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黃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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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377號抗告人即被告吳弘嵩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 113年8月7日裁定（112年度金訴字第70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吳弘嵩（下稱被告）並未收到本案判決書，即先收到執行通知書，此可由被告同時間所犯 2至3案均有提起上訴，唯獨本案未提出上訴，可證被告確未收到判決書，原審駁回被告上訴自有不當，為此提起抗告等語。二、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提起上訴，應以上訴書狀提出於原審法院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9條前段、第3 5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上訴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同法第362條亦有明文。次按送達文書，除（刑事訴訟法）本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此觀刑事訴訟法第62條自明。又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第1項及第138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定。是依上開法律規定，黏貼通知書後，即以黏貼通知書時，為送達之時，應受送達人究於何時前往領取應送達文書，或並未前往領取，於送達之效力並無影響。　　三、經查：　㈠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709號判決後，該判決正本經以郵務送達方式送至被告戶籍地址即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此亦為被告於警詢及偵、審中唯一陳報送達地址），因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送達人乃於113年3月4日將該判決正本寄存送達被告住址所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五甲派出所　　，並依法製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在被告前開住居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被告前開住居所信箱，以為送達；而被告當時並無在監在押等情，有上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送達證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前案案件異動查證作業等文件等附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01、203頁、本院卷第 51至60頁），上開送達證書並蓋有五甲派出所之戳章，應認已生合法寄存之效力。是該案上訴期間自判決書送達發生效力後（即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之翌日起算20日，並加計在途期間4日，原應於113年4月7日屆滿，惟因該日為假日，故上訴期間遞延至113年4月8日始告屆滿。　㈡聲請意旨雖稱其未收受本案判決書等語。惟原審判決書正本係由無利害關係之郵務人員，就其執行送達郵件業務應通常紀錄製作之送達證書填載送達方法，除有顯不可信情況下，當可推定為真實可信。查被告於原審審理期間陳明其住所位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原審所定歷次期日之傳票亦向該址為送達後，被告亦均有遵期到庭，顯示上址確為被告實際住所無誤，則原審法院向該址送達判決書，並無違誤。另觀諸原審法院送達證書中「送達方法」欄位，業經郵務人員於「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前方空格處打勾，並於「寄存於下列之一處所，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受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欄中之「寄存於派出所或警察所」前方空格處打勾，且在該欄空白處蓋印「五甲派出所」字樣，另分別在送達證書最下方「送達處所」、「送達時間」欄分別印上「五甲派出所」、填載「113年3月4日」字樣，從形式上觀察，郵務人員於送達時，顯已依上開規定而為寄存送達，已盡其注意義務。另本院為求慎重，亦向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郵局函詢本案判決正本寄存送達之郵務送達通知書處理情形，嗣經該局於113年10月28日以高郵字第113000164 5號函覆表示本局投遞訴訟文書均依民事訴訟法第138條之規定投遞，無法妥投時製作郵務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以為送達等語有上開郵局函文附卷可稽。準此，郵務人員將該通知書黏貼於門首並置於信箱內時，客觀上已置於被告隨時可獲悉之狀態。況被告既於113年2月5日審理時到庭，知悉本案諭知將於同年2月23日宣示判決，自應隨時注意判決正本送達收受狀態，或與法院聯繫關於收受送達情形，然其對此竟均不予聞問，遲至同年7月29日方提起上訴，再徒憑己見，漫為指摘郵務人員未確實將通知書黏貼於門首，原審法院未合法送達云云，並不可採。四、綜上所述，原審以被告提起上訴逾法定不變期間，而裁定駁回上訴，並無違誤。被告徒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官施柏宏法官李嘉興法官黃宗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黃楠婷

2024-11-06

KSHM-113-抗-377-20241106-1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傷害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15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陳基元上列聲請人因傷害等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250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主文陳基元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伍日內，補正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逾期未補正者，駁回其聲請。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429條、第433條規定業於民國109年1月8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429 條規定：「聲請再審，應以再審書狀敘述理由，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提出於管轄法院為之。但經釋明無法提出原判決之繕本，而有正當理由者，亦得同時請求法院調取之。」另修正後之同法第433條規定：「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二、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陳基元（下稱聲請人）不服本院113 年度上易字第250號刑事確定判決，具狀聲請再審，惟聲請人並未附具該原判決繕本及證據，復未釋明無法提出原判決繕本之正當理由，依前述說明，其聲請違背法律上之程式，茲命聲請人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正原判決繕本，如未於期間內補正者，即依法駁回本件再審之聲請。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但書，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官施柏宏法官李嘉興法官黃宗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黃楠婷

2024-10-14

KSHM-113-聲再-115-20241014-1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訴訟參與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873號聲請人黃美英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朱傑麟共同代理人洪杰律師黃鈺玲律師被告陳銀霞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過失致死案件（本院113年度上更一字第17號），聲請訴訟參與，本院裁定如下：主文准許聲請人黃美英、朱傑麟參與本案訴訟。理由一、聲請意旨略以：本院113年度上更一字第17號刑事案件，被告陳銀霞（下稱被告）涉嫌過失致人於死罪，被害人朱鍾勛已死亡，聲請人黃美英、朱傑麟，分別為被害人之配偶、兒子，又被告與聲請人存有特別護理師委任關係，對於被告所犯過失致死犯行自當知悉，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第1 項第1款，聲請參與本案訴訟等語。