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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陳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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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定應執行刑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291號再抗告人李慶文上列再抗告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2日駁回抗告之裁定（113年度抗字第2324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再抗告駁回。理由一、原裁定以：再抗告人李慶文因犯如第一審裁定附表（下稱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罪，經分別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其中編號1至4所示各罪，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10月，併計編號5宣告刑有期徒刑2年8月，總和為8年6月。則第一審裁定於各宣告刑中刑期最長之有期徒刑2年8月以上、總和8年6 月以下，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10月，其裁量所定之刑期，並未較重於前定之執行刑加計後之總和，難認有違反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之情，且已再給予再抗告人減少有期徒刑1 年8月（8年6月-6年10月=1年8月）之恤刑利益，亦無濫用裁量權之情形，於法即無違誤；又執行刑之酌定，尤無必須按一定比例、折數衡定之理。因認再抗告人提起抗告，指摘第一審裁定所定應執行刑不當，並無理由，而駁回其抗告。二、經核原裁定並無違誤。再抗告意旨徒臚列抽象之刑罰裁量理論與法令及援引他案指摘本件所定執行刑過重，泛言原裁定有違公平及比例原則，請重新從輕量定最有利之應執行刑等語，核係對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本件再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2025-02-26

TPSM-114-台抗-291-20250226-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866號上訴人 ORANEE CHANAPES（泰國籍）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11 89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987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因上訴人ORANEE CHANAPES僅對第一審判決之量刑提起一部上訴，因而維持第一審所處之刑，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說明如何審酌量刑之理由。三、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及刑之量定，均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範疇。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所犯販賣第二級毒品1 罪，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及刑法第59條規定遞予減輕其刑等旨；並說明第一審係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為外籍人士，其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次數、數量、金額、對象，暨其犯後態度良好，坦認犯行，兼衡其前科素行、犯罪動機、目的及家庭經濟狀況、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而量處有期徒刑3年2月，既未逾越依前揭規定遞減其刑後之處斷刑範圍，且無違公平正義情形，而予維持及補充說明理由。核其所量處之刑度已從輕，並未違背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自屬其刑罰裁量權之適法行使，不得指摘原審有量刑過重之違法。四、上訴意旨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徒謂：原審所處刑度與依法遞減其刑後之最輕刑度即2年6月仍有所差距，量刑過重，要屬違法等語。經核均係憑持己見，對於原審法院刑罰裁量之適法職權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2025-02-26

TPSM-114-台上-866-20250226-1

台抗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等罪定應執行刑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286號抗告人李侑澤（原名李堃節）上列抗告人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10月24日定應執行刑之裁定（113年度聲字第250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按數罪併罰，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 51條第5款定有明文。至所定執行刑之多寡，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依個案自由裁量之職權，如所為裁量未逾上述法定範圍，且無濫權情形，即無違法可言。二、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李侑澤因加重詐欺等罪，先後經判處如其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合於定應執行刑之規定，乃依抗告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就有期徒刑部分定其應執行之刑，審酌各罪之犯罪情節、類型、行為次數等情，就其所犯各罪為整體非難評價，並給予抗告人對本件定應執行刑表示意見之機會，而在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部分原定應執行刑與他宣告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並未逾越法律規定之界限，亦無濫用裁量權情形。經核於法尚無違誤。三、抗告意旨徒臚列抽象之刑罰裁量理論與法令及援引他案，並未具體指摘原裁定有何違法或不當，泛言原裁定違反罪責相當、比例以及公平正義原則，請求撤銷原裁定，重新量定最有利之應執行刑等語，核係對原審刑罰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2025-02-26

TPSM-114-台抗-286-20250226-1

台上

最高法院

殺人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377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林思蘋上訴人即被告游毅庭邱煒筌邱葦淯被告謝福林俊志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殺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2月27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2105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7542、28374 、3106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壹、檢察官上訴部分：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民國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月 23日生效）刑事訴訟法第376條，雖增列第1項第2款：「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之傷害罪」為不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惟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6第2項規定：「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五月三十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原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已繫屬於各級法院者，仍依施行前之法定程序終結之。」本件行為時係於111年6月23日，係於前揭規定施行前，且於111年10月20日已繫屬於第一審法院，自應依刑事訴訟法修正施行前之程序審理，先予敘明。二、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即被告游毅庭、邱煒筌、邱葦淯，以及被告謝福、林俊志（以下除各別記載姓名外，合稱被告5人）罪刑部分之不當判決，改判分別從一重論處被告5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下稱加重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各1罪刑（均想像競合犯傷害罪，其中就被害人黃韋斌部分檢察官起訴刑法第271條殺人罪經原審變更起訴法條為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得心證之理由。三、按殺人、傷害之區別，在於行為人下手加害時之犯意，亦即加害時是否有使人喪失生命或僅傷害人之身體健康之故意為斷。犯意存於行為人內心，認定犯意如何，自應就所有調查之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方法，綜合研求，以為心證之基礎。至於行為人數、武力及受傷者是否持器械、行為人是否是在受傷者倒地時為攻擊行為、共同行為者是否全程在場，有時雖可供為認定事實之參考，究不能執為區別犯意之絕對標準。又證據之取捨及其證明力之判斷，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無違於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已說明本件衝突除另案被告林俊宏（經檢察官另案通緝中）持刀刺向黃韋斌外，並無證據證明被告5人對於被害人有何施暴行為，黃韋斌於案發現場遭到刺傷，經送醫急救後，仍因左胸部遭銳器刺傷，造成心臟左心室和左上肺葉創傷，導致傷重不治死亡，黃韋斌係遭林俊宏持刀刺殺而死亡，並非被告5人行為所致等情。復載明本案發生乃因偶發之細故而起，被告5人與被害人等人原無認識或仇怨，被告5人與林俊宏彼此間自無可能在衝突發生之前即存有殺人之動機與謀議，嗣後被告5人雖與被害人等人發生衝突，進而相繼出手施暴，惟衝突之原因僅係口角糾紛，無涉重大之利益糾葛與情仇，衡情並無非置黃韋斌於死地不可之必要，被告5人於衝突中均未直接接觸黃韋斌，或對其為任何施暴行為，難認被告5人有何因受被害人等人言語或行為之刺激，而引發殺人動機等情。復載敘被告5人是否能預見林俊宏於案發時、地攜帶摺疊刀在身上，並於隨後之衝突當中持以刺殺黃韋斌，即非無疑？被告5人當時處於多人鬥毆、混戰之情形下，未見一段距離外之林俊宏持刀在手，尚無悖於常情，再者依案發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及第一審勘驗結果觀之，林俊宏所持之摺疊刀不長，並非顯而易見；本案之衝突過程，歷時不到2分鐘，本件係屬單純偶發之衝動型犯罪，被告5人與林俊宏顯無經過事前討論，擬定相關殺害黃韋斌之計畫，亦難認被告5人得於如此短暫之時間內，直接或間接以明示或默示之方式，與林俊宏產生殺人之犯意聯絡等情；被告5人見黃韋斌發生原非預期內之結果，而喪失意識倒臥血泊之時，為避免受牽連，在情急之下逃離現場並乘車而去，係屬犯罪者之常見心虛反應，不能依此推論被告5人對黃韋斌具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且如何無殺人犯行之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而僅成立普通傷害罪等情，均已依據卷內資料予以指駁及說明。所為論斷，核無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乃原審本諸事實審職權之行使，對調查所得之證據而為價值判斷，無違證據法則，要無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適用經驗、論理等證據法則不當或判決理由欠備、矛盾之違誤，自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四、檢察官上訴意旨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徒謂：原審就被告 5人知悉林俊宏持刀殺害黃韋斌等情，未詳查究明，亦未調查釐清被告5人是否有毆打黃韋斌，是否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遽認被告5人此部分僅成立普通傷害罪，要屬違法等語。經核係憑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就相同證據為不同評價，任意指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上枝節性之指摘，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檢察官上訴違背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又刑事訴訟法第388條規定，關於同法第31條強制辯護規定於第三審不適用之；113年憲判字第8號主文第4項：關於主文第1項案件，於第三審之審判時，應有強制辯護制度之適用。惟本件檢察官起訴及提起第三審上訴均認被告 5人亦基於結果不確定之殺人故意，而共同犯有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嫌（見起訴書第16頁、上訴書第6頁），顯然並不該當於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所指行為人係基於直接故意、概括故意或擇一故意而殺人既遂之情形，尚不符合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之基本要求，且本件第一、二審所為被告5人有罪之判決及科刑（其中游毅庭、邱煒筌、邱葦淯、謝福分別判有期徒刑1年8月、林俊志有期徒刑1年10月），均非判處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或科處死刑之判決，即無上開憲判意旨所指，就應否科刑死刑之量刑部分，於第三審之審判，仍有適用強制辯護制度之重大實益及必要，是本件依法尚無須強制辯護，附此敘明。貳、游毅庭、邱煒筌、邱葦淯上訴部分：　一、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二、本件游毅庭、邱煒筌、邱葦淯因加重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等罪案件，不服原審判決，分別於113年3月22、26、22日聲明上訴，並未敘述理由（均記載上訴理由容後補呈），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均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等上訴自非合法，應均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2025-02-19

