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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銀行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123號上訴人即被告滕雨云選任辯護人鍾凱勳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0年度金訴字第579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0720號、第18671 號、第22799號、第23552號、第31406號、第321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滕雨云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滕雨云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判範圍：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參諸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立法理由，宣告刑、數罪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倘若符合該條項的規定，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宣告刑、執行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且本院判決亦毋庸將不在本院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及沒收部分贅加記載，或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上訴人即被告滕雨云（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已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並撤回除「量刑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之上訴，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5頁)，故本件被告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在上訴範圍，依上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合先敘明。二、本院之判斷：　㈠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　　⒈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規定：「犯第125條、第125條之2 或第125條之3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其立法意旨，係為鼓勵犯罪行為人勇於自白並自動繳出其因參與相關犯罪之所得而設。又所謂在偵查中「自白」，係指被告對於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或攸關犯罪構成要件之主要部分，在偵查中向有偵（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為坦白供述而言，亦即以所承認之全部或主要犯罪事實，在實體法上已合於犯罪構成要件之形式為已足，不以自承所犯罪名為必要（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491號刑事判決參照）。被告已在偵查中自白犯罪（見第23552號偵卷第386頁），又依原審確定之犯罪事實，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為新台幣（下同）30萬元，並已於 113年5月1日與原審同案被告許竣翔一同繳交犯罪所得30 萬元，有原審113年贓款字第23號收據附卷可考（見原審卷三第353頁），爰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　　　⑴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業經總統於112年5月24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1200043241號令修正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原規定：「第 3條之罪自首，並自動解散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該犯罪組織者，亦同；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之條文則為：「第3條、第6條之1之罪自首，並自動解散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該犯罪組織者，亦同；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是被告行為後法律已有變更，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較。本案比較新舊法之適用，修正前規定在偵查「及」審判中自白，即得減輕其刑；而修正後則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始得減輕其刑。修正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雖未較有利於被告，然被告已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均自白犯行不諱，同時符合修正前後之減刑要件，依具體個案綜合檢驗結果比較，修正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並未較不利於被告，應逕予適用修正後規定，予以減輕其刑，然被告所為經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以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自無從再適用上開規定減刑，惟此既屬想像競合犯中輕罪部分之量刑事由，應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⑵關於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12年6月14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200050491 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月16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 2項：「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再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新法將自白減刑規定移列為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修正前規定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即得減輕其刑；而11 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後則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始得減輕其刑；再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後則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且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得減輕其刑，修正後之規定，關於減刑要件顯漸嚴格。修正後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雖未較有利於被告，然被告已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均自白犯行不諱，且已經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同時符合修正前後之減刑要件，依具體個案綜合檢驗結果比較，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並未較不利於被告，應逕予適用修正後規定，予以減輕其刑，然被告所為經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以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自無從再適用上開規定減刑，惟此既屬想像競合犯中輕罪部分之量刑事由，應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⒊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理由認，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是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係指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因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而如別有法定減輕事由，應先依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科以最低刑度，猶嫌過重時，始得為之。且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係推翻立法者之立法形成，就法定最低度刑再予減輕，為司法之特權，適用上自應謹慎，未可為常態，其所具特殊事由，應使一般人一望即知有可憫恕之處，非可恣意為之。本件被告參與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分擔向車手收水後從事匯兌而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而其所犯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經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後，可量處法定最低刑度為有期徒刑1年6月。以詐欺集團犯罪之嚴重破壞社會秩序以觀，以及被告從事兩岸地下匯兌危害金融秩序之情形，難認有何情輕法重之情形。又被告為本案犯行時，適值為青年，並非無謀生能力之人，卻不思正當賺取錢財，選擇以加入詐欺集團之犯罪組織，分擔匯兌轉帳至指定之大陸地區銀行帳戶之工作，依其之犯罪情節，亦難認為有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而有情輕法重，客觀上已有引起一般同情之情事，依上開說明，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情輕法重情形，原判決未適用該規定減輕其刑，並無違誤。　㈡原審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按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之「犯罪後之態度」，應包含與被害人之和解、賠償損害或和解之努力在內，而得資為科刑之從輕因子。查被告提起上訴後，已於113年11月21日與告訴人王甄鮮、楊麗香達成民事調解，調解成立內容為同意賠償告訴人王甄鮮、楊麗香各新台幣（下同）20萬元，其中5萬元於調解成立時已由代理人當場給付，餘款15 萬元應於114年11月20日前給付完畢，有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90號調解筆錄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25-127頁）；另其餘告訴人陳阿香等人雖未能調解成立，然係因告訴人陳阿香等未能於原審調解程序到庭；且被告上訴後復經本院聯絡無著或不願意參與調解，而未能安排調解之故，並非被告不願與之調解或賠償其損害；可認被告犯後已有努力彌補被害人損害之行為，是被告此部分犯罪後之態度與第一審量刑時相較，顯然較佳，而足以影響法院量刑輕重之判斷。以上有利被告量刑因子之基礎事實既有變更，復為原審判決時未及審酌者，其量刑尚難謂允洽。　　⒉被告上訴意旨以其已坦承犯行，且已經與告訴人王甄鮮、楊麗香等人達成和解，並依調解筆錄為部分給付而賠償告訴人，量刑之基礎已有變更等情為由，指摘原判決不當，非無理由；且原審所為量刑審酌既有前述不當，結論已難謂允洽，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㈢自為判決部分之科刑及審酌之理由：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大陸地區人民，尚無犯罪經法院處刑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素行尚可；被告因在臺生活不易，為賺取金錢貼補生活費用，竟為圖不法利益，加入本案「阿狸」等人所屬詐欺集團，擔任向詐欺集團車手收款後再從事地下匯兌業務，而共同為本案加重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犯行，所為破壞社會人際彼此間之互信基礎，助長詐欺犯罪之猖獗，並使告訴人蒙受金額非低之財產損失，且難以追償；被告復從事非法匯兌犯行，所為實屬不該；另考量其於本案分工程度是提供匯兌轉帳工作，並非詐欺集團之核心；兼衡被告犯罪後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且於上訴後已與告訴人王甄鮮、楊麗香達成調解，並依約履行賠償責任；至於其他告訴人陳阿香等人雖未能調解成立，然係因告訴人陳阿香等未能於原審調解程序到庭；且被告上訴後復經本院聯絡無著或不願意參與調解，而未能安排調解之故，並非被告不願與之調解或賠償其損害之犯後態度；及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見原審卷三第331-332頁、本院卷第167-168頁），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㈣另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雖以其與原審同案被告許竣翔有一個六歲的女兒要扶養，希望未來還有可能回臺灣照顧女兒長大，請求為緩刑之宣告等語。惟宣告緩刑與否，固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惟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外，仍應就被告有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亦即應就被告犯罪狀況、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情，加以審酌。而於審查被告犯罪狀況時，自得考量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關係修復情形、該犯罪行為對於法益之侵害程度，倘無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即不宜宣告緩刑，否則不僅對被告不足生警惕之效，更無法反映被告犯行侵害法益之嚴重性，亦難以達到刑法應報、預防、教化之目的。查被告參與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不但提供匯兌，且分擔轉帳至大陸地區指定帳戶之洗錢工作，而共同實施加重詐欺、洗錢犯行，復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致告訴人陳阿香等人受有如原審判決附表一所示之財產上損害，且其損害之金額非低，犯罪所生危害非輕；被告雖已與部分告訴人王甄鮮、楊麗香達成調解及同意賠償其部分損害，然告訴人王甄鮮、楊麗香並未獲得足額之賠償，且調解條件被告迄亦僅履行部分，其餘尚未全部履行完畢。再者，被告於犯罪而侵害告訴人之權利後，依法本應負民事上之損害賠償責任，其與之調解成立而願負賠償責任，亦僅係負起其原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而已，其此部分犯罪後之態度與原審審理時相較，固有稍佳，然供量刑之審酌已足，非必為緩刑之宣告。況其餘告訴人陳阿香等人則未調解成立或已經賠償完畢。且被告所為助長犯罪猖獗，破壞社會及金融秩序，影響社會治安非淺，其所宣告之刑，本院認並無暫不執行被告刑罰為適當之情事，自不宜為緩刑之宣告，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請求為緩刑宣告，並非可採。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廖育賢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清杰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林源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江玉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銀行法第125條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2025-02-12

TCHM-113-金上訴-1123-20250212-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加重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203號上訴人即被告王貞伩選任辯護人楊元綱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 2年度金訴字第3056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17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王貞伩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判範圍：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參諸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立法理由，宣告刑、數罪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倘若符合該條項的規定，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宣告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且本院判決亦毋庸將不在本院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及沒收部分贅加記載，或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王貞伩（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已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並撤回除「量刑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之上訴，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5頁)，故本件被告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在上訴範圍，依上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合先敘明。二、本院之判斷：　㈠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普通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 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 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　　⒈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3 0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其中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而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12年6月14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20005049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月16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再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新法將自白減刑規定移列為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修正前規定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即得減輕其刑；而112 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後則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始得減輕其刑；再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後則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且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得減輕其刑，修正後之規定，關於減刑要件顯漸嚴格，而不利於被告。　　⒉依原審確定之犯罪事實，被告所犯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台幣（下同）1億元；又被告雖已於本院審理時就所犯一般洗錢罪自白不諱，且為認罪之陳述，但其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則否認此部分犯罪，僅符合112年6月 16日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之規定；而新舊法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已如前述；因此，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若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並依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前之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其法定本刑上限為6年11月以下有期徒刑，未逾依同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即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取財罪之最重本刑7年有期徒刑，其量刑範圍為1月以上6年11 月以下有期徒刑；若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則無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其量刑範圍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綜合比較結果，適用新法其處斷刑之上限為5年有期徒刑，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是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且無依同法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予以減輕其刑之餘地。