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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279號上訴人張谷伐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1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012號，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506、92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張谷伐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刑，及諭知相關之沒收。已詳述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二、本件上訴意旨略稱：本件扣案手槍、子彈係吳虹蓉持有，與其無關，蓋吳虹蓉係本件2輛自小客車之駕駛人，且吳虹蓉亦於扣押物品目錄表中簽名捺印，況扣押物上亦無上訴人之指紋；員警搜索扣押本件扣案手槍、子彈時並無開啟密錄器進行錄音錄影，而是使用手機拍照，事後再以電腦硬碟毀損為由辯稱並無錄音錄影，且於查獲槍枝時竟動手拆槍，均有瑕疵；原判決僅以上訴人毒癮發作下所為自白及吳虹蓉之臆測之詞，為上訴人不利認定，顯屬違法。三、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法院之適法理由。本件原判決係依憑上訴人於檢察官訊問時之自白，及證人吳虹蓉之證述，復參酌扣案手槍、子彈、卷附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勘驗筆錄等證據資料，而據以認定上訴人有其事實欄所載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等犯行，已詳敘其採證認事之理由，並對於上訴人所辯：㈠扣案手槍及原判決附表編號3、4所示非制式子彈並非自黑色自小客車中搜出，㈡警員有利誘或以不正方法取得其自白，㈢扣案手槍及原判決附表編號3、4所示非制式子彈係吳虹蓉持有，與其無關，㈣其就非法持有附表編號1所示之非制式子彈犯行應構成自首云云，何以不足以採信，亦已斟酌卷內資料詳加指駁及說明。所為論斷，合乎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乃其採證認事調查職權之合法行使。且上訴人迭於民國111年4月1日警詢及檢察官偵訊、同年6月24日、同年10月3日檢察官偵訊、11 2年2月24日、113年2月1日第一審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時，均坦承本件犯行無諱，其中111年10月3日偵訊、112年2月24 日第一審準備程序時，上訴人係執行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 113年2月1日第一審審理程序則為羈押中，上訴人空言其係於毒癮發作下自白云云，顯非有據；又吳虹蓉證稱扣案手槍及原判決附表編號3、4所示非制式子彈非其所有、黑色自小客車係向上訴人借用等情，乃親自經驗、見聞之事，並非臆測之詞，上訴意旨空言指摘原判決違法，亦非可採。至吳虹蓉固於卷附扣案手槍及原判決附表編號3、4所示非制式子彈之扣押物品目錄表「所有人/持有人/保管人」欄位中簽名捺印（見他卷第8至10頁），惟吳虹蓉於員警搜索時，並未承認上開扣押物品為其所有，並稱車是「阿伐」的等語（見原審卷第305至309頁），嗣於同日警詢時亦否認上開扣押物品為其所有（見他卷第4頁正反面），上訴意旨徒以吳虹蓉有於前揭扣押物品目錄表中簽名捺印，而謂吳虹蓉即為上開扣押物品之持有人，自屬無據。又依原審就搜索現場錄影之勘驗筆錄，員警於搜索時僅有拉動槍機拉柄之情，上訴意旨空言員警於查獲槍枝時動手拆槍云云，亦非依據卷內資料而為指摘；另上訴人因於警詢時即自白本件犯行，故偵查機關未另為指紋鑑定，上訴意旨空言指稱本案槍彈中並無其指紋，同屬無稽。上訴意旨無視於原判決此部分之論述，仍執前揭陳詞，重為爭辯，自與法律所規定得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不相適合。四、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林庚棟法　官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1279-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銀行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482號上訴人吳松麟選任辯護人游明仁律師上訴人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原名吳姍融）彭金源上六人共同選任辯護人邱翊庭律師上訴人詹益宏張華偉（原名張朝勝）張克勇陳坤宏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7月26日第二審判決（108年度原金上重訴字第1號，起訴及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37264號、106 年度偵字第5144、10304、21015、23870、27727、3319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及關於張華偉有罪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其他上訴駁回。理由甲、撤銷(即原判決關於上訴人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犯罪所得沒收、追徵及關於上訴人張華偉有罪)部分：壹、本件原判決包括當事人欄記載上訴人即被告張華偉、張克勇、陳坤宏之原審法院108年度原金上重訴字第1號01.1，及記載其餘上訴人之原審法院同一案號01.2等共計2份判決書，下依序稱原判決甲、原判決乙，合先敘明(原判決甲、乙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未據檢察官上訴，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貳、張華偉有罪部分一、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張華偉有原判決甲事實欄二、三所載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加重詐欺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不當之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其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刑，並諭知相關之沒收，固非無見。二、惟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而兼具共同行為決意與共同行為實行者，固屬共同正犯，倘其所參與者並非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則其究係本於共同犯罪之行為決意而參與，該當共同正犯之罪責，或係本於幫助之意思暨幫助他人實現該特定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既遂故意而參與，對於正犯資以助力，僅應論以幫助犯，兩者之間同有未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外觀，由於其客觀行為本身不足以表徵其違法性與罪責，倘論其共同正犯，則於訴訟上應經嚴格證明其具共同犯罪行為決意，足以認定其雖未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惟透過其他正犯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以其他正犯之行為視為自己行為之一部分，並對於犯罪之實現具功能支配之地位，唯其如此，使其同受其他正犯之行為歸責，始無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疑慮，且罪責相當。經查，原判決甲並未認定張華偉有參與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或加重詐欺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僅以共犯周瑞慶(經判處罪刑確定)為億圓富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為圓富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億圓富控股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營造集團規模龐大之假象以取信投資人擴大吸金規模，乃以吸金所得貸放予經營陷入困境之公司而予控制或成立新公司，建構億圓富集團，並直接或部分透過張華偉，商請同案被告陳若慧（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等人擔任億圓富集團所屬公司名義負責人（詳如原判決甲附表十三㈠編號11(1)，附表十三㈡編號001(1)、003(1)、005(1)，附表十三㈢編號13、15、17至26、28、附表十三㈣編號2(1)、3至23所示），及張華偉商請同案被告陳金德(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曾改名為「陳子龍」並擔任億圓富控股公司董事，登記於董事名單，以便周瑞慶對外自稱「陳子龍」，另周瑞慶又與共犯張辰鐘(通緝中)、吳丞豐（經判處罪刑確定，下或稱周瑞慶等人）推由張華偉商請同案被告黃姜隆(現名黃文宏，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改名與上櫃公司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黃文宏」同名，並擔任億圓富控股公司董事，且委由張華偉按月轉交現金酬款給予部分億圓富集團所屬公司名義負責人等，為張華偉之行為內容，並未記載其有何參與或分擔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加重詐欺等構成要件行為，則就張華偉與周瑞慶如何就前揭犯行具有共同犯罪行為之決意，即應經嚴格證明。原判決甲依憑張華偉偵、審不利於己之供述，為認定其具共同犯罪行為決意，而論以共同正犯之主要理由。惟張華偉所為認罪及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認定其主觀上至少已認識其依周瑞慶之指示商請陳金德、黃姜隆等人改名並擔任各公司名義負責人，係周瑞慶等人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及加重詐欺犯行之重要環節，且就相關不法犯行之主要內涵非無概略之認識，猶仍為之，然是否已足以進一步認定其就周瑞慶等人之全部犯罪事實均視為自己行為之一部分，並對於相關犯罪之實現具功能支配之地位，據以令其就周瑞慶等所為全部犯行負責之知與欲？抑或僅具幫助之犯意？亦非無研求餘地。原審未調查明白，復未於理由說明所憑依據，遽認張華偉應對周瑞慶等人之犯罪事實負全部責任，非惟證據調查未盡，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參、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一、刑法沒收新制業將沒收定位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獨立的法律效果，已非從刑。是沒收雖以犯罪（違法）行為為前提，但於不生裁判歧異之前提下，若原判決關於罪刑論科均無不合，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第三審法院自可僅就沒收部分撤銷發回，另就罪刑部分判決駁回上訴。二、本件原判決乙撤銷第一審關於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下稱吳松麟等8人 )部分之科刑判決，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改判各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刑（詳後述），並諭知沒收、追徵相關犯罪所得。其中關於諭知吳松麟等8 人上開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宣告部分，固非無見。三、惟查，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案內一切證據，除認為不必要者外，均應詳為調查，然後基於調查所得之心證以為判斷之基礎，故證據雖已調查，而尚有其他必要部分並未調查，仍難遽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又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而無法預防犯罪，刑法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規定：「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再因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不易，刑法第38 條之2第1項明定法院就須依法沒收之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亦即，犯罪所得均應予沒收，若認定尚非顯有困難時，原則上法院必須先審認其範圍與價額，如認定顯有困難時，始得援用估算之規定，得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法則釋明其合理估算推計之依據，不受嚴格證明法則之拘束，以貫徹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犯罪所生利益之理念。然為免估算流於裁判者之恣意，仍須立於與該不法利得相關聯且業經確認之事實基礎上，依吾人日常生活之一般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相關專業領域之特殊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謹守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儘可能為與事實相符之推算；於訴訟程序上，尤應恪遵正當程序公開、透明之要求，適時讓當事人知悉估算之採用及其方法與所憑之準則，予當事人表示意見之機會，俾保障其資訊請求權與意見陳述權等訴訟上聽審權。原判決乙以吳松麟等8人犯罪所得之認定顯有困難，依據如原判決乙附表(下稱附表)二十五㈠所示估算認定（原判決乙第6 1頁第18至21行，詳如附表二十五㈠「犯罪所得」欄所載），其估算基礎或以億圓富集團匯入其相關帳戶之明細所示總額為認定依據（吳並修），或以所陳單一月份領受億圓富集團發給之總金額(金額基礎)為據，並依犯罪期間(期間基礎)之總月份估算其總額（文智和、蔡銘洪、詹益宏、彭金源），或以所陳每月薪資及所招攬之投資單位數，依獎金規則(金額基礎)估算犯罪期間(期間基礎)所獲之薪資及獎金總額（吳松麟、陳東豐、吳姍筠）而各有不同。原判決乙據以估算犯罪所得之「期間基礎」，係以吳松麟等8人犯罪期間為據。惟詹益宏、彭金源部分，均依其供述認定係次月領取本月獎金而得單一月份之金額基礎，果若無訛，既採其關於獎金均次月發放之供述，卻未於計算期間基礎時扣除任職首月之獎金，亦未敘明其估算之理由。又原判決乙關於吳松麟等8 人犯罪期間之終期，係依億圓富集團投資人之最後一筆入金即民國106年1月30日為止(見附表十一編號50李美淑，原判決乙附表第152頁)，據以擴張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起訴書所載本案犯罪期間係至105年12月13日即億圓富集團遭搜索為止)，然犯罪期間與犯罪所得之期間基礎究係二事，依卷附文智和、詹益宏、陳東豐、吳並修、吳姍筠用以收受億圓富款項之相關帳戶交易明細，106年1月間已無億圓富集團之款項入帳(分見106金重訴2卷㈣第266、279、294、387至391 頁)，且億圓富集團既於105年12月13日已遭警搜索，則於當月是否仍如常發放薪資、獎金，並非不易調查。原判決乙關於據以估算犯罪所得之期間基礎之始、終，未予詳查，亦未為必要之說明，逕各依吳松麟等8人之犯罪期間始月至106年 1月30日為估算之期間基礎，已難謂有據。再稽諸原審113年 3月7日審判筆錄，審判長於就被訴事實訊問吳松麟等8人後，諭知本案調查證據完畢，請當事人及辯護人就事實、法律及科刑部分辯論，並未適時讓吳松麟等8人知悉此部分估算之採用及其方法與所憑之準則，並予吳松麟等8人及辯護人就估算方法表示意見及辯護之機會（見原審卷23第999至109 2頁），致其等無從就金額基礎另舉出事實依據，或提出有何具體事證證明其實際數額而無估算必要，或究明按所陳特定月份所得總額估算有無高估而違反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關於吳松麟等8人此部分訴訟上權益之保障，已欠周延，難認適法。肆、以上或為張華偉、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原判決甲、乙分別有前述違背法令之情形，影響張華偉有罪部分，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個人犯罪所得沒收、追徵範圍之事實認定，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應認原判決甲張華偉有罪部分、原判決乙前揭該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均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至張華偉所犯與前揭得上訴第三審部分具想像競合犯關係之普通詐欺取財輕罪部分（103年4月3日至6月19日，就同一投資人未跨越同年月20日者），雖屬刑事訴訟法第376 條第1項第5款(修正前為第4款)所規定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罪，然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應併予發回。此外，為被告之利益而撤銷原審判決時，如於共同被告有共同之撤銷理由者，其利益並及於共同被告，刑事訴訟法第402條定有明文。原判決乙關於吳松麟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關於其估算基礎、程序，同有瑕疵，其上訴理由雖未指摘及此，其利益仍應及於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上開部分既經撤銷，吳松麟該部分亦屬不可維持，應併予撤銷發回更審。