TPSM-113-台上-3377-20250219-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證券交易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460號上訴人吳金泉選任辯護人盧孟君律師鍾忠孝律師羅閎逸律師上訴人林月廷選任辯護人高晟剛律師羅閎逸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1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1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27281號，107 年度偵字第4016、974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吳金泉、林月廷（以下除各別記載姓名外，合稱上訴人2人）有如其事實欄所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項第3、4、5款規定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2人罪刑部分之不當判決，改判分別論處上訴人2人共同犯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高買證券各1罪刑，並諭知相關之沒收及追徵。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得心證之理由。三、原判決對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交易分析意見書、同案被告郇金鏞（經原判決判決免刑確定）與王祥池（經前審另為不受理判決確定）繕寫之股票差價補償收受紀錄表（即手寫對帳單）如何具有證據能力，均已詳加論述。並說明依據上訴人2人之供述，同案被告郇金鏞、王祥池之證詞，證人白嘉慧等人及鑑定證人兼鑑定人郭冬霖分別於調詢、偵詢、第一審、本院發回前、後原審之證述，暨卷附證交所分析意見書、手寫對帳單、在證交所上市之興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泰公司，證券代號：1235）股票收盤價、股票交易明細、筆記本、扣案物品目錄表等證據資料，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經綜合判斷而認定上訴人2 人確有與郇金鏞、王祥池、陳建霖（《陳建霖經檢察官另案起訴》，以下除各別記載姓名外，下稱郇金鏞3人）共同基於操縱興泰公司股價之目的，意圖造成興泰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表象於「分析期間一」（民國103年3月1日至5月15日間，共52個營業日，下稱分析期間一）、「分析期間二」（103 年6月1日至9月30日間，共84個營業日，下稱分析期間二）內有相對委託、連續高買低賣、相對成交以吸引不知情之投資人進場追價買進興泰公司股票，進而致影響市場交易價格及秩序。其等上開操縱行為，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犯罪規模），合計為新臺幣（下同）8,399萬8,885元。另就上訴人2人否認犯行所辯部分，如何皆均與卷內事證不符而不足採信，卷內王祥池等人所述及其他有利於上訴人2 人之證據，如何皆不足作為有利之證明各旨，亦於理由內予以說明、指駁甚詳。所為論斷，俱有卷存事證足憑，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尚非原審主觀之推測，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四、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項第3款之「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與他人通謀，以約定價格於自己出售，或購買有價證券時，使約定人同時為購買或出售之相對行為」規定，即所謂「相對委託」交易行為，雙方約定於大致相同之時間、數量、價格對某一種特定股票，於一方出售時，他方同時為購買或出售之行為，此種行為將製造市場交易活絡之假象，利用一般投資人盲從搶進心理，影響市場行情，達到人為操縱股價之目的，自有必要予以禁止（參見本款之立法理由）。蓋依證券交易法專設證交所，設置場所及設備，以供給有價證券競價買賣集中交易，主要目的係在形成公平價格，此公平價格之形成，在於市場之自由運作，在自由市場中，有價證券之交易，係基於投資人對有價證券的體認，形成一定供需關係，並由供需決定其價格。因此，價格之形成若係本於一定成員（自己、人頭戶、受託操作戶）間通謀，約定於自己出售或購買有價證券時，使約定人同時為購買或出售之相對委託行為，造成市場交易活絡之現象，即非本於供需而形成之交易價格，而係本於操縱行為而得之人為價格，此為扭曲市場價格機能之行為，必將使投資大眾誤判跟進，自屬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項第3款所明列禁止之操縱行為。此種「相對委託（matched orders）」，操作上係由二人（或二人以上）分別在兩家（或兩家以上）經紀商開戶，鎖定某特定種類股票，一方買進，另一方賣出，藉此拉抬或壓低股價，製造交易熱絡之假象，以誘使他人跟進。所謂「約定價格」，不需雙方均以相同的價格委託買賣，因實務上係依「價格優先，時間優先」的原則撮合成交，且尾盤依集合競價規則，在當市漲跌停價格範圍內，以能滿足最大成交量的價位成交，雙方委託買賣的價格雖不相同亦可成交，而達操縱市場的目的，再委託買進與賣出的數量雖不相同，但有撮合成交的可能時，亦可達到影響股價的目的，故亦不能免除本款責任。至同條項第5款之「意圖造成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活絡之表象，自行或以他人名義，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規定，即所謂之「沖洗買賣」或「相對成交」條款，係禁止行為人以製造交易活絡假象之操縱手法操縱股價，與其買賣之價格未必有絕對關係。而「相對成交」的行為，又稱為「沖洗買賣」，係指行為人利用在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買賣股票，以其本人的名義，或借用人頭戶的他人名義開設二個以上不同的帳戶，利用這些帳戶委託證券商就特定股票，同時以同一高於或低於市價的價格及同一數量為相對買賣的情形，其雖然具有買賣形式，其實是同一投資人左進右出的買賣行為，實際上並無移轉證券所有權之行為。「相對成交」之行為之所以禁止，是因行為人藉此虛偽交易，反覆作價，虛構成交量值之紀錄，製造交易活絡假象，易使投資大眾對於證券市場交易實況產生錯誤判斷，利用一般投資人盲從搶進心理，達到人為操縱股價，進而從中獲利的目的。又行為人有否炒作某種有價證券之意圖，除可參考是否以高價委託買進、低價委託賣出外，亦可斟酌是否有沖洗性買賣之相對成交造成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為佐證。而此種不合經濟效益之交易行為確可作為「意圖」炒作股票之有力證據。蓋此種在當盤撮合期間內同時或接連以高價委託買進及低價委託賣出股票之委託方式，在證交所採「價格優先、時間優先」之電腦撮合原則下，容易產生該盤撮合結果為買進自己或同集團成員委託賣出之股票之相對成交情形，無異於「左手買進、右手賣出」，實際上持有該特定股票之總數並未變動，而在相對成交之下，如以當天該筆交易來計算，不僅沒有獲利，反而需繳納手續費（買進及賣出各計算一次）及證券交易稅（賣方繳納）之額外不必要成本，倘一再反覆出現，甚至在同一交易日之密接時段內反覆為之，已違反一般投資常規（蓋同一投資人實無可能在同一時間內既看好該股前景而買進，竟又看壞而賣出，並額外支付手續費及證券交易稅），顯不合理，究其所為目的，無非想製造交易活絡的假象，引誘一般投資人盲從搶進，進而遂其操縱、影響股價並從中獲利。另同條項第4款之「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而有影響市場價格或市場秩序之虞」規定，行為人主觀上有拉抬或壓抑交易市場上特定有價證券之意圖，且客觀上，於一定期間內，就該特定之有價證券有連續以高價買進或以低價賣出之行為，而有影響市場價格或秩序之危險及可能，不論是否已致使交易市場之該特定有價證券價格發生異常變化之結果，亦不論行為人是否因而獲得炒作股價之利益，均屬違反該規定，構成同法第155條第1項第4 款之高買或低賣證券違法炒作罪。又所稱「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之「高價」或「低價」，並非僵化地固守某特定價格為判斷基準，而在以相對性立場，即只要有可能達到相對於前盤成交價為高或為低，甚至能夠維持本應下跌或上漲之走勢於不動者，均屬之。而該規定之所謂「連續」，係指於一定期間內連續多次之謂，不以逐日而毫無間斷為必要；所指「以高價買入」，亦不限於以漲停價買入，其以高於平均買價、接近最高買價，或以當日之最高價格買入等情形均屬之。是行為人連續多次之拉抬及壓低交易價格行為，自應予以綜合觀察。且行為人主觀上有影響股市交易價格及秩序之認識，甚至基於各種特定目的，舉如避免供擔保之股票價格滑落致遭斷頭，或為締造公司經營榮景以招徠投資等，而以上開交易手段操縱，縱另有其操縱股價之反射利益，但其欠缺法律依據而以拉高倒貨、殺低進貨之手段，破壞決定價格之市場自由機制，則無二致，應認亦屬上開規定所禁止之高買證券違法炒作行為。（一）原判決已敘明上訴人2人如何確有掌控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所示投資人之證券帳戶，以及郇金鏞3人以本人或透過墊丙金主掌控如附表二所示投資人之證券帳戶（見原判決第17至24頁之理由欄貳、四、㈠所述）；上訴人2 人如何透過附表一所示投資人之證券帳戶，與郇金鏞3人本人或透過墊丙金主所掌控附表二所示投資人之證券帳戶，共同謀議對興泰公司股票為操縱行為（見原判決第26至 35頁之理由欄貳、四、㈢所述）；興泰公司股票如何因上訴人2人及共犯郇金鏞3人就「分析期間一」、「分析期間二」共同以連續高買低賣、相對委託及相對成交等操縱行為，影響興泰公司股票開盤或收盤價，虛構成交量值，製造交易活絡假象，以吸引不知情之投資人進場追價買進興泰公司股票，進而致影響市場交易價格及秩序（見原判決第35至38頁之理由欄貳、四、㈣、1.所述）各等旨，均已依據卷內資料予以論述及說明。核其論斷，並無認定事實未憑證據之情形，適用法律亦無違誤，尚無上訴人2人上訴意旨均所指採證違法或理由欠備、矛盾等違法情形。上訴人2人辯稱是因融資到期而賣出興泰公司股票、或吳金泉辯稱係郇金鏞之挾怨報復虛捏事實誣告、或林月廷辯稱僅單純保管證券帳戶及相關存摺未為本件操縱興泰公司股價云云，皆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自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二）我國股票證券集中交易市場交易制度固採價格優先、時間優先之電腦撮合原則，即同一時間內，申報買進價格最高者（或賣出價格最低者）優先成交；同一價格申報者，申報時間最早者優先成交，以形成公平價格，此公平價格之形成，在於市場之自由運作，在自由市場中，有價證券之交易，係基於投資人對有價證券之評估，形成一定供需關係，並由供需決定其價格。故參與買賣股票者，於開盤前掛買單或賣單，縱於當日未成交，仍於股票之開盤價及當日股票之走勢，存在其影響。亦即「價格優先、時間優先」之電腦撮合交易原則，並不當然即可排除上訴人2人有影響該股票交易價格之意圖。故於此交易制度下「相對高價委託買進」或「相對低價委託賣出」，對該股成交價，皆會造成立即且直接之影響，即使成交時未以委託之相對高低價成交，但價格之漲跌仍將依委託者之預期方向逐檔移動，當股價未達當日漲跌停價時，亦不一定需選擇以漲、跌停價委託。另行為人本可利用「最佳五檔」此一公開揭露之價量資訊，藉由高買低賣、相對委託及相對成交等行為，逐步拉抬特定股票價格，使其他市場投資人因上揭不法操縱行為而從公開揭露之「最佳五檔」價量資訊中獲知錯誤資訊，進而可能作成錯誤之投資決定。可見委託買賣價格是否參考「最佳五檔」價量範圍，與行為人有無不法操縱股價之意圖，並無必然關聯。原判決已敘明上訴人2人與郇金鏞3人確有拉抬興泰公司股票交易價格及股票交易活絡假象之意圖，並已影響市場價格及秩序，附表一、二所示證券帳戶交易興泰公司股票之相關紀錄，顯與因撮和制度導致成交價發生跳檔變化之情形有別，要難以委託買賣在「最佳五檔」揭示價格範圍內，逕認上訴人2人無操縱股價之意圖等情，吳金泉上訴意旨認其買賣價格都在「最佳五檔」揭示價格內，並不構成操縱股價云云，同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三）又鉅額交易可分為配對交易與逐筆交易，要件分別為單一證券：數量達500交易單位以上或金額達1,500萬元以上；股票組合：5種股票以上且總金額達1,500萬元以上。鉅額交易成交資訊除盤前配對交易於一般交易開市後揭露外，其餘均即時揭露，是其制度設計固係為提高大額交易者採行鉅額買賣之意願，以減少鉅額買賣對一般買賣交易價格的影響，並利於大額交易人間從事整筆大額轉帳交易，然考量鉅額交易之成交價格如與一般交易之價格差異過大，可能影響一般投資人之心理預期而引起股價不必要之波動，及為避免有心人士藉此影響市場價格，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證券鉅額買賣辦法第19條規定，依本辦法申報及成交之證券價格均不作為當日之開盤、收盤價格，亦不作為最高、最低行情之紀錄依據。惟若有上市證券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63條第2 項採無升降幅度限制之交易日，暫停配對交易或逐筆交易之申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證券鉅額買賣辦法第5條第2項、第12條均有明文。是依據前揭交易制度及規範意旨，鉅額交易制度設計確有減少對於一般買賣交易價格影響之機制，然若依其申報規範，交易時期限制觀察，鉅額交易對於投資者仍有影響，包括以下因素：1.市場波動：鉅額交易可能引發市場的短期波動，特別是在流動性較低的市場，投資者對於交易的原因以及背景都不確定，會更增加市場的不穩定性。2.投資者心理：大宗交易可能引發其他投資者的跟隨行動，尤其是當這些交易由知名投資者或機構發起時，容易被解讀為對市場或某特定股票的信心表現，可能會影響投資者的情緒和信心，這種跟風效應可能進一步加劇市場波動。3.流動性：鉅額交易可以影響市場的短期流動性，可能會影響市場的結構性流動性，改變投資者的交易策略和行為。是鉅額交易仍對有價證券之市場供求、鉅額交易後之一般投資人交易價格判斷足生影響，具體而言，判斷行為人是否有影響或操縱市場以抬高或壓低某種有價證券價格之主觀意圖，除考量行為人之屬性、交易動機、交易前後之狀況、交易型態、交易占有率以及是否違反投資效率等客觀情形因素外，行為人之買賣行為，是否意在創造錯誤或使人誤信之交易熱絡表象、誘使投資大眾跟進買賣或圖謀不法利益，固亦為重要之判斷因素，因而若此鉅額交易係為製造交易熱絡表象，並綜合整體交易期間之其他交易手法，而可認具有拉抬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意圖時，即有破壞決定價格之市場自由機制，而屬構成「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與他人通謀，以約定價格於自己出售，或購買有價證券時，使約定人同時為購買或出售之相對行為」所禁止之操縱市場行為。