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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265號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黎易誠　選任辯護人　張鎧銘律師　　　　　　王聖傑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 3年度金訴字第171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2896號；移送併辦案號：同署112年度偵字第48873號、第51181號、第58918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0615號、第111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黎易誠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理由壹、審理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因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黎易誠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皆明示僅針對第一審判決之「刑度」上訴，被告並就犯罪事實、罪名部分撤回上訴而不在本院審判範圍（本院卷第208、213頁）。故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貳、實體方面一、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已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下稱新法)，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下稱舊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宣告刑範圍限制之規定，刑法第339第1項規定則未據修正，故於舊法第14條第1項洗錢行為之前置重大不法行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案例，舊法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仍受刑法第339條第1項法定最重本刑之限制，即有期徒刑5年，而應以之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另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舊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 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之同法(下稱中間時法) 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新法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歷次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顯有不同，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而依原判決之認定，被告之幫助洗錢犯行，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其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中均否認犯行，自無於偵查及歷次審理中均自白犯行之情形，則新法、中間時法相關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經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舊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及遞減輕其刑後，就處斷刑而言，適用舊法相較於新法、中間時法均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本文規定應適用舊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882號判決意旨參照）。二、撤銷原判決之理由及科刑審酌事由： (一)原判決就被告所犯如其事實欄（下稱事實欄，含附表【按：附表編號4被害人藍翊誠匯款時間，應為「112年5月12日17 時46分」，附表編號4「匯款時間」欄誤載「113年5月12日1 7時46分」】）所載犯行，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被告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刑，被告僅對於刑度部分提起上訴，原判決就被告所犯之罪所處之刑，雖有說明科刑之理由，固非無見。惟查：⑴被告業於本院審理時自白其幫助洗錢犯行（本院卷第157、208頁），應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輕其刑，原審未及審酌，而未予以減輕其刑，尚有未合。⑵被告於原審審理時雖否認犯行，惟嗣後於本院審理時就幫助洗錢（尚犯幫助詐欺取財）犯行，坦承不諱而不再爭執，並就事實、罪名部分撤回上訴而折服；且被告於114年1月7、8、14、17 日分別與本案被害人曾鈺婷、藍翊誠、告訴人陳博純、黃佳慧、余政頡、陳卿曄，以新臺幣(下同)4萬4,200元、5,000 元、1萬5,000元、5,500元、5萬元、5萬5,000元達成和解（調解），並依約定賠償上開被害人、告訴人等情，有和解書 4份、原審法院調解筆錄2件及郵政匯票申請書4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75至192頁）。綜上，堪認被告犯後已有悔意，並盡力彌補本案被害人、告訴人所受損害，本件量刑基礎已有改變，原審未及審酌此犯後態度即其於本院審理時就所犯幫助洗錢（尚犯幫助詐欺取財）犯行業已自白，且與全部被害人、告訴人達成和解（調解），並依約定賠償上開被害人、告訴人等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科刑審酌，亦有未恰。 (二)綜上，被告上訴以其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且與本案被害人、告訴人達成和解（調解），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 條第2項減輕其刑，原判決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等語，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三、科刑（改判理由）：　　 (一)刑之減輕事由 1.被告係對正犯資以助力而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2.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就幫助一般洗錢犯行業已自白不諱，應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遞減輕之。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任意將金融帳戶之提款卡、密碼等資料提供予他人使用，幫助詐欺集團成員從事詐欺犯行，助長社會詐欺財產犯罪之風氣，使無辜民眾受騙而受有財產上損害，亦擾亂金融交易往來秩序，且因詐欺集團得藉此輕易隱匿犯罪所得，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行為人之真實身分，增加被害人求償上之困難，惟考量被告犯後於本院坦承犯行，且與本案全部被害人、告訴人等達成和解（調解），並賠償上開被害人、告訴人等因本案所受損害；兼衡被告前無犯罪紀錄之素行狀況，及其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從事房仲業，須分擔家計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併科罰金部分，一併審酌被告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被告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本件賠償被害人、告訴人所受損害，以及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其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量處如主文第2項前段所示之刑，併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四、緩刑之宣告：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惟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並與本案全部被害人、告訴人達成和解，並依約定賠償上開被害人、告訴人，且各被害人、告訴人和解或調解時均陳明同意給予被告緩刑宣告，有上開和解書、調解筆錄可參；本院認被告歷經本次偵審過程，並受前開刑之宣告後，應已知所警惕，已足以收刑罰之效（達刑罰目的），因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宣告緩刑二年，以啟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念珩提起公訴，檢察官蔡明峰、吳一凡、楊挺宏、黃榮德移送併辦，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法　官吳志強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2025-02-19

TPHM-113-上訴-6265-20250219-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122號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鍾赫浚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唐禎琪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558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775、277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其附表編號1、2所示未扣案洗錢財物沒收部分均撤銷。其他上訴（即原判決附表編號1、2之科刑部分）駁回。理由壹、審判範圍　　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因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鍾赫浚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皆明示僅針對第一審判決之刑度及沒收部分上訴，並撤回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部分之上訴（本院卷第118、125、169頁），故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被告之刑度及沒收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貳、實體方面一、新舊法比較及減輕其刑之說明 (一)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分別制訂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實施，爰說明如下：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增訂特殊加重詐欺取財罪，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百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以下罰金。」又該條例第44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 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前項加重其刑，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之。」本件被告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下稱犯罪事實欄，含附表編號1、2）所犯刑法第33 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均尚犯洗錢）2罪，依原審所認定被告詐欺獲取金額，並未逾5百萬元，且該法第44條第1項之罪，乃增訂之獨立特別規定，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應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論處。　2.詐欺犯罪防制條例第47條固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查被告參與本案詐欺犯罪期間總共獲得報酬新臺幣（下同）2萬元，業據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承在卷（原審卷第41頁），自屬於本案如犯罪事實欄即附表編號1、2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等犯行之犯罪所得，而被告於偵、審中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予職司刑事訴訟之偵查、審判人員，難認與上開減刑之規定相符，無從適用該規定對被告減刑，併此敘明。　　 (二)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自11 3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下稱新法），茲比較新舊法規定如下：　1.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下稱舊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 14條第3項宣告刑範圍限制之規定，刑法第339第1項規定則未據修正，故於舊法第14條第1項洗錢行為之前置重大不法行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案例，舊法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仍受刑法第339條第1項法定最重本刑之限制，即有期徒刑5年，而應以之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另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舊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 31日修正前之同法(下稱中間時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新法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歷次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顯有不同，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而依原判決之認定，被告之洗錢犯行，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 億元，其於偵查及原審、本院審理中均坦承犯行，但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予職司刑事訴訟之偵查、審判人員之情形，則新法、中間時法相關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　2.由上開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後各項規定可知，關於「洗錢定義」、「一般洗錢罪論罪條文」部分，因依本案情節，不論適用新舊法，對被告不生有利或不利之情形，應不列入比較，而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足以影響被告之量刑，且以被告「行為時法」對被告較為有利，因此應認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較為有利，應整體適用。查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對於犯罪事實欄即附表編號1、2所示一般洗錢犯行業已自白，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然經合併評價後，被告如犯罪事實欄即附表編號1至2 所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等犯行，均依想像競合犯，各從一重依刑法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自無從再適用上開規定減刑，惟法院於量刑時應予衡酌一般洗錢犯行部分減輕其刑事由。 (三)被告之犯行是否依刑法第62條、59條規定減輕其刑之說明：　1.被告⑴於110年12月22日20時32分許警詢時以被害人身分陳稱：我於110年11月29日在臉書上看到一則賺錢投資的訊息，稱工作內容為投資虛擬貨幣及協助金流，之後我用通訊軟體 Messenger向對方聯繫並詢問我有無兩個帳戶，我向對方稱我僅有中國信託的帳戶，對方表示要我再申請另一個帳戶，並把中信及另一個申請的帳戶要開通約定轉帳的權限，就可以跟對方面試工作。我①於110年12月2日8時30分，跟對方約在臺北市○○路○段000號全家超商簽工作合約，然後再到臺北市○○路000號0樓的綱咖內，將我的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 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金融卡及帳號密碼交給對方；②於同年12月3日10時至11時許，在臺北市○○街00號永豐銀行雙園分行，線上申請永豐銀行的帳戶，同日13時至14時許在到臺北市○○路000號0樓的網咖內，至16時許等待對方指示下班；③對方於同年12月19日15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撥打電話給我，要我將我的永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永豐帳戶）金融卡拿至臺北市○○路○段000號旁交付給對方，之後就於同日18時至18時30分許，在臺北市○○路○段0 00號旁的公園將我的永豐銀行金融卡交付給對方，就各自離開；④對方於同月19日21時20分許用LINE聯絡我，我於同月2 0日9時至臺北市○○街00號的Qtime網咖信陽店做一整天，同日16時再離開；我於同日20時30分許分別到不同家銀行測試郵局金晶卡，發現都不能使用，之後詢問對方是什麼情況，對方稱請我明天休假去郵局詢問；⑤我於110年12月21日15時 45分許在現住處起床看到對方昨日的訊息都已經收回並封鎖我，然後發現不對勁上網查詢狀況，才得知遭到詐騙，再自行至派出所報案等語（偵45243號卷第77至79頁）；被告⑵於 110年12月22日22時44分警詢時以被告身分供稱：我於ll0年 12月2日8時30分許，在臺北市○○路000號0樓綱咖內，將我的中信帳戶提款卡，交付給1個叫Joker的男子。因為Joker說我面試工作需要，故叫我把提款卡給他等語（偵45243號卷第1至3頁），以上有本院依職權調取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 1年度偵字第45243號偵查卷附調查筆錄可參。惟查，另案被害人陳金線、陳美榛分別於110年12月15日21時15分許、同月21日16時58分許警詢時指述：其等遭人詐欺，其中1次匯款至對方指定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等語（偵45243號卷第4、5、7頁），且另案被害人黃春妹於110 年12月21日9時20分許警詢時指稱：其遭人詐欺，依指示匯款至對方指定之帳戶等語（偵45243號卷第9頁），而受理報案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光明派出所於同日10時28分製作受理詐騙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上「警示（詐騙）帳戶」欄記載被告之永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乙節，有該受理詐騙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在卷可參（偵45243號卷第47頁），由上可知被告分別於110年12月22日20時32分、同日22時4 4分許在警局以被害人、被告身分陳述其交付中信、永豐帳戶資料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前，另案被害人陳金線、陳美榛、黃春妹已於警局報警陳述其等遭人詐欺而依指示分別匯款至被告之中信、永豐帳戶，堪認員警於上述另案被害人報警時已有確切根據對被告提供上開帳戶資料之詐欺犯行有合理懷疑。是警方已先發覺有被害人遭詐騙而匯款至被告之中信、永豐帳戶，而認被告涉有前開詐欺犯行，則被告嗣後於11 0年12月22日20時32分、同日22時44分許在警局供述其交付中信、永豐帳戶資料予詐欺集團之犯行，並無刑法第62條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　2.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或背景，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且於法律上別無其他應減輕或得減輕其刑之事由，認即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適用該條酌減其刑與否，法院本屬有權斟酌決定。查辯護人主張：被告行為時尚在大專院校就讀，未曾有不良犯罪前科紀錄，因年輕思慮不周、涉事未深，始受劉梓倫哄誘參與共同詐欺，其涉案時間非長，卻需共同承擔重大刑責，不無可憫，且本案與已確定之本院112年上訴字第4861號詐欺案均係同受劉梓倫哄誘參與共同詐欺，本案犯罪時間與該確定判決附表編號4、6、9之被害人匯款時間為同日，原應同時被訴審判，因偵辦進度之故，致被告於前案判刑確定後，再受本案之論罪科刑執行，縱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之刑，仍屬情輕法重，再參酌短期自由刑之流弊，反不利被告後續順利求職、賠償被害人及復歸社會，爰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等語。然辯護人上開酌減其刑之理由，有部分為刑法第57條所列量刑輕重可審酌之事項，尚非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所應審酌之行為人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或堪予憫恕之情狀。且被告本件犯罪態樣係其加入劉梓倫所屬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騙集團，負責依劉梓倫指示於網咖待命，確保本案詐騙集團成員得以順利使用其所交付之帳戶，並協助確認帳戶餘額及提領帳戶内所餘款項，而擔任車手之工作，由被告先於110年12月3日某時，在臺北市○○路000號之駭客網咖西藏店，以每日5,000元之代價，將其所申設中信帳戶、永豐帳戶之提款卡、密碼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提供予劉梓倫，並依指示設定約定轉帳帳戶，再由劉梓倫將上開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以通訊軟體Te1egram傳送予本案詐編集團成員，嗣由不詳之本案詐騙集團成員，分別於原判決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式，對附表所示之匯款人即被害人戴忠勇、林文雄施以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遂分別於附表所示匯款時間，將附表所示金額匯入中信帳戶、永豐帳戶，復由本案詐騙集團成員將附表所示之款項轉帳至不詳帳戶，以此方式掩飾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及去向。依其犯罪情狀、動機、目的，所為侵害附表編號1、2之被害人戴忠勇、林文雄之財產法益，並製造金流斷點，使上開詐欺所得之來源及去向難以追查，對於交易秩序所生危害，及被害人被害人戴忠勇、林文雄於本案分別受有36萬4,000元、110萬元金錢損失等綜合判斷；並衡諸社會一般人客觀標準，難謂被告犯罪時之情節輕微而有情堪憫恕之情形，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　3.從而，被告及辯護人主張被告應適用刑法第62條、第59條等規定減輕其刑云云，均不足取。　　　　　二、上訴駁回（原判決犯罪事實欄即附表編號1、2之科刑）部分： (一)本院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法院量刑裁量之權限，就第一審判決關於被告所犯如犯罪事實欄（附表編號1、2）所載犯行，論處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均尚犯一般洗錢）2罪刑，被告及辯護人明示僅對於刑度部分提起上訴，本院認第一審所處刑度與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無悖，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科刑理由（如后）。並補充記載科刑理由如下：　1.引用第一審判決科刑理由部分：原審就被告所犯上開犯罪事實欄（附表編號1、2）所載犯行，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智識成熟之人，且正值青壯，非無謀生能力，竟不思以合法途徑賺取錢財，貿然參與本案詐騙集團而為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且其與共犯劉梓倫、本案詐騙集團成員所為製造詐欺款項之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舉，除增加檢警查緝難度，更造成被害人受有損失，助長詐欺犯罪盛行，危害社會治安，實應予以非難；兼衡被告坦承犯行，其於本案詐騙集團之分工（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所示）、造成之損害、所犯洗錢罪部分符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要件、於原審審理中陳稱已與被害人林文雄達成調解，然尚未賠償該被害人，暨被告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無業，未婚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2月、1年3月，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7 月等旨，茲予以引用。 2.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判斷量刑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為整體觀察及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予以評斷，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7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判決就被告上開犯行，審酌關於刑法第57 條科刑之一切情狀，各量處前開之有期徒刑及定應執行刑，均係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既未逾越法定刑度，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被告上訴意旨及本院審理時所述：其遭劉梓倫利用、謀騙而參與本案，事後已坦承犯行，造成被害人受有損害，感到歉意及懊悔，現家中僅剩父親1人，經濟狀況欠佳，及其參與犯罪程度、智識程度、與被害人林文雄達成調解等事由，業經原審審酌在案，自難認有何漏未審酌而量刑過重之情。另被告於原審判決後固與如附表編號1之被害人戴忠勇達成和解，約定於118年1月31日前給付戴忠勇5萬元等情，有本院和解筆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55 至156頁），然被告承諾賠償之金額，相較於戴忠勇所受損失36萬4,000元，仍有相當差距，且被告於本院宣判前未實際賠償該被害人，難認已彌補其所受損失，而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其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原審所為量刑(1年2月)已屬從輕，難認原審量刑失當，有應予撤銷而改判較輕之刑之理由。是原判決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而論處適當之罪刑，核屬妥適，應予維持。 (二)綜上，被告上訴主張應適用刑法第62條、第59條等規定減輕其刑，且原判決量刑過重，違反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等語，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三、撤銷原判決(即原判決附表編號1、2所示沒收未扣案洗錢之財物）部分之理由：原審審理後，對被告予以宣告沒收如附表編號1、2所示未扣案洗錢之財物36萬4,000元、110萬元部分，固非無見。惟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時，有關沒收應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且依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 項之105年12月28日修正理由，以及113年7月31日增列「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之法條文字可知，上開沒收規定之標的，應係指洗錢行為標的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而言，至於洗錢行為本身之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之沒收，以及發還被害人及善意第三人之保障等，仍應適用現行刑法沒收專章之規定。查本案依卷內相關事證，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可終局取得或保有如附表編號1、2所示被害人戴忠勇、林文雄匯款至中信、永豐帳戶並經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轉帳至其他不詳帳戶之款項36萬4,000元、110萬元（即洗錢標的之財物），亦無證據證明被告就上開款項仍有事實上管領處分權限，且上述詐欺贓款既同時含有犯罪所得之本質，自得參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範意旨，認如全部對被告宣告沒收，容有過苛之虞，自不應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原判決以被害人戴忠勇、林文雄匯入中信、永豐帳戶之款項36萬4,000元、110萬元，屬被告本案洗錢犯行之財物，逕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宣告沒收，尚有未洽，是被告上訴指摘原判決附表編號1、2所示沒收未扣案洗錢之財物36萬4,000元、110萬元部分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其附表編號1、2所示沒收未扣案洗錢之財物部分均予撤銷。　　四、不予沒收之說明 (一)本件原判決附表編號1、2所示被害人戴忠勇、林文雄匯款至中信、永豐帳戶，並經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轉帳至其他不詳帳戶之款項36萬4,000元、110萬元，固為洗錢之財物，然被告並非所屬本案詐欺集團之核心成員，自未能終局取得或持有本案之詐欺贓款(即洗錢標的之財物)，亦無證據證明被告就上開款項仍有事實上管領處分權限，俱如前述，參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範意旨，如仍對被告宣告沒收，容有過苛之虞，爰不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二)被告參與本案詐欺犯罪期間總共獲得報酬2萬元，亦如前述，此部分之犯罪所得，已於另案（即原審112年度訴字第270 號、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4861號）宣告沒收追徵，有上開判決在卷可按（本院卷第93頁），於本件爰不重複宣告沒收，均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董良造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法　官吳志強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2025-02-19

