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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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公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洪四海選任辯護人林佩璇律師（法扶律師）黃國永律師（法扶律師）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營偵字第290 4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後，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　　主　　文洪四海犯傷害致死罪，處有期徒刑玖年。　　判決要旨合議庭綜合評價證據後，決定不採納被告關於「我跟著被害人機車是為了要給他錢」的辯解，以及辯護人所主張「被害人是因為毒駕而導致機車失控而死亡結果」的論點。並認為並無確切證據足以認為被告有殺害被害人的不確定故意，而是基於傷害的不確定故意高速追逐逼近被害人機車，因而認為被告成立傷害致死罪。　　犯罪事實一、被告洪四海於民國111年11月26日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日，返回戶籍地台南市北門區蚵寮里投票後，於當天14時38分左右，駕駛BKE-2596號自小客車（以下簡稱Ａ汽車）由南往北行經台南市北門區台17線公路141.5公里處（即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學甲分局蚵寮派出所北側）停等紅燈時，洪寶慶騎乘261-PCD普通重型機車（以下簡稱Ｂ機車）前來並停在Ａ汽車右側。二人口角之後，洪四海隨即抱持著要讓洪寶慶受傷的念頭（傷害的確定故意），駕駛Ａ汽車低速輕撞Ｂ機車車尾，使機車倒地車牌掉落地面，洪寶慶的身體也向前跌出道路翻滾一圈後起身站立於公路上（第一次輕撞）。洪四海稍微倒車後，再次駕駛Ａ汽車朝向洪寶慶行駛，洪寶慶側身閃過（第二次撞擊）。而後，洪四海駕車轉向北行駛至鯤鯓橋機車待轉處停車（位於蚵寮派出所對面偏北側，西側則為進入蚵寮村內道路），此時洪寶慶已騎乘Ｂ機車停止於蚵寮村內道路起點附近，兩人並隔著台17線公路相互對罵。二、當日14時40分左右，洪寶慶駕駛Ｂ機車住蚵寮村內行駛（速限每小時30公里），洪四海則駕駛Ａ汽車在後追逐，約1分鐘後，洪四海再次抱持著洪寶慶若因自己高速追逐逼近倒地受傷也無所謂的想法（傷害的不確定故意），持續加速追逐並逼近Ｂ機車（最高時速為78公里），使騎乘Ｂ機車的洪寶慶繼續高速向前行駛，而於行駛到台南市北門區蚵寮里大將爺廟旁、即將接近台61線高架道路下方時，在洪四海高速追逐逼近下失控打滑人車倒地，身體撞擊路旁樹木。三、經過目擊的其他用路人通報119救護人員並報警，送醫後於同日15時13分左右，因多處肋骨骨折、主動脈幾乎橫斷後大量失血及臟器破裂挫傷而於到達醫院前死亡。　　理　　由一、基礎事實及證據　1.第一次輕撞後被害人洪寶慶跌倒後起身過程（證據：蚵寮派出所前方道路之監視器錄影畫面）。　2.兩車行駛路線及被害人於行駛中人車倒地過程（證據：被告與報案證人所駕車輛的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以及設置於蚵寮派出所前方道路、鯤鯓橋北端、被害人倒臥處附近民宅、蚵寮安檢站前方道路等處的監視器錄影畫面）。　3.被害人經送醫但於到院前死亡的事實（證據：奇美醫院被害人診斷證明書及病歷資料、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　　二、本案事實上爭點及判斷　1.「第一次輕撞」及「第二次撞擊」是基於確定故意的傷害行為：　　①蚵寮派出所前方道路之監視器錄影畫面顯示，上述兩次輕撞及撞擊過程，被告所駕駛的Ａ汽車，都是刻意朝向Ｂ機車車尾或被害人身體行進。其中第一次輕撞導致被害人人車倒地，第二次撞擊則是因為被害人側身閃避動作才未被Ａ汽車碰撞。可知被告是故意駕駛Ａ汽車撞擊Ｂ機車及被害人的身體。　　②筆錄記載被告曾於地檢署陳述「我就是要讓他受傷」。　　③綜合上述證據，合議庭認為被告是基於要使被害人受傷的確定故意實施這兩次駕駛撞擊行為。但因並無證據證明被害人在第一次輕撞跌倒起身的過程中發生傷害的結果，只能認為被告從這個時間、地點，開始實施傷害行為。　2.被告在蚵寮村內道路高速並追逐逼近Ｂ機車：　　從上述被告與報案證人所駕車輛的行車紀錄器，以及兩車行進路線的監視器錄影畫面，可以清楚認知被告駕駛Ａ汽車，以相當的速度「追上並逼近」Ｂ機車。而Ａ汽車的後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也呈現被告在追逐的過程中，最高車速達到每小時78公里。　3.被告是基於傷害的不確定故意而追逐逼近Ｂ機車：　　①兩輪機車在高速行駛且需轉彎或閃避人車的過程中，存在失控倒地而使駕駛人受傷的風險，這是基本生活常識。如果被告在乎被害人是否受傷，就不會在蚵寮村內高速追逐Ｂ機車。　　②被告在接受檢察官訊問時，也陳述「想讓對方摔倒受傷」、「想說摔倒就好了（算了）」的話語。　　③因此，合議庭多數意見認為被告在追逐逼近Ｂ機車的過程中，心中是抱持著「就算被害人在此過程中倒地受傷也無所謂」的想法，也就是傷害的不確定故意而駕車追逐被害人。　　④被告雖在審判時辯解說「我跟著被害人機車是為了要給他錢」，但合議庭綜合判斷上述事證之後，認為被告的辯解不合乎常情（要給錢不必如此高速追逐且逼近），決定不予採信。　　⑤檢察官雖然認為被告當時是基於「殺人的不確定故意」而追逐逼近Ｂ機車，但合議庭多數意見認為，綜合評價全部證據後，難以確認被告有這種念頭，依罪疑惟輕原則，只能認為被告是基於傷害的不確定故意而追逐逼近Ｂ機車。　4.被害人的主要死因是「人車倒地的車禍事故」：　　依據鑑定人（負責解剖鑑定的）潘至信法醫師所出具鑑定報告書及到庭說明，認為被害人血液中雖然驗出濃度0.466ug/ mL的甲基安非他命，但未達平均致死血液濃度（1ug/mL）。且參考監視器及行車紀錄器的錄影畫面，被害人在最後一次倒地前仍可「跌倒後迅速起身」（第一次輕撞），也能靈活操控Ｂ機車，且主動脈破裂後必然引發短時間內大量出血等事證，因而認定被害人的主要死因是「人車倒地的車禍事故」。合議庭並未接受辯護人所主張，被害人是因為毒駕而導致Ｂ機車失控以及造成死亡結果的論點。　5.被害人最後倒地及嚴重受傷其他原因：　　被害人最後倒地位置的案發後照片顯示，該處路邊地面上砂石有輪胎滑行痕跡，路旁樹木有被撞擊情形。參考被害人右側肋骨多處斷裂，可知砂石導致被害人滑倒，且被害人的身體曾經撞擊樹木而受傷嚴重。　6.結論：　　綜合以上說明，合議庭多數意見認定，被告的傷害行為是從基於傷害的確定故意而從「第一次輕撞」開始著手，歷經「第二次撞擊」後，再基於傷害的不確定故意，高速追逐逼近Ｂ機車，造成被害人的最後一次倒地受傷，並因受有「多處肋骨骨折與主動脈幾乎橫斷及臟器破裂挫傷大量出血」的傷害不治死亡。　　三、論罪　1.被告的行為，構成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的傷害致死罪。　2.檢察官主張被告是基於殺人的不確定故意而追逐逼近Ｂ機車，並認為被告觸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根據上述說明，與合議庭的決定不同，應該變更檢察官的起訴法條改以傷害致死罪處罰被告。　3.被告先後基於傷害的確定故意，著手實施「第一次輕撞」、「第二次撞擊」後，再基於傷害的不確定故意，高速追逐逼近Ｂ機車。這一連串的傷害行為，都是短時間內在相近的地區接續實施。法律評價上，應該認為一個傷害行為分階段實施，而認為只成立一個傷害致死罪。也因為如此，雖然「第一次輕撞」和「第二次撞擊」行為，檢察官並未起訴被告另外成立傷害罪，法院仍應該與被告最後一次追逐逼近Ｂ機車的行為，合併評價被告的罪責。　　四、量刑　1.不依刑法第59條酌減：　　合議庭討論被告的行為強度以及被害人的死亡結果後，多數意見認為被告的行為，並無刑法第59條所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的情形，因而決定不依此規定減輕被告的刑罰。　2.從重因素：　　①被告先前已有「第一次輕撞」和「第二次撞擊」行為，再以高速追逐逼近Ｂ機車，不能認為惡性輕微。　　②高速逼車客觀上屬於高度危險的侵害行為。　　③被告有酒駕情形（酒測值每公升0.12毫克）。　　④被害人倒地之後，被告並未於第一時間下車查看並施救。　　⑤被告犯罪後並無道歉及賠償作為（強制險理賠並非被告給付），且以難以採信的辯解試圖翻供否認犯罪，不能認為心存悔意。　3.從輕因素：　　①被告的手機簡訊截圖顯示案發之前被害人曾多次不合理地向被告討債。又依據被告的受傷照片，可以認為被告所陳述案發當日被告實施傷害行為之前，被害人曾經毆打及辱罵被告的事實可信。被害人的上述不當行為，是導致被告行為失控的重要原因。　　②被告高速逼車的過程中，曾經煞車減速以避免撞及Ｂ機車。　　③在被告駕駛Ａ汽車接近Ｂ機車之前，被害人騎乘的Ｂ機車原本即有相當之車速。　　④被害人最後倒地位置路旁的砂石及樹木，是導致被害人滑倒及身體撞擊樹木而傷重死亡的原因之一，並非單純因被告的高速貼近駕駛行為而發生死亡結果。　　⑤被告雖未於第一時間下車施救，但繞行村莊之後隨即駕車返回現場查看，並非全然不顧被害人死活。　　⑥被告最後並非基於傷害的確定故意而高速逼車，而是基於不確定故意犯罪，情節較不嚴重。　　　4.最後，國民法官法庭參考被告的智識程度、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決定量處有期徒刑9年。　　五、沒收　　被告用來撞擊和追逐逼近Ｂ機車所用的Ａ汽車，是被告的財產，且是被告用來犯罪的工具。合議庭的多數意見認為，經以比例原則衝量之後，認為以上述有期徒刑處罰被告已經足夠，沒有必要再依據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的規定，再宣告沒收Ａ汽車。　　六、補充說明　1.本判決所引用證據，都是由檢察官及辯護人等聲請調查，並經本院裁定具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且經合法調查。　2.本院關於量刑的評議，並未參考司法院量刑資訊系統。　　　　　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86條、第87條、第88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擁文提起公訴，檢察官董和平、李佳潔、莊士嶔、饒倬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國民法官法庭審判長法　官　陳欽賢　　　　　　　　　　　　　　　　　　法　官　盧鳳田　　　　　　　　　　　　　　　　　　法　官　王惠芬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庭君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1-29

TNDM-113-國審重訴-1-20241129-5

國審附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損害賠償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3年度國審附民字第2號原告洪玉菁洪其偉上二人共同訴訟代理人林怡伶律師被告洪四海上列被告因本院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殺人案件，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查其內容繁雜，非經長久之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國民法官專庭審判長法官陳欽賢法官盧鳳田法官王惠芬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劉庭君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2024-11-29

