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079號上訴人即被告盧心豪選任辯護人許瑞榮律師康皓智律師蔡淑湄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583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447號、第3475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罪刑部分撤銷。盧心豪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處有期徒刑貳年。其他上訴駁回。　　事　實一、盧心豪基於供自己施用而犯意圖製造第二級毒品大麻之犯意，於民國111年8月至9月間之某日，在臺北市信義區某夜店內，自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人處無償受贈2顆大麻種子，並於111年11月20日至112年7月25日下午2時許為警查獲前之期間，以其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6樓之住處作為栽種大麻場所，利用如附表編號2至11所示之物作為栽種大麻之設備、器具及記載大麻栽種歷程之用，將大麻種子種入盆栽土壤內定期澆水、施肥、控制光照、調整水質及溫度，以土耕方式栽種，除其中大麻種子1顆未出芽以致栽種未果而遭丟棄外，成功栽種大麻種子1顆，出芽並長成如附表編號1所示大麻植株。嗣為警於112年7月25日下午2時許，持原審法院核發之搜索票至前開住處執行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而查悉上情。二、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第一大隊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以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或言詞陳述(如偵查報告書)，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盧心豪(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二、至其餘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程序時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亦均不爭執，復查無違法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就上開時、地，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之事實，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坦白承認（見偵28447卷第6至7、40至41頁，原審卷第118至119、121頁，本院卷第69、145至149頁)，而員警於112年7月25日下午2 時許，持原審核發之搜索票，至被告前開住處執行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等情，亦有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第一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搜索現場照片、扣案物照片及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可證（見偵28447 卷第11至12、15至21、35頁)，且扣案如附表編號1之大麻植株經送鑑定結果，確含第二級毒品大麻成分，亦有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2年8月17日調科壹字第11223916570 號鑑定書可稽(見偵28447卷第65頁)，是被告任意性自白，有上開事證補強，堪認與事實相符而足採信。二、按大麻之栽種，是指將大麻種子置入栽植環境中栽培，包括播種、插苗、移栽、施肥、灌溉、除草等具體行為。以播種方式栽種大麻，係以種子播種後至成苗為主要階段，其栽種行為之既、未遂，以大麻種子經播種後有無出苗而定。換言之，行為人將大麻種子播種後已出苗者，無待於大麻成長至可收成之程度，即屬既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8號判決意旨可參)。被告栽種大麻種子2顆，其中1顆未出芽遭其丟棄，另1顆出芽並長成植株如附表編號1所示(詳偵28447 卷第35至36頁之照片)，該大麻植株，送請法務部調查局鑑定結果以：送驗植株檢品1株，經檢驗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成份，亦有前述鑑定書存卷足參(見偵28447卷第65頁)，已達栽種大麻既遂之程度。又被告栽種大麻種子2顆，僅1顆出芽並長成植株1株，衡諸查獲當時之情況，亦僅在其房間一隅，以一般觀賞用盆栽，及以如附表編號2至9所示簡單設備、器具以土耕方式栽種，卷內亦未有證據證明流入市面，與大規模栽種以圖製造毒品販售謀取鉅額獲利之情形相較，本案對社會造成之危害不大，是依被告栽種之方式、數量、規模及產出，其犯罪情節要屬輕微，應認係供己施用而情節輕微。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2項、第3項之犯行已足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法律適用說明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裁種大麻之行為一律依據本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加以處罰，惟其具體情形可包含栽種數量極少至大規模種植者，涵蓋範圍極廣，對違法情節輕微之個案，例如栽種數量極少且僅供己施用，尚嫌情輕法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當，有過苛處罰之虞，且亦無足與為牟利而大量栽種大麻之犯行有所區別，爰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90號解釋意旨，增訂第3項，對於因供自己施用而犯第2項所定之罪，且情節輕微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以達罪刑均衡之目的，為本條例第12條第　　3項增訂之立法理由。本案有前述之情節輕微，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2項、第3項所規定，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且情節輕微罪。檢察官起訴意旨固認被告係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未一併考慮其犯行情節輕微，尚有未洽。被告持有大麻種子之低度行為，為其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且情節輕微之行為吸收，不另論罪。又被告自111年8月、9月間之某日起至同年11月20日下土栽種前之持續持有大麻種子，復自111年11月20日起至為警查獲前，持續栽種大麻而出芽並長成大麻植株行為，均係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之犯意(其情節輕微)，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概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二、起訴意旨以被告於上開時、地所栽種之大麻種子，出芽長成植株後，有扣案行動電話內記事本擷圖所示「晾乾收成」( 見偵28447卷第11至12頁)，可見被告已有晾乾收成之行為，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製造第二級毒品罪嫌。惟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毒品罪之「製造」，係指就原料、元素予以加工，使成具有特定功效之成品者而言，除將非屬毒品之原料加以化合而成毒品外，尚包括將原含有毒品物質之物，予以加工改製成適合施用之毒品情形在內；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列之第二級毒品大麻，係指長成之大麻植株之花、葉、嫩莖，經乾燥後適合於施用之製品而言，故對大麻植株之花、葉、嫩莖，以人工方式予以摘取、蒐集、清理後，再利用人為、天然力或機器設備等方法，以風乾、陰乾、曝曬或烘乾等方式，使之乾燥，亦即以人為方式加工施以助力，使之達於易於施用之程度，自屬製造大麻毒品之行為。至於自然掉落、枯萎之大麻花、葉，因其本身即含有大麻成分，於自然枯乾後固可作為毒品施用，惟如在其自然脫落、枯乾之過程中，並未以任何人為方式予以助力，即無製造大麻毒品之行為可言(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遍查全卷關於被告本案製造第二級毒品大麻之證據，僅有被告經扣案行動電話內記事本擷圖記載「晾乾收成」之內容(見偵284 47卷第11至12頁)，衡酌常情，被告是否確有「晾乾收成」大麻葉或大麻植株之行為，尚屬未明，且單憑扣案行動電話內記事本擷圖記載「晾乾收成」，亦無從查知被告使附表編號1所示大麻植株(見偵28447卷第35至36頁之照片)乾燥之方法為何、乾燥程度及是否達於易於施用之程度，依卷內事證均無從判斷。再者，從卷內大麻植株照片所示，植株盆栽地面上未見自然脫落之大麻落葉、僅有枯乾之大麻葉留在根莖上，觀諸上開大麻植株之長成狀態及現場情況，不能排除被告可能有收集自然掉落、枯萎之大麻葉，因其本身即含有大麻成分，於自然枯乾後作為毒品施用，揆諸上開最高法院判決說明，倘若大麻葉係自然脫落、枯乾之過程中，並未以任何人為方式予以助力，即無製造大麻毒品之行為可言。職是，應認被告被訴製造第二級毒品罪不能證明，而此部分與上開論罪科刑之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且情節輕微罪，有實質上一罪關係，就被訴之製造第二級毒品罪部分，爰不另為無罪諭知。三、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本件被告所為係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且情節輕微之犯行，觀諸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3 項增訂意旨，係就栽種數量極少且僅供自己施用，尚嫌情輕法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當，有過苛處罰之虞，且亦無足與為牟利而大量栽種大麻之犯行有所區別，爰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90號解釋意旨而增訂(詳前述)，且本條第3項之法定刑為 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以達罪刑均衡之目的，而將「因供自己施用」、「情節輕微」制定為本罪構成要件。次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得酌量減輕其刑」。該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本係指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事由，因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參照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4171號、第388號判決意旨可參)。而本案係因無足夠證明力之證據證明被告有製造第二級毒品大麻，且亦無客觀證據可認被告有使所栽種之大麻植株或大麻葉流入市面，堪認其行為對社會治安及國民健康之危害較輕，犯罪情節輕微而適用上開罪名相繩。若再就相同事由，認本案有刑法第59 條之適用，顯有將本罪之「因供自己施用且情節輕微」之判斷與刑法第59條「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之審酌事由混淆之不當，且該罪之法定刑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1年，參酌其法益侵害性，在法定刑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範圍內予以量刑，並無不當而過苛之虞，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必要。辯護意旨請求本院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尚無可取。四、被告上訴及辯護人為被告利益，請求本院為緩刑宣告等語，按「宣告緩刑，應就被告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加以審酌，與被告之患病與否，並無關係」，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81號裁判先例足參。又「法院對於具備緩刑條件之刑事被告，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者，得宣告緩刑，為刑法第74條所明定，至於暫不執行刑罰之是否適當，則由法院就被告有無累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一切情形，依其自由裁量定之，與犯罪情節是否可原，並無關係」，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6號裁判先例意旨可資參照。本件被告於警詢時稱其於109年在澳洲施用過大麻，最後1次施用是在澳洲，且稱111年11月20 日開始栽種大麻種子等語(偵28447卷第8頁)，另被告將栽種大麻從下土、施肥、加燈、換盆、澆水2000cc、3000cc及各項行為日期均仔細翔實記載(見偵28447卷第11至12頁之手機截圖照片)，可見其蓄意栽種之意甚堅，非一時興起，且從1 11年11月20日栽種起至112年7月25日為警查獲，時間長達半年以上，顯見被告對於栽種大麻係違法行為，毫無警覺，欠缺自我約束力。是就被告本案犯罪情節及栽種時間觀之，其違法意識非低，難認其對己之違法行為有反省能力，綜核上情，難認被告無再犯之虞，亦無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爰不予宣告緩刑，併此敘明。五、上訴評價　　原審認被告有其事實欄所載之製造第二級毒品未遂罪，予以論處，固非無見。惟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毒品罪之「製造」，係指就原料、元素予以加工，使成具有特定功效之成品者而言，除將非屬毒品之原料加以化合而成毒品外，尚包括將原含有毒品物質之物，予以加工改製成適合施用之毒品情形在內。第二級毒品大麻係指長成之大麻植株之花、葉、嫩莖，經乾燥後適合於施用之製品而言，故對大麻植株之花、葉、嫩莖，以人工方式予以摘取、蒐集、清理後，再利用人為、天然力或機器設備等方法，以風乾、陰乾、曝曬或烘乾等方式，使之乾燥，亦即以人為方式加工施以助力，使之達於易於施用之程度，即屬製造大麻之行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196號判決意旨可參。本件卷內僅有扣案行動電話內記事本擷圖所示「晾乾收成」之內容，無從認為被告栽種大麻之行為，已達晾乾收成之行為態樣，如前所述，本案並無足夠證明力之證據證明被告有以人工方式著手加工施以助力，使大麻植株之花、葉、嫩莖，達於易於施用之程度，自無從以製造第二級毒品罪名相繩，被告本件所為係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且情節輕微之犯行，原審判決未予詳查，遽以製造第二級毒品未遂罪論處，尚嫌未洽。被告上訴指摘及此，其上訴核有理由，至其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宣告緩刑云云則無足取。原判決既有上開瑕疵可指，自無從予以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罪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六、量刑審酌事由：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竟有如事實欄所載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栽種大麻規模、數量及犯罪時間長短等情。惟念被告自警詢、偵查及原審、本院均坦承栽種大麻犯行，且其於本案前尚無經法院論罪科處徒刑之前案素行紀錄，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兼衡被告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並陳報報考114年大學碩士班，未婚、女友已懷孕、需照顧母親，從事健身、游泳教練工作，經濟狀況尚可之家庭經濟狀況(原審卷第122 頁，本院卷第49、7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以資懲儆。七、沒收 (一)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第一級至第四級毒品罪之「製造」，係指就原料、原素予以加工，使成具有特定功效之成品。大麻屬第二級毒品，大麻之栽種與製造不同，製造大麻係將栽種成長後之大麻葉予以加工，使成易於吸用之製品而言。大麻之幼苗或植株，縱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之成分，如未經加工製造成易於施用之製品，應僅屬製造第二級毒品大麻之原料而已，尚難認係第二級毒品（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048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扣案附表編號1所示植株，雖均經檢出第二級毒品大麻成分，業如前述，然尚未加工製造成易於施用之製品，僅屬製造第二級毒品大麻之原料，性質上尚非第二級毒品大麻，而與附表編號1至11所示之物均係被告所有，且供製造第二級毒品大麻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79頁、第117頁），除因鑑驗耗盡之大麻原料業已滅失外，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之。 (三)原審認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11所示之物，除因鑑驗耗盡之大麻原料業已滅失外，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之等旨，其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均無違誤，應予維持，被告此部分上訴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婉儀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利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陳文貴　　　　　　　　　　　　　　　　　　　法　官　黃惠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麗春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附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罌粟或古柯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因供自己施用而犯前項之罪，且情節輕微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編號扣案物名稱數量 1 大麻植株 1株 2 植物生長燈 1組 3 電風扇 1臺 4 延長線 1組 5 肥料 3瓶 6 土壤檢測計 1支 7 水質檢測計 1支 8 植物帳 1組 9 排風扇 1組 10 筆記 1紙 11 黑色iPhone XR行動電話 (IMEI碼：000000000000000號） 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