TPHM-113-上訴-6122-20250219-1

交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過失致死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206號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祖烈　選任辯護人　唐永洪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交訴字第91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院偵字第6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張祖烈之科刑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張祖烈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附表所示之條件內容履行賠償義務。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張祖烈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皆已明示僅針對第一審判決之「刑度」部分上訴，被告並撤回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部分之上訴（見本院卷第58、64-1、 78、79頁），故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度」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二、撤銷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及量刑審酌之理由： (一)原審依被告之自白，適用簡式審判程序，認為被告犯刑法第 276條之過失致死罪，予以科刑，原非無見。惟查： 1.按刑法第57條第9款、第10款所定之「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本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其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行為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此並包括和解之努力在內，國家更有義務於責令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制裁，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填補2種目的之實現中，謀求最適當之衡平關係，以符「修復式司法」或稱「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之旨趣。被告積極填補損害之作為，自應列為有利之科刑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43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就原判決所載過失致死犯行，坦承不諱而不再爭執，並就事實、罪名部分撤回上訴而折服，已如前述；且被告於民國114年1月10日本院審理期間與告訴人及被害人家屬以新臺幣（下同）5,92萬8,120元（不含強制責任險保險金）達成和解，嗣被告依約於同年2月10日前先給付告訴人及被害人家屬4,92萬8,120元（9萬3,514+4,83萬4,60 6=4,92萬8,120）等情，業據被告及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陳明屬實，並有原審法院板橋簡易庭113年度板司簡調字第3039號調解筆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85至89頁），堪認被告犯後尚知悛悔反省，並盡力彌補告訴人及被害人家屬，本件量刑基礎已有改變，原審未及審酌此犯後態度即其與告訴人及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並依約賠償等有利量刑因子，科刑審酌尚有未洽。 2.從而，被告上訴以其與告訴人及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並已給付部分和解金額賠償告訴人及被害人家屬，原判決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等語，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二)科刑：　　1.被告於肇事後，在犯罪未被有偵查權之機關或公務員發覺前，即自行主動向據報前往現場處理之警員承認為肇事人，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記錄表在卷可稽，爰依刑法第 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2.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車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肇致本案事故發生，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結果，並使被害人家屬痛失至親，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所為應予非難；兼衡其前無因案經法院判處罪刑之紀錄，素行尚佳，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並參以其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自陳退休之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之身體健康狀況、雙方之過失情節，及被告犯後於偵審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期間與告訴人及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已依約賠償告訴人及被害人家屬等一切情狀，改量處如主文第2項前段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三、緩刑之宣告：　　被告前未曾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審酌被告因一時疏忽而造成本件車禍，致被害人不幸離世之結果，惟被告與告訴人及被害人家屬於本院審理期間成立調解，同意賠償告訴人及被害人家屬如附表所示款項，業如前述，且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亦陳明被告已履行部分賠償金額，尚有100萬元未給付，為使被告分期履行調解條件，爰請法院對被告宣告附條件之緩刑等語（本院卷第81至82頁）。本院認被告歷經本次偵審過程，並受前開刑之宣告後，應已知所警惕，已足以收刑罰之效（達刑罰目的），因認對於被告所科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前揭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並為督促被告履行上揭調解條件，參酌被告與告訴人及被害人家屬間成立調解之履行期間，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於緩刑期間履行如附表所示之條件內容履行賠償義務。被告於緩刑期內如違反上開緩刑所附條件，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依法得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宣告，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逸品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法　官吳志強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附表】（被告之緩刑附記事項【依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113年度板司簡調字第3039號調解筆錄】）給付內容給付金額及方式張祖烈願給付曹毅、曹雅蒨、曹龍芳、曹駿共新臺幣（下同）伍佰玖拾貳萬捌仟壹佰貳拾元(以上金額不含強制責任保險理賠金)。 1.其中新臺幣（下同）玖萬參仟伍佰壹拾肆元，於調解成立前給付完畢。 2.餘款伍佰捌拾參萬肆仟陸佰零陸元，於民國114年2月10日前給付肆佰捌拾參萬肆仟陸佰零陸元。其中：⑴壹佰貳拾萬捌仟陸佰伍拾壹元，支付予曹毅，款項匯入曹毅之臺北富邦商業銀行永和分行帳戶（帳號詳卷）；⑵壹佰貳拾萬捌仟陸佰伍拾壹元，支付予曹雅蒨，款項匯入曹雅蒨之臺北富邦商業銀行永和分行帳戶（帳號詳卷）；⑶壹佰貳拾萬捌仟陸佰伍拾貳元，支付予曹龍芳，款項匯入曹龍芳之臺北富邦商業銀行永和分行帳戶（帳號詳卷）；⑷壹佰貳拾萬捌仟陸佰伍拾貳元，支付予曹駿，款項匯入曹駿之臺北富邦商業銀行永和分行帳戶（帳號詳卷）；⑸餘款壹佰萬元，自民國114年3月10日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伍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止，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以上款項匯入曹雅蒨之臺北富邦商業銀行永和分行帳戶（帳號詳卷）。 3.上述款項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2025-02-12

TPHM-113-交上訴-206-20250212-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329號上　訴　人　即　被　告　NATHANIAL PAUL XAVIER AWRAM 　　　　　　　　　　　　　　　　　　　　選任辯護人　李菁琪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37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645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甲、審判範圍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NATHANIAL PAUL XAVIER AWRAM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僅針對第一審有罪判決之「刑度」部分上訴，被告並撤回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沒收及保安處分部分之上訴（見本院卷第155、157、225頁），故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度」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乙、實體方面一、刑之減輕說明：　 (一)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供承運輸第二級毒品犯行，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具體提供毒品來源之資訊，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據以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而言。且二者間須有因果關係，始能適用上述減免其刑之寬典。所謂因而查獲其他正犯與共犯，雖不以被告所指毒品來源之正犯或共犯經起訴及判決有罪確定為必要，惟仍以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依被告所提供之毒品來源的具體資料，在客觀上足以證明被告供出之人為毒品來源為必要，並非不需因而查獲，即可獲減免其刑之寬典（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32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民國113年3月29日調詢時雖供稱其毒品來源為「Da vid Du」等語，且被告之辯護人於同年6月25日以電子郵件向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下稱桃園市調查處）提供「 David Du」之臉書照片，並告知「David Du」之本名為「Ha oRan DU」及其出生年月日、護照號碼等資料，惟經桃園市調查處透過國際合作管道將David DU之照片及上揭可供追查之情資線索提供予加拿大執法單位協助查緝，迄今並未查獲該人及該集團其他成員，認本案並未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 David Du」及其他正犯或共犯；且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亦以被告指述之上游「David Du」未在我國境内，並僅有被告單一指述，礙難查證毒品來源各情，有桃園市調查處113年12月1 0日園緝字第11357649480號函、114年1月8日園緝字第11457 501740號函（本院卷第113、189頁）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113年7月17日桃檢秀結113偵字第16450字第1139092805號函（原審卷第105頁）在卷可參。是本案並未查獲「David Du 」，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無從對「David Du」發動調查或偵查，難認本案有因被告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共犯或其他正犯，無從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至原審判決之事實欄雖認定被告係和「David Du 」共同運輸第二級毒品，惟此係出於被告之供述，而被告與名為「David Du」者在通訊軟體上之通訊內容，是否即係「 David Du」本人，因「David Du」未查獲到案，無從確認，僅可認定被告係與名為「David Du」者共同運輸第二級毒品。且原審判決認定被告與「David Du」共同運輸第二級毒品，與該名為「David Du」者是否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係不同之二事。是辯護人辯護稱：被告在桃園市調查處製作初次調詢筆錄時，於調查官監控下，與「David Du」進行通話並同步反向追縱確定IP位置，更明確於該次調查筆錄中記載「現在時間15時34分，David來電與你聯繫」，足見本案於偵查之初即已確立「David Du」係本案之共犯甚至是主謀地位，嗣後更透過加拿大家人多方查找，盡力確定「David Du」之人別，並將護照號碼提供予我國偵查機關，進而透過國際合作管道協助追查「David Du」，雖偵查機關無法立即告知本案是否查獲「David Du」，惟依被告於調詢筆錄、其於調查官監控下與「David Du」聯繫並反向追蹤其IP位置，嗣更透過加拿大家人查找「David Du」之相關人別資訊等情，已堪信被告之供述非屬無稽，其IP位置之確定更是具體直接，容有從寬認定「查獲」之可能，被告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予以減刑等節，容有誤會，難以憑採。 (三)刑法第16條規定：「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此即有關違法性錯誤（或稱禁止錯誤）之規定，係採責任理論，亦即依違法性錯誤之情節，區分為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應免除其刑事責任，而阻卻犯罪之成立，至非屬無法避免者，則不能阻卻犯罪成立，僅得按其情節減輕其刑。然法律頒布，人民即有知法守法之義務，因此行為人對於行為是否涉及不法有所懷疑時，負有諮詢之義務，不可擅自判斷，任作主張，必要時尚須向能夠提供專業意見之個人（例如律師）或機構（例如法令之主管機關）查詢，而行為人主張依本條之規定據以免除其刑事責任，自應就此阻卻責任事由之存在，指出其不知法律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之情形。至於違法性錯誤尚未達於不可避免之程度者，其可非難性係低於通常，則僅係得減輕其刑，並非必減。是否酌減其刑，端視其行為之惡性程度及依一般社會通念是否皆信為正當者為斷。（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6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偵訊、原審審理時供稱：我有懷疑過運送物品裡面可能是違禁品，我承認運輸、走私毒品；David要給我這麼多錢，我也有懷疑過他曾經要我帶的東西是違法的；我抵達機場後David刪除訊息，讓我覺得整件事有違法疑慮，我應該要聽從我的直覺，但我沒有，我還是按照計畫進行等語（見偵卷第69頁背面，原審卷第312頁），足見被告對於其受名為「David Du」者之託而運輸之行李箱內藏放違法物品已有懷疑，而被告既已有違法性之疑義，仍執意將該行李箱私運進入臺灣，是被告為前揭犯行時，難謂其不知係觸犯刑罰法令，亦無從認其理由為正當，且被告前開犯行之惡性及犯罪情節，雖與毒梟有別，惟毒品犯罪為萬國公罪，其運輸毒品等犯行有違毒品之防制，仍已危害社會治安，其行為之惡性程度及依一般社會通念，皆難信為正當，並無刑法第16條但書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辯護人辯護意旨主張被告自幼生長之加拿大國家係大麻全面合法之國家，其主觀上對於我國法律之不法意識從根本上即存在欠缺，被告輕忽大意之情狀反而可以凸顯如此不法意識之欠缺乃確實存在於被告想像之外，法院應充分考量被告之社會地位、能力及智識程度等情形，於量刑之判斷上進行酌減調整，以符憲法中罪刑相當原則之誡命，依刑法第16條之規定減輕其刑等節，自無足取。 (四)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或背景，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且於法律上別無其他應減輕或得減輕其刑之事由，認即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適用該條酌減其刑與否，法院本屬有權斟酌決定。查被告之犯罪態樣為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David Du」之人為被告訂購來臺之機票及安排住宿，被告負責搭乘班機攜帶大麻運輸至我國，渠等約定被告如成功運輸本件大麻，將可獲得加拿大幣2,000至8,000 元不等之報酬。謀議既定，「David Du」即於113年3月28日，在加拿大溫哥華某旅館內，將夾藏有大麻之行李箱2個交予被告，並陪同被告至溫哥華機場之航空公司櫃臺辦理行李託運，同時交付加拿大幣700元予被告，作為入境我國後支付入住旅館之費用，打點妥當，被告即於同日自加拿大溫哥華搭乘長榮航空公司BR009號班機，並於113年3月29日上午5 時許抵達我國，以此方式運輸上開毒品，嗣於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入境時，經財政部關務署臺北關人員攔查後，會同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調查員查獲，並扣得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之物（1.大麻21包【煙草狀檢品21包檢出第二級毒品大麻成分，驗餘淨重19,601.50公克】；2.手機1支；3.現金新臺幣1萬2,700元；4.現金加幣200元；5.行李箱2個）。是依被告上開犯罪情狀、運輸毒品之動機及目的、所運輸毒品之數量、獲得之利益、對社會風氣與治安之危害程度等綜合判斷，並衡諸社會一般人客觀標準，難謂犯罪時之情節輕微而有情堪憫恕之情形；且被告本件所犯運輸第二級毒品，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原法定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應認被告本案所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犯行，可量處之最低刑度已無「法重」之情形。綜上，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被告及辯護人主張本件應再依上開規定酌減其刑一節，並非足採。二、本院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法院量刑裁量之權限，就第一審判決關於被告所犯如其事實欄所載犯行，論處被告共同犯運輸第二級毒品（尚犯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刑，並諭知驅逐出境及沒收（銷燬）。被告及辯護人皆明示僅對於刑度部分提起上訴，本院認第一審所處刑度與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無悖，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科刑理由（如后）。並補充記載科刑理由如下： (一)第一審判決科刑理由略以：原審就被告所犯之罪所為量刑，除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敘明被告並無同條例第17條第1項及刑法第16、59條等規定適用之理由外，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賺取報酬，無視法律禁令猶受「David Du」之委託運輸大量大麻至我國，紊亂管制物品之邊境管理，且所運輸之毒品除危害我國治安外，更戕害我國國民身體之健康，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已有悔意，兼衡其運輸毒品之數量非少、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上開犯行，量處有期徒刑6年6月等旨，茲予以引用。 (二)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判斷量刑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為整體觀察及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予以評斷，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7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第一審判決既已審酌關於刑法第57條科刑之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為運輸第二級毒品犯行，酌情量處前開之刑，係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既未逾越法定刑度，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且原審就被告上開犯行，業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並審酌上述科刑情狀，在罪責原則下，諭知遠低於法定刑度之有期徒刑6年6月，量刑已屬從輕。至被告上訴所執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情節、分工角色、參與程度，被告之智識程度、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及可得犯罪利益等科刑事由，業經原審審酌如上，是原判決已以被告之責任為衡量基礎，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妥適量刑，自難認有何量刑過重之處。另辯護人辯護意旨所指：被告犯後盡力協助我國偵查機關查緝本案真正之核心人物「David Du」一節，縱與被告犯後態度有關，惟被告之犯後態度，並非原判決量刑主要依憑，原判決既已酌及其於偵查、原審均自白運輸第二級毒品犯行，已有悔意等情，且依刑法第57條規定之科刑標準等一切情狀為全盤觀察，所為量刑與罪刑相當、比例原則無違，則辯護人上開所陳，即不影響原判決量刑之結果。再辯護意旨所指比較本案之具體情節與刑度，我國司法實務上非無給予情節類似案件較輕刑度之前例乙節，惟個案犯罪情狀有別，行為人個人狀況亦有不同，自難執他案量刑結果為本案違法之理由。綜上各情，原判決已以被告之責任為衡量基礎，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妥適量刑及定刑，難認有何量刑過重而違背罪刑相當原則之處。又被告既受2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不合諭知緩刑之要件，不得宣告緩刑，是原審就被告所受刑之宣告，未為緩刑之宣告，經核亦無違誤。　 (三)綜上所述，被告猶執前詞提起上訴，指摘原審判決未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及刑法第16、59條等規定減輕其刑，量刑過重，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亦未予宣告緩刑，而有違法、不當之處等節，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周彤芬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法　官吳志強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2025-02-12