乙、上訴駁回(即原判決關於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罪刑及上訴人張克勇、陳坤宏)部分：壹、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關於原判決罪刑之上訴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第三審法院之調查，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故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吳松麟等8人有原判決乙事實欄所載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及加重詐欺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渠等不當之科刑判決，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改判均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刑，俱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三、上訴意旨略以：㈠關於據以計算所涉吸金規模之犯罪期間：　⒈文智和部分：原判決乙認定伊犯罪期間自102年10月起至106 年1月30日，並以該期間億圓富集團吸金總額計算其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因犯罪所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模，與事實不符，原判決乙未予詳查，敘明所憑依據，有理由不備之違誤。 ⒉陳東豐部分：伊於104年3月31日以投資人身分初次投資T3系統方案，104年12月因周瑞慶邀請而於說明會前半段擔任講師，迄105年3月經周瑞慶宣布為億圓富集團所屬公司之業務執行長，原判決乙卻自103年10月2日起算其吸金之金額與規模，除與附表十三㈠有關其任職期間為104年12月間之記載相互矛盾，復錯誤計入伊僅單純為投資人之期間即104年3月31 日至104年12月間，就伊所涉吸金規模之事實認定未詳為調查、敘明所憑依據，並非適法。　⒊吳並修部分：伊係自104年12月起至105年12月間擔任社團法人台灣廣德長青關懷慈善協會（下或稱廣德協會）秘書長，原判決乙認定伊犯罪期間係103年10月起至106年1月30日，並以該期間億圓富集團吸金總額計算其吸金規模，與事實不符，並有調查未盡且未敘明所憑依據之違誤。 ⒋蔡銘洪部分：附表十三㈠編號7記載伊係自102年起迄104年底擔任億圓富集團業務處經理，且自103年3月間才開始投資，原判決乙卻認定伊犯罪期間為102年至106年1月30日，並以該期間億圓富集團吸金總額計算其吸金規模，有調查未盡且未敘明所憑依據之違誤。 ⒌吳姍筠部分：原判決乙認定其犯罪期間為104年5月至106年1 月30日，並以該期間億圓富集團吸金總額計算其所涉吸金規模，與原判決乙附表十三㈠編號8有關其係104年5、6月間起擔任億圓富集團花蓮分公司業務副總經理(業務副總經理下均稱副總)之記載、伊自104年6月起任職之事實均不相符，就其犯罪期間有調查未盡且未敘明所憑依據之違誤。　⒍彭金源部分：伊104年9月3日始以投資人身分初次投資T3系統，104年11月受周瑞慶邀請擔任億圓富集團基隆分公司副總，自同年12月起始就職，原判決乙卻自104年4月7日起算其吸金金額規模，與附表十三㈠編號9記載其任職期間自104年1 1月間起相互矛盾，復計入104年9至11月其擔任副總前之期間，就此事實未詳查審認，敘明所憑依據，並非適法。　⒎吳松麟部分：附表一㈠編號1記載，伊參與T2、T3、A1、M1系統投資方案期間係103年3月18日至106年1月30日止，吸金金額為新臺幣(下同)33億2349萬8000元，事實欄則認定吸金金額為38億708萬8000元，金額並不一致，有事實理由矛盾之違法。　㈡原判決乙認定渠等為法人之行為負責人有誤，復未依刑法第3 1條第1項論以共同正犯並依該條項但書規定減刑，有不適用法則之違誤部分：　⒈文智和部分：伊並非億圓富集團公司負責人，係因於102年10 月間結識周瑞慶，以該公司前景可期而投資，因較早投資億圓富集團2000萬元以上金額，復招攬之鄭定國亦投資千萬餘元，始經周瑞慶邀約擔任臺北分公司副總，迄103年7月即因張辰鐘、陳勝發亦升任副總而無實權，104年後亦甚少過問公司事務，惟因張辰鐘、陳勝發之業績與獎金累計於其名下，致其業績數額較高。伊加入該公司時，相關投資方案、獎金與人事制度等均經周瑞慶規劃完成，伊就吸金方案、人事聘用、行政流程組織規則均無支配或決策權，均由周瑞慶、吳丞豐統籌，其業績獎金相較於「處經理」，僅在當月業績突破500或1000萬元時，得額外領取業績達標獎金6萬元等語。 ⒉陳東豐部分：伊僅於104年12月至105年3月間應聘擔任億圓富集團講師講授總體經濟與財經趨勢相關課程，縱提及億圓富集團與所屬公司前景，亦係因受邀始為其美言之常情，講授畢始由副總接續招攬投資，只有協助而不負責業務招攬，所謂「業務執行長」亦僅掛名，未曾規劃投資吸金方案，亦無經營管理或決策之權責，未曾招攬投資人或因此收受業績獎金，其自身亦投資億圓富集團1,710萬元，並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 ⒊吳並修部分：伊係於104年12月至次年12月間擔任億圓富集團所屬廣德協會秘書長，綜理該協會除人事、會計以外之服務會員相關職務，對於投資吸金方案、人事聘用、人事與組織等並無決策、指揮權限。雖擔任講師對會員解說A1投資方案，然僅領取固定薪資並直接招攬少數投資人，並只於此範圍內與周瑞慶有犯意聯絡。 ⒋蔡銘洪部分：伊102年底結識周瑞慶而加入億圓富集團，擔任行政經理並於103年3月投資T1方案，負責行政人員之面試招聘、庶務規劃、工作規則等行政工作，固曾參與核心幹部會議，但只負責在會議時負責引言介紹各地區副總上台，其招攬T3系統方案僅44單位，A1系統方案僅36單位，並依招攬金額之千分之2計算獲取有限之佣金，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 ⒌吳姍筠部分：伊於104年5月間結識周瑞慶而加入億圓富集團，進而邀約招攬親友加入投資，於同年6月間擔任該公司花蓮分公司副總，當時吸金方案、獎金制度、人事規章等均已完備，除當月業績達標時，得額外領取上限2萬5千元或5萬元之業績獎金外，伊招攬投資可得獎金與「處經理」層級並無差別，迄105年12月止，伊領取之業績達標獎金僅55萬元，伊不負擔經營管理責任，並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　⒍彭金源部分：伊於104年9月因投資億圓富集團而結識周瑞慶，並邀約招攬親友加入投資，於同年12月起擔任該公司基隆分公司副總，當時吸金方案、獎金制度、人事規章等均已完備，伊無支配、決策或指揮權責，除當月業績達標時，得額外領取上限2萬5千元或5萬元之業績獎金外，招攬投資可得佣金與「處經理」層級亦無差別，迄105年12月止，所領取之業績達標獎金僅20萬元，伊無支配決策或指揮權，不負擔經營管理責任，並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　⒎吳松麟部分：依周瑞慶、吳丞豐所證，伊「總顧問」名片並非億圓富集團印製，該職銜僅係虛名，與具副總職銜之同案被告均經周瑞慶認定有相當業務能力、瞭解集團投資方案、均得支領固定薪水、配有車輛有別，伊並無資格參與公司營運規劃。又伊係以「總顧問」職銜參與會議，惟此僅係禮貌稱謂，發言內容均在鼓舞士氣，原判決乙憑此認定其為億圓富集團核心幹部，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違背經驗法則。　㈢吳松麟上訴意旨另以：⒈原判決乙認定伊於103年3月間起至106年1月30日止，與周瑞慶等共犯或同案被告共同招攬所示投資人投資，惟伊在億圓富集團除於104年5至6月間擔任顧問外，既未任職，如何與周瑞慶或其他同案被告共同犯罪？原判決乙未為說明，有事實與理由矛盾之違法。⒉原判決乙以證人即其女友游支敬、證人楊少蘭、郭麗瑛、蘇貴美、陳宜湞、林玉珠之證述為不利伊認定之依據。惟證人郭麗瑛關於其投資之2500萬元，於偵查中證稱係游支敬介紹投資，於第一審則證稱係伊與游支敬一同介紹，前後不符；證人楊少蘭投資入金420萬元之介紹人係游支敬及游支敬之女蕭伊瑜，楊少蘭卻證稱伊與游支敬為其上線，所證與卷附出借款同意書暨授權書所載不符；證人蘇貴美曾證稱並不認識伊，係游支敬招攬渠以渠子賴家慶名義投資，並登載賴家慶之姓名於「企業諮詢輔導顧問聘任合約書」，足認伊與蘇貴美之投資無關；證人陳宜湞證稱，經伊引介投資20萬元之前，已因友人鐘秀卿之邀約共同合資100萬元投資億圓富集團，該100萬元入金顯與伊無關，原判決乙認定鐘秀卿為伊下線與所證內容不符；證人林玉珠證稱渠大部分均係游支敬招攬投資，原判決乙認定林玉珠為伊下線，與事實不符。原判決乙偏採前揭證人不利證述，有理由不備、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⒊伊引介之T3系統投資方案報酬率年息24％，與臺北市民間借貸信用拆借平均月息2.21％至2.22％相當，原判決乙以金融機構公告存款利率與之相比，認定T3系統約定年報酬率該當銀行法第29條之1「顯不相當報酬」之要件，尚嫌率斷。⒋伊並非億圓富集團核心幹部，亦無證據足認伊有參與億圓富控股公司、禾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禾昕公司)股票或增資股票之發行，亦無證據可證伊參與股票發行之募集，縱伊於吸收下線投資人時依約交付前揭公司股票，並非募集、發行，尚不該當證券交易法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非法發行有價證券罪。⒌原判決乙以億圓富集團104年7、8、9月間核心幹部會議錄音勘驗內容認定伊就該公司T3系統以外投資方案與周瑞慶亦有犯意聯絡之部分依據，惟各該會議及伊會議發言內容均未言及T2、A1、M1系統投資方案如何運作，原判決乙亦未記載如何認定伊主觀上對於T2、A1、M1系統投資方案有何認識，有理由不備之違法。⒍原審審理時，法官以「億圓富的被告沒有一個沒罪」、「認罪可以取得量刑優勢」等語曉諭伊自白，有脅迫、利誘之不正訊問情事，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並有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誤。㈣詹益宏上訴意旨另以：⒈伊於原審審理時，法官以「億圓富的被告沒有一個沒罪」「認罪可以取得量刑優勢，法官可以給予減刑或緩刑的裁量」等語曉諭伊自白，有脅迫、利誘之不正訊問情形，且法官明知違法而未記載於筆錄，並否准伊更正筆錄之聲請，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並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誤。⒉本案億圓富集團所吸收之資金僅有周瑞慶有處分權限，伊既非億圓富集團支領薪資之員工，更未曾收受他人存款，自不構成銀行法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之構成要件。⒊實務見解對銀行法第29條之1、同法第125條各項之認事用法因擴張解釋「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與「顯不相當」之要件，有違憲之虞。⒋原判決乙論伊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22條1項、第174條第2項第3款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非法發行有價證券罪，惟伊非發行人，亦不構成募集、發行等要件，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⒌原審未依伊請求傳喚證人，侵害伊訴訟上之防禦權，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　㈤文智和上訴意旨另以：原判決量刑未審酌其身體健康情形不適於入監執行刑罰，未從輕量刑或宣告緩刑，有未審酌重要量刑基礎事實之違誤云云。四、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違法，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自無許當事人任憑主觀妄指為違法，而資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如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尚非法所不許。復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所定違反同法第29條第1項之罪，以非銀行而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為要件。所謂「收受存款」，依同法第5條之1規定，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同法第29條之1並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至同法第29條之1所稱「與本金顯不相當」，則應參酌當時當地之經濟及社會狀況，如行為人向不特定人收受資金，所約定或給付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較諸一般銀行相關存款利率，顯有特殊超額，已足以吸引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提供款項或資金予該非銀行之行為人，即屬該當。前開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旨在禁止個人或公司違法吸收社會資金，祇須行為人以前揭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合於前開要件且繼續反覆為之者，即足當之，縱行為人亦投入資金，仍無礙於本罪主、客觀構成要件之成立。原判決乙係依憑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之自白，吳松麟、詹益宏部分不利於己之陳述，證人周瑞慶、張辰鐘、吳丞豐、洪妤嵐、林瑞琪、吳佩真、陳𡟯（原名陳文慧，洪妤嵐以下數人均經判刑尚未確定），證人即廣德協會員工柯玉菁之證述，卷附如附表五、附表六㈠、附表十八所示各編號所載告訴人即投資人楊少蘭等之證述，暨渠等提出之「其他證據」欄所示吸金投資方案單據、億圓富控股公司、禾昕公司股票、股票保管證明或簽收回執聯、相關股票之附條件買賣（總）契約、匯款申請書、存款存根聯、相關帳戶交易明細、廣德協會入會申請書、會員憑證、入會須知、急難救助基金申請給付辦法、相關之企業諮詢輔導顧問聘任合約書，佐以扣案附表二十七所示之億圓富集團人員例行性製作之業績表、銷貨明細、手做表、應付費用支出明細等T2、T3、A1、M1系統帳冊、宣傳文件等資料、相關公司資料等證據，再酌以所列其餘證據資料及案內其他證據調查之結果，綜以認定：㈠文智和與周瑞慶、張辰鐘、洪妤嵐共同以圓富科技有限公司或億圓富控股公司名義，以「T1系統」投資方案模式對不特定人吸金，數額達7858萬2300元（投資明細詳見附表八）、㈡周瑞慶為營造集團規模龐大之假象以取信投資人擴大吸金規模，乃以吸金所得貸放予經營陷入困境之公司而予控制或成立新公司(詳見附表十三)，建構億圓富集團，以億圓富控股公司為母公司，周瑞慶自任總裁，吳松麟等8人及張辰鐘、吳丞豐、沈芳如、林勉志、陳勝發（上3人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李金龍、賴金鑫、簡麗珠、黃子窈、黃雁宸、蔡豐益、夏子茵、林麗令、陳國楨、陳進村（上10人即李金龍等10人，經原審另行判決）、蔡尚苑（已歿，經判決公訴不受理）、范裕忠（另案審理），於億圓富集團擔任要職，均為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在億圓富控股公司及集團旗下公司於所載期間任職而為核心幹部(見附表十三㈠、㈡、㈣)，先後以億圓富公司名義、巨富景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富景控股公司）名義，共同對投資人施用詐術宣稱億圓富控股集團將上市、上櫃，投資股權可獲巨額利潤，以T2、T3、M1、A1系統對外吸金，其中T2、T3系統且以未經主管機關申報生效而印製之億圓富控股公司股票、現金增資股票及禾昕公司現金增資股票，或以質押為名，或與投資人簽訂附條件買賣總契約，將前揭公司股票交付過戶予投資人供擔保，屆期得選擇返還股票取回投資款項或繼續持有股票方式，並以「顧問費」、「（股票）保管費」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參與管理各公司、舉辦說明會及產業之旅、講授投資方案招攬投資、經手吸金款項、與投資人簽約收款、交付億圓富控股公司或禾昕公司股票等業務執行行為，就集團公司之業務執行具有控制支配力。「T2系統」、「T3系統」、「A1系統」、「M1系統」投資方案吸金明細及各方案之個別吸金數額（各系統投資方案之投資人姓名、投資時間及金額，詳見附表九〈T2〉、附表十〈T3〉、附表十一〈A1〉、附表十二〈M1〉），合計向投資人吸金38億708萬8000元，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各自犯罪期間之本案吸金金額均逾1億元。另就：⒈億圓富集團以T2、T3、M1、A1系統投資方案向多數、不特定人吸收資金，何以屬銀行法所規範之收受存款及準收受存款行為、同法第29條之1所稱「與本金顯不相當」；⒉「與本金顯不相當」報酬之認定，何以應以金融機構存款利率而為比較且比較結果確合於該要件；⒊渠等所涉吸金金額之計算何以均逾1億元；⒋吳松麟、詹益宏與周瑞慶除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外，何以就集團公司之業務執行認亦具有控制支配力，與法人之從業人員有別；⒌另分就吳松麟、詹益宏所辯僅係分享自身投資金額不知集團違法情事，並無吸金及加重詐欺犯意等各語，何以委無可採，何以渠等亦有投資仍無從為有利認定之依據，均於理由內析論明確。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核其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自非得任意指為違法。又：　㈠關於吳松麟等8人違反銀行法之犯罪期間：銀行法為集合犯，犯罪期間之始，自以構成要件行為即招攬行為之始為據，縱渠等任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時間在後，亦僅犯意提升，仍無礙其犯罪起始時點之認定及計算吸金規模之依據。原判決乙認定吳松麟等8人之犯罪期間，詳如附表一編號1、3至5，7至10所示，各以同附表證據出處欄所示證據為其依據，或依其等初次招攬投資人之日期為始(吳松麟部分，見附表二編號21〈招攬陳宜湞〉；吳並修、陳東豐部分，見附表三(一)編號93-1〈招攬吳陳惠齡〉；彭金源部分，見附表二編號56〈招攬林玉錦〉；詹益宏，見附表二編號65〈招攬方淑惠〉)，或以所供加入周瑞慶投資事業之時間為始(見偵37264卷㈡第14頁文智和偵訊筆錄；見偵37264卷㈠第322、353頁蔡銘洪警詢、偵訊筆錄；見偵37264卷㈠第33頁吳姍筠警詢筆錄)，已分別載明其所憑，據以認定渠等犯罪期間所涉億圓富集團吸金數額，並無不合。原判決乙固未分別詳敘，然仍與理由不備、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有別。至吳松麟違反銀行法犯行之吸金規模，原判決乙係以億圓富集團本案T2、T3、A1、M1系統投資方案吸金總額(A)，扣除其犯罪期間以外部分(B，即T2全部、部分T3)而得其數額(C)(詳見附表一㈠編號1、附表一㈡)，無所指有事實理由矛盾之違法。　㈡關於吳松麟等8人具法人行為負責人身分：銀行法關於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區分其違反規定之主體為自然人或法人而異其處罰，自然人違反上述規定，依同法第125條第1項處罰；法人違反上述規定時，除依同條第3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並依同法第127條之4規定，對該法人科以罰金刑。而同法第125條第3項對於法人違反前開規定者，明定處罰其行為負責人，係由於該行為負責人支配法人違反前述規定之犯行而予以處罰，並非因法人犯罪而轉嫁代罰其負責人。