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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自由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25號上訴人即被告王三富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5月10日所為113 年度簡字第161號刑事簡易判決（原偵查案號：112年度偵字第31 316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簡易判決之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理由詳如後述），其餘事實、證據及理由（含論罪科刑之依據），均引用如附件原一審刑事簡易判決書（含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另補充如下：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簡上卷第51頁），本院審酌上開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二、被告上訴理由略以：我承認有以通訊體LINE傳送語音訊息予告訴人洪淑珍，但我沒有恐嚇意思，且告訴人收受訊息後，仍持續與我聯繫，我也可以自由進出告訴人住家，告訴人生病亦由我負責照顧，可見告訴人並無心生畏懼，我否認犯行等語。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經查，被告以Line通訊軟體對告訴人留有「沒關係，把我封鎖沒關係，房間的鑰匙我應該有啦，看我會不會在你房間等你」、「騎車要注意後面有沒有跟著人啊」、「遇到再來輸贏」、「我騎摩托車追你，這樣比較快」、「我會讓你知道什麼叫做嚇到，我會做出讓你想不到的事情」等語音訊息，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客觀上已足使告訴人心生畏怖，核屬加害告訴人財產、身體、生命安全，足以使其心生畏懼之惡害通知。又被告係因認告訴人以言語刺激伊，因而傳送上開語音訊息予告訴人，此經被告陳稱在卷（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1316號卷第58頁），可見被告係因對告訴人心生不滿方傳送上開訊息，其目的顯係以上開訊息恫嚇告訴人，使告訴人心生恐懼以發洩情緒，是被告主觀上確有恐嚇之故意無訛。上訴人雖以前詞為辯，惟告訴人於收受上開訊息之後，有無全然終止與上訴人之互動，此與上訴人傳送之訊息客觀上顯然足使告訴人心生畏懼一事，實屬無涉，又上訴人空言泛稱其亦無恐嚇故意云云，亦與卷內事證不符，亦難採信。是被告以前詞為由，請求撤銷原判決諭知無罪等語，自難認有據。原審以本件被告事證明確，就被告所為論以刑法第305條之罪，並無不當之處。 (二)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和平之方式解決問題，以上開語音訊息恫嚇告訴人，使告訴人心生畏懼，精神上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惟念及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段、及其於警詢中所述之智識程度與家庭經濟狀況（因涉及個人隱私，故不揭露，詳如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20日，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尚屬允當，應予維持。 (三)綜上所述，被告所提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清海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劉河山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本件原定於113年10月31日宣判，惟該日因颱風停止上班，順延於開始上班後首日即113年11月1日宣判）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建榮　　　　　　　　　　　　　　　　　　法　　官　謝昀哲　　　　　　　　　　　　　　　　　　法　　官　林家伃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證明與原本無異。本判決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林豐富附錄論罪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附件：113年度簡字第161號簡易判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61號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王三富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雲林縣○○鄉○○村○○00號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 年度偵字第313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王三富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之犯罪事實、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二、核被告王三富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又被告於附件犯罪事實欄所示時間，接續以附件犯罪事實欄所示語音訊息恐嚇告訴人洪淑珍之數舉動，係在密切接近時間實施，且係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評價為接續犯。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和平之方式解決問題，竟以附件所示語音訊息恫嚇告訴人，使告訴人心生畏懼，精神上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段、及其於警詢中所述之智識程度與家庭經濟狀況（因涉及個人隱私，故不揭露，詳如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主文所示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本案經檢察官王清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0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李承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0　　日　　　　　　　　　　　　　　　　書記官　張瑋庭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附件：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31316號　　被　　　告　王三富　（年籍資料詳卷）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王三富與洪淑珍前為男女朋友關係，2人因故發生嫌隙，王三富竟基於恐嚇之接續犯意，於民國112年4月22日12時許至同年7月24日間，使用通訊軟體LINE帳號「鯊魚農藥噴霧」對洪淑珍留有「沒關係，把我封鎖沒關係，房間的鑰匙我應該有啦，看我會不會在你房間等你」、「騎車要注意後面有沒有跟著人啊」、「遇到再來輸贏」、「我騎摩托車追你，這樣比較快」、「我會讓你知道什麼叫做嚇到，我會做出讓你想不到的事情」等加害生命、身體之事之語音訊息，使洪淑珍於高雄市○○市○○區○○街000○00號4樓住處接收該訊息後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洪淑珍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一）被告王三富之自白，（二）證人即告訴人人洪淑珍之證述，（三）LINE錄音檔譯文及錄音光碟、LINE對話截圖在卷可資佐證，被告犯嫌已堪認定。二、核被告王三富所為，係涉犯刑法第305條恐嚇罪嫌。又被告數次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行，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是應論以接續犯之包括一罪。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6 　　日　　　　　　　　　　　　　　　檢　察　官　王清海