TNDM-113-國審附民-2-20241129-1

國審聲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聲請裁定不行國民法官審判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7號聲請人即被告朱禹治選任辯護人唐玉盈律師（法扶律師）陳雨凡律師（法扶律師）黃郁叡律師（法扶律師）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殺人案件（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3號），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本案於案發後、被告遭羈押及檢察官起訴時，均經媒體以夾雜不實、偏頗及誤導之內容為報導方式，為被告貼上富二代、家境優渥等標籤，極盡能事強調被告之素行以醜化被告，於審判外將被告形塑成惡性重大之人，甚至播放被害人尖叫聲、倒地樣貌等憤慨之內容，激起大眾情緒，煽動大眾對被告仇視，嚴重影響社會大眾於訴訟外已就案件預先形成心證，顯迫使未來之國民法官不得不考量現實媒體輿情壓力，壓縮公平審判超然空間，而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定「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事由。 (二)據檢察官囑託臺北榮民總醫院精神醫學部所為精神鑑定之報告書有提及本案被告之性傾向、疾病等隱私資訊，而該隱私資訊均為目前臺灣社會最容易遭受誤解、偏見及歧視之族群，且與本案有無減輕責任能力之事由，以及犯罪動機、被告人格與性格之形成等密切相關，於罪責、量刑任一階段之審理均不可能隱而不談，因國民法官法制度實施至今不到2年，可否透過現行選任程序即足以排除具有刻板印象、偏見或歧視之人擔任國民法官，不無疑慮，為確保被告受公正法院審判之權利及維護公平審判原則，認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 項第5款所定「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情形。 (三)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第5款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二、應適用之法律：　　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一、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第5款定有明文。三、本院之判斷： (一)本案無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定「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情形：　1.當今資訊傳遞快速、媒體發達，各式新聞資料本易於獲取，而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之案件，事涉被害人生命權之侵害，屬國民高度關心之社會議題，且新聞媒體為促進資訊充分流通，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共意見與達成公共監督，以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本應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訊，若僅因國民接觸新聞報導，逕認國民已遭誤導，倘經選任為國民法官，必有預斷、偏見之虞，實嫌速斷。又縱國民法官受選任前，已透過媒體得知本案相關資訊，制度上仍可透過職業法官於審理前說明「無罪推定」、「證據裁判」等刑事審判基本原則；於審理中與國民法官共同聽取檢察官、被告、辯護人之證據調查與辯論、實際詳閱卷證、對國民法官之疑惑為釋疑；於評議中為多元意見之交流討論等程序，降低預斷、偏見之風險，無足僅以新聞媒體已事先報導本案，即預設排除本案於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適用。　2.此外，在國民參與審判之選任程序階段，倘有具體事證足認特定候選國民法官執行職務有難期公正之虞，法院可依國民法官法第27條規定裁定不選任之，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另可依國民法官法第28條規定，不附理由聲請法院不選任。在審理程序階段，審判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6條規定，注意法庭上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無使國民法官產生預斷之虞或偏見之事項，並隨時為必要之闡明或釐清，經闡明後，個別國民法官倘仍有無法公正行使職權之具體事證，法院應依國民法官法第35條規定以裁定解任之。凡此，均表徵國民法官法藉由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彰顯國民主權理念之際，仍充分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從而，實難僅以本案在偵查階段及起訴之際經媒體大幅報導，而逕予剝奪國民參與審判之權利，本案顯無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定情形。 (二)本案無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所定「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情形：　1.依國民法官法第1條規定，國民參與審判之制度意旨，在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詳言之，國民參與審判之價值，在使刑事審理程序更加透明、易於理解，且透過對等審議式民主之運作，由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溝通對話，提供其等之生活經驗、判斷依據、價值感受，充足法院之判斷視角與內涵，與職業法官共同為反應多元價值之判決。　2.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具有重大公共利益，非當事人所能任意處分，亦難謂當事人具有程序之選擇權。準此，國民法官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所定「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例外情形，自應從嚴審慎認定。參酌該條立法理由例示之「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表明不願行國民參與審判」、「涉及國防機密」等情況，所謂「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係指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具體案件，有宜排除國民參與審判之特殊情況，且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所追求之利益或避免之損害，顯然高於行國民參與審判彰顯之公益性，經權衡後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而言。　3.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部分縱如聲請意旨所述有提及被告之隱私，惟此情事除與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立法理由例示之「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表明不願行國民參與審判」、「涉及國防機密」等情況有別外，如法院倘認有調查之必要，本得選用保障被告性傾向、疾病等隱私之適當方式為調查，或採取其他保護被告上開隱私之措施。而國民法官就職務上所知悉之秘密有嚴謹之保密義務與責任，與職業法官並無二致。況為確保選出得以公平誠實執行審判職務，且無偏見、歧視、差別待遇或其他不當行為之國民法官，實現符合公正且兼具多元參與精神之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並同時充分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國民法官法亦設有第27條、第28 條、第35條、第46條等裁定不選任、解任特定國民法官及審判長可限制不當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證之資料在審理過程中呈現及闡明義務之規定，已如前述，自難認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所載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情事之適用。　　 (三)綜上，依卷存事證，並經聽取檢察官、被告、辯護人之意見，並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項因素後，認本案無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第5款之情形，聲請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惟本案後續倘有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各款之新情事，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均得另行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併此敘明。四、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張兆光　　　　　　　　　　　　　　　　　　法　官　張毓軒　　　　　　　　　　　　　　　　　　法　官　卓巧琦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李俊錡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2024-11-29

SLDM-113-國審聲-7-20241129-1

重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等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重訴字第3號聲請人黃宥禎被告黃柏庭選任辯護人簡銘昱律師上列聲請人因被告被訴殺人案件，聲請訴訟參與，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准許聲請人黃宥禎參與本案訴訟。　　理　由一、國民法官法第4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適用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又因故意、過失犯罪行為而致人於死或致重傷之罪，犯罪之被害人得於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本案訴訟，前項各款犯罪之被害人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死亡或因其他不得已之事由而不能聲請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為之，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第1項第1款、同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二、經查被告因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繫屬本院，茲本案之被害人黃慶章業已死亡，聲請人為其子女，是斟酌上揭案件情節、聲請人與被害人之關係、訴訟進行之程度及聲請人之利益等情事後，應認准許訴訟參與，有助於達成聲請人瞭解訴訟經過情形及維護其訴訟上之權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0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蔡守訓　　　　　　　　　　　　　　　　　法　官　郭書綺　　　　　　　　　　　　　　　　　法　官　梁志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抗告。　　　　　　　　　　　　　　　　　書記官　羅淳柔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2024-11-29

SLDM-113-重訴-3-20241129-2

聲保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聲請假釋期中交付保護管束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保字第75號聲請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施昱辰上列受刑人因殺人案件，經聲請人聲請假釋中付保護管束（113 年度執聲付字第70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施昱辰假釋中付保護管束。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施昱辰因殺人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 1年3月28日判處有期徒刑6年，於111年5月27日送監執行，嗣經法務部於113年11月20日核准假釋在案，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假釋中付保護管束等語。二、按假釋出獄者，在假釋中付保護管束，刑法第93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上開規定付保護管束，由檢察官聲請該案犯罪事實最後裁判之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1項亦有明定。三、經查，受刑人因殺人案件，經本院於111年3月28日判處有期徒刑6年，於111年4月26日確定，並於111年5月27日送監執行，執行中經法務部矯正署以113年11月20日法矯署教字第1 1301785740號核准假釋，此有法務部矯正署113年11月20日法矯署教字第11301785741號函及所附明陽中學假釋出獄人交付保護管束名冊各1 份附卷可稽。聲請人以本院係犯罪事實最後裁判之法院，聲請裁定受刑人於假釋中付保護管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1項，刑法第96條但書、第 93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三庭法　官張毓軒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黃佩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2024-11-28