亦即前述關於法人違反規定之處罰，乃基於罪責原則，依犯罪支配理論，因法人自己及其行為負責人均犯罪所設之兩罰規定。是前述規定所稱「行為負責人」，自係指對於法人違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參與決策或執行而支配、控制法人犯罪之自然人而言，並不以形式上之名稱或頭銜為判斷基準，若在其執行職務範圍內，「實際參與公司就特定違法行為之決策或執行，透過其支配能力而使法人犯罪」，亦屬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規定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至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知情而參與犯行之法人其他從業人員，而與該行為負責人共同實行犯罪者，方適用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論以共同正犯，並得依同條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惟此非必減之減刑事由，而係法院職權裁量事項。原判決乙就：⒈吳松麟、詹益宏何以該當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綜依相關事證，於理由欄貳.一.㈢之3及5說明：億圓富集團營運端之「副總」，為集團最高核心幹部，瞭解億圓富集團投資方案，負責所在分公司地區業務、拉業績、服務投資人、規劃舉辦投資說明會及旅遊活動、招攬下線業務人員，與投資人簽訂股票之附條件買賣（總）契約、企業諮詢輔導顧問聘任合約書、股票保管證明等文件，交付未經申報生效之禾昕公司、億圓富控股公司股票，除得依規定領取直接、間接招攬投資人及達標業績獎金外，並有固定薪水及配車。詹益宏經周瑞慶指派擔任中壢第二營業處及新莊分公司副總，如何分擔前揭行為；吳松麟職稱雖係顧問，然亦屬核心幹部，並非虛銜，除招攬投資人（附表二編號18至21、23），同配有億圓富集團專用分機號碼及配車，並與詹益宏分別以副總、顧問身分參加億圓富集團舉辦之核心幹部會議並發言，在集團具有相當之地位，渠等均為億圓富集團負責規劃、招攬他人投資、吸收資金之主要人員，並負責收受、返還投資本金及紅利發放等事務，縱非制定相關投資方案或負責決策之人，然或參與管理分公司、舉辦說明會及產業之旅、講授、推介投資方案招攬投資、經手吸金款項，或與投資人簽約收款交付億圓富控股公司或禾昕公司股票，實際執行吸收資金業務，或亦負責收受、返還本金或紅利發放事務，並非單純聽命行事之法人從業人員，均具相當地位而為核心幹部，自屬實際參與公司就特定違法行為之執行，透過渠等支配能力而為法人犯罪之行為負責人，已記明論斷之理由及所憑。所為論列說明，與案內事證悉無不合，且不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並非僅憑其職稱為副總、顧問或經理為其唯一依據，自無理由不備或採證違反論理及其他證據法則之違法可指。⒉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何以亦均係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原判決乙以渠等之自白佐以所列事證憑以認定文智和、吳姍筠、彭金源、吳並修同為副總，吳並修亦為廣德協會秘書長，亦參與全省副總會後會，且亦招攬、講解A1系統投資方案，渠等於億圓富集團之地位亦同詹益宏，在各地區執行招攬投資人之業務執行居於核心地位。且查，吳丞豐結證稱：投資方案有的是業務副總會提議，由「陳子龍」（即周瑞慶）決定要不要這麼做，有的是「陳子龍」想出來的專案。投資方案確定可行後，「陳子龍」會請公司發公告給各分公司，總公司跟分公司的業務副總就會照公告去推廣，找投資人進來投資。另外，也有屬於個別副總少數專案，如果是這種專案，就是那些副總體系下的投資人可以參加等語（見偵字第37264號卷㈡第19頁反面、249、257頁），足見營運端副總除業務之執行並非完全聽命於周瑞慶外，甚且亦有參與決策之空間；蔡銘洪雖係行政經理，然億圓富集團之億圓富控股公司、巨富景控股公司之營運端並無區分部門，亦無部門主管，而係由周瑞慶直接交辦，蔡銘洪擔任行政經理，且負責行政人員之面試招聘、庶務規劃、工作規則等行政工作，並係各分公司業務活動窗口，如各分公司舉辦活動，即向蔡銘洪提出申請，由其安排講師並處理經費事宜，支援招攬業務行政工作，以相關招攬業務之行政執行為其執掌。陳東豐則係講師、巨富景控股公司業務執行長，專責至各地區分公司演講，演講內容除財經趨勢外，主要在使投資人認識億圓富集團與所屬公司前景，並願意投資億圓富集團，其除試用期間每月薪金6萬元外，每月薪金25萬元，因巡迴各分公司、製作DM，深具重要性，亦參加副總會議，始經周瑞慶指定為業務執行長並亦配有車輛（見偵字第37264號卷㈡第232頁），以推廣億圓富集團與所屬公司之前景與投資價值並招攬投資人為其職責範疇，並非偶一為之，其聯絡方式與招攬業績均與其他副總同列，有業績表、通訊錄可參，地位並不亞於營運端之副總，亦係營運端之核心幹部。而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共同正犯之成立，本不以其行為負責人全體始終參與該決策制定為必要，倘其主要執行者與決策制定者於合意範圍彼此分工，各自分擔其行為負責人決策或執行行為之一部，共同且實際支配控制法人前述犯罪，即應同負其責，而無刑法第31條第1項及其但書規定之適用。原判決乙所為論列說明，與案內事證悉無不合，且不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並非僅憑渠等職稱為副總、顧問、經理或業務執行長，為論處渠等前述罪責之唯一依據，自無理由不備或採證違反經驗、論理及其他證據法則之違法可指。是吳松麟等8人此部分上訴意旨對於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評價，重為事實上爭辯，僅憑己意而為指摘，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㈢關於證券交易法第22條第1項、第174條第2項第3款、第179條部分：依證券交易法之立(修)法過程，該法規範目的係經由對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買賣之管理、監督，使投資大眾得獲保障，以發展國民經濟。證券交易安全之確保，首重誠信，並以透過防範證券詐欺，始能達成。89年7月19日修正公布施行之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項明定「本法所稱有價證券，謂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財政部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修正刪除「公開募集、發行」等文字。依修正意旨，該條第1項所稱有價證券，係指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主管機關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是以公司股票不論其是否辦理公開發行，均屬該法所稱之「有價證券」。則同法第20條第1項「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規定所稱之「有價證券」，並不以公開發行公司股票為限。同法第7、8條分別就「募集」、「發行」設有定義，於公司成立後，公司為籌措資金而向大眾公開招募，交付製作表彰權利之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亦屬發行。行為人倘未依證券交易法第22條第1項之規定，或依同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先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即擅自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發行或出售而交付公司股票，即該當同法第1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之要件，並依同法第179條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原判決乙已敘明因原有之億圓富控股公司股票已不足以供招攬投資人所用，乃以已成立之億圓富控股公司、禾昕公司為募集、發行之主體，客體則係各該公司增資股票，分別於104年1月、12月及104年3月間增資，部分仍在吳松麟等8人加入億圓富集團以後，渠等與周瑞慶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知悉此情並交付、過戶各該公司增資股票予投資人，且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因此該當證券交易法第22條第1項、第174條第2項第3款、第179條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非法發行有價證券罪(見原判決乙第46至47 頁)，無吳松麟、詹益宏所指理由不備之違誤。㈣共同正犯之行為人已形成一個犯罪共同體，彼此相互利用，並以其行為互為補充，以完成共同之犯罪目的。故其所實行之行為，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此即所謂「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法理。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而此犯意之聯絡，不僅限於明示，縱屬默示，亦無不可，且無論事前或事中皆同，因出於共同犯罪的意思，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以，違法吸金之共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仍對其他共犯所實行之非法吸金行為共同負責。原判決乙已說明稽諸卷內資料，吳松麟如何以總顧問身分參與副總會議，亦為億圓富集團核心幹部，並以不特定人為對象積極招攬投資人，而有前揭犯行，在客觀上分工執行億圓富集團部分投資系統之非法吸金業務，甚且係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使法人犯罪等旨，縱其僅以T3系統投資方案招攬投資人，仍應就其犯罪期間億圓富集團其餘系統投資方案共同負責，無所指理由不備之違誤。　㈤原判決已敘明依憑上揭含游支敬、楊少蘭、郭麗瑛、蘇貴美、陳宜湞、林玉珠之證述證據足以認定吳松麟有所載犯行，縱未同時說明其餘之證述，何以不足為其有利認定之理由，乃事實審法院本於判斷之職權，而為證據取捨之當然結果，無礙於其犯罪事實之認定，究與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情形有間，吳松麟指摘原判決乙理由不備、調查職責未盡，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若僅枝節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確，自均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未為無益之調查，無違法可言。原判決綜合案內證據資料，依調查所得，已記明足資證明詹益宏確有所載前揭犯行，詹益宏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審理調查證據資料完畢後，均稱無其他證據請求調查等語，有原審審判筆錄可稽（見原審卷23第997頁)，於提起本件第三審上訴後，始指摘原審未傳訊證人，調查職責未盡云云，要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執為指摘之適法第三審上訴理由。六、銀行法（加重）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在內之各類型違反該法犯行之規範目的，在以刑罰嚇阻違法吸金禍及國家金融市場秩序、社會投資大眾權益，以保障經濟金融秩序，所追求之目的顯屬重要公共利益，其法定刑固為3年、7年以上有期徒刑，惟原則上仍屬立法形成自由，同法第125條之4第 1、2項並設有行為人於符合相關要件時，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倘有情輕法重之情，法院並得依刑法第59條規定以個案情節輕微而酌減其刑，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尚無不符，未違反比例原則，而同法第29條之1之「視為收受存款」規定中之「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要件，其意義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法院審查認定及判斷，尚無違法律明確性原則。原判決乙已依詹益宏部分不利之供述、證人劉力豪、彭振光、楊秀英、方淑惠、歐龍登、沈芳如之不利證述及詹益宏下線組織圖、各區部分業績表，說明其確有以相關投資方案名義對於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招攬投資並收受款項，約定顯不相當報酬之事實，暨其固僅分擔部分行為，自身或親友亦有投資，然於本案無從為其有利認定之理由（見原判決乙第26、27頁），況億圓富集團以「T2系統」、「T3系統」、「A1系統」、「M1系統」投資方案，藉由組織龐大、分工嚴謹方式，分由決策端、營運端合力以億圓富集團所屬各公司為名義，致多數或不特定投資人對集團產生投資穩固之印象，合計向附表九〈T2〉、附表十〈T3〉、附表十一〈A1〉、附表十二〈M1〉所示投資人吸金，數額計達38億708萬8000元，重大影響國家正常金融、經濟秩序，詹益宏上訴意旨僅泛謂原判決乙論罪科刑所適用之銀行法規定之「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要件違憲，並未就如何違憲或原判決就該要件之解釋適用或涵攝於本件個案具體事實如何牴觸憲法，指明其違憲之理由，亦非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七、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乃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又無明顯悖於前述量刑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判決就文智和所犯上揭之罪，已綜合審酌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說明何以有裁量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另以其於原審自白犯行，認有情輕法重之情，而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核其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其犯罪動機、參與犯罪之分工情節、非法吸收之資金、犯後態度、家庭生活狀況、本案訴訟繫屬時間，暨其上訴意旨所陳身體健康情形等一切情狀，均已併列為量刑之綜合審酌因素，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至於緩刑以受 2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為要件。本件原判決就文智和所犯前揭之罪量處有期徒刑5年，已與緩刑要件不合，未宣告緩刑，無違法可指。至其身體健康情形於案件確定後是否適於執行刑罰，應於判決確定後入監執行時另依監獄行刑法之規定審認之。八、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詳細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且對於無關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為爭執，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吳松麟等 8人上開共同犯銀行法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刑部分之上訴均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均應駁回。又本院為法律審，本院關於文智和罪刑部分，既從程序上駁回其上訴，其請求本院從輕量刑並宣告緩刑，自無從審酌，附此敘明。有關文智和、蔡銘洪上開得上訴第三審部分罪刑之上訴，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與之有想像競合裁判上一罪關係之一般詐欺取財罪刑（文智和、蔡銘洪就T2系統103年6月19日前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5款（修正前為第4款）規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且無同條項但書規定之情形，自應併予駁回。貳、張克勇、陳坤宏上訴部分　　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及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張克勇、陳坤宏因本件違反銀行法案件，均不服原判決甲，張克勇於113年11月4日提起第三審上訴，陳坤宏於同年月8日提起第三審上訴，俱未敘述理由，而皆泛稱上訴理由容後補陳云云，惟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依上開規定，其2人之上訴皆非合法，均應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蔡憲德法　官吳冠霆法　官許辰舟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石于倩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482-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001號上訴人徐秋烱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99 1號，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555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經原審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徐秋烱有如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壹.所載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詹○濬之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刑，暨相關沒收、追徵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按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上訴意旨雖以：其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在路上昏倒，經救護車送至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下稱豐原醫院），翌日始醒來，因身體虛脫、精神不濟，故無法於該日至原審開庭云云。