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第1項各款犯罪之被害人，得於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本案訴訟；前項各款犯罪之被害人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死亡或因其他不得已之事由而不能聲請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為之；法院於徵詢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並斟酌案件情節、聲請人與被告之關係、訴訟進行之程度及聲請人之利益，認為適當者，應為准許訴訟參與之裁定，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第1項、第2項及第455條之40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三、經查，被告因涉犯過失致死案件，經原審即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0年度訴字第710號判決，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判處有期徒刑10月。嗣檢察官及被告不服均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1年上訴字第510號判決駁回後，被告不服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3925號判決撤銷發回，現由本院以113年度上更一字第17號案件審理中。因被告上開被訴罪名，屬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第1項第 1款所定之罪，且被害人已死亡，聲請人為被害人之配偶、直系血親，符合前述聲請訴訟參與之要件。本院經徵詢檢察官、被告、辯護人之意見，斟酌本案案件情節、訴訟進行之程度及聲請人之利益等情事後，認為准許訴訟參與有助於達成訴訟參與制度之目的，且無不適當之情形，故認本件聲請人聲請訴訟參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0第2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黃宗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黃楠婷

2024-10-14

KSHM-113-聲-873-20241014-1

毒抗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觀察勒戒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抗字第181號抗告人即被告陳柏夆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聲請觀察勒戒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裁定(113年度毒聲字第242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理由一、抗告意旨略以：本件抗告人即被告陳柏夆（下稱被告）並無明知為第二級毒品仍執意吸食之犯行，檢察官聲請將被告裁定送觀察、勒戒，顯然未顧及被告有遭環境污染（誤吸或誤食）之可能。另原裁定亦未保障被告之在場陳述意見權，在程序上完全無法保障被告權益，顯有違法裁定之虞，為此請求撤銷原裁定等語。二、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二月；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 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適用本條前2 項之規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 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規定之觀察、勒戒程序，係針對受處分人所為保安處分，目的在戒除行為人施用毒品身癮及心癮，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的，其立法意旨在幫助施用毒品者戒毒，性質上為一療程，而非懲罰，並屬強制規定，除檢察官審酌個案情形，依同條例第24條第1 項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外，凡經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將被告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者，法院僅得就其聲請審查被告是否有施用毒品之行為，以及被告是否為「初犯」或為觀察、勒戒、強制戒治執行完畢後「 3 年後再犯」而為准駁之裁定，並無自由斟酌以其他方式替代或得以其他原因免予執行之權。又是否給予被告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屬刑事訴訟法第253 條之1 第1 項及第253 條之2 第1 項第6 款特別賦予檢察官之職權裁量，法院原則上應尊重檢察官職權之行使，僅對其裁量為有限之低密度審查。三、經查：　㈠訊據被告於偵查中否認有何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惟被告於民國112年11月22日5時5分許經警採集之尿液，經送屏東縣檢驗中心，先依據酵素免疫分析法為初步檢驗，再以液相串聯質譜儀法、氣相串聯質譜儀法確認檢驗結果，檢出安非他命濃度為5,977ng/mL、甲基安非他命濃度為 51,220ng/mL，確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乙情，有該中心000年00月00日出具之檢驗報告、尿液送檢人真實姓名代號對照表（代號：屏崇蘭00000000）等件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依毒品檢驗學上之常規，尿液中含毒品成分反應所使用之檢驗方法，對於受檢驗者是否確有施用毒品行為之判斷，在檢驗學常規上恆有絕對之影響，其以酵素免疫分析或薄層定性分析等方式為初步篩檢者，因具有相當程度偽陽性之可能，如另以氣（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分析等較具公信力之儀器為交叉確認，因出現偽陽性反應之機率極低，核足據為對涉嫌人不利之認定，此為邇來我國實務所肯認。再者，依據西元2018年美國FDA網站公布尿液中於施用甲基安非他命與安非他命可檢出之時限為2至3天，惟毒品尿液中可檢出之時限，與服用劑量、服用頻率、尿液採集時間點、個案體質與代謝情況等因素有關，因個案而異，有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民國108年1月21日FDA管字第1089001267號函參照，以上均為本院執行職務所知悉之事項。是本案被告為警採集之尿液，經依前開報告所示初步檢驗及確認檢驗等過程，已可排除偽陽性反應之可能。況被告上開尿液檢驗結果，檢出安非他命濃度為5,977ng/mL、甲基安非他命濃度為51,220ng/m L，相較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第18條第1項第1款規定：「初步檢驗結果在閾值以上或有疑義之尿液檢體，應再以氣相或液相層析質譜分析方法進行確認檢驗。確認檢驗結果在下列閾值以上者，應判定為陽性：一、安非他命類藥物：㈡甲基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500ng/mL，且其代謝物安非他命之濃度在100ng/mL以上。」之標準高出甚多，佐以　　甲基安非他命為第二級毒品，為政府所嚴加取締管制之違禁品，非一般人得以輕易取得，市面上合法之藥物亦均不含有甲基安非他命成分，難認會有誤吸、誤食之可能，是被告稱其尿液呈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係受環境污染所致，難認可採。被告確有於112年11月22日5時5分許採尿時起回溯72 小時內之某時許（不含公權力拘束期間），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堪已認定。㈢另被告於本件行為前，未曾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依前開說明，檢察官就被告本次施用毒品犯行，固可選擇裁量採取「附命完成戒癮治療或其他條件之緩起訴處分」或「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治療模式。惟此處之裁量權非得恣意為之，仍應斟酌、評估施用毒品者之成癮性、施用動機或生活環境等相關因素，綜合評價而為合義務性之裁量，在禁止恣意之前提下，俾求符合平等對待原則，並實踐個案正義。準此，檢察官對於是否採行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所為之裁量選擇，並不排除接受司法審查之可能性。法院原則上固應尊重檢察官職權之行使，僅為有限之低密度審查，然檢察官之裁量決定如有違背法令、事實認定錯誤或其裁量有重大明顯瑕疵，即難認適法。本案檢察官固稱被告另涉有偽造車牌案件尚在偵查中，顯見有規避司法調查之動機，難以期待配合戒癮治療療程，不宜採取戒癮治療處遇，故而聲請裁定將被告送往勒戒處所施以觀察、勒戒。然被告涉嫌偽造車牌，與其是否會因此規避司法調查，似屬二事，此部分之關聯性為何，未見檢察官予以說明，尤其本案被告涉嫌施用毒品案件，經檢察官通知於113年3月21日到庭，被告因故無法於當日到庭，尚知具狀向檢察官請假，有該請假狀在卷可參，嗣被告於後續期日亦均遵期到庭，依此被告涉案卻未見逃避調查之前例，為何其涉嫌偽造車牌犯行，即有可能逃避司法調查，自應由檢察官說明裁量所憑為何，卻未見對此有何陳明，則本案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將被告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裁量是否合義務性，仍有疑義，原審未審酌上情，即依檢察官之聲請，裁定被告應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自有可議，無法維持。㈣綜上，因檢察官不採干預人身自由較輕之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方式，而採用聲請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之方式，其裁量權行使基準為何，有無確實符合比例原則，此部分尚有不明，原審遽為准予被告觀察、勒戒之裁定顯有未恰。被告執此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另本案裁量所憑尚有不明，並為維護被告之審級利益，爰發回原法院妥為調查，再為適當之裁定。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黃宗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黃楠婷

2024-10-11

