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廖舒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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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猥褻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032號上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洪傳勛選任辯護人洪茂松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強制猥褻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 年度侵訴字第59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241號、第11820號、第 12186號、第145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所處之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洪傳勛所犯如附表一、二、三所示各罪，各處如附表一、二、三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事實及理由一、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僅就原判決關於所處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業經明示在卷（本院卷第269-270頁、291頁），是原判決其他部分，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二、本判決書除量刑部分外，餘均引用原審判決書之記載。三、被告上訴意旨（含辯護意旨）略以：被告知悉本事件對被害人A、B、C及其父母（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造成很大心理傷痛，被告感到愧疚，羈押期間都很煎熬，其實被害人A、B 、C都很優秀，被告真的很對不起他們，希望給被告一次機會，因為被告母親身體不好，擔心她會離開，希望可以有補償的機會，被告願意改過自新，悔過種種錯誤，被告羈押期間完全沒有工作，父母把他們留下來的必要費用拿出來，希望可以和解，希望給被告一次機會等語。四、經查：㈠、原判決量處被告如原判決附表一、二、三所示之刑，並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4年，原非無見，惟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應考量犯罪行為人（即被告）是否悔悟、悔悟之程度及有無盡力賠償被害人之損害，而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⑴被告行為後，有無返還（提出）全部犯罪所得、說明犯罪所得之去向及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此並包括和解之努力在內；以及⑵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於緘默權保障下所為之任意供述，是否坦承犯行或為認罪之陳述。前者，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國家有責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彌補之法益，使二者在法理上力求衡平，從而被告積極填補損害之作為當然得列為有利之科刑因素。後者，除非有證據證明被告之自白或認罪係非出於悔悟提出者，否則祇須被告具體交代其犯行，應足以推認其主觀上係出於悔過之事實，是以被告自白或認罪，不惟可節省訴訟勞費，使明案速判，亦屬其人格更生之表徵，自可予以從輕量刑之審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98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上訴後已坦承犯行，並表示悔過之意，此為原審所未及審酌，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定之量刑事由已有變更，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非無理由，爰予撤銷改判，定應執行刑部分，因失所附麗，併予撤銷。㈡、爰審酌尊師重道原為我國文化根深蒂固之觀念，雖隨時代世易時移而有所調整，然一般學生、父母對於老師多仍心懷敬重之意，其原因不外乎出於對老師保護、教導學生之感激，而學生因此容易對老師之角色產生敬畏與順從之態度，在良好的師生關係中，此等敬畏與順從之表現，固有助於教育之施行，然如老師不當利用此等權力地位關係，對學生進行侵害行為，學生通常無法即時反應，亦未必產生受害感受，然如隨年紀增長而回想過往經驗，仍可能因此產生不良之心理影響，被告本件對被害人所為之行為，其影響可能悠遠而深長，被告犯罪所造成之損害程度，實無法一時評估。本院考量被告行為態樣並未涉及暴力模式，然整體犯罪過程具有時間上之延續性，並非偶發之單一事件，且被害人不僅1人，被害人受害時均甚為年幼，部分被害人因學習或發展較遲緩而前往被告開設之家教教室，卻因此受害，且除被害人外，被害人父母因此產生擔憂與自責情緒，及對子女受害的不捨感受，亦屬被告犯行所造成之損害。並斟酌被告○○○畢業之教育程度，曾擔任○○○○，後自營○○班，收入○○，被告為家中獨子，並為唯一經濟來源，與父母同住且需扶養父母，母親身心狀況不佳，被告前無犯罪紀錄之素行。另就犯後態度部分，被告具狀表示願意提出新臺幣00萬元、00萬元與被害人和解（本院卷第279頁），然為被害人所無法接受（本院卷第301-302頁），修復式司法之目的未能達成，又對於認罪之被告從輕量刑之刑度高低，應考慮被告係在訴訟程序之何一個階段認罪，並按照被告認罪之階段（時間）以浮動比率予以遞減調整之，被告係於最初有合理機會時即認罪者，即可獲最高程度之從輕量刑，其後（例如開庭前或第一審、第二審審理中）始認罪者，則依遞減調整其從輕量刑之刑度，因被告究竟在何一訴訟階段認罪，攸關訴訟經濟及被告是否出於真誠之悔意或僅心存企求較輕刑期之僥倖，為裁量酌定減輕其刑幅度之重要考量因子（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9 8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考量被告於偵查、原審審理時均否認犯行，於上訴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上開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二、三所示之刑。並考量被告所犯各罪犯罪之同質性、手段之相似性、時間之密集性，惟附表一、二、三分屬不同之被害人，於定應執行刑上不應過度稀釋而違反比例原則，爰定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㈢、至於檢察官以被告否認犯行、未對被害人表示歉意，且所為對被害人造成嚴重影響為由，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然被告上訴後已坦承犯行，並對被害人表達歉意，此部分為檢察官上訴時所未能審酌，而就被告犯罪所生之危害，原判決亦已於量刑時斟酌並說明其裁量權行使之理由，是檢察官以上開情詞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為無理由，併予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第364條、第29 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周映彤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文祥提起上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吳書嫺　　　　　　　　　　　　　　　　　　　法　官　蕭于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信邦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項、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28條：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附表一、對甲猥褻部分編號原判決宣告罪名本院宣告刑１洪傳勛對於未滿十四歲男子為猥褻之行為處有期徒刑捌月。２洪傳勛對於未滿十四歲男子為猥褻之行為處有期徒刑捌月。３洪傳勛對於未滿十四歲男子為猥褻之行為處有期徒刑捌月。４洪傳勛對於未滿十四歲男子為猥褻之行為處有期徒刑捌月。５洪傳勛對於未滿十四歲男子為猥褻之行為處有期徒刑捌月。６洪傳勛對於未滿十四歲男子為猥褻之行為處有期徒刑捌月。７洪傳勛對於未滿十四歲男子為猥褻之行為處有期徒刑捌月。８洪傳勛對於未滿十四歲男子為猥褻之行為處有期徒刑捌月。９洪傳勛對於未滿十四歲男子為猥褻之行為處有期徒刑捌月。附表二、對乙猥褻部分　　　　　　編號原判決宣告罪名本院宣告刑１洪傳勛對於未滿十四歲男子為猥褻之行為處有期徒刑柒月。附表三、對丙猥褻部分編號原判決宣告罪名本院宣告刑１洪傳勛對於未滿十四歲男子為猥褻之行為處有期徒刑捌月。２洪傳勛對於未滿十四歲男子為猥褻之行為處有期徒刑捌月。３洪傳勛對於未滿十四歲男子為猥褻之行為處有期徒刑捌月。４洪傳勛對於未滿十四歲男子為猥褻之行為處有期徒刑捌月。

2025-02-27

TNHM-113-侵上訴-2032-2025022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性騷擾防治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76號上訴人即被告賴奕璋選任辯護人張世明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13年度易字第380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字第6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暨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前開撤銷部分，甲○○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2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完成玖小時之法治教育課程。　　事實及理由壹、本院審理範圍：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二審即以第一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第二審審判範圍。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陳明：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上訴。對於原審判決所認定的事實、證據、理由、引用的法條及罪名均承認，沒有不服，也不要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92頁），業已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提起上訴，依據前開說明，本案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等其他部分。是本案關於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等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貳、撤銷改判之理由：一、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刑罰之量定，雖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然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經查，被告於原審判決後，在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告訴人之損害，並取得告訴人之原諒，且已給付和解金完畢，有刑事陳報狀1 份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85頁），此涉及被告犯罪所生損害等量刑事項之審酌量定，即原審所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之量刑基礎已有變動，原審未及審酌於此，就被告所犯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觸摸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罪、跟蹤騷擾罪，各量處如原判決主文所示之刑，尚屬過重，客觀上要非適當，而有違罪刑相當之原則，是被告上訴以原審未及審酌其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量刑顯然過重等語為由，提起上訴，並非無理由。二、據上，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無可維持，其定應執行刑部分亦失所依附，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上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時為同事關係，詎被告竟不知謹守職場同事間相處之分際，為逞一己私慾，而為本件性騷擾等犯行，對告訴人之身體自主權未予尊重，亦對告訴人身心健康、發展及日後人際關係交往，均造成負面影響，所為非是，及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惟衡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成立和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取得告訴人之原諒，詳如前述，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57 頁），暨被告犯後於原審、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之態度，及其並無任何前科紀錄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 項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四、按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1條第5 款定有明文。乃因刑罰之科處，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考量人之生命有限，刑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以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成效果，而非等比方式增加，如以實質累加方式執行，刑責恐將偏重過苛，不符現代刑事政策及刑罰之社會功能，故透過定應執行刑程式，採限制加重原則，授權法官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例如數罪犯罪時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數罪所反應被告人格特性與傾向、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妥適裁量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要求。因此，法院於酌定執行刑時，應體察法律恤刑之目的，為妥適之裁量，俾符合實質平等原則（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抗字第626 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綜合判斷被告整體犯罪之非難評價、各罪間關係、法益侵害之整體效果，考量犯罪人個人特質，並適度反應其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且貫徹刑法公平正義之理念，爰依法酌定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五、末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開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其於行為時年輕識淺，一時失慮而為上開犯行，惟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成立和解，顯現思過誠意，經此偵審程序，當知所警惕，慎重行事，而無再犯之虞，且告訴人亦具狀陳稱：本人同意原諒並給予被告緩刑之宣告等語，有上開陳報狀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85頁），及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陳稱：請法院依照告訴人刑事陳報狀所載，給予被告緩刑之宣告等語（見本院卷第94 頁），本院因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當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上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另審酌被告法治觀念顯然有待加強，為警惕被告日後應審慎行事，避免再犯，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完成9小時之法治教育課程，以使被告培養正確法律觀念，以收矯正被告及社會防衛之效，並依刑法第93 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促其於緩刑期間徹底悔過。又被告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 第1 項第4 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併此說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楊麒嘉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實行跟蹤騷擾行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攜帶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前項之罪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之罪，須告訴乃論。檢察官偵查第1項之罪及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情形、蒐集證據，認有調取通信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之必要時，不受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1條之1第1項所定最重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限制。附表：編號犯罪事實宣告刑　　　　1 原判決關於被告犯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觸摸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罪部分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原判決關於被告犯跟蹤騷擾罪部分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025-02-27

TNHM-113-上易-676-2025022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偽造有價證券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691號上訴人即被告丁思連指定辯護人黃冠霖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4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3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關於新臺幣5萬元沒收部分撤銷。其他上訴駁回（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罪刑及偽造署押、本票沒收部分）。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上訴審理範圍：　　本件原審判決後，被告就原判決犯罪事實一㈢（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所示偽造有價證券罪部分）全部提起上訴，就原判決犯罪事實一㈠㈡（即附表一編號1、2所示部分）不在上訴範圍（本院卷第15頁），檢察官則未上訴。從而，本院審理範圍係就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所示部分，合先敘明。貳、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一、被告僅在票據上偽簽告訴人「丁瓊惠」署名，金額、發票日、到期日均非其所簽署，且簽名時均未填載金額、發票日、到期日，而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富公司）亦未告訴本票之意義，亦未詳細說明簽名之意義、告知申請人權益，而裕富公司有標明得不經通知填載本票到期日，但並無說明可自行填寫發票日及發票金額，被告於本案發票人欄雖偽簽告訴人署名，但並無授權裕富公司填載其他應記載事項，被告偽造本票之行為並未全部完成，並不成立偽造有價證券罪，此部分偽簽告訴人姓名，被告坦承有偽造私文書罪及詐欺取財罪。二、調解成立後之2、3個月，均有如期賠償告訴人，非判決書所載均未賠償、未扣案亦未實際發還告訴人。參、上訴理由之論斷：一、上訴駁回部分：　㈠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丁思連就附表一編號3所示部分，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偽造有價證券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並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以偽造有價證券罪，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後，處有期徒刑1 年7月，並諭知沒收原判決附表三編號2、3偽造署押及本票，核此部分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另就上訴部分補充說明如下。　㈡被告成立偽造有價證券罪：　⒈按刑法上所謂偽造有價證券，係以無權製作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製作完成具有價證券之形式，足以使人誤信為真正為已足。又票據法所謂空白授權票據，係指發票人預行簽名於票據，將票據上其他應記載事項之全部或一部，授權他人補充完成之票據。空白授權票據為未完成之票據，在第三人依據授權契約補充空白部分之前，雖不得為付款之提示，亦不得為票據上權利之保全或行使追索權，惟迨第三人行使補充權後，即成為有效票據，而為刑法所保護之有價證券。又「授權」屬於一種意思表示，不論表意人係以書面或口頭，明示或默示，由表意人客觀對外所表現之行為中，確可推知其有為該意思表示，即可認定有授權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283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雖否認有何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然被告於本院自承與裕富公司電話對保後，去7-11超商列印分期申請暨約定書，並簽署「丁瓊惠」之署名於上（即本票發票人欄位），簽完名先傳真給裕富公司，再將正本寄給裕富公司等語（本院卷第163頁）。則被告既係自行列印上開分期申請暨約定書（函下欄本票，以虛線區分），並自行於本票發票人欄偽造告訴人之署名，其在空格欄位填載「丁瓊惠」之左方即明顯記載「發票人」，該欄目最左側則記載「本票」，上欄分期申請暨約定書六（即本票欄目上方）亦明確記載「⑴申請人及其連帶保證人同意裕富公司於給付款項與賣方時，授權裕富公司及其指定人填載本票發票日（即付款日）及本票金額（即實際應繳總額），申請人及其連帶保證人絕無異議。⑵申請人及其連帶保證人倘有違反本分期申請暨約定書及「指示付款同意暨約定書」之任一條款或遲延繳納分期款項時，申請人及其連帶保證人均授權裕富公司及其指定人得不經通知逕行填載本票到期日，並主張票據權利。」（他字卷第27頁），上開記載之內容，並非難以注意，被告於分期申請暨約定書（紙本）下欄本票發票人欄位上偽造「丁瓊惠」之署名，並將上開紙本寄回裕富公司，其客觀對外所表現之行為，即屬同意裕富公司填載本票應記載事項而有授權之意思表示，則裕富公司因被告遲延給付分期款項時，依上開授權條款將本票內應記載內容（含發票日、本票金額及到期日）填載後，發票行為已屬完成，而屬有效之本票。是被告上訴辯稱並未授權及本票行為未完成等語，尚屬無據。　⒊從而，被告未經告訴人丁瓊惠之同意在本案本票發票人欄位偽造「丁瓊惠」署押，復授權裕富公司填載其他應記載事項後，完成發票行為而提出行使，被告偽造有價證券犯行堪以認定。被告否認此部分犯罪之辯解並無可採。　㈢關於刑之減輕事由　1.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之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及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又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301號判決意旨參照）。刑法第201條第1項偽造有價證券罪之法定最低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考其立法意旨在維護市場秩序、保障交易信用，然就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中，同為偽造有價證券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專以偽造大量之有價證券販售圖利，亦有僅止於作為清償債務之擔保或清償債務之用，其偽造有價證券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適當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犯行、主觀惡性及犯後態度、是否填補被害人損失等情加以綜合考量其情狀，查其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　2.查被告偽造本案本票，固非可取，然審酌其於分期申請暨約定書下欄所附上制式化本票需簽署方能申請貸款，被告因一時失慮方為本件犯行，且僅偽造1張本票、金額僅5萬元，與惡意偽造鉅額或大量有價證券，造成市場金融秩序動盪不安、嚴重損害持票人權益之情形尚屬有間，雖於本院否認有偽造有價證券之犯意，然對於客觀事實均坦承不諱，綜觀被告上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有情輕法重而堪憫恕之處，縱論處被告刑法第201條第1項所定之最低刑度有期徒刑3年，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㈣原審就被告所犯偽造有價證券罪部分，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審酌被告非無勞動能力之人，竟不思以正途賺取所需，因一時急需現金周轉，而為本案各次犯行，所為已足生相當之損害，可見被告法治觀念薄弱，應予非難，且被告雖與告訴人達成調解，約定以分期方式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有雲林縣○○鄉○○○○○000○○○○○○000○000號調解書各1份（調偵卷第11、13頁），惟遲延給付3次款項後即未賠償（原判決誤認均未履行賠償，詳下述撤銷改判部分），被告於原審坦承犯行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7月，業屬低度之量刑，縱再審酌被告於調解後給付部分款項、於本院審理後復於民國114 年2月間匯款給付部分款項之狀況，尚無從動搖原判決量刑之妥適性。又原判決諭知沒收原判決附表三編號2、3所示之偽造署押及本票，沒收亦屬妥適。被告就此部分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二、撤銷改判部分：　　原審於被告所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論罪科刑項下，沒收犯犯罪所得5萬元，固非無見。惟查：　㈠被告就此部分向裕富公司詐貸後，裕富公司於108年3月25日實際匯入告訴人郵局帳戶47500元（已預扣利息），被告復於108年4月29日、同年6月19日、同年7月17日還款3期各361 0元，有裕富公司客戶對帳單-還款明細（他663卷一第343頁）及告訴人於原審之供述在卷可憑（原審卷第335、336頁），故被告此部分犯罪所得扣除已還款部分，應為36670元（0 0000－0000－0000－0000＝36670），原判決逕依貸款金額計算犯罪所得為5萬元，就逾越36670元部分為沒收、追徵之諭知，即有違誤。　㈡另被告前與告訴人就原判決附表一編號2（即詐貸20萬元部分，不在上訴範圍）、編號3（即本案詐貸5萬元部分）所示部分，以分期給付合計25萬元一併調解成立，有雲林縣○○鄉○○ ○○○000○○○○○○000○000號調解書各1份在卷可查（調偵卷第11 、13頁），惟被告迄至112年4月20日給付3次款項107045元（35000＋36045＋36000＝107045元），有告訴人陳報狀在卷可查（原審卷第125～145、161～181頁），上開給付金額，業已超過上開被告所保留之犯罪所得（即36670元），而與已實際發還無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應不予宣告沒收。原審誤認被告均未向告訴人履行賠償，而諭知沒收、追徵未扣案犯罪所得5萬元，尚有未合，被告就此部分提起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關於沒收、追徵犯罪所得部分予以撤銷。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8條、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顏鸝靚提起公訴，檢察官周盟翔、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陳珍如　　　　　　　　　　　　　　　　　　法　官　梁淑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沈怡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01條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2025-02-27