惟上訴人於113年10月間，僅19日及20日至豐原醫院就診，15日及16日並無就診或住院之紀錄，此有該院114年3月17日函在卷可憑。且查原審指定於113年10月16日上午11時行審判程序期日之傳票，於同年9月 25日以郵寄合法送達上訴人戶籍地及其向原審陳報之居所，由上訴人親自收受，此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原審準備程序筆錄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業經合法傳喚。然上訴人於審理期日未到庭，亦無請假或陳報其有何不能到庭之正當事由，且其亦無在監、在押或就醫之情事，原審乃以上訴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於調查證據完畢後，不待其陳述而為辯論，完成辯論程序，並定期宣判。經核所踐行之訴訟程序，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執此指摘，自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取捨判斷苟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並已於理由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生判決違背法令之問題。原判決依憑上訴人於偵查中之自白、證人詹○濬之證述，及卷附通訊監察譯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第一審勘驗筆錄、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函、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62號判決等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有前述販賣毒品等情，已依調查所得證據，於理由內說明其依憑論據。並敘明何以認定上訴人於偵查中之自白具任意性，且與事實相符，而得採為證據；上訴人固供出毒品上游為周○輝，惟何以認定周○輝並非上訴人本案毒品之來源，而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免其刑規定適用之理由。凡此，均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所為之論斷說明無悖於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亦無理由不備之違法。上訴意旨泛以其絕不敢販賣毒品，警方先入為主，於詢問詹○濬時應會告知其已坦承販毒；另周○輝亦已坦承販毒云云，主張原判決不當，並無具體指摘原判決存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難謂已符合第三審上訴之法定形式要件。 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不適用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之情形，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綜上，應認本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林海祥法　官張永宏法　官林庚棟法　官江翠萍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修弘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1001-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83號上訴人蘇映銘原審辯護人兼選任辯護人粘怡華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183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4036號），提起上訴（其原審辯護人亦為其利益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蘇映銘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於民國108年3月14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楊登勝及周星宇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上訴人以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量處有期徒刑8年，並諭知相關沒收、追徵之判決，而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其憑以認定之證據及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尚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二、上訴意旨略稱：本件偵查卷內編號（以下僅以編號載列）7 、11、12所示，有關上訴人與楊登勝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編號5所示彰化商業銀行金融卡翻拍照片、編號6所示楊登勝將新臺幣（下同）3萬3000元轉入上訴人申辦之彰化商業銀行帳戶（帳號詳卷，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交易明細、編號10所示行動電話之計算機顯示「33,000/17.5=1,885. 71429」等截圖、編號8所示電子磅秤顯示「16.75」之照片等證據，依周星宇所證，係取自楊登勝手機內上傳至雲端之資料，由其下載後複製於其手機內，再由警方複製拍照所製作之文書，並非存放於楊登勝手機內之原始檔案，顯為派生證據，且上開所謂上訴人與楊登勝之對話截圖，並未標註日期，是否確為108年3月間之對話，亦非無疑，復經該2人否認為其等間之對話，亦否認其他照片係取自楊登勝手機，伊對上開證據資料之真實性亦有所爭執，原審未能就上開證據資料之真實性踐行驗真程序，遽採為上訴人論罪依據，已有違法。況周星宇係108年11月間為警查獲，距其證述與楊登勝合資購買毒品之108年3月，已逾半年，縱有購得毒品亦已施用完畢。再參諸其與楊登勝間有感情糾紛，且於其個人所涉販賣毒品案件中以指認上訴人為減刑事證，實難以排除周星宇誣陷上訴人之可能，原判決僅憑非親自見聞交易之周星宇證述，即認定上訴人有本件販賣毒品犯行，有調查未盡、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三、惟查：㈠「數位證據」係指儲存於電磁紀錄載體，或是以數位方式傳送，於審判中得用以證明待證事實之數位資訊。而將該數位資訊內容，以機械、照相、化學、電子或其他科技方法，「準確重製」之產出物，乃原始證據內容重現之複製品，自與原始證據具有相同之證據能力（例如拍攝電子郵件內容畫面之照片，或列印之紙本文件）。倘當事人就該複製品與原始數位資訊內容之同一性無爭議時，固得直接以該複製品為證據，若有爭議，法院即應調查以驗真該複製品是否未經變造、偽造，而與原儲存於載體之數位資訊內容同一，至驗真之調查方式，除得行勘驗或鑑定外，亦得以其他直接證據或情況（間接）證據資為認定。而關於證據是否具同一性之調查，乃屬訴訟法上之事實，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其證明方法與程序不受嚴格之限制，無須達到毋庸置疑或毫無懷疑之程度，只需達到使法院產生大致相信該複製品與原儲存於載體之數位資訊具同一性之心證即為已足，自不以取得原件為必要。至於能否藉由該複製品，證明被告有無犯罪事實，則屬證據證明力之範疇。又「供述證據」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其有無證據能力，應視是否合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有關傳聞法則例外規定決定；「非供述證據」因係「物證」，自無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祇須合法取得，並於審判期日經合法調查，即可容許為證據，而不生依傳聞法則決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問題。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係社群或通訊軟體儲存用戶互動對話及情境表達紀錄，此為依據社群或通訊軟體之儲存功能，本於機械作用真實保存當時對話之內容，就紀錄本身而言，未經人為操作，非屬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非屬供述證據，祇要與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復無事證足認有透過偽造、變造所取得之情事，經合法調查後，以之為論罪依據，無違法可言。查，周星宇所證其與楊登勝向上訴人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之過程，乃其親身見聞，自非傳聞證據。又卷附自周星宇手機內翻拍之手機截圖及照片（下稱數位證據），係周星宇於108年11月12日遭警查獲於108年5月間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曾峻杰後，於警詢、偵查中供出上開毒品來源為上訴人，所提供予警方之證據資料，為警方合法取得之證據。再者，周星宇證稱，108年間楊登勝為我男友，曾在我手機登入其當時之Google帳號，也有分享其雲端相簿給我，我因此取得編號1至14所示照片。2人於108年3月初講好，一起向上訴人購買半台甲基安非他命，由楊登勝傳送編號7 、11、12所示對話內容截圖給我等語。楊登勝亦證稱，我確實曾在周星宇的手機登入過我的Google帳號，不小心按到同步，所以2人手機內的相片均會相互同步到對方的Google相簿內等語。上訴人與周星宇、楊登勝均稱，編號7、11、12 所示對話截圖所顯示暱稱「阿銘」、「嚇鼠（老鼠圖示）寶寶了」之人為上訴人，且有編號1所示上訴人之相片及截圖內之大頭貼照片可佐，上訴人及楊登勝均未表示上開對話內容有經僞造、變造。上訴人就本案帳戶為其所有，且有編號 6所示108年3月13日23點38分，楊登勝轉帳3萬3000元至上訴人本案帳戶之事實不爭執，復有彰化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可稽（見偵查卷第70頁），足認編號7、11、12之對話內容截圖為上訴人與楊登勝之對話紀錄，亦與本案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復經原審於審理期日就本案數位證據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而有證據能力，自得採為本案判斷之依據。至上開數位證據是否足為本案補強證據，乃證明力之範疇，上訴人及其辯護人空言此為傳聞證人周星宇所提衍生證據而無證據能力（見原審卷第97、120頁），自無可採，此經原判決敘明理由，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再執前詞，對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行爭執，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㈡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採證認事，並不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即不容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再販毒者與購毒者，係屬對向犯罪之結構，對向犯證人之證述，固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而須以補強證據證明其確與事實相符。然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陳述者所述不利被告之犯罪情節非屬虛構，而能予保障其陳述之憑信性者，即已充足。是以購毒者或共犯之證述若有補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即足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尚難因其等於被訴販賣毒品案件中供出被告為毒品來源，請求依法減免其刑，即認其等證述不可信。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之供述、周星宇、楊登勝之證述、本案數位證據等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後，認定上訴人於108年3月間某日，以暱稱「阿銘」、「嚇鼠（老鼠圖示）寶寶了」傳送Line訊息予楊登勝，約定以3萬3000元之代價販賣毛重17.5公克（淨重16. 7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嗣楊登勝於108年3月13日23時38 分許，將3萬3000元匯至上訴人之本案帳戶，上訴人即於翌日（14日）20時7分後之同日某時，在其位於桃園市不詳地址住處，將前開數量之甲基安非他命交予楊登勝或周星宇其中1人之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並說明：周星宇與上訴人間並無仇隙，其所提出編號7、11、12所示上訴人與楊登勝間之對話內容顯示，某日18時14分至37分，楊登勝要向上訴人購買「半台現貨」，價格為「66∕2」（即1台為6萬6000元，半台為3萬3000元），上訴人要求先匯款等語，中午12時1 5分，楊登勝稱「等等可以過去拿的時候，跟我說」、迄晚間8時7分，上訴人表示「來了」、「可以來」，佐以編號5 、6所示（108年3月13日）23時38分，楊登勝帳戶有轉入本案帳戶3萬3000元之事實，編號9、10所示照片顯示計算3萬3 000元∕17.5公克，1公克為1,885.71429元，及編號14所示1 包白色結晶（即甲基安非他命）、編號8所示電子秤上顯示淨重16.75公克之照片，及周星宇於108年5月間以1公克甲基安非他命2000元之價格販賣予曾峻杰，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上訴字第331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在案等情，堪認周星宇所證本件交易過程真實可採，上訴人辯稱楊登勝會幫我修水電，買修水電的設備及安眠藥，我也會賣一些3C產品給楊登勝等語，楊登勝亦附和其詞，惟均未能提出相關佐證以實其說，自無足採。已就上訴人所辯何以不足以採信，依據卷內資料詳加指駁、說明其取捨之理由綦詳。核其所為之論斷，尚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上訴意旨仍為單純事實之爭執，任意指摘原判決不當，並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四、綜上，上訴意旨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主觀任意爭執，顯與法律所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說明，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林立華法官莊松泉法官李麗珠　　　　　　　　　　　　　　　法官陳如玲法官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8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583-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637號上訴人劉軒宏選任辯護人康皓智律師吳鴻奎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8月2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3210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472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劉軒宏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之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幫助犯一般洗錢罪刑，已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載述憑以認定之心證理由。三、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不利己之供述（坦承依姓名年籍不詳，於通訊軟體暱稱「呂賢仲」〈下稱「呂賢仲」〉之指示，於民國111年1 2月19日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信銀行〉申辦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並於同年12月26日於中信銀行開立外幣帳戶〈下稱本案外幣帳戶〉，復於同年12月27日將上開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交與「呂賢仲」等情），佐以證人即告訴人郭子翎、郭美奇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及卷附本案帳戶之存款基本資料暨歷史交易明細、本案外幣帳戶之約定轉入帳號歷史資料查詢結果及歷史交易明細、上訴人與「呂賢仲」於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之對話紀錄、原判決附表「證據」欄所示證據、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13346 號不起訴處分書等證據資料，經綜合判斷，認定上訴人有幫助洗錢犯行，並就上訴人否認犯行，辯稱：因當時需要錢，在通訊軟體看到「Money 麻吉貸」，與對方聯絡後，「呂賢仲」說貸款要用網銀的方式操作，所以依指示提供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予其操作，不知其拿去詐騙，伊無幫助洗錢的犯意云云，如何不足採信，說明金融帳戶資料為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若不以自己名義，且無正當理由蒐集他人金融資料使用，極可能是藉以取得不法財產犯罪所得，以遮斷金流而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財物之本質及去向，此迭經新聞媒體報導。上訴人行為時係滿50歲之成年人，自陳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房貸業務等工作，具有相當之社會經驗，且前有提供帳戶資料予來路不明之人使用，因罪嫌不足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上訴人並供稱經過上開案件的偵查程序，已知不可輕易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易遭他人拿去當作洗錢工具等語。