原審判決雖未及比較新舊法，然其適用之結果，亦未予被告減輕其刑，並無不合。被告上訴意旨以其已經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輕其刑等語，並不可採。　㈡原審認被告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按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之「犯罪後之態度」，應包含與被害人之和解、賠償損害或和解之努力在內，而得資為科刑之從輕因子。查被告提起上訴後，已於113年11月21日與告訴人張純英達成民事調解，調解成立內容為同意賠償告訴人21萬元，其中6萬6千元於113年11月30日前給付，餘款14萬4千元自113年12月30日起，按月於每月30日前給付6千元，且已經被告已經依約給付6萬6千元及第1期款6 千元完畢，有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623號調解筆錄及被告提出之轉帳資料影本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31-132 、169-170頁），可認被告犯後已有努力彌補被害人損害之行為，是被告此部分犯罪後之態度與第一審量刑時相較，顯然較佳，而足以影響法院量刑輕重之判斷。又被告提起上訴後，於本院審理時就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已經坦承並為認罪之陳述，是被告犯罪後之態度與第一審相較，亦有稍佳而有所改善，也足以影響法院量刑輕重之判斷。以上有利被告量刑因子之基礎事實既有變更，復為原審判決時未及審酌者，其量刑尚難謂允洽。　　⒉被告上訴意旨以本案洗錢防制法修正之新舊法比較結果，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應適用該條規定減輕其刑，雖無理由；惟被告上訴意旨以其已於上訴審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同意賠償其損害，及已經坦承犯行，請求從輕量刑等情為由，指摘原審判決不當，非無理由。且原判決之量刑審酌既有前述不當，結論已難謂允洽，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㈢自為判決部分之科刑及審酌之理由：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未曾有因案經法院判決確定之前案紀錄，素行尚稱良好，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件在卷可稽；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以獲取金錢，無視政府宣誓掃蕩詐騙取財犯罪之決心，為圖不法利益，以提供個人金融帳戶及轉帳匯款之分工方式，與原審判決所示某甲等共犯共同為本案加重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犯行，所為破壞社會人際彼此間之互信基礎，助長詐欺犯罪之猖獗，並使告訴人蒙受高額之財產損失，且難以追償，被告所為實屬不該；另考量其於本案分工程度是提供帳戶並分擔轉帳工作，並非詐欺集團之核心；兼衡被告犯罪後於本院審理時已坦承犯行，且於上訴後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依約履行賠償責任之犯後態度，及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201頁、本院卷第179頁），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㈣另被告雖請求為緩刑之宣告等語。惟宣告緩刑與否，固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惟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外，仍應就被告有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亦即應就被告犯罪狀況、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情，加以審酌。而於審查被告犯罪狀況時，自得考量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關係修復情形、該犯罪行為對於法益之侵害程度，倘無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即不宜宣告緩刑，否則不僅對被告不足生警惕之效，更無法反映被告犯行侵害法益之嚴重性，亦難以達到刑法應報、預防、教化之目的。查被告參與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不但提供其本案銀行帳戶予詐欺集團，且分擔轉帳洗錢之工作，而共同實施加重詐欺、洗錢犯行，致告訴人受有如原審判決所示之財產上損害，且其損害之金額非低，其犯罪所生危害非輕；且被告雖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及同意賠償其部分損害，然告訴人並未獲得足額之賠償。再者，被告於犯罪而侵害告訴人之權利後，依法本應負民事上之損害賠償責任，其與之調解成立而願負賠償責任，亦僅係負起其原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而已，其此部分犯罪後之態度與原審審理時相較，固有稍佳，然供量刑之審酌已足，非必為緩刑之宣告。且被告所為助長犯罪猖獗，破壞社會秩序及社會成員間之互信基礎，影響社會治安非淺，其所宣告之刑，本院認並無暫不執行被告刑罰為適當之情事，自不宜為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仲雍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清杰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林源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江玉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2-05

TCHM-113-金上訴-1203-20250205-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338號上訴人即被告 DEVI PURWANTI（中文名：安蒂）選任辯護人王思穎律師（法律扶助）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3年度金訴字第33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261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DEVI PURWANTI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附件即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695號調解筆錄履行賠償義務。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判範圍：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參諸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立法理由，宣告刑、數罪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倘若符合該條項的規定，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宣告刑、執行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且本院判決亦毋庸將不在本院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及沒收部分贅加記載，或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上訴人即被告DEVI PURWANTI（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明示僅對原審之量刑一部上訴，並撤回除「量刑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之上訴，有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7頁)，故本件被告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在上訴範圍，依上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合先敘明。二、本院之判斷：　㈠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　　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 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普通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　　　⑴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 130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其中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關於科刑上限之規定。而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 12年6月14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20005049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月16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再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30 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新法將自白減刑規定移列為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修正前規定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即得減輕其刑；而112年6月 16日修正生效施行後則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始得減輕其刑；再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施行後則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且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得減輕其刑，修正後之規定，關於減刑要件顯漸嚴格。　　　⑵依原審確定之犯罪事實，被告所犯幫助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台幣（下同）1億元；又被告雖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就所犯一般洗錢罪均否認犯罪，然已經於本院審理時自白不諱，僅符合行為時法即112年6月 16日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之規定；而新舊法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已如前述；因此，被告所犯幫助一般洗錢罪，若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並依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其法定本刑上限雖為6年11月以下有期徒刑，然宣告刑上限依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即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之最重本刑5年有期徒刑，其量刑範圍（類處斷刑）為1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若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因被告未於偵查及原審自白犯罪，則無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其量刑範圍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綜合比較結果，適用新法其處斷刑之範圍為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適用舊法其（類處斷刑）之範圍為1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適用修正前之舊法較有利於被告。是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並依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⒉被告幫助他人犯一般洗錢罪，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並遞減之。　㈡原審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公布施行，經依具體個案綜合檢驗結果比較新舊法，並整體適用法律之結果，應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而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並依112年6 月16日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均已如前所述。而原審就此被告行為後法律有變更未及為為新舊法比較適用，且被告於原審並未自白犯罪，而未能審酌適用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輕其刑，其適用法則，尚有未洽。　　⒉按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之「犯罪後之態度」，應包含與被害人之和解、賠償損害或和解之努力在內，而得資為科刑之從輕因子。查被告提起上訴後，於本院審期間，已於 113年12月18日與告訴人李梨芳達成民事調解，調解成立內容為同意賠償告訴人9萬元，其中2萬元於114年1月20日前給付，餘款7萬元自114年2月26日起，按月於每月26日前給付5千元，且已經被告已經依約給付2萬元完畢，有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695號調解筆錄及被告提出之郵政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影本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23-12 4、127頁），可認被告犯後已有努力彌補被害人損害之行為，是被告此部分犯罪後之態度與第一審量刑時相較，顯然較佳，而足以影響法院量刑輕重之判斷。又被告提起上訴後，於本院審理時就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已經坦承並為認罪之陳述，是被告犯罪後之態度與第一審相較，亦有稍佳而有所改善，也足以影響法院量刑輕重之判斷。以上有利被告量刑因子之基礎事實既有變更，復為原審判決時未及審酌者，其量刑尚難謂允洽。　　⒊被告上訴意旨以其已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請求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且於上訴審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同意賠償其損害，及已經坦承犯行，請求從輕量刑等情為由，指摘原審判決不當，非無理由。且原判決之量刑審酌既有前述不當，結論已難謂允洽，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㈢自為判決部分之科刑及審酌之理由：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未曾有因案經法院判決確定之前案紀錄，素行尚稱良好，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件在卷可稽；被告不顧交付金融帳戶予他人，極可能造成不確定之被害人金錢上之重大損害，並掩飾了犯罪所得之去向，復致使執法人員難以追查正犯之真實身分，仍恣意將其所有之郵局帳戶資料交付他人，非惟幫助他人遂行詐欺取財之目的，更使他人得以隱匿身分，及隱匿詐欺所得贓款之去向及所在，阻礙國家對詐欺犯罪所得之追查、處罰，不僅造成被害人財產損害，亦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及人與人間之信賴關係，並造成被害人求償上之困難，所為實有不該；且因而使告訴人受有財產上損害，亦應予非難；惟審酌被告僅係提供本案郵局帳號予他人使用，並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或洗錢之犯行，為邊緣之角色，而非詐欺集團之核心；兼衡被告犯罪後於本院審理時已坦承犯行，且於上訴後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依約履行賠償責任之犯後態度，及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473頁、本院卷第102頁），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㈣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其因一時失慮，致犯本案犯行，又已經於上訴後，與告訴人達成民事調解，並已依調解內容給付部分賠償金額，及獲得告訴人之諒解，同意不再追究被告之刑事責任，且同意法院給予被告從輕量刑及為緩刑宣告等情，有上揭本院調解筆錄及被告提出之郵政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影本在卷可查；另斟酌被告為外籍護工，其來台工作謀生非屬易事，每月薪資所得僅2萬餘元；又本案告訴人所受損害之金額為10萬元，而被告與告訴人調解成立所負賠償金額為9萬元，如被告全部依約履行，告訴人之損害已經獲得大部分之填補；本院因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後，信無再犯之虞，故其所受上開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又為督促被告確實履行上開調解內容，保障告訴人權益，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 款規定，命被告依附件所示之調解筆錄內容履行賠償義務。若被告違反上述履行義務，且情節重大，足認宣告緩刑難收預期效果時，告訴人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向檢察官陳報，由檢察官斟酌情節為撤銷緩刑宣告之聲請，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詹益昌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清杰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林源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江玉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犯及其處罰）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2025-02-05

