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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訴字第12號上訴人即被告陳進榮選任辯護人趙家光律師上訴人即被告邱有源選任辯護人吳澄潔律師張錦昌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選訴字第18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106、 19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乙○○與甲○○為朋友，乙○○為民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投票之「屏東縣第22屆鄉民代表選舉」之屏東縣高樹鄉鄉民代表選舉（下稱本案選舉）候選人，甲○○乃乙○○之輔選人員。乙○○為求順利當選，竟與甲○○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行求賄賂，及預備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而為下列行為：　一、甲○○先於111年11月22日前之某日，在鄭Ｏ章所經營位於屏東縣高樹鄉高美路之農民育苗場（下稱育苗場）內，遇見陳Ｏ雄，甲○○遂先詢問陳Ｏ雄家中有本案選舉投票權之人數，並向陳Ｏ雄表示「要投給登記第2號乙○○」等語；復於111年11 月中旬前某日某時許，前往育苗場內，要求鄭Ｏ章代為覓得選民於本案選舉支持乙○○，鄭Ｏ章當場應允，並於其後2日，前往乙○○位於屏東縣○○鄉○○○○00號之2之競選總部（下稱競選總部）內，交付其覓得之13位選民名單（下稱選民名單）後離去。二、其後，甲○○因知悉陳Ｏ雄家中於本案選舉有投票權之人共5人（含陳Ｏ雄，餘4人下稱陳Ｏ雄家屬），且取得鄭Ｏ章交付之選民名單後，即承前與乙○○共同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行求賄賂，及預備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接續於下列時間為下列行為：　㈠於111年11月中旬某日14時許，前往鄭Ｏ章位於屏東縣○○鄉○○ 路00號之1之住處（下稱鄭Ｏ章住處），乙○○亦隨後抵達，甲 ○○當場交付市價合計新臺幣（下同）350元之茶葉2包予鄭Ｏ章，約使鄭Ｏ章於本案選舉支持乙○○而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鄭Ｏ章應允而收受上開茶葉2包。　㈡於111年11月22日14時許，前往鄭Ｏ章住處，先當場交付6,500 元予鄭Ｏ章，推由鄭Ｏ章轉交上開對價予選民名單上之13位選民（下稱13位選民，每票代價500元），鄭Ｏ章應允而收受上開6,500元；再於同日15時許，當場於育苗場內交付15,000 元予陳Ｏ雄，約使陳Ｏ雄於本案選舉支持乙○○而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並推由陳Ｏ雄轉交上開對價予陳Ｏ雄家屬（每票代價 3,000元），陳Ｏ雄應允而收受上開15,000元。嗣後，鄭Ｏ章、陳Ｏ雄均未將上情轉知13位選民或陳Ｏ雄家屬，亦均未轉交上開6,500元予13位選民、或轉交上開12,000元予陳Ｏ雄家屬。　㈢甲○○復於111年11月26日前2、3日之某日14至15時許，前往黃Ｏ水位於屏東縣○○鄉○○巷00號住處前，以每票500元之代價，向黃Ｏ水約於本案選舉支持乙○○而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惟遭黃Ｏ水拒絕，而僅止於行求賄賂階段。　　理　由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乙○○、甲○○及其等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 204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二、認定被告乙○○、甲○○有罪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乙○○、甲○○之辯解：　⒈被告乙○○矢口否認有何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交付賄賂或預備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行，辯稱：其雖有交付茶葉給鄭Ｏ章，但是為了感謝鄭Ｏ章贈與水塔一事才回贈茶葉，不是基於行賄的目的而交付，且鄭Ｏ章有案在身，主觀上無收賄之意，茶葉價值低於賄選行情並不足以影響其投票意向；又同案被告甲○○雖有交付賄款給鄭Ｏ章等人，但甲○○已證述是基於朋友情誼且為了答謝幫忙的人情，而自願出錢幫其買票，被告乙○○對於甲○○買票一事根本不知情，自無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聯絡，請為無罪之諭知云云。　⒉被告甲○○固坦承有事實欄所載之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等行為，惟矢口否認有與同案被告乙○○共同行賄之犯意聯絡，辯稱：其因同案被告乙○○之協助，而得以獲得鄉公所支援派人清理田裡排水溝，基於朋友情誼及上開恩情，所以才自願出資買票使好友得以繼續連任，並非意圖大規模行賄藉以擾亂選舉秩序及公正性，請考量被告甲○○是初犯，且無前科，犯後均坦承犯行，態度良好，經此教訓已有教化之可能，請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刑並從輕量刑給予緩刑之宣告云云。　㈡上開事實，被告甲○○除否認與同案被告乙○○有犯意聯絡外，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本案選舉之選舉權人鄭Ｏ章、陳Ｏ雄、黃Ｏ水之證述大致相符（見警卷第55至63、81至88、102至107頁，偵一卷第27至31、77至 83、283至284、293至294、299至300頁，原審院卷第301至3 06頁），並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111年11月22日監視錄影器截圖照片、屏東縣高樹鄉農民育苗場照片、乙○○競選宣傳單、扣案茶葉2包照片、屏東縣選舉委員會113年4月17日屏選二字第1130000753號函、111年11月20日屏選一字第1113150 2771號公告等件在卷可憑（見警卷第24至29、31至33、75至 80、97至101頁，原審院卷第63至69、107至117頁），足認被告甲○○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㈢又被告乙○○為本案選舉之候選人，於111年11月22日前某日某時許，與被告甲○○一同前往鄭Ｏ章住處，交付由被告乙○○購買之茶葉2包予證人鄭Ｏ章，另於111年11月22日騎車至育苗場，抵達時被告甲○○、證人鄭Ｏ章、陳Ｏ雄均已在場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同案被告甲○○、證人鄭Ｏ章、陳Ｏ雄分於警詢、偵查、原審審理時之證述均大致相符（見警卷第55至63、81至 88頁，偵一卷第27至31、77至83、293至294、299至300頁，原審院卷第301至306頁），並有上開扣押物品收據、監視錄影器截圖照片、育苗場照片、乙○○競選宣傳單、扣案茶葉2 包照片、屏東縣選舉委員會函文、公告等件在卷可憑，且為被告乙○○所是認（見原審院卷第101、141至144、216頁）；另被告甲○○有上開行賄之行為，則為被告乙○○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01至102頁），核與證人鄭Ｏ章、陳Ｏ雄、黃Ｏ水之證述大致相符（見警卷第55至63、81至88、102至107頁，偵一卷第27至31、77至83、283至284、293至294、299至300頁，原審院卷第301至306頁），復有上開證據可憑，是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㈣被告乙○○於警詢時陳稱：我第1次參選鄉民代表是104年（第1 9屆），已經當了2屆鄉民代表，本次是我第3次參選，目前也擔任第21屆鄉民代表等語（見警卷第14頁、偵卷第214頁），可知被告乙○○時任鄉民代表，且先後參與多次選舉，不僅知悉不能以任何方式賄選，亦知法務部查緝賄選之標準為 30元。參以證人甲○○於偵訊中證稱：乙○○在選的時候知道我有買票，我買完票之後有告訴乙○○，像是我拿15,000元給陳Ｏ雄，陳Ｏ雄吃完饅頭離開後，我就跟在場的乙○○說我剛有拿 15,000元給陳Ｏ雄叫他幫忙買票，乙○○就叫我惦惦（臺語）、安靜，我拿錢給鄭Ｏ章後也有告知乙○○，乙○○一樣叫我安靜，我付完錢當天有跟乙○○說我幫他買票，乙○○都知道等語（見偵一卷第130至131頁），亦徵被告乙○○知悉證人甲○○有向選舉權人買票（詳後述），且對於其輔選人員以交付財物予選舉權人約為一定投票權行使之行為有相當程度警覺，然未具體以何等作為阻止被告甲○○。審酌選舉乃民主政治重要之表徵，賄選行為實嚴重破壞民主機制之正常運作及選舉之公平性，業經政府機關及新聞媒體一再宣導禁止賄選，一般具社會經驗之民眾顯均知悉何種行為可能涉及賄選，而有觸法之可能，而被告乙○○時任鄉民代表，且先後參與多次選舉，除顯然知悉不能以任何方式賄選，更熟知選舉之運作，理應知悉於選舉期間，身為候選人，若任由輔選人員隨意交付他人用途不明之財物，甚至於助選人員交付財物後之緊接時間現身拜票，會有買票、賄選之疑慮，而應防免之，此情先予認定。　㈤又同案被告甲○○確實有將其向證人陳Ｏ雄、鄭Ｏ章、黃Ｏ水買票（遭拒）一事告知被告乙○○之事實，業據證人甲○○於警詢、偵查原審審理時始終證稱：有於買票後告知被告乙○○，並經被告乙○○告知安靜，不要這樣等語（見警卷第43頁、偵一卷第132至133頁、原審院卷第282至283、290頁），可徵證人甲○○對於有將交付財物予投票權人一事告知被告乙○○，並經被告乙○○表示「不要這樣」等語之供述尚屬完整且一致，應具相當程度可信性。對此，被告乙○○雖否認在卷，然其先於警詢時陳稱：我不清楚，我忘記甲○○有沒有告訴我他交付現金15,000元予陳Ｏ雄或向黃Ｏ水買票的事了等語（見警卷第11 、14頁）；於偵訊時則稱：或許甲○○有告知我他向陳Ｏ雄、鄭Ｏ章、黃Ｏ水買票的事，但我不是很清楚（見偵一卷第216 頁）；於原審聲羈訊問時稱：我不知道甲○○為何說他在買票後有告知我，並經我表示不要這樣等語（見聲羈二卷第20頁），且證人甲○○於原審審理時再次證稱：我買票、給錢之後都有跟乙○○說等語後，均未爭執此情（見原審院卷第291、3 31至349頁）。若證人甲○○確實未將買票之情告知被告乙○○ ，被告乙○○自應於歷次詢問、訊問程序答稱：「甲○○所述不實，甲○○並未於買票後告知我，我自然沒有要求甲○○安靜、不要這樣等語之可能」，惟被告乙○○卻未曾堅詞反駁，反而均僅空泛稱「我不清楚」、「或許甲○○有告知，但我不是很清楚」等語，其所辯已不合理；況且，若非被告2人已有犯意聯絡，而證人甲○○僅係基於與被告乙○○共同謀劃之犯罪計畫，遂行部分行為分擔，則衡情身為候選人之被告乙○○，對於輔選人員擅作主張以違法手段為其輔選一事理應感到詫異並清晰記憶，更應嚴詞阻止，絕無輕易遺忘之可能，亦徵被告乙○○歷次所稱遺忘、不清楚等語，顯然不實。從而，證人甲○○確實有將其向證人陳Ｏ雄、鄭Ｏ章、黃Ｏ水買票一事告知被告乙○○一節，亦堪認定。　㈥被告乙○○、甲○○2人共同前往鄭Ｏ章住處交付茶葉2包予證人鄭Ｏ章之行為，是要向有投票權人約定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交付賄賂行為一節，業經被告甲○○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交付予鄭Ｏ章之2包茶葉，是要買鄭Ｏ章這一票等語（見原審院卷第76至77頁），復於原審審理程序時以證人身分證稱：「有要拉鄭Ｏ章這一票。」、「（審判長問：有沒有跟鄭Ｏ章說拜託投票給乙○○，然後送上茶葉？這樣是否算賄選？）是，算賄選。」等語（見原審院卷第288頁），核與證人鄭Ｏ章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辯護人問：所以你覺得拿茶葉給你是違法的？）對。」、「（審判長問：你在警詢說甲○○拿茶葉給你時，乙○○在旁邊，握你的手說拜託幫忙，是否實在？）實在。」、「（審判長問：以你選村長的經驗，這樣是否算買票賄選？）選舉期間不敢這樣，應該算賄選。」等語（見原審院卷第297至298頁），互核一致，應可採認，可見被告乙○○確實在交付2包茶葉時拜託有投票權之證人鄭Ｏ章支持、投票，且不論是於本案中自白有賄選行為之被告甲○○、亦或是有參選經驗且於本案自白預備賄選之證人鄭Ｏ章，均認為被告乙○○之上開行為就是在向證人鄭Ｏ章約定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故僅就證人即投票權人鄭Ｏ章而言，被告乙○○之上開行為，已足認係向證人鄭Ｏ章行賄，而被告乙○○、甲○○ 斯時既共同以2包價值合計至少350元之茶葉向證人鄭Ｏ章行賄，可見被告2人確實有向有投票權人行賄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且被告2人並不在意讓對方知悉、或見及自己之賄選行為及故意，故被告甲○○辯稱：是在交付賄賂後才告知乙 ○○、乙○○表示不要這樣做云云，與其先前所述不符，且與常理不合，難以採取。　㈦被告乙○○雖辯稱：鄭Ｏ章有在接近選舉期間送我大水桶跟裝水的水塔放在競選總部，所以我才送他茶葉等語，且證人丙○○ 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在乙○○競選期間，約10月底11月初，有看見鄭Ｏ章送乙○○一個白鐵的水桶，說要給乙○○裝水泡茶等語（參本院卷第141頁）；然有關於被告乙○○、甲○○2人贈送證人鄭Ｏ章茶葉2包之用意，是要約定有投票權之證人鄭Ｏ章為一定行使之交付賄賂行為一節，已經本院認定如上，觀之被告2人交付茶葉之之過程，被告甲○○拿茶葉給證人鄭Ｏ章時，被告乙○○在旁邊握鄭Ｏ章的手說拜託幫忙，被告甲○○也認為交付鄭Ｏ章茶葉之行為，是要買鄭Ｏ章這一票，以上種種均與證人鄭Ｏ章是否曾贈與被告乙○○水桶（塔）一事無關，此觀之被告乙○○先前於警詢、偵訊、羈押訊問時均未曾以此辯解，甚至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尚陳稱：我與甲○○去送鄭Ｏ章茶葉2包，是要感謝鄭Ｏ章幫忙拉票；我不清楚鄭Ｏ章如何幫忙拉票，因為鄭Ｏ章當過村長，所以有口頭拜託鄭Ｏ章幫我拉票，我沒有送茶葉2包給其他幫我拉票的人等語（見原審院卷第141至143頁），復於原審審理期日詰問證人鄭Ｏ章時，亦未針對此節詰問證人鄭Ｏ章以證實其說詞，堪認證人鄭Ｏ章有無贈送水桶（塔）一事，均與被告2人交付茶葉之行為無涉，故被告乙○○辯稱：贈茶葉予證人鄭Ｏ章之原因是為了答謝證人鄭Ｏ章優化競選總部設備云云，即與事實未盡相符，自難以之為被告乙○○有利之推認。　