SLDM-113-聲保-75-20241128-1

國審軍原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殺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軍原上訴字第1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李莛富選任辯護人洪大植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殺人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國審原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234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本案審理範圍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且依其立法理由略以「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觀之，科刑事項(包括緩刑宣告與否、緩刑附加條件事項、易刑處分或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沒收及保安處分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科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本件檢察官提起上訴主張：本案被告並未自首，惟原審判決卻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難認妥適，本件僅針對量刑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28、131頁），至於被告則主張原審科刑過重，亦未對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表示不服（見本院卷第118、119、211頁）。從而，足認檢察官、被告均已明示對原審判決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則依前揭規定，本院僅就原審判決有罪之科刑事項妥適與否進行審查，至於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而僅作為審查量刑之依據，核先敘明。貳、原審所認定之罪名　　被告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5款、刑法第271條第1 項之現役軍人殺人罪。參、檢察官、被告上訴意旨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審認定被告自首有誤：　　　本案員警最早於民國112年7月2日凌晨2時42分前往案發現場，從員警密錄器畫面可知，當時員警已察覺被害人徐博政所受傷勢嚴重，且有流出顱內血情形，並多次詢問被告等在場之人被害人受傷原因，顯未採信被告等在場之人所稱被害人跌倒受傷之說法；又依證人即負責處理本案之員警張介安審判中證述，其於112年7月2日上午9時許，自派出所收受本案時，因被害人傷勢嚴重，已認本案並非單純意外，其亦將本案向上陳報；再同日上午9時至10時許，員警已通知包含被告在內之所有在場人返回警局製作筆錄以釐清案情；又指派鑑識人員於同日上午10時許前往案發勘查，並於當日下午扣押作案用滅火器；另警方指派李忠雄前往派出所支援本案，而在李忠雄112年7月2日下午2時39分起至46分止對被告製作之調查筆錄中，即已載明案由為「殺人」，被告並以「犯嫌」身分接受詢問，根據證人即對被告第二次警詢之小隊長李忠雄於審判中證稱：當天係接獲主辦小隊請求協助製作被告調查筆錄，案由記載、案情經過等均係由主辦小隊告知、說明等語。由上開事證，可見警方於案發當日上午就以他殺方向蒐證、偵查，故本案在被告坦承犯案前，員警依據現場狀況已有合理懷疑並鎖定被告等人為殺人罪之犯罪嫌疑人，非僅有主觀上之懷疑，故本案被告坦承犯行，僅該當於自白要件，並非自首，原審認定被告構成自首，顯然與客觀事實不符。　㈡被告不應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刑　　刑法第62條自首規定之效果僅為得減輕其刑，乃為使法院依個案審酌被告是否真誠悔悟自首，抑或僅因情勢所迫而自首，或預期獲邀必減之寬典而恃以犯罪者，以決定是否給予減刑寬典。被告甫犯案時，不僅未主動呼叫救護車，在救護人員、員警詢問被害人傷勢時，亦未說實話，甚至積極與其他在場之人串證，使救護人員及員警錯失第一時間救護被害人之良機；又本案案發地點固為任何人可自由來去之釣蝦場，但案發時僅有被告與其友人在場，被告友人也在場目擊被告犯案經過，員警啟動調查後，即可鎖定並發覺被告犯行，被告不過是因殺人一事已東窗事發，已無法掩飾，才出面自白減輕刑責；再被告在最初以關係人接受警詢時，不實陳述誤導警方辦案，偵查中仍矢口否認有殺人犯意，至審判中才坦承殺人犯行，可見被告企圖規避刑責，難認有真心悔悟主動坦白犯行，與自首規範係鼓勵真心悔悟者得減刑之立法意旨不合，故即使被告符合自首規定，亦不適合減輕其刑，原審予以依自首規定減刑，亦屬不當。　㈢原審量刑實屬過輕　1.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所受刺激、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手段及犯罪所生危險及損害：　　本案被告僅因酒後與被害人發生衝突，先夥同他人在「山仔頂釣蝦場」包廂內徒手毆打被害人臉部、身體，被告拿酒瓶敲打被害人，待被害人離開包廂後，被告竟仍尾隨被害人走出包廂，與羅尚銓、周嘉揚等人在包廂門口共同毆打被害人，在被害人倒地後，被告竟還主動以滅火器朝被害人頭部重擊，致生被害人死亡結果。在雙方衝突過程中，不僅在佔據優勢，毫無受到重大刺激下，仍選擇為本案犯行，在被害人倒地狀態下，還使用滅火器朝向頭部要害部位重擊，可見被告殺意堅定、手段兇殘、殘虐且毫無人性，且被告在公共場所，對素不相識之人痛下殺手，可見其行為冷血、肆無忌憚，經逐項審視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所受之刺激、被告與被害人之關係及犯罪手段，均無可稍予從輕量刑之處。　　被告行為將造成社會人心不安，對社會大眾影響深遠、衝擊至鉅，被害人家屬更因而痛失至親，被告犯罪所生危險及損害實屬重大。　2.被告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品行：　　被告成長歷程、智能均屬正常，並無生活障礙，從其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品行以觀，並無需「特別同情」之考量因素存在，就此而言，並無稍解被告極為重大之刑責。　3.被告之犯後態度及再犯可能性：　　被告於案發後至員警查獲前，即與共同被告羅尚銓、周嘉揚、廖栢凱討論案情以統一供述，並互相刪除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而有積極串證、滅證以逃避追查行為。被告於警詢、歷次偵查中均矢口否認殺人犯意，至審理時才坦承殺人犯行，犯後又未積極取得被害人家屬原諒。由此以觀，可見被告內心價值觀嚴重偏差，參以被告於本案前涉有恐嚇取財得利、強盜、槍砲等案件，可見被告難以遵守規範，對社會具有潛在危險，難以收矯治之效，存有高度再犯可能。　4.綜上，原審判決未能充分評價上開量刑事由，僅科處被告有期徒刑13年，刑罰不足以評價本案兇惡犯罪之罪責，顯然過輕，亦不符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而違背正義，有違背一般法律原則之違誤等語。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審雖認為被告符合自首減刑之規定，並依自首規定予以減刑，但仍判處被告法定刑範圍內之13年有期徒刑，使被告無法知悉原審是否確實按自首規定減刑，原審恐有遺漏重要量刑事由之虞等語。　㈡原審判決關於被告量刑事項之審酌，記載「被告於本案發生前，因涉有恐嚇取財得利、強盜及槍砲等犯罪嫌疑由檢察官偵查中。被告有刑事案件在偵查中，仍未能自我約束及警惕而又犯本案之罪」，但上開案件尚未經法院確定判決認定有罪，且與本案無關，原審僅以被告尚在偵查之他案作為不利被告之量刑因素，顯有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7條立法說明所稱「僅憑行為人人格或性格，即科處與行為人之行為責任不相當之刑罰」之裁量失當。　㈢被告在原審審理時，即已表達願與被害人家屬和解賠償之意願，並當庭簽署面額新臺幣（下同）500萬元本票，只因為未能實際支付部分賠償金額，才未能與被害人家屬成立和解，被告現已解除禁止接見通信之處分，應可透過親友協助，全力籌措賠償金額以與告訴人協商和解賠償事宜。　㈣綜上，原判決有關量刑部分有再行商榷之空間，請予被告從輕量刑等語。　　　　　肆、本院之判斷一、關於自首減輕部分　㈠本案原審認定構成自首情形，並無違誤之處　1.刑法第62條之自首，係以行為人對於未發覺之罪，向該管公務員申告犯罪事實，並接受裁判為其要件。又按本條所謂「發覺」，係指有權偵查犯罪之機關或人員已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之人而言。故雖知有犯罪事實，而不知犯罪人為何人時，犯罪人有受裁判之意思，自動向其坦承，亦不失為自首。又自首已告知犯罪為已足，其所告知之內容不以與事實完全相符為必要（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5203號判決參照）。　2.再按上述「發覺」固非以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而於對其發生嫌疑時，即得謂為已發覺；但此項對犯人之嫌疑，仍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者，始足當之，若單純主觀上之懷疑，要不得謂已發生嫌疑（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41號判決參照）。至如何判斷「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與「單純主觀上之懷疑」，主要區別在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能否依憑現有尤其是客觀性之證據，在行為人與具體案件之間建立直接、明確及緊密之關聯，使行為人犯案之可能性提高至被確定為「犯罪嫌疑人」之程度。換言之，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尚未發現犯罪之任何線索或證據，僅憑其工作經驗或蛛絲馬跡（如見行為人有不正常神態、舉止）等情況直覺判斷行為人可能存在違法行為，即行為人之可疑非具體且無客觀依據，無從與具體犯罪案件聯繫；或於犯罪發生後，前揭有偵查犯罪權限機關或人員雖根據已掌握之線索發現行為人之表現或反應異常，引人疑竇，惟尚不足通過現有證據確定其為犯罪嫌疑人，即對行為人可疑雖已有一定之針對性或能與具體案件聯繫，惟此關聯仍不夠明確，尚未達到將行為人鎖定為犯罪嫌疑人並進而採取必要作為或強制處分之程度。此時，上開2種情況仍僅止於「單純主觀上之懷疑」，尚不得謂為「已發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959號刑事判決參照）。　　3.另按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或上訴雖無理由，而原審判決不當或違法者，應將原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撤銷。但關於事實之認定，原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不得予以撤銷，國民法官法第92 條第1項但書定有明文。本條規定之意旨，在於貫徹國民參與審判之宗旨，故有關事實認定，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國民於第一審判決所反映之正當法律感情，除第一審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已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外，原則予以尊重，不得遽以撤銷（國民法官法第91條立法說明第1點參照）；而所謂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需有具體理由認為第一審依證據所為事實認定欠缺合理性，始足當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5條第2項）。再上述事實認定之範疇，不僅包括該當於構成要件、（阻卻）違法性、有責性、客觀處罰條件之事實，亦及於刑之加重、減免事由之事實（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5條立法說明第3點意旨參照）。　4.經查：　⑴本案第一時間到場處理之員警雖於主觀上懷疑被害人係因犯罪而死亡，並著手展開初步處理與查證，但尚未達有確切根據認為特定人涉有犯罪嫌疑程度：　①依據原審調查證據之結果，本案案發時間為凌晨2時30分許，案發後之凌晨2時36分係由周嘉揚撥打119呼叫救護車到場，當時周嘉揚僅表示被害人因喝醉酒跌倒，頭部一直噴血等語（見原審卷第347頁；原審檢證卷第377頁），隨後救護人員到場並將被害人送醫急救（見原審卷第347、348頁）；其後員警蘇順志等人獲報於第一時間到場處理，在知悉被害人死亡以後，蘇順志有向現場負責人邱仁台調閱監視器，另向周嘉揚、被告留下電話，並分別向在場之周嘉揚、羅尚銓、范姜靖雯、柯筱珍、被告詢問發現被害人受傷倒地之情形，於過程中之凌晨2時47分有質疑「怎麼傷得這麼嚴重」，於凌晨2時54分則提及被害人有嚴重顱內血很嚴重之情形（見原審卷第349、350頁；原審檢證卷第384、385頁）；至凌晨3 時1分，蘇順志向所長回報本案狀況，並提及「目擊者說是跌倒，但我們還要再確認一下」等語（見原審卷第350頁；檢證卷第386頁）；隨後釣蝦場實際負責人黃啟銘抵達現場，蘇順志又於凌晨3時18分時，向黃啟銘提及其剛到現場時，被害人嘴巴還一直吐血，若是撞到頭，為何被害人嘴巴一直吐血，並稱待醫生清理傷口後，較能判斷原因，另同事要前往醫院看狀況，如有救起來，原則沒有生命問題，可以不用現場鑑識，有生命問題就要做現場鑑識，且現場幾位在場人還要做筆錄等語（見原審卷第350、351頁；原審檢證卷一第388、389頁）。至於112年7月2日上午5時10分起至20分止，被告友人周嘉揚以「發現人」身分前往平鎮派出所接受警詢，向員警供稱其發現被害人疑似跌倒致死之情形（見原審卷第345頁；原審檢證卷一第267頁）。據上，從現場被害人當場倒臥血泊中，且有大量出血情形，還有員警之質疑，或可推認員警藉由其過去辦案之知識、經驗，主觀上已懷疑被害人並非意外跌倒，而是遭人攻擊導致頭部受創倒地；惟因員警於案發後第一時間到場，僅是將被害人送醫，及在現場初步瞭解狀況，而當時被告與其他在場之人無一人供述被告之犯行，警方也尚未進行勘查採證，而被害人剛送往醫院急救，就其傷勢原因也仍未調查釐清，故縱然當時員警主觀上有所懷疑，但仍不能認為此時其已有確切根據認為被害人係遭人敲打頭部導致死亡之情形。　②再者，本案案發之「○○○釣蝦場」屬於對外營業之娛樂場所，不特定多數人均得自由出入該處，員警最初獲報到場時該處除被告外，尚有周嘉揚、羅尚銓、范姜靖雯、柯筱珍、現場負責人邱仁台以及後續到場之實際負責人黃啟銘，故縱使到場處理之員警業已根據上述被害人出血中包含大量顱內血等狀況，懷疑其所受傷勢係因某人之犯罪行為所導致，然亦應尚未達足以特定具體之犯罪行為人即為被告之程度甚明。至於檢察官上訴意旨雖認為即使釣蝦場為不特定人可出入場所，但員警到場時，業已是深夜時分，現場僅餘被告及友人，當容易鎖定被告即為本案犯罪嫌疑人。然而姑不論上員警到場當時是否業已確切認為被害人並非意外死亡，即使其確有證據足以為此種認定，畢竟現場釣蝦場為有對外營業之店家，即使當時已屆深夜，在場客人不多，但仍有經營者、店員，以及其他可能自由出入或離去之人，也無法排除犯罪行為人犯案後至員警到場前已先離去；再被告與友人仍有數人，是否均有涉案，又被害人傷勢係由何人所造成，在被告自行供承犯罪以前，仍諸多有不明之處。可見上述推論不過為一種可能性之假定，但無堅實論據，況此一推論實與前述員警任令被告自由離去及在當日早上仍僅將被告列為關係人之客觀事證有所衝突，自難以採取。故檢察官上訴意旨僅據此即認定員警在案發後，應可掌握在場之被告為犯罪行為人，實嫌速斷。　　⑵本案尚無證據證明員警在下午1時或下午2時20分前，業已有確切依據認為被告為犯罪行為人：　　經核原審調查之證據內容，在112年7月2日上午以前，均無任何資料顯示當時警方已將被告列為犯罪嫌疑人進行調查；包含：案發後員警到場處理後，即讓被告在凌晨4時至4時30 分間先行離開（見原審卷第354頁；原審檢證卷一第105頁；原審辯證卷第121頁），僅有在確認被害人死亡後，請周嘉揚以「發現人」身分到平鎮派出所製作筆錄（見原審卷第34 5頁；原審檢證卷一第267頁），即使被告復接獲通知，於上午9時至10時間前往警局，於10時1分至35分第一次接受警詢時，仍是以關係人身分接受詢問（見原審檢證卷一第233頁、原審辯證卷第63頁；原審卷第354、355頁）；甚至在當日下午1時35分偵查佐張介安傳真報驗書報請檢察官相驗時，仍將被告與其他在場人列為關係人，且並未提及被害人係遭人毆傷頭部致死之情節（見原審卷第355頁；原審辯證卷第6 7、68頁）。至於依據原審調查之證據顯示，第一次出現被告涉犯本案犯行之記載，為其友人周嘉揚於下午2時20分第二次接受警詢時提及被告拿滅火器打被害人之情節（見原審檢證卷一第76頁）；被告本人則於當日下午2時39分，始開始以殺人之犯罪嫌疑人身分接受小隊長李忠雄詢問（該次被告以等候辯護人為由並未實質進行詢問）（見原審檢證卷一第233頁；原審辯證卷第63頁；原審卷第356頁）；而周嘉揚開始以犯罪嫌疑人身份受調查並供述被告犯案情節以前，其他可推認警方有可能已掌握被告持滅火器敲打被害人致死之證據，則僅有前揭員警於下午1時至現場查扣滅火器之證據而已。是以僅依原審調查證據之結果觀之，實難以認為本案警方在當日下午1時或下午2時20分前，業已有確切依據而認為被告確為犯罪行為人。　　　⑶檢察官於原審提出之「現場初步勘察報告」應係於112年7月2 日下午後始製作完成之物：　①至於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稱之「現場初步勘察報告」（見原審檢證卷一第107至109頁；下稱「初步勘察報告」，於描述報告以外之其他情形則均記載為「勘查」），雖記載「勘察時間」為「112年7月2日10時許，並已將被告與其他在場人列為「涉嫌人」，且記載：檢視涉嫌人稱用以敲擊被害人之滅火器，其表面發現疑似血跡噴濺痕，檢視涉嫌人衣物，於被告白色上衣及拖鞋處發現疑似血跡等內容（見原審檢證卷一第109頁）。