自訴程序之自訴人同有適用（最高法院91年度第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可資參照），倘自訴程序中自訴人提出之證據資料，尚不足以認定被告確有成立該指涉罪嫌之可能，即存有犯罪嫌疑不足之情形，自不得任令被告徒增應訊之勞力、時間及費用，命被告本人須到場應訴之必要，而應逕依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3規定，裁定駁回自訴人之自訴。又提起公訴或自訴既以「得為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為前提要件，則公訴或自訴之提起無明顯成立犯罪可能時，如令被告應訴而負擔刑事訴訟程序之苦，顯與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有違。因此若公訴或自訴之提起，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有犯罪成立之可能者，程序上應將之遏阻於「實體審理」之前，拒絕其進入實體審理。四、自訴人認孫世堅等5人涉有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無非係以其前開刑事自訴狀、刑事自訴陳報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刑事自訴陳報狀、刑事自訴追加被告暨聲請調查證據狀所載內容，並提出聚豐開發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謝文慶及自訴人之土地買賣契約書、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暨附件土地標的現況說明書、吳昭瑩、陳美芬之名片及自我推薦土地開發信、倉和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地籍異動索引、自訴人銀行帳戶匯款明細、倉和公司與益照公司之土地買賣契約書、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暨附件土地標的現況說明書、倉和公司向益照公司發律師函之內容、聚豐公司仲介費發票、聚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造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自訴人提出之民事起訴狀第1頁、本院113年度全字第5號民事裁定、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020號民事卷宗卷皮影本、自訴人與吳昭瑩簽署之賣方定金收款憑證、自訴人109年4月30日簽署之授權書、自訴人母親陳淑秋110年6月24日簽署之土地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陳淑秋110年6月24日委託銷售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自訴人及陳淑秋110年9月1日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自訴人110年9月4日委託銷售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倉和公司110年12月21日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倉和公司歷次委託銷售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造豐公司之登記查詢、彰化縣二林鎮新萬合段109年1月至110年9月19筆土地交易資訊、孫世堅、吳昭瑩、陳美芬於民事事件提出之答辯書狀、聚豐公司開立之服務收入統一發票4紙、彰化縣環境保護局113年8月15日彰環廢字第1130048848號等件為其主要論據。五、經查：　㈠按刑法上之背信罪為身分犯之一種犯罪，本質上在於為他人處理事務者，違背誠信義務所要求之信任關係，竟從事違反任務之行為，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方能構成（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3720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為他人處理事務，係指受他人委任，而為其處理事務為前提（最高法院49年度台上字第1530號刑事判決參照）。　㈡本案甲地仲介買賣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歷程略以：　⒈自訴人於109年4月30日即授權陳淑秋出售甲地，授權期間為1 09年4月30日至110年12月30日（本院卷一第273頁），陳淑秋與造豐公司於110年6月24日簽署土地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委託銷售價格為1065萬元（本院卷一第275頁）。並由陳美芬、吳昭瑩仲介服務。陳淑秋與造豐公司復於同日簽署委託銷售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委託銷售價格變更為實拿913 萬元，買方加價超過實拿總價額作為仲介服務費（本院卷一第277頁）。陳淑秋與造豐公司於110年9月1日簽署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委託銷售價格為實拿850萬元（本院卷一第279-280頁）。復於110年9月4日簽署委託銷售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委託銷售價格變更為實拿850萬元，並約定買賣雙方議定成交價為886萬元，仲介服務費為36萬元（本院卷一第281頁）。自訴人與謝文慶於110年9月4日以總價886萬元簽訂土地買賣契約（相當於每坪3.2萬元），並簽署泛太建經不動產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申辦買賣價金履約保證手續（本院卷一第29-33頁），結清撥付仲介費為36萬元（本院卷一第83頁），自訴人於110年12月1日收到泛太建經撥付之買賣價金。甲地於110年11月29日移轉登記至倉和公司名下（本院卷一第15-16、49-50頁）。　⒉倉和公司與造豐公司於110年12月21日簽署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委託銷售價格為1936萬元（本院卷一第283-284頁），由林純璿仲介服務。復於同日簽署委託銷售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委託銷售價格變更為1659萬5000元（本院卷一第 285頁）。嗣後於111年1月7日簽署委託銷售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委託銷售價格變更為實拿1500萬元，買方加價超過實拿總價額作為仲介服務費（本院卷一第287頁）。最終於111 年1月10日簽署委託銷售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委託銷售價格變更為1576萬5000元（本院卷一第289頁）。倉和公司於1 11年1月10日以總價1576萬5000元將甲地售與益照公司（相當於每坪5.7萬元）。甲地於111年4月25日移轉登記至益照公司名下。　㈢自訴人雖認陳美芬、吳昭瑩刻意隱瞞甲地之市場行情，並要求自訴人降低委託銷售價格出售謝文慶，其後再以市場行情價格售予益照公司，以此賺取仲介費用及甲地賤賣之價差云云。惟查：　⒈自訴人於109年4月30日即授權其母陳淑秋出售甲地，陳淑秋於本院自承非第一次出售不動產，之前曾有出售不動產之經驗多達2次以上，於交易前曾徵詢其他仲介甲地之市場行情為何，始據以開價（本院卷一第194頁），參以陳淑秋於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44號民事事件（下稱另案）亦具結證稱：是由我幫自訴人處理不動產買賣及管理，出售甲地的原因是當時缺資金，想說我住台南，這塊地在彰化，太遠了，管理麻煩，不然就把土地賣掉。剛開始委託仲介公司時，我不知道行情，仲介說附近沒有成交的參考值，甲地價值每坪3 萬多，因為彰化太遠了，我想說就聽仲介建議賣看看。後來回台南後，台南仲介有跟我說，甲地附近的中科園區要開發，會有前景性，甲地一坪應可賣6至7萬元，所以我跟仲介開價一坪6萬5000元開始賣。賣的過程中，仲介來台南找我2至 3次，因為有買方出現，並跟我說沒辦法賣到這麼高的價錢，原因很多，比如附近有養雞場，買方看土地時有聞到雞屎味，而且中科有一些大廠沒有要進駐，土地行情沒有那麼高，還說我的土地是在路邊，有一些是道路地，且進去土地前方之巷道狹窄，最終我才願意降價以886萬元成交。交易前我沒有查實價登錄資料，因已經賣了一段時間才賣掉，而且仲介講的原因都是事實，我就聽仲介的意見，以這樣價錢賣掉。後來謝文慶在111年11月間對我提告，說土地有掩埋廢棄物，訴訟攻防過程中，我才知道甲地在我賣了沒多久，就以高價賣給益照公司，所以在今年（113年）提起另案民事訴訟。我認為當時我有被仲介洗腦等語（本院卷二第139-14 3、147-149頁），可知陳淑秋非首次出售不動產，曾委託其他仲介銷售甲地，且向專業人士徵詢市場行情，其知悉中科園區即將開發之消息，始開價委託仲介銷售，因已銷售一段時間仍無法售出，經陳美芬、吳昭瑩告知有買方相看甲地，但認為甲地有前開缺點而開價過高，自訴人、陳淑秋幾經思考後始決定降價，由此過程以觀，陳美芬、吳昭瑩僅是據實相告買方之想法，並交由自訴人、陳淑秋決定是否降價。　⒉又查陳美芬於受託銷售甲地期間，均有以通訊軟體LINE聯絡自訴人說明銷售近況，過程中自訴人曾於110年6月4日傳訊問：「麻煩出個意見，我要開多少？底價要多少？」，陳美芬以電腦為其查詢實價登錄資料，並翻拍螢幕照片傳予自訴人觀看，2人隨即以電話討論，此有對話紀錄截圖照片在卷可查（本院卷二第45-73頁），足認自訴人本即有意瞭解實價登錄行情。且不動產實價登錄為公開資訊，任何人皆可上網查詢，自訴人、陳淑秋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亦有能力自行查詢實價登錄資料，無須等待陳美芬、吳昭瑩告知，陳美芬、吳昭瑩亦無法隱匿上開公開資訊。再者，自訴人出售之總價886萬元，換算每坪約3.2萬元，經與甲地所在之新萬合段其他土地110年3月至110年9月實價登錄查詢資料（本院卷二第99、103頁）所示其他6筆土地交易價格相較，高於其中 4筆交易價格，而屬中等價位，並未過低，上開土地交易資料中，其中固有一筆交易單價高達每坪9.1萬元，然該價格高出其餘交易價格甚多，且核其公告備註記載「親友、員工、共有人或其他特殊關係間之交易」，應屬基於特殊情誼之交易特例，不應援引作為與本件交易價格比較之基礎，故自訴人出售價格並未明顯低於交易時之市場行情。綜合上開事證，尚無從認定吳昭瑩、陳美芬所為，有所隱瞞市場行情並故意壓低價格，而構成對自訴人之背信行為。　㈣自訴人又以孫世堅為陳美芬、吳昭瑩之雇主，應對其二人所為背信行為知情且參與，謝文慶為孫世堅其等推派之人頭買主，林純璿則為謝文慶之仲介，謝文慶、林純璿、孫世堅、陳美芬、吳昭瑩等人均有背信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其等以此賺取仲介費用及甲地賤賣之價差，依刑法第31條規定，為背信罪之共同正犯云云，惟查：　⒈益照公司之負責人孟繁光於另案具結證稱：我們是從事人力仲介事業，購買甲地的動機是因為土地位在二林中科周邊，要買來做為外勞宿舍，我買入時甲地為素地，價格是我決定的。我大約是在交易日前1、2個月看到銷售廣告，就向仲介詢問，仲介有帶我去看現場，仲介是21世紀溪湖店，第一個跟我接觸的是巫明鴻，後來因為在議價，由另一個主管林純璿處理，我是看到銷售廣告的隔天，從臺中下來溪湖，同一個仲介有帶我看工業區周圍三塊土地，我最後選中甲地。我事前不知道這塊土地前一次的交易價格，如果我知道，就不會用這個價格買，我之所以願意購買，是因為這塊地是建地，可以蓋建築物，而我們曾經在其他的工業區外圍購買相關土地，基於之前經驗，我認為交易價格並非不合理，因為附近蠻空曠的，所以我沒有去瞭解實價登錄資料，我換算一坪約5至6萬元，我覺得還算合理。開價過程中，仲介也沒有跟我說我開價太低，要提高價格才買的到。後來我開挖後，發現土地有廢棄物，故有向倉和公司提告求償等語（本院卷二第153-159頁），堪信益照公司與謝文慶簽約（111年1月10 日）前之1至2個月即約110年11月間，才有意購買土地建築外籍移工宿舍，並尋找仲介帶看符合其要求之土地。參以自訴人與謝文慶簽署土地買賣契約書之時間為110年9月4日，彼時益照公司尚未開始找尋合適之土地，自無從以益照公司數月後用較高價格購入甲地，即推認謝文慶、林純璿與孫世堅等人，均有背信之犯行。　⒉衡以謝文慶於本院提出刑事答辯狀，陳稱：謝文慶沒有與仲介共謀，也無背信行為，謝文慶是倉和公司之負責人，購入甲地是為了開發建案，故於土地買賣契約書第13條第8項其他約定事項載明「賣方保證本標的非屬建管單位套繪管制之土地或申請建照、使照在案」、「本案標的亦需指示建築線核發，如無法核發買方得主張解除本契約所付價金無息返還買方」等文字。而謝文慶於甲地於110年11月30日點交前，即已聯繫建築師洽談規劃，另請太陽能廠商評估太陽能板建置方案，於110年12月21日仲介林純璿向其表示中科二林園區附近物件搶手，公司很缺案件，希望能幫謝文慶介紹買方，謝文慶本無出售甲地之意，但基於人情，隨便開一個1936 萬元之高價，並與林純璿簽署專任委託銷售契約，認為不可能售出，而繼續規劃土地。豈料於111年1月初，林純璿通知有買方欲出價1576萬5000元，私時謝文慶相中另一塊建地，此種短期價差對其有吸引力，故決定出售，而於另一塊土地規劃興建光境夏綠地建案，即將完工等語（本院卷一第199- 203頁），並提出其與石啟緯建築師、太陽能光電廠商華楷光電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太陽光電案場建置評估表為證（本院卷一第249-257頁），復依上開證據資料顯示，謝文慶確實於110年11月、12月間持續與建築師、光電廠商討論甲地未來使用規劃，顯見其上開所辯，並非無憑。　⒊自訴意旨僅以孫世堅為陳美芬、吳昭瑩之雇主，應對其二人所為背信行為知情且參與，又認謝文慶以較高價格出售甲地與益照公司，林純璿則為謝文慶之仲介，猜測其等事後朋分甲地賤賣之價差690萬元，而認其等均為背信犯行之共同正犯，然尚難認定陳美芬、吳昭瑩有背信之行為，業據本院說明如前，自訴意旨復未能就孫世堅、林純璿、謝文慶究竟在何時、何地參與何種謀議、有何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具體為何種行為、如何損害自訴人之主客觀重要構成要件事實加以說明，亦未能其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本院無從以此種猶有不明之指控，而認孫世堅、林純璿、謝文慶均有背信之犯行。　㈤末，經濟行為本身原寓有不同程度之不確定性或交易風險，交易雙方本應自行估量其主、客觀情事及搜集相關資訊，以作為其判斷之參考。又土地交易之市場行情，本即會隨利多、利空消息，或買賣雙方之交易動機、用途、需求急迫性不同，而起伏不定，並無一定之交易價格，豈能因事後結果未如預期，即認交易之對象及買賣雙方之仲介有背信情事？是本件尚難率認孫世堅等5人有何背信犯行而遽入於罪。此外，復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孫世堅等5人涉有何背信犯行，依上開說明，應認其等罪嫌均不足。六、綜上所述，自訴人所舉證據未有明確且充分之說服力而達提起自訴門檻之證據，是自訴人未盡其所應負已臻至自訴門檻之舉證責任，孫世堅等5人確有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犯罪嫌疑不足之情形存在，無進行實體審理之必要，依照首開說明，爰依同法第326條第3項規定，逕以裁定駁回其自訴。七、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3項、第252條第10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紀佳良　　　　　　　　　　　　　　　　　　法　官　林慧欣　　　　　　　　　　　　　　　　　　法　官　熊霈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對於本件裁定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楊蕎甄