TCHM-113-金上訴-1338-20250205-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333號上訴人即被告蔡宜展選任辯護人黃瑋俐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金訴字第265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210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蔡宜展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及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判範圍：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參諸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立法理由，宣告刑、數罪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倘若符合該條項的規定，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宣告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且本院判決亦毋庸將不在本院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及沒收部分贅加記載，或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上訴人即被告蔡宜展（下稱被告）已於本院審理時明示僅對原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並撤回除「量刑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之上訴，有本院審理程序筆錄、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9頁)，故本件被告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在上訴範圍，依上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合先敘明。二、本院之判斷：　㈠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　　⒈被告幫助他人犯一般洗錢罪，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 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普通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　　　⑴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 130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其中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關於科刑上限之規定。而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 12年6月14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20005049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月16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再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30 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新法將自白減刑規定移列為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修正前規定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即得減輕其刑；而112年6月 16日修正生效施行後則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始得減輕其刑；再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施行後則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且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得減輕其刑，修正後之規定，關於減刑要件顯漸嚴格。　　　⑵依原審確定之犯罪事實，被告所犯幫助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台幣（下同）1億元；又被告雖已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就所犯一般洗錢罪均自白不諱，但其於原審審理時則否認此部分犯罪，僅符合112年6月16 日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之規定；而新舊法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已如前述；因此，被告所犯幫助一般洗錢罪，得先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若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規定，並依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遞減輕其刑後，其法定本刑上限雖為6年10月以下有期徒刑，然宣告刑上限依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即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之最重本刑5年有期徒刑，其量刑範圍（類處斷刑）為1 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若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 9條第1項後段規定，因被告未於原審自白犯罪，則無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僅可依刑法第30條第2項幫助犯之規定減輕其刑，其量刑範圍則為3 月以上4年11月以下有期徒刑；綜合比較結果，適用新法其處斷刑之上限為4年11月有期徒刑，適用舊法其（類處斷刑）之上限5年有期徒刑，以適用新法較有利於被告。是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並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⒊被告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並患有輕度智能障礙合併中度生活功能障礙症，經被告之父蔡世銘向原審法院聲請輔助宣告，原審法院送鑑定後，於111年12月14日裁定被告為受輔助宣告人，業據被告供述明確，並有原審法院111年度輔字第38號民事裁定附卷可稽。惟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民法第15條之1定有明文。足見民法上之輔助宣告制度所著重者在於受輔助行為人為法律行為及財產處分等意思表示能力有無不足，尚非能與刑事法院在判斷被告是否成立犯罪時，所著重者在於被告行為時主觀上是否具備構成要件之知與欲要素，及罪責部分之辨識行為違法能力之欠缺或顯著減低等要件上，二者判斷標準即有不同，非可一概而論。並非被告曾經法院為輔助宣告，即得逕論被告對其犯罪行為主觀上並無犯意，或其責任能力即有顯著欠缺。被告雖患有輕度智能障礙等情，惟觀其與「Aimee」之LINE 對話過程，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單純就是為賺取金錢而為本案犯行；且案發當時，被告可以商談討論帳戶約定轉帳事宜，對於提高之額度太高並質疑銀行可能會懷疑，嗣並獨自前往銀行依詐欺集團指示完成約定轉帳設定；又本院審酌被告自警詢時、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就所詢問題均能適切回答，而無答非所問情形，且能為自己充分答辯；上訴後在本院審理期間亦能清楚說明上訴之請求，及被告自陳就讀國中普通班、高中就讀員農園藝科及大學中洲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畢業等情；因此，被告雖經原審法院家事法庭送鑑後為裁定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仍難認被告有因其係輕度智能障礙之心智缺陷，致其於行為時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有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形，本案被告所犯無刑法第19 條第1項、第2項不罰、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㈡原審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公布施行，經依具體個案綜合檢驗結果比較新舊法，並整體適用法律之結果，應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而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且整體適用後，即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條文，自不得再依11 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均已如前所述。而原審就此被告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而為新舊法比較結果，認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較為有利於被告，而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論處，並依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輕其刑，其適用法則，尚有未洽。　　⒉按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之「犯罪後之態度」，應包含與被害人之和解、賠償損害或和解之努力在內，而得資為科刑之從輕因子。查：被告於原審113年8月9日審理時，已當場陳明同意與告訴人林瑞墉和解，和解內容為被告賠償告訴人新台幣（下同）36萬元，自113年9月10日起每月給付1萬元等語，有原審審判筆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69 頁），而被告於原審辯論終結後、宣判前，已委由其父蔡世銘於113年9月2日全部給付36萬元完畢，有被告提出之華南商業銀行匯款回條列印資料及通訊軟體LINE對話擷圖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5-26頁）。可認被告犯後已有努力彌補部分被害人損害之行為，是被告此部分犯罪後之態度與第一審量刑時相較，顯然較佳，而足以影響法院量刑輕重之判斷。因此，被告此部分量刑基礎事實既有變更，復為原審判決時未及審酌者，其量刑自難謂允洽。　　⒊被告上訴意旨以本案洗錢防制法修正之新舊法比較結果，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及被告於原審判決前已與告訴人和解，並已經委由其父蔡世銘全部給付完畢，原審判決認被告尚未賠償告訴人，與事實不符等情為由，指摘原審判決不當，非無理由；且原審之適用法則及量刑審酌既有前述不當，結論已難謂允洽，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㈢自為判決部分之科刑及審酌之理由：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未曾有因案經法院判決確定之前案紀錄，素行尚稱良好，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件在卷可稽；且近年來詐騙猖獗，犯罪手法惡劣，嚴重危害社會治安，被告不以正常管道賺錢，被告僅因網路上得知可提供銀行帳戶予他人使用可以快速賺取報酬，竟貪圖不當利益，提供本案合作金庫銀行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予他人使用，非惟幫助他人遂行詐欺取財之目的，更使他人得以隱匿身分，及隱匿詐欺所得贓款之去向及所在，阻礙國家對詐欺犯罪所得之追查、處罰，不僅造成被害人財產損害，亦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及人與人間之信賴關係，並造成被害人求償上之困難，所為實有不該；且因而使如原審判決附表所示告訴人郭明哲等3人受有如該附表所示財產上損害，亦應予非難；惟審酌被告僅係提供本案合庫銀之網路銀行之帳號，而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或洗錢之犯行，為邊緣之角色，而非詐欺集團之核心；另參酌被告患有輕度智能障礙合併中度生活功能障礙症，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已經原審法院為輔助宣告，雖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然於量刑時自得予以特別斟酌；兼衡被告犯罪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且於原審已與告訴人林瑞墉達成和解及賠償其損害，然迄仍未能與告訴人郭明哲、范瑞霞等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害之犯後態度，及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26 4-265頁、本院卷第118頁），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及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㈣另被告之選任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為緩刑之宣告等語。惟宣告緩刑與否，固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惟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外，仍應就被告有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亦即應就被告犯罪狀況、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情，加以審酌。而於審查犯告犯罪狀況時，自得考量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關係修復情形、該犯罪行為對於法益之侵害程度，倘無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即不宜宣告緩刑，否則不僅對被告不足生警惕之效，更無法反映被告犯行侵害法益之嚴重性，亦難以達到刑法應報、預防、教化之目的。查被告提供其本案銀行帳戶而幫助他人實施詐欺犯行，致如原審判決附表所示告訴人郭明哲等3人受有如該附表所示財產上損害，且其損害之金額非低，其犯罪所生危害非輕；且被告雖已與告訴人林瑞墉達成和解及賠償其損害，然迄仍未能與告訴人郭明哲、范瑞霞等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害，本院認並無暫不執行被告刑罰為適當之情事，自不宜為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曉婷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清杰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林源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江玉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犯及其處罰）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1-23

TCHM-113-金上訴-1333-20250123-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加重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26號上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燦恩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 年度金訴字第777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第一審判決（追加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502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被告林燦恩無罪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證人即原審同案被告（下稱證人）吳昌融於偵訊時供稱：伊在火幣網做外匯投資，是單純投資客，由被告操作；伊於111年8月1日提款後交給被告等語。然被告於偵訊時卻供稱：伊不知道吳昌融投資多少錢，吳昌融不用領錢給伊等語；於原審準備程序改稱：伊認識吳昌融，是吳昌融要把虛擬貨幣換成臺幣，請伊幫忙換等語。可認被告就有無幫證人吳昌融操作虛擬貨幣，前後供述不一，且與證人吳昌融供述有重大歧異，被告供稱沒向證人吳昌融收錢，是否可信，誠屬可疑。被告110年並無所得資料、111年收入僅新臺幣(下同)5,000元，實難想像被告從事上開工作所累積之金額能夠讓被告連續數日內豪擲百餘萬元以投資虛擬貨幣，被告是否有從事虛擬貨幣買賣，不無疑問（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3077號刑事判決）。佐以證人吳昌融自承月收入約3、4萬元，是否有充裕資金投資虛擬貨幣，亦有可疑。由此可證，被告與證人吳昌融均供稱投資虛擬貨幣乙節，顯屬無稽。原審諭知被告無罪，恐與事實相違，稍嫌速斷，爰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被告於原審辯稱其沒有收到證人吳昌融提款的錢等語，經原審以依檢察官提出告訴人巫美娟於警詢時之指訴及證人吳昌融申辦之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款基本資料、存款交易明細等相關證據，僅足證明告訴人巫美娟遭詐騙後將款項層層匯入證人吳昌融之中信銀行帳戶，並由證人吳昌融提領贓款之事實。然查無被告與證人吳昌融間、或詐欺告訴人巫美娟之人與被告間之通訊聯繫紀錄，亦無任何監視器畫面或交易明細等積極證據，得以證明被告確有參與本案詐欺犯行。本案除證人吳昌融之指述外，別無其他證據可資證明被告與證人吳昌融、詐欺告訴人巫美娟之人有所聯繫，亦無其他可補強證人吳昌融所為不利被告供述之證據，因認被告犯罪不能證明，均已經原審審認明確，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經核俱與卷內資料相符，其論斷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違誤或不當。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並未再提出任何不利被告之證據，只是對原判決證據之取捨，為相異評價，就已經原判決說明之事項再事爭執，指摘原審判決不當，並非可採。　㈡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2項定有明文。立法意旨是考量共同被告、共犯間不免存有事實或法律上利害關係，因此推諉、卸責于他人而為虛偽自白之危險性不低，故對於其自白之證據價值予以限制，尤其關於雙方係對向行為之共犯，於指證對方犯罪得邀求減刑之寬典時，為擔保其所為不利於對向共犯陳述之真實性，更應有足以令人確信其陳述為真實之補強證據，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是以上開所謂「共犯」，除任意共犯外，尚包括必要共犯（含對向犯罪之共犯），而「其他必要之證據」（通稱補強證據），必須是與共犯自白指涉其他共犯犯罪之構成要件事實有關聯性，但與該共犯之自白不具有同一性之別一證據，始足當之。縱該共犯自白是分別在不同情況或程序下作成，且所自白之內容一致，仍僅屬與該自白相同之證明力薄弱的「累積證據」，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尚需補強證據之存在以為佐證，始得採憑（最高法院10 9年度台上字第278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共同被告具有共犯關係者，雖其證據資料大體上具有共通性，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且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事實之認定，即尚須以補強證據予以佐證，始得充不利於被告事實認定之依據。　㈢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證人吳昌融於偵訊時供稱其是在火幣網做外匯投資，為單純投資客，由被告操作，證人吳昌融於11 1年8月1日提款後交給被告等語，認被告所辯不足採。然細繹證人吳昌融於檢察官訊問時供述之內容，於112年5月11日係供述：伊投資十多萬元做外匯，如果賺錢的話會轉到其火幣錢包，然後在火幣上由被告進行掛賣；伊是以現金交付投資款十多萬元給被告，火幣網掛賣後的款項是轉到其中信銀行帳戶，伊是玩短期快進快出，有小小的獲利就出場。伊11 1年8月1日中信銀行帳戶分三筆取得10萬元是什麼買賣，伊真的有點忘了，應該是火幣網上交易的東西。伊有自中信銀行帳戶在111年8月1日提領12萬元、5萬1000元，款項用於繳車貸？真的忘了。至少有將本金12萬多的部份拿給被告等語（見第19080號偵卷第152、155-156頁）。又於112年11月30 日供述：111年8月1日0時許提領的12萬元、5萬1000元是否都交給被告，因時間有點久，記不得。應該是有交給他，不然怎麼持續獲利，但什麼時候給他，真的忘記了，該款項確實是被告賣幣所得者等語（見同上偵卷第302頁）。可認證人吳昌融於檢察官偵訊時就其提款本案上開款項後是否有交付被告一事，有無交付及於何時交付被告或交付之金額等不利於被告之陳述，前後所為供述之情節，非屬一致，並不是沒有瑕疵可指；再者，證人吳昌融始終是供述其金錢來源是賣幣所得，而否認有提供其中信銀行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辯稱其確實是做外匯的合約買賣等語；就此而言，證人吳昌融所供交付被告之金錢，亦非其擔任詐欺集團車手而使用其本案中信帳戶提款所得者，仍非不利於被告之陳述。而被告既始終否認有收取證人吳昌融交付之款項，且證人吳昌融所證之情節，有如上所指之瑕疵，復查無其他補強證據予以佐證證人吳昌融之陳述確與事實相符，是自不足資為不利於被告事實認定之依據。　㈣檢察官上訴意旨雖又認依被告及證人吳昌融當時之所得情形，並無充裕之資金可投資虛擬貨幣，認被告所辯並不足採等語。惟查個人取得投資用之財物來源，並非僅出於收入所得一途，個人原有資金或向親友、金融機構或民間融資，均不無可能，檢察官僅以被告110年、111年度之所得不多，即遽以推論被告無多餘資金從事虛擬貨幣買賣，已嫌速斷。再因刑事訴訟法既規定被告有緘默權，被告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既無供述之義務，亦無真實陳述之義務，同時亦不負自證清白之責任。縱使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辯解不能成立，除非有確實證據足以證明對於被告犯罪已無合理之懷疑外，不能僅被告無法自證無罪即遽為其有罪之認定。因此，縱被告辯稱其是從事虛擬貨幣買賣等語，如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有不可採之處，所為之辯解不能成立，依前開說明，亦不得用以反證或推論被告有收受證人吳昌融交付本案自其中信銀行帳戶提領之告訴人遭詐欺款項之事實，而為被告確有參與本案犯罪之論據，且無從為證人吳昌融上開證述之補強證據，其理甚明，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並不可採。　　㈤綜上所述，本件證人吳昌融所為不利於被告之證述，經調查後尚有瑕疵，且缺乏足以擔保其證述具有憑信性之確切補強佐證，勾稽全案證據之整體證明力，尚不足以達一般人均得確信被告確有本件被訴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程度。是檢察官起訴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尚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原審因認被告犯罪不能證明，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並無不當，本院並補充說明理由如上。檢察官上訴意旨仍認被告有加重詐欺等行為，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被告林燦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追加起訴，檢察官宋恭良提起上訴，檢察官王清杰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林源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江玉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附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附件：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777號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林燦恩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雲林縣○○鄉○○村○○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0號1樓102室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追加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90 80號、112年度偵字第5502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林燦恩無罪。　　