㈧綜上，被告乙○○並無特意於選舉期間贈送茶葉予證人鄭Ｏ章之合理事由，且被告乙○○亦供稱：本案選舉中，我的選區有7 個村，村長都是朋友，在選舉期間都會去競選總部坐坐，但除了鄭Ｏ章外，我沒有送過其他村長禮物等語（見原審院卷第343頁），而證人鄭Ｏ章乃願意提供被告乙○○選民名單之人，且選民名單均為證人鄭Ｏ章之家人，足見被告乙○○知悉證人鄭Ｏ章乃有意支持其當選之人，而被告乙○○贈送之茶葉2包，價值縱使如被告乙○○所提出之購買證明以觀（見原審院卷第165至167頁），乃2包茶葉（重量約半斤）合計約350元，然考量此係以被告乙○○一次購買20斤茶葉之大量進貨成本計算，則該2包茶葉之一般市價衡情應為350元以上，且極為接近被告2人向13位選民預備行賄之對價即每票500元之代價，可證被告乙○○與被告甲○○一同前往鄭Ｏ章住處，由被告甲○○ 交付2包茶葉予證人鄭Ｏ章時，確有向證人鄭Ｏ章行賄、約定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意思。故被告2人對於以交付價值合計約350元之茶葉2包，向證人鄭Ｏ章行賄一事，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可認定。　㈨自被告乙○○、甲○○共同前往交付茶葉部分，可知被告乙○○有買票之犯意，並有容任被告甲○○繼續代為買票，而與被告甲 ○○有犯意聯絡，且知悉被告甲○○仍繼續為其買票等情，業經析述如前，而選舉行賄者之共同正犯與其對向犯乃相互獨立而屬不同來源之證據方法，其等所為不利於選舉行賄者之指證，自可互為補強、相互印證，或結合其他立證認定選舉行賄者之犯罪事實，亦如前述，從而，本院斟酌上開認定，復參以下列證人證述、當時情狀及被告乙○○上開授意之延續性，認被告2人就本案行為均有犯意聯絡，並推由被告甲○○分擔該等交付財物行為。　㈩被告甲○○雖一再供稱：我用以行賄其他投票權人之款項是自己籌措，且乙○○在我行賄前都不知情云云，然觀之證人即被告甲○○於偵訊時證稱：我與乙○○是好朋友，我每年都會請乙 ○○幫忙去鄉公所找人來清理我田裡的排水溝，乙○○有幫忙，所以我很支持乙○○，也會幫忙找人支持乙○○，因此我就義務幫忙他買票，我是出自己的錢幫乙○○買票，我買票的錢是自身所有；我目前在種檳榔，1年收入大概是25萬元，我97年就從鄉公所清潔隊退休，太太也是鄉公所退休，當時有月退 2萬多元，退休後就靠種檳榔生活，我們沒有跟小孩拿生活費，都是靠自己，另外也有租房子給別人等語（見警卷第41 至43頁、偵一卷第125至130頁）。可見證人甲○○雖自認家庭經濟狀況為小康（見警卷第38頁），然至多也僅是中等收入之家庭，難認寬裕，且其所述被告乙○○協助聯繫排水溝清淤工作之事，衡諸事理，本係身為鄉民代表之被告乙○○所執行之職務，難認有何特別之恩情足使被告甲○○甘冒最輕本刑3 年以上賄選罪之刑責，自行提供相當於其1個月收入之款項為被告乙○○行賄之理，故被告甲○○是否有資力或必要，甘冒自身觸法之風險，而自掏腰包為被告乙○○買票，已非無疑。　又證人甲○○針對其資金來源為何一節，先於警詢時稱：我交給陳Ｏ雄、鄭Ｏ章的錢是我自己所有，我分2次提領，分別是在高樹農會、土地銀行各領10,000元等語（見警卷第41至43 頁）；於偵訊時稱：我是出自己的錢幫乙○○買票，我買票的錢是自身所有，我有在9月從農會提領1萬元，有在10月24日從土地銀行提領10,000元或15,000元等語（見偵一卷第125 至130頁）；於原審審理時則先證稱：本案買票的錢是我自己的，至於500元面額是我去買香菸時找零的錢，我都把500 元存起來等語（見原審院卷第282頁），嗣證稱：本案買票的錢是我自己的，全部都是我從家裡衣櫃拿出來，我家裡衣櫃裡有放20,000至30,000元，因為我賣檳榔，所以這些錢是我賣檳榔賺的，就放在衣櫃，不是從銀行領的等語（見原審院卷第286頁），嗣經原審審判長提示證人即被告甲○○於警詢時所述後，則改稱：當時我也有去銀行領，領回來放在衣櫃，買票的錢一部分是從金融機構提領、一部分是賣檳榔賺的，至於為何金融機構領出來的都是500元的紙鈔，是我去換的等語，且對於原審審判長訊問：為何需專程換鈔、為何剛說500元鈔票是買菸所留，現又稱是換鈔等問題，則均「不答」（見原審院卷第287頁）。可見證人甲○○對於扣案之現金來源為何供述不一，且於法院審理程序中多次翻異，若如證人甲○○所述係自金融機構提領，則依一般人至金融機構提領款項之社會經驗以觀，若非刻意臨櫃表示欲提領面額50 0元之鈔票，則於操作自動櫃員機提領現金時，多僅能提領面額為1,000元或100元之鈔票，惟參酌自證人鄭Ｏ章、陳Ｏ雄處扣案之現金面額均為500元，業據證人鄭Ｏ章、陳Ｏ雄證述明確（見警卷第61頁、偵一卷第77、82頁），且證人即被告甲○○對於持有多達43張（30張＋13張＝43張）500元面額鈔票一節，亦支吾其詞，所述已屬有疑，而證人甲○○於原審審理程序末雖稱有特意換鈔（見原審院卷第287頁），然參酌證人甲○○向證人陳Ｏ雄買票之對價乃1票3,000元，則證人即被告甲○○本可逕交付面額為1,000元之鈔票，而無多此一舉將1 ,000元鈔票均換作500元鈔票，而持有多達30張鈔票之必要，是自證人甲○○無法明確、合理說明現金來源及存在態樣，以及證人甲○○反覆其詞等情狀以觀，益徵證人甲○○所述之資金來源確屬有疑。　再參諸證人甲○○自承：我有幫忙乙○○競選，像是競選總部需要汽水這些，我會幫忙跑腿，乙○○會再給我汽水的錢，大概是1,000多元，乙○○會主動拿給我，但不會另外針對我幫忙的行為給我錢，我是義務幫他，但該拿的錢我還會向乙○○拿，至於買票是還人情，是我自己的計畫等語（見偵一卷第12 7頁，原審院卷第289至290頁）。則可見被告乙○○若託證人甲○○購買物品，雖不會另外給付證人甲○○跑腿費用，但也不會讓證人甲○○為其支付該等購物費用，反而會主動拿錢給證人甲○○，且證人甲○○亦無拒絕收受被告乙○○所交付費用之情，亦即被告乙○○尚會避免讓證人甲○○出資區區千元，且證人甲○○亦無為被告乙○○支付區區千元之意，故若依證人甲○○所稱：出資20,000餘元行賄是為了還乙○○人情，因此不會告知乙○○詳情，也不會向乙○○索討等語（見原審院卷第289至290 頁），但又稱其於競選期間為被告乙○○購買汽水所花費之1, 000餘元會如實向被告乙○○報帳、索討等語（見偵卷第127頁、原審院卷第289頁）以觀，已足見證人甲○○所述買票資金乃自行籌措等語與常理不合。且證人甲○○證稱：乙○○無意讓我承擔競選期間之花費，會支付、補償我的支出等語（見原審院卷第289至290頁），但又於偵查中證稱：我在交付賄賂予陳Ｏ雄後，隨即當場告知乙○○，又在交付賄賂予鄭Ｏ章後，即告知乙○○，然乙○○均僅表示安靜，不要這樣等語（見偵卷第130至131頁），則不論是「被告乙○○沒有詢問證人甲○○因此支出多少費用」、或「被告乙○○未指責證人甲○○不應違背其指示而違法賄選」、抑或是「被告乙○○於知悉證人甲○○支出之金額後，卻未向證人甲○○表示要補償、返還證人甲○○墊付之賄款」等情，均與其等上開供證之金錢互動模式不合，且於常理有違，難以採信。　證人甲○○雖有為上開「均有於買票後告知乙○○，經乙○○表示安靜、不要這樣做」之證述，然被告乙○○卻於111年11月29 日偵訊中供稱：我真的不清楚甲○○跟鄭Ｏ章、陳Ｏ雄、黃Ｏ水買票的事情，或許他有講，但我不是很清楚等語，並於檢察官再次請證人乙○○仔細回想，甲○○有無告知其為被告乙○○向證人鄭Ｏ章、陳Ｏ雄、黃Ｏ水買票一事時，答稱：真的不曉得等語，復於檢察官訊問：甲○○說他給陳Ｏ雄15,000元買票後，有當場告知你時，答稱：我不清楚等語，於訊問：甲○○說他給鄭Ｏ章6,500元買票後，回去有告訴你時，同樣答稱：真的不清楚等語（見偵卷第216頁），惟證人甲○○上開供證乃其於行賄時間未滿1週之111年11月29日於偵訊中所為，而上開供證內容顯然不利於甲○○自己，且證人甲○○亦始終堅稱在其買票前被告乙○○並不知情，被告乙○○亦未曾授意或提供資金等情，顯然有意迴護被告乙○○，則證人甲○○自無可能就其確有將為被告乙○○行賄一事告知被告乙○○一節為不實之供證。而證人甲○○既然2度於行賄後旋即告知被告乙○○，若被告乙○○果有立即告知證人甲○○「安靜，不要這樣做」等語，被告乙○○理應印象深刻，殊無理由於上開行為後短短1週內即毫無印象，是綜合審酌被告2人上開供述及情狀，除可見證人甲○○針對被告乙○○於知悉甲○○之買票行為後，有表示「不要這樣做」等語不實，更可見被告乙○○於證人甲○○告知其行賄行為後，並未感到訝異、亦未有反對、制止之意思。再衡諸被告2人業已一同前往證人鄭Ｏ章住處，推由證人甲○○交付茶葉2包行賄證人鄭Ｏ章，且證人鄭Ｏ章前已提供選民名單，並於收取茶葉後，另收取賄款6,500元等情事，可見被告乙○ ○對於證人甲○○之行為知之甚詳，且確實與之有犯意聯絡。　被告乙○○本次參選之選區內，共有7個村，然被告乙○○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僅曾贈送茶葉予證人鄭Ｏ章1人等語，並稱：該 7名村長於選舉期間也都會前往其競選總部拜訪等語（見原審院卷第343頁），衡情若被告乙○○僅基於「村長是選舉時之重要樁腳、助選員」，因而贈送禮品予證人鄭Ｏ章，則被告乙○○顯無理由捨其他6名村長而不為之理。且被告2人均供承：有於111年11月中旬前往鄭Ｏ章住處贈送茶葉2包，以拜託並感謝證人鄭Ｏ章支持等語，則被告2人衡情當已知悉證人鄭Ｏ章乃被告乙○○之支持者，從而，被告乙○○當無必要再次於同年月22日前往育苗場拜訪證人鄭Ｏ章，且被告甲○○竟湊巧於被告乙○○該次拜訪前之密接時間，先後交付賄款6,500 元、15,000元予證人鄭Ｏ章、陳Ｏ雄，再徵諸證人甲○○所供證：我在交付賄款後旋即告知被告乙○○等語，已如前述，益徵被告乙○○係於知悉證人鄭Ｏ章已先提供選民名單後，才與被告甲○○於同日同時段前往育苗場，目的即在於向重要樁腳證人鄭Ｏ章交付賄款，可證被告乙○○與被告甲○○就賄選犯行實有犯意聯絡。從而，被告2人對於本案選舉之賄選行為既然早有犯意聯絡，則被告甲○○日後接續行賄證人陳Ｏ雄、黃Ｏ水之犯行，顯然亦均在其等之犯意聯絡範圍內，而均為共同正犯。　被告2人交付財物之行為已偏離常軌，且對於證人鄭Ｏ章、陳Ｏ雄、黃Ｏ水投票權之行使具影響力，而有對價關係：　　查被告甲○○所交付之財物暨價值業如前述，且該等財物乃被告甲○○用於使投票權人為一定行使一節，同據證人甲○○、鄭Ｏ章、陳Ｏ雄、黃Ｏ水證述如前，復為被告乙○○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01至102頁），考量被告2人（擬）交付現金之行為偏離常軌，且客觀上亦足以影響、動搖投票權人之投票意向，自足認有對價關係。　至被告乙○○之辯護人又辯稱：鄭Ｏ章有案在身，且一再表明主觀上沒有收賄的意思，茶葉價值低於賄選行情並不足以影響其投票意向云云。惟查，本案係被告甲○○得知證人鄭Ｏ章提供之選民名單不包含證人鄭Ｏ章後，共同於距離投票日甚為接近之日前往鄭Ｏ章住處並交付茶葉，被告乙○○更進而向證人鄭Ｏ章握手表示拜託支持等語，均如前述，若特定候選人或其輔選人員於選舉期間（尤其是距離投票日即為密接之日）交付用途不明之財物予選舉權人，衡情交付之人多有以之影響收受之人投票意向之意思，收受之人亦可推知交付者有意以此動搖、改變其投票權行使方向，是承上開說明，被告 2人上開行為，客觀上已對於證人鄭Ｏ章投票權行使產生相當程度影響，且茶葉並非毫無價值之物，證人鄭Ｏ章亦證述：雖然他們沒有明講是要買票，選舉期間拿茶葉給選民是什麼意思，就是要買票等語明確，亦徵證人鄭Ｏ章主觀上知悉茶葉是有一定價值之物，且會影響其投票權行使之對價仍收受之，是被告2人上開行為自已該當交付賄賂行為；至證人鄭Ｏ章雖證稱其為避免涉案，而無收賄之意等語（見原審院卷第 399頁），然證人鄭Ｏ章當日並未退還上開茶葉而將之放在抽屜內，嗣後交由警方扣案一節，有扣押物品目錄表、照片在卷可按（參原審院卷第63至69頁），可見被告2人交付賄賂之行為已經完成，且證人鄭Ｏ章既知悉茶葉2包乃買票對價，仍收受之，即已該當收受賄賂犯行，怎麼又可以說沒有收賄之意？況證人鄭Ｏ章上開所述，對於被告2人該當交付賄賂犯行等節之認定，亦不生影響，故被告乙○○之辯護人上開所辯，亦不足以為被告乙○○有利之認定。　綜上所述，被告乙○○確有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行求賄賂或預備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而被告甲○○基於犯意聯絡，分擔實施上開各行為，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乙 ○○、甲○○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辯，難認可採。被告2人上開犯行，均堪認定。三、論罪：　㈠按投票行賄罪之處罰分別規定於刑法第144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規定，自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所謂行求，係指行賄人自行向對方提出賄賂或不正利益，以備交付，祇以行賄者一方之意思表示為已足，不以受賄者之允諾為必要；所謂期約，係指行賄者與受賄者雙方就期望而為約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利益，乃雙方意思已合致而尚待交付；所謂交付，係指行賄者事實上將賄賂或不正利益交付受賄者收受之行為。