2024-11-01

KSDM-113-簡上-225-20241101-1

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殺人未遂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8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曾國裕選任辯護人楊嘉馹律師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4973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本件公訴不受理。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曾國裕於民國111年6月24日16時50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機車行前，因與被害人楊Ｏ文有口角爭執，基於殺人之犯意，持T字板手朝被害人頭部之人體重要部分猛擊，致被害人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及顱骨骨折、第二頸椎骨折及肢體多處挫擦傷等傷害，經送醫救治始脫離險境而未遂。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 項之殺人未遂罪嫌等語。二、按刑法上殺人未遂與傷害之區別，端在行為人犯罪之故意為如何，即行為人於下手加害時，究係出於使人死亡或傷害之明知或預見，並有意使之發生為斷，至被害人受傷之部位與多寡、傷勢輕重程度如何、是否為致命部位及行為人所用之兇器，雖可藉為認定犯意究屬如何之心證，但僅足供為認定之重要參考資料，尚不能據為區別殺人未遂與傷害之絕對、唯一之標準，猶須斟酌當時客觀環境、行為人下手之經過及其他具體情形加以判斷（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4246號、 90年度台上字第1897號、93年度台上字第61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行為人於行為當時，主觀上是否係蓄意戕害他人生命或傷害他人，除應斟酌其使用之兇器種類、攻擊之部位、行為時之態度、外顯表示外，尚應深入觀察、審究行為人與被害人平日之關係、衝突之起因、行為當時所受刺激等是否足以引起其殺人之動機、行為時現場之時空背景、下手力道之輕重、雙方武力優劣、行為手段是否猝然致被害人難以防備、被害人受傷之情形及攻擊後之後續動作等各項因素綜合加以研析，並參酌社會一般經驗法則為斷，資以認定其犯意之所在。三、訊據被告否認有何殺人未遂犯行，辯稱：我承認傷害罪，但我不承認殺人未遂，我沒有殺人犯意，我只有朝他後面頸部打1下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當時僅打被害人1 下，事後也叫119將被害人送醫，顯然無殺人犯意等語。四、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於上揭時地，持T字板手朝被害人頭、頸部揮擊，致被害人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及顱骨骨折、第二頸椎骨折及肢體多處挫擦傷等傷害，本院認應論以刑法第 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㈠就本案衝突起因而言：　⒈查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因為我女兒認楊Ｏ文為乾爹，但楊Ｏ文都教我女兒不好的事情，讓我女兒翹家快2年沒跟家裡聯繫，卻只跟楊Ｏ文聯繫，所以我於111年6月24日當天在我的機車行門口遇到楊Ｏ文時，就跟楊Ｏ文說如果我女兒在外面有壞行為一定找楊Ｏ文處理，結果楊Ｏ文對我叫囂說「我就站在這裡讓你打」，我直接拿T字板手朝楊Ｏ文打下去等語（見警一卷第4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女兒楊Ｏ媚於警詢時證述：我覺得應該是因為曾國裕女兒離家出走後只跟我父親聯絡，沒跟曾國裕聯絡，曾國裕因此對我父親心生不滿才毆打我父親等語相符（見警二卷第8頁），稽之被害人楊Ｏ文於偵查中結證稱：我跟曾國裕沒有恩怨等語（見他二卷第55頁）。可知被告與被害人於案發前並無恩怨，僅因被告自認其女兒離家出走與被害人有關而心生不滿，案發當日與被害人偶然相遇時，始就被告女兒之事發生口角而下手毆打被害人，實非深仇大恨，衡以一般常情，被告與被害人縱有一時爭吵，當無因此即萌生致人於死之動機或犯意。　⒉至被害人雖於偵查中證稱：曾國裕的哥哥曾經當面跟我說，曾國裕都找好「嬰仔」，這幾天要處理我，要我小心一點等語（見他二卷第55頁），及被害人前妻劉Ｏ珍於警詢時證稱：曾國裕之前曾經在外面放話說要讓我們好看等語（見警二卷第12頁），然所謂「處理」、「要給我們好看」等語，可能意指傷害或其他行為，非必然指涉被告已產生殺害被害人之意，縱然被告曾表示要「處理」被害人，尚難驟認其有何殺人之犯意。　㈡再就案發過程及被告攻擊後之後續動作觀之：　⒈關於被告攻擊被害人之情節，據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我當時拿T字板手朝楊Ｏ文後面頸部打1下，他就頭部撞到地上等語（見偵一卷第13至14頁），核與被害人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9月21日審判程序期日時供稱：如果用板手打我背部或頭部，傷痕應該也是T字或圓形的鈍挫傷，但是兩家醫院都沒有這些診斷結果，被告當時是打我的頸部，因為當時只有我的頸部有瘀血，然後倒下去頭撞到地上等語（見上訴卷第376頁）相符；參以被害人案發當日送醫時，經檢傷觀察有前額腫脹、左側頸部有紅腫痕跡等情，有被害人111年6 月24日急診來診紀錄可稽（見偵一卷第35至36頁），被告持 T字板手應係朝被害人後頸部揮擊，致被害人倒地後前額撞擊地面一節，應可認定。又被告持T字板手朝被害人揮擊1次，被害人倒地後，被告並以腳踢被害人1下等節，業據被告供稱在卷（見偵一卷第13至14頁、本院卷第73頁），核與證人即被告配偶陳秋蘭於警詢證述（見警二卷第18頁）、楊Ｏ媚於警詢證述情節相符（見警二卷第7至9頁），可堪認定。　⒉再者，關於被告所持之T字板手，據證人陳秋蘭證稱：T字板手是曾國裕當時在修車所以拿在手上等語（見警二卷第18頁），又查證人楊Ｏ媚於警詢證稱：曾國裕對我父親說「不要再讓我看到你，再讓我看到你我就打你」，隨後走回機車行拿板手敲擊我父親頭部及頸部等語（見警二卷第8頁），可知無論係依楊Ｏ媚或陳秋蘭上揭證述，被告所持T字板手係其經營機車行內之工作用具，又案發當日被告係與被害人在機車行偶然相遇，足見本案衝突本不在被告預料之內，且尚非預謀持械殺害被害人。　⒊此外，被告當日持T字板手朝被害人之後頸部揮擊次數僅為1 下，次數不多，尚非蓄意以多次密集攻擊被害人之致命部位，已難認被告有殺人之意欲。此外，被告揮擊致被害人倒地，被告即停止並以腳踢被害人1下後，隨即由被告報警，並由被告配偶陳秋蘭撥打119通報救護人員一節，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陳在卷（見警一卷第5頁），核與證人陳秋蘭於警詢證述情節相符（見警二卷第18至19頁），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112年7月19日高市警苓分勤字第1127320020 0號函暨所附職務報告及電話錄音譯文、110報案紀錄單（見上訴卷第241至247頁）、同分局7月27日高市警苓分偵字第1 1273200300號函暨所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119電話錄音譯文、該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員警職務報告可稽（見上訴卷第309至317頁），衡情被告如確有置人於死之殺人犯意，自可在第一次攻擊得手，被害人倒地處於無力反擊之情形下，以所持T字板手持續攻擊被害人之致命部位，然被告此際僅以腳踢被害人1下，未持續以手中T字板手攻擊被害人，更立即聯繫員警及救護車到場，益徵被告並無置被害人於死之意欲，堪認其攻擊行為，應係基於傷害犯意為之。　⒋至被害人雖於偵查中證稱：曾國裕是拿挖輪胎外胎的鋼條打我，當時曾國裕把鋼條藏在他右手袖子裡面，突如其來把鋼條伸出來敲我前額1下，我就倒了，然後不省人事等語（見他二卷第54頁）。然起訴書原記載之「鋼條」，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為「T字板手」（見本院卷第71至72頁），又被告手持T字板手攻擊被害人之情節，已據本院認定如前，是被害人所述被告係持鋼條攻擊並預藏於右手袖子內之情節，僅為被害人之單一指述，卷內尚乏補強證據可佐，自難憑採。　㈢另觀諸被害人受傷之情形：　⒈查被告於111年6月24日17時許至高雄市立大同醫院急診救治，復於翌日轉院至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醫院治療，經診斷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及顱骨骨折、第二頸椎骨折及肢體多處挫擦傷等傷害，有被害人之111年6月24日高雄市立大同醫院診斷證明書（見警一卷第27頁）、急診、病危通知及病危轉診單表單（見偵三卷第19至21頁）、111年6月25日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見警二卷第31頁）；又被害人因受上揭傷勢，於111年6月25日入加護病房救治，再於111年7月1日轉至神經外科病房，復於000年0月00日出院，且所受傷勢非屬不能或難以回復之傷害，亦有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1年10月18日高醫附法字第11101 07988號函文（見偵一卷第61頁）、111年7月18日診斷證明書（見原審卷第71頁）可佐。是被害人送醫後復原情況尚稱良好，且亦未受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未達重傷害之程度，尚難認被告下手之力道至猛，而有致被害人於死地之意欲；至被害人送醫後，醫院雖曾發出病危通知單，然「病危」係表示病人病況不穩定或有需急救之生命體徵而需立即搶救，而此不論犯罪行為人係出於傷害、重傷害或殺人犯意所為，均有可能致生「病危」結果，是自難因被害人曾病危一節，即遽認被告必有殺人故意。　⒉而被害人雖指稱其因遭被告毆打，另有嗅覺、味覺喪失之重傷害等語，然而依被害人於111年6月24日遭被告毆打後，先後在高雄市立大同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治療之病歷及診斷證明書等醫療紀錄，於111年8月29日前，並無任何關於嗅覺、味覺異常之記載，且其傷勢亦不屬於不能或難以回復之傷害，未達刑法上重傷之程度，而係自111年8 月29日門診起，始自訴嗅覺喪失，並經藥物治療後仍自訴雙側嗅覺完全喪失，此有各該醫院之病歷、診斷證明書及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1年10月18日高醫附法字第111 0107988號函、112年8月7日高醫附法字第1120105862號函可參（見警二卷第31頁、偵一卷第25至56頁、第61頁、偵二卷第55頁、偵三卷第69至74頁、原審卷第57至59頁、第63至10 0頁、上訴卷第31至41頁、第347頁、高醫病歷卷），然被害人所稱嗅覺異常僅為被告自我陳述，且與案發日期既事隔已久，尚難認與被告毆打行為確有因果關係。　㈣綜合上情，被告與被害人並無深仇大恨，僅因案發當日偶遇而生爭執，並就被告行為過程、所持兇器、被告行為後之後續動作及被害人受傷等情形綜合判斷後，尚難認被告有置人於死之動機或犯意，被告持T字板手攻擊被害人之行為，係基於傷害之犯意而為，應堪認定。依前揭說明，依公訴意旨所舉之事證，尚難認定被告就公訴意旨所為構成刑法第271 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又公訴意旨未曾舉證被告有何重傷犯意，且被害人上揭傷勢亦未達刑法上重傷之程度，是核被告所為，係屬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五、本案未經合法告訴：　㈠按訴訟條件，乃訴訟合法成立，可得為實體判決之要件，亦為自訴或公訴有效存續之適法條件。法院對於提起自訴或公訴之案件，應先為形式上之審理，經形式上審理後，倘認欠缺訴訟條件，即應為形式上之判決，毋庸再為實體上之審理。再對於告訴乃論之罪，若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或未經告訴、告訴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未經告訴，包括「不得告訴」及「未經合法告訴」之情形在內。又「告訴」係犯罪被害人或其他有告訴權之人（即得為告訴之人），向偵查機關申告犯罪事實，並請求追訴犯罪之意思表示。於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不僅是發動偵查之原因，也是訴訟條件，若有欠缺，國家刑罰權之追訴、審判程序，即無從行使，亦即係以告訴作為訴訟條件，限縮檢察官提起公訴之裁量權。對於犯罪有向偵查機關為告訴之權利者，其告訴權源係因其有一定之身分關係而來，諸如被害人、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已死亡被害人之特定親屬、因特定犯罪類型而具有告訴權之人、無得為告訴之人或得為告訴之人不能行使告訴權時，由檢察官依聲請或依職權指定之代行告訴人等。至於告訴期間，則係法律特別予以規定須於一定期間內提起告訴之限制，即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規定，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6個月內為之。蓋告訴乃論之罪，既以告訴為公訴提起之條件，而其可否追訴，繫諸於告訴權人個人之意思，若毫無時間限制，則刑事司法權之發動，勢必因告訴權人任意久懸不決而影響法之安定性，自不宜毫無限制聽任此不安定狀態一直持續，故告訴應有期間之限制，且此時限屬不變期間，逾此期間，其告訴權即行消滅。　㈡又告訴，得委任代理人行之，且應提出委任書狀於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刑事訴訟法第236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立法理由在於告訴係訴訟行為之一種，為求意思表示明確，必須有所依憑，故此委任書狀之提出，屬要式之規定。若由不具告訴權之他人代理告訴，即須遵守委任書狀要式性之要求，始為合法。若告訴代理人於告訴期間內提出告訴，未同時檢附委任書狀，逾告訴期間後，雖非完全不可補正；惟考量終局判決本包含對檢察官提起公訴之訴訟行為作評價，其中關於公訴不受理之判決，非僅為不予進入實體審理逕為終結訴訟之意，並有對不合法之起訴作價值判斷。因檢察官提起公訴與被告之防禦權能，本處於相對立面，以告訴乃論之罪而言，合法之告訴並同時為公訴提起之條件，具有制約公訴權發動之功能，俾使公訴權之行使合法且適當。因此，對於合法告訴之具備與否，其判斷標準不能游移不定，藉以防止因重大缺陷之公訴提起，致使被告不當陷入無止境之刑事訴追及審判之危險中。為防止檢察官未經確認告訴代理人所為之告訴是否合法前，即提起公訴，參酌刑事訴訟法第236條之1第2項應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提出委任書狀之規範意旨，關於逾告訴期間後補正代理告訴委任書狀之期限，自應為目的性限縮，認告訴代理人或有告訴權之人必須於「檢察官偵查終結前」，提出委任書狀，始為妥適。一方面保障被害人在憲法上之訴訟權，另方面兼顧被告不受毫無窮盡追訴及審判之困境（最高法院111年台非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偵查終結，係指該案件經檢察官合法終結偵查程序，依其偵查之結果，為起訴或不起訴處分而言。其經起訴者，不論法院判決結果為有罪、無罪、免訴或不受理判決，均非所問（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47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　⒈公訴意旨認被告於111年6月24日，在上揭地點持T字板手朝被害人頭、頸部揮擊，致被害人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及顱骨骨折、第二頸椎骨折及肢體多處挫擦傷等傷害之事實，固據本院認定如前，然被害人迄至113年4月11日偵訊時，始以本人名義提出殺人未遂之告訴，有該次偵訊筆錄可稽（見他二卷第53至56頁），是被害人以本人名義提出告訴時，顯已逾6個月之告訴期間，其告訴為不合法。　⒉再者，楊Ｏ媚於111年6月24日21時許接受檢察官訊問時，對被告提起殺人未遂告訴；劉Ｏ珍復於111年7月5日以被害人之配偶名義，在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向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員警對被告提起殺人未遂告訴，然劉Ｏ珍於前揭提出告訴時，與被害人並非配偶，其後亦無婚姻關係，業據被害人於偵查中供述在卷（見他二卷第53頁），並有劉Ｏ珍、楊Ｏ文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可稽（見警二卷第55頁、第61頁），是劉Ｏ珍於提出告訴時，既非被害人配偶，自無從依刑事訴訟法第233條第1項獨立告訴，且迄今未補正告訴委任書狀，劉Ｏ珍所為之告訴亦不合法。　⒊又查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661、22545號起訴書（下稱前案）認定：「曾國裕因懷疑其女曾靖雯翹家在外生活近2年未返家，係楊Ｏ文從中阻撓，而對楊Ｏ文致心生不滿，於111年6月24日16時50分許，在其經營、址設高雄市○○ 區○○○路000號機車行前與楊Ｏ文發生口角，竟基於傷害犯意，手持機車行內之T字板手揮打楊Ｏ文頭部及頸部，致楊Ｏ文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及顱骨骨折、第二頸椎骨折及肢體多處挫擦傷之傷害」之犯罪事實，並敘明「被告與被害人並無深仇大恨，且2人係先發生口角，其後被告方持扳手揮打被害人，要難認其主觀上有何殺人之犯意，是告訴及報告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殺人未遂罪嫌，容有誤會，附此敘明」等語，以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於112年1月7日偵查終結並提起公訴，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79號判決公訴不受理確定，有前案起訴書、該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見原審卷第7至9頁、上訴卷第401至405頁、本院卷第91頁），此與本案被告被訴殺人未遂之犯罪時間、地點、手法、被害之對象及傷勢完全相同，又本案被告僅有傷害之犯意，已據本院認定如前，是本案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所涉殺人未遂犯行，實際上已經前案檢察官依其偵查所得之事證，認定被告無殺人犯意，僅具傷害犯意，因而以被告涉犯傷害罪嫌偵查終結並提起公訴。是以，本案既曾經檢察官終結偵查，提起公訴，雖其後判決確定結果為公訴不受理，仍不影響於曾經檢察官終結偵查之事實，為貫徹前述避免被告不當陷入無止境之刑事訴追及審判此一意旨，自應以斯時作為前述「檢察官偵查終結前」之時點，較為合理。從而，被害人於113 年4月27日始補正告訴代理人楊Ｏ媚之委任狀（見偵三卷第17 頁），不僅已逾6個月之告訴期間，亦已逾「本案檢察官偵查終結前」之時點，揆諸前揭說明，應認楊Ｏ媚前揭告訴，非合法之代理告訴。六、綜上，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既經本院認定係構成刑法第27 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罪，而依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又本案未經合法告訴，已據本院說明如前，揆諸前開法條規定，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建烈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河山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黃建榮　　　　　　　　　法　官林家伃　　　　　　　　　　　　　　　　　　法　官黃偉竣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吳和卿卷宗代號對照表：編號卷宗標目簡稱 1 高市警苓分偵字第11172352300號警一卷 2 高市警苓分偵字第11172712200號警二卷 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5423號他一卷 4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661號偵一卷 5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2545號偵二卷 6 本院112年度審訴字第124號原審卷 7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79號上訴卷 8 雄高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79號（病歷卷）病歷卷 9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279號他二卷 10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973號偵三卷 11 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38號本院卷

