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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375號上訴人陳彥呈選任辯護人陳韋誠律師黃大中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7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軍上訴字第16 號，起訴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軍偵字第10、11、1 4號，109年度偵字第7850號，110年度軍偵字第2、9、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陳彥呈入伍服役後（業已退伍），初任下士，復奉空軍防空暨飛彈第OOO旅第OOO營第3 連（下稱第OOO營第3連）連長之命，擔任該連下士預算代理財務士，負責辦理該單位定額經費審查管制作業、官兵薪餉作業、各項補助費用審查送件等業務，係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下稱事實）一之㈠所載利用職務上承辦受訓人員吳伯宣、陳仲凱、吳嘉倫、黃昱誠、柯宜呈（下稱吳伯宣等5員）請領止伙費核銷作業之機會，於該連電腦「撥帳入戶作業系統」中不實填載自己之郵局帳戶，使旅部財務士陷於錯誤，將止伙費轉匯至上開自己之帳戶；及於事實一之㈡、㈢所載與陳科文（另經判決確定）先後共同利用職務上承辦受訓人員黃昭豪、張哲維（下稱黃昭豪等2員），及吳伯宣、吳嘉倫、黃俊嘉、朱余柏青、賴瑞成、黃湘茹（下稱吳伯宣等6員）、蔡明暘等人請領止伙費核銷作業之機會，於該連電腦「撥帳入戶作業系統」中不實填載陳科文之郵局帳戶，使旅部財務士陷於錯誤，將止伙費轉匯予該陳科文之帳戶；又於事實一之㈣所載於收齊受訓人員黃靖、蔡育維、吳俊毅、江宇倫（下稱黃靖等4員）繳交之搭伙費後，竟侵占入己，未將之匯交訓練單位伙食團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1編號1至4部分所處罪刑，改判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如附表1編號1至3所示之現役軍人單獨或共同犯利用職務上機會詐欺財物3罪刑（含沒收，均另想像競合犯現役軍人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準文書罪）、論處上訴人如附表1編號4所示之現役軍人犯侵占非公用財物1罪刑，已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載述憑以認定之心證理由，核其所為論斷，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以覆核。三、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所定：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身分公務員」，係著重於服務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之身分，與同款後段之「授權公務員」、第2款之「委託公務員」有別。而「身分公務員」之任用方式，祇須有法令之任用依據即可，不論係經考試晉用、選舉產生、約聘僱用或政治任命，更不論係專職或兼任、長期性或臨時性。又所謂「法定職務權限」，不以法律明文規定者為限，其他具有法規性質之命令、機關長官基於內部事務分配而為之職務命令，以及機關內發布之行政規章等所定之職務，皆包括在內，凡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事務，均為其法定職務權限，且不以涉及公權力行使之事項為限，即無關公權力之公行政作用及其他私經濟行為，亦包括在內。而賦與該職務權限之方式，亦非必以書面派令為限，機關長官基於事務分配權責，以口頭命令分配執行職務者，亦屬之。　　　　原判決本此意旨，說明：上訴人原職務為補給勤務士，但因連部長官本於任務編組需要，命其代理預算財務士之職，賦與實際執行預算財務士之職務權限，即有辦理該單位定額經費審查管制作業、官兵薪餉作業、各項補助費用審查送件等業務之法定職權，自屬刑法上之身分公務員等旨（見原判決第12至14頁），於法核無違誤。上訴意旨猶執相同之說詞，以上訴人之任職程序不合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之規定為由，否認其具公務員之身分云云，惟上訴人於案發時已初任下士士官，擔任補給勤務士職務，本屬身分公務員，其經長官分配職務，命「代理」預算財務士，如何能謂因此無公務員之身分？此項上訴意旨無非置原判決之論述於不顧，憑持己意曲解法律，並非適法。四、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所定得為證據之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係源自對公務員客觀義務之信賴，且該等文書經常處於可受公開檢查之狀態（公示性），設有錯誤，甚易發現而予及時糾正，其真實性保障極高，而原則上承認其證據能力，此與同條第2款所定之業務上製作文書，須具有不間斷、規律準確且即時製作之例行性，其虛偽之可能性小，始賦予證據能力，尚有不同，此觀立法理由自明。是以，衹要係公務員基於職務上就一定事實之記載，或就一定事實之證明而製作之文書，而其內容不涉及公務員主觀之判斷或意見之記載，即屬於上述第1款所稱特信性文書之範疇，縱使公務員並非於其職務執行完成即時製作，祗須視其事後製作確屬職務權限範圍之內，並有客觀性之保障及檢查糾錯機制，即能肯認其證據能力。　　原判決因此載敘：上訴人所爭執之卷內關於事實一之㈡第OOO 營第3連原始憑證黏存單及支出證明單1張、第OOO營第3連費款撥帳入戶統計表1張、民國107年9月14日簽稿併呈1張、第 OOO營第3連原始憑證黏存單（第1號）1張；事實一之㈢107年 9月4月便簽4張、107年10月12日便簽1張、107年10月17日便簽2張、第OOO營第3連費款撥帳入戶統計表3張、107年12月1 4日簽稿併呈、第OOO營第3連原始憑證黏存單各2張、第OOO 營第3連107年9月4日止伙申請單、請領止伙費人員證名冊、止（退）伙申請人員名冊各4張、第OOO營第3連107年10月12 日止伙申請單、請領止伙費人員證名冊、止（退）伙申請人員名冊各1張、第OOO營第3連107年10月17日止伙申請單、請領止伙費人員證名冊、止（退）伙申請人員名冊各2張、107 年10月8日及12月14日簽稿併呈各1張，均屬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合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之規定，況上訴人對於上揭證據所待證之行政流程及金額流向部分，均不爭執，而具有證據能力等旨（見原判決第8、9頁），於法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固以上開文書關於楊仕淋事後製作部分，欠缺例行性，仍爭執其證據能力。惟原判決亦已交代：楊仕淋接辦財務士後，因發現上訴人承辦期間有諸多文書逸失，依上級主計長官指示於確認相關受訓情事及帳務金額無誤後，始補行製作憑證留存，且補作資料均可辨別為補作等情，為證人楊仕淋、吳柏森、王敬昕分別證述屬實，即係於原始文書或憑證滅失之情形下，財務人員及主管根據事實及金額所補作，憑以完整財務資料，應為會計作業之一部分，無礙其真實保障等旨（見原判決第10頁），於法亦無不合。雖原判決漏未說明上訴人所爭執卷內關於事實一之㈣第OOO營第3連108年1月1日止伙申請單、請領止伙費人員證名冊、止（退）伙申請人員名冊各1張等文書，如何具有證據能力之理由，惟此部分文書同屬公務員職務製作之文書，本於同一原因，原判決援為認定此部分事實之證據，尚無違誤，此項判決微疵無礙於判決之結果，亦不能指為違法。是以此部分上訴意旨，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證據之評價，亦即證據之取捨及其證明力如何，係由事實審法院依其調查證據所得心證，本其確信裁量判斷，倘不違反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難僅憑自己主觀，遽指違法，而資為上訴第三審的適法理由。　　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事實一之㈠部分犯行，已依憑上訴人曾坦承因吳伯宣等5員未交付郵局存摺，因此先將應給付之搭伙費，匯入自己之郵局帳戶的供述，及證人吳伯宣等5員、蘇辰羽、吳宴惠之證言，再參酌卷內107年1月1日便簽等相關文書證據，相互參照，而敘明其取捨之理由。並對上訴人否認犯行，改稱：伊並非承辦人，未曾在「撥帳入戶作業系統」點選自己帳戶將上開款項匯入，在發現後已自行領出返還予吳伯宣等5員云云，認不足採憑，予以指駁：上訴人此項辯詞，與先前供述不符，難以採信；且上訴人所提出107 年4月23日收據及吳伯宣等5員簽名冊，是分別兩張，並無相連，且有大部分留白，而吳伯宣等5員多證述並未看到該收據內容，且一致證述未收到本次受訓之止伙費，該收據及簽名冊實為蓄意造假，且吳伯宣等5員於報到時，亦已提供郵局或金融機構帳戶，上訴人竟將其等之止伙費匯入自己郵局帳戶，顯然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等旨（見原判決第16至21頁），經核並未違反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亦非僅以自白即據為論罪的證據。上訴意旨仍謂上訴人之自白並無補強證據，且其於憲兵隊筆錄並未錄音，亦無證據能力，並非上訴人故意點選自己帳戶而為匯款云云，惟上訴人於原審對其供述並不爭執證據能力（見原審卷一第 322、328頁），此部分上訴意旨，無非係未依憑卷證資料，且就原判決已於理由說明之事項，泛詞爭辯，並非合法。　　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事實一之㈡、㈢部分犯行，亦綜合證人黃昭豪等2員、吳伯宣等6員、黃智明、吳宴惠及同案被告陳科文之證述，及卷內107年5月20日、9月4日、10月12日、10月 17日便簽、陳科文褒忠郵局帳戶之用戶基本資料及歷史交易清單等相關文書證據，逐一勾稽，而載明其判斷之理由。並對上訴人否認犯行，辯稱：伊祗是依黃昭豪等2員及吳伯宣等6員的請領止伙費承辦人已製作之簽呈，將該承辦人已在撥帳入戶作業系統填寫點選完成之資料上傳雲端，由旅部逕自撥款，並不知上開止伙費係分別匯入陳科文之郵局帳戶云云，認不足採信，加以論駁：依黃智明、朱余柏青、吳宴惠等人之證詞，可知第OOO營第3連受訓官兵，如係自行繳納搭伙費，承辦人於完成簽辦參訓及止伙後，仍需待受訓完畢並繳回搭伙費收據，方得辦理退還止伙費，而止伙費究係撥付何人帳戶，則係於操作「撥帳入戶作業系統」辦理退還止伙費時，始進行登載勾選而定，與最初承辦人並無必然關連。況且上訴人亦須依承辦人所製作之撥帳入戶統計表，負核對之責，其復已在各承辦人呈請核銷之便簽上核章，何以未曾發現帳戶錯誤。而陳科文已指證稱係上訴人為返還借款，乃操作撥帳入戶作業系統，將他人的止伙費轉到其郵局帳戶等語，此復有107年12月11日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可參。且上訴人於偵查中亦曾自承為行政便利，將吳伯宣等6員之止伙費新臺幣（下同）19,316元匯予陳科文之帳戶，委請陳科文協助發放之情。另蔡明暘亦證稱伊於107年9月曾將受訓搭伙費收據交給上訴人請領止伙費，但一無下文等旨明確（見原判決第29至34頁），所為論斷，並未違反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亦已履踐其證據調查之義務，核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上訴意旨無視於原判決已為之論敘，仍謂上開便簽之上訴人職章係遭盜蓋，止伙費匯入何人帳戶，並非上訴人所能決定，其縱未實質審查，亦僅行政疏失，陳科文係為爭取減刑，始為不實指證云云，空言否認犯行，重為事實上之爭辯，指摘原判決違誤，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事實一之㈣部分犯行，係憑持上訴人已坦承向黃靖等4員收齊搭伙費72,000元後，並未匯付予接訓單位伙食團之供述，及證人黃靖等4員之證詞，並參酌卷內上訴人之林內郵局帳戶交易明細、臺灣銀行斗六分行109年1 1月23日函文等證據資料，交叉剖析，詳述斷定的理由。復對上訴人否認犯行，辯稱：伊於收取上開搭伙費後，即於10 7年12月18日至臺灣銀行斗六分行辦理匯款，然數日後卻接獲該行通知稱因其匯款單上戶名書寫錯誤，須辦理退款重匯，且因適逢國庫關帳及接受財務督導，不知如何處理，乃先將款項放置家中，惟因疏忽遺忘此事，才未繼續辦理云云，認不足為憑，予以駁斥：依臺灣銀行斗六分行函覆及第一審勘驗之結果，及上訴人的林內郵局帳戶於108年11月13日有提款共72,000元之紀錄，足見卷內107年12月18日之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收款書影本，實係上訴人特意利用其於108年11 月13日至臺灣銀行斗六分行臨櫃繳納現金72,000元後所取得之第三聯收據，再利用取消交易並交還臺灣銀行斗六分行前，自行將該第三聯收據影印並偽填日期「107年12月18日」後，復行影印之偽造證據，以預供其嗣後辯解佐證之用，該行實無上訴人所稱於107年12月18日之匯款交易紀錄。至於上訴人於108年11月14日在其住處向長官提出之72,000元，亦應為其前1日取回之同額現金，不足為其有利的認定等旨（見原判決第39至45頁），所為論列說明，已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推論，並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更無證據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上訴意旨仍稱上訴人於收款前曾事先報備，收取後並未將該筆款項花用，僅因遺忘始未續行辦理，且原審未依上訴人聲請再將107年12月1 8日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收款書影本送請鑑定，指摘原判決違誤云云，亦係持相同之說詞，置原判決已為之理由論述於不顧，任憑己意再為爭辯，並非合法。至於原判決理由先說明蔡育維憲詢筆錄並無證據能力（見原判決第7頁），復援用此部分憲詢筆錄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見原判決第36、 38頁），固嫌矛盾，惟原判決所引據之蔡育維偵查中證述，係為相同之證言（見軍他3卷2第59至60頁），且上訴人對於曾向蔡育維收取搭伙費之事實並不爭執，則除去原判決此項瑕疵，於判決結果顯不生影響，仍不得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六、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均係就原判決已經說明之事項，重為事實之爭辯，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劉興浪法　官黃斯偉法　官高文崇法　官蔡廣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盧翊筑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2024-12-05

TPSM-113-台上-3375-20241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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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959號上訴人陳粹鑾選任辯護人楊榮宗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4月11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343 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4169、1507 0、21913號，109年度偵字第1343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陳粹鑾有如其事實欄所載等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如其附表九編號1至3所示之公務員共同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公務員共同成年人利用少年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各1罪刑（並諭知均褫奪公權4年及相關沒收、追徵）、共同成年人利用少年犯加重詐欺取財1罪刑（上述3罪均想像競合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徒刑部分，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5月之判決，而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⑴原判決未留意其附表（下稱附表）所列蘇子龍等人於第一審均證稱有擔任伊之助理等情，仍採用其等所為不利於伊之陳述，已有未洽。而對伊利用未成年之陳人慈詐領助理費部分，復未說明其認為伊知悉陳人慈尚未成年之依憑。且其認定申領助理補助款之承辦公務員，並無實質審查權限，卻又說明依法申領並實際擔任助理工作者，始得核實憑領等情，亦即該補助款之申請、審查、登載及核撥等各項環節均須核實申領，似認為承辦公務員有實質審查權，其判決事實與理由亦相互矛盾。⑵蘇子龍等助理之助理補助款均已撥入各該助理帳戶內而歸屬各助理所有，其等自得任意支配使用該款項。則各助理事後因抵債、捐贈等不同事由，將領得之薪資交予上訴人，尚無法據此認為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況伊與鄭安秝擔任議員期間，除聘僱公費助理，亦另外聘有陳梅芳等為自費助理，蘇子龍等公費助理之補助款，伊係用以支付自費助理之薪資，並未挪為私用，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⑶此外，被告之抗辯權乃憲法所保障之權利，原判決卻以伊提出諸多抗辯，耗費司法資源為由，作為不利於伊之量刑因子，其科刑自屬可議云云。三、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反相關證據法則，且於理由內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者，即不得據指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經查：㈠、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依憑證人蘇子龍、王美珠、陳梅芳、伍鴻仁、鄭晴予、柯亭、陳人慈、陳泳彰、陳玉葉等所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佐以上訴人坦承擔任高雄市縣合併改制後之高雄市議會第1、2屆議員期間及鄭安秝擔任高雄市議會第3屆議員期間，其與王美珠、鄭嘉宏（前2人均判處罪刑確定，鄭嘉宏僅參與後者之加重詐欺取財）共同以附表一至八所示蘇子龍等人名義申領各附表所示公費助理補助款等情，及附表一至八「其他證據方法」欄所示遴聘異動資料及各助理補助費撥款入帳等帳戶交易明細，以及其他卷附相關證據資料，經勾稽審酌，本於事實審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有利用其擔任市議員期間及趁其女甫接任市議員之初，虛報其表兄蘇子龍、友人伍鴻仁為公費助理、虛報及浮報其侄媳柯亭為公費助理、浮報其姪女陳人慈及友人鄭晴予公費助理薪資（以上5人均經第一審法院職權告發），而共同詐領高雄市議會所核發之公費助理補助款（詳如附表一至八所示），經扣除上訴人有實際聘用及給付之薪資及春節慰勞金部分，分別詐得前揭附表所示金額等情，並敘明蘇子龍等人於原審改稱確實擔任助理並以全薪抵債（蘇子龍），或稱有轉任機動性工作並捐贈全薪（伍鴻仁），或謂有協議高報薪酬再將差額回捐（鄭晴予），或稱以薪酬為夫償債（柯亭），及上訴人改稱陳人慈父女均擔任助理暨由陳人慈出面領取部分薪資云云，何以均不足採，已詳述其調查、取捨證據及得心證與裁量論斷之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內資料可資覆按，尚無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及論理法則，且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自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又原判決依其所認定上訴人將其姪女陳人慈申報為公費助理及申領助理補助款等事實，已說明陳人慈當時甫自國中畢業而就讀鳳山商工夜間部，因認身為陳人慈的姑姑之上訴人係利用少年犯罪，亦即認為上訴人應已知悉或預見陳人慈當時尚未成年，其理由固嫌簡略，尚難認有理由不備之違誤，是其認定上訴人有事實欄二之㈡及事實欄三所載利用少年陳人慈犯罪，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加重其刑，於法無違。又原判決於事實欄已載明本件承辦公務員對於申請助理補助款相關事項並無實質審查權限，其於理由內對於在程序上須由議員依一定程序申請並提交公費助理帳戶以供議會直接撥款，公費助理補助款，並非議員薪資或個人實質補貼，僅限依申報並實際擔任助理工作者，始得核實憑領之說明，係指議員依一定程序申請時，其本身應核實申領該具有專款專用性質之款項，非指承辦公務員在核對議員是否備齊申領所需資料時，尚需查核有無各該資料所載之聘任事實，亦未敘及承辦公務員有此職責，並無上訴人所指判決理由矛盾之情形。上訴意旨仍執承辦人員須確認申請文件有無缺漏及撥款時查對所載入款帳號是否正確等程序之形式審查，指摘原判決有事實與理由矛盾之不當，顯有誤會，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㈡、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6條關於公費助理相關費用由議會編列經費支付之規定，及從公費助理費用之撥付方式，係由議員提交助理名單並載明助理費數額及助理本人帳號後，再由議會直接撥付至助理本人帳戶等情以觀，可見公費助理補助費，非屬議員之實質薪資範圍，亦未具有對議員個人實質補貼之性質，自須議員已實際遴用公費助理，議會始得依該條例規定將補助費支予公費助理。是議員事先要求公費助理交出個人帳戶之存摺、提款卡或印章等資料，由議員全權保管使用該補助費者，則議會所核撥之補助費，形式上雖撥入公費助理個人帳戶，惟實質上已被議員直接領取而據為己有、任己花用，難認公費助理有具領該筆款項。此與議員所聘用之公費助理於具領補助費後，係依雙方合意，將部分補助費交予議員者，始有該公費助理補助費於此情形，若用以支付與議員職務具有密切關連之其他超出公費助理人數上限、實際上亦從事助理業務之私聘助理薪資，而欠缺不法所有意圖之情形有別，亦與議員實際上並未聘用助理，而虛報以詐領核銷公費助理補助費等情尚有不同。原判決認定上訴人主觀上有詐領財物之不法所有意圖，已說明高雄市議會編列預算將公費助理補助款，依議員申報名單直接撥付至各公費助理帳戶，並非併同議員得領取之各項費用撥付予議員本人，該補助費係各助理執行助理職務而取得之薪資報酬，自始非屬議員之實質薪資，亦無實質補貼之性質。並敘明上訴人擅以蘇子龍等人名義向高雄市議會不實申（溢）領公費助理補助款，復事先要求其等交出個人帳戶供上訴人支配使用各該補助款，而實際取得議會撥付予助理之補助款，顯有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領意圖甚明等旨，此與實際聘用之公費助理於取得議會所匯入之薪資後，自願將部分款項領出交予議員運用之情形有別。核其論斷，尚無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上訴意旨仍執前詞，主張其並無詐領財物之犯罪意圖云云，無非徒憑己意泛詞指摘原判決不當，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㈢、被告否認犯罪或對所涉犯罪嫌疑有所辯解，屬其訴訟防禦權之行使，法院應予尊重，固不得僅以其否認犯罪，或抗辯之內容與法院依職權認定之事實不符，即給予負面評價。但被告犯罪後若自願坦承犯行，表示悔悟，以減省訴訟資源之耗費者，法院自得據此認其犯罪後態度良好，而依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採為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素。反之，若被告犯罪後不知悔悟，法院亦非不能據此認為其犯後態度不佳，而依上述規定，採為科刑輕重之依據，否則，犯後知所悔悟而坦認犯行之人，與犯後猶飾詞否認，不知悔改者，在量刑上均一視同仁，毫無區別，反失公允。故法院於量刑時，對於被告是否坦承犯行暨悔悟等關於犯罪後態度之事項，自可依據上述規定加以審酌及說明，僅係不得專以其否認犯罪或有所抗辯，即採為偏重量刑之依據而已。原判決於量刑理由內說明上訴人否認犯行，未見反省或悔悟，耗費司法資源，而認其犯後態度不佳等情，僅係作為是否對其從輕量刑之參考，並非以此茲為對其從重量刑之根據。上訴意旨漫謂法院於量刑時不得審酌其是否坦承悔悟等犯後態度，依上述說明，亦屬誤解，同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㈣、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無非係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之職權適法行使，暨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漫事爭執，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其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蔡憲德法　官吳冠霆法　官陳德民法　官林靜芬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宜勳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2024-12-05