原判決已敘明盤後交易之成交價格雖多係以「當日收盤價」為基準，不影響成交當日集中交易市場價格，然炒股行為需維持一段期間，當日收盤價即是連續高買或低賣之成果，犯罪行為人將股價炒至一定價位，利用盤後交易賣出之獲利，仍屬犯罪所得範疇，況以盤後交易價、量資訊之公開揭露，可充為投資人對於市場活絡程度、次日進場買賣股票之判斷依據，進而影響投資人進場買賣股票之價量決定，且依郇金鏞所證述此部分盤後鉅額交易仍與上訴人2人約定所為操縱行為有相關，郭冬霖雖證稱盤後鉅額交易不會影響翌日股價，本案盤後鉅額交易數量比例非常低，不會造成市場活絡影響等語，如何不足採等情。再者影響盤後鉅額交易及翌日股價的因素錯綜複雜，首先，交易的參與者至關重要，是機構投資者的大規模調整？還是內幕消息的洩露所引發的特定股票操作？又或是某種策略性布局的開始？其次，交易的標的物也扮演關鍵角色，是藍籌股的穩定增持，還是小盤股的投機性買賣？不同的股票，其反應的敏感度也不同。從本案103年6月16日、18日、19日、30日、7月8日均盤後鉅額成交各500仟股，同年7月15日盤後鉅額成交300仟股（見原判決第7頁）可知，且依據原判決附件（下稱附件）二之一所載103年6月16日（委託買進為許盧惠華、委託賣出為葉文藤）、18日（委託買進為吳榮水、委託賣出為葉文藤）、19日（委託買進為許盧惠華、委託賣出為葉文藤）、30日（委託買進為吳榮水、委託賣出為許盧惠華）、7月8日（委託買進為安達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委託賣出為葉文藤）、15日（委託買進為許盧惠華、委託賣出為昇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均為其等所掌控附表一、二所示之帳戶，交易對象均集中在少數帳戶、且連續短期及相對成交，再者本案盤後鉅額交易行為，係包含於證交所交易分析意見書所列分析期間內所為，實應將之綜合列入比較觀察盤後鉅額交易之整體目的有無拉抬股價意圖，進而可禁止行為人以製造交易活絡假象之操縱手法操縱股價等情，是吳金泉上訴意旨認此部分盤後鉅額交易，並不構成操縱股價云云，亦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五、關於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犯罪規模）計算：　（一）證券交易法第171條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後該條第1項係就證券詐偽、資訊不實、非常規交易、背信及侵占等犯罪加以處罰，第2項以「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修正前規定為「其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為加重處罰條件。修正後該條第7項規定：「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則為不法利得之沒收範圍。參照第2項修正之立法理由，明揭「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指因犯罪而直接取得之直接利得，不包含間接利得，且應扣除成本。基此，107 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所謂「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僅屬司法實務見解之明文化，此部分核無比較新舊法問題，自應依修正後即現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規定，判斷有無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1億元以上之情形。又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所謂「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計算，應係指因犯罪而直接取得之直接利得，不包含間接利得，且應扣除成本。再參照受本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4349號裁定作拘束之本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4 349號判決先例，計算不法操縱股價所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基於相同考量基礎，參採內線交易之計算方式，同採應扣除成本之「差額說」，以扣除證券交易稅與證券交易手續費，較為合理。（二）就不法操縱股價因犯罪「獲取之財物」即「已實現獲利」或「財產上利益」即「擬制性獲利」，依下述方式計算： 1.分析期間行為人買賣股數相等之已實現獲利：以每股平均賣價與平均買價差額，乘以買進或賣出股數，再扣除依千分之1.425向買賣雙方課徵之手續費，以及依千分之3向賣方課徵之證券交易稅等成本，而計算獲利。　 2.分析期間行為人買進股數大於賣出股數（買超）：已實現獲利之計算方式同上所述；擬制性獲利則以分析期間期末收盤價與每股平均買價差額，乘以買超股數，再扣除依千分之1.425向買賣雙方課徵之手續費，以及依千分之3向賣方課徵之證券交易稅等成本，而計算獲利。　　 3.分析期間行為人買進股數小於賣出股數（賣超）：已實現獲利之計算方式同上所述；擬制性獲利則以每股平均賣價與分析期間期初收盤價差額，乘以賣超股數，再扣除依千分之1.425向買賣雙方課徵之手續費，以及依千分之3向賣方課徵之證券交易稅等成本，而計算獲利。（三）原判決已敘明合併計算上訴人2人所掌握如附表一所示投資人證券帳戶，於分析期間一、分析期間二作為一整體，計算買賣價差，扣除手續費及證交稅後，其實際所得為-9 ,210,651元、擬制所得為148,321,050元，合計為139,110 ,399元；吳金泉將每股賣出金額超過底價25元之價差補償計4,373萬元交付郇金鏞，降低郇金鏞買進股票成本，乃共犯間分擔內部損益；上訴人2人所獲取之財物及財產上利益合計為95,380,399元（計算式：139,110,399元－價差補償43,730,000元=95,380,399元）。另郇金鏞3人所掌握如附表二所示之投資人證券帳戶，於分析期間一、分析期間二作為一整體，計算其買賣價差，扣除手續費及證交稅後，其實際所得為-28,851,790元、擬制所得為-26,259,7 24元，合計為-55,111,514元；郇金鏞取得上訴人2人支付每股賣出金額超過底價25元之價差補償計43,730,000元，乃共犯間內部損益分擔；郇金鏞所獲取之財物及財產上利益合計為-11,381,514元（計算式：-55,111,514元＋價差補償43,730,000元=-11,381,514元）。（以上計算均詳附件五）又因本案操縱行為係由上訴人2人與郇金鏞3人基於共同之犯意聯絡所為，是就前揭損益應予合併計算之結果：全部共犯因犯罪所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合計為83,9 98,885元（計算式：95,380,399元-11,381,514=83,998,8 85元）等理由甚詳。核無不合。上訴人2人上訴意旨認其等並無犯罪所得云云，並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六、關於沒收部分：（一）上訴人2人行為後，刑法沒收新制於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於10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後刑法以沒收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並於第2條第2項明定與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均應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毋庸為新舊法比較）。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既已全盤修正，自應回歸刑法一體適用，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乃增訂「施行日前制定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明白揭示後法優於前法之原則。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2月2日生效，係因上開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施行後所為之修正，為刑法沒收規定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其餘未規定部分，則回歸刑法適用之。修正後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係規定：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稽諸此條項之立法歷程及立法理由，並參酌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關於「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規定之立法精神為整體觀察，依目的、體系及歷史解釋，證券交易法上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仍有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第5 項，以不法利得實際合法發還，作為封鎖沒收或追徵條件之適用，且為符合前開保障受害之證券投資人等求償權人之立法本旨，於犯罪所得未實際發還情形，法院宣告沒收犯罪所得時，猶應同時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之條件，即予以沒收、追徵之旨，俾檢察官日後執行沒收裁判時，得以發還、給付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以符合修正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及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之修法規範。按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其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雖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事實審法院仍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於各共同正犯有無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多寡，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結果，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然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仍應負共同沒收之責。再就犯罪所得係屬現金者，顯與上訴人本身固有之金錢混同，性質上已無從就原始犯罪所得為沒收，復無同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列舉過苛條款之情形，應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逕行追徵其價額。（二）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2人所掌控之如附表一所示投資人證券帳戶，於分析期間一、分析期間二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加計手續費及證券交易稅，再扣除已給付給郇金鏞之價差補償金額4,373萬元後，為9,914萬6,987元，另上訴人2人均否認犯行，且無法查得其等及其餘附表一所列證券帳戶之名義人如何分配前揭犯罪所得，基此，則以其等共同享有處分權之前提下，計算上訴人2人犯罪所得共計9,914萬6,987元，雖未扣案，仍應宣告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逕予共同追徵其價額。並敘明附件六編號1所示證券帳戶，以及附件六編號2所示之金融帳戶，均為吳金泉申請設立，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登記在其名下，該等帳戶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6年度聲扣字第27號裁定扣押在案，得追徵上訴人2人財產範圍含附件六編號1、2所示吳金泉名下之財產，以及該財產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等理由甚詳。核無不合。上訴人2人上訴意旨均認不應對其等為沒收及追徵之諭知云云，亦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七、又原判決依其證據取捨及判斷證明力之職權，以本件事證已明，說明認無再傳喚上訴人2人所聲請傳喚之證人林孟漢、江慶財、郭冬霖、吳新恙，秦慧如到庭作證，就其他枝節性問題贅為無益調查之必要，即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未行傳喚林孟漢等人係調查未盡、理由未備，同非適法。又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依原審筆錄之記載，審判長於審判期日有分別提示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證券公司）高雄分公司檢附之明細表、台中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台新證券公司函暨附件予上訴人2人辯解之機會（見更一審卷四第263 至265頁），其中已包含林月廷上訴意旨所指未提示之同安化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人帳戶部分，則林月廷上訴意旨指摘原審此部分有調查職責未盡等違法，即非依據卷內資料指摘。且本件縱除去此部分證據，綜合案內其他所有之證據，仍應為同一事實之認定，並不影響於原判決之主旨，自不能即認原判決違背法令。　　八、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或未依卷內證據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或置原判決之論述於不顧，仍執陳詞再事爭辯，或對原審採證認事及枝節事項，憑持己見，任意指摘，難謂已符合法定第三審之上訴要件。本件上訴人2人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2025-02-19