2024-10-29

KSDM-113-訴-338-20241029-1

金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384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余士明選任辯護人陳者翰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311號），本院高雄簡易庭認為本件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移由本院刑事庭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主文余士明無罪。理由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與公訴有同一之效力）：被告余士明可預見提供金融機構帳戶之金融卡、密碼予他人使用，將可能作為不詳犯罪集團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藉此取得、掩飾及隱匿許欺贓款，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及洗錢之犯意，於民國112年8月13日至18日間，在高雄市○○區○○路00號1樓之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正順門市，將其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華郵政帳戶）、保證責任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下稱高雄三信）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高雄三信帳戶）金融卡及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容任該詐欺集團成員及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上開帳戶遂行犯罪。嗣該詐欺集團取得上開帳戶號碼後，其成員即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式詐欺附表所示之人，致渠等均陷於錯誤，因而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附表所示金額至中華郵政帳戶，旋即遭詐欺集團成員提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 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16 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參照）。而「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前者學理上稱之為直接故意，後者則稱為間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惟不論何者，均具備對於犯罪構成要件之認識及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之意欲等要素。亦即間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仍以行為人主觀上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有所認識，並基此認識而「容任其發生」為必要。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錢罪嫌，係以告訴人蔡旺晟、陳添財（下合稱告訴人2人）於警詢時之證述、中華郵政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告訴人蔡旺晟提供之交易成功、與通訊軟體LINE暱稱「USDC」、「Dann yZ(分析師）」對話紀錄截圖、溪湖分局受理遭詐欺案照片、告訴人陳添財提供之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影本等資為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揭時間交付中華郵政帳戶及高雄三信帳戶予他人，惟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物及幫助一般洗錢之犯行，辯稱：我係因通訊軟體LINE結識暱稱「陳麗玲」之人，「陳麗玲」與我談心數日後表示有意與我交往，並稱其將於8月下旬來台，請我幫忙租屋，且一再表示會先付租金，我提供中華郵政帳戶後，「陳麗玲」傳送一張中國銀行（香港）匯款單告知已匯款。惟「陳麗玲」數日後告知其接獲「外匯金融管理局」來電表示需要我配合處理上開匯款，並提供專員「張華文」之LINE聯繫方式，我與「張華文」聯繫，但我沒有積極處理，「陳麗玲」一直催促我處理，更於 112年8月7日開設一個我、「陳麗玲」及「張華文」之共同群組，「陳麗玲」、「張華文」於群組中再次要求我郵寄提款卡，我在「陳麗玲」、「張華文」要求下，於112年8月9 日將中華郵政帳戶及高雄三信帳戶寄予「張華文」，不知道帳戶會被拿去作為詐騙使用等語。五、經查： (一)告訴人2人前揭遭詐騙而將款項匯入中華郵政帳戶等事實，業據告訴人2人於警詢時指訴綦詳【高市警三二分偵字第112 74441500號卷（下稱警一卷）第13頁至第16頁、第49頁至第 53頁】，復有如中華郵政帳戶交易明細、告訴人蔡旺晟提供之交易成功、與通訊軟體LINE暱稱「USDC」、「DannyZ(分析師）」對話紀錄截圖、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受理遭詐欺案照片【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311號卷（下稱偵一卷）第41頁至第50頁，警一卷第23頁至第38頁、第19頁】，以及告訴人陳添財提供之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影本、與詐騙集團之對話紀錄及平台截圖、彰化縣警察局溪湖分局埔東派出所受理案件紀錄表（警一卷第65頁至第71頁、第55頁至第63頁、第91頁）在卷為憑，堪以認定。又本案中華郵政帳戶及高雄三信帳戶為被告申辦使用，被告並將該2帳戶之提款卡、密碼提供予不詳之人等情，業經被告自承在卷，並有前開帳戶之申請資料、被告提出之與LINE暱稱「陳麗玲」、「張華文」之人之對話紀錄截圖附卷可稽【警一卷第93頁至第96頁，偵一卷第59頁至第61頁、第180頁至第186頁，本院 113年度金簡字第229號卷（下稱金簡卷）第53頁至第79頁】，此部分亦堪認定。是以，客觀上固堪認被告有將本案中華郵政帳戶交付他人，且該帳戶嗣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詐欺告訴人2人之用。 (二)惟被告交付上開帳戶時，難認主觀具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故意或不確定故意： 1、被告就其未具主觀犯意乙情，業以前詞置辯，並提出其與LI NE暱稱「陳麗玲」、「張華文」間之LINE對話之內容為證。經查，被告提出上揭LINE對話紀錄，雖經公訴人否認其真正【本院113金訴字第384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05頁】，且被告於本院審理陳稱：上揭LINE對話原始檔案於000年0月間遭其子刪除逸失等語（本院卷第94頁），本院無從當庭勘驗被告手機確認。然而，審酌於113年1月12日詢問程序，檢察事務官曾當庭查驗被告手機，並確認被告手機有與「陳麗玲」、「張華文」之LINE對話，有詢問筆錄在卷可考（偵一卷第54頁），又被告於113年1月25日亦提出其手持手機、手機螢幕顯示其與「陳麗玲」間於112年8月2日週三、共計14則L INE對話之照片，有該等照片在卷可佐（偵一卷第98頁至第9 9頁），可認被告確實有以LINE軟體與暱稱「陳麗玲」、「張華文」之人聯繫。而再經比對被告提出與「陳麗玲」LINE 對話內容，不論是對話之內容、時間，甚且聊天室背景圖之各項細節（按：聊天室背景圖為動漫人物蠟筆小新及小白在前，背後為彩帶、糖果、圓形、星形、生日禮帽及小白散落組成之圖面，背景底色為鵝黃色，又對話框發話人為綠色、對話人為鵝黃色），與前述從被告手機翻拍之14則對話，完全相符，且再觀之被告提出與「陳麗玲」、「張華文」之LI NE對話內容，均有顯示日期、發送時間，且發送時間密集，對話過程語意連貫，亦無明顯增補或刪減情形。依上，可認被告提出其與「陳麗玲」、「張華文」之LINE對話內容，應係從被告使用LINE通訊軟體中輸出取得，並非臨訟虛捏製作，先予敘明。 2、而觀諸被告與「陳麗玲」間LINE對話（對話時間為112年7月 31日至同年0月00日間），於112年7月31日至同年8月1日，「陳麗玲」以一張長髮女子之照片，並表明為其本人之方式開啟話題，接續每日向被告道早安、晚安及關心被告的工作、三餐、休息狀況，並告知被告其為臺北人、目前在香港開婚慶公司、與前夫離婚等內容，呈現其為在香港具一定事業之單身女性之形象，亦對被告表示「這些事情我沒跟別人說過，也不敢告訴爸爸媽媽」，營造此事僅有被告知悉之親近感。至1112年8月2日，「陳麗玲」表示「我是家裏催我結婚催的比較急，原本以為我不會再有信心經營下一頓婚姻的了，但是我覺得你人挺好的，也比較老實，我想找一個心靈的依靠，以後的路一起走」、「你願意跟我嘗試在一起嗎」，並稱將於8月下旬來台開設公司及定居，二人之後可在臺灣碰面等語，傳達其有意來台與被告交往之意向，經被告給予「妳說的都好，可以」之肯定答覆後，「陳麗玲」表示兩個人在一起，倘被告要用錢可以跟她說，並詢問被告是否想做生意等語，被告表示「沒有」後，「陳麗玲」又表示其準備來台，需要被告幫忙租屋，並稱「你放心，我不用你幫我墊房租，我把錢先給你匯過去」，被告乃告知中華郵政帳戶帳號後，「陳麗玲」數分鐘後傳送「中國銀行（香港）」之匯款交易紀錄予被告，並表示「給你匯過去了，跨國際匯款一般都是比較久的，時間快則1小時，慢則1-2天到帳」。可見「陳麗玲」與被告密集聯繫數日，並在被告同意與之交往後，方以將來台定居為由，請被告幫其租屋，更表明不需被告墊錢，復傳送與真實匯款紀錄相仿之匯款單據，且匯款地點亦為先前鋪墊其居住地之香港，前後脈絡均具合理性，確實容易使被告信任「陳麗玲」所言租屋及已從香港中國銀行匯款等情為真。且從上揭對話脈絡，尤以「陳麗玲」原先詢問可以資助被告，惟經被告拒絕，「陳麗玲」嗣才改以請被告幫忙租屋使被告同意匯款，可認被告自始並無欲透過幫助「陳麗玲」租屋而從中獲利，亦無將「陳麗玲」聲稱匯入其帳戶內之款項據為己用之意思，僅是出於幫助交往女友解決租屋問題的心態，答應讓「陳麗玲」將款項轉入自己的帳戶內。 3、而至112年8月4日，「陳麗玲」突然告知被告其接獲「外匯金融管理局」電聯稱：先前匯給被告之款項，聯絡不上收款方即被告核實情況等語，並詢問被告有無接到外匯管理局來電，被告回覆：他說我帳戶沒法接受外幣，「陳麗玲」告知需要被告配合處理等語，被告答應後，「陳麗玲」即傳送「張華文張專員」之line聯絡資訊，並要求被告聯繫，被告嗣表示其已聯繫，惟郵局沒有開等語，陳麗玲即以「他們不是屬於銀行管的，他們屬於專門負責外幣匯入」、「你要主動聯絡他們呀，讓他們幫你處好就可以了呀」等語，傳遞被告只需與「外匯金融管理局」聯繫之訊息。而至113年8月5日至8月8日，「陳麗玲」持續詢問並抱怨、質問被告為何還沒處理好。至113年8月9日，「陳麗玲」又再次詢問被告是否已處理好，被告表示還沒有，「陳麗玲」先指責「你不先處理好嗎？」，隨即創立一個成員為被告、「陳麗玲」及「張華文」之群組，「陳麗玲」並在與被告個人聊天室通知「我創了一個群，你在群裡聯絡專員就好了」，而於該共同群組中，先由「陳麗玲」主動發問「張專員，請問那個卡片應該如何包裝呢」，「張華文」告知寄送細節，同時間在與被告個人聊天室，「陳麗玲」仍持續詢問被告「你包裝好了嗎」，並使用「真的就不是你的錢一點都不上心嗎」之情緒字眼，被告於上午11時18分依據「陳麗玲」、「張華文」指示，將包裝好本案中華郵政帳戶及高雄三信帳戶之包裹照片傳至共同群組，並以LINE告知「張華文」提款卡密碼，嗣被告於 112年8月17日於共同群組詢問「三信銀行打來說卡異常（略）怎麼回事」，經對方回應「我幫你去處理一下」，被告再於112年8月24日詢問卡片何時寄還，即未再獲得回應。依據前述對話內容可見，被告原係基於幫助「陳麗玲」租屋之目的，信任「陳麗玲」有從香港匯款予被告，被告於此信任基礎下，接獲「陳麗玲」告知該筆匯款有誤，尤以此筆款項並非一般國人熟悉之轉帳模式，而係從國外匯入之款項，「陳麗玲」更於對話中聲明此筆款項需由「外匯金融管理局」處理，非由一般銀行可以處理，確實可能使被告產生「陳麗玲」先前所匯款項出問題，且需由「外匯金融管理局」處理之信任。則被告後續在「陳麗玲」與「張華文」一搭一唱，並加上「陳麗玲」不停催促以及使用抱怨、情緒字眼推進，被告因而交付上開帳戶，實可認被告於交付上開帳戶時，確實可能絲毫未察覺「陳麗玲」、「張華文」有同為詐欺集團成員，欲借被告之手完成洗錢、詐欺行為之可能。再者，從上開被告與「陳麗玲」、「張華文」間對話，亦全然未見雙方有何等對價關係，倘若被告確係出於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主觀意圖，殊難想像其會在毫無所獲、無利益可得貪圖的情況下，願意冒著讓自己身陷囹圄的風險，鋌而走險幫助對方從事非法行為。是以，被告以前詞其無要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意圖等語，應非虛假，尚堪採信。 (三)公訴意旨雖認被告為高職畢業，且使用金融機構帳戶投資甚久，自當知悉上開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極易受他人利用從事詐欺。且被告曾因貪圖美金250萬元而提供新臺幣13萬元之應用程式商程點數，可見應係貪圖自「陳麗玲」獲得金錢，不在意他人財產法益是否會因此受害，而有容任他人利用其金融帳戶作為之不確定故意等語。然而： 1、現行實務常見以申辦貸款、應徵工作等方式要求他人交付、提供人頭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邇來詐欺集團成員為詐得財物、取得用以詐財之人頭帳戶，不乏採行以交友為幌，訴諸男女情愫、同情心等手法施以詐術，而使對象身陷於集團設定之關係情境，進而依誤信之情節，提供財物、帳戶或按指示行為。倘被告對於其如何受騙提供相關帳戶資料、協助轉匯金錢之過程，能具體明確提出相關資料以供辨明依互動過程之情節，確易失其警覺而受騙之情形，既因遭錯誤訊息所誤，致本於個人非顯然不法目的之確信，對於帳戶會因此被使用於洗錢之可能性，因疏於思慮而未預見，或有認識，並預見行為可能引發之結果，縱曾加以質疑，但為詐欺集團成員以高明的話術說服，而確認不會發生（即有認識的過失），即難僅因其交付帳戶、轉匯款項等行為即推認有洗錢之故意或不確定故意（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82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依據前述被告交付本案帳戶之經過，被告在「陳麗玲」、「張華文」聯手布置之綿密情境下，確實可能失其警覺而受騙交付上開帳戶。且復參以被告自陳其學歷為高職畢業，一直都在家裡工作等語（本院卷第118頁），此與證人即被告前妻田瑞淳結證稱：我於17年前與被告結婚，雙方於2年前離婚，結婚期間被告一直都在家中經營之DVD 店幫忙，沒有跟外界聯繫等語相符（本院卷第95頁至第96頁、第104頁），亦可見被告本係生活封閉、單純，非社會閱歷豐富之人，因遭感情詐欺，誤認與網友確有一定感情、信任基礎，並誤信佯稱為外匯金融管理局人員之人而依指示寄出上開帳戶資料以幫助具一定感情之網友，誠非難以想像，不能以吾等客觀常人智識經驗為基準，驟然推論被告必具有相同警覺程度，而認被告對詐欺及洗錢之構成要件事實必有預見。 2、又從前述對話可見，「陳麗玲」曾主動表示願意資助並提供被告金錢，遭被告拒絕，「陳麗玲」嗣改以請被告幫忙為其租屋，被告始同意收受「陳麗玲」交付款項，且後續被告接獲「陳麗玲」告知匯款不順利時，被告並未積極處理，係後續經「陳麗玲」不停催促，更以開設群組、使用情緒性用語及搭配「張華文」附和下，被告才為積極處理，顯見被告並無欲取得「陳麗玲」佯稱匯入之款項，可認被告並無貪圖從「陳麗玲」獲利之意思。至被告雖曾遭他人以只需被告寄送折合新臺幣13萬元之app store點數，即會寄送一箱美金250 萬元予被告，被告因而交付點數予對方等情，固有被告報案紀錄及被告自行提出對話紀錄可參（警一卷第97頁，本院卷第25頁至第51頁），惟該案被告係以為收受美金250萬元為目的，此與本案「陳麗玲」係以請被告幫忙為前提交付款項，二者所涉情節完全不同，自無從以此推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具有幫助一般洗錢、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六、綜上，被告客觀上雖有提供郵局帳戶收款並提款之行為，但非可遽認其主觀上對構成幫助一般洗錢、幫助詐欺取財之犯罪事實有所預見，而具有幫助一般洗錢、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幫助洗錢罪嫌所憑之證據，仍存有合理之懷疑，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參諸前揭說明，依法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七、被告既經本院為無罪之諭知，則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該署113年度偵字第17170號），與本案自無裁判上一罪關係，尚非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效力所及，本院不得併予審究，應退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 條、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彥竹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劉河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刑事第九庭法　官林家伃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書記官林豐富附表：編號告訴人詐騙方式匯款時間匯款金額 1 蔡旺晟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6月底，透過交友軟體「Pairs」聯繫蔡旺晟，佯稱可派遣分析師協助投資，賠錢時賠償70%云云，致蔡旺晟陷於錯誤，依其指示匯款。 112年8月15日10時9分許 5萬元 112年8月15日10時10分許 2萬9,200元 2 陳添財詐欺集團成員於000年0月0日間，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程娜」聯繫陳添財，佯稱可透過「avavshop.com」網站投資云云，致陳添財陷於錯誤，依其指示匯款。 112年8月17日14時41分許 15萬8,500元