但該份報告係由何人製作、實際製作及提出時間均不明；至於原審檢察官聲請傳喚之證人張介安到庭則證稱：我有看過這份初步勘察報告，應該是在整理卷宗時看到的，這份報告不是我寫的，我也不清楚這是誰製作的，我不能確定這份報告是何時給我的，因為我在報驗完成後就算是承接本案，所以後續陸陸續續一直有在整理資料，不過資料很多，不確定這報告何時給我的等語（見原審卷第361、362 、365頁），而根據證人張介安稱其在當天下午1時正在向檢察官報請相驗乙情，且其係當天下午1時36分送出報驗單，下午1時43分才完成報驗（見原審卷第362頁；原審辯證卷第 68、69頁），可以推知其最早亦係在當日下午以後才整理本件偵查案卷並收取上揭初步勘察報告。從而，即使可由此報告推知警方因被害人死亡，偵查隊鑑識人員最早曾於當日上午10時有前往現場初步勘查，但仍然無法確認報告中記載之調查作為，是否均為警方於當日上午10時即展開進行甚明。　②又根據上開初步勘察報告記載：「本案為求慎重，案經本分局偵查隊鑑識小隊初步勘察後，請求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支援勘察採證」，而記載「勘察人員」則包括：「刑事鑑識中心」股長、警務員王聖宏及巡官共6人與「本分局偵查隊鑑識小隊」巡官、偵查佐、警員共3人，可見本報告應係綜合偵查隊鑑識小隊與刑事鑑識中心前後初步勘查與勘查採證結果所完成之內容。又參以前揭滅火器係於當日下午1時經員警於現場扣案之事實，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112年7月2日扣押筆錄可資證明（見原審卷第351頁；原審檢證卷一第93至97頁；原審辯證卷第153至165頁）；前揭被告衣服、拖鞋，則係於當日下午3時30分執行搜索扣案之事實，則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112年7月2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可資證明（見原審卷第355頁；原審辯證卷第75至79頁）；另依據原審審理時所調查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至現場勘驗之勘驗筆錄，載明實施勘驗時間為「下午4時8分至4時47分」，而「勘驗情形」則包括：「1.鑑識組已於112年7月2日案發到現場採證　約15：00」、「2.16 ：08進入釣蝦場、在案發位置堪察」、「3.分局長、偵查隊長皆到，指示鑑識人員採証」，在場人員除平鎮偵查隊長、邱仁台、黃啟銘以外，尚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警務員王聖宏（見原審卷第357、358頁；原審辯證卷第81頁）。據上，應可推認上揭初步勘察報告應係在該報告所稱先後進行「初步勘查」與「勘查採證」完畢以後，始綜合全部勘查採證結果所完成之內容，其作成時間應晚於112年7月2 日下午鑑識人員於現場勘查時點無疑。　③何況被告在10時1分至10時35分仍是以「關係人」身分接受警詢，員警亦尚未對其衣物進行蒐證，衡情自難以想像該報告係在員警實際查扣其犯案時身著衣物之前所作成，佐以同案羅尚銓等人於上午接受警詢時，亦係以「關係人」身分接受詢問，是更難認為上開初步勘察報告係在當天上午10時即已存在之物，是檢察官上訴意旨僅以上開初步勘察報告記載「上午10時」就認為該報告於當日上午10時業已存在，且以此作為當日上午警方已掌握被告為上開犯行之依據，顯屬無據。　　⑷本案原審認為被告之自白書係於112年7月2日中午即提交予員警，使警方獲悉被告涉犯本案犯罪嫌疑事實乙情，並無違誤之處：　①被告係於本案偵辦過程中，手寫自白書提交給警方，並於自白書中坦承有持滅火器敲擊被害人頭部，導致被害人頭部出血之行為，此有原審所調查之自白書影本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355頁；原審辯證卷第71頁），且為檢辯雙方所不爭執，故堪認該手寫自白書確係由被告提出交付警方之事實。而該自白書上未記載明確之日期及時間，惟就此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於112年7月2日中午至同日下午2時39分接受第 2次警詢之間，向派出所警員坦承本案犯行，並寫下自白書交予警方等語（見原審卷第366至371頁），衡情如員警已先行知悉被告涉案，而非被告先行承認犯罪，只要直接詢問被告即可，並無特別讓被告提交自白書之必要，且於原審調查結果，亦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所述不實，故即使並無明確之資料可認定上開自白書作成之時點，仍可認被告所述情節並無悖於事實之處。　②又如參酌前述原審調查證據結果，並無任何確切證據足以證明員警於當日上午時分業已掌握被告為本案犯行之事證，而員警張介安於下午1時製作向檢察官報請相驗之報告時，仍把被告與其他在場人列為關係人，完全未提及本案犯罪嫌疑事實，且員警係於同日下午1時始前往「山仔頂釣蝦場」扣押本案作案用滅火器，及周嘉揚於112年7月2日下午2時20分受警詢時始提及被告為上開犯行，被告自身於稍後下午2時3 9分之供述亦坦承自身犯行等情節綜合以觀，可見當天中午1 時左右確為警方掌握本案被告犯罪嫌疑事實之關鍵時點，與被告所辯提交自白書情節亦相互契合，足認為警方係因被告提交自白書說明本案發生經過，而得以鎖定本案滅火器為作案用兇器，並於同日下午1時前往現場扣押，復正式將被告與同案周嘉揚等人列為嫌疑人進行詢問，屬合理之推論。是以原審認為被告提交自白書之時間，應為112年7月2日中午至同日下午1時之間，並以此作為後續警方以本案為殺人案件積極著手偵查之開端，並無違誤之處。　⑸綜上所述，原審認定本案係因為被告於當日中午提交自白書，警方始察覺被告為涉嫌之犯罪嫌疑人，才會有後續前往案發現場查扣滅火器及將被告列為嫌疑人進行詢問之偵查作為，其所為事實認定當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處。　⑹本案原審國民參與審判審理程序中，業已根據檢辯雙方之主張，將被告是否構成自首列為爭點，使檢辯雙方就此充分為舉證，並根據調查事證之結果詳為認定，即使依據原審調查證據結果，不能完全排除上開自白書並非於當日中午1點前即對員警提出，或員警在被告自白以前，即已透過其他管道查知被告涉案，始前往現場查扣滅火器等其他可能性。然而，原審既然已依據調查上開證據結果，而為符合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為之推認，本院檢視原審所調查各該證據內容，認為原審所為之認定依現存證據並無顯不合理之處。再就此有利於被告之事實認定，檢察官亦未能積極舉出有何反於原審上開認定之具體事證。從而，當不能以依現有之證據資料，其事實細節尚有若干不明之處，或仍存有對被告為不利推認之可能性，即遽然採取對被告不利之認定甚明，是以檢察官仍執前詞提起上訴，並無理由。　㈡本案原審依自首規定減刑，其裁量亦無不當之處：　1.按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 條本文規定至明。是行為人在偵查機關發覺其犯罪事實前，主動向偵查機關申告，並接受裁判者，即成立自首。其法律效果，在外國法例雖有列為量刑參考因子，我國係因襲傳統文化，將此由刑法第57條抽離，單獨制定第62條規定，成立法定減輕其刑要件，嗣鑑於自首之動機不一而足，有出於內心悔悟者，有由於情勢所迫者，亦有預期邀獲必減寬典而恃以犯罪者，為使真誠悔悟者可獲減刑自新機會，而狡黠陰險之徒亦無所遁飾，以符公平，並參酌我國暫行新刑律、舊刑法及日本現行法例，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將自首由必減其刑，修正為得減其刑，此觀其立法理由自明（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89號判決意旨參照）。堪認自首規定之立法目的，兼具奬勵行為人悔改認過，及使偵查機關易於偵明犯罪之事實真相，以節省司法資源，並避免累及無辜。是以，立法者本側重鼓勵行為人自行揭露自己尚未被發覺之犯罪，而將自首列為法定減刑事由，至上開修法理由之說明僅得列為法院是否減輕其刑之部分衡酌因素，法院就符合自首要件者是否給予減刑寬典，仍應就行為人是否悔過投誠、有無因此節省司法資源等雙重立法目的予以綜合審酌，不可忽略或偏重一方，致有悖寬厚減刑之刑事政策（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01號判決要旨參照）。　　　2.經查：　　原審考量被告於案情仍處於晦暗不明時，主動向警方提交自白書，使偵查機關得以盡速著手調查、保全相關證據，有助於減少司法資源之浪費，避免殃及無辜，故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本院審酌被告於案發後第一時間雖然不願面對自身錯誤，而與在場其他人勾串，聲稱被害人是跌倒撞到頭部云云，但經檢視在原審所調查被告之自白書、警詢及偵查筆錄，被告在案發當日中午即主動承認犯行，其後均坦承犯罪，又其雖然對於先前其與友人周嘉揚、羅尚銓等人傷害被害人之經過語焉不詳，甚至對於敲擊被害人頭部之情況曾有過不同說法，然而被告始終承認用滅火器敲擊被害人致其死亡之事實，並無明顯逃避為求逃避責任，而有隱匿、虛構特定情節或卸責予他人之情形，故不能僅以被告案發第一時間曾有勾串行為，或其在偵查中供述曾有若干出入之處，即認為被告僅是迫於情勢坦承，而無自願接受刑事制裁之意思；又固然本案有相當理由可推認即使被告未主動自首，仍可期待檢警機關藉由現場蒐證、法醫相驗確認被害人死因及其他偵查作為查明事件真相，然被告在此之前坦承之態度既然已對犯罪偵查、訴追有一定助益，仍不能以透過其他方法即可取得明確罪證使案情明朗，就完全否定被告自首之正面價值；再自首減刑主要考量犯罪者是否悔過投誠以利犯罪之偵查、追訴，減少司法資源之浪費，本案案發後第一時間已由周嘉揚聯繫救護人員將被害人送醫急救，即使被告未在救護人員及員警到場處理時坦承犯行，而未能對救護人員或醫療機關搶救被害人提供正面助益，亦僅是於量刑時無從對被告為有利之審酌，不能僅此就認為不宜按自首規定予以減刑。是以本案原審認為被告自首確有助於後續犯罪偵查與訴追、減少司法資源之耗費，而予以減刑，經核並無裁量濫用之情事，檢察官上訴意旨僅以被告犯後當下未立即坦承犯罪，就認定被告並未真誠悔悟，不應適用自首規定減刑，顯無理由。　　　　二、關於量刑部分　㈠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國民法官法第 91條定有明文。又按國民參與審判之目的，在於納入國民多元豐富的生活經驗及價值觀點，反應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並提高判決正確性及司法公信力，是第二審法院於審理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判決，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與原審為不同之認定；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科刑事項，是由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多數意見決定，充分反應國民正當法律感情與法律專業人士之判斷，故國民法官法庭所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不當外，第二審法院宜予維持（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7條規定參照）。詳言之，第二審法院就量刑審查部分，並非比較國民法官法庭量刑與第二審法院所為判斷之量刑是否一致，而是審查國民法官法庭量刑是否有依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各款量刑因子後，而予適用，所說明之量刑情狀，是否欠缺合理性，除非有極度不合理（例如忽略極為重要的量刑事實、對重要事實的評價有重大錯誤、量刑裁量權之行使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之情形外，原則上均應尊重原審法院即國民法官法庭所為量刑裁量權之判斷。　㈡原審判決詳為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之量刑因子後，說明其量刑理由如下：　1.犯罪之動機、目的、所受之刺激、被告與被害人之關係及犯罪手段：　　被告與被害人素不相識，因飲酒偶發衝突，先與周嘉揚及羅尚銓以徒手毆打、推擠及腳踹方式傷害被害人，並在與被害人肢體衝突過程中，不滿之情緒逐漸升高。當被害人遭毆打而趴倒在地後，被告雖經在場之人勸阻，仍不顧被害人可能因此死亡之後果，基於殺人之不確定故意，舉起滅火器，由上而下朝被害人左後腦敲擊1次。　2.犯罪所生損害：　　被告之行為造成被害人頭部外傷併顱底多處骨折、顱內出血，導致被害人大量出血、腦損傷及血液吸入肺部，經送醫急救無效而死亡。被害人死亡時為20歲，參酌被害人母親甲○○ 所述，被害人生前與母親、妹妹及女友同住，並在當舖工作，上班時間不固定，收入係由被害人自行使用，家人大多在週六、週日或假日互動。被害人之家人因被害人死亡而內心傷痛，均請求對被告從重量刑。　3.被告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品行：　　被告之學歷為高職肄業，入伍前從事板模工，於112年3月14 日入伍服義務役，於案發時24歲，為現役軍人。被告於本案發生前，因涉有恐嚇取財得利、強盜及槍砲等犯罪嫌疑由檢察官偵查中。被告有刑事案件在偵查中，仍未能自我約束及警惕而又犯本案之罪。　4.被告之犯後態度：　　被告見被害人頭部大量流血後，曾經嘗試以衛生紙按壓被害人之頭部止血。被告於案發後與友人周嘉揚串供，佯稱被害人係自行跌倒受傷，於警員到場後仍未吐實而捏造虛假情節，企圖逃避罪責，嗣於案發同日中午左右向警員自首犯罪，至原審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被告於犯後未能與被害人家屬和解，於原審審理期日雖向告訴人道歉並允為賠償，未獲告訴人接受。　5.原審國民法官法庭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上列事項並考量被告因一時衝動，鑄下大錯，所生損害非輕，但與其他縝密計畫、預謀犯罪之情形仍屬有異。被告年紀尚輕，最終仍能坦承犯行，面對自己之過錯，隨著年歲增長，智識成熟，將來仍有復歸社會之可能，並無將被告長期與社會隔絕之必要，兼衡刑罰特別預防之目的，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3年。又被告雖經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然而審酌本案發生之原因及情節，依其犯罪之性質，認無禠奪公權之必要，故不予宣告褫奪公權。　　　㈢經查：　1.本案原審判決係以行為責任為基礎，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所受之刺激、被告與被害人之關係及犯罪手段與犯罪所生之損害等情，次考量被告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品行等一般情狀，再考量與被告更生有關之犯後態度、與被害人家屬間之修復關係與社會復歸可能性等事項，其量刑業已依刑法第57條規定，審酌相關之一切情狀，不僅合乎罪責原則，亦兼顧刑罰之公正應報及一般或特別預防之目的，當屬適當。　2.又按死刑減輕者，為無期徒刑；無期徒刑減輕者，為20年以下15年以上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刑法第64條第2項、第65條第2項、第66條規定甚明。本案被告所犯為現役軍人殺人罪，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然原審依自首規定減刑，故法定刑中死刑減輕為無期徒刑、無期徒刑減輕為20年以下15年以上有期徒刑，有期徒刑之上下限減輕為14年11月以下、5年以上，是以本案被告處斷刑區間為「無期徒刑或2 0年以下5年以上有期徒刑」，原審經上述審酌後，處被告落於處斷刑區間中度之有期徒刑13年，對照前述被告之犯罪情節，並無明顯有過重、過輕等逸脫責任刑範圍情事，更足徵原審業已本於行為責任原則，具體審酌被告犯行不法內涵與責任嚴重程度，確認被告適當之責任刑範圍，並依據前述與其行為責任或社會復歸相關之一般情狀調整最終具體之刑度，故難認有何裁量不當之情形。　3.此外，本案亦未見原審有何遺漏重要量刑事實、錯誤評價重要量刑事實，或相較於類似情節之犯罪，有明顯量刑過重、過輕等顯失均衡情事，堪認原審經由國民參與審判後，已本於刑罰目的，在處斷刑範圍為適當之裁量，而無裁量逾越或濫用之情形。　4.檢察官、被告雖分別執前詞主張原審量刑不當。惟查：　⑴檢察官上訴意旨所舉被告無端殺害被害人之惡質動機、行為手段兇殘程度等應予以從重考量之犯罪情狀，以及其犯案後曾有積極逃避追查行為之犯後態度，俱經原審充分審酌評價，是就此亦難認為原審判決有何漏未評價重要量刑情狀或評價明顯不當之情形可言。　⑵又自首減刑事由僅為調整降低處斷刑區間，並不代表必然要減輕至低於法定刑程度，被告就此部分之辯解，亦有所誤會。　⑶再依刑法第57條規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為量刑審酌時尤應注意之情狀之一，被告自身既然業已因涉及其他刑事案件而受檢察官偵查中，無論後續偵查結果為何，本即應謹言慎行，然被告無法約束自身行為，又以上開暴力方式侵害他人生命法益，行為自有不該，原審將此納入作為從重量刑之情狀，並無不當之處。　⑷再被告犯後固然曾表達與被害人和解之意願，然其僅能簽發本票，無法實際支付和解賠償金額，故告訴人無法接受，此一犯後態度及未能取得被害人諒解之修復情形，均如實記載於原審判決，堪認已經原審本於裁量權行使而為適當衡酌，亦難認為有何不當之處。　⑸此外，檢察官、被告復未能舉出在原審辯論終結後，有何發生原審判決所未及審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難認原審判決有何檢察官、被告所指量刑不當之情形可言。　㈣從而，檢察官猶執前詞而提起上訴，認為原審自首認定不當，不應依自首規定減刑，且應對被告量處更重之刑度；被告仍執前詞提起上訴，認為原審量刑過重，均無理由，應予以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姚承志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亞蓓、李孟亭提起上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芯卉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現役軍人犯刑法下列之罪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各該規定處罰：一、外患罪章第109條至第112條之罪。二、瀆職罪章。三、故意犯公共危險罪章第173條至第177條、第185條之1、第18 5條之2、第185條之4、第190條之1或第191條之1之罪。四、偽造文書印文罪章關於公文書、公印文之罪。五、殺人罪章。六、傷害罪章第277條第2項、第278條第2項之罪。七、妨害性自主罪章。八、在營區、艦艇或其他軍事處所、建築物所犯之竊盜罪。九、搶奪強盜及海盜罪章。十、恐嚇及擄人勒贖罪章。前項各罪，特別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戰時犯前二項之罪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1-28