2025-02-13

CHDM-113-自-2-20250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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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信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自字第2號 113年度自字第9號自訴人劉國棟自訴代理人陳樹村律師梁詠晴律師被告孫世堅吳昭瑩陳美芬上三人選任辯護人李淵源律師被告謝文慶上一人選任辯護人温令行律師被告林純璿上一人選任辯護人林見軍律師上列被告因背信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及追加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自訴及追加自訴均駁回。　　理　由一、按追加起訴係就與已經自訴之案件無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之相牽連犯罪（指刑事訴訟法第7條所列案件），在原自訴案件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加提獨立之新訴，俾便及時與原自訴案件合併審判，以收訴訟經濟之效，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43條準用同法第65條自明（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540號判例意旨參照）。是於自訴程序中，若有數人共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自得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追加自訴。本件自訴人於原自訴案件（113年度自字第2號）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具狀追加被告林純璿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有自訴人提出之刑事自訴追加被告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可參。依自訴意旨此部分追加自訴之犯罪事實形式觀之，與已自訴之犯罪有數人共犯一罪之關係，屬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項第2款之相牽連案件，合於追加自訴之要件，本院自得予以審理，先予說明。二、自訴意旨參酌自訴人提出之刑事自訴狀、刑事自訴陳報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刑事自訴陳報狀、刑事自訴追加被告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內容大意，略以：　㈠被告孫世堅為不動產經紀人，同為聚豐開發有限公司（下稱聚豐公司，即21世紀不動產員林大道加盟店）及造豐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造豐公司，即21世紀不動產彰化溪湖加盟店）之負責人，被告吳昭瑩為造豐公司之業務副理，被告陳美芬為造豐公司之經理，被告林純璿為造豐公司之副店長（上開人等下均逕稱其名），其等與被告謝文慶（下逕稱其名）為以低價購入自訴人所有坐落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甲地），再以高價售出賺取價差謀利，孫世堅、吳昭瑩、陳美芬、林純璿、謝文慶等人（下合稱孫世堅等5人）竟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基於背信之共同犯意聯絡，於民國11 0年5月間，先由吳昭瑩、陳美芬出面接觸遊說自訴人委託銷售甲地，自訴人不懂行情，經徵詢在台南擔任仲介之友人意見後，以每坪新臺幣（下同）6.5萬元價格委託其二人銷售。陳美芬、吳昭瑩見自訴人上鉤，乃向自訴人表示其開價太高，賣不出去，並隱匿附近市場行情，要求向自訴人降低委託銷售價格，再推由謝文慶出面擔任買主，由林純璿擔任謝文慶之仲介，與自訴人方議價，自訴人因而於110年9月4日以低於行情之總價886萬元出售甲地與謝文慶，並與謝文慶簽署買賣契約書。　㈡待自訴人依約於110年11月29日將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謝文慶指定之第三人倉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倉和公司）名下，並於110年11月30日點交土地與謝文慶、倉和公司使用。謝文慶旋於110年12月21日以倉和公司名義委託林純璿銷售甲地，於111年1月10日以1576萬5000元之價格出售甲地與第三人益照國際開發有限公司（下稱益照公司），並於111 年4月25日將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訴外人益照公司名下。是孫世堅、陳美芬、吳昭瑩上開所為，係為他人處理事務，而違反不動產經濟業管理條例第19條經紀人不能賺取價差、同法第24條之2第1款及第3款經紀人應提供正確交易資訊之規定，顯違背其等任務，謝文慶、林純璿則共謀參與上開犯罪計畫，是孫世堅等5人所為致自訴人受有36萬元之仲介費用損害，及甲地賣低之價差690萬元之損害。　㈢按經紀業或經紀人員不得收取差價或其他報酬，其經營仲介業務者，並應依實際成交價金或租金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報酬標準計收。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意，得同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公平提供雙方當事人類似不動產之交易價格。三、提供買受人或承租人關於不動產必要之資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第1項、同法第24條之2第1、3款定有明文。孫世堅等5人上開所為已違反上開管理條例之規定，並違背其等義務，而致生損害於自訴人，造成自訴人受有36萬元仲介費、 690萬元買賣價差損害。因認孫世堅、吳昭瑩、陳美芬、謝文慶、林純璿上開行為，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等語。三、按法院或受命法官，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訊問自訴人、被告及調查證據；第一項訊問及調查結果，如認為案件有第 252條、第253條、第254條之情形者，得以裁定駁回自訴，並準用第253條之2第1項第1款至第4款、第2項及第3項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據同法第252條第10款之規定，犯罪嫌疑不足者，應為不起訴處分。而關於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規定，除該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在自訴程序已分別有第326條第3項至第4項及第334條之特別規定足資優先適用外，關於該條第1項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亦於自訴程序之自訴人同有適用（最高法院91年度第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可資參照），倘自訴程序中自訴人提出之證據資料，尚不足以認定被告確有成立該指涉罪嫌之可能，即存有犯罪嫌疑不足之情形，自不得任令被告徒增應訊之勞力、時間及費用，命被告本人須到場應訴之必要，而應逕依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3規定，裁定駁回自訴人之自訴。又提起公訴或自訴既以「得為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為前提要件，則公訴或自訴之提起無明顯成立犯罪可能時，如令被告應訴而負擔刑事訴訟程序之苦，顯與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有違。因此若公訴或自訴之提起，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有犯罪成立之可能者，程序上應將之遏阻於「實體審理」之前，拒絕其進入實體審理。四、自訴人認孫世堅等5人涉有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無非係以其前開刑事自訴狀、刑事自訴陳報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刑事自訴陳報狀、刑事自訴追加被告暨聲請調查證據狀所載內容，並提出聚豐開發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謝文慶及自訴人之土地買賣契約書、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暨附件土地標的現況說明書、吳昭瑩、陳美芬之名片及自我推薦土地開發信、倉和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地籍異動索引、自訴人銀行帳戶匯款明細、倉和公司與益照公司之土地買賣契約書、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暨附件土地標的現況說明書、倉和公司向益照公司發律師函之內容、聚豐公司仲介費發票、聚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造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自訴人提出之民事起訴狀第1頁、本院113年度全字第5號民事裁定、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020號民事卷宗卷皮影本、自訴人與吳昭瑩簽署之賣方定金收款憑證、自訴人109年4月30日簽署之授權書、自訴人母親陳淑秋110年6月24日簽署之土地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陳淑秋110年6月24日委託銷售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自訴人及陳淑秋110年9月1日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自訴人110年9月4日委託銷售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倉和公司110年12月21日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倉和公司歷次委託銷售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造豐公司之登記查詢、彰化縣二林鎮新萬合段109年1月至110年9月19筆土地交易資訊、孫世堅、吳昭瑩、陳美芬於民事事件提出之答辯書狀、聚豐公司開立之服務收入統一發票4紙、彰化縣環境保護局113年8月15日彰環廢字第1130048848號等件為其主要論據。五、經查：　㈠按刑法上之背信罪為身分犯之一種犯罪，本質上在於為他人處理事務者，違背誠信義務所要求之信任關係，竟從事違反任務之行為，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方能構成（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3720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為他人處理事務，係指受他人委任，而為其處理事務為前提（最高法院49年度台上字第1530號刑事判決參照）。　㈡本案甲地仲介買賣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歷程略以：　⒈自訴人於109年4月30日即授權陳淑秋出售甲地，授權期間為1 09年4月30日至110年12月30日（本院卷一第273頁），陳淑秋與造豐公司於110年6月24日簽署土地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委託銷售價格為1065萬元（本院卷一第275頁）。並由陳美芬、吳昭瑩仲介服務。陳淑秋與造豐公司復於同日簽署委託銷售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委託銷售價格變更為實拿913 萬元，買方加價超過實拿總價額作為仲介服務費（本院卷一第277頁）。陳淑秋與造豐公司於110年9月1日簽署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委託銷售價格為實拿850萬元（本院卷一第279-280頁）。復於110年9月4日簽署委託銷售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委託銷售價格變更為實拿850萬元，並約定買賣雙方議定成交價為886萬元，仲介服務費為36萬元（本院卷一第281頁）。自訴人與謝文慶於110年9月4日以總價886萬元簽訂土地買賣契約（相當於每坪3.2萬元），並簽署泛太建經不動產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申辦買賣價金履約保證手續（本院卷一第29-33頁），結清撥付仲介費為36萬元（本院卷一第83頁），自訴人於110年12月1日收到泛太建經撥付之買賣價金。甲地於110年11月29日移轉登記至倉和公司名下（本院卷一第15-16、49-50頁）。　⒉倉和公司與造豐公司於110年12月21日簽署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委託銷售價格為1936萬元（本院卷一第283-284頁），由林純璿仲介服務。復於同日簽署委託銷售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委託銷售價格變更為1659萬5000元（本院卷一第 285頁）。嗣後於111年1月7日簽署委託銷售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委託銷售價格變更為實拿1500萬元，買方加價超過實拿總價額作為仲介服務費（本院卷一第287頁）。最終於111 年1月10日簽署委託銷售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委託銷售價格變更為1576萬5000元（本院卷一第289頁）。倉和公司於1 11年1月10日以總價1576萬5000元將甲地售與益照公司（相當於每坪5.7萬元）。甲地於111年4月25日移轉登記至益照公司名下。　㈢自訴人雖認陳美芬、吳昭瑩刻意隱瞞甲地之市場行情，並要求自訴人降低委託銷售價格出售謝文慶，其後再以市場行情價格售予益照公司，以此賺取仲介費用及甲地賤賣之價差云云。惟查：　⒈自訴人於109年4月30日即授權其母陳淑秋出售甲地，陳淑秋於本院自承非第一次出售不動產，之前曾有出售不動產之經驗多達2次以上，於交易前曾徵詢其他仲介甲地之市場行情為何，始據以開價（本院卷一第194頁），參以陳淑秋於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44號民事事件（下稱另案）亦具結證稱：是由我幫自訴人處理不動產買賣及管理，出售甲地的原因是當時缺資金，想說我住台南，這塊地在彰化，太遠了，管理麻煩，不然就把土地賣掉。剛開始委託仲介公司時，我不知道行情，仲介說附近沒有成交的參考值，甲地價值每坪3 萬多，因為彰化太遠了，我想說就聽仲介建議賣看看。後來回台南後，台南仲介有跟我說，甲地附近的中科園區要開發，會有前景性，甲地一坪應可賣6至7萬元，所以我跟仲介開價一坪6萬5000元開始賣。賣的過程中，仲介來台南找我2至 3次，因為有買方出現，並跟我說沒辦法賣到這麼高的價錢，原因很多，比如附近有養雞場，買方看土地時有聞到雞屎味，而且中科有一些大廠沒有要進駐，土地行情沒有那麼高，還說我的土地是在路邊，有一些是道路地，且進去土地前方之巷道狹窄，最終我才願意降價以886萬元成交。交易前我沒有查實價登錄資料，因已經賣了一段時間才賣掉，而且仲介講的原因都是事實，我就聽仲介的意見，以這樣價錢賣掉。後來謝文慶在111年11月間對我提告，說土地有掩埋廢棄物，訴訟攻防過程中，我才知道甲地在我賣了沒多久，就以高價賣給益照公司，所以在今年（113年）提起另案民事訴訟。我認為當時我有被仲介洗腦等語（本院卷二第139-14 3、147-149頁），可知陳淑秋非首次出售不動產，曾委託其他仲介銷售甲地，且向專業人士徵詢市場行情，其知悉中科園區即將開發之消息，始開價委託仲介銷售，因已銷售一段時間仍無法售出，經陳美芬、吳昭瑩告知有買方相看甲地，但認為甲地有前開缺點而開價過高，自訴人、陳淑秋幾經思考後始決定降價，由此過程以觀，陳美芬、吳昭瑩僅是據實相告買方之想法，並交由自訴人、陳淑秋決定是否降價。　⒉又查陳美芬於受託銷售甲地期間，均有以通訊軟體LINE聯絡自訴人說明銷售近況，過程中自訴人曾於110年6月4日傳訊問：「麻煩出個意見，我要開多少？底價要多少？」，陳美芬以電腦為其查詢實價登錄資料，並翻拍螢幕照片傳予自訴人觀看，2人隨即以電話討論，此有對話紀錄截圖照片在卷可查（本院卷二第45-73頁），足認自訴人本即有意瞭解實價登錄行情。且不動產實價登錄為公開資訊，任何人皆可上網查詢，自訴人、陳淑秋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亦有能力自行查詢實價登錄資料，無須等待陳美芬、吳昭瑩告知，陳美芬、吳昭瑩亦無法隱匿上開公開資訊。再者，自訴人出售之總價886萬元，換算每坪約3.2萬元，經與甲地所在之新萬合段其他土地110年3月至110年9月實價登錄查詢資料（本院卷二第99、103頁）所示其他6筆土地交易價格相較，高於其中 4筆交易價格，而屬中等價位，並未過低，上開土地交易資料中，其中固有一筆交易單價高達每坪9.1萬元，然該價格高出其餘交易價格甚多，且核其公告備註記載「親友、員工、共有人或其他特殊關係間之交易」，應屬基於特殊情誼之交易特例，不應援引作為與本件交易價格比較之基礎，故自訴人出售價格並未明顯低於交易時之市場行情。綜合上開事證，尚無從認定吳昭瑩、陳美芬所為，有所隱瞞市場行情並故意壓低價格，而構成對自訴人之背信行為。　㈣自訴人又以孫世堅為陳美芬、吳昭瑩之雇主，應對其二人所為背信行為知情且參與，謝文慶為孫世堅其等推派之人頭買主，林純璿則為謝文慶之仲介，謝文慶、林純璿、孫世堅、陳美芬、吳昭瑩等人均有背信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其等以此賺取仲介費用及甲地賤賣之價差，依刑法第31條規定，為背信罪之共同正犯云云，惟查：　⒈益照公司之負責人孟繁光於另案具結證稱：我們是從事人力仲介事業，購買甲地的動機是因為土地位在二林中科周邊，要買來做為外勞宿舍，我買入時甲地為素地，價格是我決定的。我大約是在交易日前1、2個月看到銷售廣告，就向仲介詢問，仲介有帶我去看現場，仲介是21世紀溪湖店，第一個跟我接觸的是巫明鴻，後來因為在議價，由另一個主管林純璿處理，我是看到銷售廣告的隔天，從臺中下來溪湖，同一個仲介有帶我看工業區周圍三塊土地，我最後選中甲地。我事前不知道這塊土地前一次的交易價格，如果我知道，就不會用這個價格買，我之所以願意購買，是因為這塊地是建地，可以蓋建築物，而我們曾經在其他的工業區外圍購買相關土地，基於之前經驗，我認為交易價格並非不合理，因為附近蠻空曠的，所以我沒有去瞭解實價登錄資料，我換算一坪約5至6萬元，我覺得還算合理。開價過程中，仲介也沒有跟我說我開價太低，要提高價格才買的到。後來我開挖後，發現土地有廢棄物，故有向倉和公司提告求償等語（本院卷二第153-159頁），堪信益照公司與謝文慶簽約（111年1月10 日）前之1至2個月即約110年11月間，才有意購買土地建築外籍移工宿舍，並尋找仲介帶看符合其要求之土地。參以自訴人與謝文慶簽署土地買賣契約書之時間為110年9月4日，彼時益照公司尚未開始找尋合適之土地，自無從以益照公司數月後用較高價格購入甲地，即推認謝文慶、林純璿與孫世堅等人，均有背信之犯行。　⒉衡以謝文慶於本院提出刑事答辯狀，陳稱：謝文慶沒有與仲介共謀，也無背信行為，謝文慶是倉和公司之負責人，購入甲地是為了開發建案，故於土地買賣契約書第13條第8項其他約定事項載明「賣方保證本標的非屬建管單位套繪管制之土地或申請建照、使照在案」、「本案標的亦需指示建築線核發，如無法核發買方得主張解除本契約所付價金無息返還買方」等文字。而謝文慶於甲地於110年11月30日點交前，即已聯繫建築師洽談規劃，另請太陽能廠商評估太陽能板建置方案，於110年12月21日仲介林純璿向其表示中科二林園區附近物件搶手，公司很缺案件，希望能幫謝文慶介紹買方，謝文慶本無出售甲地之意，但基於人情，隨便開一個1936 萬元之高價，並與林純璿簽署專任委託銷售契約，認為不可能售出，而繼續規劃土地。豈料於111年1月初，林純璿通知有買方欲出價1576萬5000元，私時謝文慶相中另一塊建地，此種短期價差對其有吸引力，故決定出售，而於另一塊土地規劃興建光境夏綠地建案，即將完工等語（本院卷一第199- 203頁），並提出其與石啟緯建築師、太陽能光電廠商華楷光電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太陽光電案場建置評估表為證（本院卷一第249-257頁），復依上開證據資料顯示，謝文慶確實於110年11月、12月間持續與建築師、光電廠商討論甲地未來使用規劃，顯見其上開所辯，並非無憑。　⒊自訴意旨僅以孫世堅為陳美芬、吳昭瑩之雇主，應對其二人所為背信行為知情且參與，又認謝文慶以較高價格出售甲地與益照公司，林純璿則為謝文慶之仲介，猜測其等事後朋分甲地賤賣之價差690萬元，而認其等均為背信犯行之共同正犯，然尚難認定陳美芬、吳昭瑩有背信之行為，業據本院說明如前，自訴意旨復未能就孫世堅、林純璿、謝文慶究竟在何時、何地參與何種謀議、有何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具體為何種行為、如何損害自訴人之主客觀重要構成要件事實加以說明，亦未能其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本院無從以此種猶有不明之指控，而認孫世堅、林純璿、謝文慶均有背信之犯行。　㈤末，經濟行為本身原寓有不同程度之不確定性或交易風險，交易雙方本應自行估量其主、客觀情事及搜集相關資訊，以作為其判斷之參考。又土地交易之市場行情，本即會隨利多、利空消息，或買賣雙方之交易動機、用途、需求急迫性不同，而起伏不定，並無一定之交易價格，豈能因事後結果未如預期，即認交易之對象及買賣雙方之仲介有背信情事？是本件尚難率認孫世堅等5人有何背信犯行而遽入於罪。此外，復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孫世堅等5人涉有何背信犯行，依上開說明，應認其等罪嫌均不足。六、綜上所述，自訴人所舉證據未有明確且充分之說服力而達提起自訴門檻之證據，是自訴人未盡其所應負已臻至自訴門檻之舉證責任，孫世堅等5人確有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犯罪嫌疑不足之情形存在，無進行實體審理之必要，依照首開說明，爰依同法第326條第3項規定，逕以裁定駁回其自訴。七、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3項、第252條第10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紀佳良　　　　　　　　　　　　　　　　　　法　官　林慧欣　　　　　　　　　　　　　　　　　　法　官　熊霈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對於本件裁定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楊蕎甄