2024-10-28

KSDM-113-金訴-384-20241028-1

金簡上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簡上字第79號上訴人即被告陳明宏選任辯護人施秉慧律師焦文城律師洪肇垣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本院高雄簡易庭中華民國113年3月7日113年度金簡字第181號所為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3587 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陳明宏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併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洗錢財物新臺幣拾萬壹仟壹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事實陳明宏依其智識程度及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可預見取得他人金融帳戶者常與財產犯罪有密切關聯，且詐騙集團等不法份子經常利用他人存款帳戶、提款卡、密碼以轉帳方式，詐取他人財物；另可預見詐騙集團向不特定民眾詐騙金錢後，為躲避檢警追緝並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所在，常利用他人存款帳戶、提款卡、密碼以提領或轉帳方式轉出詐欺犯罪所得，製造金流斷點，藉此迂迴層轉之方式，切斷詐得款項來源與詐欺犯行之關聯，隱匿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及所在，而逃避國家之追訴、處罰。竟仍基於縱有人利用其所提供之金融帳戶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工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犯意，於民國112年4月26日前某日，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將其申辦之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交付予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容任該成年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年成員（無證據證明為三人以上）使用本案帳戶。嗣該詐欺集團之成員，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及洗錢犯意聯絡，推由部分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及詐騙方式詐騙黃聖仁，致黃聖仁陷於錯誤，而將如附表所示款項匯入本案帳戶內，並旋遭提領。理由壹、程序部分一、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之傳聞例外，乃基於當事人進行主義中之處分主義，藉由當事人「同意」之此一處分訴訟行為，與法院之介入審查其適當性要件，將原不得為證據之傳聞證據，賦予其證據能力。而當事人已明示同意作為證據之傳聞證據，若業經審理事實之法院實施調查證據程序，並審查其具備適當性之要件者，即無許當事人再行撤回同意，以維訴訟程序安定性、確實性之要求；反之，則無不許當事人撤回之理(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65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二、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告訴人黃聖仁之警詢筆錄外，其餘部分均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113年度金簡上字第79 號卷（下稱金簡上卷）第100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 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三、關於告訴人之警詢筆錄，卷查被告及辯護人固於準備程序時，就告訴人警詢筆錄，明白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下稱金簡上卷第79頁），惟其於審判期日時即爭執上開警詢之證據能力（見金簡上卷第100頁），則被告既係在對於該警詢筆錄進行調查及審查具備適當性要件前，即已爭執該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依上開說明，其原同意之意思表示，應生撤回之效力。故告訴人之警詢筆錄，業據被告及其辯護人主張無證據能力，依據前述規定，無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一、本院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固坦承本案帳戶為其申設，惟否認告訴人係受詐欺因而交付款項，亦否認其有幫助一般洗錢或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告訴人接獲LINE帳號暱稱「張雅清」之人委請其承攬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下稱彰師大)水電工程，即與「張雅清」提供之窗口即LINE帳號暱稱「何慶皇」之人聯繫，並依據「何慶皇」指示匯款至被告使用之本案帳戶，告訴人全程未與彰師大進行確認，可見告訴人與「張雅清」、「何慶皇」應為舊識或有其他債權債務關係，否則豈可能全無查證即匯出高額款項，告訴人並無受詐欺因而交付款項之情事；又被告亦未提供詐欺集團本案帳戶，蓋被告係於112年4月10 日持本案帳戶提款卡提領政府發放之新臺幣6,000元後，不慎遺失提款卡，因被告記性不佳，會將提款卡密碼張貼於提款卡，遂遭詐欺集團拾走盜用，被告亦為被害人云云。惟查： (一)告訴人係遭詐欺因而匯款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至被告申登使用之本案帳戶： 1、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向告訴人佯稱委請其承作彰師大水電工程需先匯款原料費用，致其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至本案帳戶內，即旋遭提領12 萬元等情，核與告訴人提供之匯款交易明細、對話紀錄截圖及本案帳戶存款交易明細所示情節相符，被告亦不爭執告訴人係因「張雅清」、「何慶皇」以委請告訴人承作彰師大水電工程為由，因而交付上開款項(見金簡上卷第60頁至第62 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2、被告雖以前詞抗辯依據告訴人與「張雅清」、「何慶皇」應為舊識或具其他債權債務關係，並非受詐欺匯款云云。惟被告所辯，無非以告訴人未與彰師大確認即同意依據「何慶皇」指示匯款為據，然互不相識僅經電話詢價即同意成立契約並開始履約，於一般社會交易並非罕見，是告訴人所為並無任何足徵其與「張雅清」、「何慶皇」為舊識之特徵，被告執此逕認告訴人當係基於其他關係匯款云云，本屬無據。況觀諸前揭對話紀錄，「張雅清」與告訴人聯繫時尚須先自我介紹其為彰師大之人員，「何慶皇」與告訴人間對話亦僅止於聯繫訂購垃圾桶事宜，並無其餘交談，反呈現告訴人與「張雅清」、「何慶皇」應非相識，與被告所辯情節並不相符，益見被告此部分所辯為無據。 (二)被告係提供本案帳戶予他人使用，且被告主觀上有容任該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1、被告有提供本案帳戶予他人使用：　　本案帳戶為被告申登使用，此為被告坦認在卷（見金簡上卷第59頁），又本案帳戶確遭詐欺集團成員用以作為詐騙告訴人之犯罪工具，業如前述，本案帳戶確遭詐欺集團成員用以作為本案詐騙之犯罪工具甚明，先堪認定。關於本案帳戶是否為被告提供予他人使用乙情，被告雖以前詞抗辯其係不慎遺失本案帳戶之提款卡，並遭詐欺集團成員拾獲用於詐欺云云。然查： (1)衡諸詐欺集團為防止知情帳戶持有人逕將詐騙所得款項提領、變更密碼、補發存摺，或避免不知情之帳戶持有人逕將提款卡掛失或凍結帳戶，致使詐欺集團無法提領詐騙詐得款項，必係使用所能控制之帳戶，要無使用未經同意使用之帳戶存摺或提款卡，致生無法使用該帳戶或轉入該帳戶之款項無法提領之風險。又提款卡之所以設定密碼，目的在於確保卡片遺失時，不致遭人輕易盜領，縱使因恐忘失而將密碼另行記載，亦無與提款卡同放，而於卡片遺失時便於他人盜領之理。復參以本案帳戶於告訴人匯入款項前，帳戶餘額僅86元，有本案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可參(偵卷第12頁)，核與一般提供帳戶予詐欺集團成員時，所提供之帳戶餘額甚低或零之經驗法則相符。且再考以本案帳戶112年4月1日至112年5月10 日之存款交易明細，僅有113年4月26日電匯22萬1,100元（即本案詐欺款項，餘額顯示為22萬1,186元），以及同日支出12萬元（餘額顯示為10萬1,186元）之交易記錄，可見於被告自稱112年4月10日遺失本案帳戶後，詐欺集團成員並無任何測試本案帳戶之行為，該帳戶若非詐欺集團確信係帳戶持有人自願提供且可正常使用，豈有未加以測試即任由詐欺款項匯入之理。足認被告應係將其申設之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他人使用，此情應堪認定。 (2)被告雖以前詞抗辯，惟考以被告自稱其係於112年4月10日遺失本案帳戶提款卡，惟被告均未辦理掛失亦未報警或為任何作為，此經被告陳稱在卷【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真字第33587號卷（下稱偵卷）第10頁至第11頁】，尤以被告自稱其將重要之密碼張貼在本案帳戶提款卡上，依據常情，被告更應有積極處理作為，被告卻未進行任何積極補救措施，實與一般經驗法則顯然不符。再者，被告於偵訊中自陳其使用之密碼為其生日尾數後4碼，並可立即說出該提款密碼(偵卷第82頁)，殊難想像被告有另將密碼張貼在提款卡同放之必要。被告所辯上情，當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2、被告主觀上具有容任該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按刑法上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又不確定故意與有認識的過失區別，在於二者對構成犯罪事實，雖均預見其能發生，但前者對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後者則確信其不發生。而幫助犯之成立，以行為人主觀上認識被幫助者，正欲從事犯罪或係正在從事犯罪，且該犯罪有既遂可能，而其行為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構成要件者，即具有幫助故意，並不以行為人確知被幫助者，係犯何罪名為必要。參以一般人向金融機構開設帳戶，並無任何法令之限制，只須提出身分證、印章即可辦理開戶申請，此亦為眾所週知之事實，而近年來利用人頭帳戶以行詐騙或恐嚇取財之事時有所聞，報章雜誌及新聞均多所宣導，是避免此等專屬性甚高之金融機構帳戶被不法行為人利用為詐財之工具，應係一般生活認知所易於體察之常識，則茍見他人不自己申請開立帳戶，反係蒐集不特定人之帳戶使用，衡情應當可預見蒐集之帳戶乃可能被利用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被告將本案帳戶資料交付予不詳人員，顯係有意提供該等帳戶予該人員使用，且就該人員將持其本案帳戶施行詐騙而使告訴人匯款至其帳戶之結果，而藉此掩飾犯罪所得之真正去向之結果應有所認識，且毫不在意，被告主觀上自具有容任該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與幫助掩飾詐騙所得去向之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三)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辯護人雖聲請函調「張雅清」、「何慶皇」之LINE ID使用者帳號使用調查結果，待證事實為證明被告並未與「張雅清」、「何慶皇」聯繫（見金簡上卷第62頁）。然無論被告有無與「張雅清」、「何慶皇」親自聯繫，均與被告有無交付本案帳戶及主觀是否具幫助詐欺取財與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之認定，並無關連，自無調查必要。辯護人雖再聲請調閱被告申登使用之另筆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之帳戶交易明細，待證事實為本案帳戶係遭他人盜用，蓋上開郵局帳戶為被告頻繁使用之帳戶，而「何慶皇」於LINE對話中，除提及本案帳戶，亦包含該郵局帳戶，被告不可能提供該郵局帳戶予他人，足證該郵局帳戶及本案帳戶均遭他人盜用云云（見金簡上卷第63頁至第64頁）。然而，「何慶皇」固於LINE對話提及該郵局帳戶，惟告訴人並未將款項匯入其中，又卷內亦無證據顯示此二帳戶係同時逸脫被告掌控，該郵局帳戶無從與本案帳戶等同視之，故該郵局帳戶究係如何轉由他人控制使用、是否為被告主動交付、是否係遭他人拾獲盜用等情，實屬他事，無涉於本案帳戶如何受他人使用之認定，此部分亦無調查之必要，併予說明。二、論罪理由 (一)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4條第1項關於洗錢罪之規定，並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　　經新舊法比較，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已修正洗錢行為之定義，有該條各款所列之洗錢行為，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相較修正前同法第1 4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新法最重主刑之最高度為有期徒刑5年，輕於舊法之最重主刑之最高度即有期徒刑7年，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適用行為後最有利於被告之新法。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 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　　 (二)被告以提供人頭帳戶之一行為，而幫助詐欺集團詐取告訴人之匯款，製造金流斷點以隱匿詐欺犯罪所得，而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罪，應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三)被告係提供人頭帳戶之幫助犯，而未共同參與詐欺集團前述詐欺及洗錢犯行，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三、撤銷改判之理由原審就被告前述犯行，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量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3萬元，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原非無見。惟查，原審於113年3月29日為裁判後，洗錢防制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規定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且修正後之同法第19條第 1項後段規定對於被告較有利，原審未及適用對被告較為有利之新法，已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雖為無理由，然而原審有前述未及適用之處，容有未洽，尚難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四、本院就撤銷改判部分所為之量刑：　　有關被告犯行所應科處之刑度，本院以行為責任為基礎，參酌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先以被告的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損害等犯罪情狀事由（行為屬性事由）確認責任刑範圍，再以被告之犯後態度、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社會復歸可能性等一般情狀事由（行為人屬性事由及其他事由）調整責任刑。茲分述如下： (一)責任刑範圍之確認：審酌被告係提供1個人頭帳戶，而幫助詐欺集團詐取一名被害人即告訴人之匯款，隱匿詐欺所得而洗錢，受騙金額合計 22萬1,100元，並使檢警難以追查詐欺集團真正身分，助長詐騙歪風。經總體評估本案犯罪情狀事由，本院認被告責任刑範圍應接近處斷刑範圍之偏低區間。 (二)責任刑下修與否之審酌： 1、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法院審理時始終否認犯行，尚難認已有悔意。惟被告未有犯罪而遭判刑之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素行尚屬良好。又被告供稱高職畢業、從事餐飲工作、已離婚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經總體評估前述一般情狀事由後，責任刑僅可向下微調。 2、惟考量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由被告上訴，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但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不在此限。而此所謂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應以第一審判決與第二審判決所諭知之「宣告刑」作為比較判斷標準。又上開「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當指第一審於裁判時適用斯時之法條是否得當而言，至於第一審訴訟繫屬消滅後，法條因修正而有所變更之情形，當不在該但書規定範圍之內，否則不僅違背「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亦變相剝奪人民享有憲法保障訴訟救濟之基本人權(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605號判決意旨參照 )。從而，被告之責任刑固然僅可向下微調，惟本件僅被告提起上訴請求救濟，檢察官就原審判決並未聲明不服者，原審於一般洗錢罪修法前為裁判後，同年8月2日修正生效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刑罰規定，雖其依「法定刑」比較後對於被告有利，但依該「法定刑」所形成之「處斷刑」範圍，反而較不利於被告時，基於「上訴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之憲法信賴保護精神，原審對被告所為之量刑宣告，當屬本院為刑罰裁量權行使時應受拘束之「內部性界限」，被告上訴後改適用一般洗錢罪新法對被告重新為量刑，本院仍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故就撤銷改判部分，仍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屬得易科罰金之罪)、併科罰金部分如易服勞役之易刑折算標準。五、不予沒收之說明： (一)按沒收適用裁判時法，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113年8月 2日修正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 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之。」。參酌該條項之立法理由載明：「……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依上開說明，該條項所沒收之財物，應以經查獲之洗錢財物為限。 (二)經查，本案洗錢之財物22萬1,100元，業經身分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領現12萬元，所餘10萬1,100元則均經圈存，有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在卷可參(偵卷第33頁)。是以，關於經圈存而未轉出之10萬1,100元，此部分為經查獲之洗錢標的，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又此部分均未扣案，併依刑法第38條第4 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惟關於業經提領之12萬元，依據卷內事證，無法證明該洗錢之財物（原物）仍然存在，自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規定於本案對被告宣告沒收。又本案並無證據足認被告確有因本案犯行而已實際取得任何對價，或因而獲取犯罪所得，則自無從遽認被告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爰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又被告所提供之提款卡雖未扣案，但已經被告層層轉交詐欺集團上手，已不在被告實際掌控中，且本院考量提款卡經重新申請，將致原提款卡失去原本的功能，該等物品已難續供犯罪使用，亦失其財產上價值，若日後執行沒收徒增司法程序或資源耗費，亦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本文、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魏豪勇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劉河山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黃建榮　　　　　　　　　法官謝昀哲　　　　　　　　　法官林家伃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證明與原本無異。本判決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書記官林豐富附錄論罪法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編號告訴人詐騙方式匯款時間（民國）匯款金額 (新臺幣) 1 黃聖仁詐欺集團成員於民國112年4月25日15時許，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黃聖仁聯繫，佯稱：係彰化師範大學副校長特助張雅清，學校水電工程需要垃圾筒，施做垃圾筒原料費用需要先匯款云云，致黃聖仁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 112年4月26日14時17分許 221,100元