TPSM-113-台上-2959-20241205-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5065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高碧霞上訴人（被告）劉富榮選任辯護人楊靖儀律師上訴人（被告）傅中選任辯護人鄭植元律師被告許玉秀劉信宏李鎮衛上一人選任辯護人王勝彥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號，追加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6634、8123、842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許玉秀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其他上訴駁回。理由壹、撤銷發回部分（許玉秀部分）一、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謂：被告許玉秀為屏東縣長治鄉（下稱長治鄉）鄉長，負責綜理長治鄉之行政業務及各課室業務，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民國105年間許玉秀與上訴人劉富榮指示被告即長治鄉民政課長李鎮衛辦理「王爺奶奶回娘家」活動，另指示上訴人傅中製作活動計畫及概算表，由長治鄉公所於 105年1月4日以「長治鄉陣頭遶境活動」名義行文屏東縣政府申請補助。許玉秀與劉富榮為爭取更多補助，由劉富榮向屏東縣議員爭取議員建議款，另指示李鎮衛於105年1月21日以「長治鄉民俗技藝熱鬧迎新年活動」名義連同傅中製作之活動計畫及概算表，由李鎮衛代決公文後，交由劉富榮爭取補助款，經屏東縣政府同意補助「長治鄉陣頭遶境活動」新臺幣（下同）20萬元、「長治鄉民俗技藝熱鬧迎新年活動」 35萬8千元，共計55萬8千元，均係為辦理105年2月9日之「王爺奶奶回娘家」之用，許玉秀竟與李鎮衛、劉富榮、傅中、被告劉信宏（下稱被告等5人）共同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之犯意聯絡，由劉富榮、劉信宏、傅中分別向追加起訴書附表（下稱附表）所示之廠商索取收據、發票，或由廠商依其等指示填寫或由劉富榮自行填寫，以不實之商品項目、數量或金額，浮報活動經費，李鎮衛再持之製作不實之長治鄉公所支出憑證黏存單，以該不實憑證資料向不知情之屏東縣政府辦理核銷請款，致使屏東縣政府之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憑證資料所載金額屬實，而據以核撥款項，李鎮衛明知補助款核發後，應由廠商直接向出納人員領款，竟自行簽領款項55萬8 千元後，全數交由傅中處理，傅中、劉富榮要求廠商蓋印章虛偽完成領款程序，或將款項匯給廠商後，再分別要求廠商將款項匯入三山國王宮所申設之長治鄉農會帳戶或將現金交付給劉富榮，而附表所示之何長恩（超元手工藝社負責人）、蘇甚蓉（振億印刷所實際負責人）、蔣忠宏（勤富帽業商行業務）、許婉蓁（鑫悅行實際負責人）、曾鳳嬌（吳進錦營養早餐店實際負責人）、林佑成（鳴魁專業外燴實際負責人）均明知開立憑證須據實登載，不得交付空白或無實際交易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或開立無實際交易之統一發票，竟分別與被告等5人共同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進而行使之犯意聯絡，或交付空白收據，或依指示而分別開立如附表所示之憑證給劉富榮、傅中、劉信宏，再交由李鎮衛據以辦理請款，被告等5人共計詐取屏東縣政府補助款131,764元，並足生損害於長治鄉公所及屏東縣政府。因認許玉秀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刑法第216條、第213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惟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許玉秀有上開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許玉秀共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刑之判決，改判諭知許玉秀無罪，固非無見。二、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卷內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應一律注意，詳為調查，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以定其取捨，並將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於判決內詳為說明，否則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稽之卷內事證，傅中因辦理長治鄉公所公共工程招標業務，涉嫌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犯行，經第一審法院（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訊問後，依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聲請，於105年9月1日裁定羈押；該署檢察官偵查後，認傅中、許玉秀、劉富榮共同犯上開犯行，於105年12月28日以該署105年度偵字第6714、85 09、9531號起訴書就其等3人提起公訴（下稱工程收賄案）。該案於105年12月30日繫屬於第一審法院（案號：105年度訴字第313號），傅中並於該日依第一審受命法官之諭知繳納保證金後停止羈押。嗣同署檢察官以被告等5人共同涉犯前揭公訴意旨所載犯行（即本案），於106年10月3日以106 年度偵字第6634、8123、8427號追加起訴書追加起訴（案號：106年度訴字第625號）。而許玉秀、劉富榮上開工程收賄案部分，業經原審前審判決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為本院駁回上訴確定等情，有羈押聲請書、第一審訊問筆錄、押票、上開起訴書暨追加起訴書、被告具保責付辦理程序單、原審109年度上訴字第416、417號判決、本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54、5655號判決可徵（見第一審聲羈字第161號卷第2 至4、13至18頁、第一審訴字第313號卷㈠第2至20、63、68頁、第一審訴字第625號卷㈠第13至42頁、本院第5654號卷㈠第1 7至129頁及卷㈡第539至549頁）。又傅中於原審供稱：其一開始被收押，許玉秀就去找其家人，交保後，劉富榮又託人來找。本件「王爺奶奶回娘家」相關活動原係長治鄉公所民政課承辦，非其業務，其亦未曾處理過辦理活動之業務，但因民政課之劉照璋不願辦理，才由其承辦。在該活動行將結束之際，劉富榮表示要挪用部分之活動印刷經費改做布條，但因劉富榮並未買布條，以致其無法核銷「王爺奶奶回娘家」相關活動經費，劉富榮遂指示其以本件不實之統一發票、收據等辦理核銷，相關討論有時會在劉富榮住處進行，許玉秀通常也都在等語（見原審重上更一卷㈠第512至514頁）；李鎮衛亦證稱：因辦理向屏東縣政府及議員爭取補助「王爺奶奶回娘家」相關活動之時程緊迫，承辦人劉照璋不願承辦，且說有違法，鬧得沸沸揚揚，所以沒有人要承辦，其向許玉秀報告後，許玉秀決定由傅中協助承辦等語（見偵字第66 34號卷㈠第35至36頁、同偵字卷㈡第225頁）。另依傅中所提其於112年2月21日與劉富榮之對話錄音譯文，顯示傅中提及其因劉富榮先前給付250萬元，而獨自擔下工程收賄案之刑責，劉富榮則先表示其目前身上沒錢，但不會欠傅中款項，繼稱：「我沒有叫蔡志和去講，我從頭到尾是叫李新煌去講，李新煌去講了你爸爸很生氣，叫許玉秀去跪你爸爸，跪了二次，我跟你講，聽完了李新煌說250（萬元），什麼事情就到此，這個案件。……我現在沒有辦法給你，那我一定會給你，一、二年我有拼到錢我就會給你。」傅中回稱：「因為我老婆意思是，現在又不是錢的問題，我老婆就一直跟我講說，她說你們不是就只有叫我擔到工程的，……，她一直問我說，你們當初不是就說叫你傅中工程的部分擔下來，不要講到他們夫妻就好了。那現在怎麼王爺奶奶的（即「王爺奶奶回娘家」相關活動；下同）」，劉富榮旋打斷稱：「我也沒想到王爺奶奶會演變成這個樣子，那你既然講了，你就說出你的意思出來，這個也不要等到結案，對不對」、「那你就看你的意思要怎樣，即使判二年、四年、六年，會改判的話要怎麼那個，我補償你呀，事實上這些事情都有講過了啦」，傅中就該250萬元部分則稱：「只是這一段我那時候就想說，這只有要擔工程的部分，我那時候也是就這樣子覺得呀，你講的蔡志和、李新煌的這一部分我都沒有意見，也是真的，只是那時候王爺奶奶的也還沒有起訴呀，我就想說幫你們擔應該只有擔工程的部分這樣子」，劉富榮便稱：「沒有關係呀，現在你要怎麼那個你可以提出來呀，對不對」，其後2人討論傅中經法院諭知沒收不法所得部分如何處理時，傅中再度強調：「你講的這些我是都聽的懂，反正我老婆就是一直問，現在幫你們擔了工程又還有多這個活動，她就一直問，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等情；而劉富榮及其原審選任辯護人亦不爭執該對話及譯文之真正（見原審重上更一卷㈡第279至289之2頁、原審重上更一卷㈢第179至181頁）。上情如若無訛，傅中與劉富榮討論以不實憑證向屏東縣政府辦理核銷請款事宜時，許玉秀似亦在場，且傅中於提及原僅與許玉秀、劉富榮夫妻議妥幫其等2人扛下工程收賄案，並無本案時，劉富榮亦無任何異議。如此，能否謂許玉秀就劉富榮與傅中以不實憑證浮報活動經費，向屏東縣政府詐取補助款全無所悉？其指派傅中承辦本案活動補助款核銷事宜，及在李鎮衛提出之請款簽呈及支出憑證黏存單上核章並送交屏東縣政府申請補助，非屬本件詐取補助款之行為分擔？要非無研求之餘地。乃原審未詳加調查釐清，且就前揭證據資料何以不足為不利許玉秀之認定，亦未於理由內詳為說明，逕以尚難僅憑許玉秀與劉富榮有夫妻關係，即認其主觀上對於劉富榮於嗣後為核銷經費，將以不實之單據為之，已有認識或預見，而為許玉秀無罪之判決，難謂無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不備之違法。三、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尚非全無理由，而原判決上開違　　誤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從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關　　於許玉秀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又傅中之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已稱：傅中的太太也接過2次要溝通的電話；傅中在本案中並未取得任何利益，其為本案犯行，是來自許玉秀及劉富榮之壓力等語（見原審重上更一卷㈠第512頁、原審重上更一卷㈡第132頁）。果爾，則傅中之太太於電話中所談之內容，及傅中究竟是受到許玉秀何種壓力而為本案犯行，似有助於釐清案情，為發現事實，應曉諭當事人聲請調查；另本案自第一審繫屬日起是否已逾8年，而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 條規定之適用；案經發回，應併注意及之，附此敘明。貳、上訴駁回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檢察官就李鎮衛上訴部分　㈠本件原判決以檢察官以李鎮衛有如前揭公訴意旨所載犯行，　　因認李鎮衛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刑法第216條、第213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李鎮衛被訴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 1款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嫌部分，業經第一審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確定）。惟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李鎮衛有上開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李鎮衛共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刑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李鎮衛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　㈡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審斟酌卷內既有事證（含證人劉照璋之證詞），以李鎮衛身為長治鄉民政課之主管，對於主管課室奉派承辦業務之完成負最終責任，依其職務，苟有承辦之下屬因故不能或藉詞推託，致業務無法順利進行時，其最終均必須親自承接完成，而以一般理性、負責之單位主管而言，除非其奉派職務之執行於客觀上確有明顯違法或不當之處外，原無僅憑傳言或個人好惡即隨同下屬任性拒絕之理，故而自難僅因劉照璋曾拒絕辦理該項業務，遽認李鎮衛仍奉命完成承辦業務之行為必有不法。又李鎮衛對於下層經辦人員即傅中負責收集、回報之單據發票，僅就形式審查單據之內容、數額，而未再逐一向廠商求證、調查其交易之真偽，要屬常理，原難據此即認其對於傅中提供之單據不實已有預見，況確實有舉辦長治鄉「王爺奶奶回娘家」相關活動，李鎮衛辯稱其依當日實際勘察該活動全程之結果，無從得知有何虛偽浮報情事，自非無據。至李鎮衛於補助款核撥後，以自己名義領出交予傅中處理款項支付、歸還墊款等作業，縱處理程序存有瑕疵，惟乃屬便宜行事，尚難憑此而為其不利之認定。從而，原審就檢察官所提出及卷內所存證據等訴訟資料，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李鎮衛有本件公訴意旨所指前揭犯行之事實，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李鎮衛無罪，於法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泛謂李鎮衛明知劉照璋質疑本件「王爺奶奶回娘家」相關活動違法不願配合辦理，其接辦後又有諸多不合正常程序之處置，且並未墊付款項，亦未與任何廠商聯繫，竟要求長治鄉公所將補助款開立以其為受款人之支票，並於提領後交予傅中，亦不追查款項之流向，均足徵其主觀上有縱該款項遭不法詐領，亦不違反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云云，指摘原判決違法，係就原審調查、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及就判決內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執以指摘原判決違法，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三、劉富榮、傅中上訴及檢察官就劉信宏上訴部分　㈠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為劉富榮、傅中、劉信宏有共同為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各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仍分別論處劉富榮、劉信宏與公務員共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刑（劉富榮想像競合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劉信宏則想像競合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並就劉信宏部分為附條件緩刑之諭知；另論處傅中共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刑（想像競合犯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並就劉富榮部分為相關沒收、追徵之諭知。已詳述其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㈡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之規定，僅於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且第一審判決無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情形者，始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而本件檢察官既亦就第一審判決提起不利益於劉富榮之第二審上訴，自無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適用之可言。劉富榮上訴意旨漫指其於第一審否認犯行，惟於原審已坦承犯行，且其經原判決認定之犯罪情節亦較第一審判決為輕，原判決卻量處與第一審判決相同之刑，有違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云云，尚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又刑之量定、是否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及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均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原判決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具體審酌劉富榮、傅中、劉信宏關於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並說明劉信宏並非公務員，就其本案與具公務員身分之傅中共同實行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如何有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且雖依該規定減輕其刑後，惟如何仍在客觀上顯可憫恕，有情輕法重之處，而依刑法第59條規定再遞減其刑；劉富榮雖亦非公務員，惟何以無適用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劉富榮、傅中第二審上訴意旨指摘第一審量刑過重云云，及檢察官第二審上訴意旨主張第一審就劉富榮、傅中、劉信宏均量刑過輕云云，如何認為無理由等旨，均核屬事實審法院裁量權之適法行使，尚無逾越法定刑之範圍或顯然失當而有違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且查劉富榮雖不具公務員身分，然其於本案位居主導地位，其自身與其服務之宮廟復取得本案犯罪所得，而傅中身為公務員，本應善盡職守，據實向屏東縣政府核銷本件活動之補助款，竟利用職務上之機會為本案犯行，殊值非難。則原判決就其等2人量處相同之宣告刑，自與平等原則、比例原則無悖。至劉信宏縱非僅聯繫2處商家，且實際上致電聯繫鑫悅行實際負責人許婉蓁購買統一發票者為劉富榮，而原判決就此部分有所誤認，惟上情於原審科刑輕重及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劉信宏之刑度，尚無何重要或具體之影響，是該等瑕疵未影響原審刑之量定，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又刑法第59條所謂「最低度刑」，於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而減輕其刑時，係指減輕後之最低度處斷刑而言。原判決既認劉富榮無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當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此為邏輯所當然，則原判決就此未贅為無益之說明，自無判決理由不備之可言。再者，被告是否繳交犯罪所得，以獲取較輕之量刑，屬被告享有自主決定權之訴訟策略，且被告繳回犯罪所得，除法律有減免其刑之規定外，僅屬量刑因子之一，非必對其量刑有重要之影響。是法院未詢問被告願否繳回犯罪所得，自無違法可指。檢察官上訴意旨漫言原判決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劉信宏之刑度，於法未妥云云；劉富榮上訴意旨泛謂原判決未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減刑，與該規定之意旨有違。又未詢問其願否繳回犯罪所得，且未說明何以其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之理由，所為之量刑違反罪刑相當、平等及比例原則云云；傅中則主張其非主犯，又無不法所得，參與之情節亦較劉富榮為輕，且與許婉蓁聯繫者實為劉富榮，原判決卻就其與劉富榮量處同一刑度，有違罪刑相當、平等原則云云，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㈢緩刑宣告與否暨附加如何之負擔，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又刑法緩刑之規定，原僅設定2至5年之觀察期間，並無附負擔之規定，欠缺在緩刑期間內對受緩刑宣告人之具體觀察手段，為落實緩刑意旨，且基於個別預防、鼓勵被告自新及復歸社會之目的，94年2月2日刑法修正時，仿刑事訴訟法緩起訴附負擔之規定，於刑法第74條增訂第2項，導入緩刑期間內附負擔之機制，並於95年7月1日施行。依增訂緩刑附負擔規定之立法意旨，及緩刑所附之負擔，或係對於被害人關係之修復；或為賦予被告社會公益責任；或者係使被告回復身心正常之處遇；抑或為預防犯罪與保護被害人之相應舉措，足見緩刑所附之負擔並非刑罰之替代性措施。從而，檢察官上訴意旨以原判決諭知劉信宏緩刑所附加之負擔，其中諭知向公庫支付20萬元部分，如以易科罰金1千元、2千元、 3千元折算1日之比例，換算刑期為200日、100日、67日，另諭知提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部分，比照社會勞動之比例折算為20日，二者合計猶不及宣告刑有期徒刑2年之一半，難認此緩刑附加條件符合比例原則云云，尚難憑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檢察官、劉富榮、傅中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不適用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之情形，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依上所述，應認劉富榮、傅中關於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部分之上訴，以及檢察官就李鎮衛部分及劉信宏關於違反貪污治罪條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部分之上訴均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皆予以駁回。劉富榮、傅中及檢察官就劉信宏上開得上訴第三審部分之上訴，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與之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經第一審及原審均認有罪，屬不得上訴第三審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部分之上訴，亦無從為實體上審判，均應一併駁回。又對於本案之判決提起上訴者，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7第1項前段規定，其上訴效力固及於以上訴人違法行為存在為前提之第三人（參與人）相關沒收判決部分；但須其上訴係合法時，始有效力相及之可言。查本件僅有劉富榮、傅中、檢察官對原判決提起上訴，茲劉富榮、傅中之上訴及檢察官就劉信宏部分之上訴既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而應從程序上駁回，其等上訴效力自不及於原判決關於第三人（即參與人三山國王宮）之沒收判決部分，故無須併列原審該參與人為本判決之當事人，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張永宏法　官江翠萍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2024-12-05