況上訴人前曾向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貸款之經驗，依其先前貸款之情況，均未被要求提供網路銀行帳戶密碼資料以供對方使用，更可見「呂賢仲」並非正常之貸款公司人員。則其交付金融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資料予「呂賢仲」，該帳戶可能成為詐欺集團犯罪工具一節，自難諉為不知。另上訴人僅透過通訊軟體與「呂賢仲」聯繫，復未與對方會面，更不知其真實年籍資料，對方若非欲規避其不法行為被查緝，焉會如此？再者，上訴人於111年12月3 0日發覺有不明款項進出本案帳戶，且與「呂賢仲」所述透過外幣帳戶操作WhaleFin交易平台，有明顯出入，猶未及時掛失帳戶或更改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任由詐欺集團成員繼續利用上開帳戶收取詐欺贓款，可見其主觀上有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至於其在「呂賢仲」失聯後，雖隔天有去派出所報案，並提出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為證，然係在告訴人受騙將款項匯入前開帳戶，且款項陸續遭換匯、轉帳後所為，自難據此認定其主觀上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所為論斷，俱有卷內資料可資佐證補強，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與證據法則無違。且原判決事實係認定上訴人依其社會生活經驗，預見將自己金融機構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提供給不相識之人使用，可能因此被詐欺集團利用，以詐術使他人將款項匯入後，再予轉帳，而達掩飾或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目的，竟仍基於幫助他人掩飾或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不確定故意，透過Line將前開金融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交予「呂賢仲」等情，至於上訴人辯稱其係為自己目的而使用，並非交予他人，與出借之情形有別云云，僅係上訴人之辯解。另一般洗錢罪與特定犯罪係不同構成要件之犯罪，各別行為是否該當於一般洗錢罪或特定犯罪，應分別獨立判斷，特定犯罪僅係洗錢行為之「不法原因聯結」，即特定犯罪之「存在」及「利得」，僅係一般洗錢罪得以遂行之情狀，而非該罪之構成要件行為。特定犯罪之既遂與否和洗錢行為之實行間，不具有時間先後之必然性，只要行為人實行洗錢行為，在後續因果歷程中可以實現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效果，即得以成立一般洗錢罪，並不以「特定犯罪已發生」或「特定犯罪所得已產生」為必要，此為本院之一致見解。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白之論述於不顧，仍執陳詞，謂伊除提供本案銀行帳戶之存摺封面外，另提供國民身分證正反面與健保卡翻拍照片。倘主觀上有幫助洗錢之犯意，實無必要將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及健保卡拍照傳送對方。另郭子翎係於11 1年12月16日被騙，其匯款時間為112年1月4日；郭美奇則係 111年12月30日被騙，而於112年1月7日至1月10日匯款，但伊於111年12月19日才前往中信銀行開戶，渠等受騙時，伊尚未開立帳戶，可見伊非洗錢犯行之幫助犯。再者，伊提供銀行之帳戶密碼，係為自己目的使用，並非交予他人使用，原判決逕認伊有幫助洗錢的不確定故意，違反最高法院依10 8年度台上大字第3101號大法庭裁定所做判決之見解云云。係對本院見解有所誤解及就原審證據取捨、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徒憑己意，再為爭辯，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上訴人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幫助一般洗錢罪之上訴，既屬不合法而應從程序上駁回，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幫助詐欺取財罪，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上審判，應一併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黃斯偉法　官蔡廣昇法　官劉方慈法　官劉興浪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盧翊筑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637-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142號上訴人黃輝生選任辯護人林石猛律師梁志偉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522號，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031號、111年度偵字第512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黃輝生有其事實欄所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比較行為時法及裁判時法律，適用最有利之規定，改判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依修正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論處上訴人非法處理廢棄物罪刑，並諭知相關之沒收及追徵，已詳敘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三、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定有明文。該條項前段所稱「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係指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認為事實未臻明白，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獲實質辯護時（如無辯護人或辯護人未盡職責），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無待聲請，主動依職權調查之謂。而該條項但書所謂「公平正義之維護」，專指利益被告而攸關公平正義者而言，至案內存在形式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檢察官未聲請調查，然如不調查顯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且有調查之可能者，法院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此為本院101年度第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所統一之見解。此乃落實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並基於公平法院原則，限縮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惟未限制法院介入調查不利被告之證據，法院於具體個案，除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俾依刑事訴訟法第16 3條第1項因當事人之聲請而為調查外，尚可依同條第2項前段規定，依職權介入調查，此調查職權發動與否，法院仍得裁量，祗是檢察官不得依同項但書規定主張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不利被告之事項，並據以指摘法院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藉以豁免檢察官之舉證責任而已，非謂法院均不得調查對於被告不利之事項，是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前段行使其補充、輔佐性之調查職權，縱屬調查不利被告之事項，亦不得指為違法。上訴意旨謂法院未曉諭檢察官聲請，逕依職權向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調取本案土地之航空照片，原判決並以之作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據云云，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法院之適法理由。本件原判決係依憑上訴人之供述，及證人張簡金榮、柯瑞珍、許正雲、劉俊璋、蔡承祐、陳進士、張乃文、黃玉恒、莊有明等人之證詞，復參酌卷內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屏東縣政府環保局）稽查紀錄暨勘驗照片、財團法人臺灣省屏東縣東港東隆宮（下稱東隆宮）第8屆第1次臨時董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土方運送契約、供土同意書、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簽呈、屏東縣政府環保局函、法務部調查局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會勘紀錄表，及檢察官勘驗本案土地之結果，暨其他證據，詳加研判，而據以認定上訴人有其事實欄所載未經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行，已詳敘其採證認事之理由。並就上訴人所辯：其回填本案土地之物，是向佳定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佳定公司）購買的土方，以及向高雄地區業者購買的營建剩餘級配，並非廢棄物云云，何以不足以採信，以及證人周瑋陞所證稱：因本案經環保局初判所回填者是剩餘土方，非回填廢棄物，所以沒有裁罰云云，暨台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宇公司）出具之土壤樣品檢測報告書、屏東縣政府環保局民國112年2月13日屏環廢字第11 230408000號函，如何不足以資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已斟酌卷內資料詳加指駁，及說明其取捨之理由甚詳，其論斷說明俱有前揭證據資料可稽，且不違背證據法則及論理法則，即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判斷證據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自不能任意指摘為違法。而原判決依據卷內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簽呈內容，及張簡金榮、柯瑞珍、許正雲、劉俊璋之證詞，認供土同意書僅係佳定公司出具交由上訴人收執，用以證明達佑交通有限公司（下稱達佑公司）與和泩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和泩公司）有合法之土方來源，並非佳定公司確有供應任何土方予上訴人、和泩公司或達佑公司等情，因認上訴人所辯：本案土地之部分填土，係來自於佳定公司云云尚難採信，業已剖析論敘甚詳，上訴意旨所執上訴人信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現改制為行政院環境部）函釋，認佳定公司所產生之廢棄物屬家戶以外所產生之一般廢棄物，而與該公司簽訂供土同意書一節，縱或屬實，惟本案土地之填土，既非來自於佳定公司，即不影響原判決關於上訴人本件犯罪之成立，自無上訴人之行為屬依法令之行為，而得以阻卻違法可言。至卷內屏東縣政府環保局112年5月4日屏環廢字第11231867500號函固載敘：本案開挖之疑似爐渣廢棄物亦不排除可能係魚塭、堤防道路、水路、護岸等設施廢止後之產出物等旨（第一審卷一第415頁），而上訴人於原審執該局112年2月13日屏環廢字第11230408000號函，辯稱：本案土地開挖結果所回填之物質為營建剩餘土石方，非屬廢棄物，而開挖發現之少量疑似爐渣廢棄物，檢驗結果尚未超出毒性特性溶出程度（TCLP）溶出標準，無法證明爐渣係上訴人回填，應係本案土地原有之柏油路、塭寮、綠地等打碎壓進去云云，然原判決將屏東縣政府環保局111年1月13 日稽查紀錄所載，與該局112年5月4日屏環廢字11231867500 號函，及屏東縣新園鄉鹽龍段800之2地號土地於101年9月2 日航空照片所示內容，相互勾稽，對於如何認本案土地開挖出之瀝青、爐渣係自他處載至本案土地回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為不可採，已闡述甚詳，而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 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若僅為行政機關單純之事實敘述、理由說明或觀念通知，自非行政處分。上述屏東縣政府環保局函文均係就第一審法院函詢事項所為回覆，僅為該局對第一審法院之書面報告，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規制效果，自非行政處分，亦顯非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所規定之解釋性行政規則，即無上訴意旨所指發生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可言，亦不得以該等函文內容所為之事實認定，逕行援引為本案之事實認定。又上訴人於原審未曾聲請調查上訴人得以節省之成本與其向東隆宮報價較低間之因果關係，或向台宇公司函詢採樣檢測情形，亦未聲請向行政院農業部或環境部函詢關於本案土地開挖結果所示磚塊、混凝土塊、瓦片、塑膠水管、廢塑膠布袋、爐渣、廢瀝青等物，是否可能為魚塭廢棄後之殘留物等事項，何況原審審判期日經審判長詢以「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上訴人及原審辯護人均答稱「沒有」，並未聲請如何調查上開事項，有卷內審判筆錄可查（原審卷第240、241頁）。而原審斟酌前揭相關事證，認此部分事證已臻明確，且因欠缺調查之必要性，未就該部分再行調查，亦無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可言。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白論斷於不顧，未綜觀全案證據，僅擷取張簡金榮、柯瑞珍、陳進士、張乃文之片斷陳述，作為對自己有利之解釋，且爭執上開會勘紀錄等相關證據之證明力，就其本件未經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非法處理廢棄物犯行之事實，再事爭辯，猶執上開屏東縣政府環保局函文，而謂該等函文內容所為事實之認定，具有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原審應受其拘束，或屬解釋性行政規則，原判決亦應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且其所為乃信賴前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釋內容，屬依法令之行為，原判決所為認定，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云云，並以原審未調查上開事項，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依前揭說明，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第三審為法律審，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故於第二審判決後不得主張新事實或提出新證據而資為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上訴人於原審始終未曾提出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籌備處編印之「養魚池工程設施概說」資料，乃其於上訴本院後始行提出，顯係在第三審提出新證據，依上述說明，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六、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上之爭執，暨其他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依上說明，應認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法　官林庚棟法　官林海祥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1142-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667號上訴人張訓睿選任辯護人李瑀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10月1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627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603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諭知上訴人張訓睿無罪之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從一重論處其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共2罪刑（俱一行為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1月、1年4月），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8月及為沒收（追徵）之宣告，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並認定事實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上訴人之上訴意旨略以： 上訴人並未參與詐欺集團，與蔡冠勛（另案判處罪刑）、陳昱鵬（業據另案起訴）間之往來款項係天九牌之賭博債務，上訴人主觀上並無詐欺或洗錢之犯意，自不構成犯罪。 依卷内資料，陳昱鵬本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下稱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交易明細，僅節錄至民國110年9月8日為止，顯然無從認定陳昱鵬於同年9月11日匯至上訴人本案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戶（下稱本案郵局帳戶）、繼而由上訴人提領之款項，亦為本案被害人遭詐騙而匯款之金流，自難認定上訴人此部分構成犯罪。