TNHM-113-上訴-1691-20250227-1

侵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妨害性自主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1406號上訴人即被告李世楷選任辯護人劉鍾錡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0年度侵訴字第32號中華民國112年5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續字第8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一、李世楷與代號BM000-A108042號女子（本案發生時已滿18歲，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下稱A女）於民國108年10月27日透過交友軟體認識，相約一起至李世楷位於嘉義縣民雄鄉豐收村之租屋處（地址詳卷）內讀書，李世楷即於同日晚間6時30 分許，騎乘機車去搭載A女前往其租屋處，二人先坐在書桌前讀書，李世楷竟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撫摸A女之腰部、大腿、胸部，A女用手撥開李世楷之手，稱「不要」、「正經一點」，李世楷竟仍不顧A女上開口頭及動作抗拒之表示，提升其上開犯意為強制性交之犯意，繼續撫摸A女之大腿，並將手自A女身體下方穿過A女之裙子、安全褲、內褲，撫摸A女之陰道，再以手指侵入A女之陰道，A女為逃離現下處境，旋表示要去上廁所，待A女上完廁所回來後，二人又坐回書桌前，李世楷表示要看A女的大腿比例，A女依言站起來，李世楷即接續上開強制性交之犯意，以手觸碰A女之大腿，再自A女身體下方穿過A女之裙子、安全褲、內褲，以手指侵入A女之陰道，A女旋將李世楷的手撥開，李世楷再將A女推到床邊，使A女站立背對其，以生殖器隔著裙子磨蹭A女屁股，同時要將A女的安全褲及內褲拉下來，A女即反身坐到床上以阻止李世楷之行為，並將安全褲及內褲拉上，李世楷又將A女拉起身並要拉下A女的安全褲及內褲，A女旋又反身坐到床上，如此重複2、3次後，李世楷將A女推至床上平躺，A 女對李世楷說「不要」、「這是強制性交」、「你是學法律的你應該知道」，李世楷仍不顧A女前揭表達拒絕之舉止及言詞，壓在A女身上以生殖器磨蹭A女之身體，李世楷即以上開違反A女意願之方式對A女為猥褻、性交之行為。後A女持續推開李世楷，李世楷方起身，A女旋以通訊軟體向友人陳○ 霈（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下稱B男）求救，B男於同日晚間9 時40分許，騎乘機車抵達上址租屋處搭載A女離去，A女報警處理，始悉上情。二、案經A女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一、上訴人即被告李世楷（下稱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時主張： ①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時、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為之陳述，均無證據能力；②證人B男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無證據能力；③A女與證人B男間於108年10月27日晚間9時30分許，使用I nstagram及LINE的對話內容紀錄無證據能力；④國立○○大學輔導中心A女之輔導紀錄摘要表、A女之輔導紀錄均無證據能力等語。另檢察官於本院時則主張被告及辯護人上訴本院所提出之李錦明儀測服務有限公司112年6月2日編號2023C002 號測謊鑑定書無證據能力等語。經查：　㈠證人A女於警詢時、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為之陳述，均無證據能力：　　證人A女於警詢時、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為之陳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辯護人既不同意作為證據，且證人A女於原審時業經以證人身分到庭接受交互詰問，而其上開於警詢時、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為之陳述，與在原審證述內容並無明顯不同，則其警詢時、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為之陳述，即非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自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所定必要性之要件，則證人A女於警詢時、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為之陳述，均無證據能力。　㈡A女與證人B男間於108年10月27日晚間9時30分許，使用Insta gram及LINE的對話內容紀錄，均有證據能力：　　查通訊軟體Instagram及LINE的對話內容紀錄，係通訊軟體I nstagram及LINE儲存用戶互動對話及情境表達紀錄，此為依據社群或通訊軟體之儲存功能，本於機械作用真實保存當時對話之內容，就對話內容之紀錄本身而言，未經人為操作，非屬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且以對話內容紀錄本身之存在為待證事實，性質上非屬供述證據，並非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自無傳聞法則之適用，其證據能力之有無，端視證據取得之合法性而定。A女與證人B男間於108 年10月27日晚間9時30分許，使用Instagram的對話內容紀錄，是證人B男將其使用之手機提供員警拍照截圖（警卷第16 頁）；另A女與證人B男間於108年10月27日晚間9時30分許，使用LINE的對話內容紀錄，則是A女提出其使用之手機內儲存之與證人B男間在LINE上的對話紀錄（偵續字卷第97至99 頁），均非公務員違法取得，且證人B男於原審時亦證稱：1 08年10月27日有收到A女用通訊軟體Instagram跟我聯絡，A 女有傳「SOS」的符號給我，跟我說「ASAP」，就是盡快來救我。我當時沒有辦法從Instagram上面知道A女的位置。A 女是用LINE的通訊軟體讓我確認她所在的位置。因為她有Go ogle Map的定位，我是藉由定位去找到她的等語（原審卷第 303至305頁），堪信上開A女與證人B男間之通訊軟體Instag ram及LINE的對話內容紀錄，均無遭到偽造、變造之情事，復無證據證明上開對話內容紀錄有何違法取得之情形，自均有證據能力。被告及辯護人主張A女與證人B男間於108年10 月27日晚間9時30分許，使用Instagram及LINE的對話內容紀錄無證據能力云云，要無可採。　㈢證人B男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國立○○大學輔導中心A女之輔導紀錄摘要表、A女之輔導紀錄，均有證據能力：　　⒈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之傳聞例外，乃基於當事人進行主義中之處分主義，藉由當事人等「同意」之此一處分訴訟行為，與法院之介入審查其適當性要件，將原不得為證據之傳聞證據，賦予其證據能力。同條第1項所謂「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之同意權人，依同法第3條規定，係指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而言。又此一同意之效力，既因當事人之積極行使處分權，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自無許其撤回，即告確定，其於再開辯論固不論矣，即令上訴至第二審或判決經上級審法院撤銷發回更審，仍不失其效力（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3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及其在原審之辯護人於原審111年1月26日準備程序時及同日所提出之刑事準備狀，就證人B男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國立○○大學輔導中心A女之輔導紀錄摘要表、A女之輔導紀錄，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等語（原審卷第120至123 頁、第130頁，按被告及其在原審之辯護人就上開證據的證據能力意見，是引用同日所提出之刑事準備狀第2頁所載，而該份刑事準備狀第2頁則記載上開證據「同意有證據能力」等旨），其等意思表示復無瑕疵可指，本院審酌證人B男於警詢時所為之審判外言詞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亦無違法取證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另國立○○大學輔導中心A女之輔導紀錄摘要表、A女之輔導紀錄，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已經本院於審理期日為合法調查，參諸前揭說明，證人B男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及國立○○大學輔導中心A女之輔導紀錄摘要表、A女之輔導紀錄，均有證據能力，無許被告再行撤回同意或委由其在本院之辯護人再行爭執追復之理，即告確定。是被告及辯護人再於本院時爭執主張證人B男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及國立○○大學輔導中心A女之輔導紀錄摘要表、A女之輔導紀錄，均無證據能力云云，自不可採。　㈣被告及辯護人上訴本院所提出之李錦明儀測服務有限公司112 年6月2日編號2023C002號測謊鑑定書1份，無證據能力：　⒈按所謂「測謊」，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容易產生緊張、恐懼、不安等情緒波動反應，乃以科學方法，透過儀器將受測者之情緒反應與生理變化情形加以記錄，資為判別受測者對於過去發生事實之陳述與其記憶是否相符之程序。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就測謊是否為法定證據方法、如何實施、對於實施之爭執如何救濟、測謊結果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然測謊既係以人為受測對象，受測者之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時間本不可能完全相同，此與指紋比對、毒品鑑驗等科學鑑識技術，具有一再檢驗而仍獲得相同結果，即所謂「再現性」，而在審判上得其確信之情形不同（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126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測謊鑑定報告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刑事訴訟法固無明文規定。實務上，送鑑單位依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規定，囑託其他專業機關為測謊鑑定，受囑託機關就鑑定結果，以該機關名義函覆原囑託之送鑑單位，該測謊鑑定結果之書面報告，即係受囑託機關之鑑定報告。該機關之鑑定報告，形式上若符合測謊基本程式要件，包括：經受測人同意配合，並已告知得拒絕受測，以減輕受測者不必要之壓力、測謊員經良好之專業訓練與相當之經驗、測謊儀器品質良好且運作正常、受測人身心及意識狀態正常、測謊環境良好，無不當之外力干擾等要件，即難謂無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495號判決意旨參照）。因之測謊鑑定結果之書面報告，如係依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規定，由法院或檢察官囑託專業機關所為之測謊鑑定報告，形式上若符合上開所述之測謊基本程式要件，可認為有證據能力。若係由被告私人自行委託李錦明儀測服務有限公司實施測謊鑑定之測謊鑑定書，並非法院或檢察官依法囑託鑑定所得之鑑定意見，應無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2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及辯護人上訴本院所提出之李錦明儀測服務有限公司1 12年6月2日編號2023C002號測謊鑑定書1份，既係由被告私人自行委託李錦明儀測服務有限公司實施測謊鑑定之測謊鑑定書，並非法院或檢察官依法囑託鑑定所得之鑑定意見，參諸上開說明，應無證據能力。二、除上開所述外，本判決後述所引用之傳聞證據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列為本案證據或同意有證據能力等語（本院卷第24 4至248頁、第397頁、第399至400頁、第433至第434頁、第5 11至512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均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至於下列所引用之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並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復無法定證據排除事由，且與本件訴訟上之待證事實具有相當之關聯性，自亦得作為證據。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之辯解及辯護人之辯護意旨：　⒈被告之辯解：　　　訊據被告坦承其與A女於案發當日之108年10月27日透過交友軟體認識，二人相約到被告在嘉義縣民雄鄉豐收村之租屋處（下稱被告租屋處）讀書，以及其與A女在被告租屋處房間單獨相處之際，其有撫摸A女腰部、大腿、胸部，將手自A女身體下方穿過A女的裙子、安全褲、內褲、撫摸A女的陰道，並以手指伸入A女之陰道，使A女站立背對著，以其生殖器隔著裙子磨蹭A女的屁股及下體等行為，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性交之犯意及犯行，辯稱：我撫摸A女時，A女並未抗拒，A 女說不要，我就停下來，之後開始有點曖昧時，我才又開始摸，A女有精神疾病，我沒有使用任何強制手段，也沒有違反A女的意願而為性交等語。　⒉辯護人之辯護意旨略以：　⑴證人A女於原審之證詞存有諸多不合理之處，參考最高法院10 2年度台上字第811號、101年度台上字第6576號判決意旨，綜合證人A女於原審所為之證述，被告第1次手指進入A女陰道後，A女不離開，繼續留置現場，讓被告第2次手指進入陰道，甚至後續照被告要求完全配合辦理，不拒絕且無反應。一個意識及身體均正常之成年人，當遭受性侵時，做拒絕、抵抗、閃避是正常反應。被告未對A女使用強暴脅迫手段，A 女卻不知道要怎麼辦，又無抵抗、無反應，且完全配合被告，並不合理。證人A女於原審法官訊問此類關鍵問題時，竟證稱：「不知道」、「沒有印象」等語，完全是躲避問題。如A女於事發當時果真認知是強制性交，當日晚間傳訊給B男求救，證人B男證稱「A女離開被告租屋處後，有受驚、慌張不安及哭泣反應」，證人A女竟告知教官「沒事」，反倒離開被告租屋處約4小時即108年10月28日1時32分始去電教官稱「遭學長性侵」，自不合理。證人A女作證先稱「因為那只是例行性的事情」，後稱「一開始以為被告的行為是性騷擾，因為沒想到指侵也是一種性侵」，如A女果真說出「強制性交」，既認為是強制性交，為何又認為性騷擾？為何認為指侵也是性侵？說詞除了矛盾，更不合理。　⑵如A女遭性侵，反應不正常。參考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侵上更（一）字第11號判決意旨，案發當晚9時33分許錄影畫面，可見被告與A女一同並肩自被告租屋處出門離開前往大門，當走出房間門口時，有1人在前方行走至機車離開，途中被告與A女持續交談，A女沒有異狀，未與該人攀談表達求救之意。被告沒有使用強暴脅迫手段，A女從未大聲呼救或逃脫，反倒配合被告要求，與被告同處一室達2小時，更以A女手機傳送求救訊息給他人時，被告在旁觀看，A女舉措與一般遭性侵後被害人之反應截然不同，非常不合理。　⑶國立○○大學輔導紀錄與證人B男證詞均不能作為補強證據：　　　國立○○大學輔導紀錄是證人簡○育記載A女陳述案發過程之傳聞供述，與A女之陳述具有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不能作為補強證據。又證人B男就本案性侵沒有親身經歷、見聞、體驗，其證詞是聽聞A女之傳述，為傳聞證言，與A女之陳述是同一性重複性證據，不能作為補強證據。　⑷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下稱嘉義長庚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之內容，與眾多精神鑑定機構就「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之意見大相逕庭，不能證實被告性侵A 女，亦不足以且無法證實A女罹患「PTSD」與本案性侵有關：　①衛生福利部、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高雄榮民總醫院、成大醫院、臺大醫院、草屯療養院等機構及金志華教授略以： 「PTSD」診斷高度仰賴病人主觀陳述，且精神科之診斷也多倚賴個案主觀陳述之症狀，少有客觀評估及鑑定工具。本質上不應作為推斷司法上性侵害事件是否真實存在的基礎。精神鑑定機構只能判斷病人是否有「PTSD」，無法藉此推論被害人經歷之創傷經驗是否真實存在，更無法推論其成因，而「PTSD」之鑑定結論亦不宜直接據以認定被告有犯罪行為或其罪責。醫師主要是透過病人之敘述，以及自身的專業判斷，作出診斷，但關於事件陳述部分，還是以被害人自述為主；若以此作為單純的補強證據，可能會有循環論證之疑慮。經歷重大嚴重創傷事件與「PTSD」之發生與否，其因果關係並無「若P則Q」之充分或必要必然之因果關係模式。若有其他創傷經驗也可能造成「PTSD」，無法以「PTSD」症狀之存在，直接逆向推導出某一「創傷」之存在，或該案創傷事件與已確診「PTSD」可成立明確且唯一之因果關係。「P TSD」不是偽科學，在客觀上能看到症狀，會不斷經歷當初創傷原因，例如：軍人會回到戰場時期，性侵害被害人會經歷性侵過程，對於外在刺激非常敏感，反應非常大。但科學有其限制，沒有任何醫師敢把「PTSD」的結果與原因做聯結，根本不知道為什麼會有「PTSD」，因果關係在科學上是建立不起來的。即使病人陳述經歷過的事件，但病人自己未必知道其「PTSD」之來源。而醫師對於病人主觀陳述內容，不會懷疑其說謊，但要跟某特定事件相聯結，科學上做不到。另請參考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63號判決、鈞院112年度侵上訴字第470號判決意旨。　②依嘉義長庚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內容可知：A女自國小開始曾拿石頭敲頭，曾割腕自殺，高三開始有憂鬱症，曾在聖馬爾定醫院看診1年多。108年2月經嘉義長庚醫院診斷出「邊緣型人格、憂鬱症」，曾有多次自殺紀錄，服用藥物過量等情。依吳南逸診所110年3月13日診斷證明書記載「鬱症，復發，重度，無精神病徵，創傷後壓力症，急性、身心性失眠症」，長期服用抗焦慮劑、抗鬱劑、安眠藥等。有邊緣性人格障礙症及強迫性人格障礙症。則上開吳南逸診所110年3月13 日診斷證明書，無法直接認定A女產生「PTSD」是否與本案性侵事件有關聯。A女在108年10月27日本案發生前已有憂鬱症、人格障礙症等，並有復發情況，嗣於110年3月18日經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丙○○○○鑑定，間距1年半，A女在精神上產生壓力不無可能有其他來源。　　　③丙○○○○依據吳南逸診所病歷及A女說詞進行鑑定，惟A女已罹患憂鬱症多年，有邊緣性人格障礙症、強迫性人格障礙症，導致自殺紀錄，加上A女交往經驗，綜合A女身心狀況，A女在鑑定時，不無可能存在因精神疾病致錯誤陳述，不能排除 A女出現「PTSD」與過往精神疾病有關，故不能因A女出現「 PTSD」，逕認與被告性侵有關，更何況被告是否性侵亦有爭論。本案「PTSD」高度仰賴A女主觀陳述，並無客觀評估及鑑定工具。丙○○○○認為「PTSD」可以回推成因，不但技術上做不到，更違背各大精神鑑定機構意見，不可採信。嘉義長庚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自不能作為補強證據。　⑸就鑑定證人丙○○○○書面及於鈞院所為之證述，表示意見如下：　①鑑定證人丙○○○○鑑定對象以被告為大宗，但被告與被害人沒有不同，沒有被告虛偽陳述的機率比較高，被害人虛偽陳述的機率比較低，亦沒有被告虛偽陳述的機率高於被害人，如吳南逸醫師稱：任何人的陳述都有虛假的可能等語（鈞院卷第299頁）。醫師診斷病人之疾病，是依據病人陳述，佐以病人呈現情緒行為表現，能判斷病人發生「PTSD」症狀，但不可能因「PTSD」症狀判斷病人所述創傷是否真實存在。如吳南逸醫師稱：「身為精神科醫師，無法確認指侵確實存在但患者確實有創傷後壓力症狀」等語（鈞院卷第299頁）。又醫師能判斷病人曾經歷某種創傷事件，但不可能判斷該創傷事件是「PTSD」成因，尤其是有多種創傷事件，何況引發「PTSD」有多種干擾因素之可能性，如病人陳述真實性、有無利害考量、有無其他創傷等，均會影響鑑定。　②鑑定證人丙○○○○引用美國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第五版（DSM -5），是診斷參考，不是聖經，不可能將所有「PTSD」症狀含括在內，診斷準則會不斷修訂，不是放之四海皆準。世界上什麼事情都有可能，有原則就有例外，機率少，可能性低不是不會發生。丙○○○○認定A女創傷經驗是被告手指性侵，而非其他童年創傷或精神疾病，但診斷依據主要是A女陳述，問題在於A女陳述是否真實？丙○○○○無法調查A女陳述之真實性，縱能認定A女有「PTSD」，無法認定「PTSD」之成因是否為性侵，亦無法認定性侵是否存在。故丙○○○○認為A女的創傷來源是單一的即被告對A女的手指性侵，且認為A女陳述被告的手指性侵沒有經過A女同意有很高的真實性，違反科學極限，均是明顯錯誤。　⑹A女有邊緣型人格障礙症，容易有認知、情緒、想法反覆情形，再依被告查閱美國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邊緣型人格疾患現象有自體感受持續明顯不穩定，可證A女有意願不穩定、反覆之可能性，另有暫時性與壓力源相關聯的妄想意念或嚴重的解離性症狀，可證A女陳述不一，不合理，不可信。依A女與同學之Instagram對話（告訴人110年3月3日補充告訴理由狀證4），A女稱：「（他真的是○○大學的嗎？）本來吃憂鬱的藥就夠煩了，現在還可以吃創傷壓力症候群。不是。是亞洲。幹。氣爆」。被告懷疑除了嫌棄A女味道外，又因A女誤會被告就讀國立○○大學法研所，事後發現大感憤怒，導致A女提告本案。　⑺被告雖有指交行為，但不是性侵，A女罹患「PTSD」或許是真的，但與被告的指交行為無關。A女在6歲時父母衝突不斷而離婚，A女父親再婚，A女父親對A女管教嚴厲，曾施以打罵等處罰。A女國小時期曾拿石頭敲頭、割腕輕生。高三開始有憂鬱症，108年2月診斷為邊緣型人格障礙，企圖多次輕生。可見A女自小因家庭壓力衍生精神疾病，創傷來源不是單一。嘉義長庚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認定A女所患「PTSD」的成因是遭被告性侵，惟該精神鑑定報告書有諸多錯誤，不能作為補強證據，請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　㈡查被告與A女於108年10月27日透過交友軟體認識，相約一起至被告租屋處內讀書，被告即於同日下午6時30分許，騎乘機車去搭載A女前往其租屋處，抵達被告租屋處後，二人先坐在書桌前讀書，接著被告有撫摸A女之腰部、大腿、胸部，並以手自A女身體下方穿過A女之裙子、安全褲、內褲，撫摸A女之陰道，再以手指伸入A女之陰道內，A女表示要去上廁所，待A女上完廁所回來後，二人又坐回書桌前，被告表示要看A女的大腿比例，A女依言站起來，被告又以手觸碰A 女之大腿，再自A女身體下方穿過A女之裙子、安全褲、內褲，以手指伸入A女之陰道內，並有將A女推到床邊，使A女站立背對其，其詢問A女「喜歡從後面來嗎」，又以生殖器隔著裙子磨蹭A女屁股，接著將A女推至床上平躺，以生殖器磨蹭A女之身體。之後A女傳送通訊軟體訊息予B男，B男於同日晚間9時40分許，騎乘機車抵達被告租屋處搭載A女離去等情，業經證人A女於原審時證述明確（原審卷第225至235頁、第245至247頁、第250頁、第253頁、第255頁、第264至267 頁、第270至277頁、第279至283頁），核與證人B男於警詢時之陳述、偵訊及原審時證述其騎乘機車前往被告租屋處附近搭載A女離去等情（警卷第7頁正反面，偵續字卷第21至22 頁，原審卷第304至306頁、第327至328頁、第331至332頁）相符，並經原審當庭勘驗被告租屋處外之監視錄影器光碟內容，製有原審111年6月17日準備程序之現場監視器光碟勘驗結果附卷可參（原審卷第164至175頁），且有證人B男指認之現場GOOGLE街景圖照片（警卷第15頁、原審卷第357頁），A女與B男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警卷第16頁，同偵續字卷第25頁），監視器翻拍照片4張、被告套房現場照片6張（警卷第17至18頁、第19至21頁），現場監視器光碟1 片（警卷證物袋）在卷可佐，參以被告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亦坦認其與A女透過交友軟體認識後，相約一起至其租屋處內讀書，抵達租屋處後，二人先坐在書桌前讀書，接著其有撫摸A女之腰部、大腿、胸部，並以手指插入A女之陰道內，亦有與A女一同站在床邊，A 女背對其，其詢問A女「喜歡從後面來嗎」，其有以生殖器隔著A女裙子磨蹭A女屁股，及之後有人騎乘機車來搭載A女離去等語屬實（警卷第2至3頁，交查字卷第25至26頁，原審卷第114至120頁、第430至432頁），復為被告於本院時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9至250頁），自堪信上開部分事實為真正。　