KSHM-113-毒抗-181-20241011-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60號上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塗子朋吳日裕選任辯護人宋錦武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60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0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前開撤銷部分，塗子朋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吳日裕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理由壹、本院審理範圍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沒收等事項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惟按，「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第348條第2項亦有明定。上訴權人對上訴範圍之限制是否有效，則取決於未聲明上訴部分是否為聲明部分之「有關係之部分」，若是，該部分則視為亦已上訴，同為上訴審審理範圍。而界定「有關係之部分」之判別基準，端視聲明上訴部分與未聲明部分，在事實上及法律上得否分開處理而定。二、本件上訴人即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係針對原判決量刑部分上訴（本院卷第221頁），而被告2人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增訂特殊加重詐欺取財罪，並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百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億以下罰金」本件被告2人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依原審所認定詐欺獲取之金額，均未逾新臺幣5百萬元，自無新舊法比較問題，逕行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論處即可。另因刑法詐欺罪章裡並無自白減刑之相關規定，但新公布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本案被告吳日裕自陳因為本案犯行而取得2,000 元等語，核屬其犯罪所得。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並繳交其犯罪所得，有繳交犯罪所得資料單、本院收據1紙可憑（本院卷234頁），自應從輕適用上開規定減輕其刑。惟因此減刑規定之適用，並不影響前述原審論罪之適用法條，即與科刑部分非屬審判上無從分割之「有關係之部分」，依據前揭說明，本院應依被告上訴聲明範圍，僅就被告科刑事項進行審理。三、上訴論斷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塗子朋前於111年間因提供帳戶涉犯幫助洗錢等罪為警查獲，經雲林地方法院於112年6月6日以111年度原訴字第14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1萬元，被告塗子朋於前案一審判決後，旋於同年9月4日擔任車手再犯本案，犯罪情節復自提供帳戶提升至收取再轉交贓款而涉及三人以上加重詐欺犯行，自不宜從輕量刑。再者，被告2 人犯加重詐欺犯行，雖坦承犯行，然均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足認其等犯後態度不佳，原審諭知之刑度過輕，無法達到警惕被告2人之目的，容有再行斟酌之餘地等語。　㈡撤銷改判理由　1.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分配的正義，法院對有罪之被告科刑，應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故量刑之輕重，雖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惟仍應受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限制，以期罪刑相當。查被告塗子朋前因交付銀行帳戶之幫助詐欺、洗錢案件，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於112年6月6日以111年度原訴字第 14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1萬元；另被告吳日裕前於00 0年0月間加入詐欺集團擔任車手，於同年8月31日前往向被害人收取詐騙贓款，為警當場以現行犯逮捕，後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審簡字第113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等情，有上開2份判決、被告2人全國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則被告 2人於前案遭判決或查獲後，仍不知悔改，均於短時間內再為本案犯行，顯見其等主觀一再違犯同類案件之惡性非輕，此情狀理當於量刑時併予斟酌，原審對此未予考量，量刑即有所失當。　2.新增訂詐欺犯罪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前段，已有關於犯罪行為人自白並繳交犯罪所得減輕其刑規定，被告吳日裕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有自白，並已繳交犯罪所得，業如前述，此部分合於上開減刑規定，應予減輕其刑，原審未及審酌，亦有未洽。　3.綜上，檢察官以原審對於被告2人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為有理由，另原判決亦有前揭可議之處，就被告2人所處刑之部分自應予撤銷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審酌被告2人不思循正常途徑賺取生活所需，竟圖謀非法所得，加入詐欺集團擔任車手，與該集團成員分工而以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私文書之手段，為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造成告訴人受有財產損害，影響金融秩序，破壞社會互信基礎，助長詐騙犯罪歪風，並因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與所在，增加查緝犯罪及告訴人尋求救濟之困難，所為實屬不該，又被告2人均於前案遭判決或查獲後，仍不知悔改，均於短時間內再為本案犯行，業如前述，顯見其等主觀一再違犯同類案件之惡性非輕，另考量被告塗子朋於偵查中否認犯行，迄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始自白不諱，被告吳日裕則自偵查至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並繳交犯罪所得，惟其等至今仍未能與告訴人和解或為適度賠償之犯後態度；再兼衡被告2人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227頁），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資懲儆。另原審針對被告吳日裕部分既有前述量刑過輕等情，縱其上訴後，新增詐欺犯罪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前段減刑事由，本院經為前述量刑審酌後，仍得對其諭知較原審為重之刑，附此敘明。四、被告2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並於000 年0月0日生效：㈠有關洗錢行為之定義，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可見修正後規定係擴大洗錢範圍。㈡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因修正前規定未就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區分不同刑度，且為使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脫鉤，故於113年7月31日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19條。該條項之規定為：「（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修正後之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與舊法所定法定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相較，舊法之有期徒刑上限（7年）較新法（5年）為重。㈢有關自白減刑規定，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 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依上開規定，行為人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現行法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符減刑規定。㈣本案被告2人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且被告塗子朋於審判中始自白犯罪，是依修正前、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均不得予以減刑。另被告吳日裕於偵查及歷次審理時均自白犯罪，並已繳交犯罪所得，不論依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規定均應予以減刑。則本案經綜合比較結果，應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較有利於被告2人。然因被告2人所犯一般洗錢罪，僅係想像競合裁判上一罪之輕罪，且原審於量刑時，亦已一併審酌被告吳日裕於偵、審自白得以減刑之事由而無對其不利。是原審就此部分未及比較新、舊法，然就論罪法條部分所適用之法律，與本院適用結果並無不同，應由本院就上開部分，予以補充說明即可，無庸據為撤銷原判決之理由，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364 條、第29 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余彬誠、吳求鴻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莉紜提起上訴，檢察官李啟明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黃宗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黃楠婷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0-09