所謂期約，係指行賄者與受賄者雙方就期望而為約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利益，乃雙方意思已合致而尚待交付；所謂交付，係指行賄者事實上將賄賂或不正利益交付受賄者收受之行為；至行賄者單方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時，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亦行賄者若未會晤有投票權之人，而委由第三人代為轉達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表示，則以該第三人傳達予有投票權之人，始構成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行賄者係委由第三人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則以該有投票權人同意或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時，行賄者始成立投票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否則，有投票權人如拒絕收受，則行賄者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該第三人並未轉達行賄者行求或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行賄者之意思表示既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最高法院96 年度台上字第2135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77號、112年度台上字第506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又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罪，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祇侵害一個國家法益，應僅成立一投票行賄罪。而該罪之預備犯，僅止於該罪著手實行前之準備階段，若進而實行行賄之行為，即為行賄所吸收，不另論罪。則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人行賄，尚且論以一罪，其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部分賄選，部分尚在預備賄選階段，尤僅能論以一罪（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 92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核被告2人就被告甲○○交付財物予證人鄭Ｏ章、陳Ｏ雄部分，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交付賄賂罪；本欲透過證人鄭Ｏ章、陳Ｏ雄代為轉知行賄意思，並轉交賄賂予不知情之13位選民、陳Ｏ雄家屬部分，因證人鄭Ｏ章、陳Ｏ雄未轉達行賄之意，只達預備行求賄賂階段，是被告2人此部分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之預備行求賄賂罪；至被告2人就被告甲○○以財物約證人黃Ｏ水為投票權一定行使部分，因證人黃Ｏ水拒絕收受，亦僅止於行求賄賂階段，是被告2人此部分所為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被告2人就上開行為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罪，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祇侵害一個國家法益，應僅成立一投票行賄罪。而該罪之預備犯，僅止於該罪著手實行前之準備階段，若進而實行行賄之行為，即為行賄所吸收，不另論罪。則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人行賄，尚且論以一罪，其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部分賄選，部分尚在預備賄選階段，尤僅能論以一罪（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92 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犯罪，行為人對於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若多次犯行之時間、空間密接，顯係基於投票行賄之單一犯意為之，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侵害同一選舉公正之法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依接續犯論以投票行賄罪一罪。　㈤被告2人係以一行為同時對有投票權之證人鄭Ｏ章、陳Ｏ雄交付賄賂、對證人黃Ｏ水行求賄賂及預備對有投票權之13名選民、陳Ｏ雄家屬行求賄賂，該等行求、預備投票行求賄賂之低度行為均應為交付賄賂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 2人就上開交付、行求賄賂、預備行求賄賂行為，均係為使同一候選人即被告乙○○能於本案選舉中當選為目的，且係在密接之時日、地點而為之，顯係基於同一犯意接續而為，且侵害同一國家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於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自論以接續犯，從而，被告2人均僅論以交付賄賂一罪。　㈥按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甲○○已於偵查中自白其交付賄賂等犯行（見偵一卷第125至134頁、聲羈一卷第22頁），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㈦至被告甲○○之辯護人雖為被告甲○○主張：被告甲○○犯後始終坦認起訴書所載犯行，請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等語。惟查，選舉制度係民主之根基，藉此選賢與能，攸關國家政治與人民福祉甚鉅，此應為公眾周知、深刻了解之原則，更為我國長久以來民主化追求之基石，被告甲○○僅為求被告乙○○當選鄉民代表即為本案犯行，造成之損害極為深遠，犯行難認輕微，且依被告甲○○及其辯護人所述，並無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顯可憫恕之犯罪之特殊原因或情狀，而被告甲 ○○本案犯行經依上開規定減刑後，相較於其所為，已無情輕法重或情堪憫恕情事，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是被告甲○○及其辯護人此部分之主張，並不可採。四、上訴之論斷：　㈠原審認被告2人均罪證明確，並分別審酌：　⒈被告乙○○已多次參與地方選舉並擔任候選人，知悉選舉乃民主政治最重要之根本，且所參選之鄉民代表選舉乃地方最基層之民意代表，本應由選民評斷候選人之品行、學識、操守、政見而選賢與能，以監督基層自治事項，被告乙○○竟不思增進其才德，反而為當選而無視國家法律規定及政府杜絕賄選之決心，於鄉民代表選舉中推由被告甲○○親自向3名投票權人交付、行求賄賂，並預備向17名投票權人交付或行求賄賂，以賄選行為影響選民之投票意向，衡諸本案選舉之投票權人數、被告2人（預備）行賄人數、本案選舉中當選人之得票數差距與對於本案選舉公正性影響之程度等項，兼衡行賄行為嚴重戕害自由民主社會之根本價值，破壞選舉制度公平性，亦對其他持公平競爭理念之候選人形成不公，更影響民主政治之正常運行甚鉅，實應予以非難，考量被告乙○○始終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再衡以被告乙○○有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前科之素行，兼衡被告犯罪之目的、手段及所生危害，暨被告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職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年6月。　⒉被告甲○○身為輔選人員，多次參與選舉，並知悉選舉乃民主政治重要表徵，且被告乙○○所參選之鄉民代表選舉則是地方最基層之民意代表，以及賄選行為將嚴重破壞選舉之公正性、選賢與能以有效監督基層自治事項之制度目的，又政府機關及新聞媒體已一再宣導禁止賄選，被告甲○○仍為使被告乙 ○○當選鄉民代表，而親自向3名投票權人交付、行求賄賂，並預備向17名投票權人交付或行求賄賂之行為，而與被告乙 ○○共同犯本案犯行，復衡酌本案選舉之投票權人數、被告2 人（預備）行賄人數、本案選舉中當選人之得票數差距與對於本案選舉公正性影響之程度等項，可見被告甲○○上開行為，實應予以非難；惟念及被告甲○○於偵查、法院審理中均坦承自身所涉犯行，然就其與被告乙○○間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等情之證述仍前後反覆之犯後態度，以及被告甲○○無前科之素行，兼衡被告犯罪之目的、手段及所生危害，暨被告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職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2年。　⒊被告2人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投票行賄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之刑，審酌被告2人之犯罪情節及對於民主所生之危害程度，分別宣告被告乙○○褫奪公權3年、被告甲○○褫奪公權2年。　⒋復就沒收之部分說明：①扣案證人鄭Ｏ章、陳Ｏ雄繳回之茶葉2 包、現金6,500元、現金15,000元（共21,500元），分別係被告甲○○已交付予證人鄭Ｏ章、陳Ｏ雄及預備交付之賄賂，且均未經檢察官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在被告甲○○所犯交付賄賂罪項下宣告沒收。②被告甲○○用以行求證人黃Ｏ水之現金500元，雖未扣案，仍應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③其餘扣案物因無積極證據足認與被告2人本案犯行有關，難認係被告2人本案犯罪所用、預備或所生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⒌經核原審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被告乙○○上訴意旨否認犯罪，被告甲○○上訴意旨否認與被告乙○○共同犯罪，且主張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云云，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按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本件被告甲○○另指稱原審量刑過重云云。然原審判決所量定之刑罰，已兼顧被告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又非濫用其裁量權限，核屬事實審法院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並不違背比例原則、公平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本件被告甲○○上訴意旨所指，均經原審綜合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後予以科刑，均如上述，且於本院審理時之量刑因子，亦未改變，是原審所為之酌量科刑，既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本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從而，被告甲○○上訴意旨請求從輕量刑，亦不可採。　㈢另被告甲○○及其辯護人以被告甲○○已坦承犯行，經此教訓已有教化之可能，且其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等為由，請求為緩刑之宣告云云，並提出診斷證明書為之佐證。然被告甲○○無視政府三令五申宣導公正之選舉制度於民主社會之重要性，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對交付賄賂犯行之重罰規定，仍不顧賄選將破壞選舉制度及民主政治甚鉅、有害社會之風氣，執意親自實施交付財物行為，而違犯本案賄選犯行，若僅因其犯後坦承犯行，即遽予緩刑之宣告，無異使一般社會大眾及與候選人關係密切之人輕忽賄選之嚴重性，而心生僥倖之心理，實悖離立法者嚴懲賄選之本意，且被告甲○○雖坦承犯行，但對於是否與被告乙○○共同犯之等節，多有避重就輕、迴護之情（例如：賄款係由何人提供？被告2人事前如何謀議？），足見被告甲○○並無真誠悔意，又何來教化之可能？準此，本院考量被告甲○○對正當選風之危害程度非同小可，仍應有令被告甲○○實際接受刑罰執行，以達刑法應報、預防、教化目的之必要，爰不予宣告緩刑，以資警惕。故被告甲○○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請，礙難准許，亦應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盧惠珍提起公訴，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郭蘭蕙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卷別對照表：簡稱卷宗名稱警卷屏東縣○○○○○里○○○里○○○○00000000000號卷聲羈一卷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聲羈字第278號卷聲羈二卷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聲羈字第279號卷偵一卷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106號卷偵二卷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195號卷原審院卷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選訴字第18號卷