TPSM-113-台上-4460-20250219-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843號上訴人 ATWOOD ROBIN DAWN MARIE（加拿大籍）選任辯護人歐陽弘律師馬承佑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1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5094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643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理由一、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ATWOOD ROBIN DAWN MARIE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之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而維持第一審關於上訴人所犯共同運輸第三級毒品罪所處有期徒刑3年11 月之科刑部分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二、惟查： (一)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就犯罪，係居於輔助檢察官偵查之地位，負責協助檢察官或受其指揮、命令偵查犯罪，於發覺有犯罪嫌疑即應移送檢察官偵查，刑事訴訟法第 228條第1項、第229條至第23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檢察官係偵查犯罪之主導者，並由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輔助蒐集及保全犯罪證據。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稱被告「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其「查獲」係屬偵查機關之權限，至查獲「屬實」與否，則係法院職權認定之事項，應由法院做最後審查並決定其真實性。換言之，是由偵查機關與事實審法院分工合作，對於被告揭發或提供毒品來源之重要線索，應交由相對應之偵查機關負責調查核實，並由事實審法院根據偵查機關已蒐集之證據綜合判斷有無「因而查獲」之事實，原則上不問該被舉發案件進行程度如何，亦不以偵查結論作為查獲屬實與否之絕對依據。然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 項係採取「必減」或「免除其刑」之立法模式，倘被告有「供出毒品來源」及「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情形，法院並無裁量是否不予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權限，且為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所稱「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者，亦不待被告有所主張或請求，法院依法應負客觀上注意義務。縱案件已確定，被告仍可依據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聲請再審以為救濟。顯見上開減、免其刑規定，係為鼓勵被告具體提供其毒品上游，擴大追查毒品來源，俾有效斷絕毒品之供給，以杜絕毒品泛濫所設，為憲法第16條所保障被告之訴訟權利。是倘被告已供出毒品來源之具體事證，惟偵查機關因特殊緣故，例如仍須對被告提供之線索實施通訊監察、行控制下交付、佈線、埋伏、跟監等蒐集證據而一時無法收網，或囿於涉及國際合作、偵查不公開、毒品上游已畏罪潛逃等原因，礙難立即告知是否有因被告供出而查獲毒品上游等情，事實審法院非不可依據現有並堪信非屬無稽之證據自行或從寬認定有無「查獲」之事；相對地，若被告已供出毒品上游之具體事證，而偵查機關在無不能或難以調查之情形下，卻無任何作為，事實審法院對此亦率而忽視，自不能遽將此不利益歸於被告承擔。 (二)原判決以上訴人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時雖均供稱有共犯Lyri s Maurita Daye（下稱Lyris），且提供Lyris之社群軟體臉書、IG帳號及個人網頁等資料予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以供調查，經第一審法院函詢桃園地檢察署請查明有無因上訴人供述而查獲毒品上游或共犯，業經桃園地檢署於民國113年5月27日回函稱：未因其之供述及所提供之資料查獲共犯Lyris等情，作為認定上開偵查機關並未因上訴人之供述因而查獲其所稱之毒品來源，而無從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之依據（見原判決第4頁）。惟查，第一審法院於113年8月22日宣判後，桃園地檢署再於113年9月6日函復稱：「疑為本件上游而偵查中」，另檢送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函所載：「已將本案情資提供加拿大多倫多警察局，且經該局提供Lyris之基本資料，希望桃園地檢署將內政部警政署與加拿大警方合作偵辦訊息告知上訴人，並提供Lyris照片供指認，以利上訴人提供線索供加國警方調查」，第一審法院未及審酌等情，此有上開函文在卷可憑（見第一審卷第401至407頁）。原審審理後，原判決僅於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及量刑部分，加以審酌上開函文相關資料（見原判決第6至8頁），但對於上訴人是否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仍漏未審酌此部分相關資料並加以說明，遽認上訴人並無適用上開規定而不予減輕或免除其刑（見原判決第4頁），已嫌理由欠備，並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況原審亦未再行查明後續偵辦結果究竟為何？能否逕謂本件猶未查獲毒品來源之正犯或共犯？尚非全然無疑，此攸關上訴人能否適用上開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屬「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自應詳加調查審認明白，始足為適用法律及科刑之基礎。原審對上述重要疑點未詳加研酌釐清明白，並於判決理由內加以論敘說明，即為不利上訴人之認定，謂上訴人應無前述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容有證據調查職責未盡及判決理由欠備之違失。三、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而原判決上開違背法令影響於法定減免刑罰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2025-02-19