2025-02-13

CHDM-113-自-9-20250213-1

自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違反商標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09年度自字第28號自訴人揚聲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劉宏達自訴代理人翁林瑋律師王佩絹律師何婉菁律師被告王健發選任辯護人陳瑜珮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標法等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追加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追加自訴駁回。　　理　　由一、本件追加自訴意詳如自訴人所提民國113年3月18日刑事自訴追加起訴狀所示（本院卷四第213至215頁）。二、按追加起訴係就與已經自訴之案件無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之相牽連犯罪（指刑事訴訟法第7條所列案件），在原自訴案件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加提獨立之新訴，俾便及時與原自訴案件合併審判，以收訴訟經濟之效，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43條準用同法第65條自明（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540號判例意旨參照）。查自訴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之113年3月18 日，以刑事自訴追加起訴狀追加被告王健發為本案之共同被告，依上開追加自訴之犯罪事實形式觀之，與已自訴之犯罪有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之關係，屬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款之相牽連案件，形式上雖合於追加自訴之要件，惟有下述情形，分別敘明之。三、按法院或受命法官，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訊問自訴人、被告及調查證據；第1項訊問及調查結果，如認為案件有第2 52條、第253條、第254條之情形者，得以裁定駁回自訴，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1項前段、第3項明文規定。自訴案件因未經偵查程序，因此賦予法官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審查之權，於自訴有第252條各款應不起訴原因、第253條認為以不起訴為適當之得不起訴原因與第254條於應執行刑無重大關係得為不起訴原因者，得以裁定駁回自訴，以免程序勞費，明定法院或受命法官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得審查提起之自訴，有無檢察官偵查結果之應為不起訴、得不起訴之情形。自訴程序除自訴章（刑事訴訟法第319條至第343條）有特別規定外，準用公訴章第2節、第3節關於公訴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43條明文規定。又「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五、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十、犯罪嫌疑不足者…」，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10款亦分別定有明文。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第16 1條、第163條關於舉證責任與法院調查義務之規定，編列在刑事訴訟法第一編總則第12章「證據」，原則上於自訴程序同有適用，除其中第161條第2項起訴審查機制、同條第3項、第4項以裁定駁回起訴之效力，自訴程序已分別有第326條第3項、第4項及第334條特別規定外，關於第161條第1項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規定，於自訴程序之自訴人同有適用。自訴程序，法院如認案件有同法第252條至第254條情形，自得逕依同法第326條第3項規定，裁定駁回自訴，無須先裁定定期通知自訴人補正（最高法院91年度第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因遭提起公訴或自訴之對象，無論事實上或法律上，於精神、時間、經濟、家庭社會層面均承受極大負擔，故必有確實、高度犯罪嫌疑，始允提起公訴或自訴。因此提起公訴或自訴應以「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為要件，此與開始偵查之單純嫌疑（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及有罪判決之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均不相同。提起公訴或自訴既以「得為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為前提要件，則公訴或自訴之提起無明顯成立犯罪可能時，如令被告應訴而負擔刑事訴訟程序之苦，顯與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有違。因此若公訴或自訴之提起，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有犯罪成立之可能者，程序上應將之遏阻於「實體審理」之前，拒絕其進入實體審理。四、自訴人認被告王健發共同涉犯著作權法、商標法等罪嫌，無非係以本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2號刑事判決等件為其主要論據。經查： (一)著作權法部分：　　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人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6個月內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刑法第284條之罪，依刑法第28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次按著作權法第七章之罪，原則上均須告訴乃論，有著作權法第100條可參。查自訴人與同案被告李德林及喬安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喬安公司，現負責人為林伯諺，於11 1年9月13日前原名咪噠積股份有限公司，106年8月2日前原名緯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素因「咪噠 miniK CO」電話亭K TV（下稱本案機台）而有多起案件，最早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7年度調偵字第2038號、108年度偵字第25519 號等不起訴處分書（於108年10月23日偵結）中，即已引用被告王健發於臺灣士林地檢署檢察官108年度偵字第9243號不起訴處分書（於108年7月4日偵結）中關於本案機台之證言。再本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2號刑事判決固認定被告王健發曾為同案被告喬安公司之前身緯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然該案件亦於111年8月10日即已宣判。故自訴人應於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7年度調偵字第2038號等不起訴處分書送達於自訴人時，或本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2號刑事判決宣判時，即得知悉被告王健發曾為同案被告喬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之事實。而自訴人所指被告王健發之本案行為，均發生於109年1月13日以前，就本案之犯罪事實而言，自訴人既已得知悉被告王健發曾為同案被告喬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卻遲至113年3月18日始對被告提出追加自訴，顯已逾6個月告訴期間，且自訴人未指出本案有何著作權法第100條非告訴乃論之事由，依前揭規定，自不得對被告王健發提起追加自訴。 (二)商標法部分：　　被告王健發及其辯護人為其辯稱：其於105年前確為同案被告喬安公司更名前之「緯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但於106年8月將喬安公司賣予同案被告李德林後，已非公司負責人而與本案無涉等語（卷4第283-288頁刑事自訴答辯狀）。又本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2號刑事判決固認定被告王健發曾為同案被告喬安公司之負責人，惟該案所涉犯罪事實，均發生於104年前，自訴人復未提出被告王健發於本案案發之109年1月13日前有何涉犯本案犯行，並獲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之證據供本院勾稽，而無從證明被告王健發有共同違反著作權法及商標法等罪之行為。五、綜上各情，依追加自訴意旨指訴內容，被告王健發涉犯著作權法部分已逾告訴期間，被告王健發涉犯商標法部分則罪嫌不足，應認有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第10款所定情形，揆諸前開說明，自應裁定駁回追加自訴。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3項、第252條第5款、第10 款規定，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鄧鈞豪　　　　　　　　　　　　　　　　　　　　　　　　　　　　法　官　趙德韻　　　　　　　　　　　　　　　　　　　　　　　　　　　　法　官　林記弘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洪婉菁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2025-02-12

TPDM-109-自-28-20250212-2

自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自字第24號自訴人湯靖騰兼上一人法定代理人湯發凱自訴代理人林鳳秋律師被告王臻誼施佳利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自訴駁回。　　理　由一、自訴意旨略以：　㈠自訴人湯發凱與鍾淑君為夫妻，被告王臻誼、施佳利於109年 10月30日分別為秉坤婦幼醫院（下稱秉坤醫院）之新生兒室主治醫師及護理人員。鍾淑君於109年初懷孕，同年10月30 日0時30分至秉坤醫院注射催產劑催生，產程已有遲滯，惟主治醫師洪秉坤仍進行自然產，自然產過程中因被告施佳利在鍾淑君腹部加壓不當，造成鍾淑君左側第7根肋骨斷裂、自訴人即新生兒湯靖騰顱內血腫並肢體抽搐、痙攣發作多次後顱內血腫、頭骨骨裂等傷害。被告王臻誼應負告知及追蹤、診療自訴人湯靖騰病情之義務，然湯靖騰有上開病情，被告王臻誼未即時給予相關檢查及治療，而有延誤處置之過失。　㈡自訴人於112年10月18日另案民事事件開庭時始知當初在鍾淑君腹部不當加壓之護理人員為施佳利，另於112年8月9日民事事件開庭時始知被告王臻誼為上開犯罪行為人及其過失之具體情節，爰依法對被告等人提起過失傷害之自訴。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已不得為告訴或請求者，不得再行自訴。案件有左4列情形之一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五、告訴或請求乃論1之罪，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法院訊問及調查結果，如認為案件有第252條、第253條、第254條之情形者，得以裁定駁回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322條、第252條第5款、第32 6條第3項前段分別有明文。又刑法第284條過失重傷害罪屬告訴乃論之罪，同法第287條前段亦有明文。三、查依自訴狀所載之事實，自訴人至遲於112年8月9日、同年1 0月18日已知本件過失傷害行為人及其過失傷害之事實，惟自訴人遲至113年11月14日始提起本件自訴等情，有刑事自訴狀上之本院收文章可佐，顯已逾過失致重傷害罪之告訴期間，依前開說明，已不得提起告訴，自不得提起自訴，是本件自訴不合法，且無補正之可能，應予駁回。四、依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3項前段、第252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美香　　　　　　　　　　　　　　　　　　　　　　　　　　　　法　官　葉宇修　　　　　　　　　　　　　　　　　　　　　　　　　　　　　　　　　　　　　法　官　陳藝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郭子竣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2025-02-10