2025-03-31

KSHM-113-選上訴-12-20250331-1

國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解除限制出境出海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國聲字第2號聲請人即被告劉萬禮限制住居於高雄市○○區○○街00巷0號 14樓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國家安全法等案件（本院113年度國訴字第1號），聲請解除限制出境、出海，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劉萬禮（下稱聲請人）前所涉犯之違反國家安全法等案件，業經本院為無罪判決，所受限制出境、出海之處分應視為撤銷。爰請通知內政部移民署等相關機關，解除聲請人之出境、出海限制等語。二、聲請人前因違反國家安全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雖經本院為無罪判決，本院民國113年8月22日所為延長限制聲請人出境、出海之處分亦因而視為撤銷。惟因檢察官已於上訴期間就本案提起上訴，而經本院審酌結果，認聲請人仍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規定之限制出境、出海之事由與必要，因而自114年3月31日起，依前開規定逕行限制其出境、出海，有該裁定可稽，故聲請人請求本院通知內政部移民署等相關機關，解除其出境、出海限制，礙難准許，其聲請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莊珮君　　　　　　　　　　　　　　　　　　　法　官　毛妍懿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劉鴻瑛

2025-03-31

KSHM-114-國聲-2-20250331-1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244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受刑人程豐仁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4年度執聲字第15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程豐仁因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分別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一、受刑人程豐仁（下稱受刑人）因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等罪，經法院分別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確定在案，且俱得聲請易科罰金，茲檢察官聲請就前述各罪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應予准許。二、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 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314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 項、第3項，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而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倘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曾經定其執行刑（下稱原定執行刑），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時，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則之拘束。亦即基於有利被告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定執行刑，原定執行刑有拘束新定執行刑上限之效果，法院裁量所定之刑期上限，自不得較重於「原定執行刑加計新宣告刑之總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436號裁定意旨參照）。三、審酌本院將檢察官聲請狀繕本送達予受刑人後，其於民國11 4年3月27日以書面所回覆之意見略以「受刑人如附表編號2- 1至2-4部分，總刑期乃為239月有期徒刑，此部分前既經合併定刑為20月有期徒刑確定，可知折算比例為總刑期之8.3% （下稱定刑比例），則再加計附表編號1之48月有期徒刑，總刑期應為287月有期徒刑，然參照前述定刑比例，此次定刑結果自應不逾2年有期徒刑」等情（本院卷第203至205頁）。考量受刑人所犯附表所示之罪中，其中附表編號1、2-1 、2-2具體罪名均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編號2-3則為幫助逃漏稅捐，編號2-4則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雖有差異，但受刑人之整體犯行，乃為於99年1月至102年10月間，以自己任登記、實際負責人之公司，不實填會計憑證予並無實際交易之對象，而幫助其等逃漏營業稅，暨取得並無實際交易往來公司之內容不實會計憑證，憑以登載入任負責人公司之營業稅申報書，而（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以申報營業稅，但因營業稅申辦為每2個月1次，方因而論以數罪。佐諸附表編號2-1至2-4所示部分，前業經定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8月，嗣並告確定，有本院113年度聲字第1058號裁定、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61至164、191 至199頁），可知該次之原定執行刑本已明顯大幅減輕，而如受刑人前述回覆意見所載，則本院裁量所定之刑期上限，即應受該定刑結果，再計入編號1各該罪宣告刑之總和限制（即有期徒刑5年8月）。再綜合斟酌受刑人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數罪所反應受刑人人格特性與傾向等一切情狀，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併諭知同如主文所示之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之標準。至受刑人求予就本案定刑為有期徒刑2年以下，失之過輕而不無鼓勵犯罪之違誤，且有違罪責相當原則，尚無足取。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第41條第1項、第8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林永村　　　　　　　　　　　　　　　　　　　法　官　莊珮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王佳穎

2025-03-31

KSHM-114-聲-244-20250331-1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210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受刑人胡茂泰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4年度執聲字第13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胡茂泰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分別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肆月。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胡茂泰（下稱受刑人）因恐嚇取財得利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 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 1項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等語。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刑法第50條定有明文。刑法第53條規定，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第 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又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亦有明文。三、查受刑人因犯如附表所示之罪，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確定在案，且附表編號3至5所示之罪均為附表編號1 至2所示之罪判決確定前所犯，本院為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有各該刑事判決書附卷可憑。其中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得易科罰金，附表編號1至3、5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則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原不得合併定應執行刑。然查受刑人業已請求檢察官就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罪合併聲請定應執行刑，此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受刑人是否同意聲請定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至10頁），合於刑法第50條第2項之規定，並由本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就附表所示之罪之有期徒刑部分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程序上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四、審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數罪，各刑中之最長期為附表編號1之有期徒刑3年4月，全部宣告刑合併之刑期為有期徒刑6 年4月；附表編號1至3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6月，內部界限合計為有期徒刑5年7月。所犯上開數罪，附表編號1為非法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編號2為恐嚇危害安全罪、編號3為傷害罪、編號4為恐嚇取財未遂罪、編號5為恐嚇取財罪，犯罪類型及罪質有所不同；再斟酌受刑人所犯前開數罪之各罪行為模式與時間關連性，各罪間之獨立性、對法益造成侵害程度、受刑人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詳各該判決書所載）、數罪所反應受刑人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受刑人依各該具體犯罪事實所呈現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及罪責相當原則，並考量刑罰之邊際效應及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及受刑人對本件定應執行刑所表示之意見（本院卷第 87頁）等一切情狀，就附表所示之罪之有期徒刑部分，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又已執行完畢之部分（附表編號1至4 ），應由檢察官於執行時予以扣抵，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0條第2項、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王俊彥　　　　　　　　　　　　　　　　　　　法　官　曾鈴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2025-03-31