TPHM-113-國審軍原上訴-1-20241128-2

交易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207號公訴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斯品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 75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王斯品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 000元折算1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所犯法條，除下列補充及更正外，其餘均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㈠證據部分應補充：「被告王斯品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㈡被告肇事後，因報案人或勤指中心轉致資料予前往現場處理之員警時，未報明肇事人姓名，嗣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員警前往現場處理時，因被告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乙節，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參（見偵卷第41頁），被告所為應已符合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疏未注意，致告訴人許美華受有傷勢，且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對其有所賠償，實屬不該，惟被告犯罪後已坦認犯行，態度尚可，兼衡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被告素行（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1，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長樹提起公訴，檢察官周啟勇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富容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彥端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附件】：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758號　　被　　　告　王斯品　男　40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里0鄰○○街0號　　　　　　　　　　　　5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黃雅羚律師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其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敘述如下：　　　犯罪事實一、王斯品為基隆市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清潔隊資源回收車駕駛員，於民國113年2月8日上午6時55分許，駕駛環保局車號000-00號大貨車，至基隆市○○區○○路000號前，執行資源回收，欲路邊停車在環保局垃圾車後方，適許美華正站立在垃圾車後方倒垃圾，王斯品應注意能注意穩妥腳踏離合器並入檔後，始得緩慢釋放離合器使車輛移動，竟疏未注意而左腳踏空打滑，致使車輛頓挫往前，車頭撞擊許美華，王斯品見狀急欲下車察看，復未注意檔位並未正確打入倒車檔，致車輛再次頓挫往前，車頭再次撞擊許美華。王斯品見狀再次確認檔位打入倒車檔，倒車停下後，下車察看，許美華因前揭撞擊受有雙側骨盆骨折、右側髕骨骨折、脾臟撕裂傷、右側肋骨第9、10根骨折等傷害。二、案經許美華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　據　並　所　犯　法　條一、證據項目及待證事項編號證據待證事項一被告王斯品之供述坦承全部犯罪事實二告訴代理人林靜怡指訴告訴人因本案受有診斷書所載傷勢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現場照片、行車紀錄器檔案及擷取畫面本案車禍現場路況、被告及告訴人行向、車禍過程及車禍後停留位置四診斷證明書告訴人所受傷害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過失傷害罪嫌。告訴代理人認被告所犯為殺人未遂罪嫌。惟查，被告與告訴人並不相識，難謂有何仇怨，被告事發後下車救護，非如一般殺人案件行為人再採殺著以確保完成殺人犯行，難認被告有取被害人性命之故意，此部分所指法條尚有未合，併予敘明。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致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檢　察　官　張長樹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書　記　官　洪士評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27

