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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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異議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219號抗告人即受刑人董維雄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回復原狀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13日裁定（112年度聲更一字第2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本案抗告人即受刑人董維雄（下稱受刑人）於民國110年1月5日14時許，在其戶籍地址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檢察官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聲請送觀察、勒戒（110年度毒偵字第2603號、111 年度聲觀字第374號），經新北地院於111年5月2日以111年度毒聲字第4859號為本案裁定，郵務人員於111年5月12日將本案裁定正本送達受刑人戶籍地址（即新北市○○區○○路00號底層，下稱戶籍地址），因未會晤應受送達人者或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遂於同日寄存送達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景安派出所（下稱景安派出所）等情，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新北地院112年度聲更一字第24號〔下稱聲更卷〕第119頁），並經調閱查明屬實；受刑人戶籍地址為新北市○○區○○路00號底層一節，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稽，且經受刑人於本案歷次偵查庭時陳明在卷（見110年毒偵字第2603號第10、32至33頁），可以採取。本案裁定正本於111年5月12日寄存景安派出所後，直至112年1月5日，仍無人領取，有法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稽（112年度聲字第9 7號卷第64頁）；該裁定寄存於受刑人戶籍地之日即111年5 月12日起，經10日發生合法送達之效力，再自翌日起算5日（修正刑事訴訟法前之抗告法定期間），及加計在途期間2 日，抗告期間計至111年5月30日即已屆滿。受刑人未於法定期間提起抗告，新北地檢署檢察官於本案裁定確定後，依本案裁定執行觀察、勒戒，於111年12月18日核發觀察勒戒執行指揮書，受刑人業已執行觀察、勒戒期滿（見112年度毒偵緝字第18號卷第3頁），接續執行殘刑。受刑人主張其戶籍地址並無通往地面之實際出入口，亦無法設立信箱及電鈴以致無法收受文書，陳稱本案裁定寄存送達不合法，聲請回復原狀併補行抗告資以救濟，認為無理由，駁回其回復原狀之聲請、補行之抗告，及受刑人據此對於檢察官合法執行觀察、勒戒聲明異議，亦予駁回等情。二、抗告意旨略以：受刑人前於假釋中因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規定情節重大，於110年11月8日經法務部矯正署撤銷假釋，應執行殘刑2年3月4日，受刑人經傳拘未到案，於111年12月18 日遭緝獲到案，自111年12月18日入臺灣臺北看守所附設勒戒處所執行本案觀察、勒戒，於112年1月19日因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出所。受行人於入監後，始發現戶籍地自69年12 月完成時門牌即編釘錯誤，與原應設籍地址即安平路17巷內某號底層，相距達60公尺以上，且戶籍地址並無出入口亦無大門，無信箱或門首可供黏貼送達通知，致檢察官從傳喚受刑人到案執行、拘提、甚至遭通緝，其送達程序皆不合法，抗告人已向新北○○○○○○○○申請派員現場勘查，並向法務部矯正署聲請回復原狀，經法務部矯正署以112年7月12日法矯署復字第11201022290號受理復審在案。本案鑒於釋字第310、 663、667號解釋意旨，司法文書之送達可能涉及人民循序提起訴訟救濟，與人民受憲法第16條保障之程序基本權攸關，自應符合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受刑人雖經觀察、勒戒執行完畢，若經回復原狀，不僅能撤銷本案觀察、勒戒之裁定暨執行，尚得就檢察官撤銷緩起訴處分為回復自行至醫療院所毒癮戒治，則之前觀察勒戒期間之31日，應得折抵刑期，為此懇請法院准予回復原狀並補行抗告，並對檢察官為觀察、勒戒之執行聲明異議云云。三、經查：（一）本案受刑人坦承施用甲基安非他命1次，經檢察官撤銷緩起訴處分而向法院聲請觀察、勒戒，新北地院於111年5月 2日以111年度毒聲字第4859號為本案裁定，郵務人員已將本案裁定送達戶籍地址，受刑人雖稱該址無法收受文書，本案裁定無從合法寄存送達，聲請就救濟期間回復原狀云云。然查：受刑人稱多次向觀護人聲請遷移戶籍地址，也完成書面聲請，竟無下文云云；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112年1月19日新北檢增化109毒執護501字第1129006309號函復：受刑人確曾於110年8月18日向該署觀護人提出遷移戶籍之申請，非主動積極聲請，而係觀護人催促始書寫聲請書，但需繳交遷移戶籍同意書（請同意人簽名並附具遷入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受刑人斯時未在監羈押卻迄未提出同意書，致未能辦理乙情。且地檢署歷次寄發之告誡函、陳述意見函，受刑人均會主動至派出所領取（有領取紀錄），先前均能按時報到，其後拒未提出遷移聲請，其所辯一直沒收到裁定、撤殘通知，恐非實情等語（見112年度聲字第97號卷第65至73頁）。顯示受刑人關於辦理遷移戶籍之聲請，咎因自己遲未繳交同意書而未辦妥，自「非因過失」，致本案裁定正本送達時，郵務人員仍向戶籍地址為之，受刑人並無符合「非因過失」而遲誤法定期間救濟之要件。受刑人於偵訊及法院詢問時，均陳報其住所為本案戶籍地址，有被告個人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附卷可查(見毒偵卷第10、32頁、聲更卷第107至127頁）；於新北地院113年7月4日訊問時亦稱自96年到102年及自106年至今，都設籍該戶籍地，從96年至101年間，也有收到很多前案的判決書，凡早上出門若遇郵差，即會問有沒有13號底層的郵件，郵差如果說有，我就會簽收，我人不在，貼單子要我去派出所或警察局領取，我有領過幾次，13號底層沒有釘門牌，但是會貼在景安里的布告欄上面，布告欄距離我家的出入口約40、50公尺，我路過布告欄知道有文件就去領取，假如貼的不牢固掉在地上，就在附近找找看；於同院112年1月3日訊問時稱伊買該址有3個門牌，可以相通，一個是安平路17號的公寓可以往下走，但13號不能往下走，沒出入口，有想過要將13號底層戶籍遷到17號等語（見聲卷第62頁、聲更卷第109至111頁），足見其對於長期設籍在該戶籍地，及對該處信箱、門牌之郵務送達設置情況知之甚詳；參以新北地檢署函復受刑人之後有規避觀護人查核監督之嫌（聲卷第65頁），亦徵其「非因過失」。本案郵務人員已將准予觀察、勒戒裁定正本寄存送達，被告縱未前往景安派出所領取，亦無礙本案裁定正本發生送達之效力。何況，受刑人於檢察官執行觀察勒戒時，若於正當之程序有所疑，理當立即聲請救濟，卻於執畢後多年，始執詞本案裁定無從合法送達，不生送達效力云云，即非可採。（二）受刑人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新北地檢檢察官聲請將受刑人送觀察、勒戒，新北地院於111年5月2日以本案裁定准許之，本案裁定係以郵寄方式於同月12日送達受刑人陳明之戶籍地址，因未會晤受刑人本人或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乃於同日將文書寄存在該址所轄之警察機關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景安派出所，其寄存送達合於規定；又本案裁定於111年5月10日送達檢察官，同日對外生效，其內容係屬命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之保安處分，依刑事訴訟法第456條前段規定，新北地檢檢察官於1 11年12月18日就本案裁定為執行之指揮，諭知解送受刑人至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等節（111毒聲485卷第41至45頁、110毒偵2603卷第10、32頁、112毒偵緝17卷第22至23頁），以上程序俱屬合法正當，受刑人所謂無從合法寄存　　　係屬自己之說詞，不足採取。又受刑人於偵查及原審法院　　　坦承施用毒品，該裁定亦依法有據，其執行自無不法可言　　　。受刑人直言對本案裁定聲請回復原狀暨提起抗告尋求救　　　濟，已屬無據，為能循此請求檢察官給予緩起訴戒癮治療，欲憑已執行之勒戒期間31日折抵刑期云云，均與新北地檢檢察官就本案裁定所為執行之指揮無涉，附此敘明。四、綜上所述，本案觀察、勒戒之裁定已然合法寄存送達於受刑　　人，檢察官之執行指揮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原裁定因而　　認其聲明異議、回復原狀（併補行抗告）之聲請，俱無理由，予以駁　　回，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受刑人猶執前詞提起本件抗　　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廖怡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賴資旻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2024-11-29