㈢被告及辯護人固主張被告對A女所為前揭猥褻及性交行為，均係經由A女與被告合意所為，被告並無違反A女之意願等語，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⒈按證人之陳述前後稍有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究竟何者為可採，事實審法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若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又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被害人之陳述本身以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無論是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祇須與被害人指述具有相當關聯性，且與被害人之指證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於使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以確信其為真實者，即足當之。證人陳述之證言中，關於轉述聽聞自被害人陳述被害經過部分，固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並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但作為間接證據、情況證據以論斷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影響者，其待證事實與證人之知覺間有關聯性，則為適格之補強證據。再按性侵害犯罪因具有隱密性，通常僅有被告及被害人雙方在場，倘另透過「被害人陳述」以外之證據，得證明被害人聲稱被害事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心理狀態或處理反應等情景者（間接事實），既係獨立於（即不同於）被害陳述之證據方法暨資料，與待證事實具有蓋然性之常態關聯，以之作為被害人遭遇（直接事實）致生影響之推理素材，並非傳聞自被害陳述之重複或累積，當容許由法院透過調查程序，與被害陳述相互印證，進而產生事實認定之心證，尚屬適格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 497號、第4911號、第490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證人A女於原審時證稱：我是透過Good night交友軟體認識被告，交友軟體配對之後，先用電話聊天，被告說要一起討論功課，因為我住處有養貓不方便，被告就說可以約在被告那邊，並說可以來接我。抵達被告租屋處時大約是晚間7點多，已經天黑了，進門後，被告從冰箱拿酒給我，我坐在門口的位置，打開電腦，一開始是在討論民法，也有聊之前感情的事情，過了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左右，我坐在椅子上，被告坐在我的左邊，被告開始用右手碰我左側的腰、大腿，甚至摸胸部，我有用手把被告的手撥開，撥開後被告馬上又摸回來，我對被告說「不要這樣子」、「認真一點，正經一點」，因為我不願意被告這樣做。被告又繼續碰我的大腿，手指甚至伸進去陰道內，當天我穿白色上衣、及膝裙，裡面有穿安全褲、內褲，被告是從大腿的地方伸進去我的下體，用手指把內褲撐開後伸進去陰道內，當時我嚇到，就跟被告說要去上廁所，想讓被告冷靜一下。上完廁所回來後又坐在桌前，被告叫我站起來，說想要看我的大腿比例，我不知道不照做會怎麼樣，所以就照做，被告的手呈現7的姿勢靠近我的大腿，然後往我的大腿內側伸進去，順著大腿從大腿下方伸進去陰道內，被告一樣是用手指把內褲撐開後伸進去陰道內，我有將被告撥開，就是用手把被告的手往陰道的反方向推。然後被告就把我推到床邊，讓我背對被告，我不知道要怎麼辦，接著被告用生殖器，隔著裙子磨蹭我的屁股，甚至用手伸進去裙子內要拉下我的內褲跟安全褲，我就反坐到床上面對被告，把安全褲跟內褲穿回來，被告又將我的內褲跟安全褲拉下來，我又再反坐到床上，這個動作重複了2、3次，應該是很明顯表示我不願意這樣做的意思，被告後來將我推到床上，讓我躺在床上，接著被告壓在我的身上面對我，用生殖器一直磨蹭，我跟被告說「這是強制性交」、「你是學法律的你應該知道」，並有用力地推開被告，被告就沒有得逞。然後我回到桌邊，傳訊息聯繫B男，希望B男趕快帶我離開，我不知道人在哪裡，就用LINE直接傳送定位給B男，並跟被告說學長要來接，後來我與被告一起走出去，我坐上 B男的機車就開始崩潰大哭，離開被告租屋處。被告租屋處是一個我不知道的地方，不知道直接求救的話，被告會做出什麼事情，電腦也在那邊，我無法放著電腦直接跑出去等語（原審卷第225至229頁、第231至235頁、第238頁、第240至 241頁、第245至248頁、第252至255頁、第257頁、第265至2 83頁）明確。依證人A女上開所為證述內容，就其於108年10 月27日晚間與被告相處經過，並未同意被告撫摸、磨蹭大腿、下體、屁股及以手指侵入陰道等猥褻及性交之行為，證人 A女並以動作及言語明確表示不願意、拒絕被告所為猥褻及性交行為等重要情節所述具體明確，內容合理並具一貫性，並無重大瑕疵可指，可信度極高。另參以證人A女與被告在本案發生前並不相識，係案發當日才透過交友軟體認識，案發當時雙方第一次見面，彼此間從未有怨隙過節，證人A女於原審時具結而為上開證述，應無甘冒偽證罪之刑責及遭人議論之風險，以此極端方式杜撰有遭被告以違反意願之方式而猥褻、性交來誣陷被告之動機與必要。復以證人A女於原審審理時針對被告前揭行為之過程為證述時，有多次當庭哭泣、情緒波動之情形（原審卷第264頁、第280至281頁、第2 83頁），此與一般性侵害被害者於回憶受害經驗時自然流露悲傷情緒之反應相同，可徵證人A女前揭於原審作證時之指訴內容，應非出於子虛及攀誣之詞，可以認定。　⒊證人A女前揭指訴，有下列補強證據可佐：　⑴證人A女於原審時證稱：我於108年10月27日晚間9時30分許，有用Instagram傳訊息給B男，希望B男趕快帶我離開被告租屋處，想要求救，因為我不知道被告租屋處的位置，就用LI NE直接傳定位給B男等語（原審卷第228頁、第241頁、第268 至269頁），核與證人B男於原審時證稱：108年10月27日晚間9時左右，我有收到A女用Instagram傳送的訊息，A女有傳送「SOS」、「ASAP」，我感受到的訊息是要我趕快去拯救她，因為她有危險。A女先傳送「我遇到一個怪怪的學長，在巷子裡面」、「你可以來載我嗎」，我看到就很緊張，A 女又傳送「我想逃離這裡，我不知道這裡是哪裡」，給我的感覺就是危險，A女在求救、發出「SOS」的訊號，我先問A 女在哪裡，A女說不知道，我不知道A女的位置，A女就用LIN E傳送定位給我。A女又有傳送「ASAP」，就是要我立刻過去，我感覺出了大事等語（原審卷第304至305頁、第312至313 頁、第324頁、第328至329頁）均相符。參以A女於108年10 月27日晚間9時25分許，使用通訊軟體Instagram傳送私訊予 B男稱「欸學長」、「抱歉」、「你有空嗎」、「我遇到一個怪怪的學長，在巷子裡面」、「你可以來載我嗎」，B男回稱「你在哪」，A女稱「我想逃離這裡」、「我不知道這裡是哪裡」，B男稱「豐收？○○大學？民雄」、「或者妳拍附近給我看」，A女稱「豐收」，A女接著將自己的LINE帳號傳送給B男，並稱「我傳位子給你」、「ASAP」，A女於同日晚間9時30分許以LINE將定位傳送給B男等情，亦有A女與B男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3張附卷可憑（警卷第16頁，同偵續字卷第25頁）。上開證據足以佐證證人A女、B男上開證稱A女於案發當時有以通訊軟體Instagram、LINE向B男求救，證人A女並明確表示「我遇到一個怪怪的學長」、「你可以來載我嗎」、「我想逃離這裡」等語，要求證人B男趕快來接她離開被告租屋處之內容並非虛妄，亦可佐證被告在其租屋處對A女所為之猥褻、性交行為，當係違反A女之意願，致A女想要趕快逃離被告租屋處，方會立即傳送訊息向B男求救，並要求B男盡快前來載她離開等情，堪可認定。　⑵又證人A女前開於原審時證稱其坐上B男的機車時就開始大哭等語（原審卷第228頁），經核與證人B男於警詢、偵訊及原審時證稱：其依照A女傳送的位置過去載A女，A女神情很緊張，看起來很慌張、難過、委屈，其問A女怎麼了，A女都說不出話來，只有叫其趕快載她走，A女在車上一直在哭，是比較壓抑地哭泣。其把A女載到A女的租屋處後，A女才比較放開來哭，其問A女發生什麼事，A女說去那個男生家讀書，那個男生用手指伸入她內褲內，其詢問A女有沒有伸入陰道，A女說有等語（警卷第7頁反面，偵續字卷第21至22頁，原審卷第305頁、第307至308頁、第315至316頁、第332頁、第 335至336頁）相符。查證人B男上開證述關於聽聞自A女所述被告對其違反意願而為猥褻、性交經過部分，固屬傳聞供述，然就證人B男所稱A女陳述時之情緒狀況，則均係證人B男依據親身經歷之客觀事實所為供述，乃屬與A女陳述不具同一性之獨立法定證據方法，自非不得作為判斷A女陳述憑信性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72號判決意旨參照 )。可見A女在離開被告租屋處時，即已有受驚、慌張不安及哭泣之受創反應，與一般性侵害之被害者因遭受違反意願之性侵害行為而呈現之真摯反應相當，堪信證人A女前揭證述應與事實相符而可信。　⑶另證人A女於原審時證稱：我一開始以為被告的行為是性騷擾，因為沒想到指侵也是一種性侵，但是B男說這是性侵，B男載我回家之後，先讓我在家裡待一陣子，我有傳訊息給一位法研所的學長，因為被告說自己是就讀我的學校法研所的，我想要知道法研所學長認不認識被告，法研所學長建議我打電話給教官，後來B男又過來載我去驗傷等語（原審卷第235 至236頁、第262至263頁），核與證人B男於原審時證稱：我載A女回去A女租屋處後，並沒有馬上離開，我在A女租屋處安撫A女的情緒，A女有洗澡，因為A女覺得很噁心，當時我沒有意識到不能洗澡，所以也沒有阻止A女。我有提出要去驗傷、報警，A女很猶豫，因為A女不想讓家人知道，A女有跟另外一位就讀法律系或法研所的學長聯絡，問該名學長該怎麼辦，後來A女還是決定要去驗傷，我有載A女去驗傷，並載A女去報警等語（原審卷第308至309頁、第320至321頁）相符，可見A女於遭受性侵害行為並離開被告租屋處後未久，即決定前去報警、驗傷。又A女於108年10月28日凌晨1時2 0分許撥打電話予所就讀學校之學安組值勤教官，告知有遭性侵之事；於108年10月28日凌晨2時30分至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驗傷；於108年10月28日凌晨4時10分在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製作警詢筆錄，此有A女調查筆錄上方所載之詢問時間、地點欄位、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國立○○大學 109年5月21日○○輔字第1090003792號函所檢送之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通報紀錄各1份附卷可參（警卷第5頁，原審卷第23至27頁、第29頁、第57至58頁），足認A女於離開被告租屋處後經過約4小時，旋即通報學校教官、報警及驗傷，倘被告於108年10月28日晚間並未違反A女意願對A女為上開猥褻、性交行為，衡情A女應無於離開被告租屋處返回自己租屋處時，即將遭被告以違反意願之方式為猥褻、性交之情節告知B男，並於數小時後即在B男之陪同下報警、驗傷，並通報學校教官之理。　⑷參酌以上各節，足認A女於仍在被告租屋處時，即有傳送訊息向B男求救，並要求B男趕緊過來載其離開，於B男前往被告租屋處搭載A女時，A女已有呈現出遭受侵害行為之負面情緒反應，於返回A女租屋處時，A女仍持續有負面情緒反應，並向B男透露有遭被告為違反意願之性侵害行為之事，且於B男之提議及陪同下，前往報警、驗傷及通報學校教官，A女一連串求救行為之內容與時間，與本案案發過程及時間點密接、連貫，堪可佐證A女前開證述被告對其所為猥褻、性交行為係違反其意願等語，並非臨訟刻意杜撰，應與事實相符而可採信。　　⑸又證人即輔導老師簡○育於偵訊及原審時證稱：我是學校的輔導老師，A女於107年間入學，A女就讀的高中輔導老師將A女轉介過來，我依照學生輔導法主動去聯繫跟關懷，A女有諮商的需求，所以就做關懷、諮商。A女有自傷狀況，我與A女約定每天晚上10點左右要寄平安信，確保A女人身安全。108 年10月28日凌晨學校的值勤人員告知A女要去驗傷，我於108 年10月28日上午上班時撥打電話給A女關懷，A女於108年10 月28日晚間11時寫平安信給我，我依照A女的信件內容作了評估，認為當時A女是處於有壓力反應的狀況。因為A女有一些壓力後的反應，像是經驗重現、恐慌、焦慮的情緒，A女有提過說在路上看到類似的人都會很警覺，所以我有對A女進行驚嚇反應的衛教，我跟A女說有一些情緒反應是很正常的，也有跟A女說情緒可能會持續多久，因為A女有在就醫，我有鼓勵A女如果狀況沒有緩解，要在固定回診時讓醫生知道，看是否藉由藥物來調整。我到目前都還有在對A女進行關懷、輔導及諮商，學理來說驚嚇反應本來就會時間緩解，其印象中A女如果收到法院的文，心情還是會有波動等語（偵續字卷第29至30頁，原審卷第338至342頁、第352頁、第3 54頁）明確。又證人簡○育於108年10月28日晚間評估A女有經驗重現、怪罪自己的危機事件後壓力反應；於108年10月2 9日對A女進行驚嚇反應的衛教；於108年10月31日下午4時許撥打電話予A女，對A女進行情緒安撫，並衛教稱現下的情緒是事件後的壓力身心反應，建議A女可以採取的行動；於108 年11月1日上午9時26分傳送電子郵件予A女，郵件內容為提醒A女這一陣子有身心反應是正常的，並告知A女可能出現的壓力症狀及反應；於108年11月5日下午1時與A女進行會談， A女仍有急性壓力反應的症狀等情，有國立○○大學109年5月2 1日○○輔字第1090003792號函暨所檢送之國立○○大學輔導中心之A女輔導紀錄摘要表、A女之輔導紀錄、A女寄給輔導老師之電子信件附卷可稽（原審卷第29頁、第31頁、第33至56 頁、第59至65頁）。核與證人簡○育上開證述內容相符，足以佐證A女於108年10月27日晚間案發後，即有出現驚嚇事件發生後之壓力反應之事實，核與一般遭受違反意願之性侵害之被害人可能會出現急性壓力反應之狀況相符。　⑹又依吳南逸診所A女108年5月25日至108年12月30日之病歷表及吳南逸醫師112年12月25日回函（原審卷第69至75頁、本院卷第299頁），亦認定A女於本件案發後確實罹患有創傷後壓力症狀等情。再A女於110年3月18日前往嘉義長庚醫院接受該院精神科專科醫師鑑定，其結果略以：一般人在遭遇死亡、重傷或性暴力威脅時，即有可能造成心理創傷，而產生種種心理反應，依美國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第5版定義，若此種反應持續時間在1個月以内，稱為「急性壓力症」或稱「急性壓力反應」或「急性創傷後壓力症」，若持續時間超過1個月以上，這些心理現象依然存在，即稱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亦稱「創傷後壓力症」，故急性壓力症與創傷後壓力症為同一病症之延續。A女於案發後20天去精神科診所看診時即有焦慮不安、過度警醒、重複感受創傷經驗等「急性創傷後壓力症」之現象。鑑定時，據A女陳述在1個月後仍持續有下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現象：⒈有與本案創傷相關的侵入性症狀，會經常不由自主想起案發經過、畫面會自動浮現在腦海中、會作相關情境的噩夢、有好像又回到案發現場的感覺。⒉會逃避與創傷事件相關的刺激，例如不想再回想本案、看到與加害人外表相似的人會感到驚嚇、害怕看到相似的建物（地點），害怕再見到加害人。⒊有創傷相關的認知及情緒上的負面改變，例如對案發經過的記憶不清，變得跟人疏離，不想交朋友，情緒上持續感到自責、罪惡感、羞愧，自己噁心，很髒，無法感到快樂，對人不信任，不想與人互動，自我形象負面，有自殺意念。⒋有警醒性及反應性的顯著改變，例如有過度警覺的反應，易受驚嚇、無法專心、失眠，須服用藥物幫助睡眠及改善情緒等，有自殘行為，A女並有失憶症等解離症狀。一般而言，有童年創傷、精神疾病史、藥物濫用者，在經歷創傷事件後更容易發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A女本身案發前即罹有憂鬱症及人格障礙，因而更容易發生上述「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且與遭受本案性侵害事件相關聯。雖然「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有些現象與憂鬱症重疊，如負面情緒、負面想法及認知、失眠等，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第1點及第2點診斷準則症狀有其獨特性，内容與相對應的事件有關，應不至於與憂鬱症症狀混淆等情，有嘉義長庚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存卷可參（原審卷第79至89頁）。可見A女於本案案發後，亦有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且與遭受本案性侵害事件相關聯。　⑺再鑑定證人即上開嘉義長庚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之鑑定醫師丙○○○○於本院證稱：（問：剛才您提到，雖然告訴人多層成因，但本案從診斷準則第一、二點可看出有其獨特性，故A 女的陳述跟本案的相對應事件是有關聯性，是否正確？）是。（問：有這些多層成因的存在，您在本案的判斷也不會跟憂鬱症等症狀混淆？）對。（問：以周醫師這麼多年、這麼多件的鑑定經驗，您認為本案A女的陳述是否具有相當程度的真實性？）對。邊緣型人格障礙你可以去查網路，這方面的資訊很多，就是一個人的情緒比較不穩定，往往是跟他小時候心理受傷有關係。情緒不穩定跟他基因遺傳也有關係，小時候沒有安全感，心理上就變得比較脆弱，情緒容易起伏，他會一直想要尋求愛，他想要得到愛，所以這種人表現上會蠻吸引人的，他會想要得到愛，所以他的穿著、談吐，有時會讓你覺得他是希望你接近他的，他心理上可能也有一點這種想法，他希望人家來愛他，但事實上他是脆弱的。…就像剛才我有提到，他想要交些朋友，會有想尋求心理慰藉的現象，但不見得代表他願意發生性行為，他還是有他的性自主權。雖然他會想要交朋友，但並不一定代表他想要更進一步的關係。解離就是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不是自己的，他的身、心是分離的，變成另外一個狀態。一般人說的恍神就類似解離的狀態，極嚴重的解離像乩童也是可以解離，不管是濟公附身也好，都是一種解離，也就是說他的精神狀態處在與原來的自己是不同的分離狀態。（問：解離與邊緣性人格障礙有何相關聯？）邊緣性人格障礙遇到壓力時，很容易進入解離、恍神的狀態，因為這是他從小就學會的一種保護自己的裝置，所以邊緣性人格障礙的人比正常人容易發生解離。也就是說他在解離狀態之下，其記憶容易產生片段，如果他在遇到性侵的過程中，有時會記不清楚很多細節、過程，甚至會是片段的記憶，都有可能。就是記憶不是連續性的，當他太焦慮時，記憶會像斷掉一樣。做作型人格就是我們說一個人很做作，做作的英文是「hysteria」歇斯底里性人格（ hysterical），這上面我們有寫她填答的東西，就是這個人有這些現象，做作型的內容為喜歡成為注目的焦點、注重外表、希望給人家好印象、情緒起伏大、容易表現出情緒、容易跟人家很熟或容易受到環境跟他人的影響。一般常說這個人比較做作，譬如女生來講，講話比較輕聲細語，比較嗲，或比較用氣音。它有另外的翻譯叫劇化型人格，也就是說這個人生活、講話有時比較傾向在演戲一樣，亦即她的個性有此成分，較容易戲劇性，情緒反應也是一樣，可能很小的事情，她就可以尖叫、大聲或情緒很容易激動起來，這些都是劇化型人格的特徵。（問：性侵案件是否可能與告訴人A女的邊緣型人格障礙相關聯，或與做作型人格測驗高於標準相關聯？或性侵案件是否因為A女罹患邊緣型人格障礙與做作型人格高於標準而引起？）因為她小時候就有這些人格障礙，所謂人格障礙就是因為她這種性格，使得她在對事情的很多感受上，會跟一般人有某種偏離。假設你跟她是男女朋友，你可能稍微不理她一下，她的情緒反應就很大，可能奪命連環call，或怕你拋棄她。或是做作型的一開始跟你裝熟或什麼的，很多這種特質確實會對她一個人遇到事情時的一種感受，跟她對於生活事件或所遭遇事情的詮釋都有關係，這種感受、詮釋都跟後來她心理上產生症狀都有關係。也就是說她是個易碎品，表面看起來是個玻璃娃娃，看起來很像很漂亮、讓人很心動的東西。但她卻是個易碎品，也就是說你不小心惹到她就很容易變成是傷害她。假設這個女生穿很短的裙子、露胸的衣服，她確實有某種心理的傾向，但並不代表她歡迎你對她動手動腳。你可能對這樣的人會忍不住想要摸她或什麼的，但並不會因為她有引誘你的衣著，你的責任就降低。一般來說，一個人長期建立關係，如果這個性侵是發生在你跟她交往很久，至少一週或二週以上，有點認識之後，你們之間的關係好好壞壞，到最後她惱羞成怒，可能你再去找別人或她想要喜歡別人，種種原因而感情破裂，這樣再來談報復或惱羞成怒比較合理。如果你第一次跟她見面就發生這樣的事情，等於是你們的關係並無基礎線，並不是我們本來是好朋友，後來她惱羞成怒、反悔，就比較說得過去。但如果第一次見面就發生，在一般性侵案件，那種很快就發生了，比較不會用此角度去看她的行為。（問：邊緣型人格障礙的特徵不就是「建立親密關係的時間是短的」嗎？因為想要尋求愛，但您方才所陳述的角度就不符合邊緣型人格障礙心理學的特徵，聽起來比較像您個人的意見？）短還不至於短到第一次見面就願意跟人家發生性關係。（問：A女有陳述在案發之前就有吞藥發生一夜情？）對，她吞藥或發生一夜情她是有心理準備的，邊緣型人格障礙很容易做出吞藥、割腕這些行為，我現在是用醫學角度回答你的問題。吞藥、割腕都是常發生的，她也可能為了溫暖而尋求一夜情，但這是她願意的。甚至講誇張一點，也有邊緣型人格去做八大行業，她覺得在八大行業可以找到溫暖，得到情感，不管是很短暫的，但這都必須是她願意的。就是說她在八大行業上班時怎麼摸她都可以，下班就沒事了，但如果她下班回家路上坐公車，因為八大行業穿的很曝露，你去摸她一下就不行，這兩件事情是不同的。也就是說第一個她是有心理準備，然後她也準備這麼做，等於是沒有違反她的意願，就不會產生心理創傷。但如果在公車上碰她一下，不是在酒店裡，你摸她大腿一下就不行，她可能叫得比正常人都大聲，甚至她心理產生的傷害比其他人還大。（問：邊緣型人格障礙是否屬於比較有犯罪傾向的人格障礙，比較容易產生犯罪的傾向？）他們傾向於傷害自己，例如割腕、跳樓、吞藥，都是傷害自己，她生氣起來大部分是傷害自己，他們在心理上比較傾向傷害自己。比較不理性，不一定比較有犯罪傾向。（問：A女有邊緣型人格障礙、做作型人格高於標準，是否會增加A女說謊的可能性？）我認為A女所述她的主觀感受，這東西很難說她是說謊。……我的意思就是我不認為A女有說謊。不是容易說謊，而是說她的感覺可能會比較誇張一點。（問：針對鑑定報告，如何認定A女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是跟強制性交有關？）你的意思是她有無可能同意後產生創傷，因為同意就不會產生創傷，她就是不同意才會產生創傷，她才覺得這件事情對她是痛苦的經驗。性行為在女性而言是主觀的感覺，她願意的時候就是開心的，不願意的時候就是不開心，不開心就會產生創傷，開心時應該就不會產生創傷。（問：在性的過程中，邊緣型人格障礙患者因為嫌棄、厭惡的行為，有無可能會造成她感受不好或認知反覆或報復、誣告的情形？）世界上什麼事情都有可能，但可能性很低。創傷後診斷的第一條，這種重覆感受包括不自主的想起那個經過，畫面會浮現腦海中，會做到相關的夢，或又有回到案發現場的感覺，這些都是創傷很核心的症狀，這個痛苦會重覆發生。（問：所謂創傷經驗就是單一內容，就是被告案發當天對她的手指性侵行為所造成的創傷經驗？）對，不舒服的感覺。（問：並不是源於其他所謂的童年創傷或其他精神疾病的經驗，就是源於本案的手指性侵，您的意思是這樣嗎？）對。（問：您方才提到邊緣型的人格有尋求情感慰藉的傾向，但如果一個經驗是經由她同意的話，她是不會產生創傷的經驗？）對。（問：剛才被告問您時，您提到邊緣型人格可能有情緒反覆，有時同意、有時不同意？）情緒反覆是指心情的起伏變化很快。（問：起伏變化或是她的意願有時會改變，但您有強調，通常這個情況是她跟這個人有持續性的關係存在時，她才有反覆反覆的情形？）對。（問：在本案，A女與被告是第一次見面，他們其實不知道後續會發生什麼樣的情節或過程的情況下，是否A女陳述本案沒有經過她的同意，她的真實性就很高？因為這不可能受到所謂邊緣型人格情緒反應的影響？）對，可以這樣講等語（本院卷第44 0至441頁、第443至446頁、第450至453頁、第454至456頁），並有嘉義長庚醫院113年08月19日長庚院嘉字第113085028 8號函暨檢附之美國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第5版（DSM-5）相關章節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15至321頁）。則依鑑定證人丙○○○○前開證述及書面意見，堪信A女雖之前即被診斷罹患憂鬱症，邊緣型人格障礙，有解離及情緒不穩定，具有強迫型及做作型之人格特性，然查A女於本案經鑑定結果確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症狀，參以A女創傷之經驗重現、逃避之內容均與被告本案行為有關，意即與本案性侵害案件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並可以排除與A女之憂鬱症，邊緣型人格障礙，解離及情緒不穩定、強迫型及做作型之人格特性有關。　