理　　由一、追加起訴意旨略以：被告林燦恩、同案被告吳昌融(同案被被告吳昌融部分，本院另行審結)於民國111年7月31日前某時，加入不詳詐欺集團，擔任該集團提領贓款之車手，與該集團其他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隱匿、持有他人犯罪所得之洗錢犯意聯絡，由同案被告吳昌融提供其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帳戶)予該詐欺集團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7月間某日，傳送標題為「4.0紓困補助服務」之不實簡訊予告訴人巫美娟，佯以提供政府紓困補助服務，致告訴人巫美娟陷於錯誤，點擊簡訊上連結網址，並依顯示之網頁輸入個人資料、銀行帳號及回傳簡訊驗證碼等資料，遂遭該詐欺集團成員冒用告訴人巫美娟名義申辦街口支付帳號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街口支付帳戶)、悠遊付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悠遊付帳戶)，並分別綁定告訴人巫美娟名下中信銀行帳戶(下稱巫美娟中信銀行帳戶)及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下稱國泰銀行帳戶)實體帳戶，復於111年8月1日0時15分許，將該國泰銀行帳戶內之款項新臺幣(下同)4萬9999元，以儲值方式先轉入上述遭盜辦之悠遊付帳戶內，再於同日0時18分許，自上開悠遊付帳戶轉至同案被告吳昌融上開中信銀行帳戶內，另於同日0時15分許、同日0時19分許將告訴人巫美娟中信銀行帳戶內之款項3萬元、1萬5000元、5000元，以儲值方式先轉入上述遭盜辦之街口支付帳戶內，再於同日0時16分許、0時22 分許，自上開街口支付帳戶轉帳4萬5000元、5000元至上開中信銀行帳戶內，同案被告吳昌融再依被告之指示，於同日 0時38分許、同日0時40分許，分別自中信銀行帳戶提領12萬元、5萬1000元後，再將該等現金交予被告，以此方式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來源及去向，並意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犯罪所得。嗣經巫美娟察覺受騙後報警處理，而為警循線追查，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之證據本身存有瑕疵而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且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76年台上字第4 98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意旨可參）。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號判例92年台上字第12 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追加起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開罪嫌，無非係以同案被告吳昌融於偵查中之指述，告訴人巫美娟於警詢時之指訴，「4.0 紓困補助服助」簡訊擷取圖片、衛生福利部網頁擷取圖片、悠遊付個人資料、交易明細、街口支付個人資料、交易明細、巫美娟中信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國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112年9月25日中市警五分偵字第 1120039178號函暨所附165查詢資料、中信銀行帳戶開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中信銀行112年7月17日中信銀字第1122 24839258000號函暨所附交易明細及提款地點、臺中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46781號、112年度偵字第4099、8069 號不起訴處分書、111年度偵字第53574號、112年度偵字第7 810號不起訴處分書、112年度偵字第26383號不起訴處分書、被告提供其BITGET電子錢包擷取圖片、OKLINK查詢、被告當庭提供其火幣網帳戶擷取圖片、幣流報告、火幣網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IP位址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此部分有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行，辯稱：同案被告吳昌融根本不會把錢交給我，那是他自己的獲利等語。五、經查：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其立法旨意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而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 1041號判決要旨參照）。又被告之所以自白，其動機頗為複雜，尤其共同被告之自白涉及他人共犯者，刑法中僅少數犯罪對共同正犯加重其刑，其他犯罪並不加重處罰，則共犯承認他人共同犯罪，對於自白之被告而言，不僅毫無不利可言，反而可以分散責任，為減輕自己之罪責，不免主控他人為主犯，而其本人為從犯或事後共犯，以逃避或減輕應負之刑責，在此情形之下，共同被告在其自白時指控他人為共犯，並非不可想像，故共同被告之自白更應有補強證據，以證明其自白真實，此乃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之由來（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971號判決意旨參照）。意即共同被告之自白得藉補強證據而足認與事實確係相符，苟於認事之中未有充分之補強證據可互為援用，甚共同被告之自白亦另存有悖離事實之疑慮時，自不得遽為論斷被告之罪刑。 (二)告訴人巫美娟遭如公訴意旨欄所示之詐騙手法詐騙，而陷入錯誤，分別於公訴意旨欄所載之時間，將如公訴意旨欄所示之金額層層匯至同案被告吳昌融之中信銀行帳戶，同案被告吳昌融再分別於111年8月1日0時38分許、0時40分許，分別自其中信銀行帳戶提領12萬元、5萬1000元之事實，業經告訴人巫美娟於警詢指訴明確（見偵19080號卷第25至27頁），且有被告吳昌融所有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款基本資料、存款交易明細（見偵19080號卷第29至36頁）、告訴人巫美娟悠遊付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悠遊付個人資料、交易明細（見偵19080號卷第37至39頁）、告訴人巫美娟街口支付帳號000000000號帳戶會員資料、交易明細（見偵19080號卷第41至43頁、第73至77頁）、告訴人巫美娟之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帳戶資料、交易明細（見偵19080號卷第65至79頁）、告訴人巫美娟之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見偵19080號卷第311頁）、「4.0紓困補助服助」簡訊擷取圖片、衛生福利部網頁擷取圖片（見偵19080號卷第49至5 7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偵19080號卷第87至89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四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見偵19080號卷第119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四平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見偵19080號卷第121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四平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見偵19080號卷第123頁）、中信銀行112年7月17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258000號函暨所附同案被告吳昌融提款地點（見偵19080號卷第233、 253頁）在卷可憑，上開事實，自堪認定，然此至多僅能證明告訴人巫美娟遭詐騙後將款項層層匯入如同案被告吳昌融之中信銀行帳戶，並由同案被告吳昌融提領贓款，尚難以此遽認被告有參與本件加重詐欺取財或洗錢等犯行。 (三)同案被告吳昌融固於偵查中稱：是因為被告幫我操作虛擬貨幣，我是將提領的現金交給被告等語(見偵19808號卷第152 、163頁)，然此情為被告否認，並稱：我是有教導同案被告吳昌融火幣網的虛擬貨幣買賣，但我沒有收到同案被告吳昌融提款的錢，那是同案被告吳昌融自己的獲利，怎麼會交給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78至179頁)，且遍查卷存證據資料，並無任何被告與同案被告吳昌融間、或詐欺告訴人巫美娟之人與被告間之通訊聯繫紀錄，此外卷內亦無任何監視器畫面或交易明細等積極證據，得證明被告確有參與本案詐欺犯行，亦即，本案同案被告吳昌融之指述外，別無其他證據可資證明被告與同案被告吳昌融、詐欺告訴人巫美娟之人有所聯繫，亦無其他可補強同案被告吳昌融所為不利被告供述之證據資料，是自難單憑共犯之指述而據此認定被告有何本案加重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 (四)此外，公訴意旨所提被告提供其BITGET錢包地址擷取圖片（見偵19080號卷第169頁）、被告提供其BITGET錢包地址OKLI NK查詢資料（見偵19080號卷第265頁）、被告提供其火幣網帳戶交易紀錄擷取圖片（見偵55020號卷第31至37頁）、被告火幣網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IP位址（見偵55020號卷第51至106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製作被告之幣流報告（見偵55020號卷第41至45頁），固可證明被告所稱其從事虛擬貨幣交易確有疑問外，然本案贓款金流並未流入被告之虛擬貨幣電子錢包內，上開證據難認與本案有關。綜上，同案被告吳昌融此部分不利被告之證述並無任何證據可資補強，則單憑同案被告吳昌融之單一證述，尚不足以使法院達到有罪之心證。自屬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綜上所述，本案檢察官所舉證據及指出證明之方法，均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有參與而涉有公訴意旨所指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礙難僅憑推測或擬制之方法，即率為被告此部分有罪之論斷，被告此部分之犯罪既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說明，基於罪疑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及無罪推定原則，應為此部分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追加起訴，檢察官宋恭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林忠澤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王嘉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2025-01-08

TCHM-113-金上訴-1426-20250108-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251號上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王彥騰選任辯護人簡珣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06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18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一、王彥騰因與劉玉真之間有投資之債務糾紛，主觀上認為劉玉真之子劉沅溱應共同負擔債務，多次向劉玉真求償未果後，於民國112年3月25日7時25分許，前往臺南市官田區中華路二段劉沅溱居處（地址詳卷）前，欲找劉沅溱商討債務問題，因劉沅溱已外出工作；劉玉真輾轉知悉王彥騰在臺南市劉沅溱之居處外面後，遂以其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王彥騰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雙方交涉過程中，王彥騰不滿意劉玉真的態度表現，一時氣憤，基於恐嚇之犯意，向劉玉真恫稱「社會處理，妳若要，妳若養養若要這樣，就好像瘋瘋癲癲哦，就換你們來找我了啦」、「沒關係，吼，孩子若養，我現在這趟來，他如果不要跟我處理，我也不會來找妳啊，妳就準備來看到你的孫子瘋瘋癲癲啊」、「妳今天是妳要來跟我講電話的，妳轉達給吳仁豪（即劉玉真之子，現已改名為劉沅榛）聽，再來換他來找我，換他來找我，要不然他就要去看看哦，一個孩子要將他...不簡單才生一個孩子，要給他瘋瘋癲癲」等語，而以加害劉玉真之孫子身體安全之事，恐嚇劉玉真，致劉玉真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安全。二、案經劉玉真訴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呈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有罪部分一、證據能力部分：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立法意旨，在於確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有處分權，得放棄反對詰問權，同意或擬制同意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屬於證據傳聞性之解除行為，如法院認為適當，不論該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 9條之4所定情形，均容許作為證據，不以未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為前提。此揆諸「若當事人於審判程序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此時，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立法意旨，係採擴大適用之立場。蓋不論是否第159條之1至第159 條之4所定情形，抑當事人之同意，均係傳聞之例外，俱得為證據，僅因我國尚非採澈底之當事人進行主義，故而附加「適當性」之限制而已，可知其適用並不以「不符前四條之規定」為要件。查本案以下採為判決基礎之證據，其性質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者，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王彥騰（下稱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分別表示無意見或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58-59頁），且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就該等審判外之陳述，均未再於言詞辯論終結前爭執其證據能力或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據上開說明，應認該等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恐嚇犯行，並辯稱：伊與告訴人劉玉真講話的方式就是這樣，否則沒辦法溝通，伊覺得沒有恐嚇告訴人劉玉真的意思，伊是做工的人，講話的方式就是這樣等語。被告之選任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意旨略以：告訴人劉玉真確實有積欠被告新台幣（下同）80萬元之債務，且告訴人劉玉真常以如不還錢則兒孫會瘋瘋癲癲等發毒誓之方式搪塞積欠被告之債務；又依卷附雙向通聯紀錄顯示，當時被告與告訴人劉玉真通話之時間達836秒，並非僅有告訴人劉玉真提出錄音光碟之53秒；在雙方長時間的對話中，是告訴人劉玉真先稱其會還錢，如果沒有還錢其會被車撞、子孫會瘋瘋癲癲等語，被告只是引述告訴人劉玉真之言詞，希望其還錢而已，並非恐嚇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劉玉真電話交談過程中，有對告訴人劉玉真稱「社會處理，妳若要，妳若養養若要這樣，就好像瘋瘋癲癲哦，就換你們來找我了啦」、「沒關係，吼，孩子若養，我現在這趟來，他如果不要跟我處理，我也不會來找妳啊，妳就準備來看到你的孫子瘋瘋癲癲啊」、「妳今天是妳要來跟我講電話的，妳轉達給吳仁豪（即劉玉真之子，現已改名為劉沅榛）聽，再來換他來找我，換他來找我，要不然他就要去看看哦，一個孩子要將他...不簡單才生一個孩子，要給他瘋瘋癲癲」等言詞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劉玉真於原審審理時指訴明確（見原審卷第92-94頁），並有告訴人劉玉真提出其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被告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通話錄音光碟可證；而被告與告訴人劉玉真之通話錄音經原審當庭勘驗結果，被告確實有於通話中向告訴人劉玉真說出要讓告訴人劉玉真之孫子瘋瘋癲癲的言詞，亦有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62-63頁）；並有告訴人劉玉真所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被告所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雙向通聯紀錄在卷可為佐證（見他卷第53、55頁）。且被告對於雙方通話之內容亦未爭執，是此部事實，應足堪認定。　㈡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所謂恐嚇，指凡一切言語、舉動足以使人生畏怖心者均屬之，而該言語或舉動是否足以使他人生畏怖心，應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查被告於與告訴人劉玉真通話的過程中，因對告訴人劉玉真未積極處理積欠被告之債務不滿，而對告訴人劉玉真為如犯罪事實欄所示「我現在這趟來，他如果不要跟我處理，我也不會來找妳啊，妳就準備來看到你的孫子瘋瘋癲癲啊」、「妳今天是妳要來跟我講電話的，妳轉達給吳仁豪聽，再來換他來找我，換他來找我，要不然他就要去看看哦，一個孩子要將他...不簡單才生一個孩子，要給他瘋瘋癲癲」等語，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被告顯有如告訴人劉玉真不返還債務，將以加害告訴人劉玉真之孫之身體安全等惡害通知告訴人劉玉真，自足以使告訴人劉玉真心生畏怖，被告辯稱其是做工的人，講話的方式就是這樣等語，並非可採。　㈢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雖辯稱是告訴人劉玉真先發誓會還錢，如果沒有還錢其子孫會瘋瘋癲癲等語，被告只是引述告訴人劉玉真之言詞等語。但此為告訴人劉玉真於原審審理時所否認者，且衡諸一般常情，告訴人劉玉真應不會無故詛咒自己的兒孫。而依原審勘驗對話錄音過程，被告第一次提到告訴人劉玉真孫子會瘋瘋癲癲時，告訴人劉玉真的反應是提醒被告「大家都有小孩餒」。且由被告提及「我現在這趟來，他（指劉沅溱）如果不要跟我處理，我也不會來找妳啊，妳就準備來看到你的孫子瘋瘋癲癲啊」的對話內容可知，被告是不滿其專程從臺中跑到臺南，證人劉沅溱卻避不見面，才要讓告訴人劉玉真要有「妳就準備來看到你的孫子瘋瘋癲癲啊」之心理準備；接著被告第三度又說：「妳轉達給吳仁豪聽，再來換他來找我，換他來找我，要不然他就要去看看哦，一個孩子要將他...不簡單才生一個孩子，要給他瘋瘋癲癲」，也是連結到證人劉沅溱如果不出面之前提下，就要讓劉沅溱的孩子瘋瘋癲癲，其此部分對話之脈絡，顯是出於被告不滿告訴人劉玉真不返還債務，且尋證人劉沅溱未果，始為上開恐嚇之言詞。再者，就算如被告所言，告訴人劉玉真在前階段的通話中曾經以發誓詛咒方式表示要清償債務，被告亦非可以恐嚇加害告訴人劉玉真之孫等惡害方式恫嚇告訴人劉玉真返還積欠的債務，蓋此乃二事，是其所辯只是引述告訴人劉玉真的話等語，尚非可採。另被告之友人即證人蕭少鏞雖於原審證述：112年3月25日我和王彥騰一起去臺南，王彥騰拿債權憑證要向劉沅溱索取金錢；王彥騰有接到一通電話，通話時王彥騰是開擴音，電話的內容中，劉玉真有說，劉家子孫會做牛做馬還債，不然出門在外就會被車子撞死，劉家的子孫會瘋瘋癲癲等語（見原審卷第124-129頁）。但如前所述，被告對告訴人劉玉真所為上開恐嚇之言詞，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已足認係將以加害告訴人劉玉真之孫之身體安全等惡害通知而為恐嚇行為，至於告訴人劉玉真自己是否曾經發誓詛咒，並非被告得以免責之事由。因此，證人蕭少鏞於原審證述之情節，不論是否可採，均不足資為有利於被告事實認定之依據。　㈣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應屬卸責之詞，尚不足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另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且有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得予駁回而不予准許，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被告之選任辯護人以被告否認犯行，主張告訴人劉玉真平時待人甚不客氣，亦常以發豪誓或恐嚇之方式搪塞清償債務責任等為由，聲請訊問證人李文利、戴琦峰，及勘驗被告與告訴人劉玉真其他電話通話錄音之錄音檔。