TPHM-113-抗-2219-20241129-1

國審侵上重訴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性自主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侵上重訴字第1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李明哲、廖彥鈞上訴人即被告陳冠霖選任辯護人吳怡德律師(法扶律師) 陳宗奇律師(法扶律師) 陳柏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2日所為112年度國審侵重訴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04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第二審就適用國民法官法案件的定位、審查標準與本院據以審查當事人上訴有無理由之原審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與科刑：一、國民法官法第90條規定：「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一、有第六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款或第六款之情形。二、非因過失，未能於第一審聲請。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第1項）。有證據能力，並經原審合法調查之證據，第二審法院得逕作為判斷之依據（第2項）。」同法第91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同法第92條規定：「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或上訴雖無理由，而原審判決不當或違法者，應將原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撤銷。但關於事實之認定，原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不得予以撤銷（第1項）。第二審法院撤銷原審判決者，應就該案件自為判決。但因原審判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撤銷者，應以判決將該案件發回原審法院：…… （第2項）。」由前述規定可知，由於國民法官法是引進國民參與審判的特別刑事訴訟程序，就第二審法院證據調查與審查標準，採取迥異於刑事訴訟法有關非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的立法例。亦即，就第二審證據調查採行限制續審制，第二審法院就有證據能力，並經第一審合法調查的證據，得逕作為判斷的依據，並限制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聲請調查證據的權限；就第二審的審查標準則採行事後審制，司法院依照國民法官法授權而訂定的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0 條即明定：「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第二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審查權限，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撤銷第一審法院之判決。」是以，如第二審未調查新證據，亦未重新認定事實，而是本於事後審制的精神，就原審判決所適用的法令有無違誤進行審查時，當無依刑事訴訟法第364條準用第308條而記載事實欄的必要，應先予以說明。二、本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國民法官法庭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即被告甲○○有如原審判決事實欄所載於民國112年3月2日下午6時左右，自家中攜帶水果刀1把藏放隨身包包內，前往皇冠酒店（址設：臺北市○○區○○街00號2 樓）B08包廂消費，並指名公關小姐○○○（藝名與真實姓名詳卷，以下簡稱A女）前往坐檯，隔天（同年月3日）上午7時4 5分左右，被告因故與A女發生爭執後，基於殺人的犯意，持本案水果刀連續刺殺A女的胸部、腹部、頸部等部位7刀，導致A女大量腹腔內出血及大量後腹腔肌肉出血，A女受傷倒地後，被告就赤裸上半身跨坐在A女身上，以右手隔著A女所穿內褲撫摸她的外陰部，並以身體部位碰觸A女乳房，A女經緊急送醫後，仍然因為傷勢過重，在同日上午9時53分宣告死亡的犯行明確，論以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的攜帶兇器強制猥褻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扣案水果刀1把沒收等，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論罪的理由。本院審核原審的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未調查新證據，亦未重新認定事實，而僅就原審判決所適用的法令有無違誤進行審查，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自無記載事實欄的必要。貳、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原審以被告坦承殺人、僅觸碰被害人乳房及私處為由，率爾認定被告的犯行未達「情節最重大之罪」的標準，尚嫌速斷。再者，原審判決稱被告犯後於偵查及審理中皆坦承殺人部分，實則被告坦承犯罪的原因，是因案發時包廂內僅有被告與被害人2人在場，現場並有沾染該2人血液的兇刀及DNA等生物跡證以資為證，被告僅得選擇承認殺人部分罪行，卻在證人指證歷歷下，仍矢口否認強制猥褻部分。又被告企圖以新臺幣5 萬元的和解金額羞辱被害人家屬，甚至採取佯裝有和解意願、聲請裁定不行國民法官審理程序等方式，可見被告為躲避死刑而無所不用其極，犯後態度極為惡劣，原審判決的論述恐有悖於論理法則及經驗法則。綜上，從被告的犯罪動機、犯罪手段、犯後態度觀之，被告的犯罪行為已該當「情節最重大之罪」，顯有與社會永久隔離的必要。是以，請撤銷原審判決，改判處被告死刑，以彰法治。　二、被告上訴及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　㈠受國民法官法庭審理並非被告的權利，被告亦非自願被國民法官法庭審理。當被告所涉犯罪為國民法官法適用的案件時，被告並無權改由職業法官審理，基本上是被迫一定要依國民法官法審理，既然被告不是自願、主動要求國民法官法庭就其所涉犯的案件為審理，受國民法官法庭審理也非被告的權利，自然也不應該過於尊重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第一審判決。再者，國民法官法第1條既然明定「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則只有第一審判決的國民法感情可以被評價為「正當」時，方有對之多予尊重的必要。憲法第16條的訴訟權保障，既然已經司法院大法官多次在憲法裁判中揭示「有權利、有救濟」為其核心內涵，並且在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中認為上訴救濟是為了「以避免錯誤或冤抑」。因此，適用國民法官法的上訴審，不但沒有必要畫地自限，更應該積極、主動的對第一審判決可能的錯誤進行糾正。因為如對國民法官參與的第一審判決過度尊重，其惡果就是被告於第一審遭判決後即「救濟無門」，永無翻身之日，如此一來，受國民法官法庭審理的被告，其訴訟權將成憲法保障的化外之地。綜上，國民法官反應的法感情需「正當」方應尊重，上訴審應該盡其被告權利救濟及糾正下級審錯誤的職責，就第一審事實、法律與量刑問題的審查，未必要採取「明顯錯誤標準」、「無害錯誤標準」或「裁量濫用標準」，而過於尊重國民法官法庭的第一審判決。　㈡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未依檢察官變更起訴事實的範圍進行認定，且依據錯誤起訴事實進行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因檢察官在辯論中將被告的犯罪事實限縮於親吻胸部、觸摸下體，原審判決卻超出起訴範圍而判決，違反不告不理原則。又原審判決僅以邱維國的證詞，認定被告對被害人強制猥褻。然而，邱維國的證詞除了前後矛盾之外，也明顯與卷內其他證據矛盾。諸如，原審判決認定被告跨坐在被害人身上隔著被害人衣物撫摸下體、胸部，但是現場卻無如法醫作證時所稱應有的大片血跡，法醫鑑定報告也沒有在下體、衣物發現任何被告的DNA，甚至邱維國也承認他是依據原審甲證二進行回答，並非親見親聞，而為推測之詞。甚至邱維國於作證當天遲到時，檢察官當庭表達有與邱維國通過電話40分鐘，邱維國明顯不具證人適格性，所陳述內容亦不得作為證詞。原審卻未調查此等狀況，且未說明為何不採納其他與邱維國矛盾的證據，單以有瑕疵的邱維國陳述，認定被告有強制猥褻罪行，此一錯誤顯然對判決有重大影響。何況依照立法理由、沿革，強制猥褻與殺人的結合，應該是有基本行為的強制猥褻行為後，再有結合行為的殺人行為才適用。原審法院既然已經合議定出適用法則，卻於事後反於已定好的法則，甚至違反立法者的意思，亦有判決違背法令的情事。　㈢原審已就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為何，由萬芳醫院的吳佳慶醫師為鑑定並出具鑑定報告。然而，該份鑑定報告出現顯然的錯誤，造成符合邊緣型智能（Borderline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以下簡稱BIF）的被告，並未經適當揭露此一資訊，而未由責任能力鑑定團隊及量刑鑑定團隊充分審酌此一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及可能影響量刑的因子。正是因為智商較常人為低，方有BIF名詞的出現，特別是智商差異會出現在認知處理、情緒調節、問題解決的能力，以及應付社會壓力的情況上。又關於被告行為時責任能力為何的鑑定結論，尚有於量刑鑑定時經量刑鑑定團隊全盤引用之情。此一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及可能影響量刑的因子並未被充分審酌，應有對於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為何再為鑑定的必要。懇請鈞院委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就本件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為何再為鑑定。　㈣關於死刑的量定，憲法法庭已於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中，明示刑法規定所處罰的故意殺人罪，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的情形，方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的意旨無違。檢察官主張應對被告求處死刑而提出上訴，依據前述憲法法庭判決意旨，關於得否對於被告科處死刑、被告是否存有前述不得科處死刑的限制，就應導正前述錯誤的鑑定意見，而有另為鑑定的必要，以合乎 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所揭示最嚴格標準的正當法律程序。參、本院認原審的事實認定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亦無其他判決不當或違法的情事：一、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的第二審法院是兼容事後審及限制續審的精神，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的宗旨，秉持謙抑原則，尊重第一審法院的判決結果，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不得任意以所認定的事實與第一審不一致即撤銷第一審判決，已如前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438號、第3856號刑事判決亦同此意旨。而所謂的上訴審法院「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依據該條及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1項但書「關於事實之認定，原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不得予以撤銷」的立法理由，是指國民法官法為引進國民參與審判的特別刑事訴訟程序，有關於事實的認定，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國民法官於第一審判決所反映的正當法律感情，除第二審法院認為第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外，原則上不得遽予撤銷。亦即，第二審法院不宜輕易逕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的不同心證，即予撤銷；如以第一審判決有認定事實以外之不當或違法而撤銷時，則適用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至於所謂的「經驗法則」，是指一般人基於日常生活所得的經驗，客觀上為大多數人所普遍接受的原則；「論理法則」則是指經由事物的歸納及演繹方法，取得一定的推理原則及邏輯法則。第二審法院以事實認定錯誤而撤銷原審判決時，應於判決理由中敘明原審判決有何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的情事，以及該等事情如何影響於判決結果。第二審法院認第一審判決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需有具體理由認為第一審依證據所為事實認定欠缺合理性；如僅第二審法院關於證據評價的見解或價值判斷與第一審判決有所不同，而雙方各有所據者，不屬之。二、本件原審判決已說明依證人即皇冠酒店員工邱維國證述他於聽聞被害人尖叫後，前往包廂廁所查看，有目擊被告在被害人倒地的狀態下，赤裸上半身跨坐在被害人腹部，隔著被害人內褲，以右手撫摸被害人外陰部之情，並先退出包廂請示相關人員後，再度回到包廂開啟當時已遭上鎖之廁所門，並立即以手機拍攝卷附照片（甲證2），照片呈現被告發現門遭開啟而起身站立的狀態。細觀該照片顯示，被害人當時側身倒臥在包廂廁所內的角落，被害人身上與身旁地上均有血跡，且被告赤裸上半身，是以雙腳跨站方式，橫跨在被害人併攏的雙腳兩側，可知被告起身站立前，其身體姿勢是跨坐於被害人的身體上。再者，被害人胸部乳頭部位的棉棒檢出不排除來自與被告具有同父系血緣關係或相同Y filer Plus STR DNA型別之人，且被害人陰道口組織的顯微鏡觀察結果有黏膜下層血管充血的情形，亦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出具的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而證人即皇冠酒店員工林玉燕亦證稱邱維國於聽聞被害人尖叫聲後，確實有前後多次前往包廂查看，她也有與邱維國一同進入包廂查看。又依皇冠酒店店內監視錄影檔案的勘驗筆錄，顯示案發當日邱維國於上午7時4 5分獨自進入包廂，於同日上午7時50分12秒再度進入包廂，林玉燕於數秒後也接著進入包廂，同日上午7時51分邱維國先步出包廂後，林玉燕數秒後也步出包廂，邱維國於同日上午7時52分再度進入包廂，林玉燕則於同日上午7時53分與皇冠酒店不詳人員也再度進入包廂，林玉燕停留直到警方抵達現場，同日上午7時53分邱維國與該名皇冠酒店不詳人員則快步走出包廂，可知案發當時邱維國不止2次出入包廂，邱維國、林玉燕均可能因目擊被害人遭到刺殺，心中恐懼不安，對於彼此進出包廂的次數、先後時間、所見細節、甚至包廂廁所門扇開啟方向等枝微末節未能精確記憶，不能因此即認邱維國關於目擊被告有隔著內褲撫摸被害人外陰部的證述不具可信性。另依卷內皇冠酒店助理呂建廷與邱維國的通訊軟體LINE（以下簡稱LINE）對話訊息，顯示邱維國確有於案發當日上午7時50分、7時51分與呂建廷透過LINE進行48秒、 22秒通話，邱維國於同日上午7時53分傳送他手機所拍攝的現場照片予呂建廷後，隨即於上午7時56分、8時6分、8時10 分進行18秒、29秒、1分20秒的通話，可知邱維國於案發後確實有傳送他所拍攝的現場照片予呂建廷，並旋即進行多次通話，顯然會談及被害人在皇冠酒店內遭到被告刺殺之所見與處理事宜，自不能以呂建廷證稱不記得邱維國曾提到被告撫摸被害人下體之事，即認邱維國前述證述內容不可採信。原審綜合上情及各項事證，認定被告是在被害人來不及防備反應，也來不及對外呼救或逃離包廂的狀態下殺害被害人，並有於被害人受傷倒地後，背對包廂廁所門口，赤裸上半身跨坐在被害人身上，以右手隔著被害人所穿內褲撫摸其外陰部，並以身體部位碰觸被害人乳房等犯罪事實。本院審核後，認原審判決此部分所為的犯罪事實論斷，與卷內事證相符，亦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是以，被告上訴意旨主張：邱維國並非親見親聞，而為推測之詞，不具證人適格性，所陳述內容亦不得作為證詞，原審單以有瑕疵的邱維國陳述，認定被告有強制猥褻罪行等語，並不可採。三、辯護人為被告辯護意旨雖主張：受國民法官法庭審理並非被告的權利，為保障被告的訴訟權，上訴審應該盡其被告權利救濟及糾正下級審錯誤的職責，不應該過於尊重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第一審判決等語。惟查：　㈠《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規定具有國內法律效力。而其中《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公政公約》第14條第5項已明定：「經判定犯罪者，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依照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於西元2007年第90屆會議所作成第32號一般意見（ge neral comments），於「七、上級法院的覆判」中，敘明：「第14條第5項所規定的上級法院覆判為有罪判決和判刑的權利，要求締約國有義務根據充分證據和法律、為有罪判決和判刑而進行實質性覆判，比如允許正當審查案件性質的程序……然而，只要法院的覆判能夠研判案件的案件事實，則第 14條第5項不要求完全重新審判或『審理』……因此，比如說，如果上級法院詳盡地審查了對為有罪判決者的指控，考量了在審判和上訴時提交的證據，發現具體案件中有足夠犯罪證據而證明有罪，就不違反《公約》」等意旨（法務部編印，《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一般性意見》，第108頁）。又依《公政公約》第5條第2項規定：「本公約締約國內依法律、公約、條例或習俗而承認或存在之任何基本人權，不得藉口本公約未予確認或確認之範圍較狹，而加以限制或減免義務。」這說明《公政公約》保障的權利僅代表國家所須實踐人權保障責任的最低要求。亦即，國家應以《公政公約》及其他國際人權公約作為我國人權保障的最低標準，如國內法或其他國際條約另有更有利於人民特定權利實現的規定者，自應優先適用較為有利的規定，而無必要優先適用《公政公約》規定。雖然如此，審級制度畢竟涉及當事人及時有效救濟權益、避免錯誤或冤抑及訴訟資源有效配置等諸多面向的考量，則前述《公政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2號一般意見所揭示的訴訟權保障意旨，仍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　㈡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針對原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款及第 2款規定之中，就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者，被告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部分，未能提供至少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部分，雖判定：「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但於解釋理由書中亦敘明：「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本院釋字第418號解釋參照）。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人民權利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本院釋字第396號、第574號及第653號解釋參照）。人民初次受有罪判決，其人身、財產等權利亦可能因而遭受不利益。為有效保障人民訴訟權，避免錯誤或冤抑，依前開本院解釋意旨，至少應予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亦屬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此外，有關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則應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訴訟制度之功能及司法資源之有效運用等因素，以決定是否予以限制，及如欲限制，應如何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本院釋字第396號、第442號、第512號、第574號、第639號及第665號解釋參照）」等內容。　㈢由前述《公政公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2號一般意見與司法院大法官（憲法法庭）的相關解釋或判決意旨，可知為避免錯誤或冤抑，刑事被告至少應給予一次上訴救濟的機會，但並不要求上級審必須完全重新審判，有關訴訟救濟應循的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應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的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訴訟制度的功能及司法資源的有效運用等因素，以為決定。這意味在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核心領域所要求的基本內容，亦即人民於訴訟上有受公正、迅速審判與獲得救濟之權利的前提下，立法者就訴訟制度享有相當寬廣範圍的形成自由。再者，關於上訴審的構造，向來有覆審制、續審制與事後審制的不同立法例，各國通例以採行續審制、事後審制或續審兼事後審制為原則，類似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採行覆審制者，實屬罕見，有違訴訟經濟並無端浪費寶貴的司法資源。有鑑於此，106年司改國是會議中，就「分組議題：2-3建構效能、精實的法院組織與程序」亦達成：「建立堅實的第一審，第二審原則上為事後審或嚴格續審制，第三審為嚴格法律審的訴訟結構」的決議。而由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壹、一），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的第二審法院是兼容事後審及限制續審，此乃立法者在尚未全面落實前述「金字塔型訴訟程序」改革方向前，先行針對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所為的制度安排，依照前述說明所示，本合議庭懍於「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的憲法誡命，自當予以遵守。何況「刑事審判的天條是不能製造冤抑」，為落實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所揭示：「避免錯誤或冤抑」的意旨，這意味第二審法院就國民法官法庭所作成有罪、無罪判決的審查標準無需一致。亦即，由於隧道視野或認知偏誤而生誤判是國民法官、職業法官都可能出現的問題，而且實證研究亦未顯示採行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社會，其所生冤案的機率有較純職業法官審判為低的情況，自無為了尊重國民的正當法律感情，而要求無罪推定的普世價值應予退讓，則第二審在撤銷第一審國民法官法庭有罪判決而改諭知被告無罪時，其審查標準應如同非適用國民法官法的案件，以對於該有罪判決產生合理懷疑即可，而無庸與有罪判決採取同一的審查標準（以事實的認定有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且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為必要），即可避免受國民法官法庭審判卻可能蒙冤的被告「救濟無門」的問題。是以，辯護意旨所指：為保障被告的訴訟權，上訴審不應該過於尊重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第一審判決等語，顯然是過度簡化問題，並不可採。　四、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未依檢察官變更起訴事實的範圍進行認定，且依據錯誤起訴事實進行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等語。惟查，刑事訴訟本於不告不理原則，審判範圍應與起訴的範圍相一致，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加以審判，亦不得對已起訴的犯罪不予判決，至於犯罪曾否起訴，應以起訴書狀所記載的被告及犯罪事實為準，不受起訴書所引犯罪法條的拘束（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12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法院於不妨害事實同一的範圍內，本得本於職權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所謂的「事實同一」與否，並非指其罪名或犯罪構成要件同一，亦非謂全部事實均須一致，而應以檢察官起訴的基本社會事實是否同一，並以犯罪構成要件有無罪質上之共通性為具體判斷的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2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檢察官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為：「A女受傷倒地後，被告就背對包廂廁所門口，赤裸上半身跨坐在A女身上，以右手自A女短裙的裙擺伸入裙內，隔著A女所穿著的內褲，以手指插入A女的陰道口，並親吻A女之乳頭」，所為是犯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第222條第1項第8款的加重強制性交而故意殺人罪嫌（原審卷一第7-9頁）；其後，公訴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及補充理由書變更犯罪事實為：「A女受傷倒地後，被告就背對包廂廁所門口，赤裸上半身跨坐在A女身上，以右手自A女短裙的裙擺伸入裙內，隔著A女所穿著的內褲，以右手隔著A女所穿內褲撫摸其外陰部，並以身體部位碰觸A女乳頭」，所為是犯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第224條之1 、第222條第1項第8款的加重強制猥褻而故意殺人罪嫌（原審卷一第97-98頁）。由此可知，原審經過證據調查結果，依職權認定犯罪事實為「A女受傷倒地後，被告就背對包廂廁所門口，赤裸上半身跨坐在A女身上，以右手隔著A女所穿內褲撫摸其外陰部，並以身體部位碰觸A女乳房」，並論以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的攜帶兇器強制猥褻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依照上述說明所示，原審所為的認定並未逾越檢察官起訴基本事實的範圍，則其於不妨害事實同一的範圍內，自得自由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是以，辯護人這部分為被告所為的辯護意旨，亦不可採。五、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最高法院曾就結合犯多次提出見解，認定必須出於預定的計畫，且有先後順序，則縱使被告有原審判決所認定的犯罪事實，他「先殺人再有強制猥褻」的犯行，亦與法條文義、立法理由及實務見解不符，顯見原審在適用法律上有明顯違誤等語。惟查，刑法學上所謂的「結合犯」，是指將兩個以上可獨立的犯罪，依法律規定結合成為一個新罪，其類型可分為形式結合犯及實質結合犯。其中所謂的「形式結合犯」，是將兩個可獨立成罪的故意犯罪結合，使其成為一種新的犯罪型態，因該等行為人惡性較為重大，故給予較重的法定刑，如刑法第226條之1強制性交（猥褻）罪的結合犯。又結合犯既然是將二以上的獨立犯罪行為，依法律規定結合成一罪，其主行為為基本犯罪，舉凡行為人利用基本犯罪的時機，而起意為其他犯罪，二者間具有意思的聯絡，即可成立結合犯，至於犯他罪的意思，不論起於實行基本行為之初，即為預定的計畫或具有概括的犯意，抑或出於實行基本行為之際，而新生的犯意，亦不問其動機如何，只須二行為間具有密切的關連，而有犯意的聯絡、事實的認識，即可認與結合犯的意義相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418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另基於審判獨立的憲政法理，法官在個案審判中自應受判決先例的拘束，但在援用時不能與其基礎事實分離而片面割裂判決先例要旨，否則即無從判斷是否符合「相同案件相同處理」的原則。前述最高法院見解的案例事實乃是強制猥褻殺人案件，核與本件的案例事實相符，自得作為本件論罪的憑據。本件被告於刺殺被害人後，即以身體部位碰觸被害人乳房，並隔著內褲撫摸被害人外陰部，殺人與強制猥褻二行為間具有密切的關連，時間上具有銜接性，地點上也具有關聯性，可認與結合犯的意義相當，則原審論以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的攜帶兇器強制猥褻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依照上述說明所示，核屬有據。是以，被告以案例事實未必相同或已經最高法院揚棄的舊見解（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675號、84年度台上字第254 號、92年度台上字第6174號等刑事判決），據以質疑原審在適用法律上有明顯違誤，亦非可採。肆、本院認並無具體理由，可認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有認定或裁量的不當，或有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的情狀：一、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7條規定：「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宜予以維持。」其理由敘明：「刑罰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而刑事責任復具有個別性，因此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依犯罪行為人個別具體犯罪情節，審酌其不法內涵與責任嚴重程度，並衡量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之實現，而為適當之裁量，此乃審判核心事項，故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裁量之宣告刑，倘其量刑已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即屬適法妥當，而不能任意指摘為不當，此即『裁量濫用原則』。」由此可知，第一審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科刑，是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的多數意見決定，充分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與法律專業人士的判斷。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不當外，第二審法院宜予以維持。亦即，第二審法院就量刑審查部分，並非是比較國民法官法庭的量刑與第二審法院所為判斷的量刑是否一致，而是審查國民法官法庭關於量刑事項是否有認定或裁量不當的情形，除非有未審酌相關法律規範的目的而逾越內部性界限、未依行為責任的輕重科以刑罰、無正當理由的差別待遇（於個案事實的本質相同時，科以相異的刑罰，違反平等原則）、未具體考量個案犯罪情狀或僅以刑罰規範目的作為加重處罰的依據、誤認或遺漏重要量刑事實（如被告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卻漏未審酌）、錯誤評價重要量刑事實（如第一審判決認為被告雖罹患精神疾患，但既然未達刑法第19條第2項責任能力減輕程度，則於考量刑法第57條所定事項時，亦一概不能納入作為科刑審酌事項，作為從輕量刑的事由）、科刑顯失公平（如共犯間量刑顯失均衡、量刑嚴重偏離類似案件的量刑情形，卻未具體說明理由）等極度不合理的情形之外，原則上均應尊重國民法官法庭關於量刑事項的認定及裁量結果。二、被告所犯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的攜帶兇器強制猥褻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其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原審判決後，關於死刑的量定，憲法法庭已於113年9月20日作成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該判決主文第一項明定：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 226條之1前段：「犯第221條、第222條……之罪，而故意殺害被害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第332條第1項：「犯強盜罪而故意殺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及第348條第1項：「犯前條第1項之罪而故意殺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規定，所處罰之故意殺人罪係侵害生命權之最嚴重犯罪類型，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之意旨尚屬無違。該判決理由並敘明：「縱使是基於直接故意、概括故意或擇一故意而殺人既遂之情形，亦不當然有系爭規定一至四所定死刑規定之適用，而仍須由法院綜合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所受刺激、犯罪手段、所生危險或損害、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被害人之關係等犯罪情狀，進一步確認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在倫理及法律上確具特別可非難性，或其犯罪手段為特別殘酷，或其犯罪結果具嚴重破壞及危害性者，始足以該當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例如：【77 】（1）就犯罪動機與目的而言，行為人是否係出於預謀之蓄意連續殺人或恣意無差別殺人等惡性重大之動機。【78】（2）就犯罪手段及參與程度而言，行為人是否使用足以造成多人死亡之武器或爆裂物、生物化學製品、毒藥等；是否對被害人施加明顯不人道、有辱人格、極端凌虐之殘忍手段；共同正犯之成員對於犯罪之掌控程度或實際參與程度、其各自行為對被害人死亡結果之原因力強弱等。【79】（3）就犯罪結果而言，行為人是否殺害多人；是否殘忍殺害自我保護能力明顯不足之兒童、老年人、懷孕者、身心障礙者等；其故意殺人行為是否與其他重大犯罪行為結合等。【80】上開可供認定個案犯罪情節是否屬最嚴重情形之各該犯罪情狀，僅係例示，而非列舉。於具體案件中如有相當於上開例示情狀之其他情形，足認該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者，自仍有系爭規定一至四所定死刑之適用。又法院於個案除應綜合考量上開犯罪目的、手段及結果之相關情狀外，亦應注意個案犯罪之動機是否具有足以減輕對個案犯罪情節不法評價之情狀。於此情形，該個案犯罪情節即未必仍屬最嚴重之情形。【81】」依照憲法訴訟法第38條規定，憲法法庭的判決既然有拘束全國各機關與人民的效力，且本件涉及被告應否科處死刑，本院自應依照前述憲法法庭判決的意旨，審查原審判決的量刑決定有無違誤或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為的求刑是否妥適。又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於西元2018年通過第36號一般性意見，對《公政公約》第6條生命權進行解釋，取代先前第6號及第14號一般性意見，法院於適用我國刑法第57條量刑規定時，關於死刑案件的量刑，必先斟酌與犯罪行為事實相關的「犯罪情狀」（如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刺激、手段、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危險或損害等）是否屬於情節最重大之罪，作為劃定是否量處死刑的範疇，再審酌與犯罪行為人相關的「一般情狀」（如行為人的品性、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後態度等），有無減輕或緩和罪責的因素，尤須注意有無《公政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所定因行為人個人情狀而不得量處死刑的情形。如依「犯罪情狀」可以選擇死刑，法院仍應考量「一般情狀」，包含行為人的精神障礙情形，藉以判斷有無降低或減緩其可責性的因素，能否保留一線生機。另行為人於行為時即使不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事由，法院仍應於量刑審酌一般情狀（犯後態度、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社會復歸可能性等）時，斟酌其因鑑定所知的生理原因。至於量刑階段斟酌行為人的精神障礙是否具有限道德上可責性，乃有別於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關於行為人於行為時責任能力有無或減輕的判斷。即使行為人於行為時不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事由，仍應於死刑量刑審酌其「一般情狀」時，斟酌其精神障礙是否具有限道德上的可責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4 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院於審酌原審在判斷被告所為是否符合情節最重大之罪、所為量刑有無認定或裁量的不當時，自應參照前述憲法法庭與最高法院所設下的審查標準，以為決定。三、檢察官的求刑及上訴雖有「禁反言」原則的適用，但在法無明文規定不得上訴的情形下，只可作為檢察官上訴有無具體理由的審查標準，尚不得以此為由限制檢察官的上訴：　㈠法治國原則為憲法的基本原則，首重人民權利的維護、法秩序的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的遵守。而「禁反言」原則原為英、美兩國民事訴訟實務的重要衡平手段，為英美法系的民事法則，其核心內涵在於曾做出某種表示的人，於相對人已對該表示給予信賴，並因此而受有損害的情狀下，禁止該人做出否認或相反表示，無論該相反表示是否與事實相符，原屬極其重要的不成文法律原則，也是拉丁法諺：「任何人不能夠前後行為矛盾」（venire contra factum proprium）的「出爾反爾」言行之意。由此可知，「禁反言」是源自誠信原則所導出禁止矛盾行為或出爾反爾，破壞相對人正當信賴的法律原則。國內成文法規雖無「禁反言」的明確用語，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刑事判決仍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527號解釋，揭示：「……以禁反言原則拘束各級地方立法機關之立法及釋憲聲請之適例，及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之意旨，足徵禁反言之法律原則得以拘束公法及私法各權之行使。檢察官於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刑事追訴程序，不論係其偵查或公訴職務之執行，自仍受上開原則之拘束」的意旨。亦即，屬於廣義司法機關一環的檢察機關從事刑事偵查、公訴（上訴）、執行時，其目的在實現國家刑罰權，為公權力的行使，自應有法治國原則所導出的誠信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所明定：「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其他參與訴訟程序而為訴訟行為者，應依誠信原則，行使訴訟程序上之權利，不得濫用，亦不得無故拖延」，可謂是落實檢察官行使職權時應秉持誠信原則的具體規範。禁反言法則作為一種上位階的法律衡平原則，法官在行使職權時自應主動調查，而非待當事人一方抗辯時始有適用。法院有依職權審酌的義務，其目的在維護公平法院與正義的概念，用以節制訴訟雙方當事人的權利濫用。更甚者，禁反言作為審判公平公正的教義之一，不僅是對於法律進行嚴格與技術性解釋的教義，也不僅只是被用來作為辯護的理由而已，更是訴訟平等權救濟的基礎，此種具有憲法位階效力的憲法原則，本諸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明文規定的意旨，在刑事訴訟程序，法院自應依職權審查，庶免訴訟關係人濫用訴訟權利，以維被告受憲法公正、迅速審判的訴訟權利。　㈡檢察官代表國家對犯罪行為進行訴追權限產生「公訴權」，由檢察官向法院進行求刑的訴訟行為，是程序意義上的刑罰請求權，具體內涵包含定罪請求權、量刑建議權。檢察官就個案的具體求刑，在於透過對量刑因子的具體描述及評價，反應檢察官就該個案的價值觀，進而使法官接受，而對被告判處檢察官所希望的刑度；檢察官求刑的主要目的，除在監督法院裁判之外，亦是在反應被害人等因被告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損害，並滿足被害人等參與刑事訴訟程序及對司法正義的要求。雖然量刑建議權只是刑事訴訟當事人一方的檢察官，向法院所提出對被告進行制裁範疇的請求，僅供法院量刑的參考，並無拘束法院的效力，亦不具有終局性；但為保障被告的權益及訴訟經濟，並彰顯檢察官公益代表的地位、行使職權時應秉持誠信原則的意旨，檢察官的求刑及上訴自有「禁反言」原則的適用。即便如此，在法無明文規定不得上訴的情形（如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2項規定法院已於簡易判決處刑案件中依檢察官具體求刑而為判決時，檢察官不得上訴），尚不得以此作為限制檢察官的上訴，尤其在檢察官求刑後的量刑基礎嗣後已有重大變更時，更應允許檢察官提起上訴。當然，為了限制檢察官動輒對判決被告有罪的案件，再以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自可作為檢察官上訴有無具體理由的審查標準。　㈢原審判決於量刑部分，已說明被告於短時間之內以水果刀刺殺被害人7刀致死，並以身體部位碰觸被害人的乳房、隔著內褲撫摸被害人私處，衡酌被告是因於皇冠酒店消費時，不滿被害人冷淡以對，未能回應他性服務的需求，未能克制自己不滿而起殺機，且於警詢、偵查與法院審理中坦承犯行的態度，以及被告與被害人性接觸的程度，所為尚難認屬於《公政公約》所稱的「情節最重大之罪」；同時，敘明被告並無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的適用。其後，原審先以犯罪情狀事由（行為屬性事由，包含犯罪的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的刺激、犯罪的手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的關係、犯罪所生的損害），確認被告責任刑的上限，再以一般情狀事由（行為人屬性事由，包括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後態度），調整其責任刑，並參酌本案量刑鑑定報告中關於被告成長經歷、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未來社會復歸可能性、犯罪風險、需求與處遇評估等所為調查結果，為充分評價被告罪責，以及考量刑罰感應力、降低社會風險與多元刑罰目的，兼以無期徒刑依法執行逾25年，且有悛悔實據，始得假釋出獄，核與有期徒刑最高刑度15年（無其他加重情形）僅需執行7年6月即可假釋的情形為區別，認為被害人家屬請求判處被告死刑，尚非可採，而應對被告量處無期徒刑，令其長期隔絕，以免危害他人，併予宣告褫奪公權終身。本院審核後，認被告所為並不該當前述憲法法庭判決所稱「犯罪情節最嚴重」的例示判斷標準，亦難認被告的犯罪手段為特別殘酷，或他的犯罪結果具嚴重破壞及危害性，則原審判決判定被告所為並非「情節最重大之罪」，核無違誤；再者，原審判決對於科刑輕重的裁量，是國民法官法庭依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行為責任為基礎，審酌各款量刑因子後，而予適用，並無漏未審酌檢察官上訴所指被告犯罪所生危害、犯後態度等節；又原審判決說明的量刑情狀，於判定被告並不符合刑法第19條減輕或免除其刑要件時（詳如下所述），亦已將被告因委託醫院鑑定所知的身心狀況列為「一般情狀」的量刑審酌事由，且無前述極度不合理的情形，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即無關於科刑事項的認定或裁量不當可言，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　㈣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主張：從被告的犯罪動機、犯罪手段、犯後態度觀之，被告的犯罪行為已該當「情節最重大之罪」，顯有與社會永久隔離的必要，原審判決的論述恐有悖於論理法則及經驗法則等語。惟查，公訴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即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暨補充理由書(二)，明確就被告的犯行具體求處無期徒刑，並就辯護人聲請量刑前社會調查部分認無調查的必要性(原審卷一第155頁)；其後，於原審量刑辯論程序時，論告主張：「……我重新澄清檢方的立場，我們認為依照過往的判決，這類同類型的案件判無期徒刑，其實講直接一點，符合量刑行情，所以建議各位至少判處無期徒刑，但本案是不是沒有判處死刑的理由呢？完全沒有合理性呢？我覺得也不盡然」、「檢察官的建議會是這樣的，無期徒刑已經符合最低的門檻，但如果各位認為死刑是適當的，請各位勇敢的去做出判決，來彰顯國民的法感情，畢竟最後會由法律人做最後的把關跟承擔最後的結果」等語(原審卷三第609、611-612頁)。由此可知，法諺有云：「筆受拘束，口卻自由」，也就是公訴檢察官雖然在書面上受到起訴書、上級書面指令等書面文件的拘束，但在法庭活動時得本於其法律確信而自由陳述意見，不受上級指令的拘束。基於檢察一體原則，公訴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已就被告的犯行具體求處無期徒刑，則其後於原審量刑辯論程序時，卻又論告主張：「無期徒刑已經符合最低的門檻，但如果各位認為死刑是適當的，請各位勇敢的去做出判決」，依照前述說明所示，顯有違「禁反言」原則，並悖離檢察官是公益代表人的職責。然而，公訴檢察官既然已經論告主張被告所為犯行不排除判處死刑是適當的，則其以被告的犯罪行為已該當「情節最重大之罪」，請求判處被告死刑作為上訴理由，尚難認有違「禁反言」原則。雖然如此，本件並無具體理由，可認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有認定或裁量的不當，或有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的情狀等情，已如前述；且檢察官明知司法實務就同類型的案件判處無期徒刑符合量刑行情，亦未具體說明原審量刑所依憑的事實及裁量有何不當；何況檢察官對被害人或告訴人提起上訴的請求，本有裁量之權，不受請求的拘束，如檢察官裁量的結果，認為所為具體求刑並無不當，自應對此請求予以駁回，以示擔當（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170號刑事判決同此意旨），自不能徒憑被害人家屬具狀請求上訴，任意指摘原審判決所為量刑的結果有所違誤。是以，檢察官以被告所為是「情節最重大之罪」，上訴指摘原審判決量刑過輕，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四、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吳佳慶醫師所出具的鑑定報告出現顯然的錯誤，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及量刑因子並未被充分審酌，應對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再為鑑定等語。惟查：　㈠行國民參與審判案件的第二審，就證據調查的角度而言，是採取「限制續審制」，已如前述。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11 條規定：「當事人、辯護人就已於本案偵查或審理程序中鑑定之同一事項再行聲請鑑定者，宜說明其認有重新鑑定必要之具體理由。」立法理由並敘明：「如特定事項已於本案偵查或審理程序中鑑定，當事人、辯護人再行聲請鑑定者，宜說明有重新鑑定必要之具體理由，如：未及審酌之資料、基礎事實變更、鑑定人專業性有疑問、鑑定之原理或方法有疑問等，爰訂定本條。至於偵查或審判中實施之鑑定，當事人或辯護人如因未能事先陳述意見或提出資料，對其基礎資料、原理或方法、鑑定人之專業性等事項有所疑問，如無法藉由請求他造開示證據或面談鑑定人方式釐清疑惑之處，而仍認為確有未及審酌之資料足以影響鑑定結果，或仍無法解消對鑑定之原理或方法、鑑定人專業性之疑慮者，當屬本條所稱具體理由，附此說明。」等內容。這說明當事人或辯護人於偵查或審判中實施鑑定時，如已能事先陳述意見或提出資料，除非有發生未及審酌的資料、基礎事實變更、鑑定人專業性有疑問、鑑定的原理或方法有疑問等情況，當事人、辯護人於國民法官法庭的第一審程序本不得就同一事項再行聲請鑑定，則於上級審時自應同受此規定的限制。又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規定：「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宜考量調查該證據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是否足認有第305條第1項、第306 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第1項）。 ……第一項證據曾經第一審法院調查者，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並宜考量該證據於第一審是否調查未盡完備，而有再行調查之需要（第3項）。」是以，第二審法院於判斷新證據是否有調查必要時，亦宜審酌如調查該證據後，單獨或結合先前經第一審合法調查的證據，予以綜合判斷結果，是否有撤銷第一審判決的高度可能性。　㈡刑法第19條有關責任能力有無的判斷標準，是兼取生理學及心理學的混合立法體例。生理原因部分，以行為人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的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是否全然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其中「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生理原因要件，事涉醫學上精神病科的專門學識，非由專門精神疾病醫學研究之人員或機構予以診察鑑定，不足以資判斷，自有選任具該專門知識經驗者或囑託專業醫療機構加以鑑定的必要。因此，行為人是否有精神障礙（如罹患思覺失調症、腦神經創傷精神病）或其他心智缺陷（如智能不足、精神官能症）等生理原因，由於事涉精神醫學的專業知識，必須仰賴各領域的專家提供鑑定意見，法院在無足資形成判斷之基礎事實認知的情況下，除非鑑定意見本身有形式上可見的疑慮，否則仍應依賴醫學鑑定，不宜逕自推翻鑑定意見所認定的事實。而「魏氏成人智力量表」中文版自推出以來，常被臺灣社會用於鑑定資優、智能不足等特殊成人的認知強弱項衡鑑工具，依其測驗結果可獲得語文理解、知覺推理、工作記憶與處理速度等4項組合分數。依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WAIS-III）中文版說明，智商（IQ）低於70者，稱之為「智能障礙」，又可細分為輕度、中度、重度；IQ高於130 者，稱之為「資賦優異」；IQ在70-85的人，稱之為「邊緣智能」（Borderline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以下簡稱BIF），亦即沒有到達智能障礙的程度，但智力又較常人低；大多數人的IQ介於85-115之間；IQ在115-130者較一般人聰明。其中的輕度智能不足（51-67）及最輕度智能不足（68以上）均應歸納在有責任能力範圍內，僅於同時併有精神障礙，才能判定為限制責任能力人（張麗卿，〈精神病犯的鑑定與監護處分－兼談殺警案與弒母案〉，月旦法學雜誌第 309期，第63頁）。是以，如行為人經施以「魏氏成人智力量表」中文版測驗結果，其IQ列在「邊緣智能」時，如無同時併有精神障礙等生理原因，尚難認行為人符合刑法第19條所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的要件。　㈢原審依辯護人的聲請，就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為何，委由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經營，以下簡稱萬芳醫院）的吳佳慶醫師進行鑑定，萬芳醫院已於113年1月29日出具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原審卷六第15-94頁），可知辯護人於原審實施鑑定時，已事先就此事宜陳述意見並提出資料。而該精神鑑定報告書有關被告「智力與認知功能評估」欄位中，表明是以「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作為被告智力評估的工具，其中有關被告的「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5、「類別描述」為：正常中下智能（原審卷六第73頁），卻於「心理衡鑑」欄位誤載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6（原審卷六第86頁）；同時，在「鑑定結論」中雖敘明：被告在本案發生前，自106年10月起即有持續至精神科門診就醫紀錄，而有持續性憂鬱症，但推斷該症狀於本案發生當日即使仍有殘存，仍屬輕微、穩定的狀態，對他涉案情節難謂有具體貢獻（原審卷六第85頁）；最後，該鑑定結論判定被告：「於本案發生時，其鬱症症狀或酒精使用對於本案涉案行為無明顯影響程度，且並未顯著影響其判斷或控制能力之展現」（原審卷六第94頁）。是以，吳佳慶醫師既然具有精神醫學的專業知識，他受法院委託就被告的生理原因作出前述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且當事人亦不爭執其證據能力，該鑑定內容自足以法院判定被告行為時的辨識能力與自我控制能力是否欠缺或顯著減低的佐證。　㈣吳佳慶醫師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提示鑑定報告書第72頁〉問：第72頁心理衡鑑當中，報告裡面把被告的智商寫成86，請問全量表智商是85還是86，對於報告的結論有沒有影響？）這部分的全智商量表應該是85，所以在結論第72頁的部分應該更正為85，至於85、86對於最後的刑法第19條的結論並沒有影響」、「（問：第59頁全量表智商85，信心區間81到 89的被告，是否有落入DSM-5跟ICD-10關於BIF的範疇之中？）如果要從DSM-5來看認知功能障礙或認知功能不足這件事情，除了看制式的量表分數，必須要看他的功能，意思就是說，從上一版的診斷手冊裡面，我們單純只強調客觀的魏氏智力的分數來做一個智能不足的診斷，但是在新一版的診斷手冊裡面，我們除了看客觀的智能分數以外，我們還必須要去評估受測者他自己在日常生活上面的功能是否有顯著的障礙，才能來判斷他是否有智能不足的狀態」、「（問：……被告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評估的結果，認為他的全量表智商的分數是85分，可以為我們說明一下，在這個85分的狀態下，類別描述是正常中下智能，在這個分數的情況下，具體而言，被告對於他理解他生活中的現實或者是控制他行為的影響，具體而言是什麼呢？還是說不能直接用這個魏氏智力量表作為一個單一評斷的標準？）我們原則上不能單一用魏氏智力量表的分數來評斷他有沒有辨識能力跟控制能力的缺損，在魏氏智力量表裡面所呈現的分數，這裡的類別描述裡面是正常中下智能，意思就是說他其實跟正常人一樣，只是他俗語稱的是比較笨的一般正常人，大概是這樣子。而為什麼其實全智商量表最後結果是85分，其實各位可以看到有一個項目，其實處理速度相對來說是慢的，這件事情跟被告本身不管是在說話、行為、想法都比較慢的個性特質上有關，所以在魏氏智力量表裏面其實會受到你做這個測驗的速度而影響你的分數，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其實被告是在收押的環境當中來做這個智力測驗的，本來在收押的環境當中，因為刺激跟外在的應變能力其實都會有逐漸減損的可能，那這件事情在這個時候來做這個魏氏智力量表，是否能夠完全真實的反映他本來在一般社會情境當中的智能，其實也是一個可以再討論的事情，意思就是說，其實在判斷魏氏智力量表的分數裡頭，我們能不能直接去討論他的辨識能力，直接了當的，比如說他如果智能不足60分，是不是有辨識能力直接缺損，我覺得這件事情跳到結論也有點太快了，所以還是必須要回去去看看他在日常生活當中，在本案發生情境的前後當中所做的這些行為表現，才能夠來了解他是不是有辨識能力的缺損。（問：方才辯護人有提到BIF，不管是翻譯成邊緣智力或邊緣性智力也好，可以幫我們簡單再介紹一下BIF 在醫學上的定義以及把他區分出來的原因嗎？）　　剛剛在休庭的時候我有去搜尋了什麼是BIF這件事情事，BIF 其實看起來是我們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一個診斷方式，它其實在講的就是現在的Functioning這件事情，因為以前其實在沒有那麼強推魏氏智力量表，而且當時候魏氏智力量表可能是第一版跟第二版的時候，是採用BIF的這個診斷方式，這個診斷方式其實不能夠用來相比等同於我們現在的第四版的智力量表的分數……（問：本案被告的狀況有符合你剛剛描述的定義或狀態嗎？）如果就以分數來說，我們稱的就是邊緣智能不足，我們退回到上一版的診斷手冊來看，要求的其實就是70到85分的這個區間，即使在這區間裡頭，被告其實都是這區間的上限，其實我會認為因為被告的處理速度拖垮了他整個智力分數很多，大家可以看他的知覺推理分數其實可以到達90幾，所以我們會認為其實某個程度他不符合邊緣智能不足的這個範疇，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被告在日常生活裡頭，幾乎不需要任何人協助他治理他的日常生活，所以我們不認為被告其實有邊緣智能不足」等語（原審卷三第316-317、334-336頁）。由此可知，萬芳醫院所出具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雖於「心理衡鑑」欄位誤載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6，實際上對於被告得否適用刑法第19條的結論並沒有影響，因為不能單一用魏氏智力量表的分數來評斷他有沒有辨識能力跟控制能力的缺損，而需視被告在日常生活當中、在本案發生情境所作的行為表現，才能了解；至於被告的全量表智商85雖落入「邊緣智能」（BIF）的範疇，但這是「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以前的一個診斷方式，這個診斷方式不能用來等同於現在使用的第四版智力量表的分數；何況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有語文理解、知覺推理、工作記憶及處理速度等四項組合分數，而被告的知覺推理確實獲得高分。　㈤綜上，原審依照萬芳醫院出具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及吳佳慶的鑑定意見，再參酌被告的學歷為臺北市開南高級中學畢業，畢業後先後在華國大飯店、中山北路三溫暖、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任職退休後，至精神科診所任職直到診所於112年2月底結束營業，認定被告有正常就學、就業的經歷，難認被告因為智能而有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顯著降低的情事，核屬有據。至於萬芳醫院出具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雖於「心理衡鑑」欄位誤載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6，但該報告書的「智力與認知功能評估」欄位中所記載的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5，顯見吳佳慶在作成鑑定意見時，並不是依據錯誤的數據而判定，即非顯然錯誤而得逕自推翻該鑑定意見所認定的事實。何況依照前述說明所示（肆、四、㈡），依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的說明，被告智商分數8 5雖屬「邊緣智能」（BIF），並沒有到達智能障礙的程度，僅是智力較常人為低而已，加上被告並無同時併有精神障礙等生理原因，即難認被告符合刑法第19條所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的要件。是以，吳佳慶所作成的鑑定報告，並未出現：未及審酌的資料、基礎事實變更、鑑定人專業性有疑問、鑑定的原理或方法有疑問等情況，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肆、四、㈠），被告上訴意旨主張吳佳慶醫師所出具的鑑定報告出現顯然的錯誤，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量刑因子並未被充分審酌，應有對於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再為鑑定等語，亦不可採。　　　伍、結論：　　綜上所述，本件原審的事實認定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亦無具體理由可認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有認定或裁量的不當，或有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出現足以影響科刑的情狀，更無其他判決不當或違法的情事。是以，檢察官及被告的上訴均無理由，均應予以駁回。陸、適用的法律：　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案經檢察官蕭永昌偵查起訴，於檢察官李明哲、廖彥鈞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2024-11-27