TPHM-113-上訴-6329-20250212-1

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妨害公務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526號公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鄭任良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741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鄭任良犯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　　犯罪事實及理由一、程序事項：　　被告鄭任良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並得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54條之規定製作略式判決書，僅需記載犯罪事實、證據名稱及應適用之法條，並得以簡略方式為之，先予敘明。二、犯罪事實：　㈠鄭任良於民國113年9月5日10時許，在臺中市○○區○○路000號工地內，飲用啤酒12罐後，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於同日17時25分前某時許，駕駛車牌號碼8382-P7號自用小客車上路。嗣於同日17時25分許，行經臺中市北屯區南興路與南興北一路交岔路口時，因行車不穩而為員警黃文定攔停盤查。　㈡詎鄭任良因恐其酒後駕車行為遭查獲，明知員警黃文定係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其所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係職務上掌管之巡邏車，竟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損壞他人物品及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犯意，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在臺中市北屯區南興北一路、大成街1巷、南興路、敦富七街及敦富路等路段闖紅燈、逆向及高速行駛，以逃避員警黃文定追緝，並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嗣鄭任良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至臺中市北屯區敦富路與敦富六街交岔路口時，見前方號誌為紅燈，車輛圍堵而無法繼續行駛，隨即倒車衝撞員警黃文定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巡邏車，員警黃文定跳離巡邏車後遂對鄭任良駕駛之車輛開槍制止，鄭任良仍持續倒車逃逸，逃逸過程中又陸續衝撞停放路邊劉俊良使用之車牌號碼 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黃淑女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毀損黃淑女自用小客車部分，業據黃淑女撤回告訴，詳後述），及配合員警圍捕由蔣志雄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鄭敬諺駕駛之車牌號碼BES-6109 號自用小客車（毀損鄭敬諺自用小客車部分，未據告訴），致車牌號碼000-0000號巡邏車車殼破損及車身擦痕、劉俊良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左側車身凹損、蔣志雄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左後葉子板、左後保桿、左後門凹損而損壞，並以此強暴方式妨害員警黃文定執行職務。嗣鄭任良仍為警當場逮捕，並於同日17時38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70毫克，而查悉上情。　三、前項犯罪事實，有下列證據可資為佐：　㈠被告鄭任良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　㈡證人即被害人鄭敬諺、證人即告訴人蔣志雄、劉俊良、黃淑女於警詢中之證述。　㈢非供述證據部分詳如附件所示。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犯罪事實㈠所為，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罪；就犯罪事實㈡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款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第138條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第185條第1項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及第354 條損壞他人物品罪。　㈡被告就犯罪事實㈡所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妨害公眾往來安全及損壞他人物品等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所為，且係以上開方式遂行其妨害公務之目的，顯係基於單一犯罪決意、為達成單一不法目的所為之各個舉動，而有局部同一之行為，應予綜合為單一評價，是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各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斷。　㈢被告就上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酒後駕車之行為，缺乏尊重其他用路人生命、財產安全之觀念，漠視社會大眾之交通安全，又被告前已有因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緩起訴處分，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佐；又被告僅為逃避其酒後駕車行為遭追緝，即於下班時間在人車熙攘之市區道路上以上開方式逃逸，並加速倒車衝撞警用機車，更無視員警已開槍制止，衝撞路上其餘車輛，其所為不僅造成上開車輛有上開各處損壞，更妨害員警執行職務非微，且致生交通高度危險，所為均殊值非難。惟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犯後已與告訴人黃淑女達成調解，告訴人黃淑女並撤回告訴（詳後述），併考量被告經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70毫克，具一定危險性，其逃逸行為幸未造成他人傷亡，兼衡被告毀損之財物及價值、犯罪之目的、動機、手段，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就附表編號1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不另為不受理判決諭知：　　公訴意旨認被告於上開時、地，毀損黃淑女所有之車牌號碼 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致上開車輛有左前駕駛座車門凹損而損壞，另涉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嫌等語。惟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被訴毀損告訴人黃淑女自用小客車部分，起訴書認被告係涉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嫌，依同法第35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黃淑女已與被告成立調解，並具狀撤回告訴，有本院調解筆錄、聲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參（本院卷第 59至62頁），就此部分原應為不受理之判決，然公訴意旨認被告此部分犯行與上開犯罪事實㈡之犯行，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康存孝提起公訴，檢察官葉芳如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八庭　法　官林新為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詩涵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135條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138條毀棄、損壞或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書、圖畫、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185條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刑法第354條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附表：編號犯罪事實主文 1 犯罪事實㈠鄭任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犯罪事實㈡鄭任良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附件：一、中檢113年度偵字第47416號卷【偵卷】　　　1、113年9月5日員警職務報告(第19頁) 　　　2、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松安所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第51 頁) 　　　3、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第53至59頁) 　　　4、案發過程錄影畫面擷取照片、密錄器影像擷取照片、現場拍攝照片、車損照片、物損照片(第67至87、95至 123頁) 　　　5、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第89頁) 　　　6、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第91至94頁) 　　　7、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第125至127頁 ) 　　　8、被害人鄭敬諺、告訴人蔣志雄、劉俊良、黃淑女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松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第129至135頁) 　　　9、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辦案勘驗筆錄(第163至165 頁)

2025-02-11

TCDM-113-訴-1526-20250211-1

審金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874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朱梅玲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26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朱梅玲幫助犯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拾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朱梅玲可預見將自己所有之帳戶存摺、金融卡(含提款密碼)、網路銀行登入帳號（含登入密碼）等金融帳戶資料提供他人時，極可能供詐欺集團作為人頭帳戶，用以匯入詐欺贓款後，再利用轉帳或以存摺、金融卡提領方式，將詐欺犯罪所得之贓款領出，使檢、警、憲、調人員與被害人均難以追查該詐欺罪所得財物，而掩飾詐欺集團所犯詐欺罪犯罪所得之去向，竟仍不違背其本意，基於縱使所提供之帳戶被作為掩飾詐欺取財罪不法犯罪所得去向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間某日，在臺灣地區某不詳地點，將其所申辦之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土銀帳戶」）之存摺、提款卡，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威凱」之人（下稱「陳威凱」），並告以提款密碼、網路銀行登入帳號及登入密碼。俟「陳威凱」所屬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取得上開帳戶資料之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本質及去向之洗錢等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機房成員先後於如附表一「詐騙時間」欄所示之時間，以如附表一「詐騙方式」欄所示之方式，使如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之張裕昌、楊馥嘉、陳清田、劉俊良、陳麗琴、吳庭儀、蔡文亮分別陷於錯誤，而分別於如附表一「匯款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將如附表一「匯款金額」欄所示之款項，匯至「本案土銀帳戶」後，「本案詐欺集團」機房成員再轉匯至其他帳戶，而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本質及去向。嗣張裕昌、楊馥嘉、陳清田、劉俊良、陳麗琴、吳庭儀、蔡文亮驚覺受騙，分別報警後，始為警循線查獲上情。二、案經張裕昌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楊馥嘉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陳清田訴由彰化縣政府警察局溪湖分局、劉俊良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陳麗琴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吳庭儀訴由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蔡文亮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別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本院以下所引用被告朱梅玲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中，均未對於其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30頁、第78頁至第85頁），而視為同意該等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且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認該等證據均具證據能力。二、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本院復於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貳、實體部分：一、訊據被告朱梅玲固坦承有將「本案土銀帳戶」存摺、提款卡交給「不詳成年人」，並告以提款密碼、網路銀行登入帳號及密碼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等犯行，並辯稱：為了辦理貸款，方將「本案土銀帳戶」存摺、提款卡、提款密碼、網路銀行登入帳號及登入密碼提供予「陳威凱」云云。經查：（一）附表一所示之告訴人，分別於附表一所示之詐騙時間、方式，各將遭騙金額匯至被告之土銀帳戶內，旋即遭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乙情，有附表二證據卷頁欄所示之證據可參，且有臺灣土地銀行楊梅分行113年5月6日楊梅字第113 0000982號函暨所附被告所有土銀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等在卷可佐（見偵字卷二第249頁至第266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足徵被告之土銀帳戶確已作為詐欺集團成員向附表一所示之告訴人詐騙，供附表一所示之告訴人匯款以及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犯罪工具，首堪認定。（二）被告確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1、按個人之金融帳戶存摺、提款卡、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關係該帳戶款項之存取，自無任意出借、交付或將帳戶提款卡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告知予非熟識者之理，前開物品如遭人以不法意圖知悉並持有，即可以該帳戶供為匯款入帳並得以提款卡及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密碼逕行提領帳戶內金額，而發生犯罪集團以之作為詐欺等財產犯罪並取得被害人所交付金錢之犯罪結果。而利用他人帳戶從事詐欺犯行，早為傳播媒體廣為報導，政府機關及各金融機構亦不斷呼籲民眾應謹慎控管己有帳戶，切勿出賣或交付個人帳戶，以免淪為詐騙者之幫助工具，此已屬一般智識經驗之人所知悉。　 2、次按洗錢防制法所謂之洗錢，依同法第2條規定，係指：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者而言。再者，金融帳戶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申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帳戶使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並要求提供提款卡及告知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對方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該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以利洗錢實行，仍可成立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大上字第3101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又刑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與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或未必故意），所謂不確定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據此，如行為人於提供帳戶資料予對方時，依其本身之智識能力、社會經驗、與對方互動之過程等情狀，已預見其所提供之帳戶被用來作為詐欺取財等非法用途、提領詐欺犯罪所得使用之可能性甚高，且對方提領款項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心存僥倖而將該等金融機構帳戶資料提供他人使用，可認其對於自己利益之考量遠高於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因此受害，容任該等結果發生而不違背其本意，自仍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3、查被告於案發時為年滿39歲之成年人，足認被告具有相當智識程度、社會經驗，對於其名下土銀行帳戶之存摺、金融提款卡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當知應謹慎保管，避免交付不熟識之他人，其對於將土銀帳戶資料交予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使用，將可能遭犯罪集團利用作為詐騙及遮斷金流洗錢之工具一事，顯非無從預見。再觀諸被告與「陳威凱」之line對話，被告因有所懷疑，而詢問「那這樣會不會不合法？」、「你們該不會是詐騙的吧？」（見本院卷第35頁、第39頁），是被告對於將其土銀帳戶資料提供「陳威凱」作為從事詐欺等財產犯罪及洗錢之不法目的使用，已有合理之預期，仍認為縱遭作為財產犯罪之人頭帳戶使用，自己也不致蒙受損失，仍將其土銀帳戶資料交予「陳威凱」使用，容任「陳威凱」所屬詐欺集團使用土銀帳戶，雖未見其有何參與詐欺附表一所示告訴人之行為，或於事後分得款項之積極證據，而無從認屬本案詐欺取財犯罪之共同正犯，然其提供土銀帳戶資料予他人之際，既已容任他人作為匯入、提領、匯出金錢使用，該行為已足彰顯其有幫助該他人實行包含詐欺取財在內等不法財產犯罪之不確定故意。而該收受被告所提供土銀帳戶資料之「陳威凱」果與同夥利用以之作為向附表一所示之告訴人詐欺取財之匯款帳戶使用，且各該款項旋即由詐欺犯罪集團成員提領一空、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而難以追查，足認被告對於提供其土銀帳戶資料，他人將可自由使用土銀帳戶，並將之供作包含詐欺等不法行為所得款項匯入、匯出、提領，及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工具一情，已有預見，被告主觀上顯有縱有人以其交付之土銀帳戶實施詐欺犯罪及洗錢，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至為明確，是被告自應負幫助他人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刑責甚明。（三）被告雖辯稱：我是要貸款，我是被騙的云云，然被告於偵訊時辯稱：我將土銀帳戶資料與國泰世華銀行帳戶資料，同時借給友人吳明豐云云，然證人吳明豐於偵訊時具結證稱：僅向被告借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並未借土銀帳戶等語（見偵字卷二第275頁至第280頁），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程序始持前詞置，是其所辯，已前後不一，且參被告提出其與「陳威凱」之line對話紀錄，或無時間、或有缺漏，並未完整（見本院卷第33頁至第43頁、第89頁至第 93頁），經本院訊之「為何未提出將帳戶交出去的對話紀錄」？被告供稱已刪除（見本院卷第83頁），是被告於偵訊時先辯稱是將土銀帳戶資料借與證人吳明豐，然為證人吳明豐所否認後，於本院方改稱是因貸款方交付土銀帳戶資料，然所提出之對話紀錄卻刻意刪除交出之對話，實雖認其前開所辯足以採信。（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無非係卸責之詞，俱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犯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二、新舊法比較：（一）按幫助犯係從屬於正犯而成立，並非幫助行為一完成，成立犯罪，因此幫助犯之犯罪時間應以正犯之犯罪行為為準（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788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犯罪之實行，學理上有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吸收犯、結合犯、連續犯、牽連犯、想像競合犯等分類，前五種為實質上一罪，後三者屬裁判上一罪，因實質上一罪僅給予一行為一罪之刑罰評價，故其行為之時間認定，當自著手之初，持續至行為終了，並延伸至結果發生為止，倘上揭犯罪時間適逢法律修正，跨越新、舊法，而其中部分作為，或結果發生，已在新法施行之後，應即適用新規定，不生依刑法第2條比較新、舊法而為有利適用之問題（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90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⒈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詐騙時間」欄所示時間，對附表「被害人」欄所示告訴人張裕昌等7人施行詐術，使其等接續轉帳至「本案土銀帳戶」，各均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各向同一告訴人等實施犯罪，顯係各出於同一詐欺取財之目的，各侵害同一告訴人之財產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各視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是就對同一告訴人遭詐欺部分，應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⒉告訴人等7人遭詐騙匯款至「本案土銀帳戶」之時間如附表「匯款時間」欄所示，而依詐欺集團施行詐術使告訴人匯款至人頭帳戶之情節以觀，可認「本案詐欺集團」犯罪行為終了日期應為112年7月3日至112年7月5日之間，依上開說明，法律之變更是否於被告朱梅玲之幫助洗錢行為後，有無刑法第2條第1項所定之新舊法比較適用，以上開犯罪行為終了之時間為準據，合先敘明。（二）次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以關於新舊法之比較，適用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從舊從優」之比較。而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事項，如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及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合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予以整體適用。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自113 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經查：　　⒈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00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變更條次為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併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之「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依立法理由說明：「洗錢犯罪之前置特定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若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特定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特定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可知該條項規定並非法定刑變更，而為宣告刑之限制，即所謂處斷刑；係針對法定刑加重、減輕之後，所形成法院可以處斷的刑度範圍。　　⒉有關自白減刑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⒊經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三、論罪科刑：（一）核被告朱梅玲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犯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二）另按刑法上之接續犯，就各個單獨之犯罪行為分別以觀，雖似各自獨立之行為，惟因其係出於單一之犯意，故法律上仍就全部之犯罪行為給予一次之評價，而屬單一一罪。查「本案詐欺集團」機房成員於密接之時間對如附表編號一、二、六所示之告訴人張裕昌、楊馥嘉、吳庭儀等人施行詐術，使渠等陷於錯誤，而分別於附表編號一、二、六「匯款時間」欄所示時間多次匯款至「本案土銀帳戶」之行為，各均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各向同一告訴人實施犯罪，俱係出於同一目的、侵害同一告訴人之財產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各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是就上開部分，應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三）想像競合犯：　　⒈被告提供「本案土銀帳戶」資料，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用以使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等7人分別匯入款項至「本案土銀帳戶」後轉匯至其他帳戶，而幫助本案詐欺集團取得詐得款項，被告以一提供上開帳戶之幫助詐欺行為，同時侵害告訴人等7人之財產法益，為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論以幫助犯詐欺取財罪1 罪。　　⒉被告以一行為同時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犯修正前一般洗錢罪2罪，為異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依幫助犯修正前一般洗錢罪處斷。（四）刑之減輕：　　⒈被告幫助他人遂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一般洗錢犯行，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⒉次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查，被告否認洗錢犯行，自無從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可預見將個人之金融機構帳戶提供他人，該金融機構帳戶恐遭詐欺成員充作詐騙他人財物後，用以匯款之人頭帳戶，而幫助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本質及去向，竟仍未經詳細查證，任意將所申辦之金融機構帳戶提供予他人使用，助長詐騙財產犯罪之風氣，造成告訴人7人受有金錢損害，損害金額達95 萬元，並使贓款追回困難，實為當今社會詐財事件發生之根源，擾亂金融交易往來秩序及影響社會正常交易安全甚鉅，且因被告提供個人金融機構帳戶，致使執法人員難以追查正犯之真實身分，所為誠屬不當；考量被告否認犯行，未賠償告訴人等7人之損失，兼衡以被告之生活、經濟狀況、素行、年紀及智識程度、造成之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四、沒收：　　另按刑法第2條第2項明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是本案有關沒收部分，自應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合先敘明。次按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11條、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參諸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等有關沒收之規定，並未排除於未規定之沒收事項回歸適用刑法沒收章節，從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自仍有適用餘地，合先敘明。　（一）查「本案土銀帳戶」存摺、提款卡，雖均屬供本案幫助詐欺及幫助修正前一般洗錢犯罪所用之物，然未扣案，是否仍存尚有未明，又上開帳戶均已遭通報為警示帳戶凍結，且上開帳戶之提款卡單獨存在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倘予追徵，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復就沒收制度所欲達成之社會防衛目的亦無任何助益，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爰均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二）次按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經查，告訴人等7人遭詐騙而匯入「本案土銀帳戶」之款項，雖均屬洗錢之財物，惟考量上開款項，均經轉帳至其他帳戶，被告就洗錢之財產並無事實上處分權，倘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容有過苛之虞，爰參酌比例原則及過度禁止原則，依刑法第38條之 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三）末按幫助犯乃僅對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加以助力，且無共同犯罪之意思，對於正犯所有因犯罪所得之物，無庸為沒收之宣告。本院查無積極具體證據足認被告因提供「本案土銀帳戶」資料而獲有金錢、其他利益、或免除債務等犯罪所得，自不生犯罪所得應予沒收之問題。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姿妤提起公訴，經檢察官蔡宜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何宇宸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涂頴君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犯及其處罰）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附表一：（金額單位：新臺幣）編號被害人詐騙時間詐騙方式匯款時間匯款金額 1 張裕昌（提告） 112年4月8日不詳集團成員向張裕昌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獲利云云。 112年7月3日上午11時45分許 5萬元 112年7月3日上午11時46分許 5萬元 2 楊馥嘉（提告） 112年4月13日不詳集團成員向楊馥嘉佯稱：可下載「ONE極先鋒」應用程式投資獲利云云。 112年7月5日上午10時10分許 3萬元 112年7月5日上午10時12分許 3萬元 112年7月5日上午10時14分許 3萬元 112年7月5日上午10時19分許 1萬元 3 陳清田（提告） 112年5月初某時不詳集團成員向陳清田佯稱：可下載「CASTEL」應用程式投資獲利云云 112年7月5日上午10時31分許 10萬元 4 劉俊良（提告） 112年5月10日不詳集團成員向劉俊良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獲利云云。 112年7月3日上午10時31分許 10萬元 5 陳麗琴（提告） 112年5月18日前之某時不詳集團成員向陳麗琴佯稱：可下載「極先鋒」應用程式投資獲利云云。 112年7月3日下午2時27分許 15萬元 6 吳庭儀（提告） 112年6月初某時不詳集團成員向吳庭儀佯稱：可下載「容軒」應用程式投資獲利云云。 112年7月3日上午9時30分許 10萬元 112年7月4日上午9時5分許 10萬元 7 蔡文亮（提告） 112年7月5日不詳集團成員向蔡文亮佯稱：可在http://app.nvbhdfs.com下載應用程式投資獲利。 112年7月5日上午10時25分許 20萬元附表二：編號事實證據卷頁 1 如附表一編號1 所示之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所示之部分）張裕昌於警詢時之證述（見偵字卷二第73頁至第75頁）。 2 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2所示之部分） 1、楊馥嘉於警詢時之證述（見偵字卷一第157頁至第161頁）。 2、楊馥嘉與詐騙集團之Line對話紀錄及匯款紀錄（見偵字卷一第179頁至第187頁）。　 3 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3所示之部分） 1、陳清田於警詢時之證述（見偵字卷一第89頁至第94頁）。 2、陳清田所有郵局帳戶存摺內頁影本、元大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詐騙集團某成員交付之現儲憑證收據、陳清田與詐騙集團之Line對話紀錄（見偵字卷一第113頁至第149頁）。　 4 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4所示之部分） 1、劉俊良於警詢時之證述（見偵字卷二第105頁至第108頁）。 2、劉俊良之金融帳戶交易明細、劉俊良與詐騙集團之Line對話紀錄及匯款紀錄（見偵字卷二第121頁至第231頁）。 5 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5所示之部分） 1、陳麗琴於警詢時之證述（見偵字卷一第45頁至49頁）。 2、陳麗琴之匯款紀錄（見偵字卷一第71頁至第75頁）。 6 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之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6所示之部分） 1、吳庭儀於警詢時之證述（見偵字卷一第199頁至第204頁）。 2、吳庭儀與詐騙集團之Line對話紀錄及匯款紀錄（見偵字卷一第217頁至第258頁）。 7 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6所示之部分） 1、蔡文亮於警詢時之證述（見偵字卷二第9頁至第11頁）。 2、蔡文亮與詐騙集團之Line對話紀錄及匯款紀錄（見偵字卷二第47頁至第57頁）。