TPSM-113-台上-5065-2024120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344號上訴人即自訴人白德賢白桂溱共同代理人兼送達代收人陳明發律師被告賴麗珍陳玉屏林榮祿李冠萱上列上訴人因自訴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罪等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3年度自字第3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7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自訴人上訴意旨詳如刑事上訴理由狀所載（如附件）。二、按犯罪之被害人得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所謂被害人，係以因犯罪而直接被害或受害之人為限，亦即其法益因他人之犯罪而直接受侵害者，始屬犯罪之直接被害人，而得提起自訴。次按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3項所定：「犯罪事實之一部提起自訴者，他部雖不得自訴亦以得提起自訴論。但不得提起自訴部分係較重之罪，或其第一審屬於高等法院管轄，或第321條之情形者，不在此限。」已就單一性案件一部得自訴他部不得自訴，應如何決定全部得否自訴之程序事項而為規範，即自訴案件，依自訴狀記載之犯罪事實，從形式上觀察，假定各部分事實俱成立犯罪且具有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之不可分關係，如其中不得自訴之罪之法定刑重於得自訴之罪，則全部不得自訴，反之，如得自訴之罪重於不得自訴之罪，則全部得自訴；至於得自訴之罪與不得自訴之罪法定刑相等時，應依刑法第35條第 3項規定，就犯罪情節比較其輕重，再適用上開規定，以決定案件得否自訴。又依程序事項優先原則及不合法之起訴僅生形式訴訟關係之法理，如認該單一性案件不得提起自訴，自應就全部予以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且係以該罪之法定刑為比較輕重之標準，有無因刑法總則相關加重減輕之情形，均在所不問；而法院對罪刑輕重之比較，又以自訴事實所涉犯之法條為判別之準據（參考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3835號判決意旨）。三、上訴人即自訴人(下稱自訴人)白德賢、白桂溱雖以原判決諭知本件自訴不受理，違反憲法保障人民生命財產權，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不應以查無具體犯罪事證即簽結被告等人欺罔官署、湮滅公文書刑責之案件，請求法院審理追究被告等人之刑責，還民公道，而提起本件上訴云云，惟觀之本件自訴人所具刑事自訴狀記載有關被告賴麗珍等4人之犯罪事實，自訴人係認被告賴麗珍等任職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其等前依臺灣臺中地方法院81年度訴字第710號判決書及確定證明書為分割登記後，明知該判決未經確定，原分割登記基礎已失所附麗，卻依土地法第43條、土地登記規則第7條，駁回應將土地回復為未分割狀態之請求，且拒絕為註記，湮滅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確定判決主文『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隱匿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事證，而貪瀆圖利他人等，認被告賴麗珍等4人構成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 款之瀆職罪、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3條之公文書登載不實等罪。而依自訴人自訴內容形式上觀察，倘均成罪，上開3罪均係被告賴麗珍等4人因同一民事案件之分割登記事宜所為之行為而觸犯，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又觀諸自訴人2人自訴被告賴麗珍等4人所涉之犯罪事實，被告賴麗珍等4人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 項第4款之罪，係保護公務員對國家服務之忠誠、廉潔，為侵害國家法益之犯罪，其直接被害人為國家而非自訴人，自訴人不得就該罪提起自訴；且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 款之罪之法定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第210條之罪之法定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213條之罪之法定刑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 項第4款之罪之法定刑顯然較其他2罪為重，則依前開說明，倘就屬於想像競合犯裁判上一罪之數罪名提起自訴，而其中較重之罪部分不得提起自訴，縱其餘較輕之罪部分原得提起自訴，依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3項但書規定及最高法院104 年台上字第3835號判決意旨，自訴人2人對被告賴麗珍等4人所指述上開之罪，自均不得提起自訴。四、綜上，原判決因認本件自訴意旨所稱被告賴麗珍等4人涉犯之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罪，為自訴罪名中想像競合關係中較重之罪，又屬侵害國家法益之犯罪，如成罪其直接被害人為國家而非自訴人2人，是依前開說明，自訴人2 人對被告賴麗珍等4人提起本件自訴，於法未合，乃不經言詞辯論而為不受理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而依程序優先原則，本件自訴程序既違背規定，上訴意旨所載實體事項等本院自無審究餘地，從而本件上訴並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上訴。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2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馨文　　　　　　　　　　　　　　　　　　　法　官　賴妙雲　　　　　　　　　　　　　　　　　　　法　官　姚勳昌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自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溫尹明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2024-12-04

TCHM-113-上訴-1344-20241204-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958號上訴人劉宏基選任辯護人范振中律師姜志俊律師黃俊華律師上訴人魏志安選任辯護人謝明訓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28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2021號，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404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劉宏基、魏志安（下稱上訴人2人）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犯行均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2人有罪部分之判決，改判論處劉宏基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受賄賂及不正利益罪刑（包括褫奪公權），魏志安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1項交付賄賂及不正利益罪刑（包括褫奪公權），及就劉宏基部分為相關沒收之宣告。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三、審判期日，應由參與之法官始終出庭；如有更易者，應更新審判程序。審判非一次期日所能終結者，除有特別情形外，應於次日連續開庭；如下次開庭因事故間隔至15日以上者，應更新審判程序。為刑事訴訟法第292條第1項、第293條所明定，依同法第364條規定，亦為第二審審判程序所準用。此審判程序更新之規定，旨在促使法院於續行開庭時，應重新踐行審判期日應行之程序，俾使言詞審理及直接審理諸原則獲得保障。依據原審審判程序筆錄之記載，原審先後於民國112年11月30日行第一次、112年12月28日行第二次及113 年2月22日行第三次審判程序，第二次及第三次審判期日雖分別與前次審判期日間隔15日以上，且第一次審判期日與第二、三次審判期日參與審判之陪席法官雖有更易，惟第二次及第三次審理時，審判長於書記官朗讀案由後，均諭知本件更新審理程序，且依同法第286條至第290條及第365條等規定依序踐行同法第95條所定事項之告知、命上訴人2人及其等辯護人陳述上訴要旨、就採為裁判基礎之證據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依序行事實及法律，暨科刑範圍辯論、令上訴人2人為最後陳述後始諭知辯論終結、定期宣判等，實質重新踐行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並無訴訟程序違背規定之瑕疵可言。劉宏基上訴意旨以陪席法官並未始終參與全部審判程序，卻參與本案評議及判決之作成，指摘原判決違法等語。顯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四、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對向犯之證述固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而須以補強證據證明其確與事實相符。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陳述者指述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指述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不論係人證、物證或書證，亦不分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均屬之，而如何與陳述者指述之內容相互印證，使之平衡或祛除可能具有之虛偽性，乃證據評價之問題，由事實審法院本於確信而為判斷，倘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並已於理由內詳述其取捨證據之理由，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㈠原判決係綜合上訴人2人之部分供述、證人劉佳慈（新竹縣政府地政處〔下稱地政處〕地價科科長）、證人劉鴻汀（地政處徵收科〔下稱徵收科〕科長）、證人楊桂美、田家禾、張欣如（上3人均為徵收科科員）、證人陳麗華、范秀如、林宥均（上3人均為徵收科約聘人員）、證人陳玉珊（鴻興開發顧問有限公司規劃師）、證人劉瑞五（劉宏基友人）及證人彭瑞瑩（上訴人2人共同友人）等人之證述，及卷內相關文書等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2人上開犯行。並說明⒈依魏志安、證人曾俊卿（同案被告，上2人下稱魏志安等2人）、劉瑞五、彭瑞瑩之證述及卷附富有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富有公司）股權證明書等相關證據資料，如何認定上訴人2人與曾俊卿相約劉宏基免出資金而以12.5％持股比例入股富有公司之事，嗣由劉宏基提供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新竹縣政府地主清冊（下稱本案地主清冊），魏志安等2人則交付富有公司12. 5％股份、相關分紅、分紅回補股款及接受旅遊招待等賄賂及不正利益（包含劉宏基所收受富有公司股份屬「乾股」，以及上開富有公司股份、分紅、分紅回補股款、旅遊招待之金額暨分屬賄賂或不正利益之認定），兩者間具有相當對價關係。⒉從魏志安、曾俊卿、陳玉珊所述及本案地主清冊內容之相關特徵綜合以觀，如何認定劉宏基確有將本案地主清冊之電子檔案交予魏志安，且屬違背其職務上行為。⒊上訴人2 人與其等辯護人所為任何人均可向地政事務所申請或由土地基本資料庫取得本案地主清冊，魏志安係由彭瑞瑩處取得本案地主清冊，及魏志安等2人係看重劉宏基之私人人脈才邀約入股富有公司，而與劉宏基在徵收科之職務間並無對價關係等辯詞及辯護意旨，如何均不足採納等旨甚詳。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各項證據資料在案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事實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推理作用，予以判斷而為認定，並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非僅憑魏志安等2人之供（證）述為唯一證據，尤非單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並無欠缺補強證據、適用法則不當、判決理由不備或矛盾之違法情形。　㈡劉宏基上訴意旨以：依陳玉珊、林宥均、彭瑞瑩、陳麗華、范秀如、楊桂美等人之證述均無法證明其有本案犯行，原判決僅以魏志安等2人及陳玉珊於偵訊時之供述作為不利於其之認定，並未審酌魏志安與其有債權債務糾葛，且魏志安與彭瑞瑩於審理所述關於本案地主清冊非其交付之情相符，原審主觀推測係其交付本案地主清冊予魏志安，任意擬制其犯罪事實，且就魏志安、彭瑞瑩所為相符且對其有利之證言未加採納，未說明不採之理由，又原判決之事實及理由所載關於其所收受之賄賂及不正利益之金額前後不同，亦未說明分紅回補股款屬不正利益之理由，指摘原判決有判決理由不備、矛盾、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等語。魏志安上訴意旨則以：依彭瑞瑩於原審所述，劉宏基確有交付璞玉及新埔田新區段徵收名冊予彭瑞瑩，園區三期部分地主名冊係由當時任職之仲介公司造冊提供，其再由彭瑞瑩處取得上開資料，本案地主清冊並非劉宏基所交付，其亦未以此作為劉宏基入股富有公司之交換條件，劉宏基並非提供其基於職務關係獲得之資訊，而係介紹其私人人脈予富有公司，因而獲取富有公司分紅，劉宏基未為違背職務之行為，且入股及取得富有公司分紅亦與上開行為間無對價關係，原判決未就彭瑞瑩上開對其有利之證詞及上訴人所為本案地主清冊並非劉宏基提供之辯詞，說明何以不採納之理由，亦未審酌分紅性質，逕認上訴人2人間有對價關係，指摘原判決有理由不備之違誤等語。核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行使、取捨證據之結果及原判決已說明之事項，依憑己意，而為指摘，且重為事實之爭執，顯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五、現行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關於證據之調查，以當事人主導為原則，必於當事人主導之調查證據完畢後，認為事實猶未臻明瞭，為發現真實，法院始有對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聯，且客觀上有調查之必要性及可能性之證據，依職權介入，為補充調查之必要。且此調查職權發動與否，事實審法院自有依個案具體情況，斟酌裁量之權。如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法院未為無益之調查，即不能指為有應調查之證據而不予調查之違法。卷查原審於審判期日，審判長詢以：「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上訴人2 人均答：「請辯護人陳述」，其等辯護人均答：「沒有」等語，有審判程序筆錄可稽。且原判決已綜合卷附相關證據資料，就上訴人2人本件犯行均詳予認定，並無不明瞭之處。原審未另為其他無益之調查，無違法可言。劉宏基上訴意旨以：原判決未調取富有公司變更登記等全部案卷及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等相關資料，確認富有公司資本額，此涉及其收受富有公司持股12.5％股款多寡、沒收與否及量刑輕重等問題，指摘原判決有調查未盡之違誤等語。魏志安上訴意旨以：原審對於上訴人2人間對價關係及劉宏基取得富有公司分紅之性質均未詳盡調查，指摘原判決有應調查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等語。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六、刑之量定，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又學理上所謂「禁止重複評價之原則」，係禁止法院於刑罰裁量時，將法律所規定之構成要件事由重複執為科刑輕重之評價，以免造成罪刑不相當之結果。惟刑法第57條所定量刑應審酌第3 款「犯罪之手段」、第9款「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之情狀，係考量行為人實施特定犯罪過程中，所採用手段不同、犯罪造成危險或損害輕重有別，所反映之罪責內涵亦有區別，與將特定構成要件要素作為量刑事由，並非同旨，自無違反重複評價禁止可言，不可不辨。原判決關於劉宏基之量刑，已以其責任為基礎，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包括犯罪之手段、情節、所生危害，犯後否認犯行、智識程度、就業情形、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等情狀），而為刑之量定。所處刑期，既未逾越法定刑度，又無濫用刑罰裁量權、違反比例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要難指為違法。又原判決量刑理由載述關於劉宏基於事發當時任職於新竹縣政府而為公務員，本應戮力從公，在徵收之公共利益與徵收區段內地主追求最大利益之平衡，竟為獲取自身利益，反將地主清冊提供富有公司以利私人業者仲介獲利，破壞公務員與民眾間本應有之信賴等語，審酌劉宏基之犯罪手段及其犯行所生之損害暨危害，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為斟酌事項，並非逕以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犯罪構成要件要素再為評價，自無違反重複評價禁止原則之可言。劉宏基上訴意旨以原判決將其公務員身分納入科刑審酌事項，將使其承擔超過應負擔之罪責，違反罪刑相當原則及禁止重複評價原則等語。核係就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依憑己見而為指摘，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七、其餘上訴意旨，無非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依憑己意而為相異評價，重為事實之爭執，或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自己之說詞，指為違法，或執與劉宏基無關之程序上枝節而為爭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上訴人2人之上訴皆違背法律上之程式，均應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李英勇法　官鄧振球法　官楊智勝法　官林庚棟法　官林怡秀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怡靚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2024-11-28