原判決就此僅以上訴人本案郵局帳戶之交易明細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顯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且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及理由欠備之違誤等語。惟查： 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㈠原判決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於理由欄敘明認定上訴人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與蔡冠勛、陳昱鵬及其他不詳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分別提供金融帳戶，作為第三至五層帳戶，並均擔任提款車手，負責將領得款項轉匯至下一層帳戶，嗣經該詐欺集團對被害人沈億茹、李常先詐騙，致其等分別匯款至第一層帳戶後，被層轉至第四層或第五層之本案郵局帳戶內，再由上訴人前往提領，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妨害國家偵查機關對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及保全而洗錢等犯行之得心證理由。另對於上訴人否認犯行，辯稱：我與蔡冠勛、陳昱鵬都是國中同學、相識之友人，常在一起賭博，蔡冠勛、陳昱鵬因賭博而積欠我賭債，上開我提領之款項，均係蔡冠勛、陳昱鵬清償欠我的賭債，我不知該錢的來源是詐騙的錢，亦未參與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我之所以於款項匯入後馬上提領，是因為我有交通違規罰單，怕被強制執行等語，以及其辯護人為其辯護稱：蔡冠勛於110年9 月8日收到陳昱鵬的轉帳，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新臺幣（下同）48萬元，此部分已經由蔡冠勛以現金提領，另一部分10 萬元，轉匯給上訴人9萬9千元，如果說蔡冠勛是詐騙集團所控制的提領車手，而陳昱鵬匯給蔡冠勛的錢，全部都是詐騙不法所得，為何蔡冠勛要分做不同處理？既然蔡冠勛知道要用提領現金方式規避查緝，為何又要用匯款方式留下犯罪金流紀錄，讓檢警查到上訴人？所以說蔡冠勛做不同模式處理，很可能係就10萬元作自己的消費才匯款給上訴人，而上訴人也不知道前開的10萬元與詐騙款項有何關聯性，又若陳昱鵬真的是詐欺轉匯的車手，以本次的金流來看，陳昱鵬明顯可以跳過蔡冠勛直接將不法金流匯款給上訴人，如此蔡冠勛在金流鏈中全無存在的必要，而若蔡冠勛在金流鏈中有存在必要，但其都已經有提領現金的行為，又如何需要上訴人的第五層帳戶用來收受轉匯不法所得，因此本件上訴人收受的款項，不能僅以客觀上輾轉來自於詐騙款項而認定上訴人明知或有預見此情，其相信蔡冠勛與陳昱鵬匯給上訴人的錢，係本於其2人的財產直接消費處分等語，如何認與事實不符而無足採等情，詳予指駁。㈡經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任意推定犯罪事實、違背證據法則、調查職責未盡、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㈢再：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固規定，依本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但應行調查之證據範圍，在同法並未定有明文，該項證據，自係指第二審審判中已存在之證據，且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應行調查者而言。卷附之陳昱鵬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交易明細雖僅記載至110年9月8日，惟上訴人本案郵局帳戶交易明細已明確記載於同年9月11日有自陳昱鵬本案中國信託帳戶轉入之款項（見111年度偵字第36031號卷第109頁），原審依此認定陳昱鵬有於110年9月11日匯款至上訴人本案郵局帳戶，並由上訴人提領等情，並無何認定事實不依證據可言。且原判決亦已說明如何依據上訴人之部分陳述、證人即告訴人沈億茹、李常先之證詞，暨如原判決附表一「證據資料」欄所示之證據資料而為認定之旨，並非僅以陳昱鵬本案中國信託帳戶或上訴人本案郵局帳戶之交易明細，作為認定上訴人本件犯罪之唯一證據，自無採證違背證據法則之情事。何況，依卷內資料，上訴人及其辯護人於原審審判期日，經原審審判長詢以「尚有證據請求調查」時，均答稱「無」（見原審卷第216頁）。原審認上訴人本件犯罪之事證已明，未再贅為其他無益之調查及論述，難謂有調查證據職責未盡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㈣上開上訴意旨所指各節，或係就無礙於事實認定之事項，或係重執上訴人在原審辯解各詞及其個人主觀意見，就原審採證認事適法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為爭執，俱難認係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上訴人之其他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綜上，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莊松泉法　官陳如玲法　官李麗珠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淳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667-2025032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32號上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戴慶國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08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9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無罪部分，撤銷。戴慶國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香蕉果手參拾參簍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戴慶國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竊盜犯意，於民國112年11月2 2日21時許至22時44分許，二度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前至林基泰種植香蕉之屏東縣○○ 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稱912、913地號香蕉園、916地號香蕉園，合稱本案香蕉園），攜帶客觀上具有危險性可供兇器使用之鋒利刀具而以該刀具割裂香蕉植株而竊得香蕉果手33簍後，以本案車輛載運駛離現場。嗣於翌日林基泰發覺失竊而報警循線查獲上情。二、案經林基泰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58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二、訊據被告戴慶國（下稱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攜帶兇器竊盜之犯行，辯稱：我是去釣魚、噴漆，我沒有攜帶香蕉刀、沒有進入本案香蕉園，我看到本案香蕉園裡有手電筒的燈光，我以為是採收的人等語。三、然查：　㈠認定事實採認證據之說明　⒈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亦即，認定被告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或被告有無參與不法犯行，必須連貫各行為人行為情境之「前後脈絡」，以及相關證據間之相互印證、補強作用，作為判斷基礎。　⒉又情況證據固然無法直接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在與否，但可用以證明間接事實之存在，再以間接事實推論直接事實，另情況證據亦可用以證明實質證據證明力之有無或強弱；積極之情況證據，倘係獨立於待補強證據之證據方法或證據資料，且具證據能力，論理上即具有補強證據之適格性；於積極之情況證據與消極之情況證據併存之情形，消極之情況證據雖能發揮證明消極之間接事實存在，或減損、削弱實質證據證明力之功能，惟積極之情況證據所為之事實推論，倘合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且待補強之實質證據經適格之情況證據予以補強及相互利用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其事實認定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　⒊另基於習性推論禁止之法則，被告之前科紀錄屬品格證據，不得用以證明其品格與本案犯罪行為相符或有實行該犯罪行為之傾向。惟被告之前科紀錄，倘與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在證據法上則可容許檢察官提出供為證明被告犯罪之動機、機會、意圖、預備、計畫、知識、同一性、無錯誤或意外等事項之用，而非資為證明其品性或特定品格特徵，即無違上開法則。此等證據因攸關待證事實之認定，如屬審判中案內已存在之資料，祗須由法院依法定之證據方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使當事人、辯護人等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非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　⒋再以自動監視錄影而拍攝儲存於電腦設備之數位檔案，乃全憑機械力拍攝取得，未經人為操作，或伴隨有人之主觀意見在內，自有證據能力。法院如以之為物證，亦即以該自動監視錄影、電腦設備及其內儲存之數位檔案之存在或形態為證據資料，其調查證據之方法，固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之規定，提示該自動監視錄影、電腦設備及其內儲存之數位檔案，命被告辨認；如係以該數位檔案內之畫面作為證據資料，而該等畫面業經檢察官或法院實施勘驗，製成勘驗筆錄，則該筆錄已屬書證，法院調查此項證據，如已依同法第165 條第1項之規定，就該筆錄內容向被告宣讀或告以要旨，即無不合。　⒌惟用以證明數位檔案內容之證據，並非僅限於數位檔案之原件，倘如：原件佚失或毀損並非舉證方惡意所為、透過司法程序仍無法獲得原件或對造方就原件替代品之證據適法性並不爭執等條件時，亦得藉由訊問前已見知該數位檔案內容之人，使其為陳述，因具有不可替代性，故訊問此前已得知數位檔案內容之人，刑事訴訟法第210條明定，應適用關於人證之規定。此供述證據與數位檔案證據，均屬各自獨立的證據方法，各該證據方法並非絕對不能互為補強證據，此乃屬證據證明力範疇，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　㈡本案之查獲經過與事實認定　⒈依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113年3月28日東警分偵字第113 30745500號函、113年5月6日東警分偵字第11331151100號函、113年5月19日東警分偵字第11331312400號函113年5月31 日東警分偵字第1139000066號函暨各檢附之員警偵查報告（見原審院一卷第29至47、71至83、89至97、109至112頁）可知：　⑴本案係員警於112年11月23日接獲告訴人林基泰（下稱告訴人）報案，隨即調取周遭監視器影像發現BDQ-2537小客車於11 2年11月22日21時許進入、22時許離開、22時40分再次返回本案香蕉園地段，嗣於112年12月24日上開BDQ-2537小客車車主即被告因至南州鄉香蕉園行竊另經警查獲，而由本案員警前往南州分駐所詢問被告察知。　⑵員警於調閱本案香蕉園旁光電廠監視器發現於112年11月22日 21時05分許，在本案916地號香蕉園前停放一部汽車、21時3 6分許，在本案912、913地號香蕉園內有燈光閃現，因該光電廠監視器時間斷續，故僅能研判21時至22時為竊盜時段。　⑶再以現場及周遭監視器畫面，在112年11月22日17時30分直至翌(23)日上午7時許期間，除被告駕駛之BDQ-2537小客車，並無發現其他車輛有在香蕉園停留或經過之情形。　⒉上開光電廠監視器錄影畫面斷續情形：　⑴此經證人即員警陳銀財到庭具結證述：該監視器是全程錄影也有智慧監測功能，就是有人車經過就會有自動拍攝紀錄，在現場是看智慧監測內容顯示大概什麼時間有人車經過的軌跡，沒有看全程，想說把全程畫面拷貝回警局再看，但回來看發現時間會亂跳，就如同原審勘驗結果會斷斷續續。我當初在光電廠現場看畫面，沒有斷斷續續，可以看到光搖晃，感覺就像有個人拿著手電筒走來走去。其他時間畫面都是烏漆抹黑的。之後因為已經研判作案時間就沒有想再回去備份，現已無檔案備份，光電廠的檔案保存最多20幾天，現在應該不會再有。該監視器鏡頭就是朝本案香蕉園拍攝，晚上沒有燈光，所以看不清楚，但白天就照得很清楚。所謂的電腦顯示有活動痕跡，是說一般畫面是都很平靜都沒有什麼人車經過。如果有人車或畫面突然亮亮的，類似有一些活動，機器就會智慧偵測，這段時間可能有什麼事發生。監視器畫面如果香蕉園有人拿燈光照來照去，監視器就會自動偵測說這時候有活動痕跡。現場那個時間點有人在香蕉園裡一直不知道做什麼事情，監視器才會自動偵測當時有活動。所以「人車頻繁經過」是指電腦顯示的現場偵測痕跡，並非現場有真實的大量人車經過等語（見本院卷第91至98頁）。　⑵是原審勘驗前揭光電廠監視器檔案結果，雖可見畫面時間「2 023/11/22 21：05：59」有一台車輛停在檳榔園附近，「20 23/11/22 21：36：32」電線桿後方有光，光源上下移動、由左往右持續移動，惟整體畫面出現斷斷續續、模糊不清，且有馬賽克圖案（見原審院一卷第199頁），然此係受限於監視錄影畫面之畫質、錄影格式與現場狀況而非必然因此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故雖監視器畫面斷斷續續、模糊不清，亦未攝得割取香蕉過程、人物臉部或車輛特徵，亦不影響前揭證人即員警陳銀財之供述證據係各自獨立之證據方法所得之證據價值，況前揭光電廠監視器錄影檔案內容顯非員警蒐證時惡意造成，且現已無法獲得原始檔案，自難以該監視器錄影畫面斷續、模糊、馬賽克而逕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⒊被告坦承當時出現在本案香蕉園然所辯顯不合理　⑴被告固辯稱其係去釣魚、噴漆等語，然依113年5月2日員警職務報告記載912、913地號香蕉園與916地號香蕉園中間雖有溪流，但很淺，未看過有人在此釣魚等語（見原審院一卷第 73頁），且證人林基泰於原審審理具結證稱：案發時為枯水期，大排根本沒水，如何釣魚等語（見原審院一卷第198頁）；證人即員警陳銀財亦於本院具結證述：本案香蕉園中間有一個大排水溝，類似溪流，溝渠很大，兩邊是雜草和泥土，中間有非常細的水流經過。那時候是11月份應該是枯水期，應該也不會太多水。我也沒看過有人下去，也沒看過有人在裡面。我們平常巡邏經過也不會看見溝渠裡面會有人在裡面，是有看過牛在裡面，因為附近有個牧場，會放牛進去吃草。我們巡邏也不會下去等語（見本院卷第94頁），核以被告於原審自承從本案香蕉園至其住處約1、20幾分鐘等語（見原審院一卷第213頁），是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有指出進入該溝渠之梯道，然以現場夜間無燈光，渠高水低，周遭是雜草與泥土，核以一般常情判斷，一般人不至於特地大費周章遠至本案香蕉園附近釣魚，更顯無於夜晚無光之本案香蕉園現場噴漆之必要，自難認被告辯解合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判斷。　⑵再以被告於原審審理時提出當時釣魚之LINE對話紀錄、釣魚之現場照片（見原審院一卷第155至159頁），該對話雖顯示係11月22日21時許所傳，並且地點係於「林邊鄉竹林村」，然細觀該照片係於公元2022年即111年11月22日所拍攝，並非本件案發時間112年11月22日，益徵被告辯解難認可採，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⒋本案攜帶兇器竊盜之事實認定及告訴人失竊之香蕉果手數量　　依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113年7月9日東警分偵字第113 8002540號函檢送告訴人調查筆錄及香蕉園樹對比照片、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113年7月14日東警分偵字第113900 1787號函檢附香蕉樹遭刀物切割斷處之近照2張（見原審易字卷第165至171、173至179頁）可見，告訴人種植本案香蕉園自行採收與遭竊盜割取之痕跡明顯可分，且遭割斷之香蕉植株橫切面照片明顯可見非以徒手扭斷，而係遭以鋒利刀具割斷，是本案告訴人失竊香蕉果手數量自應以告訴人逐一清點確認是33株香蕉植株遭刀具竊割33簍為準，檢察官起訴書所認10簍，應係以被告於警詢坦承「竊得10-15簍」等語（見警卷第2頁）而為被告有利之推認所致，尚難認與事實相合，又以上開香蕉植株遭利器切割之痕跡而言，被告所使用之刀具顯然客觀上具有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造成危險性由得資為兇器使用無疑。　㈢綜上所述，縱前至本案香蕉園之道路有4處，然經員警調閱觀看周遭監視器錄影畫面發現案發當時僅有被告駕駛之BDQ-25 37小客車於112年11月22日21時許至22時44分許間，二度進入經過本案香蕉園地段，且本案香蕉園於此間有手電筒燈光閃現，被告所辯稱於該地釣魚、噴漆之情節不合理且無所憑，被告復有駕駛前開自小客車竊取他案香蕉果手之同一性質犯罪行為之品格證據，是相互利用本案卷內之間接證據，已足使本案犯罪事實獲得確信，亦即被告本案攜帶兇器竊盜香蕉果手33簍之事實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被告2次前往上開地點竊盜之行為，係基於單一之決意，並於密接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償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而為包栝之一罪。五、撤銷改判及量刑理由　㈠原審以檢察官未證明被告確有攜帶香蕉刀進入本案香蕉園竊取香蕉之事實，尚難僅因被告就經過該處之原因，供述與常情未合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不能確信被告犯攜帶兇器竊盜而無合理之懷疑而判決無罪，固非無見。惟被告本案攜帶兇器竊盜之犯行，已經本院綜合卷內事證予以認定如前，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判決就此部分為無罪判決有違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體能智識正常，雖無固定職業，仍能靠打零工賺取維持生計之財物，竟為己不法利益，無視告訴人歷經香蕉植株之種植排列、蕉園雜草控制、施肥、留萌及除芽、整疏果把、灌溉與排水、果防保護及套袋、災害預防等辛勞過程，終得香蕉果手成熟能摘取販售之時，竟利用夜間無燈光、周遭防盜設施欠缺，以攜帶兇器前至本案香蕉園，粗殘割裂盜取香蕉果手33簍，將告訴人勞力所得歸己不勞而獲，目無法紀、破壞社會治安，造成告訴人財產損失及對社會互助生活之不信任，犯後復飾詞狡辯，毫無悔過之意，遑論賠償告訴人所受財產損失，兼衡其本案犯行前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41至42頁），犯罪手段、情節，及其自陳之學歷、工作、經濟及家庭狀況（見本院卷第10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六、沒收宣告　㈠犯罪所得之物　　被告所竊得香蕉果手33簍，未經扣案，且無證據證明被告獲有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 3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不予宣告沒收之供犯罪所用之物　　至被告攜帶而犯本案竊盜之兇器刀具，未經扣案，無從認定是否屬於被告，爰不予宣告沒收。又本案車輛雖為被告所有且供本案竊盜犯行所用之物，惟衡酌本案車輛仍有日常代步之用途，非違禁物，且非專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再以車輛具有相當財產上價值，若予宣告沒收，衡以被告竊得財物之價值，則與比例原則有違，亦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郭書鳴、蔡瀚文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映妏提起上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莊珮君　　　　　　　　　　　　　　　　　　　法　官　楊智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建瑜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犯竊盜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2025-03-27