2025-02-07

TYDM-113-審金訴-1874-2025020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偽造文書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757號上訴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家芳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2 年度訴字第394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李家芳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萬零陸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李家芳原任職於胡育秀所經營之菁采工程有限公司（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0弄00之0號；下稱菁采公司），自民國110年3月間某日起擔任菁采公司所承攬工程之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並於111年6月30日離職。詎李家芳明知其為自願離職，竟為詐領失業給付，於111年6月26日要求胡育秀（未經起訴）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而胡育秀明知李家芳係自願離職，並欲以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詐領失業給付，仍共同基於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及不法之所有意圖之犯意聯絡，應李家芳之要求，在菁采公司列印離職證明書，並於該離職證明書上蓋用菁采公司大、小章及填寫保險證字號、聯絡電話後，將該離職證明書交予李家芳，李家芳則於非自願離職原因欄位，勾選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 11條第4款（即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之不實事項，登載於胡育秀業務上所作成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上。嗣李家芳持上揭不實登載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於111年7月1日向行政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下稱勞動部勞發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基隆就業就業中心（下稱基隆就業中心）辦理求職登記而行使之，並接續填載「就業保險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於同年7月15日、8月14日、9月13日向基隆就業中心申請1 11年7月15日至同年8月13日、同年8月14日至同年9月12日，及同年9月13日至同年10月12日，共計3個月之失業認定及失業再認定，並由基隆就業中心不知情之人員將該資料上傳至行政院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覆核就業保險失業給付，使勞保局不知情之人員陷於錯誤，誤認李家芳係因非自願離職失業中，而給付每月新臺幣（下同）2萬200元之失業給付金至李家芳所有之基隆七堵郵局帳戶（帳號：000000 00000000號；下稱本案郵局帳戶），共計詐得6萬600元（3 個月x 2萬200元），且足生損害於勞保局核發失業給付之正確性。二、案經菁采公司訴由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下稱基隆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方面一、本案審理範圍　　查上訴人即檢察官（下稱檢察官）於上訴書、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陳明就原審所認定被告李家芳（下稱被告）之無罪判決全部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26、64、100、170、273頁），本院就本案關於犯罪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罪名）及刑度均為審理範圍。二、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亦有明定。本判決下列關於乙事實部分，所引用審判外陳述之供述證據部分，經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均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02至104、173至175、274至277頁），經審酌各該陳述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不當情事，因而認為適當，均具證據能力。另本院所引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查並非違法取得，亦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復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連性，均有證據能力。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詐領失業給付金之犯行，辯稱：⑴我從未請求辭職而係被迫離職，我當時只是向胡育秀說因家人生病住院，之後我會請假和妹妹輪流照顧，但胡育秀就說不行，會影響工程，叫我找人頂替工作，我才找林鳳蘭來，我的工作是職安人員屬單員編制，新人一到便代表我被解雇，我問胡育秀可否開離職證明書給我，我要申請失業補助，胡育秀說好，所以胡育秀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給我，勾選勞基法第11條第4款之離職事由有經過胡育秀同意，且我申請失業給付之流程有經過基隆就業中心之曾美琪和勞動部審核核准，曾美琪有提醒胡育秀盡快補資遣通報，胡育秀回答曾美琪說沒問題，我符合非自願離職之資格；⑵我只有於111年 7月1日至基隆就業中心申請失業給付，申請1次以6個月為期，勞保局逐月核付，期間若找到工作則停止失業給付，我沒有重複申請，其後於111年9月底則接獲曾美琪通知因胡育秀去申訴，我不能領失業給付，胡育秀因未給我資遣費，亦未申報資遣勞工，胡育秀怠於通報才遭勞動部科處罰鍰，遂想用法院判決來撤銷勞動部之罰鍰，所以才向我提告，我與胡育秀在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對話內容係虛問虛答；⑶ 我有得到胡育秀同意，檢察官起訴書所載我「擅自勾選」非自願離職原因，顯然有誤等語（見本院卷第45至52、89至95 、100至101、111至117、159至161、171至172、179頁）。惟查：　㈠被告原任職於證人（即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胡育秀所經營之菁采公司，其自110年3月間某日起擔任菁采公司所承攬工程之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並於111年6月30日離職，嗣於111年7月1日向基隆就業中心辦理求職登記，而行使登載勞基法第11條第4款之非自願離職原因離職證明書，並接續填載「就業保險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於同年7月15日、8月14日、9月13日向基隆就業中心申請111年7月15日至同年8月13日、同年8月14日至同年9月1 2日，及同年9月13日至同年10月12日，共計3個月之失業認定及失業再認定，並由基隆就業中心之人員將該資料上傳至勞保局覆核就業保險失業給付，使勞保局人員給付每月2萬2 00元之失業給付金，共計給付6萬600元（計算式：3個月×2 萬200元）至本案郵局帳戶等情，業據被告偵訊、原審、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供承在卷（見他1235卷第31頁；調偵62卷第98至99頁；訴394卷第44頁；本院卷第101頁），核與證人（即基隆就業中心之就業服導員）曾美琪於原審具結證述（見訴394卷第105至110頁），及告訴人即菁采公司之告訴狀指稱：被告於110年3月起受僱於菁釆公司，於菁采公司所承攬之工程單位（址設：新北市○○區○○路00之0號）擔任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等內容相符（見他1235卷第3頁），並有離職證明書(見他1235卷第33頁)、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下稱新北就服處)112年5月24日新北就輔字第1123437589 號函、勞發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112年6月2日北分署諮字第1 120068194號函暨就業保險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離職原因訪談紀錄、求職登記表、勞保局112 年6月7日保普就字第11213036350號函、勞保局111年7月22 日保普核字第111071180570號函、同年8月22日保普核字第1 11071205962號函、同年9月20日保普核字第111071231994號函、本案郵局帳號、開戶資料暨交易明細、求職介紹結果回覆卡及被告投保人投保資料查詢資料(112訴394卷第162至16 3頁) (見調偵62卷第39、41至75、79至83、109至112頁；訴 394卷第160、162至163、166頁)各1份附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為真。　㈡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依就業保險法第 11條第3項規定，所謂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 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形之一離職。次按刑法上之不確定故意（或稱間接故意、未必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有發生之可能，因該犯罪事實之發生不違背其本意，乃予容任而任其發生者而言。行為人究竟有無預見而容任其結果發生之不確定故意，係潛藏個人意識之內在心理狀態，通常較難取得外部直接證據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動，是以法院在欠缺直接證據之情況下，尚非不得從行為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客觀情況，綜合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本諸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予以審酌論斷。又刑法關於正犯、幫助犯（從犯）之區別，係以其主觀之犯意及客觀之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其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如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亦為正犯，必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始為幫助犯。又共同正犯間，在合同意思範圍內，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原不必每一階段均參與，祇須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 61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以彼此間犯罪故意之態樣相同為必要，行為人分別基於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實行犯罪行為，自可成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0 5年度台上字第294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被告供述」及「證人證述」之信用性部分，為避免裁判之誤判，審慎斟酌下列因素加以判定：①被告供述、證人證述內容本身是否自然、合理；②被告供述、證人證述與客觀證據是否相符；③ 被告供述、證人證述是否有前後變遷之情形；④被告辯解、證人證述之可信性，倘被告供述、證人證述本身內容具有寫實之臨場感、具體詳細明確，則具有自然、合理特性時，該供述或證述較為可信性；被告供述、證人證述之主要內容若能與客觀證據相互印證，則該供述或證述本身具有較高之可信性；又於偵查階段內容一致之供述、證述，其可信性較高，反之，如被告先前自白，隨後則否認犯罪事實，自白與否認交互出現或證人證述自相矛盾不一致，前後證述反覆產生證詞變遷之情形時，該自白或證述之可信性則須保持疑問；被告於審判庭提出辯解時，應考量辯解內容、提出之時點是否自然、合理抑或唐突充滿疑點，證人證詞先後不一致時，亦宜考量證人本身是否具特殊性、證人有無為被告飾詞避重就輕或因時間久遠而記憶模糊等因素，綜合考量被告供述、證人證述之可信性程度高低。是查：　⒈被告於偵訊、原審準備及審判程序自承：當初我是和胡育秀說我父母親生病，未來需要我照顧，要和我妹妹輪流照顧，沒有確定何時要離職，只是表示我有離職之意向，因我的工作涉及工安，如果我今天請假沒有人來，工程會沒辦法繼續施工，胡育秀沒有資遣我，胡育秀請我馬上找人代替我的職務，當天我就打電話給林鳳蘭，讓她代替我的職務等語（見調偵62卷第98頁；訴394卷第43、130至131頁），與證人林鳳蘭於原審審理及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深澳中油供應中心有很多承攬商，在本案之前我有見過被告，我和被告是不同承攬商的職安人員，我於111年6月27日到菁采公司就職，11 1年間被告有找我去菁采公司做事，當時是被告來找我說需要一個職安人員接替，要無縫接軌，希望我過去接她的工作，被告有說她的家人生病，父親失智、母親開刀住院，但因菁采公司之工程不能斷，一定要有職安人員，她如果不能繼續待的話，菁采公司一定要再另外找一個職安人員，就是那段時間的工程，每天有施工時，都要過去現場看工程進度，反正一天都不能斷，除非是下雨天或是有些工項不適合下雨天，因1個工程只能有1名職安人員，我如果去擔任，就會登記我，被告不可能再回來擔任，我之所以於111年8月30日有簽聲明書，是胡育秀要我簽的，但依我的認知被告的確是自願離職，所以我有簽等語（見訴394卷第129頁；本院卷第28 3至286頁），及證人胡育秀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述：林鳳蘭是被告找來幫忙，林鳳蘭知道被告的媽媽生病、被告之父母親需要協助等語（見訴394卷第125、127頁）相符，並有證人林鳳蘭之聲明書(見他1235卷第17頁)在卷可參，就此部分之被告供述、證人林鳳蘭、胡育秀證述詳細明確、自然合理，可悉被告原擔任菁采公司所承攬工程之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因職安人員之工作性質，除雨天未施工外，有施工時均須至現場看工程進度，然被告因父母親生病，將來需請假照顧，被告與雇主即證人胡育秀商議後，找其友人即證人林鳳蘭接替其所負責之職安工作，足認被告離職原因應屬自願離職，與勞基法第11條第4款規定「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之非自願性離職原因未合，亦無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之其他非自願離職原因等情無訛。被告前開辯稱⑴主張其符合非自願離職資格云云，洵不足憑。　⒉次查被告於偵訊時供稱：因為胡育秀是老闆娘，我當時請她開離職證明書的用途和內容，我都有跟她說，我有跟胡育秀說勾選離職原因是第11條第4款，我有跟她說我會用這張離職證明書去申請失業救濟金，手寫填寫内容是經過胡育秀同意，經過她授權且經她審核蓋章等語（見他1235卷第30至31 頁），與證人胡育秀於偵訊時指述及原審審理時具結證述：該離職證明書是我先列印，蓋完菁采公司大、小印及填上電話後給被告，離職證明書上之投保單位聯絡人和保險證字號是我同意被告填載，被告勾選勞基法第11條第4款前有問過我，我是有同意被告就勞基法第11條第4款打勾等語（見他1 235卷第30至31頁；調偵62卷第27頁；訴394卷第120頁），及證人林鳳蘭於本院具結證稱：我有聽到被告要辦補助，因為胡育秀也有問被告要幫什麼忙，細節我不清楚，但她們有在談證明跟補助之事，我的認知是胡育秀當時是在幫被告，可以理解是補助金，她們當時談的過程沒有不愉快等語（見本院卷第289至290頁），及證人曾美琪於原審結證證稱：因業務關係，被告有拿非自願離職書到基隆就業中心臨櫃辦理失業給付，依照作業流程，臨櫃辦理我們會先請督導該公司有無開立非自願離職書，重點在上面要有蓋大、小章，然後會詢問資格是否符合，才會辦理失業給付；詢問部分除詢問申請之民眾外，也會詢問公司，查詢電腦系統資料，如果公司沒有通報，一定會打電話詢問，向公司確認是否為非自願離職身分，如果不是非自願離職而係自願離職，我們就不能接受申請，而本案之情形，被告當天來申請時，我有打電話跟胡育秀確認是否為菁采公司開立之非自願離職書，也有核對身分證、出生年月日、離職原因，胡育秀說對，我當時理解被告拿到基隆就業中心的非自願離職證明是菁采公司所開立，確認之後提醒胡育秀說菁采公司沒有通報，也有提供新北市資遣通報電話，胡育秀說OK，意思是會補通報，胡育秀當時聽到的反應很正常，當下沒有否認，我告知胡育秀被告在非自願離職書上之離職原因後，胡育秀沒有跟我爭執過，之後我有把訪談紀錄表傳真過去等語（見訴394卷第107至10 9、114、118至119頁）互核以觀，可悉⑴被告請胡育秀開立離職證明書時，係由胡育秀列印該離職證明書，並在該離職證明書蓋用菁采公司之大、小章及填載電話後，則將該離職證明書交予被告，而非被告自行偽造該離職證明書等情無誤；⑵又依胡育秀於偵訊指述及原審審理具結證述內容，其同意被告填載離職證明書上之投保單位聯絡人和保險證字號，並同意被告勾選勞基法第11條第4款之非自願離職之離職原因等情，與前揭被告偵訊供稱及證人曾美琪於原審結證證稱等內容相合，且被告為照顧父母親而自願離職乙節，業如前述；⑶佐以證人林鳳蘭前揭於本院具結證稱內容，被告與胡育秀討論補助金時並無不愉快或爭執，依證人林鳳嬌之認知胡育秀當時係在幫被告等情明確；及⑷考量證人曾美琪於原審審理時經告知具結義務及偽證處罰後，仍願具結作證，以刑事責任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衡情證人曾美琪應無為被告甘冒偽證罪重罰之風險，杜撰虛偽情節以誣陷被告之動機與必要，且細譯證人曾美琪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情節，與經驗法則相符，是堪認證人曾美琪所為之證述，應屬信而有徵，是依證人曾美琪於前開原審結證證稱內容所述，確認非自願性離職之重點在於有無蓋公司大、小章及會向開非自願離職之公司電詢，胡育秀在接獲證人曾美琪電詢時，並未為否認，使證人曾美琪誤認被告符合非自願離職而具申請失業給付之資格，進而為後續呈報勞發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勞保局辦理被告失業給付之流程等情明確。　⒊參以證人曾美琪於111年7月1日下午3時50分許向胡育秀所為訪談紀錄記載：所附離職員工（即被告）之離職證明書各欄所載是否屬實？是；所附離職員工之離職證明書是否確為貴投保單位同意所開具？是；確認離職原因：勞基法第11條第 4款等內容（見本院卷第196頁），及被告與胡育秀間之LINE 對話紀錄：「建議一：就服處回覆：資料已經送勞動部，不能取回。2：該份非自願離職單由您親自過目核章，而我有跟您說明，且旁邊還有證人在，若您後悔，唯恐會涉嫌偽造文書罪。」、「我不會跟公司領資遣費」、「所以要如何處理，相信你那麼有智慧的人，應該會處理得很好。」