KSHM-114-聲-210-20250331-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020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江燕蓉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886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817號）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程序事項：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㈡本件上訴人即檢察官於本院已明示係針對原判決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66頁），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本件原判決依被告江燕蓉（下稱被告）之自白、證人即告訴人林宗瑋於警詢中之證述，及監視器畫面暨截圖9張等憑以認定其於民國112年8月間，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希拉蕊」、「BOSS」等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之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擔任詐欺集團中之面交車手，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8月23日開始，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鄭雲天」、「郭」、「築夢薪未來」之帳號向告訴人林宗瑋佯稱：可向其購買虛擬貨幣US DT獲利、領取獎金云云，致告訴人林宗瑋陷於錯誤，被告則依依「希拉蕊」、「BOSS」之指示，於112年8月29日20時30 分許，前往高雄市○○區○○○路000號之統一超商港東門市向陷於錯誤之林宗瑋收取新台幣（下同） 10萬元後，再轉交予「BOSS」，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經比較113年7 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與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 1項之規定，認以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後，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較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另敘明：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 日制定公布，該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所指詐欺犯罪，依該條例第2條規定，本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且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自白減輕其刑規定，經比較新舊法，新法顯然有利於被告。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已坦承詐欺犯行，且無犯罪所得，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後，審酌被告無視近年來詐欺案件頻傳，行騙手段日趨集團化、組織化、態樣繁多且分工細膩，每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損失慘重，仍擔任取款車手，造成告訴人林宗瑋受有10 萬元之財產損害，對社會交易秩序、社會互信機制均有重大妨礙，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及被告自述之教育、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經核原判決於量刑時已依刑法第57條規定詳為審酌，所為刑罰裁量亦無不當。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之立法說明：為使犯本條例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行為人自白認罪，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應減輕其刑，以開啟其自新之路。是行為人須自白犯罪，如有犯罪所得者，並應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且所繳交之犯罪所得，須同時全額滿足被害人所受財產上之損害，始符合上開法條前段所定之減刑條件。再參照同條例第43條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利益達500萬元者，量處3年以上10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萬元以下罰金。達1億元者，處5年以上12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億元以下罰金。立法說明，就犯罪所得之計算係以同一被害人單筆或接續詐欺金額，達500萬元、1億元以上，或同一詐騙行為造成數被害人被詐騙，詐騙總金額合計500 萬元、1億元以上為構成要件。因此第47條所稱「犯罪所得」應作如此解釋。再以現今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詐欺犯罪行為之既遂，係詐欺機房之各線機手、水房之洗錢人員、收取人頭金融帳戶資料之取簿手、領取被害人受騙款項之「車手」、收取「車手」所交付款項之「收水」人員等人協力之結果，因其等之參與犯罪始能完成詐欺犯行，其等之參與行為乃完成犯罪所不可或缺之分工。法院科刑時固應就各個共犯參與情節分別量刑，並依刑法沒收規定就其犯罪所得為沒收、追徵之諭知，惟就本條例而言，只要行為人因其所參與之本條例所定詐欺犯罪行為發生被害人交付財物之結果，行為人即有因其行為而生犯罪所得之情形，依民法第185條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本應由行為人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否則，若將其解為行為人繳交其個人實際獲得之犯罪報酬，則行為人僅須自白犯罪，並主張其無所得或繳交與被害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之金錢，即符合減刑條件，顯與本條立法說明，及本條例第1條所揭示之立法目的不符，亦與憲法保障人民（被害人）財產權之本旨相違。此為行為人獲得減刑之條件，與依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精神，宣告沒收其實際犯罪所得，並無齟齬，且係行為人為獲減刑寬典，所為之自動繳交行為（況其依上開民法規定，本即應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與憲法保障人民（行為人）財產權之本旨亦無違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刑事判決）。是被告尚應自動繳交告訴人因本案所受之損害即新臺幣10萬元，始得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原審判決僅憑被告於審理中自白即依該條規定減刑，顯與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有違。㈡再原審法院判決被告有期徒刑6月，然本件詐騙金額為10萬元，對告訴人所造成之經濟衝擊巨大，被告卻始終不思積極與告訴人進行和解或尋求合理之道歉方式，其犯後態度顯難認為良好，原審判決未慮及此，是否適當已屬有疑。況從原審判決之刑度觀之，可見原審判決係先以刑法第339之4第1項之最低刑度即有期徒刑1年併以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最低2分之1之刑，換言之，原審判決以最低刑度配合最高減輕刑度之標準而為原審判決主文諭知之刑度，然從原審判決就量刑理由欄中所述，實無法看出有何理由做出如此刑責之評價，要難認對被告已罰當其罪，並符於社會之法律情感、罪刑相當及實現刑罰權分配之正義，是此亦應屬上訴之理由，並請求撤銷原審判決，並對被告宣告以有期徒刑1年4月以上之刑，而為適當之判決等語。四、惟按：　　　　　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法文業已明確記載「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即指該犯罪行為人之「個人犯罪所得」，不及於其他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法條文義甚明。就規範體例而言，第47條前段屬個人減免事由，於數人共犯一罪情形，僅符合法律所期待積極行為之人，方可援引該事項減免刑責，而該積極行為之存否，自當以其個人所得控制或管領之作為或範圍者為限，無須就其他共犯之支配領域合併觀察，始符個人責任原則。而同條後段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係將破獲詐欺犯罪之成果，擴及「物的延伸」、「人的延伸」，亦即使扣押物或查獲對象之範圍，藉由更優惠之條件，提高行為人供出犯罪集團人物及金流全貌之誘因。相對於此，前段「減輕其刑」自然僅及於行為人自身之事由，賦予相對較不優厚之「減輕其刑」待遇，以符層級化之減刑規範構造。　㈡依同條例第44條第1、3項之規定，對於犯刑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行為人，若同時涉犯其他加重詐欺類型，或在境外利用設備詐騙國內民眾，均有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之特別規定；且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者，亦予提高刑責。較之其他加重詐欺複合類型或組織犯罪涉及其他犯行者，均有明顯差異，足以凸顯本條例對於打擊跨國性、組織性詐欺犯罪之刑事政策考量。以此對照本條例第47條前後段之條文安排及立法說明寬嚴併濟之刑事政策，可看出立法者欲藉由對悛悔有據（即主觀上坦承犯行及客觀上不再保有不法所得者）之行為人予以從寬處理，使其鬆動詐騙組織，進而使檢警人員向上追查，終致不易破獲之組織性甚至跨國性之詐欺犯罪得以瓦解，而達成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之目的。基此刑事政策目的，第47條解釋上自不宜過苛，此與最高法院先前解釋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時，提及「其目的既在訴訟經濟，並以繳交犯罪所得佐證悛悔實據，莫使因犯罪而保有利益，解釋上自不宜過苛，否則反而嚇阻欲自新者，過苛之減刑條件解釋，將使被害人更難以取回財產上之損害，顯非立法本意。」可相互呼應。㈢第47條之立法理由固揭明係為「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落實罪贓返還」，惟並限於全額受償、全額返還之情形，恐不能以此即認「其犯罪所得」係指全部犯罪所得之意。本條立法目的應側重在行為人有無自動繳交行為，而非被害人所受損失是否全額獲得充分填補，不應將其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範圍擴及非其享有之範圍，解釋為被害人損失之全額。又在立法過程中，立法機關已意識到採取犯罪所得指個人報酬是否妥當之疑慮，而最後結果足認在充分衡平個人報酬說可能之疑慮及第47條欲達成之目的下，立法機關仍然選擇將減輕或免除刑責的範圍與適用，交由法院依具體個案審酌。此等立法過程，已清楚明瞭立法機關選擇與考量，則法院在無違憲疑慮前提下，不宜過度介入為妥。依立法史與立法資料，立法者並無意以系爭條文規範方式實現犯罪所得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之立場，即歷史解釋亦支持個人報酬，因此檢察官認本件被告應繳回告訴人遭騙之10萬元始能邀減刑之寬典，並無理由。㈣原審於量刑時已依刑法第57條為審酌，參以告訴人遭詐之金額為10萬元，所受損害並非鉅大，且無證據足以證明其獲有報酬，復自偵查伊始即毫無保留之坦承，則原審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而量處有期徒刑6月，難謂有輕縱之嫌，是檢察官執摘原判決量刑不當，要求量處有期徒刑1年4月以上，亦無理由。　　　㈤綜上所述，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為指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五、被告經合法傳喚未於審理期日到庭，爰不待其到庭陳述，逕　　由檢察官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良鏡提起公訴及上訴，檢察官李啟明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林青怡　　　　　　　　　　　　　　　　　　　法　官　李嘉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賴梅琴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

2025-03-31

KSHM-113-金上訴-1020-20250331-1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家暴妨害自由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再字第21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黃○益上列聲請人因家暴妨害自由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271 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66號，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697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再審意旨如附件。二、本案再審適用法律說明　按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復規定：「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而所謂的「敘述理由」，係指具體表明符合法定再審事由之原因事實而言，所稱證據，係指足以證明再審事由存在之證據，倘僅泛言有法定再審事由，而未敘明具體情形，或所述具體情形，顯與法定再審事由不相適合，或未提出足以證明再審事由存在之證據，均應認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以聲請不合法，依同法第433 條規定裁定駁回(最高法院113台抗字第1818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本件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黃○益（下稱聲請人）對於本院確定判決聲請再審，雖以再審書狀敘述：其從未自承有恐嚇情事，伊請求調閱通聯紀錄調不到，沒證據，伊卻有罪等詞，惟未敘述其有何刑事訴訟法第420、421條規定所列符合法定再審事由之原因事實，未具體說明有何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其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等情形，本院乃於民國114年3月12日裁定命聲請人應於裁定正本送達後7日內，補正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上開裁定正本已於114年3月19日寄存送達，有本院送達證書1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頁）。　㈡聲請人收受上開裁定後，僅提出所稱「騙錢及傷害案相關人合照」、本院113年度聲字第1017號裁定、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623號處分書，並附註其個人評論意見，並未補正原判決之繕本，亦未表明符合法定再審事由之原因事實之情形。聲請人來函雖有提及已對歐陽正宇檢察官為瀆職之告訴並表明偵查進行中（114他66號），此固屬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5款所列「參與原判決或前審判決或判決前所行調查之法官，或參與偵查或起訴之檢察官，或參與調查犯罪之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該案件犯職務上之罪已經證明者，或因該案件違法失職已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者」之再審情形，然依同條第2項規定就該項情形之證明「以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限，得聲請再審。」依聲請人上開所載「偵查進行中」，即不合該情形之證明，聲請人應待該案偵查結果或經判決確定後再行聲請再審。　㈢此外，聲請人於所提出之照片、處分書附註之個人評論，均屬其個人對該照片或處分書片段所抒發意見，並非對聲請再審之有罪確定判決有何符合法定再審事由之原因事實之具體敘明，亦未為說明如何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其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之再審理由，自難認其已依本院裁定意旨補正。揆諸上開說明，聲請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且未據聲請人依限補正，應予駁回。四、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　　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　　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 429條之2定有明文。是再審之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者，自屬「顯無必要」通知聲請人到場之情形。且本院前已裁定命聲請人補正，聲請人並未依法補正，是本件既顯不合法，即無使聲請人到庭表示意見之必要，附此說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莊珮君　　　　　　　　　　　　　　　　　　　法　官　楊智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建瑜