TPSM-113-台上-2958-20241128-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4767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洪瑞芬上訴人（被告）張志雄劉子田共同選任辯護人張錦昌律師被告余泳良選任辯護人張錦昌律師被告黃品睿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2年8月25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835號，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57 46、70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黃品睿無罪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其他上訴駁回。理由甲、撤銷發回（即黃品睿無罪）部分：壹、本件原判決以不能證明被告黃品睿（非公務員）有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叁之三、四所載，就「2018年屏東萬丹紅豆牛奶節、社區成果展暨跨年晚會宣傳文宣品及工作服裝」勞務採購標案（下稱2018紅豆牛奶節採購案）、「2019屏東萬丹紅豆牛奶節、農村特色推廣活動暨跨年晚會宣傳文宣品及工作服裝」勞務採購標案（下稱2019紅豆牛奶節採購案）部分，共同對主管及監督事務直接圖利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黃品睿無罪，固非無見。貳、惟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有利、不利之證據應一律注意，詳為調查，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以定其取捨，並將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於判決內詳為說明，如援引有利於被告之證據作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對於卷內不利之證據未敘明不足採取之理由，遽行判決，即難謂於法無違。又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罪，因公務員不待他人意思之合致或行為之參與，其單獨一人亦得完成犯罪，並非屬必要參與犯（或稱必要共犯）性質之「對向犯」，自不得引用「對向犯」之理論而排除共同正犯之成立，故而公務員與無公務員身分之人，如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共同對於該公務員主管之事務，圖無公務員身分者（即圖利之對象）之不法利益並因而使其獲得利益，依貪污治罪條例第3 條及刑法第28條、第31條第1項之規定，自得成立圖利罪之共同正犯。而共同正犯成立之主觀要件，乃在於兩個以上行為人間具有共同犯罪之意思聯絡；至於屬客觀要件之共同行為分擔部分，則應從功能性犯罪支配概念觀察，多數行為人依其角色分配共同協力參與構成要件之實現，如均參與實行構成要件行為，固已符合該客觀要件，倘其中部分行為人雖未參與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但其所參與構成要件以外行為，對於犯罪之實現具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與其他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人，同具有功能性之犯罪支配地位，仍可成立共同正犯。原判決以黃品睿在2018、2019紅豆牛奶節採購案中，收受屏東縣萬丹鄉公所（下稱萬丹鄉公所）主任秘書鄭光輝，及農業課代理課長劉子田所交付採購需求表，僅獲悉應秘密文書之內容，並未共同成立洩密罪；另鄭光輝、劉子田2人明知前述2採購案有洩密之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行為，仍予開標、決標，該等開標、決標之行為，亦顯非黃品睿之權限，而非其所能參與，因認黃品睿就前述2 採購案，並未與鄭光輝、劉子田有圖利之犯意聯絡，且就圖利之違背法令行為，亦無彼此分擔、相互利用之分工行為，即無從認定黃品睿成立圖利罪之共同正犯，而不能論以該罪。惟依卷內資料，黃品睿於法務部廉政署廉政官（下稱廉政官）詢問及檢察官訊問時，均供稱：在2018紅豆牛奶節採購案及2019年紅豆牛奶節採購案公告前，鄭光輝請我先設計，我後續再詢問需要的數量，在得標前我就已經知道構圖及數量，我會大概把數量跟廠商講，他們就會去準備材料等語（見廉政署證據資料供述證據㈠卷第255至259頁，偵字第5746 號卷㈡第76頁）；證人即黃品睿之妻李宜蓓於廉政官詢問時證稱：黃品睿在招標前就會先去公所找劉子田討論設計圖的內容，劉子田在每一次標案招標前，都會拿一張A4紙，上面記載有標案的名稱、採購項目、數量及金額等，劉子田會交給我轉交給黃品睿，廠商都是黃品睿在聯繫，黃品睿在投標之前就會把LOGO的樣版和鄭光輝及劉子田確定好等語（見上開廉政署證據資料卷第422至423頁）；證人即黃品睿之合作廠商林如意於廉政官詢問時證稱：黃品睿在民國107年12月1 7日即交付圖檔予其著手製作2018年紅豆牛奶節標案內容項目之旗幟等語（見廉政署證據資料供述證據㈡卷第49頁），如果均屬無誤，則鄭光輝就2018、2019紅豆牛奶節採購標案，不僅於公告日前洩漏該等標案之採購預算、採購項目及數量等應秘密事項之訊息予黃品睿，且依李宜蓓所證黃品睿在招標前，至萬丹鄉公所找劉子田討論設計圖之內容，劉子田並在招標前將記載標案名稱、採購項目、數量及金額等資訊之文書交付黃品睿，以及黃品睿在投標前與鄭光輝、劉子田確定LOGO之樣版等情，能否謂黃品睿與鄭光輝、劉子田並無共同為圖利犯罪之意思聯絡？自有再加研酌之必要。又原判決犯罪事實欄四、五已認定：鄭光輝及劉子田共同對於主管之2018、2019紅豆牛奶節採購案，明知違背政府採購法第48 條第1項第2款關於發現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而不予開標決標之規定，使黃品睿得以承作該等採採購案，分別因而獲得不法利益等情，而依上開黃品睿之供詞及李宜蓓、林如意之證詞內容，黃品睿獲取上開標案之採購預算、採購項目及數量等應秘密事項之訊息，獲得比其他投標廠商更加充裕之準備時間，復積極著手執行標案之規畫、設計，且接洽廠商並下訂，使廠商進貨備料及施作，以備如期交貨，則黃品睿積極配合鄭光輝等人洩密行為，在標案公告日之前提前備標，並分別以成記或奇登企業社名義參與投標等行為，似已符合上述政府採購法規定所定影響採購公正之情形，是綜合黃品睿對於犯罪之實現擔負重要作用，以及黃品睿具有享受犯罪實現所生利益之意思，能否認黃品睿該等行為，對於鄭光輝、劉子田違背上開法律所為圖利犯罪之實現，並未具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而不成立共同正犯？即有加以審究研求之餘地。原審對於上述不利黃品睿之證據，並未加以調查釐清，並於判決內說明其取捨之理由，逕為其有利之認定，依上述說明，尚嫌速斷，自有調查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法。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尚非全無理由，而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於此部分事實之認定及法律之適用，本院無從據以自行判決，應認原判決此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乙、駁回上訴（即余泳良無罪，暨張志雄、劉子田）部分：壹、張志雄、劉子田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劉子田為萬丹鄉公所農業課代理課長，負責該公所之農業政策與推廣等職務，對農業課承辦人擬辦業務具有審核或核定權限，而為2018 紅豆牛奶節採購案、2019紅豆牛奶節採購案之承辦課室主管，及於2018紅豆牛奶節採購案之開標過程中，暨2018、2019 紅豆牛奶節採購案之議價、決標過程中，均擔任會辦人員，並經萬丹鄉公所主任秘書鄭光輝（業經原審判刑確定）指定擔任上述2採購案之評審委員；上訴人張志雄則為萬丹鄉公所建設課課長，負責該公所建築工程等職務，對建設課承辦人擬辦業務具有審核或核定權限，而為「萬丹鄉第二座納骨堂興建及第一座納骨堂整修補強統包工程之公共藝術設置」採購案（下稱公共藝術採購案）之承辦課室主管，並負責該採購案之議價、簽約事宜。劉子田及張志雄均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劉子田有其犯罪事實欄三、四所載與鄭光輝共同對於主管之20 18紅豆牛奶節採購案、2019紅豆牛奶節採購案，明知違背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項前段、第4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使黃品睿得以承作該等採購案，分別因而獲得新臺幣（下同）7 萬元、11萬元之不法利益（共2次）等犯行；張志雄有其犯罪事實欄五所載與鄭光輝、黃品睿（業經原審判刑確定）等人共同對於主管之公共藝術採購案，明知違背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17條第2款（111年2月8日修正前）及政府採購法第50 條第1項第7款規定，使黃品睿得以承作該等採購案，並委請楊佑籲進行，黃品睿及楊佑籲因此合計獲得5千元之不法利益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分別論處劉子田如原判決附表A 編號4所示共同對主管事務圖利各罪刑（共2罪），並宣告緩刑暨所附加之負擔；論處張志雄如原判決附表A編號2所示共同對主管事務圖利罪刑（1罪），並宣告緩刑及附加之負擔，已詳述其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三、證據之取捨、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法院之適法理由。本件原判決係綜合劉子田、張志雄之供詞（包括劉子田於偵查中之自白，及張志雄於第一審羈押訊問時之自白），及證人何孟穎、林大維、李永祺、吳淑明、鄭雅欣等人之證述內容，復參酌卷內如原判決附表三、四、五所示通訊監察譯文、招標需求表、簽呈、公告、報價單，及其他證據資料，詳加研判，而據以認定劉子田、張志雄有其犯罪事實欄三、四、五所載共同對主管事務圖利等犯行，已詳敘其採證認事之理由。且對於其2人否認犯罪之辯解，何以不足採信，已斟酌卷內資料詳加指駁及說明。復就 2018、2019紅豆牛奶節採購案部分，何以無義務衝突之情形，闡述甚詳。並依卷內資料，敘明：鄭光輝、劉子田不但共同交付採購需求表給黃品睿，並均於2018、2019紅豆牛奶節採購案簽辦過程中核章，且均為該2採購案之評審委員，自當明知此2採購案是需經由競爭、評審之採購案，而黃品睿因其2人洩密所為之投標，已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情事。因認劉子田已明知其所為違反前述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1項第2款、第34條第1項前段之特別規範；而鄭光輝、張志雄2 人既明知本件公共藝術採購案的徵選，參與徵選者乃是虛偽比件，並未依111年2月8日修正前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　　17條第2款所稱之邀請比件方式進行，卻對該明顯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視若無睹，為達原本即內定由黃品睿承作之目的，仍由鄭光輝指定張志雄辦理該採購案之議價、簽約事宜，而張志雄亦與黃品睿即奇登企業社完成議價，未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規定不予決標，則鄭光輝、張志雄2人均明知違背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修正前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17條規定，而圖使黃品睿獲得不法利益甚明等情，且指出：卷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公共工程委員會）95年7月25日工程企字第00000000000號及96年 7月25日工程企字第00000000000號等函、令內容，均僅為公共工程委員會針對個案狀況所表示之意見，並非整體解釋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1項第2款之具體適用情形，且許多辦理採購人員均會瞭解、知悉之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均未見於該等函、令，因認該等函、令不足以影響對於劉子田具有圖利故意之認定等旨，已就如何認劉子田、張志雄主觀上明知違背前開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使黃品睿得以承作2018、2019紅豆牛奶節採購案及公共藝術採購案，剖析論敘甚詳（原判決第25至27、33、42、43頁）。其論斷說明俱有前揭證據資料可稽，且不違背證據法則及論理法則，即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判斷證據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且關於其2人犯意之認定，係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而其此項職權之行使，既無違背證據法則之情形，亦無劉子田、張志雄上訴意旨所指未說明如何認定其等明知違反法令之理由不備情形，自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至2018、2019紅豆牛奶節採購案之招標文件，其附記事項雖引用公共工程委員會函、令，說明主管機關所認定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情形，惟原判決既已依卷內資料認定劉子田、張志雄主觀上明知違背前開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並依公共工程委員會等函、令之性質，說明如何不足以影響圖利故意之認定，業如前述，上開招標文件之附記，尚不影響原判決關於劉子田、張志雄主觀上明知違背前開政府採購法規定之認定，及本件判決結果。劉子田、張志雄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確之論斷說明於不顧，執此無關其判決結果之事由，以及2018、2019紅豆牛奶節採購案有義務衝突情形等情，就其等有無本件犯行之故意，以及對主管事務明知違背法令圖利之事實，再事爭辯，而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近代福利國家理念興起，提供人民最大福祉乃政府責無旁貸之主要任務，公務員執行職務給予人民利益，本為正常之事。而圖利行為之處罰，係在規範公務員圖私人不法利益之行為，惟有執行職務違反法令，方能判斷是否有給予不法利　　益，因此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罪，於98年　　4月22日修正構成要件為「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原條文有關「明知違背法令」之概括規定經修正後更為具體，俾使公務員行政裁量權範圍內之執行公務，與非法圖利行為之區分更為明確，避免公務員無法勇於任事，為民謀利。又依該次修正之立法理由所載敘：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公務員圖利罪條文中所指之「法令」，應限縮適用範圍，以與公務員之職務具有直接關係者為限等旨，可見公務員所明知違背之法律、授權命令等規定，以與其執行職務有直接關係為限，亦即公務員於執行具體職務時，須違反該職務之特別規範，以辦理政府採購業務為例，違反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採購之法令，即足當之，其他如公務員服務法所定有關公務員官箴，而與該具體職務無直接關係之義務規定，自不與焉。至於上述條款所稱之主管事務，係指公務員對於自身所主掌管理與執行權責範圍內之事務而言，此種主管事務，無論主辦或兼辦，或係出於法令之直接授予，抑或主管長官之事務分配，均屬之。依本件原判決犯罪事實欄認定：劉子田係萬丹鄉公所農業課代理課長，為2018、 2019紅豆牛奶節採購案之承辦課室主管，及於該等採購案之開標、議價及決標過程中均擔任會辦人員，並擔任上述2採購案之評審委員，明知違背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項前段、第4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使黃品睿得以承作該等採購　　案，因而獲得不法利益；張志雄則為萬丹鄉公所建設課課長，為公共藝術採購案之承辦課室主管，並負責該採購案之議價、簽約事宜，明知違背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及修正前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17條第2款規定，使黃品睿得以承作該等採購案，並就公共藝術採購案委請楊佑籲進行，黃品睿及楊佑籲因此獲得不法利益等情，則上開政府採購案既為劉子田、張志雄之主掌管理與執行權責範圍內之事務，其2 人違反與該事務具有直接關係之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黃品睿及楊佑籲因此所獲取之利益，自屬不法。原判決因而均論以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罪，核其論斷，於法並無不合。又法律明確性要求，非謂法律文義應具體詳盡而無解釋之空間或必要。立法者制定法律時，自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選擇適當之法律概念與用語。如其意義，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法院審查認定及判斷者，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司法院釋字第799號、第803號、第804號等解釋參照）。揆諸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 1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但須公開說明或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者，不在此限」，第48條第1項第2款規定：「機關依本法規定辦理招標，除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開標決標外，有三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即應依招標文件所定時間開標決標：……二、發現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第50條第1項第7 款規定：「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七、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依該等規定之法律文義，其規範對象明顯為辦理採購之政府機關，且其意義並非難以理解，個案事實是否屬於該等規定所欲規範之對象，仍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是該等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違背。張志雄、劉子田上訴意旨謂劉子田僅係兼辦採購案，非其主管事務，且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1項、第5 0條第1項均僅規範廠商，黃品睿只是接受採購資訊，並無影響採購公正之行為，以違反上開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作為圖利罪之構成要件，已違反法律明確性等原則，且洩密對象之廠商並無不法，亦無獲取不法利益可言，原判決對其等論以圖利罪，顯有違誤云云，據以指摘原判決論斷不當，依上述說明，同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劉子田、張志雄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上之爭執，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難認已符合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揆之首揭說明，應認其等關於對主管事務圖利部分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其等對於上開對主管事務圖利重罪部分之上訴，既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而應從程序上駁回，則與該罪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公務員交付國防以外應秘密文書、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消息輕罪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第一、二審均為有罪之論斷），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一併加以審理，亦應併予駁回。貳、余泳良無罪部分：一、本件原判決以不能證明被告余泳良有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叁之三、四所載，就2018紅豆牛奶節採購案、2019紅豆牛奶節採購案部分，共同對主管及監督事務直接圖利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無罪，已詳述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對於檢察官所舉證據何以均不足以證明余泳良犯罪，亦在理由內詳加剖析論述及說明。二、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判斷並未違背證據法則，復於判決內敘明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者，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以卷內如其附表四編號3所示萬丹鄉公所簽呈暨其廢標紀錄表等附件，顯示2019紅豆牛奶節採購案之承辦課室為萬丹鄉公所農業課，並非行政室，故起訴意旨認余泳良為該採購案之承辦課室主管，與卷證資料已有不符。再就余泳良歷次供述內容，與鄭光輝於第一審之證詞，互為勾稽，可見余泳良於辦理2018、2019紅豆牛奶節採購案過程中，並無任何途徑、資訊可明確知悉鄭光輝、劉子田有交付採購需求表予黃品睿之情形，因認余泳良所辯其依憑個人主觀上之猜測，認為鄭光輝、劉子田應有洩密予黃品睿等語為可採，即無從認其明知2018、2019紅豆牛奶節採購案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行為情形下，仍予開標、決標，而有積極圖使黃品睿不法利益之意思，與圖利罪之主觀構成要件不符。此外，卷內復查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余泳良確有如檢察官所指前開共同圖利之行為，核與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對主管及監督事務直接圖利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而本件檢察官所舉證據，尚不足以令人確信其有上開犯行，基於罪疑唯輕及無罪推定之原則，自不得遽為有罪之判決。原判決綜合卷內上開證據資料，逐一剖析，參互審酌，認定余泳良並無共同對主管及監督事務直接圖利之行為，已詳敘其得心證之理由，其採證判斷未違背證據法則及論理法則，所為論敘說明，並非事理之所無，而係原審調查、取捨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原審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余泳良無罪，於法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任憑己意，置原判決之明確論斷於不顧，猶以余泳良之歷次供述，而謂其與鄭光輝及劉子田有圖利犯行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云云，就原判決業已審酌之證據，或已論斷說明之事項，再事爭辯，且謂原判決此部分之判斷，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暨證據裁判原則云云，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三、檢察官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之情形，徒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前開說明，應認檢察官就原判決關於余泳良無罪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法　官林海祥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2024-11-28

TPSM-112-台上-4767-20241128-1

台覆

司法院刑事補償法庭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

司法院刑事補償法庭覆審決定書 113年度台覆字第49號聲請覆審人許財源上列聲請覆審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請求刑事補償，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中華民國113年5月16日決定（113年度刑補議字第2號），聲請覆審，本庭決定如下：主文覆審之聲請駁回。理由一、本件聲請覆審人即補償請求人（下稱聲請人）許財源請求意旨略以：聲請人前因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下稱系爭案件），於民國107年11月23日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下稱新北地檢署）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聲請羈押獲准，復經延長羈押，迄108年3月22日釋放，合計羈押120日。嗣系爭案件經新北地檢署以109年度偵字第 22927號（下稱第22927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爰依刑事補償法第1條第1款、第6條第1項規定，請求按新臺幣（下同） 5,000元折算1日之補償金等語。二、原決定意旨略以：新北地檢署聲請羈押聲請人之犯罪事實，除第22927號不起訴處分書移送意旨所載之事實外，尚包括聲請人涉嫌與巫啟誠、曾煌棋共同行賄楊承翰之事實，該事實原由新北地檢署偵辦（案列106年度偵字第32436號、109 年度偵字第22926號），嗣移轉至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並經該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3051號、第3053號、第3054 號案件（下稱第3051號等3案）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新北地檢署羈押聲請書、新北地院聲請羈押訊問筆錄，及各該不起訴處分書可稽。依相關詢問及訊問筆錄內容可知，聲請人於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下稱調查處）詢問及地檢署偵查庭訊問時，迭次供稱：曾煌棋跟伊說巫啟誠想要在楊承翰的轄區內做賭場，並給伊6,000元，拜託伊去跟楊承翰說巫啟誠願意按日給6,000元公關費，伊告訴楊承翰此事，被楊承翰拒絕。後於107年11月23日法院為聲請羈押訊問時，聲請人改稱：6,000元是曾煌棋說的，實際有沒有拿，伊忘記了，到底有沒有講錢，伊忘記了，好像沒有等語；在法官對其供詞相異處再為訊問時，聲請人稱：伊現在沒有辦法確定，那時候可能是這樣講，伊不會跟檢察官說謊等語。新北地院法官乃以關於行賄6,000元部份，聲請人有翻異前詞之情為理由之一，裁定准予羈押。雖第3051號等3案嗣以無從認定聲請人已著手向楊承翰提出6,000元賄賂之情，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惟聲請人屢次供稱其向楊承翰提及以6,000元賄賂，足認其就有無該行賄情事，為虛偽自白，意圖招致犯罪嫌疑，而誤導偵查之行為。從而，依刑事補償法第4條第1 項第1款規定不為補償，聲請人請求之刑事補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三、本法庭之論斷：㈠依刑事補償法第1條第1款規定，因犯罪嫌疑不足而經不起訴處分確定前，曾受羈押者，受害人得請求國家補償。同法第 4條第1項原規定：「補償請求之事由係因受害人意圖招致犯罪嫌疑，而為誤導偵查或審判之行為所致者，受理補償事件之機關得不為補償。」，因所指誤導偵查或審判之行為類型未臻具體、明確，乃於112年12月15日修正公布為：「補償請求之事由係因受害人意圖招致犯罪嫌疑，而為下列誤導偵查或審判行為之一所致者，受理補償事件之機關得不為補償：虛偽自白。湮滅、偽造、變造或隱匿證據。勾串共犯、證人。其他足資證明有頂替真正犯罪行為人之行為。」，係將原條文具體、明確化，則上開受害人是否意圖招致犯罪嫌疑之行為類型，於修法前所受理之刑事補償案件，亦應為同一判斷，即受害人有上述各款所列情形之一者，得不為補償。㈡原決定機關以聲請人於調查處詢問及地檢署訊問時，迭次供稱其曾向楊承翰提及以6,000元賄賂，堪認聲請人就有無該行賄情事，為虛偽自白，意圖招致犯罪嫌疑，而誤導偵查之行為，經審酌上情後，依刑事補償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不予補償，駁回聲請人之請求，經核並無違誤。聲請覆審意旨，指摘原決定不當，求予撤銷，為無理由。爰決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司法院刑事補償法庭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高孟焄　法　官蘇芹英　法　官洪兆隆　法　官林靜芬　法　官陳靜芬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朱宮瑩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2024-11-27