TPSM-114-台上-843-20250219-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90號上訴人顏崢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541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324、3320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關於論處上訴人顏崢共同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刑及諭知相關沒收銷燬及沒收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並補充說明何以駁回其第二審上訴及如何審酌裁量之理由。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且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必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始為幫助犯。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所稱運輸毒品行為，係指本於運輸意思而轉運與輸送毒品之情形而言，不論係自國外輸入或國內各地間之輸送，凡將毒品由甲地運輸至乙地，均屬之，倘其有運輸意圖者，一有搬運輸送之行為，犯罪即已成立，並非以運抵目的地為完成犯罪之要件。故於走私毒品入境之情形，當自外國之某處起運，包含中間之出、入境（海關），迄至國內最後之收貨完成止，皆屬運輸行為之一部，是居於中間或最末端之收貨人，所為自均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原判決及所援引第一審判決已說明係依憑上訴人偵、審中自白及同案被告姚權桓之證述，佐以卷附之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函文、LINE 對話紀錄、法務部調查局鑑定書、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等證據資料，及扣案之第二級毒品大麻、手機等為據，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經綜合判斷而認定上訴人確有上開犯行。並敘明上訴人主觀上對於本案毒品從國外運輸至臺灣知之甚詳，且透過姚權桓代收本案之毒品包裹，指示姚權桓申請海關實名委任，提供收件地址及聯絡電話作為本案毒品包裹自泰國運輸來臺之收件者，且為掌握本案毒品包裹運輸進度而密切與姚權桓聯繫，確保本案毒品包裹順利運抵臺灣並收取等情，顯就運輸第二級毒品大麻之重要環節已有所參與，且對本次犯罪之實行及目的能否達成，顯為不可或缺之一環，本於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而為行為，係與姚權桓等人透過分工合作，互相利用他人行為以達犯罪目的，是上訴人所為自屬共同正犯，非僅止於其所辯之幫助犯等情，並無上訴意旨所指無判決理由不備或適用法則不當等違誤。至上訴人所援引本院95年度台上字第 6577號判決先例，與本案情節不同，尚難比附援引而指摘原判決違法。四、上訴意旨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仍謂：伊應僅成立幫助犯，原審認定伊成立共同正犯有違法等語。經核仍係憑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就相同證據為不同評價，任意指為違法，或非依據卷內資料漫為爭辯，均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上訴違背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2025-02-12