TYDM-113-自-24-20250210-1

自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妨害名譽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自字第16號自訴人陳志明自訴代理人黃國政律師被告余杰陳建宏共同選任辯護人洪大植律師蔡宜欣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等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自訴駁回。　　理　由一、自訴意旨略以：自訴人陳志明與被告余杰、陳建宏，均任職於位處越南之台塑河靜鋼鐵興業責任有限公司（下稱越南台塑河靜公司）之燒結廠部門，自訴人為廠務管理師，被告余杰為廠長，被告陳建宏為製程安管高工師。緣越南政府於民國112年8月9日對越南台塑河靜公司進行稽查，發現越南台塑河靜公司燒結廠部門廢棄觸媒暫存場（下稱廢觸媒暫存場）周邊有放置廢棄物。被告2人受命提報廢觸媒暫存場管理不當之責任人員，明知自訴人並不負責管理燒結廠廢棄觸媒暫存場，竟共同意圖散布於眾，基於業務上登載不實及加重誹謗之犯意，於被告2人負責製作之「廢觸媒暫存場調查報告」（下稱調查報告）中記載自訴人未就廢觸媒暫存場善盡督導管理之責等不實事項，並於113年5月8日召開之各事業部異常案件檢討會提出調查報告，致公司內部人員得見聞上開訊息內容，位處臺灣臺北市內湖區之英屬開曼群島商台塑河靜有限公司（下稱臺灣台塑河靜公司）更憑此對自訴人做成警告兩次之人事處分，足以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因認被告2人共同涉犯刑法第215條之業務上登載不實罪、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云云。二、按法院或受命法官，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訊問自訴人、被告及調查證據；第1項訊問及調查結果，如認為案件有第2 52條情形者，得以裁定駁回自訴，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蓋遭提起自訴之對象，無論事實上或法律上，在精神、時間、經濟、家庭等各層面均承受極大負擔，故必有確實、高度之犯罪嫌疑，始允提起自訴。而倘自訴之提起無明顯成立犯罪可能時，猶令被告應訴而負擔刑事訴訟程序之苦，顯與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有違。三、自訴人主張被告2人涉犯刑法業務上登載不實罪、加重誹謗罪嫌，無非係以越南台塑河靜公司組織編制表、臺灣台塑河靜公司人事處分通知單、越南台塑河靜公司鋼鐵煉鐵部燒結廠廠務室便簽、自訴人公司作業email寄件匣截圖、自訴人與高爐廠同事吳信霖、環安中心同事黏銘輝之Line對話截圖、自訴人與前任廠務管理師潘英秀之對話截圖、廢棄觸媒儲存場管理人員標示、二期擴建用地巡檢紀錄表（即自證1至自證8，見審自卷35至45頁、107頁、本院卷71至77頁）為其主要論據。四、本院審酌結果，應認本案自訴有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為不起訴處分之事由，茲分述如下：　㈠無審判權：　⒈按我國刑法於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者，適用之；犯罪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刑法第3條、第4條已有明揭。再按我國人民於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內亂罪、外患罪、第135條、第136條、第138條之妨害公務罪、第185條之1及第185條之2之公共危險罪、偽造貨幣罪，第201條、202條之偽造有價證券罪，第211條、第214條、第218條、第216條行使第211條、第213條、第214 條文書之偽造文書罪、毒品罪、第296條、第296條之1之妨害自由罪、第333條、第334條、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之海盜罪；或公務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第121條至第123條、第125條、第126條、第129條、第131條、第132條、第134條之瀆職罪、第163條之脫逃罪、第213條之偽造文書罪、第33 6條第1項之侵占罪；或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刑法第5條、第6條以外之罪，而其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者適用之，但依犯罪地之法律不罰者，不在此限，刑法第 5條、第6條及第7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自訴人主張被告2人任職於越南台塑河靜公司（見審自卷13 頁），復主張調查報告係於越南製作提出（見本院卷136頁），且本案自訴意旨所認被告2人所犯，係涉刑法第215條之業務上登載不實罪、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核上開犯罪，均非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是被告2人縱有自訴人指訴所涉罪嫌，其身分既非公務員，行為地又在越南而非我國領域內，復未涉犯刑法第5條、第6條及第7條所規定之犯罪，我國法院對之即無審判權。　㈡犯罪嫌疑不足：　⒈按刑法第215條之業務上登載不實罪，除客觀上從事業務之人員在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有為虛偽不實之登載行為，且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其在主觀上須明知為不實。所謂明知係指直接之故意而言，若為間接故意或過失，均難繩以該條之罪(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988號刑事判決參照)。　⒉另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2 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惟同條第3項前段則規定，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而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表意人對於所誹謗之涉及公共利益之事，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應屬合於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其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及112年度憲判字第8 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查被告2人已否認曾製作調查報告（見本院卷127頁），自訴人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證明被告2人有製作調查報告，甚至坦認自訴人從未取得調查報告（見本院卷136頁），則被告2人有無製作調查報告？如有，其具體內容有何不實之處？凡此自訴人均未提出證據資料佐證，顯未盡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已難認被告2人客觀上有何誹謗或業務上登載不實之行為。　⒋且自訴人身為越南台塑河靜公司廠務管理師，依其編製之廠務管理師辦事細則，應負責處理倉庫安全（工安、環保、消防）與環境清理(見審自卷143、146、150頁)；而在越南政府112年8月9日進行稽查後，被告陳建宏亦多次以電子郵件或Line通知自訴人清理廠房周邊工程餘廢料及用地廢棄物（見審自卷225至238、243至273頁），自訴人亦有發信通知廠內同仁協助清理廢棄物（見審自卷第241頁），可見自訴人確有主管越南台塑河靜公司內廢棄物清理事宜；且越南政府既然會動用公權力稽查越南台塑河靜公司廢觸媒暫存場周邊是否有放置廢棄物，足認廢觸媒暫存場周邊廢棄物清理事宜並非僅涉及越南台塑河靜公司私人利益，亦與社會大眾公共利益攸關。則依照前揭說明，縱認被告2人有製作調查報告載明自訴人主管廢觸媒暫存場周邊廢棄物清理事宜且自訴人未就主管廢觸媒暫存場周邊廢棄物清理事宜善盡職責，亦應係本於客觀上得合理確信內容為真實之證據資料所發表之與公共利益有關之言論，更係本於個人價值判斷所為合理評論，無登載不實可言，亦難認被告2人有業務登載不實或誹謗之直接故意可言。　⒌至自訴人提出越南台塑河靜公司組織編制表（見審自卷35至3 7頁）、自訴人公司作業email寄件匣截圖（見審自卷45頁）、臺灣台塑河靜公司人事處分通知單（見審自卷39頁）自訴人與高爐廠同事吳信霖、環安中心同事黏銘輝之Line對話截圖（見審自卷107頁），僅得證明自訴人與被告2人均任職於越南台塑河靜公司，自訴人有負責燒結廠晨會管制事項，且有複數人得悉臺灣台塑河靜公司對自訴人所為人事處分，並不能證明廢觸媒暫存場周邊廢棄物清理事宜是否屬於自訴人主管範圍？被告2人是否明確知悉廢觸媒暫存場周邊廢棄物清理事宜非屬自訴人主管範圍，卻故意諉過於自訴人？而自訴人提出自訴人與前任廠務管理師潘英秀之對話截圖（見本院卷71頁）與現任廠務管理師即自訴人之職務無關，廢棄觸媒儲存場管理人員標示所製成之時間不明（見本院卷73頁），越南台塑河靜公司鋼鐵煉鐵部燒結廠廠務室便簽（見審自卷41頁）、二期擴建用地巡檢紀錄表（見審自卷75、77頁）、煉鐵部燒結廠改善情形簡報（見本院卷223頁）亦係越南政府112年8月9日進行稽查後所生資料，且對話、標示、便簽、巡檢紀錄表及簡報上所記載內容，均無隻字表明越南政府112年8月9日進行稽查時，廢觸媒暫存場周邊廢棄物清理事宜係專由自訴人以外之人所負責，自不得憑此論斷被告2 人有業務登載不實或誹謗之行為。　五、從而，依自訴意旨與自訴人所提之證據資料，不能認定我國法院對被告2人有審判權，被告2人犯罪嫌疑亦顯有未足，應屬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7款、第10款所定之情形。參照前揭規定及說明，本院自得依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3項前段規定，以裁定駁回本案自訴。六、末按任何自訴案件之自訴人，不能在未盡實質舉證責任及說服義務情況下，於自訴之初期，便以聲請調查證據為由，要求法院進行不利於被告之證據調查。否則，無異於破壞刑事訴訟之三角關係，使法院宛如自訴人代理人，代替其履行前述責任與義務，致失客觀中立之公平法院角色（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11年度抗字第74號刑事裁定參照）。是自訴人聲請傳喚臺灣台塑河靜公司人資組長劉徐睿到庭作證並提供調查報告及電子郵件檢附懲處資料（見本院卷142頁），有違前述刑事訴訟之基本法理，並無調查必要，應予駁回，併予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3項、第252條第7款、第10 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二庭法　官　梁志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羅淳柔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2025-02-07