⑻參酌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性侵害犯罪因具有隱密性，通常僅有被告及被害人雙方在場，倘另透過「被害人陳述」以外之證據，得證明被害人聲稱被害事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心理狀態或處理反應等情景者（間接事實），既係獨立於（即不同於）被害陳述之證據方法暨資料，與待證事實具有蓋然性之常態關聯，以之作為被害人遭遇（直接事實）致生影響之推理素材，並非傳聞自被害陳述之重複或累積，當容許由法院透過調查程序，與被害陳述相互印證，進而產生事實認定之心證，尚屬適格之補強證據。從而，由上開各節，均可見A女於本案108年10月27日發生後即有出現急性壓力反應，症狀持續1個月以上，經鑑定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症狀，且A女經驗重現、逃避之內容均與本案被告對A女之猥褻及性交行為具有關聯性，此種A女在被害事件後之心理狀態及情緒反應，係不同於A女陳述之證據方法暨資料，既與被告對A女之猥褻及性交行為具有蓋然性的常態關聯，以之作為被害人遭遇（直接事實）致生影響之推理素材，並非傳聞自被害陳述之重複或累積，屬適格之補強證據。自可補強佐證證人A女指證其有遭被告為違反意願之猥褻及性交行為應與事實相符而可信。　㈣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⒈刑法妨害性自主罪之行為手段，所舉「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其中「強暴、脅迫」，係指對人之身體或心理施以強制力，以妨害被害人之意思自由為已足，不以致被害人不能抗拒之程度為必要。至「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則係指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以外，其他一切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妨害被害人之意思自由者而言，不以上揭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相當之強制方法為必要。倘被害人既已明示反對、口頭推辭、言語制止、肢體排拒，行為人猶然進行，即非「合意」，而該當於「以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而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8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以刑法第16章妨害性自主罪章而言，所保護法益為個人性自主決定權，即個人享有免於成為他人性客體的自由，可依其意願自主決定「是否」、「何時」、「如何」及與「何人」為性行為，此乃基於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的完整，並為保障個人需求獲得滿足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權利。強調「性自主決定權」即「性同意權」，意指任何性行為都應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同意的基礎上，絕對是「No means No」、「only Yes means Yes」，即「說不就是不！」、「她（或他）說願意才是願意！」、「沒有得到清楚明瞭的同意，就是不同意！」。申言之，要求性主動的一方有責任確認對方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同意」（但排除對未滿16歲、心智障礙、意識不清、權力不對等或以宗教之名行誘騙之實者）之行為，鼓勵「溝通透明化」並「尊重對方」。因此，對方沉默時不是同意，對方不確定或猶豫也不是同意，在對方未同意前之任何單獨與你同行回家或休息，只能視為一般人際互動，不是性暗示，又同意擁抱或接吻，也不表示想要性交，即對方同意後也可反悔拒絕，無所謂「沒有說不行，就等於願意」或有「半推半就」的模糊空間，避免「性同意」成為性侵害事件能否成立的爭議點。猶不得將性侵害的發生歸咎於被害者個人因素或反應（例如不得將被害人穿著曝露或從事與性相關之特殊行業等作為發生性行為的藉口，或指摘被害人何以不當場求救、立即報案、保全證據，或以被害人事後態度自若，仍與加害者保有曖昧、連繫等情狀即推認被害者應已同意而合理化加害者先前未經確認所發生的性行為），卻忽視加害者在性行為發生時是否確保對方是在自願情況下的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8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A女於被告撫摸其腰部、大腿、胸部時，對被告稱「不要」、「正經一點」，被告仍以手指侵入A女之陰道，待A女上完廁所回到書桌前時，被告又觸碰A女的大腿，並以手指侵入A女陰道，A女將被告的手撥開，並於被告脫下其內褲、安全褲時，身體反坐在床上並將內褲及安全褲拉上，於被告將其壓在床上時，對被告稱「不要」，可見A女有明確以言語及肢體動作表達拒絕之意，已屬其他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依據上開說明，被告即應正視A女此等反對之言詞及行為訊息，並無任何將未強力拒絕視為未違反意願或有同意之模糊空間。　⒊A女於被告表示要看她大腿比例時，有依言站起來，並有以手機測量被告之陰莖長度，且在被告租屋處時，並未奪門而出或對外呼救，此雖經證人A女於原審證述無訛（原審卷第231 頁、第239至240頁、第252頁、第273頁），然A女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被告說要看我的大腿比例，我就照做，因為在被告的房間，我不知道不照做會怎麼樣。因為被告有點勃起，我不知所措，想要轉移話題，才說手機有一個工具可以測量長度，那是手機內建的應用程式，可以測量任何東西，是被告碰著自己的生殖器，其用手機幫被告測量。被告的租屋處是一個我不知道的地方，我不知道直接求救的話，被告會做出什麼事情，加上電腦在那邊，我也沒辦法放著電腦直接跑出去等語（原審卷第231至232頁、第239至240頁、第252 至254頁），可徵A女係因當時待在其不熟識之被告租屋處內，遭被告為前揭違反意願之行為，不知如何反應，亦不敢貿然離開，方未當場呼救，又因見被告有身體反應，才提議要測量陰莖長度作為拖延的權宜之計。又證人簡○育於原審時證稱：A女第一時間不太會拒絕，但心裡會有其他想法，A女不太會跟人吵、跟人鬧，大部分的時候是這樣，A女經驗到一些不舒服，可能會有顧忌或擔心、害怕，不太會第一時間就去主張自己的想法，A女是比較壓抑的等語（原審卷第347 至349頁、第352頁），是A女上開考量，實與A女壓抑、不願宣揚及破壞人際來往表面和平、易自責之人格特質相符，是 A女未當場呼喊求救、依言站起來讓被告觀看大腿比例、以手機測量被告陰莖長度作為轉移話題手段之行為反應，並無不合理之處，無從以此反過來推論A女係同意被告對其為前揭猥褻、性交行為。被告及辯護人以此主張被告並未違反A 女意願，難以憑採。　⒋至於被告及辯護人主張被告第一次手指進入A女陰道後，A女不離開，繼續留置現場，讓被告第2次手指進入陰道，甚至後續照被告要求完全配合辦理、不拒絕且無反應，當一個意識及身體均正常之成年人，當遭受性侵時，做拒絕、抵抗、閃避是正常反應，被告未對A女使用強暴、脅迫手段，A女不知道怎麼辦，又無抵抗、無反應，且完全配合被告，並不合理云云。惟查，被告及辯護人並未舉出任何證據證明A女有何主動、積極的同意或請被告為猥褻、性交行為之舉動、言語（諸如A女自行脫下衣服、裙子、安全褲、內褲等，或A女主動表明有關要與被告為猥褻、性交行為之具體言語），則參諸上開說明，只要要求性主動之被告無法證明A女有積極主動的同意，則本諸對A女個人性自主決定權之保護，均應解為被告對A女所為係「違反A女之意願」，縱被告對A女無任何強暴、脅迫行為或言語亦同，亦不存在任何可以用「A 女遭到被告第一次指交後，沒有離開，繼續留置現場，讓被告有第2次指交機會，A女配合被告的要求，站起來讓被告看大腿比例，A女用手機為被告測量由被告自己用手比出來的陰莖長度，A女沒有大聲呼救，沒有拒絕，沒有抵抗，沒有閃避」等情狀，來推論A女「已經積極同意」與被告為猥褻、性交行為之模糊空間。被告及辯護人所引用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811號判決要旨，距今已有12年前之久，與現今人權自由保障及最高法院實務上對於妨害性自主案件之審認思潮不合，自無適用之餘地。從而，被告及辯護人以A女遭到被告第一次指交後，沒有離開，繼續留置現場，讓被告有第2次指交機會，A女配合被告的要求，站起來讓被告看大腿比例，A女用手機為被告測量由被告自己用手比出來的陰莖長度，A女沒有大聲呼救，沒有拒絕，沒有抵抗，沒有閃避」等情狀，來推論A女「已經積極同意」與被告為猥褻、性交行為，並據以指摘A女所為之證述不可採信，此種將A女視為被告之性客體之辯解，殊不值採。　⒌A女於原審時固證稱被告將其推到床上平躺時，其曾對被告說「這是強制性交」、「你是學法律的你應該知道」等語（原審卷第227頁），A女復於所提出之A女與小克LINE談話紀錄（109年10月27日）內表示：「我不知道，剛剛別的學長說這是性侵」，「我以為這算性騷擾而己」等語（偵續字卷第 107頁），關於此部分A女於原審時證稱：因為我沒有想到指侵也是一種性侵，我覺得被告只是一直想要對我做這一件事情，可是沒有成功，所以我一開始覺得這只是性騷擾而已。我在床上的時候，跟被告說「這是強制性交，你是學法律的應該知道」，是他那時候面對我，他把我推倒在我身上磨蹭的時候。因為我覺得他想要跟我性行為，但我不想要。（問：你講這一句話的意思是說不是單純的磨蹭你就是強制性交，而是說你已經有拒絕被告，但是被告如果要繼續的話就會變成強制性交，是這個意思？）是。我後來會覺得他那樣只是性騷擾，是因為我們沒有真的性器接合，所以我那時候以為是性騷擾等語（原審卷第236頁、第238至239頁）。則依證人A女上開證述，堪認證人A女案發時主觀上確係認為被告對其所為之指侵行為僅構成性騷擾行為，至於證人A女於被告對其2次指侵後，復2、3次要將A女的安全褲及內褲拉下， A女即反身坐到床上以阻止被告之行為，並將安全褲及內褲拉上之後，被告繼而將A女推倒在床上平躺，壓在A女身上以生殖器磨蹭A女之身體時，此時A女始對被告口出「這是強制性交」、「你是學法律的你應該知道」等語，顯係指被告將 A女強壓在床上平躺，以其生殖器磨蹭A女之身體，已構成一種強制手段，如被告不停止而繼續為之，將構成強制性交，則A女關於此部分所為證述，自無不合理或違背經驗法則之處。被告及辯護人主張A女既認為被告對其所為之指侵行為僅是構成性騷擾行為，又何以會在案發當時就對被告口出「這是強制性交」、「你是學法律的你應該知道」等語，A女說詞自屬矛盾而不合理云云，自不可採。　⒍又所謂補強證據，無論是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祇須與被害人指述具有相當關聯性，且與被害人之指證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於使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以確信其為真實者，即足當之。倘另透過「被害人陳述」以外之證據，得證明被害人聲稱被害事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心理狀態或處理反應等情景者（間接事實），既係獨立於（即不同於）被害陳述之證據方法暨資料，與待證事實具有蓋然性之常態關聯，以之作為被害人遭遇（直接事實）致生影響之推理素材，並非傳聞自被害陳述之重複或累積，當容許由法院透過調查程序，與被害陳述相互印證，進而產生事實認定之心證，尚屬適格之補強證據。因之，證人B男、簡○育、鑑定證人丙○○○○所為之證述，以及嘉義長庚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A女與B男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國立○○大學輔導中心A女之輔導紀錄摘要表、A女之輔導紀錄、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通報紀錄、A女寄給輔導老師之電子信件等書證，關於上開證人所親自見聞之A女案發當時及嗣後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等，書面紀錄有關A女案發後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A女於本案108年10月27日發生後即有出現急性壓力反應，症狀持續1個月以上，經鑑定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症狀，且A女經驗重現、逃避之內容均與本案被告對A女之猥褻及性交行為具有關聯性，此種A女在被害事件後之心理狀態及情緒反應，係不同於A女陳述之證據方法暨資料，既與被告對A 女之猥褻及性交行為具有蓋然性的常態關聯，以之作為被害人遭遇（直接事實）致生影響之推理素材，並非傳聞自被害陳述之重複或累積，屬適格之補強證據。自可補強佐證證人 A女指證其有遭被告為違反意願之猥褻及性交行為應與事實相符而可信。被告及辯護人主張國立○○大學輔導紀錄、證人 B男、簡○育、鑑定證人丙○○○○之證詞、鑑定證人丙○○○○之書面陳述、嘉義長庚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等，均係基於A女所為之陳述，自均屬與A女之陳述具有同一性質之累積證據，不能作為補強證據，自有誤解，無從憑採。　⒎至於被告及辯護人主張依衛生福利部、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高雄榮民總醫院、成大醫院、草屯療養院等機構及金志華教授認為：「PTSD」的診斷高度仰賴病人的陳述，不能以此作為單純的補強證據，會有循環論證的疑慮，亦無法以「PT SD」症狀的存在，直接逆向推導出某一「創傷」之存在，或該案「創傷」之存在與已確診成立之「PTSD」可成立明確且唯一的因果關係，據以指摘嘉義長庚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內容、鑑定證人丙○○○○之證詞及書面陳述有諸多錯誤，不能作為補強證據，不能證明A女確實罹患「PTSD」，亦無法證明A 女罹患「PTSD」之原因係因受被告之違反意願之猥褻、性交行為所致云云。惟查，本案A女之證述有上開證人B男、簡○ 育、鑑定證人丙○○○○所為之證述，以及嘉義長庚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A女與B男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國立○○ 大學輔導中心A女之輔導紀錄摘要表、A女之輔導紀錄、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通報紀錄、A女寄給輔導老師之電子信件等多項之補強證據可佐，足信A女所述被告對其所為之猥褻、性交行為係違反其意願而為，本案並非單純僅以嘉義長庚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為單一之補強證據，自無違法不當可言。又嘉義長庚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所為鑑定意見，及鑑定證人丙○○○○之證述及書面意見，均僅作為法院認定事實之補強證據之一而已，本案係以A女之指述與事實相符足以採信，且要求性主動之被告無法具體證明A女有「積極主動的同意」與其進行猥褻、性交行為，因而認定被告對A女所為猥褻、性交行為係違反A女之意願，並非逕以嘉義長庚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鑑定證人丙○○○○之證詞及書面陳述直接據以認定被告對A女所為猥褻、性交行為係違反A女之意願。再者，遭受性侵害之被害人不以經鑑定罹患「PTSD 」為必要，亦不以此為必要之補強證據，如有其他客觀事證足以認定A女在被告本案犯行後出具急性壓力反應、情緒反應等，均得作為補強證據使用。況有關個案之精神鑑定報告書之鑑定意見、鑑定醫師之證述及書面陳述，縱與其他人或其他單位之見解不一致，仍不得逕指為見解錯誤而不可採信。嘉義長庚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鑑定證人丙○○○○之證詞及書面陳述，既依法具有證據能力，本院以之作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而加以取捨，亦無違法不當可言。被告及辯護人僅以嘉義長庚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鑑定證人丙○○○○之證詞及書面陳述所為見解，與衛生福利部、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高雄榮民總醫院、成大醫院、草屯療養院等機構及金志華教授之見解不一致，指摘嘉義長庚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鑑定證人丙○○○○之證詞及書面陳述所為見解錯誤而不可採信云云，難認有理。　⒏末查，依鑑定證人丙○○○○前開證述，A女雖之前即被診斷罹患憂鬱症，邊緣型人格障礙，有解離及情緒不穩定特徵，以及心理測驗檢查方面，在自陳式的十大性格疾患診斷之個性特徵量表（CPDI）填答結果，其中強迫型及做作型得分高於平均數，然此均不足以推論A女於案發當時確係「主動積極的同意」與被告為猥褻、性交行為，亦不足以證明A女就其證述被告對其所為猥褻、性交行為係「違反其意願」等語確係出於「說謊而不足採信」（蓋被告已坦認對A女有前揭猥褻、性交行為，本案之爭點僅僅被告對A女所為上開行為有無取得A女的主動積極同意而已）。再者，A女雖在6歲時父母衝突不斷而離婚，A女父親對A女管教嚴厲，曾施以打罵等處罰，A女國小時期曾拿石頭敲頭，割腕輕生，高三開始罹患憂鬱症，108年2月經診斷為邊緣型人格障礙，多次企圖輕生，然A女在案發之108年10月27日之前，從未因上開事由而產生「PTSD」，自難認上開事由與A女罹患「PTSD」有直接關聯，被告及辯護人憑空推論上開事由均已造成A女之創傷之原因，故均為A女罹患「PTSD」之創傷來源之一云云，難認有據，自不足採。另被告及辯護人提出之實用精神醫學，李明濱（本院卷第71至80頁），維基百科，強迫型人格障礙特徵資料（本院卷第68頁），科普知識文章，總是玻璃心、感到空虛、容易情緒化？一篇文章了解邊緣型人格障礙（Bord 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的迷思、例子、徵狀、成因和治療（本院卷第81至98頁），DSM-5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曾念生監修，人格障礙症，645頁-684頁（本院卷第116 至124頁），識別精神疾病你的DSM-5指南，第267頁-282頁，人格障礙症，第270頁邊緣型人格障礙症（本院卷第99至1 15頁），台灣死刑案件司法精神鑑定實務手冊（本院卷第12 5至127頁），主張罹患憂鬱症，邊緣型人格障礙，強迫型及做作型之人格疾患，可能情緒不穩定、反覆不一，因而據此推論A女可能有意願不穩定、反覆之可能性云云，所為核屬憑空推論，並無客觀具體事證，違反證據法則，自不可採。況縱A女有憂鬱症，邊緣型人格障礙，強迫型及做作型之人格疾患，仍無法據以推論證明A女於案發當時確係「主動積極的同意」與被告為猥褻、性交行為，亦不足以證明A女就其證述被告對其所為猥褻、性交行為係「違反其意願」等語係出於「說謊而不足採信」，自均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㈤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㈥至於被告及辯護人聲請：⑴調取A女在聖馬爾定醫院精神科之就診病歷，待證事實：審酌A女整體的狀況；⑵傳喚證人吳南逸醫師，待證事實：證明A女出現「PTSD」的症狀及成因如何？可否診斷與本案性侵行為有關？⑶傳喚證人李錦明，待證事實：證明被告測謊的過程及性侵是否屬實。本院審酌上開調查證據事項與本案爭點無重要關係，且本案事證已明無再調查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項第2款、第 3款規定，駁回被告及辯護人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附此敘明。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　㈡被告撫摸A女之腰部、大腿、胸部及以生殖器磨蹭A女身體之強制猥褻行為，為其對A女性交之階段行為，應為強制性交犯行所吸收，不另論罪。　㈢被告前後2次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之強制性交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均屬接續犯，應論以一強制性交罪。　㈣起訴書就被告對A女所為之猥褻、性交行為過程之記載，與本院調查證據結果所為之認定不符之處，尚有未洽，應予更正，併予敘明。　　參、上訴意旨：　　被告及辯護人上訴意旨略以：證人A女於原審之證詞存有諸多不合理之處；如A女確有遭性侵，反應不正常；國立○○大學輔導紀錄、證人B男、簡○育之證詞，有關A女案發過程之陳述為傳聞供述，為與A女之陳述具有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不能作為補強證據；嘉義長庚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內容與眾多精神鑑定機構就「PTSD」之意見大相逕庭，不能證明被告性侵A女，亦不足以證明A女罹患「PTSD」與本案性侵有關；就鑑定證人丙○○○○之證述及書面意見違反科學極限，有明顯錯誤，A女經診斷為憂鬱症、邊緣型人格障礙、多次企圖輕生，可見其自小因家庭壓力衍生精神疾病，創傷來源不是單一，請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肆、駁回上訴之理由：一、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相關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邀約A女至其租屋處後，為滿足個人私慾，竟無視A女之言語及行動拒絕，以前揭方式，違背A女之意願，對A女為強制猥褻、性交行為，侵害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及人格尊嚴，並使A女產生壓力反應，原有負面情緒狀態急遽加劇，持續至原審時仍有強烈情緒反應，可見A女身心因本案嚴重受創，影響日常生活，被告犯罪所生損害重大，應嚴予非難而得為不利於被告之量刑考量。又被告係以無視 A女口頭抗拒表示、以手撥開、身體阻止之方式對A女遂行猥褻及性交行為，雖非以諸如強暴、脅迫、恐嚇等高強度強制行為為之，然其無視A女之抗拒反應，堅持對A女為猥褻及性交行為，可彰顯其不尊重他人性自主決定權之心態，復以A 女於本案案發時處於被告租屋處內，且為首次前往，人生地不熟，被告趁A女對於環境不熟悉、無掌控權，抗拒能力因而下降之情境，對A女為前揭性侵害行為，並無特別值得從輕審酌之處，兼衡被告與A女間之關係、對A女為猥褻及性交行為之方式、行為態樣、否認犯行之態度、於原審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原審卷第433至43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4年6月。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不合，量刑亦屬妥適。　二、對上訴意旨之說明：　　被告及辯護人上開上訴理由所提出之辯解及辯護意旨，均不可採，已經詳為論述如前。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核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心嵐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舒屏、吳宇軒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鄭彩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蘭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強制性交罪）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卷目 1.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嘉民警偵字0000000000號【警卷】 2.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交查字第306號卷【交查字卷】 3.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954號卷【偵卷】 4.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續字第84號卷【偵續字卷】 5.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0年度侵訴字第32號卷【原審卷】 6.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侵上訴字第1406號卷【本院卷】