2024-11-26

TPHM-113-上訴-5079-20241126-1

誣告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731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蕭成淵卓淑娟共同選任辯護人蕭仁杰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誣告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14號，中華民國112年11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續字第31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蕭成淵、卓淑娟前為夫妻關係，蕭成淵係址設新北市○○區○○ ○路000巷0之0號瑞鴻精密工業有限公司（下稱瑞鴻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緣德星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址設新北市○○區○○ 路0段000號0樓之0，下稱德星公司）因積欠葛蕙芝債務，而將德星公司位在新北市○○區○○街000號之廠房設備、模具及公司財產，悉數讓渡與葛蕙芝。葛蕙芝遂於民國106年6月8 日、同年7月5日，分別將德星公司廠房內由瑞鴻公司生產之模具各1批交由蕭成淵代為保管（下稱第一批模具、第二批模具），並委託蕭成淵向東貝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貝公司）兜售第二批模具。詎蕭成淵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於未經葛蕙芝同意或授權之情況下，私自將第一批模具以新臺幣（下同）322萬元之價格出售與東貝公司，並向葛蕙芝佯稱：第二批模具品質不佳，未成功出售云云，而逕以瑞鴻公司之名義，將第二批模具以150 萬元之價格出售與東貝公司，並將出售模具之所有款項侵占入己。二、葛蕙芝知悉上情後，遂與蕭成淵理論，蕭成淵同意賠償葛蕙芝之損害，雙方因於107年3月8日簽立約定書，蕭成淵同意支付522萬元與葛蕙芝充作前開侵占模具出售款項之損害賠償，並將瑞鴻公司所有之機器8臺設定質權予葛蕙芝以作為上開損害賠償之擔保，復因蕭成淵未如期清償，遂與葛蕙芝再於同年4月16日協商由葛蕙芝直接拆除其中4臺線切割機之主機板（CHMER CNC線切割機CW740F1 2臺、CW850HF1臺、CW 853HF1臺），以代替機器之占有，葛蕙芝因而於同日17時許，僱請翁文郎、翁振福至瑞鴻公司拆除該4臺切割機之主機板。詎蕭成淵、卓淑娟均明知葛蕙芝係依雙方協議內容行使權利，竟共同意圖使葛蕙芝受刑事處分，基於誣告之犯意聯絡，由卓淑娟於同日前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光華派出所（下稱光華派出所）對葛蕙芝提出侵占告訴，蕭成淵亦於同日製作警詢筆錄指認葛蕙芝涉犯侵占犯行，而與卓淑娟共同誣指葛蕙芝侵占該等主機板，卓淑娟並提出刑事告訴。嗣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認葛蕙芝所涉侵占罪之罪嫌不足，於107年12月26日以107 年度偵字第38885號案件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查悉上情。三、案經葛蕙芝訴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用其他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蕭成淵、卓淑娟及其2人共同辯護人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部分有所異議，本院復查無該等證據有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狀，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有證據能力。至於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主張證人即告訴人葛惠芝及證人翁文郎、翁振福對被告不利之證詞與事實不符一節，乃係爭執上開證人所為不利被告證詞之證明力，容后部分㈡、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且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被告充分表示意見，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自得為證據使用。二、被告2人之辯解如下：㈠、訊據被告蕭成淵固不爭執德星公司確有因積欠告訴人債務，其負責人張德昌即將新北市○○區○○街000號之廠房設備、模具及公司財產讓渡與告訴人一節，並坦承有於106年6月8日、同年7月5日，收受告訴人交付德星公司廠房內、由瑞鴻公司生產之模具各1批，代為保管，嗣將該2批模具出售與東貝公司；復於107年3月8日與告訴人簽立約定書，同意給付522 萬元與告訴人，及同意以瑞鴻公司機器8臺設定質權與告訴人做為給付之擔保，同年4年16日與告訴人協商，同意告訴人拆除其中4臺線切割機之主機，以代替機器之占有，同日有與同案被告卓淑娟至光華派出所製作筆錄，指訴告訴人侵占上述線切割機，且同案被告卓淑娟有提起刑事侵占告訴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侵占、誣告犯行，辯稱：告訴人將德星公司廠房內由瑞鴻公司生產的模具2批交給我，並不是交給我保管，當時東貝公司要以六成買模具，所以我跟告訴人講，她說賣掉的模具錢一人一半，我將模具出售給東貝公司，告訴人實際上已經拿超過一半的錢，德星公司廠房內由瑞鴻公司生產的這些模具是我的，這些模具根本不在張德昌的讓渡書範圍內，是因為德星公司已經被告訴人控制，我的模具載不出來，才會讓告訴人拿一半的錢，我並沒有侵占的行為及故意；我會跟告訴人簽立同意支付522萬元及瑞鴻公司機器設定質權的約定書，是遭脅迫的，107年4月16日我並沒有權利與告訴人協商由她拆除4臺主機板，因為那4臺機器已經不在我名下，我會去光華派出所作筆錄指證告訴人，是派出所副所長指引我作筆錄，說這樣比較有保障，沒有誣告的行為及故意等語。㈡、被告卓淑娟固坦承有於107年4月16日報警，並於同日與同案被告蕭成淵前往光華派出所製作筆錄，指訴告訴人侵占瑞鴻公司所有之前述4臺線切割機主機板，並提出刑事侵占告訴一節，惟矢口否認有何誣告之犯行，辯稱：我當時人在外面，用手機監控看到告訴人在機臺旁邊，回到公司後就看到告訴人把機臺拔走，主機板是放在我父親名下，所以去報警想把東西追回來，我不知道蕭成淵有跟告訴人間有什麼協議，所以我才會報警，沒有誣告的行為及故意等語。㈢、共同辯護人則辯以：系爭模具都是瑞鴻公司所生產、製造並出售與德星公司，但德星公司簽發給瑞鴻公司的支票後來都沒有兌現，導致瑞鴻公司營運困難，而告訴人與德星公司間的讓渡書或聲明書都沒有包含這2批模具，且被告蕭成淵前後也已給付4百多萬元給告訴人，其並無侵占的故意；被告卓淑娟當時是因為人在外面與案外人蔡志和聊天，因用手機看到有人在公司拆機器，經蔡志和建議下，才報案，並沒有虛構事實去誣告告訴人、也沒有誣告的故意，被告蕭成淵則是因派出所副所長建議下才做筆錄，並無有讓告訴人受刑事追訴的誣告故意等語。　　　　三、經查：㈠、事實欄一部分　⒈本件德星公司確有因積欠告訴人債務，其負責人張德昌即將新北市○○區○○街000號之廠房設備、模具及公司財產讓渡與告訴人一節，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述綦詳（見107他2843卷第106頁，原審112訴314卷第19頁），並有讓渡書暨機器照片、聲明書暨德星公司財產清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本票裁定確定證明書、本票影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債權憑證附卷足佐（見107他2 843卷第28、30至35、172至176、165至170頁）。又告訴人取得德星公司樹林廠房內之設備後，先後於106年6月8日、同年7月5日，交付德星公司廠房內、由瑞鴻公司生產之模具各1批與被告蕭成淵，嗣被告蕭成淵將該2批模具出售與東貝公司，復於107年3月8日與告訴人簽立約定書，同意給付522 萬元與告訴人，及同意以瑞鴻公司機器8臺設定質權與告訴人做為給付之擔保等情，亦據被告蕭成淵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98、406至407頁），核與下列證人之證述相符，並有約定書暨廠房設備與模具照片、瑞鴻公司對帳單與東貝公司採購單、電子郵件在卷可稽（見107他2843卷第11至20、177至 186頁），從而，上開事實，已堪認定。　⑴、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原審審理時證稱：106年5月26日因德星公司欠我錢，所以將樹林廠廠房等資產全部讓渡給我，於106年6月7日我、蕭成淵、德星公司負責人張德昌都有在場，我也取得廠房的磁卡、鑰匙，整個廠以及機器、財產都是我的，也有簽聲明書，在場之人對於德星公司的所有財產均由我保管乙節都沒有異議。同年6月8日時蕭成淵跟我說一部分模具（即第一批模具）是他的，他可以提供新莊瓊林南路的場地借我放，另一部分模具（即第二批模具）由我載去宜蘭三星放置，同年7月10日蕭成淵請我將放在宜蘭的第二批模具載回來，蕭成淵表示要幫我詢問東貝公司是否願意收購，但是隔兩天他跟我說東貝公司認為第二批模具品質不好所以不願意購買，同年7月13日我才知道第一批模具已經被蕭成淵私底下賣掉了，而且蕭成淵把部分款項領走，後來我發現蕭成淵於107年2月間再把第二批模具賣掉，我從106年7月10日至107年3月8日間，不斷到瑞鴻公司詢問被告2人何時要把模具的錢交給我，直至107年3月8日蕭成淵才與我在律師事務所內簽訂約定書，約定支付522萬元給我作為補償，並將瑞鴻公司所有之機器8臺設質予我作為擔保，而瑞鴻公司由蕭成淵擔任實際負責人，另瑞鴻公司員工廖永宇在簽約定書時也在場目睹。再東貝公司其實也知道模具是我的，但是為節省成本卻以原價的六折向蕭成淵收購，造成我損失等語（見10 7他2843卷第106至108頁、109偵續313卷第139至140頁，原審112訴314卷第199至212、295至298頁）。　⑵、證人即瑞鴻公司之前員工廖永宇於偵查、原審審理時亦證稱：被告蕭成淵係瑞鴻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卓淑娟係瑞鴻公司的會計。我是被告蕭成淵的司機，我從106年6月 7日在德星公司樹林廠廠房時，我就有在現場，告訴人有拿出讓渡書給蕭成淵看，並表示現場的模具都是告訴人的，蕭成淵有主動向告訴人表示可以保管德星公司的模具，並由我開車載走，之後被告2人把告訴人的兩批模具都整理好，全部轉賣給東貝公司，而模具是蕭成淵請我載去鶯歌區的兩間工廠，應該都是幫東貝公司代工的廠，事後被告蕭成淵請告訴人來瑞鴻公司跟告訴人說這兩批模具是有問題的，不能用的，一般外行人無法分辨，因為涉及到組裝所以真的會被騙。被告蕭成淵在工廠、車上都有親口告訴我說，他就是侵占、賤賣告訴人的兩批模具，而且連東貝公司也知道這批模具是告訴人的。復告訴人、被告蕭成淵於107年3月8日均有出現在謝宜婷律師事務所，當天氣氛正常，就像開會聊天一樣，被告蕭成淵根本沒有被脅迫，律師也說請雙方看完合約內容以後再簽，而且被告蕭成淵當天回到瑞鴻公司後就有跟被告卓淑娟說當天簽約的內容，所以被告卓淑娟知道被告蕭成淵必須賠償告訴人金錢，否則必須讓渡瑞鴻公司的機器等語（見107他2843卷第1 91至193頁、109偵續313卷第127至128、140至141頁，原審112訴314卷第218至226頁）。　⑶、證人即東貝公司前員工嚴春品於偵查中證稱：（庭呈採購單2貨）這是被告蕭成淵賣給東公司模具紀錄。被告蕭成淵經營模具廠，因德星公司無法生產，故部分模具發包給被告蕭成淵，至於他交付的模具來源我們不清楚。但告訴人帶人到德星公司，我剛好因為要去確認貨物，所以也有到德星公司，告訴人當場有出示一份讓渡書，並稱有讓渡情事，當天德星公司的貨都不准動，所以我沒有拿到貨物，就回公司報告，因為貨物卡住，我們公司也有跟我們的客戶延期交貨，但因為也有交貨期限，所以我們另外向被告蕭成淵下單模具，此採購單就是事發後向被告蕭成淵下單購買的模具，模具已如期交付，只是部分尚未驗收完成，採購單上的模具品項與東貝公司之前向德星公司採購的品項相同，東貝公司同樣一批貨付款兩次錢等語（見107 他2843卷第115至116頁）。　⒉被告蕭成淵雖謂：該2批模具是我的，並非為告訴人保管云云，惟依上開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廖永宇、嚴春品所述情節及告訴人所提出之讓渡書、聲明書暨財產清冊等資料，足認德星公司確有因積欠告訴人債務，由其負責人張德昌將該公司樹林廠房之設備、財產所有權等轉讓與告訴人，用以抵償德星公司積欠告訴人之債務甚明。且證人即德星公司負責人張德昌於偵查中亦證稱：我將德星公司的鑰匙交給告訴人，但是我並沒有對被告蕭成淵說模具可以自行處分，因為事發當時我開給被告蕭成淵的支票還沒到期，所以被告蕭成淵不能處分模具，我還有傳訊息給他，告訴他不能拿走等語（見10 7他2843卷第114頁背面），並提出其與被告蕭成淵間之簡訊對話翻拍照片為佐（見107他2843卷第148頁）。而依證人與被告蕭成淵間之對話翻拍照片顯示，被告於107年6月7日傳送訊息與證人張德昌表示：「你公司已出問題，我經過你寫的讓度書，葛蕙芝小姐同意，她開門，讓我進去，你的公司，我先把模具載走了」等語，顯見被告取走德星公司置放在廠房內之模具時，確已知悉告訴人就德星公司樹林廠房內之設備、財產，因與證人張德昌間有簽立上開讓渡書、聲明書，而取得所有權，此亦包含置放在德星公司廠房內由瑞鴻公司生產之該2批模具，前開2批模具之所有權自均由告訴人所取得無訛。是縱令被告蕭成淵與德星公司間因該2批模具尚存有貨款給付疑慮，亦不當然於經告訴人同意而保管該2批模具後，即取得2批模具之所有權或處分權能。參以，被告蕭成淵出售該2批模具後，復於107年3月8日與告訴人簽立約定書，同意支付522萬元與告訴人，做為出售該2批模具之損害賠償一節，亦據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廖永宇證述如前，復有約定書附卷可佐（見107他2843卷第11至20頁），此為被告所不爭執，益徵被告蕭成淵主觀上確實明知告訴人同意交付之該2批模具係屬告訴人受讓自德星公司之財產，竟仍擅自出售與案外人東貝公司，先後獲取322萬、150萬元之價金。是被告蕭成淵於取得該2批模具後，其主觀上確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故意，進而予以處分一節，應堪認定。　⒊被告蕭成淵復辯以：上開約定書係遭脅迫才簽立的云云，然其並未提出任何事證以實其說，已難信其所述屬實。況依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廖永宇前開證述情節，被告蕭成淵與告訴人係在律師事務所，經律師見證下簽立該約定書，亦難認被告蕭成淵有何遭脅迫而簽署該約定書之情事。被告前開置辯，洵無足採。　⒋被告蕭成淵雖辯稱：包含給紀介華的錢，我前前後後已給付告訴人3、4百萬元云云，並提出支票5紙（見本院卷第149、 151頁）。然查：　⑴、侵占罪係即成犯，凡對自己持有之他人所有物，有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時，即應構成犯罪，縱事後將侵占之物設法歸還，亦無解於罪名之成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940號判決意旨參照）。依前所述，被告係明知所保管之該2批模具為告訴人所有，卻未經告訴人同意，擅自處分獲取價金，其主觀上顯係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業如前述，則其於客觀上處分該2批模具時，即已著手為侵占犯行，是其行為自已構成侵占罪。被告所提出告訴人簽收之支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通知函等資料，無礙於被告蕭成淵前開行為該當刑法侵占罪之構成要件，況觀諸被告蕭成淵所提出之上開資料，亦係告訴人與案外人瑞鴻公司間之民事事件，要無從僅以此遽為有利被告認定之依憑。　⑵、至於被告蕭成淵聲請之證人紀介華於本院審理時則證稱：我本來想要投資蕭成淵做工廠的生意，因而與他有金錢往來，後來看到他的情況就後悔了，被告蕭成淵所提出的支票（見本院卷第149頁）上的「紀介華」是我本人親的，這是因為我本來要投資他事業的錢，我要他退還錢給我，這是被告蕭成淵叫我過去拿票的，時間我不記得了，當時告訴人有在場，但票並不是告訴人拿給我的，是我向被告蕭成淵拿的票，我沒有印象告訴人當天為何會在現場等語（見本院卷第344至350頁），顯見被告蕭成淵交付與證人紀介華之支票3紙，係用以清償其積欠紀介華之款項，要與告訴人無涉，亦無從以此遽為有利被告認定之依憑。　⑶、從而，被告蕭成淵此部分辯解，亦無從採憑。㈡、事實欄二部分　　　⒈告訴人有於107年4月16日下午，在上述瑞鴻公司內，因被告蕭成淵未如期清償上開侵占模具之損害賠償款項，雙方協商後，同意由告訴人拆除其中4臺線切割機之主機板，告訴人即於同日下午17時許，僱請翁文郎、翁振福拆除該4臺切割機之主機板，被告卓淑娟旋即以瑞鴻公司工廠設備遭告訴人侵占為由，報警處理，雙方隨警至光華派出所，被告卓淑娟向該所員警提起侵占告訴，指訴告訴人於上述時、地侵占工廠設備之主機板，被告蕭成淵亦於同日製作警詢筆錄指認告訴人涉犯侵占一節，此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並據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廖永宇、翁文郎、翁振福證述綦詳，並有新北市政警察局新莊分局107年10月18日新北警莊刑字第107344987 7號函檢附員警職務報告、被告蕭成淵指認翁文郎及告訴人之指認犯罪嫌疑紀錄表、被告2人107年4月16日警詢筆錄在卷可稽（見107他2843卷第55至57、57至58、63至66、155至 156頁）。