2025-03-31

KSHM-114-聲再-21-20250331-2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54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黃正昌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10年度上訴字第587號，中華民國111年5月9日第二審確定判決（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380號，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8408號、第9196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　㈠本案係發生於民國000年0月0日，本案確實有違憲法，原確定判決以侵害法益不大逕行判決，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黃正昌（下稱聲請人）於第一次提出再審時，有將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765號（聲請狀誤載為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762號）裁定意旨照抄於再審書狀中，符合法定之新規性要件，故再提出原確定判決認定證據部分應不予採信而無證據能力。　㈡請依職權勘驗警訊筆錄，全程員警製作筆錄時，拿出一疊照片是從109年2月17日至109年7月15日拍攝，包括在私人領域、住家、工作地點，並未依程序聲請跟監、監聽及在7日內陳報法院，反而繼續行使侵犯人權通訊、隱私。聲請人深知要開啟再審之門非常困難，但員警侵害個人隱私及秘密通訊甚鉅，承審法官豈可視而不見。另聲請人從來就沒有見過張志豪，又怎麼能夠販毒給他，請替聲請人作主，以昭沉雪。二、經查：　㈠本件聲請再審意旨除重申聲請人所謂之事實經過而否認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張志豪外，並未敘明係依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項何款規定聲請再審，復未提出任何證據供參，又聲請意旨所陳事實經過經核與其否認犯罪之辯詞大致相符，業經原確定判決詳加論述不予採信之理由，況聲請人曾提出與張志豪的對話錄音2份、與王精鑽的對話錄音1份，據以對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經本院認此部分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駁回該次再審之聲請確定在案，聲請人嗣以同一理由聲請再審後當庭撤回聲請等情，業經調取本院112年度聲再字第30 號、113年度聲再字第133號案全卷核閱屬實，故本次聲請再審仍係以聲請人自己之說詞，而為相同之主張，此部分聲請意旨乃屬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3 項規定，即非適法。至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性質上係為法律見解之統一而為之裁判，並非認定犯罪事實有無之證據，自非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所定之「新證據」，亦不能據以作為再審事由之「新事實」，故聲請再審意旨主張以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765 號裁定作為聲請再審之新事實、新證據，顯與刑事訴訟法第 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新事實」、「新證據」之要件不合。　㈡按再審及非常上訴制度，雖均為救濟已確定之刑事判決而設，惟再審係為確定判決有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救濟程序，非常上訴程序則在糾正確定判決之法律上錯誤，如認確定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則應依非常上訴程序循求救濟，二者迥然不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236號裁定意旨參照）。聲請再審意旨固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765號裁定為據，主張警方對聲請人非法跟監、監聽所取得之證據，應無證據能力云云。惟原確定判決已說明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權衡後，認王精鑽持用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購毒者張志豪持用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所為通話之通訊監察譯文，應有證據能力，自得採為對聲請人不利認定之依據之旨，顯見原確定判決已卷內此部分不利聲請人之客觀證據，為何得為採用妥為斟酌，自無再行勘驗警訊筆錄之必要，又原確定判決已關於此部分證據採認結果，並經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3889號判決予以維持，故此部分聲請再審意旨形式上雖謂以此為由聲請「再審」，惟實質上不外指摘原確定判決以無證據能力之證據作為判斷聲請人有罪之依據等情事，核屬原確定判決是否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違法，若聲請再審意旨此部分主張為可採，自應循非常上訴程序救濟。三、綜上所述，聲請人所提本件再審之聲請，所持理由乃係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或應循非常上訴程序救濟，堪認本件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自應予以駁回。又本件屬同一原因聲請再審之程序不合法案件，並無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規定通知聲請人到場之必要，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周青玉

2025-03-31

KSHM-113-聲再-154-20250331-1

抗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再審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23號抗告人即聲請人曾心鳳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再審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 4年2月20日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2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聲請人曾心鳳（下稱抗告人）於告訴人張米騏提告之前，就有協商還錢，也有送餐券、禮券做補償，故聲請人不構成犯罪，僅為單純民事糾紛，告訴人卻未向法院告知此情，請撤銷原裁定，准予再審云云。二、按刑事訴訟再審制度，乃判決確定後，以認定事實錯誤為由而設之特別救濟制度，兼顧刑事訴訟之發現真實，及發揮再審特別程序之個案救濟功能，以避免冤抑。而刑事訴訟法第 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又同條第3項規定：第1 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且該事證本身可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卷內之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觀察，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為受判決人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始得聲請再審。是為受判決人利益聲請再審所憑之新事證，除須具有未經判斷之嶄新性（或稱新規性）外，尚須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或稱明確性、顯著性），二者均不可或缺，倘未兼備，因與上揭法定聲請再審事由不符，應認其聲請再審為無理由。至於所謂「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係指與原判決所認之罪名比較，其法定刑較輕之相異罪名而言；至於同一罪名之有無加減刑罰原因，僅足以影響科刑之範圍，惟其罪質並無改變，即與罪名是否相異無關，自不得據為聲請再審之原因。從而自首、未遂犯、累犯等刑之加減，並不屬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指罪名之範圍。而宣告刑之輕重，乃量刑問題，亦不在本款所謂罪名之內。三、經查：㈠、抗告人因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為詐欺取財罪，前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審訴字第59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 年，於民國113年8月6日確定。抗告人以坦認犯行，但於告訴人提告之前已經有所賠償，告訴人並未證述及此，認應從輕量刑，據為提起再審，然此部分關於抗告人犯後有無賠償告訴人、賠償數額多寡等情，均屬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列之犯後態度，為量刑輕重所應審酌，即屬量刑問題，與犯罪是否成立之判斷無關，況且抗告人所犯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為詐欺取財罪，並非告訴乃論之罪，縱使有賠償和解，告訴人亦無法撤回告訴，是揆諸上開說明，該再審理由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要件明顯不符，原審因而認其所提再審為無理由，予以駁回，尚無違誤。㈡、至於抗告人提起抗告，又主張是民事糾紛，應該判決無罪云云，與原審所出之再審理由不同，惟原確定判決已經說明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均坦承犯罪，核與告訴人、相關證人指述暨如判決附表「相關書證欄」所示證據相符，並非僅單純之債務不履行，抗告人構成前揭犯罪，自不因告訴人提告前已經有所賠償而異其認定，仍非適法之再審事由。四、綜上所述，原裁定以本件聲請再審無理由而予駁回，並無不合。抗告意旨並未具體指摘原裁定有何違法或不當之情形，本件抗告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黃宗揚　　　　　　　　　　　　　　　　　　　法　官　林青怡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呂姿穎

2025-03-31

KSHM-114-抗-123-20250331-1

抗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32號抗告人即受刑人陳祥慶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 年2 月24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75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陳祥慶(下稱受刑人)所犯之數罪，依黃榮堅所著「數罪併罰量刑模式構想」亦主張累進遞減原則，宜自各刑相加後酌減3 分之1 以上，且於廢除連續犯後雖依法應一罪一罰，但定應執行刑時，其他各級法院判決均抱以憫恕比較合乎公平比例原則之裁定。受刑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23罪，其中㈠編號2 至13曾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以101年度訴緝字第28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3年2月確定；㈡編號14至16曾經高雄地院以10 1年度訴字第557號、第629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0年確定；㈢編號17至23曾經高雄地院以101年度訴字第680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5年確定。上述㈠至㈢分別所示之應執行刑，與本件所定應執行刑28年，分別相差8至15年不等，本件應考量受刑人犯罪時間之密接性及個人情狀定其應執行刑，始較符合公平比例原則，原裁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28年過高，請求寬減刑期及撤銷原裁定等語。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應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刑期部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53 條、第51條第5 款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審法院於酌定應執行刑之量定，如未違背刑法第51條各款或刑事訴訟法第370 條第2、3項所定之方法或範圍（即法律之外部性界限），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者（即法律之內部性界限），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 13年度台抗字第1510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 　㈠本件聲請與一事不再理原則無違，且符合數罪併罰之定刑要件: 　　受刑人犯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罪，先後經法院以判決判處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刑，均已確定，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各該刑事裁判在卷可稽。又本件聲請就受刑人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23罪合併定執行刑，惟其中編號1 、20至23之罪，前經高雄地院以102年度聲字第2728號裁定（下稱A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確定（原審卷第53至55頁，罪名、宣告刑等詳如原裁定附表一、二），其中編號2 至19之罪與原裁定附表三編號1 至3 之罪，前經高雄地院以102 年度聲字第38 33號裁定（下稱B裁定）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9年6 月確定（原審卷第57至61頁，罪名、宣告刑等詳如原裁定附表一、三），現並依法接續執行A、B裁定之合計有期徒刑39年6 月刑期等節，有A、B 裁定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本件聲請定執行刑之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23罪，雖前曾經另案分別裁定定應執行刑，但本件聲請仍與一事不再理原則無違，且符合數罪併罰之定刑要件，業經原裁定論述甚詳（原裁定理由參照)及有高雄地院113 年度聲字第472號裁定在卷( 執聲卷內)可佐，並經本院審核後認與卷內資料相符且無違誤，參以本件係檢察官向法院提出定執行刑之聲請，抗告人提起抗告並僅係爭執原裁定所定應執行之刑過高，就本件得定應執行部分並無爭執，是本院就本件聲請與一事不再理原則無違，且符合數罪併罰之定刑要件，均不再重複論述，先予說明。　㈡抗告意旨雖以前揭情詞，主張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8年過高，而請求寬減刑期及撤銷原裁定。惟查：　　1.原審審酌受刑人犯各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轉讓禁藥罪、販賣第一級及第二級毒品（既遂、未遂）罪，均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或藥事法之罪，而原裁定附表一編號1 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係戕害受刑人自身健康、間接影響社會治安，其餘所犯之轉讓禁藥罪、販賣毒品罪（共 22罪），則促進毒品擴散，危害國民健康及社會秩序，此等部分之犯罪型態及手段相似，亦非侵犯具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專屬法益，於定執行刑時之非難重複程度非低，並考量附表一所示各罪曾經法院定如附表一「說明」列所示應執行刑之刑度，參酌受刑人以前開書面表示希望法院從輕定刑之意見，兼衡責罰相當與刑罰經濟之原則、受刑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總體情狀，就受刑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刑，定其應執行刑28年。　2.本院審酌原審所定應執行之刑，既未踰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之法律外部性界限（即有期徒刑30年），復未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並已考量原裁定附表一各罪之具體罪名，其所犯轉讓禁藥、販賣毒品等罪之犯罪手段相似，侵害法益並非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專屬法益，對法益侵害之非難重複程度非低，及受刑人整體犯行的應罰適當性(責罰相當與刑罰經濟之原則)，受刑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暨受刑人意見等情，而為受刑人定應執行刑 28年。縱原審未記述時間及空間之密接程度，且所定刑結果不如受刑人所預期，但原裁定附表一均已列出受刑人所犯23 罪之各罪之犯罪時間，數罪間之犯罪時間關係已為原審所知悉，且經本院觀受刑人上述犯罪時間係自99年4 月間起101 年3 月間止(詳原裁定附表一犯罪日期所示)，時間長達近2 年，顯非短時間內密接所犯，併審酌被告所犯數罪中多數犯罪(原裁定附表一編號3 至23)均屬促進毒品擴散之「販賣」毒品(既遂、未遂)罪，種類更包括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並非因毒癮而單純持有、施用毒品之犯罪，已部分反應受刑人之人格及犯罪傾向。況受刑人原裁定附表一編號2 至13、14 至16、17至23所示之罪，前經法院分別定應執行刑時，已受相當恤刑利益而分別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3年2 月、20年、15 年之情況下，再連同原裁定附表一編號1 所示有期徒刑10月予以加總，合計高達有期徒刑「49年」之情況下，原審猶於檢察官聲請就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23罪定應執行刑，並未逕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0年(即刑法第51條第5 款但書所規定多數有期徒刑所定應執行刑之上限），而在綜合考量各罪間之關係、受刑人整體犯行的應罰適當性等整體情況下，再予以裁量減少受刑人部分之刑，而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8年，則原審乃於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目的之範圍內，本於其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要無違背比例原則、公平正義、罪責相當原則之情形，更無定應執行刑過重之違誤。另執行刑之酌定，並無必須按一定比例、折數衡定之理，學者關於定執行刑之意見，雖可供法院審判上參考，但並無拘束效力，不得執以指摘原裁定不當。又個案情節不一，難以比附援引，自無從引用他案定應執行刑之比例及結果，作為本案酌定之刑是否適法之判斷。從而，受刑人仍以上述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定應執行刑過重之不當，請求再予從輕，為無理由。三、綜上所述，原裁定就附表一各罪所定之執行刑，既未逾法定刑範圍，亦無違內部、外部性界限，復無過重之失而尚屬裁量權適法之行使，受刑人執首揭情詞指摘原裁定定應執行刑過重之不當，求予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抗告。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莊珮吟　　　　　　　　　　　　　　　　　　　法　官　林永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葉姿敏