2025-02-26

TNHM-112-侵上訴-1406-20250226-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89號上訴人即被告蘇葆琮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林宜靜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987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02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僅就原判決所處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業經明示在卷（本院卷第78頁），是原判決其他部分，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二、本判決書關於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均引用原審判決書之記載。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因生病而智識經驗弱於常人。此有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民國113年10月9日補開診斷證明書上載「自體免疫性腦炎合併癲癇」及「患者因自言自語，情緒失控行為怪異及幻想於民國106年11月06日住院……於民國110 年04月28日住院……」等文，且因此罕病領有重大傷病卡及配合治療醫院作學術研究，足證被告確實有腦部生病情況；又從被告於113年11月5日準備庭回應法官問題之過程可見被告理解程度較常人慢，甚有不理解之處，以及經法官解釋後，仍不斷重複自己述求等情，益徵被告智識經驗精神弱於常人。是以就本案情況，被告從113年8月1日5時開始拿到假工作證和憑證始知從事違法詐騙行為，於同日9時涉犯本案，受時間過短及詐騙集團內部壓力，顯係不及審慎思考而觸犯刑典，與長期、預謀之詐欺犯仍屬有別，請審酌被告智識程度稍弱於常人且受時間及集團壓力，故思慮未周違犯本案，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原判決量刑過重，請審酌被告 ○○畢業，○婚，育有○名子女，被告配偶為○○師，被告則在家照顧子女，減輕其刑等語。四、經查：㈠、原判決以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事證明確（另犯想像競合之參與犯罪組織、行使偽造特種文書、洗錢未遂等裁判上一罪），以此犯罪事實及罪名為基礎，就量刑部分說明被告本件犯行構成累犯，及裁量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理由，被告本件為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行為後制定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遞減輕其刑後，於此處斷刑之範圍內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詐騙事件層出不窮、手法日益翻新，政府及相關單位無不窮盡心力追查、防堵，大眾傳播媒體更屢屢報導民眾因被騙受損，甚至畢生積蓄因此化為烏有之相關新聞，被告正值青壯，竟不思循正途賺取所需，僅因貪圖私利，甘為詐欺集團組織吸收，而與前述詐欺集團成員共同違犯上開犯行，影響社會治安且有礙金融秩序，其所為殊值非難，復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並考量被告於本案中之角色、分工、涉案情節、得減輕其刑事由（洗錢、參與犯罪組織部分），及被告提出之重大傷病免自行部分負擔證明卡、診斷證明書，暨被告於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8月。核其量刑部分之適用法律並無違誤，裁量權之行使亦屬妥適，並無何量刑過重之瑕疵可言。㈡、被告雖以上情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然其上訴後所提之診斷證明書等量刑資料，與原審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重大傷病免自行部分負擔卡、就醫照片（本院卷第23-27 頁，原審卷第207-211頁）均相同，且業為原審列為量刑理由審酌，並非漏未斟酌對被告有利之量刑事項。再衡以該診斷書內容係記載，被告除於106年11月6日因情緒失控、行為怪異、幻想等精神疾症住院至106年12月23日出院外，其餘在110年4月28日至5月6日、5月16日至28日住院，均係因為癲癇發作而住院，並非有何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之情況，且依診斷證明書記載，被告110年5月28日出院後，均於門診固定追蹤，迄本件犯罪時間113年7月31日已達3年以上，而被告亦未提出另外住院或就醫之紀錄（上開診斷證明書係於犯罪後之113年10月9日向醫院申請開立），顯見被告癲癇症狀已獲得相當之控制，與其本件113年7月31日所犯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並無何具體之關聯性，其執此請求酌減其刑，本屬牽強。再被告曾因詐欺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8 年度簡字第273號判決判刑確定，於108年12月25日執行完畢，其於執行完畢後5年之內，又犯本件加重詐欺取財罪，實難謂被告有何因刑之執行記取教訓之情況，以現今詐欺犯罪猖獗，被告已有一次判刑確定執行完畢之前科，竟又再度加入詐騙集團運作，縱使本件仍屬未遂，然就被告之惡性而言，已無從認為有何客觀上情可憫恕之情況，是本件原審並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無何違誤之處。另本件原判決僅量處被告有期徒刑8月，已屬處斷刑範圍內低度之刑，以被告之前科紀錄而言，仍屬輕判，被告上訴後並未提出其他與原審不同之量刑事由，其請求再從輕量刑，自無理由。㈢、綜上，原判決量刑部分並無違法、不當之處，被告上訴請求撤銷改判較輕之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五、應適用之程序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　　　本案經檢察官張佳蓉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吳書嫺　　　　　　　　　　　　　　　　　　　法　官　蕭于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信邦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2025-02-25

TNHM-114-金上訴-89-20250225-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08號上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洪振欽被告林秉毅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044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332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檢察官僅就原判決所處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業經明示在卷（本院卷第79頁），是原判決其他部分，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被告洪振欽上訴後，於本院審理程序業已撤回上訴，有撤回上訴聲請書及本院審理筆錄可憑，併予敘明（本院卷第81頁、91頁）。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本案被告洪振欽、林秉毅為詐騙集團成員，參與原判決認定之加重詐欺犯行，但否認有實際取得報酬，而未繳回犯罪所得，更未同時全額滿足被害人所受財產上之損害，依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應不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所定之減刑條件。然原判決誤認被告等符合上開條例之減刑規定，就被告等犯行均予以減輕其刑，應屬判決適用法則不當等語。三、經查：㈠、上訴意旨認原判決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違法不當，主要係主張該條所稱犯罪所得應指被害人受詐騙之金額，並非被告實際所得，然刑法上所謂犯罪所得，依其取得原因可分為「為了犯罪」之利得，及「產自犯罪」之利得。前者，指行為人因實行犯罪取得對價給付之財產利益，例如收受之賄賂、殺人之酬金等，此類利得並非來自於構成要件的實現本身；後者，指行為人因實現犯罪構成要件本身而產自犯罪之利得，例如竊盜之贓物、詐欺所得之款項（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746號判決意旨參照）。以詐騙集團為例，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屬於產自犯罪之利得，固屬犯罪所得，而如詐欺集團成員因協助設立詐欺機房或架設電話通訊設備，自共犯處領取報酬，亦屬其犯罪所得，即為了犯罪之利得，兩者未必相等，亦即行為人之酬勞未必來自於被害人所交付之被害金額，則上訴意旨將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犯罪所得，解釋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於文義上解釋已難謂妥適，此等解釋方式與澈底剝奪行為人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亦有違。㈡、刑罰法規除依不同犯罪構成要件要素，所涵攝相異之可罰性，而賦與相應之法定刑外，立法者基於刑罰目的及刑事政策之需要，明文規範加重、減輕、免除法定刑之具體事由，據以調整原始法定刑，而形成刑罰裁量的處斷範圍，為處斷刑；法院於具體案件之量刑過程，則從法定刑、處斷刑之範圍內，確定其刑罰種類及欲予科處之刑度，而具體形成宣告刑（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116號判決意旨參照）。就體系解釋而言，該條例第43條第1項關於構成要件之規定為「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00萬元或1億元」者，與第 47條第1項前段減刑要件所稱「犯罪所得」，不僅用語顯有差異，就立法目的而言，前者著重於行為人犯罪之整體規模，且為合理評價詐欺集團之反覆、長期實施犯罪特性，乃於立法理由中指明，應就同一被害人接續詐欺或同一詐騙行為造成數被害人損失，合併計算詐欺金額，由此可見在「犯罪構成要件」層次，本條例為加重處罰詐欺犯罪，係採取被害金額「總額計算」之立法方式，以達遏止詐欺犯罪之效，此與第47條第1項前段規定所稱「犯罪所得」屬「處斷刑」層次之法律要件，本不必然應為同一之解釋。㈢、上訴意旨認應由行為人繳交全部被害人受騙金額，其理論基礎之一為源自民法第185條之共同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然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6條、第47條規定，屬形成處斷刑範圍之減刑規定，已如上述，而減刑之要件本應依行為人之情況各自判斷，縱使屬共同正犯關係，亦非其中一共犯符合減刑要件，其餘共犯均應一律減輕其刑，此與「構成要件」層次之共同正犯責任共同原則不同。所謂「責任共同原則」，係指行為人對於犯罪共同加工所發生之結果，相互歸責，因責任共同，須成立相同之罪名，僅在處理共同犯罪參與關係中責任之認定，至於刑之量定，則仍應審酌刑法第57 條所列各款情狀，分別情節，為各被告量刑輕重之標準；共同正犯間並非必須科以同一之刑，且於個案裁量權之行使時，仍應受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之拘束，俾符合罪刑相當，使罰當其罪，輕重得宜（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109號、第2797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意旨將屬構成要件層次之共同正犯責任共同原則，引用作為處斷刑要件解釋之依據，本屬不當，再民法連帶賠償責任何以不適用於刑法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業已經最高法院10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闡述明確，上訴意旨要求縱使無實際犯罪所得之被告，亦應繳回全部被害人受騙金額方得減輕其刑，難謂符合公平原則。㈣、若依上訴意旨將犯罪所得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於審理及執行上亦生窒礙難行之情況，實務上詐騙集團成員並非均於同一案件提起公訴，亦未必合併審理，則如要求任何共犯均應自動繳回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共犯為求減刑可能於審理階段重複繳回而生國家不當得利之問題，縱使於執行時可由檢察官扣除被害人實際損害後發還溢繳之金額與共犯，然應發還給哪一位共犯、發還之比例為何？執行上徒生爭議，實則，如將被告犯罪所得之沒收與主動繳回犯罪所得之範圍分別解釋，在審判及執行端必然造成上開齟齬，實難謂妥適。㈤、至於個案中犯罪所得之有無或多寡是否合理，乃事實認定問題，如個案中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所得者，本應依法沒收，而就被告是否獲有犯罪所得，本應依檢察官之舉證與法院調查結果認定，如證據不足，法院本於證據裁判法則，當無從任意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此為刑事訴訟法之基本法則，不應與上開減刑要件之解釋互相牽扯。再犯罪所得之沒收本寓有透過財產之剝奪處罰被告之意旨，與刑罰之輕重具有流動關係，則如個案中沒收犯罪所得之效果不彰，法院本可於刑法處斷刑範圍內妥適考量並為適當之量處，並非適用減刑規定後，即應判處法定最低本刑以下之宣告刑，此與刑法第 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不同，不致發生過度輕縱詐欺集團犯罪之結果。㈥、是以，本件因無從認定被告洪振欽、林秉毅獲有犯罪所得，其等既已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犯罪，合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前段規定，原判決依法減輕其刑，尚與卷內證據無違，檢察官以上開理由主張本件並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指摘原判決適用法律違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綜上，本件檢察官之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廖羽羚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政賢提起上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吳書嫺　　　　　　　　　　　　　　　　　　　法　官　蕭于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信邦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2-25