TPHM-113-國審侵上重訴-1-20241127-1

台抗

最高法院

偽造文書等罪聲請回復原狀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2213號抗告人董維雄上列抗告人因偽造文書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9月3日駁回聲請回復原狀之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86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聲請回復原狀，乃救濟非因過失而遲誤上訴、抗告等法定期間之程序，所謂非因過失，係指逾期之緣由非可歸責於當事人而言，若其不能遵守期限由於自誤，即不能謂非過失，故對於遲誤上訴期間聲請法院回復原狀，自應以非因自身過失致遲誤上訴期間為其前提要件。二、原裁定略以：抗告人董維雄因偽造文書等罪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8年度訴字第3900號刑事判決，提起上訴，經原審法院審理後，於民國100年5月31日以99年度上訴字第28 05號判決（下稱本案判決）撤銷改判論抗告人共同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0月，減為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300元即新臺幣900元折算1日；本案判決正本於100年6月9日送達抗告人戶籍地址「○○市○○區○○路 00號底層」，因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於 100年6月9日將送達文書寄存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第一分局景安派出所，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門首，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處所，為寄存送達，嗣抗告人未提起上訴，該判決於100年7月1 日確定，此經調取原審法院99年度上訴字第2805號刑事卷宗核閱無誤。抗告人雖稱本件因戶籍地門牌編釘錯誤致訴訟文書均送達錯誤，聲請回復原狀云云。然抗告人之住居所地址為○○市○○區○○路00號底層，有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參。又抗告人所涉上開案件之相關訴訟文書，均係送達抗告人之上開戶籍地址，且抗告人亦遵期到庭等節，有原審法院 100年1月24日準備程序傳票之送達證書及100年1月24日準備程序筆錄、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現改名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9年2月3日審理傳票之送達證書及99年2月3日審判筆錄等件在卷可憑。另觀諸抗告人委任辯護人之刑事委任書狀中關於委任人（即抗告人）之住居所或營業所位址一節，亦填載為中和市（即中和區）安平路13號底層，有委任狀在卷可參，顯見該地址確為抗告人收受送達之處所，抗告人確能收受通知，因而能遵期到庭，要無抗告人所指「○○市○○區○○路00 號底層」送達處所因門牌編釘錯誤致不能送達之情形。準此，原審法院99年度上訴字第2805號判決既已合法送達，則抗告人未於法定期間內提起上訴，該判決因而確定，乃屬可歸責於抗告人自己之事由，顯與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所定回復原狀之要件不符。綜上，抗告人聲請回復原狀，顯與法定要件不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旨。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三、抗告意旨置原裁定之論述於不顧，徒憑己見，仍執陳詞，重為爭執其因戶籍地門牌編釘錯誤致訴訟文書均送達錯誤等語，任意指摘原裁定不當，而未具體指摘原裁定以其聲請回復原狀與上開規定不合，駁回其聲請，有何違法或不當，應認本件抗告人之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楊力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2024-11-27

TPSM-113-台抗-2213-20241127-1

聲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聲請回復原狀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403號被告王源昌代理人呂承翰律師朱星翰律師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113年度桃交簡字第958號），聲請回復原狀，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王源昌現居住地為新北市○○區 ○○街000巷0號3樓，然本院就本院113年度桃交簡字第958號簡易判決（下稱本案簡易判決），未依該址送達聲請人，致本案簡易判決未合法送達聲請人，無從起算上訴期間。又聲請人已委任本件代理人為本案辯護人，本院亦未送達本案簡易判決予本件代理人，以致聲請人無從提起上訴，足見非因聲請人過失而遲誤上訴時間，爰依刑事訴訟法第67條規定，聲請回復原狀等語。二、按非因過失，遲誤上訴、抗告或聲請再審之期間，或聲請撤銷或變更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裁定或檢察官命令之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5日內，得聲請回復原狀，又回復原狀之聲請，由受聲請之法院與補行之訴訟行為合併裁判之，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第6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不守期限之原因，必限於不能歸責於當事人者，始得聲請回復原狀；聲請回復原狀，應以非因過失遲誤期間者為限（最高法院18年抗字第148號判決先例、87年度台上字第1863 判決意旨參照）。三、經查：　㈠本院係於民國113年7月17日以113年度桃交簡字第958號判決聲請人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並於同年月29日按上開聲請人之居所寄存於慈福派出所，本案簡易判決於同年8月8日發生送達之效力，有本案簡易判決書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應認本案簡易判決已合法送達聲請人。　㈡聲請人固於113年5月2日委任本件代理人為本案之辯護人，然聲請人係於偵查中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遞交委任狀，堪認聲請人係於偵查中選任辯護人，並非於本院一審程序選任辯護人，此觀刑事委任狀所載：「謹狀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等語自明，從而，本院未將本案簡易判決送達本件代理人，亦難謂有何違法可言。更遑論，辯護人之代理上訴權係依附於被告之上訴權之內，辯護人為被告利益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起算，應以被告收受判決之日為標準（最高法院102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本院既已合法送達本案簡易判決予聲請人，辯護人已得代理其上訴，並無聲請意旨所稱無從上訴之情。綜上，自難認本件聲請人乃非因其過失遲誤提起上訴，而有合於刑事訴訟法第67條所定要件，得聲請回復原狀之情形。　㈢至其餘聲請意旨稱本院在未開庭之情形下逕為簡易判決有所違誤云云，即與本件聲請人是否有非因過失遲誤提起上訴之情形，要無關聯。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規定，本院本得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聲請意旨此部分應容有誤會，併此指明。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高世軒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鐘柏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2024-11-27