TPSM-114-台上-90-20250212-1

台非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非字第2號上訴人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被告古睿傑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加重詐欺案件，對於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27日第一審確定判決（112年度原金訴字第47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277號），認為部分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古睿傑之刑部分撤銷。古睿傑所犯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理由一、非常上訴理由稱：「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8條定有明文。又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刑法第47條第1項亦有明文規定。所謂執行完畢，其在監獄執行期滿者，固不待言；如係經假釋出監者，依刑法第79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須在無期徒刑假釋後滿二十年，或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內未經撤銷假釋者，其未執行之刑，始得以已執行論。如經撤銷假釋，自不得以已執行論。又被告有無累犯之事實，應否適用刑法第47條規定加重其刑，為法院認定事實與適用法律之基礎事項，客觀上有調查之必要性，應依職權調查。倘被告不合累犯之要件，事實審法院未予調查，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屬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規定之依本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致適用法令違誤，而顯然於判決有影響，其判決為當然違背法令。二、本件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47號確定判決雖認『被告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以108年度審訴字第629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4月、1年2月確定；復因詐欺案件經臺南地院以 108年度金訴字第179號判有期徒刑1年4月、1年2月確定；嗣經臺南地院以109年度聲字第138號裁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 2年2月，入監執行，至民國111年1月6日縮刑期滿執行完畢。被告於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核與刑法第47條第1項所定累犯之要件相符』等情。惟查，被告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以108 年度審訴字第629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4月、1年2月確定；復因詐欺案件經臺南地院以108年度金訴字第179號判有期徒刑 1年4月、1年2月確定；嗣經臺南地院以109年度聲字第138號裁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2年2月，入監執行，嗣於 110年2 月4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應於111年1月6日保護管束期滿執行完畢，然被告於假釋期間內之110年6月25日前、110年8月間，因故意更犯幫助詐欺、洗錢、轉讓毒品等罪，分別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審金簡字第24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於112年4月12日確定)，及同院112年度審簡字第81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被告前開詐欺案件之假釋，因其於假釋中故意更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確定而遭撤銷，尚應執行殘刑11月22日，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3年10月29日簽發113年執更助繩字第533號執行指揮書發監執行撤銷假釋殘刑在案，此有被告之矯正簡表、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等在卷可稽。被告前雖於執行期間獲准假釋出監，但嗣後其假釋既遭法務部依法撤銷而尚未執行完畢，則本件被告於原判決所認111年9月間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時，前案撤銷假釋後之殘餘刑期既屬尚未執行完畢，自不符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要件，尚不得論以累犯。臺南地院疏未查明，誤認被告前案所犯詐欺等罪之有期徒刑已於111年1月6日縮短刑期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而就本案論被告為累犯，並依刑法第47條第 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已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者之違背法令，自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下稱臺南高分院）原應於審判期日調查被告是否符合累犯規定，卻未予調查而判決上訴駁回，自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決是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三、案經確定，且於被告不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等語。二、本院按：（一）判決確定後，發見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者，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刑事訴訟法第44 1條定有明文。是依該條規定，非常上訴係以確定判決為對象，所稱確定判決，除不利益於被告之合法上訴，上訴法院誤為不合法，而從程序上為駁回上訴之判決確定者，依司法院釋字第271號解釋意旨，得提起非常上訴外，應以實體上具有既判力之確定判決或與實體確定判決有同等效力之確定裁定為限。又法院受理訴訟之基本法則，係先審查程序事項，必須程序要件具備，始能為實體之認定，且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1項、第2項規定，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須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依同法第367條前段規定，上訴書狀未敘述（具體）理由者，第二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此項規定旨在貫徹上訴制度之目的（即撤銷、變更第一審違法、不當之判決，以實現個案救濟），並節制濫行上訴。準此以觀，上訴書狀應具體敘述上訴理由，為上訴合法之要件，如上訴欠缺此一要件，其上訴即非合法，應從程序上予以駁回（此項不合法上訴與倘第二審上訴係無上訴權人之上訴、無上訴利益之上訴、逾越上訴期間、撤回上訴或捨棄上訴權而喪失其上訴權後之上訴、未敘述上訴理由之上訴、就不得上訴第二審法院之第一審協商判決或簡易程序判決提起上訴等形式上觀察即可認定之明顯違法上訴情形之法律效果相同）。則第二審既應從程序上駁回其上訴，即無庸進入實體審理程序之必要。基此，本件被告古睿傑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雖經臺南地院以112年度原金訴第47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誤認被告成立累犯並加重其刑，對被告不利，然被告並未不服提起第二審上訴，檢察官亦未執以為被告利益提起上訴，僅另循告訴人之請求，泛詞主張量刑過輕，提起第二審上訴，然其上訴並未敘述具體理由，經第二審即臺南高分院以113年度原金上訴字第863號刑事判決認檢察官之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以程序判決駁回其上訴後，檢察官和被告均未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而全案確定。從而，上開第二審程序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並非誤認檢察官之合法上訴為不合法上訴而誤以程序判決駁回，不符司法院釋字第271號解釋所揭示對檢察官為被告不利益所提起合法上訴誤為不合法上訴而程序判決應提起非常上訴撤銷以資救濟之例外情形。故非常上訴意旨另謂臺南高分院113年度原金上訴字第863號刑事判決原應於審判期日調查被告是否符合累犯之規定，卻未予調查而判決上訴駁回，亦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進而指摘本件上開第二審程序判決亦應一併撤銷云云，依上述說明，要屬誤解，先予敘明。（二）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8條定有明文。又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亦為刑法第47條第1項所明定。而所謂「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如為假釋出獄，須未經撤銷假釋者，其未執行之刑，始以已執行論，倘假釋中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而經撤銷假釋者，仍須執行原殘餘刑期，不能認為徒刑已執行完畢。倘被告並非累犯，事實審法院於判決時誤認係累犯，而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者，當然為違背法令，而此項違背法令致適用法令違誤而顯然影響於判決之結果，且不利於被告，自得據為非常上訴之原因。（三）本件被告經核有上開非常上訴理由書內所載犯罪科刑執行、假釋撤銷情形，並有被告全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行指揮書、法院前案紀錄表、相關判決書及函文資料可稽。則被告於假釋期間即110年6 月25日前、110年8月間，因故意更犯幫助詐欺、洗錢、轉讓毒品等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確定，被告前開詐欺案件之假釋，因其於假釋中故意更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確定而遭撤銷。原確定判決未察，遽論以被告累犯並加重其刑，依前述說明，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案經確定，且不利於被告，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摘，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確定判決關於被告之刑部分撤銷，替代原確定判決依其裁判當時應適用之法律，另行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以資救濟。又非常上訴意旨亦未指摘原確定判決關於罪名或宣告沒收部分有何違法之情形，自不在本院審判範圍，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　　　　　　　　　　　　　　　　　法　官楊力進　　　　　　　　　　　　　　　　法　官周盈文　　　　　　　　　　　　　　　　法　官劉方慈　　　　　　　　　　　　　　　　法　官　陳德民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2025-02-12