TNHM-114-金上訴-108-20250225-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32號上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謝雅貞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62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03號、第219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謝雅貞犯如附表二所示各罪，各處如附表二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事實及理由壹、犯罪事實　謝雅貞明知詐騙集團經常徵求人頭帳戶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工具，其目的在於使用人頭帳戶作為詐欺他人財物之收款工具，再由帳戶持有人提領、轉匯詐騙款項交付共犯以躲避查緝，藉此遮斷資金去向，而完成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仍基於縱使與真實身分不詳LINE暱稱「小小秘書俞妍」、「電商天后-粒粒」等人（無證據證明未滿18歲），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及洗錢，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9月5日某時許，將其申設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帳號資料，提供予「小小秘書俞妍」使用，由其等所屬詐騙集團於附表一所示時間，以附表一所示方式對附表一所示之人實施詐騙，謝雅貞再依指示將本案帳戶內之款項轉匯購買虛擬貨幣，並轉入「小小秘書俞妍」指定之電子錢包而交付不詳詐騙集團成員，致使該等詐騙所得去向及所在不明，而掩飾或隱匿該等犯罪所得。經附表一所示之人發覺有異報警處理，並提出告訴，因而查獲上情。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傳聞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75頁）。　二、被告對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本院卷第83頁），核與被害人丙○○（警7182卷第17-21頁）、戊○○（警7182卷第23-27 頁）、乙○○（警738卷第69-71頁）、甲○○（警738卷第55-67 頁）、丁○○（警7182卷第15-16頁）之指述相符，並有丙○○ 之報案資料、匯款紀錄擷圖、對話紀錄（警7182卷第171-18 7頁）、戊○○之報案資料、對話紀錄（警7182卷第193-209頁）、乙○○之報案資料、匯款紀錄擷圖、交易明細、對話紀錄（警738卷第259-273頁）、甲○○之報案資料、匯款申請書、交易紀錄截圖、對話紀錄（警738卷第135-251頁）、丁○○之報案資料、匯款紀錄擷圖、對話紀錄（警7182卷第89-115頁、121-123頁、129-159頁、161-163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1月10日儲字第1121250841號函及所附本案帳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清單（警738卷第73-79頁）、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警738卷第81-12 5頁）等證據在卷可參。三、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應一律注意，詳為調查，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以定其取捨，所認定之事實應合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所謂「罪疑唯輕」或「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之判斷基準，亦不得與經驗、論理法則相違。現今詐欺集團利用電話、通訊軟體進行詐欺犯罪，並使用他人帳戶作為工具，供被害人匯入款項，及指派俗稱「車手」之人領款以取得犯罪所得，再行繳交上層詐欺集團成員，同時造成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此等犯罪所得之去向，藉此層層規避執法人員查緝之詐欺取財、洗錢犯罪模式，分工細膩，同時實行之詐欺、洗錢犯行均非僅一件，各成員均各有所司，係集多人之力之集體犯罪，非一人之力所能遂行，已為社會大眾所共知。現今數位科技及通訊軟體之技術發達，詐欺集團成員與被害人或提供帳戶者、提款車手既未實際見面，則相同之通訊軟體暱稱雖可能係由多人使用，或由一人使用不同之暱稱，甚或以AI技術由虛擬之人與對方進行視訊或通訊，但對於參與犯罪人數之計算，仍應依形式觀察，亦即若無反證，使用相同名稱者，固可認為係同一人，然若使用不同名稱者，則應認為係不同之人，始與一般社會大眾認知相符。又參與詐欺犯罪之成員既對其所分擔之工作為詐欺、洗錢犯罪之一環有所認知，雖其僅就所擔任之工作負責，惟各成員對彼此之存在均有知悉為已足，不以須有認識或瞭解彼此為要，各成員仍應對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目的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62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屬集團性詐欺犯罪，此由被害人於短時間內密集遭受不同帳號之共犯詐騙，受騙匯款後匯入本案帳戶，隨即由被告依指示將犯罪所得轉出等犯罪流程，本可證明客觀上共犯已達三人以上。再就被告主觀之犯意而言，依被告供稱：我先在FB上看到應徵小幫手之工作廣告加入FB上的LINE ID，便與暱稱「電商天后-粒粒」聯繫工作内容，工作内容大致為在網路電商推銷產品，後來請我加入與另一負責人暱稱「俞妍」聯繫，她跟我說要小幫手，負責發薪水轉帳給其他人，便指示我拍攝我中華郵政存摺封面給她（警7182卷第4頁）、（為何詐騙集團會提供你的中華郵政帳戶與被害人匯款？）我給俞妍帳號，他說他們的會計會轉帳給我，叫我再轉到他指定的帳號。我一開始有跟她要地址，但他都說他們會計在忙，就沒有給我，我不知道公司名稱（偵7035卷第59-60頁）等情，可見與被告聯繫之共犯至少已有「電商天后-粒粒」、「俞妍」等人，再依被告供稱，薪水透過「公司會計」發給等情，亦可證明被告主觀上知悉本件屬集團性犯罪，成員另有發給報酬之「會計」。除被告上開不利於己之供述外，另依被告所提與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一開始係與「秘書- 雪梨」接洽，後改與「小小秘書-俞妍」聯繫（警738卷第81 頁），而「秘書-雪梨」、「小小秘書-俞妍」是不同人，此可由對話紀錄中出現：「（秘書-雪梨）剛剛愈（應為俞之誤載）妍讓妳先買五萬就好，怎麼買那麼多」、「先等他退幣了再跟愈（應為俞之誤載）妍說」，被告則回稱：「好」（同卷第85頁）等語，即可證明。再佐以期間被告向「小小秘書-俞妍」稱：他說這個是詐騙，「小小秘書-俞妍」回稱：算了，不能怪他，他沒有實際待在這個群組，他不懂我們團隊當然只會一昧的覺得是詐騙，你自己真實待過群組，也知道團隊的營運模式（同卷第85頁）等語，亦可證明被告主觀上本知悉共犯達三人以上，屬集團犯罪模式之事實甚明。四、綜上，本件事證已經明確，應依法論罪科刑。　　　　參、論罪科刑一、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公佈施行，同年8 月2日生效，綜合比較結果，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洗錢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應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與「小小秘書俞妍」、「電商天后-粒粒」等人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所犯附表一所示5罪，被害人各不相同，應分論併罰。二、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該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屬有利於被告之修正，應予適用。刑法上所謂犯罪所得，依其取得原因可分為「為了犯罪」之利得，及「產自犯罪」之利得。前者，指行為人因實行犯罪取得對價給付之財產利益，例如收受之賄賂、殺人之酬金等，此類利得並非來自於構成要件的實現本身；後者，指行為人因實現犯罪構成要件本身而產自犯罪之利得，例如竊盜之贓物、詐欺所得之款項（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746號判決意旨參照）。以詐騙集團為例，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屬於產自犯罪之利得，固屬犯罪所得，而如詐欺集團成員因協助設立詐欺機房或架設電話通訊設備，自共犯處領取報酬，亦屬其犯罪所得，即為了犯罪之利得，兩者未必相等，亦即行為人之酬勞未必來自於被害人所交付之被害金額，是上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犯罪所得，即不得解釋為僅限於被害人所交付之犯罪所得，凡被告因犯罪有所取得者均屬之。又刑罰法規除依不同犯罪構成要件要素，所涵攝相異之可罰性，而賦與相應之法定刑外，立法者基於刑罰目的及刑事政策之需要，明文規範加重、減輕、免除法定刑之具體事由，據以調整原始法定刑，而形成刑罰裁量的處斷範圍，為處斷刑；法院於具體案件之量刑過程，則從法定刑、處斷刑之範圍內，確定其刑罰種類及欲予科處之刑度，而具體形成宣告刑（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116號判決意旨參照）。就體系解釋而言，該條例第43條第1項關於構成要件之規定為「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00萬元或1億元」者，與第47條第1項前段減刑要件所稱「犯罪所得」，不僅用語顯有差異，就立法目的而言，前者著重於行為人犯罪之整體規模，且為合理評價詐欺集團之反覆、長期實施犯罪特性，乃於立法理由中指明，應就同一被害人接續詐欺或同一詐騙行為造成數被害人損失，合併計算詐欺金額，由此可見在「犯罪構成要件」層次，本條例為加重處罰詐欺犯罪，係採取被害金額「總額計算」之立法方式，以達遏止詐欺犯罪之效，此與第47條第1項前段規定所稱「犯罪所得」屬「處斷刑」層次之法律要件，本不必然應為同一之解釋。再民法連帶賠償責任不適用於刑法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業已經最高法院10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闡述明確，且刑法上共同正犯責任共同原則，屬構成要件層次之法理，與上開規定屬處斷刑要件不同，不應混為一談。是以，上開規定所稱犯罪所得，應指被告實際取得之犯罪所得，至於被告如無犯罪所得，自無自動繳回犯罪所得之可言，如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應依法減輕其刑。查：本件並無證據證明被告獲有犯罪所得，此並為其於偵查及審理中均供述在卷（偵703卷第60頁，原審卷第63頁），而被告在偵查及原審審判中均自白（偵2192卷第25頁，原審卷第158頁），雖於上訴審程序一度主張並非三人以上共犯，然經本院與其確認後，其供稱：我承認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等語（本院卷第83頁），是其於歷次審理中均自白犯行，爰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㈠本件應屬三人以上共同詐欺，依被告歷次於偵查及原審之供述，均未曾表示其認為「小小秘書俞妍」、「電商天后-粒粒」為同一人所使用之帳號，被告更於原審審理程序表示：我承認檢察官所主張的犯罪事實等語（原審卷第66頁），且依上開貳三部分之說明，本件不論主觀上或客觀上，均足認屬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原判決不依卷內證據判斷，自行解釋本件僅足認為2人共同犯普通詐欺取財罪，已與經驗及論理法則有違，再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與所犯法條既與起訴意旨不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 2項之規定，即不宜再行簡式審判程序，應曉諭當事人為必要之證據調查或辯論，乃原審法院逕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結，有礙於檢察官之證據調查請求權，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亦有未合。㈡是以，本件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認事用法違誤，為有理由，應予撤銷改判。㈢至於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僅稱自己也是被害人、經濟無法負擔、身體不適入監等語，並未就原判決量刑之事項有何違背卷存證據之瑕疵具體指明，且所陳上開事項，本為原判決量刑時所斟酌考量，被告上訴後亦未提出其他量刑證據，其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自無理由，併予敘明。四、爰審酌集團性犯罪因層層分工之結果，使檢警單位難以一舉破獲，犯罪所得亦難以追回，影響層面廣大，雖各詐欺集團成員所參與程度不同，然如未能就末端參與者施以適當之懲罰，難以斷絕此種為蠅頭小利而參與犯罪之僥倖心態，集團式詐欺犯罪亦難以根絕，無法達到刑罰防衛社會之功能。且詐騙集團之犯罪特性在於分工精密，共犯間各自參與單一內容之犯罪過程，然為完成犯罪，彼此間均為不可或缺之角色，於量刑上當不能拆解部分行為，認為犯罪情節單純，而予以過度從輕量刑。本院考量本件被告提供帳戶並提領不法所得交付共犯之犯罪參與程度與犯罪所生損害，另斟酌被告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已婚，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從事農業工作，收入不穩定等家庭生活狀況，無其他犯罪科刑紀錄之素行，暨其犯後態度及其他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二所示之刑，並定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五、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該條例第4 8條規定：「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犯詐欺犯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第1項所稱供犯罪所用之物，應指專供犯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本件被告並未交付帳戶存摺、提款卡與共犯，且該等帳戶亦非依共犯指示申請而專供本件犯罪所用，原有正當用途，不予宣告沒收。又本件並無事實足以證明被告所得支配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亦無從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應予敘明。肆、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廖云婕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晉展提起上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吳書嫺　　　　　　　　　　　　　　　　　　　法　官　蕭于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信邦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一、詐騙、洗錢犯罪事實表編號被害人詐騙過程匯入時間/金額匯出時間/金額１丙○○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5日18時52分前某時許，在社群軟體Instagram刊登徵才廣告，經丙○○瀏覽後依廣告內容加入通訊軟體LINE好友後，該詐欺集團成員即向丙○○佯稱：投資博弈可獲利，致丙○○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右揭時間匯款進入本案帳戶，謝雅貞再依指示將本案帳戶內之款項轉匯購買虛擬貨幣，並轉入「小小秘書俞妍」指定之電子錢包而交付不詳詐騙集團成員，致使該等詐騙所得去向及所在不明，而掩飾或隱匿該等犯罪所得。 112年9月14日18時34分許/3萬元 112年9月14日20時53分許/3萬0,012元 112年9月14日18時35分許/2萬9,000元 112年9月15日12時59分許/2萬9,012元２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19日前某時許，在社群軟體臉書刊登投資廣告，經戊○○瀏覽後依廣告內容加入通訊軟體LINE好友後，該詐欺集團成員即向戊○○佯稱：投資博弈可獲利，致戊○○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右揭時間匯款進入本案帳戶，謝雅貞再依指示將本案帳戶內之款項轉匯購買虛擬貨幣，並轉入「小小秘書俞妍」指定之電子錢包而交付不詳詐騙集團成員，致使該等詐騙所得去向及所在不明，而掩飾或隱匿該等犯罪所得。 112年9月19日14時13分5秒許/1萬元 112年9月19日15時56分許/2萬0,012元 112年9月19日14時13分38秒許/1萬元 112年9月26日20時14分許/3萬元 112年9月26日20時16分許/3萬0,012元３乙○○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初某時許，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乙○○結識，對其佯稱：投資保證獲利，致乙○○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右揭時間匯款進入本案帳戶，謝雅貞再依指示將本案帳戶內之款項轉匯購買虛擬貨幣，並轉入「小小秘書俞妍」指定之電子錢包而交付不詳詐騙集團成員，致使該等詐騙所得去向及所在不明，而掩飾或隱匿該等犯罪所得。 112年9月21日14時49分許/3萬元 2萬1,000元/8萬0,012元 112年9月23日12時38分許/5萬元 112年9月23日12時41分許/6萬0,012元 112年9月23日12時39分許/1萬元 112年9月24日12時1分許/3萬元 112年9月24日12時4分許/3萬0,012元 112年9月24日13時10分許/3萬元 112年9月24日13時16分許/5萬1,012元 112年9月24日13時14分許/2萬1,000元４甲○○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5日18時52分前某時許，在社群軟體Instagram刊登徵才廣告，經甲○○瀏覽後依廣告內容加入通訊軟體LINE好友後，該詐欺集團成員即向甲○○佯稱：投資保證獲利，致甲○○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右揭時間匯款進入本案帳戶，謝雅貞再依指示將本案帳戶內之款項轉匯購買虛擬貨幣，並轉入「小小秘書俞妍」指定之電子錢包而交付不詳詐騙集團成員，致使該等詐騙所得去向及所在不明，而掩飾或隱匿該等犯罪所得。 112年9月21日19時41分許/1萬元 112年9月21日20時3分許/10萬0,012元 112年9月21日19時46分許/5萬元 112年9月21日19時46分許/4萬元 112年9月27日13時22分許/4萬元 112年9月27日13時29分/4萬0,012元 112年9月28日10時12分許/18萬元 112年9月28日10時17分許/1萬5,012元 112年9月28日10時25分許/13萬5,012元 112年9月28日10時34分許/3萬0,012元 112年9月28日10時58分許/210元 112年9月28日11時29分許/1萬4,012元５丁○○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25日16時57分許，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丁○○結識，對其佯稱：投資購買虛擬貨幣可獲利，致丁○○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右揭時間匯款進入本案帳戶，謝雅貞再依指示將本案帳戶內之款項轉匯購買虛擬貨幣，並轉入「小小秘書俞妍」指定之電子錢包而交付不詳詐騙集團成員，致使該等詐騙所得去向及所在不明，而掩飾或隱匿該等犯罪所得。 112年9月26日20時43分許/5萬元 112年9月26日20時53分許/4萬5,012元附表二、宣告刑編號犯罪事實宣告刑１附表一編號１謝雅貞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處有期徒刑捌月。２附表一編號２謝雅貞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處有期徒刑捌月。３附表一編號３謝雅貞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處有期徒刑玖月。４附表一編號４謝雅貞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處有期徒刑拾月。５附表一編號５謝雅貞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處有期徒刑捌月。