、「請你想清楚再做，公司大小章是你親自蓋的」等內容（見本院卷第234至235頁），並觀諸被告之離職證明書格式內容，於投保單位證明欄位中以粗體字標明：「本表粗框內所記載資料內容，業經投保單位複核無誤，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見他1235卷第33頁），且該離職證明書之例稿亦有記載「本表以投保單位填寫為原則，若同意由離職員工自行填寫，請投保單位務必確實檢查有無遺漏或記載繆誤，經核對無誤後，再加蓋印信或章戳，以示負責」等內容（見訴394 卷第59頁）。本院衡酌一般社會通念及經驗、論理法則，被告明知其係自願離職，卻於該離職證明書上勾選勞基法第11 條第4款非自願離職原因後，經基隆就業中心向勞保局行使，使勞保局不知情之人員陷於錯誤，而匯款3個月份共計6萬 600元之失業給付予被告，被告主觀上具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直接故意；而被告所持經基隆就業中心向勞保局行使申請失業給付之離職證明書，為胡育秀所列印並蓋用菁采公司之大、小章於其上交予被告行使，且同意被告勾選勞基法第11條第4款非自願離職原因，依胡育秀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客觀情況，胡育秀應可預見被告將以虛偽不實之離職證明書向勞保局辦理失業給付，而不違背其本意　　，其主觀上具備容任被告持該業務登載不實內容之文書向勞保局申請失業給付之不確定故意，且其所為係屬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無論胡育秀交付該已用印之離職證明書動機為何，均不妨礙被告與其成立詐欺取財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等罪；況若非胡育秀於該離職證明書上蓋用菁采公司之大、小章，及其於證人曾美琪向其確認被告是否為非自願離職時未為否認，被告豈得以辦理失業給付並領得共計6萬600元之失業給付等節無誤，益徵被告與胡育秀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等情，至為明灼。　⒋又查證人曾美琪於原審審理結證證稱：失業給付係每個月認定，1個月認定1次，被告有來認定，勞保局在認定2至3週後，只要沒有問題都會照付等語（見訴394卷第111頁）明確，並有111年7月1日、同年月15日、同年8月14日及同年9月13 日之就業保險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失業給付查詢作業等資料存卷可參（見調偵62卷第43、45、 65、71頁；本院卷第185至186頁），可知被告係接續於111 年7月1日、同年月15日、同年8月14日及同年9月13日向基隆就業中心提出申請一節無誤，被告前開辯稱⑵主張其申請1次以6個月為期云云，難以信實。　⒌復查被告前開辯稱⑶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其「擅自勾選」有誤等語，經本院核閱卷內事證，依證人胡育秀偵訊指述及原審審理時具結證述內容，胡育秀確有同意被告勾選勞基法第11條第4款乙情如前，起訴書所載其「擅自勾選」有誤部分，洵足採信。然經本院勾稽卷內事證，被告與胡育秀就詐欺取財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被告前開辯稱⑶部分雖可信實，但無解免被告就其所為應負之刑責。　⒍末查證人胡育秀雖於偵訊時指稱及原審審理具結證稱：我印給被告的是離職證明書，不是資遣，我有同意她就第11條第 4款打勾，但我不知道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4款之意思，坦白講我不知道勞基法第11條第1款至第5款、同法第13條、第14 條第1項之意思云云（見他1235卷第30至31頁；訴394卷第12 2頁），惟觀該離職證明書之格式，勞基法第11條第4款之選項位於「非自願離職原因欄位」，一望即知勞基法第11條第 4款屬非自願離職原因甚明。又胡育秀所蓋用菁采公司大、小章之位置下方亦有以粗體字標明「本表粗框內所記載資料內容，業經投保單位複核無誤，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等文字等情（見他1235卷第33頁）明確，況胡育秀為菁采公司之負責人，其年紀非輕，閱歷亦非淺薄，所處生活環境資訊取得便捷，其相較於長年居於鄉間山林之人，尋求專業人士之法律諮詢可謂輕而易舉，其只要稍加查詢即可獲悉正確之法律資訊。基於證人胡育秀於本案與被告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之特殊性，足認證人胡育秀前於偵訊時指稱及原審審理具結證稱內容，有避重卸責之情，礙難採信。至偵查機關是否追訴胡育秀，自應由偵查機關決定之。二、綜上，被告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核與本案事證不符，所辯尚無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上開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一、被告所成立之罪　　按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乃附隨其業務而製作，不得謂非業務上所掌之文書，此種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內容如有不實，而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即係犯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罪名。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又法院審判之對象，固為檢察官擇為訴訟客體之起訴事實，故在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範圍內，法院得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而為正確之法律適用，並不受起訴法條所拘束，但此乃指檢察官所援引之起訴法條不當之情形而言，倘係單純之漏引法條，則祇須於判決理由內說明為已足，不生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174 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88號等判決意旨參照）。公訴人於起訴事實內業已敘及上揭行使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犯行，僅係漏引刑法第216、215條，並經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時予以告知（見本院卷第169、272頁），應予補充。被告上揭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該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兩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詐欺取財罪處斷。被告於111年7月1日向基隆就業中心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並於同年月15日、同年8 月14日及同年 9月13日向基隆就業中心申請失業認定及失業再認定，係出於單一詐領失業給付之犯罪決意，在密接時空實施，持續侵害相同法益，各次行為之獨立性甚低，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而為接續犯，應僅論以一罪。二、共同正犯　　查被告持胡育秀所提供已蓋菁采公司大、小章，並同意被告勾選勞基法第11條第4款非自願離職事由之離職證明書向相關行政機關詐領失業給付，胡育秀係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與被告同屬正犯等情，業經論證如前。是被告與未經起訴之胡育秀就上開犯罪之實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肆、撤銷改判之說明　　原審就被告本件犯行未詳予研求，遽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容有未恰。又檢察官於起訴書記載：「被告自行於111年6月2 7日前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利用電腦設備列印載有『填表日期111年6月30日』、『姓名李家芳』、『出生曰期民國00年0月0 0日』、『身分證號碼0000000000號』、『離職當月工資00,000 元』、『離職：111年6月30日』等語内容之離職證明書，並於同年月27日交不知情之胡育秀用印後，擅自在該離職證明書上填載『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勞基法第11條第4款』、『保險證字號：000000000』、『投保單位：胡育秀』及『聯絡電話：0000000000』等內容，顯與證人胡育秀於偵訊時指稱：該離職證明書是我先列印，蓋完菁采公司大、小印及填上電話後給被告，被告勾選勞基法第11條第4款前有問過我，我是有同意被告就勞基法第11條第4款打勾等語（見他1235卷第3 0至31頁；調偵62卷第27頁）相悖，起訴書上開所載部分，洵不足採。而檢察官上訴意旨雖僅論及被告犯行，然被告就本案詐領失業給付之犯行主觀上具有直接故意，證人胡育秀主觀上為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被告與證人胡育秀間仍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等節，業經論證如前，是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審諭知無罪不當部分，為有理由，仍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伍、量刑一、量刑目的　　刑之量定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法院除就具體個案犯罪，斟酌其犯罪情狀，有無可堪憫恕之情外，並以行為人的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項罪責因素後，予以整體評價，而為科刑輕重標準的衡量，使罰當其罪，以實現刑罰權應報正義，並兼顧犯罪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目的（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61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量刑時，除應注意法律相關規定外，並宜綜合考量下列刑罰目的： ⑴對於不法侵害行為給予相應責任刑罰之應報功能。⑵矯正行為人並使其復歸社會之特別預防功能。⑶適切發揮嚇阻犯罪、回復社會對於法規範之信賴，及維護社會秩序之一般預防功能，此司法院107年8月7 日函頒「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2點有明文規定。爰此，本院基於綜合審酌應報、預防之「相對應報理論」，對過去之犯罪藉由應報之處罰以達到將來犯罪之抑止、預防目的，並衡酌欲藉由刑罰所達成之一般預防或特別預防目的，應係伴隨應報觀點之刑罰所生之間接、反射性效果，宜於決定應報刑（責任刑）之範圍內，妥適評價作為一般、特別預防之量刑因子，以符公平量刑及罪刑相當原則，應予敘明。二、量刑因子之說明　　法院為達公平量刑之目的，基於相對應報理論之觀點，首先考量刑法第57條第9款「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同條第3 款「犯罪之手段」，以結果不法與行為不法之程度劃定責任刑之範圍，此部分⑴結果不法層次審酌：①法益侵害程度、範圍，犯罪之時間、地點或法益侵害係屬持續性或一時性； ②被害結果發生有無可歸責於被告、被害人或其他第三人之情形；③被害結果有無回復之可能性，及如有回復可能性則係完全、部分或並未有回復；⑵行為不法層次則審酌：①行為態樣是否具有惡質性（即犯行手段上有無殘忍、執拗、危險、巧妙、反覆或模仿等情形），如有其程度為何；②有無共犯之參與及參與程度（即客觀事件背景、共犯彼此間關係、犯罪行為經過、共同謀議形成過程、準備與實行階段、犯行後狀況；主觀分擔犯行之動機、犯意強弱、參與態度積極或消極），及與其他共犯間屬於主導或從屬關係。再於該劃定責任刑之範圍內妥適考量：⑶同條第8款「違反義務之程度」（即違反注意義務之內容、情節是否特殊或實與一般情形無異），同條第7款「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即①行為人與被害人間之親疏遠近、交誼深淺及②行為人是否因被害人而犯罪）、同條第1、2款「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所受之刺激」（即行為人有無反社會傾向及動機、目的是否屬惡質，如有則程度為何）、同條第4至6款之「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同條第10款之「犯罪後之態度」（即① 被告有無自白；②如有則係在偵查或審判階段自白，其對於釐清犯罪事實部分有無助益；③被告有無努力修復被害結果及其與被害人間之關係），及其他一切情狀（如：①犯行後有無遭懲戒或免職、②有無違法偵查之不利益）等因素。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以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方式詐領失業給付，誠屬不該，惟本院為達公平量刑及罪刑相當之目的，仍需審酌：⑴被告詐得失業給付之金額非鉅，但迄今尚未返還詐領金額，結果不法程度並未降低；⑵ 被告之行為係提供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方式，與一般詐領失業給付之方式相同，行為不法並無較高之非難程度，然本案有共犯之情形，衡諸犯罪行為經過及共同謀議形成過程，起因在於被告，被告之行為不法程度較未經起訴之胡育秀為高；⑶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所違反之義務與一般詐領失業給付之行為人之動機、目的及所違反之義務程度無異；⑷復於前開劃定之責任刑範圍內，審酌一般預防及復歸社會之特別預防因素，被告於偵查及審判階段始終否認犯行，但於本院準備、審理期間均未有任何妨害法庭秩序之情事，其犯後態度尚可；參酌被告無其他前案素行（見本院卷第29頁），並兼衡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自陳：所受教育程度為高職畢業，目前失業，其父親87歲因失智而臥床在家，父親住在妹妹家，需與其妹妹輪流照顧、扶養父親，以其先前工作積蓄照顧父親（見本院第104、139、281頁）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及考量本件偵查機關並無違法偵查之情形等一切情狀，基於規範責任論之非難可能性的程度高低及罪刑相當原則，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警惕，切勿再犯。陸、沒收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38條之2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處分權限而言。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犯罪所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所得予以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406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適用沒收之過苛調節條款規定，必須「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之情形，始得為之。而沒收有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過苛調節（即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規定之適用，其所應審酌者，並非行為人之惡性或犯罪行為之危險性等與審酌量刑輕重有關之事項，而係考量該犯罪所得本身，是否具有不應沒收或應予酌減或以不宣告沒收為適當之特別情形。上開事項之認定，由法院就個案具體情形，依職權審酌裁量，而有關「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之適用，依立法意旨係指免於受宣告人之最低限度生活產生影響，以保障人權，允由法院依個案情形不予宣告或酌減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709號判決意旨參照）。二、查本案被告以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方式而詐得勞保局核發失業給付共計6萬600元，業如前述，均已匯入被告之本案郵局帳戶（見調偵卷第111頁），為被告實質上可得支配之犯罪所得，惟未據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為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之諭知。三、次查，勞保局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2項、失業被保險人及其眷屬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辦法第2、3條等規定，就被告及隨同被告辦理加保之眷屬（即被告之父親李江和、被告之母親李清雲）於111年8月至同年10月之全民健康保險費，經勞保局定期彙整領取失業給付之申請人（即被告）資料，送交中央健康保險局（下稱健保局）比對計算被告應自付之健保費，待確認後，由健保局檢據向勞保局請報健保費等情，有勞保局111年7月22日保普核字第111071180570號函、同年8月22日保普核字第111071205962號函、同年9月20日保普核字第111071231994號函及被告全戶戶籍資料各1份存卷可參（見調偵62卷第81至83頁；本院卷第293至294頁）。然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陳稱：我目前沒有工作、失業中，其父親87歲因失智而臥床在家，父親住在妹妹家，需與妹妹輪流照顧、扶養父親，以其先前工作積蓄照顧父親等語（見本院卷第104、139、281頁），而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亦供陳：如果沒有其母親要開刀之事由，其還是會繼續擔任職業安全衛生主管等語（見訴394卷第44頁），且被告於本案自願離職之原因即係為能照顧其父、母親乙情如前，衡酌個案情節，勞保局就被告於111年8月至同年10月所應自付之健保費部分，應屬「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之情形，爰不予以宣告沒收。四、又本案關於業務登載不實之相關文件，既業已向相關行政機關提出而為行使，均非屬被告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周靖婷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欣恩提起上訴，檢察官沈念祖、劉俊良、李安蕣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汪怡君　　　　　　　　　　　　　　　　　　　法　官　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依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得上訴第三審法院，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2025-02-06