KSHM-113-金上訴-460-20241009-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560號上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潘惠玲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金易字第9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049號、112年度偵字第142 04號、112年度偵字第16322號、112年度偵字第13322號，移送併辦案號：112年度偵字第200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查無積極確切之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潘惠玲犯罪，即檢察官所舉事證，尚不足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另就上訴部分說明如下：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被告與所謂「姚乾忠」對話期間，被告已於轉提款項前後，多次向「姚乾忠」確認該帳戶內款項來源，表示其對該等不明款項之不安（見對話記錄卷第604、628頁），顯見被告並非毫無懷疑。㈡被告所提出者僅為其與暱稱「周先生」之人之通訊軟體LINE 對話紀錄，雖其於審理中供稱：「姚乾忠」之後就更改其暱稱，上開對話紀錄確為我與「姚乾忠」之對話等語，然「姚乾忠」更改之暱稱「周先生」，與「姚乾忠」毫無關連，就此異常之舉，顯而易見。㈢原審以被告與「姚乾忠」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內容為由，認定被告遭網路愛情詐欺，然本案應以被告於交付時主觀上有無預見該帳戶可能供詐騙集團犯罪使用，並掩飾不法所得去向、來源，以為判斷，並非被告與詐騙集團之互動有多親密友好，豈可以被告與「姚乾忠」間之文字對話互動親密良好，就可以免除應有的合理查證及確認，而任意輕率的將本案帳戶交付對方並進而提領款項。如依判決理由所載：被告稱於本案行為時，其主觀上係相信「姚乾忠」確有其人，且於案發時已於網路上與「姚乾忠」密切互動往來相當時日，並已發展成為親密之友人關係等節，應屬非虛。而「姚乾忠」對被告而言，既已屬具相當親密關係之人，而非毫無信賴基礎之陌生人，則被告對其所言，應有相當程度的信賴，而較欠缺防備、警戒之心等語。然而被告由始自終均無法提出「姚乾忠」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此豈為正常交友狀況，遑論2 人間尚有發展情感關係之對話。㈣本件被告於案發時為近50歲之成年人，心智正常、智慮成熟，具有一般社會生活經驗，理當知悉若將本件帳戶提款卡與密碼交付他人，他人即可完全掌握而任意使用，被告既已心生懷疑仍輕率予依指示為收款及提款事宜，顯然係可預見自身帳戶已可能被利用為詐欺集團成員工具，而有隱匿自己身分從事不法行為之可能，亦即本件帳戶可能作為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提領後將產生金流斷點，使司法機關難以溯源追查犯罪所得之蹤跡與後續犯罪所得之持有，以達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所在及去向。㈤依被告於警詢、偵訊及審理時所供，已可見被告基於愛情盲目，雖已有懷疑可能遭不法利用，依然聽從「姚乾忠」指示，堪認其基於對「姚乾忠」之愛意，已盲目不顧任何後果，被告顯然具有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之不確定故意，甚為明確。三、經查　㈠上訴意旨固稱：被告自始自終均無法提出「姚乾忠」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難認為正常交友狀況，自無法以被告與「姚乾忠」間文字對話互動親密良好等情，即可以免除應有的合理查證及確認，任意輕率的將本案帳戶交予對方並進而提領款項等語。惟原審就此已敘明：現今社會詐騙集團利用網路交友實體會面不易之特性，先虛構網路角色、身分，誘使渴望親密互動或情感關係之人，與虛擬角色建立親密關係後，再利用其等信任而向其詐取款項，甚而誘導其為詐欺集團提供帳戶資料或提領款項之助力，已非罕見等語，所為論述核與論理、經驗法則無違。本院另考量常人對於社會事物之警覺性或風險評估，本即因人而異，且認知及決定能力，亦會因某些因素限制而有所不同。此從詐騙集團往往複製相同手法詐取民眾之金錢，而該詐騙方式，亦經媒體宣導再三（例如：以涉嫌詐欺洗錢案件，要求被害人須將款項存入指定帳戶等候調查；佯稱網路購物付款設定錯誤，恐造成重複扣款，要求至提款機更改設定等等），又如許多常人眼中不可思議之遭詐騙個案，亦確實存於目前社會（例如：相互未曾謀面網友，竟會因對方言語哄騙，即遭詐騙高額金錢等情，亦屢見不鮮），此時依照檢察官上訴邏輯，其實前述任何詐騙手法，均存有不合理之處，常人只要稍加查證，均可從中判斷恐係他人行騙，而不致輕易受騙，然仍有諸多知識份子因詐騙集團施以前述詐騙手法致陷於錯誤，進而交付財物，此即顯示不是每個人在面對詐欺集團行騙時，都是如此謹慎、小心。相同道理，被告於案發時已於網路上與「姚乾忠」密切互動往來相當時日，而發展成為親密之友人關係。此時「姚乾忠」對被告而言，已非毫無信賴基礎之陌生人，被告對其所言，自較欠缺防備、警戒之心，其因輕信「姚乾忠」所言為真，未多加思索及查證，即交付帳戶資料，並依指示從中提領款項交予他人，此與前述遭詐騙金錢之案例即屬類似，被告此時應為詐欺之被害者身分，尚不能因為其所交付者非屬金錢財物，並另有依指示行事等情，即從遭詐騙之被害人轉換為加害者角色。　㈡上訴意旨另稱：被告所提出者為其與暱稱「周先生」之對話紀錄，與其所稱係與「姚乾忠」結識即有不符，況其於對話期間，尚多次向「姚乾忠」確認該帳戶內款項來源，表示對該等不明款項之不安，顯見被告並非毫無懷疑等語，然查：　1.觀之被告提出LINE對話紀錄，對話方之暱稱為「周先生」，此與被告所辯係在網路上結識「姚乾忠」，並依其指示提領款項等情，雖有不符。然被告對此於審理時供稱：「姚乾忠」之後就更改暱稱，上開對話紀錄確為我與「姚乾忠」之對話等語（原審院卷第48頁），已針對檢察官質疑之點提出說明。況若被告實際並未結識「姚乾忠」，而係持與他人之對話紀錄，冒充係與「姚乾忠」對談，因不論是「姚乾忠」或「周先生」，均屬被告在網路上結識，實際身分無法查驗之人，被告直接稱其在網路上結識者為「周先生」即可，何須堅稱實際與其結識者為「姚乾忠」而非「周先生」，徒增遭人質疑其說法是否為真之風險，由此益徵被告所述應為實在，難以上情資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　　2.上訴意旨雖稱被告曾多次向「姚乾忠」確認其帳戶內款項來源，並表示對該等不明款項不安等語。觀之檢察官就此係提出被告與「姚乾忠」對話紀錄卷第604、628頁以為憑據，其中對話紀錄卷第604頁，「姚乾忠」係稱：「今天要讓你幫忙把貨款送給客戶等，你一直在睡覺，不回訊息」；被告則回覆：「我今天真的很不舒服」、「對不請」、「經痛，又頭痛」等語（對話紀錄卷第604至605頁），可認被告係因身體不適，始會針對「姚乾忠」要求轉送貨款一事未加回應，難憑此逕認被告對於「姚乾忠」要求送款有何懷疑之處。另對話紀錄第628頁，「姚乾忠」稱：「你先忙你的工作，會計說等到客戶下班就匯過去了」、「不要急」，而後被告與「姚乾忠」相互通聯，共進行4次語音通話，「姚乾忠」再稱：「客戶叫陳先生」、「記得簽收據，10.8萬」等語，依此對話過程，亦未見被告有何表示不安等情，反而由「姚乾忠」提醒被告記得簽收據等語，更可認其欲藉由一般正常之交款之外觀（即收款者須點收金錢，簽立收據），使得被告因此放鬆戒心而未意識到所為涉及不法之可能。由此「姚乾忠」刻意以合法外觀及話術來包裝其詐騙手法，對於當時已在網路上與「姚乾忠」互動往來多時之被告而言，其既認「姚乾忠」非毫無信賴基礎之陌生人，因此未多加思索及查證，即配合交付帳戶資料，並聽從指示行事等節，即非毫無可能，難憑此逕認被告主觀有何參與「姚乾忠」詐欺、洗錢行為之不確定故意。㈢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提出之各項證據，尚無法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亦即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不足認定被告涉有起訴書所載犯行，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曾財和提起公訴，檢察官盧惠珍移送併辦，檢察官廖華君提起上訴，檢察官李啟明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黃宗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黃楠婷附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易字第9號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潘惠玲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20 49號、第13322號、第14204號、第16322號），及移送併辦(112 