TPCM-113-台覆-49-20241127-1

原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142號公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潘主心選任辯護人胡孟郁律師(法扶律師) 被告王梅花選任辯護人林之翔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 年度偵字第2458號、111年度偵字第2459號、111年度偵字第2651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潘主心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之長官包庇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褫奪公權壹年。緩刑參年，並應於判決確定後壹年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萬元。王梅花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侵占公有財物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褫奪公權貳年。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萬零捌拾陸元沒收。　　犯罪事實一、被告潘主心於民國107年1月到108年4月間擔任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下稱原民處）部落經濟科的代理科長，負責管理、督導、考核原民處部落經濟科內包含活動經費核銷在內的各項業務；被告王梅花自107年4月16日至107年9月21日擔任原民處部落經濟科臨時僱用人員，負責原民處部落經濟科修繕住宅計畫的業務，潘主心、王梅花都是依據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有法定職務權限的公務員，潘主心也是王梅花的直屬主管長官。原民處部落經濟科於107年7月 19日起，辦理「2018花蓮縣原住民手工藝、美食攤位聯合展銷推廣計畫」活動（下稱2018展銷推廣活動），這個活動由原民處部落經濟科原辦理原住民文創業務的約用人員訴外人高珮薰（另受緩起訴處分）所主辦，但因為高珮薰臨時請喪假所以由潘主心指示這個業務由王梅花代理，因為這個活動在過程中有支付現金的需求，所以潘主心指示原民處部落經濟科辦理總務的訴外人周美伶（另受緩起訴處分）上簽呈預借現金，經簽准之後，同科內的許聖偉將簽准的預借現金新臺幣（下同）35萬500元領出後交給王梅花，於107年7月20 日到107年7月23日代理高珮薰職務而保管上述35萬500元現金款項期間，王梅花竟然本於侵占公有財物的犯罪意思，將其中的9萬86元的現金款項，用於支付她自己日常生活開銷，變更持有關係建立所有關係而侵占公有財物現金9萬86元，高珮薰於107年7月23日銷假上班後發現王梅花所交出的預借現金短少後，與周美伶向代理科長潘主心報告此事，潘主心知道王梅花侵占公款的事實後，沒有向直屬長官報告，也沒有向政風處舉報這件事情，竟本於直屬主管包庇所屬人員犯貪污罪的犯罪意思，決定不予舉發，進而指示周美伶、高珮薰找業務上往來頻繁的廠商開立假發票核銷經費來填補上述王梅花侵占的款項，於107年8月31日到9月14日的期間內，周美伶找了訴外人張依雯（另受緩起訴處分）、潘主心找了訴外人蔡瑩君（另受緩起訴處分），在原民處辦公室內商議後，張依雯將附表二調查卷所列的假發票交給周美伶，蔡瑩君將假發票交給潘主心，潘主心與周美伶、高珮薰均明知都是沒有實際發生交易的假發票，竟本於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的犯意聯絡，由高珮薰拿到前開假發票後，接續將這 5張假發票以及廠商帳戶封面黏貼在職務上所掌管公文書的「花蓮縣政府黏貼憑證用紙」上後，在用途說明欄上虛偽填載如附表二編號8品項欄所顯示的用途資訊後而偽造內容不實的公文書後，呈請業務主管、花蓮縣政府主計處，花蓮縣縣長批示而行使，表示假發票有在經辦的「2018展銷推廣活動」實際交易而進行核銷，使花蓮縣政府主計處核銷活動經費發生不正確的結果，張依雯、蔡瑩君收到花蓮縣政府撥付的款項後，提領現金交付給潘主心、周美伶後以這筆現金款項填補王梅花侵占的公款，周美伶、高珮薰再於107年12月2 7日，將花蓮縣政府主計處所計算出應收回金額的9萬86元繳回花蓮縣縣庫。　　理　　由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二人於廉政署調詢、偵查及本院準備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並有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各項證據在卷可憑，足認被告二人所為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二人犯行洵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按所謂公務員，係指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或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刑法第10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二人服務於花蓮縣政府原民處部落經濟科，均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係從事有關原住民金融、產業、社會福利等公共事務，係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自屬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前段之身分公務員無誤，先予敘明。　㈡就被告潘主心部分：　⒈潘主心固對前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然對於其行為究係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3條第1項之「予以庇護」或「不予舉發」仍有爭執。本院認潘主心得知被告王梅花侵占公有財物之後，並非只是單純的不作為，而是積極的指示下屬尋業務頻繁往來的廠商開立假發票核銷經費填補，並向花蓮縣政府請款後將該筆金錢交由周美伶等人繳回縣庫來掩蓋被告王梅花侵占公有財物的事實。是由上述情節可知，被告潘主心並非只是單純的不舉發被告王梅花侵占公有財物，而係另有積極行為掩蓋被告王梅花的犯罪事實，應該當貪污治罪條例第13條第1項「予以庇護」之要件。　⒉核被告潘主心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3條第1項之長官包庇罪及刑法第213條、216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被告潘主心以一指示下屬尋業務頻繁往來的廠商開立假發票核銷經費填補之行為，同時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3條第1項之長官包庇罪及刑法第213條、216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為想像競合犯，原則上應從一重處斷。惟此二罪之刑度既然均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無從以刑度高低判別孰者為重，於考量貪污治罪條例具保護國家永續發展、維持國家競爭力等重要目的下，本案仍應依想像競合犯從情節較重之貪污治罪條例第13條第1項之長官包庇罪處斷。　⒊潘主心與周美伶、高珮薰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⒋刑法第59條不予適用之說明：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查潘主心身為原民處部落經濟科代理主管，於本案發見部屬王梅花涉犯侵占公款罪嫌時，竟未糾舉錯誤以正視聽，僅因王梅花有出缺勤不正常等細故即將同事情誼置於國家法益之前而未將之舉發，甚至囑咐其他部屬一同掩蓋王梅花之犯罪，致王梅花食髓知味，於109年時又再度犯下侵占公款犯行（參本院111年度原訴字第54號刑事判決），顯然欠缺身為公權力機關主管應恪守職責、依法行政之意識，難謂有犯罪情狀顯可憫恕之情形。是本件爰不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　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潘主心身為原民處部落經濟科主管，為依法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明知部屬王梅花侵占公款為犯罪行為卻未予舉發，甚至以指示其他部屬找尋往來頻繁廠商開立假發票之積極犯罪行為替其掩蓋犯行，欠缺守法意識，所為應予非難；惟考量潘主心犯後於歷次偵、審中均坦承犯行，兼衡潘主心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暨自陳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現為公務員、需扶養雙親、公公、胞弟子女三人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之規定，宣告褫奪公權1年。　⒍緩刑之說明：　　潘主心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紙附卷足參，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而為本案犯行，惟於犯罪後坦承犯行，本院認潘主心經此次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當知所警惕，相信不會再犯，其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又本院為督促被告確實記取教訓及對社會付出貢獻，並導正其法治觀念，以落實緩刑宣告之具體成效，乃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20萬元。被告此項緩刑之負擔，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 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㈢就被告王梅花部分：　⒈核被告王梅花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之侵占公有財物罪。　⒉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1項適用之說明：　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王梅花係因另案於110年2月4日於法務部廉政署受詢問時，主動向廉政署供稱：其未支付廠商錢及連續曠職後，潘主心始知其侵占公款，其後並要求其回辦公室簽離職同意書等語（見廉政署卷一第13-14頁），是於110年2月4 日前無具體證據可證明王梅花涉犯侵占花蓮縣政府原民處之活動公款，此並有113年7月31日法務部廉政署廉北廉111廉查北10字第0000000000號函存卷可憑（本院卷第243頁），而其犯罪所得依本件起訴書之記載亦業經王梅花自動繳回（本院卷第13頁），是本件王梅花之犯行應確有上開條文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適用。然王梅花之犯行仍值非難，並未至可免除之程度，爰依法減輕其刑。　⒊刑法第59條適用之說明：　⑴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方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⑵查本件王梅花係於偵查機關完全不知悉有本件犯罪情事，也無任何偵查作為之情況下主動將其犯罪情節供出，應可認其對所為犯行確有悛悔之心；又參酌王梅花犯罪係因有經濟上之困難，為生活周轉故始一時挪用公款，且金額亦非龐大，足可認其犯罪之情狀更有可憫恕之情形。是雖就王梅花之犯行已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及刑法第66條之規定減輕其刑至三分之一，但若仍論以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之罪，其最輕本刑仍為3年4個月以上之有期徒刑，恐有情輕法重情事。是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就王梅花所犯罪行部分，再酌量減輕其刑。　⒋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王梅花擔任籌備處約用人員期間，辦理「2018展銷推廣活動」相關業務之經費保管、支出及核銷，為依法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未能恪遵法令規定，而為本案侵占公有財物犯行，影響花蓮縣政府之公信力，所為應予以非難；惟考量王梅花犯後自首，且於歷次偵、審中均坦承犯行，兼衡王梅花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暨自陳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現為醫檢人員、無需扶養之人、目前罹患有憂鬱症、焦慮症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之規定，宣告褫奪公權2 年。　⒌沒收部分：　按被告犯貪污罪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法院固無庸諭知追繳，惟仍應諭知沒收，俾於判決確定後，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70條第1項前段規定，據以指揮執行（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11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本案侵占公有財物9萬86元，固屬被告之犯罪所得，惟已全數自動繳交，業如前述，仍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且不生追徵其價額之問題。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葉柏岳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曉玲、林英正、卓浚民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梁昭銘　　　　　　　　　　　　　　　　　　　法　官　曹智恒　　　　　　　　　　　　　　　　　　　法　官　蔡培元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徐紫庭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二、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三、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四、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者。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第 13 條直屬主管長官對於所屬人員，明知貪污有據，而予以庇護或不為舉發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公務機關主管長官對於受其委託承辦公務之人，明知貪污有據，而予以庇護或不為舉發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 216 條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附表 112年度原訴字第142號 ■附表一（供述證據）被告部分證人部分 被告潘主心㈠警詢　⒈111年1月6日詢問筆錄（廉政署卷二第3頁至18頁）㈡偵查　⒈112年4月27日訊問筆錄（偵一卷第211頁至213頁）　⒉112年7月31日訊問筆錄（偵一卷第321頁至325頁）　㈢本院　⒈113年1月31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第83頁至91頁）　⒉113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卷第315頁至339頁）　 被告王梅花㈠警詢　⒈110年2月4日詢問筆錄（廉政署卷一第3頁至15頁）　⒉110年8月11日詢問筆錄（廉政署卷一第45頁至50頁）　㈡偵查　⒈112年3月16訊問筆錄（他卷第179頁至181頁）【具結】　⒉112年7月31日訊問筆錄（偵一卷第323頁至325頁）　㈢本院　⒈113年4月19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第227頁至236頁）　⒉113年10月23日審判筆錄（本院卷第315頁至339頁）　　　　　　　　 證人許聖偉㈠警詢　⒈110年8月12日詢問筆錄（廉政署卷一第57頁至62頁）　 證人周美伶㈠警詢　⒈110年8月12日詢問筆錄（廉政署卷一第63頁至69頁）　⒉110年9月8日詢問筆錄（廉政署卷二第51頁至60頁）　⒊111年1月6日詢問筆錄（廉政署卷二第79頁至86頁）　㈡偵查　⒈112年4月27日訊問筆錄（偵一卷第199頁至203頁）【具結】　⒉112年6月26日訊問筆錄（偵一卷第239頁至240頁）　⒊112年7月31日訊問筆錄（偵一卷第297頁至303頁） 證人高珮薰㈠警詢　⒈110年8月13日詢問筆錄（廉政署卷一第81頁至88頁）(11時33分) 　⒉110年8月13日詢問筆錄（廉政署卷一第73頁至78頁）(14時18分) 　⒊110年11月17日詢問筆錄（廉政署卷一第123頁至133頁）　⒋111年1月6日詢問筆錄（廉政署卷二第103頁至108頁）㈡偵查　⒈112年4月27日訊問筆錄（偵一卷第181頁至186頁）【具結】　⒉6、112年7月31日訊問筆錄（偵一卷第297頁至303頁） 證人蔡瑩君㈠警詢　⒈111年1月6日詢問筆錄（廉政署卷二第155頁至166頁）　㈡偵查　⒈112年4月11日訊問筆錄（他卷第149頁至153頁）【具結】 證人張依雯㈠警詢　⒈111年1月6日調查筆錄（廉政署卷二第187頁至196頁）㈡偵查　⒈112年4月11日訊問筆錄（偵一卷第165頁至167頁）　⒉112年5月23日訊問筆錄（偵一卷第219頁至223頁）【具結】 證人龍一虹㈠警詢　⒈111年1月6日調查筆錄（廉政署卷二第215頁至221頁）㈡偵查　⒈112年4月11日訊問筆錄（偵一卷第165頁至167頁） 證人龍世煒㈠警詢　⒈111年1月6日調查筆錄（廉政署卷二第235頁至245頁）㈡偵查　⒈112年4月11日訊問筆錄（偵一卷第第165頁至167頁） 證人王瑜豪㈠偵查　⒈112年7月31日訊問筆錄（偵一卷第297頁至303頁）　　 ■附表二（非供述證據）警卷偵卷本院卷 廉政署卷 ⒈悅思身心診所診斷證明書(被告王梅花)（廉政署卷一第19頁） ⒉2018花蓮縣原住民手工藝、美食攤位聯合展銷推廣活動預借金核銷紀錄（廉政署卷一第53頁至54頁） ⒊王梅花繪製之辦公室座位、書寫之檔名（廉正署卷一第55頁） ⒋2018原住民手工藝、美食攤位及農特產聯合展銷推廣計畫（廉政署卷一第71頁） ⒌花蓮縣政府107年4月17日府行庶字第1070070979號函、花蓮縣政府臨時僱用人員僱用名冊、花蓮縣政府臨時僱用人員定期勞動契約書、具結書、切結書、花蓮縣政府107年10月1日府行庶字第1070195477號函暨花蓮政府技工、工友、駕駛、臨時技工及臨時雇工離職手續報告單（廉政署卷一第89頁至107頁） ⒍107年7月16日於原住民行政處部落經濟科簽呈（廉政署卷一第109頁至111頁） ⒎花蓮縣政府106年6月18日府主帳字第1100116990號函暨2018花蓮縣原住民手工藝、美食攤位聯合展銷推廣計畫」支出明細、付憑05813原始憑證、花蓮縣庫支收回書影本(預借賸餘款90086元)（廉政署卷一第117頁至125頁） ⒏花蓮縣政府黏貼憑證用紙影本5 張(2018原住民族手工藝、美食攤位聯合展銷推廣計畫相關費用共計13萬7450元) （廉政署卷二第27頁至35頁） ⒐王梅花留存於其辦公室個人電腦内檔案名稱為「收支」之預借金支出紀錄表影本（廉政署卷二第61頁） ⒑高珮薰自書文件（廉政署卷二第137頁至138頁） ⒒2018攤位展銷活動成果報告所附新創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2018花蓮縣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行銷活動結案報告五、費用(節本)（廉政署卷二第151頁） ⒓法務部廉政署人事資料調閱單(潘主心、周美伶、高佩薰（廉政署卷二第247、249、251頁） ⒔采堂企業社資料、存款交易明細（廉政署卷二第263頁至273頁） ⒕中興企業社資料、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廉政署卷二第275頁至280頁） ⒖中原書局企業有限公司、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廉政署卷二第281頁至289頁） ⒗新創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廉政署卷二第291頁至297頁） ⒘原住民行政處經部落經濟科107年3月30日簽呈、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計畫頁至成績排序及圈選名單(正取一名、備取一名)、簽稿會核單（廉政署卷三第119頁至124頁） ⒙支票(e企)付款記錄一覽表（廉政署卷三第139頁） ⒚不實核銷2018攤位展銷活動經費一覽費（廉政署卷三第151頁） ⒛中興企業社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中原書局企業有限公司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新創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采棠企業社存款交易明細（廉政署卷三第155頁至171頁、第177頁至185頁／同廉政署卷二第37頁至49頁） 調查卷 ⒈虛偽不實發票列表（調查卷第21頁） ⒉法務部調査局東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偵辦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部落經濟科前代理科長潘主心等涉嫌貪瀆案案件研析表（調查卷第23頁至31頁） ⒈偵查報告（他卷第5頁至14頁） ⒉花蓮縣政府112年4月18日府原經字第1120055563號函暨王梅花君離職之相關資料、「2018花蓮縣原住民手工藝、美食攤位聯合展銷推廣計畫」活動之全部經費報支資料（他卷第191頁至278頁） ⒊花蓮縣政府112年7月18日府原經字第1120126931號函暨王瑜豪、呂曉雯年籍資料（偵一卷第243頁至28頁） ⒋流程圖（偵一卷第305頁） ⒌王瑜豪提出郵政國內匯款收據影本（偵一卷第307頁） ⒍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品清單、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王梅花繳回90086元)（偵一卷第327頁至329頁） ⒎法務部廉政署刑事案件移送書（偵二卷第5頁至9頁） ⒏附表：虚偽不實發票列表（偵二卷第11頁） ⒐卷證分析（偵二卷第13頁至18頁） ⒑張依雯、龍一虹、龍世煒提出附表：本案發票清單（偵二卷第251頁至252頁） ⒒張依雯、龍一虹、龍世煒提出被證1：中興企業社發票號碼EN頁至00000000號、EN頁至00000000號統一發票（偵二卷第253頁） ⒓張依雯、龍一虹、龍世煒提出被證2：中興企業社台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偵二卷第255頁至257頁） ⒔張依雯、龍一虹、龍世煒提出被證3：中原書局企業有限公司發票號碼EN頁至00000000號統一發票（偵二卷第259頁） ⒕張依雯、龍一虹、龍世煒提出被證4：中原書局台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偵二卷第261頁至263頁） ⒖張依雯、龍一虹、龍世煒提出被證5：新創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發票號碼EN頁至00000000號統一發票（偵二卷第265頁） ⒗張依雯、龍一虹、龍世煒提出被證6：新創公司台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歷史交易明細（偵二卷第267頁至269頁） ⒘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411號、2459、2651號不起訴處分書(被告周美伶、龍一虹、龍世煒)（偵三卷第403頁至408頁） ⒙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411號、2459、2651號緩起訴處分書(被告周美伶、高佩薰、梁瑩君、張依雯)（偵三卷第409頁至414頁） ⒈扣押物品清單（本院卷第29頁） ⒉被告潘主心提出：　⑴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原上訴字第39號刑事判決（本院卷第101頁至112頁） ⒊法務部廉政署113年7月31日廉北廉111廉查北10字第1131503228號函暨相關資料（本院卷第243頁至283頁）　⑴附件1 　　①(110年2月24日簽（本院卷第245頁至246頁）　　②花蓮縣政府110年5月26日府主帳字第1100103389號函（本院卷第247頁）　⑵附件2 　　①110年9月10日簽（本院卷第249頁至251頁）　　②附表（本院卷第263頁） ⒋法務部調查局東部地區機動工作站113年8月6日東機廉字第11377514220號函（本院卷第285頁） ⒌量刑資料　⑴被告潘主心提出履歷表、證照、碩士論文、碩士學位等等量刑資料（本院卷第129頁至189頁）　⑵被告王梅花提出悅思身心診所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217頁）

2024-11-27

HLDM-112-原訴-142-20241127-1

重上更二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重上更二字第12號第三人即參與人勝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前名稱：呈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設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巷0 0號0 樓代表人詹勝吉本院112年度重上更二字第12號被告徐永煌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裁定如下：　　主　文勝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應參與本案沒收程序。　　理　由一、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第三人未為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二、經查，本件原審認定被告徐永煌（下稱被告）有為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五（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五）所載共同犯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之犯行，並認勝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前為呈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呈品公司）有因被告借用呈品公司名義投標及收取回扣等不法行為而取得借牌費用新臺幣7萬2890元，則本院審理後如認被告成立犯罪，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規定，沒收對象所及範圍可能包括呈品公司取得之借牌費用。而呈品公司並無具狀聲請參與本案沒收程序，復未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但書規定，向本院陳明對於沒收其財產將不提出異議，是為保障前揭財產可能被沒收之所有人程序主體地位，使之有參與本案程序之權利與尋求救濟之機會，以保障其權利，認有依職權裁定命呈品公司參與本案沒收程序之必要，爰裁定如主文所示。三、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名曜　　　　　　　　　　　　　　　　法　官　　林宜民　　　　　　　　　　　　　　　　法　官　　鄭永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　　　　　　　　　　　　　　　　書記官　　林姿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2024-11-25