又告訴人遭被告卓淑娟告訴所涉之上開侵占罪嫌，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認告訴人所涉侵占罪嫌不足，於107年12月26日以107年度偵字第38885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一節，亦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並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佐（見108偵18701卷第2至3頁）。上開事實，洵堪認定。　⒉被告2人確有共同虛偽申告告訴人涉犯侵占罪嫌之行為，茲說明如下：　⑴、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稱：後因為蕭成淵還是無法還款，我只好於107年4月16日上午，前往瑞鴻公司等被告2人領取東貝公司的貨款並轉交給我，雙方商議好錢只要進瑞鴻公司帳戶就轉帳給我，當日約13時許，被告卓淑娟聲稱要出去領錢，直到當日18時許被告卓淑娟都沒有回來，我知道東貝的錢有匯入瑞鴻公司，但是被告2人還是不願意把錢領給我，我就與被告蕭成淵協議將瑞鴻公司設質機器中之4臺切割機主機板拆除，暫時由我保管。拆完主機板我要離開時，警察到場並告訴我係現行犯，警察說係瑞鴻公司報的警，我才知道被告卓淑娟去報警，被告2人向警察提出告訴，說我是現行犯，並且堅持要提出侵占的告訴等語（見107他2843卷第106至108頁、109偵續 313卷第139至140頁，原審112訴314卷第199至212、295至 298頁）。　　　⑵、證人廖永宇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述：拆主機板當天（即1 07年4月16日）被告2人也都知道，當天被告蕭成淵也有與被告卓淑娟通電話，現場的人都有聽到，被告蕭成淵也向告訴人說「要不然妳先拆這個（即主機板），錢之後再還妳」，就是要給告訴人一個交代的意思，所以被告2人事實上有說好要讓告訴人拆主機板，被告蕭成淵在我、告訴人面前跟被告卓淑娟通電話，說讓告訴人拆主機板，而原本到場協調的員警也表示雙方說好就好，翁文郎還有瑞鴻其他公司員工也都在場，所以翁文郎、翁振福才會去拆，拆主機板的過程中被告蕭成淵並未表示反對，拆完後告訴人要離開時有警察過來以現行犯逮捕告訴人，被告卓淑娟說她報警的，我認為被告2人因為反悔當天讓告訴人拆主機板，所以才報警，我也一起被當證人帶去警局等語（見 107他2843卷第191至193頁、109偵續313卷第127至128、1 40至141頁；本院卷第218至226頁）。　　⑶、證人即到場施工之工人翁文郎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稱：1 07年4月16日我接受告訴人之委託到場（即新北市○○區○○○ 路000巷0之0號）拆卸機器主機板，我原本到場的時候，被告蕭成淵不讓告訴人拆，但是後來被告蕭成淵有同意，我拿了宏旻企業有限公司的維修報告書一式三份給告訴人、被告蕭成淵簽，表示確認大家都同意拆除主機板，現場並沒有什麼強暴脅迫的情況，我拆除後就把主機板交給告訴人，之後我就接到派出所的通知，警察說被告卓淑娟報警要告我與告訴人竊盜，我有提出維修報告書給警察，在警局時告訴人有拿出讓渡書給我看，我才知道瑞鴻公司在外面欠那麼多錢等語（見107他2843卷第206頁，原審112 訴314卷第215至218頁）。　⑷、證人即到場施工之翁振福於偵查時證稱：拆主機板的現場並無強暴脅迫的情形，我與翁文郎都是經過雙方同意的情形下才拆主機板的，在警局告訴人也有出示讓渡書給我看等語（見107他2843卷第206頁背面）。　　　⑸、勾稽上開證人之證詞可知，被告蕭成淵因私自出售前開二批模具，而必須賠償告訴人金錢，被告卓淑娟早已知悉，否則必須讓渡瑞鴻公司之機器，而107年4月16日拆除主機板當日，被告蕭成淵、卓淑娟均同意告訴人拆除主機板等情，均據證人葛蕙芝、廖永宇、翁文郎、翁振福證述明確且一致，並無矛盾之處，復有107年3月8日之約定書、約定書所附廠房設備與模具照片、宏旻企業有限公司107年4 月16日之維修報告書在卷（見107他2843卷第11至21頁），是被告蕭成淵、卓淑娟於107年4月16日均同意告訴人拆除主機板一節，至為明確。然其2人於告訴人委請翁文郎、翁振福拆除上述切割機械之主機板後，即由被告卓淑娟報警處理，並於光華派出所製作警詢筆錄時，指訴並無同意告訴人拆除主機板，復由被告卓淑娟以瑞鴻公司負責人身分提出侵占告訴，其2人客觀上確有共同虛偽申告告訴人涉犯侵占罪嫌之行為，至屬灼然。　　　⑹、被告卓淑娟雖辯稱：我不知道蕭成淵與告訴人間的約定云云，然其於偵查中亦供陳：107年4月16日當天我去領錢是因為告訴人說東貝匯給我們公司的錢要給她，我知道領東貝這筆錢的原因，我是107年3月10幾號才知有簽立約定書，告訴人到瑞鴻公司時我不在，（復改稱）我忘記我離開公司時告訴人到公司沒等語（見107他2843卷第218至219 頁）；而證人即同案被告蕭成淵於107年4月16日警詢時亦陳稱：卓淑娟報案107年4月16日侵占案件，我當時在場，我擔任廠長職位，現場負責人是我，我前妻卓淑娟向我表示她於15時37分錢沒匯進來，所以我沒辦法給告訴人等語（見107他2843卷第57至58頁），由此足徵被告卓淑娟確實知悉被告蕭成淵與告訴人於107年3月8日簽立之約定書內容，有以瑞鴻公司機械設定質權，用以擔保被告蕭成淵清償侵占模具所生損害賠償甚明。被告卓淑娟前開置辯，已不足採。　⑺、被告卓淑娟復辯謂：我不知道蕭成淵有同意拆瑞鴻公司主機板云云，然依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廖永宇、翁文郎、翁振福前開證述情節可知，被告蕭成淵與告訴人協調拆除主機板之過程後，曾電話聯繫被告卓淑娟告知讓告訴人拆除主機板一事，業如前述，其前開所辯，已難採信。況被告卓淑娟於偵查中亦明確供稱：當初我前夫蕭成淵跟告訴人有協商，但事後告訴人要求太多，我支付不出來，且我認知是我有權取模具，為何我要支付這些錢，所以當天告訴人才會將線切割機主機板搬走，蕭成淵當下有同意告訴人搬，但我既然是負責人，就不能夠蕭成淵說了算等語（見 108偵18701卷第10頁），顯見於107年4月16日在光華派出所提起告訴人涉嫌侵占告訴時，其確已知悉被告蕭成淵同意告訴人拆搬瑞鴻公司切割機械之主機板甚明。被告卓淑娟前開置辯，要屬事後卸責之詞，洵無足採。　⑻、被告卓淑娟復辯謂：瑞鴻公司機械是我父親卓鉄牛的，蕭成淵無權同意云云。然查，被告2人曾為配偶關係，於本件行為時，仍共同經營瑞鴻公司，此據被告2人於偵查中供述綦詳（見108偵18701卷第10頁正反面），且瑞鴻公司工廠內之線切割機械實際仍屬瑞鴻公司所有，被告卓淑娟之父親僅係借名所有人一節，亦據被告卓淑娟於偵查中供陳：機械實際上還是我們公司的，只是借我父親的名義登記等語甚明（見107他2843卷第219頁）。被告2人於本件行為時共同經營瑞鴻公司，且線切割機械亦實際為瑞鴻公司所有，被告蕭成淵既於同意告訴人拆除前以電話告知被告卓淑娟，即難認被告蕭成淵無同意之權限。被告卓淑娟此部分所辯，亦不足採。　⒊被告2人主觀上有誣告之故意　⑴、按刑法之誣告罪係以使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為目的，而為虛偽申告之犯罪。其誣告之方式為告訴、告發、自訴或報告、陳情，均所不問。又申告人所訴之事實，若有出於誤會或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以致不能證明其所訴之事實為真實，縱被訴人不負刑責，而申告人因缺乏誣告之犯意，亦難成立誣告罪；反之，若以自己親歷之事實，妄指他人有犯罪行為，向該管公務員申告，非因出於誤會或懷疑而係出於故為虛構者，即無解於誣告罪之構成（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3784號、95年度台上字第1758號判決參照）。　⑵、被告2人明知告訴人於107年3月8日有與被告蕭成淵簽立約定書，被告蕭成淵同意支付522萬元充作賠償，並將瑞鴻公司所有之機器8臺設定質權予告訴人葛蕙芝以作為上開損害賠償之擔保，然被告蕭成淵未如期清償，而告訴人於 107年4月16日再與被告蕭成淵商議直接拆除8臺設備中之4 臺切割機主機板，代替機器之占有，而被告蕭成淵既為瑞鴻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其自有決定之權限，又告訴人要求被告蕭成淵拆除切割機主機板時，被告卓淑娟亦透過電話而知悉全部狀況，然被告2人卻於告訴人拆除4臺切割機主機板後，被告卓淑娟立即報警，並表示欲對告訴人提出侵占告訴，而被告蕭成淵於製作警詢筆錄時亦配合陳稱告訴人拆除主機板並未經過其同意，其簽立維修報告書時係遭脅迫等情，顯見被告2人於警詢時均以被害人自居，渠對於告訴人並無涉犯侵占犯行等節，應知之甚詳，顯見渠等被告並無可能出於誤會或懷疑告訴人有侵占之形況，是被告2人主觀上即有使告訴人葛蕙芝受刑事處分之誣告犯意至為明確。　⑶、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雖辯稱：被告卓淑娟是因為在手機上看到有人在公司拆主機板，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才向警方報案，事後被告卓淑娟在光華派出所製作筆錄，也是保障瑞鴻公司財產的刑事追訴動作，主觀上並沒有誣告之故意，被告蕭成淵係因被告卓淑娟報案之後，在警察的建議情況之下才製作筆錄，被告蕭成淵當時雖然主觀上同意告訴人等這個拆除瑞鴻公司機器的主機板，但是他無主動要對告訴人提告云云。惟查：　　①前開2批模具，均係由德星公司負責人張德昌簽署聲明書，將所有權轉讓予告訴人，且證人張德昌並未同意被告蕭成淵擅自處分該二批模具等情，已有證人指述以及書面證據，均據本院認定如前，於此不再贅述，則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稱該2批模具均屬被告蕭成淵所有，卻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證其說，所辯顯屬無據，並無足採信。　　②另被告蕭成淵、卓淑娟於107年4月16日均知悉告訴人欲拆除瑞鴻公司內之機器主機板等節，亦有證人明確證述如前，則被告蕭成淵、卓淑娟卻仍報警並分別於警詢筆錄內稱並未同意告訴人拆除瑞鴻公司內之機器主機板，更向具備偵查權限之員警提出刑事告訴，則被告2人自當具有誣告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被告2人之行為已至為明確，被告2人及渠等辯護人就此部分所為之空泛陳述，亦無理由。　　　　　③至於證人蔡志和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卓淑娟在107年4 月有來我的永誠當舖聊債權債務，邊聊她邊看手機螢幕，她看到很多人進去工廠，就打電話，之後我問她發生什麼事情，她說有人要來拆機板，我說機板在你父親名下，怎麼可以讓人亂拆，我有建議她報警，後面就報警了等語（見本院卷第219至220頁），固與被告卓淑娟辯詞相符。然依證人蔡志和所述情節可知，證人蔡志和僅係依被告卓淑娟片面告知主機板遭人拆除之情形下而為上開建議，然其顯然並不知悉告訴人拆除該等機械之主機板一事係經被告 2人同意，且依其證詞，亦未有鼓勵、建議被告卓淑娟對拆走主機板之人提起刑事告訴之意，被告卓淑娟提起上開侵占告訴，顯係基於其個人自由意志下所為之決定，自無從僅因證人蔡志和前開證詞，遽為有利被告2人認定之依憑。㈢、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2人之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始有刑法第2條第1項之從舊從輕主義規定之適用，而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所修正，然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則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616號判決參照）。被告蕭成淵如事實欄一所示之行為後，刑法第335條第1項業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27日施行。修正前第335條第1項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然該條文僅係配合原先之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第2項前段之罰金換算標準，並為法條文字修正，而無涉行為後刑罰法令內容之變更，應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修正後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規定。㈡、罪名　⒈核被告蕭成淵所為如事實欄一、二，分別係犯刑法第335條第 1項之侵占罪、同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　⒉核被告卓淑娟所為如事實欄二，係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㈢、被告蕭成淵、卓淑娟之間就事實欄二所示之誣告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㈣、被告蕭成淵上開侵占、誣告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五、駁回上訴之理由㈠、原審詳為調查後，認被告2人所犯事證明確，依刑法第335條第1項、第169條第1項之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蕭成淵替告訴人葛蕙芝保管德星公司所讓渡之模具 2批，卻未能謹守告訴人委任之分際，貪圖私利，利用持有該2批模具之機會，將之侵占並變賣，所得款項全數侵吞入己，違背誠信，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益之觀念，且其與被告卓淑娟明知告訴人並無侵占之情事，仍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光華派出所報案，致告訴人有受刑事訴追之危險，並有害於司法偵查權之行使及發動，浪費司法及警政資源，行為殊屬不當，應予非難，又衡以被告2人於犯後均矢口否認犯行，犯後態度非佳，兼衡被告2人之犯罪動機、手段、目的、所侵占之金額、對告訴人造成之損害程度、其等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爰分別量處被告蕭成淵有期徒刑1年8月（侵占部分）、6月；被告卓淑娟有期徒刑6月，復於判決詳敘被告蕭成淵所犯上開2罪，基於保障被告之聽審權，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不另定其應執行之刑之理由。再就被告蕭成淵為前開侵占犯行，因此取得相當於模具之變賣價格即472萬元之利益，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予以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經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㈡、被告2人提起上訴，猶執詞否認犯行，指摘原審認事用法不當云云，其等所辯各節業經本院一一指駁如前，所辯均無足採，是本件被告2人之上訴，均無理由。　㈢、檢察官提起上訴，理由謂以：被告2人無視事證明確，矢口否認犯行，浪費司法資源，且犯後迄今已超過5年，不僅未曾向告訴人道歉，亦未賠償告訴人之損失，犯後態度惡劣，原審量刑容有不符罪刑相當原則等語。經查：　⒈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至於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103年度台上字第36 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檢察官上訴，雖以被告犯後態度惡劣，指摘原審量刑不當一節。然檢察官所指此節已據原審審酌在內，且於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說明其量刑基礎係審酌各項情狀，顯已斟酌刑法第57 條各款事由，並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於刑法第 335條第1項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以及同法第169條第1項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整體觀之，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明顯失出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情形。綜此而論，自難認原審量刑失當而有應予撤銷之理由。㈣、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及被告2人提起上訴，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璿伊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炎辰提起上訴，檢察官陳怡利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黃惠敏　　　　　　　　　　　　　　　　　　　法　官　李殷君侵占部分不得上訴；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周彧亘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69條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證據者，亦同。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1-21