SLDM-113-自-16-20250207-1

自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背信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0年度自字第35號自訴人辰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吳詠棠自訴代理人謝易達律師朱俊雄律師被告陳裕凱楊曉麒林錦貴陳謙逸共同選任辯護人林凱倫律師張軒律師上列被告因背信等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自訴駁回。　　理　由一、本件自訴意旨略以：（一）自訴人辰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04年間承攬璞園建築團隊中之璞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位於臺北市○○區○○○路0 00號、000號、000號、名稱為「吾上琚」之建案（下稱「吾上琚建案」），並於107年4月23日取得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所核發之「吾上琚建案」使用執照。被告陳裕凱於 99年1月1日至107年9月25日間，於自訴人公司擔任工務部協理一職，惟其於106年3月10日即擔任與自訴人具有業務競爭關係之翊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翊豐公司）代表人，且其於自訴人公司任職期間有嚴重違反忠實義務之情事，故自訴人於107年9月25日將其解僱，而其於次日旋即轉往翊豐公司任職，目前擔任翊豐公司之董事長兼總經理。被告楊曉麒於99年1月1日至107年9月25日間於自訴人公司任職，並擔任採發部經理一職，惟其於自訴人公司任職期間與被告陳裕凱有嚴重違反忠實義務之情事，故自訴人公司於107年9月25日將其解僱，其於次日即刻轉往翊豐公司任職，目前擔任翊豐公司之董事兼經理。被告林錦貴於 98年6月間至自訴人公司任職，並擔任「吾上琚建案」工務所所長一職，惟自訴人將被告陳裕凱及被告楊曉麒2人解僱後，其遂於108年2月28日向自訴人請辭，並轉往翊豐公司任職。被告陳謙逸於105年9月1日至自訴人公司任職，並擔任「吾上琚建案」現場工程師一職，惟其於107年1 2月連續多日曠職，故自訴人於107年12月25日將其解僱，而其嗣後轉往翊豐公司任職。（二）被告陳裕凱擔任負責人之翊豐公司，另承攬璞園建築團隊中之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璞永公司）位於臺北市 ○○區○○街0段000號旁、名稱為「璞有聲」之建案（下稱「璞有聲建案」)。璞永公司為「璞有聲建案」進行鑑界時，發現慈生宮之廁所佔用「璞有聲建案」之部分土地，璞永公司乃與慈生宮協議，由璞永公司代慈生宮將越界之廁所拆除，並於慈生宮之土地上重新興建廁所，璞永公司乃將此工程發包予翊豐公司施作（下稱「慈生宮廁所改建工程」)。翊豐公司承攬之「慈生宮廁所改建工程」與自訴人完全無關，且「吾上琚建案」已於107年4月23日取得使用執照，故「吾上琚建案」之1樓及2樓公共空間於107年5 、6月間，無任何使用如附表所示工料之必要。惟自訴人查閱「吾上琚建案」工務所留存之相關資料後，赫然發現被告陳裕凱、楊曉麒、林錦貴、陳謙逸（下合稱被告4人）於自訴人公司任職之107年5月至8月間，竟共同利用職務之便，假「吾上琚建案」本身或鄰房修繕所需，製作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不實文書購料或點工，使用於翊豐公司之「慈生宮廁所改建工程」，進而損及自訴人之利益。（三）被告4人共同詐欺自訴人公司採購實際上供翊豐公司承包之「慈生宮廁所改建工程」之材料，於如附表所示各編號之估驗單上佯載不實之「工程材料及金額」、及於點工登錄表上變造不實之「工項」，此觀該等文件上分別有被告 4人之核章至明，被告4人係共犯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四）又被告4人通謀虛偽製作或變造如附表所示之估驗單及點工登錄表，致使自訴人公司陷於錯誤，誤以為如附表所示估驗單所載之材料或人力為「吾上琚建案」所需，進而依估驗單所載之金額付款予各家廠商。被告4人係為翊豐公司不法所有之意圖而施行詐術，並致使自訴人公司陷於錯誤而給付款項予各家廠商，進而受有如附表各編號所示，共計434,380元之損害，且該等材料及工項並未用於「吾上琚建案」，則不論被告4人將該等材料及工項實際用於何處，均共同該當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五）被告4人所為係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同法第216 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刑法339條第 1項之詐欺得利罪嫌，爰依法提起本件自訴云云。二、按法院或受命法官，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訊問自訴人、被告及調查證據；第1項訊問及調查結果，如認為案件有第2 52條、第253條、第254條之情形者，得以裁定駁回自訴，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蓋自訴案件因未經偵查程序，是以賦予法官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審查之權，認為自訴有刑事訴訟法第252條各款所列應為不起訴之處分、同法第253條認為以不起訴為適當而得為不起訴處分及第254條所規定「於應執行刑無重大關係」而得為不起訴處分之情形者，得以裁定駁回自訴，俾免程序上勞費，因而明定法院或受命法官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得審查自訴人提起之自訴，有無前揭應為不起訴或得不起訴處分之情形。又自訴程序除自訴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公訴章第2節、第3節關於公訴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43條亦有明文。是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此觀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即明，該規定於自訴程序之自訴人同有其適用，且在自訴程序，法院如認案件有同法第252條至第254條情形，自得逕依同法第326條第3項規定，以裁定駁回自訴，無須先裁定通知命自訴人補正（最高法院91年度第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足資參照）。此乃因遭提起公訴或自訴之對象，無論事實上或法律上，在精神、時間、經濟、家庭等各層面均承受極大負擔，故必有確實、高度之犯罪嫌疑，始允提起公訴或自訴，易言之，提起公訴或自訴應以「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為要件，此與開始偵查之單純嫌疑（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 項）及有罪判決之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 1項）均不相同，而提起公訴或自訴既以「得為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為其前提要件，則倘公訴或自訴之提起無明顯成立犯罪可能時，猶令被告應訴而負擔刑事訴訟程序之苦，顯與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有違，是若公訴或自訴之提起，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有犯罪成立之可能者，即應在程序上將之遏阻於「實體審理」之前。易言之，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制，既以檢察官或自訴人立於當事人地位對被告進行追訴，依無罪推定原則，檢察官或自訴人對於指訴之犯罪事實，當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基此，倘自訴程序中自訴人之自訴意旨已明，但依提出之證據資料，尚不足以認定被告確有成立該指涉罪嫌之可能，即存有犯罪嫌疑不足之情形，自不得任令被告徒增應訊之勞力、時間及費用，命被告本人須到場應訴之必要，而應逕依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3項規定，裁定駁回自訴人之自訴。三、自訴人指被告4人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本院108年度訴字第2027號民事判決、翊豐公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翊豐公司承攬「璞有聲建案」之截圖、107年7月14日至107 年8月24日間之電子郵件往來及「慈生宮-廁所配置.pdf」檔案及如附表所示各編號「證物」欄所示之估驗單、統一發票、點工登錄表、照片等相關物證等件為據。四、經查：（一）自訴意旨雖謂被告4人於自訴人公司任職期間，共同基於背信、業務登載不實、詐欺取財之犯意，利用其等於自訴人公司負責「吾上琚建案」職務之機會，製作不實之估驗單、點工紀錄表，供如附表所示之廠商向自訴人請款，惟該等工料均係用於與自訴人具有業務競爭關係之翊豐公司所承攬之「慈生宮廁所改建工程」，而認被告4人涉犯背信、詐欺、業務登載不實之犯行云云。惟自訴人前於108 年間因自訴人與翊豐公司間業務內容，已對被告陳裕凱、楊曉麒提起背信、詐欺、業務侵占及妨害秘密之告訴（下稱前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8年度偵字第13990號為不起訴處分，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09年度上聲議字第9681號處分書駁回再議確定，有各該處分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99至110頁），並經本院調閱該等卷宗核閱無誤。前案檢察官依被告陳裕凱、楊曉麒與自訴人代表人吳詠棠間之對話錄音內容，認定自訴人與翊豐公司於107年6月至8月間前係同一經營團隊，且二家公司之辦公設備資源，於分家前均為共用之狀態，有前揭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查。（二）又依本件被告4人具狀提出與自訴人公司代表人吳詠棠之對話錄音譯文，吳詠棠與被告陳裕凱、楊曉麒於107年6月 15日、107年6月20日、107年8月2日之談話（見本院卷二第49至97頁），均以自訴人與翊豐公司為同一事業體為前提，討論將來要如何合作經營分配利潤或分家獨立，有下列對話內容可佐：　 1、107年6月15日對話內容（見本院卷二第49至82頁），被告陳裕凱向吳詠棠提及「那辰豐跟翊豐我覺得說，好，有一段時間，因為大家變成是包含目前的建案各方面其實都混雜在一起的，那我會認為說，在一段時間內合作50、50是 OK的，只是說那時候是資金認定是算法是不一樣的」等語，吳詠棠即回覆「對對對對」（見本院卷二第53頁），並表示「我要一家完整的公司可以遂行我的意志的」、「不用再講以前了，我不要那個方法，這一次可以用在第二個第三個工地，就是翊豐的就是分我25的利潤就好」（見本院卷二第55頁）、「如果是不合作的話。就兩家公司要分開……你說將來怎樣，就是分開，辦公室分開啊」（見本院卷二第58頁），又被告陳裕凱稱「那現在在建案子怎麼處理」（見本院卷二第58頁）、「後續會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在建案的問題，正在蓋的」、「金龍路、學豐、風和樹，吾上琚快結束了」，吳詠棠亦回覆「對對對」之肯認用語（見本院卷二第63頁）。被告陳裕凱再稱「因為第二個是人員的問題，包含假設分，有人員的問題嗎？」吳詠棠回以「小陳我問你，人員的薪水誰再支付，回答給我聽。」，被告陳裕凱即回答「你付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 64至65頁）。被告楊曉麒則稱「剛剛兩位提到的都是以.. .因為我們本來提的是有合作跟不合作的模式嗎，看起來剛剛提到都是以不合作在討論，那如果以合作的討論，我所謂的合作就是吳先生這邊有25%進來，因為已經不考慮昨天的方案了嗎，不考慮了嗎？」、「那如果說合作的方法呢，剛剛講的在建工程，或者是所謂的嗯…一些人員問題的話，又怎麼處理呢」、「那後來討論到是說是不OK，不OK的答案」，吳詠棠即回覆「我就覺得如果這樣情況，不一定要分公司的，不一定分上班公司的，因為同樣在做上個月的事情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9頁）。則由上開對話內容可知，自訴人與翊豐公司之員工、辦工地點設備均相同，且皆由吳詠棠負擔費用，二公司正進行中之在建建案（包含「吾上琚建案」）亦有混雜之情形，是該二家公司於107年6月15日討論時，事實上仍為同一事業體，並由被告陳裕凱與吳詠棠就二家公司後續要分家或繼續合作經營進行討論。　 2、嗣吳詠棠決定不要繼續合作，決定以分家之方式處理自訴人公司及翊豐公司，此有107年6月20日對話內容中，吳詠棠稱「那談一下我們的東西好了，我上次不是說我一兩天跟你講，今天大概是最後一天，我覺得不要合作」、「就像你那一天提到，欸，那如果不同公司是什麼時候分，那你說你也不希望太早，比如說太早是考慮，可以啦，相對來講我也不想全部扛」、「這個這個要談，我覺得人事其實要談的，怎麼分談的定就ok啦，……還有就是辦公室譬如說不要太早分開……」、「辦公室將來一定會分開的，你覺得大概多久，你可以不用現在跟我回答，過兩三天之後無所謂」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3、86至87、92頁）；及107 年8月2日吳詠棠稱「我準備去問，因為辰豐跟翊豐分開，人到底怎樣，我準備要去問一下他們的意願怎麼樣，那我準備了跟他講，……，我現在開始去做這件事情，那盡量不要問員工，因為他很尷尬」、被告陳裕凱則回以「我本來也想跟你講這個事情，……一段時間裡大家，他們大家都會很尷尬，應該是、因為現在整個的氛圍有點低」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7頁）。是由前揭對話內容可知，吳詠棠與被告陳裕凱於107年6月15日討論自訴人公司與翊豐公司後續之經營模式，至107年8月2日定調二家公司分家獨立經營，並開始詢問員工意願之程序，亦徵自訴人與翊豐公司於 107年8月2日前，事實上為同一事業體之事實，甚為明確。（三）從而，自訴意旨指述被告4人有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利用職務之便，製作如附表所示「吾上琚建案」不實之文書購料或點工，侵害自訴人公司利益而有背信、詐欺之情事，然該時間點均係在自訴人與翊豐公司尚未分家前，而該二家公司於該時為同一事業體之事實，除經前案不起訴處分認定在案外，亦有被告4人提出之上揭錄音檔案譯文在卷為憑，是自訴人片面指述翊豐公司與自訴人為具競爭關係之對手公司之詞，要與卷證資料不符，而不可信。準此，翊豐公司於該時既與自訴人為同一事業體，實難認被告4 人於任職自訴人公司期間，或有接洽、從事翊豐公司之「慈生宮廁所改建工程」，即有對自訴人背信或詐欺之情。（四）再者，自訴意旨雖謂「吾上琚建案」已於107年4月23日取得使用執照，故無再使用如附表所示工料之必要，然由前揭對話可知，於107年6月15日對話時，「吾上琚建案」仍為自訴人之在建建案尚未完工，且營造建案取得使用執照僅為承攬業務之一環節，是否實際完工仍需以業主驗收結算時為準。況依自訴人提出如附表所示之估驗單，其上除被告陳謙逸、林錦貴、陳裕凱依序核章外，尚有工務所、公務部、會計部等相關人員之核章，最終並經吳詠棠用印核准。吳詠棠於本院調查程序時亦到院陳述：我們是月結的，是由工地工務所的人員把需要請款的資料寫在估驗單上，蕭安佑是監工，林錦貴是工務所的所長，這份文件照理上是蕭安佑製作後給林錦貴核准的，然後送到公司，由公司的工務部分審核，工務部的負責人是被告陳裕凱，員工簽上來後，我就會做最後的核准，賴佑萱跟李宛臻都是工務部的助理，被告陳裕凱是工務部協理，會計部通常做些整理的工作，譬如說檢查會計憑證有無問題、數字正不正確，之後就會報給我，我用印了之後，就由會計開支票，這些支票會回到工務部來把支票跟資料配在一起作支票用印，支票是我本人用印的沒有經過別人，用印之後再交給會計部，等待每個月的包款日付給包商，由會計部去付款，後面檢核的資料應該是跟著估驗單一起放，現在這些東西有一部分在工地，有一部分在公司，現在工地裡面已經沒有這些東西，因為工務所已經結束，至於是否全部有搬回來公司我不是很清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04頁），則依自訴人工程費用之請款流程，除被告陳謙逸、林錦貴、陳裕凱會於估驗單上核章外，其他各層級員工亦會審認核章後，最終再由吳詠棠親自確認審核無誤後用印及付款，則相關請款內容均係由吳詠棠確認後用印付款。再依自訴人提出各工項估驗款對應之廠商合約書（見本院卷二第319至312、331至334、347至369、445至450、479至4 84頁），亦均係由自訴人與各廠商簽約，可認吳詠棠已實際審認相關費用無誤。至於自訴人雖片面稱其誤信「吾上琚建案」有需求而核可予自訴人公司無關之費用云云，然該時翊豐公司與自訴人為同一事業體，員工、場地設備均為同一，且建案各方面均有混雜之情事，業如前述，自訴人逕自稱不知翊豐公司承攬「慈生宮廁所改建工程」云云，要與自訴人代表人吳詠棠於107年6月15日之前揭對話中討論要如何分配翊豐公司利潤等節，顯不相符而不可採信。又自訴人核可之材料及工項實際用於何處，自訴人亦未提出相關估驗單檢附之檢核資料，吳詠棠於本院調查程序僅稱「工務所以經結束，不清楚放在哪裡」等語。惟縱使如附表所示之材料或工項，有實際使用於以翊豐公司名義承攬之「慈生宮廁所改建工程」，然該時翊豐公司與自訴人為同一事業體，且該等支出均經吳詠棠審核後撥付，無從排除各工程間有材料、工項支援調度而於「吾上琚建案」項下撥付之情形，實難僅以自訴人自行將「慈生宮廁所改建工程」之施工照片或圖說與「吾上琚建案」之估驗單比對後，即指被告4人有業務登載不實之犯行。五、綜上所述，依自訴人所提出之卷證資料，尚難認被告4人涉有何自訴人所指之背信、詐欺、業務登載不實等罪嫌，堪認本案確有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犯罪嫌疑不足之情形，依前揭說明，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3項規定，裁定駁回自訴。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3項、第252條第10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鄧鈞豪　　　　　　　　　　　　　　　　　　　法　官　林承歆　　　　　　　　　　　　　　　　　　　法　官　趙德韻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田芮寧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附表：編號自訴意旨指稱不實之工程「材料」項目估驗期間金額（新臺幣）證物 1 A43-新睦豐估驗單（室內磁磚材料）：30*60佳和Q654（樓梯平台地坪） 107.5.16～107.6.15 7,920元自證6之估驗單、統一發票、付款支票、報價單、「慈生宮廁所改建工程-磁磚材料照片」共3幀。 2 A43-崛耀估驗單（大陸砂）：大陸砂（袋裝-米袋） 107.5.16～107.6.15 22,000元自證7之估驗單、統一發票、付款支票、對帳單、「慈生宮廁所改建工程-沙包堆置及使用照片-1、2」共8幀 3 A42-富通估驗單（臨時水電工程）：項次1-4臨時水電點工工資、項次5-6點工工資項次7臨時水電工程 107.5.16～107.6.15 226,660元自證8之估驗單、統一發票、付款支票、報價單、慈生宮董事潘建榮於107年5月17日親筆簽名同意之慈生宮廁所改建平面圖、「慈生宮廁所改建工程-水電及衛浴設備施工照片」共4幀。 4 A43-俊行記估驗單（紅磚材料）：紅磚 107.5.16～107.6.15 6,000元自證9之估驗單、統一發票、付款支票、請款單、出貨單；暨「慈生宮廁所改建工程-紅磚磚牆施工照片」共6幀。 5 A42-玖易估驗單（點工）：點工點工登錄表（塗改） 107.5.16～107.6.15 7,975元自證10之估驗單、統一發票、付款支票、點工登錄表。 6 A42-呱呱估驗單（點工工資）：點工工資、加班點工登錄表（塗改） 107.5.16～107.6.15 37,500元自證11之估驗單、統一發票、付款支票、點工登錄表。 7 A42-曹新泰估驗單（臨房修繕）：袋裝水泥（亞泥） 107.5.16～107.6.15 12,240元自證12之估驗單、統一發票、付款支票、出貨單、「慈生宮廁所改建工程-水泥進貨及使用照片」共4幀。 8 A42-永大估驗單（廁所擺導工程）：廁所擺導工程 107.5.16～107.6.15 80,000元自證13之估驗單、統一發票、付款支票、請款單、估價單、慈生宮董事潘建榮於107年5月17日親筆簽名同意之慈生宮廁所改建平面圖、慈生宮廁所改建工程-廁所導擺隔間工程照片」共4幀。 9 A42-洽久聲估驗單（臨時廁所租賃）：臨時廁所租賃、化糞池抽肥、臨時廁所租賃（週清2次） 107.5.16～107.6.15 21,500元自證14之估驗單、、統一發票、付款支票、「慈生宮廁所改建工程-臨時廁所照片」共3幀。 10 A42-大漢估驗單（預拌混凝土）：項次18預拌混凝土、項次22預拌混凝土、項次23預拌混凝土-清水模 107.5.16～107.6.15 12,585元自證15之估驗單、統一發票、付款支票、送貨單。合計： 434,380元