然本院衡酌被告之選任辯護人此部分聲請調查，證人李文利、戴琦峰並非本案案發時在場之人，而告訴人劉玉真與其等平時互動時之口氣，或被告平時說話之口氣；及被告與告訴人劉玉真在其他時間之通話內容，均與本案待證事實為被告是否有為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恐嚇言詞，無自然關聯；又言語或舉動是否足以使他人生畏怖心，應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亦與告訴人劉玉真與其他人之互動如何無涉，經本院審慎詳為審酌卷證後，認確具有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款、第3款所定情形，認均無再就選任辯護人前開聲請調查證據事項，再贅為無益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三、論罪科刑：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四、上訴駁回理由之說明：　㈠原審法院因認被告之罪證明確，適用刑法第305條等相關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劉玉真有債務糾紛，明知欠債之人係劉玉真，並非劉沅榛，有債權憑證在卷可證，竟百般糾纏劉沅榛，造成劉沅榛困擾，且因未能找到劉沅榛，主觀上認為劉沅榛逃避債務，與告訴人劉玉真言語不合，竟一時情緒激動，牽扯無辜幼童，以上開犯罪事實欄所載方式恐嚇告訴人劉玉真，使告訴人劉玉真心生畏懼，所為應予非難；考量被告否認犯行，犯後態度不佳，還請證人蕭少鏞出庭故為不實證言，企圖干擾司法審判；兼衡被告自述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跟太太一起生活、育有最大就讀國一、最小就讀小二子女、現於王田油庫開油罐車等語（見原審卷第176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之危害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59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核其採證及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　㈡被告上訴意旨辯稱伊與告訴人劉玉真講話的方式就是這樣，沒有恐嚇告訴人劉玉真的意思，伊是做工的人，講話的方式就是這樣等語，而否認有何恐嚇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　　惟查被告確有在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時、地，對告訴人劉玉真為本件恐嚇之犯罪事實，依證人即告訴人劉玉真於原審審理證述之情節，及通話錄音光碟、原審勘驗筆錄等補強證據，已足堪認被告有恐嚇之犯行，且被告所辯各情，均非可採，其理由已詳如前述，被告上訴意旨仍否認犯罪，並非可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㈢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被告僅因投資糾紛竟以禍及孫子之詛咒語，恐嚇被害人，且犯後仍飾詞狡辯，否認犯行，亦未與被害人達成民事和解，以為彌補，認原審所處之刑，量刑顯屬過輕等語。惟按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原審已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綜合全案卷證資料，具體斟酌如前所述刑法第57條各款所規定之一切情狀，而於法定刑度內量處罪刑，且未逾法定刑之範圍，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亦與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無違，要無輕重失衡或偏執一端之情形，量刑尚屬妥適，應無過輕之虞；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被告犯罪之動機、否認犯行等情，已經原審於量刑時予以審酌。至於被告雖仍未與告訴人劉玉真達成和解及賠償其損害，此部分犯罪後之態度，與原審量刑時相較，並無改變，且本院審酌告訴人劉玉真確有積欠被告80萬元之債務，有原審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05 5號民事判決及債權憑證影本在卷可查，其以恐嚇方式追索債務，固甚不當，然並非全然無任何緣由者，是被告雖仍未與告訴人劉玉真和解或賠償，本院認應無再予加重其刑之必要。檢察官上訴意旨認原審量刑過輕，其上訴為無理由，亦應予以駁回。貳、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明知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經個人同意外，應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為之，意圖損害他人利益及散布於眾，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及加重誹謗之犯意，於 112年7月19日，於臉書「全台欠錢不還黑名單2社」社團網頁，以暱稱「王煥彬」之臉書帳號，留言張貼「好朋友劉× 榛，劉玉×母子/你們要的陸仟萬照你母子指定位置放好了，放在台中市北屯區OOO路，聯絡你們電話好幾次未聯繫到你們母孑，口號OO号密碼，O層之O好朋友們等太久，有點事情先行離開，只好利用網路告知盡快取走這批（金紙）要記得聯係一下」、「全台灣缺錢可找母子要生活費，106前在王田油庫當司機邀司機同仁來投資林士昌台中前議長廢棄物處理工程，收了現金一股30萬，107年4月一日離王田油庫現在聯鋼貨運公司上班當調度職位現今又住在台南市OO區OO路O 段OOO向OO号娘家劉沅×，林×敏夫妻，舊名吳仁豪，林淑×共計陸仟萬，法院有判決母要歸還這筆錢，而名下無資產」等文字，及告訴人劉沅榛之生活照、住家位置、使用之車輛照片、及記載告訴人劉沅榛之姓名、身分證號、生日、住址等個人資料之「危險物品運送人員訓練證明書」翻拍照片，以此方式非法利用告訴人劉沅榛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告訴人劉沅榛，同時指摘足以毀損告訴人劉沅榛名譽之事，而貶損其人格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散布文字誹謗及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等罪嫌，無非以告訴人劉沅溱之指述、臉書「全台欠錢不還黑名單2社」社團網頁留言貼文列印資料、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生活照列印資料及被告使用暱稱「王彥騰」之臉書帳號列印資料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則否認有何散布文字誹謗及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行，辯稱：告訴人劉沅榛提出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並不是其使用者等語。經查：　㈠臉書「全台欠錢不還黑名單2社」社團網頁留言貼文者為暱稱「王煥彬」之人；而在「王煥彬」的臉書頁面，2016年11月 7日、2017年7月22日之貼圖，係被告先前之生活照，被告並未爭執，並經告訴人劉沅溱指訴明確，且有臉書上開帳號之頁面擷圖在卷可證（見他字卷第21-25、26-28頁）；故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申請人，有於臉書「全台欠錢不還黑名單2社」社團網頁留言貼文之客觀事實，堪以認定。　㈡而查被告既否認其係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之申請人，是本案首應審究者，在於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申請人是否為被告？　　⒈臉書帳號並不是完全採實名登記制，且因安全機制問題，遭人冒名申請臉書帳號或遭人盜用臉書帳號，時有所聞。而被告既否認該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為其所申請及使用者，自應由檢察官負提出及舉證之責任。檢察官雖提出暱稱「王煥彬」的臉書頁面於2016年11月7日、2017年7月 22日之貼圖，係被告先前之生活照，但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如向臉書查詢該帳號之申請人資料、更多的照片、貼文與被告具有關連性等資訊，而可以佐證「王煥彬」即是被告「王彥騰」，或有「王煥彬」之臉書好友指認「王煥彬」即為被告，則稱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申請人是否為被告，容有合理懷疑。　　⒉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雖張貼有被告的2016年及2017年之生活照外，但該生活照係一般性的照片，不需具有特殊性管道才能取得，難認其張貼運用，與被告有密切無法切割之關係；而該貼圖時間，年代久遠，無法查證確認登入之IP位址，是否為被告所使用之手機或電腦設備，故無法排除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係由被告以外之人申請的可能性。　　　　㈢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起訴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即為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申請人，故被告是否如起訴意旨所指使用暱稱「王煥彬」臉書帳號為上述散布文字誹謗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人，依卷內之證據未達於一般人無合理懷疑之程度，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尚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被告辯稱沒有散布文字誹謗等情，尚屬可採。原審因認被告此部分犯罪不能證明，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並無不當。檢察官上訴意旨仍認被告有散布文字誹謗及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仲雍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淑月提起上訴，檢察官王清杰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林源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不得上訴。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無罪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 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江玉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2025-01-08

TCHM-113-上訴-1251-20250108-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768號上訴人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陳聰鎭（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選任辯護人張智學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66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881、8946、9 81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陳聰鎭無罪及有罪之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陳聰鎭販賣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拾年貳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其他上訴駁回。上開撤銷改判及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陳聰鎮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年拾月。　　事　實一、陳聰鎭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 2款所列管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持有、販賣，竟意圖營利，各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2年2月19日17時35分許，以LINE暱稱「歐陽紫嫣」與李宣漢聯繫後，於同日18時許，在南投縣○○鎮○○路0段000 號前，以新臺幣（下同）7,000元之價格，販賣並交付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約重3.5公克）予李宣漢，李宣漢即當場交付現金7,000元與陳聰鎭。　㈡於112年2月22日20時53分許，以LINE暱稱「歐陽紫嫣」與李宣漢聯繫後，於同日22時25分許，在址設南投縣○○市○○○路0 00巷00號布拉格汽車旅館809號房間內，以7,000元之價格，販賣並交付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約重3.5公克）予李宣漢，李宣漢即當場交付現金7,000元與陳聰鎭。　㈢於112年3月4日20時27分前某時，以LINE暱稱「歐陽紫嫣」與李宣漢聯繫後，於同日20時27分許，在臺中市○○○路000號「巧虎電子遊藝場」，以2,000元之價格，販賣並交付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重量不詳）予李宣漢，李宣漢即當場交付現金2,000元與陳聰鎭。李宣漢隨即在不遠處將購得之甲基安非他命，以5,000元至8,000元之價格，販賣並交付予李○○之友人曾○○。二、案經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彰化縣警察局移送暨檢察官主動簽分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一、被告陳聰鎮於偵訊及偵查中羈押之自白係出於任意性，有證據能力：　㈠被告及辯護意旨均主張被告於偵訊及偵查中羈押之訊問時，係處於毒品戒斷症狀而不能回答逐次毒品販賣過程，都簡短回答「有」、「是」，且無法正常簽名，只想儘速結束訊問程序，返家休息，其自白非出於任意性，無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第99、134至136、213、235頁）。　㈡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倘詢（訊）問者並無以不正之方法取得被告之自白，即無礙其供述之任意性，至於被告係基於如何之動機或訴訟策略而為不利於己之陳述，無關其自白係出於任意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61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警詢時否認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證人即原審同案被告李宣漢（下逕稱其名）之事實（見偵78 81卷第55至57頁），於偵訊（見偵7881卷第193至194頁）及羈押訊問（見原審聲羈卷第44頁）時均坦認事實欄㈠至㈢所示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之犯行，經本院勘驗偵訊及羈押訊問光碟，足見被告於偵訊及羈押訊問時，均無遭檢察官或法官以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取得被告之自白之情形，此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及勘驗畫面擷圖（即筆錄附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0至134、162至169、173至183頁），堪認其自白顯係出於自由意志所為之任意性陳述，被告亦自承其係出於自由意志而為陳述（見原審訴卷第280頁），另縱如被告所辯及辯護意旨所稱，被告偵訊及羈押訊問時因毒癮戒斷症狀，欲盡速結束偵訊程序，始自白犯行一節屬實，亦乃其為不利於己之陳述之動機問題，無關其自白係出於任意性之認定。　㈢從而，既被告於偵訊及羈押訊問之自白均係出於自由意志所為之任意性陳述，自具有證據能力，至被告上開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並非證據能力問題（詳後敘述），被告及辯護意旨認被告於偵訊及羈押訊問，因處於毒癮戒斷階段，其自白非出於任意性，無證據能力，與上開事證不符，應有誤會，難以憑採。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所明定。查，李宣漢於警詢中之言詞陳述，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屬傳聞證據，被告、辯護人於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均不同意此部分陳述有證據能力（見原審訴卷第128頁；本院卷第99頁），經核李宣漢警詢陳述並無法定傳聞法則例外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該部分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三、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其餘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於原審、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原審訴卷第128頁；本院卷第99、103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形，亦無違法或不當取證之瑕疵，且均與本案之待證事實有關，以之作為本件之證據亦無不適當之情形，認均有證據能力。四、按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為之規範。本件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經本院於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如事實欄㈠至㈢所示之時、地與李宣漢碰面，並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施用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辯稱：我有跟李宣漢見面聊天，有請他吃甲基安非他命，但沒有金錢交易云云（見原審訴卷第283至284頁；本院卷第97、236至237頁）。被告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販賣毒品案件，購毒者所稱向某人買受毒品之指證，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本案只有李宣漢之證述，又其證述所述交易甲基安非他命之聯絡見面方式、交易之時間、地點、金額等重要交易情節，前後證述有不一致，有齟齬、矛盾之處，且被告與李宣漢之LINE對話紀錄並無「毒品」之相關代號及暗語，自難僅憑李宣漢單一指述，即認被告有起訴書所載犯行等語（見本院卷第17至20、239頁）。二、經查：　㈠如事實欄㈠、㈡所示部分：　⒈被告於偵訊及羈押訊問時均自白如事實欄㈠、㈡所示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之犯行，其供稱：我分別是在112年2月22日、2月19日，在布拉格汽車旅館、草屯、臺中大里，分別以7,000元、7,000元價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等語（見偵7881卷第193至194頁；原審聲羈卷第44頁）。又李宣漢於偵訊時證稱：對話紀錄擷圖所示之「歐陽紫嫣」是陳聰鎭，111年2月19日那天是跟他買7,000元的安非他命，毒品是以1錢3.5公克，我們約在擷圖所示的地點芬草路3段428號。同年月22日是在南投市的布拉格汽車旅館停車場，向陳聰鎭買7,000元安非他命，也是一樣1錢3.5公克等語（見偵7881卷第324頁）；復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歐陽紫嫣」是陳聰鎭LINE的暱稱。我傳訊息給「歐陽紫嫣」說「要拿錢給你，我在草屯交流道」，是要跟他購買毒品的意思。那天有見面，在草屯交流道旁邊產業道路見面，陳聰鎭開車過來，我有上車，在車上交易安非他命，數量為1錢，金額7、8,000元。我傳訊息給陳聰鎭說「人到了，你在哪裡，不是早就跟你約了嗎」，是要拿安非他命的意思。那天後來有跟陳聰鎭碰面，在布拉格汽車旅館，我進去房間後，除陳聰鎭外無其他人，我跟陳聰鎭說我要安非他命，數量1錢，金額約7,000元左右。那天在汽車旅館裡面待一下子，約10 分鐘。我在2月25日傳說「逗陣ㄟ不太夠，很難交代」，是拿的毒品重量不夠的意思。很難交代是說有朋友要跟我買，陳聰鎭給我的重量不夠，被客訴等語（見原審訴卷第266至268 、272頁），經核李宣漢所述交易甲基安非他命之聯絡見面方式、交易之時間、地點、金額等重要交易情節，前後證述一致，且具體明確，並無齟齬、矛盾之處，並有車牌號碼00 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主：被告）、彰化縣警察局偵查案件照片（布拉格汽車旅館）、被告與李宣漢之LINE對話內容、監視器截圖附卷可佐（見他卷第111至1 12、125至129頁），復與被告前揭自白相符，是辯護意旨雖指稱李宣漢證述有不一致、齟齬、矛盾之處，與上開事證有悖，殊非可採。從而，綜合上開證據相互勾稽，已足以印證被告此部分自白確與事實相符。依此，被告確有於如事實欄 ㈠、㈡所示之時、地，各以7,000元之價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李宣漢之事實，堪可認定。　⒉被告嗣雖翻異前詞，改口否認如事實欄㈠、㈡所示之犯行，其及辯護意旨均稱被告於偵訊及偵查中羈押之訊問時，係處於毒品戒斷症狀而不能回答逐次毒品販賣過程，都簡短回答「有」、「是」，且無法正常簽名，只想儘速結束訊問程序，返家休息始自白犯行等語。惟：　⑴經本院勘驗偵訊光碟，結果略以：被告於檢察官人別訊問、依刑事訴訟法第95條之規定告知權利事項、確認有無原住民、中低收入戶之身分及拘提之意見各節，被告均能即時、適切回答，雖於訊問搜索扣押物品時突然彎腰一下，檢察官隨即詢問被告身體狀況是否還可以？被告以點頭方式表示（即可以繼續應訊之意），檢察官接著訊問扣押物品、採尿過程之意見及施用毒品種類、方式、及毒品來源各節，被告亦能即時、適切回答，嗣雖於檢察官訊問上手「小黑」年籍資料時，復突然彎腰，雙手撐在大腿上，確有身體不適狀況，法警隨即告知被告若身體不適可坐著接受訊問，被告徵詢檢察官同意後，即坐於偵訊室後方椅子上接受訊問（按：之後全程坐著應訊），檢察官接著訊問被告對於李宣漢指認被告於事實欄㈠至㈢所示時、地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其，有何意見時，被告即表示承認，經提示警方製作之被告販賣毒品犯罪時地、次數一覽表（見偵7881卷第51頁），再次向被告確認，被告仍表示「是」，檢察官複誦筆錄「身體狀況為何，可以接受繼續訊問？」內容予書記官紀錄，並再次詢問被告身體狀況是否還可以？被告以點頭方式表示（即可以繼續應訊之意），檢察官復向被告確認何以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僅係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施用，偵訊時卻坦承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被告補充表示因警詢時還在考慮是否認罪，偵訊時則決定坦承犯行，檢察官最後再次向被告核對確認其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之時間、地點、數量及價金，被告均能即時、適切回答，並表示現已得到教訓，未敢再販賣毒品，檢察官又詢問被告現在身體不舒服，是否毒癮發作？被告點頭2次，檢察官向被告說明因被告所涉犯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乃重罪，需向法院聲請羈押，施用毒品部分亦需向法院聲請觀察、勒戒處分，被告即表示其已認罪，請求檢察官給予機會，讓其先返家處理事情，其租車尚未返還，其之後會遵期到庭，請求不要向法院聲請羈押，檢察官仍諭知向法院聲請羈押時，被告則表示沒有意見，另表示其有意願配合社會局戒癮治療之療法，且已計畫前去取藥等情，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及勘驗畫面擷圖（即筆錄附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2至169、173至183頁），堪認被告應訊過程中雖有突然彎腰、雙手撐在大腿上之身體不適狀況，惟經檢察官多次確認其身體狀況是否可以繼續接受訊問時，被告分別以點頭、言語表示可以繼續應訊，之後全程坐於後方椅子應訊，直至結束偵訊程序，再無其他特別之身體狀況，且對於檢察官訊問內容均能理解，皆即時及適切回答，全程語氣正常、意識清楚，陳述流暢，完全無恍惚、答非所問或離題等供述紛亂之情形，更無眼神渙散或飄忽不定之明顯藥癮戒斷症狀，尚能請求檢察官讓其先返家處理事情，其將遵期到庭，及表示戒癮治療之意願及作為，是其於檢察官詢問是否身體不適或毒癮發作，雖點頭表示，然被告縱有毒癮戒斷情形，亦屬輕微，並不影響其陳述能力，足徵其偵訊之自白明顯未因受施用毒品導致身體不適或輕微戒斷症狀影響。