TPHM-113-上訴-731-20241121-1

侵占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98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張京華上列上訴人因被告侵占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46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890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張京華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現金新臺幣貳萬捌仟元、統一超商禮券捌佰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張京華與周博鏗為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德州儀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州儀器公司)員工。張京華於民國11 2年7月16日上午5時55分許，在德州儀器公司2樓之某椅子上，發現周博鏗前於同日上午1時58分許，遺留在該處之AGNES .B黑色皮夾(內含現金新臺幣【下同】2萬8,000元、統一超商禮券800元，下稱本案皮夾)，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本案皮夾內之現金、統一超商禮券侵占入己，僅於同日下午3時32分許，將本案皮夾投入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忠孝街路口之郵筒內，欲歸還本案皮夾。嗣周博鏗察覺本案皮夾不見，經調閱公司監視器發現係張京華取走本案皮夾，復於翌(17)日經郵局人員通知領取該皮夾後，始查悉皮夾內之現金、禮券不翼而飛，遂報警處理。二、案經周博鏗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 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雖屬傳聞證據，惟公訴人、上訴人即被告張京華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㈡、至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應有證據能力。二、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地，撿拾告訴人周博鏗遺留之前開黑色皮夾，嗣於同日下午3時32分許，將該皮夾投入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忠孝街路口之郵筒內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侵占遺失物犯行，辯稱：我沒有取走本案皮夾內的現金、禮券，我沒有打開皮夾，根本不知道裡面有沒有錢，是出於好意才撿起該皮夾，然後馬上就去上班了，因為工作緊湊，沒有辦法馬上拿去，後來下班後想說省事才丟入郵筒云云。經查：㈠、被告與告訴人同為德州儀器公司之員工，其有於112年7月16 日上午5時55分許，在德州儀器公司2樓之某椅子上，發現告訴人之本案皮夾，而予以撿拾後離開現場，嗣於同日下午3 時32分許，將本案皮夾投入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忠孝街口之郵筒等情，業據被告供陳明確；又本案皮夾為告訴人於同日112年7月16日上午1時58分許，遺留在上開德州儀器公司2 樓之某椅子上一節，亦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偵查中指訴情節明確（見偵卷第6至7、17頁），並有德州儀器公司、道路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見偵卷第8至10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洵堪認定。㈡、被告雖以前情置辯，惟被告確有取走本案皮夾內之現金、統一超商禮券，茲說明如下：　⒈本案皮夾內有現金2萬8,000元、統一超商禮券800元乙節，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時指證綦詳（見偵卷第6頁背面、第17頁背面），審酌告訴人前後指訴一致，佐以證人即德州儀器公司警衛湯凱淵、李致緯均證稱告訴人申請調閱公司監視器時，即向其等提及本案皮夾內約有3萬元之財物，此有警員查訪紀錄表附卷可查（見偵卷第23、24頁），雖湯凱淵、李致緯轉述告訴人所稱本案皮夾內有3萬元之財物乙節，係屬累積性證據，不足以補強告訴人之指訴，然衡諸一般遺失或遺留財物之人，在不知財物係遭人拿取抑或單純遺失、遺留，而向警方或場所管理人請求協尋時，應無誇大遺失、遺留財物內容之動機與必要，蓋若無端虛報財物內容，倘事後證明無人接觸該遺失、遺留之財物，卻與當初申報遺失、遺留之財物內容相差甚鉅時，除會令人起疑該人之動機，亦會質疑該人是否確為失主，而告訴人於發覺本案皮夾不見，在未查看監視器前，不知該皮夾已遭被告拿取，即於向公司警衛請求協尋物品時，表明本案皮夾內約有3萬元財物，除合於其指訴情節，亦與前述遺失、遺留財物之人在不知是否有他人拿取財物前，於請求他人協尋時，應會如實申報財物內容之常情相符，而告訴人前開於第一時間自然流露之反應，足以補強其指訴，自堪認本案皮夾內有現金2萬8,000 元、統一超商禮券800元之事實。　⒉本案皮夾內既有前開現金、禮券，卻於告訴人領回皮夾時，未見前開現金、禮券，參以被告供稱將本案皮夾丟入郵筒前，本案皮夾均為其保管乙情，堪認係被告取走本案皮夾內之現金2萬8,000元、統一超商禮券800元。㈢、被告具有侵占遺失物之犯意：　　被告明知本案皮夾內之現金、禮券非其所有，卻僅以將本案皮夾投入郵筒方式返還予告訴人，顯有意將前開現金、禮券據為己有，其主觀上具有侵占遺失物之犯意，要屬灼然。㈣、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被告既在德州儀器公司拾獲本案皮夾，且被告亦認為該皮夾為公司內部人所有，並知悉告訴人為同一辦公區域之同仁（見原審113易466卷第41頁），倘有意歸還皮夾內全部財物，大可打開皮夾、翻看證件確認是何人所遺留後直接返還，亦可將該皮夾交由公司處理，詎被告竟捨此不為，於整整9個小時之上班期間，均未將本案皮夾返還予告訴人或交給公司，已屬可疑；再者，被告縱使因工作忙碌，而未於上班時返還本案皮夾或交由公司，於其下班發覺還持有本案皮夾後，大可於翌日上班時將皮夾交給告訴人或德州儀器公司人員即可，且被告居處附近至少有3間派出所，此有Google Map網頁查詢結果存卷可查（見原審同上卷第7至13頁），被告亦可前往派出所將本案皮夾交給警方處理，既有前開簡便且確實能夠物歸原主之方式，其又何必以逕自投入郵筒、郵局人員未必能掌握告訴人之聯絡資訊致無法返還告訴人之方式，歸還本案皮夾，更顯可疑。從被告上開不符常情之可疑舉動以觀，堪認被告係不欲他人知悉其為拾獲本案皮夾之人，若非被告確有侵占本案皮夾內之現金2萬8,000元、統一超商禮券800元，豈會如此，是被告上開所辯，無非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㈠、按刑法第337條所謂侵占遺失物，乃指行為人本於所有之意思，就權利人無拋棄之意思所偶爾遺留失去持有之物而言；至於同條所稱「離本人所持有之物」，係指物之離其持有，非出於本人之意思者而言，故除遺失物、漂流物外，凡非基於持有人之意思，一時脫離其本人所持有之物均屬「離本人所持有之物」。㈡、本件依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及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可知，本案皮夾係告訴人於前述時間，在德州儀器公司2樓某椅子休息後離去之際，偶發遺留在該處，揆諸前開說明，本案皮夾應屬遺失物甚明。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四、撤銷改判理由㈠、原審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予以論科，固非無見。惟查，本件被告所為，應成立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原審未予詳查，逕認成立同條之侵占離本人持有之物罪，其認事用法即有違誤。㈡、被告提起上訴，猶執詞否認犯行，所辯各節業經本院指駁如前，其上訴為無理由；至於檢察官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理由略以：被告犯後否認犯行，且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憑損害，亦未歸還上開現金、禮券，犯後態度不佳，原審量刑過輕等語，惟檢察官所指被告犯後態度一節，已據原審審酌在內，尚難認原審量刑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檢察官據此提起上訴，亦屬無理由。從而，本件檢察官及被告提起上訴，固均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五、科刑理由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拾獲之本案皮夾內之現金2萬8,000元、統一超商禮券800元非屬己有，竟因一時貪念，竟將皮夾內之現金、禮券取走，而予以侵占之，僅歸還本案皮夾，並造成被害人之損害及不便，所為實不足取，且其犯後否認犯行，迄今仍尚未返還所侵占之現金、禮券，亦未與告訴人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害之態度；復考量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所侵占之財物價值、所生危害，暨其素行、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見原審113易466卷第47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六、沒收　　被告所侵占之現金2萬8,000元、統一超商禮券800元，核屬其犯罪所得，被告迄未返還或賠償告訴人，且未經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併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臻、劉庭宇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提起上訴，檢察官陳怡利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黃惠敏　　　　　　　　　　　　　　　　　　　法　官　李殷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周彧亘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1萬5千元以下罰金。