2025-03-31

KSHM-114-抗-132-20250331-1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偽造文書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88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簡薇玲上列聲請人因偽造文書等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上更一字第4號，中華民國111年6月30日第二審確定判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 7年度訴字第367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5936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詳如附件一至五聲請再審狀、陳報及補呈證物狀、補呈理由狀所載，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聲請再審。二、按有罪判決確定後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必其聲請理由合於同法第420條第1項所定情形之一者，始得准許，而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新事實或新證據」則係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依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可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使受有罪判決之人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者而言；亦即該「新事實」、「新證據」，除須具備在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嶄新性」（或稱「新規性」、「未判斷資料性」）要件外，尚須單獨或與先前證據綜合判斷，明顯具有使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對受判決之人改為更有利判決之「顯著性」（或稱「可靠性」、「明確性」）特質，二者均屬不可或缺，倘若未具備上開「嶄新性」及「顯著性」要件，即不能據為聲請再審之原因。申言之，即以各項新、舊證據綜合判斷結果，不以獲致原確定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不存在或較輕微之確實心證為必要，而僅以基於合理、正當之理由懷疑原已確認犯罪事實並不實在，可能影響判決結果或本旨為已足；但反面言之，倘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者，仍非法之所許。從而聲請人依憑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綜合評價結果，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者，即無准許再審之餘地。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綜合聲請人簡薇玲不利於己部分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黃香瑾之指證、證人呂光輝於偵查中之證詞及證人即上訴人姪女簡曉育之證述，暨案內其他證據資料，本於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推理作用，相互勾稽結果，憑以判斷認定聲請人犯有：㈠明知告訴人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土地及建物之所有權人，其並無出售前開房地之意，亦未向上訴人收取購屋訂金，僅為償還對銀行及上訴人之債務，乃按上訴人之提議，將前揭房地以買賣為名而移轉登記在不知情之簡曉育名下，以便貸得款項。嗣因雙方債權債務關係發生爭議，上訴人乃以簡曉育為原告向告訴人提起遷讓房屋之民事訴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4年度雄簡字第2341號），因第一審敗訴，於同法院以105年度簡上字第331號上訴審審理期間，仍擔任訴訟代理人之上訴人為求勝訴，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先私自繕打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編號1所示之預付購屋訂金新臺幣（下同）300萬元之「收據（證明）」，並偽造「黃樹桃」署名，盜蓋保管中之「黃樹桃」印章，偽造該「收據（證明）」（下稱甲文書）正本後，將之影印，以書狀向法院陳報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甲文書影本，用以證明雙方買賣關係存在。㈡另上訴人明知先前交付予告訴人之發票人為黃政雄之空白支票2紙，係擔保上述房地借名登記於簡曉育名下之用，並無遺失情事，詎其為阻撓告訴人行使票據權利，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自行書寫如附表編號3所示由告訴人證明上訴人遺失上開2紙空白支票之證明書，並盜蓋「黃樹桃」印章，完成偽造該私文書（下稱乙文書）正本，復將之影印為附表編號4所示之影本，持以出示於代告訴人保管支票之呂光輝閱覽而行使之犯罪事實，已依序記明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復就如何不足為聲請人有利之認定，亦論述明白，之後因聲請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後，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874號判決認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駁回上訴而告確定，有各該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 份附卷可稽，且經本院調取上開案卷核閱無訛，原確定判決業已詳述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及憑以認定之理由，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反經驗或論理法則，以及證據漏未調查審酌之情形。　㈡聲請人提出以下文書，記載訴外人李惠玉曾見證或知悉以下事項：1.99年9月22日見證切結書：李惠玉於99年9月22日在呂光輝住處2樓陽台，見證告訴人與聲請人簽立甲文書，告訴人曾在該文書簽收欄親簽姓名，並親自蓋印等語（本院卷第159、219頁）、2.99年9月30日見證切結書：告訴人有在乙文書證明人欄親自蓋印，聲請人提供影本給呂光輝保存，遺失證明書經聲請人書寫後，請告訴人、黃聖發親自蓋印確認，聲請人告知呂光輝、告訴人、黃聖發該2張遺失支票不作為任何擔保（包括買賣○○路OOO號房屋一棟），經李惠玉當場確認呂光輝、告訴人、黃聖發見證切結書內容後蓋印以資負責等語（本院卷第223頁）、3.99年10月4日切結書：告訴人承認曾於99年9月29日在聲請人書寫之乙文書蓋印，並同意日後就○○路OOO號買賣，要說是為了房子貸到更多錢，才用簡曉育名字買房，聲請人先借款，再利用借款人名義提高貸款等詞陷害聲請人，以防黃政雄告呂光輝，告訴人願配合呂光輝，且保守呂光輝陷害聲請人秘密，如違反約定，告訴人願受呂光輝處罰，此張切結書特請黃聖發、李惠玉見證等語（本院卷第157、221頁）、4.113年5月4日見證真相書信：印鑑小章確在告訴人身上，告訴人還害聲請人背了偽造文書、重利罪等語（本院卷第13頁）、5.106年12月29日見證切結書：告訴人辦理○○路OOO號房地過戶時，未將印鑑章交予聲請人，該印鑑章一直在告訴人身上，係其親自在甲文書、乙文書上蓋章用印。另黃政雄為發票人之空白支票2張，是告訴人自聲請人皮包所偷，目的是要給呂光輝抵債，呂光輝是應告訴人要求，始於警詢及偵查中虛偽作證，以上事項均由李惠玉親自作證，為呂光輝、告訴人所確認紀錄等語（本院卷第15頁）。經查：　1.原判決經調查相關證據，並互核證人呂光輝於偵查中之證詞，及告訴人始終堅稱：未與簡曉育就本案房地有何買賣契約存在，亦無實際買賣價金交付，雙方僅為借名登記關係，否認曾在甲文書簽名、用印等語、暨其曾將2張空白支票交給呂光輝保管，未同意或授權聲請人蓋章，是事後才看到乙文書等語，認甲、乙文書所載內容，明顯與告訴人於相關訴訟程序中表達之真意背反。衡情聲請人提出上開文書內容若為實在，告訴人簽立甲、乙文書時既有李惠玉在場見證，又其曾向李惠玉自承簽立乙文書，並稱係欲配合呂光輝設詞陷害聲請人等語，均屬對聲請人有利事項，聲請人為求自清，理應於原審訴訟過程中主張上情，並提出上開書證，或聲請傳喚李惠玉到庭作證，詎聲請人均未如此為之，迄本件聲請再審時，始提出上開資料，此遲延提出對己有利證據之風格，與簡曉育另案對告訴人提起牽讓房屋（即○○路OOO號房屋）民事訴訟案件（下稱另案遷讓房屋案件），由聲請人擔任訴訟代理人，於該案一審期間均未能提出甲文書，係上訴二審期間之106年間，突稱尋獲甲文書並加以提出等情即屬相符，由此聲起人屢屢遲延提出對己有利證據，與一般訴訟參與者均會盡快提出有利事證等情，已不相符。又聲請人於106 年12月13日警詢時供稱：「（問：提示告訴人提示之告證4 之收據資料（即甲文書），是否為你於106年3月31日陳報補呈民事法院證物？）答：沒錯」、「（問：該收據資料製作，何人製作？有何人在場？於何時？何地？）答：我所製作。我與黃樹桃（意指黃香瑾）2人。時、地我忘了」、「（問：該收據製作時，內容之甲方簡曉育為何沒於現場？）答：因為簡曉育委託我本人辦理」等語（警卷第2至3頁），所稱甲文書製作當時，僅其與告訴人在場，與前開切結書所載，李惠玉曾在場見證告訴人與聲請人簽立甲文書等節亦有不符，益證上開文書所載內容是否為真，確屬有疑。　2.常人遇有所持支票遺失事件，應立即向警方報案或向銀行申請掛失止付，以維護自身權益，被告稱其支票遺失，卻未報警或掛失，僅要求告訴人在乙文書蓋印證明支票遺失一事，已與常情相違。又除告訴人外，另有第三人李惠玉先於99年 9月30日書立切結書，見證告訴人曾在乙文書蓋印，相隔數日後，復於10月4日再度書立切結書，見證告訴人自承在乙文書上蓋印，此針對同一事件於短時間反覆見證等情，更顯怪異。