年度偵字第20067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潘惠玲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潘惠玲依其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應可知悉具持續性或牟利性之詐欺集團盛行，而金融帳戶係供個人使用之重要理財及交易工具，提供金融帳戶予不明人士使用，該金融帳戶極有可能淪為轉匯、提領贓款之犯罪所用，且代不詳之人提領或轉匯來源不明之款項，亦會掩飾、隱匿詐騙所得款項之實際流向，製造金流斷點，並使該詐騙之人之犯行不易遭人追查，卻於透過FACEBOOK（下稱臉書）認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姚乾忠」之人後，基於縱與他人共同實施詐欺取財犯罪，並於被害人匯入遭詐騙之款項後，再由其轉匯以製造金流斷點，藉此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實際流向，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與該自稱「姚乾忠」及所屬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於民國000年0月間某日時起，將其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西港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資料，提供給該自稱「姚乾忠」之人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自稱「姚乾忠」之人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復由該詐騙集團成員，以附表各該編號所示方式，向各該編號所示之人行使詐術，使各該編號所示之被害人均陷於錯誤，於各該編號所示時間，匯款如各該編號所示款項至被告上開郵局帳戶內，再由該自稱「姚乾忠」之人通知被告確認款項已匯入並予以提領，被告即依指示持上開郵局帳戶之提款卡，於各該編號所示時間、地點，將各該編號所示贓款予以提領一空，隨後再將其所提領之詐騙贓款分別持至各該編號所示地點交予該自稱「姚乾忠」之人所指派前往向被告收取詐騙贓款之該詐欺集團內之不詳成員，而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而掩飾或隱匿該等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嫌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三、檢察官認被告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共同洗錢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潘惠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鍾淮軒、陳景惠、鄭怡如於警詢中之證述、證人即被害人陳宏道於警詢中之證述、被告郵局帳戶開戶及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存摺封面照片、被告與暱稱「姚乾忠」之人(下略稱為「姚乾忠」)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被告至鳥松郵局自動櫃員機提領本案款項之照片，以及附表「證據資料」欄所示各該書物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於附表所示時間，至鳥松郵局提領如附表所示之款項，惟堅詞否認有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共同洗錢犯行，辯稱：我在網路上結識一名自稱「姚乾忠」之朋友，「姚乾忠」向我稱其公司有廠商需要使用他人帳戶匯入工程款以節稅，我方提供郵局帳號予其，並依其指示提領款項並交予「姚乾忠」指定之人，我係因信賴「姚乾忠」方為上開行為，我並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洗錢之犯意等語。五、經查： (一)如附表所示各該告訴人及被害人遭詐欺集團成員以如附表所載方式詐騙而陷於錯誤，並於附表所載時間，將附表所載之款項匯入被告之郵局帳戶內等事實，此據如附表所示各該告訴人及被害人於警詢時分別證述明確，並有附表「證據資料」欄所示各該書物證在卷足參，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本案郵局帳戶為被告所開設及實際使用，被告並分別於附表所載時、地，依「姚乾忠」之指示，分別自其郵局帳戶內，提領如附表所載之款項後，將上開款項交予「姚乾忠」指定之人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述明確，並有本案郵局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二卷第21 -23頁、警三卷第31-37頁)、被告自本案郵局帳戶內提款影像擷圖1份在卷可佐（見警三卷第39-49頁），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然上開事實雖可推認被告客觀上確將本案郵局帳戶提供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提領如附表所示各該告訴人及被害人受騙匯入之款項，仍不得據以推認被告於上開行為時之行為動機、目的，而無由遽認被告於提供其郵局帳戶及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提領上開款項時，確具有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遂行詐欺、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仍應依卷內現有事證再為審究。 (二)按刑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直接故意與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又刑法所稱之「有認識過失」與「不確定故意」二者對犯罪事實之發生，均「已有預見」，區別在於所謂「有認識過失」，乃行為人主觀上「確信」該事實不會發生，而所謂「不確定故意」，則對是行為人對於事實之發生，抱持縱使發生亦「不在意」、「無所謂」之容認態度，上開行為人之內心活動雖無法由外直接得知，但仍可經由相關事證合理推認、評價其內心活動，以確認其主觀上是否確對犯罪事實有所預見，並有漠視、容認該事實發生之意念，然此等推論憑據仍應以行為人個人之社會經驗、生活經歷為基礎，並綜合卷內一切客觀事證為合理之推認，而不宜一概援用通常理性人之判斷基礎以為論斷，否則容易忽視社會生活個體之智識程度、社會生活經驗之差異。 (三)近年來我國檢警極力偵查詐欺集團犯罪，由於詐欺集團詐騙被害人後需取得贓款，復要避免遭檢警查獲集團成員真實身分，故需大量蒐集人頭帳戶，並尋覓車手負責提款，然因檢警近年追查詐欺集團之成果，詐欺集團對此亦有所應變，為能順利取得人頭帳戶或募得車手，遂改以其他方式取得、徵求。而一般人對於社會事物之警覺性或風險評估，常因人而異，況且詐騙手法日新月異，更時有高學歷、有豐富知識或社會經驗者遭詐欺之情事發生，故非僅憑學識、工作或社會經驗即可全然知悉詐欺集團之詐騙手法。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帳戶使用、指示他人提款之可能原因甚多，並非必然係出於與詐欺集團成員有犯意聯絡而為之，苟帳戶所有人依指示提領帳戶內款項時，主觀上並無與詐欺集團共同為詐欺犯罪之認識，或其對其所為可能涉及詐欺之風險雖有預見，然確信該風險不致發生者，自難僅憑被害人遭詐騙之款項係匯入帳戶所有人提供之帳戶或帳戶所有人提領該款項，即認帳戶所有人確有共同詐欺取財之犯行。因此，有關詐欺犯罪成立與否，自不得逕以該人有無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提領款項之事實即為論斷，應以被告之智識程度、所處情境綜合予以審究其究竟係基於何原因提供其帳戶予詐欺集團，及為何依詐欺集團之指示提款及交付款項，用以認定被告對於其行為可能成立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乙節，主觀上有無認識或預見，綜合卷證資料所顯示之主、客觀情事，本於經驗法則審慎認定。　 (四)觀之被告提出其與暱稱「周先生」之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詳參本院對話紀錄卷)，可見該等對話紀錄的介面，有清楚顯示對話紀錄的日期及發送時間，且對話過程語意連貫，並無明顯增補或刪減的情形，亦無明顯改竄或修圖之跡象，且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將其手機攜帶到院，經本院當庭檢視其手機內留存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確與上開對話截圖相符(見本院卷第48頁)，又被告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對話截圖共計長達數百餘張，期間跨度更長達1至2月之久，對話內容亦多有提及與被告生活密切相關之事，此節均顯與詐欺集團成員於事後故意偽造短暫、不實對話以規避刑責之情節不同。而上開對話紀錄之對象暱稱雖為「周先生」，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姚乾忠」在之後就更改其暱稱，是上開對話紀錄確為我與「姚乾忠」之對話等語(見本院卷第48頁)，而經檢視被告於警詢時提出其與「姚乾忠」之對話紀錄片段(見警二卷第18-19頁)，確與其於本院審理中提出之完整對話紀錄所含片段相符(見對話紀錄卷第584-5 86、624-626、636-638、650-652、666-668頁)，是被告提出之上開對話紀錄即為其與「姚乾忠」之對話內容等節，應堪認定。 (五)於當代網路社會中，網路交友已成現代人發展人際關係或親密關係之重要手段，在網路交友詐欺之狀況，詐騙集團利用網路交友實體會面不易之特性，虛構網路角色、身分，誘使渴望親密互動或情感關係之人與其虛擬角色建立親密關係後，利用其等之信任而向其詐取款項，甚而誘導其為詐欺集團提供帳戶資料或提領款項之助力，已非罕見。又個人對親密關係之想像，每隨個人之生活經驗、互動關係而有所異，縱無實體會面之友人，如已有相當時日之熱絡互動，仍可能發展出相當之親密、信任關係。而自被告提供之其與「姚乾忠」之對話紀錄內容觀之，被告於本案行為時，雖與「姚乾忠」僅相識約1月，然其等幾乎每日均有密切之互動、交流，且於對話內容中，「姚乾忠」非但與被告分享其感情史、工作及生活狀況，甚而稱呼被告「惠玲」，並表明其欲與被告發展情感關係(見對話紀錄卷第19、55-56頁)等語句，且於被告於112年4月12日因身體不適入院接受手術時，對被告之手術近況、身體狀況表達關切之意，且表明欲前往探視、送花予被告(見對話紀錄卷第378、379頁)，而由對話內容亦可見被告對「姚乾忠」亦有多次語音、視訊通話(見對話紀錄卷第413頁)，且於「姚乾忠」表示其欲短暫離開臺灣時，回稱「真的很捨不得你」、「你一定要兩個月後回來，不可以黃牛喔」等語(見對話紀錄卷第413頁)，綜合上情以觀，被告稱於本案行為時，其主觀上係相信「姚乾忠」確有其人，且於案發時已於網路上與「姚乾忠」密切互動往來相當時日，並已發展成為親密之友人關係等節，應屬非虛。而「姚乾忠」對被告而言，既已屬具相當親密關係之人，而非毫無信賴基礎之陌生人，則被告對其所言，應有相當程度的信賴，而較欠缺防備、警戒之心。 (六)於上開對話內容中，雖未有明確提及「姚乾忠」欲委託被告為其公司代收廠商工程款之情事，然由對話內容可見，「姚乾忠」於112年4月14日11時5分，與被告進行長約24分46秒之語音通話，其後被告即向其回稱「我想我還是不要好了」、「我不敢冒這個險」等語(見對話紀錄卷第522頁)，其後因「姚乾忠」持續向被告抱怨其不願協助，被告又向其稱「這筆錢是你們公司的貨款」、「我能不擔心嗎」等語句，其後於被告應允協助「姚乾忠」處理後，「姚乾忠」復向被告稱「今天要你幫忙把貨款送給客戶」、「客戶叫陳先生，記得簽收據，10.8萬」(見對話紀錄卷第604、628頁)，綜合上開對話內容，可認被告應係受「姚乾忠」託辭向客戶收取其公司匯入被告帳戶內之「貨款」並轉交予指定對象，方為本件提款行為，此核與被告前揭所辯情節相符，堪認被告所辯其本案提領贓款行為之原委及過程，尚屬有據，應可採信，而「姚乾忠」既以上開託辭取信於被告，則被告主觀上對其所提領之款項係為詐欺所得贓款一事究竟有無認知，已有可疑。 (七)被告固於本院審理中供稱：當時我為「姚乾忠」提領款項時，我本來認為是要幫「姚乾忠」避稅，我知道逃漏稅是不合法，也覺得有些不合理等語(見審金易卷第45頁、本院卷第4 9頁)，然經本院詢以被告所「懷疑、擔心」之事項為何，被告供稱：我擔心若將款項弄丟或款項數目有誤會害「姚乾忠」被怪罪等語(見本院卷第123頁)，且由上開對話內容以觀，於上開對話期間，被告雖於112年4月14日至15日間，對「姚乾忠」要求其提領款項一事表明拒絕之意，然細譯被告之陳述內容，其於拒絕時，係向「姚乾忠」稱「這筆錢是你們公司的貨款欸，我能不擔心嗎」、「錢的事可大可小，今天我處理好是最好，如果出差錯害了你，我會內疚一輩子」( 見對話紀錄卷第526、532頁)，而「姚乾忠」遭被告拒絕後，亦向其稱「你一開始不信我客戶就是不信我」、「我在乎的是要把把這筆貨款送到客戶手上」、「你一開始害怕他不承認怎麼辦，這不就是不信任」等語(見對話紀錄卷第535 -536、558頁)，則依前開對話紀錄所示，可見被告對「姚乾忠」所陳之「交託貨款」情節並未明確置疑，而僅有懷疑該款項可能遭「客戶」侵吞而不願協助，此節核與被告前開所陳大致相符，是被告於「姚乾忠」要求其協助提款時，主觀上對該款項是否係為詐欺贓款一事有所懷疑或認知，即有可疑，而協助他人規避稅負固屬脫法行為，然仍與參與他人詐欺、洗錢行為所可能涉及之法律風險迥然有別，尚不得僅憑被告上開陳述，即認被告確對該款項涉及詐欺風險一事有所認知或預見，而認其有參與「姚乾忠」之詐欺、洗錢行為之不確定故意。 (八)於對話內容中，雖可見「姚乾忠」表明欲供給被告提領款項之報酬(見對話紀錄卷第560頁)，然由被告與「姚乾忠」之交涉經過觀之，可見被告於初始並未同意為「姚乾忠」提領款項，而「姚乾忠」於遭被告拒絕後，即於112年4月14日至 4月15日間，持續以「都是我信任的人，真的會出差錯嗎」、「以後我的工作能力會遭到公司質疑」、「這牽扯到公司的利益」、「我們之間存在隔閡，你太多猜疑」等語句對被告施以壓力，被告方於112年4月15日17時24分許，應允為「姚乾忠」提領款項(見對話紀錄卷第522-560頁)，其後「姚乾忠」方稱「給你酬勞、2000塊」等語句，顯見「姚乾忠」係以情感勒索、施壓等手段卸除被告本較薄弱之心防，使被告誤信於其之話術而依其指示提領款項，而非係以報酬誘使被告甘冒風險為其提款，是被告稱其係因信賴「姚乾忠」之說詞而卸除心中疑慮，尚非全然無據，自不得僅憑上情，即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九)自被告提款過程觀之，可見被告於提款過程中，全未以任何形式遮掩自身面容，甚而於提款時，於員警行經其身後仍不為所動，此有被告提款影像截圖在卷可參(見警三卷第39-49 頁)，此節均與提款車手掩飾自身身分或躲避員警查緝之作為迥然相異，足見被告對其所提領之款項可能係屬非法贓款而可能遭他人查緝一事確無明確認知，且被告於112年4月18 日晚間發覺其帳戶遭警示後，旋向「姚乾忠」確認帳戶內款項之合法性，於察覺對方未予回應後，旋於同月19日凌晨2 時19分至警局報案，此有被告與「姚乾忠」之對話紀錄及其警詢筆錄可參(見警二卷第16-17頁、對話紀錄卷第668頁)，顯見被告於察覺遭「姚乾忠」利用為收受贓款之人頭帳戶後，亦未放任「姚乾忠」任意使用其帳戶，而難認其主觀上有容認「姚乾忠」任意使用其帳戶而不違背其本意之情事。 (十)綜上觀之，本件被告應係遭「姚乾忠」以網路交友詐取感情、建立信賴後，以前揭話術設局利用，使被告誤信對方說詞，而在不知情之狀況下，提供本案郵局帳戶供收取詐欺贓款，並依對方指示提領款項並交予指定之對象，實難認被告主觀上對於該詐欺集團成員將其郵局帳戶作為收受詐欺贓款之用係屬明知或有預見，亦難認被告主觀上確有容認本案詐欺、洗錢犯行之既遂而不違背其本意之情狀，自無從認定被告有何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之直接或不確定故意。　　六、綜上所述，本件公訴人就被告涉犯詐欺取財及洗錢罪行所舉證據，其所為訴訟上之證明，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尚未達於可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致使本院無法形成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本件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七、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20067號移送併辦意旨書所載之犯罪事實，認告訴人鄭怡如因受如附表編號4 所示之詐術所騙，而匯款附表編號4所示之金額至被告郵局帳戶，旋遭被告提領一空，認此部分事實與起訴部分係同一被告、於同一時間、提供同一郵局帳戶予犯罪集團使用及為詐欺集團成員提領款項，與起訴書附表編號4所載之犯罪事實完全同一。本即為本院審理範圍，是本件雖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乃原起訴事實之一部，本院自無庸再行贅為退回由原檢察官處理，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曾財和提起公訴，檢察官盧惠珍移送併辦，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陳君杰　　法官陳姿樺法　官許博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書記官許琇淳附表：編號被害人或告訴人詐騙方式匯款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匯入帳戶提領人提領時間提領金額提領情形證據資料 1 告訴人鍾淮軒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4月15日透過交友網站與告訴人鍾准軒認識，接續以「在指定網站從事服裝網拍獲利」等語，致告訴人鍾准軒信以為真，陷於錯誤，進而匯款至右列帳戶內。 112年4月17日18時13分許 3萬1,000元潘惠玲之郵局帳戶潘惠玲 112年4月17日18時32分許 3萬元潘惠玲於告訴人鍾淮軒匯款至左列帳戶後，再依該自稱「姚乾忠」指示於左列時間，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鳥松郵局）提領左列金額，並將款項持至高雄市○○區○○路000號交付予該自稱「姚乾忠」所指派前往向潘惠玲收取詐騙贓款之該詐欺集團內之不詳成員。 ⒈告訴人鍾淮軒提出之匯款交易明細（見警三卷第66同警四卷第49頁） ⒉告訴人鍾淮軒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見警三卷第69頁） 2 被害人陳宏道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4 月16日，透過社群網站IG與被害人陳宏道認識，接續以「在指定網站從事服裝轉賣能賺價差」等語，致被害人陳宏道信以為真，陷於錯誤，進而匯款至右列帳戶內。 112年4月18日13時6分許 1萬5,000元同上同上 112年4月18日15時39分許 5萬元潘惠玲於被害人陳宏道匯款至左列帳戶後，再依該自稱「姚乾忠」指示於左列時間，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鳥松郵局）提領左列金額，並將款項持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高雄市○○區○○○路0號全家便利超商鳥松大仁門市外交付予該自稱「姚乾忠」所指派前往向潘惠玲收取詐騙贓款之該詐欺集團內之不詳成員。 ⒈告訴人陳宏道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交易明細、購物網站擷圖1份（見警二卷第25至27頁） 112年4月18日15時40分許 1萬元 3 告訴人陳景惠「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4 月18日，透過社群網站臉書與告訴人陳景惠認識，接續以「想要購買告訴人販售之二手鞋，但須在指定之網站販售，後又以無法匯款，須依指示操作」等語，致告訴人陳景惠信以為真，陷於錯誤，進而匯款至右列帳戶內。 112年4月18日14時14分許 9,989元同上 112年4月18日15時41分許 5萬元潘惠玲於告訴人陳景惠匯款至左列帳戶後，再依該自稱「姚乾忠」指示於左列時間，至高雄市○○區○○路000號（中華郵政鳥松郵局）提領左列金額，並將款項持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高雄市○○區○○○路0號全家便利超商鳥松大仁門市外交付予該自稱「姚乾忠」所指派前往向潘惠玲收取詐騙贓款之該詐欺集團內之不詳成員。 ⒈告訴人陳景惠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見警三卷第101至103頁） ⒉告訴人陳景惠提出之匯款交易明細（見警三卷第103至104頁） 112年4月18日15時42分許 3,000元 4 告訴人鄭怡如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4月18日，透過社群網站臉書暱稱:Fredjy Antenor 之帳號與告訴人鄭怡如聯繫，接續以「帳號違反規定，須依指示操作」等語，致告訴人鄭怡如信以為真，陷於錯誤，進而匯款至右列帳戶內。 112年4月18日15時1分許 2萬213元同上 112年4月18日15時43分許 3,000元潘惠玲於告訴人鄭怡如匯款至左列帳戶後，再依該自稱「姚乾忠」指示於左列時間，至高雄市○○區○○路000號（中華郵政鳥松郵局）提領左列金額，並將款項持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高雄市○○區○○○路0號全家便利超商鳥松大仁門市外交付予該自稱「姚乾忠」所指派前往向潘惠玲收取詐騙贓款之該詐欺集團內之不詳成員。 ⒈告訴人鄭怡如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通聯記錄擷圖1份（見警三卷第123至124頁） ⒉告訴人鄭怡如提出之匯款交易明細（見警三卷第125頁） 112年4月18日15時44分許 2萬9,000元

2024-10-09