2024-11-14

TPHM-113-上易-1598-20241114-1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236號上訴人即被告柯秉辰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 40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192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柯秉辰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後為下列犯行：㈠、於民國112年5月4日13時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前往新北市○○區○○○00之0號之蓬萊陵園，於同日14時許徒手竊取塔位內之金戒指1枚、銀戒指1 枚、佛像玉珮1只及金項鍊1條等財物（價值總計新臺幣【下同】約7萬元），得手後隨即離開現場。嗣經龔明媚發現財物遭竊報警處理後，始查悉上情。㈡、於112年3月19日至112年6月11日14時15分間某時許，前往新北市○○區○○○00之0號之蓬萊陵園，徒手竊取6樓中央大佛區E F0806塔位內之全金佛牌1枚（價值不詳），得手後隨即離開現場。嗣經吳政旺發現財物遭竊報警處理後，始查悉上情。㈢、於112年6月12日15時20分前某時許，前往新北市○○區員潭00 之0號之龍巖福田陵園，徒手竊取5樓2區05座編號050205275 塔位內之仿製勞力士手錶1只（價值469元），得手後隨即離開現場。嗣經王允奕（原名王怡媗）發現財物遭竊報警處理後，始查悉上情。㈣、於112年3月26日至112年6月24日8時50分間某時許，前往新北市○○區○○00之0號之龍巖福田陵園，徒手竊取3樓觀佛廳編號 030512095塔位內之銀項鍊1條（價值約2千元），得手後隨即離開現場。嗣經白正龍發現財物遭竊報警處理後，始查悉上情。㈤、於112年4月3日至112年6月25日10時30分間某時許，前往新北市○○區○○○00之0號之蓬萊陵園，徒手竊取6樓中央大佛區六西SAA0616塔位內之金戒指1枚（價值約1萬5千元），得手後隨即離開現場。嗣經蕭瑛宜發現財物遭竊報警處理後，始查悉上情。二、案經龔明媚、吳政旺、王允奕、白正龍、蕭瑛宜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金山分局（下稱新北金山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1 項定有明文。本件檢察官於本院審判程序時，就本判決所引用其他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上訴人即被告柯秉辰於本院審理時雖未到庭表示意見，惟其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就該等供述證據亦不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證明力非明顯過低，以之作為證據係屬適當，認俱得為證據。㈡、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連性，　　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　　，復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自得為證據使用。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到庭，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去上開地點竊盜，警方也沒有在我家查到贓物，我當時是去那邊工作、祭拜，警察採證的指紋並不是我的，也沒有實際比對我的指紋云云。經查：㈠、就事實欄一㈠部分：　⒈本件告訴人龔明媚安置在事實欄一㈠所載蓬萊陵園內之已逝親人塔位，於112年6月9日經該陵園員工發現玻璃窗、鎖孔遭破壞，告訴人到場清點後，發現置放在塔位內之金戒指1枚、銀戒指1枚、佛像玉珮1只及金項鍊1條等財物已遭竊取一節，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指訴綦詳（見偵卷第61至63 頁），並有新北金山局分金山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附卷可憑（見偵卷第69至71頁）。而觀諸卷附之現場及沿線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見偵卷第77至97 頁）顯示，於同年5月4日13時25分許，確有1名男子身穿藍色無袖上衣、黑色長褲，揹側腰包，騎乘本案機車至新北市○○ 區○○○00之0號之蓬萊陵園，於同日14時19分許持手電筒照向塔位內，且從塔位內竊取財物放入所揹之側腰包，並塗抹拭去行竊時遺留之指紋，於同日15時許騎乘本案機車離開，足認上開塔位內之財物應係該名騎乘本案機車之男子所竊取甚明。　⒉被告雖辯稱：我不是監視器影像畫面所攝得之男子云云。惟本案機車為被告所有，亦有車籍資料在卷足稽（見偵卷第75 頁）。而被告先於警詢時辯稱：我家裡衣服常有人拿去穿，也會有人騎我機車出門，警察有看到我機車被騎出去，我不知道有誰會穿我衣服出去云云；於偵查中改稱：我是去案發現場參拜、做回收云云；於原審審理時改稱：我後來沒有長頭髮過云云，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復稱：我有去蓬萊陵園，是去工作、祭拜云云，其供詞顯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已難認定被告此部分所辯屬實。且被告於警詢時辯稱：家裡衣服常有人拿去穿，也會有人騎本案機車出門云云，然此與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稱係一個人住一節（見原審卷第95頁）相互矛盾，其此部分辯詞當無可採。復觀上開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中之男子於犯案過程中雖均頭戴安全帽及深色帽子，然其露出帽緣外之頭髮長度，顯為短頭髮而非長頭髮，與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述其頭髮特徵相符，該男子之身型亦與被告相似，況被告於警詢時亦不否認該男子之衣著為其所有，堪認案發現場及沿線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中之男子確為被告，實屬明確。則依本案機車之車籍資料、案發現場及沿線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顯示，被告確有於112年5月4日14時19分許，騎乘本案機車至新北市○○區之蓬萊陵園，徒手竊取塔位內之告訴人龔明媚所有之金戒指1枚、銀戒指1枚、佛像玉珮1只及金項鍊1條，足堪認定。至於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辯稱「係去案發現場參拜及做回收」、「工作、祭拜」等節，卻無法清楚說明去案發現場參拜何人及因何緣由而至案發現場做回收，顯與常情不符，亦未提出其他證據為佐，足認被告此部分所辯係臨訟卸責之詞，不可採信。㈡、就事實欄一㈡至㈤部分：　⒈如事實欄一㈡至㈤所載所示之塔位內之財物，確有於事實欄一㈡至㈤所載時間遭竊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吳政旺、王允奕、白正龍、蕭瑛宜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偵卷第33至34、11 7至120、99至102、49至50頁），並有現場遭竊照片、新北金山分局金山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附卷可佐（見偵卷第43、47至48、113至115、125至131、10 7至111、133至135、55至57、59至60頁），上揭事實，均堪認定。　⒉又警察獲報後至現場勘察，分別於事實欄一㈡至㈤所示遭竊塔位之玻璃面板上，各採得掌紋或指紋，復經送內政部警政署（下稱刑事警察局）與該局檔存之指紋，分別與被告右手掌掌紋、左環及左中指指紋、左食指指紋相符（詳附表二所載），有新北金山分局113年8月28日函檢附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暨採驗現場照片、刑事警察局112年7月19日刑紋字第 1120098995號、112年7月28日刑紋字第1126002949號、112 年8月18日刑紋字第1126014044號、112年8月4日刑紋字第11 26004791號鑑定書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17至136、147至1 52頁，偵卷第35至40、121至124、103至106、51至54頁），堪認被告曾經碰觸上開各塔位之玻璃面板。衡情被告與告訴人吳政旺、王允奕、白正龍、蕭瑛宜間均素不相識，亦無往來，若非被告曾經至新北市○○區之蓬萊陵園、○○區之龍巖福田陵園之上開各塔位內翻找上開各塔位內物品，當不至於在現場各塔位之玻璃面板上採得被告之指紋或掌紋，足認被告為至蓬萊陵園及龍巖福田陵園行竊上開各塔位內物品之人。　⒊被告於警詢時雖否認犯行，且一再要求員警調查清楚，並辯稱：我手因為常工作所以沒有指紋云云，惟經員警於112年9 月29日11時許採集被告之指紋均明顯可供辨識，並無被告所辯手無指紋之情形，且被告於警詢時分別在調查筆錄、執行逮捕拘禁告知本人通知書、執行逮捕拘禁告知親友通知書、原審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卷第9 至27頁）等文件所按捺之指印均屬清晰可辨，被告此部分所辯，顯與事實就有不符，要屬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⒋再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辯稱：我也不知道為何這些塔位上會查到我的指紋，這種案件我已經被栽贓了19條云云，然指紋係皮膚之一部分，指紋之每條凸紋上均佈滿汗孔、汗腺，接觸到物品時，即在物品表面上留下所分泌之汗液，在短時間內不易消失，因而形成遺留指紋的紋路。由於指紋具有人各不同、終生不變、觸物留痕、損而復生及短期不滅等5大特性，成為刑事鑑識科學界中用以鑑別個人身分（個化）之精確、可靠方法，並為世界各國司法界所接受，此為本院在職務上所已知之事實。又指紋之同一性，我國係以12特徵點作為認定標準，而刑事警察局在受理本案現場採集指紋相片樣本上，設定編號A至L共12點分別位在分歧線、介在線上之特徵點，經以電腦建檔資料庫比對，認為分別與檔存被告指紋卡之被告右手掌掌紋、左環及左中指指紋、左食指指紋相符，合於科學鑑驗方法，應認具有精確之個化效果，而堪以採信。被告未能指出本案指紋採集程序有何重大瑕疵，或提出直接且充足之證據證明鑑驗結果有何不可信之處，其所為辯詞，不足採憑。　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辯稱：採驗的指紋都是相同的，是警方拿我指紋複製的云云，惟送驗之指紋、掌紋照片係員警分別於事實一㈡至㈤所載之塔位所採得，此有前述新北金山分局113 年8月28日函檢附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暨採驗現場照片在卷可佐；且所採得之指紋、掌紋分別與被告之指紋、掌紋相符（詳如附表二所載），被告前開置辯，即與事實不符，洵無足採。㈢、被告復辯謂：警員至我家執行搜索時，並未查獲任何贓物，並無竊盜云云，惟本件依上開事證，已足認被告確為事實欄一㈠至㈤各次竊盜之行為人，業如前述，且警員持原審核發之搜索票至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時間則係在同年9月29日，此有原審核發之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附卷可佐（見偵卷第21至 25頁），距本案案發時間顯已逾3月以上，在此期間被告將所竊得之贓物變價、處分，可能性甚明。是縱令警員執行搜索結果，並未查獲本案竊盜贓物，亦無從因此遽為有利被告認定之依憑。被告前開置辯，不足採信。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均無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㈠、核被告如事實欄一㈠至㈤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㈡、被告上開所犯5次竊盜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㈢、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大法庭裁定意旨參照），本件檢察官起訴書雖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並提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佐，惟並未就被告累犯加重其刑之事項「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係指檢察官應於科刑證據資料調查階段就被告之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各節，例如具體指出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前案之性質、前案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再犯之原因、兩罪間之差異、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各項情狀，俾法院綜合判斷個別被告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裁量是否加重其刑），本院認尚難僅因其前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之事實，即遽認被告個人有何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特別惡性存在而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是本件於法定刑範圍內斟酌刑法第57條事項量刑，即可充分評價被告之罪責，並無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四、對於原審認事用法及被告上訴有無理由之判斷㈠、原審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320 條第1 項、第41 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生活所需，妄想以竊盜手段不勞而獲，法紀觀念顯有偏差，所為顯非可取，且於本案行為前之最近 5年內，曾因妨害公務、竊盜、家暴傷害等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及執行完畢，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可參，併考量被告犯後始終飾詞推託、否認犯行，亦不願與到庭之告訴人調解及賠償，難認犯後態度良好；兼衡酌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竊財物之價值、對告訴人等財產法益侵害之程度與其等之量刑意見，暨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述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廚師及資源回收工作、獨居（見原審卷第 95頁）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併均諭知以1千元折算1日為其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審酌被告5次犯行時間之間隔、行為態樣及罪質類同、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加重、減輕效益、整體犯罪非難評價等一切情狀，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及諭知同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再就被告上開竊盜所得如事實欄一㈠至㈤所載未扣案之物，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及追徵其價額。經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暨定應執行刑部分亦稱妥適。㈡、被告提起上訴，猶執詞否認犯行，所辯各節業經本院一一指駁如前，均無足採。從而，本件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渝鈞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利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黃惠敏　　　　　　　　　　　　　　　　　　　法　官　李殷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周彧亘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一：原審宣告罪名及刑一覽表編號告訴人犯罪事實原審宣告之罪刑及沒收㈠龔明媚事實欄一㈠柯秉辰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金戒指1枚、銀戒指1枚、佛像玉珮1只及金項鍊1條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㈡吳政旺事實欄一㈡柯秉辰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全金佛牌1枚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㈢王怡媗事實欄一㈢柯秉辰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仿製勞力士手錶1只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㈣白正龍事實欄一㈣柯秉辰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銀項鍊1條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㈤蕭瑛宜事實欄一㈤柯秉辰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金戒指1枚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附表二：各次勘查採得之掌紋、指紋鑑定結果　　編號送鑑標的鑑結果證據㈠於事實欄一㈡所載塔位玻璃面板採得之掌紋照片2式與刑事警察局檔存被告指（掌）紋卡之右手掌掌紋相符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暨採驗現場照片、刑事警察局112年7月19日刑紋字第1120098995號鑑定書（見本院卷第125至129頁，偵卷第35至40頁）㈡於事實欄一㈢所載塔位玻璃內側採得之指紋照片2式與刑事警察局檔存被告指（掌）紋卡之左環、左中指指紋相符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暨採驗現場照片、刑事警察局112年7月28日刑紋字第1126002949號鑑定書（見本院卷第119至124頁，偵卷第121至123頁）㈢於事實欄一㈣所載塔位玻璃面板採得之指紋照片1式與刑事警察局檔存被告指（掌）紋卡之左手食指指紋相符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暨採驗現場照片、刑事警察局112年8月18日刑紋字第1126014044號鑑定書（見本院卷第147至152頁，偵卷第103至106頁）㈣於事實欄一㈤所載塔位玻璃面板採得之指紋照片1式與刑事警察局檔存被告指（掌）紋卡之左手中指指紋相符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暨採驗現場照片、刑事警察局、112年8月4日刑紋字第1126004791號鑑定書（見本院卷第131至136頁，偵卷第51至54頁）