2025-02-06

TPDM-110-自-35-20250206-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92號抗告人即自訴人林鴻耀被告曾客銘上列抗告人即自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4月29日裁定（113年度交自字第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理　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2項於民國92年2月6日修正通過，並自同年9月1日施行，關於自訴提起明文改採強制律師代理制度，然同法第四編有關抗告之規定，並無提起抗告亦須強制律師代理之明文，且依刑事訴訟法第419條規定，抗告程序僅準用同法第三編第一章關於上訴之規定，亦即刑事訴訟法第 364條、第319條第2項有關提起自訴應委任律師行之等節，並不在抗告程序準用之列，故自訴人因自訴遭裁定駁回而有不服時，應得自行向直接上級法院提起抗告。是以本件抗告人即自訴人林鴻耀（下稱自訴人）雖未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提起抗告，於法並無不合，先予敘明。二、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自訴意旨略以：被告曾客銘於111年10月11日上午11時56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A車），沿臺北市市民大道8段東向西第1車道行駛，行經市民大道8段與興中路交岔路口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卻疏未注意，亦未禮讓直行車先行，貿然在事故發生之交岔路口未達中心處即搶先左轉，適與當時直行之自訴人所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發生碰撞，致自訴人人車倒地，並受有頭部外傷併蛛網膜下腔出血及腫塊效應等傷害。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嫌。　㈡自訴人認為被告涉犯本件過失傷害罪嫌，無非係以本件經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112年6月13日作成之鑑定意見書，認定被告駕駛自小貨車「行經交岔路口未達中心處搶先左轉」為本件車禍事故之肇事次因為其主要論據。經查，依A 車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路口監視器畫面及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顯示，⒈於12時3分47秒，被告駕駛其自小貨車沿市民大道8段由東向西方向行駛，此時市○○道0段○○○路○○路○○號誌為黃燈；⒉於12時3分49秒，被告駕駛其自小貨車通過停止線時，上開交岔路口之號誌為黃燈；⒊於12時3分50秒，被告駕駛其自小貨車已越過停止線並向左偏移，此時號誌為轉為紅燈，自訴人騎乘普通重型機車尚未越過停止線；⒋於12時3分 51秒，雙方發生碰撞等情，有上開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截圖、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勘驗筆錄在卷可佐，可知自訴人機車係闖紅燈高速撞擊被告自小貨車左側車頭無訛；參酌上述影像顯示兩車之行駛動態，可推得事故前A車沿市民大道8段東向南左轉，B車沿同路對向直行，號誌轉為紅燈時，B車尚未通過停止線，惟B車並未煞停於停止線前，仍逕自直行進入路口，且依路口監視器（LAMB018-01市民大道8段）影像顯示及臺北市歷史展示圖資系統量測，B車自肇事處前一路口東側行人穿越道東緣行駛至禁止變換車道線西緣，期間未顯示煞車燈，其行駛距離約65.2公尺，行駛時間約2.4秒，速度約為97公里/小時，已逾道路速限50公里/時；復參酌前述影像，B車顯示煞車燈後自禁止變換車道線西緣，行駛至停止線，其行駛距離約23.7公尺，行駛時間約1秒，車速約為85公里/小時，B車仍逾道路速限50公里/時，B車紅燈進入路口，已失去行駛之路權，B車闖紅燈且超速行駛之行為，致與對向左轉之A車發生碰撞，是以，B車自訴人「闖紅燈且超速行駛」為肇事原因；另事故前，A車通過停止線之際，號誌仍為黃燈，其對於B車超速行駛且闖紅燈之情事無法預期及閃避，爰A車於本事故無肇事因素等情，業據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肇事分析在案，此有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1份在卷足稽。再參酌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函復：「㈠依臺北市歷史圖資展示系統量測及A車行車紀錄器畫面顯示，12：03：47許號誌轉為黃燈，A車前車頭約距離停止線兩組半車道線長度，約24.1公尺；參酌2020國立交通大學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煞車痕長度、車速、煞停距離、煞停時間關係圖』，依車速與煞停距離關係圖所示，駕駛人依速限50公里/時行駛（假設煞車阻力係數0.7），煞停距離為36公尺。實際煞停距離依車輛性能、駕駛人反應能力、路面狀況等變數而有所差異。本案A車於黃燈時段通過停車線進入路口之行為，並無違規。㈡覆議意見書記載『…B車仍逾道路速限50公里時，B車紅燈進入路口，已失去行駛之路權，B車闖紅燈且超速行駛之行為，致與對向左轉之A車發生碰撞，是以B車自訴人『闖紅燈且超速行駛』為肇事原因；另事故前A車通過停止線之際，號誌仍為黃燈，其對於B車超速行駛且闖紅燈之情事無法預期及閃避，爰A車曾客銘於本事故無肇事因素。』，B車闖紅燈，已失去路權，自然不存在有路權A車須禮讓無路權B車之理，故『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之規定不適用本案；且B車事故前（已煞車狀態）速率85公里/時，甚高達97公里/時（未煞車狀態），其超速行駛壓縮自身反應時間及安全煞車距離，亦影響A車之判斷，致生事故；另A車縱有未達路口中心處搶先左轉之疑慮，惟其係依規定時相進入路口，仍有其行駛路權，對於B車闖紅燈進入路口之情事無法預期及防範，爰A車無肇事因素。」此有臺北市政府交通局113年4月2日北市交安字第1133027985號函1 份在卷足憑，由此可知，依該處路段之設計，被告之A車依速限行駛於上開地點時，見燈號轉為黃燈時，並無法在轉為紅燈前於停止線前安全煞停，是被告選擇黃燈通過路口，並無違反號誌規定，自無所謂「搶黃燈」之違規行為；又自訴人B車闖紅燈通過路口，既已喪失路權，自然不存在有路權A 車須禮讓無路權B車之理，故「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之規定不適用本案；另A車縱有未達路口中心處搶先左轉之疑慮，惟其係依規定時相進入路口，仍有其行駛路權，對於B 車超速闖紅燈進入路口之情事無法預期及防範，故A車仍無肇事因素等情，足堪認定，實難認被告有自訴人所指搶黃燈、轉彎車未禮讓直行車及未達路口中心處搶先左轉之過失。　㈢本件依自訴人所提之證據資料，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有何自訴人所指過失傷害犯嫌，參照前揭規定及說明，有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犯罪嫌疑顯有未足之情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3項前段規定，以裁定駁回本件自訴等語。三、抗告意旨略以：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明確指出被告駕駛之車輛於號誌轉換之際進入路口，未依規定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即開始左轉，致未能避免事故發生，此與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意見書（下稱覆議意見書）之分析認定相左，且此肇因是否存在，與本件犯罪之成立具有重要關聯性；而目前各大學校之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多規定僅受理各級法院與各地區檢察署委託之車禍事故鑑定服務，不接受民眾自行聲請，故自訴人於原審法院調查程序中即遞狀請求法院囑託學術機關為本件交通事故之鑑定，俾釐清兩造肇事責任歸屬。豈料，原審法院以覆議意見書之內容函詢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後，便以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3項前段及第252條第10款認定被告無犯罪嫌疑駁回本件自訴，然該函文僅係就覆議意見書之內容回應，並非就本件事故再行鑑定，公正性有待商榷，原審法院僅以覆議意見書及臺北市政府交通局之函文認定被告無肇事因素，恐有疑義。又原審法院未審酌學術機構之行車事故鑑定中心多規定僅能由司法機關囑託鑑定，無法由一般民眾自行委託，卻先以自訴人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已盡舉證之責而駁回自訴，再以自訴駁回為由認無調查之必要，顯有邏輯上之謬誤及證據調查未盡之違法。請撤銷原裁定並發回原審法院等語。　　四、按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同法第161條、第163條關於舉證責任與法院調查義務之規定，係編列在該法第1編總則第12章「證據」中，原則上於自訴程序亦同適用，除其中第161條第2項起訴審查之機制、同條第3、4項以裁定駁回起訴之效力，自訴程序已分別有第326條第3、4項及第334條之特別規定足資優先適用外，關於第161條第1項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亦於自訴程序之自訴人同有適用。而舉證責任之內涵，除應盡提出證據之形式舉證責任外，尚負「指出證明之方法」之義務，此「指出證明之方法」，應包括指出調查之途徑、與待證事實之關聯及證據之證明力等事項。從而，自訴案件既係由自訴人取代檢察官之地位，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自行訴追，而刑事被告依法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是關於犯罪構成要件之證明，應由自訴人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方法。故自訴人就被告犯罪事實已為舉證，並指出證明方法（含聲請調查證據）時，則法院就其所提出之證據，已否足使法院合理可疑被告犯罪，所指出之證明方法，已否指出調查途徑、與待證事實有無關聯性等事項，即應予以審查說明，審查結果如認其舉證不足使法院合理可疑被告犯罪，或依其舉證所指出之證明方法，無調查可能性，或與待證事實均無關聯，始有依同法第326條第3項駁回自訴之餘地。次按我國刑事訴訟法採「起訴法定原則」，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即檢察官偵查結果起訴之法定門檻應為「足夠的犯罪嫌疑」，亦即指依檢察官偵查所得的事證判斷，被告之行為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而言，但非指對犯罪事實已達確信之心證。又起訴審查機制係在起訴階段對於檢察官偵查結果所為之審查，乃形式上審查，即可判斷被告顯無成立犯罪可能者而言，此與經過證據調查、辯論之審判程序後所為有罪判決之標準自不相同，故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2項所謂「顯不足認定被告有成立犯罪之可能」者，係指法院在「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審查檢察官起訴意旨及全案卷證資料，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客觀上一目暸然即可立即判斷檢察官舉出之證明方法根本不足認定被告有成立犯罪之可能者而言，倘從形式上觀察，已有相當之證據，嗣後經被告或其辯護人對證據之證明力有所爭執，而已經過相當時日之調查，縱法院嗣後調查結果，認檢察官之舉證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即非所謂「顯」不足以認定被告有成立犯罪可能之情形。此際，法院應以實體判決終結訴訟，不宜以裁定駁回起訴（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95點參照）。同理，於自訴程序中，審查自訴人所提出之證據是否已達提起自訴門檻，亦應認為有上揭說明之適用。五、經查：　㈠自訴人主張被告涉有前揭自訴意旨所指犯罪事實，業經自訴人提出自證1至4等證據，其中①自證1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顯示被告與自訴人確有於自訴意旨所指時、地發生交通事故等情，②自證2、自證3之診斷證明書，則可證明自訴人有因上開交通事故受有傷害之事實，③自證4之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依其鑑定意見：被告駕駛A車行經交岔路口未達中心處搶先左轉（肇事次因）；自訴人騎乘B車闖紅燈（肇事主因），分別有各該文件在卷足憑。則自訴人主張被告有於上開時、地駕駛A車，貿然在事故發生之交岔路口未達中心處即搶先左轉，而與自訴人騎乘之B車發生碰撞，致自訴人人車倒地受有損害，而涉有過失傷害罪嫌，即非全然無據。準此，本案自形式上觀察，抗告人已提出相當之證據，證明其所主張被告涉犯過失傷害之犯行，尚難謂其所提出之證據無調查可能性或與待證事實均無關聯性。　㈡再者，原審自本件自訴繫屬後，於113年2月2日進行訊問程序，傳喚被告、自訴人及自訴代理人到庭，被告並已對自訴人自訴之犯罪事實表示「否認」，並稱「覆議鑑定的結果是我無肇責」等語，有原審法院113年2月2日刑事報到單及訊問筆錄在卷可稽（見原審113年度審交自字第1號卷第89至90頁）。嗣於113年3月22日再行訊問程序，傳喚被告、自訴人及自訴代理人到庭，當庭對被告行車紀錄器及路口監視器進行勘驗程序，並詢問當事人是否有意見補充，原審法官最後並諭知「本案候核辦」，亦有原審法院113年3月22日刑事報到單、訊問筆錄及勘驗筆錄等件在卷可稽（見原審113年度交自字第1號卷第27至59頁）。原審法院既於前開期日行訊問程序，且依前開筆錄及書狀記載內容，原審已就本件自訴之實體事項為訊問調查，其所進行之事項，顯係為將來之審判程序準備，並非究明案件是否為民事糾紛或係利用刑事訴訟程序恫嚇被告，及審查自訴是否合法及訴訟要件是否具備等情，而與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1項規定訊問、調查程序所查明之事項，性質上顯然不同，其後自應進行審理程序並就本案為判決，原審於行訊問程序後，逕以被告犯罪嫌疑顯有未足，依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3項規定裁定駁回自訴，依上開說明，難認妥適。　㈢綜上所述，本案自形式上觀察，自訴人已提出相當之證據，證明其所主張被告涉犯過失傷害之犯行，尚難謂其所提出之證據無調查可能性或與待證事實均無關聯性。至該等證據之證明力如何、是否該當過失傷害罪要件，仍屬法院實體評價之範疇，尚不得執此即謂自訴人所提出之證據顯不足以認定被告有成立犯罪之可能。原審未行準備程序給自訴人舉出證明方法證明之機會，並依調查結果為實體判決，遽認自訴人舉證不足而裁定駁回自訴，容有研求及究明之餘地。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且為兼顧當事人之審級利益，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置。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曹馨方　　　　　　　　　　　　　　　　　　　法　官　林彥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吳昀蔚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2025-01-23