KSHM-113-金上訴-560-20241009-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家暴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11號上訴人即被告謝淑萍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30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077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乙○○（下稱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2項之強暴侮辱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折算1日，經核其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除就被告上訴提出辯解不予採納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外，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甲○○提出案發時其子黃伯丰所拍攝之手機影片與事實不符，音檔部分也有錯誤，此可由整個影片為何都未出現被告之聲音可資印證。另當時被告係以綠色桶子倒烏龜屍水，可能因此不小心撥到告訴人，但黃伯丰卻說我是用白色桶子波水告訴人，其證詞顯然不實。又原審勘驗音檔聽到告訴人之妻謝淑苓喊叫「爹地，不要，不可以」等語，當時她是目睹告訴人正對我毆打，始會說出上開話語，之後謝淑苓過來拉告訴人，兩人因此跌入旁邊荷花池，告訴人身上衣服才因此有沾濕。另告訴人案發時身穿白色內衣，若被告有向其潑灑烏龜屍水，因該屍水顏色偏綠，告訴人衣服也應呈現綠色水痕，但卻未見如此，顯見被告並未向其撥灑屍水等語。三、經查：　㈠本案經原審勘驗告訴人提出其子黃伯丰於案發時所攝手機影片，可見被告於影片中曾口出：「我不能呼吸」、「我沒有給你潑」、「你要給我死」、「（吼叫）救命」等語，有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參（原審卷第109至111頁），被告上訴稱影片中未出現其聲音等節，已非正確。另原審於準備程序勘驗上開影片音檔及影像完畢後，曾向被告問及對勘驗結果有無意見，未見被告供稱影片有何造假、剪接或與事實不符等情（原審院卷第110、117頁），則被告於原審勘驗時，已當庭親見影片內容，卻未於第一時間反應影片有何不實，反係待原審依前開勘驗內容為其不利認定後，始上訴爭執影片之真實性，其主張是否可採，已值懷疑。況經觀之上開影片內容，未直接攝得被告潑水告訴人影像，反而錄得被告當場否認犯行之聲音，依該影片內容未全然對被告不利等情，亦難認告訴人對此有何剪接或造假，自難認被告此部分所辯為可採。　㈡被告稱其於案發時係以綠色水桶傾倒烏龜屍水，質疑證人黃伯丰證稱被告是用白色桶子潑水告訴人等語並非正確。然因證人黃伯丰於偵查中係證稱：我當時被告訴人擋住視線，只看到大量的水潑向告訴人，沒有看到是被告在潑水等語（偵卷第128頁），於原審審理時除為相同證述外，並補充：那時我爸爸、媽媽一直在跟被告說事情不是我們做的，當時被告一邊罵我們，一邊用水桶往洩水孔傾倒，我記得被告傾倒廢水時是用一個白色、圓柱形、批土用那種比較高的水桶在傾倒等語（原審院卷第154頁），由此黃伯丰僅供述被告有使用白色水桶傾倒廢水，未稱其被告係持該水桶撥水告訴人等語，被告前開所指，已有誤會。另本案現場有綠色、白色水桶均裝有烏龜屍水等情，除據被告自承在卷外（原審院卷第245頁、本院卷第57頁），亦有其提出相片等件在卷可參（原審院卷第223頁），是被告稱其當時係持綠色水桶傾倒廢水等語，僅為其個人說法，縱認此部分所述為真，而與黃伯丰前開證述內容不符，考量黃伯丰於113年2月29日前往原審作證時，距離案發時間已有近2年之久，因案發現場本亦有白色水桶存在，黃伯丰因此記憶有所不清，無法正確回憶被告所持水桶顏色為何，尚屬正常，仍難憑此資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㈢被告上訴另稱可能係在傾倒烏龜屍水時，不小心將屍水潑濺至告訴人衣服，暨告訴人係因嗣後跌入荷花池，身上內衣才因此沾濕等語，已經原審就此部分辯解如何不可採信等節，於判決理由內予以詳細說明，經本院審查後，亦認原審此部分採證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被告此部分係就原審已經審酌事項，徒憑己意再為爭執，經核均無理由。另就被告提出烏龜屍水相片以觀，雖可見該屍水顏色偏綠，然經撥灑該屍水至告訴人衣服，是否必會留下綠色痕跡，尚牽涉該屍水顏色深淺、成分、告訴人衣服材質等各項因素，實難以定論。參以本件案發時正值深夜，現場雖有燈光照明，然該光源之類型、照明強度，亦有影響顏色判斷之可能（例如暖色燈光下，物體顏色可能偏黃；低光環境下，顏色對比降低，物體顏色可能較暗），自難單憑現場拍攝影片，未見告訴人衣物遭浸濕部分顏色有明顯偏綠等情，即忽略其他對被告不利事證，遽認其未為本案犯行。　㈣綜上，被告執前詞否認犯罪，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並無理由，其上訴自應予以駁回。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鄭玉屏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啟明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黃宗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黃楠婷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306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乙○○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 年度偵字第30776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乙○○犯強暴侮辱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事實一、乙○○為甲○○配偶謝淑苓之胞妹，乙○○與甲○○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5款、第6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乙○○並與甲○○分別居住○○○市○○區○○街000號、168號之連棟透天厝（甲○○與謝淑苓同住），比鄰而居，此等房屋2樓後方建有相互連通之戶外露臺（下稱案發露臺）。緣乙○○於民國111年5 月29日23時許，因懷疑其飼養在案發露臺之烏龜死亡與甲○○ 有關，遂與甲○○理論，詎乙○○竟基於以強暴方式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案發露臺，持裝有烏龜屍水之水桶朝甲○○上半身潑灑，浸濕甲○○所著無袖內衣，以此強暴方式侮辱甲○○，足以貶損其人格及社會評價，甲○○並因氣憤難耐，向前徒手壓制乙○○至露臺牆邊（甲○○此部分所涉犯嫌，業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二、案經甲○○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均經被告乙○○及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同意作為證據（院卷第39、107-108、243頁），本院揆諸前開法條規定，並審酌各該言詞及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自得作為證據；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且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因所飼養烏龜死亡一事與告訴人甲○○理論等節，然矢口否認有何強暴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當時我背對告訴人朝下水孔傾倒烏龜屍水，告訴人或因距離過近才被屍水濺到，另告訴人所著內衣縱有浸濕，亦係後續對我施暴而重心不穩、跌落在案發露臺之荷花池所致，我並無刻意朝告訴人潑灑屍水云云。然查：一、被告為告訴人配偶謝淑苓之胞妹，與告訴人比鄰而居，並有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理論所飼烏龜死亡一事乙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認在卷（院卷第39-4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即在場之謝淑芬、謝淑苓、黃伯丰於偵查、本院審理中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暨本院勘驗筆錄、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二親等）查詢資料等件在卷可稽。又告訴人於過程中尚有徒手壓制被告，此部分犯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則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0776號不起訴處分書足憑（偵一卷第141-144頁）。此等基礎事實均堪認定。二、被告確有在案發露臺刻意朝告訴人上半身潑灑烏龜屍水之行為　㈠關於案發時被告向告訴人理論，暨告訴人後續與被告發生肢體衝突之原委，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與我、我太太即被告之二姊謝淑苓先前相處不睦，因此我、謝淑苓與被告雖比鄰而居，但住處後方連通之案發露臺有以大型曬衣架阻隔；案發當時我與謝淑苓準備就寢，聽聞被告在案發露臺叫囂，稱我與謝淑苓弄死她的烏龜，我便與謝淑苓、我兒子黃伯丰先後下樓至案發露臺，抵達時被告及被告之大姊謝淑芬均在案發露臺，我向被告說「指控要有證據」，但被告卻直接傾倒烏龜屍水，謝淑苓擔心屍水會流向我們住處後的露臺，遂出面阻止，沒想到被告在與我相隔約2至2.5公尺的距離、中間隔著曬衣架的情形下，突然持裝有烏龜屍水的水桶朝我上半身潑灑，我當下又驚嚇又氣憤，才動手對她進行壓制等語（警卷第6-13頁，偵一卷第50頁，院卷第134- 146頁），所述被告因質問告訴人烏龜死亡一事進而引發本件衝突之案發脈絡、過程，核與證人謝淑苓、黃伯丰於偵查、本院審理中證述之情節相合（偵一卷第31-34、37-40、50 -51、127-128，院卷第147-160頁），告訴人並始終一致明確指述被告案發時有刻意向其潑灑烏龜屍水之情。　