再者，經本院勘驗被告於偵查中羈押訊問光碟，結果略以：法官開始訊問後，詢問被告身體狀況是否還好？撐一下好不好？被告表示可以（即可以繼續接受訊問之意），之後被告就法官人別訊問、本案犯罪經過及其他訊問之問題，均能理解且能正確快速的給予回應，最後法官諭知應予羈押，欲通知何人時，被告尚能明確說其父親姓名之正確寫法，並詢問其遭羈押，其父親後續何人照顧等情，此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30至134頁），可見被告應訊之初，法官已向被告確認其身體狀況可否繼續接受應訊，被告表示可以繼續接受應訊，全程並無特別之身體不適或毒癮戒斷狀況，且對於檢察官訊問內容均能理解，皆即時及適切回答，全程語氣正常、意識清楚，陳述流暢，完全無恍惚、答非所問或離題等供述紛亂之情形。從而，縱其於偵訊時有因用毒品導致身體不適或輕微戒斷症狀，然其羈押訊問時之陳述明顯未受到上述原因之影響。尤有甚者，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乃基本人性，而被告涉嫌販賣第二級毒品，為檢警調查、偵查，該罪乃法定最低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衡情，苟非被告確有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之事實，其既未遭檢察官及法官不法取供，實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當據實陳述，豈有僅因毒癮發作，身體不適，欲盡速結束偵查、羈押訊問程序，返家休息，即虛偽自白販毒犯行，令己背負莫須有之重刑之理。益徵被告嗣否認上開自白，無非臨訟卸責之詞，與上開事證未合，並非可採。　⑵至被告於偵訊及羈押訊問時，關於事實欄㈠至㈢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之過程，固有簡短回答「是」、「對」之情形，惟被告於同日警詢時，司法警察已逐次提示事實欄㈠至㈢各次販賣毒品之蒐證資料（包括李宣漢證述、監視器畫面擷圖、LINE對話紀錄）予被告閱覽，令其表示意見，故被告對於李宣漢所證述如事實欄㈠至㈢所示之販賣毒品時間、地點、種類、數量、價金，及檢警掌握之證據資料已然知悉，且檢察官於訊問時，先提示警方製作之被告販賣毒品犯罪時地、次數一覽表（見偵7881卷第51頁），復以言詞，向被告確認如事實欄㈠至㈢所示之販賣毒品時間、地點、種類、數量及價金；於羈押訊問時，被告已閱覽檢察官羈押聲請書附件（見原審聲羈卷第9至11頁），對於聲請書所記載之如事實欄㈠至㈢所示之販賣毒品時間、地點、種類、數量及價金，亦知之甚詳。從而，被告對於本案涉嫌於事實欄 ㈠至㈢所示之時、地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之犯行，並無誤認之虞，且檢察官訊問時，已再次向被告確認，縱被告於偵訊及羈押訊問時，僅簡短回答「是」、「對」，亦不影響其自白確與事實相符之認定。故被告及辯護意旨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　⑶被告及辯護意旨再以被告訊問後，無法於筆錄正常簽名，可證被告確實處於毒癮戒斷階段等語。查，觀諸被告偵訊筆錄簽名（見偵7881卷第194頁），字跡固有潦草難以辨認情形，惟被告於偵訊時除上開突然彎腰、雙手撐在大腿上之身體不適狀況外，並無其他特別之身體狀況，縱有簽名潦草之情形，僅足認其身體不適之程度已影響其握筆書寫之能力，然依本院上開勘驗結果，其陳述能力仍然不受影響。另參諸被告羈押訊筆錄簽名（見聲羈卷第45頁），雖稍潦草，惟已較偵訊筆錄情況改善許多，可見其握筆書寫能力已漸恢復，復依本院上開勘驗結果，可見其陳述能力並未受到任何影響。從而，被告及辯護意旨此部分主張，委無足採。　⑷此外，被告嗣雖否認偵訊及羈押訊問時之自白為真實，惟坦認如事實欄㈠、㈡所示之時、地與李宣漢碰面，並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施用之事實，然觀之被告與李宣漢11 2年2月19日之對話內容，李宣漢向被告表示「要拿錢給你我在草屯交流道」（見偵7881卷第162頁），苟被告係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李宣漢施用，李宣漢豈有表示要給被告錢之可能。又參諸被告與李宣漢於112年2月22日之對話內容，李宣漢向被告抱怨已與被告約好時間，詢問被告人在何處，被告表示人在汽車旅館開房間，李宣漢則不斷催促被告盡速完成性交易前來赴約（見偵7881卷第164至165頁），衡情，苟被告係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李宣漢施用，李宣漢豈有向被告抱怨，並以此強硬態度要求被告盡速赴約之理。以上益證李宣漢上開證述於如事實欄㈠、㈡所示之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一情，信而有徵，被告嗣翻異前詞，否認犯行，乃畏罪卸責之詞，洵無可信。　　　⒊又買賣毒品係非法交易，其間聯絡，具隱密及特殊信賴關係，而販賣毒品復係政府嚴予查緝之違法行為，偵查機關時以依法核發之通訊監察作為偵查手段，毒品交易者，為免遭查緝風險，常以買賣雙方始知或晦暗不明之用語，替代毒品交易之重要訊息（如種類、數量、金額），甚至因事前已約定或默契，僅約定見面，即能進行毒品交易，與社會大眾一般認知尚無違誤，故而觀察通訊監察譯文，非以通話內容即得評價，尚須綜合相關供述而為判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26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縱買賣雙方於通話內容並未提及毒品交易之種類、數量、金額等訊息，並非不得依通聯之情形及通話內容之真意，作為判斷可否採為買賣雙方所供述交易情節之佐證。查，被告與李宣漢於112年2月19日、同年月22日間之對話中雖無「毒品」之相關代號及暗語，然此與目前毒品交易實務上，雙方常為逃避檢警追緝，基於默契，免去代號、暗語，僅相約見面，不敘及交易細節，而於碰面時進行交易，在通訊中未明白陳述交易詳情之情形相符，而自其等於對話中不用問候，不必說明何事，僅相約見面地點，即逕自前往見面一情以觀，再佐以，李宣漢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跟陳聰鎮聯繫是要買毒品，沒有其他事其聯絡，我們不會事先約定交易數量，對話不會講多少錢，我是碰面直接講等語（見原審訴卷第267、272頁），足見被告與李宣漢彼此間具有一定之默契，已無需於通話中表明交易甲基安非他命之意，僅需相約見面之時、地，即可達成甲基安非他命交易之意思表示合致。甚者，被告與李宣漢112年2月22日交易完後之25日傳訊息予被告：「逗陣ㄟ不太夠，很難交代」、「你是不是拿錯了」等語（見偵7881卷第168至169頁），李宣漢亦明確證稱其意為其向被告購買毒品，被告交付之毒品重量不夠，其販賣後遭客訴一情（見原審訴卷第267至2 68頁），足徵被告與李宣漢之上開對話及相約見面之對話，均與毒品交易相關。從而，縱被告與李宣漢於前揭對話內容中，雖隻字未提及毒品之代號、暗語，仍得作為被告販賣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之補強證據。辯護意旨以被告與李宣漢於前揭對話內容中，雖隻字未提及毒品之代號、暗語，不足為李宣漢證述之補強證據等語，尚非可採。　㈡如事實欄㈢所示部分：　　⒈被告於偵訊及羈押訊問時均自白如事實欄㈢所示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之犯行，其供稱：我於112年3 月4日在臺中大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李宣漢，金額我忘記了，好像只有2,000元等語（見偵7881卷第193頁）。又李宣漢於112年9月12日偵訊時證稱：112年3月4日是在電子遊藝場那邊，李○○要買安非他命，我手上沒有安非他命。是李○○ 交錢給我，我再交給陳聰鎭，我只是單純的過手，曾○○當時也有去。毒品交易數量及金額是4,000元，約2克左右等語（見偵7881卷第324頁）；於112年9月26日、同年11月14日偵訊時證稱：曾○○、李○○跟我說要購買5,000元，我跟陳聰鎭也是說要購買5,000元，我就把李○○給我的錢交給陳聰鎭，把陳聰鎭給我的毒品交給李○○。李○○當初是先透過電話連絡我，李○○問我有無安非他命，我說沒有，我說我可以幫他問看看，我打LINE給陳聰鎭，陳聰鎭剛好人在臺中就過來「巧虎電子遊藝場」，陳聰鎭先到，李○○就跟曾○○一起開車過來，陳聰鎭把毒品給我，我就將毒品拿給李○○，我再把錢交給陳聰鎭，我不確定李○○有無看清楚陳聰鎭等語（見偵7881卷第324至325、464、507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李○○他們來的時候，曾○○把車轉進停車場那裡，李○○下車跟我在馬路邊碰面，拿5,000元給我，我當場拿錢給陳聰鎭，陳聰鎭當時離我們10多公尺，我跟陳聰鎭拿毒品，錢5,000元給陳聰鎭，陳聰鎭給我毒品後我拿給李○○。當初是怕有刑責上問題，是推卸責任，看看自己會不會沒事。這時曾○○在停車場車上，他停在停車場門口，相距我們10公尺，我們不是在車子旁邊交易等語（見原審訴卷第271至273頁），由上可知，李宣漢於偵訊、原審審理時均一致證述，李○○與其聯繫，欲向其購買甲基安非他命，其因無甲基安非他命可供交易，遂與被告聯繫，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其並分別與李○○及被告相約在「巧虎電子遊藝場」交易，其先向李○○收取價金後，將價金轉交被告，再由被告交付甲基安非他命與其，其並轉交甲基安非他命與李○○，曾○○亦在現場，惟相距10公尺，其販賣與李○○之甲基安非他命係向被告所購買等情甚詳；佐以，證人曾○○（下逕稱其名）於警詢、偵訊中證稱：我要購買毒品安非他命，因為我與上手李宣漢不熟，所以我請李○○ 幫忙聯繫後，我駕駛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李○○跟我一起前往臺中市○里區○○○路000號「巧虎電子遊藝場」停車場，於112年3月4日約20時左右，我與李○○到達「巧虎電子遊藝場」停車場，我請李○○與李宣漢聯繫，等約10分鐘左右後，李宣漢從遊藝場側門走出來，我記得李宣漢走至我駕駛座車窗旁，我搖下車窗後，以6,000元至8,000元向李宣漢購買安非他命1.75公克，雙方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當天只有我只有與李宣漢進行毒品交易，現場只有我與李宣漢及李○○等3人，我沒有看到被告。這次是我單獨購買毒品，沒有與李○○合資，我自己一人使用，沒有分給李○○等語（見偵7881卷第34 0至341、464頁）；證人李○○（下逕稱其名）於警詢、偵訊中證稱：曾○○要跟李宣漢購買毒品安非他命，曾○○有先打電話向李宣漢購毒，因為曾○○不熟悉臺中路況，所以曾○○打電話請我與他一起前往臺中市○里區○○○路000號「巧虎電子遊藝場」旁邊找李宣漢買毒品，我們於112年3月4日20時27分到達臺中市○里區○○○路000號，停好車後，我打給李宣漢，約5分鐘後，李宣漢從停車場內一條小巷子走出來，李宣漢在我副駕駛座，我搖下車窗，曾○○拿出7,000元給李宣漢，李宣漢伸手進車內將安非他命1錢交給曾○○，雙方在我面前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沒有看到陳聰鎭，只有李宣漢一個人，是曾○○向李宣漢所購買，是曾○○自己一人施用，他沒有分我施用等語（見偵7881卷第215至216、324頁），由曾○○、李○ ○上開證述，可知李○○、曾○○均一致證述，曾○○欲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由曾○○駕車搭載李○○前往「巧虎電子遊藝場」進行交易，其等抵達「巧虎電子遊藝場」後，由李○○與被告聯繫，李宣漢約5至10分鐘後抵達，並由曾○○交付價金給李宣漢，由李宣漢交付甲基安非他命與曾○○而完成交易等情甚詳，經核李宣漢、李○○、曾○○上開證述，可認李宣漢所證述其於如事實欄㈢所示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李○○（按：實則係曾○○出資購買，詳後敘述）一情，與李○○、曾○○證述內容大致相符，堪認屬實。復觀諸被告與李宣漢於112年3月 4日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偵7881卷第170至171頁），李宣漢於同日20時27分撥打語音與被告通訊，並傳送「臺中市○○○路000號（即「巧虎電子遊藝場」）地址與被告，並詢問被告多久會抵達，且表示其朋友快到了，稽以，被告、李宣漢、曾○○駕駛之車輛之車行軌跡，於如事實欄㈢所示之交易時間，確實均在臺中市（見偵7881卷第224至228頁），足徵李宣漢上開證述李○○向其購買甲基安非他命，其因無甲基安非他命可供交易，遂與被告聯繫，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其並分別與李○○及被告相約在「巧虎電子遊藝場」交易，其販賣與李○○之甲基安非他命係向被告所購得一情，信而有徵，堪可採信。從而，綜合上開被告自白、李宣漢、李○○ 、曾○○等人證述、被告與李宣漢於112年3月4日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李宣漢、曾○○所駕駛車輛之車行軌跡等證據相互勾稽，已足以印證被告此部分自白確與事實相符。依此，被告確有於如事實欄㈢所示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李宣漢之事實，堪可認定。　⒉李宣漢上開證述雖有下述與自己、李○○、曾○○證述及被告自白內容不一之瑕疵，惟按人類對於事物之注意及觀察，有其能力上之限制，常人對於過往事物之記憶，隨時日之間隔而漸趨模糊或失真，未必如攝影機或照相機般，對所發生或經歷的事實能機械式無誤地捕捉，自難期其如錄影重播般地將過往事物之原貌完全呈現，且證人各次對於問題之掌握程度及其回答之嚴謹程度容有差異，當無從苛求其每次證述均能為完整無誤之表達，而全無前後出入或歧異。又證人之證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事實審法院非不可基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卷證資料，作合理之比較，然後敘明定其取捨之理由。若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復有佐證可供審酌時，即非不得予以採信，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全部不可採取。經查：　⑴李宣漢於如事實欄㈢所示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對象究係李○○或曾○○，及毒品交易過程等節，李宣漢始終證述交易對象為李○○，其係向李○○收取交易價金，並交付毒品與李 ○○，非在車輛旁邊完成交易等情，此與李○○及曾○○均證述係由李宣漢走至曾○○車輛旁邊，向曾○○收取交易價金，並交付毒品與曾○○等情，雖有出入，惟參諸曾○○上開證述可知，曾 ○○雖欲向李宣漢購買毒品，然因曾○○與李宣漢不熟，遂透過李○○聯繫李宣漢毒品交易事宜，其等於抵達「巧虎電子遊藝場」停車場後，亦係由其與李宣漢聯繫，經核與李宣漢證述內容相符，則李宣漢係賣家，因無從得知買家李○○、曾○○2 人彼此間於該次交易之關係（究係何人出資購買，抑或合資購買等內情），而依憑該次毒品交易聯繫情形，判斷交易對象為李○○，實符合該次交易外觀，其證述內容縱與李○○、曾 ○○證述實際購買毒品者為曾○○一情不符，然李宣漢既然係誤認所致，尚難據此認李宣漢證述不實在。另關於在「巧虎電子遊藝場」停車場，究係由李○○或曾○○與李宣漢進行交易，及是否在曾○○車輛旁邊交易等節，李宣漢與李○○、曾○○證述內容雖亦有出入，然曾○○確於如事實欄㈢所示之時、地，透過李○○聯繫，自李宣漢處購得甲基安非他命之基本事實，李宣漢與李○○、曾○○證述並無齟齬，堪認李宣漢確有於如事實欄㈢所示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李○○之友人曾○○之事實，自難據此認李宣漢上開證述於事實欄㈢所示之時、地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一情不實在。　⑵又關於被告如事實欄㈢所示之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之價金、數量一節，李宣漢先後證述4,000元、約2克左右（見他卷第324頁）、5,000元（見偵7881卷第464頁；原審訴卷第273頁），雖與被告所自白之2,000元不符，惟被告雖自白如事實欄㈢所示之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犯行，然關於交易之價金，其亦供稱：金額我忘記了，好像只有2,000元而已等語（見偵7881卷第193頁），足見被告亦因時間之經過，其記憶模糊，已不甚肯定該次交易之金額，衡以，李宣漢上開證述亦相距案發間隔半年以上，且觀之李宣漢警詢筆錄可知其販賣毒品之對象非少（見他卷第47至100頁），從而，難期李宣漢關於交易價金之細節證述始終如一，況李宣漢就其確有於如事實欄㈢所示之時、地，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一節之基本重要事實，始終證述明確且一致，核與被告自白、李宣漢、李○○、曾○○等人證述、被告與李宣漢於11 2年3月4日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李宣漢、曾○○所駕駛車輛之車行軌跡等證據相符，應是李宣漢親身經歷之事，並非虛妄。從而，自難以李宣漢上開證述之歧異，認其證述於事實欄㈢所示之時、地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一情並非事實。至李宣漢證述係以5,000元價格將向被告購得甲基安非他命，並以原價販賣與李○○一情，此與李○○所證述以7, 000元，及曾○○所證述以6,000元至8,000元之價格，向李宣漢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等情均不符，惟我國查緝販賣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執法甚嚴，對於販賣毒品者尤科以重度刑責，而曾 ○○向李宣漢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確有交付價金，屬有償之行為，衡以，李宣漢與李○○或曾○○並非至親，亦無特殊情誼，如無相當利潤可圖，豈有甘冒遭受重刑之風險，平白費時、費力，將甲基安非他命無償轉讓與李○○之友人曾○○施用之理，足見李宣漢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李○○之友人曾○○，其確有從中獲利。從而，李宣漢將向被告購得之甲基安非他命，以 7,000元，或6,000元至8,000元之價格販賣與李○○之友人曾○ ○，從中獲取差價，並無違毒品交易常情。從而，尚難以李宣漢上開證述之瑕疵，認其證述於事實欄㈢所示之時、地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一情為虛妄。　⑶至李○○、曾○○固均明確證述其等於如事實欄㈢所示之時、地與李宣漢進行毒品交易時，現場只有其2人及李宣漢，未看到被告在現場一情，惟李宣漢已明確證述其與李○○為毒品交易時，被告當時距離其等10多公尺一情（見原審訴卷第273 頁），則李○○、曾○○未在毒品交易現場看到被告，乃合乎常情，故李宣漢、李○○、曾○○上開證述即無不符，此部分並無瑕疵。　⑷李宣漢於警詢初始雖係證稱：112年3月4日那天是李○○要跟陳聰鎭購買毒品安非他命，所以我才會聯絡陳聰鎭，我駕駛S5 -4926號自小客貨車先過去臺中市○里區○○○路000號，我傳訊息給陳聰鎮說我朋友要到了，之後陳聰鎮駕駛銀色三凌lanc er到達，李○○讓他朋友載過來，他們2人當著我的面交易毒品。金額、數量我不知道等語（見他卷第62頁），即其僅聯繫毒品交易之雙方（被告及李○○），由其等自行完成交易，核與李宣漢之後證述內容相互歧異，惟李宣漢已於原審審理時明確證稱：當初是怕有刑責上問題，是推卸責任，看看自己會不會沒事，現在知道錯了，把事實過程陳述出來，警詢筆錄所述是錯誤的等語（見原審訴卷第268至269頁），衡情，李宣漢涉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李○○，觸犯重罪，其於警詢初始為脫免刑責，而為虛偽陳述，並無違常情，自難以其警詢之虛偽證述之瑕疵，即認其嗣所證述於事實欄㈢所示之時、地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一情為不實。　⑸基上，李宣漢證述雖有上述瑕疵，或因記憶淡忘、或因欲脫免刑責、或因所經歷之事，其係以賣家之角度觀察所致，又其所證述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一情之基本重要事實始終一致，復與被告自白、李宣漢、李○○、曾○○等人證述、被告與李宣漢於112年3月4日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李宣漢、曾○○所駕駛車輛之車行軌跡等證據相符，其上述瑕疵與真實性無礙，堪認其證述於事實欄㈢所示之時、地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一情確與事實相符。　⒊被告嗣雖翻異前詞，改口否認如事實欄㈢所示之犯行，其及辯護意旨均稱被告於偵訊及偵查中羈押之訊問時，係處於毒品戒斷症狀，只想儘速結束訊問程序，返家休息始自白犯行等語。惟被告於偵訊及羈押訊問時有因用毒品導致身體不適或輕微戒斷症狀，然其陳述並無受到上述原因之影響，甚者，苟非被告確有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之事實，其既未遭檢察官及法官不法取供，實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當據實陳述，並無僅因毒癮發作，身體不適，欲盡速結束偵查、羈押訊問程序，返家休息，即自白販毒與李宣漢，令己背負莫須有之重刑之合理動機，已經本院認定如上，可證被告嗣否認上開自白，無非臨訟卸責之詞，與上開事證未合，並非可採。　⒋另被告與李宣漢於112年3月4日之對話中雖無「毒品」之相關代號及暗語，惟被告與李宣漢彼此具有一定之默契，已無需於通話中表明交易甲基安非他命之意，僅需相約見面之時、地，即可達成甲基安非他命交易之意思表示合致，已經本院認定於前，從而，縱被告與李宣漢於前揭對話內容中，雖隻字未提及毒品之代號、暗語，仍得作為被告如事實欄㈢所示之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之補強證據。辯護意旨以被告與李宣漢於前揭對話內容中，雖隻字未提及毒品之代號、暗語，不足為李宣漢證述之補強證據等語，不足為採。　⒌由上雖可認定被告確有如事實欄㈢所示之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之事實，惟關於交易價金一節，李宣漢證述與被告自白略有不符，此部分罪證有疑，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故此次交易價金以被告自白為有利於被告，故本院認該次交易價金為2,000元。　㈢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定之販賣毒品罪，固以行為人有營利之目的，惟所稱「營利」，非限於現實金錢之授受以賺取價差一端，倘行為人販入或賣出毒品，主觀上係出於為自己計算而獲取利益之意思，客觀上則採以偷斤減兩（如：自行刮取毒品而施用）、降低品質（如：自行摻入添加物，用以降低毒品純度）等方式為之者，縱其間未有價格上之差距，然行為人既藉此販賣行為以獲取利益，仍應謂與販賣之要件無悖。我國查緝毒品之施用或販賣一向執法甚嚴，對於販賣毒品者尤科以重度刑責，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規定之第二級毒品，物稀價昂，政府查緝甚嚴，販毒者苟非有利可圖，當不願甘冒法律制裁之風險而予販賣；而販毒之違法行為，非可公然為之，亦無公定價格，容易分裝並增減份量，買賣之價量輒因雙方關係深淺、資力、需求量及對行情之認知、來源是否充裕、查緝是否嚴緊、購買者被查獲時供出購買對象之風險評估等因素，而異其標準，非可一概而論，是販毒之利得，誠非固定，除行為人坦承犯行，詳細供出各次所販賣之毒品之進價及售價，且價量俱臻明確外，委難察得實情，然販賣之人從價差或量差中牟利之方式雖異，其意圖營利之販賣行為則為同一，職是之故，即使未經查得實際販賣之利得，但除非別有事證，足認係按同一價量委買或轉售，確未牟利外，尚難執此遽認無營利之意思。