尤有甚者，聲請人所持支票既已簽立遺失證明，日後該支票如何遭他人使用，均與其無關，在此情形下，其於99 年9月30日聲明，該遺失支票不作為任何擔保等語（包括買賣○○路OOO號房屋一棟），尚特別強調支票不供作擔保支用，已嫌多此一舉，其中提及○○路OOO號房屋買賣等語，更係與告訴人日後主張系爭支票係聲請人交付，供擔保○○路OOO 號房屋借名登記於簡曉育名下之用等情相關，聲請人主張支票遺失，卻早於告訴人為上開主張前，即特別要求他人見證前開與支票遺失本旨無關之事項，更有欲蓋彌彰之嫌，實難認前開切結書所載為實在。　3.從而，聲請人提出前開文書，形式上雖蓋有告訴人及李惠玉之印文，然其提出文書之過程、時間點與常情有違，其中內容除與告訴人於本案一貫主張相反外，亦與聲請人曾經之說詞有異。此外，李惠玉於短時間內反覆見證相同事項，其中文書記載亦有欲遮掩罪嫌，而與見證事項本旨不符等情，均屬異於常理，其內容真實性仍待考驗，難認為真。　㈢聲請人另提出陳清得於本院110年度上訴字第205號誣告案件（下稱另案誣告案件）筆錄影本、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94 號裁定、告訴人開立支票、李惠玉於99年12月8日簽立之切結書、告訴人與呂光輝簽立之99年1月8日、1月29日消費借貸契約書影本，主張以下事項：　1.證人陳清得於另案誣告案件審理時證稱：當時告訴人欠呂光輝錢，他們在處理房子賣賣的問題欠我及呂光輝600萬元，經陸續分3次還300萬元及1筆48萬元後，還欠呂光輝252萬元，99年間呂光輝邀我載他去告訴人家，要問後續這252萬元如何處理，告訴人當時拿了兩張支票給呂光輝，說支票是跟聲請人借的，經過一段時間，呂光輝才說那兩張支票是聲請人放在告訴人那邊，呂光輝怕發生紛爭會牽扯到他，所以叫告訴人簽切結書，就是附件3這張，我是在呂光輝家中看告訴人寫的等語（本院卷第181頁），可認：⑴告訴人有收受甲文書所載300萬元用以返還積欠陳清得、呂光輝欠款。⑵呂光輝知悉告訴人交付之黃政雄支票2張，非作為○○路OOO號房屋借名登記予聲請人之擔保，而係告訴人向呂光輝借款252萬元償還前向長浤公司借款之擔保、⑶告訴人有在乙文書上簽名之事實。　2.告訴人因積欠呂光輝252萬元，曾由聲請人於99年7月20日向長浤公司借款252萬元代償該筆債務，告訴人開立4張支票（票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供長浤公司作為借款擔保，其中票號0000000號支票背面記載告訴人於9 9年6月29日、7月21日、9月21日，分別收受聲請人給付買賣 ○○路房屋價款100萬元，並加蓋有告訴人及黃聖發之印章。另觀之告訴人與呂光輝99年1月8日、1月29日簽立之消費借貸契約書，亦記載告訴人於99年7月21日、9月21日各返還10 0萬元等事實。嗣因告訴人提供前述黃政雄支票供擔保，再向呂光輝借款252萬元清償前向長浤公司之借款，呂光輝因此取得上開4張支票，並於病逝前將該支票交予陳清得收執（現陳清得與告訴人就該支票債權正在進行訴訟當中）。另告訴人係怕陳清得再向其追討300萬元，故於99年12月8日要求黃聖發、李惠玉在呂光輝家中簽立見證切結書見證上情，並記明告訴人以買賣○○路房屋價款清償呂光輝債務一事。經查：　⑴經就告訴人提告本案提出之乙文書，與陳清得前證稱曾見證告訴人簽立之文書（即另案誣告案件上訴狀附件3），兩相對照結果，陳清得見證內容，較告訴人提出版本，多出以藍筆加註「99.12.19呂家簽給陳清得（存）」、「黃樹桃印章我蓋的」等文字，可認該陳清得見證版本，明顯有事後補載文字，則依陳清得所述，告訴人自承乙文書為其親自蓋印，呂光輝當下知悉告訴人交付者乃聲請人前主張遺失之支票，為免日後執票權利受影響，理應要求告訴人另提供其他擔保，詎呂光輝未如此為之，反而在告訴人已不爭執狀況下，要求其在乙文書上加註文字，確認其上印文為其所蓋印，嗣又不親自持有該文書，將之交由與持票事項無關之第三人陳清得留存保管，所為顯與常理不符，況告訴人於另案誣告案件 112年1月3日審理時到庭，否認曾簽立上開陳清得提出文書等語（見該案院卷三第153頁），自徵陳清得前開證述內容，並非可採。　⑵聲請人主張陳清得執有告訴人開立之前開4張支票，現就該支票債權正與告訴人進行訴訟（高雄地院112年度簡上字第255 號），欲證明陳清得前證述內容為真。惟經參諸聲請人前揭所陳，告訴人係因向長浤公司借款，始開立上開支票供該公司作為擔保，嗣因告訴人再向呂光輝借款清償積欠長浤公司債務，呂光輝始因此取得上開支票，並於病逝前將支票交予陳清得收執，則上開支票至多僅能證明告訴人曾向長浤公司或呂光輝借款，無從憑之認定告訴人曾取得聲請人交付買賣房屋價款300萬元，並再交予呂光輝清償債務一事。另經本院調取告訴人與陳清得上開訴訟案卷核閱結果，該案係因陳清得持有告訴人開立票號OOOOOO、OOOOOO本票，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告訴人始對其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此與聲請人所指前述涉訟原因，係因陳清得持有前開4張支票與告訴人進行訴訟等節，已有不符。另陳清得於訴訟過程雖辯稱：因告訴人積欠長浤公司欠款，曾開立4張支票供該公司擔保，後因告訴人拜託呂光輝向伊借款252萬元，經伊借款予呂光輝後，呂光輝稱欲將該款項交予告訴人，後呂光輝因生病，始將上開2張本票交予伊，並稱欲把對於告訴人債權讓與給伊等語，然依陳清得上開辯詞，同無法得出聲請人與告訴人有買賣房屋並交款300萬元之事實。況上開訴訟經法院審理結果，認陳清得不能舉證證明上開本票之真正，故而判決確認其對於告訴人之本票債權並不存在，有該案一審判決（即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雄簡字第386號判決）在卷可參，自難認陳清得前開所述為可採。　⑶聲請人提出票號0000000號支票、消費借貸契約書、見證切結書，主張告訴人曾收受買賣買賣○○路房屋價款300萬元，再用以清償積欠呂光輝債務等情。然聲請人於其擔任訴訟代理人之另案牽讓房屋案件審理時供稱：「（問：約定買賣價金為多少？）答：因為那時候是委託代書辦理，那時候約定的買賣價金是300萬元」、「（問：你如何交付被上訴人300萬元？）答：被上訴人（即告訴人）自承大眾銀行的欠款100 多萬，這是她先生的債務，由被上訴人作擔保，被上訴人自己還有台新銀行的貸款100多萬，還清兩家銀行欠款後的餘額我有交給被上訴人，她當時對此都沒有意見，現在卻說她沒有收到錢」等語（見原審調簡上卷第24至27頁），所述係先代償告訴人銀行欠款後，再將餘額交予告訴人等節，與其提出前開事證顯示係各交付100萬元，共300萬元予告訴人收受等情已有不符。　⑷再者，300萬元金額非小，若確有交付情事，為保障雙方權益，理應於各次收款時即載明此事。觀之聲請人所稱告訴人開立前開支票，係供做他筆債務借款擔保所用，其中票號0000 000號支票背書欄雖記載，告訴人曾於99年6月29日、7月21 日、9月21日各收款100萬元等文字，再由告訴人、聲請人於上簽名，並在旁註明99.12.8，表示係於該日簽名確認之意。由此記載形式以觀，告訴人於99年12月8日簽名之前，既早已收款300萬元完畢，為何還要在與該收款事項完全無關，僅係供作他筆債務擔保所用之支票背書欄，重新記載前開收款事項，已令人不解。再就聲請人提出上開見證切結書內容記載，告訴人於99年12月8日要求李惠玉見證，其曾於前開支票背書欄記載以上收款事項，衡以告訴人既已在支票背面簽名確認收款一事，為何於同日又要求李惠玉簽立切結書對此重複加以見證，亦與常情有違。另該票號0000000號支票，背面共有2款告訴人不同之蓋印，合計印文共計20餘枚，此特殊之蓋印風格，已經原確定判決認定：告訴人自承開立之其他支票（原審訴三卷第237 頁、第257 頁至第265 頁），無前述高密度蓋印之習慣或風格，反觀聲請人於訴訟過程中自行提出，且自稱係告訴人所蓋印，然均經告訴人否認之多份文書，與前述用印習慣類似，衡諸常人若有用印需求，持自己持用一顆印章蓋印即可，何須同時以兩枚作用無異之個人私章蓋滿整張票據，顯與一般常理大相逕庭等語明確，自足質疑上開支票背書欄記載事項恐非實在。至聲請人另提出呂光輝與告訴人簽立之消費借貸契約書2張，雖有記載告訴人各於99年7月21日、9月21日返還100萬元，取回99年1 月8日、1月29日支票等文字，初不論聲請人如何取得該契約書，又為何遲至聲請再審時始加以提出等情，觀之該契約內容，僅見告訴人於「立書人借用人」、「乙方簽收欄」、「立契約書人」欄位簽名蓋印，至貸款人呂光輝部分，僅於「立書人貸與人」欄記載姓名（未用印），其餘欄位則未見有任何簽名、用印，此與一般契約簽立格式，契約雙方均會在上簽名等情，即有不符。又該告訴人簽名、蓋印處，均劃有大叉記號，衡以一般文字書寫後再予以劃叉，應係表達書寫錯誤欲予刪除之意，由此形式以觀，亦難認告訴人確有簽名、蓋印之意，自難憑此資為對聲請人有利之認定。　⑸綜上，聲請人所提上開事證，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非屬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新證據。　　　㈣聲請人另主張李惠玉於前揭切結書、見證切結書之指紋及蓋印均為真正，已經本院110年度重上更一號第2號判決予以確認等節，經調取該案卷證查閱結果，法院係因李惠玉曾提出書面，自承於該判決附表二所示文件上蓋印，故認該文件非聲請人所偽造，並未就李惠玉前揭切結書、見證切結書印文是否真正等節予以判斷，有該案判決1份存卷可參，聲請人前開所指，自非可採。　㈤此外，聲請人聲請向屏東潮州土地銀行調取本案由代書製作之房屋買賣契約書，檢附向該銀行貸款資料，證明聲請人確實依房屋買賣契約書所載訂金欄300萬元交付訂金予告訴人等節，早經高雄地院民事庭法官於聲請人與告訴人另案遷讓房屋訴訟中調得該份契約書，再經原審調取該案卷後，將契約書影印附卷（原審調簡上卷第93至100頁）。嗣原確定判決經綜合審酌卷內相關事證，認聲請人於擔任另案遷讓房屋民事案件訴訟代理人，於一審時始終未能陳明買賣價金，上訴二審後，一開始稱買賣價金總價為300 萬元云云，嗣經調得上開契約書後，始改稱：買賣總價本來就是600 萬元云云，至本案審理時亦延續在後改稱之600 萬元買賣總價。聲請人就買賣價金數額前後竟出現落差達3百萬元之矛盾陳述，實與一般買賣常情相異；且其一開始參考貸款金額陳述買賣價金為300萬元，嗣後又為配合法院調取之銀行證據資料改口為600萬元，斟酌其更改陳述內容之時點及過程，益見雙方根本未有討論買賣事宜或價金數額之事實，已詳細說明上開房屋買賣契約書不能採為對被告有利審酌之理由，聲請人就原審已調查斟酌之證據，重新聲請調查，並徒憑己意再事爭執，難認有理由。　㈥綜上所述，聲請人所執聲請再審之事證，除難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新證據之確定性、顯著性要件外，其餘部分係就原確定判決審理中已存在之證據，徒憑己意，任意指摘，或為相異之評價，自無從依該條規定聲請再審。本件聲請再審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黃宗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楠婷

2025-03-31

KSHM-113-聲再-88-20250331-1