㈡再參諸本院勘驗案發時告訴人之子黃伯丰所攝手機影片之勘驗筆錄，音檔部分勘驗結果略以（院卷第108-109頁）：　（以下為影片播放器顯示時間） 00：00：01-00：00：02 （潑灑水之聲音） 00：00：03 謝淑苓：喔 00：00：04-00：00：05 黃伯丰：喂，太誇張了你 00：00：05-00：00：08 謝淑苓：欸不要，爹地不要過去，爹地 00：00：07 黃伯丰：太誇張了 00：00：08-00：00：12 甲○○：你是為什麼要給我潑？你是為什麼要給我潑？你是怎麼潑？（臺語） 00：00：09 乙○○：你是怎樣？ 00：00：12-00：00：13 謝淑苓：啊爹地不可以 00：00：13-00：00：15 甲○○：我沒怎樣，你為什麼要給我潑（臺語）？ 00：00：16 黃伯丰：太誇張了 00：00：18-00：00：24 甲○○：你衝三毀，我沒給你用，我沒給你用，你是為什麼要給我潑，我沒給你用，你是為什麼要給我潑（臺語）？　　自上述筆錄可知，案發時現場確先有一明顯為潑灑水之聲響，其後黃伯丰接連大喊「太誇張了」、告訴人則不停指責被告「為什麼要潑我」，告訴人後續甚有向前壓制被告之舉，是以黃伯丰、告訴人於當下之應對，核與常人突然見及至親為他人潑水、遭遇他人朝自身潑水之驚愕、憤怒等激動反應相符。再依本院勘驗筆錄暨影片截圖，告訴人在上開潑灑水聲發出後、因後續壓制被告而自行滑倒前，所著內衣前側及右肩處已有明顯浸濕跡象（院卷第112-113、170-172、205- 206頁），參以證人黃伯丰證稱告訴人抵達案發露臺前，已洗完澡準備就寢、其內衣為乾燥且無污漬之情（院卷第153 頁），是依時序顯然為發出上開水聲之潑灑行為造成告訴人內衣浸濕無訛。此外，自告訴人繪製案發時被告、告訴人等在場人之位置示意圖（院卷第99頁），上開潑灑水聲發出當下，告訴人前方僅站有被告一人，此情復與證人黃伯丰之證述相合（院卷第155頁），且被告、告訴人係面對面站立（偵一卷第127頁，院卷第135、143、148-149頁），則依案發時在場人所站位置，暨被告坦認其當下正在傾倒屍水乙情（警卷第20頁，院卷第37、243頁），亦僅被告一人有朝告訴人上半身正面潑水之可能。綜上，案發時告訴人所著內衣既因他人潑水行為而浸濕，以在場人各自所在位置而言，僅有被告有朝告訴人上半身正面潑水之可能，且告訴人、黃伯丰於上述潑灑水聲發出後之激動反應，復合於常情，併斟酌告訴人前揭關於被告向其潑灑烏龜屍水之證述，足徵被告確有對告訴人上半身正面潑水之情至灼。　㈢又酌以告訴人及證人謝淑苓、黃伯丰於偵查、審理中均一致證稱：潑到告訴人身上的水混濁且很臭、質地滑滑黏黏的（偵一卷第50、128頁，院卷第138、152頁），且依本院勘驗黃伯丰所攝影片之上述筆錄，謝淑苓於告訴人遭潑水後曾當場表示「整個身體都臭摸摸（臺語）」（院卷第109頁），可見潑灑至告訴人身上者應非清澈無味之自來水。再者，被告亦不否認案發時有傾倒烏龜屍水之舉，且當下係因烏龜死亡一事與告訴人爭執，則被告一時情緒難捺，持手中烏龜屍水潑向告訴人，更非殊難想像之事，加以潑向告訴人之水混濁發臭，在在足證告訴人指稱被告所潑灑者係其烏龜死亡後之屍水乙節，應屬信實。　㈣因此，被告確有在案發露臺刻意朝告訴人上半身正面潑灑烏龜屍水之行為，應堪認定。三、被告所執前揭辯詞均不足採，理由如下：　㈠被告固辯稱告訴人可能於其向下水孔傾倒烏龜屍水時距離過近，致不小心「噴濺」告訴人，而非刻意朝告訴人潑灑云云。然查，倘被告所述非虛，衡情告訴人所著內衣僅可能產生「零星」噴濺水漬，且應集中在內衣下半部腰側位置，始稱合理；惟觀諸前揭本院勘驗筆錄截圖，告訴人所著內衣之右胸腹側、右肩處均有「大範圍」浸濕面積（院卷第170-171 、205頁），顯見水勢應自告訴人正面或上方潑灑，要無可能係被告傾倒屍水時之無意噴濺所致。況告訴人、證人黃伯丰亦已一致證稱有見及大量水量朝被告迎面潑灑而來（院卷第143-144、159頁），與被告所稱向排水孔傾倒屍水之零星噴濺有別，佐以依照常情，告訴人、黃伯丰應無對被告「無心之過」作出大聲嚷嚷「太誇張了」、「為什麼要潑我」等激動反應之理等情，均徵被告上開所辯，顯為推諉卸責之詞，無從採信。　㈡至告訴人在後續壓制被告而滑倒跌落案發露臺之荷花池「前」，所著內衣右胸腹側、右肩處即已呈大面積浸濕狀態，有本院勘驗筆錄暨截圖可查（院卷第111-112、170-171、173 、205-206頁），是縱使告訴人其後尚有跌入荷花池之舉，可能使其內衣浸濕範圍擴大或益加濕透，仍無從據此逕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四、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參、論罪科刑一、被告所為構成刑法第309條第2項強暴侮辱罪之認定　㈠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所謂「公然」，係指不特定多數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不以實際上已共見或共聞為必要，且衹須侮辱行為足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即行成立。次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09條第2項所謂強暴，乃指對於他人身體為物理力之行使，但並不以該物理力業已接觸該他人之身體為限，凡該物理力之行使，足以貶損他人人格與社會評價，即屬之。　㈡查本件被告係在露天且無屋頂遮蔽之案發露臺向告訴人潑灑烏龜屍水，週遭鄰居得由上往下目視該處、耳聞該處聲響而共見共聞，業據被告坦認及證人謝淑芬、謝淑苓證述在卷（偵一卷第51頁，院卷第129、253頁），並有案發露臺俯視照片可稽（審易卷第53頁），況當時亦有謝淑芬、謝淑苓、黃伯丰及告訴人在場見聞，揆諸前揭說明，自已符合「公然」之要件。　㈢又被告在案發露臺對告訴人潑灑惡臭混濁之烏龜屍水，致告訴人所著內衣浸濕，依一般社會通念，係直接對告訴人施以有形之外力，表達輕蔑、鄙視及使人難堪之涵意。併參酌案發時尚有告訴人配偶謝淑苓、兒子黃伯丰及告訴人配偶之胞姊謝淑芬在場（院卷第253頁），被告所為致告訴人在至親面前身沾穢物、散發異味，當已嚴重貶抑告訴人於社會生活之評價及人格尊嚴，而損害告訴人之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況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亦指稱：我無緣無故受到被告如此羞辱，我是臺大化工碩士畢業，在公司從基層一路升任副總經理，也是被同事、高層器重才能擔任要職，在公司我也不會被同事潑水，可是竟然會被這樣（對待），我從小到大沒受過這麼大的侮辱等語（院卷第137-138頁），更徵被告僅因懷疑、不滿即逕潑灑屍水致告訴人無端受辱，業已侵犯告訴人受他人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足以對其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造成不利影響，情節應非輕微。　㈣基上，被告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案發露臺，刻意以潑灑惡臭烏龜屍水之強暴方式侮辱告訴人，依其表意脈絡、情境，當已公然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且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足認告訴人之名譽權應優先受保障，揆諸前揭說明，確該當強暴侮辱罪之構成要件無訛。二、按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家庭暴力罪，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為告訴人配偶之胞妹，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二親等）查詢資料可憑（院卷第257-258頁），是被告與告訴人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5款、第6款所定之家庭成員。被告本件對告訴人所為強暴侮辱之犯行，已屬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上騷擾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即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家庭暴力，且構成刑法之相關罪名，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無相關罰則規定，即應依刑法之規定論罪科刑。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2 項之強暴侮辱罪。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齟齬，竟公然以潑灑烏龜屍水之強方式侮辱告訴人，致告訴人名譽、人格貶損，所為實有不該；併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除未真切理解所為之不當，亦耗費相當司法資源，且迄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告訴人之損害，態度不佳；再參酌本件被告公然向告訴人潑灑烏龜屍水、浸濕告訴人所著內衣之犯罪手段及結果，不僅貶抑告訴人之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且常人遭受他人無端潑灑，身上因而沾染混濁黏膩又散發異味之動物屍水，多會產生噁心、厭惡之嫌惡感受，此種心理陰影更難經物理上之洗濯更衣，即能輕易消除淡去，告訴人復自陳受有難堪、受辱及影響人格、社會地位之損害（院卷第137-138頁），以此等情狀而言，本院於量刑上實不宜輕縱，刑度應有科處有期徒刑之必要，以確實反映本件被告尚非輕微之犯罪情節、犯罪所生危害，暨對被告生警惕之效；兼衡被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無前科紀錄之素行、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院卷第255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284條之1第1 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鄭玉屏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麗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刑事第十一庭法　官莊維澤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書記官張宸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2024-10-09

KSHM-113-上易-311-20241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