TYDM-113-聲-3403-20241127-1

國審上重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殺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上重訴字第1號上訴人即被告黃紹綸選任辯護人李宣毅律師黃致豪律師林陟爾律師訴訟參與人施貴元訴訟參與人之代理人許富雄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殺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4893、5253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丙○○（下稱被告）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及第306條第1項之無故侵入住宅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之殺人罪處斷，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扣案料理刀2把均沒收，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之諭知均無違法或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A）。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審判決未依法善盡對國民法官為罪名告知及法律說明義務　　關於本案核心爭點即在殺人罪嫌與過失致死罪嫌間「故意與過失之區別」、「有無構成『傷害致死』之加重結果犯要件」、「自首之法定要件」乃至於科刑之一切基本原則與框架，以及應予酌量之證據等，原審至辯論終結為止均未對國民法官為任何闡明或解釋。　㈡違反澄清義務，且就與本案爭點及量刑直接相關之證據均無正當理由拒絕調查　　原審一方面將被告之「犯罪動機」列為爭點，並准予檢方使用「以動機推測殺意」等嚴重違反證據法則之方式進行論證，卻就被告為駁斥檢方所主張之犯案動機、證明其案發前後精神症狀、身心症狀所擬聲請調查之證據全數予以駁回，顯係違背法院中立、無罪推定、澄清義務與武器對等之基本原則。　㈢原審訴訟程序違背法令　⒈國民法官之預斷與偏見：辯護人於協商程序中即指出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嚴重違反國民法官法預斷防免與餘事記載禁止之規定，原審仍容認檢方以誇大、煽動與誤導或偏見性之方式提前揭露、評價證據，不當影響國民法官法庭心證，屬無法補正之程序瑕疵。辯護人對上情於原審已屢次聲明異議，未見原審法官為處理。　⒉容任檢方藉由詰問證人或訊問被告程序，提出未經法院許可調查之證據，侵害被告防禦權，且違反國民法官法與當事人進行原則之意旨。　⒊侵害被告緘默權與不自證己罪特權：被告屢經要求對自己作出不利之法律評價，更在已明示行保持緘默之意思後，猶遭檢察官行違法之誘導訊問，甚至假借訊問被告之名調查未經許可之證據、將個人之推斷強加於國民法官，利用被告行使緘默權令國民法官對被告作成不利之推斷，而審判長竟予容任，未為適當之處分闡明。　㈣原審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　　⒈原審判決不備理由：　⑴原審判決對於其何以將被告之動機定義為「報復」乙節隻字未提，卻逕以之作為推論被告存有殺意之依據，亦未說明卷内證據支持被告「目的在於挽回朋友情誼」之有利證據何以不被採納之原因。　⑵關於被告有無責任能力之論述，原審判決内對於被告「有無控制能力」此一法定要件全然未加說明。　⒉原審判決理由矛盾：　　⑴原審判決既認定被告之殺意係於「案發當下」始發生，卻將本案被告定性為「預謀計畫性殺人」，顯然對於被告犯意發生時點之認定前後不符，嚴重影響論罪與科刑之合法性。　⑵原審判決雖將被告之犯案動機認定為「報復」，卻又於判斷責任能力時採納「被告之目的係為挽回被害人」之論理，二者判斷顯然相互矛盾。　⒊原審判決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　⑴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顯與證據内容不相符合，包括：　①原審判決認為依據法醫解剖鑑定報告所顯示之傷勢可判斷被害人「業曾利用自己雙手防禦阻擋被告攻擊」，然此與本案之鑑定人即法醫師饒宇東到庭證述不相符合（判決所引之傷勢，其成因顯與專業科學理論之認定結果不符，且無從據以排除被害人現場試圖奪刀之可能）。　②原審判決雖稱「被告係先朝被害人施英傑左後肩處突剌1刀，致使被害人施英傑負傷鮮血直流…等情，業據被告於偵訊中所不否認」，然遍觀被告自偵查迄今之全部陳述，均無任何涉及「朝被害人左後肩突刺」、「持續持刀猛刺被害人要害」之内容。　⑵以内容不明且顯有多種解釋可能之證據作為判決依據：原審判決雖將證人即被害人鄰居吳鎮宇證稱其於案發當日聽聞「讓我走」、「你坐這裡，你坐著」等語，引為被告存有殺人犯意之證據，惟依據吳鎮宇到庭後所具結證述之内容，其完全無法分辨上述二句話語是由何人、在何時、基於什麼原因所說的，甚至無法確認這兩句話是不是出自同一人之口。原審判決以此推認被告之殺意堅定，實與論理法則嚴重相違。　⑶本案自始即無證明被告主觀上有無殺意、排除傷害致死或過失致死可能之直接證據：遍觀原審判決之意旨，對於客觀證據及具有專業科學知識之鑑定人均肯認支持之「被害人奪刀」等事實主張，然卻單以「與事理常情有違」即片面否認，據以推定起訴事實為真；關於被告之責任能力判斷，亦未就被告何以具有完整之控制能力加以說明。此等論理方式之判決，有違經驗法則情形。　㈤關於科刑事項之認定與裁量不當　⒈原審判決以「被告未真心悔悟」作為不適用刑法笫62條自首減刑規定之理由，顯與立法意旨及實務見解相違　⑴原審判決援引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872號判決之見解並闡明「自首並未以真心悔悟為要件」之意旨（原審判決第18 頁參照），肯認被告符合自首之適用要件，卻逕以被告報案不夠即時為由，以「堪認被告明知自己殺人後，已見被害人施英傑傷重瀕臨死亡之際，猶自顧更換血衣、清洗兇刀為首要，益徵其報警自首之際並無任何真誠之自首心態」，將被告自首並非真誠作為排除減刑規定適用之主要理由，其判斷標準顯已前後矛盾。　⑵依據原審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自被告與被害人間之衝突結束至其報案間之間隔實僅有22分鐘（原審判決第18頁第28行），相較於過往實務上肯認得予減刑之案例，其報案時間並未特別遲延。對於一未受過醫療救護專業訓練之大學生而言，此等時間要用來判斷狀況、採取急救措施並下定決心主動面對自己刑責，可能未必充足；然倘自始有意逃亡、隱匿證據，倒是綽綽有餘。以本案之情形而言，不僅係由被告主動聯繫員警、引領員警抵達案發地點，員警抵達時，全案之兇刀、染血衣物等重要證物亦均留在現場，鑑識人員亦未曾表示本案有何被告造成採證困難之情形。依據證人吳鎮宇之證述，其於案發當日看到被告神色匆忙的離開房間至陽台查看，並用很快的速度衝下樓找警察與救護人員，原審對於此等情形何以解釋為被告欠缺真誠悔悟之想法，全然未為交代。　　⑶原審判決在並無證據支持被告存有「犯罪前即有自首以圖減刑寬典之計畫」、「任令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擴大」、「因迫於檢警嚴厲追查之壓力而不得不自首」等例外得不予減刑之情形下，逕以被告「並無任何真誠之自首心態」作為排除刑法第62條規定適用之主要理由，實已逾越其裁量權之法定界線，亦嚴重違反證據法則，與刑法第62條之立法原意全然相左，存有適用法則不當及濫用裁量權限之違誤。　　　⒉原審判決以「被告為法律系學生，就自身涉法行為，能夠運用所學進行法律要件的檢驗，並採取對自己有利的說法」（原審判決第19頁第28行以下）為由，認被告係因預期邀獲必減之寬典而恃以犯罪，認定本案不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減刑要件之理由，已構成裁量濫用與類型歧視，違反平等原則。　⒊原審判決不當援引被告於看守所接受輔導過程中，曾有「自己沒有前科、應可得到量刑預估10至15年」之陳述，作為其加重量刑之理由，違反證據法則，且侵害被告與輔導人員間之秘匿特權，未經被告同意，不應作為對被告進行不利判斷之依據，以免破壞輔導人員與被輔導者間之信賴關係。法務部○○○○○○○○收容人輔導處遇報告之內容以觀，其上雖有輔導人員、科長、秘書、副所長、所長等人之用印，然並未記載該報告之撰寫人以及實際對被告進行輔導之人員身分為何。該報告並非比照心理師諮商輔導紀錄之標準，於每次輔導後作成逐次之訪談紀錄，而係在收受原審法院之函文後，一次性將前後共21次之輔導內容統一記載於2頁之報告內函覆法院。從而，本案被告究係於何次輔導時、基於如何之原因或提問、向何人表達自己認為其刑度約為10年至15年，實均有重大疑問。原審自始即未試圖釐清被告作出前開陳述之前後脈絡，又此等證據與本案是否符合自首要件或刑法第57條之量刑因子無關，原審逕行引用為量刑依據，實非適法。　　　⒋本案與被告之身心狀況、家庭背景、同儕關係、醫療紀錄及與被害人間之關係等科刑因子，即證人江政彥（心理師）、卓以平（身心科醫師）、陳彥宇、駱肇樑及其他書面證據，原審判決均拒絕調查，亦未於判決内加以斟酌，顯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及科刑裁量怠惰之重大違誤。三、審查原則　　國民法官法（下稱本法）第91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所謂上訴審法院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依據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下稱施行細則）第310條明定：「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上訴審程序，於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三編關於上訴審之規定時，應本於本法第91條所揭示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為之。」第300條復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第二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審查權限，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撤銷第一審法院之判決。」明示第二審法院應尊重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之結果。從而，第二審法院應立足於事後審查之立場，以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為審理對象，審查有無訴訟程序違背法令、適用法令違誤，或因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致生事實認定違誤，或量刑逾越合理公平之幅度而顯然不當等情事。　　四、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原審認有證據能力，並經合法調查之證據（如第一審判決附件附表一所示），經核並無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誤，依本法第 90條第2項之規定，本院得逕採為判斷之依據，先予敘明。　㈡辯護人就前開原審認定被告犯罪所依憑之證據中，以鑑定證人吳季宜（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警務員）並非負責本案血跡鑑識範圍為由，爭執其於原審時證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344頁，民國113年4月16日準備程序筆錄）。惟查，鑑定證人吳季宜於原審中證稱：從事刑案現場工作年資約17年，其於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系4年修習刑案現場勘查採證課程中，即有血跡型態相關內容，另其亦有參加中華民國鑑識科學學會血跡型態分析講習。其曾於111年10月21 日至現場勘查，但現場勘查是一個團隊分工，並非單由1個人負責所有蒐證、送驗等語（見原審卷五第42至81頁）。依鑑定證人於原審所述之學經歷、專業訓練，堪認其具備相當鑑識專業知識及能力，又於案發後親往現場進行勘查採證，並以科學方法分析鑑識，於原審審理時，經具結後，本於鑑識專業之特別知識及其勘察鑑識所體驗之事實而為陳述，非可視為單純之個人意見或推測之詞，亦非間接傳聞自他人之陳述，與待證事實顯具自然關聯性，且符合法定程式，其就案發地點血跡噴灑、分佈位置，研判案發時被告與被害人之相對位置，本於其學識、經驗而為之鑑定證詞，符合提出法院之資格而有證據能力，且依原審審判筆錄之記載，吳季宜之證述已予被告及其辯護人對質、詰問之機會，自得作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五、聲請調查證據必要性之說明　　按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一、有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4款或第6款之情形。二、非因過失，未能於第一審聲請。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同法第64條第1項第1、4、6款規定：「當事人、辯護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後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當事人、辯護人均同意，且法院認為適當者。四、為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内容而有必要者。六、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為貫徹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當事人進行主義及落實集中審理精神，實有必要限制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聲請調查證據之權限。基此，上訴審決定是否調查證據之際，應採取嚴格斟酌必要性之態度，倘屬當事人、辯護人未於第一審提出聲請調查之「新證據」，應受本法第90條第1項調查之限制，倘非前開新證據，則回歸刑事訴訟法第1 63條之2予以審查其調查必要性。原則上雖仍適用該條關於必要性之概念，但因應第一審國民參與審判之特性，解釋必要性時，尚有其他宜審酌事項。所謂其他宜審酌事項，觀諸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5條第1項規定：「上訴書狀宜敘明其認為第一審判決因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而不當或違法之事由，並援引其相關事實或情節，以利第二審法院審查…。」是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聲請調查新證據，宜審酌該新證據與上訴理由是否具有關聯性(113年度台上字第2438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施行細則第298條第1項規定，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時，尚宜考量調查該證據後，綜合一切事證判斷結果，是否足認有施行細則第305條第1項（以認定事實錯誤而撤銷原審判決）、第306條（第一審有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者）、第307條（第一審量刑瑕疵）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度可能，以避免大量准許於第二審審理時提出及調查業經第一審法院駁回聲請之證據，致上訴審以自己對不同證據之心證取代第一審經國民參與審判所為認定之疑慮，而進一步限縮調查之必要性，是以若無法認定第一審判決有上述違法或不當之情形，縱使調查，仍無從撤銷第一審判決者，第二審法院應認為無調查之必要（最高法院11 3年度台上字第2373號判決要旨參照）。茲就辯護人上訴後聲請證據調查之准否，析述如下：　　　㈠調取原審協商程序及審前說明之錄音　　辯護人上訴主張略以：原審未向國民法官告知被告可能涉犯之過失致死罪、傷害致死罪等條文，亦略過有關「故意、過失、動機」、「傷害致死與過失致死之要件」、「自首減刑之規範」與科刑基本原則等事項之法律說明，此屬不許提出調查，將造成原審程序之合法性全無加以檢視與救濟，對被告顯失公平之「新證據」；倘法院因任何理由無法調取原審前開錄音，亦可擇一傳喚原審唐中興審判長，或於審前說明程序在場旁聽之黃致豪律師，就原審之法律說明程序有無疏漏予以調查等語。經查，依原審準備程序檢、辯雙方所同意之審理計劃（見原審卷四第59頁），本案於112年12月22日上午進行國民法官選任程序，國民法官選任完畢、進行宣誓程序後，即由原審審判長進行審前說明，辯護人之一黃致豪律師並全程在場。審前說明書之內容，亦已由原審審判長事先作成書面文件（見原審卷四第133至187頁），於準備程序中提供檢察官、辯護人檢閱、確認（見原審卷三第451頁、卷四第56頁）。自形式上觀察，與施行細則第五章相關規定並無不符；又審前說明之事項、內容、繁簡程度之安排，參諸施行細則第183條規定，除需包括本法第66條第1項各款事項外，尤需考慮避免造成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是以縱有如辯護人所主張審前說明未予說明之事項，然仍得藉由其後之開審陳述、證據調查、辯論程序，在國民法官法庭面前充分主張、出證，國民法官法庭亦有請求釋疑、共同評議之過程，最終獲致判決認定之結果，辯護人未能具體指摘上開審前說明程序有如何影響於判決之結果，而應予撤銷之必要，難認有調查必要。　　　㈡聲請詰問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下稱草屯療養院）實施重大矚目案件量刑前評估調查及責任能力之鑑定人黃聿斐醫師　⒈按有證據能力，並經原審合法調查之證據，第二審法院得逕作為判斷之依據，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具備證據能力，且已於原審經合法調查，而得作為證據之資料，如再重複進行交互詰問、提示、使辨認、宣讀、告以要旨或交付閱覽等調查人證、書證及物證之程序，非但無助於當事人訴訟權益，更與訴訟經濟有違，而無從實踐有效率之刑事審判。查原審於112年12月27日審理期日時，證人黃聿斐醫師已到庭就其參與鑑定有關被告之責任能力、成長發展經歷、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再犯風險、復歸社會可能性等所為之調查結果，接受交互詰問（見原審卷五第211至258頁），就原審已詰問事項之範圍，屬同一證據再行聲請，無准予聲請調查必要。　⒉量刑前調查與評估主要係指在量刑決定之前，就被告所涉及之刑法第57條的科刑資料，委託含括心理學、犯罪學、社會學、精神醫學等專業團隊，對被告之性格、家庭背景、職業、經歷等個人情況進行全面性調查，製作書面報告，供法院作出量刑決定前之參考。查原審已委請草屯療養院實施重大矚目案件量刑前評估調查及責任能力之鑑定，並傳喚鑑定人黃聿斐醫師到庭接受交互詰問，辯護人聲請詰問「有無可能認定被告於實施犯罪前即存有預期獲邀減刑之寬典」、「有無可能認定被告全無悔意」、「被告之犯後態度、行為動機應如何正確評價」等待證事實，此為被告自首得否減刑及刑法第57條之量刑審酌事項，然該等特定社會事實該當如何之法律評價，即所謂「最終爭點（ultimate issues）」，本屬事實審法院認事用法之職責，不得由具備特別知識或經驗之人代為判斷、決定，自無從藉由再行詰問證人黃聿斐醫師而得知，而屬事實審法院應本其調查證據之結果職權判斷之事項，故辯護人此部分之聲請無調查之必要。　　㈢傳喚知心心理諮商所之江政彥心理師到庭作證　　　　辯護人聲請傳喚江政彥心理師，欲證明被告案發前接受心理諮商之動機是否係為修復與被害人間之關係、被告有無表明過任何想要加害被害人之想法或計畫、被告所患自閉症類群障礙，對其與被害人間關係及從事本案行為之影響為何及被告於案發前是否有罹患自閉症類群障礙之病識感、是否曾被授與或教導任何可增進、補強控制能力之方法或知識等節。惟原審已依辯護人之聲請，將被告於「知心心理諮商所」之個案諮商歷程摘要表及會談紀錄，委託草屯療養院進行量刑前評估調查及責任能力鑑定，並作成「重大矚目案件量刑前評估調查及責任能力鑑定報告書」，相關事項已調查詳盡，原審因而認為相關被告責任能力事項，無須重複調查程序以免加重國民法庭負擔，而依施行細則第156條第3款、第161條第 3項3款規定駁回此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並無違誤。該證據係於一審準備程序終結前聲請但遭駁回，固非本法第90條第 1項所稱之新證據，不受該條之限制，然參照施行細則第298 條第2項及第303條第1項規定，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宜考量第一審法院駁回調查證據聲請之理由，及上訴理由指摘之事項，妥適為之，亦即應限於「證明上訴理由存在所不可或缺」者，始得為之。承前所述，被告於「知心心理諮商所」之個案諮商歷程摘要表及會談紀錄，既已於原審時送交鑑定機關併予綜合判斷，當非證明上訴理由存在所不可或缺，尚難認有調查之必要。　㈣調閱原審終局評議過程之評議紀錄與評議意見　　　按案件之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於裁判確定後聲請閱覽評議意見。但不得抄錄、攝影或影印，本法第85條第2項定有明文。評議秘密為擔保所有參與評議者於討論時自由表意不受外界干涉之重要機制，而現行法院組織法第106條第2 項前段賦予一定身分之人於裁判確定後聲請閱覽評議意見之權利，為兼顧國民法官案件閱覽評議意見之需求，避免與一般刑事案件發生輕重失衡之結果，案件之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應許其得於裁判確定後聲請閱覽評議意見。惟查，本件既經被告上訴繫屬本院審理中，裁判尚未確定，辯護人聲請閱覽原審國民法官法庭之評議紀錄及意見，洵屬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㈤精神障礙者之量刑前鑑定　　　辯護人於113年10月28日當庭聲請依113年度憲判字第8號對於精神障礙者進行量刑前鑑定一節（見本院卷三第28至29頁）。惟按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主文第7至9項揭示，法院對於行為時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情形、審判時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訴訟上自我辯護能力明顯不足之被告，不得科處死刑，受死刑之諭知者如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情形，致其受刑能力有所欠缺者，不得執行死刑。本案並非第一審量處死刑案件，又僅被告提起上訴請求救濟，第二審法院之量刑受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限制，不得量處重於原審所判處無期徒刑之刑，且原審已委託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進行鑑定，作成「重大矚目案件量刑前評估調查及責任能力鑑定報告書」，對於被告之犯罪動機、智能、性格、心理狀態或精神狀態等進行量刑前調查、鑑定，無再為重複鑑定之必要。　　　六、關於第一審程序違背法令之審查　　　㈠第二審審查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之訴訟程序違背法令部分，第二審應如何本事後審之立場，審查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之訴訟程序違背法令一事，本法未定有明文。為避免僅因不影響判決的訴訟程序違法，即由職業法官撤銷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恐與本法所欲彰顯國民主權之目的有違。又施行細則第306條明定「第一審有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者，第二審法院得考量其於原判決之影響，為適切之判決。」其具體適例，依該條之立法說明，包括：論罪之違誤而未影響判決結果者，如想像競合犯，漏未論以輕罪；判決引用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但該證據內容未涉及核心事實；認定證據能力之違誤，但排除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後，並未影響判決結果；認定調查必要性之違誤，如將無調查必要性之證據予以調查，但排除該無調查必要性之證據後，並未影響判決結果；審前說明有違誤，惟未影響判決結果；審判長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指示有違誤，惟未影響判決結果；審判長之訴訟指揮有違誤，惟未影響判決結果等。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第二審法院，係兼容事後審及限制續審制精神，應秉持謙抑原則，妥適尊重第一審法院之判決結果，以達到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及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信賴之立法目的，故第一審法院之判決縱有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之事由，倘未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自應尊重第一審法院之判決結果，而非僅因第一審有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之瑕疵，即撤銷第一審法院之判決。又以上訴之目的而言，若耗費司法資源於當事人無利害關係之爭點，實違訴訟經濟原則，就當事人權利之維護更毫無助益，且有害於促進人民對於司法之信賴。因此，縱然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惟如非屬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瑕疵，而且顯然於判決無影響者，因除去該違背法令之部分外，仍須為相同之判決，因此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於判決無影響，第二審法院並非一概予以撤銷，仍得考量其於原判決之影響，為適切之判決。本院審理後，就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提出之論點，判斷如下：　㈡審前說明是否有未盡之瑕疵　　按審判長於國民法官宣誓程序後，應向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說明下列事項：一、國民參與審判之程序。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權限、義務、違背義務之處罰。三、刑事審判之基本原則。四、被告被訴罪名之構成要件及法令解釋。五、審判期日預估所需之時間。六、其他應注意之事項，本法第66條第1項定有明文。審前說明之事項、內容、繁簡程度之安排，除需包括本法第66條第1項各款事項外，宜注意避免造成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並應注意不得包含證據之內容、兩造之具體主張及其他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產生預斷或偏見疑慮之事項，施行細則第183條亦有明文。具體而言，為考量說明內容之深度與廣度，以及就特定事項得於後續審判程序請求釋疑、評議程序中再予以深入解說，避免於案件實際審理前就大量說明過多資訊，反而造成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辯護人上訴主張原審審前說明書中，關於「故意與過失之區別」、「過失傷害致死之加重結果犯要件」、「自首之法定要件」，原審審判長未針對相關之法律概念適用對國民法官進行足為釐清其疑惑之說明一節。惟查，依原審準備程序中檢、辯雙方所同意之審理計劃（見原審卷四第59頁），原審合議庭於準備程序期間，即先行將審前說明案提供檢察官、辯護人觀覽，於準備期日並聽取雙方意見，嗣於112年12月22日上午進行國民法官選任程序、宣誓程序後，即由原審審判長進行審前說明，均已見前述（見理由欄五、㈠）。審前說明之內容，基於訴訟照料義務，已涵蓋國民參與審判之程序、國民法官之權限、義務、違背義務之處罰、刑事審判之基本原則、被告被訴罪名之構成要件及法令解釋、審判期日預估所需之時間及其他應注意之事項，法院踐行上開說明時，辯護人並全程在場。縱因未避免國民法官過重之負荷，而將部分資訊留待後續審判程序請求釋疑、評議程序，仍難謂為於判決結果顯然有影響。　㈢起訴書是否有餘事記載　　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敘及：「...丙○○在111年4月間鼓起勇氣向施英傑表白心中之情愫，但施英傑經思考後予以婉拒，並開始與丙○○保持距離，但丙○○仍多次前往施英傑打工之全家便利商店、租屋處外，攔堵施英傑以圖挽回彼此情誼，...」、「...丙○○竟心生不滿而萌生報復動機，...購買牛肉料理專用刀共2把（每把刀身總長均約為38公分、刀刃長均約為2 4.5公分）以圖預備殺害施英傑之用」，辯護人於原審時即質疑此部分記載屬對國民法官產生預斷之虞或偏見之「餘事」記載（本法第43條第4項參照），故於原審請求刪除，經原審法院所駁回，因此造成程序上之不公平結果等語。然上開敘述攸關被告之犯罪動機及過程，核與本案具有密不可分關係，顯屬說明犯罪事實所必要，且隨著案件之開始審理、證據調查之前，亦可透過審判長於雙方開審陳述後說明準備程序整理爭點之結果等階段，對國民法官為必要之闡明與提醒（本法第71條參照），尚非與構成要件事實無關且足以導致嚴重偏見之不必要記載，原審法院未如辯護人所請予以刪除，並無違誤。　㈣證據裁定違誤與否　　經查，原審基於慎選證據原則、促進參與審判之國民法官理解原則及避免使國民法官產生預斷、偏見原則，依據本法第 45條、第46條、第52條、第54條及第62條等規定，於112年1 1月9日作成證據裁定，有該裁定附卷可按。第二審法院應本於本法第91條之宗旨，妥慎審查第一審法院駁回證據調查之裁定，即應立於參與審判之國民法官之觀點考量，證據調查宜使其易於理解，不使其承受過重負擔，更應注意避免產生預斷或偏見，並慎選證據，以適度簡化調查證據之程序，倘寬泛認為經第一審法院駁回聲請之證據均有調查之必要性，則難免有以自己就不同證據之心證取代第一審經國民參與審判所為事實認定之疑慮，顯不合乎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是以就辯護人於原審中聲請遭駁回、復重新聲請於上訴程序中調查證據之必要性，業據本院否准如前，其餘原審證據裁定之內容，未據辯護人具體主張有何特定重要證據未調查致影響於判決之結果，揆諸前揭說明，亦無可採。　　㈤辯護人復主張原審公訴檢察官使用未經開示之證據、妨礙被告緘默權之行使、原審審判長容任檢察官對辯護人之言語攻擊，訴訟指揮不當，造成被告及辯護人無法進行充分攻防，影響被告之防禦權甚鉅等節（見本院卷三第30至48頁），然上訴意旨就前開程序瑕疵如何係屬重大，而達到有作成與現存判決內容不同之「蓋然性」，且究有何害於訴訟程序之公正及影響於判決結果，未見其具體指明，徒空言泛稱違背法律正當程序、武器平等原則，顯已混淆現行刑事訴訟法之第二審覆審制與國民法官法之第二審採事後審兼續審之訴訟構造不同，是以此部分上訴未依憑卷內訴訟資料，並援引其相關事實或情節，具體指摘第一審判決有何違法或不當，其上訴為無理由。　七、關於第一審判決事實認定之審查　　㈠國民法官法乃引進國民參與審判之特別刑事訴訟程序，關於事實之認定，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國民於第一審法院判決所反映之正當法律感情，依本法第92條第1項但書規定，除第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外，原則上不得遽予撤銷。基於上開法規與理由，國民法官法上訴之第二審案件，自得引用無害錯誤之法理為適當之判決。上開規定所稱事實認定，包括該當於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阻卻違法性、有責性事由之事實、刑之加重、減免事由之事實等。依施行細則第305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及其立法說明，所謂「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需有具體理由認為第一審依證據所為事實認定欠缺合理性，始足當之；倘僅第二審法院關於證據評價、適用法則之見解或價值判斷，與第一審判決不同，而雙方各有所據者，則不屬之。第二審應從第一審判決就證據證明力的評價予以綜合觀察，判斷是否有具體理由，足認其所為之判斷已經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其事實認定欠缺合理性，顯然於判決有影響，而須予以撤銷，尚不得遽予推翻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認定之事實，以符尊重國民參與審判之立法意旨。　㈡按殺人犯意之存否，乃個人內在之心理狀態，惟有從行為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之客觀情況，依經驗法則審酌判斷，而被害人傷痕之多寡、受傷處所是否為致命部位、傷勢輕重程度、行為人下手情形、使用之兇器種類、與被害人曾否相識、有無宿怨等情，雖不能執為區別殺人與傷害之絕對標準，然仍非不得盱衡審酌事發當時情況，深入觀察行為人之動機、行為人與被害人之衝突起因、行為當時所受之刺激，視其下手情形、力道輕重、攻擊部位、攻擊次數、手段是否猝然致被害人難以防備，佐以行為人所執兇器、致傷結果、雙方武力優劣，暨行為後之行為等情狀予以綜合觀察，論斷行為人內心主觀之犯意。本件原判決說明：依證人兼鑑定人即法醫師饒宇東、警務員吳季宜、證人吳鎮宇（即案發處房客）、黃楓傑（即安麗直銷商團隊成員）、江福順（即被害人租屋處房東）、陳信志（即被害人超商同事）之證述內容、相驗屍體照片、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相字第2078號檢驗報告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刑案現場照片及證物採驗照片、證人吳鎮宇與房東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被告與友人「李澤平」及「陳益山」、被告與被害人施英傑、被告與證人黃楓傑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扣案料理刀2把及被告之部分供述，認定被告係因無法挽回與被害人間之友誼互動模式，萌生殺人動機，遂購買刀具而無故侵入他人住宅，並基於殺人之直接故意為殺人犯行，造成被害人施英傑死亡等情（見原判決理由欄二、㈠⒉ ①至⑤）。