KLDM-113-交易-207-20241127-1

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妨害秩序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97號公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吳文憲林憶茹郭定帷籃立為蔡承樺賴冠宇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8133號），被告等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等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己○○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捌月。緩刑參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庚○○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辛○○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丁○○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柒月。乙○○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丙○○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　　犯罪事實一、己○○係庚○○之配偶，因庚○○與戊○○有停車糾紛，雙方乃相約於民國112年7月15日23時許，在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3段與祥和路口附近之鐵路高架橋下見面商談，嗣戊○○即由其姐夫康凱翔陪同前往現場，而己○○、庚○○、辛○○、丁○○、乙○○、丙○○均明知上開處所為不特定人車隨時會經過之公共場所，如攜帶木棍在該處聚集三人以上實施強暴行為，顯會造成公眾或出入人員恐懼不安，危害當地安寧及公共秩序，然己○○ 仍邀同辛○○、丁○○、乙○○、丙○○分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 RDR-3333號、BPC-0822號、AKQ-3000號、BRQ-5353號自用小客車到場助陣，同日23時27分許，雙方抵達上開地點後，庚 ○○即要求戊○○道歉，惟因戊○○拒絕，己○○遂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之犯意，庚○○、辛○○、丁○○、乙○○、丙○○共同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意聯絡，在上開公共場所，持可供兇器使用之木棍攻擊戊○○，或徒手毆打、推擠或用腳踢戊○○，對戊○○實施強暴行為，造成戊○○受有頭部挫傷合併腦震盪、前胸壁挫傷、右手肘挫傷等傷害(傷害部分，業據撤回告訴)，並妨害附近住戶之深夜安寧。嗣警接獲戊○○報案，調閱相關監視錄影循線查獲上情。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被告己○○、庚○○、辛○○、丁○○、乙○○、丙○○(以下合稱被告6 人)所犯之本案犯罪，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等於準備程序就上開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其等與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情事。爰俱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 84條之1規定，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 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等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6人於警詢、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71-76、89-94、97-102、1 09-115、123-130、137-142、375-381、385-389頁、本院卷第99-100、117-118、120-121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戊○○( 下稱被害人)、證人康凱翔、陳嘉民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偵卷第149-152、153-155、157-159、173-175 、189-192、343-346頁)，並有員警職務報告、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和解書、路口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潭北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在卷可稽(見偵卷第61-62、215、217、221-265、271-2 73、275-283頁)，足認被告6人前開任意性自白核與客觀事實相符，均堪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6人上開妨害秩序之犯行均堪認定，皆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一、按公共場所係指公眾聚會、集合或遊覽之場所，如街衢、公園等是；至所謂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則指非公共場所而為不特定之公眾得隨時出入之場所而言，而KTV營業場所(包含包廂、樓梯間等處)則屬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又刑事法上所稱之「首謀」者，係指在人群之中，為首倡議，主謀其事，或首先提議，主導謀劃之人。又本罪非難之法益侵害，在於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行為強度，已有可能因集體之情緒失控及所生加乘效果，而有外溢侵及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現實法益之危險，以致於危害公眾安寧、社會安全；並不以行為人須預先訂定犯罪計畫、攜帶器具、人數可隨時增減，或應持續相當之時間為必要(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0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案發地點為鐵路高架橋下方，屬於公共場所，而被告己○○於前揭時、地，首倡謀議實施強暴，聯絡被告辛○○、丁○○、乙○○、丙○○等人前來上開地點助陣及實施強暴，乃係居於首謀之地位，且被告6人持客觀上足以供兇器使用之木棍違反本案，是核被告己○○所為，係犯刑法第 150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罪；被告庚○○、辛○○、丁○○、乙○○、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第 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又起訴意旨並未具體敘明被告6人分別係涉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何種行為態樣(究竟是單純下手實施抑或兼為首謀)，僅泛稱為妨害秩序罪，本院乃係於犯罪事實及論罪法條中具體特定各別被告之行為態樣而已，且首謀、在場助勢及下手實施之罪名均規定在同一條項，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僅係參與犯罪程度不同，尚不涉及罪名之變更，故就被告己○○論以首謀罪部分，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而本院已就被告己○○涉及首謀罪部分，於準備程序及審理中進行諭知(見本院卷第97、107頁)，亦無礙於其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併此敘明。另起訴意旨漏未斟酌被告6人所為犯行兼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之加重情狀，容有誤會，惟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本院於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已補充告知被告6人涉及上開罪名(見本院卷第97、107頁)，已保障其等訴訟上防禦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如上。二、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為典型之聚眾犯，係指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進出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等特定區域，聚合三人以上，對於特定或不特定之人或物施以強暴脅迫，並依個人參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罰，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3231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7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規定之「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此3種參與犯罪程度不同之態樣，彼此間並無成立共同正犯之餘地。準此，被告庚○○、辛○○、丁 ○○、乙○○、丙○○所為意圖供行使之用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暴部分，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至於被告己○○於本案則係居於首謀之地位，邀集其他被告到場實施本案，參與程度相較其他被告，應屬更為嚴重之情節，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得論以共同正犯。　　三、刑之加重部分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部分：　　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同法條第2 項定有明文。該規定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得裁量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屬於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惟依上述規定，法院對於行為人所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2款、第1項之行為，是否加重其刑，有自由裁量之權，倘未依該項規定加重，其法定最輕本刑及最重本刑應無變化，如宣告6月以下有期徒刑，自仍符合刑法第41條第1 項前段所規定得易科罰金之要件。亦即，是否予以加重，應由法院考量對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是否大幅增加、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是否有所提升等項為斷，法院自應審酌個案犯罪情節、聚集人數、兇器種類、因群眾失控導致犯罪規模擴大或加劇法益侵害，暨波及無辜第三人而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審酌被告6人雖持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木棍為本案犯行，然其等施暴之時間非長，並無長時間持續施強暴致危險程度難以控制之情形，且並未波及經過現場之無辜第三人，而除被告己○○、庚○○有持木棍攻擊告訴人外，其餘4名被告並未使用任何武器，其等所為對於社會秩序之危害程度，未因攜帶兇器而有顯著提升，復均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為賠償，告訴人亦具狀撤回告訴，而表示不願追究被告6人，此有和解書、撤回告訴狀可佐(見偵卷第217、219頁)，再考量被告6人本案所涉為最輕法定刑6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已非輕罪，裁量後認為應無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 (二)累犯加重部分：　　查被告丁○○前因公共危險、殺人案件，經本院以102年度少訴字第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9年確定，檢察官就殺人罪部分上訴後，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中高分院)將原判決關於殺人罪部分撤銷，仍改判與原審相同之刑度，被告上訴後，由最高法院以103年度台上字第123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上開公共危險、殺人部分，復經中高分院以103年度聲字第659號裁定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年3月確定，於1 09年2月27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於111年12月7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此有被告丁○○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則其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屬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之累犯。本院審酌被告丁○○前案與本案所為，雖然罪名有異，然均屬帶有暴力性質之犯罪類型，且其於前案執行完畢相隔未滿1年，即再犯本案，足認被告丁○○主觀上有特別之惡性，且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又衡酌被告丁○○本案所犯之罪，依其犯罪情節，加重其法定最輕本刑，並不致生行為人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爰依刑法第47 條第1項規定及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意旨，予以加重其刑。四、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6人不思理性和平解決紛爭，竟於公共場所聚眾下手實施強暴，對社會秩序造成一定程度之危害，所為殊值非難；惟念及渠等均坦承犯行，且均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已履行和解條件，有如前述，足見渠等之犯後態度尚佳；兼衡其等各自於本案之參與程度、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暨被告己○○自陳學歷為高中畢業，目前自營從事殯葬業，經濟狀況普通，有2名未成年子女需要扶養；被告庚○○自陳學歷為高中畢業，目前從事美容業，經濟狀況普通，有4名未成年子女需要扶養；被告辛○○自陳學歷為高中畢業，目前自營從事殯葬業，經濟狀況普通，有1名未成年子女需要扶養；被告丁○○自陳學歷為高中畢業，入監前無業，經濟狀況勉持，不需要扶養其他人；被告乙 ○○自陳學歷為大學畢業，目前從事服務業，經濟狀況普通，不需要扶養其他人；被告丙○○自陳學歷為高中肄業，目前自營汽車租賃，經濟狀況普通，有2名未成年子女需要扶養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119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各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五、緩刑之宣告　　查被告己○○雖曾因公共危險、詐欺、圖利容留女子與他人為猥褻行為等案件，而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然其於前案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再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及被告庚○○、辛○○、乙○○、丙○○先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等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且上開被告均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已為賠償，業如前述，足見其等確已展現悔意並積極彌補過錯之態度，本院考量其等係因一時失慮而犯本案，經此偵查及審判程序之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爰併予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又為督促被告己○○、庚○○、辛○○ 、乙○○、丙○○確實悔過向善，並有正確之法治觀念，本院認尚有賦予其等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諭知被告己○○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2萬元，及諭知被告庚○○、辛○○、乙○○ 、丙○○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1年內，分別向公庫支付1萬元，以資警惕。又被告藍立為前因公共危險、殺人案件，經中高分院以103年度聲字第659號裁定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9年3月確定，於109年2月27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於111年12 月7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如前述，則被告藍立為之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迄今未逾5年，故不符合緩刑之要件，併此敘明。　　　肆、沒收部分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 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6人用以違犯本案之木棍1支，固然為渠等之犯罪工具，然上開物品除未據扣案外，復非違禁物，本院審酌該物品取得容易，價值不高，縱未予沒收，對於犯罪預防之目的亦無影響，並不具備刑法上之重要性，為避免增加執行科檢察官執行沒收之不便及成本，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基彰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魏威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弘祥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之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2024-11-27