KSHM-113-上易-532-20250327-1

上

最高行政法院

都市更新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297號上訴人陳賜文何碧嬌共同訴訟代理人朱駿宏律師被上訴人臺北市政府代表人蔣萬安參加人泰鼎臨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李原碩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4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何碧嬌之訴暨其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二、其餘上訴駁回。三、駁回部分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陳賜文負擔。　　理由一、上訴人陳賜文、何碧嬌為臺北市松山區寶清段二小段187地號（下稱187地號）土地分別共有人，並分別為坐落其上之門牌號碼臺北市松山區塔悠路00巷0號0樓建物分別共有人及臺北市松山區塔悠路00號0樓建物之所有權人。訴外人程建輝前於民國106年9月20日以臺北市松山區寶清段二小段155 、167-1、167-2、167-3、170、171、172、173、174、174- 1、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 、188、189、190、191、205-16地號等25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申請自行劃定為都市更新單元（下稱系爭都更單元），並經被上訴人以106年10月23日府都新字第10632160400號函（下稱系爭劃定都更單元處分）核准在案。參加人為系爭都更單元之都市更新（下稱都更）事業實施者，於106年12 月28日擬具「擬訂臺北市松山區寶清段二小段155地號等25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事業及權變計畫）送請被上訴人審議，經被上訴人踐行聽證程序後，以110年11月10日府都新字第11060153433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准實施，上訴人不服，遂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以111年度訴字第41 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後，上訴人仍不服，爰提起本件上訴。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參加人於原審之陳述，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三、原審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係以：㈠參加人係於都更條例1 08年1月30日修正施行前即擬具系爭都更事業及權變計畫報請被上訴人審核，該計畫之審核，依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可適用108年1月30日修正施行前之都更條例（下稱修正前都更條例）相關規定。㈡訴外人程建輝前於106年9月20 日已以系爭土地申請自行劃定為都更單元，並經被上訴人以系爭劃定都更單元處分核准在案，該處分已載明救濟教示之旨，被上訴人亦將劃定系爭都更單元之資料上網公告，且系爭劃定都更單元處分係於106年10月27日寄存送達程建輝等情，亦為原審辦理原處分相關行政爭訟事件於職務上已知之事實，堪認被上訴人前作成核准劃定都更單元之行政處分，系爭都更單元並不包括上訴人之土地。被上訴人所為系爭劃定都更單元處分，已具行政處分要件，並無行政程序法第11 1條各款所定處分無效情形，且該處分迄今未經撤銷、廢止或其他事由而失效，即有存續力及構成要件效力，原審自不能在本件訴訟再行審查該行政處分之合法性，而應尊重該行政處分，以其為審查原處分合法性基礎。㈢修正前都更條例第25條第1項但書本即明定都更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除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外，於符合法定要件下尚得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8 條第2項顯係針對容積移轉而為之規範，實與獎勵容積無涉。況該規定僅是指許可移入容積之上限，非謂被上訴人一定要核准移入容積40％。又上訴人既非系爭都更單元內之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自無同意都更事業計畫報核或以何種方式實施之權利，亦無本於權利變換計畫、合建協議或其他實施方式，獲取都更重建後土地建物分配的權利，是不論參加人如何擬定系爭都更事業及權變計畫，該計畫是否有假權利變換之名行真合建、委建之實，或被上訴人核定更新獎勵容積比例是否妥適、核定之時間是否已經逾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20條規定，均與上訴人不相關，難認上訴人有何法律上利害關係而有權利保護必要。㈣參加人於擬具系爭都更事業及權變計畫時，已明確表示欲依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自治條例（下稱北市廢巷條例），於申請建築執照前向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辦理廢止臺北市松山區塔悠路18巷及八德路4段511巷位在系爭都更單元內之部分，又細繹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都審會）第428次會議、第471次會議紀錄之記載，都審會第428次會議與會委員確有針對八德路4段511巷廢巷問題予以討論，而參加人於該次會議亦有針對塔悠路18巷及八德路4段511巷廢巷問題予以說明，都審會第471次會議亦有委員對於參加人之廢巷計畫有所討論，並經參加人說明廢巷計畫，其後都審會方作成參加人必須在申請建造執照前完成廢巷公告之決議。㈤參加人欲依北市廢巷條例辦理廢止塔悠路18巷（部分）及八德路4段511巷（部分），而北市廢巷條例第2條已明定該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都發局，能否廢巷依該條例第8條則須經「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審議委員會」審議，可見廢巷與否並非被上訴人於審議系爭都更事業及權變計畫時所能決定。此外，細繹原處分說明五，可見原處分乃以附款要求參加人必須於申請建造執照完成前依北市廢巷條例完成廢巷程序，並非表示已經核准廢止系爭都更單元內塔悠路18 巷及八德路4段511巷之現有巷道。而被上訴人對於核准系爭都更事業及權變計畫既有裁量權，本可於作成原處分時為此附款，非謂必須先完成廢巷程序，被上訴人始得核准計畫，亦非如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對於參加人需於何時完成廢巷程序無設定期限，原處分說明五已載明必須在「申請建造執照完成前」完成公告廢巷。㈥上訴人主張位在187地號土地上之塔悠路36號建物結構會因系爭都更事業及權變計畫拆除同一張建照之34號建物而受影響云云。然依建築法第78條規定，建築物之拆除，除非有建築法所定例外事由，均須經建築法主管機關審核施工安全性核發拆除執照後始得為之，而細繹原處分說明七，可見其雖核准實施系爭都更事業及權變計畫，惟參加人具體實施時，仍須主管機關依法核發拆除執照後始得為之，非謂被上訴人一作成原處分，參加人即可逕行拆除系爭都更單元內之房屋，難認原處分已對於塔悠路36號建物結構造成破壞而損害上訴人權利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四、本院查：　㈠駁回（上訴人陳賜文上訴）部分：　　1.按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明定：「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於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施行）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除第三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查訴外人程建輝前於106年9月20日以系爭土地申請自行劃定為都更單元，經被上訴人以系爭劃定都更單元處分核准在案。嗣參加人於106年12月28日擬具系爭都更事業及權變計畫送請被上訴人審議等情，為原審依法所確定之事實。是依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系爭都更事業及權變計畫之審核，適用修正前都更條例相關規定，於法並無不合。　　2.又按修正前都更條例第19條規定：「（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公告三十日及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變更時，亦同。（第2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並舉辦公聽會；……。（第4項）前二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第5項）依第七條規定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或採整建、維護方式辦理之更新單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者，於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不受前三項規定之限制。」第19 條之1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變更，得採下列簡化作業程序辦理：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而辦理變更者，得逕由各級主管機關核定發布實施之，免依前條規定舉辦公開展覽、公聽會及審議：㈠第二十一條第二款所定事項之變更，於依第二十二條規定徵求同意，並經原實施者與新實施者辦理公證。㈡第二十一條第十一款所定事項之變更，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二、第二十一條第七款至第十款所定事項之變更，經各級主管機關認定不影響原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者，免舉辦公開展覽、公聽會及依第二十二條規定徵求同意。」上開條文於108年1 月30日修正時分別移列為第32條及第34條，其中第32條第 1項增訂都更事業得逕送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之規定，第2至4項則未修正，第5項酌作文字修正，並增訂第6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與事業概要內容不同者，免再辦理事業概要之變更。」以縮短行政作業程序；第34條則增訂第1款，原第1、2款分別遞移至第2、3款並予修正，就都更事業計畫之變更，按不同情形而採取免舉辦公聽會、公開展覽、徵求同意或審議之簡化作業程序辦理，以加速行政流程。另依司法院釋字第 709號解釋意旨，增訂第33條規定主管機關核定發布實施都更事業計畫前，應舉行聽證之原則。依上開規定可知，由於都更事業之實施，影響人民權益至深且鉅，故而都更事業計畫之擬訂及審議，應透過公聽會、公開展覽及聽證程序，讓民眾有充分參與之機會。於擬訂及審議程序中，如認原擬訂內容非妥，亦不排除辦理變更而予調整修正，至於變更後則視其計畫變動程度、有無減損關係人權益及取得同意等不同情形，決定是否補行公聽會、公開展覽、聽證、徵求同意或審議，然非要求實施者自始擬訂之計畫至審議結果均不得變動。　 3.經查，訴外人程建輝於106年9月20日以系爭土地申請自行劃定為都更單元，並經被上訴人以系爭劃定都更單元處分核准在案，該處分已載明救濟教示之旨，經上網公告並送達程建輝。上訴人陳賜文為187地號土地分別共有人，其土地並不在系爭都更單元內。參加人為系爭都更單元之都更事業實施者，擬具系爭都更事業及權變計畫送請審議，經被上訴人踐行聽證程序後，於110年11月10日以原處分核准實施等情，為原審依職權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證相符。原判決並論明：被上訴人所為系爭劃定都更單元處分，既未經撤銷、廢止或其他事由而失效，即有存續力及構成要件效力，自應作為審核系爭都更事業及權變計畫的基礎，不得將非屬系爭都更單元範圍之土地納入審核。上訴人陳賜文既非系爭都更單元內之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自無同意都更事業計畫報核實施，及分配都更後土地建物之權利，此部分縱有爭議，亦與上訴人陳賜文無涉。參加人於擬具系爭都更事業及權變計畫時，已載明將依北市廢巷條例，於事業計畫核准後申請建築執照前，向都發局辦理公告廢止位在系爭都更單元內之塔悠路18巷及八德路4段511巷部分。且細繹都審會第428次、第471次會議紀錄，與會委員確已針對廢巷問題予以討論，並經參加人說明後，作成參加人須在申請建造執照前完成廢巷公告之決議，被上訴人原處分乃於說明五以之為附款，並非表示對於廢止系爭都更單元內塔悠路18巷及八德路4段511巷之現有巷道有所准駁等語，據以維持原處分，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及法律上意見，經核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證據法則或理由不備之情形。上訴人陳賜文上訴意旨復執陳詞，以系爭都更事業及權變計畫於提出之始，應將所擬廢巷之具體內容加以明訂，於後續辦理公開展覽、公聽會、聽證時，關係人方得就計畫之詳細內容加以討論，提出異議與解決方法，若僅由都審會為判斷，將剝奪其於都審會前之受告知權與意見表達權利等語，主張原處分說明五有關廢巷部分，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判決逕認原處分合法，有判決違背法令云云，均無足採。　　4.至於上訴人陳賜文主張：其於原審聲請調查都審會第471 次會議之錄音、錄影檔案，以釐清原處分說明五之作成是否確有具體討論，蓋充分討論說明為正當法律程序之基礎，上訴人陳賜文聲請此證據在於釐清該次會議是否踐行正當法律程序，與原處分之作成，自有直接關係而有調查必要。原判決未依行政訴訟法第133條規定調查證據，有不適用法規之判決違背法令云云。然查，都審會第471次會議紀錄，前經上訴人陳賜文於起訴時即提出在卷，其詳載該次會議進行內容，已可審查被上訴人有關正當法律程序之踐行，上訴人陳賜文出於臆測，逕自主張應調查該次會議之錄音、錄影檔案，難認有據。原判決並指明：上訴人陳賜文以都審會第471次會議時，會議時間只有1小時30分鐘，每項議案僅討論1分鐘，不可能充分討論，都審會委員已觸犯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因而請求調取該次會議錄音、錄影檔案。惟會議討論事項是否已充分討論，與開會時間長短無必然關聯，亦非謂開會時間未如與會者所預期，會議紀錄即不可能如實記載，上訴人陳賜文調查證據之聲請並無必要等語，已論明不予調查之理由，尚無其上訴所指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可言。　　5.上訴人陳賜文又主張：原判決雖認原處分說明五有設定期限，惟細繹原處分說明五之記載，所謂「申請建造執照完成前」係一不確定期間，該文句之期限，究係指參加人「申請建造執照前」或「建造執照經申請，核准前」，抑或「建造執照經申請，建築完成前」，均非明確。且若參加人遲不申請建造執照，將陷本案都更計畫之執行程序、遭廢巷程序影響之相關人的法律權益，皆停滯於不確定之狀態，是原處分說明五之記載就期限部分顯有重大明顯瑕疵，依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規定，應屬無效。原判決未察及此而駁回其於原審之訴，有適用法規不當之判決違背法令云云。惟查，原處分說明五乃以附款要求參加人辦理現有巷道廢巷事宜，必須於「申請建造執照前完成公告廢巷」，其文義指「申請建造執照前」依北市廢巷條例完成公告廢巷，亦即須先完成公告廢巷後始得申請建造執照，並無上訴意旨所指摘「建造執照經申請，核准前」或「建造執照經申請，建築完成前」等意涵，自無期限不明確可言。是其上訴主張上開附款無效，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云云，並無可採。　　　　6.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陳賜文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此部分應予駁回。　　　㈡廢棄（上訴人何碧嬌上訴）部分：　　 ⒈行政訴訟法第37條第1項規定：「二人以上於下列各款情形，得為共同訴訟人，一同起訴或一同被訴：……二、為訴訟標的之權利、義務或法律上利益，為其所共同者。三、為訴訟標的之權利、義務或法律上利益，於事實上或法律上有同一或同種類之原因者。」