TPHM-113-上訴-3757-20250206-2

原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易字第63號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李亞蓓被　　　告　陳修億（原名陳修城）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唐禎琪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原易字第65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430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陳修億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如附表所示犯罪所得及變得之物均沒收，其中附表編號3所示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柒萬元部分，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事實一、緣陳修億友人謝鎧駿於民國111年8月25日12時5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前往桃園市○○區○○路000號處與陳修億見面，隨後由陳修億駕駛本案車輛搭載謝鎧駿在桃園市區遊玩，陳修億上車後即見謝鎧駿前向乾姊張毓嫘（原名張伽鎂）借得而放置在本案車輛後座腳踏墊上之塑膠袋內現金新臺幣（下同）212萬元，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同日16時20分許，駕駛本案車輛前往桃園市○○區○○○路0000之0號統一超商新中北門市前，趁謝鎧駿下車進入該超商內購買物品時，逕自駕駛本案車輛離開行駛至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前將本案車輛停於該處，並將置於車內謝鎧駿所放置上開現金212萬元竊取得逞，隨即於同月26日將其中14萬元、51萬元（共65 萬元）用以購買車號000-0000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各1 台。嗣謝鎧駿發覺陳修億將本案車輛開走及取走車內現金，遂報警處理，員警於111年8月30日14時45分許，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核發之拘票，在陳修億前妻即女友黃妍竹位於桃園市○○區○○○路000巷00弄0號0樓租屋處拘獲陳修億，並在該址屋內、地下室分別扣得現金100萬元及車號000-000 0號自小客車；復於同日23時1分許，在桃園市○○區○○○路與○ ○○街口查扣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謝鎧駿、張伽鎂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下稱中壢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壹、證據能力方面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經合法傳喚未到庭，惟其於原審準備程序、審理時，對於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並未爭執證據能力等情（原易卷第65頁）；另檢察官、辯護人就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審理時並未爭執證據能力，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聲明異議，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均適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二、又本件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陳述，而其於原審審理時坦承竊取65萬元之事實，惟否認竊取金額21 2萬元，辯稱：我沒有偷212萬元，車上沒有這麼多錢，我承認我有把錢拿走，但金額不是212萬元，且車上130萬元裡面有65萬是我的，我當天總共拿走130萬元，但我被抓的那一天，在警察局的時候有還50萬元給謝鎧駿等語。經查： (一)謝鎧駿於111年8月25日12時50分許，駕駛本案車輛前往桃園市○○區○○路000號處與被告見面，隨後由被告駕駛本案車輛搭載謝鎧駿，被告上車後即見放置在本案車輛後座腳踏墊上之塑膠袋內鉅額現金，於同日16時20分許，駕駛本案車輛前往桃園市○○區○○○路0000之0號統一超商新中北門市前，趁謝鎧駿下車進入該超商內購買物品時，逕自駕駛本案車輛離開行駛至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前將本案車輛停於該處，並將置於車內謝鎧駿所放置上開現金全數取走，隨即於同月 26日凌晨1時20分起與賴文霖聯繫購車事宜後，分別以14萬元、51萬元（共65萬元）購買車號000-0000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各1台，嗣經警於同月30日14時45分許，在其女友黃妍竹位於桃園市○○區○○○路000巷00弄0號0樓租屋處屋內、地下室分別扣得現金100萬元及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復於同日23時1分許，在桃園市○○區○○○路與○○○街口查扣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等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原審準備程序、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謝鎧駿於警詢、偵訊時證述、證人即告訴人張毓嫘於警詢、偵訊、原審審理中證述及證人賴文霖、黃妍竹分別於警詢、偵訊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復有中壢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代保管單、刑案現場照片、車輛詳細資料表、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故上開事實，堪以認定。 (二)關於被告於事發當日竊取謝鎧駿放置在本案車輛後座腳踏墊上之塑膠袋內現金數額：　1.查證人謝鎧駿於警詢中證稱：我跟乾姊張毓嫘（原名張伽鎂）拿到錢時，我有清點金額就是212萬元，並原封不動的將錢用7-11超商塑膠袋裝著，放置在駕駛座後方腳踏板處等語；復於偵查中證稱：我當時將212萬元用小袋子裝起來放在車内，我跟張伽鎂拿錢的時間是當天上午10點、11點左右，地點是在桃園某處，這筆錢是張伽鎂要發給員工的薪水，當天晚上我們本來要一起吃飯，我當天晚上會拿給張伽鎂等語。是謝鎧駿於警詢及偵訊時均明確證稱其放置在車牌號碼00 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上之現金係自張毓嫘處取得之款項金額為212萬元，與證人張毓嫘於偵訊、原審審理時證稱：我當天要去蘆竹區找會計師，我坐計程車那麼大一筆錢，我才會說要先請謝鎧駿幫我拿回去我乾媽那邊，而且我們那天晚上還要一起吃飯，這是我男友公司貨款，給我這筆錢是要去補不動產糾紛；212萬元中60萬元是要賠償我父親的債務問題，其他的就是公司的支出貨款；事發當日我交給謝鎧駿得金額有200萬出頭等語，互核大致相符，並有謝鎧駿、張毓嫘於偵查中提出之租賃權及地上物所有權讓渡契約書、LINE對話紀錄、存證信函、代辦委託書、銀行存摺影本及內頁等資料在卷可稽（見偵44301卷一第133至137、273至275、279至 290頁，原易卷第89頁），且觀之上開謝鎧駿與張毓嫘之LIN E對話紀錄所示，謝鎧駿於111年8月25日20時15分稱「偵查隊在跟我說」、「需要妳放我那200的來源」、「我需要詳細資料」，張毓嫘於同日20時19分回稱「給我阿義的名字」，謝鎧駿於同日20時20分稱「陳修億」，張毓嫘並於同日20 時32分起傳送內湖護安宮地上所有權因繼承於第三人張伽鎂，原租約必須更換等文字訊息、存證信函及代辦委託書翻拍照片檔案等資料給謝鎧駿等情，足見謝鎧駿於事發當日即表示張毓嫘託其保管之款項金額為200萬餘元，並以偵查隊人員需要而要求張毓嫘提供資金來源。從而，依據謝鎧駿、張毓嫘上開證述，佐以卷附租賃權及地上物所有權讓渡契約書、謝鎧駿與張毓嫘LINE對話紀錄、存證信函、代辦委託書、銀行存摺影本及內頁等資料，以及員警在被告女友黃妍竹租屋處扣得100萬元、被告自承需償還謝鎧駿50萬元、被告於1 11年8月26日以65萬元購買車號000-0000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等情（詳後述），應認謝鎧駿證述本件被告竊取之金額為212萬元乙節，並非無據。　2.被告於①警詢時供稱：當天我拿走的現金約120萬元左右，這裡面有我自己的錢，我只是一起拿走；②第一次偵訊時供稱：當天我跟謝鎧駿相約去收購汽車，他帶65萬元，我帶60萬元，我把錢跟他的錢一起放在塑膠袋裡面，放置本案車輛副駕駛座謝鎧駿腳邊；我的60萬現金是很早之前從銀行領出來的；我的工作汽車買賣，需要身上預留這麼多現金；③第2次偵訊時供稱：當天我上本案車輛時帶了65萬元，謝鎧駿也是帶65萬元，後來我有去買車號000-0000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購車資金我都是跟女友借的，沒有從戶頭提，（後改稱）這些都是我自己的錢買的，我當然可以從這65萬元來買這兩部車；④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後來我有用30萬元去買車號000-0000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那30萬元是從那13 0萬裡面拿的，因為裡面有65萬元是我的，我覺得我是用我的錢買的；⑤原審審理時供稱：扣案100萬元有50萬元是我的，50萬元是謝鎧駿的等語，足見被告當天拿取謝鎧駿放置在本案車輛後座腳踏墊上之塑膠袋內現金數額、其自己所攜帶現金之數額及購車價款金額、資金來源等項，前後供述不一，則其供述事發當日竊取謝鎧駿放置在本案車輛後座腳踏墊上之塑膠袋內現金僅為65萬元乙節，已難盡信。況倘若被告於偵訊、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其當天拿走現金，其中65萬元是謝鎧駿的，另外60萬元或65萬元是其所有，其有用30萬元去買車號000-0000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這些都是我自己的錢買的，我當然可以從這65萬元來買車號000-0000號、 000-0000號自小客車等節屬實，然證人賴文霖於警詢時證稱：被告分別以14萬元、51萬元購買車號000-0000號、000-00 00號自小客車等語，並有上開自用小客車汽車收購合約書翻拍照片、通訊軟體MESSENGER截圖等在卷可稽，則被告供稱其當天拿取130萬元，其中65萬元用以購買上開自小客車後，剩餘款項應為65萬元，惟員警卻在被告女友黃妍竹租屋處扣得100萬元，而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稱：該扣案100萬元其中50萬元是我的，50萬元是謝鎧駿的云云，俱徵被告供述前後矛盾，其供稱僅竊取65萬元，顯係卸責之詞，洵難採信。　3.觀諸卷附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112年1月4日函暨附件、被告於第一商業銀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名下帳戶之交易明細可知，被告於108年至110年間並無所得資料，且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9月1日間，其前述金融帳戶内均無交易紀錄，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於111年8月12日之帳戶餘額4元。另觀之卷附被告女友黃妍竹於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第一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商業銀行、台新商業銀行名下帳戶之交易明細，亦顯示黃妍竹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9月1日間，其名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遠東商業銀行及台新商業銀行帳戶在此區間均無交易紀錄，而第一商業銀行帳戶餘額為4萬6,084元、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戶餘額3 元等情，且黃妍竹於偵訊時證稱:其不清楚上開車號000-000 0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是何人出錢購買，也不清楚被告為何有這麼多現金購車等語，顯見被告於108年至110年間並無所得資料，被告及其女友黃妍竹名下帳戶又無相當存款，而被告對於其購車資金來源之供述前後不一，業如前述，且於偵審中始終未能提出該購車資金為其自己所有或女友黃妍竹所支付之相關證明，難認被告係以自己或黃妍竹所支付現金購買上開車號000-0000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參以被告當天拿取謝鎧駿放置在本案車輛後座腳踏墊上之塑膠袋內現金數額、其自己所攜帶現金之數額及資金來源等項，前後供述不一，其供述事發當日竊取謝鎧駿放置在本案車輛後座腳踏墊上之塑膠袋內現金65萬元乙節，已難盡信，業如前述，復以謝鎧駿、張毓嫘證述被告所竊取現金之金額超過被告自承竊取之金額65萬元，且被告於111年8月25日竊取謝鎧駿放置在本案車輛後座腳踏墊上之塑膠袋內現金，隨即於翌日（26日）凌晨1時20分起，與賴文霖聯繫購車事宜，嗣分別以14萬元、51萬元購買車號000-0000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時間甚為緊接，被告亦始終未能提出該購車資金來源合法之相關證明，甚且車商賴文霖得知被告購買車號000-0000 號自小客車之資金來源不法，隨即於111年8月31日以40萬元向謝鎧駿收（買）回該車，亦有謝鎧駿與賴文霖簽訂之中古汽車（介紹買賣）合約書在卷可按（偵44301號卷一第141頁），綜此各情，堪認被告於111年8月26日購買車號000-0000 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所用之款項，應為其於事發當日竊取所得。又參以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審理時供稱：我被抓的那一天，在警察局的時候，有還50萬元給謝鎧駿；上次開庭後我問張毓嫘，她說謝鎧駿有拿錢還她等語（原易卷第62 、182頁），雖張毓嫘於原審陳稱：謝鎧駿給我1張30萬元本票，後來也沒有拿到現金等語（原易卷第217頁），但由被告上開供述，可知本件除該扣案100萬元為被告竊盜之贓款外，被告自承需償還謝鎧駿50萬元，加計被告用以購買車號 000-0000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款項65萬元，合計金額 215萬元（100萬元+50萬元+65萬元=215萬元），與謝鎧駿、張毓嫘證述被告當日竊取212萬元之金額相當，應認被告於事發當日在本案車輛內所竊取款項金額為212萬元。被告於原審辯稱：當天我拿取金額不是212萬，我當天總共拿走130 萬元，其中有65萬是我的云云，有違常情，亦與事實不符，洵非足採。辯護人辯護稱：謝鎧駿供述前後矛盾，張毓嫘對於交付給謝鎧駿之金錢數額無法確定，對於交付金錢來源亦證述不一，而從其所提供之租賃權及地上物所有權讓渡契約書等資料，並無從佐證張毓嫘實際交付予謝鎧駿之現金數額，顯無法據以認定張毓嫘確有交付212萬元予謝鎧駿保管；且檢方亦未舉證證明被告除其個人及女友帳戶外無其他資金來源，本案既無積極證據可資佐證被告確有竊取212萬元之事實，基於罪疑惟輕及有疑惟利被告原則，原判決認定被告犯竊盜罪，犯罪所得應為65萬元，正確無訛等語，核與卷存證據資料所印證之竊取212萬元客觀事實不符，並非足採。　　 (三)綜上所述，被告有事實欄所載竊取212萬元之犯行，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各節，均無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三、上訴判斷 (一)原審因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㈠被告竊取金額為212 萬元，有如前述，原審認被告竊取金額為65萬元，並就被訴竊取147萬元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自與事實不符；㈡原審僅宣告沒收扣案犯罪所得65萬元，亦有違誤。檢察官上訴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含沒收部分）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而任意竊取他人金錢，漠視他人之財產權，所為應予非難，且所竊得之現金高達212萬元，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歸還所竊取之款項，併考量被告犯後僅坦承竊取65萬元部分犯行，車商賴文霖於111年8月31日以40萬元向謝鎧駿收（買）回被告以竊取贓款購得之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所得利益，及被告前有傷害、偽證等犯罪執行紀錄（見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素行不佳，暨其於原審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買賣中古車，須扶養母親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四、沒收：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及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查： (一)被告竊取金額為212萬元，該212萬元為被告本案竊盜之犯罪所得，其於原審審理中雖供稱已於警局交付50萬元予謝鎧駿，其問張毓嫘說謝鎧駿有拿錢還她等情，惟並無提供相關收據資料以佐其說，且謝鎧駿於警偵訊均未供述被告有歸還　　所竊取之款項，而張毓嫘於原審亦稱：謝鎧駿給我1張30萬元本票，後來也沒有拿到現金等語，無法認定被告確有將竊取之部分金錢返還予謝鎧駿、張毓嫘。又被告於111年8月26 日以51萬元向賴文霖購買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雖係被告竊盜犯罪獲利變得之物，惟賴文霖於同月31日以40萬元向謝鎧駿收（買）回該自小客車，已如前述，應認此部分犯罪所得，已合法發還被害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二)從而，被告本案竊盜之犯罪所得212萬元，其中被告於111年 8月26日以51萬元向賴文霖購買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業經賴文霖買回，不予沒收外，①本件如附表編號1所示扣案10 0萬元現金為被告竊盜之贓款；②附表編號2所示被告以贓款購買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係被告竊盜犯罪獲利變得之物（按：員警扣案後交由黃妍竹保管【偵44301卷第125頁「代保管單」】，黃妍竹再將該車交與被告【見本院卷第125頁公務電話紀錄表】）；③附表編號3所示未扣案之竊盜犯罪所得47萬元（212萬元-扣案100萬元-購買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價款14萬元-購買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價款51 萬元=47萬元），均係竊盜犯罪所得及變得之物，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追徵如主文第3項所示。末查被告犯罪所得沒收後，第三人對沒收標的之權利或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均不受影響，且沒收物、追徵財產，於裁判確定後1年內，權利人得聲請發還，刑法第38條之3第2項及刑事訴訟法第 47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故被告之犯罪所得依本判決沒收或追徵價額後，被害人得於判決確定後1年內向檢察官聲請發還本案之犯罪所得，併此敘明。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審理期日到庭，有被告之戶籍資料、本院送達證書及被告在監在押全國記錄表等件在卷足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芳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法　官吳志強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320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編號名稱備註 1 扣案之竊盜犯罪所得新臺幣100萬元現金。中壢分局扣押物品清單、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偵44301卷第223頁及背面） 2 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1台員警扣案後交由黃妍竹保管（偵44301卷第125頁「代保管單」） 3 未扣案之竊盜犯罪所得新臺幣47萬元（本欄空白）