TCDM-113-訴-1397-20241127-1

台上

最高法院

殺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919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王全成上訴人即被告曾文彥選任辯護人陳寶華律師林建宏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度矚上重更二字第23 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21290號、10 9年度偵字第213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曾文彥經第一審認定其有所載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殺人等犯行，而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被告犯殺人罪刑(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及沒收後，被告明示僅就量刑部分不服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關於量刑部分之判決，改判科處被告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已詳敘其量刑審酌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所為論斷，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三、上訴意旨： (一)檢察官部分１、原判決認被告符合自首要件，並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似認被告符合刑法獎勵自首之立法目的。然被告撥打報案電話並透露其有放火之行為，目的係為儘速獲得送醫救治之待遇，非出於真心悔悟而主動向警方坦認犯行，況依卷內之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火災現場勘查採證(顯示起火原因係遭人為潑灑汽油縱火、被告所著衣物檢出汽油類易燃液體成分)等跡證，無待被告自首，偵查機關即易於發覺被告犯罪，再依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鑑定書(下稱成大精神鑑定書)所載被告就犯案過程所為之陳述及於原審之陳述，均自認其不符合自首之要件，益徵其是為求警將其送醫而報案，非自首並接受裁判。又原判決就有否因被告之自首而使偵查機關易於偵明犯罪事實真相及節省司法資源，並避免株連無辜等情，並未詳為說明，遽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所採用之證據復與卷證資料不相適合，顯有證據上理由矛盾、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理由不備、適用法則不當及裁量權濫用等違法。２、原判決說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6條及該公約之人權事務委員會(下稱人權事務委員會)於西元2018年就第6條所公布之第36號一般性意見(下稱一般性意見)第49段前段所宣示得迴避死刑事由之「特殊障礙」，非等同於刑法第19條之「精神障礙」或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1 項所指之「精神疾病」，而「人格違常者」非無可能得認係屬「特殊障礙」之一種，可以為迴避死刑之事由等旨，惟就所認定「反社會人格障礙」屬公政公約所指「特殊障礙」之一種，並未就臨床醫學上依據及二種障礙之病因、病情如何相同說明其判斷之理由，逕認被告之「反社會人格障礙症」得將之視為迴避死刑之事由，攸關被告刑罰之量定，原判決論述未盡完備，有理由矛盾之違法。３、原判決說明「就特別預防之刑法目的而言，考量被告之品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犯後態度、及其因有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症，是未來再犯重大案件之可能性極高，且並非虛張聲勢，而是有可能付諸實際行動，兼及其更生矯正改變之可能性雖難認全無，然可能性甚微」等語，似認被告已無教化矯正及更生改善之合理期待可能性，仍然會因衝動人格特質，而做出毀滅性破壞行徑；另說明「認必須藉由對被告長期監禁之手段，始足以撫慰被害人及罹難者家屬之永恆傷痛，並促使被告矯正更生及改變，兼以預防其未來再犯重大犯罪及對社會之危險性。」等語，似認被告有教化矯正及更生改善合理期待之可能性，且此部分採證，與成大精神鑑定書、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下稱嘉南療養院）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下稱中央警察大學）評估鑑定報告等卷證資料不相吻合，自有理由矛盾及調查未盡之違法。４、關於死刑案件的量刑，必先斟酌與犯罪行為事實相關之「犯罪情狀」（如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刺激、手段、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危險或損害等）是否屬於情節最重大之罪，作為劃定是否量處死刑之範疇，再審酌與犯罪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如行為人之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後態度等），有無減輕或緩和罪責之因素，尤須注意有無公政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所定因行為人個人情狀而不得量處死刑之情形。如依「犯罪情狀」可以選擇死刑，法院仍應考量「一般情狀」，包含行為人之精神障礙情形，藉以判斷有無降低或減緩其可責性之因素，能否保留一線生機。至於量刑階段斟酌行為人之精神障礙是否具有限道德上可責性，乃有別於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關於行為人於行為時責任能力有無或減輕之判斷。即使行為人於行為時不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事由，仍應於死刑量刑審酌其「一般情狀」時，斟酌其精神障礙是否具有限道德上之可責性。則原判決認定上開公政公約所指「人格違常者」或「特殊障礙」者，為犯罪有責性判斷之一要件，而非屬量刑應審酌之「一般情狀」是否具有限道德上之可責性？實情究如何？此重要疑點攸關被告犯罪有責性之認定，自應詳加調查釐清，並剖析論述明白。原判決就此有否利於被告之重要疑點未詳予調查釐清，亦未於理由詳予論敘說明，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決理由欠備或矛盾之違法。５、原判決認依被告之一般情狀無再下修調整刑度之餘地，理由敘明針對刑法第57條(第4至6、10款)之「行為人個人一般情狀」事由及其他相關之一般情狀(被告未來社會復歸可能性、暨再犯可能性及更生矯正教化可能性)等語。似漏未審酌公政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所定因行為人個人情狀之情形。此攸關被告刑罰之量定，原審未詳加析究，同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決理由欠備之違法。 (二)被告部分１、證人中央警察大學沈勝昂教授之補充鑑定報告，認其有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且不排除為自閉症類群障礙症，應屬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1項第1款之精神疾病；鑑定人陳柏熹醫師亦證述其之「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強度十分嚴重，縱有完整之家庭、社會功能系統之支持，亦無法完全改善，已達精神疾病之嚴重程度，使其對於行為違法性之認知與常人不同，是其為本件犯罪時縱記憶清晰、邏輯清楚，且將其思考付諸執行，仍係受「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之影響，而欠缺依其辨識行為之能力，換言之，其對自己行為造成他人法益之侵害，因「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缺乏理解性與同理感，僅遵從自身衝動為之，屬因精神障礙致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的情形，至少亦應可認有控制能力顯著降低之情形。原判決未充分考慮上開證述及其自閉症之精神障礙狀況，認其未符合刑法第19條之規定，自有理由不備。２、原判決忽略部分被害人家屬曾表達願意原諒其本人及其家人曾給付相關被害人及罹難者家屬一定數額之慰問金，而未完整說明何以此情形未能屬於可得減刑之情狀，有理由說明未盡之違法等語。　　　　四、 (一)諭知死刑乃剝奪被告生命權之極刑，一旦宣告並執行，即對被告造成不可回復之生命損失，原即應慎重、節約適用，法院審查此類案件時，應考量於死刑之外是否尚有向下減輕可能之裁量空間，除犯行本身之情節須屬最嚴厲之程度外，已無任何可供下修量刑之餘地時，始能量處死刑。從而，倘行為人之犯罪已有符合法定減輕其刑規定之情形，如屬絕對減輕事由，不得判處死刑，固不待言，倘屬相對減輕事由，此際法院之裁量權亦應予限縮，除非有顯不符合減輕其刑規定之立法目的之情形外，原則上仍應予以減輕其刑之考量，始符合於我國有法律位階效力之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規定及該公約之人權事務委員會就上開公約第6條所公布之一般性意見之第35段及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所共同揭櫫禁止恣意剝奪生命權之精神。犯罪行為人對於其所犯未發覺之罪自首而接受裁判者，除有特別規定外，得減輕其刑，為刑法第62條定有明文。此主動申告未經發覺之罪，而受裁判之法律效果，在外國法例有列為量刑參考因子，予以處理，我國則因襲傳統文化，自刑法第57條抽離，單獨制定第62 條，成為法定減輕其刑事由，嗣後再參酌日本法例，於民國 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將自首由必減輕，修正為得減輕，依其修正理由所載：自首之動機不一而足，為使真誠悔悟者可得減刑自新之機，而狡黠陰暴之徒亦無所遁飾，以符公平等旨，堪認自首規定之立法目的，兼具獎勵行為人悔改認過，及使偵查機關易於偵明犯罪之事實真相，以節省司法資源，並避免株連疑似而累及無辜。刑法第62條既已將自首列為法定減輕其刑事由，法院即應於量刑前先予審酌，以決定處斷刑範圍，且該規定既未以真誠悔悟為要件，上載立法理由之說明僅得列為法院是否減輕其刑之部分衡酌因素，法院就符合自首要件者是否給予減刑寬典，允宜就行為人是否悔過投誠、有無因此節省司法資源並避免搜查逮捕株連疑似而累及無辜之雙重立法目的予以綜合審酌，於個案上係立法者委由裁判者視具體情況決定減輕其刑與否，而為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範疇。而行為人如於偵查機關發覺前，主動供出，偵查機關即因行為人之供述，得悉整個犯罪之全貌，進而依法偵辦，自有助益偵查，且主動申告尚未被發覺之犯罪，自是自我擴大犯罪之不法及罪責內涵，依社會通念，難認其全無悔改認過之心而可認非屬真誠悔悟者，原則上即得減輕其刑，除可認行為人於犯罪前即有自首以圖減刑寬典之計畫，或犯罪後急求己身自首減刑而任令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擴大，或犯後本無靜候裁判之意，嗣因迫於檢警嚴厲追查壓力，內心實無罪惡感而僅存減刑動機等狡黠陰暴者等之表現，始得例外不予減刑。倘自首減刑之裁量權行使符合規範體系及目的，無所逾越或濫用，且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二)原判決敘明依證人王柏清(員警)之陳述、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玉井分局玉井派出所警員職務報告、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第二大隊玉井消防分隊職務報告、110報案對話譯文及第一審之勘驗筆錄、逮捕被告之現場相片等證據，可認被告係在警方僅知位於○○市○○區○○里○○00號之0「真理佛堂前輩堂」(下稱前輩堂)發生火災，然尚完全不知火災發生之原因，亦無獲任何情資足以查覺係何人縱火引發本件火災時，被告即主動撥打 110為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之報案內容，告知警方其有縱火行為及其所在位置，並向循此訊息前來之員警陳述實行本件放火之方法與過程，並提出其縱火使用之打火機，足證被告係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發覺其犯行前，主動向員警自首犯罪並接受裁判，合於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要件等理由綦詳。而依卷內刑案蒐證照片及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急診護理過程紀錄及證人謝孟羱(警員)之陳述，被告撥打110報案電話時，僅雙腳小腿小面積燙傷，警方迄108年12月14日1 7時許方將其送醫，且送醫之主要原因是拿憂鬱症藥物，因警員勸以如不處理燒燙傷會有截肢風險，被告方願意醫治等情；再依卷內資料，被告向警方自首時即承稱其縱火前係到 7-11超商叫計程車搭乘而到達火災現場，警方乃得循線找到計程車司機陳宏昇，然陳宏昇於同日12時50分之警詢稱不認識被告，經警提供加油站監視器錄影畫面後，方指認畫面中之被告即其搭載之人，於同日14時04分之偵訊中尚稱「(問：今天早上是否有看到玉井發生大火的新聞?）答：沒有，是早上載我女兒出門時，警察有電話給我，我才知道」等語（見警卷第59至63頁，第21290號偵卷一第135頁），另王柏清之職務報告亦記載：當日凌晨1時23分接獲通報真理佛堂火災，約於1時29分到達火災現場時，又接獲勤務中心通報一名自稱縱火可疑男子在○○市○○區○○里○0○○○路口附近，其立即駕駛巡邏車折返至該地點了解，通往火警現場「路段偏僻，深夜時段人車出入稀少」，約於1時30分到場後一眼認出該名男子為被告仰躺在路旁地上，大聲叫囂雙腳小腿被火燒傷需要就醫並親口坦承縱火犯罪經過等情（見第21290號偵卷一第9頁），證人林○恩(打119火警報案電話之人)於警詢稱：其於1時17分發現火警，1時22分打119火警報案電話，未看到何人縱火，現場沒有監視器，偵查中亦稱發生火災時，在現場未看到被告。且經警查證亦無人指證火災案發現場之佛堂附近有監視器(只有臺3線省道紅綠燈有監視器)或有人看到被告在火災現場，刑案蒐證照片之計程車000-0000 號行經玉井區臺3線三埔路口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同上偵卷一第337至341頁)，亦僅顯示計程車外觀及被告在路上徒步之畫面，客觀上均非立可明確辨識本件縱火究係何人所為，警方縱查明起火原因係遭人為潑灑汽油縱火及被告所著衣物檢出汽油類易燃液體成分，亦係於被告自首後主動提供相關訊息予警方，俾得循線為上開之查證或自行卸下身上所著衣物及所攜帶之打火機以供警方扣案之證物，足見被告撥打110 報案電話當時，既未陷於須求救送醫否則難以救治其生命之境地，縱不排除其目的亦冀望由警送醫救治之待遇，其究未如一般嚴重犯罪之人，為恐其犯罪被發覺或被逮捕，而於被發覺犯罪前即行逃匿無踪或自尋療傷途徑，反於未受外力拘束行動、未遭人發覺其犯罪或行跡曝露之時，即主動報案並陳述自己犯罪，又留在犯案現場等待警方到場而對其逮捕，縱預見警方會同時對其傷勢有所救治，不能因此排除其主觀上非出於對自己所為犯罪亦有所悔悟之意思，且火災現場路段偏僻，深夜時段人車出入稀少，究係何人縱火，並無何目擊者或現場留下之任何跡證可供憑斷，若無被告本件之自首，警方尚非易於追查以明瞭何人縱火，且林○恩發現火災於當日凌晨1時22分119報警之不久，被告於約1時24分打110向勤務中心報案並自稱縱火，王柏清於1時30分即在火災現場不遠處發現被告仰躺在路旁地上，此時距被告著手傾倒汽油並縱火之時間點即108年12月14日1時14分許相距不久，相對於因該縱火所發生前輩堂北棟1樓及夾層之嚴重毀損狀況，並導致在房間內睡覺之9人逃生、7人逃生不及遭燒傷並因而窒息死亡，發生損害結果所須之時間自屬相當，益見被告係於縱火後不久，不待確認火勢及濃煙蔓延擴散程度，旋即報警自首，客觀上亦難認其自首目的僅係為儘速獲得送醫救治之待遇，而非出於真心悔悟而主動向警方坦認犯行；原判決並另說明被告於本案甫發生後，於警詢時，就本案犯行之動機、行為之時間、地點、順序、行為之對象等，均切題陳述，又坦認其實行本件犯行時，係自主一手策劃等情，是被告自首後如實坦認犯案過程之主客觀情節，顯有助於因此簡省查明真相、偵審司法資源之浪費及可避免株連其他無辜，自是自首且和盤供出本件重要情節後之必然結果，原判決就此部分雖未再加論述，於認定符合自首之要件及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之立法目的之本旨，並無影響。又卷內無證據足證被告之自首有於犯罪前即預擬以圖減刑寬典之計畫，或犯罪後僅顧自首減刑而任令火災之災情擴大(警方於被告自首前已接獲火災報案)，或犯後因迫於檢警嚴厲追查之壓力而自首等情形。是原判決依自首規定減輕被告之刑，尚無不合，無檢察官上訴意旨１所謂有調查未盡、理由矛盾、理由不備、適用法則不當及裁量權濫用等違法之情形。五、原判決於敘明依司法鑑定結果及參酌被告於到案後完整切題之陳述表現及所述之一切犯罪情狀，被告行為時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情形之餘，另再附帶敘明公政公約第6條生命權之規定及人權事務委員會一般性意見第49段前段所宣示應迴避判處死刑之事由，係使用「特殊障礙」及「嚴重社會心理和心智障礙」之用語，非可等同刑法第19條所稱「精神障礙」，然「人格違常者」確非無可能得認係屬「特殊障礙」之一種，得將之視為公政公約所宣示之迴避判處死刑事由等旨。而卷內中央警察大學之評估鑑定報告及鑑定人陳柏熹醫師之證述，亦顯示被告確因精神長期損傷，造成理解刑罰、判斷事理、自我控制等知能不足或欠缺，而有降低或減輕可責性之情形(但非精神障礙，如下所述)，故被告在人格及心理上顯非正常之人。上開之說明，自係審酌被告有「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縱不符「精神障礙」定義，就文義之解釋，與公政公約所稱「特殊障礙」、「社會心理障礙」，並非絕然不能涵攝其內。本件被告之犯罪情節，本符合最嚴重之情形，僅因依自首減輕其刑後，已無選科死刑餘地之情況下，乃以稍寬鬆之解釋態度，強調被告罹患「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在自我有效辯護之可能性、道德可非難性之有限性，難謂未造成一定影響(強度上未符精神障礙之程度)而認與正常之人同立於平等之基礎，乃認可歸類為「特殊障礙」之一種，此與上開公約所揭櫫禁止恣意剝奪生命權之精神並無何違背。此依自首減輕其刑而不得判處死刑事由之外，再附加論述被告有「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而可納入「特殊障礙」、「嚴重社會心理障礙」範疇，係以重疊事由突顯終未判處死刑之合理依據，於論理法則並無違背。至關於責任能力方面，原判決又本於證據之取捨，另敘明依嘉南療養院司法精神鑑定之結果，被告縱罹有「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但非屬精神疾病，不符刑法第19條之免罰或減刑要件，中央警察大學(補充)評估鑑定報告、成大精神鑑定書及其鑑定人陳柏熹醫師之證述如何均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亦說明其憑以取捨判斷之理由，尚無不合。再本件依自首減輕其刑後，其處斷刑之最重本刑為無期徒刑，原判決並非以「反社會性人格障礙」屬公政公約所稱「特殊障礙」之理由作為審認說明何以不對被告科處極刑之主要且必備理由，未再就上開見解本於何臨床醫學依據及二種不同名稱之障礙之病因、病情如何相同等情說明其判斷之理由，於量刑之結果並何無影響。檢察官上訴意旨2及被告上訴意旨1均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六、 (一)法院關於量定刑罰之職權行使，乃先確認適用之法律（所論罪名、法條競合、想像競合）及其法定刑後，依法定之刑罰加重、減輕事由以確定處斷刑範圍，再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事由之一切情狀，就犯行情節相關事項，依其行為責任確認罪責範圍，另就行為人個人屬性事由，根據其再社會化或刑罰特別預防功能，衡量有無上下幅度調整之空間，綜合判斷，具體形成宣告刑。且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依上開規定，本於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責相當原則，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再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及參酌公政公約第6條第2 項規定，被告所犯縱係「最嚴重之犯罪」，除考量被告之「犯罪情狀(刑法第57條第1至3款、第7至9款規定參照)」外，仍須進一步衡酌與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刑法第57條第4 至6款、第10款規定參照)」，以判斷被告是否有再犯類似最嚴重犯罪之高度危險，且無更生教化、再社會化之可能，而必須宣告死刑此永久隔離之最後手段，或於未宣告死刑時，亦須採取宣告無期徒刑此等長久隔離方法之制裁手段。 (二)原判決認被告犯殺人罪，其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經依自首規定減輕後，處斷刑之最重者為無期徒刑，經逐一盤點與刑法第57條所列及其他與量刑相關之因子，予以整體考量及綜合評價，敘明：就被告犯罪情狀，依其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刺激，無何可憫之處；其犯罪手段，具有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及殺人直接故意之惡性；其與被害人間之關係，所為縱火、殺人行為係恩將仇報行徑；其犯罪造成住宅燒燬及受害人達16人，所生財產或生命之危險及損害極為鉅大嚴重等情狀，確認被告罪責範圍，本件犯行已達情節最重大而得處以最高刑度之上限( 於依自首減刑後為無期徒刑)之要件；就被告一般情狀，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一般情狀，並參酌嘉南療養院之量刑前司法調查鑑定報告及中央警察大學之(補充)鑑定報告就其他一般情狀(社會復歸、再犯及更生矯正教化等之可能性)所為相同結論(即被告具「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症」造成之性格及特質，於未來若欠缺家庭及社會之整體支援系統，再犯殺人等犯罪可能性仍極高、更生矯正改變之可能性甚微)；復參佐被害人及罹難者家屬意見(部分罹難者家屬、倖存者表示不原諒被告、部分罹難者家屬不堅持判處被告死刑)與修復補償狀況(被告家人曾給付相關被害人及罹難者家屬一定數額慰問金)，亦無從再下修被告之量刑；乃本於應報、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之刑法目的與尊重生命權之國際公約意旨及與矯正教化、社會復歸等相關之刑事政策，認必須藉由對被告長期監禁之手段，始足以撫慰被害人及罹難者家屬之永恆傷痛，並促使被告矯正更生及改變，兼以預防其未來再犯重大犯罪及社會之危險性，併符合罪刑相當、公平及比例等憲法原則，於處斷刑範圍內判處被告最高本刑之無期徒刑，並依刑法第37條第1項規定，宣告褫奪公權終身等旨，業逐一列敘有利、不利之量刑因子，並佐以被告有無再社會化的可能性，全面性地衡量刑度，既係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悖於罪刑相當原則，難認有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裁量權限之情形，無被告上訴意旨 2所指量刑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可言。七、另查：(一)原判決於量刑時，敘及被告已無教化矯正及更生改善之合理期待可能性，仍然會因衝動人格特質，而做出毀滅性破壞行徑等旨，係於認定被告所犯係屬最重大之罪，基於刑法應報及「一般預防」之目的，考量上開情狀原應量處法定最重本刑即死刑，惟因依自首減輕後僅能判處最重處斷刑之無期徒刑，因於無判處死刑餘地情形下，乃再敘明本於刑法「特別預防」之目的，考量被告之刑法第57條一般情狀及其「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症」所生再犯可能性高、更生矯正可能性微等情，既無以判處死刑，即須藉由對被告長期監禁之手段，始足以撫慰被害人及罹難者家屬之永恆傷痛，並促使被告矯正更生及改變，兼以預防其未來再犯重大犯罪及對社會之危險性等由，故無再由無期徒刑下修其他刑種餘地之情形而言，於論理上並無矛盾。(二)公政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第37段所宣示「在所有涉及適用死刑的案件中，判決法院必須考慮罪犯的個人情況和犯罪的具體情節，包括具體的減刑因素。……」之旨，係指於死刑之量刑時須審酌包括犯罪的具體情節與罪犯之個人情狀。上開依一般情狀而無再於無期徒刑之外下修調整刑度餘地之說明，係原判決就無期徒刑刑度之裁量所為論述，與公政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所定「涉及適用死刑的案件」之須注意有無因行為人個人情狀而不得量處死刑之情形並無關聯，於本件之量刑裁量上，自無就上開公政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所定之被告因行為人個人情狀之情形再為析究之必要。(三)於量刑階段斟酌行為人之精神障礙是否具有限道德上可責性，顯與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關於行為人於行為時責任能力有無或減輕之法定減輕其刑事由之判斷有別。即使行為人無上開法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事由，於死刑之量刑，仍應於審酌其一般情狀時，斟酌被告之精神障礙是否具有限道德上之可責性。本件之量刑既已依刑法第62條前段減輕其刑，自是脫離刑法第57條所列科刑時所應審酌之一切情狀範圍，已非屬死刑之選科，故公政公約所指「人格違常者」或「特殊障礙」者究為犯罪有責性判斷之要件，或屬量刑應審酌之一般情狀之有限道德上之可責性？於本件無期徒刑之裁量結果並無影響，自無再深究被告「人格違常」係犯罪有責性或有限道德上之可責性釐清及說明之必要。檢察官上訴意旨3至5所執原審之量刑有證據調查未盡、理由欠備或理由矛盾違法之指摘，均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八、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徒就原審量刑或其他裁量職權之行使，或原判決已明白論斷及於量刑結果不生影響之枝節問題等事項，持憑己見，漫為指摘，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本件檢察官、被告就刑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段景榕法　官汪梅芬法　官許辰舟法　官何俏美法　官洪兆隆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黃慈茵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2024-11-27