經核原判決此部分所為之論斷，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並認定事實之理由，俱與卷內事證相符，關於被告行為動機之認定，亦合乎證據推演之合理性，而無扞格之處；並就被告否認殺人犯行之辯解及辯護人主張構成過失傷害致死一節，說明如何不可採信之理由（見原判決理由欄二、㈠⒉⑥），且觀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之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見檢方罪責證據清冊卷宗㈢第557至581頁），被害人身上共計13處銳器傷，致命傷為靠近左頸部的鎖骨內上方橫向刺創，切斷左鎖骨下動脈近端與左頸靜脈，刺入肺間造成大量出血，導致出血性休克死亡，另於左肩峰上方、左肩峰後方近腋下、左前上臂近腋下、左側腰上半部等處，各有深切創或深刺創之傷口，可見被告持刀所施力道非輕，且被害人所受深切創或深刺創之傷口集中在身體左側上方，被告應係朝被害人身體特定部位揮刺，益徵被告所稱被害人係為奪刀而受傷之辯解，與客觀事實不符。基上，原判決綜合行為人下手輕重、次數、兇器種類、攻擊之部位、其行為動機、原因、被害人受傷部位是否致命、傷痕多寡、嚴重程度如何等事實，就外在之一切證據詳查審認，其認定事實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任意推定犯罪事實、違背證據法則、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或不適用法則之違誤。　㈢行為人是否有刑法第19條所指足以影響辨別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欠缺或顯著減低，而依該條規定應予不罰或得減輕其刑等情形，既依犯罪行為時狀態定之，自應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受託從事鑑定之機關、團體提出之鑑定報告，其證明力如何，亦由法院本於確信判斷，如其所為判斷，並不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即不得指為違法。經查，原判決針對被告案發時責任能力有無之判斷，已說明係綜合參酌草屯療養院進行本案司法精神醫學鑑定之結論、鑑定證人黃聿斐醫師於原審之證詞，及被告於案發前利用尾隨其他住戶進入案發現場房間，再僱請鎖匠開啟房門，於案發後離開房間等，嗣為警逮捕後關於案發經過之對答反應，認定被告雖罹有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及憂鬱性疾患，然其未因上述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甚或完全喪失之情狀，無從依刑法第19條第1、2項規定減輕其刑或不罰，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而顯然影響於判決之情況。　㈣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係使國民法官得以眼見耳聞的方式，瞭解當事人、辯護人主張及證據之內容，據以形成心證。而為實現充實之第一審審判活動，並確保於評議階段能就案件之重要爭點進行充分之意見陳述及討論，國民法官法對於審判及評議程序已明定相關特別規定，為使法官有更多時間及精力，專注於法庭活動及與國民法官之討論及評議，本法第88條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有關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得僅記載證據名稱及對重要爭點之理由，亦明定得適度簡化判決書記載之內容。辯護人主張原判決内對於：被告有無控制能力此一法定要件、何以認定被告犯罪動機為報復被害人、被告萌生殺意之時點，均未詳細說明乙節。惟原審依證人楊明潔（即鎖匠）、吳鎮宇之證述，及被告於警、偵訊中對於案發過程、事後處理之應答態度，認定被告案發時依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即控制能力）並未有顯著低於常人甚或喪失之情事（見原判決理由欄二、㈠⒊②）；又依證人黃楓傑、江福順、陳信志之證述、被告及被害人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即被告之供述等證據資料，認定被告係因為挽回與被害人間之友誼互動熱絡模式未果而萌生報復殺人動機，進而購買刀具、利用厚紙測試刀具鋒利程度、僱請鎖匠開啟被害人房間門鎖、2次埋伏進入被害人房間等情（見原判決理由欄二、㈠⒉④ ⑤），已將評議決定之重要認定擇要記載，符合本法判決書簡化之精神，未見辯護人所主張論述未詳盡之情，且不影響事實之認定。況國民法官參與審判，重在法庭活動，判決書內容自宜適度簡化，以使法官得有更多時間及精力，專注於與國民法官之討論及評議過程，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應於判決內就上開事項之取捨逐一說明，其認原審判決不備理由云云，顯無足採。　　　　　　八、關於第一審判決量刑之審查　㈠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第一審之量刑，依本法第83條規定，係由國民法官與法官共同評議決定，應予以高度尊重。施行細則第307 條復規定：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宜予以維持。詳言之，第二審法院就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科刑之審查，並非比較國民法官法庭量刑與第二審法院所為之量刑判斷是否一致，而係審查國民法官法庭量刑是否依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各款量刑因子後，而予適用，所說明之量刑情狀，是否欠缺合理性，除非有極度欠缺合理性（例如：忽略極為重要的量刑事實、對重要事實的評價有重大錯誤、量刑裁量權之行使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之情形外，原則上均應尊重原審法院即國民法官法庭所為量刑裁量權之行使。　　　　㈡自首並未減刑之說明　　　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自首僅係得減輕其刑，並非必減，其立法目的在於自首之動機不一而足，有出於內心悔悟者，有由於情勢所迫者，亦有基於預期邀獲必減之寬典者，若採必減主義，實務上難以因應各種不同動機之自首案例，不僅難獲公平，且有致犯人恃以犯罪之虞。乃委由裁判者視具體情況決定減輕其刑與否，俾富彈性及符公平之旨。故是否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係法院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867號刑事判決參照）。則法院是否依前述自首規定減刑，允依該立法意旨審酌判斷，倘若事實審關於刑法第62條前段之自首是否減輕其刑之裁量職權，無濫用之情形，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466號判決要旨參照）。原判決固依檢察官提出之綜合證據說明書（不爭執事實5，見原審卷三第467至471頁、第524 頁)及準備程序中雙方所不爭執之事項，認定被告符合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尚未發覺其犯行前，即主動坦承而自首之事實，然原審考量被告於攻擊被害人終了後，並未立即報警或積極對被害人施以救護舉措，反而逕自更換血衣、清洗兇刀，又被告侵入被害人住處時，業經現場監視器攝錄及證人楊明潔（鎖匠）、吳鎮宇（鄰居房客）目擊知悉，縱使被告未主動自首報案，警方亦得迅速循線查獲，因認被告之自首並非出於真誠，而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自首之法律效果既為「得」減輕其刑，並非必減，原審綜合卷內事證，裁量不予減輕其刑，當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故被告上訴認原判決未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其科刑事項之認定及裁量不當等詞，亦無理由。　㈢再按宣告刑之擇定，係實體法賦予法院得自由裁量之事項，此項職權之行使，以罪責原則為量刑之基礎上，綜合刑法第 57條所列各款事項等有利與不利之情狀為評價後，在法定刑度之內量定，客觀上無顯然濫權或失當者，即無違法可指。尤其於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之案件，就「量刑事實如何評價」（包含：⑴何種科刑證據對於適正量刑具相當重要性而納入考量；⑵所考量之各該科刑事項對刑度究為從輕或從重之趨向及權重；⑶對各個量刑事項整體考量後所得之最終刑度等項），第二審法院僅於量刑結果逾越適法量刑區間而有錯誤，或國民法官法庭存有濫用裁量情事致明顯不當時，始得予以撤銷之（即文獻所稱「裁量濫用基準」），俾充分尊重國民法官法庭之量刑所反映之一般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原判決在罪責原則下，依據被告與被害人間之關係、犯罪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段所受之刺激、犯罪手段、被告違反義務之程度及所生之損害、被告之成長經歷、生活狀況、被告之品行（前科、人格特質測驗、人格障礙症、品行對可責性評價之影響）、智識程度、未來社會復歸可能性（偏差與犯罪模式、社會支持與適應可能性、家庭支持程度、社會人際支持程度）、被告犯罪風險、需求與處遇評估（保護因子、風險因子、處遇需求評估）、犯罪後之態度等，既已充分考量刑法第 57條各款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就被告整體人格之判斷及再犯風險之評估，兼衡刑罰之應報、一般預防、特別預防等多元目的，且在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審酌事項下，反覆斟酌被告受限於個人自閉症類群症之人格特質於本案犯行之影響(見原判決理由欄三、㈦⒊），復參酌檢察官之具體求刑、被害人家屬之被害影響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對科刑犯為之意見，量處被告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經核原判決說明之量刑情狀，並無極度不合理之情形，關於科刑事項之認定或評價，亦難認有裁量濫用之違誤，當不能因原審由國民法官及法官共同評議決定之刑期，與其他殺人罪案件相較屬中、高度之刑，而遽認其科刑有不當致違反罪刑相當之可言，揆諸前揭說明，本院爰予以尊重原審國民法官法庭所為量刑裁量權之行使。九、沒收　　末查原審國民法官法庭以扣案料理刀2把，為被告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認有沒收之必要，而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乙節，核其就此部分之判斷，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亦應予以維持。十、綜上所述，被告前揭上訴意旨及辯護意旨，或係重執上訴人在原審辯解各詞，或未具體說明原審程序瑕疵有何影響於本件判決之結果，原審依國民法官法規定由法官與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經調查相關證據後，認事用法難認有何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不當或違法，所為之刑罰量定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裁量權限濫用以致罪責不相當，或有顯失公平情形。是被告以前揭情詞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翁嘉隆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月治、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瑞祥　　　　　　　　　　　　　　　　法　官　陳玉聰　　　　　　　　　　　　　　　　法　官　胡宜如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詹于君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附件A】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丙○○　　　　　　　　　　　　　　　　　　　　　　　　　　　　　　　選任辯護人　林陟爾律師　　　　　　黃致豪律師　　　　　　李宣毅律師訴訟參與人　乙○○ 訴訟參與人　之　代理人　許富雄律師　　　　　　廖怡婷律師上列被告因殺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48 93、52537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丙○○殺人，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扣案料理刀貳把，均沒收。　　犯罪事實一、丙○○為自閉症類群障礙症、憂鬱症患者暨東海大學法律學系畢業，於民國110年10月間因打籃球而結識亦畢業於東海大學電機學系之施英傑，並經友人施英傑引介而參與安麗直銷商團隊，雙方友誼原本互動熱絡；嗣因黃紹倫於111年4月間向施英傑表達個人情愫好感，惟遭施英傑拒絕且刻意疏離後，因其自閉症類群障礙症患者之行為固著現象，就雙方應可回復原先互動模式產生固著想法，遂接續利用逕至施英傑打工之便利商店或租屋處外攔堵施英傑之方式，欲圖挽回雙方原先互動模式，然其所為已造成施英傑日常生活極大壓力及困擾。嗣經丙○○於111年10月19日下午5時25分，騎乘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至臺中市○○區○○巷處，猶循前揭攔堵方式欲與施英傑溝通未果，復經施英傑之租屋處房東江福順出面勸離後，竟心生不滿而萌生報復殺人動機，先於111年10月19日下午5時46分，騎乘前述機車抵達位在臺中市○○區○○○○段00號即「菜刀王」刀具專賣店，以新臺幣2, 600元價格，向不知情之該店老闆購得料理刀共計2把（刀身總長度、刀刃長度均各為約38公分、24.5公分），供己為殺人工具使用。丙○○明知持鋒利之料理刀，猛力揮刺攻擊他人頸、胸部或背部要害，將會因傷及人體重要器官（含動、靜脈血管）且造成人體大量失血而致發生死亡結果；亦明知未經他人同意不得無故侵入他人住宅，竟同時基於殺人接續犯意、無故侵入他人住宅之接續犯意，攜帶前開料理刀2把，並於下列時、地為相關行為：　㈠於111年10月19日晚上7時6分，至臺中市○○區○○巷00○0號6樓60 3室即施英傑已上鎖之租屋住宅處，未經施英傑同意，逕自僱請並佯稱忘記攜帶鑰匙為由，使不知情之「天仁鑰匙刻印店」老闆協助開啟該房門鎖後，即無故侵入施英傑之租屋住宅處，躲藏在該房間廁所內，欲待施英傑返回而伺機報復行兇。復適因施英傑經安麗直銷商團隊成員發覺丙○○前述困擾施英傑情狀，而商請施英傑於該晚暫勿返回上址租屋處，致使丙○○在屋內等候未果，始於111年10月20日凌晨2時47分，暫離上址房間；又接續於同日晚上8時14分，再返回施英傑上址租屋處並躲藏於廁所內，伺機等候施英傑返回。　㈡於111年10月20日晚上8時42分，適見施英傑返回上址租屋處內，隨即自廁所躲藏處現身且雙手各持握料理刀1把朝向施英傑，雙方進而爆發激烈爭執。又於同日晚上9時約4分至8分起，利用施英傑未及注意之際，先朝施英傑左後肩處突刺1刀，致使施英傑負傷鮮血直流；嗣因丙○○見施英傑自行更換染血衣物且猶圖離開該租屋處之意，竟接續持刀朝施英傑身體要害處即左上胸、左上肩、左後側等處猛刺攻擊，施英傑除呼喊求救外，並以雙手抵禦丙○○手持雙刀攻擊。丙○○上開所為造成施英傑之左上胸、左上肩、左後側及左右手等身體部位，各受有穿刺傷及割傷等傷勢共計13處〔即①左頸部鎖骨內上方一處橫向刺創，刺創傷口長度3.5公分，方向從上往下，直接切斷左鎖骨下動脈近端及左頸靜脈，經左胸腔頂端刺入肺尖，刺入途徑長度約6公分；②兩鎖骨交界下2公分處，一處縱向淺刺創，刺創口長度1.5公分（有胸骨阻擋，未進入胸腔）；③左肩峰上方一處深切創，創口長度5公分；④左肩峰後方近腋下一處深次創，創口長度3公分，從外（左）上往內（右）下斜往肩胛部皮下5公分；⑤左前上臂近腋下一處深刺創，創口長度3.5公分，從外（左）上往內（右）下平走皮下5.5公分，於左乳上方另外產生三交尖型出口；⑥左側腰部上半部一處深刺切割，創口長度7公分，從左上稍往右下略微刺入腹腔橫膈下方（未刺中臟器）；⑦左手腕背側及右手拇指各2條、左手拇指、左手食指及右手末二指間各1 條之抵禦切創〕，當場造成施英傑大量出血而倒地不起。丙○ ○見狀僅將施英傑自地下抱起至該房間內床鋪上，迄至施英傑因出血性休克失去意識。　㈢於111年10月20日晚上9時30分，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尚未發覺其上開各行為前，主動自行撥打110報案電話，向警察表示自己在前開地點，甫失手殺害施英傑等語，自首其上開犯行而接受裁判。嗣經救護人員據報趕到現場，然施英傑已因前述傷勢造成大量出血導致出血性休克，於送抵醫院前即無生命跡象，並於同日晚上10時31分宣告死亡；另扣得丙 ○○所有供為上開刺殺行為時所用之料理刀2把。　　二、案經乙○○（即施英傑之父）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以下本案引用證據（詳如附件附表一本院裁定欄所示）均係由檢察官、被告丙○○及其選任辯護人聲請調查，並經本院裁定具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且經合法調查，先予指明。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揭時、地，無故侵入他人住宅，並曾持刀攻擊被害人施英傑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殺人犯行，並辯稱：其無殺人犯意而係失手致使被害人施英傑發生死亡結果云云；另被告之選任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被告係與被害人施英傑搶刀過程誤傷被害人施英傑，並無殺人之直接故意。又被告為自閉症類群障礙症、憂鬱症患者致思考與常人不同，係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因而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云云，經查：　　⒈就附件如附表二所示「不爭執事實欄」所載事實等情，被告均坦承不諱，並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10月31日檢察官準備暨補充理由書㈦檢附綜合證據說明書1份（參見本院卷宗㈢第467頁至第471頁、第517頁至第525頁）附卷可參，核屬相符，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先予指明。　　⒉按刑法上殺人與傷害致人於死之區別，本視加害人有無殺人之犯意為斷，被害人所受傷害之程度及部位，固不能據為認定有無殺人犯意之唯一標準。但被害人所受傷害之程度、部位，及加害人之下手情形如何，於審究犯意方面，仍不失為重要參考資料。換言之，加害人於行為當時，主觀上是否有殺人之故意，除應斟酌其使用之兇器種類、攻擊之部位、行為時之態度、表示外，尚應深入觀察其與被害人之關係、衝突之起因、行為當時所受之刺激、下手力量之輕重，被害人受傷之情形及行為人事後之態度等各項因素綜合加以研判（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975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　　　①被告手持雙刀攻擊造成被害人施英傑之左上胸、左上肩、左後側及左右手等身體部位，各受有穿刺傷及割傷等傷勢共計13處〔即⑴左頸部鎖骨內上方一處橫向刺創，刺創傷口長度3.5公分，方向從上往下，直接切斷左鎖骨下動脈近端及左頸靜脈，經左胸腔頂端刺入肺尖，刺入途徑長度約6公分；⑵兩鎖骨交界下2公分處，一處縱向淺刺創，刺創口長度1.5公分（有胸骨阻擋，未進入胸腔）；⑶左肩峰上方一處深切創，創口長度5公分；⑷左肩峰後方近腋下一處深次創，創口長度3公分，從外（左）上往內（右）下斜往肩胛部皮下5公分；⑸左前上臂近腋下一處深刺創，創口長度3.5公分，從外（左）上往內（右）下平走皮下5.5公分，於左乳上方另外產生三交尖型出口；⑹左側腰部上半部一處深刺切割，創口長度7公分，從左上稍往右下略微刺入腹腔橫膈下方（未刺中臟器）；⑺左手腕背側及右手拇指各2條、左手拇指、左手食指及右手末二指間各1條之抵禦切創〕，研判死亡原因為出血性休克、大量出血、左頸銳器刺創等情，業據證人兼鑑定人即法醫師饒宇東於本院審理具結陳述明確（參見本院卷宗㈤第275頁至第294頁），並有相驗屍體照片、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相字第2078 號檢驗報告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各1份（參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國蒞字第 1號移交罪責證據清冊卷宗㈢第557頁至第581頁）附卷可參。　　　②扣案料理刀共計2把（刀身總長度、刀刃長度均各為約38 公分、24.5公分），為類似不銹鋼材質等情，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1月3日檢察官勘驗筆錄、扣案刀具照片各1份（參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國蒞字第1號移交罪責證據清冊卷宗㈢第585頁至第589頁）附卷可參。若持此鋒利刀械猛力刺擊人體要害部位，極可能傷及該等部位之重要器官或主要靜、動脈，引發嚴重傷害或大量出血，如未及時送醫救治，將會造成死亡結果，此為具有一般智識及生活經驗者所明確知悉。是被告既具有大學畢業學歷，自對於上情當明顯知悉。又上開料理刀屬被告預先至「菜刀王」刀具專賣店，向不知情之該店老闆購得並攜至本案案發處，足徵被告對於該料理刀質地堅硬，用以猛力刺殺他人身體重要部位，將使他人導致死亡結果等情知悉甚明，竟仍持前述料理刀接續猛力持刀朝被害人施英傑身體要害處即左上胸、左上肩、左後側等處猛刺攻擊，更造成被害人施英傑左頸部鎖骨內上方一處橫向刺創，刺創傷口長度3.5公分，方向從上往下，直接切斷左鎖骨下動脈近端及左頸靜脈，經左胸腔頂端刺入肺尖，刺入途徑長度約6公分之穿刺傷結果，足見被告於行為當時殺意甚堅，毫無手下留情之意；另自前述被害人施英傑左手腕背側及右手拇指各2 條、左手拇指、左手食指及右手末二指間各1條之抵禦切創傷勢觀之，可認被害人施英傑除受有前述致命傷勢外，業曾利用自己雙手防禦阻擋被告攻擊，然被告猶不顧此持續猛力攻擊被害人施英傑，堪認被告明知持刀刺殺被害人施英傑之行為，將因此致使被害人施英傑發生死亡結果，仍有意使其發生，顯有致被害人施英傑於死之直接故意甚明。　　　③另被告係先朝被害人施英傑左後肩處突刺1刀，致使被害人施英傑負傷鮮血直流；嗣因被告見被害人施英傑自行更換染血衣物且猶圖離開該租屋處，始接續持刀朝被害人施英傑身體即左上胸、左上肩、左後側等處攻擊等情，業據被告於偵訊中所不否認（參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國蒞字第1號移交罪責證據清冊卷宗㈠第37頁），核與證人即案發處附近房客吳鎮宇於偵訊及本院審判中具結證述：其承租本案案發地點606室居住約4、5 年，而606室、603室間有約1公尺寬之走廊，其聽力正常，復因該處出租套房隔音效果非佳，故於本案案發當日晚上，其在自己房間開啟房門打掃房間之際，聽聞斜對門603室房間關閉之木門傳出強烈撞擊聲音約2、3聲，其遂探頭查看並以耳朵靠近603室房門聽房間內情狀。其聽見該房間內有兩名男子在對話，然僅能清楚兩句對話即「讓我走」、「你坐這裡，你坐著」等語。其即利用通訊軟體LINE向房東反映上情，約略20至30分鐘後，其在走廊看見被告由603室房間跑出並將房門帶上，被告先朝陽台探頭看一樓處，然後才自樓梯間跑下一樓，於此過程中其與被告彼此僅有互看，被告未向其為任何表示或互動（參見本院卷宗㈤第105頁至第128頁）等語；亦與證人兼鑑定人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警務員吳季宜於本院審判中具結陳述，就屋內血跡噴灑、分佈位置研判案發之際，被告與被害人施英傑相對應位置之內容大致相符（參見本院卷宗㈤第43頁至第80 頁），並有刑案現場照片及證物採驗照片（含被害人施英傑受創後之穿著衣物照片）、證人吳鎮宇與房東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各1份（參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國蒞字第1號移交罪責證據清冊卷宗㈡第155頁至第331頁、第616頁至第617頁）附卷可參，核屬相符。就被告攻擊過程觀之，被告先朝被害人施英傑左後側處猛刺攻擊1次後，適見被害人施英傑負傷流血且表達欲離開現場之際，並無立即停止持刀攻擊行為，亦無呼應他人或電聯救護人員到場救護被害人施英傑，猶接續持刀朝被害人施英傑身體要害處即左上胸、左上肩攻擊，益徵其殺人犯意之堅定。　　　④被告、被害人施英傑雙方友誼原本互動熱絡，嗣因被告於111年4月間向被害人施英傑表達個人情愫好感，惟遭被害人施英傑拒絕且刻意疏離後，被告即接續利用逕至被害人施英傑打工之便利商店或租屋處外攔堵被害人施英傑之方式，欲圖挽回雙方原先互動模式，然已造成施英傑日常生活極大壓力及困擾；嗣被告於111年10月19日下午5時25分，騎乘機車至臺中市○○區○○巷處，猶循前揭攔堵方式欲與被害人施英傑溝通未果，復經被害人施英傑之租屋處房東即證人江福順勸離後，被告隨即前往購買料理刀等情，業據被告於偵訊中所不否認（參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國蒞字第1號移交罪責證據清冊卷宗㈠第29頁至第30頁、第35頁至第36頁），業經證人即安麗直銷商團隊成員黃楓傑於偵訊及本院審判中具結證述（參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國蒞字第1號移交罪責證據清冊卷宗㈠第41頁至第48頁、本院卷宗㈤第 157頁至第180頁）、證人即被害人施英傑打工之便利商店員工陳信志、證人即被害人施英傑租屋處房東江福順各於偵訊中具結證述明確（參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 2年度國蒞字第1號移交罪責證據清冊卷宗㈠第54頁至第5 7頁、第62頁至第63頁），並有被告與友人即通訊軟體L INE暱稱「李澤平」及「陳益山」、被告與被害人施英傑、被告與證人黃楓傑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各1份（參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國蒞字第1號移交罪責證據清冊卷宗㈢第610頁至第612頁、第618頁至第887 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10月31日檢察官準備暨補充理由書㈦檢附綜合證據說明書（即不爭執事實1部分）1份（參見本院卷宗㈢第467頁至第471頁、第517頁至第525頁）附卷可參，核屬相符。爰審酌自被告、被害人施英傑雙方互動歷程觀之，雙方友誼原本互動熱絡，嗣經被告向被害人施英傑表達個人情愫好感，遭被害人施英傑拒絕且刻意疏離後，被告即接續至被害人施英傑打工之便利商店或租屋處外攔堵被害人施英傑；迄至被告於案發前1日下午5時25分，猶循前揭攔堵方式欲與被害人施英傑溝通未果，復經證人江福順出面勸離，隨即前往購買料理刀等情過程，被告所為已逾越社會通常朋友關係互動模式。又自卷附被告於本案案發前，各與友人即通訊軟體LINE暱稱「李澤平」、「陳益山」對話紀錄內容，被告猶表示：「放不下跟英傑大哥（按指被害人施英傑）之間的事情」、「他今天說不會給我機會了，需要幫助去找別人」、「英傑他已經不會要我了」、「英傑今天說了，不會給我機會了，我也不再是他的寶貝」、「我也永遠回不去了」等語觀之，益徵被告適見被害人施英傑猶再次明確拒絕暨刻意疏離被告後，隨即前往購刀，堪認被告顯係就被害人施英傑明確拒絕回復與被告間之原本友誼互動熱絡模式而心生不滿，進而萌生報復殺人動機，應可認定。　　　⑤又被告前揭依序購刀、僱請鎖匠開啟被害人施英傑房間門鎖、為圖攻擊被害人施英傑而2次埋伏進入被害人施英傑房間廁所等情，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10 月31日檢察官準備暨補充理由書㈦檢附綜合證據說明書1 份（參見本院卷宗㈢第467頁至第471頁、第517頁至第52 5頁）附卷可參；復參酌被告於警詢中自陳：其於購得前述料理刀後至案發前，在自己租屋處，曾將厚紙一疊置於書桌懸空後，再以前述刀具刀頭處慢慢施壓並貫穿厚紙，以測試鋒利度等語明確，並有刑案現場照片1紙（參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國蒞字第1號移交罪責證據清冊卷宗㈠第25、152頁）附卷可參，爰審酌一般常人購買刀具供料理使用，較常見當場商請販賣刀具者測試確認，然被告既無使用料理刀之需求，竟1次購入刀身總長度各為約38公分之料理刀2把，並於攻擊被害人施英傑之前，猶自行利用前述穿刺厚紙疊方式測試確認刀鋒尖利程度，均與常情有違，益徵被告所為顯係計畫預謀殺人，並非僅屬單純持刀欲恐嚇被害人施英傑之舉。　　　⑥另被告辯稱：其無殺人犯意而係失手致使被害人施英傑發生死亡結果云云，然被害人施英傑身體於遭受被告持刀攻擊後之傷勢，多屬具有相當深度之穿刺傷等情，已如前述；而被告於上開攻擊被害人施英傑過程中，其身體除手指部分前端約1公分傷口外，其餘部位均無任何傷勢等情，業據被告於偵訊中陳述明確（參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國蒞字第1號移交罪責證據清冊卷宗㈠第29頁），並有刑案現場照片（照片編號133至135）1 份（參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國蒞字第1號移交罪責證據清冊卷宗㈡第220、221頁）附卷可參，核屬相符。爰審酌常人於互搶刀具之際，容或發生彼此誤傷情狀，然自被告身體於此嚴重衝突過程中，竟無受有任何重大傷勢，被告所述是否可信，已非無疑；再自被害人施英傑身體多屬具有相當深度之穿刺傷等情觀之，被害人施英傑豈有在與被告互搶刀具而受創之餘，猶忍住自身疼痛，以自己身體不斷多次猛力朝被告刀尖方向以使自己受創之可能，堪認被害人施英傑身體傷勢均係處於被動狀態下而遭受被告主動攻擊所致，應可認定。況常人於互搶刀具過程發覺誤傷情狀，為圖避免傷勢危及傷者生命，多會停止動作並即呼救送醫，然被告竟無任何停止攻擊動作，猶不斷猛力持刀攻擊，是被告所辯，被害人施英傑所受傷勢係因雙方互搶刀過程失手所致云云，核與前揭事證不符，亦顯與事理常情有違，無足採信。　　⒊刑法第19條所定刑事責任能力之內涵，包含行為人於行為當時，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辨識能力，以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控制能力。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理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學上精神病科之專門學問，非有專門精神病醫學研究之人予以診察鑑定，不足以資斷定；至於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致使行為人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控制能力，又是否致使行為人之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顯著減低，因係依行為時狀態定之，得由法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357號判決要旨參照）。刑事法上犯罪之成立，以具備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及有責性（罪責）為要件，三者缺一不可。行為人藉該當構成要件之違法行為，表現其個人主觀上違反法律規範價值之可非難性或可責性，而應負擔刑事責任，並接受刑罰之制裁。故刑罰以罪責為基礎，無罪責即無刑罰。而罪責係以行為人之判斷能力為基礎，即其在意思自由之狀態下，具有正確判斷並辨別合法與不法之能力，竟違法行事，其行為即具可責性。又除了反社會人格違常以外，凡影響人類思考、情緒、知覺、認知及行為等精神狀態表現，致適應生活功能發生障礙者，皆為精神衛生法所定義之「精神疾病」（見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1款規定）。然而，並非所有的精神疾病都可能影響人的知覺或現實感的判斷作用（例如精神官能症、酒癮、藥癮及衝動控制疾患等是），故刑法第19條關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責任能力之規定，係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因知覺異常與現實感缺失，致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辨識能力，知的要素），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控制能力，意的要素，即依其辨識進而決定自己行為的能力），於行為時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行為人所為之違法行為必須與其罹患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疾病所生知覺異常與現實感缺失之間，具有關聯性，始有阻卻責任可言。倘行為人非但具有正確理解法律規範，認知、辨識行為違法之辨識能力，而且具備依其認知而決定（選擇）是否為或不為之控制能力，縱經醫師診斷為精神疾病患者，仍應負完全之責任，並無同條不罰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2925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　　　①由本院囑託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進行本案司法精神醫學鑑定被告有無刑法第19條規定情形，經該院參考被告過去醫療紀錄（含臺中市卓大夫診所、臺中知心心理諮商所）、就學紀錄（含國小、國中、高中及大學）、看守所紀錄，並審酌被告個人生活狀況、品智識程度、犯行經過、檢查結果與身心狀態後，認為：⑴根據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The Diagnostic andSt 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 tion，簡稱DSM-5）診斷準則，被告之精神科相關診斷為「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及憂鬱性疾患」。⑵主要臨床問題為情緒及社會相互性的辨識困難及僵化的思考模式。根據心理衡鑑結果，被告認知功能正常，可以完成大學法律系學業，對於自身涉法行為，能夠運用所學進行法律要件的檢驗，並採取對自己有利的說法。⑶關於被告犯行時之精神狀態，參照其犯行前後之行為表現進行綜合評估，被告於犯行前一日在被害人施英傑住處附近等候，見到被害人施英傑返家，即趨近交談，二人交談過程不順利，被害人施英傑離開轉向房東家求助，被告則在外徘徊，之後因房東介入要求被告不要接近而離開，因決意要讓被害人施英傑知道何謂真正的恐懼而購買2 把料理刀。被告抵達被害人施英傑住處大樓時，係採取尾隨其他住戶進入的策略，但因沒有鑰匙而找鎖匠開門，期間其他住戶告知無須找鎖匠，可找房東開門即可，被告尚可與其等對談，不致讓鎖匠或其他住戶懷疑被告不是該處住戶。之後被告躲藏在被害人施英傑房中。此段期間猶持續與安麗直銷團隊人員傳送訊息，該安麗直銷團隊人員曾建議被告應離開被害人施英傑附近，被告則回覆他已經離開等等。然被告實際係在場等候至隔日凌晨始返回自己住處。