2024-10-24

KSDM-113-金簡上-79-20241024-1

訴緝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妨害秩序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緝字第49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吳慶民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25號、112年度偵字第3738號），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主文吳慶民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未指定犯人誣告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事實一、緣吳慶民在電話中，因薪資問題與賴家和發生爭吵，兩人相約在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與一心二路路口附近當面理論。吳慶民明知該路口為公共場所，在此場所聚眾施強暴脅迫，顯會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危害人民生活安寧及公共秩序，先後邀集賴宥鎧、周育宏、張桂麟一同前往，並由賴宥鎧駕駛BJE-6278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吳慶民、周育宏、張桂麟，於民國111年10月28日零時許抵達相約地點，賴宥鎧、周育宏、張桂麟先後隨同吳慶民下車後，吳慶民趨前與賴家和起口角爭執，賴宥鎧見狀，竟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意，以腳踢踹賴家和腹部，賴家和因而倒地；周育宏見賴家和起身，也與賴宥鎧基於上開相同犯意之聯絡，趨前徒手毆打賴家和左臉，以此強暴方式妨害公共場所之安寧秩序。後因賴家和取出預藏之開山刀向吳慶民揮砍，並使吳慶民受傷，吳慶民、賴宥鎧、周育宏、張桂麟等4 人見狀紛紛逃離現場（賴宥鎧、周育宏、張桂麟等3人已先行審結）。二、吳慶民明知其未在高雄市○○區○○○街000號4樓遭人開槍，竟於111年11月20日18時4分許，基於未指定犯人誣告之犯意，持其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110報案電話，向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員警謊稱：有人在高雄市○○區○○○街000號4樓開槍，你們快來，我們被人開槍等語，接續基於上開未指定犯人誣告之犯意，於111年11月20 日19時46分許，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中正三路派出所，向員警偽稱「我今日在家裡喝酒，有人敲門，我開門後見門外之人持槍抵著門，我就趕緊把門關起來，他還對門外開了3槍」等詞，而未指定犯人向警察機關誣告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犯罪，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員警在高雄市○○區○○○街000號4樓蒐證，發現該處大門並無遭槍枝射擊跡證。理由壹、程序方面本件被告吳慶民所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情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本件所引屬於審判外陳述之傳聞證據，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第159條第1項關於傳聞法則規定之限制，依法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一、犯罪事實一部分：上開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賴宥鎧、周育宏、張桂麟、證人即告訴人賴家和證述相符，並有現場照片、被告手機通聯記錄畫面擷取、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及前鎮分局復興路派出所職務報告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犯罪事實二部分：上開事實，亦據被告坦承不諱，並有高雄市新興分局中正三路派出所110報案記錄單、被告手機通聯記錄畫面擷取照片、高雄市○○區○○○街000號4樓門口現場照片、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勤務指揮中心於111年11月20日18時4分許受理手機門號0000-000000之報案錄音光碟及該光碟譯文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就犯罪事實二之犯行，亦堪認定，應依法論科。參、論罪科刑：　　一、罪名及罪數 (一)就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由被告聯繫邀集賴宥鎧、周育宏、張桂麟到場，並由賴宥鎧、周育宏參與下手實施強暴行為，可認被告係首謀者。經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強暴罪。又按刑法第150 條之犯罪構成要件須聚集三人以上，屬於必要共犯之聚合犯，並依參與者所參與行為或程度之不同，區分列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行為態樣，而分別予以規範，並異其輕重不等之刑罰，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本身即具獨自不法內涵，而僅對自己實行之行為各自負責，不能再將他人不同內涵之行為視為自己之行為，故各參與行為態樣不同之犯罪行為人間，即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是被告與同案被告賴宥鎧、周育宏、張桂麟參與行為態樣不同，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故對被告所犯妨害秩序罪部分之主文即不再為「共同」之記載，附此敘明。　 (二)就犯罪事實二部分，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1條第1項之未指定犯人誣告罪。又被告於起訴書所示111年11月20日18 時4分許、同日19時46分許之2次未指定人犯誣告行為，均係基於單一誣告犯意，在密切接近之時、地所為，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三)被告所犯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強暴罪及未指定犯人誣告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分論併罰。二、刑之加重、減輕 (一)累犯之加重： 1、關於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而檢察官提出證明被告構成累犯事實之證據，應經嚴格證明程序，必具有證據能力，並經合法調查，始得作為判斷之依據。所謂證明被告構成累犯事實之證據，包含前案確定判決、執行指揮書、執行函文、執行完畢文件等相關執行資料固屬之。至一般附隨在卷宗內之被告前案紀錄表，乃司法機關相關人員依照被告歷次因犯罪起訴、判決、定刑、執行等原始訴訟資料，經逐筆、逐次輸入電磁紀錄後列印之派生證據，屬於文書證據之一種，如被告或其辯護人對其真實性發生爭執或有所懷疑時，法院自應曉諭檢察官提出被告原始執行資料以憑證明。倘法院依文書證據之調查方式宣讀或告以要旨後，被告及其辯護人並不爭執被告前案紀錄表記載內容之真實性，乃再就被告是否應加重其刑之法律效果，於科刑階段進行調查及辯論，始憑以論斷被告於本案構成累犯並裁量加重其刑者，即不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49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揭示：「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意旨，係例示如何於個案中調節罪刑不相當之情，並無排除法官於認定符合累犯後，仍得就個案行使裁量權，檢視是否加重其刑之理。從而，對於成立累犯之行為人，並非一律必須加重其刑。 2、查公訴意旨以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案，經本院以110年度交簡字第264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1年7月11 日徒刑執行完畢等情，並提出被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之前案紀錄表附卷為憑，顯已就被告本件所為應構成累犯之事實提出證明方法，而經本院提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並告以要旨結果，經檢察官、被告均不加爭執，始進行科刑調查及辯論【見本院113年度訴緝字卷（下稱訴緝字卷）第89 頁】，是檢察官所提上揭資料，足資憑以論斷被告於本案是否構成累犯、應否裁量加重其刑。而查，被告於上述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已構成累犯，惟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犯罪事實與本案之犯罪事實無涉，前後案之罪質亦不同，無從認定被告有何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本院認檢察官主張應加重其刑部分，難以採認，爰不予加重其刑，惟被告之前科紀錄列入刑法第57 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量刑審酌事由予以評價，附此敘明。 (二)被告所犯未指定犯人誣告罪部分，依刑法第172條規定減輕其刑：　　按犯刑法第171條之罪，於所誣告之案件裁判確定前自白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刑法第172條定有明文。而該條所稱裁判確定前，包括經檢察官起訴而尚未經裁判確定者，以及案件未經檢察官起訴繫屬於法院而終結之情形。查被告就所犯未指定犯人誣告罪部分，於本院審理時自白誣告犯行，而迄被告為上開自白時止，尚無人因其誣告行為而受刑事訴追，合於刑法第172條所定於所誣告之案件裁判確定前自白之要件，爰依該規定減輕其刑。　　三、量刑　 (一)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第57條所列10款及一切情狀，以為量定刑罰之標準，刑法第57條定有明文。又揆諸該條所示之10款事由，其中第4、5、6、10款所列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之態度，屬一般情狀的行為人屬性事由（或稱一般情狀事由）；其他各款則屬與犯罪行為情節有關之行為屬性事由（或稱犯情事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此核與學理通說上所稱之「相對應報刑」概念相符。是法院於刑罰之酌定時，應先以犯情事由衡量行為人犯行之非難程度，以此量定其行為責任之範圍，再就行為人屬性相關事由，考量其生活歷程或犯後態度、社會復歸等刑事政策，於行為責任之限度內，酌予調整其刑度，以期使罪責相符，並使刑罰得以適度反映於行為人之生活歷程及將來之社會復歸，方屬妥適。 (二)被告所犯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強暴罪部分： 1、首就犯情相關事由而言，經核被告之犯罪手段，係邀集賴宥鎧、周育宏及張桂麟，至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與一心二路路口之公共場所，由賴宥鎧、周育宏對賴家和為強暴行為，以此強暴方式妨害公共場所之安寧秩序，被告犯罪手段固非屬輕微，惟被告行為時點為公眾往來已稀少之凌晨時分，故事發時上開路口已無行人往來，僅有零星車輛路過，有事發地點監視器畫面在卷可證（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55號卷第99頁至第102頁），是被告所為對於公眾安全及公共場所之安寧秩序影響程度尚非嚴重；另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係因被告與賴家禾間關於被告有無積欠賴家和工資一事有所爭執，此經被告陳述及證人賴家和證述在卷（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9544號卷第147頁至第1 52頁、第99頁至第100頁），是由本案行為情狀以觀，被告之不法責任程度尚非嚴重，應以首謀強暴罪之法定刑中，偏低度之有期徒刑論處即為已足。 2、再就行為人相關事由而言，被告雖有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傷害罪等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科紀錄表在卷可稽，素行固然非佳，惟考量被告於偵查、審判中始終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又衡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涉及被告個人隱私部分，均不詳載於判決書面，詳訴緝字卷第90頁至第91頁)，經斟酌上開情狀，應於責任刑之刑度內，酌予調整其刑，爰對被告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強暴罪犯行，量定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主文所示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被告所犯之未指定犯人誣告罪部分 1、首就犯情相關事由而言，經核被告接續於上開時間撥打110 報案電話佯稱遭槍擊，為未指定犯人誣告之行為，雖有害於司法偵查權之行使及發動，浪費司法及警政資源，惟嗣後並無任何人因被告之誣告行為受錯誤偵查牽連，犯罪所生危害並未擴大，是由本案行為情狀以觀，被告之不法責任程度尚非嚴重，應以未指定犯人誣告罪之法定刑中，中度至低度之有期徒刑論處即為已足。 2、再就行為人相關事由而言，被告雖有前述前科，素行非佳，惟考量被告嗣於審判中坦承此部分犯行，尚見悔意，又衡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涉及被告個人隱私部分，均不詳載於判決書面，詳訴緝字卷第90頁至第91頁)，經斟酌上開情狀，應於責任刑之刑度內，酌予調整其刑，爰對被告未指定犯人誣告罪犯行，量定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主文所示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聆嘉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河山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刑事第九庭法　官林家伃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書記官林豐富附錄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中華民國刑法第171條第1項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犯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未指定犯人，而偽造、變造犯罪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犯罪證據，致開始刑事訴訟程序者，亦同。