2025-02-25

TNHM-114-金上訴-32-20250225-1

交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過失致死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637號上訴人即被告呂佳哲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交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327號、第32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前開撤銷部分，呂○○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壹、本院審理範圍：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二審即以第一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第二審審判範圍。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呂○○（下稱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陳明：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上訴。對於原審判決所認定的事實、證據、理由、引用的法條及罪名均承認，沒有不服，也不要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198頁），業已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提起上訴，依據前開說明，本案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等其他部分。是本案關於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等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貳、法律適用：　　原審認定被告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又被告肇事後，自首並接受裁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參、撤銷改判之理由：一、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刑罰之量定，雖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然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經查，被告於原審判決後，已與被害人家屬丙○○（即告訴人）、王瑞斌、甲○○、王秀娟（下合稱被害人家屬）達成調解，賠償被害人家屬之損害，並取得被害人家屬之原諒，且依約給付賠償金完畢，有雲林縣○○ 鎮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匯款證明及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等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25至233頁、第237頁），此涉及被告犯罪後之態度及犯罪所生損害等量刑事項之審酌量定，即原審所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之量刑基礎已有變動，原審未及審酌於此，就被告所犯過失致死罪，量處有期徒刑 9月，尚屬過重，客觀上要非適當，而有違罪刑相當之原則，是被告以原審量刑顯然過重等語為由，提起上訴，尚非無理由。二、據上，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上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參與道路交通，本應小心謹慎以維自身及他人之安全，竟駕駛自用小客車違反注意義務致肇事，造成被害人因本件車禍死亡之結果，所生危害程度甚為重大，並造成被害人家屬永遠無法彌補之傷痛，及被告、被害人雙方之過失情節，復考量被告已與被害人家屬達成調解，取得被害人家屬之原諒，並依約給付賠償金完畢，詳如前述，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105頁），暨被告之素行及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 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四、查被告前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審簡字第96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緩刑2年，於民國110年7月28日確定，緩刑期滿未經撤銷，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即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其因本件過失行為致罹刑典，犯罪後與被害人家屬達成調解，並依調解成立內容履行完畢，已如前述，且被害人家屬亦具狀陳稱：其等同意於收受全部調解金額後，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等語（見本院卷第212頁），本院因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當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上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薇潔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文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2025-02-20

TNHM-113-交上訴-1637-20250220-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977號上訴人即被告陳炳翰選任辯護人李國禎律師（法扶律師）熊家興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067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56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本院審理範圍：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二審即以第一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第二審審判範圍。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陳炳翰（下稱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陳明：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上訴。對於原審判決所認定的事實、證據、理由、引用的法條、罪名及沒收均承認，沒有不服，也不要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96頁），業已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提起上訴，依據前開說明，本案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沒收等其他部分。是本案關於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沒收等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貳、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綜合參酌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及釋字第775 號解釋之意旨，被告就本案非法持有槍彈之犯行，應不成立累犯，縱認成立累犯，亦應無加重其刑之必要。　㈡被告對於原判決所載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子彈等罪，迭於警詢、偵查、原審時坦承犯行不諱，並配合警方提供其他人涉犯毒品及槍砲之相關情資，以利國家肅清毒品及槍砲，堪認其犯後態度誠屬良好，且被告已知所悔改，目前有正常工作，靠自己勞力獲取薪資，是原審量刑過重，而有未當，請法院從輕量刑等語。二、經查：　㈠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至於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103年度台上字第3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認本案被告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非制式手槍罪，為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並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復於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說明其量刑基礎，且敘明係綜合持有具有殺傷力的非制式手槍及子彈，是一種對於社會安全秩序造成危害風險的行為，應該被嚴肅看待；依據前科表的記載，被告過往曾有觸犯槍砲及毒品的前科，不能認為始終是單純良善的公民；被告從警局、地檢署到法院，都坦承犯罪，誠實面對案件追訴及審理，並向檢警提供情資而查獲其他人員的槍砲或毒品犯行，可以認為被告具有悔意，犯罪後的態度良好等情，並參考本件槍、彈被查扣時的情況，以及被告的年齡、家庭生活情況等因素等一切情狀，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並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明顯失出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情形，核屬法院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難認有何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　㈡上訴意旨固指稱：綜合參酌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及釋字第775號解釋之意旨，被告就本案非法持有槍彈之犯行，應不成立累犯，縱認成立累犯，亦應無加重其刑之必要　　等語。惟被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2年度訴字第1293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10月確定，於民國107年3月16日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並於108年12月25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考，其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為累犯，而參諸司法院釋字第77 5號解釋，依解釋文及理由之意旨，係指構成累犯者，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在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依此，該解釋係指個案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又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在內減輕規定之情形，法院應依此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3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本案依被告累犯及犯罪情節，並無上開情事，且本院參酌上開解釋意旨，審酌被告於前案中，係因犯販賣第三級毒品、非法寄藏子彈等罪經法院判處罪刑，本應產生警惕作用，期待其能因此自我控管、約束，惟被告卻故意再犯與先前槍砲犯罪罪質相同，情節益嚴重之未經許可持有非制式手槍等犯行，足見其有一定特別之惡性，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就本案被告所犯之罪予以加重，尚不致使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而造成對其人身自由過苛之侵害，仍有加重法定最低本刑之必要，爰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而原判決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認被告所犯之罪，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理由，核無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既係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自難指原判決此部分有違反前述解釋意旨之違誤。　㈢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上訴意旨所指關於被告犯後態度及生活狀況等節，業經原審量刑時詳予審酌，均列為量刑因子，所量處刑度復與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無悖，是被告執憑前詞主張原審量刑不當，要求從輕量刑等語，難謂得以逕採。　㈣據此，被告上訴意旨所指各節，均非足取。從而，被告提起上訴，仍執前開情詞為爭執，並對於原審量刑之自由裁量權限之適法行使，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指摘原判決不當，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蘇聖涵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文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他非法方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2-20