TPSM-113-台上-3919-20241127-1

國審強處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殺人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4號公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郭春生指定辯護人吳金源律師上列被告因殺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38 07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郭春生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五日起延長羈押貳月。　　理　由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或第101條之 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定有明文。二、被告郭春生因殺人案件，前經本院訊問後坦承犯行，且依卷附各項證據，足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於犯後員警到場時，仍未開門讓員警進入案發現場，已足認其有畏罪之事實，有相當理由可認被告有逃亡之虞，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情形，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而有羈押之必要，經本院裁定自民國113年3月5日執行羈押，於同年6月5日起延長羈押2月（第1次延長羈押）、同年8月5日起延長羈押2月（第2次延長羈押）、復自同年10月5日起延長羈押2月（第3次延長羈押），羈押期間至同年12月4日即將屆滿。三、茲因本件羈押期間即將屆滿，被告經本院於113年11月26日訊問時坦承犯行，考量被告所涉殺人罪為法定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刑期非輕，而依一般社會通念，受判決之刑度輕重，顯與逃亡之可能性成正相關，且被告犯後第一時間躲避員警追查，及其現無家人與其同住等客觀情狀均同前，自有相當理由認被告有逃亡之虞，是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 項第3款羈押之原因依然存在。就羈押必要性部分，被告現時雖罹患直腸癌併腸造口，固有卷附診斷證明書為證，惟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函詢法務部○○○○○○○○，業據該所提出收容人健康狀況評估單記載「被告意識清楚、四肢活動正常、生活可自理」、「腹部腸造口引流袋須定期更換」、「造口附近皮膚癢，可門診治療」、「直腸癌病情可門診追蹤」等語在卷（國審抗卷第33頁），客觀上堪信其現時尚能獲得適當醫療照護，且依其病況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 款「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再考量本案經提起公訴後尚未及行審判程序，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與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兩相權衡後，為確保將來後續審判或判決確定後可能之刑罰執行程序順利進行，尚無從逕以具保或其他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是認對被告繼續延長羈押之處分實屬適當且必要，符合比例原則，認仍有羈押之必要，應自113年12月5日起延長羈押2月。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狄建　　　　　　　　　　　　　　　　　　法　官　林于渟　　　　　　　　　　　　　　　　　　法　官　李冠儀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又甄

2024-11-26

CTDM-113-國審強處-4-202411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