2025-02-05

TPHM-113-原上易-63-20250205-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違反保護令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295號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　選任辯護人　張睿平律師温令行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保護令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458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223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張○○緩刑貳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應遵守如附表甲所示之事項。事實及理由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二、本院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經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張○○有如其犯罪事實欄（含附表編號1、2；被告被訴對告訴人為附表編號3所示言語，涉犯違反保護令罪嫌部分，經原審判決無罪確定）所載犯行，論處違反保護令2罪刑，及就所處罰金定應執行刑，暨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原判決就採證、認事、用法及量刑，已詳為敘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對於被告所辯各節，何以均不足以採信，亦於理由內詳加指駁。核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或不當情形存在。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關於有罪部分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自民國108年起即長時間處於高壓環境，歷經兩次流產、多次取卵、生產不順、父親重病、父親過世以及離婚、親權訴訟等重大變故，仍舊自立自強，積極就醫、服藥以調整自身情緒，詎料，告訴人反而在被告與病魔抗爭時，利用機會挑釁被告，使被告於討論親權行使内容時，被誘導至其他話題，告訴人再執此擷取之片段錄音，提出違反保護令之告訴，欲藉以取得家事訴訟以及非訟上之優勢地位，是從本件整體之情節、緣由及始末觀之，被告之行為，尚難認具備惡意性及積極侵害；且細譯告訴人所提出之三段錄音，可知被告係針對外傭安娜照顧未成年子女有不當之處提出質疑，後經告訴人言語維護安娜後，方就告訴人之袒護提出質疑。綜觀本次三段錄音之糾紛都係因親權行使之主張而生，主觀上被告係就安娜是否適任照顧未成年子女一事行使其親權，難謂被告於主觀上有違反保護令之犯意可言。末以，參酌告訴人於錄音中，並非單方承受被告之言論，而係與被告互有衝突，且112年2月28日對話結束後，尚有與被告共同前往新光三越出遊，被告與告訴人目前仍共同居住，後續仍經常有單獨出遊、聚餐、逛街等情，本件行為所引發的心理影響以及其對告訴人的壓力，顯未達法定的侵害程度，故告訴人、檢察官就被告附表編號1、2所示對話内容所為，對告訴人引發的心理影響及壓力，即未有舉證，自不能以告訴人主觀之好惡，而將被告以違反保護令之罪名相繩，原審之採證、認事顯有違誤，爰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無罪之判決；若鈞院仍然認為被告有罪，請諭知緩刑等語。四、本院補充理由如下： (一)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俱屬法院裁量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並已於理由內詳述其取捨證據之理由，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又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包括人的證據及物的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情況證據（不包括具同一性證據之相互累積），均得為補強證據，只要各該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並經合法調查，法院自可本於確信判斷（包括依各該證據顯示之內容而為合理之推論）其證明力。而各證據間，就待證事實之存否，能彼此印證、互為補強，並輔以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而綜合判斷是否已達超越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自屬適法。 (二)本院依憑被告於偵訊、原審、本院之供述及證人即告訴人甲 ○○於檢察官偵訊、原審審理中證述之情節，以及卷附原審法院111年度司暫家護字第1175號民事暫時保護令影本、111年度家護字第3014號民事通常保護令影本、112年2月28日、3 月10日之錄音譯文及錄音光碟等證據資料，經彼此印證勾稽、互為補強而綜合判斷，足認事證明確，被告本件違反保護令犯行堪以認定。原判決所為採證、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三)被告雖否認有違反保護令犯行，並辯稱：我跟外傭安娜長期照顧小孩，結果我先生（指告訴人，下同）在我生完小孩無預警提出離婚，那段期間我跟先生的狀況有點緊繃，在我先生錄音的前面，我們在講小孩子的照顧狀況，我才會跟我先生有附表編號1、2所示對話，因為我先生都不是直接回應我關於孩子的事情，都是用諷刺的方式跟我講，或是要我直接跟安娜對峙，或是說我有種族歧視等等，我並沒有主動去騷擾我先生，也沒有要以言語傷害他的意思，那時候因為他提出離婚以及我父親過世，他也知道我在用抗憂鬱症的藥，所以他用這些言語挑起我的情緒，來對我蒐證、提出保護令，以達到離婚的目的等語。然查：　1.家庭暴力防治法所謂精神上不法侵害，包括以謾罵、吼叫、侮辱、諷刺、恫嚇、威脅之言詞語調脅迫、恐嚇被害人之言語虐待；竊聽、跟蹤、監視、冷漠、鄙視或其他足以引起人精神痛苦之精神虐待及性虐待等行為，詳言之，若某行為已足以引發行為對象心理痛苦畏懼之情緒，應即該當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且因家庭暴力行為多有長期性、習慣性、隱密性、連續性之特徵，家庭成員間關係密切親近，對於彼此生活、個性、喜惡之瞭解為人際網路中最深刻者，於判斷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精神上不法侵害時，除參酌社會上一般客觀標準外，更應將被害人主觀上是否因加害人行為產生痛苦恐懼或不安之感受納入考量；至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騷擾，係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生畏怖之行為，使他人因而產生不快不安之感受，與前述精神上不法侵害行為肇致相對人心理恐懼痛苦，在程度上有所區分。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 款、第2 款係依被告之行為對被害人造成影響之輕重而為不同規範，若被告所為已使被害人生理或心理上感到痛苦畏懼，即可謂係對被害人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家庭暴力行為，反之若尚未達此程度，僅使被害人產生生理、心理上之不快不安，則僅為騷擾定義之規範範疇。　2.告訴人於檢察官偵訊及原審審理中證稱：被告於附表編號1 、2所示時間，刻意在我們大女兒面前一直說我跟安娜有不正常關係，這些都不是事實，被告先前也沒有對我或其他人提出侵害配偶權的民事訴訟，之前我也曾經雇用過其他外籍移工，安娜在我們家服務約2年多，安娜也沒有懷孕，我不知道為何被告認為我和安娜有特殊關係，可能因為我向被告提離婚訴訟，所以被告從這幾個月開始會做一些奇怪的攻擊；被告一直對於來我們家工作的外傭或保母，有和自己喜好抵觸的時候就會去攻擊別人或要脅要解雇，且對外籍幫傭比較不友善，我覺得如果是照顧小孩的事需要調整的話，就事論事就好了，並沒有特別維護安娜或指責被告，案發當時情境被告已經變成對人不對事了，被告在大女兒面前講些捏造、幻想的話，捏造、污衊說安娜是我的情婦，我覺得非常不妥當，也感到非常不舒服、痛苦及畏懼，且難以忍受，當時被告情緒非常高漲、焦慮，我在本案案發前及案發後都有持續在做個人心理諮商，案發前我已經有對被告聲請保護令，因為我不知道如何應對被告，所以才去諮商等語（見他字卷第16至17頁，易字卷第127至144頁），是告訴人證述被告對其所為如附表編號1、2所示言語，已造成其難堪、不快而生痛苦及畏懼感受。　3.審以被告自承其並無任何證據證明告訴人有與外傭安娜發生任何婚外情或曖昧情事，僅因自認告訴人對安娜態度良好，購買與其相同之洗髮精、沐浴乳、保養品給安娜使用，一時氣憤即以附表編號1、2所示言語謾罵、諷刺告訴人與安娜發生婚外情、在家中4樓發生逾矩情事，甚至直指安娜已身懷告訴人之子女，此等言語確實會令在場之告訴人感到羞辱、不安、難堪，且被告為附表編號1、2所示言語之地點係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之00號住處，現場又有未成年子女或安娜、其他家人在場，此等直接施加予告訴人之言語，以一般人之社會經驗，客觀上確足以使被指涉之告訴人感到被冒犯、羞辱，且引發告訴人心理痛苦畏懼之情緒，由此足徵告訴人證述被告對其所為如附表編號1、2所示言語，已造成其難堪、不快而生痛苦及畏懼感受等情，堪信屬實。從而，被告對告訴人所為如附表編號1、2所示言語，已達到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之程度。 4.又被告如附表編號1、2所示言語內容，並非係就外傭安娜是否妥善照顧未成年子女所為之爭執內容，縱認雙方起初爭執原因與照顧子女有關，然被告卻轉以無關之謾罵、諷刺婚外情方式羞辱告訴人，本無助於解決照顧未成年子女之問題，況被告既已收受不得對於告訴人實施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且不得對其為騷擾之聯絡行為之本案保護令，其為與告訴人討論照顧未成年子女之相關問題，自應採取適當言論之方式，方屬正辦，否則徒以告訴人之動機不純正，被告即可恣意而為，無視於保護令之禁止命令，則家庭暴力防治法保護被害人權益之意旨將成具文。是以，被告不得以與告訴人討論子女問題或告訴人提出離婚訴訟、家中親人離世等事由，即可無視法律及本案保護令之誡命，恣意辱罵、諷刺告訴人。再者，被害人是否受有心理痛苦畏懼之情緒，與被害人是否立即報警、提出告訴、是否就診精神科，嗣後是否仍與被告同住或闔家出遊等節，尚無必然關連，反而正因家庭成員間關係密切親近，實務經驗上家庭暴力之加害人與被害人間常仍同住一屋簷下，被害人亦非就各次家庭暴力行為均會立即尋求法律或醫療資源，被害人於遭受家庭暴力後，非必然從此不再與加害人相處見面，或必須時刻顯露出畏懼痛苦情緒此種刻板印象，尤以本件被告與告訴人間仍有3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狀況為是，則被告及辯護人所執被告與告訴人及未成年子女於事發後出遊照片，以附表編號1事發後當日告訴人仍與被告同住、出遊拍照、案發後未立即就醫或預約心理諮商為由，主張告訴人並未感到精神上痛苦云云，顯係以自己之說詞或持不同之評價，為事實上之爭辯，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被告及辯護人另執被告與告訴人112年3 月17日至113年2月21日相處錄音譯文、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113年8月2日被告診斷證明書、離婚案件之言詞辯論筆錄等件，主張告訴人在未成年子女前不斷挑釁、動輒指責被告騷擾、情緒勒索及動手拉扯傷害被告云云，然此等情節無論是否為真，均與被告如附表編號1、2所為言語是否構成精神上不法侵害而違反本案保護令亦無直接關連，是被告上開所辯，洵非有據。再被告辯稱其因喪父、產女未產子之情緒壓力、告訴人要求離婚而罹患環境適應障礙併焦慮情緒等情，縱認屬實，被告仍不得憑為告訴人必須承受被告辱罵、諷刺等精神上不法侵害之合理化基礎，亦無足執為其有利之認定。從而，被告直接施加予告訴人如附表編號1、2所示言語內容，客觀上已足以使被指涉之告訴人感到被冒犯、羞辱，且引發告訴人心理痛苦畏懼之情緒，已達到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之程度，已然明確。被告上訴意旨、所辯情詞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所述各節，與上開各證據資料所印證之違反保護令客觀事實不符，自難憑採，亦不得以此認被告無違反保護令之犯罪故意。　5.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或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應認為不必要，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被告及辯護人於原審、本院審理時聲請傳喚保母丙○○、外傭安娜作證，欲證明告訴人未有痛苦畏懼至難以忍受或被告未對告訴人有精神不法侵害行為等情。惟被告不得以與告訴人討論子女問題為由，即可無視法律及本案保護令之誡命，恣意辱罵、諷刺告訴人，有如前述，足見被告聲請調查上開證據，與被告如附表編號1、2所示言語是否對告訴人有精神不法侵害行為，並無重要關係，且被告於事發當時如附表編號 1、2所示言語之違反保護令過程，業經就上開各項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後，事證已明，從而被告聲請調查上開證據部分，因本件待證事實已臻明瞭，並無調查必要，而原審未為無謂之調查，亦無違誤，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五、緩刑之宣告： (一)被告前未曾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雖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但本案係因被告以錯誤溝通態度與方式處理而起，被告自陳本件事發後仍與告訴人及未成年子女同住一起生活，未再與告訴人有言語爭執或其他違反保護令之情形，此為告訴代理人所不爭執，並有被告與告訴人及未成年子一同慶生、出遊之照片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7、115、117頁），信被告經此偵審教訓，應已知所警惕，刑罰目的已達，並參以告訴代理人對於辯護人請求宣告緩刑表示沒有意見，因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　 (二)又犯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而受緩刑之宣告者，在緩刑期內應付保護管束，並得命被告於緩刑保護管束期間內，遵守一定事項，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8條第1、2項，各有明文規定。查被告係告訴人之配偶，雙方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 條第1款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對告訴人犯違反保護令罪，依照前開說明，為防止被告再對告訴人違反保護令行為，仍應依法在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諭知被告於緩刑期內應遵守如附表甲所示之事項。倘被告違反本院諭知之上開負擔而情節重大，足認此次緩刑之宣告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本案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臻、劉庭宇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法　官吳志強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本法所稱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三、遷出住居所。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附表甲】編號應遵守之事項 1 禁止對甲○○實施家庭暴力。 2 禁止對甲○○為騷擾之聯絡行為。【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58號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張○○　選任辯護人　温令行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調偵字第2238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張○○犯違反保護令罪，共貳罪，各處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罰金新臺幣拾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被訴附表編號3部分無罪。犯罪事實張○○為甲○○之配偶，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之家庭成員關係。張○○前因對甲○○施以家庭暴力行為，經本院以111 年度司暫家護字第1175號裁定核發民事暫時保護令（下稱本案保護令），裁定張○○不得對甲○○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且不得對甲○○為騷擾之聯絡行為。詎張○○明知本案保護令之內容，竟仍分別基於違反本案保護令之犯意，分別於附表編號1、2 所示之時間，在其等位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之00號住處，以附表編號1、2所示之方式對甲○○為精神上不法侵害，而違反本案保護令。理由壹、有罪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張○○固不否認知悉本案保護令及有於附表編號1、2 所示時間，在上開住處，對告訴人甲○○為附表編號1、2所示言語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違反保護令之犯行，辯稱：當時我父親過世、甲○○對我提離婚訴訟，外傭安娜照顧小孩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我也跟家人、甲○○反應多次，但他們都沒有更換外傭，安娜多次跟我反應甲○○對她很好，甲○○也會幫安娜買跟我一樣的洗髮精，我覺得很不舒服才會出那些話，那只是吵架時說的話等語。經查：㈠被告前曾對告訴人為家庭暴力行為，經本院於111年9月30日核發本案保護令，令被告不得對告訴人實施身體或精神上不法侵害、騷擾之聯絡行為，被告於附表編號1、2所示時間已知悉上開保護令內容，斯時本案保護令尚處於有效期間，仍分別於附表編號1、2所示之時間，在上開住處，對告訴人為附表編號 1、2所示言語，嗣本院於112年5月16日核發111年度家護字第3014號通常保護令等情，此有本院111年度司暫家護字第1 175號民事暫時保護令影本、111年度家護字第3014號民事通常保護令影本、112年2月28日、3月10日之錄音譯文及錄音光碟等件在卷可佐（見他字卷第5、6至8、11至12頁及光碟存放袋），且為被告所不否認，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㈡被告雖否認有何違反保護令之犯行，惟據告訴人即證人甲○○ 於檢察官偵訊及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被告於附表編號1、2 所示時間，刻意在我們大女兒面前一直說我跟安娜有不正常關係，這些都不是事實，被告先前也沒有對我或其他人提出侵害配偶權的民事訴訟，之前我也曾經雇用過其他外籍移工，安娜在我們家服務約2年多，安娜也沒有懷孕，我不知道為何被告認為我和安娜有特殊關係，可能因為我向被告提離婚訴訟，所以被告從這幾個月開始會做一些奇怪的攻擊；被告一直對於來我們家工作的外傭或保母，有和自己喜喜好抵觸的時候就會去攻擊別人或要脅要解雇，且對外籍幫傭比較不友善，我覺得如果是照顧小孩的事需要調整的話，就事論事就好了，並沒有特別維護安娜或指責被告，案發當時情境被告已經變成對人不對事了，被告在大女兒面前講些捏造、幻想的話，捏造、污衊說安娜是我的情婦，我覺得非常不妥當，也感到非常不舒服、痛苦及畏懼，且難以忍受，當時被告情緒非常高漲、焦慮，我在本案案發前及案發後都有持續在做個人心理諮商，案發前我已經有對被告聲請保護令，因為我不知道如何應對被告，所以才去諮商等語（見他字卷第 16至17頁；本院易字卷第127至144頁），足堪認定被告對告訴人所為如附表編號1、2所示言語，確實已造成告訴人主觀上難堪、不快而生痛苦及畏懼感受甚明。㈢雖辯護人為被告辯稱：附表編號1、2所示之內容係被告與告訴人因外傭安娜未妥善照顧子女所生之口角爭執，被告並非無故為之，且係告訴人主動攻擊、指責被告挑起，告訴人於爭執後未逕行報警或提出告訴，反於離婚訴訟經調解，被告拒絕離婚後始提出本件刑事告訴，縱爭吵內容讓告訴人感覺不快，然無從證明被告客觀上有何具體言行足使告訴人心理感到痛苦畏懼而屬於精神上不法侵害或騷擾，被告係權利濫用，且告訴人亦指責、酸言酸語回應被告云云。㈣然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謂精神上不法侵害，包括以謾罵、吼叫、侮辱、諷刺、恫嚇、威脅之言詞語調脅迫、恐嚇被害人之言語虐待；竊聽、跟蹤、監視、冷漠、鄙視或其他足以引起人精神痛苦之精神虐待及性虐待等行為，詳言之，若某行為已足以引發行為對象心理痛苦畏懼之情緒，應即該當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且因家庭暴力行為多有長期性、習慣性、隱密性、連續性之特徵，家庭成員間關係密切親近，對於彼此生活、個性、喜惡之瞭解為人際網路中最深刻者，於判斷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精神上不法侵害時，除參酌社會上一般客觀標準外，更應將被害人主觀上是否因加害人行為產生痛苦恐懼或不安之感受納入考量；至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3 款規定之騷擾，係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生畏怖之行為，使他人因而產生不快不安之感受，與前述精神上不法侵害行為肇致相對人心理恐懼痛苦，在程度上有所區分。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 款、第2款係依被告之行為對被害人造成影響之輕重而為不同規範，若被告所為已使被害人生理或心理上感到痛苦畏懼，即可謂係對被害人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家庭暴力行為，反之若尚未達此程度，僅使被害人產生生理、心理上之不快不安，則僅為騷擾定義之規範範疇。㈤審以本件被告自承其並無任何證據證明告訴人有與外傭安娜發生任何婚外情或曖昧情事，僅因自認告訴人對安娜態度良好，購買與其相同之洗髮精、沐浴乳、保養品給安娜使用，一時氣憤即以附表編號1、2所示言語謾罵、諷刺告訴人與安娜發生婚外情、在家中4樓發生逾矩情事，甚至直指安娜已身懷告訴人之子女，此等言語確實會令在場之告訴人感到羞辱、不安、難堪，且被告行為地點係在上開住處，現場又有未成年子女或安娜、其他人在場，此等直接施加予告訴人之言語，以一般人之社會經驗，客觀上已足以使被指射之告訴人感到被冒犯、羞辱，且引發告訴人心理痛苦畏懼之情緒，已達到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之程度。㈥又被告如附表編號1、2所示言語內容，並非係就外傭安娜是否妥善照顧未成年子女所為之爭執內容，縱起初爭執原因與照顧子女有關，然被告卻轉以無關之謾罵、諷刺婚外情方式羞辱告訴人，非但無助於解決照顧未成年子女之問題，更不得以告訴人提出離婚訴訟、家中親人過世為由，即可無視法律及本案保護令之誡命，恣意辱罵、諷刺告訴人。且被害人是否受有心理痛苦畏懼之情緒，與被害人是否立即報警、提出告訴、是否就診精神科，嗣後是否仍與被告同住或闔家出遊並無必然關連，反而正因家庭成員間關係密切親近，實務經驗上家庭暴力之加害人與被害人間常仍同住一屋簷下，被害人亦非就各次家庭暴力行為均會立即尋求法律或醫療資源，被害人於遭受家庭暴力後，非必然從此不再與加害人相處見面，或必須時刻顯露出畏懼痛苦情緒此種刻板印象，尤以被告與告訴人間仍有3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狀況為是，辯護人另執被告與告訴人及未成年子女112年2月28日出遊照片，以附表編號1事發後當日告訴人仍與被告出遊拍照、案發後未立即就醫或預約心理諮商為由，主張告訴人並未感到精神上痛苦云云，然辯護人及被告上開所陳，純屬一己之認作主張，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再辯護人另執被告與告訴人112年3月17日至113年2月21日相處錄音譯文、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113年8月2日被告診斷證明書、離婚案件之言詞辯論筆錄等件，主張告訴人在未成年子女前不斷挑釁、動輒指責被告騷擾、情緒勒索及動手拉扯傷害被告云云，然此等情節無論是否為真，均與被告如附表編號1、2所為是否構成精神上不法侵害而違反本案保護令並無關連，是被告上開所辯，洵非有據。至被告辯稱其因喪父、產女未產子之情緒壓力、告訴人要求離婚而罹患環境適應障礙併焦慮情緒等情，仍不得憑為告訴人必須承受被告辱罵、諷刺等精神上不法侵害之合理化基礎，自無足執為其有利之認定。㈦至於被告及辯護人另聲請傳喚未成年子女乙○○、保母丙○○、外傭F0000 F0000000（安娜)等人作證，欲證明告訴人未有痛苦畏懼至難以忍受、被告未對告訴人有精神不法侵害行為等情，然依前所述，本案違反保護令之事實已臻明瞭，且其聲請調查之證據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依刑事訴訟法第16 3條之2第2項規定，並無為無益調查之必要，併予指明。㈧被告既已明知本案保護令內容命其不得對告訴人實施精神上之不法侵害，竟仍於本案保護令之有效期間內，對其實施精神上之不法侵害，其所為已違反本案保護令至明。㈨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並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㈠核被告如附表編號1、2所為，均係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之違反保護令罪。被告就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犯行，犯罪時間相隔10日，顯係各自起意，行為互殊，應予分論併罰。㈡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為夫妻關係，竟未能克制情緒，以和平、理性之方式進行溝通，且明知本件保護令之內容及效力，竟仍漠視保護令所表彰之國家公權力及對告訴人保護之作用，率爾對告訴人為精神上之不法侵害，造成告訴人心理之痛苦，生活不寧，守法觀念尚有欠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情節及告訴人所受侵害之程度、告訴人之意見、被告無前科之素行、目的以及被告罹患環境適應障礙併焦慮情緒症、被告自陳為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外商公司任職、扶養3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暨定其應執行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㈢另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給予其緩刑自新之機會等語，然本院衡酌被告前雖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惟其為本案犯行後，對於客觀上造成告訴人精神上之侵害，尚未誠摯向告訴人道歉或取得告訴人之諒解，且本案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以喪父、壓力、憂鬱、告訴人提出離婚訴訟等理由正當化其言行，難認其已真心悔悟，本院認被告本案所受宣告之刑，並無何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爰不予宣告緩刑，附此敘明。貳、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如附表編號3所為，亦屬對告訴人為精神上不法侵害，而違反本案保護令，另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被害人所述被害情形，無瑕疵可擊，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據為有罪判決之基礎。且告訴人之指訴，係以使被告判罪處刑為目的，故多作不利於被告之陳述，自不得以其指訴為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亦有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 81年台上字第3539號、84年度台上字第536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附表編號3違反保護令罪嫌，無非以被告於偵訊中之供述、告訴人於偵訊時之證述、本案保護令影本、112年3月20日錄音檔及譯文等為其主要依據。訊據被告　　堅詞否認此部分違反保護令犯行，並辯稱：我沒有對告訴人有精神上非法的侵害，都是吵架時說的話，安娜照顧小孩有很多不好的地方等語。四、經查：　㈠檢察官起訴指附表編號3所示內容，為被告無端謾罵告訴人與家庭幫傭安娜外遇，陳稱：「幹嘛？你現在是故意要這樣弄我。」、「不是欸！他（指家庭幫傭安娜）在弄我欸！是他在弄我欸！我根本就沒有罵他，後來他就在媽前面哭說我罵他，我根本沒有！」、「跟這種外勞（指家庭幫傭安娜）在一起才神經病」等語。然上開內容就譯文前後語意脈絡觀之（見他字卷第20至21頁），被告與告訴人係因被告與外傭安娜相處問題、被告不滿外傭安娜態度及是否要帶同外傭安娜一同出門等問題發生爭執，被告雖有向告訴人陳述附表編號 3所示言語內容，然並未有謾罵或諷刺告訴人與外傭有外遇或婚外情之語，依被告與告訴人對話前後脈絡，及被告係先稱「對阿那就大家都不要出門，我就是沒有要跟他一起出去這樣」，才接著陳稱「神經病，跟這種外勞在一起才神經病，氣都氣死了！在那邊挑撥離間」，可知被告陳稱「跟這種外勞在一起才神經病」係指自己若與外傭安娜一起是神經病，此由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亦證稱：112年3月20日對話是討論帶3名未成年子女出去，是否要帶同外傭安娜一同出門，從對話前後看不出來被告有在指摘我與安娜的外遇關係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43至144頁）亦足佐證。縱告訴人認為因被告於該段時間均在捏造其與安娜之外遇關係，故主觀上認為附表編號3被告之言語亦係在指摘此事，然此次對話內容，被告客觀上並無任何指摘告訴人與安娜外遇情事，已如前述，難認被告有何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精神上不法侵害或騷擾行為。　㈡從而，檢察官所提出其餘證據，僅能證明被告有為附表編號3 所示言語，然不能證明附表編號3所示言語有何違反本案保護令之處，是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足證明被告有附表編號3所指犯行，揆諸上揭說明，此部分應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之1條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臻、劉庭宇偵查起訴，檢察官王堉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刑事第九庭法　官陳秋君 (書記官記載部分，略) 　　附表：編號時間違反保護令之方式 1 112年2月28日無端謾罵、諷刺告訴人與家庭幫傭安娜外遇，並陳稱：「老公，她(指家庭幫傭安娜）都把你當老公耶」、「不會啊，她(指家庭幫傭安娜）幻想成為我」、「很好啊，幫你生老三，那麼想要生男的」、「不會啊，安娜幫你生啊，○芯（被告與告訴人之未成年子女），你覺得爸爸和安娜生一個印尼的小孩，你覺得會好看嗎？呵呵，黑黑的」，經告訴人制止被告，被告仍陳稱「好噁，你們(指家庭幫傭安娜）常常在四樓不知道幹嘛耶，受夠了」、「媽媽現在都不敢去那個玩具房，爸爸睡覺不知道在裡面做什麼」、「不一定啊，爸爸如果娶了她（指家庭幫傭安娜）就不一定（回印尼））啊」等語。 2 112年3月10日無端謾罵、諷刺告訴人與家庭幫傭安娜外遇，並陳稱：「（指家庭幫傭安娜）不是你情婦嗎？不是懷了你的小孩？難道他肚子裡的小孩是你的？」等語。 3 112年3月20日無端謾罵告訴人與家庭幫傭安娜外遇，並陳稱：「幹嘛？你現在是故意要這樣弄我。」、「不是欸！他（指家庭幫傭安娜）在弄我欸！是他在弄我欸！我根本就沒有罵他，後來他就在媽前面哭說我罵他，我根本沒有！」、「跟這種外勞（指家庭幫傭安娜）在一起才神經病」等語。