2024-10-24

KSDM-113-訴緝-49-20241024-1

交簡上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163號上訴人即被告劉瑋峻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高雄簡易庭113年度交簡字第292號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29101號），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劉瑋峻緩刑貳年。理由一、審判範圍：　　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若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法院就不需再審查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或沒收，僅需調查量刑之事證（刑法第57條各款及加重減輕事由），踐行量刑之辯論，以作為論述原判決量刑是否妥適的判斷基礎。本件上訴人即被告劉瑋峻明示只對原判決科刑事項提起上訴，本院乃就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判，至於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罪名，均不在本件之審判範圍。二、上訴說明：　　被告上訴意旨以：被告於原審判決後，與告訴人李展宇達成和解，並已給付和解金完畢，請重新審酌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機會等語。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判決認被告符合自首而依刑法第62條減輕其刑，並審酌被告過失情節、所生危害、犯後坦承犯行、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等個人事由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2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 1日，尚屬允當。至被告於原審判決後之民國113年6月25日始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固有雙方簽立和解書在卷可稽，距案發之111年10月29日已時隔2年餘，耗費大量偵審資源，是此部分事由，並不影響原審量刑之整體審酌結果。被告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自非有據。從而，被告就量刑部分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緩刑附負擔：　　查被告無犯罪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且被告自始坦承犯行，又屬偶發過失犯，上訴後復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已給付全額和解金額完畢，有前揭和解書及電話紀錄在卷可佐，堪認被告已有悔意，應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科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啓自新。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4條、第368條，刑法第74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靜怡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河山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黃建榮　　　　　　　　　法官謝昀哲　　　　　　　　　法官林家伃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證明與原本無異。本判決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書記官林豐富附錄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前段）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0-17