TCHM-112-重上更二-12-20241125-1

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31號公訴人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柏元選任辯護人鄭智文律師陳軒逸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5685號、第76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黃柏元無罪。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以：一、被告黃柏元任職於內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於民國10 2年5月31日起，至107年2月28日止，擔任移民署秘書室編審及檔案科科長，負責綜理編審及檔案科全科業務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於107年3月1日起，至108年4月7日止，擔任移民署秘書室文書科科長，負責綜理文書科全科業務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於108年4月8日起至111年8月27日止，擔任移民署國際及執法事務組國際科秘書（期間自108年10月12日至111年 8月27日止，派駐南非普利托利亞），負責①無戶籍國民、港澳居民、旅居海外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來台案件審理及執行相關面談業務；②國人、僑民兵役、入出境返國停留、居留及其他相關入出境資料申辦諮詢與服務；③情資蒐報；④外逃罪犯協緝；⑤與駐在國移民、警政等情治機關聯繋與合作；⑥偽變造證件及非法移民活動之調查；⑦移民輔導協助執行；⑧國內與駐在國相關人員之互訪及接待事宜；⑨臨時交辦事項等業務；後被告於111年8月28日返國迄今，於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第二服務站擔任視察迄今。二、緣柴鈁武於108年間，在址設彰化縣○○市○○路0段0巷0號之「私立中州科技大學」（嗣於111年間停止招生，於112年間停辦，下稱中州科大）」擔任學務長期間，中州科大因少子化等問題而面臨倒閉危機，柴鈁武為充實中州科大之財源及學生人數，遂與林政良、藍素鈴等人共同在烏干達共和國（下稱烏干達）境內，以中州科大將提供留學生提供全額、半額獎學金，並可前去高科技產業實習等多項不實誘因，誘騙烏干達籍留學生來臺「就讀」中州科大（實則，柴鈁武之目的是要烏干達籍留學生入境我國後從事勞動工作，再以繳學費為由要烏干達籍留學生交出工作所得，如此不但可增加學生人數，也可以為中州科大增加收入；至於柴鈁武、林政良及藍素鈴等人所涉詐欺、人口販運等罪嫌，另經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1074號判決，現上訴至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然柴鈁武雖曾於108年7月6日至13日間，親自前去烏干達辦理上述「招生」說明會，並隨即發出高達139張之入學許可，然因當時負責烏干達領務之駐南非共和國臺北聯絡代表處認為中州科大發出之入學許可證數量過多，不願採取一般視訊面試方式發給學生入境許可，導致取得中州科大入學許可者，無法取得簽證入境我國，柴鈁武之上開「招生」做法因此陷入僵局，因而對此僵局急欲透過體制內、外之各種管道，想尋求解決之道。嗣於108年7月20日左右，柴鈁武透過中州科大時任副校長柴雲清等人居中牽線後，結識當時在移民署擔任國際及執法事務組國際科秘書之被告，柴鈁武因不熟悉政府機關職掌，誤認移民署有權介入處理外籍留學生簽證；且因被告之工作內容與外國人有關，故應具有足夠之專業知識或正式管道外之方法，讓上開已經取得中州科大入學許可之所有烏干達籍留學生入境我國等情，因之將被告視為解決上開僵局之關鍵人物，因之開始密集與被告進行餐敘、會面，並極盡討好之能事；而被告依其擔任公職多年之社會歷練，本應清楚知悉原本與之素不相識之柴鈁武會積極示好，必然是與烏干達籍留學生入境我國之簽證有關；復明知核發外籍學生入境簽證並非移民署職掌上之業務，而係外交部職掌事務；且簽證核發為國家外交主權行為，絕非透過類似要求民意代表出面關說、施壓等非正式管道，即可改變外交部是否核發簽證之結果；然被告在思及如果自己可以持續製造關注上開僵局之假象，應有機會獲得更多利益等情後，仍決定與柴鈁武保持聯繫，並伺機向柴鈁武詐取財物。待被告有上開決意後，遂於108年8月8日，以手機簡訊傳送內容為「學務長午安，申請資料，比如申請書，學生名冊等等，能否先傳給我，我現在找到李彥秀立委，我必須有這些資料來跟她討論」、「我跟委員那邊先討論一下」等文字訊息給柴鈁武（按：被告與當時擔任立法委員之李彥秀【任期105年2月1日至109 年1月31日】素不相識，亦無任何管道可以私下聯繫李彥秀）；因柴鈁武收到上開訊息後信以為真，立即積極與被告聯繫要求會面；被告見狀為了避免其上開謊言遭到柴鈁武識破，遂於翌（9）日以手機簡訊傳送內容為「李彥秀委員服務處這兩天裝修，她已告訴我她的助理陳先生的電話，並且請我下週一再跟他連絡」、「連絡時我會跟他約去外交部非洲司的時間，確定後您再北上」等文字訊息給柴鈁武，以此方式設法拖延。後黃柏元見柴鈁武未再主動提及要與李彥秀見面一事，又於同年9月13日，以通訊軟體向柴鈁武詢問「簽證的事進行得如何？」，佯裝自己仍在關心烏干達籍留學生之簽證問題，且仍有意願指導、協助柴鈁武處理等情，柴鈁武因誤信被告仍在為其設法解決上開僵局，遂於同年9月23 日主動向被告表示，將請司機北上送禮等情，被告見柴鈁武主動開口表示要送禮後，認為時機成熟，遂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並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除了向柴鈁武表示願意收下上開禮物外；思及其先前曾向柴鈁武騙稱：前臺中市議員張耀中實力雄厚，是幫助其外派南非共和國的「貴人」，對烏干達籍留學生可否入境我國一事理應有影響力等訛詞（按：被告之外派南非共和國之資格，係透過移民署內部舉辦之駐外秘書甄選考試等程序始取得外派資格，與前臺中市議員張耀中毫無關係），遂決定延用上開謊言向柴鈁武施用詐術，於柴鈁武表示要送禮後，傳送內容為「…Key person張議員人在日本，晚一點會跟我確定在臺中見面時間，我們保持聯絡，我下臺中後找時間見面」等不實訊息予柴鈁武；柴鈁武因此陷於錯誤，誤信被告確有設法為其解決上開僵局之真意，而於同年9月24日請中州大學司機帶著10份威士忌禮盒（每盒 2瓶、總計20瓶、總計價值約新臺幣【以下同】2萬元）北上交付給被告；被告收下上開10份禮品後，立即接續其前開詐欺取財之犯意，明知其並未與張耀中相約在108年9月27日見面、主觀上亦無贈送禮物給張耀中之真意；又其平日有收藏鋼筆等精品之嗜好，並無對萬寶龍品牌之鋼筆「不諳行情」之情事，於同年月25日傳送內容為「這次蒙議員同意與他見面，是出國前難得相聚，弟格外興奮，畢竟以他實力，未來說不定是我事業上很大助力，因此弟特準備萬寶龍，但因不諳行情，說不定不成敬意，學務長這邊如能仗義挹注一番，則人間美事也！… 」之文字訊息給柴鈁武，以此配合先前之詐術內容，向柴鈁武營造前臺中市議員張耀中對烏干達籍留學生可否入境我國一事有影響力，其與張耀中已經約好要在108年9月27日見面，2 人見面時需要準備見面禮，請柴鈁武代為準備萬寶龍鋼筆充當見面禮物等不實情境，柴鈁武因陷於錯誤而應允之，並於當日立即購買價值約37,300元之萬寶龍2019年最新款文學家系列限量筆（下稱本案萬寶龍鋼筆）後，再與被告相約翌（26）日，在址設臺中市○區○○路000號之「○○商務旅館」中山店見面。然被告於同年9月26日中午時許、準備由臺北出發時，又傳訊息給柴鈁武表示自己準備要搭捷運去坐高鐵，預計當日下午4 點30分許會入住上開旅館等情，當時在中州科大內之柴鈁武觀看上開訊息後，陷於錯誤主動以通訊軟體語音通話功能連繫被告，向被告表示其要親自過去臺中高鐵站迎接，並傳車號0 000之文字訊息給被告；至同日下午3點57分許，被告傳訊息向柴鈁武表示其已經到高鐵臺中站出口處，然柴鈁武因為在八卦山隧道內遇到他人之交通事故而遲誤行程，僅能請被告先行等候，待柴鈁武於同日下午4時7分許抵達高鐵臺中站後，隨即將本案萬寶龍鋼筆交付給被告，並駕車將被告載往上開旅館。然被告並未在108年9月27日前去與張耀中見面，本案萬寶龍鋼筆則經被告納為己有。三、被告見柴鈁武對其各項所言均深信不疑，明知其並不認識某位「王處長」，更無「王處長」要求其前去南非共和國時給人送禮等情，竟接續基於前揭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08年9月30日使用通訊軟體，傳送內容為「我說要拜訪的王處長上次跟我聚餐…」、「聚餐時他是隱約提到他有資源，可以寄些茶葉之類禮品以便我在南非送人，因為我資源實在太少」、「我就想到，不知道中州能否也提供一些，因為10月上旬您要先過去，如果不只您一位，帶些應該沒問題…」、「這實在是有點過份的請求…」之文字訊息給柴鈁武，以此暗示之方式，向柴鈁武詐稱「王處長」對烏干達籍留學生可否入境我國一事亦有影響力等訛詞，向柴鈁武索要茶葉等禮品，致柴鈁武陷於錯誤，遂於108年10月8日準備好茶葉一批（合計重約10臺斤，價值約5 千元）完成包裝後，以拍照傳給被告觀看之方式，對之表示已經備齊上開物品，並向被告表示待其於南非共和國收受後，可以將之分裝為20份茶葉禮盒以供送禮等情；被告見柴鈁武再次上當受騙，已將茶葉一批完成包裝、準備寄往南非共和國等情後，除了假裝向柴鈁武表示謝意外，又使用通訊軟體傳送內容為「…另外告知好消息，我有一朋友的閨密，她先生是外交官，就在史瓦帝尼服務」、「吳德興」等文字訊息給柴鈁武，持續製造仍在持續關心烏干達留學生之簽證問題，且其與我國駐史瓦帝尼外交人員交好等假象。四、後被告與柴鈁武使用通訊軟體交談間，見柴鈁武傳送內容為「科長你要記得聯絡現在彰化服務站的主任介紹給我們同仁認識」、「現在我們作業是兩個禮拜你要幫我們縮短成兩天就能拿到居留證」等文字訊息給自己後，明知其主觀上根本沒有協助柴鈁武之真意，且核發外國人居留證係移民署各直轄市、縣（市）服務站所執掌之事務，非移民署國際及執法事務組事務；再者，依正常流程，一般從申請到核發或駁回，外僑居留證辦理期限為10天（不含查證及面談時間），上開辦理期間除非有符合移民署各類人民申請案件處理時限表之規定，得申請提前發證外，尚無依據得據以提早核發等情，竟將上開詐欺犯意，變更為利用其擔任移民署國際及執法事務組國際科秘書負責「國人、僑民兵役、入出境返國停留、居留及其他相關入出境資料申辦諮詢與服務」等職務上衍生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之犯意，假意允諾柴鈁武之上開要求；後被告明知其友人即時任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視察之劉國良，當時之業務職掌係：①收容管理業務；②遣返業務（含驅逐出國及強制出境審查會等）；③自行到案業務；④國際（兩岸）合作與安全管理（含不予許可管制及人口販運等）；⑤臨時交辦事項。⑥責任區：南投收容所（勤）業務督導，其職務內容、責任區均與居留證核發無涉等情；更罔論其也沒有與劉國良聯繫、並對之說明柴鈁武之上開要求，竟仍承其上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衍生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之犯意，於翌（9）日逕自傳送內容為「中區有個大隊部，有管到彰化縣服務站，我剛剛跟裡面劉國良視察談過電話，他是我好朋友，他已答應全力幫忙，我給您他的電話，您住臺中，未來可就近去看看他，柏元」之文字訊息給柴鈁武，致柴鈁武因此陷於錯誤，誤認被告確實願意在烏干達籍留學生縮短居留證辦理時間一事上提供助力，而接續於附表所示時間，依被告各次之索求，以自行負擔高額國際快遞運費之方式，將附表所示之茶葉、茶壺及藥品等財物，交付給當時人己經在南非共和國之被告：附表編號被告索求物品之時間詐得之物品詐得之利益（國際運費） 1 108年10月14日13時2分茶壺及茶葉一批（價值約5千元）約8千元 2 109年6月10日3時11分茶葉一批（價值約5千元）約8千元 3 109年12月21日12時56分輕烘烏龍茶、普洱茶茶葉一批（價值約5千元）約9,700元 4 110年6月7日9時51分茶壺及茶葉一批（價值約5千元）約9千元　　（註：柴鈁武因此取得劉國良之聯絡方式後，並未直接與劉國良聯繫，而是請中州科大校內人員李淑玲將劉國良加為聯絡對象備用，並開始在年節時送禮給劉國良，劉國良雖不知為何中州科大為何要送禮給自己，但仍將禮物悉數收下；後於烏干達籍留學生柯○ 吉去向不明時，劉國良受李淑玲之請託，私下使用移民署公務電腦系統查詢柯○吉之去向後，再將柯○吉當時就讀之大學告知李淑玲。劉國良、李淑玲所涉洩密等罪嫌，另由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1074號判決無罪）。五、因認被告如上述二、三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如上述四所為，係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嫌等語。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參、公訴人、被告、辯護人之主張或辯解各自如下：一、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詐欺取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等罪嫌，無非是以：①被告對柴鈁武施用詐術，使柴鈁武誤認張耀中對於烏干達學生入境一事有影響力，因此交付本案萬寶龍鋼筆，但被告卻未將本案萬寶龍鋼筆交予張耀中，是被告詐欺取財犯行明確；②被告不認識所謂的「王處長」，卻訛稱「王處長」對於烏干達學生入境一事有影響力，以此為由要求柴鈁武贈送茶葉，至於證人柴鈁武於本院審理中改稱不是因為被告施用詐術才送禮等語，與其先前於調查站及偵查中證述不一，不足採信，是被告詐欺取財犯行明確；③ 被告未曾與劉國良聯繫，也未對劉國良說明柴鈁武的要求，卻對柴鈁武佯稱劉國良答應盡全力幫忙，致柴鈁武陷於錯誤而送禮，是被告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犯行明確等，為其主要論據。二、訊據被告承認有如上述壹、一所示之任職經過及職權範圍、如上述壹、二至四所示對話內容及自柴鈁武處收受財物等客觀事實，但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行為，辯稱：我沒有騙柴鈁武，我有用心幫柴鈁武聯繫去立法院開協調會，也有告訴劉國良有能力幫幫忙，但沒有具體說要幫什麼忙；柴鈁武送威士忌禮盒、茶葉、茶壺等禮物是禮尚往來，本案萬寶龍鋼筆我有放在張耀中辦公桌上等語。三、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略以：①柴鈁武熟悉簽證業務，並未誤會移民署有權介入處理簽證；②被告有介紹李彥秀立委的助理陳往函給柴鈁武，陳往函也有安排柴鈁武與外交部非洲司開協調會；③柴鈁武在被告的幫助下有與張耀中會面，被告也有贈送本案萬寶龍鋼筆給張耀中；④確有「王處長」其人，即任職於國防部之王惠民；⑤被告確實認識史瓦帝尼大使的太太，併透過李福珍與之聯絡；⑥被告確實有介紹劉國良給柴鈁武；⑦被告與柴鈁武為朋友，柴鈁武送禮皆出於自願，並未陷於錯誤等語。肆、經查：一、被告於102年5月31日起至107年2月28日止擔任移民署秘書室編審及檔案科科長，於107年3月1日起至108年4月7日止擔任移民署秘書室文書科科長，於108年4月8日起同年9月間擔任移民署國際及執法事務組國際科秘書，於108年10月12日至111年 8月27日止派駐南非普利托利亞，而各職位之業務如上述公訴意旨一所示；劉國良時任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視察，業務如公訴意旨四所示；核發外籍學生入境簽證係外交部職掌事務，而非移民署職掌上之業務，另核發外國人居留證係移民署各直轄市、縣（市）服務站所執掌之事務，並非移民署國際及執法事務組事務等情，業據被告坦承在卷（見本院卷二第38至39、45頁），核與證人劉國良證述相符（見他卷第39 5至396頁），並有移民署113年1月24日移署政字第11300137 58號函並附被告歷任職務及簡歷表、職務內容說明、移民署各類人民申請案件處理時限表等資料、113年2月16日移署中字第1130020413號書函並附劉國良業務職掌分工表等相關資料、113年5月8日移署人字第1130052081號函並附被告任職本署職務一覽表、被告提出之内政部移民署業務職掌簡介、内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專勤隊簡介在卷可稽（見5685 偵卷第219至258頁、本院卷第209至211、193至196頁），則上開被告歷年職位及業務範圍、劉國良職位及業務範圍、外交部及移民署各自權限等客觀事實，均可認定。二、被告是否有如公訴意旨二所示，佯稱可聯繫立委李彥秀、議員張耀中對烏干達籍留學生入境我國一事有影響力等語，使柴鈁武陷於錯誤，於108年9月24日贈送上開10份威士忌禮盒予被告一節：　㈠柴鈁武於108年間，在中州科大擔任學務長，又中州科大招收烏干達籍留學生來臺，但因發出之入學許可證數量過多，負責烏干達領務之駐南非共和國臺北聯絡代表處不願採取一般視訊面試方式發給學生入境許可，導致烏干達籍留學生無法取得簽證入境我國（嗣柴鈁武等人因涉犯人口販運等罪嫌，另經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1074號判決，現上訴至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等情，業據證人柴鈁武證述在卷（見他卷第383 至385頁），並有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074號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1至36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則上情堪以認定。　㈡柴鈁武於108年間認識被告後，被告於108年8月8日以手機傳送「學務長午安，申請資料，比如申請書，學生名冊等等，能否先傳給我，我現在找到李彥秀立委，我必須有這些資料來跟她討論」、「我跟委員那邊先討論一下」等，於翌（9 ）日傳送「李彥秀委員服務處這兩天裝修，她已告訴我她的助理陳先生的電話，並且請我下週一再跟他連絡」、「連絡時我會跟他約去外交部非洲司的時間，確定後您再北上」，於同年9月13日傳送「簽證的事進行得如何？」等文字訊息給柴鈁武；且被告曾告知柴鈁武：前臺中市議員張耀中實力雄厚，是幫助其外派南非共和國的「貴人」等語，又於同年 9月23日15時38分許傳送「好的，Key person張議員人在日本，晚一點會跟我確定在臺中見面時間，我們保持聯絡，我下臺中後找時間見面」等文字訊息給柴鈁武；另柴鈁武於同年9 月23日15時35分許傳送文字訊息向被告表示將請司機北上送禮，之後於翌（24）日請中州大學司機帶著10份威士忌禮盒（每盒2瓶、總計20瓶、總計價值約2萬元）北上交付給被告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本院卷二第40至42頁），核與證人柴鈁武證述相符（見他卷第385頁、本院卷一第416、41 9至421頁），並有被告與柴鈁武間之手機對話紀錄在卷可查（見5685偵卷第79至81頁、他卷第62、72至73頁），則被告與柴鈁武間有上開對話內容，且柴鈁武有贈送上開威士忌禮盒給被告等客觀事實，均可認定。　