被告為本案犯行而報警時，雖不知案發處之確切地址，然猶知悉翻找房間內之文件尋找實際地址以告知員警，另亦知悉身上沾染血跡衣物可能會嚇到人而當場更換衣服等狀況顯示，雖然被告多次表示當時精神狀況不佳，情緒低落等語，但其於犯行前、後之人時地的定向感良好，可以瞭解他人言語並能合宜應對、反應，不至於讓他人感覺其狀態有異，可以形成及執行計畫，並具解決問題之能力。被告亦清楚知悉無故侵入他人住宅雖屬違法行為，然只要被害人施英傑能接受就不違法，否認自己行為是「性與性別相關」而非屬跟蹤騷擾防制法的範疇，亦能請母親代為尋找律師協助。故認為被告未因上述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甚或完全喪失之情狀，業經證人兼鑑定人黃聿斐於本院審判中具結陳述明確（參見本院卷宗㈤第211頁至第244頁），並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2年9月30日重大矚目案件量刑前評估調查及責任能力鑑定報告書1份（參見本院暫時保管卷宗第147頁至第191頁）附卷可參。　　　②復參酌被告分別於僱請鎖匠開啟房門、於案發租屋處房客善意提醒可向房東索討鑰匙、於案發後離開房間及報警等過程，其均能應對如流，甚或編織謊言以使他人毫無戒心，亦能清楚辨明位置方向行動自如等情，業經證人楊明潔、吳鎮宇分別於偵訊或本院審判中具結證述明確（參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國蒞字第1號移交罪責證據清冊卷宗㈠第73頁至第74頁、第86頁、本院卷宗㈤第105頁至第127頁），並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 年10月31日檢察官準備暨補充理由書㈦檢附綜合證據說明書（即不爭執事實5部分）1份（參見本院卷宗㈢第467 頁至第471頁、第第524頁）附卷可參，核屬相符；況被告為警逮捕後，於警詢及偵訊中，均能明確連續對答陳述，回答內容均非簡略，亦無答非所問，且清楚表示其非預謀故意殺人而係失手，此有被告警詢、偵訊筆錄在卷可稽，足見其於行為時認識行為違法之能力應未喪失，亦無顯著低於一般人。　　　③從而，綜合自被告於本案事前、事中、事後反應及行為舉止觀之，足認被告雖係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及憂鬱性疾患，然其未因上述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甚或完全喪失之情狀，應可認定。是被告之選任辯護人為被告辯稱：因被告具自閉症類群障礙症、憂鬱症致思考與常人不同，係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因而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云云，顯屬無據，不足採信。　　⒋又本院囑託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進行鑑定後，認為被告之精神科相關診斷為「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及憂鬱性疾患」等情，已如前述，另①就人格特質部分：認為綜合行為觀察、會談及評估結果，被告行為處事上顯得幼稚、依賴、固著，遇到感覺難以因應的人際問題，較不願思考以修正過去不合宜的處理方法，多選擇認為較能達到目的之方法，而非有成效的作法；其獨立解決問題能力不佳，無法適當因應變化或突發性的狀況，多需他人協助或諮詢他人，也可能因此讓被告對於提供協助的人有更多的情感投入與依賴；遇到衝突挫折，則相對在意自己的感受及權益，對他人可能的遭遇後果，可能得在事後經過沉澱或思考始能理解及接受。情緒上的困難則可能與無法思考別人立場感受、場合的不同需要不同的行為表現，感覺自己不能被他人理解、接納有關。根據被告對案件說明，除當下情緒因素，推測也與被告固著貧乏的問題解決思維及同理他人、人際互動的能力缺失有關。其長期人際互動上能力的缺失、過分執著於某些事物的表現，可能是自閉症特質的表現。整體來說，被告行為表現可能符合自閉症類群障礙的診斷，不影響被告對於其行為合適性的理解及判斷，但可能影響被告對於兩人互動情況的理解與判讀，影響其互動時的行為表現；②就人格障礙症部分：根據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診斷準則，被告未符合人格障礙症診斷之任何分類，未有人格障礙症之診斷；③詐病、偽病評估部分：鑑定會談過程中，被告精神狀態可，注意力良好，可以配合回答問題，情緒可以維持平穩，沒有過度防衛之行為表現，對某些字詞敏感，傾向對自己有利的說法。施行智能衡鑑時，因欲與母親見面交談的態度急切，作答動機低落，注意力分散，以致於所得智能分數為低估之結果。綜合上述觀察，推估本次評估結果應具可信度，尚能反映被告的實際狀況，並未有詐病及偽病的狀況等情，業經證人兼鑑定人黃聿斐於本院審判中具結陳述明確（參見本院卷宗㈤第211頁至第244頁），並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2年9月30日重大矚目案件量刑前評估調查及責任能力鑑定報告書1份（參見本院暫時保管卷宗第147頁至第191頁）附卷可參，爰審酌被告於111年4月間向被害人施英傑表達個人情愫好感，惟遭被害人施英傑拒絕且刻意疏離後，被告即接續利用逕至被害人施英傑打工之便利商店或租屋處外攔堵被害人施英傑之方式，欲圖挽回雙方原先互動模式，已造成被害人施英傑日常生活極大壓力及困擾等情，詳如前述，復依上開鑑定報告書、證人兼鑑定人黃聿斐於本院審判中具結陳述：於兒童時期經診斷自閉症障礙類群（含亞斯伯格症）者，尚可透過部分治療或特殊教育方式，較有效處理其固著傾向。若兒童時期未妥適處理，待其成人後即變成為人格特質一部分。故常見亞斯伯格個性長大的孩子就是自我為中心，個人覺得是對的就是對的，不太能夠接受別人不同意見。對於一些別人給他的建議或請他做調整的部分，該彈性就變得很小。所謂彈性係意指：「我可不可以接受別人意見，我試著去做不一樣的事情」。自閉症障礙類群者比較固執在自己習慣的方法上，可從自閉症障礙類群者跟別人相處模式，看到自閉症障礙類群者幾乎以此模式為之。旁人縱使從旁不斷地給自閉症障礙類群者一些建議以求改變，但改變、治療或建議效果實屬有限。自閉症障礙類群者理智上似會表示：「我可以怎樣改變」，但最後仍會回到自閉症障礙類群者習慣運用的方法。被告比較接近亞斯伯格症狀態，亦即其智能正常，可與他人互動之一些人際溝通能力，但於辨識別人給被告訊息時，其理解、解讀及判斷會有些問題，因此構成其人際溝通問題。另被告就某些事情會特別執著，而有某些固執行為及想法而很難改變。被告自小即因自閉症障礙類群而影響其人際互動能力，然其智能正常，在學習、理解、判斷力部分均無問題。另從被告整體學習及輔導歷程，可發現被告於自身人際關係受挫且有教官或他人介入時，被告是可以停止其固著行為模式，被告應可知悉自己行為係不太恰當，故其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均無問題。另被告情緒憂鬱傾向憂鬱症雖歸類於精神障礙部分，然精神障礙若無合併某些精神症狀，並不會影響此人正常之辨識能力及控制自己之能力（參見本院卷宗㈤第242、229、230頁）等語內容觀之，堪認被告本案所為，應係多次遭被害人施英傑拒絕且刻意疏離後，因其自閉症類群障礙症患者之行為固著現象，就雙方應可回復原先互動模式產生固著想法，欲圖挽回雙方原先互動模式所致，然此情狀僅屬其個人人格特質之一，尚難執此逕行推論被告係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因而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屬實。是被告之選任辯護人為被告辯稱，被告係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因而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云云，顯係將被告因患有自閉症類群障礙症之人格特質與刑法第19條規定情狀混淆，核屬無據，不足採信。　　　㈡綜上所述，被告基於殺人預謀而無故侵入他人住宅，並基於殺人之直接故意而為殺人犯行，造成被害人施英傑死亡等情，應可認定。被告前揭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詞；另被告之選任辯護人為被告所為上開辯詞亦與前揭事證不符，均無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述犯行，均應堪認定。三、論罪科刑部分：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 條第1 項殺人既遂罪、刑法第3 06 條第1 項無故侵入住宅罪。　㈡按所謂間接正犯，指犯罪行為人不親自實施犯罪，而利用無責任能力人或無犯罪意思之人實施犯罪的情形。換言之，係利用他人作為犯罪工具，以實行犯罪行為，行為人如對於犯罪事實，有所認知，並就全部犯罪行為之實行，居於掌控之地位，自可成立間接正犯（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29 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矇騙鎖匠即證人楊明潔，利用不知情之證人楊明潔為被告開啟被害人施英傑上開住處門鎖，供被告無故侵入被害人施英傑之住宅，係間接正犯。　㈢按如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295 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被告於前述密接時間，接續無故侵入他人住宅、持刀攻擊被害人施英傑之殺人行為，顯基於一貫犯意之多次接續行為，均為接續犯而屬實質上一罪。　㈣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聯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全部或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918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被告所犯殺人罪、無故侵入住宅罪之犯行，在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惟均係在同一處所緊密實行，其間仍有部分合致，且均係肇因於被告與被害人施英傑間之相處互動糾葛而起，其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故被告所犯前開各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殺人罪處斷。　㈤修正後刑法第62條前段改採得減主義，對於不同動機之自首者，委由法官依個案具體情況決定是否減輕其刑，避免因情勢所迫而不得不自首者；或因預期邀獲必減之寬典，而恃以犯罪者；與因真誠悔悟而自首者，不予區別其自首動機，均一律必減其刑，而有失公平。自首減輕其刑之例，意在鼓勵犯罪者知所悔悟而投誠以改過自新，俾使犯罪事實易於發覺並節省訴訟資源。如犯罪者在犯罪未發覺前，向該管公務員表明其犯罪事實，而接受裁判，原則上即得減輕其刑，僅於犯罪者具有類似上揭不真誠之自首動機，始例外賦予法官不予減輕其刑之職權，並非增加自首減輕其刑須以真心悔悟為要件。況自首是否減輕其刑，亦係事實審法官職權，倘無濫用之情形，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至於犯罪後有無悔意等情狀，僅為法定刑內科刑之審酌標準，與自首減輕其刑之要件無涉（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3872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　　①被告犯後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尚未發覺其上開各行為前，雖主動電聯報警處理，並報明行為地點，即主動坦承犯行而自首等情，已如前述，並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112年10月31日檢察官準備暨補充理由書㈦檢附綜合證據說明書（不爭執事實5）1份（參見本院卷宗㈢第467頁至第47 1頁、第524頁）附卷可參，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　　②依證人即案發處附近房客吳鎮宇於本院審判中具結證述：其發覺案發地點有人爭吵情況，至其發現被告從案發房間出門下樓為止，此過程約20、30分鐘（參見本院卷宗㈤第1 25頁）等語，並有證人吳鎮宇與房東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照片編號52）1份（參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國蒞字第1號移交罪責證據清冊卷宗㈡第616頁）附卷可參。另上開證人吳鎮宇與房東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觀之，證人吳鎮宇利用通訊軟體LINE先向房東表示603 室屋內有人打架，房門遭撞得很大力之後，復於111年12 月20日晚上9時8分，向房東表示：「沒那麼激烈了」等語；復參酌被告係於111年10月20日晚上9時30分向警方報案等情，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10月31日檢察官準備暨補充理由書㈦檢附綜合證據說明書（不爭執事實5）1 份（參見本院卷宗㈢第467頁至第471頁、第517頁至第525 頁）附卷可參，足徵被告攻擊被害人施英傑終結時間約略係於111年12月20日晚上9時8分左右，而被告係延至111年 10月20日晚上9時30分始報警處理，應可認定。　　③被告於偵訊中陳稱：其持刀與被害人施英傑互相拉扯過程中，容有刺到被害人施英傑身體，且發現被害人施英傑感到很不舒服，其隨即將刀放在地上並呼叫被害人施英傑，但被害人施英傑意識開始模糊，且表示很冷，似快無感覺，其始報警到場處理。另於等候過程，其有到窗邊查看警方是否到場，並將被害人施英傑身體扶正；另因其身上衣物沾染大量血跡，為避免驚擾住戶及警察，其當場自被害人施英傑衣櫃內取衣更換，才下樓迎接警察（參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國蒞字第1號移交罪責證據清冊卷宗㈠第37頁）等語明確。從而，被告攻擊被害人施英傑終結後，至被告報警處理之期間約略20分鐘，然自被告上開偵訊陳稱內容，堪認被告於此期間僅有將被害人施英傑身體扶正，且更換自身沾染大量血跡衣物，甚或在浴室內清洗兇器，亦有刑案現場照片（照片編號31至33）1份（參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國蒞字第1號移交罪責證據清冊卷宗㈡第252頁至第253頁）附卷可參，並無立即積極為被害人施英傑施以救護或求救之舉措，而僅係單純在場查看被害人施英傑意識開始模糊，且表示很冷，似快無感覺，始報警到場處理，堪認被告明知自己殺人後，已見被害人施英傑傷重瀕臨死亡之際，猶自顧更換血衣、清洗兇刀為首要，益徵其報警自首之際並無任何真誠之自首心態。　　④被告於犯案後固得自由逃離現場，然被告於縝密規劃行兇過程中，利用尾隨其他住戶進入案發現場房間外走廊，再僱請鎖匠開啟房門，甚或於案發租屋處房客善意提醒可向房東索討鑰匙、於案發後離開房間等過程，均有現場監視器攝錄，並經證人楊明潔、吳鎮宇目擊知悉，均已如前述，縱使被告未主動自首報案，警方亦得迅速循線查得行為人、犯罪過程，致使被告無所遁形，堪認被告應係基於情勢所迫之考量暨衡量現狀後，而留在案發現場；另參酌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根據心理衡鑑結果，認為被告認知功能正常，可以完成大學法律系學業，就自身涉法行為，能夠運用所學進行法律要件的檢驗，並採取對自己有利的說法；另就量刑前評估被告結果，認為被告犯罪後之心理機轉：認為自己沒有前科、應可得到量刑預估10至15年等情，此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2年9月30日重大矚目案件量刑前評估調查及責任能力鑑定報告書1份（參見本院暫時保管卷宗第147頁至第191頁）附卷可參，並經證人兼鑑定人黃聿斐於本院審判中具結陳述明確（參見本院卷宗㈤第246頁至第257頁），亦有因預期邀獲必減之寬典，而恃以犯罪之情。　　⑤從而，本案為預謀犯案，被告審視情狀知悉職司偵查員警就犯罪行為人、犯罪事實可輕易查獲，而迫於犯罪匆促，自己亦無其他適當逃亡途徑或管道，為求減刑，僅得選擇於犯罪後停留於現場，並電聯員警告以犯罪人、犯罪事實，以圖符合自首要件而為減刑之主張，足徵被告之自首動機顯非基於真誠為之，堪認被告實屬因情勢所迫而不得不自首者；或因預期邀獲必減之寬典，而恃以犯罪者，倘於此情形猶予寬典而減輕其刑，顯失公平，核與刑法第62條修正意旨相違，爰不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　㈥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固為法院依法得自由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為此項裁量減刑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始稱適法（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683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被告雖具自閉症類群障礙症等之特殊人格特質，又與被害人施英傑僅係普通朋友關係，竟就被害人施英傑拒絕回復雙方相處互動模式後，不思尋其他理性方式解決，任由其個人主觀情緒累積無處發洩控制，尚難認為係屬特別原因；復參酌其所為本案過程，僅因個人單向情感因素及偏執而縝密規劃利用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埋伏方式，再持刀猛力攻擊被害人施英傑身體要害，致使被害人施英傑當場死亡，實屬最嚴重程度之暴力行為，惡性重大、對法益侵害甚深，客觀上實無何情輕法重，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可堪憫恕情形。依上揭說明，尚無其他顯可憫恕情狀，難認有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顯可憫恕，或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故本院認為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餘地。　㈦按刑之量定，係實體法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倘其所量之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並審酌一切情狀，而所量之刑復未逾越法律規定範圍，亦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或有裁量權濫用之情形者，自不能任意指摘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並落實罪刑相當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因此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本於量刑因子資料越豐富，越有助於在公平、比例原則及刑罰所欲達成目的之框架下，酌定符合實現個案正義與平等原則之刑度。從而，為使刑之量定更為精緻、妥適，科刑時所應審酌之一切情狀，除刑法第57條各款所例示應注意之事項外，為實現罪責相當、正義報應、預防犯罪及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尚非不得將攸關刑之量定而與犯罪或行為人相關之一切有利或不利情狀納入，全盤考量，以期斟酌至當（最高法院10 9 年度台上字第4461號判決要旨參照）。爰依前揭量刑考量準則，審酌下列事項：　　⒈犯罪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刺激：自被告、被害人施英傑雙方互動歷程觀之，雙方友誼原本互動熱絡，嗣經被告向被害人施英傑表達個人情愫好感，遭被害人施英傑拒絕且刻意疏離後，被告即接續至被害人施英傑打工之便利商店或租屋處外攔堵被害人施英傑；迄至被告於案發之前猶循前揭攔堵方式欲與被害人施英傑溝通未果，被告適見被害人施英傑猶再次明確拒絕暨刻意疏離被告，復經證人江福順勸離，隨即前往購買料理刀等情，已如前述，堪認被告顯係就被害人施英傑明確拒絕回復與被告間之原本友誼互動熱絡模式而心生不滿，進而萌生報復殺人動機；又被告前揭依序購刀、利用厚紙測試刀具鋒利程度、僱請鎖匠開啟被害人施英傑房間門鎖、為圖攻擊被害人施英傑而2 次埋伏進入被害人施英傑房間等情，亦如前述，足徵被告於案發前已多次就雙方互動模式發生爭執，早有殺人計畫而非一時受氣憤情緒驅動而萌生殺意並下手實施犯罪，核屬事先計畫性謀殺奪命情狀，並非僅屬單純持刀恐嚇被害人施英傑之舉。　　⒉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間之關係及犯罪手段、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被告與被害人施英傑間為單純朋友關係，未有何特殊難解仇恨，被害人施英傑基於良善心態協助被告參與及融入直銷團隊、關心被告日常生活。被告僅因向被害人施英傑表達個人單方情愫好感，而遭被害人施英傑拒絕及刻意疏離，復因其自閉症類群障礙症患者之行為固著現象，就雙方應可回復原先互動模式產生固著想法，遂接續利用逕至被害人施英傑工作或租屋處外攔堵方式，造成被害人施英傑日常生活極大壓力及困擾。又漠視他人感受及選擇交友情感之自由，而於多次遭人拒絕後，竟恣意持刀行兇，澈底剝奪被害人施英傑生命權，本案犯罪手段為被告利用鋒利料理刀猛力攻擊被害人施英傑身體多處，於短時間內即達剝奪友人寶貴生命目的，亦無立即於造成被害人施英傑創傷之際，隨即報警或救護以圖彌補遺憾之作為，足徵其殺意甚堅而未留任何餘地，造成無可回復之死亡結果。另被害人施英傑於瀕死前之驚恐、痛苦及無助，並使被害人施英傑之全體家庭成員心理背負被害者家屬沉痛傷害及負面情緒，日常生活甚或以淚洗面與天人永隔之無盡思念等情，業據被害人施英傑之家庭成員各於本院審判中陳述明確（參見本院卷宗㈤第421頁至第430頁），實對於被害人施英傑之家屬或長輩造成最嚴重之錐心之痛，亦影響被害人施英傑家族成員日常平穩生活之安寧，益徵被告所為實具最嚴重破壞及危害性之行為。　　　　　⒊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與智識程度：被告為本案前，無犯罪紀錄，其學歷為大學法律系畢業，非屬毫無智識之人；復參酌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就量刑前評估被告結果，認為①人格發展歷程、人格特質：被告人格發展受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影響，在非語言訊息情境之推論能力不佳，容會影響被告對他人行為意圖適當推論與因應，然尚可透過語言溝通情境稍能了解社會脈絡。又依心理衡鑑顯示被告對於事務執著、注意力難以轉換之表現特別顯著，與被告在人際關係問題之執著表現一致。被告雖有人際互動需求，然與家人疏離而轉向年齡相近同儕，復因其難以同理他人感受而常有不適當言行表現，行為處事顯得幼稚、依賴、固著。其遇到感覺難以因應之人際問題，較不願思考以修正過去不合宜之處理方法，多選擇認為較能達到目的之方法，而非有成效作法。其獨立解決問題能力不佳，無法適當因應變化或突發性狀況，多需他人協助或諮詢他人，容或因此讓被告對於提供協助者有更多情感投入與依賴；另其遇到衝突挫折，則相對在意自己感受及權益，對他人可能的遭遇後果，可能得在事後經過沉澱或思考才能理解與接受。被告情緒上的困難則可能與無法思考別人立場感受、場合的不同需要不同的行為表現，感覺自己不能被他人理解、接納有關。②成長發展歷程（包含家庭關係、教養、發展、人際關係發展、就醫或疾病發展史、受挫或受創經驗對其人格形成之影響）：被告出生史大致正常，發展亦無明顯遲緩或有偏差情形，國小、國中、高中階段之教師評語多提及被告人際關係問題，表示被告缺乏彈性、圓融、察言觀色之能力，反應被告就人際互動能力容有部分缺失；復因被告於國、高中階段出現明顯人際相處問題且需要學校教官、輔導系統介入處理，推測被告人際互動能力不彰，可能是其穩定的行為模式及特性。另被告於國中小學階段適逢父親中風、父母離婚等重大生活事件，然其與一般人反應略有不同，其感覺家庭無重心、失去溫暖而向外尋求朋友關心。就母親離家情狀，其感覺似遭丟下而無特別感受，認為不及遭被害人施英傑疏遠的痛苦。其認為自己與家人感情不差，但跟家人聊心裡的事情，感覺略為彆扭，與家人觀點有所出入。另其難以體會自己過往言行對家人造成困擾。又被告主要受挫經驗多來自人際關係，對於他人語言或非語言訊息的辨識與因應困難，及關係建立後依賴、自我中心、無法同理他人感受特質，導致人際關係難以維持，進而產生憂鬱及焦慮情緒。自高中二年級開始，接受多次以人際關係為核心問題的諮商輔導。轉介治療的情境（如朋友疏離、被告頻繁傳訊、堵人等）類似，但治療效果有限；被告曾至精神科診所治療人際關係問題帶來憂鬱及焦慮等問題，儘管表示服藥後可以比較穩定，不會一直重複想相同的事，但治療配合度不佳，感覺稍好就想靠自己而中斷治療。整體而言，被告缺乏持續接受治療，以維持自身狀況、情緒穩定，學習新的人際技巧、改變人際困境之動機。③學習情況：被告最高學歷為東海大學法律系。國小、國中時成績優良，高中成績中等，大學成績中下，大部分科目可以及格，但四年級下學期多科不及格，畢業平均成績為71.27分，其學業成就表現與其認知功能表現大致相符。④智能測驗結果〔魏氏成人智力測驗第四版（WAIS-IV）〕：根據被告完成之分測驗，推估被告的語文理解105，知覺推理84，工作記憶102，處理速度72，全智商89（百分等級23，95%信賴區間85~93 ），整體功能表現落在邊緣至中等範圍，語文理解顯著優於工作記憶，且內在能力表現差異大，宜分別解釋之，較能適當理解被告能力。進一步分析，被告的語文推理、概念形成、知識的獲得保留能力、短期記憶的表現無明顯問題，皆在正常範圍；邏輯推理的能力表現較弱，處理速度明顯不佳，推測可能與其注意力轉移至想與母親見面，對測驗進行、結果影響等態度的改變，難以專注並顯草率所致。綜合行為觀察、會談及評估結果，被告認知功能無明顯障礙，可能會受到其注意力或情緒的影響，表現不佳；其邏輯推理的能力表現較弱，處理速度明顯不佳，可能與其注意力轉移至欲與母親見面，難以保持專注有關，形成整體能力低估的表現。⑤被告對於不如預期的情境，大多採取「盧」（按意指對方不斷利用吵煩、糾纏不停、不達目的或不擇手段之感覺）的策略因應。原因可能是對於母親或家人經常可以達到目的，因此認為對親近的朋友應可如此為之，即便經歷前3次失敗的經驗，然因被害人施英傑係曾給予被告溫暖之人，被告不願意放棄且認為被害人施英傑的拒絕態度不如先前3位拒絕態度強硬，應該仍有機會。另被告表示得知被害人施英傑向同事表示內心覺得害怕、感到生命遭受威脅時，曾情緒爆發，埋怨被害人施英傑為何不跟自己講清楚而寧願跟別人說這些，其情緒為難過大於生氣。復因犯行前一日，被害人施英傑曾對被告說被告有精神病之類的話語，使被告感到受傷而決意讓被害人施英傑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恐懼等情，此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2年9月30日重大矚目案件量刑前評估調查及責任能力鑑定報告書1份（參見本院暫時保管卷宗第147 頁至第191頁）附卷可參。綜合卷內資料顯示，被告歷來生活成長狀況雖非順利，生活成長過程，原生家庭功能亦非屬完整，然其除邏輯推理能力表現較弱外，個人語文推理、概念形成、知識的獲得保留能力、短期記憶的表現無明顯問題，均屬正常範圍，僅受限於個人自閉症類群障礙症患者之行為固著現象之人格特質而為本案犯行；另其平時品行尚非不佳或惡劣。　　⒋犯罪後之態度：被告遭警方查獲逮捕後，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就主要殺人重大情節，均否認犯行，僅坦承無故侵入住宅部分，並辯稱本案係肇因於被害人施英傑欲上前奪刀對其攻擊所致等語，爰審酌被告知悉所為實屬重大犯罪，為圖個人趨吉避凶之人性，於案發後虛構部分情節之犯後態度；另其犯後迄今猶未賠償被害人家屬之情狀。復參酌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就量刑前評估被告結果，認為被告犯罪後之心理機轉：被告表示自己無殺死被害人施英傑之動機，沒想到被害人施英傑會衝過來搶刀。被告認為被害人施英傑應該會嚇到，之後站在原地，被告就可以告訴被害人施英傑，這才是真正的恐懼，然後雙方就可以講開、恢復關係。然而被害人施英傑衝過來後，被告只能緊緊抓住刀子，因為也擔心自己會受到不利。認為雙方責任配比是八比二，即使被害人施英傑說了傷害被告的話，被告也不應該帶刀到他家。另被告否認帶刀至被害人施英傑家中是出於攻擊意圖，因為攻擊是主動的，被告只是持刀站在原地，否認是殺人而是傷害致死，認為自己並非故意，應仍得到被害人家屬原諒，期待能與對方和解，願意提供金錢補償。認為自己無前科，應可得到量刑預估10至 15年，實際如何就靠律師辯護等情，此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2年9月30日重大矚目案件量刑前評估調查及責任能力鑑定報告書1份（參見本院暫時保管卷宗第147頁至第 191頁）附卷可參，並經證人兼鑑定人黃聿斐於本院審判中具結陳述明確（參見本院卷宗㈤第246頁至第257頁）。　　⒌再犯罪風險程度：被告為自閉症類群障礙症、憂鬱症患者，致使其具自閉症類群障礙症患者之行為固著現象等情，已如前述。另參酌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就量刑前評估被告結果，認為①被告處於監禁環境下，再度犯罪風險程度：因監禁環境具有結構性之生活形態與環境限制，收容人特質與一般群眾有別，且有強制力的介入，被告未必能找到忍受度夠高、能依附的對象建立關係，故較不具形成類似本案犯罪情境之環境，因而再犯相同類型的風險不高。然參照臺中看守所受刑人行狀考核表，被告演變為其他違規且需要處理的問題之可能極高。②若經妥適矯正治療，再度犯罪風險程度：被告雖已於看守所內由社工輔導21次，其亦自稱治療對於瞭解自己很有效，自身已有改變。然經澄清確認後，發現被告就類似事件之因應策略仍屬相同而無實質改變。另被告往昔已經歷諮商輔導多次，處理類似人際挫折，加強其人際互動技巧、問題因應、給予他人尊重等，亦未能改變其習慣之行為模式，而導致本案發生。故在未知「妥適之矯正治療」如何執行、由誰執行、預計進行期間，實難預測被告再犯風險程度。③再受教化、矯正、社會化可能性：自閉症類群障礙症患者之核心特質通常為固著、難以改變，或可透過學習稍做行為修正與調整，然此類學習與調整仍屬當代非常困難的臨床問題。被告狀態亦是如此，對自身狀況欠缺病識感、缺乏改變動機，又無法確定其所接受教化或矯正方法能否令其調整挫折的因應方式，未來返回社會後，家庭支持與行為約束的功能亦屬未知，本鑑定所得資料不足以回應此問題等情，此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2年9月30日重大矚目案件量刑前評估調查及責任能力鑑定報告書1份（參見本院暫時保管卷宗第147頁至第191頁）附卷可參，並經證人兼鑑定人黃聿斐於本院審判中具結陳述明確（參見本院卷宗㈤第246 頁至第257頁）。　　⒍從而，審酌上述關於被告各項行為本身或行為人之量刑因子，就殺人罪之法定刑種擇定部分，因死刑屬剝奪生命，具有不可回復性，尚非得出應予量處最重刑度之情狀，非以死刑為處罰方式，較符合比例原則，被告僅因個人單方情感遭人拒絕後，復認為被害人施英傑拒絕雙方回復原先互動模式，竟計畫性謀殺奪命，堪認其行兇動機極度自私，應受嚴厲譴責。被告所為使被害人施英傑喪失寶貴生命，對於被害人施英傑所屬其他家庭成員而言，情何以堪，亦造成永遠無法復原之心理創傷。又關於量刑辯論時，被告之選任辯護人則主張，因被告為自閉症類群障礙症、憂鬱症患者，請依刑法第276條規定量處最重法定刑度（參見本院卷宗㈤第456頁）等語；另檢察官則主張：從鑑定報告可見被害人身體有多處銳器揮刺深度傷勢，足見被告當初下手極為兇殘激烈，被告殺害被害人施英傑造成被害人家屬心理受有沈重打擊，且迄今猶否認犯行，犯後態度非佳，應予從重量處無期徒刑（參見本院卷宗㈤第452頁）等語；被害人家屬各於本院審判中陳稱：無法原諒被告對被害人施英傑所為之惡行，無法接受被告迄今未認罪而就案情避重就輕之態度，希望法官主持公道，嚴懲被告以一輩子來贖罪（參見本院卷宗㈤第425、430頁）等語。本院審酌認為就殺人罪諭知死刑雖非妥適，然被告僅因個人單方感情糾葛，無視尊重生命之社會基本價值，竟規劃利用兇殘手段剝奪友人青春寶貴性命，致被害人家屬失去親人心理創傷痛苦及遺憾，所為實難容於一般社會秩序，若量處有期徒刑10年以上至15年，顯屬過輕，亦難謂與罪責相當；又被告雖思慮固著不周，且家庭功能支持薄弱，亦無積極主動治療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動機，然具有大學法律系畢業之智識程度，若施以較為長期監禁，輔以適確教化而使其能深入反省，矯正偏差價值觀念與固著直覺式思考模式，培養正確人生觀，尚非全無改過遷善之可能，服無期徒刑具有相當期間與外界社會暫時隔絕，堪認足以防禦被告對社會所生潛在危險，死刑於本案尚非唯一而無可替代之處罰方式，故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充分評價被告罪責及考量刑罰感應力、降低社會風險暨多元刑罰目的，兼以無期徒刑依法執行逾25年且有悛悔實據，始得假釋出獄，否則猶須繼續執行監禁，綜合上開量刑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37條第1 項規定宣告褫奪公權終身。四、沒收部分：按刑法之沒收，乃獨立於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非屬刑罰之從刑。不論係違禁物、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犯罪所生之物及犯罪所得，均可為沒收之標的。沒收之作用，乃存於犯罪事實或不法事實中禁制物之剝奪，不以有刑事責任為必要，而以應剝奪之標的（物或不法利益）為對象，應剝奪標的之所在，即為沒收之所在。又沒收標的為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時，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係藉由剝奪犯罪行為人之所有（包含事實上處分權），以預防並遏止犯罪（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2697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扣案之料理刀2把，係被告所有且供為殺人犯行所用之物等情，已如前述，應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併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國民法官法第 86、87、88條，刑法第271條第1項、第306條第1項、第55條、第 37條第1 項、第38條第2項，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翁嘉隆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芝瑋、張凱傑、陳隆翔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9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唐中興　　　　　　　　　　　　　　　　　　法　官陳培維　　　　　　　　　　　　　　　　　　法　官李怡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王妤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9　　日【附錄】：本案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2024-11-27