TPSM-114-台非-2-20250212-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32號上訴人余旭琮蘇柏州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758號，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8480 、9659、14368、143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關於論處上訴人余旭琮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至3、7所示販賣第一級毒品4罪刑、編號4至5所示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2罪刑、編號6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1罪刑及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轉讓禁藥4罪刑，上訴人蘇柏州所犯附表一編號4至5所示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2罪刑，暨分別定應執行刑及諭知相關沒收、追徵部分之判決，駁回其等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得心證之理由。三、余旭琮犯附表一編號1至3、7所示販賣第一級毒品、編號6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及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轉讓禁藥部分：　　原判決已說明係依憑余旭琮不利己之供述，與證人即購毒者陳天祥、郭俊雄、蘇志棠及證人即受轉讓甲基安非他命者蘇柏州分別於警詢、偵查及第一審所為之證述，佐以卷附通訊監察書、通訊監察譯文、通聯調閱查詢單證據資料，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經綜合判斷而認定余旭琮確有販賣第一、二級毒品及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復載敘余旭琮於警詢、偵訊時，始終未提及其與陳天祥、郭俊雄見面時，林建宏亦均在場等事，嗣後於原審時始表示林建宏均有陪同前往找陳天祥、郭俊雄，其為何未於警詢時即提出此有利之證據，且陳天祥、郭俊雄均未證述林建宏有在現場，則林建宏是否確實在場，即非無疑等情。又載敘余旭琮所為販賣毒品犯行時，主觀上如何確有以取得價差方式謀取利潤，如何確有意圖營利販賣第一、二級毒品之論據。另卷內證人林建宏所述及其他有利於余旭琮之證據，如何皆不足作為有利之證明各旨，亦於理由內予以說明、指駁甚詳。所為論斷，俱有卷存事證足憑，乃原審本諸事實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對調查所得之證據而為價值判斷，並無認定事實未憑證據之情形。又上開卷證資料，足以擔保陳天祥、郭俊雄、蘇志棠及蘇柏州等人指證事實之憑信性，並非僅憑其等之證述，即為不利之認定，亦無余旭琮上訴意旨所指證據調查職責未盡、違反無罪推定、適用補強、經驗、論理等證據法則不當或判決理由欠備等違誤，自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四、余旭琮、蘇柏州（下稱余旭琮2人）共同犯附表一編號4至5 所示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部分：（一）原判決已說明附表一編號4之通訊監察譯文固屬「另案監聽」所取得之內容，執行機關雖未遵期陳報法院認可，然經綜合各情，權衡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後，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規定認仍具有證據能力。另附表一編號5之通訊監察譯文亦屬「另案監聽」所取得內容，經遵期陳報後，法院認符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 第1項之規定而予以認可，及蘇柏州於民國109年7月22日第一次、第二次警詢筆錄如何具有證據能力。又受本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2943號裁定拘束之本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43號判決先例所統一之見解，認對於「本案監聽」部分，所謂違反期中報告義務規定監聽所得資料，自僅止於違反期中報告義務後之監聽所得資料，不應回溯推翻違反該義務前，依法院核發之令狀合法監聽所得資料之證據能力，是執行機關縱違反期中報告義務，但其期限前監聽所得資料，仍有證據能力。而本件關於附表一編號 4、5之「本案監聽」部分均屬期限前於合法實施通訊監察期間內監聽所取得之資料，自均具有證據能力。蘇柏州上訴意旨猶任意指摘：本件關於附表一編號4、5之監聽均違反期中報告之義務，原判決率認該監聽譯文有證據能力，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云云，顯屬誤解，且非依據卷內資料執為指摘，並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二）原判決復敘明係依憑余旭琮2人不利己之供述，及證人即購毒者蘇志棠於偵查及第一審所為之證述，佐以卷附通訊監察書、通訊監察譯文、通聯調閱查詢單、Google路線圖等證據資料，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經綜合判斷而認定余旭琮2人確有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之上開2次犯行。並載明附表一編號4、5所示之通訊監察譯文，對話內容與一般毒品交易以簡短、隱諱不明之用語，即能相約見面，均知悉見面之目的，避免於對話中提及所欲見面處理之事項，與一般購毒者與販毒者以電話聯絡毒品交易時，為規避警察通訊監察，多會以暗語溝通，或避免提及見面目的等常情相符，可佐證蘇志棠證述之真實性。復敘明余旭琮2人就此部分犯行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詳予論敘，記明所憑。又載敘余旭琮2人所為犯行時，主觀上如何確有以取得價差方式謀取利潤，如何確有意圖營利販賣第二級毒品論據。另卷內其他有利於余旭琮2人之證據，如何皆不足作為有利之證明各旨，亦於理由內予以說明、指駁甚詳。所為論斷，俱有卷存事證足憑，乃原審本諸事實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對調查所得之證據而為價值判斷，並無認定事實未憑證據之情形。又上開卷證資料，足以擔保證人蘇志棠指證事實之憑信性，並非僅憑其等之證述，即為不利之認定，亦無余旭琮2人上訴意旨所指證據調查職責未盡、違反無罪推定、適用補強、經驗、論理等證據法則不當或判決理由欠備等違誤，自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五、余旭琮、蘇柏州上訴意旨均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余旭琮謂：原審就蘇志棠、陳天祥、郭俊雄及蘇柏州等人之指證，均未詳予調查釐清，又不採信伊之辯解，遽認定伊有販賣第一、二級毒品及轉讓禁藥，要屬違法等語；蘇柏州則謂：關於附表一編號4、5之通訊監察譯文及警詢筆錄應均無證據能力，伊最多僅成立幫助施用或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原審均未詳予調查釐清，又不採信伊之辯解，遽認定伊有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顯然違法等語。經核均係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原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或就相同證據為不同評價，任意爭執，或就不影響判決結果之枝節事項，執為指摘，難謂已符合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應認其等之上訴，均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皆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2025-02-12