2024-11-14

TPHM-113-上易-1236-20241114-1

原上訴

妨害秩序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196號上訴人即被告黃勝頁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姜惠如上列上訴人因妨害秩序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原易字第4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670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賓白蓮、白枝能、張智才係朋友關係，緣渠等於民國111年7 月25日晚間，至李惠玲所經營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之卡拉OK小吃店內飲酒餐敘，嗣於同日23時18分許，渠等欲離開該卡拉OK小吃店之際，因細故與店外同行之黃勝頁、黃聖亞、陳宣羽、張瑋伶發生口角糾紛，賓白蓮、白枝能、張智才、黃勝頁、黃聖亞、陳宣羽、張瑋伶均明知卡拉OK小吃店門口為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及相鄰之馬路為公共場所，在該處聚眾並鬥毆，會引起一般大眾之恐懼不安，賓白蓮、白枝能、張智才竟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 人以上施強暴之犯意聯絡，黃勝頁、黃聖亞、陳宣羽、張瑋伶亦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之犯意聯絡，由賓白蓮、白枝能、張智才、黃勝頁、黃聖亞在上開卡拉OK小吃店門口及馬路上，互相以徒手拉扯、推擠或扭打等方式（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互相以酒瓶、安全帽攻擊對方」部分，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而予以刪除）下手實施強暴而妨害秩序；陳宣羽、張瑋伶則從旁給予黃勝頁、黃聖亞精神上、心理上之鼓舞及支援而在場助勢。另彭春蘭為張智才之配偶，事後到場見張智才受傷且衝突未止，亦與賓白蓮、白枝能、張智才共同基於前開之在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之犯意聯絡，接續以徒手拉扯、推擠等方式對黃勝頁等人下手實施強暴。賓白蓮、白枝能、張智才、彭春蘭等4人與黃勝頁、黃聖亞、陳宣羽、張瑋伶等4人，雙方前開所為已造成往來公眾及附近居民之恐懼不安，影響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賓白蓮、白枝能、張智才、彭春蘭、黃聖亞、陳宣羽、張瑋伶所涉妨害秩序部分，業經原審判處有罪確定）。嗣經警接獲民眾報案到場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一、證據能力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定有明文。查本判決就認定上訴人即被告黃勝頁犯行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雖屬傳聞證據，惟公訴人、辯護人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雖均未到庭，然其於原審審理時亦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㈡、至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應有證據能力。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未到庭陳述，其辯護人則辯以：本件係偶發之衝突事件，雖小吃店及店外馬路係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惟並無外溢波及蔓延至週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之妨害秩序情形，不成立刑法第150條聚眾犯罪等語。經查：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原審112 原易4卷第234、251、274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賓白蓮、白枝能、張智才、彭春蘭、黃聖亞、陳宣羽、張瑋伶於警詢、偵查中證述之情節（見偵卷第21至24、29至32、33至36 、39至42、53至57、59至62、63至66、243至247、251至253 、257至259、279至281、287至289、295至299頁）；證人蘇文傑、李惠玲、楊金德於警詢、偵查中證述之情節（見偵卷第67至69、71至73、327至329頁）大致相符，並有被告及同案被告張瑋伶、黃聖亞、賓白蓮、張智才等人受傷照片（見偵卷第113至116頁）；汐止國泰綜合醫院111年7月26日診字第E-111-003666號診斷證明書【張智才於111年7月25日急診治療，診斷：頭部外傷合併5公分及6公分兩處頭皮撕裂傷、右膝擦挫傷】、同日診字第E-111-003666號診斷證明書【黃勝頁於111年7月26日急診治療，診斷：右頭部、右眉區、右顴部、左耳、雙手、雙手肘、右上臂、左臂多處擦挫傷】（見偵卷第109、111頁）；Google街景圖列印之現場照片（見偵卷第319頁）；犯罪嫌疑人指認紀錄表（見偵卷第27、37 、43、51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予採憑。從而，上揭上事實，堪以認定。㈡、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查，本件被告與同案被告等人發生推擠、拉扯、扭打之地點係在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卡拉OK店門口及相鄰之馬路上，依卷附之Google街景圖列印之現場照片顯示，案發地點週遭房屋毗鄰，道路相通可供不特定人往來通行，確屬公共場所甚明。又雙方所聚合之人數各逾3人以上，且被告與同案被告賓白蓮、白枝能、張智才、黃聖亞、彭春蘭等人互相以徒手拉扯、推擠或扭打方式下手實施強暴行為，復由同案被告陳宣羽、張瑋伶從旁給予被告、同案被告黃聖亞精神上、心理上之鼓舞及支援而在場助勢，均如前述。而警方係接獲民眾報案始到場處理，並當場逮捕被告及同案被告等人一節，此觀諸卷附之被告及同案被告等人警詢筆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甚明，則被告與同案被告等人所為之聲勢確已滋擾案發地點附近之民眾，而破壞該公共場所之安寧秩序與和平甚為明確。從而，被告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行，堪以認定，辯護人前開置辯，即無足採。㈢、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㈠、被告與同案被告賓白蓮、白枝能、張智才、彭春蘭、黃聖亞等人於上開卡拉OK店門口馬路上之公共場所，互相以徒手發生拉扯、推擠或扭打，所為已非僅止於在場助勢，而有下手實施之情事，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公訴意旨認被告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在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嫌，容有誤會，應予更正。又在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與在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係規定於同一條文，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且經當庭諭知該項罪名（見原審113原易3 40卷第261頁），自無礙被告之防禦權，併此敘明。㈡、按共犯在學理上，有「任意共犯」與「必要共犯」之分，前者指一般原得由一人單獨完成犯罪而由二人以上共同實施之情形，當然有刑法總則共犯規定之適用；後者係指須有二人以上之參與實施始能成立之犯罪而言。且「必要共犯」依犯罪之性質，尚可分為「聚合犯」與「對向犯」，其二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施者，謂之「聚合犯」，如刑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參與犯罪結社罪、輪姦罪等是，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其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最高法院81年度台非字第233號判決要旨參照）。刑法第150 條第1項所稱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為典型之聚眾犯，係指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進出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等特定區域，聚合3人以上，對於特定或不特定之人或物施以強暴脅迫，並依個人參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罰，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231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7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規定之「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此3種參與犯罪程度不同之態樣，彼此間並無成立共同正犯之餘地。準此，被告與同案被告黃聖亞間，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㈢、本件有刑法第59條之適用，茲說明如下：　⒈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　⒉而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最輕法定本刑為6月以上有期徒刑，然同為下手實施強暴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手段、參與程度均未必盡同，被害人所受損害亦有輕重之分，對於社會所生之危害程度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定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查被告與同案被告等人在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行，固值非難，惟本案衝突時間尚稱短暫，所波及之範圍亦屬侷限，足認其客觀犯罪情節尚非難赦，參以，被告黃勝頁已於原審審理時坦承妨害秩序部分犯行，堪認被告已知其過，並相當程度減免國家司法資源之耗損。是依本件犯罪情節，與被告所犯在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最低法定刑度為最輕本刑6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相較，實有情輕法重之憾，客觀上以一般國民生活經驗法則為檢驗，當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非無堪值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　　　　四、駁回上訴理由㈠、原審詳為調查後，認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依刑法第28條、第1 50條第1項前段、第59條、第41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同案被告賓白蓮、白枝能、張智才、彭春蘭，僅因講話音量與桌位讓位問題發生口角衝突，即為本件之在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造成公眾之恐懼不安，對社會秩序、公共安全造成相當程度之危害，實屬不該，然衡以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已具悔意，態度良好，暨考量被告素行（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之記載，本院卷第33至59頁）、本案犯罪之動機、手段、情節、參與犯罪程度，及被告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需要撫養外婆; 現從事板模工，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3萬5千元之家庭經濟狀況（見原審112原易4卷第27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併諭知以1千元折算1日為其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於判決理由欄詳敘被告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後，或執行完畢迄今仍在5年以內、或正在執行中（見前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得宣告緩刑之法定要件，無審酌當否併為緩刑宣告之餘地。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㈡、被告上訴理由謂以：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復已與對方達成原諒、互不提告傷害，且被告與外婆同住、尚須扶養外婆，從事臨時工，原審所量處之刑，非被告所能負擔，量刑過重，不利被告之自新，請撤銷改判較輕之刑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本件係偶發之衝突事件，並無外溢波及蔓延至週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之妨害秩序情形，不成立犯罪；縱令仍成立犯罪，原判決未將被告之犯罪動及案發原因納為量刑基礎，請撤銷原判決，對被告從輕量刑等語。經查：　⒈本件被告與同案被告等人於上揭時、地，所實施之強暴行為，確已滋擾案發地點附近之民眾，而破壞該公共場所之安寧秩序與和平，業經認定如前，辯護人據此指摘原審認事用法不當一節，即無足採。　⒉又按犯罪之處罰，現行刑事處罰多採相對罪刑法定主義，賦予法官對各個具體犯罪案件有其刑罰裁量權，量刑過輕，對犯人易生僥倖之心，不足收儆戒及改過之效，則刑罰不足以戒其意，被害人或社會亦因此而產生不平之感；量刑過重則易致犯罪人怨懟、自暴自棄，難收悅服遷善之功。查被告為 81年次，於本件行為時業已年滿31歲，僅因與同案被告賓白蓮、白枝能、張智才、彭春蘭等人發生口角糾，即糾速同案被告黃聖亞、陳宣羽、張瑋伶，並與同案被告黃聖亞在公眾場所下手實施強暴行為，造成公眾及他人恐懼不安，法治觀念偏差，所為實不足取。本院認原審於判決理由中詳述審酌被告犯罪情節、動機、手段、所生危害、素行及於原審審理時已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暨其家庭狀況、經濟等量刑因素，顯已全盤考量全案情節，於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罪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所量處之刑，難認有何失當而應予撤銷並改判較輕之刑之理由。綜此而論，自難認原審量刑失當，有應予撤銷而改判較輕之刑之理由。㈢、綜上所述，被告提起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銘鋒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利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黃惠敏　　　　　　　　　　　　　　　　　　　法　官　李殷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周彧亘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2024-11-14