TCHM-113-國審上重訴-1-20241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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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聲請強制戒治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抗字第227號抗告人即被告黃金龍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15日裁定（113年度毒聲字第57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因抗告人即被告黃金龍（下稱抗告人）收到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原審法院）寄來有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時為民國113年9月27日，已經過了抗告人就該送強制戒治裁定得抗告之期間，明顯影響抗告人權益，故依刑事訴訟法第415條、第413條及第408條規定，對於因上訴逾期聲請回復原狀，而對原審法院以已逾期為由而駁回抗告之裁定不服；其少年時與成年後之犯罪前科紀錄既已執畢且與毒品案件無關，仍然計入評估表之評分項目並加計分數，有違背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一罪兩罰之嫌；又關於評估表內「入所時尿液毒品檢驗」有多種毒品反應與「物質使用行為」中有多種毒品濫用兩項，亦有違反一罪兩罰之虞，而香菸是合法物質，所方亦無宣導抽菸會影響評估分數，則「合法物質濫用」中因持續於所內抽菸而加計分數即明顯侵犯抗告人權益；另抗告人使用毒品年數未達一年，都是斷斷續續在使用，亦有自行前往醫院喝美沙冬戒毒，抗告人亦無可同住之家人，然這些皆於評估表中加計分數，實有不公，爰請求撤銷原裁定云云。二、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前經原審法院於113年8月30日以113年度毒聲字第570號裁定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年。前開裁定正本於113年 9月9日送達至法務部○○○○○○○○由抗告人本人收受，有原審法院送達證書1份在卷可憑，抗告人若欲提起抗告，原應自送達之翌日起算10日之抗告期間即113年9月19日前提出，然其卻遲至113年10月4日始向監所長官提出刑事抗告狀，有該抗告狀上之法務部○○○○○○○○收受收容人訴狀章在卷可考。是抗告人之抗告顯已逾期，非屬合法且無從補正，依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前段應予駁回等語。三、按抗告期間，除有特別規定外，為十日，自送達裁定後起算。原審法院認為抗告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抗告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抗告法院認抗告有前述應裁定駁回情事者，亦應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06 條前段、第408條第1項及第411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因遲誤抗告期間而聲請回復原狀者，應以書狀向原審法院為之，非因過失遲誤期間之原因及其消滅時期，應於書狀內釋明之，刑事訴訟法第68條第1項前段、第2項亦定有明文。四、經查：㈠、抗告人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後，因戒治所評估抗告人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原審法院於113年8月30日裁定抗告人應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於113年9月9日將上開裁定正本送達至法務部○ ○○○○○○○附設勒戒所，由抗告人親自簽收，有原審法院送達證書乙份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1頁），抗告期間自送達裁定翌日起算10日，計至113年9月19日，其抗告期間即已屆滿。詎抗告人遲至113年10月4日始具狀向法務部○○○○○○○○長官提出抗告，有抗告人所撰之刑事抗告狀首頁蓋有之法務部○○ ○○○○○○收受收容人訴狀章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71頁），則依前揭說明，其抗告既已逾抗告期間，原審法院以其抗告逾期不合法定程式，且無從補正，依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前段予以駁回，其適用法律經核於法並無違誤。㈡、原審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前段規定作成抗告駁回之裁定者，性質上仍屬原審法院之裁定，並非抗告法院之裁定，從而抗告人若對原審法院上揭駁回抗告之裁定不服，應係提起抗告，故本件既屬抗告而非再抗告之性質，則無適用刑事訴訟法第415條第1項各款再事爭執之餘地。況該條項第 2款規定「對於因上訴逾期聲請回復原狀之裁定抗告者」與本件抗告逾期之情況無涉，抗告意旨執此規定對原裁定聲明不服，容有誤會；至抗告人得否就遲誤抗告期間聲請回復原狀，應屬另一問題，倘抗告人欲聲請回復原狀，參諸上開說明，應向原審法院為之，然抗告人對此未向原審法院提出聲請，亦未釋明理由，就此部分自非屬本院所得審究之範圍。㈢、至抗告意旨其餘針對有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內容不服部分，涉及裁定抗告人應否接受強制戒治之實體事項，與判斷原審以「抗告逾期」程序不合法為由所為駁回裁定是否違誤無關，抗告人亦未提出原裁定有何其他違法或不當之處，故此部分亦無足採。五、綜上所述，原審法院以抗告人抗告逾期，予以裁定駁回，核屬適法，抗告人執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國　忠　　　　　　　　　　　　　　　法　官　陳　　　葳　　　　　　　　　　　　　　　法　官　劉　麗　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梁　棋　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2024-11-27