TPSM-114-台上-132-20250212-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06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樊家妍被告鄭椉鍵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19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774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5257、491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理由一、原判決認定被告鄭椉鍵有其犯罪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並變更檢察官起訴之刑法第339 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下稱加重詐欺）罪法條，改判依想像競合犯從重論處被告犯修正前一般洗錢罪（尚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下稱普通詐欺》罪）2罪刑並定其應執行刑及諭知相關沒收之判決，另就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部分敘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固非無見。二、惟查：　　　㈠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條次變更為該法第19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 00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處斷刑範圍限制之規定。本件原審經比較新舊法結果，關於執行事項以外刑之減輕或科刑限制等事項，綜合比較後，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較有利於被告，而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規定。然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刑為「應併科罰金」而非「得併科罰金」，而原判決所諭知被告犯一般洗錢2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7月，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月，均未諭知併科罰金，是原判決就此部分刑之量定漏未併科罰金於法有違，已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㈡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應一律注意，詳為調查，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以定其取捨，所認定之事實應合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所謂「罪疑唯輕」或「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之判斷基準，亦不得與經驗、論理法則相違。經查：　　1.原判決以被告於111年3月22日提供其所申辦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及永豐商業帳戶（帳號均詳卷，下稱本案2帳戶)予自稱「張兵彥」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使用，嗣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對被害人陳明欽、施永浚（下稱陳明欽2 人）施用詐術，致上開陳明欽2人受騙分別匯入原判決附表一所示易家源、張家容（下稱易家源2人）第一層詐欺帳戶內，經輾轉匯入本案2帳戶之第二層詐欺帳戶內。再由被告依「張兵彥」之指示，提領或轉帳陳明欽2人遭詐欺而匯入本案2帳戶之贓款，復購入虛擬貨幣USDT後，轉入「張兵彥」指定之電子錢包中而彼此分工，因被告所接觸僅有被告於原審所提出臉書對話紀錄截圖之「張兵彥」 1人，無從知悉本次詐騙行為是否已達3人以上，而變更檢察官起訴加重詐欺罪法條為普通詐欺罪，又無確切事證足證被告有參與犯罪組織，並就被告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嫌敘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2.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且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而詐欺集團為實行詐術騙取款項，並蒐羅、使用人頭帳戶以躲避追緝，各犯罪階段緊湊相連，仰賴多人縝密分工，相互為用，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雖各共同正犯僅分擔實行其中部分行為，仍應就全部犯罪事實共同負責；是以部分詐欺集團成員縱未直接對被害人施以詐術，如有收購人頭帳戶金融卡、測試、回報供為其他成員實行詐騙所用，或配合提領款項，從中獲取利得，餘款交付其他成員等行為，均係該詐欺集團犯罪歷程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尤其是分擔收購帳戶資料之「收簿手（取簿手、領簿手）」及配合提領贓款之「車手」，均為重要成員之一，且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部分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而屬共同正犯。又依現今詐欺集團詐騙之犯罪型態及模式，詐欺集團成員分工細緻，除有提領款項之「車手」外，另有負責收購帳戶之「收簿手」及其他對被害人施用詐術之之人，此應為參與成員主觀上所知悉之範圍，足見其等知悉所屬詐欺集團之成員已達3人以上，仍在本案犯行之合同犯意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而相互利用其他詐欺集團成員之部分行為以遂行犯罪之目的，即應就其所參與並有犯意聯絡之犯罪事實同負全責。惟核之卷內資料，陳明欽2人因受騙分別匯款入易家源2人第一層詐欺帳戶內，再轉匯入被告本案2帳戶之第二層詐欺帳戶內，被告於警詢及偵查時均供稱：易家源2人帳戶之款項匯入本案2帳戶之款項係交易虛擬貨幣所得等語（見112 年度偵字第45257號卷第5至6頁、第31至33頁），被告於原審則辯稱：係為增加收入代「張兵彥」提領、轉帳，購買虛擬貨幣後轉出等語，前後所辯已有不同，又被告於偵查時對檢察官詢問如何交易虛擬貨幣均表示不清楚等語（見上開偵查卷第32頁），亦未提出任何有關交易虛擬貨幣之資料以供調查，被告代「張兵彥」提領、轉帳，是否購買虛擬貨幣後轉出尚非無疑。又本案除「張兵彥」之外，是否還有與第一層詐欺帳戶之易家源2人共同犯之，原審未詳予調查釐清，探究明白，並說明如何論斷之理由，尚有證據調查職責未盡及判決理由欠備；再者，依據被告與「張兵彥」間之臉書對話紀錄內容所載，「張兵彥」自稱是「做線上娛樂城的資金進出」、「正在尋找能與我司長期配合的夥伴」之工作，並於歷次聯繫過程中一再表示「我們要趕給公司送件如果拖太晚會影響您的權益」等語（原審卷第41至47頁），且被告與「張兵彥」未曾見過面，「張兵彥」連「車手」如此輕易之工作，都委請被告擔任，且未與被告見面，以躲避遭警循線查獲，則對其他如向陳明欽等2人施以詐術騙得款項匯款到易家源等2人帳戶再轉匯至被告本案之2帳戶等工作，衡情豈有可能僅由其1人全部包辦？足認被告主觀上似已明知「張兵彥」並非以1 人獨力完成犯罪，應可知悉「張兵彥」乃某一組織、集團之成員，參與本件犯行之成員似已達3人以上。原判決未依卷內證據資料詳為勾稽、論斷，遽認本案不排除「一人分飾多角」，尚乏積極具體證據足認實行詐欺之正犯有3 人以上及未參與犯罪組織，疏未綜合卷內事證整體觀察客觀判斷，難謂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仍非毫無研求之餘地。乃原判決就前開不利於被告之證據如何不足採，未於理由內詳予敘明，遽以被告被訴涉犯加重詐欺、參與犯罪組織等部分不能證明的犯罪，率予撤銷第一審判決，自有調查未盡、理由不備之違法。又原判決於事實及理由認定被告成立一般洗錢罪之共同正犯，於主文欄均漏載「共同」，亦有未洽，附此敘明。　三、以上或為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而原判決之前揭違誤，影響於事實之認定，本院無從據以為法律適用，應認原判決關於普通詐欺部分，連同與之有想像競合關係之洗錢部分暨其餘被訴部分，均有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審之原因。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2025-02-12

TPSM-114-台上-206-20250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