TNHM-113-上訴-1977-20250220-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05號上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羅冠婷選任辯護人黃溫信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35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20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羅冠婷（下稱被告）與告訴人吳思賢（下稱告訴人）前為男女朋友，2人於民國110年10月間起，同居在告訴人所承租位在臺南市○○區○○路00巷00號之租屋處（下稱告訴人租屋處），告訴人於110年11月9日另案為警拘提，並於同年11月10日遭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裁定羈押於法務部 ○○○○○○○○，詎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利用告訴人遭羈押之機會，未徵得告訴人之同意，於110 年11月20日22時40分許，擅自僱請不知情之搬家公司，將如附表所示屬於告訴人所有之物品搬離該址至不詳地點而竊取之。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00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蓋告訴人因為與被告常處於對立立場，其供述之證明力自較一般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證人證述薄弱。從而，告訴人即使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述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008號、第2220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涉犯竊盜罪嫌，無非係以：⑴被告於警詢及偵查時之供述；⑵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時之指證；⑶ 證人吳蔡碧珠、李奇漢、施錦純於偵查時之證述；⑷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⑸證人吳蔡碧珠書寫之信件1紙；⑹房屋租賃契約書1 份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被告辯解及辯護人之辯護意旨：　㈠被告辯解：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於案發時居住於臺南市○○區○○路00巷00號之告訴人租屋處及於搬離上址時有拿取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水母喇叭1個（下稱水母喇叭）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告訴人於110年11月9日清晨遭警拘提帶走當天，告訴人之母親吳蔡碧珠也在場，吳蔡碧珠說二、三樓之物品如果朋友有需要可以搬走，不然她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我有轉達吳蔡碧珠之說法予告訴人的朋友，我在110年11月2 0日搬走時只有帶走水母喇叭，如附表編號1至4、6至19所示物品並非我帶走，我並沒有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品等語。　㈡辯護人之辯護意旨：　⒈被告係於110年10月間，以每月新臺幣（下同）4千元向告訴人承租告訴人租屋處3樓雅房1間，被告與年幼子、女共3人同住，並非與告訴人同居，2人亦非男女朋友。告訴人於110 年11月間某日突遭警察帶走，被告跟告訴人母親吳蔡碧珠提到告訴人曾說過要把租屋處2樓的麻將桌便宜賣給朋友，吳蔡碧珠稱若告訴人的朋友有需要，可以把屋內的東西也帶走，被告就把吳蔡碧珠說的話轉述給告訴人的朋友，而被告搬離告訴人租屋處時僅拿走水母喇叭（此亦經吳蔡碧珠同意，並已提出交予警方扣押在案）。被告並無起訴書所指稱「於 110年11月20日22時40分許，擅自僱請不知情之搬家公司，將附表所示屬於告訴人所有之物品搬離該址至不詳地點而竊取之。」之竊盜犯行。　⒉證人吳蔡碧珠固於偵查中證稱：我沒有與被告提到不知道怎麼處理告訴人租屋處內的東西，我家有倉庫可以放東西，我也請了搬家公司準備去搬東西等語，然其亦證稱：被告有提到告訴人租屋處樓上有一台洗衣機，我跟被告說，如果你有要用到的話，你可以搬走等語，且觀之吳蔡碧珠寫給當時在看守所之告訴人之信件內容，以及被告於110年11月27日傳送予吳蔡碧珠之簡訊內容可知，吳蔡碧珠至少曾有向被告傳達被告可搬走上開租屋處內物品之意，且被告於上開簡訊中亦有表明係吳蔡碧珠稱不知如何處理屋內物品，並否認搬走上開租屋處內物品，則吳蔡碧珠實不無可能在言談中使被告產生吳蔡碧珠欲藉著分送屋內物品之方式減少搬運勞費之想法，是被告所辯尚非全然無據，加以吳蔡碧珠係告訴人之母親，依其與告訴人關係之親近，且在告訴人獲釋後急欲追究告訴人租屋處內物品遺失之責之際，證人吳蔡碧珠之證詞不無偏頗之虞，不足採信。　⒊又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時所為之證述，顯然無法證明除水母喇叭外之物品係被告所搬走竊取。再依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時之證述、證人陳鴻文於原審時之證述，以及證人吳蔡碧珠於原審時證稱：「有一天我去的時候冷氣已經不見了，我想說沒有鑰匙怎麼有辦法拆冷氣，後來發現旁邊有個鐵捲門一拉就起來了」，「鐵捲門不是遙控的，一拉就起來了」等語。可知告訴人租屋處出入之人甚多且複雜，租屋處一樓旁之鐵捲門亦未上鎖，不特定人均可自由進出，自無法排除將屋內物品搬離租屋處者另有其人，而非被告。　⒋依證人吳蔡碧珠於偵查時證稱：「告訴人被羈押後，房東叫我11月底把房子清空還給他」、「被告有跟我說樓上有一台洗衣機，我跟她說如果妳有要用到的話，你可以搬走」等語，另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我去整理東西的時候被告也是很好，會下來幫我整理，…我有跟被告說樓上有洗衣機，如果要的話可以帶回去，我確實有這樣跟被告說」等語，足徴證人吳蔡碧珠曾與被告討論過上址租屋處物品之處理方式。再參以被告於110年11月27日17時34分傳送予證人吳蔡碧珠簡訊、證人吳蔡碧珠於收到上開簡訊後，於110年11月29日寫給告訴人吳思賢之書信內容，倘證人吳蔡碧珠未將「租屋處那麼多東西，不知如何處理，如果吳思賢的朋友能處理就處理掉」等語告知被告，則證人吳蔡碧珠於收到被告之上開簡訊，理應立即以簡訊反駁被告之說法，並於同月29日將附表所示之物遭他人搬走之事告知告訴人，始符常情。然其竟僅於書信中提及「大章不見了」等語，而未提及如附表所示之物品遭人竊取之事，則證人吳蔡碧珠否認曾向被告提及可以任意搬走附表所示之物等語，其真實性即有疑義。　⒌依證人陳鴻文於原審時之證述，足見被告除取走水母喇叭外，並未搬取如附表所示之其餘物品。至於證人李奇漢與被告有怨隙，曾傷害被告小孩，並曾揚言會與被告沒完沒了，且其本為告訴人之友人，曾占有使用告訴人之自小客車而遭告訴人提出侵占告訴，又曾與告訴人見面討論，所為證言不無為討好、配合而附和、偏頗告訴人，其證言之可信性實非無疑，要難採信。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竊盜犯行，請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自110年10月間起，同住在告訴人租屋處，告訴人於110年11月9日另案為警拘提，並於同年11月10日遭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裁定羈押於法務部○○○○○○○○。被告於110年11 月20日22時40分許，將自己之私人物品及告訴人所有之水母喇叭1個（已發還告訴人），打包行李帶走並搬離上址租屋處；以及告訴人之母親吳蔡碧珠於110年11月30日至告訴人租屋處幫告訴人辦理退租時，租屋處內告訴人所有如附表編號1至4、6至19所示之物品，均已遭人搬離現場等情，有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原審所為之指訴（警卷第9至12 頁，偵一卷第73頁正反面，原審卷第171至179頁、第221至2 27頁），證人即告訴人母親吳蔡碧珠於偵查及原審時之證述（偵一卷第23至24頁反面，原審卷第127至136頁），證人即房東施錦純於偵查時之證述（偵二卷第63至65頁）可憑，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押物品收據（警卷第21至27頁），贓物認領保管單（警卷第29頁），110年8月16日房屋租賃契約書1份（警卷第33至4 1頁），告訴人之完整矯正簡表（偵一卷第8頁），告訴人另案遭搜索臺南市○○區○○路00巷00號之告訴人租屋處之密錄器影像畫面截圖（原審卷第243至278頁）附卷可稽，且為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自堪信上開部分之事實為真正。　㈡次查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時證稱：「（問：為何認為被告拿走租屋處物品？）因為她那時住該處，我人在看守所，李奇漢有來跟我說，我那些東西都被被告搬走」，「我不確定李奇漢是否有看到被告在搬」，「我沒有親眼看到被告搬，我都是聽別人說的」等語（偵一卷第73頁）。另其於原審時證稱：「我認為本案應該不止有被告，另外的人應該也要加進來，如果被告認為她沒拿的話，應該要請被告供出拿東西的人是誰」等語（原審卷第226至227頁）。參以證人即告訴人於110年11月10日起被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裁定羈押在法務部○ ○○○○○○○，至111年1月7日始獲釋放等情，可見案發當時證人即告訴人不在場，亦有告訴人之完整矯正簡表在卷可參（偵一卷第8頁），則依證人即告訴人之上開指訴及證述，可見告訴人並未親見被告有竊取如附表編號1至4、6至19所示物品之行為，而係聽聞友人李奇漢之轉述，則證人即告訴人之指訴及證述，自無法證明被告有竊取如附表編號1至4、6至1 9所示物品之行為。再者，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時證稱：「李奇漢幾乎是住在我那邊，李奇漢在臺南市沒有房子，他把我的客廳當休息室，李奇漢有時候會睡在我那邊，他沒有地方可以去」，「涂家凱也偶爾會來」等語（原審卷第176至1 77頁），核與證人陳鴻文於原審時證稱：「李奇漢有過去告訴人當時的住處，那時候我們幾乎天天都在那邊」，「告訴人他們家當時進進出出的人蠻複雜的，大家在那邊聊天、吃宵夜」，「那陣子幾乎每天都在告訴人的住處」，「告訴人的租屋處出入的人很多、很雜」、「告訴人住處每天比較少的話會有4、5個人，多的話7、8個到10幾個人」等語（原審卷第115頁、第119頁、第125頁），再佐以證人即告訴人母親吳蔡碧珠於原審時證稱：「有一天我去的時候冷氣已經不見了，我想說沒有鑰匙怎麼有辦法拆冷氣，後來發現旁邊有個鐵捲門一拉就起來了」，「鐵捲門不是遙控的，一拉就起來了」等語（原審卷第131頁）。則依上開證人即告訴人、陳鴻文、吳蔡碧珠等人之證述，堪認告訴人租屋處平時出入之人多且雜，且告訴人租屋處一樓旁之鐵捲門亦未上鎖，不特定人應均可自由進出，本案復查無相關監視器之監視錄影畫面可以佐證如附表編號1至4、6至19所示物品確係由被告搬離告訴人租屋處，自無法排除將如附表編號1至4、6至19 所示物品搬離告訴人租屋處之人係另有其人，而非被告。　㈢又證人李奇漢於偵查時證稱：「我忘記了在110年11月20日22 時40分有無到告訴人租屋處，開告訴人的車把被告載走。告訴人那時被關，車子有借我，被告自己一人要出門不方便，我因為開白牌計程車會在外面跑，被告有時要出門或者帶小朋友去看病就會請我載她，陸陸續續有好幾次，但我忘記有沒有那天」，「我記得有次載她去東區精神科診所拿藥，她說有人去她家說要準備搬家，她就叫我載她去六合路那裡，她要拿東西，然後順便載她去高雄，她要暫時住在那裡……之後起口角我就沒跟他們聯絡了…」，「（問：你那天載被告回她家時，有無看到人在搬家？）有，我看到10個人左右」，「（問：你當時有無進到被告租屋處？）我有進去洗澡，我上去時就發現他們已經搬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大型的桌椅。隔幾天我有去臺南看守所會客告訴人，跟他說這件事，告訴人說他並沒有答應他們搬東西。被告跟我說是告訴人媽媽答應她搬的」，「我有看到兩台約2、3噸的貨車，有箱型車也有斗式的」，「（問：你有無問被告這些東西要搬去哪裡？）沒有，但她好像是叫人拿去賣掉。我在載她去高雄路上，我還疑惑地問她，既然跟告訴人在一起，東西應該是載去告訴人家，東西怎麼會賣掉。被告的意思是說東西變賣掉，她不打算跟告訴人在一起…」，「（問：被告有無跟你說過告訴人有欠她錢？）她之前好像有說過告訴人有跟她拿2萬多元還是3萬多元，但什麼時候講的我忘了…她說賣掉告訴人的東西剛好抵他欠的錢，但我認為她搬走的東西遠遠超過這 2、3萬元的價值」等語（偵二卷第41至43頁）。　㈣惟查，證人即告訴人房東施錦純於偵查時證稱：「我是臺南市○○區○○路00巷00號房子所有權人」，「當初是告訴人出面來租的，他帶一個女孩子，說那個女孩子是他老婆」，「我租給告訴人的時間是110年8月6日」，「（問：提示被告照片，當時告訴人去租房子時帶的女生是否是照片上之人？）不是」等語（偵二卷第63至64頁）。另證人陳鴻文於原審時證稱：「同時認識被告及告訴人」，「當時被告在告訴人他們家裡，他們好像是房客」，「（問：當時你認識被告及告訴人的時候，他們是男女朋友的關係嗎？）老實說，我不清楚，但是告訴人說是，被告說不是，那我要相信誰我也不知道，畢竟他們是他們私人的事情。因為告訴人他們家當時進進出出的人蠻複雜的，大家在那邊聊天、吃宵夜，然後就說這是他女朋友，然後被告就叫他不要亂講，然後後面就是私底下有在聊天的時候，我問告訴人說被告真的是你女朋友嗎？他說是，然後被告說不是，是或不是對我們來講不重要，畢竟他們私人的事情」等語（原審卷第114頁、第118至119 頁）。則證人李奇漢於偵查中證稱被告與告訴人交住云云，或證稱被告與告訴人在一起云云，是否屬實，即尚有可疑之處，難以遽信。　㈤又查，證人陳鴻文於原審證稱：，「李奇漢是綽號『泡泡』的那位，他胖胖的」，「（問：在110年11月20日在晚上10點4 0分左右，你有沒有去告訴人永康住的地方？）那時候我們幾乎天天都在那邊」，「（問：在110年11月20日晚上，有沒人去搬告訴人租屋處的東西？)沒有人去搬東西」，「（問：被告什麼時候搬離開告訴人的家？）日期我不知道，是某天的早上還是下午，被告有請我過去幫她整理行李，好像是『泡泡』開車載她下去高雄」，「（問：被告要搬去高雄時，有沒有請你幫忙什麼事情？）有些行李載不下去請我幫她用寄的」，「是一箱一箱的，好像是小孩的衣服，其他都是已經先裝箱裝好了，然後幫她搬著上車，那台車，如果我沒記錯，好像是告訴人的車子」，「（問：箱子大概多大？）都是水果箱，裝水果那種箱子」，「（問：當天有沒有搬走沙發、茶几、飲水機、冰箱等家電用品？）沒有，我記得好像有一個水母音響」，「（問：你剛剛說你有幫被告寄行李，寄一些已經裝箱的東西，大概幾箱？）四、五箱」，「裝水果的紙箱。紙箱有大有小，最大的是水果箱、比較小的是類似禮盒大小。我沒有打開看」，「（問：有沒有辦法確認箱子裡面的東西是被告的還是告訴人的？）沒有辦法確認，被告說這些都是衣服，我覺得這些重量應該是像被告所講的是衣服，因為沒有很重，都是蠻輕的」，「最後一次去就是幫被告搬行李」，「是被告聯絡我，跟我說房東在要房子了，沒有要租了，她要搬走了請我幫忙，因為我有車子，她沒有車子」，「（問：除了被告外還有無看到李奇漢？）後面李奇漢開車載被告來」，「我到現場的時候有看到被告、李奇漢，還有告訴人的媽媽」，「搬行李的時候，告訴人的媽媽也在那邊，當天被告是要搬走」，「（問：當天被告要搬走的時候，你到一樓有沒有看到東西有減少，還是跟以前一樣？）沒有注意這麼多，一樓好像有不見一些。冰箱不見了，冰桶也不見了，我比較清楚的就是這幾項，其他地上一箱一箱的是被告自己的東西」，「被告請我託運四、五箱，當時我那台車沒有辦法載那麼多，告訴人的車子是李奇漢在開，當天搬家的時候，李奇漢的車子沒辦法載這麼多東西，所以剩下的請我託運」，「告訴人媽媽也在場，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告訴人媽媽」，「我在被告搬家的當天沒有看到有貨車在外面，就只有我的車跟告訴人的車」，「告訴人媽媽在那邊看我們搬，她站在那邊看，看我們把行李放上車」，「（問：當天是李奇漢載被告先離開，還是你先離開？）我們一起離開」，「原本水母喇叭是放在二樓的客廳，我搬的時候有看到那顆水母喇叭，在行李堆裡面有看到。那顆喇叭沒有裝箱，很明顯，大約有20-30公分，只有這顆沒有裝箱，其他都裝箱了」，「我到的時候被告的東西都已經裝箱了」，「（問：當天你是先到，還是告訴人的媽媽先到？）好像是告訴人的媽媽先到」等語（原審卷第114至124頁）。則依證人陳鴻文上開證述，堪認被告搬走的當天，被告同時有搬走水母喇叭，告訴人租屋處外面沒有貨車，只有證人陳鴻文的車及證人李奇漢所開來的告訴人的車在場，且被告當天只有搬走四、五箱紙箱，大小是水果箱或禮盒大小的紙箱，重量都沒有很重，都蠻輕的。沒有搬走沙發、茶几、飲水機、冰箱等家電用品。當天是告訴人母親先到場，接著證人陳鴻文到場，然後證人李奇漢開告訴人的車子載被告到場，告訴人母親在場看著被告將四、五箱紙箱的東西及未裝箱的那顆水母喇叭搬走等情。則證人李奇漢於偵查中證稱：我那天載被告回告訴人租屋處時，我看到10個人左右在搬家云云，或證稱：我有進去告訴人租屋處洗澡，我上去時就發現他們已經搬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大型的桌椅云云，或證稱：我有看到兩台約2、3噸的貨車，有箱型車也有斗式的。被告說搬走告訴人的東西好像是叫人拿去賣掉云云，均與同時在場之證人陳鴻文於原審之證述不符，則證人李奇漢上開所為證述，是否確與事實相符而可信，顯有莫大疑問，自不能徒憑證人李奇漢上開於偵查時所為證述而據以認定被告有搬走如附表編號1至4、6至19所示物品之竊盜行為。　㈥再者，證人即告訴人母親吳蔡碧珠雖於偵查及原審時證稱：「我沒有跟被告提到不知道怎麼處理告訴人租屋處之物品，我家有倉庫可以放置該等物品，且也請搬家公司準備去搬，被告並沒有跟我要租屋處內之物品」等語（偵一卷第23頁反面、原審卷第134頁），然證人吳蔡碧珠於偵查時證稱：「告訴人被羈押後，房東叫我11月底把房子清空還給他」、「被告有跟我說樓上有一台洗衣機，我跟她說如果妳有要用到的話，你可以搬走」等語（偵一卷第23至23頁反面），另其於原審時證稱：「我去整理東西的時候被告也是很好，會下來幫我整理，…我有跟被告說樓上有洗衣機，如果要的話可以帶回去，我確實有這樣跟被告說」等語（原審卷第134頁），顯然證人吳蔡碧珠與被告曾討論過告訴人租屋處物品之處理方式。再觀諸被告於110年11月27日17時34分傳送予證人吳蔡碧珠之簡訊內容，提及：「阿姨，麻煩以後有事不要透過我了…是您說那麼多東西你也不知道怎麼辦如果他朋友能處理就處理掉，不知道為何樺川乘（應係「話傳成」）東西都是我搬走…」、「他欠我的錢我也不打算要了，但是請你們記得他這次抗告能成功（那）張抗告書是我親自幫他寫的，我沒有跟他收取任何費用，只是他欠我這個人情，我只希望往後當成不認識這就是還給我最大的人情」等語，有被告傳送予告訴人母親之簡訊截圖在卷可參（警卷第43頁），而證人吳蔡碧珠於收到上開簡訊後，於110年11月29日寫給告訴人之書信中僅記載：「吳思賢，六合路那邊已經處理完，我只帶回2樓冰箱、衣服、鞋子、身分證、小章，還有大章不見了」、「羅小姐11.27下午5.35分傳訊息，你自己看『他欠我的錢我也不打算要了，但是請你們記得他這次抗告能成功（那）張抗告書是我親自幫他寫的，我沒有跟他收取任何費用，只是他欠我這個人情，我只希望往後當成不認識這就…』」等語，有告訴人母親書寫之信件1紙附卷可佐（警卷第31頁），倘證人吳蔡碧珠未將「租屋處那麼多東西，不知如何處理，如果吳思賢的朋友能處理就處理掉」等語告知被告，則衡情證人吳蔡碧珠於收到被告之上開簡訊，理應立即以簡訊反駁被告之說法，並於同月29日將附表所示之物遭他人搬走之事告知告訴人，然其竟僅於書信中提及「大章不見了」等語，而隻字未提附表所示之物品遭人竊取之事，從而證人吳蔡碧珠否認曾向被告提及告訴人的友人可以任意搬走如附表所示之物等語，是否屬實，即有疑義，再參以依證人陳鴻文上開於原審所為之證述，被告在搬離告訴人租屋處當天是同時將水母喇叭搬走，且那顆水母喇叭沒有裝箱，有20 -30公分大小，告訴人母親全程在場等語，衡情告訴人母親應有在場看到被告將該水母喇叭搬走且未反對或阻止，堪認被告搬走水母喇叭應有得到告訴人母親之同意，難認有何不法所有之竊盜犯意。是被告辯稱：其將告訴人母親吳蔡碧珠之意轉達予告訴人之友人，以及取走水母喇叭等語，尚非全然不可採信。因之，被告固有將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水母喇叭搬離告訴人租屋處，然依現有事證，尚難認被告確係出於不法所有之竊盜犯意而構成竊盜罪犯行。六、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即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不足認定被告涉有前揭之竊盜犯行，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七、上訴理由及說明：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⒈被告於原審時供稱：（問：你在110年11月27日有傳訊息給吳思賢的媽媽，你為什麼要傳這個訊息給吳思賢的媽媽？）… 他媽媽（按：指吳蔡碧珠）有兩次打電話給我問我東西搬去哪裡，我說我不曉得，我説一樓的東西不要動到，他說全部都搬走了，我說我不知道，他說留這四、五箱東西做什麼，我說之後會請人寄下來等語。堪認證人即告訴人母親吳蔡碧珠確曾兩度撥打電話質問被告「東西搬去哪裡」，則證人吳蔡碧珠是否事前同意被告得任意搬取如附表所示之物，非無疑義。　⒉證人吳蔡碧珠於原審時證稱：（問：被告有沒有問妳可不以帶走水母喇叭？）她沒有說她要東西。我沒有跟被告說東西如果要的話就拿走，不然難處理。我叫她搬洗衣機，還有一隻小狗，我叫她要帶走。我就跟被告講洗衣機。冰箱都是做生意在用的，不是居家用的那種。我今天本來也沒有想要說那麼多，我也不想要我兒子告人，我原本是想說算了，結果我不知道兩個月後我兒子回來了，居然去提告等語，堪認證人吳蔡碧珠明確證稱僅同意被告拿取洗衣機、一隻小狗，並未同意被告拿取水母喇叭，亦未曾向被告表示「東西如果要的話就拿走，不然難處理」等語，難認被告拿取水母喇叭之行為，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　⒊觀諸警卷第43頁被告所提出之簡訊截圖，被告雖曾兩度傳送簡訊給證人吳蔡碧珠，然未見證人吳蔡碧珠回覆任何訊息，尚難排除證人吳蔡碧珠因不諳手機操作而未能即時回傳簡訊駁斥被告之說法，且承前所述，證人吳蔡碧珠既已兩度撥打電話質問被告「東西搬去哪裡」，是否得因其未立即以簡訊反駁被告之說法，遽推論證人吳蔡碧珠所述不實，非無再行斟酌之餘地。　⒋證人陳鴻文於原審時證稱：（問：你剛剛說你有幫被告寄行李，寄一些已經裝箱的東西，大概幾箱？）四、五箱。（問：箱子多大？）裝水果的紙箱。紙箱有大有小，最大的是水果箱、比較小的是類似禮盒大小。（問：你這些裝箱的東西有沒有打開看？）沒有。（問：有沒有辦法確認箱子裡面的東西是被告的還是告訴人的？）沒有辦法確認。（問：你當天到現場的時候，被告還有沒有拿東西在裝箱，還是你到的時候東西都已經封好了？）我到的時候都已經裝箱了等語。則依證人陳鴻文之證述，並無法排除被告搬離本案房屋之四、五箱物品包含如附表所示之物品。　⒌證人李奇漢於偵查時具體證稱：當日晚間有看到兩台約2、3 噸的貨車，有箱型車也有斗式的。被告好像是叫人拿去賣掉。我在載被告去高雄途中，還疑惑地問被告，既然跟告訴人在一起，東西應該是載去告訴人家，怎麼會載去賣掉。被告的意思是說東西變賣掉，不打算跟告訴人在一起等語，核與證人施錦純於偵查時證稱：有天晚上大約11點，我剛好看到有人在搬東西，我以為是告訴人在清理就沒留意。是我先生載我經過，有看到人家在搬東西，他們整理好一堆一堆搬出來等語相符。足見確係被告委託不知情之搬家公司，於是日晚間11時許，將屬於告訴人之物品搬離告訴人租屋處，並且加以變賣。原審對此重要證據置而不論，為被告無罪之判決，顯然有違經驗法則。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㈡對上訴意旨之說明：　⒈查被告於原審時係供稱：「拘提當天告訴人母親也在現場，因為他母親轉達事情的時候，如果有需要二、三樓的東西，一樓的東西不要動到。告訴人被帶走的時候我下去樓下確認，告訴人母親才問我，我猜告訴人母親誤會了，我說我只是租客，告訴人母親有跟我留電話，房東在告訴人被拘提之前，就有說不會租房子給他，房東有說叫告訴人在11月底前搬走」，「（問：你在110年11月27日有傳訊息給告訴人的母親，你為什麼要傳這個訊息給告訴人的母親？）因為11月9 日見面的時候，告訴人母親跟我留了電話，就一直陸續打給我，就有陸續轉達說把東西帶走，把車子要回來，因為她沒有去過二、三樓，他說除了一樓的生財工具不要搬走，二、三樓的部分如果朋友有需要就幫她搬走，不然她不知道如何處理。告訴人母親有兩次打電話給我問我東西搬去哪裡，我說我不曉得，我說一樓的東西不要動到，她說全部都搬走了，我說我不知道，她說留這四、五箱東西做什麼，我說之後會請人寄下來」等語（原審卷第55至56頁）。則依被告上開供述全文觀之，顯係陳稱：告訴人被拘提後，告訴人母親曾告知被告關於告訴人租屋處二、三樓的東西，如果朋友有需要可以搬走，一樓的生財工具不要搬走，把車子要回來等語，因告訴人母親留了被告的電話，嗣後告訴人母親發現告訴人租屋處的東西全部被搬走了，打了二次電話問被告東西被搬到哪裡，因被告除了水母喇叭外，否認有搬走如附表編號 1至4、6至19所示物品，故而被告回稱其不知道等語，則依被告上開供述之全文及真意觀之，核與被告本案所為之辯解並無不合。被告僅係陳述其所主張之事實及辯解，實無從僅憑被告上開供述即推論被告已坦承證人即告訴人母親吳蔡碧珠所證述沒有事前同意被告得任意搬取如附表所示之物品之證述，確與事實相符而可信。上訴意旨主張被告上開供述，可佐證證人吳蔡碧珠所述沒有事前同意被告得任意搬取如附表所示之物品為可信云云，自不可採。　⒉證人吳蔡碧珠於原審時固證稱僅同意被告拿取洗衣機、一隻小狗，並未同意被告拿取水母喇叭，亦未曾向被告表示東西如果要的話就拿走，不然難處理等語，惟依被告於110年11 月27日17時34分傳送予證人吳蔡碧珠之簡訊內容，及證人吳蔡碧珠於收到上開簡訊後，於110年11月29日寫給告訴人之書信內容，隻字未提如附表所示之物品遭人竊取之事，從而證人吳蔡碧珠否認曾向被告提及告訴人的友人可以任意搬走如附表所示之物等語，是否屬實，即有疑義，再參以依證人陳鴻文上開於原審所為之證述，被告在搬離告訴人租屋處當天是同時將水母喇叭搬走，且那顆水母喇叭沒有裝箱，有20 -30公分大小，告訴人母親全程在場等語，堪認被告搬走水母喇叭應有得到告訴人母親之同意，難認有何不法所有之竊盜犯意，已論述如前，上訴意旨主張證人吳蔡碧珠於原審時所為之證述，足以證明被告有本案竊盜犯行，或難認被告拿取水母喇叭之行為，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云云，或推論證人吳蔡碧珠係因不諳手機操作而未能即時回傳簡訊駁斥被告之說法云云，均難認可採。　⒊又依證人陳鴻文於原審時之證述，堪認被告搬走的當天，被告同時有搬走水母喇叭，告訴人租屋處外面沒有貨車，只有證人陳鴻文的車及證人李奇漢所開來的告訴人的車在場，且被告當天只有搬走四、五箱紙箱，大小是水果箱或禮盒大小的紙箱，重量都沒有很重，都蠻輕的。沒有搬走沙發、茶几、飲水機、冰箱等家電用品。當天是告訴人母親先到場，接著證人陳鴻文到場，然後證人李奇漢開告訴人的車子載被告到場，告訴人母親在場看著被告將四、五箱紙箱的東西及未裝箱的那顆水母喇叭搬走等情，已如前述，上訴意旨主張依證人陳鴻文於原審之證述，並無法排除被告搬離本案房屋之四、五箱物品包含如附表所示之物品云云，顯與卷存證據不符，自無從憑採。　⒋證人李奇漢於偵查時所為證述，與證人施錦純於偵查時之證述及證人陳鴻文於原審時所為之證述不符，難以採信，已詳為論述如前。至於證人施錦純雖於偵查時證稱：有天晚上大約11點，我剛好看到有人在搬東西，我以為是告訴人在清理就沒留意。是我先生載我經過，有看到人家在搬東西，他們整理好一堆一堆搬出來等語，惟亦明確證稱：我沒下車問裡面的人在做什麼。那個地方不只住一個女孩子，我不確定照片中的女生（指被告）是哪個，我當時沒有下車，但從外面有一樓鐵門是打開的，燈是亮的。我有看到兩個男生、一個女生，我不確定那女生是不是被告。我沒有下車阻止他們搬東西，因為我不認識他們等語（偵二卷第64至65頁），堪信證人施錦純僅證稱有天晚上大約11點，剛好看到有人在搬東西，有看到兩個男生、一個女生，不確定那女生是不是被告，況證人施錦純並未證稱有看到兩台約2、3噸的貨車，有箱型車也有斗式的在場等情，則證人施錦純於偵查時之證述，明顯無法佐證證人李奇漢於偵查時之證詞為可信。再者依證人陳鴻文於原審證述：被告搬走之當天只有搬走四、五箱紙箱及水母喇叭，紙箱大小是水果箱或禮盒大小的紙箱，重量蠻輕的。沒有搬走沙發、茶几、飲水機、冰箱等家電用品，且當天在場者應為兩個男生及兩個女生（即被告與最早到達的告訴人母親）等情，並非證人施錦純所看到的兩個男生及一個女生，實亦難認證人施錦純某日晚上11時許看到搬東西的女子確為被告本人。上訴意旨主張證人施錦純於偵查時所為證述足以佐證證人李奇漢於偵查時之證詞為可信，而可以證明被告有本案竊盜犯意及犯行云云，亦難認有理。　㈢綜上所述，上訴意旨均非可採，原審認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竊盜罪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核無違誤。上訴意旨以其所持論據指摘原判決不當，難認有理，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蔡宜玲提起上訴，檢察官廖舒屏、吳宇軒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鄭彩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蘭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附表：編號品　名數量及單位 1 沙發及茶几 2組 2 飲水機 2台 3 新的冰箱 2台 4 舊的冰箱 1台 5 水母喇叭(已發還) 1個 6 AIRPODS三代 1組 7 印表機 1台 8 電腦主機 3台 9 麻將桌 1張 10 床組 1組 11 60吋電視 1台 12 電腦螢幕 1組 13 鹽燈 1個 14 電視櫃 2組 15 烤箱 1台 16 電子鍋 1台 17 大同電鍋 1台 18 玻璃圓桌 1張 19 法國鬥牛犬 1隻卷目 1.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南市警永偵字第1110152035號卷【警卷】 2.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8399號卷【偵一卷】 3.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200號卷【偵二卷】 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351號卷【原審卷】 5.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3年度上易字第405號卷【本院卷】

2025-02-19

TNHM-113-上易-405-202502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