查，被告如事實欄㈠至㈢所示，交付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並分別收取價金7,000元、7,000元、2,000元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均屬有償行為，而被告與李宣漢並非至親，亦無特殊情誼，倘非有利可圖，自無甘冒觸犯重罪之風險，平白費時、費力，將甲基安非他命無償轉讓與李宣漢之理，足見被告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確屬有利可圖，其具有從中獲利之意圖甚明。三、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及辯護意旨所指各節，與上開事證不符，俱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部分：一、按甲基安非他命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列之第二級毒品，不得非法持有及販賣。是核被告如事實欄㈠至㈢之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被告各次於販賣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前，持有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各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二、被告前開所3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稱「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所謂確實查獲其人、其犯行者，雖不以達有罪認定之已無合理懷疑存在之程度為必要，必也至少已臻至起訴門檻之證據明確且有充分之說服力，但於供出者欲行適用上開減刑規定時，該所謂之「毒品來源」雖經起訴，已經法院認定非毒品來源時，則屬確定未因被告供出而查獲，自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殆無疑問（最高法院10 6年度台上字第187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偵查中供出毒品來源為綽號「小黑」，然並無查獲，此有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2月1日投檢冠莊112偵7881字第1139002349 號函在卷可佐（見原審訴卷第165頁），是被告並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四、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者，應優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方得為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342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該條規定犯罪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固為法院依法得自由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為此項裁量減刑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683號判決要旨參照）。復按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係推翻立法者之立法形成，就法定最低度刑再予減輕，為司法之特權，適用上自應謹慎，未可為常態，其所具特殊事由，應使一般人一望即知有可憫恕之處，非可恣意為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15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考量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次數3次、價金為2,000元至7,000元、對象1人，其犯罪情節固與毒品大、中盤之毒梟有別，惟毒品對國民健康及社會治安危害至深且鉅，販賣毒品加速毒品擴散，間接侵蝕國本，有鑑於國內毒品氾濫日趨嚴重，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將販賣第二級毒品罪之有期徒刑下限，由修正前之7年提高為10年，參諸其修正理由「依近年來查獲案件之數據顯示，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之行為有明顯增加趨勢，致施用第二級毒品之人口隨之增加，為加強遏阻此類行為，爰修正第2項規定，將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之最低法定刑提高為 10年有期徒刑。」已明白揭櫫修正目的乃為遏阻第二級毒品之製造、運輸、販賣犯罪及擴散。準此，倘再遽予憫恕被告而減輕其刑，除對其個人難收改過遷善之效，無法達到刑罰特別預防之目的外，亦易使其他販毒之人心生投機、甘冒風險繼續販毒，無法達前開修正理由所欲遏阻販賣第二級毒品犯罪及擴散而修法提高刑度之一般預防目的。從而，綜合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以觀，其為求牟利而販賣毒品，顯難認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故辯護意旨主張本案客觀上有情輕法重而可憫恕之情形，應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等語（見本院卷第216至217頁），於法未合，委無足採。　肆、撤銷改判部分（即原判決關於被告無罪部分）一、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被告被訴於如事實欄㈢所示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之犯行，無從證明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固非無見。惟：　㈠被告如事實欄㈢所示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部分之事證明確，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原審未詳予勾稽上揭不利被告之證據，即認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遽為被告此部分無罪之諭知，容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有理由。　㈡從而，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上開部分不當，為有理由，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陳聰鎮無罪部分予撤銷，又原判決所定之應執行刑已失所附麗，應併予撤銷，由本院另為適法之判決。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甲基安非他命乃政府嚴格查禁之違禁物，施用甲基安非他命者容易成癮，非但對施用者身心造成傷害，且因其成癮性，施用者為取得購買甲基安非他命所需之金錢，亦衍生家庭、社會治安問題。被告為圖謀一己私利，竟漠視法令禁制，恣意販賣甲基安非他命，助長毒品流通，危害他人身體健康及社會治安，應予非難；被告所販賣之甲基安非他命之對象1人、次數1次、金額2,000元；被告於犯後，一度於偵查及羈押訊問時坦承犯行，惟嗣改口否認犯行，難認有悔意；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原審訴卷第290頁；本院卷第24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伍、上訴駁回部分（即原判決有罪部分）　一、原審審理結果，認為被告如事實欄㈠、㈡所示之犯行事證明確，已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詳為論述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經核俱與卷內資料相符，其論斷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違背證據法則、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又原判決量刑已詳述其科刑所憑之依據，並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見原判決第11頁第9至31行），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範圍，亦無輕重失衡或偏執一端情形，無違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核屬妥適。此外，原判決復說明卷內無積極證據證明扣案之海洛因與本案有關，是該扣案物部分不予宣告沒收之旨，經核其此部分論斷亦無違誤。從而，原判決此部分認事用法皆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仍執前詞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違誤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二、至本件原判決主文諭知沒收被告如事實欄㈠、㈡所示之犯行之犯罪所得各7,000元，犯罪事實欄亦載敘李宣漢當場交付現金7,000元與被告，惟於理由欄漏未予以說明，雖難謂無理由不備之違法，惟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此部分由本院補充說明（詳後敘述）即足，無據此撤銷原判決之必要，附此敘明。陸、定應執行刑之理由：審酌前開撤銷改判及上訴駁回所處之刑，被告所犯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罪情節、侵害法益及罪質均相同，犯罪時間相近，屬同期間之犯罪，各罪之獨立程度低，責任非難重複程度高，及受刑人犯罪後態度所反應之人格特性、矯正之必要性、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採多數犯罪責任遞減之概念）、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以及恤刑（但非過度刑罰優惠）等刑事政策之意旨，等情狀，為充分而不過度之綜合非難評價，於法律拘束之外部及內部性界限內，依限制加重原則，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4 項所示。　　　　柒、沒收部分：被告如事實欄㈠至㈢所示之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李宣漢，所收取之價金7,000元、7,000元、2,000元，分別為被告各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之犯罪所得，雖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扣案之海洛因，業據被告供稱係供自己施用等語（見原審訴卷第27 8頁），且卷內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該扣案物與本案有關，是該扣案物部分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慧文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淑美提起上訴，檢察官王清杰、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林　源　森　　　　　　　　　　　　　　　法　官　陳　鈴　香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　羽　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26

TCHM-113-上訴-768-20241226-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247號上訴人即被告王俊威選任辯護人謝政翰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3年度金訴字第442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判範圍：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參諸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立法理由，宣告刑、數罪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倘若符合該條項的規定，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宣告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且本院判決亦毋庸將不在本院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及沒收部分贅加記載，或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王俊威（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已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並撤回除「量刑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之上訴，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9頁)，故本件被告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在上訴範圍，依上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合先敘明。二、本院之判斷：　㈠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普通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 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 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　　⒈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3 0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其中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而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12年6月14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20005049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月16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再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新法將自白減刑規定移列為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修正前規定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即得減輕其刑；而112 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後則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始得減輕其刑；再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後則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且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得減輕其刑，修正後之規定，關於減刑要件顯漸嚴格。　　⒉依原審確定之犯罪事實，被告所犯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台幣（下同）1億元；又被告雖已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所犯一般洗錢罪均自白不諱，但其於警詢及檢察官訊問時則否認此部分犯罪，僅符合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之規定；而新舊法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已如前述；因此，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若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並依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其法定本刑上限雖為6年11月以下有期徒刑，然宣告刑上限依同法第14條第3 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即刑法第339 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之最重本刑5年有期徒刑，其量刑範圍（類處斷刑）為1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若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則無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其量刑範圍則為6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綜合比較結果，適用新舊法其（類）處斷刑之上限均為5年有期徒刑，下限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是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並依同法16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㈡原審法院因認被告犯一般洗錢等罪之罪證明確，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等相關規定，並審酌我國詐欺犯罪集團猖獗，係嚴重社會問題，為政府嚴格查緝對象，被告向廖建旭收購本案帳戶交予「阿昌」作為詐欺贓款輾轉匯入使用，因此隱匿詐欺犯罪所得，致檢警難以追緝，告訴人亦難以追回其款項，所為實值非難。復考量被告犯後於原審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然尚未與告訴人莊世鼎達成和解或成立調解之犯罪後態度，及被告於本案前，除曾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法院判決拘役20日，緩刑2年確定，於111年10月11日緩刑期滿外，並無其他犯罪經法院判決判處罪刑確定之前案素行狀況，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3至14頁），暨被告於原審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54頁），與被告於本案犯行之分工、角色地位，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3萬元，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　　㈢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有意願就能力範圍內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得將此部分作為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子，及被告並無前科且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請求從輕量刑。另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已修正公布生效施行，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 19條第1項規定，被告所處之刑似得易科罰金等語。　㈣惟按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查原審已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綜合全案卷證資料，具體斟酌被告收購本案帳戶作為詐欺贓款輾轉匯入使用，因此隱匿詐欺犯罪所得，所為實值非難，及被告被告犯後於原審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成立調解之犯罪後態度，暨被告於原審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如前所述刑法第57條各款所規定之一切情狀，而於法定刑度內量處如原審判決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範圍，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亦與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無違，並沒有輕重失衡或偏執一端之情形，量刑應該認為妥適，而無不當或違法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雖表示願與告訴人和解，請求從輕量刑及宣告易科罰金等語。惟於本院審理期間，因告訴人經本院傳喚均未到庭，且被告亦未與告訴人達成民事之和解及賠償其損害，可認被告上訴後，其犯罪後之態度，與原審量刑時相較，並無改變，難資為有利之認定。另按「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易科罰金。」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固經修正公布施行，然經比較新舊法適用之結果，被告所為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論處，已如前述；是被告雖經原審量處有期徒刑5月，然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其最重本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自與刑法第41條第1項得諭知易科罰金之要件不符，被告上訴意旨請求宣告易科罰金等語，並不可採。至於被告其他上訴意旨謂其已坦承犯行、素行良好等情，亦已經原審於量刑時予以斟酌，自無違誤，是被告上訴請求改科以較輕之刑，並不可採。　㈤綜上所述，被告僅就原判決之刑提起一部上訴。本案經核原審之量刑堪稱妥適，應予維持。被告上訴仍執前詞，請求從輕量刑及為易科罰金之宣告等，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三、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佞如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清杰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游　秀　雯　　　　　　　　　　　　　　　法　官　林　源　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江　玉　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25