TPHM-113-抗-2792-20250123-1

聲自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72號聲請人即告訴人呂宜淑代理人徐正安律師被告呂宜珍呂宜金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侵占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2日所為之113年度上聲議字第6252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753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前以被告呂宜珍、呂宜金及案外人呂學榮涉犯侵占等案件提起告訴，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因認渠等均犯罪嫌疑不足，於113年4月30日以113年度偵字第17530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告訴人就關於被告呂宜珍、呂宜金部分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審核後仍認再議無理由，於113年7月2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6252號處分書（下稱駁回再議處分）駁回再議聲請等節，業經本院調取桃園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530號卷（下稱偵卷）、112年度他字第1825號卷（下稱他卷）、高檢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6252號卷（下稱上聲議卷）後核閱無誤，而聲請人於113年7月4日收受駁回再議處分書後，於同年月15日即已委任律師就關於被告呂宜珍、呂宜金部分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此有高檢署送達證書、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上之本院收文戳日期及刑事委任書在卷可稽（上聲議卷第32頁，本院卷第5頁、第107頁）。是聲請人本件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程序上核與首揭規定相符，本院即應依法審究本件聲請有無理由，先予敘明。二、原告訴意旨略以：被告呂宜珍、呂宜金與告訴人呂宜淑分別為姊妹，其等均為呂源錦（民國96年4月18日歿）、呂翁滿妹（106年10月18日歿）之子女。被告呂宜珍、呂宜金竟分別於下列時間，基於下列之犯意，為下列之行為：　㈠被告呂宜珍利用保管案外人呂源錦所申設楊梅農會帳號000-0 00000000號帳戶（下稱呂源錦農會帳戶）、中華郵政帳號00 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呂源錦郵局帳戶）及案外人呂翁滿妹所申設改制後楊梅農會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改制前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呂翁滿妹農會帳戶）之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竊盜、侵占犯意，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分別自附表所示之帳戶，臨櫃提領附表所示之款項，以此方式將上開款項侵占入己，或竊取上開帳戶之款項，足生損害於全體繼承人之權益及金融機構對於提款業務及帳戶管理之正確性。　㈡被告呂宜珍利用呂源錦96年4月18日過世後舉行家奠，向親友收取奠儀共計新臺幣（下同）57萬9,700元，扣除喪葬支出費用43萬2,400元後，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未交付剩餘款項14萬7,300元與告訴人及其他繼承人，並將原為呂源錦所有而受其他繼承人之託交由被告呂宜珍保管價值20萬6,399元之黃金1批，將之侵占入己。　㈢被告呂宜金於96年4月18日前某時許，在臺灣地區不詳地點，曾向呂源錦借款20萬元，其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將上開借款20萬元侵占入己，且拒不返還於呂源錦或其繼承人。　㈣被告呂宜珍於106年10月18日前某時許，趁呂翁滿妹意識不清之際，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偽造私文書及侵占之犯意，未經呂翁滿妹之同意或授權，即將呂翁滿妹所有之桃園市○○區○○街00號房屋（本案房屋）過戶至案外人呂學榮之子呂紹華名下，足生損害於告訴人及其他繼承人之權利。　㈤因認被告呂宜珍、呂宜金均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被告呂宜珍另涉犯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原不起訴處分以告訴人被告呂宜珍、呂宜金、證人呂宜珠、呂學榮等，對於案外人呂錦源、呂翁滿妹之金融機構存摺、印章係何時交由何人保管等情說詞不一，而無法證明係由被告呂宜珍保管。然檢察官除傳訊告訴人、證人呂宜珠、被告呂宜珍、呂宜金外，卻未傳訊案外人呂錦源、呂翁滿妹之次子呂學熹，有調查之不備。又證人呂宜珠就呂錦源生前金融機構存摺、印章係由被告呂宜珍所保管，與告訴人所述一致，原不起訴處分並未說明不可採之理由。而證人呂學榮之證述與其前於112年1月3日之存證信函內容不同，故其證詞無足採信。至證人呂宜金證稱案外人呂錦源生前是自行保管其金融機構存摺、印章，惟案外人呂錦源於96年初即患重症，不可能於96年間親自提款，證人呂宜金證詞亦為不實。另就案外人呂翁滿妹之金融機構存摺、印章保管情形，證人呂宜珠、呂學熹、呂學榮所述均相符，並無不一致之情事。　㈡又原不起訴處分以無證據證明被告呂宜珍有臨櫃提領或匯款，並無偽造文書，且有記帳本可證所得款項均是用於案外人呂錦源之債務、喪葬費、住院費用，及證人呂學熹之生活費，然檢察官並未就附表編號1至7之提款或換款單上之簽名為筆跡鑑定，何以認定其所述真實。且案外人呂錦源於96年4 月18日過世，被告呂宜珍當無於96年2月7日、96年3月23日呂錦源重病之際為其領款清償負債之理。且依遺產分割協議，案外人呂錦源遺產之現金應歸由案外人呂翁滿妹，故應交給案外人呂翁滿妹或匯入其帳戶，無由被告呂宜珍保管之理。　㈢被告呂宜珍所製作之帳冊係於101年10月26日開始記錄，無從推論案外人呂錦源農會及郵局內之款項，係何用途。且依證人呂宜珠之郵局存款單，可見案外人呂錦源、呂翁滿妹生前所有開支均是由被告呂宜珍處理，其自有保管案外人呂錦源、呂翁滿妹之金融機構存摺及印章。並依案外人呂錦源郵局帳戶之紀錄及被告呂宜珍自承附表編號8款項為其轉出，再比對呂翁滿妹農會帳戶保管情形，可見呂翁滿妹農會帳戶款項之領用係被告呂宜珍所為。　㈣被告呂宜珍、呂宜金並未稱係受案外人呂翁滿妹委託領款，且亦無證明可證渠等有受委託，而依被告呂宜珍所製作帳冊，案外人呂翁滿妹已有金融機構存放金錢，並無另外提領至案外人王德奎帳戶之必要，另該帳冊內容亦與真實交易不符，並不可採。　㈤另駁回再議意旨雖指無法證明被告呂宜珍、呂宜金提領案外人呂錦源、呂翁滿妹帳戶內款項逾越授權範圍，與偽造文書之構成要件有違。然被告呂宜珍提領案外人呂錦源帳戶內之款項並非是用於一聊、照護費用；且就提款案外人呂翁滿妹帳戶內之款項亦無用於照顧案外人呂翁滿妹，其中更有20萬元是被告呂宜金，匯入被告呂宜珍之配偶即案外人王德奎之帳戶內，被告呂宜珍、呂宜金確有犯侵占、偽造文書犯行。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新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定聲請人得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核其立法意旨，係維持交付審判舊制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裁量權制衡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是否提起自訴之選擇權，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即甚明矣。再按法院或受命法官，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訊問自訴人、被告及調查證據；第1項訊問及調查結果，如認為案件有第252條、第253條、第254條之情形者，得以裁定駁回自訴，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蓋自訴案件因未經偵查程序，是以賦予法官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審查之權，於自訴有第252條所列各款應不起訴之原因、第253條認為以不起訴為適當之得不起訴原因及第254條於應執行刑無重大關係得為不起訴之原因者，得逕依同法第326條第3項規定，以裁定駁回自訴，無須先裁定定期通知自訴人補正（最高法院91年度第4次刑事會議決議意旨參照）。自上開規定以觀，在我國公訴、自訴2軌併行之基礎上，自訴之起訴審查密度本即高於公訴之起訴審查密度。故法院於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之職責，仍僅在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藉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不因交付審判制度修正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有所差異，否則無異架空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1項、第 3項之自訴起訴審查規定。職是，必須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達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程度，亦即案件已經跨越公訴起訴門檻，而檢察官未行起訴之情形，法院始得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否則即應依同法第258 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以聲請無理由裁定駁回。五、本件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暨事證，業經本院調取前開偵查案卷詳予審認核閱屬實。上揭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已於理由內詳細論列說明本件並無積極事證足認被告呂宜珍、呂宜金涉犯侵占、竊盜、偽造文書等罪嫌。本院經核前開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所載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聲請人雖以上開理由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查：　㈠按我國已邁入高齡化社會，父母隨著年老體衰，逐漸難以或無法自理生活，委由陪伴照料之子女代為管理財務及交代後事如何處理，甚為常見。而依民法第6條：「人之權利能力，始於出生，終於死亡。」及第550條：「委任契約，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行為能力而消滅。但契約另有訂定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不能消滅者，不在此限。」規定，人之權利義務因死亡而開始繼承，由繼承人承受，關於遺產之法律行為，自當由繼承人為之。被繼承人生前委任之代理人，依其反面解釋，倘屬民法第550條但書所規定「因委任事務之性質不能消滅」之委任關係，即不因被繼承人死亡而當然全部歸於消滅。此亦與民法第1148條第1項但書規定，權利、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不在繼承開始時遺產之繼承範圍相呼應。而人的死後事務之處理，除遺產外，尚涉及遺體處理、喪葬儀式、祭祀方法等對死者有重大意義的「身後事」，而此等「死者為大」的「交代後事」，性質上即屬於民法第550條但書所規定「因委任事務之性質不能消滅」之委任關係。然為避免牴觸遺囑或侵害繼承人之繼承權，死後事務的委任關係仍持續存在之例外情形，自應限於處理對死者有重大意義的事項，以調和死者與生者間的利益平衡，俾契合國民感情及上開民法第550 條但書、第1148條第1項但書之規範旨趣。當被繼承人死亡而留下帶不走的遺產被繼承時，被繼承人生前自主決定其身後事，如何以自身所留下財產來處理的「遺願」，能被繼承人肯定、尊重，「死亡」者才算是有尊嚴的「往生」，此不但符合我國慎終追遠的傳統文化，更貼近社會福利國對高齡化銀髮族善終權益的體現，契合老人福利法、長期照顧服務法之立法本旨，及聯合國老人綱領所揭示，對老人之人性尊嚴、信仰及決定權利的重視。基此，倘有繼承人出面動用死者之遺產，以支應、清償死者臨終前後所積欠或應支付之醫療住院、房租安養、告別祭拜儀式、遺體火化安葬、骨灰塔位祭祀等相關費用，而代為提領已屬繼承財產之存款等行為時，行為人原來有否受死後事務之委任？其委任關係是否已因被繼承人死亡而消滅或仍持續存在？所代為處理行為有無逾越原授權範圍或已濫用而侵害其他繼承人或交易第三人？凡此關於「民事法」上委任關係存否及其權限範圍之界定或確認，與「刑事法」上是否該當偽造文書罪構成要件之「犯罪故意」與「主觀認知」之罪責評價，係屬二事，尚無從據此即肯認或排除刑法上罪責成立所應具備之犯罪認識與故意，不可混淆。故刑事法院審理時，應就綜合歸納之整體觀察，依經驗法則衡情度理，客觀判斷為適足評價，尚難遽認皆當然有犯罪構成要件之故意與意圖。又刑法第210條之偽造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製作該文書為要件，行為人倘基於前述民法第550條但書所屬被繼承人生前已生效而效力持續至死後的特殊委任關係情形，即不能謂無製作權，自不成立該罪；行為人雖不符前述民法第550條但書規定，倘係出於誤信其仍有死後事務的委任關係而製作，屬構成要件錯誤，得阻卻犯罪之故意，亦不成立該罪，最高法院110年度台上字第3566號判決意旨可資參照。　㈡經查，案外人呂錦源、呂翁滿妹之生活費用均是由被告呂宜珍、呂宜金以及證人呂學榮、呂宜珠等四人所分擔，告訴人偶有分擔等情，為被告呂宜珍、呂宜金以及證人呂學榮、呂宜珠於偵查中供述明確（他卷第423頁至426頁、449頁至454 頁、457頁至460頁、463頁至466頁），並佐以被告呂宜珍提出其所製作之帳冊資料（他卷第247頁至253頁）、告訴人提出之費用支出表（他卷第89頁至105頁；本院卷第84頁至92 頁），足見告訴人並無經常性分擔或協助處理案外人呂錦源、呂翁滿妹之生活花費，且被告呂宜珍確有將附表編號1至8 的款項用於案外人呂錦源、呂翁滿妹之生活費用支出、喪葬費用、清償借款、醫療費用、外勞照護費用以及案外人呂學熹之生活費等各項支出，是被告呂宜珍供稱其所提領案外人呂錦源、呂翁滿妹帳戶內之款項是用於案外人呂錦源、呂翁滿妹之各項支出等節，尚非子虛。況民法上之委任契約或授予代理權均非書面要式，成立形式不拘，縱以口頭約定亦不影響其效力，是倘若當事人間係以默示或口頭方式，約定委任契約或授予代理權，除非是當事人有另行告知他人契約內容，否則即難為他人所知悉。而告訴人既非與案外人呂錦源、呂翁滿妹同住，亦未曾一同與被告呂宜珍、呂宜金以及證人呂學榮、呂宜珠等四人共同提供案外人呂錦源、呂翁滿妹之生活費用，自難期告訴人對於案外人呂錦源、呂翁滿妹之生活費用等各項支出是如何支應有所了解，更遑論知悉案外人呂錦源、呂翁滿妹有無委任或授權被告呂宜珍、呂宜金以及證人呂學榮、呂宜珠等四人動用渠等帳戶內之款項。故告訴人雖執前詞稱被告呂宜珍動支案外人呂錦源、呂翁滿妹帳戶內之款項已逾越授權範圍，然此僅係告訴人單方面推論之詞，並無任何證據證明被告呂宜珍提領或轉匯附表所示之款項有何逾越案外人呂錦源、呂翁滿妹之授權範圍。且依被告呂宜珍所提出之帳冊資料（他卷第247頁至253頁），以及告訴人提出之費用支出表（他卷第89頁至105頁；本院卷第84 頁至92頁），均可見相關支出均是作為案外人呂錦源、呂翁滿妹之生活費用支出、喪葬費用、清償借款、醫療費用、外勞照護費用以及案外人呂學熹之生活費，縱雖有部分款項係案外人呂錦源死後方提出，是依前揭說明要旨，倘被告呂宜珍誤信其於案外人呂錦源死後仍具有委任關係而為之，自無以偽造文書罪責相繩之理。從而，既無證據證明被告呂宜珍有何逾越案外人呂錦源、呂翁滿妹授權範圍使用渠等帳戶內款項，且該等款項亦非作為被告呂宜珍、呂宜金之個人花費使用，自無從認定被告呂宜珍、呂宜金提領或轉匯附表所示之款項係基於不法所有意圖，所為之逾越授權行為，是被告呂宜珍、呂宜金所為，自核與刑法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及侵占等罪之構成要件不符。　㈢另告訴人雖指稱檢察官未就附表編號1至7之單據為筆跡鑑定，有調查之不備，然縱使經筆跡鑑定得以確認是被告呂宜珍所為，亦無任何證據證明被告呂宜珍、呂宜金有何逾越案外人呂錦源、呂翁滿妹授權範圍之提領或匯款行為，是此項證據調查自與本案待證事實無涉，難認原不起訴處分之檢察官有何調查不備之情形。至聲請意旨稱尚需調查新店郵局更換磁條紀錄及匯款單，被告呂宜珍於96年4月時勞保投保資料，以及調取案外人呂翁滿妹有無於103年向楊梅農會富岡分部更換印章、存摺等資料，然此等資料除均無助於釐清被告呂宜珍、呂宜金有無逾越案外人呂錦源、呂翁滿妹之授權範圍外，且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調查證據之範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已如上述，是卷內既無積極證據可認本案已跨越起訴門檻，聲請人之聲請即難謂有據。六、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內現有積極證據資料所示，尚難認定聲請人指訴被告呂宜珍、呂宜金涉犯侵占、竊盜及偽造文書等罪嫌，已達合理可疑之程度，桃園地檢署、高檢署依調查所得結果，認定被告呂宜珍、呂宜金犯罪嫌疑不足，先後為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已敘明認定之理由，洵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認事用法亦未見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故聲請人猶認原不起訴處分書及原處分書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林龍輝　　　　　　　　　　　　　　　　　　法　官　郭于嘉　　　　　　　　　　　　　　　　　　法　官　朱家翔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　　　　　　　　　　　　　　　　　　書記官　鄭涵憶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附表編號提領/轉帳帳戶提領/轉匯提領/轉匯時間金額（新臺幣）備註 1 呂源錦農會帳戶提領民國96年2月7日 5,000元 2 提領 96年3月23日 36萬元 3 呂源錦郵局帳戶轉存 96年4月22日 2萬4,560元轉存至呂宜珍郵局帳戶。 4 呂源錦農會帳戶提領 96年4月24日 1萬8,200元 5 提領 96年5月22日 5,175元 6 呂翁滿妹農會帳戶提領 103年4月11日 6,000元 7 轉匯 103年4月24日 20萬元呂宜金將該筆款項匯給王德奎。 8 提領 103年7月9日 1萬4,000元