TPHM-113-原上訴-196-20241114-1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869號上訴人即被告林志憲選任辯護人湯偉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35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前項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實及理由一、審理範圍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㈡、查上訴人即被告林志憲提起上訴，業已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62、100頁），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及沒收等其他部分。二、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 月31日分別制訂、修正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實施，茲說明如下：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增訂特殊加重詐欺取財罪，並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百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以下罰金」本件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依原審所認定詐欺尚未得手之金額，未逾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自無新舊法比較問題，逕行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論處即可。㈡、原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洗錢罪刑罰規定，改列為第19條，修正後之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以下罰金。」；舊法第14條第1項則未區分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其法定刑均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而本件被告參與洗錢犯行之金額未達1億元，經比較新舊法後，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條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㈢、就刑之減輕事由法律變更部分　⒈因刑法詐欺罪章對偵審中自白原先並無減刑規定，而係分別規定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因此單就詐欺罪而言，詐欺犯罪防制條例第47條所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為修正前之詐欺取財罪章所無，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此項修正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⒉另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規定，改列為第23條，其中修正後之第23條第3項規定，除須在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尚增加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得減輕其刑之限制，經比較新舊法後，固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較為有利。惟本件依原審所認定之事實，被告雖已著手洗錢犯行，惟尚未輾轉交與上手即遭查獲，而屬未遂，顯然尚未因此而獲有犯罪所得，則適用修正前、後之規定，並無不同。㈣、原審雖未及比較新、舊法，惟除適用詐欺犯罪防制條例第47 條減輕其刑外，其餘部分不影響判決結果，不構成撤銷之理由，由本院予以補充即可，此合先敘明。　三、刑之減輕事由說明㈠、被告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未遂，應爰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㈡、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又依現存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就本件詐欺、洗錢未遂犯行，已獲有犯罪所得，爰依詐欺犯罪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㈢、被告同時有二以上刑之減輕事由，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四、撤銷改判及科刑理由㈠、原審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本件詐欺未遂犯行，而有113 年7月31日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之適用，業如前述。原審未及審酌及此，所為之量刑即有不當。㈡、被告提起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一節，即非無理由，自應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年輕力壯，竟不思以腳踏實地從事一般正當工作獲取財物，率爾加入詐騙集團擔任車手，配合集團上游成員指示，假冒嘉信投信員工身分，著手向告訴人廖淑貞收取詐騙款項，同時製造金流斷點躲避檢警追查，所為殊值非難；復考量國內詐騙案件猖獗，集團分工的詐欺手段，經常導致受害者難以勝數、受騙金額亦相當可觀，實際影響的不僅是受害者個人財產法益，受害者周遭生活的一切包含家庭關係、工作動力、身心健康等，乃至整體金融交易秩序、司法追訴負擔，都因此受有劇烈波及，最終反由社會大眾承擔集團詐欺案件之各項後續成本，在此背景下，即便被告僅從事詐騙集團最下游、勞力性質的車手工作，且最終犯行僅屬未遂，仍不宜予寬貸；惟慮及被告於犯後自始坦承詐欺、洗錢犯行之態度、其參與本案加重詐欺犯行之情節、洗錢手法之態樣，再兼衡被告之素行，暨其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在工廠工作、月收約2萬5,000元、離婚需扶養3歲之未成年子女、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5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另綜合上述所敘及之各開量刑事由，認本案科處重罪即加重詐欺未遂罪之自由刑即足充分評價被告犯行，因此即未另行宣告輕罪即一般洗錢未遂罪之併科罰金刑，附此指明。　㈣、辯護人復為被告辯護稱：被告素行尚可，行為時僅22歲，年輕識淺，因一時意志不堅而犯本案，犯後坦承犯行，悔改認錯，請給予緩刑宣告，以啟自新等語。查：　⒈被告於本件犯行前，固無因其他犯罪而遭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前科紀錄，惟其在本案之前，另有違反洗錢防制法而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並通緝，此有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5至27頁）；且被告於原審羈押訊問程序中，亦供承另有於113年1月前往臺北市信義區擔任取款車手，該案中收取詐欺款項100多萬元，並從中獲得1萬9,000元左右之報酬等語（見原審聲羈卷第23頁）；再從其與本案詐騙集團之對話紀錄以觀，被告倘未於本案遭警查獲，其當日下午將另前往彰化向其他被害人取款（見偵卷第13、57頁）。如此種種，均顯示被告涉入詐騙集團絕不在淺，亦尚因涉犯其他洗錢案件而在偵辦中，已難認其係因一時失慮而誤觸刑典。　⒉本院考量被告年紀極輕，卻僅因覺得加入詐騙集團賺錢很快、很單純（見原審聲羈卷第23頁），即罔顧他人財產權利，為賺取顯不相當之報酬而遂行本案犯罪，其自私之情嶄露無遺，僥倖心態特別可議；倘給予緩刑宣告而使其暫免刑之執行，不僅無從讓其深刻記取教訓，也對於自始安分守己、誠懇踏實從事正當工作以求安身立命的平凡社會大眾而言，顯然不公平，而造成司法信賴基礎之莫大傷害。　⒊綜上，本院認被告雖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要件，惟仍不宜為緩刑之宣告，辯護人前開所請，洵無足採，附此敘明。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六、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大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利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黃惠敏　　　　　　　　　　　　　　　　　　　法　官　李殷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周彧亘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附錄：本案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1-14

TPHM-113-上訴-3869-20241114-1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990號上訴人即被告陳琨𧫱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51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9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陳琨𧫱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陳琨𧫱於民國112年5月間，透過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阿宏」介紹工作，自臺南市麻豆區麻善橋下一牛皮紙袋內取得工作用手機後，透過該工具機內已登入之通訊軟體Telegram帳號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聯繫，約定由陳琨𧫱擔任取款車手工作，負責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佯裝為投資投顧公司專員，前往指定地點向被害人收取詐騙投資款。其等與其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無證據證明該詐欺集團有未滿18歲之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3月8日前某時許，在社群軟體Facebook張貼股票投資廣告，誘使彭碧蓮點擊該廣告連結將通訊軟體Line暱稱「阿土伯」及「精誠投顧助理林珮慈」加為好友，其等再將彭碧蓮加入通訊軟體Line「慈股學堂」群組內，佯稱得依指示操作股票獲利，惟須將錢先儲值在「精誠投顧」應用程式云云，並向彭碧蓮提供該應用程式下載使用，致彭碧蓮陷於錯誤，而依通訊軟體Line暱稱「精誠官方客服」之指示，於112年5月30日下午2時20分許前往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1樓，將現金新臺幣（下同）120萬元交付予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前往取款之陳琨𧫱，陳琨𧫱並將其事前與工作機同樣自牛皮紙袋內取得之「精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1紙（無證據證明為偽造之私文書）交付予彭碧蓮。陳琨𧫱於收取上開詐騙投資款後，即依指示將贓款放置於不詳地點之廁所馬桶蓋上，以此方式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藉此製造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上述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並收取日薪5千元。二、案經彭碧蓮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用其他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陳琨𧫱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部分有所異議，本院復查無該等證據有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狀，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有證據能力。㈡、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且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被告充分表示意見，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自得為證據使用。二、訊據被告固坦承有依指示，於事實欄一所載時、地，交付收據與告訴人彭碧蓮後，向告訴人收取120萬元，並輾轉上繳之詐欺、洗錢犯行，惟否認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情事，辯稱：我在112年5月間透過「阿宏」介紹工作，自臺南市麻豆區麻善橋下取得內裝有工作用手機的牛皮紙袋，用工作機登入通訊軟體Telegram帳號與對方聯繫，對方指定我去收款，我就依照指示去當投顧公司專員收款，並依照對方指示拿到廁所馬桶蓋上，只有與對方接觸，但我不知道對方的名字，應不構成三人以上共同詐欺云云。經查：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原審113 訴451卷第48、52、55頁），且於本院審理時就客觀事實亦供承明確（見本院卷第107至10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彭碧蓮於警詢時證述之情節（見偵卷第15至21頁）大致相符，並有告訴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被告收取款項現場照片、「精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影本附卷可稽（見偵卷第27至29、31、33、35、41頁），足認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憑。從而，此部分事實，洵堪認定。㈡、又洗錢防制法所稱「洗錢」，係指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洗錢防制法第2條有所明定。查告訴人係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施以如事實欄一所載之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將120萬元交付與被告，再由被告依指示，以將款項置於不詳地點之廁所馬桶蓋上方式，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已製造詐欺犯罪所得之金流斷點，使偵查人員偵辦不易，實質上使該等犯罪所得嗣後之流向不明，達成隱匿犯罪所得之效果，妨礙對於該詐欺集團犯罪之偵查，自該當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之洗錢行為。　　㈢、被告雖辯稱：並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云云。然查：　⒈刑法之共同正犯，包括共謀共同正犯及實行共同正犯二者在內；祇須行為人有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共同犯罪計畫之擬定，互為利用他人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完成其等犯罪計畫，即克當之，不以每一行為人均實際參與部分構成要件行為或分取犯罪利得為必要（最高法院96年年度台上字第 188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且其犯意聯絡之表示，無論為明示之通謀或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均不在此限（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655號判決意旨參照）。現今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多係先取得他人金融機構帳戶，作為日後接收詐騙金錢使用，除收取人頭帳戶之「收簿手」外，其餘成員負責管理帳務、居間聯絡、向被害人施用詐術，或擔任取款「車手」、「收水」、「回水」等，按其結構，不論居間聯繫、機房人員、「收簿手」、「車手」、「收水」、「回水」各環節均為詐欺集團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分工，其共同正犯在合同之意思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　⒉被告雖非實際向告訴人行使詐術之人，與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未必相識，惟被告迭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供陳：我當時是要籌措媽媽的醫藥費，經過「阿宏」介紹，「阿宏」告訴我要去麻善橋下拿牛皮紙袋，打開裡面的手機，手機沒有密碼，他說要開裡面的「飛機」程式，我直接打開使用，依群組裡面的人指示，當投顧公司專員去跟告訴人面交現金，然後把收據交給告訴人，再依照對方指示拿到廁所馬桶蓋上等語（見偵卷第9至12、99至100頁，原審113訴4 51卷第54頁，本院卷第72、107至108頁），是依被告上開所述之工作內容，無論拿取工作用手機、向告訴人面交取款、繳回均係經聯繫後為之，顯非正常交易之金流狀況，更遑論依指示假冒投顧公司員工身分向告訴人取款，被告具社會經驗，應可知悉此工作涉及不法、所領款項來源不明，卻仍配合為之，足認被告確有擔任詐欺集團車手之直接故意，亦屬明確，則被告知悉其所為係為詐騙集團分工之一環，而為詐欺集團組織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部分，自應就所參與之各該犯行所生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　　⒊且依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供陳：我是去指定地點即臺南的麻善橋下方，會有人把收據、工作用手機裝在牛皮紙袋裡，我再去拿，他們會用手機通知我，我是看手機中飛機群組，群組裡除了我之外，不止一個人等語（見偵卷第9、1 00頁，本院卷第72頁）可知，本件詐欺犯行之參與者，依被告前開所述，除被告以外，尚有事前提供工作用手機及「精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予被告之人、通訊軟體Tele gram指示被告前往取款之人，足認被告主觀上認知之詐欺集團成員已有三人以上，復加計向告訴人施行詐術之不詳成員即通訊軟體Line暱稱「阿土伯」、「精誠投顧助理林珮慈」、「精誠官方客服」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則本案詐欺集團之成員確已達三人以上甚明。被告前開置辯，洵無足採。㈣、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洗錢防制法分別於112年5月 31日、同年6月14日修正公布；另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分別制訂、修正公布，並於同年 8月2日實施，茲分述如下：㈠、刑法第339條之4雖於112年5月31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12000454 31號總統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6月2日施行，然修正後之刑法第339條之4僅增訂該條第1項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有關同條項第2款及法定刑度均未修正，並無改變構成要件之內容，亦未變更處罰之輕重，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㈡、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訂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其中該條例第43條增訂特殊加重詐欺取財罪，並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百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以下罰金」本件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並未逾5百萬元，自無新舊法比較問題，逕行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論處即可。㈢、洗錢防制法之新、舊法比較　⒈原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洗錢罪刑罰規定，改列為第19條，修正後之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以下罰金。」；舊法第14條第1項則未區分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其法定刑均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而本件被告參與洗錢犯行之金額未達1億元，經比較新舊法後，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條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⒉另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係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 年6月14日修正則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規定，改列為第23條，其中修正後之第 23條第3項規定，除須在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尚增加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得減輕其刑之限制，本件被告雖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洗錢犯罪，惟其就本案犯罪獲有犯罪所得5千元並未自動繳回，則比較新、舊法之規定後，適用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⒊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即關於行為後法律變更之新舊法比較，應採「從舊從優」原則。而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事項，如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及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合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予以整體適用。故修正或新增之法律規定中，夾雜有利及不利事項時，應將具體個案事實分別套用至整體新法及整體舊法，再依最用所得結果，選擇適用較有利於被告之新法或舊法。本件被告洗錢犯行，如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之規定，其法定刑固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利於被告，然被告因本件洗錢犯罪獲有5千元之犯罪所得並未自動繳回，故如整體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論罪科刑，被告即無從依修正後之第23條第 3項偵審均自白減刑規定予以減輕其刑，並未較有利於被告。而整體適用被告行為時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其中第14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刑固不利於被告，然因適用112年 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偵審自白減輕其刑要件，顯然對被告較有利。從而，就本件被告犯行，自應選擇適用較有利於被告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㈣、原審雖未及就113年7月31日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洗錢防制法制訂、修正公布部分，予以比較新、舊法，惟此不影響判決結果，不構成撤銷之理由，逕由本院予以補充即可，此合先敘明。　　　四、論罪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㈡、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互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㈢、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㈣、被告就其所為之一般洗錢罪，於偵查及法院審理中均坦承犯行（見偵卷第100頁，原審113訴451卷第48、52、55頁，本院卷第73、107頁），合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此部分犯行雖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惟於量刑時仍應一併審酌此項減輕事由，作為被告量刑有利因子，而在加重詐欺取財罪之法定刑度內合併評價之。五、撤銷改判及科刑理由㈠、原審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固有佯為投顧公司專員身分，並交付「精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與告訴人，向告訴人詐取120萬元，然觀諸卷附之「精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被告在該收據「外務經理」欄簽署其本人姓名，此據被告供承在卷（見原審113訴451卷第55頁，本院卷第108頁），已難認被告有何偽造他人名義簽署該收據情事；至於該收據上雖蓋有「精誠投資」印文，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拿到該收據時上面已經蓋有「精誠投資」印文，我不知道是偽造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08頁），況依卷存證據，亦無從證明該收據係屬偽造之私文書，則縱令被告及其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佯裝「精誠投資公司」名義，向告訴人施以前開詐術，亦僅該當詐欺手段，尚無從據此遽認被告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情事，且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亦均未敘明被告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原審未予詳查，逕認被告犯行亦成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並與前開有罪部分，論以想像競合犯，其認事用法即有違誤。　　　　㈡、本件被告提起上訴，上訴理由略以：不成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原審量刑過重云云，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壯年，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財物，竟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負責擔任面交取款之車手工作，分工詐取他人財物並為洗錢犯行，所為非但漠視他人之財產權、危害金融交易及社會秩序，更製造金流斷點使執法機關難以查緝、被害人難以尋求救濟或賠償，所為自應非難。惟衡酌被告雖否認該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加重條件，惟其犯後就上開詐欺、洗錢犯行坦承不諱，於原審審理時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然迄未給付，此據告訴人陳明（見本院卷第75頁），並有和解筆錄在卷可查（見原審113訴4 51卷第61至62頁），兼衡其自述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無業獨居，須扶養母親等生活狀況（見原審同上卷第56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參與分工之行為係面交取款並轉交贓款而非上層指揮策畫者、犯罪情節及所生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又被告本案想像競合所犯輕罪即一般洗錢罪部分，固有「應併科罰金」之規定，惟本院適度審酌犯罪行為人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不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充分而不過度，併予敘明。六、沒收㈠、被告就本案犯行所獲報酬為5千元，為其所自承（見偵卷第10 0頁），上開犯罪所得未據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雖與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達成和解，然其迄今仍尚未開始履行和解筆錄所示給付，業據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明（見本院卷第 75頁），自難認已相當於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而得逕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惟於本案判決確定後執行被告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時，倘被告確有履行和解筆錄賠償告訴人，則於被告實際償還告訴人之同一範圍內，因該財產利益已獲回復，與已實際合法發還無異，自毋庸再執行該部分犯罪所得之沒收。㈡、又被告參與本件掩飾隱匿詐欺贓款120萬元之犯行，其洗錢之財物120萬元，本應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同年8月2日實施，原洗錢防制法第18條條次變更，改列於第 25條，並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第25條規定），惟考量告訴人遭詐欺之款項120萬元，經被告收取後已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被告對該款項已無事實上管理權，而被告實際獲取之犯罪利得僅5千元，如就其參與洗錢之財物120萬元部分，仍予以宣告沒收，顯有過苛之情事，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㈢、被告本案使用之工作用手機1支，被告供稱已放回麻善橋下交還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等語（見偵卷第10、100頁），卷內亦無其他證據可認被告為該工作機之所有人，復無事證可認現仍存在，爰不予宣告沒收。至於被告本案持以交付與告訴人之「精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1紙，固為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惟因已交付告訴人收執，已非被告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所有，亦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昭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利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黃惠敏　　　　　　　　　　　　　　　　　　　法　官　李殷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周彧亘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2024-11-14