TCHM-113-毒抗-227-20241127-1

司簡聲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公示送達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簡易庭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簡聲字第156號聲請人創群投資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戴惠玲相對人蔣金榮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為公示送達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准將聲請人對相對人如附件所示意思表示之通知為公示送達。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一、按表意人非因自己之過失不知相對人居所者，得依民事訴訟法公示送達之規定，以公示送達為意思表示之通知，民法第 97條定有明文。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欲向相對人為債權讓與之通知，惟相對人已遷出國外，為此聲請裁定准為公示送達等語，並提出戶籍謄本、存證信函、債權讓與證明書等為證。三、經查，本件依聲請人所提相對人之戶籍謄本所載，相對人於民國93年5月13日出境，並經戶政機關為遷出登記。是聲請人非因過失而不知相對人之應受送達處所，本件聲請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四、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 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5條，裁定如主文。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簡易庭司法事務官　李思賢

2024-11-27

PCDV-113-司簡聲-156-20241127-2

店補

新店簡易庭

損害賠償(交通)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店補字第802號原告林哲民訴訟代理人陳振瑋律師李奕成律師上列原告與被告羅儀庭等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按「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依民事訴訟程序向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或提起上訴時，暫免繳納訴訟費用，於聲請強制執行時，並暫免繳納執行費」，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羅儀庭、謝至閎駕車過失致其受傷之侵權行為，業經本院 112年度審交易字第509號刑事判決其等犯過失傷害罪在案，故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因該過失傷害行為所生之損害部分，依上開規定，暫免徵訴訟費用。惟原告請求被告賠償財物損失新臺幣(下同) 29,213元部分，則非因過失傷害犯罪行為所生之損害，故仍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000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命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翌日起5日內補繳，如逾期未補繳，即駁回原告之訴，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法官許容慈（不得抗告）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本件不得抗告。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書記官周怡伶

2024-11-27

STEV-113-店補-802-20241127-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回復原狀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132號聲請人即聲明異議人謝國良住新竹縣○○鄉○○村00鄰○○路0段000巷00號上列聲請人即聲明異議人因聲明異議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 3年7月11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243號），聲請回復原狀，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聲明異議人謝國良原本預定於民國 113年7月24日寄出抗告狀，因遇到同年月24、25日颱風假，故於同年月26日將抗告狀交由監所寄出，因當日為星期五，監所才會於同年月29日寄出，此非聲請人所能掌握，故聲請回復原狀等語。二、按非因過失，遲誤上訴、抗告或聲請再審之期間，或聲請撤銷或變更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裁定或檢察官命令之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10日內，得聲請回復原狀。許用代理人之案件，代理人之過失，視為本人之過失，刑事訴訟法第67條定有明文。該條規定之聲請回復原狀，乃救濟非因過失而遲誤上訴等法定期間之程序，所謂非因過失，係指逾期之原因非可歸責於當事人而言，若其不能遵守期限係由於自誤，即不能謂非過失（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1514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受刑人、羈押收容於監所之當事人（下稱收容人）提起上訴者，不論係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抑或逕向原審法院提出上訴書狀，均無不可。其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依刑事訴訟法第351條第1項規定必在上訴期間內提出者，始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且該監所雖不在法院所在地，亦無扣除其在途期間之問題；不經監所長官而逕向原審法院提出上訴書狀者，倘該監所不在法院所在地，自應依同法第66條第1項規定，扣除其在途期間，並應以書狀實際到達法院之日，為提出於法院之日（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1695號裁定意旨參照）。三、經查：　㈠聲請人因聲明異議案件，經本院於113年7月11日以113年度聲字第1243號裁定駁回聲明異議，嗣於112年7月16日將裁定正本裁定囑託法務部○○○○○○○長官，於113年7月16日送達在該監受刑之聲請人，由其本人簽名收受，有送達證書附卷可憑（113年度聲字第1243號卷第63頁），抗告期間自上開送達之翌（17）日起算10日，經依法院訴訟當事人在途期間標準第2條之規定，加計聲請人所在執行之上開監獄與本院間之在途期間3日，計至同年月29日（星期一，並非國定假日、例假日或因天然災害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發布停止上班上課日）止，其抗告期間即已屆滿，聲請人之抗告狀遲於同年月30日始實際到達本院，明顯遲誤法定抗告期間，抗告自不合法。　㈡聲請人為因受刑而於監所之人，其本可自行選擇向監所長官提出抗告書狀，抑或逕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惟其選擇逕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自係以抗告狀實際到達法院之日為提出於法院之日，又郵政機關本有其固定之服務時間，於週六、週日、國定假日及連續假日均停止投遞普通掛號，此有國內限時郵件郵遞時效表、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參，再觀諸聲請人於聲請回復原狀中提及：因當日為星期五，監所才會於同年月29日寄出等語，顯見聲請人對此亦知之甚詳，聲請人既選擇逕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本應自行評估監所前往郵政機關投遞或郵政機關前來監所收受郵件之固定週期時間、郵政機關之送達時效，以使抗告狀能於期限內送達本院，而聲請人自陳係於113年7月26日星期五時將抗告狀交由監所，監所於假日過後之113年7月29日星期一即已寄出，並於113年7月 30日送至本院，難認監所或郵政機關有何延誤遲滯之情形，是聲請人之遲誤上訴期間，應認係可歸責於其自己所致。　㈢綜上，聲請人並無非因過失而遲誤法定期間，其泛以前詞聲請回復原狀，於法不合，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劉嶽承　　　　　　　　　　　　　　　　　　　法　官黃翰義　　　　　　　　　　　　　　　　　　　法　官王耀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蘇佳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2024-11-26

TPHM-113-聲-3132-20241126-1

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偽造有價證券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訴字第746號 112年度訴字第867號 113年度聲字第1281號聲請人即被告李雯雯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本院112年度訴字第746 、867號)，聲請回復原狀併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回復原狀之聲請及上訴均駁回。　　理　由一、聲請及上訴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開庭時有主張判決書要寄送到聲請人居所，但是聲請人沒有收到，經友人於民國11 3年10月29日告知可上網查詢，聲請人才發現已過上訴期間，聲請人於翌日連絡辯護人才知判決結果，聲請人於113年1 1月4日電聯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泰和派出所(下稱泰和派出所)，值班警員表示沒有聲請人判決文件，聲請人於同年月5日到法院聲請閱卷，於同年月8日到泰和派出所取件，戶籍地不知何人代收，也未通知聲請人，聲請人並非故意不取判決書，為此聲請回復原狀並聲明上訴等語。二、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上訴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刑事訴訟法第349條前段、第38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非因過失，遲誤上訴、抗告或聲請再審之期間，或聲請撤銷或變更審判長、受命推事、受託推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之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10日內，得聲請回復原狀；聲請回復原狀，應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第68條第3項亦規定甚明。是以聲請回復原狀，乃救濟非因過失而遲誤上訴、抗告等法定期間之程序，且所謂非因過失，係指逾期之緣由非可歸責於當事人而言，若其不能遵守期限係由於自誤，即不能謂非過失。再按文書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亦無有辨別事理能力而可付與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時，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此為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1項、第2項所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62條，並為刑事訴訟送達文書所準用。倘應送達被告之判決書經合法寄存送達，即應依上述規定起算上訴期間，除應受送達人如於寄存送達發生效力前領取寄存文書者，應以實際領取時為送達之時外，於寄存送達發生效力後，不論應受送達人何時領取或實際有無領取，於合法送達之效力均不生影響。三、經查：㈠聲請人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746、8 67號判決後，該判決正本分別送達聲請人之住、居所及選任辯護人事務所，聲請人住所於113年9月25日以「李雯雯」之印章蓋用受領判決書；居所因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郵務人員遂於同年9月27日寄存送達聲請人居所所轄之泰和派出所等情，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則該判決正本既已寄存送達被告上開居所，不論被告有無實際領取，於合法送達之效力不生影響。如自聲請人本人收受判決之翌日起算上訴期間，加計在途期間2日，上訴期間計至同年10月17日屆滿；如以寄存送達居所起算上訴期間，上訴期間計至同年10月29日屆滿(自寄存送達翌日即同年9月28日起算10日期間，於同年10月7日發生送達效力，並應自送達生效翌日即同年10月8日起計算上訴期間20日，並加計在途期間2日)。然聲請人遲至113年11月19日，始具狀向本院提起上訴，依上開說明，其上訴已逾越法定上訴期間。　㈡聲請意旨雖稱其住所非本人親收判決、居所亦未收受判決書等語。惟聲請人住、居所地址係聲請人向本院所陳報，先前開庭送達聲請人住所之傳票，多係以「李雯雯」聲請人本人之印章蓋用受領，開庭送達聲請人居所之傳票，則均寄存送達，聲請人每次皆遵期出庭，足見聲請人可透過本人親收、家人收受或寄存送達方式知悉相關訴訟文書之送達情況，縱令有聲請人家人蓋印傳票之情節，仍應屬可歸責於聲請人自身之事由。又本案判決書寄存送達其居所，係由郵務人員就其執行送達郵件業務應通常紀錄製作之送達證書填載送達方法，當可推定其填載內容應為真實可信，況聲請人於同年11 月8日至泰和派出所具領寄存送達其居所之判決書，有泰和派出所傳真之郵件具領資料可參，聲請人片面陳述其未收到任何訴訟文件招領或寄存送達通知，難認可採。再者，聲請人既於113年8月29日審理時到庭，知悉本案諭知將於同年9 月19日宣示判決，其嗣後自己或未委請家人注意判決正本送達情形而未前去領取，尚難謂無過失。又聲請人尚有委任潘欣欣律師、董佳政律師為選任辯護人，該2律師於同年9月25 日收受本判決正本，則聲請人縱使無法在郵務機構送達文書時間親自收受判決書之送達，仍得與家人、律師聯繫，或向本院詢問，俾能及時知悉相關訴訟文書之結果及送達情況，然其對此均不予聞問，迄至113年11月間始主張未收受判決書，顯係出於自己怠忽而有可歸責之過失。　㈢綜上，本院判決業經合法送達，難認聲請人遲誤上訴期間有何正當理由，其回復原狀之聲請為無理由，其上訴亦因逾法定期間而不合法，均應予駁回。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余仕明　　　　　　　　　　　　　　　　　　　法　官　許家偉　　　　　　　　　　　　　　　　　　　法　官　胡佩芬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蔡忻彤

2024-11-25

CHDM-112-訴-867-202411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