㈢起訴意旨固然主張柴鈁武誤認移民署有權介入處理外籍留學生簽證，然而被告及辯護人辯稱柴鈁武熟悉簽證業務，並未誤會移民署有權介入處理簽證等語如前，則本院審酌卷附證據判斷如下：　⒈證人柴鈁武於調查站時證稱：我和中州科大沒有查詢被告業務職掌的權限，直到調查站人員告知，我才知道被告沒有辦理相關簽證業務的權限等語（見他卷第393頁）；於偵查中證稱：我對被告工作職掌不清楚，想說如果在被告業務範圍，希望他能幫上忙等語（見他卷第406至407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不知道被告的職稱或職權內容，我只知道他在移民署服務：以我的認知，核發外籍學生簽證是外交部職權，跟移民署無關；我沒有將被告視為解決烏干達留學生來臺簽證的關鍵人物，要解決簽證問題，印象中我是到教育部、外交部去溝通，我不會到移民署溝通，因為沒有關聯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7至418、431頁），足見證人柴鈁武就是否知悉被告有無介入處理簽證核發一事，前後證述不一，則證人柴鈁武先前所稱不知道被告沒有辦理相關簽證業務的權限，希望他能幫忙烏干達籍留學生取得簽證等語，是否可信，已有可疑。　⒉況且，被告於108年8月間介紹柴鈁武與立委助理陳往函聯絡，且柴鈁武、陳往函即外交部官員於108年8月14日在立法院招開協調會（詳見下述㈣）之前，被告於108年8月12日傳送訊息給柴鈁武：「我雖然在公部門服務，但這件事剛好不是我們移民署主管的業務，所以我出席會議發表意見會顯得突兀，因此我會到附近，等您們協調完後再進去跟您們會合，等於私下聚會性質，這樣比較妥當」，柴鈁武則回復「了解」等語；被告於108年9月9日傳送「經詢問署裡有關組室，說核發外國人簽證是外交部職權，所以建議找陳局長幫忙喔！」等文字訊息給柴鈁武，柴鈁武也回復「了解」等節，有被告與柴鈁武間之對話紀錄附卷可參（見他卷第43、61頁），益徵被告已明確告知外籍留學生簽證事務並非移民署之權限，證人柴鈁武也知悉上情。　⒊再者，如果柴鈁武誤認移民署有權介入處理外籍留學生簽證，依常情，柴鈁武應會直接要求被告憑藉其在移民署工作之職務權限為其解決外籍留學生簽證事宜。然而，柴鈁武於108 年9月9日傳送訊息詢問：「黃科長要請你幫忙確認幾件事情 1.飛到亞洲到台灣的代表處辦理面試簽證是否可行 2.香港代表處能否面試核發學生簽證 3.面試核發簽證之後是否能立即拿到合法文件飛到台灣 4.不能立即飛到台灣的話要停留多少天才能拿到合法文件飛到台灣非常感謝黃科長協助」，被告回復：「我來問看看」等情，有被告與柴鈁武間之對話紀錄存卷可按（見他卷第59頁），益徵柴鈁武知悉簽證之核發為外交部或駐外單位之權限，是以柴鈁武僅是要求被告以其人脈幫忙詢問上開問題，而非直接要求柴鈁武或移民署人員為其解決簽證事宜。　⒋從而，柴鈁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知悉核發外籍學生簽證是外交部職權，跟移民署無關等語，與上開對話紀錄顯示之情狀相符，則證人柴鈁武先前所稱不知道被告沒有辦理相關簽證業務的權限等語，是否可信，顯有可疑。　㈣起訴意旨又主張被告與素不相識李彥秀，亦無任何管道可以私下聯繫李彥秀，也未安排柴鈁武與李彥秀見面。但被告與辯護人辯稱被告有介紹李彥秀立委的助理陳往函給柴鈁武，陳往函也有安排柴鈁武與外交部非洲司開協調會等語如前，則本院審酌卷附證據判斷如下：　⒈證人柴鈁武於偵查中證稱：我們沒有去找李彥秀，也沒有聯繫過李彥秀，但我印象中學校跟李彥秀辦公室主任一起去立法院跟教育部的人碰面，李彥秀本人應該沒有出面等語（見 5685偵卷第205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時隔久遠，以LIN E的證據為主，我沒有印象被告是否有跟我說他跟助理約好的事；我記得我跟校長一起去立法院，見到李彥秀辦公室主任，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但他請教育部或外交部的人跟我們溝通；我印象中好像有請陳往函安排窗口，讓我們可以直接跟非洲司聯絡；印象中我本來以為李彥秀會出現，結果是她的辦公室主任，我們在地下室辦公室跟外交部或教育部交換意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8至419頁）。　⒉證人陳往函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於108年間擔任李彥秀的助理，當時有人來陳情說中州科大要去非洲招生，但是要經過外交部非洲司的認可才可以，希望我們找外交部、教育部一起來開協調會，所以我就有安排，但我忘記是不是被告，也忘記當時是如何陳情；印象中於108年8月14日在立法院地下室，柴鈁武有跟外交部非洲司的官員見面，當時我有在場；這件事李彥秀應該不知情，一般的陳情案不一定會講；我現在對被告沒有印象，唯一有印象的是柴鈁武，因為我覺得他的姓氏很特殊，但我也不確定當時是怎麼聯絡上的；柴鈁武有來我們辦公室，有給一份說明，是中州科大辦學的簡介，他有說到招生困難的事，後來才幫他們約非洲司的官員；他卷第40頁被告對話紀錄中提到0000的電話是我的電話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1至415頁）。　⒊被告與柴鈁武間之對話紀錄顯示，被告於108年8月11日表示：已經跟彥秀委員助理陳先生取得聯絡、會連絡外交部非洲司、需要學校申請原件向外交部說明、有必要會請外交部官員到立法委員辦公室開協調會等語；又被告於翌（12）日傳送「陳助理」的手機門號，並請柴鈁武於20分鐘後電話連絡陳助理等語，之後柴鈁武表示已與「陳先生」聯絡、已傳真文件給「陳先生」、約定於8月14日下午3點在立法院B1的21 19室見面等語，被告回復當天會在附近、協調完後再見面等語；柴鈁武於同年月14日表示已抵達立法院，之後表示協調會已結束，被告即表示已經在樓下等語（見他卷第35、40至 42、46至47頁），足見被告有為中州科大外籍留學生簽證一事聯絡陳往函，並將陳往函聯絡方式交給柴鈁武，之後陳往函安排柴鈁武與外交部非洲司官員在立法院召開協調會。　⒋從而，證人柴鈁武、陳往函雖均證稱不記得具體聯絡過程，但仍皆證稱陳往函有安排柴鈁武與外交部官員在立法院地下室見面等語，核與上開對話紀錄顯示被告有為中州科大外籍留學生簽證一事聯絡陳往函，並將陳往函聯絡方式交給柴鈁武，之後陳往函安排柴鈁武與外交部非洲司官員在立法院召開協調會等節相符。則被告與柴鈁武固然未聯絡上立法委員李彥秀本人，但仍有透過李彥秀之助理陳往函而與外交部官員就外籍留學生簽證一事進行協調，自難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稱以佯稱可聯絡李彥秀之方式詐騙柴鈁武之情。　㈤關於被告是否有對柴鈁武表示：張耀中對烏干達籍留學生可否入境我國一事理應有影響力等語一節：　⒈被告辯稱：張耀中是我的貴人沒錯，但我沒有說張耀中對於外籍留學生入境有影響力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2頁）。　⒉證人柴鈁武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在對話中說「Key person張議員」，是指張耀中對於被告而言是Key person，被告說他要去拜訪一個議員，問我要不要一起去，我就說好等語（見 5685偵卷第191頁）。又稱：我印象中被告沒有跟我講過張耀中對於烏干達留學生的事情有影響力；被告問我要不要去認識臺中市的議員，我想說多認識朋友很好等語（見5685偵卷第204至205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沒有跟我說張耀中對於烏干達留學生的事情有影響力；我不知道被告在對話中說「Key person」是指什麼；好像聊天中被告有提到張耀中幫忙他外派，所以張耀中對他來說是「Key person」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1頁）。　⒊觀諸被告與柴鈁武間之對話紀錄，被告固有傳送「好的，Key person張議員人在日本，晚一點會跟我確定在臺中見面時間，我們保持聯絡，我下臺中後找時間見面」等文字訊息給柴鈁武（見他卷第73頁），但被告在其他對話中未見有提到張耀中對於外籍留學生申請簽證或居留證等事項有何影響力之情形（見他卷第31至382頁、5685偵卷第79至125頁）。則所謂「Key person」是何意，有多種可能性，自無從排除被告辯解及證人柴鈁武證稱「『Key person』是指張耀中是被告貴人」之可能性。　⒋從而，證人柴鈁武始終證稱：被告沒有說過張耀中對於外籍留學生的事情有影響力等語，核與被告辯解一致，且卷附對話紀錄中，未見被告又提到張耀中對於外籍留學生的事情有影響力，又被告傳送「Key person」之意，無法排除有其他可能性，則依現存證據，尚不能認定被告有對柴鈁武表示：張耀中對烏干達籍留學生可否入境我國一事理應有影響力等語。　㈥關於柴鈁武贈送10份威士忌禮盒原因：　⒈證人柴鈁武於調查站時證稱：當時我剛認識被告，我知道他有喝酒小酌的習慣，我為了跟他更熟識，以利後續校務的推廣，所以就從中州科大公關禮品中拿了20瓶酒分裝成10份送給被告等語（見他卷第385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時剛認識被告，為表示一下認識的誠意，學校倉庫有放這些禮品，我就請司機送給他；不是感謝被告幫我做什麼事的禮物或代價，當時9月還沒有簽證；我是站在交朋友的立場才送禮給被告；我沒有認為被告有施用什麼詐術讓我陷於錯誤而送禮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0頁）。則證人柴鈁武自稱是為了交朋友而贈送被告10份威士忌禮盒，而否認有公訴意旨所指是因為被告表示可聯繫李彥秀、張耀中等語才贈送上開威士忌禮盒。　⒉觀諸被告與柴鈁武間之對話紀錄可知，被告於108年9月23日表示想約9月26、27日與臺中友人在中部見面等語，柴鈁武先是回應該友人這次沒辦法見面，隨即表示：「我也安排了明天早上司機會帶著10份禮物每一份有兩瓶酒中午以前送去給您」、「26、27日來臺中要跟我聯絡大家還要碰面聚聚啦」等語，被告回復：「好的，Key person張議員人在日本，晚一點會跟我確定在臺中見面時間，我們保持聯絡，我下臺中後找時間見面」（見他卷第72至73頁），可知被告原先是在討論想約「臺中友人」聚會一事，隨後柴鈁武主動表示要贈送10份威士忌禮盒給被告，之後被告才提到可介紹張耀中之事，足見柴鈁武贈送10份威士忌禮盒與被告介紹張耀中一事無關，且從其對話脈絡，也看不出與被告先前介紹李彥秀或陳往函一事有關。　㈦綜上，本案依證人柴鈁武所述及對話紀錄內容，足認被告於1 08年9月9日已明確告知柴鈁武外籍留學生簽證事務並非移民署之權限，難認柴鈁武有誤認移民署有權介入處理外籍留學生簽證之情事。其次，被告雖未介紹李彥秀本人與柴鈁武認識，但仍有介紹立委助理陳往函，並由陳往函安排柴鈁武與外交部非洲司開協調會。再者，依現存證據，尚不能認定被告有對柴鈁武表示：張耀中對烏干達籍留學生可否入境我國一事理應有影響力等語。況且，柴鈁武於108年9月23日主動表示要贈送上開威士忌禮盒，依其等對話脈絡，看不出與被告先前介紹李彥秀或陳往函一事有關。此外，被告是在柴鈁武表示贈送上開威士忌禮盒之後，才說要介紹張耀中認識。從而，依現存證據，無法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利用柴鈁武誤認移民署有處理外籍留學生簽證之權限，並佯稱可聯繫立委李彥秀、議員張耀中對烏干達籍留學生入境我國有影響力等方式，使柴鈁武陷於錯誤，贈送如10份威士忌禮盒予被告之行為。三、被告是否有如公訴意旨二所示，佯稱要於108年9月27日與張耀中見面並贈送萬寶龍鋼筆予張耀中等語，使柴鈁武陷於錯誤，於108年9月26日交付本案萬寶龍鋼筆予被告一節：　㈠被告有於108年9月25日傳送內容為「這次蒙議員同意與他見面，是出國前難得相聚，弟格外興奮，畢竟以他實力，未來說不定是我事業上很大助力，因此弟特準備萬寶龍，但因不諳行情，說不定不成敬意，學務長這邊如能仗義挹注一番，則人間美事也！…」之文字訊息給柴鈁武，柴鈁武應允後即於當日購買本案萬寶龍鋼筆，再與被告相約翌（26）日，在「○○商務旅館」中山店見面，之後於同年9月26日二人改約在臺中高鐵站見面，待柴鈁武於同日下午4時7分許抵達高鐵臺中站後，將本案萬寶龍鋼筆交付給被告，並駕車將被告載往上開旅館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5685偵卷第188頁、本院卷二第43頁），核與證人柴鈁武證述相符（見他卷第386、405頁、5685偵卷第188頁、本院卷一第421頁），並有對話紀錄在卷可查（見他卷第74至82頁），則被告與柴鈁武間有上開對話內容，且柴鈁武有交付本案萬寶龍鋼筆給被告等客觀事實，均可認定。　㈡關於被告、柴鈁武是否有與張耀中見面一節：　⒈被告辯稱：有於108年9月29日在議會1351室見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3頁）。　⒉證人柴鈁武於偵查中證稱：我與被告、張耀中有於108年9月2 9日在臺中市議會1531室見面等語（見5685偵卷第189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有印象與被告約去臺中市議會拜訪張耀中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1頁）。　⒊證人張耀中先後證述如下：　⑴於調查站中證稱：我認識被告，是因為被告透過朋友拜託我，我印象中他希望外派到香港或澳洲，不過因為我不是中央民意代表，所以我沒有達成被告的願望；我忘記怎麼認識柴鈁武，我應該有與被告、柴鈁武一起見過面；臺中市議會00 00室是我的辦公室，但我對於被告及柴鈁武在議會見面沒有印象，我只記得被告因外派考試希望我幫他，柴鈁武則是中州科大希望引進外籍學生，但這是外交部或移民署的權責，我也幫不上忙；我沒有印象收過被告或柴鈁武致贈的萬寶龍鋼筆等語（見他卷第415至418頁）。　⑵於偵查中證稱：某天被告透過朋友拜託我，希望外派到比較熱鬧的地方，但移民署是中央單位，我幫不上忙；後來被告確定外派南非，在等待去南非的期間，被告介紹柴鈁武給我認識，柴鈁武說他們在非洲招生400多人，希望我幫忙把這4 00多個學生弄進來，他們都太高估我了；我記憶中沒有萬寶龍鋼筆這個東西；被告沒有交萬寶龍鋼筆給我等語（見5686偵卷第61至62頁）。又稱：之前我不認識被告，108年3月之後辦公室才有建檔被告的資料，被告偶爾會來找我，但我不確定被告於108年9月26日有無來找我；我與被告、柴鈁武有於 108年9月29日在臺中市議會1531室見面，學校好像有引進非洲黑人，這個案子好像在中央被耽擱，但我跟他們說這不是我權責內，我無法管到這個等語（見5685偵卷第188至189頁）。　⑶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是於108年3月認識被告，我跟柴鈁武有在臺中市議會0000室見過面，具體時間我不清楚，大概是在108年9月29日那時候，應該是跟柴鈁武第一次見面；之後被告跟柴鈁武一起來見面有幾次，我記不清楚；最早被告透過一個朋友跟我認識，被告說他想外派，這不是我能力範圍，湊巧他們所長跟我有私交，我問他說被告有無機會，後來被告就被外派，之後被告就介紹柴鈁武跟我認識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01至402頁）。　⒋從而，被告與張耀中固然未於108年9月27日見面，且證人柴鈁武、張耀中於偵查中雖將0000室誤稱為0000室，但證人2 人始終證稱其等有於108年9月29日與被告在臺中市議會見面，核與被告所辯相符。從而，被告有於108年9月29日，偕同柴鈁武，至臺中市議會0000室，與張耀中見面，席間也有談論到中州科大外籍留學生簽證之事，經張耀中回復幫不上忙等情，應可認定。準此，被告、柴鈁武既有於108年9月29日與張耀中見面並談論到中州科大外籍留學生簽證之事，顯無公訴意旨雖稱被告佯稱與張耀中見面但實際上未見面之情事，也不能反推被告自始即無贈送本案萬寶龍鋼筆給張耀中之真意。　㈢關於被告是否有未交付本案萬寶龍鋼筆一節：　⒈被告辯稱：我將鋼筆放在桌上或茶几上，我放鋼筆沒有事先說等語（見5685偵卷第8、190頁、本院卷一第405頁）。　⒉證人柴鈁武於調查站時證稱：我不知道被告後續有無將本案萬寶龍鋼筆贈送給張耀中等語（見他卷第387、405頁）。於偵查證稱：我與被告、張耀中有於108年9月29日在臺中市議會0000室見面，我沒有印象被告有當著我的面送鋼筆給張耀中，我之前就已經將鋼筆交給被告，他怎麼處理我也沒多問等語（見5685偵卷第189至190、204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記得鋼筆是之前就給被告，不是見面當天給；我記得張耀中辦公室有3至5個人，張耀中在談事情，好像有個大學教授做他諮詢的對象，人滿多的，我不記得見面時有把鋼筆送給張耀中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9頁）。則證人柴鈁武始終證稱有事先將本案萬寶龍鋼筆交給被告，108年9月29日當日沒有見到被告將本案萬寶龍鋼筆交給張耀中等語。　⒊證人張耀中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我記憶中被告沒有送我鋼筆，我辦公室有很多人，我、司機、助理就有4個人，鋼筆放在桌上是不是有被其他人拿走我不知道等語（見5685 偵卷第189頁、本院卷一第403至405頁）。　⒋本案於112年3月21日，在臺中市○○區○○路000號被告使用之辦公區、置物櫃、休息區、寢室等區域執行搜索，雖有扣得萬寶龍鋼珠筆筆芯，但並未查得本案萬寶龍鋼筆等情，有被告所持有萬寶龍鋼筆照片、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在卷可稽（見5685偵卷第215至217、263至268頁、本院卷一第461頁），則本案經調查站人員執行搜索後，也並未查得被告持有本案萬寶龍鋼筆。　⒌從而，被告辯稱有將本案萬寶龍鋼筆贈送予張耀中等語，固然與證人張耀中、柴鈁武所述不同，但證人張耀中、柴鈁武也證稱當日辦公室內進出人員不少等語如前，是以被告所辯本案萬寶龍鋼筆放在桌上後被其他人取走之可能性，自無法完排除。況且，本案經執行搜索後也未查得被告有何持有本案萬寶龍鋼筆之情形，是依現存證據，自不能認定被告有未交付本案萬寶龍鋼筆之行為。　㈣關於柴鈁武是否陷於錯誤而交付本案萬寶龍鋼筆給被告一節，證人柴鈁武先後證述如下：　⒈於調查站時證稱：贈送本案萬寶龍鋼筆，是因為被告向我表示需要這份禮品，因此我循學校採購程序購買，學校希望可以擴大外籍學生招生，而外籍學生基本上都有打工需求，這方面業務與移民署有關，所以希望與被告打好關係，日後校方業務有需求可以幫得上忙等語（見他卷第386頁）。　⒉於偵查中證稱：被告要送筆給張耀中，請我幫忙出資，我想說也許日後有外籍留學生業務，包含證件如何申請，不懂要討教，要討好關係，我以校方公關費購買後交給被告等語（見他卷第405頁）。又稱：我會出錢，是因為當時就是交朋友；我將本案萬寶龍鋼筆給被告，讓被告自己去處理，他怎麼處理是他的事，如果本案萬寶龍鋼筆是被告收下，我不會覺得上當，我不在乎是不是張耀中要那支鋼筆等語（見5685 偵卷第191頁）。再稱：如果我真的被騙，我也是不高興，但到底鋼筆有無拿給張耀中，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評論比較好等語（見5685偵卷第204頁）。　⒊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不認識張耀中，我跟被告交朋友，鋼筆是送給被告，至於被告要送給誰是他的權利；被告有跟我講送給張耀中，但我的心態是我東西送給被告，被告怎麼處理我沒有意見；我不認識張耀中，站在學校立場當然是各方友好，所以認識張耀中也可以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2、427 頁）。　