TCHM-113-金上訴-1247-20241225-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768號上訴人即被告林阿來選任辯護人張志隆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 年度易字第38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9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林阿來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判範圍：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參諸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立法理由，宣告刑、數罪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倘若符合該條項的規定，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宣告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且本院判決亦毋庸將不在本院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及沒收部分贅加記載，或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上訴人即被告林阿來（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已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並撤回除「量刑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之上訴，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7頁)，故本件被告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在上訴範圍，依上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合先敘明。二、本院之判斷：　㈠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　被告於被害人陳建成墜落後，旋於民國112年6月5日9時15分以行動電話撥打119專線，由苗栗縣政府消防局受理後，除派出救護車人員外，並於同日9時17分通報員警黃國男到場支援，有苗栗縣政府消防局113年5月2日苗消指字第1130006 897號函檢附之「112年6月5日以門號0000000000號手機撥打 119專線之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見原審卷第83至86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工作場所發生傷害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見他字卷第9至12頁）可憑。被告最初雖非向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員警通報本案，但消防局既同時通報員警到場處理，被告亦自始於現場接受調查，再於其後本案偵查、審理程序中到庭接受裁判，足認被告於本案符合自首之要件，本院審酌當時情狀，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㈡原審認被告犯過失致重傷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依原審確定之犯罪事實，本件事故之發生，固係因被告使被害人陳建成在高度已超過2公尺處工作時，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及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使勞工正確戴用，未提供安全之工作環境，而有過失；然被害人之自高處墜落係因被害人以後退方式拉墨斗時，遭止水墩絆倒後墜落致受有重傷；可認被害人亦有疏未注意施工現場環境之危害因子，以避免危險發生，而於施工作業時因自身因素跌倒後，自高處墜落，而就本案傷害事故之發生同有過失情事，應足認定；因此，被害人既然就本件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並非全部肇因被告之過失；被告過失之程度不同，量刑之基礎即有異，而足以影響量刑之輕重，原審於量刑時未予斟酌被害人與有過失之情節，其量刑即難謂允當。　　⒉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之「犯罪後之態度」，自包含與被害人之和解、賠償損害或和解之努力在內，而得資為科刑之從輕因子。此等資料之調查，以自由之證明為已足，因此事實審法院於本案宣示判決前，舉凡卷內可資查考之對被告有利的科刑因子，均應審酌及之，否則，其刑之量定，即失所依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47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經原審及本院先後移付調解，雙方原未能達成調解之原因，雖然是因為對於最終被告應負損害賠償數額之計算及認知有相當差距之故，然被告於原審調解時即提出先行於刑事程序賠償合計新台幣（下同）900萬元（包括被告之前已給付之金額50萬元、團體保險金333 萬7560元等），至於最終被告應負民事損害賠償之數額，俟民事法院判決確認，如高於900萬元，被告願意補足差額，如未逾900萬元，被害人或告訴人林婉萍則無須返還，業據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於原審陳述明確，並有原審法院臺中簡易庭調解事件報告書附卷可稽。被告提起上訴後，復經本院移付本院民事庭調解，雙方對於被告應負損害賠償之數額仍存有爭執，惟被告提出願先行給付1,000萬元、嗣再提高為1,100萬元為調解金額（即扣除已給付之團體保險、勞工保險職業災害補償金合計約516萬元後，被告願先行一次給付600萬元），而最終被告應負民事損害賠償之數額，仍待民事法院判決確認，如高於1,100萬元，被告願意補足，如未逾1,100萬元，告訴人或被害人則無須返還之條件，惟仍未獲告訴人或被害人之同意，致仍未能達成調解，亦經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陳述明確，並有本院調解事件報告書附卷可稽。而經本院辯論終結後，被告仍未放棄和解之努力，雙方終於113年1 2月20日於原審法院調解成立，雙方（聲請人包括被害人陳建成、告訴人林婉萍及其他因本事故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利之人；相對人包括龍華鋼構工程行、被告及其他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同意終止勞動關係，並以1,700萬元成立調解，扣除被告等前已經給付部分外，於調解成立時當場給付900萬元（台中商業銀行苑裡分行簽發之支票），餘額2,788,000元，則已經於同日另行匯款給付，被告已經依調解條件全部履行完畢，亦有原審法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54號勞動調解筆錄及被告提出之台中商業銀行苑裡分行支票影本、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影本在卷可證。本件事故造成被害人受有嚴重之傷害結果，被害人所受之損害甚鉅，被告應負損害賠償數額之計算甚為繁複，包括被害人之醫療費用、工資補償、喪失勞動能力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賠償、精神慰撫金等之計算，且被害人是否與有過失及其過失之程度如何，亦影響被告應負損害賠償數額；雙方原無接近之共識，仍存有巨大差異之情形下，本可賴雙方於民事訴訟程序主張及爭執後，由法院判決確認，且為雙方訴訟權利之正當行使。而被告於原審及本院移付調解時提出之調解方案，均係由被告先行給付一部分金額（900萬元、1,000萬元或1,100萬元），且承諾俟民事判決確認被告應負損害賠償之數額後，被告願再行給付不足之部分，如民事判決結果未逾被告已給付之金額，則告訴人或被害人亦毋庸再返還，此調解條件除告訴人或被害人得先受償相當金額之損害賠償外，並未要求告訴人或被害人減縮或捨棄其得主張之民事損害賠償權利，對告訴人或被害人而言，並無不利之處（調解不成立，雙方要進行民事訴訟程序；調解成立，雙方雖仍要進行民事訴訟程序，但告訴人或被害人可先取得相當金額之賠償）；參以被害人已另依假扣押程序查封被告所有經鑑價後超過3,800 萬元之不動產及存款，有被害人向原審民事執行處提出之陳報狀在卷可查；是縱日後被告應負損害賠償之數額經判決確定超過被告原先提出之金額，被害人之損害賠償請求，並無不能獲得滿足之虞。最後雖經本院就刑事部分辯論終結，而被告仍未放棄調解、和解之努力，雙方終於調解成立，且被告亦已依調解內容履行完畢；由上過程可知，被告於犯後對是否與被害人之和解、賠償損害，及最終達成調解及賠償，顯有相當之努力，犯罪後之態度堪稱良好，自得資為科刑之有利因子。而原審於量刑時，未審酌被告於原審不能達成調解之情狀，或未及審酌被告上訴後關於調解之努力及終能調解成立等情，逕以被告尚未與被害人及其家屬成立和解或調解之犯後態度，為量刑之不利因子，其量刑之結果，即難謂妥適。　　　　⒊被告上訴意旨以原審未審酌被害人亦與有過失，及被告關於是否與被害人和解有盡相當之努力，且已經達成調解及賠償被害人、告訴人，量刑之基礎已有變更等情為由，指摘原判決不當，非無理由；且原審所為量刑審酌既有前述不當，結論已難謂允洽，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㈢自為判決部分之科刑及審酌之理由：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尚無犯罪經法院處刑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素行尚佳；被告身為龍華鋼構工程行負責人，雇用被害人施作工程，卻便宜行事，未於工程現場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亦未提供安全帽，導致被害人因而於施工時不慎自高處墜落而受傷，且因而導致癱瘓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重傷害結果，對被害人及其家屬之權利均有重大侵害，所為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就本件事故之過失程度、被害人亦與有過失之情節。被告犯後於偵、審均坦承犯行，且有前述符合自首之減刑要件；被告在本案審理期間，於原審及本院均已具體提出相當之先期和解賠償方案，對於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或被害人已盡相當之努力；且終於在本案宣示判決前，與被害人、告訴人及其家屬達成調解，並已經依調解條件履行完畢，其犯罪後之態度良好；暨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供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原審卷第230頁，本院卷第118頁），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㈣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足稽，且被告犯後於偵、審均坦承犯行，又已經於上訴後，與被害人、告訴人達成民事調解，並已依調解內容給付賠償金額完畢，及獲得被害人、告訴人之諒解，同意不再追究被告之刑事責任，且同意法院給予被告從輕量刑及為緩刑宣告等情，有上揭原審勞動調解筆錄及被告提出之台中商業銀行苑裡分行支票影本、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影本在卷可查；被告既已盡力彌補過錯，經此偵、審程序，當知警愓，應無再犯之虞，本院認被告所科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元亨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清杰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游　秀　雯　　　　　　　　　　　　　　　法　官　林　源　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江　玉　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2-25

TCHM-113-上易-768-20241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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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873號上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俞婷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6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4866號、第5079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俞婷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2年5月16日上午10時21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撥打電話與告訴人許芝涵聯絡，佯稱：其爸爸的理賠金需要繳錢、其帳戶遭限額、其是酒店老闆云云，並傳送內容為「00000000臺幣綜存、臺幣帳戶餘額13,508,998」之截圖予告訴人許芝涵，使告訴人陷於錯誤，分別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附表所示之金額，共新台幣（下同）29,315 元至被告所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被告嗣未依約還款，告訴人始知受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參照）。另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30 99號判決、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參照）。而所謂之無瑕疵，應係指被害人所為不利被告之陳述，與社會上之一般生活經驗或卷附其他客觀事證並無矛盾而言，至所謂就其他方面調查認與事實相符，非僅以所援用之旁證足以證明被害結果為已足，尤須綜合一切積極佐證，除認定被告確為加害人之外，在推理上無從另為其他合理原因之假設而言。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許芝涵於警詢、偵查中之指證，與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之交易紀錄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則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詐欺告訴人，告訴人是要還我錢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收受告訴人匯款如附表所示之款項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許芝涵於警詢、偵查中證述明確（見第44866號偵卷第23-27、83-85頁），並有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交易紀錄（見第44866號偵卷第29-45、61 -68頁）附卷可查，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㈡而按刑法第339條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該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之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易言之，必須行為人自始意圖不法所有，以客觀上足以使人陷於錯誤之手段，欺矇被害人使為財物之交付或取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始足當之。又債務人於債之關係成立後，其有未依約定本旨履行者，在社會一般交易經驗上常見之原因非一，舉凡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不能給付，或因合法主張抗辯而拒絕給付，甚至在負債之後另行起意遲延給付，皆有可能，非可逕予推定自始無意給付之財產犯罪一端。而刑事被告依法不負自證無罪之責任，若無足可證明其自始意圖不法所有之積極證據，縱使被告未依債之本旨履行，仍為民事上問題，如別無不利於被告之積極證據，尚難僅以單純債務不履行之客觀狀態，遽以推定被告自始即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以詐欺罪責相繩。　㈢證人許芝涵於警詢時證稱略以：被告於112年5月16日10時21 分許，被告用LINE暱稱LEAN打給我，因為她有遺產問題，需要一筆錢去處理，問我可以匯款多少錢，我就說我有4,700 元，她提供給我一組中國信託帳號000-000000000000號，我就於10時58分許匯款4,700元給她。又於同日13時53分許，被告跟我說她的公司需要買材料來維修被顧客弄壞的物品，我於同日15時41分許轉帳14,000元到被告中國信託帳戶；第 3次於17時10分轉帳5,000元到被告中國信託帳戶，第4次於1 7時29分轉帳5,615元到被告中國信託帳戶。然後被告說共計 29,315元，會在當天晚上11時30分錢透過lalamove平台將錢還給我，但是沒有等語（見第44866號偵卷第23-25頁）；嗣於檢察官訊問時證述以：被告一開始說她爸爸理賠金要先繳錢，她的戶頭被限額無法使用，請我先幫忙轉，後來又說她臺北開一家酒吧，說器材有損壞，但是她跟別人合夥，沒辦法直接用店裡的錢，問我可不可以幫忙她，才又再轉帳給她等語（見第44866號偵卷第83-84頁）；告訴人於警詢時稱係因被告以處理遺產問題、公司器材損壞之事由而借款；與其於偵查中證述被告是說其父之理賠金要先繳錢，因被告帳戶被限額無法使用，請告訴人先幫忙轉帳，及其臺北開的酒吧器材有損壞等情，為被告向其借款之原因。且告訴人於檢察官訊問時復證稱：我不知道實際上有沒有這些事，我是因為朋友關係，還有她之前說過她想自殺還有傳自殘的影片給我，我才想說借錢給她應急等語（見第44866號偵卷第84頁）；可認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時證述被告借款之原因，並不一致，已非無瑕疵可指，則客觀上被告是否有以不實借款理由作為施以詐術之手段，並非無疑。況告訴人既證述係基於雙方當時為朋友關係之情誼，並出自對被告身心狀況之考量而為借款，則其雖有依被告之借款請求匯出如附表所示之款項予被告，亦難認有陷於錯誤之情。　㈣另觀諸112年5月16日起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第44866 號偵卷第125-161頁），其內容並未有被告向告訴人許芝涵所稱以遺產問題、酒吧器材等借款過程之記載，僅有關於雙方討論某商品訂購價格之內容。至其餘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第44866號卷第33-39、159-161頁），則係告訴人向被告催討債務與討論使用lalamove服務之紀錄，其中被告雖有稱：「我跟他們（指lalamove）配合送錢到現在一直都是這個價格」等語，而提及要送錢給告訴人一事，然該筆款項究竟是否與本件附表所示款項有關，卷內亦無其他證據足資勾稽佐證，而告訴人於偵查中更證稱：被告跟我借過1、2次，但拖比較久等語，顯見雙方除如附表所示之借貸往來外，亦曾有其他借款關係，無從遽認雙方所謂以lalamove平台提供之送錢服務內容係指如附表所示項款。再者，縱認被告曾有傳送給告訴人許芝涵所指之自殘照片並提及被告父親遺產等訊息（見第44866號偵卷第89頁），然觀之其等先後訊息，傳送對話之時間為112年5月5日，被告是以朋友關係之情感向告訴人陳述其未能分得遺產一事，此等對話紀錄亦未見關於借款金額、匯款之討論過程，且與告訴人證述112年5月 16日之借款無涉，尚不足資為不利於被告事實認定之依據。從而，除告訴人上開證述外，卷內並無其他關於被告以不實借款理由之詐術詐欺告訴人，而使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之補強證據，無從認定被告有何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尚不能以被告於向告訴人借款後，未依約履行返還借款之客觀事實，遽以推認被告自始有詐欺取財意圖而施用詐術，無以詐欺罪責相繩餘地。　　　　　　　　㈤檢察官上訴意旨雖謂被告於原審、本院辯稱告訴人所匯之款項為告訴人償還前積欠被告之款項，因被告提出之對話紀錄擷圖日期不明，是否真實存疑，且對話紀錄擷圖所示之金額亦與本案告訴人匯款之金額不符，認被告所辯並不足採信等語。惟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是其否認犯罪所持之辯解，縱無可取，仍不得因此資以為反證其犯罪之論據。因此縱被告辯稱如附表所示之款項是告訴人返還其之前的欠款，及所提出之對話紀錄擷圖均不足採信，亦不得用以反證或推論被告犯罪之論據，且無從為告訴人指述之補強證據，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並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起訴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尚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被告辯稱沒有詐欺告訴人等情，尚屬可採。原審因認被告此部分犯罪不能證明，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並無不當。檢察官上訴意旨仍認被告有詐欺取財之行為，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楊順淑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芝瑋提起上訴，檢察官王清杰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游　秀　雯　　　　　　　　　　　　　　　法　官　林　源　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江　玉　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附表：編號匯款時間匯款金額（新臺幣）匯入之銀行帳戶 1 112年5月16日 10時58分 4700元中國信託銀行 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2 112年5月16日 15時41分 1萬4000元 3 112年5月16日 17時10分 5000元 4 112年5月16日 17時29分 5615元

2024-12-25

TCHM-113-上易-873-202412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