第39條第1款規定：「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適用下列各款之規定：一、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若對於共同訴訟的各人，必須合一確定，即法律上必須為一致的裁判，而不能為相歧異的裁判者，為必要共同訴訟，於此始有行政訴訟法第39條第1款規定之適用；反之，對共同訴訟人而言各自獨立，法院得為不同勝敗的裁判者，則為普通共同訴訟。再者，必要共同訴訟中，依法必須數人一同起訴或被訴，始有實施訴訟權能，否則欠缺當事人適格者，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而可個別行使權利，毋庸全體起訴或被訴者，則為類似必要共同訴訟。　 ⒉經查，上訴人何碧嬌雖與上訴人陳賜文同為相鄰系爭都更單元之187地號土地分別共有人（其上建物並無共有關係），惟於本件訴訟，其主張被上訴人核准實施原處分，致侵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係基於利害關係人地位而提起共同訴訟。核其所涉法律關係，並非本於共有物即187地號土地整體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而是依其各別之財產權、居住自由，主張遭被上訴人原處分侵害而訴請除去原處分（確認原處分違法並予撤銷）或確認原處分無效，其訴訟標的並非對所有利害關係人均須合一確定，應認本件非屬必要共同訴訟。本件於原審起訴時，訴之聲明為確認原處分無效，至111年8月9日上訴人共同具狀追加備位聲明「原處分撤銷」，改採預備訴之合併，有該行政追加暨更正訴之聲明狀在卷可稽（原審卷1第357頁）。嗣於113年2 月7日言詞辯論期日，上訴人陳賜文雖到庭並變更訴之聲明為單一「原處分撤銷」之撤銷訴訟，惟上訴人何碧嬌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庭，經原審就其部分為一造辯論判決，有言詞辯論期日筆錄在卷可稽（原審卷2第239至 240頁）。因其與上訴人陳賜文間非屬必要共同訴訟，並無行政訴訟法第39條第1款規定之適用，尚不因上訴人陳賜文之訴訟行為有利益或不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而生影響。是就上訴人何碧嬌所提行政訴訟，起訴時原為單一之確認處分無效訴訟，嗣追加為先位確認處分無效訴訟、備位撤銷訴訟之預備訴之合併。原審若不准許其追加，則應審理起訴時之確認處分無效訴訟；若許其追加，因預備合併之備位訴訟，係以先位訴訟經駁回作為受裁判之停止條件，原判決亦應先審理先位之確認處分無效訴訟，並於先位訴訟經駁回後，始得審理備位之撤銷訴訟。惟原判決就上訴人何碧嬌之訴，並未就其追加部分為准駁，亦未就確認原處分無效訴訟為審理，則備位之訴停止條件是否成就，尚未可知，即以其備位之撤銷訴訟而予審理並駁回其訴，上訴人何碧嬌上訴意旨雖未及此，惟原判決就此部分既有可議，仍應以上訴為有理由，爰將此部分廢棄，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另為妥適之裁判。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審判長法官陳國成法官　簡慧娟法官　蔡如琪法官　林麗真法官　高愈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書記官章舒涵

2025-03-27

TPAA-113-上-297-20250327-1

上

最高行政法院

新型專利舉發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39號上訴人諾沛半導體有限公司（即原審參加人）代表人李家銘訴訟代理人李永裕律師上訴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即原審被告）代表人廖承威被上訴人同泰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即原審原告) 代表人曾子章訴訟代理人陳寧樺律師楊宛臻律師上列當事人間新型專利舉發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 28日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行專訴字第70號行政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原判決廢棄，發回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理由一、事實概要：上訴人諾沛半導體有限公司（下稱諾沛公司，原名育雄半導體有限公司）於民國107年11月13日以「全讓位發光二極體載板」向上訴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財局) 申請新型專利，經編為第107215416號進行形式審查，准予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4項），並發給新型第0000000號專利證書（下稱系爭專利）。嗣被上訴人以諾沛公司非系爭專利之申請權人，該專利有核准時專利法第1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情形，對之提起舉發。案經智財局審查，認被上訴人並非同法第119條第2項規定之利害關係人，以111年4月28日（11 1）智專三（二）04192字第1112041853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請求項1至4舉發駁回」之處分（下稱原處分）。被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智財局就系爭專利應作成撤銷之審定。經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下稱原審）以111年度行專訴字第70號行政判決（下稱原判決）「一、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二、原告(即被上訴人，下同)其餘之訴駁回。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即智財局)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諾沛公司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暨陳述，均引用原判決所載。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依被上訴人所提聘僱契約書所載，李家銘自107年5月1日起受聘於被上訴人，聘僱契約書第1章第2條第1項約定：「凡乙方(即李家銘)於職務上有關之一切發明，其專利權為甲方( 按指被上訴人)所有，乙方於職務無關之發明，其專利權為乙方所有，但該發明係利用甲方資源或經驗時，甲方有權得使用該發明於其事業或其關係企業之事業…」、第2項約定「乙方因職務上所獲致之資料、研究成果、著作等權利，均為甲方所有，乙方非經甲方許可，不得任意對外發表。」；另依李家銘勞保之加、退保日期分別為107年5月1日、108年7 月18日，投保薪資新臺幣45,800元，可知李家銘自107年5月 1日起確有受僱於被上訴人之事實。而系爭專利係於107年11 月13日提出申請，申請人列名為諾沛公司，創作人則列名為李家銘，諾沛公司就前開事實並未否認或提出證據反駁，是由前述證據所顯示之外部法律關係而言，倘系爭專利確為李家銘任職被上訴人期間所為之職務上創作，則被上訴人依據契約關係所得主張之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即有可能因李家銘或諾沛公司之行為而受有影響，被上訴人就系爭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之歸屬自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非僅事實上或經濟上之利害關係而已。　㈡有關職務上之發明認定，並不以是否列載於書面文件為判斷依據，而係以創作之期間以及創作之內容是否與任職期間之職務性質具備關聯性為斷，縱使專利權清單上未記載系爭專利，亦不得因此遽以認定系爭專利非職務上創作，是智財局及諾沛公司之主張，均非可採。至李家銘向客戶所提出之「同泰電子LED載板創新製程技術說明」簡報內容是否揭露系爭專利技術特徵，系爭專利是否屬於李家銘職務上創作，均有待進行比對等實體判斷，與被上訴人所提證據是否足以釋明其為利害關係人，得否依專利法第1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提起本件舉發無涉。　㈢本件被上訴人就其為系爭專利申請權人及專利權歸屬爭議問題之利害關係人一節已提出可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明，智財局以被上訴人並非專利法第119條第2項規定之「利害關係人」為由，程序上為「請求項1至4舉發駁回」之處分，尚嫌速斷，訴願機關遞予維持，亦有未洽。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自屬有據，爰依法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又系爭專利之全部或部分是否為被上訴人受僱人李家銘任職於被上訴人期間所為之職務上創作，有待智財局依據當事人提出相關創作記錄與系爭專利進行實體比對，而原處分就此部分並未審酌，原審自亦無從進行實體判斷，是被上訴人請求原審判命智財局應為「舉發成立、撤銷專利權」之處分，自非有據，應予駁回等語，為其論據。四、本院查：　㈠本件諾沛公司係原審依行政訴訟法第42條規定參加訴訟之獨立參加人，因不服原審所為對其不利之判決，提起上訴，其利害關係與原審被告即智財局一致，本件應併列智財局為上訴人。　　　㈡按「新型專利權得提起舉發之情事，依其核准處分時之規定。」為專利法第119條第3項本文所明定，查系爭專利申請日為107年11月13日，經智財局於108年1月2日形式審查核准專利，並於108年5月11日公告。嗣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3日提出舉發，經智財局審查，於111年4月28日為「請求項1至4舉發駁回」之處分，故系爭專利有無撤銷之原因，應以核准處分時所適用之106年1月18日修正公布、106年5月1日施行之專利法（即核准時專利法）規定為斷。　　㈢次按核准時專利法第5條規定：「（第1項）專利申請權，指得依本法申請專利之權利。（第2項）專利申請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指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第7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受雇人於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設計，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屬於雇用人，雇用人應支付受雇人適當之報酬。但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第2項）前項所稱職務上之發明、新型或設計，指受雇人於僱傭關係中之工作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設計。」第119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新型專利權有下列情事之一，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三、……新型專利權人為非新型專利申請權人者。（第2項）以前項第3款情事提起舉發者，限於利害關係人始得為之。」準此，如以新型專利權人為非新型專利申請權人而提起舉發者，限於利害關係人始得為之。所稱「利害關係人」係指依法具有專利申請權之人，包括實際發明人、創作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僱傭或委聘研發關係之當事人。而「發明人」係指實際進行研究發明之人，「創作人」係指實際進行研究創作新型之人，發明人或創作人均須係對申請專利範圍所記載之技術特徵具有實質貢獻之人，其須就發明或新型所欲解決之問題或達成之功效產生構想，並進而提出具體而可達成該構想之技術手段。　㈣依行政訴訟法第189條規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除別有規定外，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依此判斷而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準此，構成行政法院判斷事實真偽之證據評價基礎，乃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再依行政訴訟法第125 條第1項及第133條規定之意旨，行政訴訟係採職權調查原則，行政法院必須充分調查為裁判基礎之事證以形成心證，在對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為評價時，應符合「訴訟資料之完整性」與「訴訟資料之正確掌握」之要求。對於所有與待證事實有關之訴訟資料，無論對任何一造當事人有利與否，都必須用於心證之形成，而不能有所選擇，且負有審酌與待證事實有關之訴訟資料之義務，如未審酌亦未說明理由，即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133條之規定，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情形。上開規定，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規定，於智慧財產行政事件亦適用之。　㈤經查，原審依證據2聘僱契約書第1章第2條第1項、第2項約定及投保資料，認定李家銘自107年5月1日起確有受僱於被上訴人之事實等情，固非無見。惟民法第482條規定：「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勞務及報酬係僱傭契約之重要內容。經查，證據2聘僱契約書第1章第2條第1項約定：「凡乙方(即李家銘)於職務上有關之一切發明，其專利權為甲方(按指被上訴人)所有，乙方於職務無關之發明，其專利權為乙方所有，但該發明係利用甲方資源或經驗時，甲方有權得使用該發明於其事業或其關係企業之事業……」第2項約定「乙方因職務上所獲致之資料、研究成果、著作等權利，均為甲方所有，乙方非經甲方許可，不得任意對外發表。」等語，並未約定李家銘之職務為何。被上訴人於107年5月1日至108年7月18日為李家銘投保，亦無從得知李家銘之職務為何。而觀諸諾沛公司於舉發階段提出之答辯理由書之內容，其記載略以：「發明人（按指李家銘）與舉發人（按指被上訴人）之間的合作關係仍依原有管理顧問服務模式配合，亦即，雙方雖有聘僱關係之名，但無聘僱關係之實，故而，舉發附件2的聘僱契約書無效，舉發人主張發明人所完成之發明為職務上發明一事，亦非真實」等語，已否認被上訴人與李家銘間有聘僱關係。諾沛公司另於原審提出言詞辯論意旨狀辯稱聘僱契約書中，並無薪資、職稱、職務內容、工時等約定，實無僱傭契約之要件，無法證明被上訴人與李家銘間有僱傭關係，被上訴人並非系爭專利之利害關係人等語（原審卷第301頁至第302頁）。可知，被上訴人雖主張其與李家銘有僱傭關係，係利害關係人，惟為諾沛公司所否認，並答辯聘僱契約書實無僱傭契約之要件，被上訴人與李家銘間聘僱關係不存在。再查，智財局經調查並參採原審109年度民專訴字第91號民事判決理由後，認定證據2聘僱契約書及證據4李家銘勞保加、退保之網頁查詢結果資料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與李家銘之僱傭關係，依專利法第7條第2項規定，系爭專利即非為職務上發明，無法據此認定被上訴人為利害關係人等情，有原處分及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稽。則李家銘之職務內容及薪資究竟為何，攸關被上訴人與李家銘間是否確有僱傭關係存在？系爭專利是否屬於李家銘職務上之發明或創作？被上訴人是否為利害關係人而得提起本件舉發？原審自應予以查明，如認為上訴人之答辯不可採，亦應說明不採之理由。惟原審就此重要的攻擊防禦方法，未依職權調查，亦未說明上訴人所辯不可採之理由，僅依聘僱契約書第1章第2條第1項及第2項之約定及上開投保資料，即認定李家銘自107年5月1日起確有受僱於被上訴人之事實，尚嫌速斷。又被上訴人是否為利害關係人而得提起本件舉發，應由原審於本件行政訴訟就被上訴人所提證據自為判斷，尚難以被上訴人就其為系爭專利申請權人及專利權歸屬爭議問題之利害關係人一節已提出可即時調查之證據（即證據2及證據4）釋明為已足。是原判決據以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即有判決理由矛盾、理由不備及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定之違法。　㈥末按上訴審法院審查上訴範圍固以上訴之聲明為準，惟原審判決若具有裁判上不可分之性質者，而上訴有理由時，上訴審法院裁判當不受此限制。人民對於其依法申請之案件遭行政機關駁回，而依法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訴之聲明並請求將駁回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者，當課予義務訴訟有理由時，行政法院應將與其結果相反之駁回處分及訴願決定一併予以撤銷，乃有稱之為附屬聲明，以免單一申請案件有彼此矛盾之行政處分並存，故此部分聲明與課予義務訴訟間具有裁判上一致性而不可分，以免單一課予義務訴訟事件裁判歧異而矛盾。關於課予義務訴訟之裁判方式，當原告之訴有理由時，仍有不同情形，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3款、第4款乃分別規定，裁判上必須正確認定事實而適用其中之一裁判方式，該兩種裁判方式在單一課予義務訴訟事件裁判中相斥而不可並存；而行政法院以第4款方式裁判時，雖於主文併諭知原告其餘之訴駁回，但其係單一課予義務訴訟事件之裁判，在事物本質上仍屬單一裁判權之行使，而具有裁判上不可分之性質，故當事人對此裁判方式之其中一部分上訴有理由時，上訴審法院基於上述單一課予義務訴訟事件具有裁判上一致性及單一裁判權之行使，而具有裁判上不可分之性質，當將原審判決全部廢棄，另為適法裁判。從而，本件上訴人對此裁判方式之其中一部分上訴有理由時，本院基於上述單一課予義務訴訟事件具有裁判上一致性及單一裁判權之行使，而具有裁判上不可分之性質，當將原判決全部廢棄，另為適法裁判。　　　㈦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如上所述之違法，並與判決結論有影響，上訴意旨求予廢棄，即有理由。惟因被上訴人與李家銘之僱傭關係是否存在，攸關被上訴人是否為利害關係人而得提起本件舉發，事證未明，本件尚有由原審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無從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另為適法之裁判。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及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審判長法官蕭惠芳　　　　　　　　　　　　法官梁哲瑋　　　　　　　　　　　　　　　法官李君豪　　　　　　　　　　　　　　　法官林淑婷　　　　　　　　　　　　　　　法官　林　惠　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　郁　芳

2025-03-27

TPAA-113-上-39-202503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