2025-01-22

TYDM-113-聲自-72-20250122-1

自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妨害自由等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自字第5號自訴人盧郁潔自訴代理人盧江陽律師被告葛長林陳四桂林進億周永堂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戊○○、丁○○、丙○○、乙○○被訴強制部分，均自訴駁回。　　理　由一、自訴意旨略以：被告戊○○為址設新竹縣○○市○○街000號之旺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旺矽公司）董事長，被告丁○○為總經理，被告丙○○為處長，被告乙○○為經理（以下合稱為被告4人），自訴人甲○○則為旺矽公司之工程師。自訴人先前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相關規定請育嬰假2年，期滿於民國113年 2月15日返回旺矽公司任職，詎被告4人竟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於113年3月15日，以「自訴人曾寄發恐嚇信予公司」此一不實且足以毀損自訴人名譽之事為由（被告4人被訴誹謗部分，業據自訴人撤回自訴），切斷自訴人於旺矽公司登錄使用之電腦，並強迫自訴人以「合意離職」為由簽署離職申請單、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保密切結書，同時向自訴人恫稱：如不簽署不得領取資遣費等語。被告4人即以此強暴及脅迫手段，妨害自訴人繼續任職於旺矽公司之權利。因認被告4 人均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等語。二、按法院或受命法官，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訊問自訴人、被告及調查證據；又訊問及調查結果，如認為案件有第252 條、第253條、第254條之情形者，得以裁定駁回自訴，並準用第253條之2第1項第1款至第4款、第2項及第3項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遭提起公訴或自訴之對象，無論事實上或法律上，於精神、時間、經濟、家庭社會層面均承受極大負擔，故必有確實、高度之犯罪嫌疑，始允提起公訴或自訴；是提起公訴或自訴應以「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為要件，此與開始偵查之單純嫌疑（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及有罪判決之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均不相同。而提起公訴或自訴既以「得為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為其前提要件，則公訴或自訴之提起無明顯成立犯罪可能時，猶令被告應訴而負擔刑事訴訟程序之苦，顯與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有違；是若公訴或自訴之提起，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有犯罪成立之可能者，程序上應將之遏阻於「實體審理」之前，拒絕其進入實體審理程序。三、自訴意旨認被告4人涉犯強制罪嫌，無非係以自訴人簽署之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保密切結書、離職申請單、旺矽公司收受與自訴人字跡不符之恐嚇信、自訴人之暘信診所身心科診斷證明書等，為其主要論據。經查：　㈠被告4人均為旺矽公司高層主管，自訴人則受僱於旺矽公司擔任工程師；自訴人先前因育嬰假暫離職場，期滿於113年2月 15日返回旺矽公司，卻於113年3月15日，在主觀上並非自願的情況下，以「合意離職」為由簽署離職申請單及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保密切結書，進而離職，因此旺矽公司涉及懷孕歧視等情，業據自訴人供承在卷，並有上開離職申請單、保密切結書各1份（見本院卷第15頁至第17頁），以及本院職權調查而得之新竹縣政府旺矽公司涉懷孕歧視案相關調查資料及審定書（見本院卷第107頁至第203頁）在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自訴人雖以前詞主張被告4人所為涉犯強制罪嫌，然而：　⒈按刑法第304條強制罪所保護之法益，為個人意思形成、決定及實現之自由，然其所保障者，僅限於個人意思形成、決定及實現過程中不受過度、不當之干擾，此乃因人生不如己意之情事所在多有，一般人在社會生活中免不了會受到外界各式各樣之紛擾所干涉，而無法盡如人意地決定所有的人生路徑、方向，是以強制罪之性質上係屬開放性構成要件，除須審查行為人所為是否已達足以妨礙他人意思決定或身體活動自由之強暴、脅迫等手段，而發生強制作用之程度，尚須審查行為是否具有「實質違法性」。而所謂「實質違法性」，應就強暴、脅迫之手段與強制目的兩者彼此之關係，是否具有社會倫理價值可非難之關連性為斷，倘若強暴、脅迫之手段與強制目的兩者之關係，不具有社會倫理價值可非難之關連性，則難認該強制行為具有違法性。至於在具體判斷強制行為與強制目的間，是否具有社會倫理價值可非難之關連性時，「自主原則」及「輕微原則」均為重要判準之一，前者係謂：行為人以自己得以處分之利益作為強暴脅迫手段，並不具有可非難性；後者則指：行為人所為之強暴脅迫如果只是造成輕微的影響，由於欠缺實質意義之社會損害性，此種強制行為，亦不具備有可非難性。此等情況下，因行為人所為之強暴脅迫手段未逾越社會倫理可容許之範疇，相對人意思形成、決定及實現過程中也未遭受過度、不當之干擾，自不具應以國家刑罰權加以制裁之可非難性，從而不得逕以強制罪相繩（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易字第49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自訴人於本案中，主觀上雖非自願離職，因此其繼續任職於旺矽公司之權利固然受到被告4人妨害；惟被告4人身為旺矽公司高層主管，手握人事主導權限乙情，亦為自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頁）。在此背景下，被告4人本有權限決定任何一個受僱員工的去留，是否讓自訴人繼續得以任職於旺矽公司，屬於被告4人基於公司事務運作考量，而自己得處分之利益。從而，縱使被告4人係於違反自訴人意願的情況下，切斷自訴人於旺矽公司所使用之電腦、命自訴人填寫離職申請單，此一客觀手段參照上開有關「自主原則」之說明，難認具有刑法上的可非難性，亦無從逕認被告4人主觀上具有強制罪之故意（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訴字第554號判決意旨同此見解）；至於被告4人使自訴人離職一事，是否另違反勞動基準法或其他各項相關規定，實屬民事糾紛或行政處罰範疇，尚與強制罪上述構成要件判斷無涉，附此說明。　⒊再者，對於勞工而言，是否自願離職最主要的差異乃在於「資遣費」之有無；而本案中，自訴人因自旺矽公司離職，受有新臺幣26萬3,450元之補償金，該數額實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7條第1項關於資遣費計算之規定（見本院卷第161頁、17 6頁）。準此觀之，縱使被告4人確有命自訴人於離職申請單上，就離職原因填寫與自訴人本身主觀意向不符之「合意離職」，惟此手段最終所造成之結果，對於自訴人而言並無經濟上之特別不利益。並且，自訴人及其代理人於本院訊問程序中表示：錢我們不在乎，我們不可能再回去旺矽公司工作，也不需要旺矽公司賠償我們等語；復經本院受命法官一再確認，自訴人與其代理人均肯定答稱：決定撤回全部自訴等語（見本院卷第72頁至第73頁），如此亦可見得被告4人上開所為，尚未對於自訴人造成具有實質意義之過鉅損害。則參照前揭有關「輕微原則」之說明，同樣難認被告4人上述手段存在刑法上可非難性。　㈢綜合以上，依自訴人所主張之事實情節及各項舉證，實難認定被告4人本案客觀所為有何實質違法之處，其等主觀上之犯罪故意，亦無從證明。此外，經本院職權調查，亦無其他積極證據可以認定被告4人構成犯罪行為。四、綜上所述，經本院受命法官依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1項規定，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訊問自訴人並調查證據之結果，顯然不能認定被告4人有何自訴人所指之強制犯行，被告4人犯罪嫌疑有所不足，屬於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所定之情形。因此，參以同法第326條第2項後段、第3項前段之規定，本院自無另行傳喚被告4人應訊之必要，爰依法裁定駁回。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3項、第252條第10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秋宜　　　　　　　　　　　　　　　　　　法　官　郭哲宏　　　　　　　　　　　　　　　　　　法　官　翁禎翊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彭姿靜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2025-01-22

SCDM-113-自-5-20250122-1

自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詐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自字第1號自訴人陽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黃龍泉自訴代理人李科蓁律師李良忠律師被告吳俊源選任辯護人林子超律師上開自訴人以被告為詐欺案件，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自訴駁回。　　理　由一、自訴意旨詳如刑事自訴狀所載(詳附件)。二、按法院或受命法官，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訊問自訴人、被告及調查證據；第1項訊問及調查結果，如認為案件有第2 52條、第253條、第254條之情形者，得以裁定駁回自訴，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蓋自訴案件因未經偵查程序，是以賦予法官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審查之權，於自訴有第252條所列各款應不起訴之原因、第253 條認為以不起訴為適當之得不起訴原因及第254條於應執行刑無重大關係得為不起訴之原因者，得以裁定駁回自訴，俾免程序上勞費，乃明定法院或受命法官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得審查提起之自訴，有無檢察官偵查結果之應為不起訴、得不起訴之情形。再自訴程序除自訴章（刑事訴訟法第319 條至第343條）有特別規定外，準用公訴章第2節、第3節關於公訴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43條定有明文。又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63條關於舉證責任與法院調查義務之規定，係編列在刑事訴訟法第一編總則第12章「證據」中，原則上於自訴程序亦同適用，除其中第161條第2項之起訴審查機制、同條第3項、第4項以裁定駁回起訴之效力，自訴程序已分別有第326條第3項、第4項及第334條之特別規定足資優先適用外，關於第161條第1項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亦於自訴程序之自訴人同有適用；惟在自訴程序，法院如認案件有同法第252條至第254條情形，自得逕依同法第32 6條第3項規定，以裁定駁回自訴，無須先裁定定期通知自訴人補正。此乃因遭提起公訴或自訴之對象，無論事實上或法律上，於精神、時間、經濟、家庭社會層面均承受極大負擔，故必有確實、高度之犯罪嫌疑，始允提起公訴或自訴；是提起公訴或自訴應以「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為要件，此與開始偵查之單純嫌疑（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及有罪判決之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均不相同。且提起公訴或自訴既以「得為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為其前提要件，則倘公訴或自訴之提起無明顯成立犯罪可能時，猶令被告應訴而負擔刑事訴訟程序之苦，顯與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有違；是若公訴或自訴之提起，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有犯罪成立之可能者，程序上應將之遏阻於「實體審理」之前，拒絕其進入實體審理。基此，倘自訴程序中自訴人之自訴意旨已明，但依提出之證據資料，尚不足以認定被告確有成立該指涉罪嫌之可能，即存有犯罪嫌疑不足之情形，自不得任令被告徒增應訊之勞力、時間及費用，命被告本人須到場應訴之必要，而應逕依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3規定，裁定駁回自訴人之自訴。三、自訴意旨認被告吳俊源涉犯詐欺罪嫌，無非係以附件所載自證1至17所示證據為憑。四、經查：　㈠本件自訴人固以被告未依兩造間所定契約，以每1立方公尺使用4包水泥之方式，於實際施作花蓮縣政府民政一標工程（下稱系爭工程）時每1立方公尺僅使用1包50公斤水泥，但以每1立方公尺使用4包50公斤水泥之價格向自訴人請款，使自訴人受有新臺幣（下同）900,620元之損害，指稱被告涉犯詐欺罪嫌云云。　㈡查就本件自訴人上開指訴，業據其於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下稱花蓮高分院）109年度聲再更一字第6號刑事案件（下稱更審案）中做為聲請再審之理由。而該理由，經花蓮高分院於更審案詳加審理，並略以：許進木自偵查之初、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至法院訊問時，一再供承係以1立方公尺原土拌合1包50公斤水泥之比例施作MRC，並以此比例與元同源公司簽立系爭工程合約，是原確定判決以許進木之上開自白與證人吳俊源、黃同元之證述互核相符，並參酌卷內相關證據認定被告係1立方公尺原土拌合1包50公斤水泥之方式施作MR C，並無不合。又吳俊源之證言又無證明係虛偽，且吳俊源所核算出之MRC材料應為如何，與真正實際施作時許進木如何指示吳俊源、是否未依契約履行而偷工減料等節，係屬二事，尚難僅以契約形式上如何約定，即推論許進木無偷工減料之詐欺犯行。況吳俊源所述許進木說以1立方公尺的原土拌50公斤水泥等情，核與許進木前揭歷次供述所稱以1立方公尺之原土拌合1包50公斤水泥施作MRC等情相符，益徵吳俊源所述並無不實。是原確定判決以許進木之自白與吳俊源、黃同元之證述互核相符，並參酌卷內相關證據認定許進木係 1立方公尺原土拌合1包50公斤水泥之方式施作MRC，並無不合。依許進木聲請再審所提出之上開付款統計表及統一發票影本，尚不以為有利於許進木之認定，且將此部分證據單獨或與其他先前卷存的證據資料，綜合觀察、判斷，亦不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確認的事實等理由認定許進木確實犯有詐欺取財犯行，而本案被告吳俊源僅係依照許進木之指示而為工程之施作，並無詐欺許進木或本案自訴人之故意，而許進木即自訴人之代表人亦對於1立方公尺原土拌合1包50公斤水泥之方式施作MRC之事實知之甚明，顯亦無陷入錯誤之可能。復經許進木提起抗告後，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抗字第7 5號裁定駁回許進木之抗告。　㈢次查，就自訴人之指訴，其亦有以許進木之名義向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提出詐欺取財之告訴，然經士林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3677號為不起訴處分，經許進木聲請再議後，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09年度上聲議字第8578號駁回再議確定；嗣許進木復聲請交付審判，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聲判字第121號裁定略以：許進木於花蓮地院、花蓮高分院案件中均稱與元同源公司約定及指示元同源公司以每1立方公尺添加1包50公斤水泥之方式於工地現場施作MRC，該比例係依其過去施工慣例施作等語，核與同案被告陳天高、林伯政於花蓮高分院坦承之內容相符，且證人洪仁祥亦證稱許進木有告訴我說MRC施作就是用1立方公尺原土拌合1包水泥等語，故難認吳俊源有何施用詐術致聲請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之事實，而駁回交付審判之聲請確定。　㈣準此，本件之自訴人雖非許進木，但本件自訴人指訴之內容均與許進木於上揭案件中指訴之內容完全相同，又自訴人亦於其113年5月17日刑事自訴準備狀中自承：「最高法院裁定未分辨公尺與立方公尺之區別，有一望即知之顯然錯誤，使本案無法救濟，而令許進木將含冤入獄」等語，顯然係為了許進木之詐欺取財罪刑，再次就前揭機關即臺灣花蓮高分院、最高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已實質認定「許進木犯詐欺取財犯行」、「本案被告並無詐欺取財犯行」等事實追復爭執而藉本案圖敗部復活之機。是就本件自訴人之指訴，既已經我國司法機關多次調查審認並做成實質之判斷，依卷內證據亦難為被告不利之認定，本院自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斷。五、又就自訴人聲請傳喚證人部分，均無傳喚之必要：　㈠許清生部分，其主張待證事實為：⒈民政一標工程部分施工依現場開挖顯示，管道及人孔均由原土回填，無MRC料層之原因為何？⒉證人許清生稱：水泥比例是依被告吳俊源指示水泥包數拌合開挖之原土，故是否係被告吳俊源指示毋庸以拌合水泥之MRC回填？，然許清生既係元同源公司下包商和鑫工程行負責人，其於工程施作上自會聽從上包即元同源公司現場工地主任吳俊源之指示，不須傳喚以為證明；且縱上述事實為真，吳俊源於施作上係聽從定作人即本件自訴人陽明營造及許進木指示之事實亦業經上揭判決、裁定實質審認，自無贅加傳喚之必要。　㈡陳天高、林伯政、葉映辰、洪仁祥四人部分，其等均為自訴仁之員工，且四人均為花蓮地院104年度訴字第181號刑事案件判處有罪之被告，陳天高、林伯政二人則為花蓮高分院10 6年度原上訴字第25號刑事判決中與許進木同為共同詐欺取財罪之被告，是尚難期待渠等於本案中為真實之證言，且其等於前案均已作證說明過，是自均無傳喚必要。六、綜上所述，自訴人所提出之證據，顯不能證明被告涉有自訴人所指之詐欺取財罪嫌，核屬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犯罪嫌疑不足之情形，揆諸上開說明，並無進行實質審理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3項規定，以裁定駁回本件自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3項、第252條第10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梁昭銘　　　　　　　　　　　　　　　　　　　法　官　曹智恒　　　　　　　　　　　　　　　　　　　法　官　蔡培元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吳欣以附件：

2025-01-21

HLDM-113-自-1-2025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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