2025-02-05

TPHM-113-上易-2295-20250205-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366號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清海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654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字第534、70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其犯罪事實欄一㈠施用第一級毒品之科刑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李清海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其他上訴（即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㈡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科刑部分）駁回。上開撤銷改判部分及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柒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理由一、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李清海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僅針對第一審有罪判決之「刑度」部分上訴，並撤回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之上訴（見本院卷第96、101頁），故關於被告上訴部分，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度」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二、實體方面： (一)科刑之說明　1.加重其刑部分　　　　按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審於檢察官未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之情形下，逕行依職權認定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原判決第4頁第4行以下，本院卷第18頁），固有未洽，然其於審認後認無加重其最低本刑之必要而不予加重，於結論上與本院認不得自行依職權調查認定而未予加重相同，對被告之權益尚無影響。 2.減輕其刑部分　⑴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之自首，指犯罪之行為人於犯罪為偵查犯罪機關發覺之前，向該管公務員自承犯罪並接受裁判而言。所謂自承犯罪，係指自承犯罪事實，不以犯罪事實全部合致為必要，如已至可得特定犯罪事實之梗概為必要，即足當之。又裁判上一罪之想像競合犯，其部分犯罪事實有無為偵查機關發覺，是否成立自首，應就想像競合犯之各個罪名，分別觀察認定。若重罪部分非屬自首，不得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但如重罪部分係屬自首，即得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3563號裁定參照）。　⑵本件員警於113年3月29日13時25分許，持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核發之強制採驗尿液許可書前往被告位於基隆市○○ 區○○街00巷0之0號住處，當場目視發現並扣得甲基安非他命 3包、吸食器2組及玻璃球1個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述在卷，並有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113年4月29日毒品證物檢驗報告及現場查獲照片7張在卷為憑（見毒偵字第534 號卷第29頁至第33頁、第37頁至第43頁及第219頁）。員警查獲被告時查扣甲基安非他命3包、吸食器2組及玻璃球1個，應認員警已有確切根據對被告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有合理懷疑；惟員警就施用海洛因部分，並無確切之根據得合理懷疑被告有施用海洛因行為，且被告於113年3月29日檢察官偵訊時除供述其於113年3月29日中午在上址住處以玻璃球燒烤吸食煙霧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犯行外，並對於檢察官問「若驗尿結果呈現毒品陽性反應，是否承認施用毒品相關罪?」，答稱：我承認等語（同上偵卷第97至98頁），則以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為一般常見之第一、二級毒品，且被告前有施用海洛因之犯罪紀錄，有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堪認被告於偵訊時供承有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以外之毒品，而被告於採集尿液檢驗結果尚未提出前，即於偵訊時向員警主動供承其有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以外毒品，應認被告於偵訊時坦承有施用海洛因行為並受裁判，符合自首之要件，且依上開說明，被告所犯施用甲基安非他命部分犯罪事實，雖為偵查機關發覺，但其施用海洛因之重罪部分係屬自首，即得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爰就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之施用海洛因犯行，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⑶被告就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㈡之施用毒品行為，於被告為警通知到案採尿時，警員並無客觀情資可知被告近日內有何與毒品相關之具體犯罪行為，則被告同意採尿並於警詢坦承上開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犯行，堪認被告係在前述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尚未被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發覺前，即向警員坦承，進而接受裁判，其犯罪事實欄一㈡之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所為符合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二)撤銷原判決部分（即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施用第一級毒品【尚犯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科刑部分）、量刑審酌之理由： 1.原審審理後，就被告所犯如原判決事實欄一㈠所載施用第一級毒品（尚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部分，量處有期徒刑7 月，固非無見。惟查：被告上開犯行，符合刑法自首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業如前述；原判決未審酌上情，未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尚有未洽。被告以原審未認定本件構成自首而減刑為由提起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關於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2.科刑之說明：　本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有施用毒品之前案紀錄，及其曾受觀察、勒戒處分之執行完畢，知悉毒品殘害自身健康甚鉅，竟猶未能深切體認施用毒品對於自身健康之危害，及早謀求脫離毒品之生活，甚至混合兩種不同毒品施用，足認其自制力薄弱、戒毒決心不強，自有使其接受相當刑罰處遇之必要，兼衡其犯後於警偵訊、原審及本院坦承犯行之態度良好，施用毒品係戕害其個人身心健康，反社會性之程度較低，及其自述國小肄業之教育程度、已婚、育有2 名子女、入監前從事賣魚工作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犯罪事實欄一㈠犯行，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維持部分原判決（即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㈡之科刑部分）之理由：本院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法院量刑裁量之權限，就第一審判決關於被告所犯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載犯行，論處被告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刑，被告已明示僅對於「刑度」部分提起上訴，本院認第一審就犯罪事實欄一㈡之犯行所處之刑度，與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無悖，爰予維持，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關於事實欄一㈡部分之科刑理由（如后）。並補充記載科刑理由如下： 1.引用第一審判決科刑理由部分：原審就被告事實欄一㈡部分所犯之罪所為量刑，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有施用毒品之前案紀錄，及其曾受觀察、勒戒處分之執行完畢，當知悉毒品殘害自身健康甚鉅，竟猶未能深切體認施用毒品對於自身健康之危害，及早謀求脫離毒品之生活，足認其自制力薄弱、戒毒決心不強，自有使其接受相當刑罰處遇之必要，復兼衡其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良好，施用毒品係戕害其個人身心健康，反社會性之程度較低，及其自述國小肄業之教育程度、已婚、育有2名子女、入監前從事賣魚工作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2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等旨，此部分茲予以引用。 2.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判斷量刑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為整體觀察及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予以評斷，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7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判決已審酌上開關於刑法第57條科刑之一切情狀，就被告事實欄一㈡所為犯行，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後，量處前開有期徒刑，係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既未逾越法定刑度，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被告上訴意旨及本院審理時所述：其構成自首，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之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等語，惟原判決就被告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犯行，已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且此部分所處之刑，為施用第二級毒品罪之法定最低度刑（2月），並無量刑過重之情。是原判決就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已以被告之責任為衡量基礎，依刑法第57 條各款所列情狀，妥適量刑，難認此部分有何量刑過重之處，亦無違反罪刑相當原則。 3.綜上，被告此部分上訴意旨仍執前詞，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等語，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定應執行刑之說明： 1.法院審酌被告權益及訴訟經濟等各情，認為適當時，於符合刑法第50條定應執行刑要件，同時為執行刑之諭知，自非法之所禁。又按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多數有期徒刑時，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亦即，採「限制加重原則」定其應執行刑，以最重之宣告刑為下限，以各宣告刑之總和為上限，併有一絕對限制上限之規定，其理由蘊含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酌定應執行刑時，係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數罪之總檢視，自應權衡行為人之責任與上開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俾對於行為人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在行為人責任方面，包括行為人犯罪時及犯罪後態度所反應之人格特性、罪數、罪質、犯罪期間、各罪之具體情節、各罪所侵害法益之不可回復性，以及各罪間之關聯性，包括行為在時間及空間之密接程度、各罪之獨立程度、數罪侵害法益之異同、數罪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或加乘效應等項。在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方面，包括矯正之必要性、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採多數犯罪責任遞減之概念）、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以及恤刑（但非過度刑罰優惠）等刑事政策，並留意個別犯罪量刑已斟酌事項不宜重複評價之原則，予以充分而不過度之綜合評價（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07號判決意旨參照）。 2.本院審酌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犯各罪為施用第一、二級毒品（犯罪事實欄一㈠尚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罪質相同，犯罪方式亦相同，且上開犯罪時間集中於113年3月29至 4月7日，衡諸其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及動機均相同，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若科以過重之執行刑，於實際執行時，刑罰之邊際效應恐隨刑期而遞減，被告所生痛苦程度則因刑期而遞增，反不利於其復歸社會，並衡酌被告對於所犯各罪均坦承犯行，與社會對立之傾向亦非嚴重及對於刑罰之儆戒作用等各情，爰就被告經本院撤銷改判及上訴駁回各罪之刑，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4項所示，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洪榮甫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法　官吳志強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2025-02-05

TPHM-113-上易-2366-202502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