KSDM-113-交簡上-163-20241017-1

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貪污治罪條例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3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宋韋辰選任辯護人洪文佐律師被告侯家豪選任辯護人余韋德律師張尊翔律師被告連政選任辯護人李慧盈律師被告姜理強選任辯護人呂承翰律師被告林柏均選任辯護人陳忠勝律師上列被告因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2812號、113年度偵字第4185號、113年度偵字第5370號、113年度偵字第9679號、113年度偵字第11071號、113年度偵字第13055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一、宋韋辰共同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又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褫奪公權肆年。應執行有期徒刑捌年。　　扣案如附表七㈠編號7所示之物、犯罪所得新臺幣拾壹萬元均沒收。二、侯家豪犯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及賄賂罪，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褫奪公權肆年；又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褫奪公權肆年。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貳月，褫奪公權肆年。　　扣案如附表七㈠編號14、15所示之物、犯罪所得新臺幣拾壹萬元均沒收。三、連政共同犯非公務員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上之行為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褫奪公權壹年；又共同犯非公務員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上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免除其刑。　　扣案如附表七㈠編號20至22、24所示之物均沒收。四、姜理強共同犯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非公務員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上之行為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褫奪公權壹年；又共同犯非公務員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上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褫奪公權壹年。不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褫奪公權壹年。　　　扣案如附表七㈠編號25、27所示之物均沒收。　五、林柏均犯非公務員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上之行為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伍月，褫奪公權壹年。　　扣案如附表七㈠編號30所示之物沒收。　　事實一、宋韋辰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下稱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警員(已於民國112年11月7日離職)；侯家豪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下稱瑞芳分局)澳底派出所警員，渠等2 人均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連政(LINE暱稱「L」、「阿政」)為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玖零車業」負責人，從事二手車、權利車之買賣及小額借貸業務，姜理強(LINE暱稱「保羅」、「鉑水」、「強森」)、林柏均2人則為「玖零車業」員工；另宋韋辰與姜理強為朋友關係。宋韋辰、侯家豪、姜理強、連政、林柏均5人均明知自然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連絡方式、住所等資料，均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 款所稱之個人資料，非公務機關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蒐集、利用；宋韋辰、侯家豪2人亦明知「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應以查詢警察單位公務所需資料為限，經該系統所查得之車籍資料，屬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且使用該系統查詢資料之「查詢事由」欄，應限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須填載正確查詢事由始得查詢。二、宋韋辰、姜理強、連政部分：㈠緣連政與姜理強2人因從事二手車、權利車買賣，而須獲取大量質當車車主之資訊及聯絡方式，以便聯繫車主詢問是否有意轉貸，適姜理強與宋韋辰為朋友關係，詎姜理強竟與宋韋辰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宋韋辰則另基於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等犯意，由姜理強於111年7、8月間以通訊軟體LINE接續提供如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之車牌號碼給宋韋辰，再由宋韋辰於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之時間，在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內，接續以其所使用之帳號、密碼登入「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後，在「查詢事由」欄位，輸入虛偽不實之「偵辦刑事案件」、「擋住出入口」、「舉發交通違規」、「受理報案」等不實事由於其職務上所掌管上開查詢系統之電磁紀錄準公文書上，再在「查詢標的」欄位輸入附表一編號1至1 1所示之車牌號碼等資料，以查詢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之車籍資料，而非法蒐集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車輛之車主姓名、身分證號碼、連絡電話及住所地等個人資料共計11筆，再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查詢結果畫面資料予姜理強，供姜理強得以聯繫車主詢問是否有意轉貸而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並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足生損害於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之人之資訊隱私權，及公務機關管理上開查詢系統之正確性。　㈡嗣連政、姜理強於000年0月間委託宋韋辰代為處理客戶許維翔名下車牌號碼000-0000號、BNU-8200號及BQP-5375號等3台自小客車撤銷協尋案件，宋韋辰斯時因債務問題而需錢孔急，竟基於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以一次撤尋3台車不好處理為由，向姜理強要求支付新臺幣(下同)3萬元之賄賂作為對價，經姜理強、連政討論後應允，渠等2人遂共同基於對於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由連政先於111年8月13日18時51分許，以其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 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連政中國信託09471號帳戶)網路轉帳3萬元至不知情之林柏均(林柏均就行賄宋韋辰查詢車籍資料部分，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 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林柏均中國信託帳戶)，再由林柏均於同日18時52分許，以其上開帳戶網路轉帳3萬元至宋韋辰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宋韋辰中國信託帳戶)。惟宋韋辰因故未能為姜理強、連政撤銷上開3台自小客車之協尋案，經姜理強、連政向其要求退還3萬元之款項，詎宋韋辰竟提升其犯意至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等犯意，向姜理強要求將上開3萬元賄款轉為以每筆1000元之價格為渠等查詢車籍資料，及之後以此方式作為渠等提供金錢賄賂之對價，姜理強、連政2人亦提升犯意至共同基於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以及與宋韋辰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而應允之。嗣姜理強即接續以通訊軟體LINE提供附表一編號 12至59所示之車牌號碼給宋韋辰，再由宋韋辰於附表一編號12 至59所示之時間，在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內，接續以其所使用之帳號、密碼登入「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後，在「查詢事由」欄位，輸入虛偽不實之「擋住出入」、「車輛違停」、「舉發交通違規」等不實事由於其職務上所掌管上開查詢系統之電磁紀錄準公文書上，再在「查詢標的」欄位輸入附表一編號12至59所示之車牌號碼等資料，以查詢附表一編號12至59 所示之車籍資料，而非法蒐集附表一編號12至59所示車輛之車主姓名、身分證號碼、連絡電話及住所地等個人資料共計48筆，再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查詢結果畫面資料予姜理強，供姜理強、連政2人得以聯繫車主詢問是否有意轉貸而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並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足生損害於附表一編號 12至59所示之人之資訊隱私權，及公務機關管理上開查詢系統之正確性。連政、姜理強2人除上開3萬元外，另由連政於112 年2月18日18時31分許，以其中國信託09471號帳戶網路轉帳3 萬元至宋韋辰中國信託帳戶(即附表二編號3)，作為宋韋辰違法查詢附表一編號12至59所示個人資料之對價。㈢其後姜理強於112年8月底因另與友人涉有債務糾紛，為躲避債務，遂更換手機號碼，並搬離原高雄市○○區○○街000號12樓住處，改至新北市租屋居住，而未再與宋韋辰聯繫，遂自112年9 月起改由連政親自與宋韋辰聯繫。詎宋韋辰仍承前基於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等犯意，以每筆1,000元之對價為連政查詢車籍資料，連政亦承前基於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以及與宋韋辰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接續以通訊軟體LINE 提供附表一編號60至105所示之車牌號碼給宋韋辰，再由宋韋辰於附表一編號60至105所示之時間，在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內，接續以其所使用之帳號、密碼登入「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後，在「查詢事由」欄位，輸入虛偽不實之「舉發交通違規」、「家戶訪查」、「臨海新村擋住○○○○○○○○路000號擋住出入（有申請路權）」、「小港國小後門清理廢棄物，通知車主移車」等不實事由於其職務上所掌管上開查詢系統之電磁紀錄準公文書上，再在「查詢標的」欄位輸入附表一編號60 至105所示之車牌號碼等資料，以查詢附表一編號60至105所示之車籍資料，而非法蒐集附表一編號60至105所示車輛之車主姓名、身分證號碼、連絡電話及住所地等個人資料共計46筆，再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查詢結果畫面資料予連政，供連政得以聯繫車主詢問是否有意轉貸而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並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足生損害於附表一編號60至105所示之人之資訊隱私權，及公務機關管理上開查詢系統之正確性。連政則分別於附表二編號4、5所示之時間、地點，以附表二編號4 、5所示之方式，交付附表二編號4、5所示之賄賂至宋韋辰中國信託帳戶，作為宋韋辰違法查詢附表一編號60至105所示個人資料之對價(宋韋辰與姜理強、連政間之金流詳如附表二)。　　三、侯家豪、姜理強、連政、林柏均部分：㈠緣小港分局於000年00月間因進行稽核作業，而發覺宋韋辰有異常查詢「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之情事並進行調查，宋韋辰遂自112年10月起不再為連政、姜理強2人查詢車籍資料。適侯家豪於112年10月4日因需款孔急，經由友人「郝哥」之介紹而聯繫林柏均，林柏均再引介其向連政、姜理強2人小額借貸2萬元(其後林柏均即因細故與連政發生糾紛而自「玖零車業」離職)。嗣侯家豪因無法償還本息復有借款需求，姜理強、連政2人遂共同基於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之犯意聯絡，行求侯家豪以每筆500元之價格，為渠等查詢車籍資料作為抵銷上開2萬元債務之不正利益，及之後以此方式作為渠等提供金錢賄賂之對價，經侯家豪應允後，侯家豪亦基於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不正利益及賄賂、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等犯意，以及與姜理強、連政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自112年10月起至113年1月期間，由姜理強以通訊軟體LINE接續提供如附表三編號1至71、92 至135所示之車牌號碼給侯家豪，再由侯家豪於附表三編號1至 71、92至135所示之時間，在瑞芳分局澳底派出所內，接續以其所使用之帳號、密碼登入「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後，在「查詢事由」欄位，輸入虛偽不實之「舉發交通違規」等不實事由於其職務上所掌管上開查詢系統之電磁紀錄準公文書上，再在「查詢標的」欄位輸入附表三編號1至71、92至135所示之車牌號碼，以查詢附表三編號1至71、92至135所示之車籍資料，而非法蒐集附表三編號1至71、92至135所示車輛之車主姓名、身分證號碼、連絡電話及住所地等個人資料共計115筆，再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查詢結果畫面資料予姜理強，供姜理強、連政2人得以聯繫車主詢問是否有意轉貸而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並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足生損害於附表三編號 1至71、92至135所示之人之資訊隱私權，及公務機關管理上開查詢系統之正確性。連政、姜理強2人除扣抵侯家豪前述112年 10月4日之債務2萬元外(附表四編號1)，另於附表四編號2至6 所示之時間，以附表四編號2至6所示之方式，交付附表四編號 2至6所示之賄賂至侯家豪名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000-00000000 00000000號帳戶(下稱侯家豪國泰世華帳戶)，作為侯家豪違法查詢附表三編號1至71、92至135所示個人資料之對價(侯家豪與姜理強、連政間之金流詳如附表四)。　　㈡林柏均於112年10月初自「玖零車業」離職後，亦從事二手車、權利車之買賣業務。侯家豪因仍有資金需求，遂陸續於附表五編號1、2所示之日各向林柏均借款2萬元，並簽立本票作為擔保。林柏均見其與侯家豪之關係拉近，復有獲取大量質當車車主之資訊及聯絡方式，以便聯繫車主詢問是否有意轉貸之需求，竟基於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於 000年00月間某日，以每筆1,000元之價格，行求侯家豪為其查詢車籍資料，經侯家豪應允後，侯家豪則基於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等犯意，以及與林柏均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由林柏均以通訊軟體LINE提供如附表三編號72至91所示之車牌號碼給侯家豪，再由侯家豪於附表三編號72至91所示之時間，在瑞芳分局澳底派出所內，接續以其所使用之帳號、密碼登入「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後，在「查詢事由」欄位，輸入虛偽不實之「舉發交通違規」等不實事由於其職務上所掌管上開查詢系統之電磁紀錄準公文書上，再在「查詢標的」欄位輸入附表三編號72 至91所示之車牌號碼，以查詢附表三編號72至91所示之車籍資料，而非法蒐集附表三編號72至91所示車輛之車主姓名、身分證號碼、連絡電話及住所地等個人資料共計20筆，再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查詢結果畫面資料予林柏均，供林柏均得以聯繫車主詢問是否有意轉貸而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並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足生損害於附表三編號72至91所示之人之資訊隱私權，及公務機關管理上開查詢系統之正確性。林柏均則於11 2年12月2日5時11分許，以其中國信託帳戶網路轉帳2萬元至侯家豪國泰世華帳戶，作為侯家豪違法查詢附表三編號72至91所示個人資料之對價(侯家豪與林柏均間之金流詳如附表五)。四、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內政部警政署(政風室)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一、證據能力：本判決所引用之證據資料（詳後引用之各項證據），其中係　　屬傳聞證據部分，縱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 或其他規定之傳聞證據例外情形，惟因被告宋韋辰及其辯護人、被告侯家豪及其辯護人、被告連政及其辯護人、被告姜理強及其辯護人、被告林柏均及其辯護人、檢察官均已同意作為證據使用（院三卷第51至318頁），且本院審酌卷內並無事證顯示各該陳述之作成時、地與週遭環境，有何致令陳述內容虛偽、偏頗之狀況後，亦認為適當，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為傳聞法則例外，而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前述犯罪事實之依據：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被告宋韋辰於審判中自白（院一卷第1 66頁、第474頁、院三卷第49頁）、被告侯家豪（偵二卷第219 頁、偵八卷第372頁、院一卷第152頁、第474至475頁、院三卷第49至50頁）、連政（偵八卷第26至27頁、偵二卷第236至237 頁、院一卷第156頁、第475頁、院三卷第50頁）、姜理強（偵八卷第38頁、偵二卷第236至237頁、院一卷第160頁、第475頁、院三卷第50頁）、林柏均（偵八卷第291頁、院一卷第475頁、院三卷第50頁）於偵查中及審判中均自白，且有附表六所示之證據資料為證，足見被告宋韋辰、侯家豪、連政、姜理強、林柏均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宋韋辰、侯家豪、連政、姜理強、林柏均所為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㈠被告宋韋辰、侯家豪違法查詢車籍資料，係屬違背職務之行為，自不待言。惟針對被告宋韋辰於事實欄二㈡，本欲就上開3台車輛為「撤銷協尋」一事，屬「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詳下述： 1.被告姜理強供稱：（問：你有無印象有一台車本來要請宋韋辰幫你撤尋，車主叫「許維強（音同）」？）應該是叫許維翔（音同），那台車本來是要請宋韋辰撤尋，當時是我跟宋韋辰聯絡，後來我有去小港派出所找他，許維翔也在那邊，許維翔就告我，那次是我先把許維翔的資料傳給宋韋辰問看看能不能撤尋，宋韋辰叫我過去派出所，說許維翔也有來，我到了之後許維翔當場說要告我，我就做了被告的筆錄，我的筆錄也是宋韋辰幫我做的，這案件後來不起訴了等語（偵二卷第141頁）。 2.又上開許維翔對被告姜理強提出侵占告訴一案，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5739號偵辦，並以「觀諸告訴人（即許維翔）簽立之汽車讓渡合約書內容，係約明車牌號碼000-0000號、BQP-5375號、BGL-6200號、EPS-1767號自用小客車，以25萬到50萬元不等之價格轉讓『權利』，契約條款第 3條並約定『本車係附條件買賣或動產抵押貸款標的物之車輛，讓渡與乙方權利行駛、保管、全權處理』；第7條約定『當本車輛可過戶時，甲方需全力協助，並無條件提供一切文件資料給乙方辦理過戶』，是依此等條款約定，告訴人應係將標的車輛所有權終局讓與之意思，否則應無由生第7條協助過戶約定之理，告訴意旨所指持有關係乙節，尚乏證據」等語，而為不起訴處分（偵二卷第167至169頁）。 3.參以車輛協尋電腦輸入作業規定第13點，若民眾誤報或謊報，員警應撤銷協尋，而參照上開不起訴處分書所載，許維翔有將標的車輛所有權終局讓與之意思，卻又報案協尋，依照上開作業規定，員警本可為撤銷協尋之行為。是以，被告宋韋辰本欲就上開3台車輛為「撤銷協尋」一事，係屬「不違背職務之行為」。㈡按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之人員，犯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或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固定有明文，然該條文之意旨係認為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之人員所執行之職務乃國家司法權之踐履及落實，所影響不僅是人民對於公務員公正、廉潔的信賴，更繫乎國民對司法審判的信心，故對於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人員之品德、廉潔、公正之要求，自較一般公務員為高，一旦有賄賂之情形，不論係合乎職務或違背職務之行為，其處罰均較一般公務之賄賂罪為重，乃針對司法人員所為之加重規定（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3561號判決可供參照）。是以，公務員所為「職務上之行為或違背職務之行為」，自應與其「調查、追訴或審判」之職務有關，始有特別獨立規範、加重其刑之必要。　而被告宋韋辰、侯家豪於本案係單純以違法查詢車籍資料之方式牟利，渠等2人「違法查詢車籍資料」之行為，固屬違背職務之行為，惟難認與員警「調查」之職務有關，尚難以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之規定相繩。㈢次按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213條定有明文。被告宋韋辰、侯家豪明知在「查詢事由」欄位所輸入之上開事由均為虛偽不實，仍將不實事由輸入在其職務上所掌管上開查詢系統之電磁紀錄準公文書上，成立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之罪名，自不待言。然被告連政、姜理強、林柏均係要求員警提供「車籍資料」，本案尚乏積極證據證明渠等3人確實知悉員警會在「查詢事由」欄位上，實際填載哪些不實事由，而刑法第213條係處罰「明知」，則尚難以刑法第213條之罪名予以相繩。㈣又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13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係員警（即被告宋韋辰、侯家豪）將車籍資料洩漏給車商（即被告連政、姜理強、林柏均），而洩漏消息之人，與接收消息之人，係屬對向犯之關係，彼此間並非平行一致，自非共同正犯之關係，則接收消息之人自無從與洩漏消息之人共同犯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之餘地。是以，被告連政、姜理強、林柏均自無由與被告宋韋辰、侯家豪成立共同正犯之可能，而無法成立上開罪名。㈤所犯法條及罪數： 1.被告宋韋辰：　 ⑴就事實欄二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之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4條、第41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就事實欄二㈡㈢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 款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之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4條、第41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宋韋辰就事實欄二㈡㈢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之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一節，惟被告宋韋辰於本案係單純以違法查詢車籍資料之方式牟利，其「違法查詢車籍資料」之行為，難認與員警「調查」之職務有關，無法以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之規定相繩，業如前述，惟因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⑵被告宋韋辰就事實欄二㈡部分，原係基於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嗣已提升至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不另論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罪；其就事實欄二㈡㈢要求、期約賄賂之犯行，應為其收受賄賂之犯行吸收，僅論以收受賄賂罪。其就事實欄二㈠至㈢所為非法蒐集個人資料之行為，為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為之階段行為，應為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⑶被告宋韋辰就事實欄二㈠至㈢所為數次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洩密、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等行為，　以及事實欄二㈡㈢所為數次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行為，均係出於單一犯意，以實現同一犯罪目的，先後數次為之，依社會一般觀念，尚難以強行區分，在刑法評價上，先後數次舉動僅為全部犯罪行為之一部，應各論以接續一行為。又被告宋韋辰就事實欄二㈢洩密、收受賄賂之對象亦係被告連政，且對價關係是以相同之條件（即每筆1000元）計算之，顯係承接事實欄二㈡之犯意所為，是事實欄二㈡㈢之犯行，亦應論以接續一行為。 ⑷又被告宋韋辰就事實欄二㈠部分，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且侵害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車主之資訊隱私權，侵害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被告宋韋辰就事實欄二㈡㈢部分，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且侵害附表一編號12至105所示車主之資訊隱私權，侵害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⑸被告宋韋辰就事實欄二㈠所為，僅係單純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當時對價關係尚未形成，係於事實欄二㈡之時，始生收賄之意，是以，事實欄二㈡之犯行，顯係另行起意，而應與事實欄二㈠分論併罰。又被告宋韋辰就事實欄二㈡㈢之犯行，為接續一行為，已如前述，自應論以一罪。　從而，被告宋韋辰所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應予分論併罰（共二罪）。　 2.侯家豪：　　 ⑴就事實欄三㈠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及賄賂罪、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之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4條、第41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就事實欄三㈡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 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之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4條、第41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侯家豪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之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一節，容有未合，已如前述，惟因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⑵被告侯家豪就上開期約不正利益（僅指事實欄三㈠部分）、賄賂之犯行，應為其收受之犯行吸收，僅論以收受不正利益（僅指事實欄三㈠部分）、賄賂罪。其就事實欄三㈠至㈡所為非法蒐集個人資料之行為，為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為之階段行為，應為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⑶被告侯家豪就事實欄三㈠至㈡所為數次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洩密、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等行為，　以及事實欄三㈠所為數次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賄賂之行為，均係出於單一犯意，以實現同一犯罪目的，先後數次為之，依社會一般觀念，尚難以強行區分，在刑法評價上，先後數次舉動僅為全部犯罪行為之一部，應各論以接續一行為。 ⑷被告侯家豪就事實欄三㈠部分，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及賄賂罪、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且侵害附表三編號1至71、92至135所示車主之資訊隱私權，侵害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及賄賂罪。被告侯家豪就事實欄三㈡部分，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且侵害附表三編號72至91所示車主之資訊隱私權，侵害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⑸再被告侯家豪所犯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及賄賂罪、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收受之對象分別來自於被告連政/姜理強、被告林柏均，顯係出於各別之犯意所為，應予分論併罰（共二罪），辯護人主張被告侯家豪本案所為係屬接續一罪乙情（院三卷第332頁），自非可採。　 3.被告連政： ⑴就事實欄二㈡㈢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1項之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就事實欄三㈠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1項之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至公訴意旨認被告連政雖不具公務員身分，但因與被告宋韋辰、侯家豪所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而認為其亦構成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乙節，惟按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致刑有重輕或免除者，其無特定關係之人，科以通常之刑，刑法第31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案情節係被告連政分別與被告宋韋辰、侯家豪共犯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罪，被告宋韋辰、侯家豪因具公務員身分，故成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固不待言，然被告連政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行，本來也就會成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是否具有公務員身分，僅係導致刑之重輕有所不同，自應依照刑法第31條第2項之規定，科以通常之刑，即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論處。公訴意旨認被告連政係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容有未合，惟因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⑵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二㈡部分，原係基於對於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嗣已提升至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不另論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2項之罪；其就上開行求（僅指事實欄三㈠部分）、期約不正利益（僅指事實欄三㈠部分）、賄賂之犯行，應為其交付之犯行吸收，僅論以交付不正利益（僅指事實欄三㈠部分）、賄賂罪。其就事實欄二㈡㈢、事實欄三㈠所為非法蒐集個人資料之行為，為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為之階段行為，應為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⑶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二㈡㈢、事實欄三㈠所為數次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以及事實欄二㈡㈢、事實欄三㈠所為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僅指事實欄三㈠部分）、賄賂等行為，均係出於單一犯意，以實現同一犯罪目的，先後數次為之，依社會一般觀念，尚難以強行區分，在刑法評價上，先後數次舉動僅為全部犯罪行為之一部，應各論以接續一行為。又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二㈢交付賄賂之對象亦係被告宋韋辰，且對價關係是以相同之條件（即每筆1000元）計算之，顯係承接事實欄二㈡之犯意所為，是事實欄二㈡㈢之犯行，亦應論以接續一行為。　 ⑷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二㈡㈢部分，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且侵害附表一編號12至105所示車主之資訊隱私權，侵害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三㈠部分，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且侵害附表三編號1至71、92至135所示車主之資訊隱私權，侵害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 ⑸再被告連政所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交付之對象分別為被告宋韋辰、侯家豪，顯係出於各別之犯意所為，應予分論併罰（共二罪）。 4.被告姜理強： ⑴就事實欄二㈠所為，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就事實欄二㈡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1項之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就事實欄三㈠所為，　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1項之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至公訴意旨認被告姜理強上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罪，係成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乙節，容有未洽，業如前述，惟因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⑵被告姜理強就事實欄二㈡部分，原係基於對於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嗣已提升至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不另論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2 項之罪；其就上開行求（僅指事實欄三㈠部分）、期約不正利益（僅指事實欄三㈠部分）、賄賂之犯行，應為其交付之犯行吸收，僅論以交付不正利益（僅指事實欄三㈠部分）、賄賂罪。其就事實欄二㈠至㈡、事實欄三㈠所為非法蒐集個人資料之行為，為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為之階段行為，應為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⑶被告姜理強就事實欄二㈠至㈡、事實欄三㈠所為數次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以及事實欄二㈡、事實欄三㈠所為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僅指事實欄三㈠部分）、賄賂等行為，均係出於單一犯意，以實現同一犯罪目的，先後數次為之，依社會一般觀念，尚難以強行區分，在刑法評價上，先後數次舉動僅為全部犯罪行為之一部，應各論以接續一行為。 ⑷被告姜理強就事實欄二㈠部分，侵害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車主之資訊隱私權，侵害數法益，為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 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其就事實欄二㈡部分，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且侵害附表一編號12至59所示車主之資訊隱私權，侵害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被告姜理強就事實欄三㈠部分，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且侵害附表三編號1至71、92至135所示車主之資訊隱私權，侵害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 ⑸被告姜理強就事實欄二㈠所為，僅係單純犯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當時對價關係尚未形成，係於事實欄二㈡之時，始有行賄之意，是以，事實欄二㈡所犯之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顯係另行起意，而應與事實欄二㈠分論併罰，辯護人主張事實欄二㈠㈡應論以一罪乙節（院三卷第335頁），自非可採。又被告姜理強就事實欄二㈡所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以及事實欄三㈠所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交付之對象分別為被告宋韋辰、侯家豪，顯係出於各別之犯意所為，亦應分論併罰。從而，被告姜理強所犯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應予分論併罰（共三罪）。　 5.被告林柏均： ⑴就事實欄三㈡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1項之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至公訴意旨認被告林柏均上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罪，係成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乙節，容有未合，業如前述，惟因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⑵被告林柏均就上開行求、期約賄賂之犯行，應為其交付之犯行吸收，僅論以交付賄賂罪。其就事實欄三㈡所為非法蒐集個人資料之行為，為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為之階段行為，應為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⑶被告林柏均就事實欄三㈡數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係出於單一犯意，以實現同一犯罪目的，先後數次為之，依社會一般觀念，尚難以強行區分，在刑法評價上，先後數次舉動僅為全部犯罪行為之一部，應論以接續一行為。　 ⑷被告林柏均就事實欄三㈡部分，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且侵害附表三編號72至91所示車主之資訊隱私權，侵害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㈥共犯部分： 1.被告宋韋辰與被告姜理強，就事實欄二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被告宋韋辰與被告連政、姜理強，就事實欄二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被告宋韋辰與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二㈢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2.被告連政、姜理強，就事實欄二㈡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3.被告侯家豪與被告連政、姜理強，就事實欄三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被告侯家豪與被告林柏均，就事實欄三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4.被告連政、姜理強，就事實欄三㈠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㈦加重、減輕： 1.被告宋韋辰部分： ⑴被告宋韋辰雖於審理中坦承犯行，且於審判中繳回犯罪所得11 萬元，有扣押物品清單、本院收據為證（院二卷第9至11頁），惟其於偵查中否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行，辯稱：所收取之款項係屬借款，與查車牌並無對價關係云云，可見其未於偵查中自白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行，自無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 ⑵此外，被告宋韋辰就事實欄二㈡㈢所為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犯行，所收取之賄賂共計「11萬元」（如附表二所示），業已超過5 萬元，自不符合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辯護人主張有該條項之減刑事由（院三卷第332頁），自非可採。 ⑶又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資為判斷。本院審酌被告宋韋辰身為公務員，未能端正己身，廉潔從公，而為事實欄二㈡㈢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行，損害公務員形象，雖無可取，惟衡其所為本案犯行，所收取之賄賂僅有11萬元，且於審判中業已自白犯罪，並繳回全部犯罪所得，其犯罪情節相較所犯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實有情輕法重之情形，本院認即令處以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爰就事實欄二㈡㈢部分，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2.被告侯家豪部分： ⑴被告侯家豪於偵查中已自白事實欄三㈠㈡犯行，並繳回11萬元，有匯款申請書、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收受贓證物品清單可佐（偵八卷第385頁、第505頁），爰均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⑵被告侯家豪如事實欄三㈡犯行所收取之賄賂僅有2萬元，其所為究與公務員重大貪瀆有別，犯罪情節尚屬輕微，爰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⑶被告侯家豪上開所犯各罪，經分別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 項前段、第12條第1項規定減刑後，法定刑均已大幅減輕，就減輕後之法定最低刑度以觀，並無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情形，是均無再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必要。 3.被告連政部分： ⑴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二㈡㈢之犯行，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犯行，應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連政為貪圖轉貸之利益，對被告宋韋辰為事實欄二㈡㈢交付賄賂犯行，應予以相當程度之非難，認不宜免除其刑，併此敘明。 ⑵此外，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二㈡㈢之犯行，應論以一罪，已如前述，而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二㈡㈢所交付之賄賂共計「11萬元」（如附表二所示），業已超過5萬元，自不符合貪污治罪條例第12 條第2項規定，辯護人主張有該條項之減刑事由（院三卷第334 頁），自非可採。　 ⑶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三㈠所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在偵查中自首，有被告連政113年2 月19日、113年2月20日偵訊筆錄、檢察官113年2月26日簽呈在卷可憑（他二卷第7至9頁、第15至18頁、他二卷第3至4頁），應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前段規定，免除其刑。 4.被告姜理強部分：被告姜理強就事實欄二㈡、事實欄三㈠之犯行，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犯行，均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姜理強為貪圖轉貸之利益，對被告宋韋辰、侯家豪為交付賄賂、不正利益（僅指事實欄三㈠）犯行，應予以相當程度之非難，認不宜免除其刑，併此敘明。 5.被告林柏均部分：被告林柏均就事實欄三㈡之犯行，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犯行，應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林柏均為貪圖轉貸之利益，而對被告侯家豪為交付賄賂之犯行，應予以相當程度之非難，認不宜免除其刑，併此敘明。另其所交付之賄賂僅有2萬元，且僅係單獨一人犯案，背後並無龐大犯罪集團之操控及參與，犯罪情節尚屬輕微，爰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6.另外，被告連政、姜理強、林柏均因從事二手車、權利車買賣，為方便聯繫車主詢問是否有意轉貸，竟賄賂公務員以獲取車主個人資料，足使人民喪失對於國家公務機關之信賴，客觀上不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況且，被告連政、姜理強、林柏均前揭犯行，均得依前開規定減輕其刑，並無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苛之情輕法重的情形，自均不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㈧本院審酌被告宋韋辰、侯家豪身為員警，本應遵守法令規定，慎用職權，竟為謀求不法利益，分別為上開行為，敗壞公務員風紀，所為均應予以非難；又被告連政、姜理強、林柏均為圖一己便利及私利，分別為上開犯行，嚴重破壞公務員之不可收買性及廉潔性，所為亦值非議。惟考量被告宋韋辰於審判中終能自白犯行，而被告侯家豪、連政、姜理強、林柏均於偵查中及審判中均坦認錯誤之犯後態度，並兼衡被告5人之智識程度、工作、收入、生活情狀、家庭經濟狀況等節（因涉及個人隱私，故不予揭露，詳如院三卷第329至330頁）、前科素行（被告宋韋辰前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交簡字第50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9月14日執行完畢、被告連政前因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以110年度原易字第3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被告連政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1年度原上易字第1號判決上訴駁回而告確定，於111年7月7日執行完畢、被告姜理強前因傷害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審訴字第9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11年6月16日執行完畢等節，有渠等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犯罪分工之方式、刑法第57條之各款事由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姜理強所犯事實欄二㈠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就被告宋韋辰、侯家豪所犯上開之罪，以及被告姜理強所犯不得易科罰金部分（即事實欄二㈡、事實欄三㈠），併斟酌渠等所犯各罪之不法與罪責相類程度，各行為之態樣、手段、動機，以及對渠等施以矯正之必要性，進而為整體非難之評價，分別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㈨緩刑部分：按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1.被告宋韋辰、侯家豪所為之受賄犯行，所處之宣告刑均超過2 年，不符合宣告緩刑之要件；又被告宋韋辰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犯行，本院認為被告宋韋辰身為員警，濫用職權查詢車牌資料，敗壞公務員風紀，依其犯罪情節，難認有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自不宜為緩刑之宣告。 2.被告連政前因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以110年度原易字第3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被告連政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1年度原上易字第1號判決上訴駁回而告確定；被告姜理強前因傷害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審訴字第9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是以，渠等2人均不符合宣告緩刑之要件。 3.又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旨在獎勵自新，除須具備刑法第 74條第1項各款所定之條件外，並須有可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始足當之。被告林柏均僅為一己之私，行賄員警洩漏車主之個人資訊，依其犯罪情節，認不宜給予宣告之緩刑，併此敘明。　㈩按犯本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定有明文，而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不受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自應優先適用。然因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之規定並未針對褫奪公權之期間有所規範，故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規定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使其褫奪公權之期間有所依憑。查被告5人所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既均經本院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三㈠除外），自應併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併予分別宣告如主文所示之褫奪公權期間，被告侯家豪、姜理強部分，並依刑法第51條第8款規定，僅就其中最長期間執行之。 沒收部分： 1.扣案物部分： ⑴被告宋韋辰部分： ①附表七㈠編號7所示之物，為被告宋韋辰所有，且其有以之與被告連政、姜理強聯絡，業據被告宋韋辰自承在卷（警一卷第30 頁、院三卷第327頁），屬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②附表七㈠編號1至6、編號8至10、編號12所示之物，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編號11部分，僅為證據性質，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⑵被告侯家豪部分： ①附表七㈠編號14、15所示之物，為被告侯家豪所有，且其有以之與被告姜理強、林柏均聯絡，業據被告侯家豪自承在卷（警五卷第32頁、院三卷第327至328頁），屬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②附表七㈠編號13、16至19所示之物，或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或無刑法上重要性，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⑶被告連政部分： ①附表七㈠編號20所示之物，為被告連政所有，業據被告連政自承在卷（警三卷第60頁），又該手機內所存之資料與被告宋韋辰所查詢之車籍資料相符（警三卷第165頁），且該手機內存有被告侯家豪之證件資料（他二卷第45頁），顯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②附表七㈠編號21所示之物，為被告連政所有，且其有以之與共同被告聯絡、接收車籍資料，業據被告連政自承在卷（警三卷第 60頁、院三卷第329頁），屬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 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③附表七㈠編號22所示之物，為被告連政所有，業據被告連政自承在卷（警三卷第60頁），又該硬碟內存有被告連政行賄之帳冊資料（偵二卷第279頁、他二卷第241頁），顯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④附表七㈠編號23所示之物，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⑤附表七㈠編號24所示之物，為被告連政所有，業據被告連政自承在卷（警三卷第61頁），又該電腦內所存之車籍資料與被告宋韋辰、侯家豪所查詢之車籍資料相符（警三卷第185至188頁、偵八卷第184至188頁），顯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⑷被告姜理強部分： ①附表七㈠編號25所示之物，為被告姜理強所有，業據被告姜理強自承在卷（警二卷第22頁），又該手機內存有被告宋韋辰所查詢之車籍資料（警二卷第181至194頁），顯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②附表七㈠編號26所示之物，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③附表七㈠編號27所示之物，為被告姜理強所有，且其有以之與被告侯家豪、連政聯絡，業據被告姜理強自承在卷（警三卷第50 頁、院三卷第329頁），屬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④附表七㈠編號28所示之物，業已發還，業據被告姜理強自承在卷（院三卷第329頁），自不予宣告沒收。 ⑸被告林柏均部分：　　 ①附表七㈠編號29、31、33至34所示之物，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編號32部分，僅為證據性質，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②附表七㈠編號30所示之物，為被告林柏均所有，且其有以之與被告侯家豪聯絡，業據被告林柏均自承在卷（警五卷第102頁、偵八卷第284頁），屬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⑹附表七㈡編號1至16所示之物，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⑺附表七㈡編號17所示之物，為被告連政之配偶賈孟萱所有，且賈孟萱有以之與被告連政聯繫有關查車牌費用之事（偵一卷第32 2頁），屬本案之證據，然因此手機並非被告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　 2.犯罪所得部分： ⑴按被告犯貪污罪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就已自動繳交之全部所得財物，於判決固無庸再諭知追繳，惟仍應諭知沒收或發還被害人，俾於判決確定後，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70 條第1項前段規定，據以指揮執行。否則在判決確定後，將因確定判決未就自動繳交之全部所得財物諭知沒收或發還被害人，檢察官指揮執行沒收或發還被害人缺乏依據，徒生處理上無謂之爭議，亦不符澈底剝奪貪污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06年度台非字第10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宋韋辰如事實欄二㈡㈢之犯罪所得即賄賂11萬元，業據其於本院提出、繳交在案，有扣押物品清單、本院收據為證（院二卷第9至11頁），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且不生追徵其價額之問題。　 ⑶被告侯家豪如事實欄三㈠至㈡所示之犯罪所得分別為不正利益2萬元及賄賂7萬元、賄賂2萬元，業據其於偵查中提出、繳交在案，有匯款申請書、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收受贓證物品清單可佐（偵八卷第385頁、第505），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且不生追徵其價額之問題。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甘若蘋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河山、陳俊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胡慧滿法官胡家瑋法官戴筌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林玉珊（附記：本案原定113年10月4日上午10時宣判，惟因颱風來襲，高雄市於113年10月4日停止上班，故本案順延至113年10月7日上午10時宣判。）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1項、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刑法第132條第1項、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44條。

2024-10-07

KSDM-113-訴-203-20241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