⒋綜合證人柴鈁武歷次證述可知，其始終證稱：購買本案萬寶龍鋼筆之目的，是因為與被告是朋友、希望與被告打好關係等語，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更稱：不在乎是不是張耀中拿本案萬寶龍鋼筆、被告怎麼處理都沒意見等語如前，益徵柴鈁武交付本案萬寶龍鋼筆給被告之時，主觀上並不在乎被告如何處分本案萬寶龍鋼筆，也不在乎本案萬寶龍鋼筆是否有贈送給張耀中，則柴鈁武是否有「陷於錯誤」即有可疑。　㈤綜上，被告固然於108年9月25日請柴鈁武購買萬寶龍鋼筆，柴鈁武也有交付本案萬寶龍鋼筆給被告，而張耀中雖未收到本案萬寶龍鋼筆，但依現存證據，也不能排除其他進出辦公室之人取走本案萬寶龍鋼筆之可能性，而認被告未交付本案萬寶龍鋼筆。再者，被告既然有於同年月29日偕同柴鈁武前往臺中市議會0000室與張耀中見面，席間也有談論到中州科大外籍留學生簽證之事，雖經張耀中回復幫不上忙，但也不能反推被告自始即無贈送本案萬寶龍鋼筆給張耀中之真意。況且，柴鈁武也自承並不在乎被告如何處分本案萬寶龍鋼筆，也不在乎本案萬寶龍鋼筆是否有贈送給張耀中等語如前，則柴鈁武是否有「陷於錯誤」即有可疑。從而，依現存證據，尚不能認定被告有何詐取本案萬寶龍鋼筆之行為。四、被告是否有如公訴意旨三所示，佯稱「王處長」對烏干達籍留學生可否入境我國一事有影響力等語，並製造與我國駐史瓦帝尼外交人員交好等假象，使柴鈁武陷於錯誤，於108年10 月8日以寄送方式而贈送茶葉一批予被告一節：　㈠被告於108年9月30日傳送內容為「我說要拜訪的王處長上次跟我聚餐，本來約今天早上因颱風假延期」、「聚餐時他是隱約提到他有資源，可以寄些茶葉之類禮品以便我在南非送人，因為我資源實在太少」、「拜訪他是想再確定這件事」、「但其實用寄的最快也要一二個月，而我行李早已塞滿二大箱…… 」、「我就想到，不知道中州能否也提供一些，因為10月上旬您要先過去，如果不只您一位，帶些應該沒問題……」、「這實在是有點過份的請求……」、「我透過彰化紅酒會的朋友已經先認識南非代表處一位朋友，很幫忙我，提供很多資訊，如果您到南非，離Pretoria不遠的話，我可請他去取，等於禮品先到」等文字訊息給柴鈁武，之後柴鈁武自己不會去南非、請同事到烏干達幫忙寄到南非等語，並於同年10月8 日傳送茶葉照片給被告，被告於同日回復：「好的，另外告知好消息，我有一朋友的閨密，她先生是外交官，就在史瓦帝尼服務」、「吳德興」等文字訊息給柴鈁武，嗣柴鈁武寄送如公訴意旨三所示送茶葉一批予被告等客觀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本院卷二第44頁），核與證人柴鈁武證述相符（見他卷第387、406頁、本院卷一第422頁），並有話紀錄存卷可按（見他卷第97至99、111至114、172頁），則被告與柴鈁武間有上開對話內容，且柴鈁武有贈送上開茶葉一批給被告等客觀事實，均可認定。　㈡觀諸被告傳送訊息之文字，被告向柴鈁武索要上開茶葉時，雖有提到「王處長」，表示「王處長」要送被告茶葉以便被告送人，但被告同時也表示：「可以寄些茶葉之類禮品以便我在南非送人，因為我資源實在太少」等語，足見被告已清楚表達茶葉贈送之對象是被告本人，並非要贈送「王處長」或「吳德興」，且柴鈁武也知悉上情，自難認定柴鈁武贈送茶葉時有何陷於錯誤之情形。　㈢至於被告及辯護人固稱：「王處長」確有其人，即任職於國防部之王惠民等語（見本院卷一第92頁、本院卷二第80頁），並聲請函詢國防部，而經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函覆王惠民於106至108年間任職於該部留守業務處上校處長一節，有該部113年5月28日全後督察字第1130017943號函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9頁。然而，證人柴鈁武於調查站及偵查中證稱：我不知道「王處長」是指何人，我也沒見過「王處長」，當時被告是向我表示他有送茶葉之需求，被告在對話中提到的「資源」是指希望可以多認識人，被告沒有多講，這些對話中我們沒有具體談讓烏干達留學生來台的事等語（見他卷第387、406頁、5685偵卷第205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不知道「王處長」是誰；學校都有禮品，逢年過節會送給認識的朋友，我送給被告交朋友，我不知道被告最後如何處理，對學校來說沒有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422頁）。足見無論被告所稱之「王處長」是否係任職於國防部之王惠民，但柴鈁武本人並不知道「王處長」是誰、也未曾見過「王處長」。　㈣另關於被告於對話紀錄中所稱「吳德興」，證人柴鈁武於調查站時證稱：因烏干達籍學生面試是要到史瓦帝尼大使館，所以我請託被告幫忙協助，被告就推薦參事吳德興，我就請被告幫忙打招呼等語（見他卷第389頁）。於偵查中改稱：我對李福珍沒什麼印象，我沒有跟李福珍通話過，應該是我請其他認識李福珍的人告訴李福珍等語（見5685偵卷第193 、203頁）。另證人李福珍於偵查中證稱：我朋友叫王惠珍，他先生是吳德興，在史瓦帝尼，我有跟王惠珍提到被告有人情請託，王惠珍說他不確定能不能幫這個忙，我沒有多說什麼，我只是幫忙轉述等語（見5685偵卷第192至193頁），足見被告、柴鈁武雖未直接接觸「吳德興」，但被告有透過共同之友人李福珍間接聯繫「吳德興」。　㈤從而，柴鈁武固然不知道「王處長」是誰、也未見過「王處長」，但被告向柴鈁武索要上開茶葉時，已清楚表達茶葉贈送之對象是被告本人，索要茶葉的理由也與「王處長」或「吳德興」無關，自難認定柴鈁武贈送茶葉時有何陷於錯誤之情形。況且，被告也確實有透過共同之友人李福珍間接聯繫「吳德興」，亦難認定被告索要茶葉時有何製造假象之詐欺行為。五、被告是否有如公訴意旨四所示，佯稱可介紹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任職之劉國良全力幫忙等語，因而詐得如附表所示物品及國際運費之利益一節：　㈠柴鈁武於108年10月8日傳送內容為「科長你要記得聯絡現在彰化服務站的主任介紹給我們同仁認識現在我們作業是兩個禮拜你要幫我們縮短成兩天就能拿到居留證」等文字訊息給被告；被告於翌（9）日傳送內容為「中區有個大隊部，有管到彰化縣服務站，我剛剛跟裡面劉國良視察談過電話，他是我好朋友，他已答應全力幫忙，我給您他的電話，您住臺中，未來可就近去看看他，柏元」之文字訊息給柴鈁武；另被告於公訴意旨四附表所示時間索求茶葉或茶壺，柴鈁武即贈送該等物品給被告，且運費如附表所示等客觀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本院卷二第44至46頁），核與證人柴鈁武證述相符（見他卷第387至388、390至393頁、本院卷一第423頁），並有對話紀錄在卷可查（見他卷第110、125、164至176 、299至310、340至365、374至378頁），則被告與柴鈁武間有上開對話內容，且柴鈁武有贈送如附表所示物品給被告，運費如附表所示等客觀事實，均可認定。　　　㈡關於被告是否有介紹劉國良給柴鈁武、是否有對劉國良說明中州科大外籍留學生居留證縮短申辦期間等節：　　⒈證人柴鈁武先後證述如下：　⑴於調查站及偵查中證稱：我原本不認識劉國良，是經由被告告知，我才知道劉國良是移民署中區的主管；當時是我請託被告幫忙居留證的簽辦，希望能將簽證時間2周縮短成2天，被告便引薦劉國良，但我後續並沒有聯繫劉國良，我也沒見過他本人；我有將劉國良的聯絡方式交給中州科大的李淑玲，我不清楚他們聯繫詳情等語（見他卷第388至389、407頁）。　⑵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有給我劉國良的LINE，但我沒有用，我是轉給學校相關同仁，我沒有跟劉國良有任何聯繫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3頁）。　⒉證人劉國良先後證述如下：　⑴於調查站中證稱：我認識被告，是我在警政署外事警官隊的學長；我不認識柴鈁武；我知道李淑玲，但我沒見過她；被告、柴鈁武、李淑玲沒有向我請託幫忙中州科大外籍留學生居留證簽辦事宜，我與被告至少6年多沒有打電話聯繫，頂多LINE互相問候，柴鈁武、李淑玲也沒有向我請託幫忙加速張耀中外籍留學生的居留證事宜等語（見他卷第396至398頁）。　⑵於偵查中證稱：李淑玲打電話給我說他是中州科大、要問外籍生的事情，我有留他的電話、互相加LINE；我跟被告是學長學弟關係，但至少6年沒聯繫，從我調到中區大隊後就沒再見過面，只有LINE傳送問好的訊息；我不確定被告有無跟我講過縮短中州科大外籍留學生取得簽證的時間的事，我應該也沒有答應被告要全力幫他忙等語（見他卷第403至404頁）。　⑶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認識被告應該超過20年，他是我們外事警察的前輩，到了移民署後有互相加LINE；我知道被告把我的聯絡方式交給中州科大的校方人員，當時我在大隊擔任視察，負責中部縣市關於外籍學生的列管，被告聯絡我說學校有需要協助、能提供一些協助或法令上的指導，我說給電話沒問題、我們會協助，這種事不是針對被告，我們對長官大部分都是這樣；不是針對個案，都是法令上的協助，因為一般學校都不清楚外籍生在臺灣居停留的相關法令；我印象中沒有接到柴鈁武的電話，我也不認識柴鈁武，是中州科大的李淑玲來跟我聯絡，剛開始是問一些基本法令問題，後來李淑玲說他有個學生到開學後都沒有來註冊，我就去查這個學生有沒有出境，發現這個學生到靜宜大學，我就說要循教育部的管道去詢問，後來這個案件被判無罪；這段期間被告又從南非跟我通過一次電話，沒有提過要幫中州科大做什麼；李淑玲沒有要我幫忙縮短烏干達留學生居留證、簽證的事情；我印象中被告沒有說過希望我全力幫忙柴鈁武來處理，我也沒有對被告說要全力幫忙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06至410 頁）。　⒊從而，證人劉國良、柴鈁武固然均未稱被告有談論到中州科大外籍留學生居留證縮短申辦期間之事項。但證人柴鈁武始終證稱：被告有引薦劉國良，我將劉國良聯絡方式交給中州科大的李淑玲去聯絡等語，核與證人劉國良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聯絡我說學校有需要協助、能否提供一些協助或法令上的指導，我說給電話沒問題、我們會協助，之後中州科大的李淑玲跟我聯絡，剛開始是問一些基本法令問題，後來李淑玲說他有個學生到開學後都沒有來註冊，我就去查等語相符。至於證人劉國良先前於調查站及偵查中雖稱與被告很久沒聯絡等語，惟審酌證人劉國良確實有於110年10月4日，因李淑玲反應找不到某位學生的去向，因而幫其查詢而涉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罪嫌，嗣經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107 4號判決無罪等情，業據證人劉國良證述如前，並有上開案號判決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至17頁），益徵劉國良確實有因被告之介紹，而與中州科大職員取得聯繫，自應以證人劉國良於本院審理中所述為可採。從而，被告確實有告知劉國良中州科大需要協助，並將劉國良的聯絡方式交給柴鈁武，再由柴鈁武轉交李淑玲，李淑玲因此得以諮詢劉國良法令問題，自難認有公訴意旨所主張被告未與劉國良聯繫之情形。　㈢關於柴鈁武贈送如附表所示之物時，是否有因被告行為而陷於錯誤一節：　⒈證人柴鈁武先後證述如下：　⑴於調查站時證稱：被告表示有茶葉需求，所以我就從中州科大公關費出資購買，然後快遞送去南非給被告，運費也是由中州科大吸收；我與被告本來就認識，加上被告在移民署上班，業務上能幫到中州科大，所以才從中州科大的經費來購買；當時確實是希望外籍留學生申請簽證及居留證能夠順利，而被告給校方的印象也是被告可以幫得上忙，我才同意依照被告請託，以中州科大經費購買如附表所示物品等語（見他卷第387至388、390至393頁）。　⑵於偵查中證稱：被告表示有茶葉的需求，所以我依照被告的請託，站在學料的立場這個數額不是很大，多方交往等語；我有這個期待，我對被告工作職掌不清楚，當時烏干達留學生無法順利來台，想說如果在他業務範圍內的話，希望他能幫上忙等語（見他卷第406至408頁）。　⑶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認識被告之後往來過幾次，他也很熱心介紹張耀中，後來被告外派，我們還是保持聯絡，他跟我說想念茶葉、沒有泡茶的器具，學校有茶葉，我或主管的辦公室也有現成的茶壺，我就拿過來寄給被告，朋友說他在國外有一些小需求，我們在臺灣方便就幫他處理；我不覺得被告騙我，就是交朋友；我的認知，被告沒有縮短居留證的簽辦時間的權力；我在那段期間有去外交部，我知道簽證是外交部，怎麼會以為那是移民署的業務；我們交朋友不能說是利益交換，當然對交朋友還是有期待；依照過去的經驗，居留證作業時間很慢，所以我跟被告說在法規內是否能盡量快一點，後來改成線上作業即刻申請就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 3、425、426、430頁）。　⒉綜合證人柴鈁武先後證述內容可知，證人柴鈁武始終證稱贈送如附表所示物品之原因，是因為與被告是朋友、希望與被告交好。至於柴鈁武雖在上開對話紀錄中要求被告介紹彰化服務站的主任、縮短作業期間，但該對話日期為108年10月8 日；又被告於對話中表示可介紹劉國良認識，日期為108年1 0月9日，距離108年10月14日被告第1次索求茶壺及茶葉（即附表編號1），中間已相隔6、7日，期間被告與柴鈁武還有另外談論被告出國前聚會、被告請柴鈁武幫忙寄送字畫、柴鈁武前往南非辦理簽證等事宜，有對話紀錄為證（見他卷第 127至157頁），則柴鈁武要求被告介紹彰化服務站的主任、縮短作業期間、被告介紹劉國良，與柴鈁武贈送如附表編號 1所示茶壺及茶葉，二者間有無因果關係，已有可疑。同理，被告第2至4次索求茶壺、茶葉（即附表編號2至4），時間分別為109年6月10日、12月21日、110年6月7日，距離108年 10月8日柴鈁武要求被告介紹彰化服務站的主任、縮短作業期間、108年10月9日被告介紹劉國良，時間各相隔8個月、1 年2個月、1年8個月，間隔甚久，二者間有無因果關係，更是可疑。　　㈣綜上，柴鈁武固有於108年10月8日要求被告介紹彰化服務站的主任、縮短作業期間，被告也有於翌（9）日介紹劉國良，但此日期距離被告於108年10月14日、109年6月10日、12 月21日、110年6月7日要求告訴人寄送如附表所示物品，已相隔6日、8個月、1年2個月、1年8個月，間隔有相當期日，且期間被告與柴鈁武已然在討論其他話題，自難認定被告向告訴人要求如附表所示物品，與柴鈁武要求被告介紹彰化服務站的主任、縮短作業期間、被告介紹劉國良之間有因果關係。況且，被告確實有告知劉國良中州科大需要協助，並將劉國良的聯絡方式交給柴鈁武，再由柴鈁武轉交李淑玲，李淑玲因此得以諮詢劉國良法令問題，亦難認定被告就此部分有對柴鈁武虛偽陳述。從而，依現存證據，尚不能認定被告有何詐取如附表所示物品之行為。六、關於告訴人贈送上開威士忌禮盒、茶葉、茶壺、交付本案萬寶龍鋼筆等物時，是否係因誤認被告能介入處理外籍留學生簽證、居留證業務一節：　㈠證人柴鈁武先後證述如下：　⒈於調查站時證稱：當時確實是因為被告一直表示可以在簽證業務上提供協助，如簽證方面書面審查可以幫忙了解進度及協助加快流程，面試則可以協助向史瓦帝尼的簽證官打招呼，讓後績流程能更順利，校方也因此對於被告能夠提供的協助有所期待，所以才會動用校方經費購買前述禮品，如果我們當時知道被告實際上並没有辦理外籍學生簽證及居留證之執掌，我們也不會以中州科大公關費的名義來購買禮品致贈予被告等語（見他卷第393至394頁）。　⒉於偵查中證稱：如果一開始知道移民署對於簽證核發沒有任何權限，我還是會盡量交好，但一定會有折扣；主要也是被告一直說他可以幫忙，我對他有期待，我對公務員職掌業務不是清楚，但覺得既然他在裡面，或多或少都能幫到忙；我被被告騙倒了，很不舒服等語（見他卷第408頁）。又稱：我從沒期待被告能真正解決簽證問題，其實我跟很多人談簽證的事情，碰到教育部的官員也會跟他們談；我對被告的各項要求都沒拒絕，或多或少都會想說有機會被告能不能幫上忙；如果被告有認識的人，可以幫忙美言是最好；因為烏干達學生簽證的問題無法解套，會想跟被告討論或瞭解等語（見5685偵卷第191至192、194、204頁）。　⒊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108年2月1日才到中州科大任教，在整個招生過程，我心裡都沒數，就是邊走邊學，所有人都會請教，我當然知道臺中市議員跟這沒關係，但我有問過張耀中說如果學校去招外籍生，誰可以跟外交部溝通，讓我們跟外交部溝通順利一點，我認識很多人，跟每個人都會問這要怎麼辦比較好，大概是這種心態；我在本案中送的禮品都是送給被告，我從來沒有受騙的感覺，不管被告用什麼藉口跟我要，我都接受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31至432頁）。　㈡證人柴鈁武於警詢時固然證稱如果知道被告實際上並没有辦理外籍學生簽證及居留證之執掌就不會贈送上開禮物等語，於偵查前階段也稱被被告騙、覺得不舒服等語。然而，證人柴鈁武於偵查後階段及本院審理中改稱：從沒期待被告能真正解決簽證問題、認識很多人都會徵詢意見等語。佐以被告於108年9月9日傳送「經詢問署裡有關組室，說核發外國人簽證是外交部職權，所以建議找陳局長幫忙喔！」等等文字訊息給柴鈁武（詳見上述二㈢⒉），以及柴鈁武於同日請求被告幫忙詢問簽證可否在第三國辦理等問題（詳見上述二㈢⒊），足見柴鈁武確實知悉被告無權辦理簽證問題，而是請求被告幫忙詢問以上問題，也與柴鈁武所述會向人徵詢意見等情相符。此外，柴鈁武雖於108年10月8日傳送「現在我們作業是兩個禮拜你要幫我們縮短成兩天就能拿到居留證」等文字訊息，但該則訊息前半段是「科長你要記得聯絡現在彰化服務站的主任介紹給我們同仁認識」（詳見上述五㈠），益徵柴鈁武知悉被告本人並無介入處理居留證之權限，因此要求柴鈁武介紹相關人員認識。且綜觀卷附被告與柴鈁武間之對話紀錄內容，柴鈁武先後有要求介紹人、詢問問題、自己申請南非簽證時請被告先跟駐外單位打招呼，而被告所為也是介紹各方人士認識（見他卷第35、50至51、54、56、59至60、77 、83、102至103、110、112至114、125至126、141、147至1 48、165、167、169、173至174、178至182、219至228頁），核與證人柴鈁武於偵查後階段及本院審理中所述情節相符，益徵柴鈁武並未誤信被告能介入處理外籍留學生簽證、居留證業務而贈送或交付上開物品。七、綜上所述，本案依現存證據，不能認定證人柴鈁武有誤信被告或移民署之職務權限，或誤信被告所介紹張耀中等人能介入處理外籍留學生簽證、居留證業務或發揮影響力而贈送或交付上開物品；且從對話時序觀之，也不能認定被告介紹陳往函、張耀中、劉國良等人與柴鈁武贈送上開威士忌禮盒、如附表所示之物給被告間有何因果關係（即公訴意旨二、四部分）；又依現存證據，也不能認定被告有取走本案萬寶龍鋼筆、自始即無贈送本案萬寶龍鋼筆給張耀中之真意（即公訴意旨二部分）；另柴鈁武贈送上開茶葉，也不能認定被告有施用詐術（即公訴意旨三部分）。從而，本案難認檢察官已盡其實質舉證責任，是依現存證據尚不足為被告涉犯詐欺取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之積極證明，而使本院達到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揆諸前揭法條及說明，本案自應依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奇曉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智偉、鍾孟杰、李秀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邱鼎文　　　　　　　　　　　　　　　　法　　　官林明誼　　　　　　　　　　　　　　　　法　　　官張琇涵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　記　官　吳冠慧

2024-11-21

CHDM-113-訴-231-20241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