TPHM-113-上訴-3990-20241114-1

侵占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820號上訴人即被告李翊弘（原名李克明）選任辯護人余席文律師上列上訴人因侵占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9 4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44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李翊弘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接受法治教育貳場次。　　事　實一、李翊弘（原名李克明）與張錦千均係晶禾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晶禾公司）之員工。李翊弘明知其於民國112年1月17 日下午3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號黎德堡，所收受由黃耀賢所交付之紅包新臺幣（下同）1,100元，係黃耀賢委由李翊弘代收後轉交予張錦千，詎李翊弘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將上開款項侵占入己而未交付張錦千。嗣因張錦千向黃耀賢詢問後，李翊弘於112年1月28日至同年月31日間之某時，方將前開紅包返還予張錦千。二、案經張錦千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用其他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李翊弘及其辯護人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部分有所異議，本院復查無該等證據有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狀，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有證據能力。㈡、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且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充分表示意見，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自得為證據使用。二、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地，收受黃耀賢所交付之3份紅包(每份各含現金共1,100元)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侵占犯行，辯稱：黃耀賢交給我3份紅包時，並沒有說這3份紅包是分別給我、徐宗道及告訴人張錦千，所以當天我拿到紅包後就帶回家，直到112年1月27日黃耀賢打電話給我說交給我的3份紅包，其中一個是告訴人的、一個是徐宗道的，告訴人休假回來的隔天我就把紅包交給他，並沒有侵占的故意及行為等語；辯護人則辯稱：黃耀賢交付3份紅包給被告時，並沒有要求被告代收、轉付，而被告與晶禾公司間的勞動契約亦未明定被告有轉交紅包的責任，且縱使被告有違反義務沒有將紅包交給告訴人，被害人也是晶禾公司，亦非告訴人，告訴人也無請求被告交付紅包的法律依據；再者，被告在告訴人休假後上班的第一天，即將紅包交給告訴人，告訴人也沒有發生實際損失，不構成侵占云云。經查：㈠、被告與告訴人曾係晶禾公司之員工，其確有於112年1月17日下午3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號，收受由晶禾公司課長黃耀賢所交付之紅包共3份(每份各含現金1,100元，均各含現金500元、500元、100元3個紅包釘成1份)，並在晶禾公司紅包簽收單3紙上之簽署其本人姓名，嗣於同年月28至31日間之某時，經黃耀賢電聯告知後，始將其中1份紅包交予告訴人等情，此據被告供陳在卷（見原審112易943卷第36頁，本院卷第168至169頁)，核與證人黃耀賢、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所證述之情節（見偵卷第19至21、3738，原審112易943卷第82至101頁）大致相符，並有晶禾公司紅包簽收單3紙附卷可稽(見偵卷第47至51頁)，此部分事實，已堪認定。㈡、被告雖辯稱：當時不知要將其中1份紅包交給告訴人，是事後才知道要交給告訴人，就立即交給告訴人，並無侵占行為及故意云云，惟查：　　　⒈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過年公司會發紅包，紅包是課長至各單位將紅包全數交予早班代收，再由早班轉交晚班及機動輪值人員，被告於上開時、地係早班人員，我輪晚班，我初三上班時，我問被告「我們公司過年前每個人都有發紅包，你有沒有收到紅包」、「大家都有收到，為什麼只有我們沒有，你要不要問問看」，他說他沒有，後來我詢問課長黃耀賢，經黃耀賢查資料說我的紅包係由被告轉交，被告才跟我講說他有收到紅包，並說紅包在家裡，明天上班再拿給我等語（見原審112易943卷第85至88頁）。　⒉證人即課長黃耀賢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我與經理於過年前一週，持公司老闆及會計交付之整合名單，前往各哨所，將該哨所員工之紅包交予當日當班之人全數代簽、代收，再由當班之人轉交予其他同事，若早班之人請假，則由機動之人代收、代簽，而我於上開時、地將該哨所員工紅包共3份交予當時當班之被告，並告知被告紅包係你們哨所3位的，請被告代轉予其他2位同事即告訴人、徐東道，同時我在名單中徐東道至張錦千部分劃線，請被告於該處簽名；告訴人有電聯我，詢問有關紅包事宜，我跟告訴人說他的紅包由早班之被告代收，當天晚上有打電話予被告，被告說他隔天上班會將紅包交予告訴人等語(見原審112易943卷第91至94頁)。　⒊證人胡恆達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我是110年1月到晶禾公司任職，112年間擔任晶禾公司經理職務，下面還有勤務課長黃耀賢，每年過年期間公司都會發放慰勉金給保全人員，由會計交給課長紅包袋、現金、名冊，由課長去發放，112年1 月的春節過年紅包也是由課長發給保全人員，當時是由我開車載黃耀賢到黎德堡，由他去發放，一般我就是開車載到門口，我在車上等他，所有的哨所當天只有一個人負責，但整個哨所會有三個人，歷年來都是由當天值班的保全人員收受整個哨所保全人員的紅包，再轉交給未在勤的保全人員等語（見本院卷第157至163頁）。　　⒋勾稽上開證人所證述之情節，就晶禾公司所發放之紅包全數交由該哨所當日輪班之員工代為簽收、代領，再由該名員工轉交，被告於上開時、地代為收受3份紅包後，應由被告將其中2份紅包轉交予其他2名同事，及被告於告訴人詢問黃耀賢後，方將告訴人之紅包返還予告訴人等情節，2人證詞高度一致，對於案發具體歷程所為陳述亦屬相合。復觀之晶禾公司紅包簽收單3紙(見偵卷第47至53頁)，各該簽收單已分別載有「112年點心費500元」、「112年尾牙代金500元」、「112年總經理紅包100元」；又各該簽收單之編號17至19「哨所」欄均記載為「黎德堡」，「姓名」欄則依序記載徐宗道、被告及告訴人姓名，而被告本人親簽姓名大小橫跨各該簽收單編號17至19之「簽名」欄位，則被告於上開簽收單時，既已見告訴人姓名顯示於其上，而被告所收受之紅包數量，恰與所簽收之名單共3人如數相符，且簽收單上亦明確載明金額、目的，被告主觀上應已知悉該3份紅包係晶禾公司發放與各駐點員工之年節紅包甚明。參以，被告與告訴人同為服務於桃園市○○區○○○路00號之早班、晚班保全人員，2人需為工作之交接等情，業據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承明確(見原審112易943卷第96頁)，殊難想像被告不知另2份紅包應交予何人之情形，益見被告於收受上開時、地收受3份紅包時，當已知悉其中1份紅包係為告訴人所有甚明，被告前開置辯，要屬事後卸責之詞。　⒌又依卷附之112年1月晶禾公司黎德堡保全人員輪值表（見本院卷第125頁）顯示，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當天均有上班，分別輪值A（早班）、B（晚班）班，同月18、21、24、25日 2人亦均有上班，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所證述之輪班情事相符，則被告於112年1月17日當天收上開紅包，客觀上並無不能轉交與告訴人之情事，惟其竟未於當日交班時將該紅包交與告訴人，亦未之後2人均有上班之日交班時交付與告訴人，直至證人黃耀賢詢問後，始將紅包交與告訴人，且其自承：收受紅包當日，即將紅包帶回家等語（見本院卷169頁），足徵被告主觀上確有變易為所有之故意，客觀上亦有侵占入己之行為甚明。被告前開置辯，核與事實有違，洵無足採。㈢、辯護人雖辯稱：被告並無轉交紅包之法律、契約上義務云云。查行為人侵占之物，必先有法律或契約上之對因在其合法持有中者為限，而本件被告所持有之紅包，依上開證人證述之情節可知，係晶禾公司所發放之年節紅包，並由各該駐點當日當班之人全數代簽、代收，再由當班之人轉交予其他同事，且被告於收受黃耀賢交付之3份紅包時，主觀上已知悉其中1份紅包係為告訴人所有，並在上開簽收單編號17至19 所示「簽名」欄位簽署本人姓名，復經黃耀賢告知轉交與同駐點之徐宗道及告訴人，堪認被告收受並持有該紅包，自有為告訴人代領並持有之意思，並非因詐欺、竊盜或其他非法原因而持有告訴人之紅包甚明，此與被告與晶禾公司間之勞動契約有無約定代收、轉交一節無涉。辯護人前開所辯，自無足採。㈣、又依被告及告訴人所述，被告雖已於112年1月28日至同年月3 1日間之某時，將該紅包返還與告訴人。然刑法上之侵占行為，係指行為人將其管理中之他人財物，易持有為所有意思，予以侵占入己，亦即侵占之際，不具有日後返還之想，是其日後縱然歸還，仍無解於該罪之成立。被告於收受該紅包當日，既已將該紅包侵占入己，則縱令其於犯罪既遂後將紅包1份返還予告訴人，亦不影響本件侵占犯行業已既遂之認定。辯護人辯謂：事後已歸還，無生損害一節，亦不足採。㈤、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詞，難以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四、駁回上訴之理由㈠、原審詳為調查後，認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依刑法第335條第1 項、第41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爰審酌被告為圖己利，明知其所代為收受之紅包為告訴人所有，竟將之侵占入己，實有不該，並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之態度，已將侵占之物返還與告訴人，兼衡其犯罪動機、手段、情節、所侵占財物種類及其價值、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告訴人對本案之刑度意見(見原審112易943卷第30頁)，暨被告於警詢時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狀況(見偵卷第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50日，並諭知以1,000元折算1日為其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於判決中詳敘被告所侵占之紅包業已返還與告訴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於刑法第335條第1 項之法定刑整體觀之，顯已全盤考量本案情節，量刑堪認適當。㈡、被告提起上訴，猶執詞否認犯行指摘原審認事用法違誤，其所辯各節業經本院一一指駁如前，是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又被告於本件犯行前，並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一節，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考量被告侵占應交付與告訴人之紅包，固有不當，然事後業已返還與告訴人，本件諒係一時失慮，致罹刑章，被告經此教訓後，應能守法慎行而無再犯之虞。從而，本院認前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之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 年，以啟自新。惟為確實督促被告保持善良品行、正確法律觀念及避免再犯，依同法第74條第2 項第8 款之規定，命被告於緩刑期間內，應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再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 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盼其能深切反省、記取教誨。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董諭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利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黃惠敏　　　　　　　　　　　　　　　　　　　法　官　李殷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周彧亘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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